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应该这样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逢彬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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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应该这样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试读：

杨逢彬　语言文字学研究者，湖南长沙人，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央财经大学CEMA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与祖父杨树达、伯父杨伯峻一道被称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杨家将”。所著《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获王力语言学奖，另著有《论语新注新译》《孟子新注新译》和《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等书。前言究竟应该怎么读《论语》

承蒙中华书局厚爱，约我给大家写了这本小册子。目前市面上《论语》注本极多，难免良莠不齐。写这本书的目的，除了让大家对孔子和《论语》有个大致的了解外，还为了大家在选取《论语》的今注本时，心里头有个大致的标准。这样就不至于在琳琅满目的各种注本前徘徊歧路，难以取舍。

王力先生谈到研究古书的一些错误做法时说：

假定这种研究方法不改变，我们试把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可能这十种意见都是新颖可喜的，但是不可能全是正确的。其中可能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从语言出发去研究的；但是也可能十种解释全是错误的，因为都是先假设了一种新颖可喜的解释，然后再乞灵于“一声之转”之类的“证据”，那末，这些假设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了。

王先生上面的话，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如果方法不正确，其研究的结论无论多么“新颖可喜”，“也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二是，这一错误的方法通常是，“先主观地认为他必然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先假设了一种新颖可喜的解释，然后再乞灵于‘一声之转’之类的‘证据’”。三是，正确的方法必须是“从语言出发去研究的”。

我们这本书讲的就是如何“从语言出发”去研究去理解《论语》。语言这东西，和数学一样，它是一个系统（这是语言学的常识）。词和句子的意义是语言这个系统内部的问题。系统这东西有个特点，就是它内部没弄清楚的问题，应当主要在内部找证据来证明，“不需要向外界去寻找解释的理由”（语言学家胡明扬说的）。大家学数学，应该对这个有点儿体会。

那“乞灵于‘一声之转’之类的‘证据’”，不是“从语言出发去研究”吗？“乞灵于‘一声之转’”，就是证明两个字古音相近，所以甲字有可能要理解为乙字。证明两个字古音相近，算是拿到了走向正确结论的第一张通行证。但两个字古音相近，甲字就一定是乙字吗？当然不是，因为一个字可以找出几百个古音相近的字来。如果关键证据不过是“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那就不是“从语言出发去研究的”。其结果必然是，十个人去做，“十种解释全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因为爱戴孔子，就“一声之转”换个好字眼；因为讨厌孔子，就“一声之转”换个坏字眼——这种做法以前和现在都很常见，一些注《论语》的书常来这一套，大家可要当心！

还有一种和“乞灵于‘一声之转’”半斤八两的做法，就是光在标点符号上打主意，却不到语言系统内部去找证据。例如，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却偏偏不到《论语》及《论语》同时代同地域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书中去考察一番当时“可”和“使”有没有上面那些个用法。我在《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已经证明当时典籍中根本没有这些个用法，当然不能那样标点。

你们的语文老师可能早就对你们说过了，词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是不同的。这话当然是很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词在一百种语境中就有一百个意义。在某一时代某一地域中，多义词一般就那么几个意义。一些语境中，它是甲意义；一些语境中，它是乙意义；另一些语境中，它是丙意义。也就是说，语境，它可以“锁定”，或者“套牢”多义词的几个不同的意义。这个道理可管用了！我们在第三讲介绍了清代学者王引之，他用归纳相同句型句式例句的办法，“套牢”了《诗经》中“终风且暴”的“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我的祖父，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管这法子叫作“审句例”。“审句例”这办法是十分有效的。

如果把这办法用到《论语》上，用它来解决《论语》中一些见仁见智的疑难词句，这样的《论语》注本，无疑就是好的注本。

以上内容，书中说得较详细，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本书中，《论语》的篇、章都编了号，如1.1就是《论语》第一篇第一章“学而时习之……”。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编号与我的《论语新注新译》的编号是相同的。尽管《论语新注新译》的编号和其他《论语》注本（如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编号只有些微不同，还是应当予以说明，免得对不上号。

我是研究古代汉语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哲学不是我的专业。也即，本书第三讲、第四讲、第五讲的内容是我所研究的专业，第一讲、第二讲必须采纳学有专攻的学者的成果。本书第一讲、第二讲的内容，主要来自以下著作：李长之《孔子的故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17年）。以上两书，本书采纳最多。以下四部著作，本书也多所采纳：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梁启超《儒家哲学》（中华书局2015年）、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三联书店2015年）、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最后，要感谢尹涛先生的推荐！感谢王彤女士、胡香玉女士为本书所做的工作！特别要向为本书花费了极大心血的责任编辑李少英女士表示极大的敬意！杨逢彬第一讲读懂《论语》需要了解的时代背景和孔子生平

孟子说：“觉得结交天下的优秀人物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吟诵他们的诗歌，阅读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是什么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一个时代。这就是上溯古人和他们交朋友。”要更好地了解《论语》，就得先了解孔子和他所处的时代，因为孔子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也要了解孔子的一生，这样理解《论语》才更透彻。那么，孔子出生的时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孔子的生平事迹又如何呢？孔子诞生在富有道德精神的社会中

晋国的骊（lí）姬让太子申生去祭齐姜，祭完后按惯例要将祭酒祭肉带回给晋献公。酒肉在存放期间，骊姬下毒。献公以酒祭地，土凸起像坟堆；把肉给狗吃，狗就死了；给宦官吃，宦官也死了。骊姬哭着说：“阴谋是从太子那里来的。”太子逃亡到新城，献公杀了他的师父杜原款。有人对太子说：“您如果辩解，国君是必定能弄清楚的。”太子说：“国君没有骊姬，居处不安，饮食不饱。我如果辩解，骊姬必定有罪。国君年纪老了，因为骊姬有罪而不高兴，我也不能高兴的。”那人说：“那么您逃走吗？”太子说：“国君还没有查清我的罪过，带着这个名声出去，别人谁会接纳我？”不久，太子在新城吊死。（事见《左传·僖公四年》；用的是沈玉成先生的译文，下文也是）

更早一些时候，卫宣公为太子急子在齐国找了个媳妇，姑娘很美，宣公就自己娶了，于是就叫她“宣姜”，宣姜生了寿子和朔子。宣姜和朔子一道诬陷急子，宣公就派急子出使齐国，另外派人埋伏在莘（shēn）地，打算杀了他。寿子把这件事告诉急子，要他逃走。急子说：“丢掉父亲的命令，哪里还用得着儿子？”临走，寿子把急子灌醉，寿子车上插着太子的旗帜走在前面，埋伏者就杀了寿子。急子赶到，说：“他们要杀的人是我。他有什么罪？请你杀我吧！”于是急子也死了。

