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易简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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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世一双人：纳兰容若的词与孤独试读：
引言
纳兰容若在《渌水亭杂识》里记有一份由娑罗树生出的感怀，大意是说：五台山上有许多娑罗树，当地僧人每每夸张它们的灵异，甚至于图画镂版，以慰善男信女的诚心。但是，如巴陵、淮阴、安西、伊洛、临安、白下、峨眉山等地，娑罗树在所多有，一点都不珍稀。听说广州南海神庙有四株娑罗树，高大不同寻常。今天京师卧佛寺也有两株娑罗树，高耸有凌云之势。同一种树木，在五台山被视为珍奇，在其他地方却籍籍无名，看来即便是草木，也有幸与不幸之别啊。
容若所谓的娑罗树，又名七叶树、无忧树、菩提树，佛陀睹明星而悟道便是在此树之下，故而佛教视之为圣树。“娑罗”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坚固”。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有记载说：这种树的树皮是青白色，叶子极其光润，生长得远较其他树木为高。
在木匠眼里，娑罗树是优质硬木的提供者，最适合打造家具。而在佛教徒看来，谁胆敢砍伐这样的圣木呢？但同样生在佛门圣地，北京卧佛寺的娑罗树得不到半点香火，山西五台山的娑罗树却连镂版印刷的图画都能被人顶礼膜拜。生活环境的微妙不同竟然可以造就这样的差异，这真是不得不使人迷信天意了。当容若记下自己对娑罗树的一点感怀时，或许不曾想到，这一番感怀完全可以看作他自己一生遭际的贴切隐喻，就连娑罗树的全部异名都那般离奇地关合着他的身世。阮易简二〇一四年七月壹康熙十三年一
康熙十三年（1674），一个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年份。
前一年的年尾，“三藩之乱”正式爆发，战火由冬及春，转眼之间便吞噬了湖湘与四川。时距清军入关已逾三十个年头，曾经戎马叱咤的八旗精锐早已经懈怠得不成样子，只愿意在天下和平的气氛里安心享受当年拼死挣得的政治红利。耆宿名将也已经凋零殆尽了，满朝武将还有谁能是吴三桂的敌手呢？年仅二十岁的康熙帝长于深宫之中，养于妇人之手，行事作风满是年轻气盛之下的独断专行，大清帝业会不会就这样轻易地毁在他的手里呢？
今天我们在上帝视角下遥望这段历史，会晓得康熙大帝英明神武，而吴三桂的气焰最多只是一名老人的回光返照罢了。太多的历史读物都在后知后觉地给我们灌输着这样的“必然”，但是，倘若我们真的生活在康熙十三年的大清治下，很可能会将胜利的赌注投在吴三桂的一边。
德国作家罗尔夫·多贝里记述自己偶然发现了舅公的日记：“1932年，舅公从伦茨堡移居巴黎，去电影界碰运气。1940年8月，在德军占领巴黎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所有人都预料德军在年底前后又会撤走，德国军官也向我证明了此事。英国会像法国一样快速沦陷，然后我们将最终重新恢复我们的巴黎生活——虽然是作为德国的一部分。’今天，任何人翻开有关‘二战’的历史书，面对的都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法国被占领了四年，这似乎更符合一种战争逻辑。”
历史总是由太多的偶然促成，而史书的编撰者每每将偶然写成定数，将零星的事件用一根牢固的因果链条串联起来。当然，历史并非全然没有规律，仅以康熙初年的历史来说，削除三藩是迟早的事情，谁让这三藩既拥兵自重，又要每年消耗掉朝廷半数左右的财政收入呢。症结不在于该不该削藩，而在于应该怎样削藩。朝廷重臣们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循序渐进，将最难啃的骨头放在最后，甚至不妨等到吴三桂死后，当他的继承人不再有足够的威望与能力的时候。
但康熙帝不喜欢这样，他正在年轻气盛的时候，他要的是一举解决三藩问题，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令人为难的事情。老成持重的元老重臣们尽职尽责地阻止着这位少年天子的轻举妄动，只有最工于心计的人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局面里窥见金光闪闪的晋身之阶。时任兵部尚书的纳兰明珠坚定地站在了康熙帝的一边，不惜与同僚们争执到面红耳赤，甚至反目成仇。政治生涯归根结蒂就是站队问题，最忌讳的就是做好好先生，必须旗帜鲜明选择一边才行，为此必须勇于开罪同僚。于是，在年轻势孤的康熙帝最需要支持的时刻，纳兰明珠果断地站在了他的一边，与元老贵族公开决裂。二
对于康熙帝而言，削藩是对帝国命运的一场豪赌；对于纳兰明珠而言，削藩是对个人政治前途的一场豪赌。官场的规则就是这样，一旦削藩失败，甚或是削藩过程中出现了一点点激起舆情的变故，皇帝自然不必负责，而支持削藩最力的大臣必然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接受最严厉的惩处，“以平天下悠悠之口”。
出身决定策略，对于纳兰明珠这样一个苦出身的大臣而言，注定无法从元老派那里得到多大的支持，既然如此，反而不如借削平三藩的机会与元老派彻底决裂的好。
纳兰明珠，别看他现在官居兵部尚书，却是一个毫无政治背景、几乎完全凭白手起家的人。有多少像他这样的男人希图以婚姻改变命运，以凤凰男和孔雀女的组合为自己在政治生涯中寻到第一块垫脚石，但纳兰明珠的妻子偏偏是一个任谁都避之唯恐不及的罪臣女子：她是阿济格的女儿，努尔哈赤的孙女，本该是人人艳羡的公主，谁料想阿济格在兄弟之争中落败，收监赐死，革除宗籍，家产也尽被抄没。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卑微的纳兰明珠才有机会“高攀”上这位失势的贵主。
以这样的婚姻背景行走在名利场上无异于剑走偏锋，也只有纳兰明珠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才能够巧妙地运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取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益。他是一个沉稳而老辣的野心家，他很明白该如何在关键的时刻把自己赌在关键的阵营里。
在个人的政治面前，国家利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很难相信以纳兰明珠的见识，竟然看不出以雷霆手段削平三藩会是一件何等冒险的事业，大清帝国即便不致因此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至少也要经历连绵不绝的战火，使无数生灵涂炭。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将功成万骨枯，亿万凡俗生命无非是大人物博弈的棋子，自己又凭什么仅仅因为做上了兵部尚书便天真地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呢？三
倘若依循元老派的策略，燃烧了八年战火、耗尽了天下资财的“三藩之乱”原本不会发生，但康熙帝年轻气盛，纳兰明珠推波助澜，生生要逼迫吴三桂兴师决战。这是最容易激荡年轻人心灵的故事，人们喜欢看到一个乾纲独断、力排众议的皇帝，喜欢看到激进的、不怕流血的大政方针，这样的帝王才有资格成为芸芸众生的精神偶像，而战争既不是血腥屠戮，也不是妻离子散，只是高歌猛进之中的英雄传奇。
