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歌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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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身份试读：
我读《消失的身份》
—— 代序言
李 星
1992年初夏，阅读了《白鹿原》手稿复印件全文以后，《消失的身份》是又一部让我激动不已，而又“牵肠挂肚”的长篇小说。
去年3月的一天，一位过去的同事打电话，说他的一位朋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请我看看，提点意见。平时这类事情很多，很多对我是一种折磨，但碍于面子，我还是答应了。
在完全没有期待中，我开始了事务性的阅读，然而在十多分钟后，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小说历史地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既合作又斗争，日特汉奸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真实生活氛围和全民同仇敌忾、浴血抗日的社会历史场景。然而，小说的成功不只是在于对历史事实的复原，而是对真庄铭（庄书先）假庄平及其妻子尚惠、军统处长韩春、其弟中共情报人员韩冬等人复杂而神秘的人生命运的生动展示，对人的心灵、品质、人性的幽深的揭示和思考，忠诚与背叛、黑暗与光明、自私与磊落、高贵与卑下……让人感叹唏嘘。情节的曲折生动，人物的深刻鲜明，心理分析的恰切到位，叙述之抒情自然，场景之诗情画意，细节之饱满生动，让我这个爱挑剔的人也无可挑剔。可以说，整个阅读中，一个惊喜连着一个惊喜，一个意外连着一个意外，一个情节高潮连着一个情节高潮。“听父亲讲”部分本来就完整了一个人，“母亲”部分，“我”部分，“尾声”部分，我曾经担心会画蛇添足，但想不到却给人以更大的意外和惊喜，能在各色人物粉墨登场的战乱、诡秘的敌后背景下，塑造出那样纯粹、高贵的男女人物形象的作品实不多见。不仅使历史、时代和人性、人情的主题更为深刻，而且在不断递进的解密中，展示了更为幽暗的人性人心，历史的深邃复杂、神秘，不由得联想到了麦家和他那些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侦破小说。
我“牵肠挂肚”的是在当前出版企业化的大背景下一个没有著名作家名号的这部书稿的命运。令人欣慰的是，作家出版社编辑很快给出了评价“写得非常好，叙事流畅，情节设置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确实是部好作品，而且画面感极强，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决定给予出版。在为作者庆幸、为这本书稿庆幸之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了这篇不成文的序言，并郑重向广大读者推荐。
2016年3月于西安（ 李星，著名文学评论家，四—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序 曲
我不是作家，却写了这么一本书。
致父辈们那些被深埋了多年的峥嵘记忆。“你不是作家，却写出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因为一件事，突然想写书的人很多，真正动起笔的人却很少，我是一个经常会突然地想写书又不会真动笔的那种绝大多数。”“那是怎么了？”“很多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几件事情一连串的巧合而水到渠成的，我们无法解释这种巧合，就称为天意。”“天意？上帝意志也。”
无语地笑。“那是一件什么事呢？”“让我把茶煮上，我们泾阳的茯砖，咱边喝边聊。”
01
一件什么事呢？开始很普通，而且有些老套。