到孔子刚“三十而立”，楚国奸臣费（bì）无极对楚平王进谗言说，太子建和他的师父伍奢准备领着方城山外的人背叛。平王杀太子建不成，就囚禁了伍奢。费无极说：“伍奢的儿子有才能，如果在吴国，一定要使楚国担忧。不如用赦免他们父亲的办法召回他们。他们仁爱，一定回来。不这样，就要成为祸患。”平王派人召回他们，说：“回来，我赦免你们的父亲。”棠邑大夫伍尚对他的兄弟伍员（即伍子胥，“员”音yún）说：“你去到吴国，我打算回去死。我的才智不如你，我能够死，你能够报仇。听到赦免父亲的命令，不能不奔走回去；亲人被杀戮，不能不报仇。奔走回去使父亲赦免，这是孝；估计功效而后行动，这是仁；选择任务而前去，这是智；明知要死不能躲避，这是勇。父亲不能丢掉，名誉不能废弃，你还是努力吧！各人不要勉强才好。”后来的事情已为人熟知：父亲和哥哥死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到江边，渔丈人为保守秘密而自杀。伍子胥终于借助吴国的力量，得以对楚平王鞭尸三百。

上面这三例都是以“争死”来实现道德的承诺。第一例说明的是申生的“孝”；第二例刻画了寿子和急子的“仁”；第三例中的伍尚，更用“仁”“孝”“智”“勇”来为两兄弟将要采取的行动张目。正如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9）下面的例子刻画的则是“让国”的道德人格：

宋国国君生病，太子兹父再三请求说：“目夷年长而且仁爱，君上应该立他为国君。”宋君就命令立目夷为国君。目夷推辞说：“能够把国家辞让给别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仁爱吗？下臣不如他，而且又不合于立君的礼制和习惯。”于是就快步退了出去。

孔子出生前八年的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吴国国君诸樊打算立季札为储君。季札辞谢说：“据有国家，不是我的节操。札虽然没有才能，但愿意像曹国的子臧那样，来保持节操。”诸樊坚决要立他为君，季札丢掉了他的家产而去耕田，诸樊才没有再勉强他。季札在出使外国的时候，路过徐国（今徐州市东南）的时候，徐国国君热情招待，两人很谈得来。徐国国君很喜欢季札的宝剑，但不好意思开口；季札看出来了，但使者是不能不佩带宝剑的，于是心底打定主意归来时赠剑于徐君。可归来路过时，徐君已经死了，季札便把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飘然离去。一千多年后，诗人杜甫在《别房太尉墓》一诗中还写道：“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这件事刻画了季札的诚信——哪怕只是心里许诺，也要实现它。

还有介子推坚决不受封赏的事迹：

骊姬逼死了太子申生，是为了自己亲生儿子能够继位。但申生还有兄弟重（chóng）耳，如果不除，骊姬寝食难安。重耳于是逃亡在外十九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终于回国继承君位，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晋文公。重耳赏赐跟随他在外逃亡十九年的人，介子推曾经在断粮时割身上肉煮给重耳吃，这时却没有提及禄位，禄位也就没有给他。介子推说：“献公的儿子有九个，只有国君在世了。惠公、怀公没有亲近的人，国内外的人都丢弃了他们。上天不绝晋国，必定会有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国君又是谁？这实在是上天立他为君，而他们几位却以为是自己的力量。这不是欺骗吗？偷别人的财物，尚且叫作盗，何况贪天之功以为自己的力量呢？下面的人把罪过当成合理，上面的人对欺骗加以赏赐，上下相互欺蒙，这就难和他们相处了。”他母亲说：“何不也去求赏？因为这样而死，又能怨谁？”介子推说：“明知错误而去效仿，错误就更大了！而且我口出怨言，不能吃他的俸禄……”他母亲说：“也让他知道一下，怎么样？”介子推回答说：“说话，是身体的文饰。身体将要隐藏，哪里用得着文饰？这是去求显露了。”他母亲说：“你能够这样吗？我和你一起隐居起来。”于是就隐居而死。文公到处找寻他没有找到，就把绵上作为他的封田，说：“用这来记载我的过失，而且用它旌扬好人！”

上面这些，都是孔子倾慕的文王、武王、周公开创的西周社会所遗留的文化道德遗产。这些道德遗产，在周公的封地鲁国的士大夫中，其继承是带有普遍性的。比如下例：

孔子十一岁那年，即鲁昭公元年（前541年）三月，诸侯正在盟会，鲁国国君却趁机攻打莒（jǔ）国。莒国使者向盟会报告，当时的超级大国楚国对另一超级大国晋国说：“重温过去和平岁月的盟会尚未结束，鲁国就攻打莒国，亵渎盟约，请求诛戮他的使者。”晋国的正使是赵文子，由乐桓子辅佐他。桓子想向鲁国使者叔孙豹索取财货而为他向赵文子说情。桓子派人向叔孙豹要他的玉带，叔孙豹不给。叔孙豹的左右梁其胫说：“财货用来保护身体，您有什么舍不得呢？”叔孙豹说：“诸侯的会见，是为了保卫国家。我用财货来免于祸患，鲁国就必然要受到进攻了，这是为它带来祸患啊，还有什么可保卫的？”晋国的赵文子听说了此事，赞叹道：“面临祸患而不忘记国家，这是忠心；想到危难而不放弃职守，这是诚意；为国家打算而不惜一死，这是坚定；出谋划策都基于以上三点，这是道义。有了这四点，难道可以诛戮他吗？”赵文子于是向楚国求情，晋国使团也坚定地向楚国请求，楚国答应赦免了叔孙豹。

岂止鲁国，春秋诸国中，这类事例真是不胜枚举，又如“叔向贺贫”和“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

叔向是晋国的贤大夫。有一天叔向去拜见韩宣子，韩宣子正为贫困而发愁，叔向却向他表示祝贺。宣子说：“我有卿大夫的名称，却没有卿大夫的实质，难以和其他的卿大夫们打交道，我正为这个发愁，你却祝贺我，这是为什么？”叔向回答说：“从前栾（luán）武子连百顷田都没有，穷得连祭器都没法备齐全；但他能展现他的德行，遵循他的原则，嘉名传颂于各国。诸侯都亲近他，连夷狄都怀念他……现在您拥有了栾武子的清贫，我认为您也能有他的德行，因此特来祝贺您。如果不忧虑德行的建立，而只为财产不足发愁，我要向您表示怜悯都来不及，哪还有什么祝贺呢？”宣子于是伏头在地许久，说：“在我行将逃亡之际，全靠您保全了我。感戴之情，我不敢独享，我的祖先和世世子孙都要铭记您的大恩大德！”