当吴三桂从云南挥师北上的时候，一路上的要塞与城镇非破即降，史载“各省兵民，相率背叛”，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几乎占据了江南全境。随即山西、陕西、甘肃诸省纷纷改旗易帜，就连河北总兵都在忙着和叛军暗通款曲，准备举事响应，北京城里则不断爆发骚乱，人心尽在惶惶之中。一些史书极尽阿谀的精神称这一切变故早在康熙帝的预料之中，世人毕竟以成败论英雄，胜利者更不介意将所有的运气表述为高瞻远瞩。
在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乱”方兴未艾的时候，没有人看得清时局的走向。兵部尚书纳兰明珠以王朝命运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赌注，因此成为少壮派里风头最劲的人物，亦成为年仅二十岁的康熙帝最为仰赖的臣子。四
这一年，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也刚满二十岁。
在儒家的传统里，二十岁标志着男子的成人，所以在这一年要举行冠礼，亦即成人礼，在仪式中加冠、取字，从此人们不再称他的名，而改为称他的字。纳兰性德，字容若，从此人们称他容若。
成人世界里的事情接踵而来，既然已经加冠、取字，接下来就该娶妻生子了。亲事早已定好，亲家是曾任两广总督的汉人卢兴祖，这一年他已经解职还京，从南国带回了那个青春待嫁的女儿，让她与容若正式成婚。
明珠家里的喜事还不止这一桩，就在容若成婚的同时，明珠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揆叙。现代人很难想象这种略嫌蹊跷的家庭关系，但对于古代的大户人家，这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这是风雨飘摇的一年，也是万象更新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里，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在历尽坎坷之后终于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就任钦天监监正，一切天文仪器皆以西洋新法重新制造。现代人或许觉得这无关宏旨，然而古人一向视天文学为关乎帝国命脉的核心学术，所以非但任何天文机构必须由中央政府直辖，甚至严令禁止民间的一切天文研究。历法，古人称之为正朔，奉行谁的正朔就等于认可谁的政治权威，而得自《春秋》的万世大法更认为正朔必得其正，所以天文事业实在半点也马虎不得。
今天研究科技史的人每每认为康熙帝信任南怀仁只出于纯技术上的原因，其实不然，没有哪个聪明的皇帝会对纯粹的天文技术抱以如许的热忱，尤其在叛军已经席卷了半个国家的时候。康熙帝如此做，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以历法的准确性强调大清正朔实为天命所归，在军事失利的局面下安定人心。
在天文历法的西洋制造浪潮里，传统计时用的铜壶滴漏悄然被自鸣钟取代。容若因为父亲的缘故，有幸在第一时间里大开眼界，万千感慨集成了一篇《自鸣钟赋》：
缅昔二仪肇判，三辰初曦。轩辕制器尚象，伊祁治历明时。岐伯铸钟而调嶰竹，挈壶司漏以协璿玑。用能揆合昏旦之盈缩，平章度数之精微。是以仲叔、羲和守之，百世而勿失；天官，太史用之，亿代而靡违者也。丕惟圣祖龙兴，造邦中宇。聪明时宪，风云应虡。改革制度，厘定规矩。历授西洋，法依古里。厥初爰有自鸣之钟，创于利马豆氏。虽形体之大小多所殊，而循环于亥子初无异。至其后人之传教，推步益臻于神妙。帝乃命以钦天，纪官司于凤鸟；易刻漏以兹钟，建灵台于云表。显列众辰之图，深藏运机之奥。抉宣夜之渊弘，殚周髀之浩渺尔。其外之可见者，加尺茎于圆上，俨窥天之玉衡。譬夸父之逐日，莫之推而勇行。辰标上下四刻之初正，刻著一十四分之奇赢。尺每交于一辰之疆界，则内钟之不可覩者，若为考击而闻声。始则宫商间发，继则剽栈齐鸣。珰珰丁丁，鏦鏦铮铮。随烟高下，从风飘零。既犹伦、夔之和律吕，渐若襄、旷之奏韶韺。逾半晷而稍歇，遇中正而愈鍧。盖如龙吟寂而虎啸旋起，猿啼息而鸡号迭兴。实动仪苍昊健行之无息，而一准朱轮飞辔之均平。赐谷虞渊，蚤暮不差于累黍；昆吾蒙汜，书宵罔忒于权衡。故其为声也，不假鲸鱼之象，非由乐人之撞。四序流音于汉殿，奚关铜岫之颓；终年叶韵于丰山，岂尽繁霜之降。于以范围岁月，统章而无乖；消息寒暑，晦朔而勿爽。此其造历之密，不徒与太初、麟德为颉颃；制作之精，非仅同弘度、承天相揖让。知自此枫庭蓂荚，可勿生阶；彤陛鸡人，无烦戴绛。总由一机柚所自舒卷，若有群鬼神为之鼓荡。于是深宫听之。不失九重之宵旰；在位闻之，毋愆百职之居诸。纵令雨晦风潇，而惜阴之士自识晨昏而运甓；即使终霾且曀，而刺绣之姬应知中昃而添丝。或处深山幽谷之中，若聆音而起，当弗昧于茅索綯之候；或居修竹长林之内，若辨响而兴，亦勿迷弋凫与雁之期矣。余为辗转思维，末由悟其蕴；低徊俯仰，惟有叹其神。则知焉是钟者，诚默夺造化之工巧，潜移二气之屈伸。徇足媲铜仪玉箫，垂为典则而难改；且可配大挠章亥，祀之奕世而常新。迨将黜公输而褫子野，夫何周礼凫氏之足云。
以中国传统文体吟咏一种西洋器物，在当时绝对是一种离经叛道的举动。中国传统上本就鄙薄所谓奇技淫巧，任凭你是巧夺天工的匠人，任凭你有怎样卓绝的发明创造，统统不会赢得士大夫阶层的尊重，何况这自鸣钟是创自“夷狄”的技术呢。容若这篇文章，是为康熙帝的天文历法改革而张目，所谓“丕惟圣祖龙兴，造邦中宇。聪明时宪，风云应虡。改革制度，厘定规矩”，自鸣钟虽然是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小器物，背后却有当时最先进的天文理论的支撑，而这样的去故纳新，历来岂不都是圣王英主的事业吗？
儒家十三经里有一部《周礼》，其中记载有“凫氏”一职，专门负责铜钟的制造。《周礼·考工记·凫氏》详细记载有造钟的技术要领，历来非但被人们奉为技术上的圭臬，甚至奉为政治哲学上的圭臬，但容若在文章的结尾轻轻道出“夫何周礼凫氏之足云”，毫不讳言《周礼》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尽管这是一切固执守旧的人士都不愿看到的事情。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评论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正是因为容若有“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的身世，虽然自幼学习汉文化，虽然儒学造诣超越了太多同龄的汉人，但血脉里仍有着草原民族的天真质朴，不惮于将心底的想法娓娓道出，兼之生长于官宦之家，陪伴于帝王之侧，眼界自然比常人开阔许多，一篇离经叛道的《自鸣钟赋》又算得了什么呢？五
容若从不惮于离经叛道，尤其对于自己最钟爱的事情，比如填词，比如迎娶他心爱的妻子。康熙十三年，对于容若来说，对于纳兰氏全家来说，最大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容若的婚事了。任三藩之乱如火如荼，任台湾郑氏家族的水军在沿海地区虎视眈眈，任朝中太多元老重臣站在纳兰明珠的对立阵营里，那又如何，哪比得卢氏入门来得重要？
容若有一首写给新婚妻子的《茉莉》，貌似咏物，咏一束南国的茉莉花，深层的意思两人心照不宣：
南国素婵娟，春深别瘴烟。
镂冰含麝气，刻玉散龙涎。
最是黄昏后，偏宜绿鬓边。
上林声价重，不忆旧花田。
容若要办一场与众不同的婚礼，一场恢复儒家古礼的婚礼，一场安安静静、恬淡雅致的既标榜自己一贯的审美趣味，又藏着对新婚妻子的印象与期待的婚礼。
