作者：信自力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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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智慧 孟子的智慧(上)试读：
前言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我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纵观孔子一生，他先是对教育内容进行了根本性变革。他把传统“六艺”教育转化为“六经”教育，把道德教育提到首要位置，德智一体而德为主导。
他以“学而优则仕”为教育目的，要把学生培养成有道德、有理想、有治国才干的贤人君子。他对学生一视同仁，倡导“有教无类”，以人性的平等为教育的平等奠下了哲学的基础。
他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原则和方法论，以及关于教师的理论等。他所做这一切，最后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深刻影响并规定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路向。
孔子还总结了以前从政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他的政治社会观，这就是“仁学”思想。“仁学”的核心是“爱人”。孔子把“仁”这一概念上升到哲学范畴。孔子的“仁”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标准，又是决定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爱人”包括相当广泛，要求人人互相尊重，要贯彻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忠”要求的是积极为人，“恕”要求的是推己及人。
孔子还提出了一套实现“仁”的方法，主要的就是“克己复礼”，即要用道德规范来从内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道德规范是外在的，所以要实现“仁”，主要还是靠内心自觉。
严格说来，孔子不是一位哲学家，但他作为思想家，也有自己的方法论，这就是“中庸之道”。孔子承认，事物的变化转移是由于矛盾的存在，他看到事物都有“两端”。为要处理好“两端”，孔子提出了他的中庸思想。
孔子晚年主要精力是放在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方面。他一方面把《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典籍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本，另一方面又用不少时间对这些典籍加以整理。他整理编排《诗》 《书》，编订《礼》《乐》，解释《周易》，对历史文化的整理做出了贡献。
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姓孟名轲，字子舆、子车或子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民主思想的先驱。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及其门人著有《孟子》一书。
孟子曾就学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并很快精通了《诗》《书》《春秋》等经典。后经过青年时期的饱学和刻苦钻研，终于成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在政治思想上，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加以发展，提出了“王道”“仁道”的学说。所谓“王道”，就是用“仁义”来治理天下。怎样才能实现“王道”呢？孟子设计了一套“仁政”方案。
孟子提倡“性善”，认为每个人生下来的性情就是善的，每个人都有天生的“良知”和“良能”, “良知”“良能”表现为仁、义、礼、智4种善端。
孟子在60多岁时，用余年精力整理自己的“王道”“仁道”“性善”思想，和学生们一起写成了《孟子》一书，共7章。《孟子》一书是优美的古代散文集，它文字流畅，说理精辟，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此，我们特别编撰了本书。主要是根据广大读者学习吸收的特点，除了介绍孔子、孟子的生平故事，还在忠实《论语》和《孟子》原著基础上，除了配备原文外，还增设了简单明白的注释和白话新解，同时还配有相应启迪故事等，非常易于阅读和理解，是广大读者学习儒家经典智慧的上佳读物，相信大家从中会获得新的感受和新的意蕴。第一章孔子生平和言论孔子的生平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姓孔名丘，字仲尼。生于东周时期鲁国陬邑，即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我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从小地位贫贱，所以干过很多杂活。他生在文化空气浓厚、历史悠久的鲁国，由于鲁国曾是周公封地，保留着周朝的文化传统，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孔子聪敏好学，幼年就把小碗小盘之类作为祭器，做练习礼节的游戏，稍大后，对于周礼、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这“六艺”也都无所不学。通过勤奋学习，孔子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并培养了自己的积极进取精神。
孔子由于后来在政治上的愿望无法实现，就通过授徒讲学来培养人才，来实现政治理想，结果却开辟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20多岁时，孔子招收鲁国人曾点、颜无由、秦商、冉耕等弟子授业讲学，从此便开始了办私学的教书生涯。
孔子51岁时有机会从政，先后担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后来升任司寇。55岁时，国君让他代理宰相。孔子听到这个喜讯后非常高兴。
上任以后，孔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礼制教化，他把扰乱国家统治秩序的贵族给处决了，在百姓之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了加强王权，他开始削弱三桓的势力，使鲁国渐渐地强盛起来。
孔子在鲁国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鲁国强盛起来。相邻的齐国君臣看到这种形势，担心会威胁齐国的安全。于是，他们决定从国内挑选美女和骏马送给鲁国国君，目的是使他们迷恋声色，怠于政事，进而疏远孔子。
鲁定公和贵族大臣果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些礼物，天天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国事朝政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孔子想劝谏国君，但国君躲在宫里不肯见他。他心知振兴鲁国是没什么希望了，便带着弟子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征途。
孔子先后到了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等诸侯国，希望得到国君的任用，以便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可惜这些国君没有认识到孔子的价值。尽管道路坎坷，吃尽了苦头，但他仍然表现出为实现理想而忘我的奋斗精神。