子产是与叔向同时期的郑国政治家。与晋国不同，郑国是小国。他说：“小国没有文治而有武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郑国地处冲要，子产对外不卑不亢，与晋、楚两强周旋，为国家赢得尊敬和安全；对内整顿田制、军赋，并铸刑书以“救世”。子产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老百姓歌颂他：“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土田，子产栽培。子产死了，谁来继位？”他治理郑国，又很有民主作风。在孔子十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以议论执政的得失。然明对子产说：“毁了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人们早晚事情完了到那里游玩，来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所讨厌的，我就改掉它。这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这场所呢？我听说过用忠于为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用摆出权威来防止怨恨。权威难道不能很快制止议论吗？但是就像防止河水一样：洪水冲破大口子，伤人必然很多，我不能挽救；不如把水小小地放掉一点加以疏导，不如让我听到这些而作为良药。”然明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

孔子赞扬叔向：“叔向，古之遗直也。”（叔向，他的正直作风是古代的遗风。）子产死的时候，孔子哭着说：“古之遗爱也！”（他的仁爱，是古代的遗风啊！）是的，这确实是从文、武、周公一脉相承而来的。钱穆先生说：“孔子以前，中国文化已经历二千年以上之积累，孔子亦由中国文化所孕育。孔子仅乃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化。换言之，因其在中国社会中，才有孔子。孔子决不能产生于古代之印度、犹太、阿拉伯，而释迦、耶稣、谟罕默德亦决不会产生于中国。孔子生当春秋时代，其时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为中国一大乱世。但即使在春秋时代，中国社会上之道德观念与道德精神，已极为普遍存在，并极为洋溢活跃，有其生命充沛之显现。孔子正诞生于此种极富道德精神之社会中。”孔子的时代，这种道德观念一方面依然很强，一方面不断遭到削弱。孔子生活于这一道德社会，深受其浸染；他的一生，都在维护这一道德社会。李泽厚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指出：“孔子所维护的周礼，是周公所建立的氏族贵族的规范化制度，其中包含原始人道和民主遗风。”具体地说，就是“早期宗法社会所保留的大量原始礼仪体制中包含的各种民主、仁爱、人道的残留，包括像春秋许多中小氏族国家的城邦民主制政治”。

钱穆先生说孔子“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化”，童叔业先生也说：“春秋时代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如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楚国的左史倚相，吴国的公子季札等，都可以算是当时的大学者。……等到孔子出世，集古代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始建立学术思想的系统，真正的士大夫阶层就由他一手造成。孔子死后，他的门徒播迁各方，努力发挥本师的学说，成立了‘儒家’的学派。”西周思想是孔子的重要思想资源

上文说了孔子诞生在“富有道德精神的社会中”，而且，这一社会是周公所建立的，到孔子时，正面临崩塌；孔子所维护的，正是这一社会。那么，这一社会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王国维先生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剧烈，没有哪一时代能超过商代、周代交替的时候。）王先生所说的剧变，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呢？

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德国人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祛除巫魅”到“理性化”的过程。韦伯认为，一切宗教都可以在原始巫术中找到痕迹，他相信人的思想是由蒙昧渐渐趋于理性的。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弗雷泽认为，人类社会早期的巫术社会的后期，公共巫术逐渐取代了先前盛行的个体巫术，“宗教”渐渐取代了“巫术”，巫师渐渐让位于祭司。

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夏代及其以前，是巫觋（xí）时代，殷商则是典型的祭祀时代。殷人信鬼神，既可以从商纣王所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啊！我的命运难道不是上天早就决定了的吗）看出端倪，更可以从甲骨文中殷人事事都要卜问鬼神意旨得到肯定的回答。在殷商时代，上天的旨意要靠龟甲、牛骨钻孔火烤后爆裂的裂纹走向等等来决定；民意不起什么作用。“甲骨文中随处可见，对于殷商时期的人们而言，上帝根本不是关照下民、播爱人间的仁慈之神，而是喜怒无常、高高在上的神。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常常占卜，常常祭祀，谄媚讨好，祈求神灵的福佑。”（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第134页）而到了周代，这一状况改变了。简言之，周代是礼乐时代，是用礼乐文化宣扬、保障和固化“民本”思想的时代。

周人虽然也相信有个上帝（天帝、天）存在，但这个上帝必须以“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换句话说，天意在民，民意即天意。例如，《尚书·泰誓》是周武王伐纣的誓师文辞，其中提出了“保民”思想，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之灵，聪明的人做君主，而君主应当承担为民父母的责任。上天为民众设立君主，设立老师，都是为了佑护民众，所以君主像父母一样承担保护人民的责任，才是实现了上天的旨意。如果君主虐待人民，就是违背天意，必然引发上天的震怒，从而导致“天命诛之”。《泰誓》进一步指出：

惟天惠民。（天是施恩惠给民众的。）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天怜悯百姓。百姓所想要的，上天一定同意给。）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天要看的来自民众要看的，天要听的来自民众要听的。老百姓有错误，责任都在我。）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古人说过：“抚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君主；虐待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仇人。”）

天意取决于民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从此之后，虽历朝历代都不乏暴君出现，但当有人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来讨伐这暴君时，没人敢说这一旗号是错的。也就是说，吊民伐罪具有了正义性、合理性。正如孟子所形容的，“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诛杀那暴虐的国君，抚慰那被残害的百姓，真像降了场及时雨，百姓十分高兴）。而周公制礼作乐，就是通过制作一套礼仪，以及配合这一礼仪的乐章，来保障、强化和固化包括“保民”思想在内的一整套与殷商统治思想有所不同的统治思想。

大部分研究孔子思想的学者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实现“仁”的主要手段是“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左传》也记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而这“礼”，如前所述，正是周公创制的。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讨伐纣王。因其封地在周，爵位是上公，所以称为“周公”。正是周公，将从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加以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和规范化，加入了民本思想的内核，使得礼仪所强化和固化的，是思想而非仪式本身。这一点，与孔子同时代的晋国女叔齐、郑国子大叔就已经阐发过，没有思想内核的仪式不是“礼”，而仅仅是“仪”。（事见《左传·昭公五年》《昭公十年》）

杨向奎先生说：“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可见，“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孔子时代已经有儒家思想了。”（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19页）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

孔子所处的时代，政治上又是如何的呢？四个字可以概括：“礼崩乐坏。”