那一年的那一天，具体哪一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但我记着是台湾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第二次来西安城的十几天之前，曲江大道两边美人蕉开得火红的日子。那一年的那一天之前，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都要看一看闹钟，确定一下是不是睡到自然醒。这是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天才画家后辞了教师的职业、而后又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天才画家之后养成的习惯。十点半，自然醒，这让我沮丧，因为自然醒预示着我将度过闲得无聊的一天。
这一天闲得无聊，于是我徜徉在古城西安新建的曲江大道的人行道上，走着走着就觉得眼前的景色蛮惬意，美人蕉真的像美人，举着硕大的花朵，左边的车过来向左摇，右边的车过来向右摇，展现出如人一般的良好素质和精神风貌。我深受感动，拿出手机由近及远地拍了那么一段小视频。就这么着，拍到了远处一点异常情况：立交桥的右下方——车从桥下钻出来的地方，一个老太太如影视剧里的慢镜头一样倒在路边了，然后几辆车从老太太身边疾驰而过，带起的风一路掠过去，如一只隐形大手，把亭亭玉立的美人蕉掠得半天直不起腰来。后来，一辆黑色轿车犹犹豫豫地开过老太太后停下了，一个男子打开车门，斜出半个身子，向后边看了看，然后下了车，向老太太走去。这男子戴着黑框眼镜，西装革履，领带像红领巾般夺目。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男子弯腰伸出双手欲扶老太太起来的时候，老太太突然一把抱住了男子的腿。
我拍到了老太太的讹诈证据。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这样的讹诈司空见惯，见多不怪了，我当时近前去的目的只是想看热闹，并不准备把视频拿出来。甘愿受委屈用钱了事的人太多，才使这种讹诈遍地开花，我不想给这样的受害者帮忙。然而，这个男子不是我想的那种人，拉拉扯扯引来了一群刚跳完广场舞的老大妈围观，老大妈们七嘴八舌批评男子。甲说，就是二百块钱嘛，不多，车都开得起，掏钱了事算了；乙说，大男人嘛，不要小气，就二百块钱嘛；丙说，别为这二百块钱耽误正事啦，不划算。老太太的话都被这群老大妈说完了，所以只管抱住男子的腿，一言不发。男子的表情像受了委屈又孤独无助的孩子，犹豫了一会儿，拿出手机报警。这点小事还报警？大妈们哇哇叫成一片。不一会儿，巡警来了，骑着三轮摩托，上面骑着一个，斗里坐着一个，围着这群人转了至少两圈半才停下来。
俩警察都二十多岁，以同样厌烦的表情瞟了男子和老太太各一眼，甩头，对天上同一片云彩做凝视状。“我是看她倒在路边没人管，才停下车的，我是去扶她的。” 男子等不来警察询问，只好自己先说了。
沉默。老太太一言不发。俩小警察继续凝视天上的云彩。当大家都莫名其妙的时候，俩小警察把目光从云彩上收回来，开始处理事情了。
警察甲说，“跟你没关系，你为什么要扶她？”
男子愕然，半天才说，“为什么？我是被雷锋洗脑了！”
警察乙拉长声调说，“哦，学习雷锋啊！”
太不像话了。我跨前一步，发出了连珠炮般的质问，“你是人民警察吗？嫌我们学雷锋给你惹麻烦了是不是？没有麻烦就没有你们吃的饭知道么？你是来断案的还是来助纣为虐的？”
警察甲是个小油皮，不跟你硬碰硬，哈哈一笑对我说，“大姨，您说这老人家是殷纣王？”
一句话把我噎得一时回不上话来了。
警察乙跟着附和道，“您说殷纣王还弄这事？”这句话被男子抓住了话把子，男子学着我的样子，向警察乙跨前一步说，“这事是什么事？原来你们心里明镜一样，不会是警匪一家，你们从中抽份子吧？”
警察乙气愤地回敬道，“你说我们堂堂警察抽一个老奶奶的这份子？别恶心我们啦！”“你们明知道这是讹诈，为什么不处理讹诈者？”我说。
警察甲想息事宁人，用苦恼的口气对我说，“大姨，你不知道我们一天要遇到多少这样的事。学雷锋是好事，可学雷锋学出这样的事是很麻缠的，碎碎个事，能缠死你，没有硬邦的证据我们没法断这官司。”
我拿出手机，“看看，证据，我全拍上了。”
这时，主角一号——老太太站起来说话了，老太太从头到尾也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太太说，“我只是抱住他（男子）的腿想起来，我没有说是他撞倒的，更没有要钱，都是你们说的。”老太太用食指画了一个圈。
除了老太太，现场的人全都傻眼了。事情就这么着结束了。
男子想以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做报答，我说我没事瞎逛，你走你的。男子挂着一脸愁苦的表情看着我，叫了一声姐，“你如果没事的话，好人做到底，陪我去做件临终关怀，离这里不远。”我没听明白。男子解释说，“就是代表政府去看望一个国民党的老兵，送些吃的喝的关心一下。”这类事情我在媒体上看到过，亲眼看看也不错，于是，我上了男子的车。