孔子经过了14年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的生活，深知自己在政治上已经很难有所作为了，于公元前484年68岁的时候，回到了久别的祖国鲁国。此后，他致力于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
纵观孔子一生，孔子先是对于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根本性变革。他把传统的“六艺”教育转化为“六经”教育，把道德教育提到教育的首要位置，德智一体而德为主导；
他以“学而优则仕”为教育目的，要把学生培养成有道德、有理想、有治国才干的贤人君子；他对学生一视同仁，倡言“有教无类”，以人性的平等为教育的平等奠下了哲学的基础；
他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论，以及关于教师的理论等。
他所做的这一切，最后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深刻影响并规定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路向。即使是现代社会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孔子的教育思想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意义。
孔子还总结以前从政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他的政治社会观，这就是“仁学”思想。“仁学”的核心是“爱人”。孔子把“仁”这一概念上升到哲学范畴。孔子的“仁”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标准，又是决定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爱人”包括的面相当广泛。它要求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尊重，要贯彻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忠”要求的是积极为人，“恕”要求的是推己及人。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人都贯彻了“忠恕之道”，就能做到君主以礼来使用臣子，臣子用忠心来服侍君主，这样就可以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仁者爱人”还要求统治阶级能做到“举贤才”。孔子主张要不计较小错误，把优秀人才提拔起来，要让优秀人才在邪恶的人之上，这样就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孔子强调统治阶级只要选贤于众，就能使“不仁”的人难以立足，就可以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相互关心、相互尊重。孔子肯定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所以应该重视一般人民。由此，孔子更进一步提出，要想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给人民一些实际好处，不能光把老百姓当作役使的物件，而是要爱护人力，合理地使用劳动力。
孔子的“仁者爱人”既有对统治阶级的要求，也有对劳动人民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很高的。
孔子认为，要做到“爱人”是不容易的，必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办到，所以他强调要靠个人的主观努力。但每个人并不一定都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有的人甚至还会受到私心、个人无限制膨胀的欲望的干扰，从而不能实现“仁”。
为此，孔子又提出一套实现“仁”的方法，主要的就是“克己复礼”，即要用道德规范来从内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道德规范是外在的，所以要实现“仁”，主要还是靠内心自觉。这种思想虽有阶级性，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却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严格说来，孔子不是一位哲学家，但他作为思想家，也有自己的方法论，这就是“中庸之道”。孔子承认，事物的变化转移是由于矛盾的存在，他看到事物都有“两端”。为要处理好“两端”，孔子提出他的中庸思想。
所谓“中庸”，就是办事情要有一个适当的标准，要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叫作中；这个标准是经常性的，这叫作庸，庸就是常。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过”；没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及”。处理许多事情，都要合乎这个标准。
孔子的晚年，主要精力是放在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方面。他一方面把《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典籍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本；另一方面又用不少时间对这些典籍加以整理。他整理编排《诗》 《书》，编订《礼》《乐》，解释《周易》，对历史文化的整理做出了贡献。
孔子在71岁这一年，根据鲁国的历史，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写了一部《春秋》，提纲挈领地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200多年的天下大事。
在编写过程中，孔子把自己的主张渗透到字里行间，形成了一种写作风格，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春秋》，被称为“六经”之一。它不仅是我国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作品，而且也是世界上富有学术价值的古代文化瑰宝，它的整理和保存对研究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社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是由于孔子在文化上为中华民族立下如此不朽的丰功伟绩，就使他的名字和中华民族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孔子的贡献，中华民族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论语》的思想内涵《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博大的人文精神影响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理。《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集中表达，反映了孔子对交友、仁义道德、君子小人、社会国家、个人修养、学习育人等很多问题的深刻见解。其中，《论语》塑造出胸怀坦荡宽广、目光睿智机敏、待人谦虚有礼的君子形象，鲜明生动，成为人们仰之弥高望之弥坚的精神丰碑。1．《论语》的核心是“仁”
仁既指君子高尚的道德境界，也指这种道德修为在君子日常行为和政治活动中的表现，还指君子在求仁的过程中的种种作为，特别是他的道德反省和反思的能力。仁是孔子道德学说中最高的道德准则，孔子曾经说过：“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在道德与价值的选择上，非善即恶，非此即彼。因此不难理解，儒家的信徒主张不惜代价来促使“仁”的实现，即使这代价是他的生命。如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更以更精炼的话语将这种行为形容为“舍生取义”。中国古代有许多英雄般的人物，在面对善与恶的重大抉择时不偷生、不苟且，慷慨赴义，此时感召他们的，正是“仁”的精神。因此，我们对孔子道德学说的介绍，也以“仁”作为中心。
