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家与国：一个文明体的磨砺与重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南风窗传媒智库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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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家与国：一个文明体的磨砺与重生试读：

共和国诞生至今，已经七十载。

国家民族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崛起，复兴，彻底地赢回属于自己的尊严，希望在前。

回望历史长河，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与中华5000年文明史相接续，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脉相承。

从1840年以来，一代代的中华民族精英，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富强，摆脱被支配、被奴役、被歧视的地位，担当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洋务自强、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有牺牲多壮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抛头颅洒热血，都是奔向同一个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使命的继承者，也是最终的完成者。

历史交予重任，历史也馈以荣光。

为什么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最终是中国共产党让中华民族摆脱了挨打、挨饿的悲惨境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存在着一种叫做“历史精神”的冷酷的幕后主使，当它潜入一个民族时，“世界历史民族”便精神焕发、辉煌灿烂，其中的英雄人物——“世界历史人物”，也风云际会，横刀立马。一旦“历史精神”潜出，则启动了衰败凋敝的历程，英雄人物也是万马齐喑。在黑格尔哲学中，理性、精神、观念才是第一性的，客观世界是受其支配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受到黑格尔的深刻影响，但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即其世界观是唯物的，认为存在才是第一性的。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共产党人看待中国的问题，就与前人大为不同。

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革命的内容。

世界历史进入近代，落后民族要自立自强，必经之路是实现工业化，发展生产力，这是每一代改良家和革命家的共识。

共产党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认识到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就必须革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通过土地革命重新组织基层社会，目的正在于革新生产关系，使之与新的生产力的要求相适应。

反观过去，洋务运动时期盛行的“中体西用”说，就是试图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新的生产力，绳之以唯物史观，无异于缘木求鱼，其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二是革命的障碍。

共产党人要以彻底革命的手段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从而实现工业化，通往现代化，这就要瓦解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是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维持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剥夺的方式控制利益流向，而帝国主义则通过把它们培植成代理人，渗透到中国的社会肌理之中，获得殖民红利。如果不能彻底地把它们清除出去，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也是空中楼阁。所以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要推翻“三座大山”，没有任何妥协余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三是革命的依靠。

共产党以前的改良者和革命者，无一正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地位，总的来说，都把改良和革命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在实践中难免呈现出机会主义的形象。

唯物史观告诉共产党人，我们寻求的制度、文化变革，归根到底根源于社会变革。也就是说，是人们的生产、交往活动本身的客观形态，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样貌，而生产关系正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所以，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英雄人物只是人民意志的代表。只有共产党人意识到，革命的成功归根到底要依靠人民。所以毛主席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共产党人能够实现认识上的飞跃，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纲领。作为马克思主义重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必须承认客观、真实的存在，从中去探求变革、发展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把它简练地总结为“实事求是”，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当我们回顾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改革史、发展史，就会发现，但凡失败，从根本上说都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可以回到原点来观察。

林则徐，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期间，广泛收集外文资料，了解西方政治、社会、科学发展情况，魏源的《海国图志》，正是根据他收集的资料编成。林则徐是最早了解西方的人，也是“知不足”而积极谋求革新的人，不过历史学家蒋廷黻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则徐是“不承认落后的旧时代精英”。林则徐的传统士大夫精神、爱国情操和热血抗敌的决心不可置疑，但他生怕落后状态被百姓知晓，从而动摇清朝的意识形态基础，因而对自己了解的信息和掌握的资料秘而不宣。

这就决定了旧式精英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认识落差。我们不能埋怨林则徐——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他有他的历史立场和局限。当旧时代的中国面对完全陌生的、被近代生产力武装起来的列强时，它的第一反应必然是自我保护。因为它的统治是建立在自我封闭的基础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就必然要解体”。

而共产党人知道，我们不能害怕人民思考。正因为要依靠人民，因而更要激发人民的力量。这一点，恰恰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源泉所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鼓励人民群众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最终走出来一条成功的工业化之路，成就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奇迹。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旦切合了客观历史条件，思想可以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墓志铭，写着这样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这正是思想的力量。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其深刻的批判性。如果说马克思的一生在哪一方面从不妥协，不管陷于何种艰难困苦都从未退让半步，那就是思想批判的自由，他对着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高呼：“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支黑色的花朵”。

思想的批判有多重要？卡尔·波普尔说，“科学的客观性不是个别科学家的事情，而是相互批评的社会结果”。可以说，人类科学的历史就是人类对世界的主观认识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如果我们承认未知是无限的，那么任何关于未来的“客观规律”，本身就是思想家的一种构建。从这个角度讲，正是思想的批判，构建了我们认知的世界。因此，任何时候，思想不能停滞，不能僵化。

今天，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这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绍继、多灾多难、心怀光明的民族，古老文明和现代国家一体。放眼寰球，绝无仅有。

中国人以自身的经验证明，现代化不只有一条路，一个民族是可以既不丧失自我又完成现代化崛起的。这是当下中国的自信心最为重要的来源，也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孑然独存，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与改革力度空前，开辟了中国未来全新的可能。我们对那些具有雄才大略、勇于破除障碍、推动国家向前的政治家怀着深深敬意，同时也坚信，思想上的变革是这个国家变革的先导与巨大驱动力。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珍惜今天，并为了这个国家的明天而奋斗。

这本书里藏着的，是《南风窗》献给共和国70周年的一腔赤诚。第一章最后一个古文明的危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949年2月，在西柏坡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毛泽东主席打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比喻。

