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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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修订本(30周年纪念版，文化导师余秋雨开山之作，热销千万册)试读：
关于这座雕像的趣事
2010年1月，一家据说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与一家资深的教育刊物联手，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做民意测验，询问“谁是你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作家”。由于青年人见识尚浅，居然把我选成了第一名。在颁奖典礼上，我得到的“冠军奖杯”就是这座雕像。雕刻者是非常有成就的艺术教授钱为先生，但他至今没有见过我，只凭着书上的照片就雕出来了。
没见过面就雕得那么好，实在令人佩服。只不过，他把我雕瘦了。这好办，从那天开始，我就按着雕像的标准锻炼塑身。结果，一段时间下来，我已经和雕像一模一样了。
这件事，牵涉到很多话题。例如，艺术与对象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互代，人的自我改造可能，等等。觉得有点意思，因此放在扉页，以作留念。（秋雨自记）开始“苦旅”的那一年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灾难时期，针对当时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灾难方过，及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国内首部《观众心理学》，并创建了自成体系的《艺术创造学》，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模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等课题，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新版小叙
让我先抄录一则笔记：
某家一子，出门旅世，因步履开阔、人气健旺而遭来多方嫉恨，不时有秽言凶讯传回门庭。家人塞耳有声，闭目有魇，久而久之，以为浪子早已殒灭旷野，只得横心割舍，弃绝记忆，任何言谈，皆不提及。
岂料二十年后某日黄昏，屋外步履纷沓，笑语欢腾。家人窥之门缝，只见浪子器宇轩昂，从者如堵，浩荡肃穆，恭立门外。家人急忙开门相拥，拭泪而问，方知其于漫漫岁月间，浪迹宇内，周济天下，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家人遂烧水为沐，煮米为食，裁布为衣，整榻为憩……
对我来说，《文化苦旅》就是这个外出的浪子。它“出门旅世”的时间更长，带给我的麻烦难以计数。
所有麻烦，都来自于它的极度畅销。它不小心成了当时罕见的一个文化热点，而它又不具备任何权力背景，因而立即转化成媒体的攻击焦点。当时国内的多数媒体，还不清楚诬陷和诽谤是刑事犯罪，因此都围绕着它，连年倾泻，恶语滔滔。
其实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它，多数不是真身。因为已有统计，此书盗版的数量至少是正版的十八倍。也就是说，十八个假身之中才可能混进一个真身。但是即便这样也不放过，那么多报刊一直在伪造它的种种“错误”，顺便把我也一起伪造，一起作假。我曾撰文笑问南方一家著名周报的社长：“贵报二十余年锲而不舍地编造我的生平，篇幅如此惊人，今天请你告诉我，哪一句是真的？一句，只要一句。”
这些传媒自恃权势，当然不屑回答。结果，一年年下来，即便是我的朋友们，也都捧着我的盗版书，信着我的假生平，听着我的假传闻，却又宽容了我。我自己连解释一句，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想来想去，都是《文化苦旅》惹的祸。因此，我一直想切割与它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不会提到它。
它，成了一具无主的稻草人，成了一个废弃的箭靶子，破破烂烂地歪斜在田野间，连乌鸦、田鼠都不愿看它一眼。国内曾经举办过多次涵盖几十年的散文评选，入选的书籍非常之多，它都不在。有读者对此有点疑问，我说，当然不会在。
这情景，与笔记中那位浪子之殒，颇有点像。
但是，隐隐约约听到，屋外有一些奇怪的声响，似乎与浪子有关。难道浪子还有什么动静？我不敢开门，只能“窥之门缝”。
这一窥，不无惊讶。
上海读者投票评选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书，是它；
有关部门统计历年来中国家长邮寄给留学子女最多的一本书，是它；
全国文学书籍十年排行榜前列，有它；
全球华文书籍十年排行榜前列，有它；
连读者数量不大的台湾，也在庆祝它发行达几十万册；
连万里之外的学者，也在当地华文报纸上连续反驳大陆文人对它的糟蹋；
……
看来，浪子未死，气场未绝。就像笔记中那个浪子，“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
我离开门缝，许久无语。委屈你了，孩子！
当东方出版中心根据我的要求，把印了二十多年的老版子进行报废处理后送到我的办公室，我就像看到了一位疲惫不堪、浑身黑腻的回家苦儿，不禁有点鼻酸。
错怪你了，孩子！
那么，接下来，“烧水为沐，煮米为食，裁布为衣，整榻为憩”，就是我要张罗的事情了。
毕竟过了二十多年，原来装在口袋里的某些东西已经不合时宜，应该换一点更像样子的装束。艰苦跋涉间所养成的强健身材，也应该更坦然地展现出来。于是，我对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补，主要是为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让出了篇幅。
新版里的文章，多数已经出现在庞大的《秋雨合集》中，因此本书也可看成是我的散文作品精选。这种精选本至少已经出版过三十几种了吧？这一本稍有不同，由我自己编选。
由此想起，直到现在，此书的各色盗版本在市面上还汗牛充栋。我自编一本新版来宣布它们全部非法，挺好玩的。
做这件事，心情不错，因为毕竟，游子回来了，我在帮着打理。我从头到脚看了几眼，还算满意。说“器宇轩昂”也无妨，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还不该听一句好话？
初读《文化苦旅》的朋友们都已经上了年纪，后来的那么多读者，应该是他们的儿子一辈，或孙子一辈。据说那个老版本曾经成为很多华人家庭三代人共同的灯下话题，那么，这个新版本也许会承担起同样的差事。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癸巳年（2013年）故国深秋之夜，余秋雨作此新版小叙。
牌坊
一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很多牌坊。
牌坊是一种石质门架，一般有两层楼那么高。每年乡间举行全民欢庆的“庙会”时，也会在
寺庙
门口临时用木条搭建一种牌坊，上面装饰得很花哨，几天庙会一过，就拆掉了。永远不拆的就是那种石质牌坊，最老的据说有五百年了。在乡间的各种工匠中，石匠的地位最高。这是因为，其他工匠的活儿比较家常，而石匠的活儿都比较重要。石匠里边又分三等，最低一等砌凿墓碑，中间一等砌凿石桥，最高一等砌凿牌坊。
