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哈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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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信送给加西亚试读：
版权信息把信送给加西亚作者：﹝美﹞哈伯德第一章 “把信送给加西亚”的故事把信送给加西亚在所有与古巴相关的事件中，有一个人在我的记忆中像近日点的火星一样光芒四射。
美西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必须马上与在古巴的反抗军领袖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当时，加西亚隐藏在古巴辽阔的崇山峻岭中——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地点，因此也没有办法将任何邮件或者电报送给他。但是，美国总统又必须和他建立合作关系，并且时间紧急。该怎么办呢？
有人对总统说：“有一个名叫罗文的人，如果有人能找得到加西亚将军，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他。”
于是，他们将罗文找来了，交给罗文一封信，让他把信送给加西亚。关于那个名叫罗文的人，如何接过信，将它密封装进一个油布袋里，系在胸口藏好；如何在4天后乘坐一艘敞篷船到达古巴海岸，怎样消失在丛林中；如何徒步穿越一个危机四伏的岛国，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出现在岛屿的另一端，将信交到加西亚将军手上——这些细节都不是我想在这里详细说明的，我想强调的是：麦金莱总统将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罗文，罗文接过信，没有问：“他在哪儿？”
如今，加西亚将军已不在人世了，但现在还有其他的“加西亚”。没有人能经营好这样的企业——虽然需要众多人手，但是令人震惊的是，企业里面充斥着大量碌碌无为之辈——他们要么平庸无能，要么敷衍推诿，不能集中精力完成一件工作。
马马虎虎、懒懒散散、漠不关心的工作态度，这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已经变成常态。除非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地强迫他们做事，如若不然，就只有请上帝创造奇迹，派一名天使相助了。
我可以和读者就这个事情来做个试验：此刻你正坐在办公室里——有6名职员在等待安排任务。你将其中一位叫过来，吩咐他说：“请帮我查一查百科全书，把克里吉奥的生平事迹做成一篇摘要。”这个职员是否会平静地回答“好的，先生”，然后立即去做吗？
无论如何，他绝对不会。他会用怀疑的眼神盯着你，提出一个或数个如下的问题：
他是谁呀？
哪套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放在哪儿？
这属于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吗？
你说的是不是俾斯麦？
为什么不叫查理去做呢？
他死了吗？
这件事是否紧急？
我能不能把书拿给你，你自己去查？
你想了解的是什么？
我敢以十倍的赌注跟你打赌，在你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释了如何去查那些资料，以及为什么要找这些资料之后，那个职员会离开，去吩咐另外一个职员帮助他“寻找加西亚”，然后回来告诉你，根本就查不到这么个人。当然，这样的赌约我也可能输掉，但是根据平均率法则，我相信自己不会输。
是的，如果你足够聪明，就不应该再费神对你的“助手”解释：“克里吉奥”编在索引的字母C项下，而不是字母K项下。你会面带和善的笑容对他说“没关系”，然后自己去查。
缺乏独立工作的能力，思想上的迟钝，意志的脆弱，不勇于接受和担当的工作作风，这些因素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遥不可及。
如果人们都不能为了自己而努力进取，那么当他们在为公众利益服务时，他们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登广告招聘一名速记员，应征者中，十有八九不会拼写也不能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他们甚至认为这些都不是速记员的必要条件。
这种人能够给加西亚送信吗？“你看那个会计员。”一家大公司的主管对我说。“看到了，怎么样？”“好的，他是个不错的会计，但是，如果我派他到城里去办个小差事，他也许能够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他可能把沿途的酒吧喝个遍。而到了大街上，他甚至可能完全忘记自己究竟是来干什么的。”
对于这种人，你能足够信任到派他去给加西亚送信吗？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许多人对那些“在苦力工厂受压迫”和“寻找雇用机会的无家可归”的人表现出伤感的同情，同时他们还对那些雇主提出严厉的指责。
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那些雇主们一直到白发苍苍，他都无法让那些懒虫能够做得好一些；他长期地、耐心地培养这些“帮手”，但只要他一转身，那些人又开始不做任何事情。