时光令人唏嘘。

这句话背后，是100多年被动挨打、不由自主、忍欺受辱的历史，客去客来，由客人自己说了算，而且这些客人都不那么友好。100多年里——乾隆以后和毛泽东之前，没有任何人有底气说这句话。

特别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第一次遭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中国政权，都是吊线的傀儡，无一例外。

历史就摆在那里，由不得人们不承认。

中国真正摆脱外部势力的控制，完全实现独立自主，是从彻底的革命起步的。而彻底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去实现。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决策，才不再受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左右。

中国的国门，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逐步洞开。逐步的意思，是每挨一次打，就多开放一点。

唯有1978年开始的开放，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的开放，中国人绝对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规划，去建造富强的国家。而同步的改革，则是以富强的国家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断进行制度上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这种制度变革，是中国人说了算的。

在今天，这是个常识，主权国家的内政，当然由主权国家的人民和他们所承认的政府说了算。但历史不是童话，它从来不承担保护一部分人的童真这一任务。

我们今天就要来回顾历史。

7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波澜壮阔，大气磅礴，它是180年自强史、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理解后者，就无法完全理解前者。所以我们要追溯180年，从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起。

从一个传说中的细节开始。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末期，太平军节节败退，湘军淮军步步进逼。中兴四大名臣“曾左胡彭”之一的胡林翼，眼观战局，喜气洋洋。“此时长江上驶来几艘洋轮船，汽笛声突然响起，胡林翼突然晕倒了。”

如果你看过梅尔·吉布森执导的电影《启示》，就会联想到电影最后的画面：当玛雅文明的后代同时也是“野蛮人”的主人公斗智斗勇战胜其他部落的欺凌，救出妻儿踏上新旅程时，他在海边看到了来自西方的帆船队伍，面露忧思。

玛雅文明的后裔和中华文明的后裔，尽管文明发展程度不同，但面对的是同一种威胁——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而言，当你望到那从未见过的帆船——后来是轮船、铁甲舰，这就意味着，你熟悉的生活结束了，你的灾难降临了。

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不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或者未能早于欧洲发明蒸汽机。

蒸汽机的改良，代表技术以及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随之而来的是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社会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价值。

归根结底，蒸汽机定义了文明，所以在掌握它的人眼中，但凡在此之前的人类文明成果，都不再是文明，而是野蛮或者半野蛮。四大文明古国，已经失落了三个，唯有中国硕果仅存，但在19世纪，蒸汽机广泛应用之后，这最后一个，也面临着“屠龙”之虞。如果胡林翼晕倒的传说属实，那么他看到的就是这一点。

后来，1874年，李鸿章上书同治皇帝，说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上书是为了争取财政支持，但这句话里饱含的文明忧思也跃然纸上，被后世一再提起。

这是个什么变局？它又怎样威胁中华文明？

梁漱溟是中华文明在现代最坚决的捍卫者之一，他认为，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那么再走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它将永此终古”。

梁先生是对的，可惜前提是假设性的。当时的中国当然不希望与西方接触——事实也是如此，但西方必须与中国接触。

之所以说是必须，是因为在蒸汽机改良之前，有一种叫作“资本主义”的制度已经诞生，它最突出的特性，就是自我扩展。当资本掌握了对社会的支配权之后，它就会自我繁殖和扩展，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它天然的侵略性。

逻辑其实很简单。农业时代的人类，生产活动依赖的是畜力，牛马也要休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做不到的，这是常识。

然而有没有想过，机器可以代替牛马？

1776年，英国人瓦特改良出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整个生产和作息的模式就都被颠覆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变成现实，新出现的动力系统，不需要休息，只要你保障它的燃料供应，它就可以一刻不休地为你工作。

这是个颠覆性的发现。颠覆了什么呢？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

以前人的生活都是根据自然规律来安排的，中国的历法，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自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另一种动力，它不分黑夜白天，春夏秋冬，都可以干同一件事——制造。它把许多人集中起来，在同一个老板的指挥下，生产同一个东西，制造、制造……

人类的麻烦（也叫作进步）从此产生了。我们改造甚至支配自然的能力空前地提高了，机械力的稳定使用让一大堆人可以不受自然限制，集中在一个地方，不间断地制造同一种东西。

问题是，制造出来卖给谁？谁要？

生产能力摆在那里，它必须寻找出路。机器生产、集中劳动会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所以它会挤垮所有家庭手工业，大家都必须按照这个套路来生产，生产才有利益。

那么出路在哪里？本地区、本国的市场容纳能力不足以抵消生产能力，就只能突破地区与国界。从18世纪以来，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饕餮怪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

这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着来的体系，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都受到它的强制。总之，中国人期盼一个清明政治并在其中安安生生的日子到头了，康乾盛世，结束了。

我们必须对这个饕餮怪兽保持好奇，100多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什么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

简单说来，就是把世界分为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负责生产，边缘负责提供原料和市场。中心用很便宜的价格从边缘购买原料，又用很高利润的价格把成品卖给边缘。

所以，它必须维持一个基本结构——中心的范围比较小，而边缘的范围很大并且不断扩大。它就像一个金字塔，用多数人利益的受损来满足少数人的财富贪婪。

中国人以前也建立过一个区域性的世界体系，叫“天下体系”，也叫“朝贡体系”，它也是“中心—边缘”二元结构的，但这个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截然相反。