不过，以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仁”这样的古代哲学的概念，往往不会令人满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仁”的外文翻译。翻译本身就是一个理解、解释的过程，一个名词的内涵越丰富、越多层，它就越难以简单的方式翻译出来。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在其著作《孔子哲学思维》中介绍，在英文解释中，“仁”曾经被翻译成“慈”“爱”“利他”“善意”“宽厚”“同情”“宽宏大量”“完美的德行”“善”“人性”“博爱”等。这些翻译都多多少少地涉及了“仁”的一些特质，因此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显然，它们也都是很不全面的。
与对许多名词的阐述相似，我们在《论语》当中也能发现众多对“仁”的议论和阐发。与思辨哲学所推崇的逻辑严密性和概念精确性正好相反，人们在孔子那里很少能找到两次相同的对于“仁”的说法。譬如，同样是对学生樊迟讲述“仁”，孔子一次称“爱人”（见《论语·颜渊》）；一次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见《论语·雍也》），还有一次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见《论语·子路》）三次回答，差异迥然。“爱人”易于理解；“先难而后获”是指人只有付出辛劳，才能有所获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更为详细，规定了三种情况下的行为规范。在这里，孔子的论说依旧体现了因时因事随时变迁的特点。生活的状况千差万别，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仁”的表现也当然会各有不同，对于“仁”的言说自然也不可僵化。“刚毅木讷近乎仁”——何以为“仁”
依据《论语》中的种种言说，我们仍可以深入辨析“仁”的多重内涵。如《论语·学而》称：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子路》称：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与“刚毅木讷”正形成一对有趣的对比。前者形容擅长辞令、容貌和好，而且这样的辞令、容貌是为了顺承人意而造作出来的，其中有一些虚伪甚至狡诈的意味。后者则沉默寡言，质朴迟钝，但行事果敢刚毅，百折不回。两者相对比，后者接近于仁，而前者几乎没有仁。
这两句话指出了人之“仁”与“不仁”在其言语、容貌上的表现。在儒家的典籍中，“巧言令色”一直是一种令人怀疑的品质，如《尚书·皋陶谟》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论语·公冶长》亦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不仅是因为“巧言令色”是一种谄媚、低卑的态度，更因为这种态度蕴含了深刻的心机和狡黠的筹划，如司马迁《史记》描写赵王彭祖时所说：“赵王彭祖之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深刻。”这种内外不符的状况，表现的正是人的内在品质的丑恶。与此相反，孔子的得意弟子颜渊，“其心三月不违仁”，平日里正是一副木讷迟钝的表现。《论语·为政》称：“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在孔子面前闻听教诲的时候，唯唯诺诺，有如愚者，但受学而归，又能够对所学有所发明，于是可知，颜回并不愚笨。
颜回的“愚”，仁者的“木讷”，都是其心理状态和道德修养的外在体现：他们一心一意地投入自己的学习和修为当中，无暇留意于外在的矫饰；他们追求诚悫笃实的道德境界，内外一致，言行一律，自然会显得庄重稳健；他们的人格尊严则不允许他们在接人待物之时卑声下气以与世俯仰。因此，木讷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它源自君子内在的道德境界，也就是“仁”。
除了“刚毅木讷”，在《论语》中，“仁”或者说具有仁德的君子还表现出了另一些品质，如“人不知而不愠”“务本”（《学而》）、“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文质彬彬”（《雍也》）、“不忧不惧”（《颜渊》）等。有时，这些品质会通过对比的方式被指出来，最常见的是“君子”与“小人”的对比，譬如《论语·为政》：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述而》：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君子以诚信待人，小人则结党营私；君子胸怀坦荡，小人则经常凄凄惶惶；君子泰然自若而不骄横，小人则骄横自矜；君子遇事责己，小人则怨天尤人。把《论语》这些描述集中起来，我们就能够获得一幅较为立体、充实的关于君子的素描。对于君子而言，他的内在的修养可以称为“仁”，他的言语、态度、行为亦可称为“仁”, “仁”可以说是道德与实践的统一。
因此，木讷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它源自仁者内在的道德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儒家的信奉者有时还需要有意地排斥某些外在事物的影响。如《论语·颜渊》称：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由“其心三月不违仁”的颜渊来提问，孔子的回答也成为他对于“仁”的一次重要阐述。“克己复礼”四字在《左传》当中也曾出现，它意味着对个体欲望自发的约束和限制，使其回归到礼法所规定的范围内来。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孔子更是将“克己复礼”的准则推行至生活中视、听、言、行的各个方面：任何与“礼”相悖的情景、言语、行为等，都要主动地加以克服。这“四勿”很严厉，但它们只是君子成仁成德方面的一小部分。除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制之外，君子还需要专心求学，如《论语·子张》：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同时还能够克服困难。《论语·雍也》：（樊迟）问仁，（孔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需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论语·学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更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进行道德上的反思，使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背离仁德的要求。《论语·季氏》称：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可以说，儒家之成仁成德是一个漫长并艰难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需要终身实践的并且令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总会有各种特殊的境遇将君子抛入天人交战式的选择当中，对他的修为提出挑战。