西周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对诸侯甚至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成王“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周宣王立鲁懿公、鲁孝公等，都是王命一出，不容违抗的。到春秋时，天子非但驾驭不了诸侯，反而受诸侯的欺凌。如郑庄公大败王师，晋文公召周襄王会于践土，楚庄王居然问鼎之轻重，意欲取而代之等等。天子不能驾驭诸侯的结果，就是出现了诸侯争霸、恃强凌弱、攻伐不休而天下大乱的局面。

天子孱弱，则诸侯坐大；诸侯孱弱，则卿大夫坐大——占据着自己的采邑（càiyì，卿大夫的封地）向诸侯闹独立。如大家熟悉的郑国共叔段占据京邑想要进攻郑庄公的事。又如卫国的孙林父占据封地戚邑以叛，晋国的赵鞅、荀寅、士吉都曾据地以叛，孔子所在的鲁国的“三桓”各自占据着费（bì）邑（在今山东费县）、郈（hòu）邑（在今山东东平）、成邑（在今山东泗水）与鲁君唱对台戏等等。如同天子、诸侯是世袭的，卿大夫也是如此。一些诸侯国的实际权力已掌握在一些卿大夫手中。如卫国的孙氏、宁氏，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齐国的国氏、高氏、崔氏、陈氏，晋国的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等，都是春秋时期威慑其主的强宗世卿。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卿大夫坐大时，却不料其家臣（也就是管家，相当于“士”一级）也利用管理卿大夫采邑领地的机会伺机闹独立。如晋国范氏的家臣佛肸（bìxī）占据中牟抗拒晋国权臣赵简子，鲁国叔孙氏的家臣侯犯占据郈邑而叛叔孙氏，季孙氏的家臣公山弗扰占据费邑而叛季氏（事见《论语·阳货》）。以上这些都说明春秋时卿大夫的家臣也确实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割据势力；其中实力强大的不仅完全控制着卿大夫采邑领地内的权力，而且还能越过卿大夫一层而去干预国政。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曾经呵斥过少年孔子，后来又使诈企图让孔子去看他的鲁国季孙氏的家臣阳货。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的“陪臣执国命”。

王（天子）不能驾驭诸侯，诸侯不能控制卿大夫，卿大夫也管不了自己的家臣（士），使得“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统治秩序荡然无存，原有的王、诸侯、卿大夫、士的层级宝塔坍塌了，这就是春秋时继承了西周但又发生重大变化而与西周不同的政治局面。

上文说了，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坐大，鲁昭公奈何不了他们；季孙氏的家臣阳货擅权，季孙氏也奈何不了他们。比如，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跑到齐国那一次，就因为季氏的作乱（参见下文《孔子跌宕起伏的一生》之“在齐国”）。当时，季氏家族已经是季平子专政，飞扬跋扈，鲁昭公很讨厌他。一次，季平子和另一贵族郈昭伯斗鸡发生纠纷。原来季家的鸡翅膀上撒了芥末，想迷住对方鸡的眼睛；郈家的鸡爪子上却套上了锋利的金属。季平子恼羞成怒，强占了郈家封地，昭伯向鲁昭公诉冤。鲁昭公趁机讨伐季平子。季平子联合孟孙氏、叔孙氏反击，鲁昭公失败了，便逃到齐国。齐国把他安置在郓（yùn）城（今山东郓城），这是齐国从鲁国夺去的地方。

过了十二年，把持鲁国国政的季平子死了，他的继承人是季桓子，这时是鲁定公在位。

这时季桓子家有势力的家臣是仲梁怀、阳货和公山不狃（niǔ）。先是仲梁怀和阳货发生冲突，阳货想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居中调停。这下仲梁怀的气焰高涨起来，阳货就把他囚禁了。季桓子出来干涉，阳货把季桓子也囚禁了，直到季桓子认了输才被放出来。

这样阳货就吃住了季桓子，而季桓子也吃住了鲁定公。这时期孔子是不会出来做官的。

这样季桓子家的权臣，就只剩下阳货和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联合阳货，想把“三桓”的继承人换掉，换上亲近阳货的人，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地操纵“三桓”了。阳货逮捕了季桓子，并要杀掉他。但季桓子想办法逃掉了。阳货终于栽了跟头，逃往齐国。（事见《左传·定公八年》《九年》）

季桓子家的权臣就只有一个公山不狃了。公山不狃在公元前501年占据了鲁国的费邑，并想以此为根据地来反抗季桓子。他还想请孔子去帮他做事呢！（参见下文《孔子跌宕起伏的一生》之“在齐国”）孔子跌宕起伏的一生一、从出生到三十而立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今河南和江苏交界的地方）的贵族，他是宋国国君的后代；而宋人是殷代贵族的后代。孔子死之前还说自己本是殷人呢。

孔子的前三四代，由于宋国统治者内斗而逃到鲁国（今山东东南部、江苏西北部）的时候，孔家便没落了。

孔子的父亲名纥（hé），字叔梁，按当时的称呼，就是叔梁纥。他是鲁国小地方陬（zōu）邑（今山东泗水东南）的行政长官，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在攻打偪（bī）阳（今山东枣庄南）时，当鲁军一部分从城门进去后，守城的人把闸门放了下来，企图把攻城军截为两半，各个击破。这时叔梁纥却把闸门举了起来，让城里军队退了出来。

叔梁纥的妻子生了九个女儿；他的妾又生了个儿子孟皮，可是腿有毛病。六十五岁的时候，他向都城曲阜的大族颜家求婚，颜家把女儿徵在许配给他。这一年颜徵在还不到二十岁。这种老少配，当时人们认为是不合规矩的。

叔梁纥和颜徵在希望得到一个儿子，便到曲阜东南的尼丘山祷告。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便取名为丘，字仲尼。这时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的秋天。

孔子三岁时，父亲便亡故了。孔母因为舆论的压迫，连丈夫埋葬的地方也没告诉孔子。那时，她正带着孩子从陬邑移居到曲阜。

孔子小时候爱模仿祭祀，摆上小盘小碗，学着行礼玩。

上文说了孔子诞生在“富有道德精神的社会”中，前面说过的季札，在鲁国听到了较完备的周朝乐歌，他最欣赏的是相传为大舜乐歌的《韶》——后来孔子也评价《韶》说：“美极了！而且好极了！”（3.25）《论语》记载，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很长时间吃肉都不香，说：“想不到欣赏音乐达到了这种境界。”（7.14）后来，晋国使臣韩宣子到鲁国，也赞叹道：“周代的政治法律都保存在鲁国了，现在我才明白周公的本领以及周朝所以兴起的缘故了。”这说明鲁国的文化气氛十分浓郁，也说明这一氛围对孔子的成长是有影响的。