朝贡体系是内敛的，我就在那里，光华灿烂，你看到了光就跟着它走进来。由此发展出来的贸易体系，也主要以官方形式往来，你带一点稀奇古怪的东西过来，我收下了，回馈你价值更高甚至高出数倍的礼物。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侵入性的，不管什么固有秩序、文化伦理，只要求自由贸易——当然，这是因为中心国家确信自由贸易必然是自己占上风，但现实证明未必。一旦它在自由贸易中无法居于优势地位，它就会采取其他方式。

中心国家是内部持续“熵增大”的，如果不向外扩展，就要自我爆炸，过剩危机和金融危机即刻降临，所以它必须进入和输出，不容商量。

中国有一种东西是举世所无的，它叫茶叶。18世纪，欧洲人刮起了中国风，兴起了“中国趣味”，丝绸、瓷器都不说了，仅茶叶一项，在18世纪的欧洲很快就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必需品。所以他们必须源源不断地购买中国茶叶，而按照贸易平衡的道理，他们应该向中国同等地输出产品。

问题是，中国人不需要他们的产品。

这个小农经济组成的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身上衣口中食以及日常使用，都是自己生产，最多就是小范围交换。19世纪的西方霸主英国运来的刀叉餐具、钢琴乐器，对中国人而言毫无用处，作为他们的强项的毛织品和棉布，因为一口通商的广州天气太热，也基本没有多少销路——这是日本京都学派史学家宫崎市定所指出的。

对于一个重商主义国家而言，这真的非常落寞，也不可忍受。

所以英国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是从广州往北，打开毛和棉的销路，二是用一切办法扭转贸易逆差。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他们就出了损招——鸦片贸易。马克思说，“鸦片贸易一直是约翰牛用铅心骰子进行的一场赌博”。

一方面，鸦片贸易本身会平衡国际收支；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增加了通商口岸，从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从广州到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福州。其他都是陪衬，唯有上海非常关键，这个长江的出海口城市，从一个县城一跃成为国际贸易都会，取代了广州的位置。

拿下了上海，英国的毛衣棉衣就可以卖出去了，同时溯长江而上，直至武汉，慢慢都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18世纪末，马嘎尔尼到北京见乾隆皇帝，就是为了自由贸易。

乾隆的父亲雍正搞了个一口通商，只能在广州进行对外贸易。英国人受不了，因为他们的毛衣棉衣在亚热带卖不出去。所以他们组了个使团进京“面圣”，冀望乾隆放开一点。

跪还是不跪，在后来看去都是小节，结果最重要：乾隆对于所有要求一概拒绝。

这个时候的中国还是有底气的，不是因为我们还很强，而是因为对手还比较弱，也不清楚我们的底细。1816年，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率团来华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清朝的落后与虚弱。

50年后，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英国已经不是马嘎尔尼时代的英国。一方面，蒸汽机广泛应用、工业遍地开花，近代科技发展，它的远洋军事实力今非昔比；另一方面，国内过剩严重，白银外流导致的金融紧张，已经让它必须放手一搏。

一打起来，中国就“栽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开启了。

这一仗，英国人是看中了中国这个有4亿人口的市场，但这个市场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即市场容量其实是“设想的需求”。

还是马克思指出的：“设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当地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的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马克思接着说，当这种推算与实际不相符时，基于扩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

强力于是继续上场。当然，就贸易方面而论，还是不太管用，我们后面会详细说到，为什么中国人不需要那些东西。别人是不会理会这种逻辑的，他们事实上也是身不由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这种全球冒险必须继续深化。

反正，就这样打起来了。

一打起来，就让中国人发现了自己的脆弱，各种因素决定了自己肯定打不赢一场面对西方人的战争。这种历史性的不自信，一直延续百年，直到蒋介石面对作为西方人的变体的日本人侵占东北的行动时，仍然是本能地继续退让。

后面很多精彩、痛心同时也让人激愤以及奋起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1.从未面对的别样蛮夷

在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看来，在18世纪清朝的“繁荣时期”，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可能比西欧还高。当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是世界上最高的。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18—19世纪更迭之际的“大分流”而改变，西方随后远远把中国甩到了后面。

这事实上是我们的近代史叙述的大背景。尽管在彭慕兰2000年出版那本大名鼎鼎的《大分流》之前，人们没有使用“大分流”的概念，但在那个时间段里西方崛起而东方衰落，是一个一致的判断。在所谓“大分流”之前，中国处于“康雍乾盛世”，这一“繁荣时期”的结束，同时是苦难的起点。

乾隆皇帝在1757年宣布，广州是清帝国唯一对西方开放贸易的港口。朝廷支持一种从1745年左右在广州开始的商人担保制度，每一艘前来贸易的西方商船均须由一个中国商行担保与监督。“番人”一年里可以到访中国的时间、抵达之后的居住地和活动范围，以及贸易的对象都被严格限制，同时禁止外国商人携带妻子和子女随同前来。

从这被称为“广州体系”的贸易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组矛盾——西方对贸易的急切和清朝对贸易的限制。

18世纪的欧洲，兴起广泛的“中国情趣”，以茶叶、丝绸、瓷器为代表的东方生活方式渗透于社会，需求带来了对贸易的执着。而此时的中国在对外关系的意识上还停留于朝贡体系，中国的“天子”自秦始皇以来就是天下共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任何主体可以和他对等。所以中国没有专门负责对外商务的部门，也没有专门负责外事的部门，一直以来以官方形式开展的所谓贸易，其实都是朝贡，由礼部接待。

乾隆末期，世界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时刻：1776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随后数十年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极大提高了生产能力，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的象征的贸易就成为不可遏止的冲动。但此时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对贸易仍然是抗拒的。