孔子后学，也是孔子弟子曾参曾经说过：“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描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不难理解，修身的学说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方面，《礼记·中庸》的“慎独”，宋代理学家推崇的“居敬”等都与此密切相关。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儒家重视身心内外的修为，但与东西方的许多宗教思想不同，儒家并不厌弃世俗生活，对于人之欲望、情感等自然属性往往只采取较为温和的限制，那种刻意压抑感官甚至残破肉体的修行方法并不为儒家所取。同时，儒者的修为也较少宗教信徒中常常出现的出神入迷式的神秘主义色彩，儒家的“仁”与君子的关怀，始终是现世的，实践性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与“性”“仁”之难以成就，从孔子对这个词的慎重使用中可见一斑。整部《论语》当中，孔子只对得意弟子颜渊和齐国的名臣管仲称赞以“仁”，对其他人则绝不轻言此字，孔子甚至自称自己也未能达到“仁”的境界（《论语·述而》: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不过，《论语》中还记载了一些孔子的言论，似乎是说明“仁”也可以较轻易地获取，如《论语·述而》：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人若是想获得“仁”，它便自然会到来。这个说法与我们上文所谈的内容貌似相反，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个奇怪的言论包含着深刻的道理：人可以在现实中凭借自己的意志做出各种选择，无论是善是恶，但在根本上，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意识到何种选择才是正确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本能，也是“仁”之所以成立的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仁”并不是一种远离人的现实生存的冷冰冰的行为准则，而是从人的心灵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是人的本性中自然具有的，因此，每个人都拥有“仁”的潜质。立德成仁固然需要艰苦的内外功夫，但这种功夫也必须依靠这种潜质才能发挥效力。假如使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则此处的“仁”已成为一种道德本体，具有超越性和先验性。关于这一学说，战国时代的儒家学者孟子有过深入的阐述。孟子是一位长于譬喻的雄辩家，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通过比喻来讲述道理，《孟子·公孙丑上》称：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眼见小孩子要掉到井里，在那一瞬间，任何人都会油然而生“恻隐之心”、不忍之意，这不是因为你我与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不是想赚取好的声誉，也不是担心自己会担上见死不救的名声，而是人的本性如此。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它们被称为“四端”，即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四种美好品质的发端。这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先天的禀赋来成就高尚的德行，对此孟子还有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人皆可以为尧舜”（见《孟子·告子下》），即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能。
孟子在后世被称为是“性善论”者。关于“性”, 《礼记·中庸》称“天命之谓性”，指的是人的赋性自然，包含有人的本质的意思。孟子认为人的本质中有善的因素，像种子一样，只要加以培植，就能够生长繁荣。这一观点强化了儒家修身思想中的内省倾向，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解释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时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夫岂远哉？”（《四书集注》）
因此，对于君子而言，仁是不假外求的，只需要“反求诸己”（《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反躬自省，追问自己的道德良知，即可获得。这种观念后来也被写进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读物《三字经》中，《三字经》的开篇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与性善论相对应，儒家还有一种性恶论，代表人物是战国时代另一位重要的儒家学者荀子。荀子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作《性恶》，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并无“虚伪”这样的贬义，而是指“人为”，即后天的修正、改造等。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儒家的礼义从何而来呢？荀子的看法是，它们都出自圣人的创造。就像用黏土制造陶器，或者用木材制造器具，圣人矫正人性，制礼作乐。而在礼的指导和约束下，美好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才能够实现。因此，荀子是先秦儒家当中非常推崇礼制的一位。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学说正好相反，在著作中，荀子也将孟子作为批评对象来加以反驳。不过，如果说这两种学说是截然对立的，那也不尽然。实际上，它们是相反相成的。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儒家固然不是西方摩尼教那样的二元论者，但同样也不是非善即恶的一元论，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很少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而是更重视成德成仁的实践过程。孟子虽然认为人性本善，但他同样推崇礼的价值；荀子虽然强调礼对人性之恶的矫正，但也同样重视修身自省（《荀子·修身》: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这种涵容、综合的理解在《论语》当中就已经出现了，对于仁，孔子既主张“克己复礼”，也认为“为仁由己”。在儒家信徒的道德实践当中，内在的自省反思与外在的礼仪约束，都是必要的。后代的一些儒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曾走过极端，譬如宋儒将“克己复礼”的学说推演至“存天理、灭人欲”的程度，对于人的正常的需求和欲望都要以礼法加以抑制；明儒中的极端者将“人人皆可为尧舜”发展成“满大街都是圣人”，弃绝养德治学的修身功夫，空疏不学，言行不检。应该说，这两种发展方向都是有悖于儒家学说的本意的。“修己以安百姓”——“仁”与政治实践“仁”的学说，既包含道德修养，也包含道德实践。而道德实践除了君子个人表现出的美好品质之外，还包括他在政事方面所遵行的原则和所取得的成就。儒家终究是一个强调入世，追求事功的思想流派，君子的道德修养若是不能转化为成功的政治实践，就依旧是不完满的。
仁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可以通过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来了解。《论语·宪问》称：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这里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子贡的两番问答。子路与子贡向老师提出的问题其实一样的：管仲原来是齐公子纠的臣子，齐襄公死后，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国君的位置，前者获胜，是为齐桓公，公子纠则失败身死。管仲作为属臣，不仅没有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去做了齐桓公的辅臣，这似乎有违臣子的道义。因此，子路和子贡都怀疑，管仲是称不上“仁”的。