就像世间很多行业一样，活儿越多的等级越低，活儿越少的等级越高。这事又带来一番蹊跷，等级越低的日子反而越好过，等级越高的日子反而过得不好。
砌凿墓碑，与家家户户有关。各家各户在做丧事时也都舍得花钱，很少讨价还价，因此这种石匠特别富裕。只不过，大家都暗暗知道，这种墓碑石匠往往与盗墓贼有点往来。盗墓贼为什么总是选得很准？为什么连暗藏的豁扣、活砖也一清二楚？还不是这种石匠露了口风。盗墓贼在乡民口中叫“掘坟光棍”，方圆几十里最出名的掘坟光棍叫“夜仙”，因此乡民也就把墓碑石匠叫作“夜仙班”，又简称“仙班”。
名声最好的是牌坊石匠，乡里乡外都敬着几分。牌坊是让人仰望的，他们也就跟着让人抬头了，尽管他们总是十分清贫。
牌坊石匠活儿少，并不奇怪，因为立牌坊是一件稀罕事，多少年都碰不上。
与别的地方的“状元牌坊”、“御赐牌坊”不同，这儿乡间的牌坊，几乎都是为女人立的，为一些已经亡故的女人。一座座牌坊，都在表彰这些女人“从一而终、寡而不嫁”的事迹，因此又叫“贞节牌坊”。但是，乡间寡妇很多，能立牌坊的却是极少数，需要有一系列苛刻的标准。这事情，连族长、村长、保长、甲长都定不了，必须由他们上报，让“乡绅公会”决定。
比较起来，那座远近闻名的“范夫人牌坊”最大。这个范夫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其中有一个儿子考了科举，做了不小的官。正是这个儿子，在母亲过世时报请乡绅公会立了牌坊，立得相当考究。
其他那些牌坊，说起来都有点怪异。例如，男女还没有结婚，未婚夫却死了。按照当时的习俗，两人根本还没有见过面，未婚妻一听死讯就立即投井自杀。或者，女子刚刚守寡就有人来提婚，才提三次，便悬梁自尽。当然，这都是大户人家的事，穷人一般不这么做，做了也不会立牌坊。
范夫人的牌坊用的是白石，接近于麻灰色，摸上去很平滑；而那些自杀小娘子的牌坊用的是青石，摸上去凉凉的，一条条凹凸的纹痕有点硌手。
除了冬季，牌坊是乡民和路人歇脚的场所。牌坊总是靠着大路，有石基可以坐卧，有石柱可以靠背。因此，不少人喜欢到这里聊天。斜躺着，看白云，听蝉鸣，传闲话。
这天早晨，村里那位德高望重的牌坊石匠潘木公走出家门上了大路。他穿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衫，肩挎一条长包袱，步子迈得不快不慢。邻居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是昨夜受到一个外乡黑衫人的邀请，到山南镇去督建一座牌坊。
这可是一件大事，乡人们立即传开了，因为这样的邀请，两年来还是第一遭。山南镇在十里之外，但按当地风俗，只要是大师傅，每天还要回家来住。因此，傍晚时分，很多乡民就蹲挤在牌坊下，等他回来。
蹲挤的人中，最兴奋的是一位年轻的“仙班”，也就是很可能与掘坟光棍有勾结的墓碑石匠。虽说墓碑石匠与牌坊石匠向来交往不多，但这个年轻石匠却一直想拜师潘木公。以前托人传过话，都没有回音。今天听说潘木公早上出门时心情不错，就在牌坊下候着，看能不能套个近乎。
如果套上近乎了，就有一个疑问要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疑问搁在心头已经很久，对别人，说也不敢说。二
从走出山岙时的步态来看，潘木公今天很累。夕阳下的身影踉踉跄跄，与他早上出门时完全不同。
年轻石匠迎上去，搀着他在牌坊的基石上坐下。潘木公感谢地看了看年轻石匠，觉得有点眼熟。年轻石匠说：“我也是石匠，没出息，做墓碑的。”“你也是石匠？”潘木公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明天跟着我去山南镇，那地方，连个帮手也没有。”
年轻石匠一听，立即点头，说：“好，我跟着您，听您吩咐。”
在第二天去山南镇的路上，年轻石匠不断地找话与潘木公搭讪，最后，终于支支吾吾，把那个搁在心头的疑问说出来了。“木公，您平生所建的那么多牌坊，多数是小女子的吧？”“唔。”潘木公素来言辞不多。“那些可怜的小女子，我先给她们凿墓碑，您再给她们凿牌坊，也算造化了。”年轻石匠说。“造化？”潘木公反问了一声。“我说是运气。”年轻石匠迟疑了一下，又说，“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她们就上天了。”“上天？”潘木公摇了摇头，说，“牌坊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自杀就是自杀，都那么年轻，总叫人伤心。”“但是，只要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墓就空了，真的飞走了。”年轻石匠说。
潘木公猛地回过身来，捏住了年轻石匠的手，问：“什么？墓空了？你怎么知道？”
这一下，年轻石匠慌了。他每次完工后，确实有盗墓贼来威胁利诱，逼他说出墓葬情况。但是，只要是立了牌坊的自杀女子，盗墓贼去了，每次都空手而归，因此总会把他恶骂一顿。次数多了，年轻石匠就判断，那些女子们全都升天了。但这只是猜测，很想从潘木公这里听一个说法。“你入伙盗墓了？”潘木公厉声逼问。“没有，是夜仙那帮掘坟光棍说的。”年轻石匠连忙辩解。他看着潘木公疑惑的目光，干脆就把哪几个掘坟光棍分别挖了哪几个女子的坟墓，一一报了出来，态度十分诚恳。“都是空的？”潘木公停下了步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自言自语。说着他又抬头问年轻石匠：“落葬时，棺材肯定放进去了？”“我都在场，肯定放进去了，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棺材不是空的？”潘木公追问。“那我怎么知道？但从抬的样子看，有分量。”年轻木匠说。
潘木公从腰束上掏出一支烟杆子，点火抽了起来。
好一会儿，潘木公断断续续地说：“我造牌坊时，也碰到过一些蹊跷事，一直想不通。……墓里空的？怎么会？……道士说升天，是说魂，身体不升。那坟墓里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呢？……”
抽完烟，两人起身，向山南镇走去。一步一步，踏得散散的。他们又去建造一座新的牌坊。三
潘木公坐下抽烟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破败的小院子。外墙是泥砌的，已经多处坍塌。屋子顶上，长着杂草。那是一个废弃的尼姑庵。
听老人说，尼姑庵曾经很兴盛，后来随着尼姑减少，渐渐冷清。两年前，最后一个尼姑难以为生，也走了。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听老人说，原来尼姑庵的兴盛，不完全是因为香客。那些尼姑实在太好看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来了一个又走一个，村民都轮着看。上街赶集，都要弯到尼姑庵里来看一看。一些地痞、懒汉，大半天就赖在那里了。因此当时传言，那些尼姑，就是被他们的贼眼粗话气走的。
离尼姑庵一箭之遥的西北边，是吴山庙，那里来过不少和尚。和尚和尼姑虽然同属佛教，但互相从不来往。村民知道，那是怕招来闲话。佛门清规，到了那么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松弛。吴山庙每天都会聚集四乡八邻大量念佛的婆婆和婶婶，因此算得上是一个“旺庙”。庙里有两个外地来的老和尚，带着两个小和尚。还有一个本地的庙祝，管零碎杂务。两个大和尚一胖一瘦，瘦的那个是“当家和尚”，法号“醒禅”，据他自己说，来自甘肃一个叫武威的地方。
与尼姑庵坍塌的泥墙不同，吴山庙的黄墙前年刚刷过，显得比较精神。泥墙、黄墙，再加上那些牌坊的白石、青石，几种颜色，标示着乡人们的公共去处。此刻，只有黄墙最热闹，最通俗。其他几种颜色，太深奥了。四
尼姑庵有了动静。