冲突必然发生。前来贸易的西方商人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着一种社会发展机制，他们的背后，就会有国家权力的背书。马嘎尔尼在1793年到访北京，其目的就在于以国家的角色为贸易开拓空间。

乾隆皇帝在当时仍然有足够的底气予以拒绝。拒绝的原因经常归结于礼仪之争，即要不要三跪九叩的问题，自那以后“Kowtow”这个反映中国人保守、愚昧的英文单词就诞生了。然而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清朝还不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什么样的“蛮夷”，他们和过去的“蛮夷”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这群新的“蛮夷”，尽管表面上彬彬有礼，事实上却没有退路。中国不需要贸易，但英国以贸易立国，因此他们的目的必须实现，为此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后来被称为理想主义者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0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把这种关系描述得非常清楚也非常赤裸裸：

由于贸易无视国家的界限，而生产厂商却坚持将全球视为一个完整的市场，他的国家的旗帜必须跟随他，而那些对它紧闭的国门，必然会被撞开。对金融家的让步，必然要由国务部长保驾护航，即便在这一过程中会侵犯不情愿国家的主权。必须要获取或根植殖民地，以保证世界上没有任何有用的角落有可能被忽略或遗弃不用。

这是一群人格化了的资本，他们对国门开放的要求不但不受清朝的意愿制约，甚至也不受他们自身的道德意识和主观意志制约。早在十六七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对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所实行的那些血淋淋的行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专门研究基督教的威·豪伊特说：“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而所有这些残酷的殖民历史，都为他们积累了新的能力。在数百年间，他们也经历了权力的此消彼长，世界贸易的控制权已经转到了英国人、法国人手上。此前清朝尚有能力限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但对英国人、法国人的扩张，已经无能为力。

对于清朝而言，英国人、法国人是从未面对过的别样的“蛮夷”。

作为一个外族政权，清朝非常清楚自己曾经也是汉文化意义上的蛮夷，因此对于蛮夷的定义可谓有深入骨髓的理解。

过去的蛮夷，都以武力劫掠、抢占土地、财富、人口为主要目标，实力强大的则推翻中原政权取而代之。在过去的历史上，只要许诺一定范围的互市，甚至输纳一定数额的“岁币”，就可以实现“羁縻”，保持和平共存。

而现在出现的这些不知来自何处的“番人”，却主要在贸易问题上软硬兼施，似乎对领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贸易才是根本所指，有限范围的互市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完全的国门洞开才是他们的目的。

清朝政权和过去的帝制时代政权一样，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国门洞开意味着其意识形态合法性将无法获得社会结构的保护，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政权的逐步崩解，因此这是清朝本能上无法接受的。

正如马克思的分析：“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2.两次鸦片战争

马嘎尔尼北上之时，中英的贸易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除了一般商品贸易之外，鸦片贸易也以灰色方式进行着，而后者之所以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般商品贸易无法在中国打开市场。

无法打开市场的原因，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小农经济。1852年英国官员米切尔写信给乔治·文翰爵士，就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国际贸易之间的格格不入。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粗斜纹布和平布重量的三倍。

小农经济与家庭工业的结合，使得中国人可以自给自足。他们的家庭小手工业因为是在农闲或者农余时间进行，这些时间里他们闲着也是闲着，副业甚至就是一种填补生活空白的需要，因此也就没有人工成本的概念。

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投入与产出的精密计算以及低成本即可抢占市场的信念相违背。米切尔对此的解释非常详细：

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即粗重而结实、可以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老板就把这种土布买来供给城镇居民及河上居民的需要。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其他各国，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生产过程至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纺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把全部工作做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居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英国人对于中国这个“庞大市场”，是根据他们自身习惯的逻辑想象出来的。

前面提到，宫崎市定更加简洁地指出过这一矛盾：西方人试图卖给中国人刀叉和钢琴，并且试图在地处亚热带的广州销售毛衣和纺织品，结果令他们非常失望。然而英国国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则是刚性的，一开始，丝绸、瓷器、香料、药草，尤其是茶叶，都是奢侈品，但英国社会习惯之后，就在18世纪转为了生活必需品。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指出，中国茶像野火一般在英国国内市场流行起来，从一个不为人知的饮料，发展为占19世纪英国家庭年平均收入5%的支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以倍数增长，从17世纪晚期约每年200磅，到几十年后约40万磅，再到19世纪初期的2800万磅。“对于崇尚重商主义的英国来说，问题就在于如何支付这些茶叶。”

在矛盾推动下，英国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拓展鸦片贸易，因为这是一种一旦接触就无法抗拒的商品，并且它的成瘾性会让需求循环增加。

此时的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种植鸦片，把货物运到中国非常便利。鸦片最早在唐代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但中国传统上主要用于医药。被作为娱乐性毒品使用的鸦片是由东印度公司推动的，它在南亚种植的鸦片很快取代棉花成为输往中国的主要产品。

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自广州输入的鸦片数量增加了10倍。到了道光初年，已有多达六分之一的英国王室税收来自中国贸易，如果没有关键商品鸦片的贩卖，这一贸易早已崩溃。所以尽管一些有良知的商人意识到这样做的罪恶性，传教士也时有谴责——比如亚历山大·马地臣就从其参与创建的怡和洋行辞职，不愿继续在中国推广毒品——但英国政府已经别无选择。