孔子的看法与两位学生不同，他认为，齐桓公能够九合诸侯，匡正天下，使百姓至今仍受到恩惠，这些都是管仲辅佐的功绩。而且，假如没有管仲，大家现在可能都要成为蛮夷了（“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指的是当时未开化或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的生活习惯。儒家是非常重视“夷夏大防”的，《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曾经说过：“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时代，中原诸国确实面对着蛮夷入侵严重威胁。假如能使中国不受四境蛮夷的袭扰，那自然是巨大的功绩。在管子的建议和辅佐下，齐桓公曾经帮助燕国抵御山戎的侵犯，救助受狄人侵略的邢国，还曾经征讨过当时不受周王室辖制、被以夷狄视之的楚国。在孔子看来，这就是管仲的“仁”（“如其仁”）。
我们知道，管仲的为人其实是颇有瑕疵的，除了在公子纠的事情上他未尽君臣之义之外，《论语·八佾》称：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殊不知礼？”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批评管仲的器量狭小，指出他不仅贪财奢侈，而且僭越礼仪。后来孟子也曾经说过，孔子的门下，虽三尺小儿亦羞于谈论管仲。虽然管仲绝非儒家道德完满的代表人物，孔子仍然赞许他为“仁”，原因主要就在于，管仲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关系到恢复政治秩序、维系夷夏大防等重大问题，与它们相比，管仲私德私行方面的一些缺失也就变得次要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孔子的“仁”的学说也有其灵活的一面。仁不是僵化的教条或者绝对的律令，其内涵与标准都可以因具体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伸缩损益。其二，政治领域内对德治善政的推行，这同样是孔子道德学说所重视的内容，甚至可以说，这是孔子仁义之说的最终着眼点。《论语·宪问》称：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由“修己”而“安人”，最后“安百姓”，很简洁地描述了孔子“仁”的学说的几个发展层次。在《论语》中，“人”和“百姓”在并举的时候，其含义是有区别的。“人”指的是士大夫阶层的成员，而“百姓”就是指普通的平民。其中，自我的道德完满不是终点，安抚百姓、治化天下才是儒者最大的理想。2．《论语》的德政观
从对“仁”的考察我们可以知道，孔子的道德学说，其关注点不仅在于君子个人的成德成圣，更在于政治化。因此，政治学说必然是孔子道德学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孔子的政治观念，最基本的，就是他的德政观。
德政的核心是以德待民，也就是说，德政所主要关注的，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早在三代之时，以仁善之政待民的思想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如《诗·大雅·泂酌》就歌颂周民族的先祖公刘“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在《尚书·无逸》中，周公教诲成王，希望他能够体察百姓的疾苦，“知稼穑之艰难”，要能够安养百姓，不欺辱鳏寡之人（“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欺鳏寡”），要以惶悚警惕的心态来治理百姓，不敢稍有懈怠（“治民祗敬，不敢荒宁”）。到了春秋时代，仁政的学说已经和当时的天命、天道之说相联系，如《左传》桓公六年随大夫季梁称：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僖公五年虞大夫宫之奇称：
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能否以德治民，关系到统治者能否得到天道和鬼神的眷顾，实际上，这等于是说，施行德政是一个政权存在的最高目的。
而德政观正是孔子政治学说的核心。《论语·为政》称：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在孔子看来，德治在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就像北极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一样：居于中心，众星围绕。
孔子的德政观有两个主要层次，其一为惠民，其二为教化。其中，第一个层次关注的是民生领域内的事务，第二个层级则深入到社会风俗、文化、法律、教育等层面。关于惠民，《论语·公冶长》称：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惠为养民之法，因此，德政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就是“富民”。不解决百姓的基本温饱，其他的问题自然无从谈起。《论语·子路》称：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大意是：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众多啊！冉有说：有了人口，之后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变得富裕。冉有接着问：富裕之后呢？孔子说：让他们接受教育。）
国家有了充足的人口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人民先富裕起来，然后才是礼乐教化等事。“富民”是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础，孔子的这个观念后来在《管子》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说法：“仓廪实则知礼节。” 《论语·颜渊》称：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彻”，即什一税，即十分收成中以一分交税，“二”则是什二而税。因为年成不好，鲁哀公担心用度不足，向孔子弟子有若问办法。有若告诉他，应该减少向老百姓负担，什一而税。哀公说，我什二而税都嫌不够，怎么还能什一而税呢？有若说，百姓富足，则君主自然富足；假如百姓贫困，国君无论如何也不会富裕的。有若实际上讲的是，百姓富庶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论语·季氏》称：
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寡”，即社会生产力低下，产品稀缺，这可能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不均”，即严重的贫富分化，却一定是由不公平的，甚至是压榨性的政策导致的。“齐景公有马千驷”，不可谓不富，但死后，没有人称颂他的品德（见《论语·季氏》），正是因为，景公的富裕，只是他一个人的，没有惠及大众。因此，在国家治理中，“不均”是比“寡”更加严重的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也是孔子政治思想中非常简洁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一条。