两个年轻女子，由乡长陪着，向那条小路走去。他们前面，村长领着两个年轻农民，撩拨开齐膝的苇草，算是开路。那两个年轻农民边上，还有一个挑工，挑着两个大箱子。这两个大箱子，自然是那两个年轻女子的。
走到尼姑庵歪歪扭扭的木门前，村长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大钥匙，去开那把锈得掉渣的老铁锁。摆弄了半天，木门吱吱嘎嘎地推开了。村长吩咐两个年轻农民：“先打扫出一个能下脚的屋子，再全部清扫一遍！”
乡长看到后面跟来十几个农民，就转身对大家说：“这里要办一个小学了，这是两位老师，以后还会来三位。你们一起帮着打扫吧，今后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要到这里来读书！”
村民们点头称是，眼睛只盯着两位女教师看。两位女教师非常害羞，低头转身躲着大家的目光。她们，漂亮得让人张大了嘴说不出话。
女教师跟着两个年轻的农民跨进了一道门槛，进入到了里院。这下，轮到她们张大了嘴说不出话了。满满几垄鲜花，整整齐齐，一半嫩黄，一半浅紫，开得蓬勃而娇艳。
乡长、村长也跟进来了。乡长说：“门关了那么久，也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侍候，花怎么还开得那么好？”
村长说：“花这东西，躲人。离得越远，长得越好。”
一位女教师怯生生地问：“这花，谁种的？”
村长说：“尼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留下这么多花。”
两位女教师眼睛发亮，也顾不得乡民看她们了，只顾弯腰看花，嗅花，还伸出手指轻轻地拨动着花。在她们身后，村长指挥着村民们开始打扫院子和屋子。“那些尼姑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年轻。”乡长对女教师说。“也和你们一样好看。”一位大婶笑着说。
墙要补，屋要修，上课的桌椅讲台都要做，村长和乡长商量后，找来了乡里的木匠、泥水匠和石匠。那个陪着潘木公到山南镇去的年轻石匠也被叫来了，他一看事情太多，一时忙不过来，就把自己刚拜师不久的潘木公也请了出来。
潘木公一出场，事情就要做得像样一点了，乡长特意还拨了点钱。
不久，另外三位女教师也陆续到了。走廊墙上，挂了个手摇的铃。以后上课下课，都会听到铃声。
潘木公边干活边东张西望，却很少说话。他细细地看花，看当年尼姑们住的屋子，再看看女教师们的背影。女教师一回头，他就把目光转过去，再看花。
他抽烟竿的时间更多了，老是在想着什么，也不跟别人说。
不久，他找到了乡长，说：“我给小学砌一个石门吧，石料已经选好了，乡里出点钱。”
乡长满口答应。那位年轻的石匠又一次做他的帮手。
石门造好了，乡民一看，还是潘木公的老活计，活生生一座崭新的牌坊。只不过，他把毕生的功夫都拼上了，砌得比范夫人牌坊还要气派。
石门上方有两道楣梁，上一道，浅浅地用小字刻着尼姑庵的名字；下一道，深深地用大字刻着小学的名字。门基边上，全是鲜花，也是一半嫩黄，一半浅紫。五
乡长和几个村长一起，帮着小学辛苦招生，一家家劝说，结果招来的全是男孩子，没有女孩子。
千说万说，每家农民都认定女孩子不能上学。女孩子从小就要学着纺纱、采桑、洗衣、带领弟弟，哪能两手一甩到小学里去与那么多男孩子瞎混？混了很多年，识了一些字，什么也不会做，以后还怎么嫁人？
男学生倒是不少，分了三个班。每天上课，女教师站在讲台上，男学生坐在课桌前，而每个窗口都挤满了村民。附近几个村轮着来，一批又一批，全是男的。他们嘴上说着看儿子、侄子、弟弟上学后是不是好好听课，其实眼光却离不开讲台。
女教师故意不看窗口，偶尔不小心扫过一眼，总是满脸通红。她们的脸很白，一红就看出来了。
那时这地方还没有见过铅笔和钢笔，一认字就用毛笔，就要磨墨。男孩子手上脸上全是墨迹。“你看，又写歪了！”女教师手把手教男孩写毛笔字，轻声责备着。
其实男孩子没有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怎么这么长，一抖一抖的。听老师一责备，才回过神来写字，但笔下也是一抖一抖的。
几个村的大人都在议论，这些女教师是从哪里来的呢？都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么她们的“大户人家”在哪里？怎么老也不回家？父母亲为什么也不来看看？该是嫁人的年龄了，有没有说好人家？……这些问题，连村长也不知道，只好问乡长。乡长笑着说：“别琢磨了，我也不清楚。”但从他的笑容看，似乎知道一点什么。
谁也不敢问老师本人。她们像是一批降落人间的天仙，有云有雾，看不清才对。先是男人们着迷，接着，是女人们着迷了，而且比男人们迷得更细，更浓，更久。女人们几乎天天都用发呆的眼光注视着女教师的发式、衣着、腰身、步态。走近一点，再打量她们的笑容，她们的安静，她们的声音。看过了这一切，还在心里嘀咕，同样是女人，她们却识文断字，到哪里都有饭吃。这么一想，女人们觉得自己不是矮了半截，也不是矮了一截，而是整个儿都埋到地底下去了。女人们倒也不抱怨，觉得自己能够从地底下伸出头来看到这么一群仙女，已经算是好命。
小学里有一个老妇人给女教师们做饭，但这个老妇人也是从外地来的，不爱说话，说了也听不大懂。因此，女教师们是怎么吃饭的，也不清楚。
初夏的一天，一位女教师在离小学不远的集镇上买了一捧新上市的杨梅，用手绢掂着，回到学校。好像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人，但第二天一早，每个学生的书包里都带来一大袋杨梅，红润润地把几个老师的桌子堆满了。这几个村子靠山，家家都有杨梅树，昨天终于传来消息，并且立即传开：女教师是愿意吃杨梅的。
为了满桌子的杨梅，女教师执意要去感谢。星期天一早，她们走出了校门，娉娉婷婷地进了村。每个屋子都开着门，但都没有人。终于问到一个年迈的老婆婆，说全村都进山采杨梅去了。顺着老婆婆的手指，她们走进一个山口。
全是树，满坡满谷的杨梅树，却不见房，也不见人。女教师东看西看不知怎么办，忽然树上传来呼喊声。一声带动好多声，都在叫老师，但还是看不到人。“老师，我家的杨梅特别好，快到这里来！”“我家的昨天刚熟，就在你们右手边两丈地的山坡上！”“今年最甜是我们家，老师，西坡上招手的就是我！”
……
女教师们笑着，转身转乱了。越转，喊声越多。
呼喊的孩子们都在树上，下树下坡需要一点时间。终于，他们像小鸟一般飞到女教师们身边，他们身后，是他们的妈妈。妈妈们很想伸手来拉扯女教师，倒是女教师先上前，把手挽住了。
那天在杨梅山，女教师和村妇们说了很多，笑了很多，吃了很多。村妇们没料到女教师那么随和，那么有兴致。终于有一个村妇把一个女教师拉到一边，问：“你们小学，收女学生吗？”“收，收！”几个女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抢着说。“我有一个外甥女，住在山南镇，潘木公到他们家做过牌坊。前些日子潘木公为你们学校造校门，带她来玩过。她回去后，天天吵着要来上学。”那个村妇说。“山南镇？远吗？”女教师问。“不太远，但进出要翻山。麻烦就在这里，如果来上学，就要起早贪黑，爬上爬下，大冷大热，一个人。”村妇说。“过两天你带我们到山南镇走一趟，好吗？”女教师说。六
女教师们的山南镇之行，招来了小学里的第一个女学生，叫河英。
她来上学实在不容易，每天一来一回要翻两次山。特别是到了冬天，漫山遍野都是雪，山路结冰，很容易摔跤。在山路上摔跤，非常危险。
一位女教师出了一个主意，让河英翻山时扎上一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如果你摔跤了，我会看到，会想办法来帮你。”
河英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边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晨，她就是雪岭上一个移动的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上天落地。