在每家商店和工厂，都有一个不断地清理整顿的过程。雇主不断地送走那些没有能力对公司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帮手”，同时也吸纳新的成员。无论经济如何繁荣发展，这种整顿一直在进行着。只有当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不多的时候，这种整顿才会有明显的效果——那些无法胜任工作、缺乏才干的人都被摈弃于公司的大门之外。这就是适者生存。
追逐自己利益的欲望驱动每个雇主只会留住那些最优秀的职员——那些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我认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但是他缺乏独立经营生意的能力，对他人来说也没有丝毫价值，因为他总是偏执地怀疑自己的老板在压榨他，或企图压榨他。他既不能指挥他人，也不能被他人指挥。如果你让他“把信送给加西亚”，他的回答极有可能是：“你自己去吧。”
今天晚上，这个人穿着破旧的外套，顶着呼啸的冷风，穿行在大街上寻找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了解他的人敢雇用他，因为他是一个永远心怀不满之人。任何劝说对他来说都是毫无作用的，唯一可以影响他的就是他的那双厚底的九号鞋。
当然，我知道这种在心理上扭曲的人和那些在肢体上畸形的人一样可怜；但是，当我们对这类人施以同情之时，我们也应该为那些经营大型企业鞠躬尽瘁的人流下同情之泪：他们在下班铃声响了以后还在工作，他们的头发过早地变白，而这都是因为他们想努力维持一份事业而劝服懒散冷漠、粗心低能、无心报恩的人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没有他们的公司，雇员们都将挨饿和无家可归。
我是否说得太严重了？也许是的。不过，即使整个世界都去探访贫民窟的时候，我也要为成功者表示同情——他们克服了重重难关，给别人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从成功中又得到了什么呢？除了面包和衣服以外，一无所有。
我曾经送过外卖，为别人打过工，我也曾当过劳工老板，我深知两方面的种种酸甜苦辣。贫穷并不代表有美德，衣衫褴褛也不能说明才华出众；但并非所有的雇主都是贪婪的、专横的，就像并非所有的穷人都是善良的。我衷心敬佩那些即使老板离开后仍像老板没有离开一样努力工作的人。当你交给他一封给加西亚的信时，他会默默地接受任务，不会问任何愚蠢的问题，也不会费尽心机把任务推给离得最近的同事，而是竭尽全力把信送到。
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失业，也永远没有必要通过闹事去争得更优厚的薪水。
文明的社会长期以来都热切地寻找这种人才。这样的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愿望都能够达成。在每个城市、乡镇、村庄以及每个办公室、商店、工厂，都需要这样的人。整个世界都在如此呼唤：我们需要这样的人，非常需要——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呢？阿尔伯特·哈伯德1899年罗文：我是如何把信送给加西亚的“在哪儿呢？”美国总统麦金莱问情报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在哪儿可以找到一个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上校迅速回答道：“在华盛顿有一个年轻军官，他是一个中尉，名叫罗文，他可以为你送信！”“派他去！”总统下达了命令。
当时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美国总统麦金莱急切地希望了解相关的情报。他认识到：如果要取得胜利，美国军队必须与古巴的起义军密切合作。他必须了解，在古巴岛上的西班牙部队有多少，他们的战斗力、状态、士气以及军官的脾性——尤其是那些高级军官的脾性；他必须了解每个季节的道路状况；西班牙军队、古巴起义军及整个古巴的医疗状况；西班牙和起义军双方的装备情况，以及在美军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想要阻击敌人时需要得到怎样的帮助；他也必须了解许多其他的重要情报。
在派谁去给加西亚送信这一问题，如同情报局长的回答一样，总统的命令干脆果断，这就是：“派他去！”
大约在作出决定的一个小时后，时值正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海陆军俱乐部和他共进午餐。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上校以幽默著称，在我们就餐的过程中，上校以这样的方式问我：“下一班去牙买加的船什么时候出发？”
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于是决定顺着他的意思说。在离开了一两分钟后，然后回来告诉他：“一艘在阿特拉斯航线上的名叫‘阿迪洛达克’号的英国轮船明天中午将从纽约起航。”“你能乘上这趟船吗？”上校打断我的话，急迫地问。