孔子的惠民思想还涉及百姓生活的其他层面，如《论语·子路》称：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认为统治者需要在平时对百姓的军事技能加以训练。春秋时代毕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历史时期，不仅中原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华”“夷”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有很多。因此，对国民进行军事化的训练是有必要的。儒家在后世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文质彬彬，不事武力。但孔子自己是重视军事的，他的学生中也有在这一方面很突出的人物，譬如子路、冉求。
以上所说的，是孔子的“惠民”主张。这些主张，一般都落实在百姓的物质生活的层面。除此之外，孔子的德政学说，还有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内涵。如《论语·为政》称：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治国以刑还是以德，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颇为纠结的一个问题。在孔子之前，被周王朝取代的殷商王朝，据说就是一个颇重刑法的朝代。殷商的末代君主商纣王更是一个残暴的人，史书记载他曾经施行“炮烙”等残酷刑罚。周王朝自己的刑法也是比较神秘沉重的，《汉书·刑法志》记载，“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黑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可见衰周之时的刑法的特点，一是律条繁多，二是用刑酷烈。特别是第二点，“黑罚”“髌罚”等，都是肉刑，以摧残犯人的肉体来施行惩罚，这是后世儒家最为反对的一点。可以说，孔子反对以刑治民，主张以德、礼治民，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后世有很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战国之后，最终打败六国、统一天下的秦王朝，其所推行的政策，正好是孔子的反面。秦王朝以法家思想立国，设置严刑峻法，施行酷烈之政，结果很快就被推翻。秦王朝的历史教训也充分表现了孔子这一思想的合理性，秦之后的汉朝，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肉刑这种惩罚形式逐渐变得缓和了。不过，孔子主张德治，并不意味着儒家反对法律。事实上，德与刑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相伴相生，德主刑辅，不可偏废。
德、礼在治国方面之所以比刑法更加有效，是因为后者只是外在的限制，而前者则可以在百姓心中培养对统治者的信赖，并通过礼乐教化的熏染，建立完善的社会秩序。《论语·颜渊》称：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论政，以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为重，其中又以“信”最为重要，甚至比“足食”更重要，因为自古人皆有一死，但如果没有来自百姓的信赖，则社会、国家都不能够成立。
不过，“信”只是德政成立的前提。实际上，有作为的政治人物在推行其政策之前，都需要取信于民，如商鞅变法，便有南门立柱、移木赏金之举，但他推行的，却不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儒家德政的核心，还需要从儒家特殊的道德学说中去找，《论语·阳货》称：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以恭敬的态度处世，以宽厚的态度待人，在人民间树立诚信，在工作中敏锐灵活，将恩惠普施他人，能够以这些方式来处理政事，则可以称为仁。恭、宽、信、敏、惠，既是处事的方式，同时也是君子的美德。这里体现出了孔子德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他看来，德政是需要统治者、君子、士等通过自身的品格修养和道德实践来实现的。因此，在孔子那里，德政很大程度上成为君子修养的问题，而推行德政，也自然而然地变成如何培育、选举贤才的问题。《论语·为政》称：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颜渊》称：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举直错诸枉”，即选举正直之士，使他们的地位处于奸佞之辈之上。舜举皋陶，汤举伊尹，这些都是“举贤”的例子。贤良之士之所以能够推行德政，除了他们在政治事务方面的才干以外，他们的道德品行也能够很自然地移风易俗，感化民信。《论语·为政》称：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举善”（擢举良才）和“教不能”（教育后进）可以说是政治事务，“庄”和“孝慈”则是君子对待百姓的仪容和态度，是他们内在道德修为的外在体现，这种体现能够促使百姓变得“敬”和“忠”。这种政治教化的方式，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孔子重视教育，也是有其政治意义的。第二章《论语》智慧解读学而第一（凡十六章）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译文】
孔子说：“学了后，时时去温习它，不也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者从远处赶来，不也很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译文】
有子说：“一个人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司，是很少有的；不喜欢冒犯上司，却喜欢叛乱，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的东西确立了，道也就产生了。孝和悌，这就是仁的根本吧？”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译文】
孔子说：“满口是讨人喜欢的花言巧语，满脸是讨人喜欢的伪善神色，这种人，仁德是不多的！”
1·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译文】
曾子说：“我一天中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办事不够尽心吗？与朋友交往不够诚实吗？老师传授的学业不够熟练吗？”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译文】
孔子说：“领导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应做到严肃认真地对待各项工作，坚守信用，节约开支，爱护周围的人，役使百姓要不误农时。”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译文】
孔子说：“弟子们，在父母面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对待友人，就像对待兄长一样尊重、友爱，说话谨慎，说了就守信用；对众人有广泛的爱，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去做了之后，若还有余力，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
1·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译文】
子夏说：“尊重贤者，注重品德而不注重相貌，侍奉父母能尽心尽力，侍奉君主能献出性命，交结朋友说话守信。这样的人，虽说没学习过，我一定说他是学过的了。”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译文】