其实远不止两位女性。
山这边，男学生们还都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大冬天清晨的被窝是孩子们难于割舍的天堂。母亲已经催了几次，都无用，便把目光转向窗外的雪山。“你看！”母亲终于欢快地叫了一声，男孩子也把头伸出被窝。都看到了，雪岭顶上的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白得那么干净，这红点也就分外耀眼。它划破了雪岭，也把赖在被窝里的男孩子全都拽起来了。
河英的上学，成了一个示范。这以后，很多女孩子都来上学了，而且，学习成绩都比男学生好。两年后，小学里女生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男教师，也陆续调过来几个。学校，已经越来越像样，对得起潘木公建造的那座很像牌坊的校门了。七
我读完小学时才九岁，对于童年的事，并不明白。只是记得有很多难忘的片段，却连不起来。
直到长大之后读到一篇外国小说，才如雷击一般，蓦然追悟，傻坐半日，浮想联翩。
那篇小说叫《热冰》，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姑娘跟着两个青年去划船，船划到半道上，两个青年开始对她有非礼举动，把她的上衣都撕破了。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小船被她蹬翻，两个青年游回到了岸上，而她则被水莲蔓茎绊住，陷于泥沼，失去了生命。
她的父亲抱回了女儿半裸的遗体，在痛苦的疯癫中，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封进了冷库。
村里的老修女写信给教皇，建议把这位冰冻的贞洁姑娘封为圣徒。
她真的会显灵。有一次，一个青年醉酒误入冷库，酒醒时冷库的大门已经上锁。他见到了这块冰：“原来里面冻的是个姑娘。他清晰地看到她的秀发，不仅是金色的，简直是冬季里放在玻璃窗后面的闪闪烛光，散发着黄澄澄的金色。她袒露着酥胸，在冰层里显得特别清晰。这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像在睡梦里，又不像在睡梦中，倒像是个乍到城里来的迷路者。”
结果，这个青年贴着这块冰块反而感到热气腾腾，扛住了冷库里的寒冷。
小说的最后，是两个青年偷偷进入冷库，用小车推出那方冰块，在熹微的晨光中急速奔跑。两个青年挥汗如雨，挟着一个完全解冻了的姑娘飞奔湖面，越奔越快，像要把她远远送出天边。
我相信，只要读了本文前面叙述的朋友，都不难明白这篇小说为什么对我会产生那么强烈的触动。
我觉得，这位姑娘死后被封为圣徒，有点像中国女子死后被批准建立贞节牌坊。
但是，不管是圣徒还是牌坊，姑娘，你难道真死了吗？
幸好有这位父亲，偷偷地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冰封了。于是，这块冰也就成了“热冰”，埋藏着生命信号，掩饰着无限可能。
在冰库里，这姑娘依然美丽。甚至，更加美丽。
由此，我不能不作出大胆怀疑了——
为什么家乡那么多立了贞节牌坊的自杀女子，墓中却是空的？我怀疑，她们实际上并没有自杀，而是由她们的父亲悄悄转移了。
那些大户人家的上上下下，都等着把一个葬仪立即变成两个葬仪。于是，半夜的小船，简薄的行装，无人的棺木，装扮的大殓……一切都心照不宣。但是，父母亲的号啕大哭却是真的，泪滴溅在白胡白发上。毕生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也不知道她会流落到什么地方。
我怀疑，这样的半夜小船，装得更多的不是逃生者，而是逃婚者。未婚夫并没有死亡，而未婚妻却“猝死”了，“被拐”了，“失踪”了……
在昏暗的月色下送别小船的，总是父亲。因为母亲裹着小脚，行走不便，更怕她在河边哭出声来。父亲很少说话，步子轻轻，快速向小船走去。那神情，与那位把女儿封进冰库的外国父亲，完全相同。
中国的小船没有封进冰库，那么，究竟划到了哪一个荒湖，哪一条小河？
我怀疑，那位建造牌坊的石匠潘木公，已经猜出八九。当初，他听年轻石匠说坟墓都是空的，为什么如此紧张地追问？他第一次来到废弃的尼姑庵，为什么在东张西望后很少说话，不断抽烟？他为什么自告奋勇，为小学建造了一个很像牌坊的石门？……
我渐渐明白了，我们乡间为什么留有那么多无言的牌坊，却又涌来那么多陌生的美丽，尼姑的美丽，女教师的美丽？
我渐渐明白了，女教师们为什么那么迫切地想要招收女学生，连翻山越岭也不在乎？
河英，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就像那束冰封的金发。
冰封的金发终于被两个现代青年用小车推出了冰库，那个姑娘已在熹微的晨光中完全解冻。一群黑发飘飘的中国姑娘并没有靠别人的小车，她们自己解冻了，解冻在四处潜行的安静中。
这些美貌绝伦的东方女子，也为一个个乡村解了冻，为一道道山梁解了冻，为一大批男孩子、女孩子解了冻。
我已经断定，在大地还在沉睡时悄悄出现的熹微晨光，与《中国历代失踪女子名录》有关。但是，这部名录，是山川之玄，岁月之秘。它无痕无迹，无符无字，却被天地铭记。
我只知，自己，就是从那解冻了的乡村走出。寺庙一
还记得吗，离尼姑庵一箭之遥的西北边，是吴山庙。
同是晨钟暮鼓，却一衰一荣，一静一动，一冷一热，对比明显。尼姑庵废弃时，风光全都到了吴山庙。等到尼姑庵变成了小学校，一切又都变了。衰的，静的，冷的，是吴山庙；荣的，动的，热的，是学校。
更大的对比，是在每家每户的每个早晨。
祖母出门了，到庙里去念经。邻居六七个老太太等在村里一起走，她们都缠着小脚，走起来一扭一扭的。与平日在家里干活不一样，到庙里去，就换上了一套干净的黑布褂子，褂子比身材大了许多，所以扭动在路上有点滑稽。出村一丈远就上了窄窄的石板路，别的村子的老太太也汇在一起了。石板路上留着昨夜露水，还长着青苔，老太太们扭动得更加当心，更加夸张，更加一致。远远看去，分明是一长溜黑衫蝙蝠舞，舞的名称叫“天天朝拜”。
祖母出门时，捋了捋小孙子的头发。小孙子已经背上了书包，但不与祖母一路，是朝东，走一条宽宽的泥路，去上学。上学的路也像念经的路，半道上不断有同伴加入。孩子们一多便又跳又笑，边玩边闹，直到学校。牌坊般的校门下，在一半嫩黄、一半浅紫的花丛边，今天轮值的何老师笑眯眯地站着。她在检查每个孩子的衣着，叫他们把纽扣扣起来，把裤腿放下来。有的孩子喜欢赤脚走路，用一根绳子把两只鞋子挂在脖子上。何老师就要他们把鞋子拿下来，穿上，再进教室。
上课的铃声响了，很巧，吴山庙那边也敲起了钟。何老师扬头往西边看，远远的，寺庙前那条石路上的黑衫蝙蝠舞，还在扭动。
女教师们不清不楚的神秘来历，使她们有了一清二楚的共同立场。那就是，不喜欢传统，不喜欢老派，包括寺庙，包括黑衫蝙蝠舞。
虽然不喜欢，何老师还像往常一样，看了很久。她从衣袋里拿出折叠得很小的手绢，快速地擦一下眼角，像是回想起了什么。二
庙里的钟，又一次响起，还传来了清脆的木鱼声。紧接着，是吴山庙的醒禅和尚领着诵经，老太太们跟着一起诵。虽然听不清语句，但那音调，能把四周的田野稳稳罩住。
何老师已经在上课，课目内容是几个女教师一起凑的，今天的课名是“常识”，正讲着地球。听到了诵经声，何老师皱了皱眉，便走下讲台，来到教室的西窗前，伸手把那扇新装的玻璃窗关上了。诵经声，也就关在了外面。
最清晰的诵经声响起在晚上，那时全是男声，没有老太太的声音跟着了。照寺庙里的说法，这是和尚们在“做课”。居然，他们也用了一个“课”字，与学校黏着了。
那时，学校里的女教师们也正在做一件与“课”字有关的事，那就是备课。黝黑的田野里，只有两道灯光，吴山庙的蜡烛灯和学校的煤油灯。别的屋子，买不起蜡烛和煤油，天一黑就黑到底了。