今天我们熟悉的婚礼样式其实很不传统。自从隋唐以来，胡风浸淫，婚礼越发变得喧嚣热闹。清代又杂入了太多满人的习俗，以至于锣鼓喧天，爆竹彻地。然而容若生性好静，而且比汉人更热衷于儒家古礼，他决意要彻底无视于当时的习俗，办一场依据儒家古礼的婚礼——这才是自己结婚该有的样子，亦是最配得起“南国素婵娟”的仪式。
于是直到多年之后，容若的那场婚礼依然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话题。汉人士大夫诧异于一位满洲青年竟然真的将儒家古礼操办得有模有样，百姓人家则诧异于这位豪门公子夸张到死的低调。是的，在古礼当中，婚礼并不鸣钟奏乐，而是以安静为特色的，是在黄昏时分静悄悄地举行的——“婚”字原本作“昏”，“成婚”原本写作“成昏”，就是由黄昏的涵义而来的。
当然，贵族的婚礼也很能大操大办，比如现在流行的迎亲车队的风俗早在周代就已经有了。《诗经》当中有一篇《韩奕》，描绘韩侯娶妻的场面，韩侯亲自到岳父家里去接妻子，这就是周礼中的“亲迎礼”，是传统婚礼的“六礼”之最后一项，但“六礼”之说也许只是后儒附会，实际只有“三礼”，所谓“六礼”或许和《诗经》的“六义”一样，是出于对神圣数字“六”的比附。但无论“六礼”还是“三礼”，亲迎礼都是最后一项，这一环节就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婚礼，而在两千多年前，行亲迎礼的韩侯以上百辆的彩车组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豪华车队，直奔岳家而去，而这样的车队规模，在当时足够打一场中型战争了。
但是，无论车队多么豪华、多么浩大，按规矩，这个亲迎礼总是要在黄昏举行的。《仪礼·士昏礼》有士这一阶层结婚礼数的详细记载，说新郎要把亲迎的用车漆成黑色——这可不是为了低调，因为按照周礼，士的用车标准是栈车，大夫才能乘坐墨车，这在平时是不能僭越的，但婚礼的情况特殊，允许士把自己的车漆成黑色，当作大夫一级才能享受的墨车去迎接新娘，让自己更有面子一些。
新郎坐上了墨车，一行人还要带上火把，因为这已经是黄昏了，天很快就要黑了。天黑，车也黑，人更黑——新郎的衣裳要绣黑边，随从穿的都是黑衣，等到了岳家，看到的也是一众身穿黑衣的女眷。大红大绿的装束和吹吹打打的作风一样，是社会平民化之后的产物，不是周代这个贵族社会所有的。
亲迎之后，天自然已经黑了，于是，一群黑衣人乘着黑车、打着火把，月黑风高地回家去了。到了自家，天已大黑，新郎和新娘要吃上一顿来补充能量，然后用一种专门的合卺杯喝酒，这就是饮合卺酒，也就是现代婚礼的交杯酒，只不过这种特殊形制的杯子在清代以后就算失传了，现代人只是用普通酒杯搞简化的合卺礼了。
这一夜的共食与共饮叫做“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是一种特殊化的饮食方式。如果按照古人宴会的常规，分席而坐，分餐而食，反而类似于今天西餐的吃法，猪牛羊肉等等都分在每人各自的餐具里。结为夫妻之后，两人合吃一份，是为“共牢”；卺的原始形态则是一个瓢破作两半，夫妻各用一半，合起来是一个整瓢，是为“合卺”。
合卺酒喝完之后，新婚夫妇回房就寝。等到了第二天清晨，新娘沐浴梳妆之后，这才第一次拜见公婆。我们在古装影视作品里惯见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仪式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
整个婚礼过程是以静为主的。孔子说过：“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新郎家里一连几天都不能奏乐，为的是照顾新娘的情绪——人家毕竟刚刚离开了父母，年纪又那么小。所以说，婚礼虽然是件喜事，但是喜中有悲，低调一些才更符合人之常情。《礼记·郊特牲》还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昏礼不用乐”，给出的理论依据是：结婚属阴，音乐属阳，所以不能用阳来破坏阴。甚至婚礼还不需要别人祝贺，因为结婚意味着传宗接代，传宗接代意味着新陈代谢，做人子的自然不能无所感伤，故而无心受贺。
及至，汉代“昏礼不贺”更由《白虎通义》被官方确定为全国统一的行为准则。尽管这种阴阳理论更像是汉人的观念，但“昏礼不用乐”确是周代以来一贯如此的。
容若和卢氏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成婚了，虽然极尽低调，却很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意思。父亲明珠却丝毫不以为意，因为在婚姻大事上，容若与明珠实在一脉相承，有一份近乎不可理喻的执拗。六
官宦人家的婚姻，从来无关于爱情，只关乎政治与经济的联盟。所以婚姻从来不是小夫妻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重要事业。在权力的鳄鱼潭里摸爬滚打的人，有多少成也婚姻，败也婚姻。接受一个人的提亲往往意味着拒绝许多人的提亲，也就意味着会得罪许多越想便越是不敢得罪的人。
当初明珠迎娶容若的母亲爱新觉罗氏，历经多年仍然是京城人士茶余饭后的话题。两人的婚姻乍看起来似乎是政治上的强强联姻：爱新觉罗氏是满清皇族，叶赫那拉氏则是屡出后妃的大族。满清开国年间，叶赫那拉氏的孟古格格嫁给清太祖努尔哈赤，生下清太宗皇太极，被尊为孝慈高皇后；及至清末，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也是叶赫那拉氏的女子。可以说爱新觉罗氏与叶赫那拉氏正是大清帝国里绵延蕃息的龙族与后族。
但是，明珠偏偏出生于叶赫那拉氏光环边缘的一个没落家庭。他的父亲，也就是容若的祖父尼雅哈官微职卑，给不了孩子太多的荫蔽。渐渐长大成人的明珠也走上了和父亲一样的道路，似乎要以皇家小职员的身份终老一生了。
可想而知，没有哪个高门大族愿意把女儿嫁入这样的一个既看不到半点实力，亦看不出半点前途的家庭，但明珠竟然“高攀”上了阿济格的女儿。
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是鳌拜一样的人物，以勇武善战名扬天下，赢得过巴图鲁（勇士）的称号，受封英亲王。当然，这样的豪门原是明珠万万也高攀不起的。不要说什么跨越门第的爱情，那只是今天古装偶像剧里的戏说罢了，豪门子女无一不是家族的政治筹码，谁要娶谁，谁要嫁谁，哪里容得下“自由恋爱”来施展拳脚呢？
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病逝于围猎途中，压在阿济格头上唯一的一块石头就这样轻易掉落了。阿济格立即施展雷霆手段，意欲取代多尔衮的地位，成为新的摄政王，成为大清帝国里真正掌握核心权力的人，结果却因为智谋不足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落败，被逼自尽，而他的儿子们或者随父自尽，或者被褫夺了爵位，或者被削除了宗籍，“墙倒众人推”的规则在一切权力场上都是金科玉律。七
阿济格的名字忽然如同瘟疫一般，使一切人避之唯恐不及。昨天里还忙于阿谀奉承的党羽，一夜之间便纷纷摆出决绝的嘴脸，声称自己早就看出阿济格这厮怀有不臣之心。只有阿济格硕果仅存的子女们无法与十恶不赦的父亲大人撇清干系，只有在世人的冷眼中以自怨自艾的姿态迎接茫然不知所措的未来。
明珠就是在这个时候迎娶了阿济格的女儿，当然，也只有在这种时刻，卑微的明珠才可以“高攀”上曾经如此炙手可热的女人。没人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这难道不是为他那本来就已经看不到希望的仕途生涯关上了最后一扇门么？
明珠的仕途是从大内侍卫开始的，用今天的概念来说，他是一名皇家警卫员。乍看起来，虽然官微职卑，却有着亲近皇帝的机会，只需要一次偶然的表现就可以博来皇帝的重视。和珅不就是在侍卫乾隆帝出行的途中因为一次得体的答对而赢得了后者的青眼相加么？但是，明珠根本接近不到皇帝。