如果触动了这一利益，唯一的结果就是战争，而清朝政府的决定马上就要触动这一利益。

尽管鸦片贸易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但清朝政府并未承认其合法性。雍正时期就禁止贩卖和使用鸦片，即便是道光帝也未曾在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上松口，鸦片贸易的事实上合法化是在咸丰八年对其征税开始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据估计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吸食鸦片上瘾，士人军队尤为严重，已经影响到军队的效能。而鸦片泛滥带来的最大麻烦是贸易失衡，白银外流，国内物价飞涨，财政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威胁。

经过了政权上层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道光帝决定强力禁止鸦片贸易，把立场强硬的官员林则徐派到了广州。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毒品贸易的冲突下最后打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是一个有鲜明的道德立场和传统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在销毁鸦片的同时，他在广东进行了严密的布防，以战争准备宣示禁烟的绝对决心。但英国人并未在广东过度纠缠，而是沿着海岸线挥师北上，进入长江，占领上海、镇江，直逼南京。英国人在付出伤亡上百人的代价后拿下镇江，等于掐住了京杭大运河的咽喉。

京杭大运河是明清两代的经济动脉。1415年，为了避开倭寇骚扰，明朝停止了海运，所有货物流动均走漕运。其中京杭大运河一般占据运输总量的四分之三，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也集中在运河沿岸。清朝继承了这一运输格局，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期间。所以长江下游一被攻击，清朝很快就丧失了抵抗意志，提出议和。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除了割地（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圆），还要增加通商口岸，从原来的广州一口通商，变为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不但拥有了一块完全控制的殖民地，可以作为商业和军事的桥头堡，而且成功地把贸易前沿推进到长江下游，这样既利于他们的产品销售，也能更便捷地收购中国的茶叶、丝绸等物产。由于在上海能收购到的物产远比广州丰富，价格也更便宜，欧美各国随后纷纷将对华贸易的据点移往此地，上海由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一举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

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扩大其产品（主要是鸦片）在中国的销售。一段时间里，确实发生了白银回流的状况，但好景不长，顺差很快又被逆转。基于同样的目的，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两次鸦片战争，在前后十几年间发生，它们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事实上是两场白银战争，是西方工业国家以军事为经济利益开路的典型案例。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的马克思，正在英国伦敦，他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系列时事分析文章，主要涉及的就是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和军事冲突背后的逻辑。他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两次鸦片战争的金融根源：

在较早的时期，在美洲发现白银以后，甚至在葡萄牙在印度建立领地以后，欧洲向亚洲输出白银还不怎么能觉察到。到17世纪初，荷兰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扩大了同东亚的贸易，这种金属的需要量才增加，但真正大量增加则是从18世纪英国茶叶的消费迅速增长以后，因为英国人为购买中国茶叶汇去的几乎完全是白银。到18世纪后期，白银从欧洲向东亚的外流已经达到很大的规模，乃至吸收掉很大一部分从美洲输入的白银。

亚洲和西方之间的白银流通，随着贸易差额的变动，有过互相交替的高潮时期与低潮时期。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世界性运动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7世纪起到1830年左右，第二个时期从1831年到1848年，最后一个时期从1849年到现在（1856年）。在第一个时期，向亚洲输出的白银，总的来说是增加的。在第二个时期，这种输出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出现回流，亚洲第一次把它在几乎两个半世纪内吸收去的财宝的一部分源源输还欧洲。在第三个时期，——目前仍然是这个时期的上升阶段——情况又变回去

了，亚洲以空前的规模吸收着白银。

战争的开始，都需要一些堂皇的借口，比如销毁鸦片破坏贸易规则、“亚罗号”事件中中国士兵侮辱英国国旗……但最根本的事实则是，在“自由贸易”中，只能强者获益，为了获益可以采取任何不道德的手段。如果你妨碍我获益，或者客观上我无法获益，我就对你动武。

中国人所认识的强权世界，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对于世界究竟是不是绝对的丛林社会，后来者一直还是心存幻想，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玫瑰色想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社会还对威尔逊抱以“公理战胜强权”的期待——在这最后的一次期待破灭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彻底觉醒。

3.衰落的“国祚”和太平天国的鞭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耻辱史，而这部耻辱史是从道光时代开始的。清朝皇帝的气质变化，也从道光开始。

过去的皇帝一般杀伐决断，说一不二，但自道光以来，就变得左右摇移，立场非常不坚定。一时要战，一时要和，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逃跑主义交叉上演。

道光时期，是清朝“国祚”衰退开始表面化的时期。清朝统治者入关100多年后通过军事征服、文化融入、意识形态控制、对士人阶层的收买与“感化”以及政权建设而树立起来的统治合法性，从道光起进入了瓦解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展开的，一步一步越发深入和艰难的互动，使得中国朝野建立于文化优越性基础上的自信心逐步崩溃。

面对英国人时，道光帝在战和之间反反复复，摇摆不定，这样的高层立场，严重影响军队士气。然而道光其实还不算一个坏皇帝。一般而言，历史上以“宣宗”为庙号的皇帝，大多并非昏聩无能之主。

1813年（嘉庆十八年），李文成、林清率领100多名天理教教徒，在内线太监接应下从隆宗门攻入紫禁城，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手持火铳，当场打死两名造反教众。这时的道光可谓英气勃发，年富力强的他喜爱西洋火枪，据说他第一次见到西洋人进贡的火枪就感慨万端，思考中国人何时才能制造出如此精致的产品。

把国势衰弱归咎于某几个皇帝或少数高层统治者，这样的思维既简单幼稚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在“李约瑟难题”的笼罩之下，在西方近代科技优势的压迫之下喘不过气来。