村民们喜欢从自家木窗口，看这两道灯光。因为这地方山阻水隔，自古以来一到夜晚全都归属于土匪。土匪分两帮，头领分别是陈金木和王央央。陈金木比较有钱，匪徒们夜间出来时提的是黑罩铁皮灯笼；王央央钱少人多，匪徒们夜间出来时提的是红纸竹篾灯笼。过去只要远远看到这两种灯笼，各村百姓就会赶快关门，在窗缝里屏息静听。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金木和王央央都曾让徒众扬言，愿意参与抗日，不再骚扰百姓。果然，夜间这两种灯笼也少了。
早在这两种灯笼还经常出没的时候，它们对于庙里的灯光也只敢绕道而行。匪徒都有点怕佛，不敢靠近。于是，多少年了，乡村夜间，只有匪灯和佛灯。一邪一正，一野一文，在进退交错、消长明灭。终于，匪灯渐黯，佛灯孤悬，幸而又加入了学校的灯。
村民半夜起身，朝窗外一看，即使睡眼惺忪，也笑了一下。
窗边竹几上，放着老太太念经要背的香袋；边上，是小孩子上学要背的书包。三
庙里的和尚和学校里的女教师，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有一次，在学校西面的泥路上，两个正要回庙的小和尚看到一头小羊被石头一绊，差点跌到河里。他们慈悲为怀，“惜生护生”，立即撩起袈裟上前，牵起羊颈上的绳子，拴在路旁的一棵小树上。这时，泥路旁刚种下两排小树，伸向远方。
几个在旁边玩耍的男孩子看到了就围过去，那两个小和尚朝他们笑眯眯地点点头，又上了路。就在这时，从校门里气喘吁吁地奔出我们的何老师，胸脯起伏着，直奔小树跟前。她急忙弯腰解开拴在树上的绳子，对男孩子们说：“羊要把小树挣断的，快把羊送还给主人！”
这一下，才走出几步的那两个和尚呆住了。他们主张的“惜生护生”，主要是指人和动物，却对植物不太在乎。他们为惜生而吃素，就是不吃动物，只吃植物。他们明白小羊要保护，却不明白小树也要保护。此刻他们心里有点乱，却又觉得女教师是对的。更添乱的是，他们没想到女教师竟是这么一位丽人，因此看过一眼后就不敢正视，只是直耳听着，眼睛只盯着孩子们。
何老师也没有看和尚，看了就要打招呼，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对寺庙、和尚都很生疏，只能放轻语气给孩子们解释：“这树刚种下，还嫩。等你们毕业，这树也就长大了，这路也就成了林荫道。那时正是大热天，你们可以阴阴凉凉地到县城考中学。”
原来，老师心中的“惜生护生”，范围要大一点，包括树，包括林荫道，包括孩子们的成长，包括考中学。
一来二去，孩子们有点得意，觉得老师的水准比和尚高，学校的等级比寺庙高。早晨，看着祖母到庙里去念经，自己上学的步子也更欢快了。
老师还像往常一样，只要听到从寺庙里传来的诵经声，就会把教室的窗子关上。
但是，一个同学的一篇作文，使老师对寺庙的看法变了。
小学的作文很简单，老师出一个题目，让学生们短短写几句，就成。
这次老师出的题目是“一件奇怪的事”。这题目，如果让今天的孩子来写很可能大同小异，但对几十年前僻远山村的孩子们来说就不一样了，写出来都千奇百怪。一个学生写的是，他在四岁时被一个土匪抢走，村民追赶，土匪抱着他躲进了庙会，但从庙会出来后土匪变了一个人，把他送回了家。他回想起来，觉得这事很奇怪。
老师认为这篇作文有点意思，专门组织了一场课堂讨论。
老师问：“这个人真是土匪吗？”
学生说：“是。妈妈说他是陈金木的手下。”
老师问：“他抱走你，不是开玩笑？”
学生说：“不是。我全家大人，还有隔壁邻居，都去追赶了。他抱着我，拼命奔跑，跑不动了，才躲进了庙会。”
老师问：“庙会，人很多吗？”
学生说：“很多，人与人挤得密不透风。”
老师问：“那个土匪是不是见到了什么熟人？有没有人与他交谈？”
学生说：“没有。他只在人群里挤着走，走得很慢，比和尚念经还慢。”
老师问：“和尚一直在念经？”
学生说：“和尚念，所有的香客都在念，念变成了唱，合起来声音非常响，就像台风季节上林湖的潮水。”
老师问：“这么响的声音，没把你吓着？”
学生说：“没有，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看到他已经挤到了庙门口，看着一尊佛像发呆。然后，就把我送回家了。”
老师想了一会儿，说：“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个土匪，一定第一次进入寺庙。”
学生问：“那他为什么突然变了？”
老师一笑，说：“以前的他，被上林湖的潮水冲走了。”
老师要求学生，过几天，带她进一次庙。
老师也是第一次进庙，看得很慢。出来后，对学生说，那地方可以多去去。四
那天，何老师教学生唱了一首歌。学生放学后就到了庙里，想开一个不小的玩笑，用歌声与正在念经的和尚们比赛。
那天念经，还是由醒禅和尚领头，别的和尚跟着，念得浑厚、绵熟、静雅。
学生们躲在香案外面，冷不丁地由女同学河英张口领唱，声音清朗娇嫩。其他都是男生，故意用稳重的声调，配上去。这歌声把和尚们吓了一跳。
学生们唱的是：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
和尚们的念经停止了，庙里只剩下了学生的歌声。
学生们唱完，听到木鱼边上传出一个声音：“等一等！”
随着声音站起来的，是醒禅和尚。他问：“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
孩子们以为要受训诫了，嗫嚅地背诵了一遍歌词。“来，到我的禅房里来。”醒禅和尚说。
禅房很整洁，藏经箱成排壁立。醒禅和尚走到桌边举笔展纸，让孩子们一句句再念一遍，他跟着写。写完，他自个儿咿唔了一阵，点头说：“写得好，是你们老师写的？”
说着他打开桌上的锡罐，取出一些供果，分给孩子们吃。
第二天上学时转告何老师，和尚称赞她的歌写得好。
何老师一听就笑了，说：“我怎么写得出来？那是李叔同写的。人家可是有名的音乐家。”
几天之后，孩子们又来到庙里，醒禅和尚知道了写歌人的名字，便用毛笔写下了那三个字：李叔同。
写完，醒禅和尚嘀咕了一句：“这倒是与五磊寺的弘一法师重名。”他仰头想了一会又笑了，“法师持戒森严，对于这种歌舞娱乐，他一听就会掉头离去。”“弘一法师？‘弘一’两个字怎么写？”孩子们觉得有责任把和尚的每句话，告诉何老师。
何老师听了孩子们的转述立即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说：“咳，李叔同就是弘一法师！怎么，他到了五磊寺？”
五磊寺离吴山庙不远，却隔着几道山，一道山就是一个“磊”，翻过去太不容易。但是，五磊寺在佛教界地位很高，吴山庙只是它的“下属单位”，醒禅和尚常去。
趁暑假，何老师约着其他两位女教师，由村里一位大婶陪着，两个年长一点的学生跟着，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来到了五磊寺，只想拜见弘一法师。但是，法师已经持杖远行。老师们向五磊寺里的和尚问法师的种种事情。和尚们笑的多，说的少。
回来的路上，三位老师越想越惊奇，越说越热闹。“果然是他！我们的学生唱着他的歌去与和尚比赛，没想到他自己做了和尚！”“那么精通现代的文化教育，怎么回过头去投向了佛教？”“这是倒退，还是提升？”“肯定是提升，只是我们还太浅薄，悟不了。”
……五
毕业时，路边的小树确实已经长大，但是还说不上林荫道。
有四个学生要到县城考中学，到小学里来向老师们告别。他们没有告诉老师，今天一早，几位祖母已经领着他们到庙里拜佛，和尚还为他们的远行诵了三通经。“读了中学，我们一定会回来。”学生向老师保证。“不要这样保证。”何老师阻止，她笑着扬了扬手，说，“你看这村，这乡，原来土匪横行，幸亏有一批批外来人。和尚是外来的，尼姑是外来的，弘一法师是外来的，我们也是外来的。”“来了还要走。”另一位女老师说着拍了一下何老师的肩，何老师立即脸红了。后来才知道，何老师已经有了对象，在很远的地方。当时她为了不让那位女老师说穿，故意对着学生，把话往大里说：“我教过你们孔子的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不要太黏着乡土。只有来来去去，自己活了，地方也活了。”