清代侍卫分为三类，地位最高者为御前侍卫，由皇帝直接统领，他们才是皇帝身边真正的贴身警卫员；次者为乾清门侍卫，由御前大臣统领，负责皇宫的安全；最末等为大门侍卫及蓝翎侍卫，由领侍卫内大臣统领，聊备杂役而已，连乾清门都进不得。
明珠在蓝翎侍卫中任职云麾使，名号听起来威风八面，实际大约相当于一个剧组里的剧务组长，负责仪仗的保管和陈设罢了。若换做平时，阿济格怎会看得上这样的蓬门小户，阿济格的女儿更怎会看得上明珠这样一个沉浮在食物链底层的小人物呢？“看不上”都已经是对明珠一家的抬举之词，“看不见”才是更加残酷的真相。无奈政治上的沧海桑田只在一转眼间，昔日的金枝玉叶再没有人愿意亲近。人们莫不认为，年轻美丽的爱新觉罗氏将会守着处子之身孤独终老，谁也想不到一名蓝翎侍卫甘愿冒着前程尽失的风险风风光光地迎娶了他。
没有人知道年轻的明珠为何会有这样的胆量，为何会这般“不智”，难道他是一个久已无心仕进的人，索性就这样破罐子破摔不成？难道他在很久以前就曾经仰慕过她，怀着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怅思念着她？有限的史料到底不曾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但无论如何，明珠都不是一个简单得只剩下爱情的人。八
事实上，明珠是一个情商极高、擅于察言观色的人。如果你是他的上司，你会越来越依赖他；如果你和他平级，你会知道他早晚必定会赢得你的仰视；如果你是他的下级，你会在如沐春风的心情里为他加班加点，为他铺就高升的台阶。明珠仕途上的第一份惊喜，正是他的顶头上司遏必隆带给他的。
遏必隆并不曾因为明珠娶了阿济格的女儿而对他心怀芥蒂，原因倒也简单：遏必隆与阿济格当年都与多尔衮有隙，而在政坛，有共同的敌人远比有共同的朋友重要太多。于是，遏必隆既因为不属于阿济格一党而未受到牵连，又因为与阿济格同仇敌忾而对后者多少怀有几分同情。明珠也许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吧，虽然作为旁观者，我们真心希望不是。
政坛的波诡云谲总会以一次又一次的洗牌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创造出新的机会，当顺治帝英年早逝，康熙帝以少年天子的姿态即位的时候，遏必隆意外地跃身成为辅政四大臣之一，明珠自然鸡犬升天，负责筹建内务府，也就是做了皇宫里的大管家。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顺治帝的驾崩，阿济格的政治阴影忽然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事情，权力场的矛盾中心迅速转移到了少年康熙帝和鳌拜的身上。这段故事在今天已经尽人皆知，倒不必多费笔墨，唯一和我们的故事相关的是：遏必隆见风使舵地成为鳌拜的追随者，当然也就随着鳌拜一起成为少年天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了，而明珠的仕途眼见得就要随着鳌拜的败亡而一损俱损了。九
事情偏偏出乎意表，在鳌拜一党彻底落败之后，遏必隆被削职夺爵，下狱论罪，明珠却成为覆巢之鲜有的完卵，将皇宫大管家的事业做得蒸蒸日上，让即便最挑剔的人也找不到他的半点短处。
儒家政治素有“修齐治平”的理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人如果能将大家族治理得井井有条，进而便可以治国、平天下。换言之，一个大家族的管家身上约略可以看出一国宰辅的影子。康熙帝正是从明珠对内务府的治理之道中发现了后者的宰辅才华，于是刻意提拔，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这位少年天子果然很有慧眼识人的天赋。而爱新觉罗氏，明珠的妻子，意外地发现自己当初委身下嫁的那个连乾清门都没资格入内的小小蓝翎侍卫，竟然如同火箭一般迅速蹿红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造化弄人么，而当她为明珠所生的长子容若在康熙十三年（1674）重演乃父的婚姻旧事，堂皇迎娶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为妻，爱新觉罗氏的心里不知道该是怎样的一番五味杂陈呢。
多年之后，当容若亡故，他的老师徐乾学撰写《纳兰君墓志铭》，提及容若的妻子是“两广总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卢兴祖之女”，人们似乎觉得容若的这门亲事即便不算高攀，至少也是门当户对。
但是，实情并不是这样。在卢兴祖那一连串显赫的头衔里，所谓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无非是虚衔罢了，实衔只有一个两广总督而已。当然，两广总督毕竟也算是封疆大吏，但这位封疆大吏却迅速沦为一个令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式人物，任何一位官场中人都忙着和他撇清关系。十
卢兴祖是汉军镶白旗人，他和明珠一样，仕途中的第一位贵人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卢兴祖的顶头上司苏克萨哈是当时叶赫那拉家族当中最有权势的人，因为率先弹劾多尔衮而得到了顺治帝的宠信。
于是，颇受苏克萨哈器重的卢兴祖很快也享受到鸡犬升天的待遇，官职一升再升，于顺治十四年（1657）蹿升为大理寺少卿，这个职位大约相当于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又四年之后，康熙帝即位，苏克萨哈跻身四大辅臣，当年便提拔卢兴祖担任广东巡抚，要倚仗他的才干去应对郑成功的势力在南方沿海的威胁。
到任之后，卢兴祖不负所托，以雷霆手段保障了两项基本国策的实施：一是循明朝旧例加派练饷，借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二是命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意在使郑成功的水军得不到沿岸百姓的物资接济。
无数百姓的流离失所成就了卢兴祖大人的辉煌政绩，不多久之后，苏克萨哈裁撤了广西总督一职，使卢兴祖兼管广西，这便是两广总督一职的由来。
朝中有人好做官，但政治风向总是难以预料的。北京城里，四大辅臣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热化了，苏克萨哈不幸败给了更狠毒、更决绝的鳌拜，于是在康熙六年（1667），苏克萨哈被罗织出二十四条大罪，处以绞刑，家人与亲近的族人也纷纷死于株连。卢兴祖匆忙上表，说两广盗劫案越来越多，实为自己不能称职所致，甘愿免官谢罪，以待来者。朝廷没有半点犹豫地批复道：“不能平息盗贼，应革任。”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本质，一切升沉荣辱都不因为你做对或做错了事，而只因为你跟对或跟错了人。
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革职之后的卢兴祖带着全家人从两广北上，千里迢迢回到北京安家。卢兴祖的女儿，将在几年之后嫁给容若的卢氏，“南国素婵娟，春深别瘴烟”，就这样从北方人眼中的南蛮瘴疠之地娉娉袅袅地行至京城繁华的街市里了。