而就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国家能力方面逐步倒转的过程中，中国反而越发封闭起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感知越来越稀缺。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就已经把世界地图和地球仪带到了中国，也有部分中国人了解了这些地理学知识。但是到了清朝，其开放程度比明朝大幅倒退，在与外界的科技交流、从外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大不如前。乾隆时，当英国使团出现在眼前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英国在哪里。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还认为西洋人没有膝盖，腿是直的，所以只要突破火力范围进行近身搏击，把他们打倒在地他们就爬不起来了。由于西洋人对中国茶叶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个说法也流传开来，即西洋人吃牛肉粉为生，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或大黄，他们就会因大便不通而胀死，因此只要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就可以不战而胜。

此类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知识”，在当时却是举国共享的，就连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林则徐，一开始也对此深信不疑。

如果中国还能维持着传统的区域性朝贡体系格局，不必与更大的世界交流，那么这种对外域的无知以及在生产方式、科技发展方面的落后并不会对文明生存产生恶果。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它将永此终古”。

然而问题正在于西方的蒸汽动力舰船已经开到了家门口。那些来往于广州的商人，连接着万里之外的工业生产，而在那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的自我循环、增殖与扩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机制，一个个商人，事实上是“人格化的资本”。

这个时候的英国，机器生产已经逐渐普及，取代了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工场手工业。蒸汽动力的机器是高效的、不停歇的，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维系这种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更广阔的原材料来源和更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二是机器的高效率积累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部分剩余，作为新的资本投入生产，也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正如大卫·哈维的分析，“如果他们不能找到它的出路，那么他们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在英国国内，凡勃伦所说的“有闲阶级”迅速扩大，资产者通过雇用更多的仆役来消耗剩余并向社会释放购买力，同时服务于机器生产的机器制造、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掘等行业也在迅速扩大。然而这还远远不足以抵消机器加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后带来的生产力膨胀。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说：“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瘫痪是资本主义最可怕的状态，怎么办呢？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地理和时间的转移，来解决资本剩余的处置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是一种社会必需。于是，“从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扩大亚洲市场”。

这个“毁灭人种”的办法，就是鸦片贸易。

要真正理解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把它放到比我们快一拍的西方现代史的视域下去打量，这是无法回避的。先进、落后，胜利、失败，都与当时客观的大历史条件息息相关。

资本主义是一个天生的进攻型机制，而传统的中国文明则是防卫型的。过去的防卫有效，建基于冷兵器战争的背景，而现在打上门来的新的“蛮夷”，是以机械动力和火器武装起来的。作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局一战，第一次鸦片战争让清朝一败涂地，清帝国第一次向“蛮夷”低头，签下城下之盟。

外因推动着内因起作用，内患由此而生。

我们再次回首马嘎尔尼对北京的访问，当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开放广州以北的更多港口。乾隆皇帝拒绝了所有要求。不仅是因为礼仪问题，还有现实考虑——担心突然的路线更改，会让传统的南北货物运输线上产生大量失业者。当时只开放广州一港，中国的物资由北向南，不仅要经历长距离运输，而且必须越过五岭的天然障碍才能抵达广州。这种低效率的物资移动需要大量劳动力，可以给运输业提供岗位。如果开放港口北移，省去运送劳力，其利益就落入英国人之手。

乾隆虽已年迈，但对内部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依然清醒。宫崎市定指出，开放的港口北移，的确产生了严重的失业，而且动摇了清朝国本——太平天国运动正是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之后的畸变恶果。

因上海开港，内地物资通过更短的距离由外国船运来，单说这点，中国的劳动力产生剩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同时，外国物资运往中国内地的路线也发生了很大变动，难免出现之前繁荣的路线骤然沉寂的现象。其中损失最大的是从广东经广西，再由湖南到长江的路线，特别是因为该路线是将广州卸货的鸦片运往中国内地的要道。因为鸦片是贵重商品，一般路线不便运输，因此偏僻山道恰可避开官府耳目，反而很方便。

可是，与其他贸易品一样，鸦片卸货的港口由广州移往上海，造成的是广西湖南线路鸦片商人的失业。说产生了严重结果，是因走私商人原本就多为失业者，善意而言，也可以说他们是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此番失业，意味着无法再领失业保险金。失业者又失

业，他们到底何去何从？除了暴动叛乱，别无出路。

一批愤怒的游民，在一个四试不第的愤怒的草根领袖洪秀全带领下，揭竿而起。正是沿着他们最熟悉的广东、广西、湖南再到长江的传统货运线路，一路杀去。历时14年，席卷大半个中国，创建新的国号，并定都天京（南京）。

祸不单行，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最后一个时期”——1849年到1856年，白银再次回流中国，英国和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打到北京城，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北狩”，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

由于太平天国打着“拜上帝会”的旗号，自称与西方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将他们引为“兄弟”，对西方国家资产富集的上海也没有发动真正有效的攻击，所以前期西方国家对太平天国运动一直持观望态度。《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国家基本确认了一个逻辑，那就是维持腐朽的清朝政府的统治最为符合自身利益，只有这样才可以对中国予取予求——这一立场一直持续到清政府被革命推翻。于是他们和清政府联合起来，一同对太平天国发起了围剿。

清朝在合作围剿中，看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士大夫深受震撼，同时也产生深刻的忧思。