正说着，吴山庙的钟声又响起了，和尚们诵经声也响起了，悠扬而婉转，低沉又绵长。
何老师听了一笑，说：“好了，佛在说，动身吧。”
我的山河
一我生长在一个靠山傍河的小村庄，是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群神秘的女教师，和我妈妈一起，把我从家乡的山河拉进了书本。后来，书本又把我推进了城市。在读了很多很多书，经历了很多很多灾难之后，我终于蓦然醒悟，发现一切文化的终极基准，人间是非的最后衡定，还是要看山河大地。说准确一点，要看山河大地所能给予的生存许诺。
根据这个认知，我终于出逃，逃回山河大地。从此，我的脚步再也不会蹈空凌云，我的文笔再也不会高谈阔论，我的思绪再也不会离开苍原苍生。但是，这并不只是“返乡”，而是把广袤无垠的真实空间当作了自己的家乡。
让我高兴的是，广大读者接受了我。而且，顺着我，从书斋文化、官场文化、互捧文化、互斥文化，走向了平静而低调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人们走了多少弯路，终于灰头土脸、青头紫脸地重新抱住了它。我有幸领了个头，常被问到，何以有先见之明？也许，真与我这个“山河之子”的生命原点有关。
很多年前我就在一本书中表述过一个观点：真正结束中国“文革”灾难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国，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底线。
也就是说，一场天降的自然灾害，从根子上否决了人为的政治灾害。数十万生灵的霎时殒灭，使原先陷于极左痴迷的中国惊呆了。
各地慌忙驰援，但贫困至极的大地，能拿得出什么？当时还有少数人想把“天灾”引向“人祸”，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理他们，而是补了一门有关“生存底线”的“天地之课”。我一直认为，那次大地震后不久“文革”结束，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这门最原始课程的延续。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隐潜在家乡的一座山上研读中华文化经典。因地震，我联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灾时创建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话，一下子摸到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这个过程，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曾经写到。
从此，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一直盘桓在我心中。
后来，我也曾系统研究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在哲学、美学、艺术学上的种种成就并写成了好几本书，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很快，又转回到了我的学术原点：只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探询中国文化的生存状态。
正是为了这种探询，我在二十几年前便辞去一切职位，孤身投入旷野。
由于辞得干净，我走得很远很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这是我碰到最多的提问。
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从学术上说，我是从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态文化。
我的生态文化，也可算之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间找路，用短暂的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二
那么，就让我们简单扫描一下中华文化的生存状态。
地球，这个在银河系中几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颗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陆地。在一块块陆地中，最大的一块是欧亚陆地。在这块陆地东边，有一个山隔海围的所在，那就是中国。
中国这地方，东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从西到西南，则是高原。光这么说还显得平常，因此，必须立即说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个，都很大，而高原则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说，这是一片被严严实实“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样的海是无法横渡的，那样的山是没人攀越的，那样的沙漠是难于穿行的。结果，这地方就产生了一种“隔绝机制”。幸亏，它地盘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泽。人们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织，春种秋收，这就是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这种生存状态又被说成“靠天吃饭”。一个“天”字，就包括了气温、气候、降水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自然灾害。“天”怎么样？从中国最近的五千年来说，开头一直温暖，延续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战国回暖，秦汉也比较暖。三国渐冷，西晋、东晋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后期降温，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两代，都比较冷，直到民国，温度上去一点，也不多。
气候的温度，或多或少也变成了历史的温度。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著）上找到一幅气温变化曲线图，据注释，此图采自于《中国文化地理》（王会昌著）。这幅曲线图把气温和朝代连在一起，让人联想起一次次无奈迁徙，一次次草衰风狂，一次次生态战争，一次次荒野开拓，一次次炊烟新起……
我相信，不管说大说小，生态原因都是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从最小的角度看，那些著名战争的胜败，其实都与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将士多寡、君主贤愚、帷幄谋略关系不大。根据传说资料，黄帝能够战胜蚩尤，主要是气候原因。说近一点，诸葛亮的最大亮点，便是“借东风”，由预测气候而决定了赤壁之战。成吉思汗纵横天下，他的谋士耶律楚材也是凭着准确的气候预测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为海上台风。