事后想起来，我上的不是车，是“贼船”，而且是一条总靠不了岸的“贼船”。
02
男子叫苏黎，三十多岁，在西安城芙蓉区政府工作。苏黎说：要看的这个老兵九十多了，孤寡一个，别看病病歪歪的，能活得很，我们关怀他的干部都换过几茬了，其中有两位老同志都去世了。他是我们这个区最后一个国民党抗战老兵了。我说：苏黎，政府这几年真的这么关心起国民党抗战老兵了？我以前听说过，不太信，以后有这样的事叫上我。苏黎高兴地说：一定，姐，你心地真善良。
我们就这样闲聊着到了地方。我下车一瞭望，老兵，钉子户嘛。在一片广阔的废墟上，老兵的房如坚守在阵地上的最后一座碉堡，遍体鳞伤，孤独强悍。苏黎说：老兵基本上出不了门，我们动员他去养老院，他怎么都不肯。
老兵如一具关在黑暗小屋里的人体标本，骨瘦如柴，僵硬如柴，不说话时鼻涕口水淋淋漓漓，一说话，口水咕噜咕噜往外冒。“坐，坐，不要急……着走，你们再……不听，以后……想……想听都听不着了。” 老兵说话跟砍柴一样，断断续续，又震耳欲聋。
苏黎悄声对我说，“姐，他要讲战斗故事了。陕西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基本上都参加过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曾经被当作一种耻辱提不得，这些年才开始提起，这些老兵也跟着活泛起来了，话多。既然来了，就让他说，怪可怜的。”
我点点头。“那死的人……跟……割麦子一样，一倒一大片，有的头都……头都掉地了，眼睛还……打闪哩。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老天有眼，让我等……等到了今天。我要说……我要说，我要替……他们说……” 大概是肺活量不够用，老兵吐字时也跟砍柴一样，手臂向上扬，似乎这样能帮他把字吐出来。
挑了个老兵吐字的空当，苏黎插进去了话，“老爷爷，看看，这都是政府给你送的，好吃得很，您老慢慢吃啊。” 苏黎拍着带来的大包小包。“不，听……我说啊，听我……说，我要为……他们说几句，让……他们的……灵魂安息。” 老兵近前苏黎一步，急切地说着，扬起的手臂跟要打苏黎耳光一样。“知道，知道，让他们的灵魂安息！”苏黎说着抓住了老兵的手，把老兵的手按在我衣袖上，说，“老爷爷，这位是作家，我给您把作家带来了，专来听您讲的，您给她讲，她能给您老写一本书，以后，您老就不用见谁给谁讲了，您发书，看书去。”“作家？好，好！”老兵的手抓紧了我的衣袖。看到那老得可怕的手，我身体一阵哆嗦，想躲开，老兵抓得更紧了。
苏黎拿出十块钱塞进我包里，说，“姐，好人做到底，我有事先走了，你打车回去。”没等我反应过来，苏黎逃之夭夭了。
我能怎么办？我只好装出作家的样子，让老兵相信我就是来听他讲话的，这样，他才能松开抓住我的手。
老兵老泪纵横，“作家，作家啊，为他们……写本书，为……他们……说几句话，让……他们的……灵魂安息吧！”
我的泪水慢慢溢出了眼眶，老兵强烈的说话欲望让我想起了父亲，我对老兵说，“好，好。我一定给你们写出一本书。”
对老兵的承诺就是这样形成的。
告别的时候，老兵僵硬的脸上泛出了感激和满足的鲜活，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庄小蝶。他听不清楚，我便将两只手背贴在一起，四指并拢弯曲了几下。“鸟？”老兵大彻大悟般地叫道，“鸟……鸟作家？”
为了给这样风烛残年的老人一点安慰，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鸟作家？也对，本来我就不是个作家嘛。
03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苏黎的电话。苏黎说老兵死了，公安局去人了，确定是正常死亡，时间在昨天下午六点左右。我是五点半左右走的，只隔了半个小时，老兵怎么就死了呢？“姐，你怎么不说话？你不要有负担，我们都这样分析，老兵以前是有心愿未了，才坚持着这口气，你不是答应他写书吗？是你让老兵闭上眼的，你真正做到了临终关怀，我们都自愧不如！”
苏黎的意思是我让老兵死了，是做了一件善事？这是什么事啊？让我别扭得想撞墙。
连续三天，老兵的丧事办完了，自始至终我都帮着苏黎他们料理老兵的安葬，借此安抚我内心的不安。