本书开头提到的胡林翼“突然晕倒”的故事，反映的正是这一现实。太平天国的军队，其思想武装或曰控制工具，虽然是被歪曲的基督教思想，但这的确让他们对洋人以及他们的器物持有比清政府系统内部更为开放的态度。这支军队在前期和中期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和他们大量使用西洋火枪密切相关。在长达14年的军事对抗中，他们的表现也推动着作为对手的清政府重新认识了西方器物，尤其是武器，并产生了态度转变。后来的自强运动，也称为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被刺激的结果。

太平天国造成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其带有浓烈的绝对平均主义味道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超前的主张仿效西方发展实业和改造社会制度的《资政新篇》，虽说并未真正得到有效实施，却以成文的形式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新的启发。

在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还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试图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进行社会动员，建立“统一战线”。我们知道，后来孙中山先生正是沿用并且完善了这一口号，用以号召共和革命。本来，这一口号应该是有煽动力的。清朝作为外族政权，合法性始终存在疑问，而当时面对西方侵略，结果都以丧权辱国告终，合法性危机正是爆发的时机。然而“拜上帝会”既纵容了太平天国领导者们的想象力，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眼光。“拜上帝会”以基督教一神论，横扫一切民间信仰，拆毁庙宇砸碎菩萨，让贫苦人民突破思想障碍跟随起义，这对运动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问题是，它对待儒家信仰，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就把自己和整个士大夫、知识分子系统对立起来。

洪秀全编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事实证明后果非常糟糕。他自称上帝次子，是耶稣的弟弟，称呼耶稣为“天兄”，称呼上帝为“天父”。因为这一特殊身份，他说自己见证过上帝召见孔丘的过程，上帝指责孔子写的书都是错误的，中国民不聊生，都是因为他的误导，把人教坏了，于是就动手把孔子暴打了一顿，打得他屁滚尿流，不断求饶。

这个瞎编乱造的故事无形中惹了大麻烦，士大夫、知识分子尊敬皇帝，但在皇帝与孔子之间，后者的地位更高——所谓“道统”，这是他们的精神信仰，存在的价值。你可以说后人对孔子的理解是错的——正如后来康有为所做的那样，但不能直接说孔子错了，这对士大夫、知识分子是一种极限侮辱。洪秀全不但这样做了，还说孔子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人之常情，这么干谁受得了？于是我们就发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应该能号召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加入起义行列，但结果最后却是他们出头平定了太平天国。虽然清朝是外族政权，但它是归化儒家、尊崇儒家的，所以对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而言，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儒家信仰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没有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参与的起义，用今天的话说是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而当我们回顾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时，则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门面功夫，这些人是认同还是反对，直接决定了起义的最后结局。

太平天国的反儒家立场，之所以能激起汉族士大夫起而反对，是因为它提示了一个现实：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权危机，还是文明危机。也就是说，不但可能亡国，还可能亡天下。亡国因为亡的是异族之国，可以由他去，但亡天下是儒家文明亦即中华文明的灭亡，这是立志“为往圣继绝学”的儒生们所不能袖手旁观的。

当然，即便太平天国运动最后消灭清朝，也不见得就意味着“亡天下”，洪秀全尽管摆出彻底的反儒家姿态，但其本人却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内心里是服膺这一个体系的。真正的“亡天下”的威胁力量，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在内部斗争中对此有了深入认识之后，这些人紧接着就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坚。

对于“曾左胡彭”而言，他们的出手，是一场文化意义上的救亡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是以器物的效仿为特征。历史是交错进展的，李泽厚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分界线，但文化意义上的救亡，应该说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

我们说过，洋务运动的肇始，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太平天国的刺激，它的刺激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是“拜上帝会”，一个和儒家对立的伪意识形态，竟然可以发动半个中国，这是过去欧洲国家的在华传教活动从来不曾想象过的局面。

二是《资政新篇》里表述的虽然不曾“落地”但却系统性超前的设想，带来了制度忧思。洪仁玕这一套西式制度表述，在当时的中国是新鲜的，但对于少部分相对了解西方的中国人而言，这也已经是他们思考中西差别的知识背景。容闳造访过天京，和洪仁玕有过一番探讨，提出了一些建议，说明洪仁玕其实并不孤独——有些考虑，甚至比洋务运动之后的戊戌维新还要激进。

三是作为西洋文明的代表的器物——洋枪洋炮的威力在太平天国的采用、湘军淮军的引入以及欧洲雇佣军的演示下，造成了极强的军事、政治震撼。

从文明存续的角度，我们把这三个刺激条分缕析一下。“拜上帝会”看上去当然就是要直接消灭儒家（尽管本意未必如此），所以汉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就被惊扰了。《资政新篇》对西方制度、经济和社会运作的介绍——更具现实威胁的是太平天国作为一个临时、局部的政权很有可能移植这个系统，让中国精英感受到了制度危机，而制度是保证儒家文化运作的强制力。

洋枪洋炮，以及发射洋炮的西方舰船告诉人们，意识形态、文明、制度，其实就是靠它们开路。

那么，如果我们掌握了近代（对于西方而言就是现代了）军事技术，可以对内平叛，对外御侮，就意味着制度可以保存，进而文明可以无恙。

在这种“天真”想法的驱动下，汉族精英奋起了，洋务运动开始了。

4.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后果

把上一段用到的天真二字打上引号，意思是不要苛责前人，他们不是真的太过稚嫩，而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只能允许他们做到这一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洋务派在后人看来，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中体西用”以及在这个概念笼罩之下具化而来的“唯武器论”，最后起不了多大作用，事后看来理所当然，但即便是“唯武器论”，也已经非常不容易。