孟子英明，把成败因素分为“天时”、“地利”、“人和”三项。这就打破了人类封闭的自足系统，重新仰赖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视野极限，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轻重模式。其实，更宏观的结论应该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人太渺小，怎么强得过天地？
是天地，给了我们生存基座，因此也给了我们文化基座。三
在严严实实的封闭结构中，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
黄河，我几乎从源头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现在的入海口是山东东营，以前的入海口变化很多，本想一一寻访故河道遗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黄河流域，我找到了黄帝轩辕氏的出生地，并应邀担任了“黄帝国际学术论坛”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测了黄帝、炎帝、蚩尤决战的疆场，然后又在殷墟盘桓了很长时间。当然，花时间最多的是在黄河流域寻找先秦诸子的足迹，并把他们与同龄的印度、希腊、波斯的哲人们进行对比。为了对比，我甚至历险万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们生存过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黄河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达到的思维高度。
由于气候变化，从那个寒冷的西晋时期开始，中华文化随着仓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迁移，向长江迁移。迁移是被迫的，艰难的，但这是天地的指点，不能违逆。
长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与黄河相比，它似乎对宇宙空间有更多的惊惧，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祭拜。于是，从上游三星堆以神秘魔力所铸就的青铜的诗，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凿的白玉的诗，最后都集中到三峡险峻处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问”。屈原在问，长江在问，人类在问。大问者，便是大诗人。自宋代之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中心难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气象渐成，一批推进历史的人物便从珠江边站起。
我要特别说说第三条线，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这条线，让“天”和“地”密切呼应起来。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种植农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游牧。
有趣的是，这条降雨量的界线，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可见，万里长城的功用是区分两种文明，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因此，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画下的一条界线。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三条天地之线，也就是黄河、长江、长城。四
从长城内侧的农耕文明来看，侵犯总是坏事；但是，从长城外侧的游牧文明来看，用马蹄开拓空间，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应该受到阻拦。于是有战争，有长城内外一系列奇特的历史。
干燥和湿润发生了摩擦，寒冷和温暖拔出了刀戟，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场和庄稼展开了拉锯……
冲突是另一种交融。长城内外的冲突和交融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其重要，远远超过看起来很重要的邦国争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地带。
例如，我反复考察了鲜卑族入关后建立的北魏，发现它不仅保护了汉文化，而且让汉文化具有了马背上的雄风，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结合，气象大振，使中国终于走向了大唐；
我还反复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热河行宫，发现它不仅年年让统治集团重温自己的起步生态，而且还让各种生态友善组合，避免冲突；
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长城北漠、沟通千里商贸的晋商故地，明白了中国本来有可能通过空间突破而获得财富，提升生态……
我的这些考察所写成的文章，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基于对长城内外异态文明的兴趣，我渐渐对一切异态文明都产生了向往。只要有机会就会一次次赶去，考察它们的对峙和结亲，并追踪后果。为此，我孤单的足迹，遍布了云南、广西、贵州、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以及我非常喜爱的新疆。按照传统汉族学者的说法，那是边缘地带、塞外地带，甚至干脆说是“无文地带”。他们错了，因为最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产生于异态对接之中。小文在他们身边，大文在远方旷野。
我的生命起点，出现在长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础，倚重于黄河流域。过了很久才发现，我的远年故乡，应该在甘肃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外侧。这一来，这三条天地之线，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线。
恍然大悟，原来从祖辈开始，就是一队生态流浪者。我怎么会那么决绝地辞职远行到甘肃高原，以“文化苦旅”来延续千百年的生态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五
踏遍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条天地之线，容易为中华文明产生一点遗憾，那就是对海洋文明的疏离。黄河、长江是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长城代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隔墙对话”，而海洋文明，则始终未能成为主角。