尽管这样，我还是以为他在开玩笑，但还是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那么，”上校说，“你就做好登船出发的准备！”“年轻人，”上校严肃地继续说下去，“你已经被总统选中去联系——更确切地说，是送信——给加西亚将军，他在古巴东部的某个地方。你的任务是，确保从他那里获得军事情报，要最新的，并按用途把情报编排好。你送的这封信中有我们想了解的一系列问题。另外，任何有可能暴露你身份的书面联络都不允许携带。美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太多这样的悲剧和教训了，我们再也不能冒险了。大陆军的内森·黑尔和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都是因为随身携带了加急情报而被抓捕的，他们不光牺牲了性命，而且情报中的军事计划也被泄露给了敌人。你的行动不能出现丝毫差错，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完全意识到瓦格纳上校并不是在和我开玩笑。“会有人想办法，”他继续说，“到了牙买加证明你的身份，那儿有一支古巴游击队。后面所有的事情都只能指望你自己了，除了我现在给你的信息，你不要再请求具体的指示了。”实际上，他所说的话就像文章的纲要一样。上校说：“你今天下午就去准备。军需官哈姆费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港口上岸。此后，如果美国向西班牙宣战，你传递回来的情报将是我们整个作战指令的依据。不然的话，我们将无计可施。你必须尽快计划和行动起来，必须把信送给加西亚。你的火车将在午夜出发，再见并祝你好运！”
瓦格纳上校和我紧紧地握手。当瓦格纳上校松开我的手时，还一再地重复：“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
匆忙中接下任务后，我着手忙着做相应的准备，同时我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处境。我明白，这项任务艰巨且复杂：战争还没有爆发，在我启程时，甚至当我到达牙买加也还没有爆发，但稍稍有闪失将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局面。如果宣战，反倒使我的任务简单化了，尽管危险并没有减少。
处于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荣誉和生命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人们理应要求服从具体的书面指示。在军队里，军人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他的荣誉却掌握在自己手里，它不能被任何力量剥夺，不能遭蔑视。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不能要求任何具体的书面指令，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把信送给加西亚，并从他那里获得宝贵的情报，而我正要去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瓦格纳上校是否把我们的谈话记录放在高级副官办公室的文档中。在这么紧急的日子，我已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乘坐的火车在午夜零点零一分离开华盛顿，我记得自己想起了一个古老的迷信，关于星期五不宜出行的说法。火车开车是在星期六，但我从俱乐部出发时却是在星期五。我猜想，命运之神应该会认定我是星期五出发的吧。但是，当我的大脑开始考虑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很快就忘了这种想法。虽然，这个念头在后来的某些时候也会冒出来，但它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阿迪洛达克”号轮船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尽量不和其他乘客有过多接触，旅程中只结识了一个乘客：一个电气工程师。他告诉了我一件有趣的事情：由于我不和其他乘客打交道、不说关于自己的任何事，一群爱开玩笑的人就给我取了一个绰号——“骗子”。
当船进入古巴海域后，我第一次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我身上仅仅携带了一些危险的信函，这是美国政府给牙买加官方的证明我身份的信函。但是，如果战争在“阿迪洛达克”号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就爆发的话，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很有可能上船搜查。作为非法入境的送信者，我会被当作战争罪犯而被抓起来带上西班牙轮船。而这艘英国船可能被击沉，尽管它挂着一面中立国的旗帜，来自和平国的港口，出发到另一个中立国的港口去。
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客舱的救生设备里，直到我看到轮船顺利地绕过海角末端，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终于登陆了，踏上牙买加的土地。我马上与古巴军的领导人拉伊先生接触，我与他以及他的助手一起计划如何将信尽快送给加西亚。