卢兴祖在回京不久便匆匆辞世，儿子卢腾龙被委任了一个小小的税务官，即便当康熙八年（1669），已是权倾朝野的鳌拜意外地败给了年仅十五岁的康熙帝，卢家也并未因此而获得任何实质的益处。明眼人全看得出，曾经烜赫一时的卢家已经沦为明日黄花，再也没有复振的希望了，卢家的儿女注定只能和蓬门小户的低级官吏联姻，除非有奇迹发生。
但奇迹真就这样眼睁睁地发生了，卢氏的夫婿竟然是炙手可热的明珠家的大公子，这真是令人又羡又妒又不明所以，明珠家父子两代人的婚姻大事都来得同样的蹊跷。有人猜测容若与卢氏一定在谈婚论嫁之前有过难忘的一面之缘，他着迷于她的“最是黄昏后，偏宜绿鬓边”的茉莉一般的素雅，于是“上林声价重，不忆旧花田”，曾经欣悦过的女子忽然间变成了凡俗的脂粉，再也值不得半点的留恋。
天真的女孩子自然不知，这样一场婚姻在官场上意味着什么，更不可能预知这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意味着什么。容若最美丽、最感人的词作，几乎都是为妻子而写的，为她的生，更为她的死。这是一场离经叛道的婚姻，因为他们竟然彼此相爱。十一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式婚姻拒绝一切爱情的成分。理想的夫妻关系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夫妻两个互相尊重，却绝不亲昵。你侬我侬、卿卿我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发生在男人与妾婢之间，发生在男人与烟花女子之间，却不可以发生在男人与妻子之间。
儒家诗教，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用尽一切伦理规范来包装《诗经》里的情歌，将它们改造成宣扬“后妃之德”的诗歌教化，要人们亦步亦趋地遵循这样的婚姻典范。婚姻是平衡家族关系的大事业，是关乎齐家的人伦大礼。夫妻之情可以是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情谊，却不可以有任何一点今天意义上的爱的成分。
历史上，即便在晋代这个最藐视礼法、最崇尚放荡不羁的时代，都不曾放松过对夫妇之爱的警惕。《世说新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世说新语·惑溺》，荀奉倩和妻子的感情极笃，有一次妻子患病，身体发热，体温总是降不下来，当时正值隆冬，荀奉倩情急之下，脱掉衣服，赤身跑到庭院里，让风雪冻冷自己的身体，再回来贴到妻子的身上给她降温。如是者不知多少次，但深情并没有感动上天，妻子还是死了，荀奉倩也被折磨得病重不起，很快也随妻子而去了。
这个故事倘若放在今天，一定会被言情剧渲染为真爱的楷模，但是，《世说新语》却将它收录在《惑溺》一章，对荀奉倩持有不容置疑的批判态度。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婚姻也曾经遇到过同一类的不幸：他与表妹唐琬成婚之后因为太过恩爱而招致了母亲的强烈反感，以至于不得不以休妻收场。这件事成为陆游一生的心中最痛，但在古代的世界里，没有人认为陆游的母亲做错了什么。
王国维《人间词话》写有这样一条：“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事实上容若痴狂一般地将自己浸染在汉人风气里，比当时绝大多数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汉人更甚。父亲的权势与财力使他可以在当世顶尖学者的门下读书，可以认真研读那个书籍匮乏时代里的大量珍本、秘本，可以编辑、刊刻大部头的儒家经典，可以为自己与好友编选词集……所有汉人知识分子梦寐以求却做不来的事情，他一件件做得游刃有余。骑射于他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功课，汉文化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才是真正使他一往情深的事物。
尤其是词，当时词坛中的第一流人物如朱彝尊、陈维崧，莫不与纳兰容若过从甚密，再如顾贞观，与容若几乎称得上管鲍之交。并且这些汉人名士或多或少都接受过容若的帮助，而几乎所有的文坛名流，尤其是那些兀傲不群的人，常常围绕在容若的身边，在他的渌水亭中饮酒纵论诗词。以至于后来有人怀疑，容若一定是接受了皇家密旨，对汉人名士以笼络之道行监视之实。这真是厚诬古人了，我们看容若与友人交往的太多诗词里，除了古道热肠、剖肝沥胆之外，哪里有半点敷衍或虚伪的意思呢。
如果说容若身上真有什么“未染汉人风气”的地方，那一定就是他在婚姻生活中对爱情的真挚。汉人传统的婚姻生活是与爱情无关的，甚至可以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或多或少都带有几分不道德的色彩。我们看那些美丽的宋词，一往情深的爱情都是写给歌女的，即便如苏轼悼亡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对妻子的感情也只是一种相濡以沫的患难真情，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爱情。
在汉人传统的观念里，妻子是负责持家、生养和奉敬公婆的。唐人刘商有一首《赋得射雉歌送杨律表弟赴婚期》，明明是恭贺表弟新婚之喜，却还要一本正经地说“昔日才高容貌古，相敬如宾不相睹。手奉蘋蘩喜盛门，心知礼义感君恩”，礼义才是婚姻生活的第一要义。而爱情是一种惑溺，怎可以出现在夫妻关系里呢？
但容若不是这样，他真正以纯粹的爱情爱着他的妻子卢氏。因为有深沉的爱，所以有深沉的痛，所以有深沉而绝美的词。从这层意义上说，康熙十三年（1674），容若与卢氏的大婚之年，才是容若作为一名顶尖词人的璀璨生涯的开始。附记：满汉通婚
常有人认为清代有满汉不通婚的政策，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满清在入关之前就创立了八旗制度，汉人只要在八旗编制，就有资格和满人通婚。换言之，清代的婚姻制度所重视的是政治身份，而不是民族身份。以民族论，卢氏家族自是汉人，但以政治身份论，他们属于从龙入关的汉军镶白旗，纳兰性德家族则属于满洲正黄旗，两家都是“在旗”人士，亦即都是“旗人”。
严格说来，纳兰一族并非满人，而是蒙古裔，只是与满人融合久了，无论自视抑或在旁人看来都要算是满族人了。贰身世悠悠何足问一
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因为罗刹国（俄罗斯）频频侵扰黑龙江一带，康熙帝委派时年二十八岁的纳兰容若北上“觇梭龙”，即侦查北方边境的情势。当经过松花江（古称混同江）的时候，容若填有一阕《满庭芳》，在怀古的悠情里隐隐道出了关乎身世的纠结：
堠雪翻鸦，河冰跃马，惊风吹度龙堆。阴磷夜泣，此景总堪悲。待向中宵起舞，无人处、那有村鸡。只应是，金笳暗拍，一样泪沾衣。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水，流去几时回。
这首词的大意是讲：[上阕]乌鸦从大雪掩盖的土堡上振翅飞起，凛冽寒风吹过大漠，而我正乘着马踏过结冰的河面。鬼火飘荡在夜空，仿佛冤魂哭泣，这景象最令人伤悲。想要学古人闻鸡起舞，而此地寂寥无人，连鸡鸣都听不到。唯有低沉的胡笳声，让听者伤怀落泪。[下阕]要知道古往今来兴亡成败都只像棋局上的拼斗，胜负无常。可叹人们拼命相争的东西其实又值得了什么呢？纵使获胜，也一样不堪回首，最后只变成史书上的几行文字和夕阳下残破石碑上的铭文罢了。年华和松花江的江水一起飞速流逝，再也不能回头。
苍凉怀古，所怀之古有太多爱恨情仇，莫不从久远关联着当下。
这片土地，曾经是容若的先世发祥与征战之地。纳兰一族本是蒙古土默特氏，明代初年居住在今天的黑龙江肇州县一带。嫩江、呼兰河、松花江在此交汇，创造出秀丽的山川与丰饶的物产。土默特氏于是日渐壮大，在开疆拓土的旅程中灭亡了呼伦河流域的女真族纳兰部落，自己倒改姓起纳兰，这曾让史学家们困惑不已。