这一点，一直成为某些中国评论者的批判热点。他们赞颂古希腊、古罗马的海上战绩，羡慕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的海洋霸权，嘲笑中国对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纪在诸多海上侵略者面前屡屡惨败。
这种批判忽视了一个宏观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种“全能文化”。中国在封闭环境中埋头耕作，自给自足，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外远征掳掠。但是对内，却需要对辽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进行统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间在灌溉和防灾上的互戕。这种农耕生态沉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追求稳定、统一、保守、集权，即使拥有了郑和这样的航海技术，也无心海洋战略。
是的，中国有太多太多的缺点，但是如果从远处看地球，却会发现蝼蚁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跨海侵害同类，是多么无聊。相比之下，中国从来没有跨海远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许是欧洲人十六世纪跨海对印第安文明的毁灭，以及十九世纪跨海用毒品和炮火来侵犯安静的中国。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霸权言论，只愿意观察山河大地的脸色和眼神。偶然抬头看天，猜测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记得，可不是玩的。
趁还有点时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探寻各种历史选择的生态理由。探寻不到便猜测，猜测不到便想象。只有走在路上，才能摆脱局限，摆脱执着，让所有的选择、探寻、猜测、想象都生气勃勃。
我对人类前途的展望，是一种宏大而美丽的悲观。只有走在路上，使一切活动起来，我们才会凭借着山河找到大量真实细节，真切感受到在天地间活过一次，也许不错。
走吧。陌生的山河迎面而来，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有权利把脚下的一切称作“我的山河”。有了“我的山河”，也就大体知道，生存是什么。
再宏大的权力也留不住，只剩下与之相关的无言山河。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是权力地图中的千古雄关，这样的雄关在中国成百上千。但消解它们的，只是雨，只是驴，只是征尘，只是酒痕。
英雄史诗也会变成文字存之于世，顾炎武说：“常把《汉书》挂牛角。”你看，足以包容千般评述、万般赞美的堂堂汉代，也就这么晃荡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黄昏的山道间。
山河间的实际步履，使一切伟业变成了寻常风景，因此也使我们变得轻松。人类本应把一切都放下，放下在山河之间。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终点，价值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
这终点，曾被陶渊明准确地表述过：“托体同山阿。”
都江堰
一一位年迈的老祖宗，没有成为挂在墙上的画像，没有成为写在书里的回忆，而是直到今天还在给后代挑水、送饭，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一匹千年前的骏马，没有成为泥土间的化石，没有成为古墓里的雕塑，而是直到今天还踯躅在家园四周的高坡上，守护着每一个清晨和夜晚，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当然无法相信。但是，由此出现了极其相似的第三个问题——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没有成为西风残照下的废墟，没有成为考古学家们的难题，而是直到今天还一直执掌着亿万人的生计，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仍然无法相信，但它真的出现了。
它就是都江堰。
这是一个不大的工程，但我敢说，把它放在全人类文明奇迹的第一线，也毫无愧色。
世人皆知万里长城，其实细细想来，它比万里长城更激动人心。万里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展现了一个民族令人震惊的意志力。但是，万里长城的实际功能历来并不太大，而且早已废弛。都江堰则不同，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中华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有了它，才有历代贤臣良将的安顿和向往，才有唐宋诗人出川入川的千古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时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
它细细渗透，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万里长城短。或者说，它筑造了另一座万里长城。而一查履历，那座名声显赫的万里长城还是它的后辈。二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只是要去青城山玩，要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趁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是本能地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去。
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骤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
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汇，聚汇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
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的一下裁割为二，直蹿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
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向。
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
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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