孔子慢慢长大了，和父亲一样，体格魁梧，据说有今天的一米九以上，人称“长人”。他自己说，在十五岁时就立志于学好知识和本领（2.4）。十七岁时，母亲死了，依照习俗，应该和父亲合葬。可父亲葬在哪儿呢？孔子把母亲的棺材暂停在一条叫“五父之衢（qú）”的路口。一位老太太过来指点说：“你父亲就葬在防山。”这地方在曲阜东面。孔子这才把母亲葬了。

孔子虽然小心谨慎，但还少不更事。一次，鲁国权贵季氏宴请名流，孔子便穿着孝服跑去了。季氏的家臣阳货向他喝道：“我们请的可是有地位的人，并没有请你。”经过这番挫折，孔子更发愤了。

过了三四年，他的道德修养和才能与日俱增，也小有名气了。他十九岁结婚，二十岁得了个儿子。鲁昭公向他道喜，送了条大鲤鱼来。孔子为了纪念这桩事，便给孩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由于刻苦学习，孔子逐渐成了博学多能的人。在他住宅的附近有一条街叫达巷——住的都是“吃得开”的人。达巷里有人这样说：“孔子这么渊博，他会的玩意儿我们简直叫不出名堂来。”孔子听见了，谦虚地说：“我会什么呀？我会赶车罢了。”（9.2）那时的全才应该掌握的“六艺”——礼仪、音乐、射箭、赶车、识字和计算，孔子全都会，他不过举其一端罢了。

孔子曾对学生说：“我年轻时地位低下，所以掌握了不少难以登大雅之堂的本领。大雅君子们会有这样多本领吗？不会的。”（9.6）

他直到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才做了一两回小官。一回是当“乘田”，就像孙悟空当“弼马温”一样。孔子说：“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养得肥肥壮壮的。”另一回是当“委吏”，就是会计，孔子说：“叫我管记账，我就让账不出错。”

后来，远方的人都知道孔子博学了，很多人愿意把孩子送来跟他学。孔子曾说：“我三十岁时，就小有所成，能够自立。”（2.4）就在这时，他有了第一批弟子，其中包括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

孔子另一个弟子子路，这时也来了。他只比孔子小九岁，为了表示英武，他把公鸡毛插在帽子上，把公猪的皮装在宝剑上。子路跟随孔子四十多年，襟怀坦白，忠心耿耿，刚强而率直。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多半属于“士”这一阶层，但孔子最先把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普及给一般人。他曾说：“只要谁拿十条干肉来作入学礼，我没有不教他的。”（7.7）

自然，贵族中也有送子弟来求学的，但这是少数。比如鲁国大夫孟僖（xī）子临死时就曾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要拜孔子为师。后来这俩人果然做了孔子的弟子。这年孔子三十四岁。二、在齐国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因为季平子作乱的事（详见上文《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到了齐国，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齐国本是东方大国，沃野千里，富有鱼盐之利，经过桓公时代（前685年—前643年）大政治家管仲的治理，跃升为春秋时代的一等大国。这时是齐景公在位，也是大政治家晏婴活跃的时期，国家既安定又强大。这吸引住了孔子，他想在这儿成就一番事业。

早在五年前，景公访问鲁国的时候，孔子就和他谈过秦穆公因任用贤人百里奚而富强的事，景公十分高兴；孔子也希望景公能任用他，使他也能成就一番像百里奚那样的事业。于是，他就先当了景公亲信高昭子的家臣，希望以此接近景公。

不久，景公就向孔子请教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孔子说：“君主要像君主，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就是要“正名”，也就是各安其位的意思。景公说：“对着呢！真的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是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12.11）孔子接着又指出齐国最大的毛病是奢侈浪费。景公听了很满意，想把尼溪地方的田分给孔子。

虽然孔子很敬佩晏婴，但晏婴并不完全赞成孔子的观点。原因是晏婴的思想和后来的墨子（墨翟，“翟”音dí）是有些相通的，他们都不主张在祭祀和丧礼上过于讲究和铺张，对以往的礼乐也主张要加以简化。晏婴对景公说，孔子恢复周礼的那一套解决不了齐国的急切问题。这话可说到景公心坎里了。不久，景公见到孔子的时候，虽仍十分客气，但不讨教了。过了些时候，他说：“用鲁君对待季氏的规格对待孔子，那我做不到；我要用次于季氏而高于孟氏的待遇来对待他。”不久，又说：“我老了，没有什么作为了。”（18.3）孔子明白怎么回事了，便离开了齐国。他虽没被重用，但他的能干却让齐国统治者担忧，怕他将来会成为齐国的麻烦。

孔子出国那年三十五岁，这时三十七岁了。鲁国依然混乱。逃到齐国的鲁昭公想借齐国和宋国的力量复辟，季氏却依靠晋国拒绝接纳昭公。孔子仍旧没有从政的机会。

这一年，吴国发生了政变，这就是有名的“鱼藏剑”的故事——兄弟相残，国君易主。孔子一直敬重的季札回国后便隐居起来，从此再不出现。这真是动荡的年代！这当儿，“士”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孔子在学问上又有了进展。他说：“我到了四十岁，就心里更亮堂，不易被迷惑了。”（2.4）他依然等待着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

流亡在齐国的鲁昭公在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死了。孔子这年四十二岁。第二年鲁昭公的弟弟继位，就是鲁定公。又过了五年，季平子死了，季桓子继位，把持季家的家臣互掐，最后只剩下一个公山不狃，他在前501年占据了鲁国的费邑。（详见上文《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

公山不狃打发人来请孔子，他知道孔子是有声望有本事的人，还讨厌季氏的专横。孔子也一直在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很想像周文王、武王凭着西北的小领地丰和镐（都在今西安南边，“镐”音hào）而一统天下，于是心里就有些活动了。

对这件事，子路首先表示不高兴。他觉得老师天天讲“正名”，讲“君君臣臣”，那公山不狃不是要犯上作乱吗？为什么要去帮他呢？

孔子便解释：“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白召我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大概会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吧！”（17.5）

可是这一步终究是没有迈出去，孔子定下心来，把全部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

孔子经常和弟子谈“仁”，他解释说“仁”就是爱别人（12.23）。这是他思想中最光辉、最进步的一面。

除了讲“仁”之外，孔子又经常教导弟子学习历史，学习文艺，关心政治，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等。面对弟子，他的高兴、苦闷、愤怒，没有什么隐藏；他的歌声、笑声，没有间断。直率而又含蓄，热情而又严肃，活泼而不失分寸，这是弟子对他的印象。