纳兰是女真语的音译，汉语最早将它译作“拏懒”，如果意译的话，它是“太阳”的意思。
拏懒一族在金代显贵无双，当真如太阳一般饱受尊崇，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母亲就是拏懒氏的女子。时至明代，汉人将拏懒改译为纳喇，再后来才有了纳兰这个美丽的译法。倘若一派翩翩浊世佳公子风采的纳兰容若被写作拏懒容若，非但今天的我们无法接受，就连容若本人也不能容忍。他毕竟是个高度汉化的人，虽然遗传了拏懒氏的生物基因，却也在同时传承了汉人儒家文明的文化基因。
土默特蒙古人灭亡了女真拏懒氏，在当时的汉人看来，这只不过是蛮夷甲灭亡了蛮夷乙罢了，但是客观来看，这却属于落后文明灭亡了先进文明，胜利者并不想因此而证明自己的优越，而是想变成那些被他们消灭的人。这正如底层人民的历次起义，他们推翻帝王，只是为了让自己当上帝王。于是，蒙古人变身为女真人，土默特氏变身为拏懒氏（即纳兰氏、那拉氏），他们以金代女真贵族后裔自居，希望能够重温大金帝国的往日辉煌。二
依照当时当地的习俗，居住地的地名总要冠于姓氏之前，所以这支定居在叶赫冒牌的女真人便被称为叶赫那拉氏。容若的名字如果以女真传统来写，应当写作叶赫那拉·性德，正如我们称呼爱新觉罗·溥仪一般。
形势比人强，土默特氏纵然变身为那拉氏，却拼不过强盛的大明帝国。有时迫不过明朝的压力，只有俯首称臣；一旦稍稍觉得自己兵强马壮，便又叛离明朝而去。就是这样，叶赫那拉一族始终与明朝保持着时叛时降的关系。
到了卿家奴、杨机奴这一代上，叶赫那拉终于跃升为东北一带势力最强的部族，却无奈真正的女真后裔，爱新觉罗氏的努尔哈赤如明星一般崛起。从此，两大雄族时而联姻，时而彼此征伐，多年间结下了无数的恩怨情仇。
大明万历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正式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朝的决战，战前誓师，将“七大恨”宣告于天。
所谓“七大恨”，也就是冠冕堂皇的七大反明理由，其中竟然有四大恨皆与叶赫那拉氏有关，指称后者如何对女真不义，而明朝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袒护他们。
没有人能够抵抗得住努尔哈赤的兵锋，明军连番败北，叶赫那拉氏也惨遭覆亡的命运——首领金台石被努尔哈赤绞杀，所有成年领袖或被阵斩，或遭诱杀，土地、人口与财富全部为后金所有。
从这段历史来看，叶赫那拉氏与爱新觉罗氏之间实在有亡族灭种的世仇，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叶赫那拉氏的幸存者们从此会成为后金治下的二等公民，过着被剥削、被奴役、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生活。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叶赫那拉氏作为独立的部族虽然消失于历史舞台，幸存者却近乎完美地融入了爱新觉罗氏，从此非但枝繁叶茂，甚至继续保持着与爱新觉罗氏的联姻关系，并成为满洲八旗的骨干力量，与爱新觉罗氏肩并肩地开疆拓土，建立了大清帝国。三
这真是一个太难理解的现象。稍知清史的人都有了解，满清入关之后，以本部不足二百万人骤然统治四千万以上的汉人人口，心底总有一些惴惴不安，于是对汉人不可不谓严加防范，只给他们二等公民的待遇。但为何在入关之前，以血腥手段和各种阴谋诡计吞下叶赫那拉氏这样一支强族，却实现了如此顺畅的民族融合，毫无芥蒂地将后者接纳进核心统治集团呢？
虽然在人数上，叶赫那拉氏远远不能和汉人相比，却也是一度号令东北的强族。但是，与汉人不同的是，叶赫那拉氏与爱新觉罗氏属于同一种文明，或者说属于同一种野蛮，倘若暂时抛弃氏族的头衔，他们完全看不出彼此的区别。
他们也一样很少受到汉人儒家文化的浸润，不晓得“九世复仇”的春秋大义，更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文意识，当然也缺乏士大夫忠君守节、移孝做忠的价值观，一切都只遵循着简单的丛林法则，众暴寡、强凌弱，成王败寇。所以他们在争斗的时候虽然不惮你死我活的拼杀，而一旦彻底落败，也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结局，很容易接受一个新的主子。
爱新觉罗氏当然也会顾忌叶赫那拉氏东山再起的可能，他们的策略是：将叶赫那拉氏的幸存者们迁离原住地，不许他们聚居，而是拆散之后分别编入满洲八旗。《满文老档》记载有当时的政策：“不论叶赫国中的善人、恶人，都一家不动。父子兄弟不分开，亲戚不离散，原封不动地带来。不动女人穿的衣服，不夺男子带的弓箭。各家的财物，由各主收拾保存。”
于是，被拆散的叶赫那拉氏迅速融为满洲本部的一员，成为政治意义上的旗人，与爱新觉罗氏荣辱与共，当年的恩怨情仇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便成为了过眼云烟。尤其是那些不读书的人，只在意当下的利益，谁又会偷闲关注一下那些古老而沉重的历史呢？
但容若属于入关之后才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对于连父亲明珠都不甚熟稔的历史，他却在史料与文献里细细端详。汉文化的教育为他养成了儒家士大夫的价值观，使他能够以儒家的视角重审叶赫那拉氏的兴亡成败。文化是会带来伤痛的，总会灼伤人的心灵，于是，当容若在“觇梭龙”的途中踏上叶赫那拉氏的故土，百年前这片土地上所飘扬过的血雨腥风刹那间涌上心头，这该是何等五味杂陈的感受呢。
叶赫那拉氏早已成为大清帝国真正的主人之一，自家的一切锦衣玉食莫不来自与爱新觉罗氏的休戚与共，这时候再追溯历史的恩怨，清算祖先灭族的旧账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倘若叶赫那拉氏成为当时的胜者，今天的自己怕仍是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靠着渔猎为生的一个野蛮人吧？但是，难道因为这些，就可以轻易忘记先祖的仇怨么？而另一方面，就算真的仅仅站在正义性的立场上回顾历史，当年的叶赫那拉氏难道真的就比爱新觉罗氏多占有几分道理么？“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容若这一首咏史的《满庭芳》终于也只好以庄子齐同是非的价值观泯灭历史的恩怨。“蛮触”是《庄子·则阳》的一段故事，是说蜗牛的两只角上分别有蛮氏之国和触氏之国，两国为了争夺地盘而打仗，烽火连绵，伏尸数万。人世间的你争我夺，多少次城头变换大王旗，到头来又与这蛮氏之国和触氏之国的争战有几分不同呢？至于是非对错，岂止说不清，究竟又有几分说清的必要呢？当时间的战车隆隆驶过，过去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人，毕竟仅仅活在当下。四《啸亭杂录》记载满洲有所谓“八大家”，叶赫那拉氏位列第四，但仅限于金台石（被努尔哈赤绞杀的叶赫那拉氏首领）的直系后人，皇家婚姻、赏赐，皆以八大家为最。
容若正是金台石的直系曾孙，但他这一家的显赫完全是由明珠一手创下的。
明珠的父亲尼雅哈在努尔哈赤剿灭叶赫那拉氏的时候侥幸以投降者的身份活了下来，举家迁往建州，隶属满洲正黄旗，做了一个称为牛录额真的小职位，手下管着二三百户人家，居则为农，出则为兵，虽然有“伪军”的嫌疑，政治地位却与根正苗红的女真人一般无二。
倘若没有意外，尼雅哈本可以随着后金政权的发展壮大而一荣俱荣，但他偏偏在政治上站错了队。