就在洋务运动兴起之际，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作为极端守旧派的领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蒙古学者倭仁先生的话是有经典出处的，《礼记·儒行》里记载，孔子告诉鲁哀公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倭仁先生在当时是代表清流，这是从汉朝开始，“道统”被政治化以来，中国政治运转当中一直存在的一股制约力量。它有时很先进，有时很“反动”。它的根本任务在于维护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事实上中国社会在将近2000年时间里（表面上）确实是依赖这一套体系在运转，运转成功的条件在于，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且在这个封闭世界里儒家文化圈是绝对的强者。到了清朝中后期，这个运转成功的条件已经消失了，但清流并未知觉——或者说，因为利益立场，无法知觉。

我们不能说倭仁是错的，只能说他们不知道世界变化，不了解一种强迫性力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穿透力——前面已经由同时代的马克思解释得很清楚了。

在胡绳先生看来，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之间，其实没有根本的分歧，也就是说，他们的一致的目的，都是维护清朝的统治基础。只不过，洋务派认为不变等死，而极端守旧派认为变则速死。

反正，改革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是历史的结果，也不能离开人力的赞襄。

太平天国运动带来了一些新意，让它和过去的农民起义有很大的不同，用宫崎市定的话说就是“动摇清朝国本”。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但它本身是动态延续的，也就是说，太平天国的震撼之后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持续地体现“动摇清朝国本”这一后果。

和太平天国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让咸丰帝逃避到热河，皇帝把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䜣留在被英法联军占领的京城去张罗议和事宜，其中可能包含借用外力消灭这个精明的弟弟、至少让他身败名裂的意图，但谁知这次主持议和这一最重要的“朝政”，反而成就了恭亲王，把他推到了世界的前台。

咸丰帝在《北京条约》达成之后迅即去世，恭亲王和慈禧太后通过政变成为真正的实权者。恭亲王，以及他所能运用的权力资源，从此以后就成为改革派的核心。

所以，恭亲王的“冒头”，标志着洋务派的抬头。

恭亲王代表清朝签订的《北京条约》，涉及三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事方的英国、法国，以及趁火打劫的俄国，每一方都有一个版本的《北京条约》。在中国人的感受当中，俄国是传统的强盗，目的是抢占土地，中国此番在它的趁火打劫中失去了4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英法则主要还是开放、赔钱，为一目了然计，我们把条约的概要内容罗列一下。

中英《北京条约》：

1.清朝确认中英《天津条约》有效性；

2.清朝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3.清朝增开天津为商埠；

4.增加中英《天津条约》的赔款至800万两；

5.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

6.容许外国商人招聘汉人出洋工作，充当廉价劳工（苦力）。

中法《北京条约》：

1.清朝批准中法《天津条约》，赔款增为800万两；

2.归还从前没收的天主教财产；

3.中文版条约第七款明定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及建造自便，但法文版无此条；

4.清朝同意开放大连为商埠。

在中国近代史上，俄国从中国取利最多，它的存在往往也成为多方博弈的撬动力，或曰借口。但就世界格局而言，俄国仍然属于与中国清朝同类的前现代帝国，它在趋势对抗中的角色意义并不特别明显，所以我们要重点研究的对象还是西欧列强。

定下了这个基调，我们再回头看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后结果的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里面都提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事实上是在此基础上的加码。

为什么前面会有一个《天津条约》呢？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原本应该在1858年就结束了，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攻陷天津大沽口，到了天津，清政府就已经受不了了，马上派人议和，签订《天津条约》。“要盟无质”——被强迫订立的盟约，没什么诚信可守，这是中国的传统认知。清朝本来就在所谓“国际法”的系统之外，签订和约在朝廷理解上本就有羁縻、拖延的意味，于是后来又提出英法使节常驻北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等节，“最为中国之害”，需要再次商量。英法对此无法接受，要求按照一年后正式换约的约定进京换约，与清朝最高统治者最终确定条约内容。

这就涉及一个将近一甲子的老话题了——西方使节如何“面圣”。马嘎尔尼在1793年的到访，不是中国统治者第一次接触西方人，但从那一次以后，中国统治者就觉察到了一种真正的威胁。

我们知道，在中国，“皇帝”诞生于秦始皇，这是中国郡县时代的开端。在秦始皇以前，最高的统治者是王，而王是有统治范围的。皇帝的统治是没有范围的，孟子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对这样一种设想（理想）的现实化。皇帝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君主，还是地球上（天下）所有人的共同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身份可以和皇帝对等，这是唯一的，是一个专有名词，因而不需要任何修饰，不需要任何限定。所以秦朝皇帝，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就是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在时间上它也是绵延接续的，所以就连年号，都是后来汉朝的发明，秦朝并不需要。后世一直继承着对皇帝这一先验性地位的理解，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大航海——开始之前，这一理解也可以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里通行无阻，历代沿袭。

清朝的不幸就在于，它是从“历代”中剔除出来的，它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所以，所谓真正的威胁，就是西方人的对等要求。和中国交往过程中，英王乔治三世曾经两度给乾隆捎带私人信件，在第二次的信件中自称“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之王……信仰之守护者”，以及“海上霸主”。一方面强调本国的强大和个人的尊荣，另一方面也有与中国皇帝对等的含义。

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就对被称为“夷”非常不满，屡提抗议。1832年英国商人林赛等到上海谋求通商，上海道台在复文中便称他们为“夷国”的“夷人”，林赛等对此很不舒服。后来中英《天津条约》的第51款中，特别强调：“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于是往后的外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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