孔子说：“对君子来说，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学习，所学的也不能在行动中得到巩固。对朋友主要讲忠诚和信任，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友。有过错，就不怕去改正。”
1·9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译文】
曾子说：“慎重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先祖，这样，老百姓的道德风尚自然就趋于厚实而不轻薄了。”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译文】
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要了解那个国家的政事，是去请求了解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夫子是凭着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态度来得到的。夫子获闻各国政事，与别人获闻各国政事不同吧？”
1·11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译文】
孔子说：“父亲活着时，要观察儿女们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要考察儿女们的行为。如果三年不改变父亲的行为原则，就可以说是孝顺了。”
1·1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译文】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中和为可贵。先王的治国之道，以此为可贵，无论大事小事，都以此为原则。假如有行不通的地方，知道要协和，就去求协和，而不以礼去加以调节，也是不可行的。”
1·13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译文】
有子说：“信任接近道义，诺言是可以履行的。恭敬接近于礼节，能够避免耻辱。亲近的人中不曾漏掉自己的亲族，那也是可尊崇的。”
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译文】
孔子说：“对君子来说，吃饭不求全足，居住不要追求安逸，做事要勤敏，说话要谨慎。接近有道德的人，就在那里纠正自己的过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1·15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贫穷却不巴结奉承，富有却不骄傲自大，这怎么样？”孔子说：“已经不错了。但比不上贫穷还过得开心，富有却能爱好礼仪。”子贡说：“《诗经》上说：‘就像加工骨角、象牙、玉、石一样，要不停地切、磋、琢、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孔子说：“赐呀，可以开始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话，就可以懂得今后的事。”
1·16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译文】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自己，就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智慧解读】《论语》的篇名，取首句中不易重复的头两字或三字作为篇名，与内容一般不相关联。本篇取“学而时习之”句中的“学而”两字作为篇名。以下各篇均同。《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共包括十六章，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从学习到道德修养，从孝悌到忠信，从君子到君主其实讲的全部是做人的道理。虽为“学而”，但并不仅局限于学习知识，更多的是强调个人品德的修养。在孔子看来，知识在于其次，最重要的在于做人。《学而》的首篇，选择的是孔子的三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对此章评价极高，说它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
本章这三句话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般的解释都是：“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三句话，一句一个意思，前后句子也没有什么连贯性。但也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不符合原义，指出这里的“学”不是指学习，而是指学说或主张；“时”不能解为时常，而是时代或社会的意思，“习”不是温习，而是使用，引申为采用。而且，这三句话不是孤立的，而是前后相互连贯的。这三句的意思是：自己的学说，要是被社会采用了，那就太高兴了；退一步说，要是没有被社会所采用，可是很多朋友赞同我的学说，纷纷到我这里来讨论问题，我也感到快乐；再退一步说，即使社会不采用，人们也不理解我，我也不怨恨，这样做，不也就是君子吗？这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供读者在理解本章内容时参考。
此外，在对“人不知而不愠”一句的解释中，也有人认为，“人不知”的后面没有宾语，人家不知道什么呢？当时因为孔子有说话的特定环境，他不需要说出知道什么，别人就可以理解了，却给后人留下一个谜。有人说，这一句是接上一句说的，从远方来的朋友向我求教，我告诉他，他还不懂，我却不怨恨。这样，“人不知”就是“人家不知道我所讲述的”了。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牵强。
总之，本章提出以学习为乐事，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反映出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在《论语》书中多处可见，有助于对第一章内容的深入了解。本篇第二章中曾提到孝悌的问题，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说：“弟子们在父母面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对待友人，就像对待兄长一样尊重、友爱，说话谨慎，说了就守信用；对众人有广泛的爱，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去做了之后，若还有余力，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
孔子要求弟子们首先要致力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学习古代典籍，增长文化知识。这表明，孔子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重在培养学生的德行修养，而对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则摆在第二位。
孔子办教育，把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放在第一位，而文化学习只是第二位的。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阶级，无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教育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尤其重视学生的道德品行和政治表现，把“德”排在“识”的前面，这是阶级的需要。他们就是要培养适应本阶级要求的各方面人才。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贫穷而不谄媚需要无尽的骨气及傲气，富有而不骄傲自大则只有真正谦虚的人才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做到这两点已属不易，更何况安贫乐道、富而好礼？