孔子和人们谈话的时候，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就是对弟子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先让弟子们各自表达了志愿，接着子路转而问孔子：“想听听您老人家的志愿呢！”孔子说：“我的志愿是：老人安稳过日子，朋友相信我，年轻人对我挺怀念。”（5.26）这志愿如此平凡，但又那样近人情，那样温暖，这就是孔子！

孔子善于启发人，也尊重人们的个性，往往因为各个弟子爱好不同、了解事物的程度不同而说话很有分寸。

一天，孔子和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坐在一起。孔子那年五十一岁，他说：“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大几岁，你们就受拘束，有话尽管说。你们平日常说，没有人赏识，现在我倒要问问，如果有人赏识，你们打算怎么做呢？”

子路、冉有、公西华各自说了一通。子路不假思索就说他只消三年，就可以全面治理好一个中等国家。孔子微微笑了笑。冉有见此，就把目标缩小了些，说三年之内，能让一个小国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公西华却说自己在外交场合可以学着做个司仪。

按年龄，本该曾晳接着子路说，但曾晳正弹琴呢，所以孔子这时才问他。“咚”的一声，琴音停了，曾晳站起身来说：“我想说的和他们的不同。”

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各人说各人的志愿罢了。”

曾晳说：“我想在暮春三月，穿上轻便的衣服，和大大小小的朋友，到沂水去洗澡，在求雨台上去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听了，大为赞叹，说：“我欣赏曾点的想法呀！”

孔子为什么特别欣赏曾晳说的呢？大约曾晳所说，是孔子一生追求的太平世界的缩影吧！

曾晳见三名同学都出去了，便问：“老师为什么笑子路呢？”孔子说：“搞政治得讲礼节，礼节最讲究谦虚。他说得却一点都不谦虚，所以我笑他。”（11.26）三、外交内政的作为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孔子五十一岁，在鲁国当了中都宰。

当时鲁国安定了些。季桓子家族内部因仲梁怀被压服、阳货出走、公山不狃在费邑无所作为而平静了些。鲁定公和季桓子见孔子不曾被公山不狃叫去，便增加了对孔子的信赖，也认识到了孔子的才能，于是任用了他。

中都宰就是首都市长。孔子在一年中做出了成绩，当时各国都想学孔子的治理方法。

孔子又升为司空，就是管工程建设的官儿；又转为司寇，就是司法长官。

孔子虽说做了大官，但在比他年长的乡亲面前，仍十分恭敬，像说不出话似的。当他在朝廷议事的时候，是很明白畅达的样子，但又很慎重；和上级谈话，他正直而恭敬；和同僚谈话，他温和而快乐。（10.2）

第二年，齐国发觉孔子已经握有实权了。这年夏天，齐景公听了大臣黎鉏（chú）的建议，要和鲁定公举行夹谷之会。夹谷在今山东莱芜，泰山以东。他们想要在外交上使鲁国屈服。

因为司寇兼办外交事务，所以孔子被派为鲁定公的助理。孔子建议做好文武两手准备，并请求派指挥军事的左右司马同去。

齐景公的助理是名相晏婴。两国国君在预先筑好的土台子上会见，依照礼节，彼此见了面，也献过酒。齐国管事的忽然说：“请表演地方歌舞。”

一帮人蜂拥而上，有拿旗的，有拿盾的，使枪弄棒的也混进来了，乱哄哄的。孔子一看，也顾不得平时讲究的雍容庄重，三步并作两步就上去了，扬起袖子喝道：“两国国君正在庄严地会见，野蛮的歌舞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请问齐国管事的，该怎么办？”

齐景公很不好意思，便摆了摆手，歌舞队这才退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齐国管事的又说：“请演奏宫廷的音乐。”齐景公说：“好！”一些耍把戏的就又唱又舞地涌了上来。孔子又三步并作两步登上台，大声喝道：“戏弄诸侯的，依法应该斩首！执法官干什么去了？”执法官无言以对，只好装模作样准备将捣乱的那帮人斩首。

由于孔子严正的态度，又由于孔子事先准备了军队，齐景公看到鲁定公不易被劫持，便匆忙结束了会议。

齐景公觉着丢了份儿，于是做高姿态退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城池黔、灌和龟阴。这年，孔子五十二岁。

夹谷之会的外交胜利提高了国家的地位，也提高了孔子的声望。外交既已拔得头筹，内政也须跟上，孔子要实行他要求统一的主张了。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夏天，孔子对鲁定公说，大臣不该拥有私军，大夫的城池不能过大。定公当然赞成；季氏也赞成，因为他的城池被公山不狃占着，想要趁机消灭他。孔子便派子路到季氏家当了总管。

三家中最弱的叔孙氏也把他盘踞的郈邑拆了。

季氏表示愿意拆除费邑，但公山不狃起兵反抗，他的军队攻进了曲阜，箭都射到鲁定公跟前了。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qí）二将反攻，公山不狃逃往齐国，费邑被拆除了。

孟氏的城池是成邑。守卫成邑的公敛处父借口成邑靠近齐国，是国防需要而不肯拆除，直到冬天都没拆。鲁定公派兵包围了成邑，也没攻下。

不管怎样，孔子在内政上还是有所成就。这年孔子五十四岁。

外交内政相继取得了成绩，国内安定了下来。卖猪羊的不漫天要价了，街道上井然有序，东西丢了也没有人捡了。远方客人来到，舒适得像回了家一样。

孔子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说：“用政令引导他们，用刑罚整顿他们，人民只是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若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教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2.3）

鲁国的大治，使邻国，特别是齐国有些担忧了。齐国国君还是齐景公，晏婴在夹谷之会后不久就逝世了。晏婴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有朴素的民主思想。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需要不同意见的存在。他说这就像各种乐器合奏，音乐才好听，五味互相调剂，菜才好吃一样；如果都是同样主张，随声附和，那就是白开水加白开水，还有什么味道！他把不同意见的妥协调和叫作“和”，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众口同声叫作“同”。孔子也主张“和而不同”（13.23），显然是受了晏婴的启发。

齐国执政者中没有高瞻远瞩的人了，他们担心孔子掌权，鲁国会强大到能够威胁齐国。黎鉏这时又出坏主意了，他想要离间孔子和鲁定公、季桓子的关系。他们知道孔子眼里揉不得沙子，而鲁定公和季桓子是爱玩乐的，便送去了八十名美女和一百二十匹好马。鲁定公和季桓子便沉醉在歌舞中，政事也不大过问了。