我是于4月8日至9日离开华盛顿的，4月20日，我收到了一份电报：美国已经向西班牙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西班牙在4月23日前将古巴归还给古巴人民，并撤出它部署在古巴领土和领海的一切陆军和海军力量。我用密码电报发出了我到达的消息。在4月23日那一天，我收到了回电：“尽快与加西亚将军见面。”
接到密电几分钟后，我来到古巴革命军的指挥部，那儿有人在等我。那里有一些流亡的古巴人，他们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我们正在就一些一般话题进行交谈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该上车了！”车上的人用西班牙语喊道。
紧接着，没有更多的交谈，我被领上车，在里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于是，不管是对现役还是退役军人来说，都可以称为最奇异的一段旅程开始了。这位马车夫是世界上最沉默寡言的人，他不主动和我说话，我说什么他都完全不理睬。我刚一落座，他就马上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在迷宫一般的金斯敦大街上狂奔。马车一路飞奔，速度从来没有减慢。不久，我们就穿过了郊区，将城市的居民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我敲敲马车门，我甚至是在踢，但是，马车夫根本不予理睬。
也许马车夫知道我要送一封信给加西亚，而他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完成我的第一段旅程。这样，当我几次三番试图与他搭上话的努力失败后，我只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任凭他把马车驶向远方。
大约过了4英里远，我们进入一片茂密的热带雨林。我们沿着宽阔平坦的西班牙乡镇公路行驶，最后，在一处丛林边停了下来。马车的门打开了，一张陌生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我被要求换上另一辆在此等候的马车。
但是，我感到很奇怪，这些行程仿佛是完全事先安排好的。没有一句不必要的话，连一秒钟也没有耽搁。一分钟以后，我再次踏上了征途。
第二位马车夫和第一位一样，他们都沉默不语。尽管我不断想和他交谈，但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只是专注于让他的马尽快地奔跑。接着，我们穿越一个西班牙小镇，沿着克伯利河谷进入岛上的主山脉，那儿有一条路通向圣安妮湾的湛蓝的加勒比海海域。
马车夫仍然默不作声，尽管我费尽心机地想让他和我谈话。他不说话，也不打手势，似乎根本听不懂我的话，马车只是以极快的速度在大道上飞奔。随着地势的升高，我的呼吸也越来越顺畅。当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到达一个火车站附近。
突然，一团黑影从山上顺着斜坡一摇一晃地冲了过来。这是什么啊？难道是西班牙官方预计到我会来到而让牙买加政府来跟踪我的行迹？当这个黑影冲入我视野时，我真的很不安。不过，我很快就放松下来——我看到是一个老黑人一瘸一拐地走来，推开车门，递进来美味的炸鸡和两瓶巴斯牌啤酒。他向我说了很多方言，而我只能听懂那么几个词，不过明白他是向我表示敬意，因为我帮助古巴去争取自由，他还希望我知道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略表他的心意。
但是我的马车夫像个局外人，他根本不讲究礼节，对炸鸡以及我和老人之间的谈话也没有任何兴趣。不一会儿工夫，换上两匹新马后，马车夫用力抽打马儿，我们又上路了。我只来得及用喊声感谢老黑人：“再见，老人家！”很快，我们已经离开了他，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茫茫黑暗中。
尽管我完全明白我肩负的送信任务的严峻性和重要性，我还是被眼前迷人的热带雨林风光所吸引，使我将自己的任务暂时抛却脑后。这里的夜晚景色和白天一样美丽，有所不同的是，白天是一个植物王国，而黑夜则是引人注目的飞翔着的昆虫世界。当落日余晖渐渐消逝，黑夜完全来临以后，萤火虫闪烁着荧光，整个森林被它们奇异的美丽光芒所装点。当我穿过森林，看着如此华美的萤火虫放射的炽热的光芒，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仙境。
但是，当我一想到自己将要去完成的任务，这么美丽的景色也就无暇顾及了。我们继续向前飞奔，以马儿体力所能承受的极限速度前进着。突然，丛林里响起了一声尖利的哨声。
我的马车被迫停了下来。一群人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他们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发现自己被一伙全副武装的人给包围了。我倒并不害怕在英国领地上遭到一队西班牙士兵的拦截，但是，这突然的停车让我神经紧张。因为，牙买加当局如果采取行动，这次任务就意味着失败。如果牙买加当局事先得到消息，得知我违反了该岛的中立原则，是肯定不会允许我继续前行的。要是这些人是英国士兵怎么办啊？
还好，担心很快就被解除了。在一番小声的交谈以后，我们又被放行了。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的马车停在一幢灯光微弱的房屋前。丰盛的晚餐在等着我们。革命党的人准备要用这顿大餐款待我。
首先为我端上来的是一瓶牙买加朗姆酒。我一下子就忘记了疲劳，尽管我已经在大约9个小时内跑了70多英里的路程，途中换了两班人马。不过，这朗姆酒的味道真是不错。