在这一章，孔子希望他的弟子以及所有的人们，都能够达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的理想境界，因而在平时对弟子的教育中，就把这样的思想讲授给学生。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社会上无论贫或富都能做到各安其位，便可以保持社会的安定了。孔子对子贡比较满意，在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子贡能独立思考、举一反三，因而得到孔子的赞扬。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联想到现代社会，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的又有几人？我们是否能够耐得住寂寞，不趋炎附势、沽名钓誉？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应该反思、拷问自己的问题。《论语》“学而篇”的十六章每一章都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在我们现在更侧重于知识学习而忽视品德修养的时代，更能给我们带来启示。我们应该静心沉入其中，远离尘嚣，返璞归真，寻找圣人留给我们的生活、学习之真谛。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译文】
孔子说：“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围绕着它。”
2·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译文】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其中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译文】
孔子说：“用政治手段来治理他们，用刑罚来调整他们，人民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教来调整他们，人民就会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人心归顺。”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译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问。到三十岁，知书识理，能够立身处世。到四十岁，对自己的言行学说坚信不疑。到五十岁，懂得世事的发展懂得了天命。到六十岁，已能理解和泰然地对待听到的一切。到七十岁，可以从心到身，自由动作，而又不越出应有的规矩。”
2·5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译文】
孟懿子请教孝道。孔子说：“不要违背礼节。”之后，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便告诉他说：“孟孙向我请教孝道，我回答不要违背礼节。”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活着时，依照规定的礼节侍奉他们；父母死后，依照规定的礼节安葬他们，依照规定的礼数祭奠他们。”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译文】
孟武伯请教孝道。孔子说：“对于父母，只担心他们的疾病。”
2·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译文】
子游请教孝道。孔子说：“现在的所谓孝道，只看作能够养活父母就行了。至于犬马，老了都能得到饲养。如果对父母缺乏敬爱之心，拿什么去区别对人与对牲畜呢？”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译文】
子夏请教孝道。孔子说：“孝道难就难在儿子在父母面前总能保持和颜悦色。碰到事情，由年轻人效劳，遇到好吃好喝的，让年长的享用，这样就可以称作尽孝道了吗？”
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译文】
孔子说：“我整天同颜回谈话，他从不提出反问，像个愚钝的人。等他退下去，我考察他与别人私下的讨论，却也能进行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钝。”
2·10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译文】
孔子说：“观察他做的是什么，再考察他用什么途径去做，再考察他这样做的心理动机。那么，这个人怎么隐藏得住呢？这个人怎么隐藏得住呢？”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译文】
孔子说：“能够在温习旧知识时有新的体会和发现，就可以做老师了。”
2·12 子曰：“君子不器。”【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要像器皿一样只是有某一方面的用途。”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译文】
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践所要说的话，然后再把这话说出来。”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译文】
孔子说：“君子亲密团结，而不相互勾结，小人相互勾结，而不亲密团结。”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译文】
孔子说：“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越学越糊涂；只思考而不读书，就会疑惑不解。”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译文】
孔子说：“错误言论刚一出现，就进行批判，祸害也就停止了。”
2·17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译文】
孔子说：“由！我把对待知与不知的正确态度教给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明智的。”
2·18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译文】
子张向孔子学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有疑问的地方先予以保留，对其余无疑问的谨慎地说出，这就能减少过失；多看，有疑问的地方先放在一边，谨慎地去做其余的部分，这就能减少懊悔。言语少过失，行为少懊悔，官职俸禄就在里边了。”
2·19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怎样做才能使百姓信服？”孔子恭敬回答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居于邪恶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信服；把邪恶的人提拔出来，居于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信服。”
2·20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译文】
季康子问孔子：“要使人民对在上者敬重、忠诚并勤勉办事，应该怎么做？”孔子说：“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对你就会敬重；以敬老爱幼的胸怀对待他们，他们对你就会忠诚；提拔正直善良的人，教育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勤勉办事了。”
2·21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