子路见他们竟如此荒唐，对孔子也不大尊重了，便不耐烦地说：“老师可以走了吧？”孔子说：“还要呆两天。如果能把这两天郊外祭天的祭肉送点过来，就算还尊重我们，我还可以留一留。”

季桓子不问政事已经好几天了（18.4）。祭天早就完了，祭肉也没送过来。孔子清楚处境的尴尬：鲁定公没主意，季桓子只是利用自己对付公山，孟氏抗拒拆城，齐国离间……他只好率领弟子离开鲁国。毕竟是故国啊！真是一步三回头，不像离开齐国时那么干脆。这年是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四、在卫国

孔子选择去卫国，那儿有老朋友大夫蘧（qú）伯玉。有次，蘧伯玉派一位使者访问孔子。孔子问道：“他老人家现在干什么呢？”使者答道：“他老人家想减少过错却还没能完全做到。”孔子连说使者回答得好。（14.25）

卫国是安定的，也有贤人——除了蘧伯玉，还有孔文子；贤大夫史鱼虽已去世，遗风尚存。子路和卫国宠臣弥子瑕是连襟，也是有利条件。

到了都城帝丘见到卫灵公，灵公虽不了解孔子，却也客客气气，见面即问孔子在鲁国的待遇，并给了孔子同等待遇。但不久，谗言便传出来，说孔子弟子中能人众多，万一图谋不轨……卫灵公便派公孙余假监视孔子。孔子哪受得了这个？不久便带着弟子离开了。

走得匆忙，孔子和少数弟子坐车，多数弟子步行，走散了。子贡这时才二十四五岁，着急忙慌问过路人。有人笑嘻嘻告诉他：“我看见东门那有个人，长得很体面，两腮像帝尧，脖子像皋陶（yáo），肩膀像子产，腰以下像大禹，样子很狼狈，就像丧家狗呢！”子贡朝东门赶去，遇见孔子后说起这事。孔子笑着说：“我的长相倒描摹得不像，只是说像丧家狗，真是那么回事儿！”

孔子一行到了匡地，那儿正被卫灵公驱逐的贵族公孙戌占着，有点像惊弓之鸟。匡人看见一大帮人过来，有一高个老头长得有点像阳货——以前阳货曾骚扰过这里，便把孔子一行包围起来，长达五天。颜回掉了队，后来才赶到。孔子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渊说：“老师您还健在，我怎么敢死呢？”（11.23）匡人逼迫得更紧了，弟子中便有沉不住气的。孔子打气说：“周文王死了以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靠我们来保留吗？天若是要灭绝这种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天若是想保留这一文化，匡人能奈何得了我吗？”（9.5）

最后，一名勇敢善战的弟子公良儒带头和匡人打了起来，匡人慌了。公孙戌提出条件，说只要孔子不回卫国去，就可解围。孔子答应了。

匡地在卫国、晋国边境地带，孔子因此也想到晋国去。晋国可是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这时，晋国权臣赵简子和另外两位权臣范氏、中行氏打起来了，赵简子的家臣佛肸（bìxī）便占据着中牟（在今河北邢台和邯郸之间），也想趁机捞一把。佛肸知道孔子对赵简子杀了贤人鸣犊、窦犨（chōu）不满，也知道孔子目前的困境，便想请孔子来壮壮声势，打发人来请孔子。孔子也动了心。这事让子路知道了，急忙过来说：“从前我听老师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如今佛肸盘踞中牟谋反，您却要去，如何解释？”孔子回答：“对，我说过这话。都说那坚硬的东西呀，磨也磨不薄；都说那洁白的东西呀，染也染不黑。我难道是个匏（hù）瓜，只能够挂在那里而不给人吃吗？”（17.7）但是，孔子究竟是没去佛肸那儿。

考虑再三，孔子还是打算回到卫国。有弟子说，您不是答应公孙戌不回卫国吗？孔子说，那是强迫的啊！强迫的盟约老天是不认的。“我难道要像一班男男女女那样守着小节小信，在水沟里自杀，还没人知道吗？”（14.17）

这时，卫灵公也后悔了，觉得不该派人监视孔子。知道孔子回来了，就高高兴兴地到郊外迎接。孔子回来后就住老朋友蘧伯玉家里。一晃三年过去，孔子已经五十九岁了。这中间，鲁定公死了（定公十五年，前495年），他儿子继了位，就是鲁哀公。

孔子在卫国，心情也并不愉快。卫灵公人虽不坏，却也并非明君，对蘧伯玉这样的贤臣，尚且不能言听计从，更别说外来的孔子了。他也不思振作，成天和夫人南子、宠臣弥子瑕厮混。

南子屡次表达想见孔子，孔子只好去见她。见面时隔着纱帐，瞧不清楚帐后的人，只听见南子身上佩玉相撞的响声。孔子后来解释说，这只是礼尚往来罢了，但子路仍然不高兴，孔子只好发誓说：“我的话如有不实之处，老天厌弃我吧！老天厌弃我吧！”（6.28）

卫灵公和南子坐车出门，让孔子坐第二辆车，第三辆却是太监雍渠的。三辆车招摇过市，孔子觉得窝囊，说：“我还真没有见过喜爱道德胜过喜爱美色的人！”（9.18）

孔子很失望，但一时又对去向感到茫然。

一天，孔子正敲着磬，一个挑筐的汉子路过门前说：“这磬敲得意味深长啊！”又说：“磬声铿铿的，是想不开呀，没人了解自己，就撂挑子好了。‘水深，只好穿着衣裳走过去；水浅，不妨撩起裙角走过去。’”（14.39）

不久，卫国发生了政变，太子蒯聩（kuǔikuì）杀南子未遂，逃到晋国赵简子那去了。卫灵公想要用兵，来向孔子讨教出兵事宜。这种骨肉相残的战争，孔子历来反对，况且又牵涉强大的晋国，于是委婉表达了不赞成：“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到过；打仗的事情，从没学过。”（15.1）

经这一闹腾，卫灵公撇下他统治了四十二年的卫国，死了。太子蒯聩的儿子辄继位，即卫出公。这年，孔子六十岁。

蒯聩不甘心，求赵简子支持他回国复辟，赵简子便命令躲在晋国的阳货护送蒯聩回国。这下卫出公不干了，他让军队摆开阵势，齐国也支持他，蒯聩没能得逞。

对这场儿子拒绝老子复辟的战争，孔子的弟子议论纷纷。冉有问子贡：“老师赞成卫国君主做的事吗？”子贡说：“我去问问老师吧！”子贡进入孔子屋里，说：“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子贡说：“他俩互相推让，都不肯当国君而逃往国外，怨悔了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怨悔什么呢？”子贡明白了孔子的态度，出来对冉有说：“老师不赞成他做的事儿。”孔子又评论说：“鲁、卫两国的政治，就像兄弟一样相似啊！”（13.7）五、漂泊在宋、陈、蔡、楚