接下来是一番相互介绍。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瘦削而结实看起来表情坚定的男人，他留着大胡子，一只手上少了一根拇指。这显然是紧急关头可以依赖、任何时候都值得信赖的人。从他可靠而忠诚的双眸中反射出一个高贵的灵魂。他是一个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曾经去过古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他和当时的西班牙当局有矛盾，因此失去了大拇指并遭到流放。他名叫格瓦西奥·萨比奥，被指派做我的向导，负责护送我寻找加西亚，直到把信交到加西亚将军手里。另外也有一些人被雇来送我们离开牙买加——这段路还剩下7英里，走完这些路程，他们就算完成任务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格瓦西奥·萨比奥——我的“助手”。
休息了大约1个小时以后，我们继续前进。离开那间屋子大约半个小时，又有人吹哨子，马车再度停了下来。下了车，我们钻进一片甘蔗林，悄悄穿行了差不多1英里，最后来到一片海湾边的椰子果园。
大约在离海湾50码的地方停泊着一艘小渔船，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突然，小船上闪出了一丝亮光。我猜想这应该是联络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地抵达的。格瓦西奥显然对船内的人表现出的警觉感到满意，便作了回应。
接下来，我向革命党派来的人表示感谢。一个船员涉水过来，我爬上他的背，来到了船上。
至此，给加西亚送信之旅的第一程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上了小船后，我就发现船舱里堆放着许多石块用来压舱，长方形的一捆一捆的则是货物，但这些并不至于影响小船航行的速度。我们让格瓦西奥充当船长，船员则是两个人：我和另一位助手。船舱里都是货物和石头，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感觉舒服。
我向格瓦西奥表示，希望能够尽量迅速地走完余下的3英里路程，因为我想尽快离开英国人的领地。他回答说，船必须沿着海角划行，因为狭小的海湾风力不够，我们的航行无法进行。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海角，不管怎么说，幸运地碰上了小风，真正险象环生的第二段旅程开始了。
毫不隐瞒地说，当我们出发以后，我的心里确实一度陷入焦虑之中。如果我在离开牙买加海域3英里的范围内被敌人抓住，我的名誉会毁于一旦。如果在距离古巴海岸3英里的范围内被抓住，我的生命也会处在危险中。我唯一的朋友只是这些船员和加勒比海。
向北100英里就是古巴海岸，配备着小口径火炮、机枪的西班牙巡逻舰经常在此巡逻，他们的船员都配备有毛瑟枪。他们的武器远比我们放在船上的武器先进，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我们的船上只有普通的各式小型武器，如果我们与其中的任何一艘这样的巡逻舰遭遇，那我们就几乎没有脱险的希望。
但是，我必须成功，我必须找到加西亚，把信送给他！
我们的行动计划是：白天待在离古巴海域3英里以外的地方，等到夜里时，我们再迅速潜行到某些可以隐藏的珊瑚礁后面，一直等到天明。这样，如果我们被抓住，由于我们没有带任何证件，我们的船很可能被击沉。装满巨石的小船将会很容易沉没，就算有人发现了我们的尸体也无法辨认我们的身份。
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清新怡人。经历如此劳累的旅途后，我刚想小睡一会儿，突然，格瓦西奥一声大喊，我们全都跳了起来。原来，在几英里以外，可怕的西班牙巡逻舰正向我们驶过来。格瓦西奥用西班牙语命令船员降下船帆，又命令大家躲起来。只有船长格瓦西奥一人掌舵，他神态悠闲地靠在长舵柄上，让船头的方向和牙买加海岸保持水平。“他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孤独的渔夫’，这样我们就能躲过去了。”船长冷静地分析道。
事情正如他所料的那样。当巡逻舰靠近到离船非常近的距离时，那位冒失的年轻军官用西班牙语喊道：“捕到了鱼没有？”
我的这位向导也用西班牙语回答说：“没有，忙了一早上，这些可怜的鱼就是不上钩！”
假如这位军官，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军衔，如果能够想到其他的可能性，把船横靠过来，那么，他几乎肯定可以抓住“大鱼”。若果真如此的话，也许我今天就没有机会来写下这个故事了。
当巡逻舰远离我们而去，并且离开了相当长一段距离后，格瓦西奥让大家重新升起船帆，并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你已经累了想睡觉的话，那么现在可以放心睡了，因为，在我看来危险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6个小时我睡了个安稳觉。当中即使有事发生，对我也没有造成干扰。我本以为，灼人的热带阳光能直接把我从床垫上揪出来，但那些古巴人还是弄醒了我。他们用自己颇感自豪的英语问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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