所谓站队，其实半点也不出于尼雅哈自由意志的自由选择，仅仅因为他是叶赫那拉氏的一员罢了。当时皇太极驾崩，多尔衮摄政，与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势同水火。豪格的生母正是叶赫那拉氏的女子，豪格最重要的支持者郑亲王济尔哈朗同样是叶赫那拉氏的女婿。恨乌及乌之下，多尔衮对叶赫那拉氏严加防范。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尼雅哈这样的小人物纵然与权力核心天遥地远，却无奈多年得不到升迁，只有在顺治元年（1644）对八旗官员从龙入关者循例升赏的时候，他才勉强得到了一个骑都尉的四品世职。
尼雅哈生有四子，据《清史稿》的记载，明珠排行第二，但《八旗通志》称明珠是家中长子。史家在这个问题上莫衷一是，显然明珠的出身过于卑微，以至于在当时根本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五
明珠天生聪慧过人，总能够嗅出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除了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他从来都能找准站队的方向。他从小小的蓝翎侍卫一路攀升，一路得到顶头上司的赏识。鳌拜的败落是他由微入显的最大契机：那是康熙八年（1669），鳌拜的倒台与少年康熙帝真正的亲政自然带来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朝廷人事重新洗牌，曾经追随鳌拜一荣俱荣的升天鸡犬们转瞬之间又随着鳌拜一损俱损，大量的职位空缺需要由“身世清白”的新人填补，明珠因此被提拔到了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职位。
这是一个相当风光的职位，负责查核百官，整饬风纪，有资格参加高层政治会议，与皇帝有了零距离的接触。对于那些出身低微却才华横溢、志向高远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奋斗的目标，而是通往更高处的难得机会。
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明珠竟然在翌年入选经筵讲官。这对于一名低级侍卫出身的旗人而言，是何等令人惊异的事情。
所谓经筵讲官，源于汉人帝王传统里的经筵日讲：帝王以儒学精湛的文臣为师，请他们每日为自己讲授儒家经典。讲课的过程中，帝王难免会就当下的政治疑难寻求合乎儒家经义的解决方案，所以经筵讲官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国务顾问，虽然不掌实权，却有着影响帝王决策的能力。
康熙十年（1671），被鳌拜中断已久的经筵日讲正式恢复。汉人知识分子自然是充任经筵讲官的最佳人选，但明珠竟然也被遴选，与熊赐履等汉人名儒一道为少年天子讲解四书五经。
这是一件十足蹊跷的事情，因为既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明珠受过严格的儒学训练，而且从明珠的身世来看，他也不大可能有认真学习儒学的机会。一个在入关之初以蓝翎侍卫出身的人，究竟有多大的概率悄然成为一代名儒呢？
但是，《康熙起居注》分明记载有明珠与汉臣工部尚书王熙一道为康熙帝讲解《尚书》的内容。这就更加令人惊奇了，因为在所有的儒家经典里，尤其以《尚书》最为诘屈聱牙，古奥难懂，即便在饱学宿儒的眼里也有太多需要详加考索而难于索解的地方。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往往会选择《论语》、《孟子》之类的入门级科目，很少有人胆敢报考《尚书》一科。
想来以明珠的聪慧，临阵磨枪学一点只言片语的儒学经义现炒现卖，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更有可能的是，早在数年之前，明珠曾经有幸在一位儒臣身边做事，那是对明珠的一生影响极大的一段经历。六
那是在康熙五年（1666），明珠曾任内弘文院学士，顶头上司有满大学士觉罗伊图（后来换为图海）与汉大学士李霨。
满清官制，往往同一个职位既有满员，亦备汉员，权力与地位以满员为高，具体办事却常要倚赖汉员。当时的弘文院便是一例：觉罗伊图纯属尸位素餐，继任的图海在战场上是一代英豪，却无论如何也不是一名合格的文臣。那正是鳌拜专权的时候，见风使舵、趋吉避凶成为图海在仕途上的第一追求，具体公务全要靠汉人大学士李霨处理。
李霨出身于晚明仕宦大家，自幼饱读诗书，最以博闻强识著称。办公的时候，但凡需要查阅陈年案牍，李霨随口召吏员去取某年某月某份公文，即检即得，堪比今日的电脑索引。
最难处理的事情倒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公务，而是要在鳌拜和苏克萨哈你死我活的党争之中如何游刃有余、两不开罪。李霨有自己独到的本领，每当两派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听着，并不插嘴，待大家吵得累了，这才缓缓说出一两句话来，双方莫不折服。他还每每在谈笑之间引经据典，旁引曲喻，被他说服的人并不感到受了触犯。
作为李霨的下属，明珠从这位顶头上司身上充分领略到“知识就是力量”。八旗子弟一向只在意弓马娴熟，但一个个弓马娴熟的八旗贵胄竟然纷纷折服在李霨的知识底蕴之下。毕竟时代变了，场景换了，文化才是宫廷政治里最得心应手的武器。
任何时代变局里，永远都是最先改变自己以顺应时代新趋向的人最先获利。在八旗子弟既不屑于、亦懒于学习汉人学术的时候，明珠便已经意识到后者的重要性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会倾尽全力地以汉文化来培养自己的孩子，终于培养出一个满汉兼资的风流人物。七
纳兰容若生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655年1月19日），乳名冬郎。古人的习俗，孩子出生时先有乳名，随后正式取一个大名，成人礼的时候才由嘉宾取字。
孩子出生在腊月，故而乳名冬郎，这本来没有任何特殊的涵义，却偏偏出现了一个绝妙的巧合：晚唐大诗人韩偓乳名也叫冬郎，这位冬郎天资过人，在当时被目为神童。李商隐和韩偓的父亲韩瞻很有交情，在一次文士们为李商隐举行的饯行宴会上，年仅十岁的韩偓即席赋诗，语惊四座。直到多年之后，李商隐仍然对韩偓当时吟出的佳句回味不已，于是写下两首七言绝句寄给已经长大的韩偓作为酬答：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剑栈风樯各苦辛，别时冰雪到时春。
为凭何逊休联句，瘦尽东阳姓沈人。
这两首诗简直将神童韩偓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一联脍炙人口，被后人缩略为“雏凤声清”这个成语。当纳兰家的这位冬郎也长到十岁的时候，人们已经完全将他当韩偓一般相看了。
那是康熙三年（1664），正月十五元宵之夜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异象：本该满月中天，桂华流瓦，却意外地发生了月食。在迷信未脱的古人看来，这绝对不是什么吉祥的兆头，若依循传统的天人感应理论，这一定是上天向人们昭示：朝廷发生了女人干政、外戚专权的危险。
即便是那些不相信天人感应的人，也难免担忧有人会借着这个新年新气象里的奇异天象兴一点风，作一点浪。然而在天真懵懂的十岁的冬郎看来，这一场月食的发生一定有一个美丽的缘故：
夹道香尘拥狭斜，金波无影暗千家。
姮娥应是羞分镜，故倩轻云掩素华。《上元月蚀》中是说元宵之夜的繁华京城没有等来应来的月光，想是嫦娥害了羞，不肯移开镜子露出脸庞，还特意遮掩了一层轻柔的云彩。这是一个十岁孩子眼中的月食，也是他传世诗歌当中最早的一篇作品。