既然如此，还留下干什么？走呗！到了卫、宋交界一个叫“仪”的地方，边防官请求孔子接见他，说：“凡道德君子到达此地，我从没有不和他见面的。”随行学生请求孔子接见了他。他辞出后，对弟子们说：“你们这些人还用得着担心天下沦丧吗？无法无天的日子太久了，圣人也该出来了，上天会把他老人家当作人民的导师啊！”（3.24）

到了宋国境内，孔子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歇息了一会儿，便开始演习学过的礼仪。曾因虐待工匠而被孔子批评过的宋国大将桓魋（tuí），气势汹汹地带着一帮人过来把大树砍倒，还扬言要杀孔子。弟子们催孔子快走，孔子说：“上天成就了我的道德，那小小桓魋能把我怎样？”（7.23）孔子虽然不怕，也没必要鸡蛋碰石头，于是换上便衣，和弟子们离开了宋国。

孔子和弟子到了陈国，住大夫司城贞子家。陈国在宋国南边，国都宛丘，即今河南淮阳。这年也是陈湣（mǔn）公十年，孔子参加了陈国政府工作。

陈国既小，又是东边的吴国和南边的楚国争夺的目标，陈湣公也碌碌无为，孔子在这难以做出成绩。工作之馀，他常常思念故国。

秋天，季桓子病重。他望着曲阜的城墙，叹了口气说：“这国家本来可以兴旺的，只因我对不起孔子，才没有兴旺起来。”他对季康子说：“我死后，你会辅佐鲁君的，那时一定要把孔子请回来！”

季康子果然继承了季桓子的职位，他打算请孔子回来。可是有的贵族，例如公之鱼，反对这样做，他们只同意请回孔子弟子中较为能干的冉有；但这事也搁置下来了。

这年，发生的事情特别多：孔子离卫，过宋，到陈；卫国内乱，桓魋捣乱；季桓子死，季康子立；孔子本有机会被请回鲁国，又没能实现。对这一切，六十岁的孔子看得很开，他曾说：“我到六十岁，听到不如意的话，也不容易生气了。”（2.4）

孔子在陈国又住了三年。前489年，孔子六十三岁，这年吴国大举侵陈，楚昭王率军驻扎在陈国东北部的城父（今安徽亳州），助陈反攻。昭王是一位开明的君主，史书多有记载，不过这时他却病了。孔子想，既然陈国多难，不如到楚国去。昭王听说后很高兴，打算派人迎接。

孔子要从陈国到楚国，必须经过负函（在今河南信阳），负函当时名义上属于蔡国。去负函的路上，正是吴楚交兵的地方。一天，孔子一行被乱兵围住，粮食也吃光了，弟子们又累又饿，都坐地上起不来了。孔子照常讲课，照常弹琴、唱歌。子路怒气冲冲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困顿得一筹莫展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然有困顿的时候，而小人一困顿，就无所不为了。”（15.2）孔子心里也急，但他必须显得镇定，否则大伙更急。

弟子们越来越心焦了，孔子分别问子路、子贡和颜回：“古诗唱道：‘不是老虎，也不是野牛，旷野里东奔西走。’我的学说错了吗？为什么会这么不顺呢？”子路认为是我们仁德不够、智慧不够；子贡认为孔子的理想过于高远，希望孔子降低目标。对他俩的回答，孔子不以为然。颜回说，老师的主张不被这浊世容纳，才能显出老师是真君子。颜回的回答深得孔子之心，孔子开玩笑说你若发了财，我给你做管家。

孔子派善于外交的子贡到楚国搬救兵。不久，楚军到来，护送他们一行到达负函——这时负函已被楚国控制，楚国大将沈储梁就驻扎于此。沈储梁曾任叶地行政长官，所以又称“叶公”——“叶公好龙”的故事说的就是他。叶公曾向孔子请教治国理政的道理，孔子说：“只有境内的人欢悦，境外的人才会来归。”（13.16）孔子这样说，是因为在负函住的是失去故国的蔡国人民。

叶公很想了解孔子到底是什么人，就私下里问子路。子路觉得自己不能很好地用一两句话来形容老师，就去问孔子，孔子告诉子路：“你为什么不这样告诉他，我老师的为人哪，发愤用功而忘记吃饭，乐在其中而忘记忧愁，浑然不知衰老就要到来，不过如此而已。”（7.19）

病中的楚昭王是很想重用孔子的，要封给孔子一块地方，可是楚国以令尹（相当于宰相）子西为首的贵族反对。子西说，孔子想重现周公的事业，他的学生又那样能干，当初周文王、武王也是凭着一小块地方干出大事业来的……昭王只好打消念头。

不久，昭王在城父死了，当权的子西忌惮孔子，孔子只好徘徊在楚国的边界进退两难。

一天，有个“疯子”一边走过孔子车旁，一边唱着歌：“凤凰哪凤凰，你的德行已经衰微。过去的不可劝止，未来的还可追回。罢手吧，罢手吧！如今的执政者岌岌可危！”孔子赶忙下车，想和他谈谈，他却赶快避开，最终也没能说上话。（18.5）

又有一天，一个小孩对孔子唱道：“沧浪的水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呀，可以洗我的双足。”

这些歌谣预示着楚国守旧贵族势力强大，孔子难以有所作为，他打算离开了。这时，卫出公当权比较稳固了，孔子决定回卫国去。六、又到卫国

孔子一行在途中见到两个高个子、满身汗和泥的人在那儿耕地，孔子就叫子路去打听渡口。其中一人长沮问子路：“那位驾车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他又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么，应该是知道渡口的。”子路只好问第二位桀溺。桀溺说：“先生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您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答道：“正是。”桀溺说：“洪水猛兽天下到处都是，你们和谁去改革它呢？况且，你与其跟随逃避坏人的人，还不如跟随逃避社会的人呢！”说完，仍旧不停地干农活。子路回来转告孔子。孔子失望地说：“既然不可以和鸟兽合群共处，如果不和人类相处，又和谁相处呢？如果天下太平，我还用得着和你们一道改革社会吗？”（18.6）

又过了几天，子路掉队了。他碰到个老人，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您看见我老师了吗？”老人说：“有一帮人打这路过，四肢不劳动，五谷不认识，其中谁是你老师呢？”说完，插上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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