七绝虽然短小，却已经属于近体诗了，对声律有着严格的限制，更何况明清时代人们的口音早就变了，但写诗填词还必须依照唐宋的发音，便免不了许多死记硬背的功夫。诗歌本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镣铐越重，舞者越可以尽展才华。
十岁的小冬郎已经掌握了近体诗的写法，熟悉了平仄音的错综变幻，背熟了唐宋的汉字在韵谱上的发音，流畅地化用古语，于是戴着所有的这些镣铐，仿佛无拘无束一般抒写着天才诗人的想象力。八
月食的发生并未影响京城人士积蓄已久的熬夜赏灯的激情，那一夜的灯火绝不逊于此前的任何一个元宵佳节。月食又如何，满月又如何，月光无论明暗，都要在璀璨炫目的花灯的光晕下悄然隐身了。
同一天里，冬郎还写过一首《上元即事》，渲染元宵之夜的璀璨灯火：
翠毦银鞍南陌回，凤城箫鼓殷如雷。
分明太乙峰头过，一片金莲火里开。
这首诗倒算不得什么好诗，遣词造句还很有些生硬的痕迹，但无论如何，它能够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些信息：小冬郎的阅读量此时已经相当可观了。他会用“翠毦”这样的生僻字眼，会用“凤城”这样的诗歌套语，会用“太乙峰”和“金莲”这样的典故，而“殷如雷”这个比喻则说明他已经学过《诗经》了。
就在这短短的几句诗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小冬郎过人的聪慧和努力，也看到了明珠夫妻为了儿子的教育花费了多大的心思。清代初年的八旗贵胄往往都忙着享受祖辈、父辈为自家挣下来的特权与财富，享受着在汉人面前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的尊贵，究竟还有几个人在接受着如冬郎这般的儒家士子的标准教育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明珠的眼光确实远胜于他的同僚们，他的一切飞黄腾达都是有十足理由的。九
冬郎正式取名的时候，父亲明珠也依足了儒家的规矩。
据《礼记·内则》的记载，在孩子降生第三个月的月末，取名仪式正式启动。至于为什么要等上三个月才取名，史料上并没有说，不过推测起来，那时候医疗条件恶劣，婴儿成活率很低，降生之后的三个月应该是死亡率最高的时段，等婴儿捱过了“危险期”，父母的心才会踏实一些，也才有给孩子取名的必要。（在古代欧洲的平民社会里，小孩子经常要等到三四岁才有名字，就是因为在三四岁之前的死亡率实在太高的缘故。）
仪式的第一项内容是给孩子理发：胎发并不全部剃光，男孩子要留着囱门两边的胎发，女孩子要在头顶留一处十字形的胎发，要么就是男孩子留左边的胎发，女孩子留右边的胎发，这是他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男左女右”的规定。
然后，由妈妈拉着孩子去见爸爸。爸爸的政治地位如果比较高（比如是一位卿大夫，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就要换一套新衣；如果政治地位不太高，那就不用换新衣，只要穿一身洗干净的衣服即可。
这一天里，家里所有的男人、女人都要早起、沐浴、更衣。孩子的爸爸要从阼阶上堂，面向西方站立；孩子的妈妈抱着孩子出来，站在屋楣之下，面向东方；保姆站在孩子妈妈稍前的位置，帮助后者传话说：“孩子的母亲某某（如果妻子姓姜，这里就称姜氏）谨在今天的这个时候，让小孩子敬见父亲。”孩子的爸爸要回答说：“要教孩子恭敬懂礼。”接下来，爸爸一只手握着孩子的右手，一只手托着孩子的下巴，开始给孩子取名了！妈妈要代替孩子回答爸爸说：“孩子会牢记爸爸的话，将来会有出息的！”
然后妈妈向左转身，把孩子交给早已等在那里的老师。孩子的老师负责把孩子的名字通报给全家的女眷，爸爸要把孩子的名字告诉给大管家，由大管家通报给所有同宗男子，并如此记录在案：“某年某月某日，某出生。”最后一个“某”所代表的，就是孩子刚取的名字。
以上是取名的礼仪，或者说是流程，但是，孩子的爸爸究竟会给孩子取出怎样一个名字呢？他会不会也像我们今天的很多家长一样，摆出许多参考书来，或者去请某位大师、大仙占卜五行生克、生辰八字、笔画组合之类的什么？
在今天或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或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精髓的五行生克、生辰八字、笔画组合之类的讲究，其实在周代尚未成型，而且即便在其成型之后，一般也只是下层社会才用这些规则来取名字（比如鲁迅笔下的闰土，而鲁迅兄弟都不曾取这样的名字）。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所以最常规的取名方式，是选取儒家经典当中的字词。十
明珠为冬郎正式取名，取的是“成德”二字。“成德”是儒家经典里屡屡出现的词语，例如《仪礼》有“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这是古代贵族子弟的成人礼（冠礼）上接受的祝词，意思是说：“在这个良辰吉日里，为你加冠，表示你已经进入成年。希望你从此以后抛弃童心，谨慎地修养成人的品德，这样你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得享高寿和洪福。”儒学大师郑玄、贾公彦为这句话悉心阐释，说这是行成人礼的时候对贵族子弟告诫和劝勉的话，告诉他们只要抛弃童心，像一个成年人那样遵守纲常秩序，就可以享洪福、享高寿。“成德”的出处并不仅此，在《周易·文言》对乾卦爻辞的阐发里也提到说：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乾卦初九爻的爻辞是“潜龙勿用”究竟意义何在，为何“勿用”，原因就在于：君子以成就德业（成德）作为立身行事的目标，每天都要为此付诸行动，而“潜”的涵义是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所以君子才不能施用于世界。“成德”这个名字虽然在汉文化里纯属循规蹈矩，在当时的旗人中却可谓独树一帜，特立独行。我们看看其他的一些旗人显贵，比如贝勒岳托，“岳托”是满语的音译，意思是傻子，取意于傻子好养活，相当于汉人的“狗剩”；再如贝子傅喇塔，意思是烂眼皮；明珠的岳父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他的名字的满语意思就是小儿子；他的同母弟弟多尔衮，名字的意思是獾。
后来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满人的名字和汉人越来越像了，乾隆皇帝为此还专门下旨禁止这种取名方式，怕的是满人被汉化。“成德”这个名字如果放在乾隆朝，很可能就会在被禁之列。
纳兰成德二十多岁的时候，康熙皇帝立第二子为皇太子。皇太子乳名保成，于是为了避皇太子的名讳，已经沿用了二十多年的“成德”便被改为了“性德”，这就是那个最为我们熟悉的名字：纳兰性德。直到第二年，保成改名胤礽，“性德”才恢复为“成德”。
所以，“性德”这个名字其实只用了一年而已，我们称呼他为纳兰性德实在没什么道理，只是约定俗成罢了。至于容若自己，每每在署名的时候总是署作“成德”，或者效法汉人的称谓，以“成”为姓，另取“容若”为字，署作“成容若”，他的汉人朋友们也往往用“成容若”这个名字来称呼他。在这样一个纯汉化的称谓里，昭示的是容若对文化血脉的强烈认同。
其实依据儒家传统，《礼记》有“二名不偏讳”的说法，也就是说，对于双字名的避讳，如果言语或书写中只用到双字中的某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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