老兵走了，他带给我心里的那种冲击也随之减弱了，写书也就是一个突然产生的想法而已，罢了。不料，苏黎的一个电话又把我放下的念头提了起来。苏黎说，“姐，你是鸟作家吧？老兵有遗言，他的所有财产都给鸟作家做写书经费。”“什么？”“姐，你发横财了，老兵的拆迁补偿款和房子都归你了。”“我怎么能接受这笔钱？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这不存在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更不存在人格问题，这是老兵的遗嘱，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处理这笔钱。你不接受让我们怎么办？”苏黎一字一眼，有点不容置疑的官腔。“那是你们的事。这样，这书我不写了，就不存在经费之说了。”“老兵的遗嘱上没有写如果你不写，这笔钱怎么处理，所以，这钱你必须接受。”“我如果就是不要呢？”“姐，接受这笔钱吧！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要，叫我怎么办呢？悬着，就是我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年度考核挂了，硬伤，谁想提我都提不了。姐，好事做到底，你明早十点到我们单位来一下，我在单位门口迎你。就这样，挂了。”苏黎急忙挂了电话。
突然飞来一笔横财，你不要都不行，世上竟有这样的事？我突然觉得这事有些诡异，想着想着，就想到诈骗上了，一旦想到了，就越想越像了，最后我几乎可以认定这是一个组织庞大又缜密的诈骗集团，从那个路边倒下去的老太太到俩警察到老兵都是骗子。现在是一个防火防盗防坑骗的时代，骗子什么招数没有？我决定明天到政府去一趟，但绝对是先“深入敌后”找苏黎，找不到苏黎，我就报警。我绝不会被骗子引到茶社等其他地方套我的银行卡信息的。
区政府上班的时间是早九晚五，我怀着端掉一窝骗子的豪情壮志，九点十分进了芙蓉区政府找苏黎，结果我见到了苏黎。我脸一下子发烫了，我把自己搞到了一个“不是不要钱么，怎么会来得这么早”的难堪境地。还好，苏黎好像没这么想，很快进入了一本正经办事的状态。
我看了老兵留下的遗嘱后，才知道老兵叫钱满仓。这个钱满仓能给鸟作家多少遗产呢？苏黎给我拿出了若干文件、若干数据，让我学习、过目，然后征求我是要分房还是要折成钱，我说你随便。苏黎不嫌麻烦，把两种结果都给我算出来了，如果要房，按最小套的算，需要我再补三十八万，如果不要房，折成钱是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六元。老兵的住房只有十二点三平方米。
这就是我飞来的横财。“姐，你决定，如果你嫌房子小，我给你算套大的。”“不，折钱吧！”
我决定要这笔钱了，第一我来了个大早，已经给人有了迫不及待的印象，覆水难收，不要就是装君子，更让人不齿。第二我已经知道这个数字了，再说不要，就有嫌钱少的嫌疑。
大概是怕我反悔，这笔钱没有让我走烦琐的法律程序（也许政府替我走了），真像天上掉下来一样，快捷得不能再快捷地飞到了我手里。我手捧着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六元问自己，这只是钱吗？回答：不是。
不是，我就应该考虑真写书了。
事情刚过去一天，苏黎又来电话了。我说，“我现在都怕你电话了，不会跟老兵有关系吧？”苏黎说，“姐，您说着了，真跟老兵有关系，关系大了。姐，连战要来西安城了，我们策划了一个国民党抗战老兵关怀座谈会，请您现身说法，还请您说一说写书的事，当然，也并不是要求您一定要写书。姐，您好事做到底……”
我一口答应了，无论如何那钱还是钱，拿了人家的手软。这时我感到“好事做到底”这句话是有颠覆性错误的，坏事能做到底，底就是法律审判的枪声，好事与坏事的行进方向相反，好事是向上的，越多越久就越高，未来也许有顶，也许没有顶。
04
我还是决定要写书。无论如何，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六元还是钱，是老兵的全部遗产；无论如何，老兵把我当成了能为他（他们）写书、以让他（他们）灵魂安息的作家。我们往往对死人的尊重大于活人，如果是活人，有当面反悔的机会，对死人就没有了。写到这里，读者可能认为我写书是出于无奈，其实不是，当我真正拿起笔写的时候，那笔横财已经找到了好去处——老兵基金会。
写，一张纸，一支笔，要像模像样的话，再加一杯苦咖啡。我是有点文采的，上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基本上都上墙报，工作后写过豆腐块，也上了报缝。这次要实现一个跨越——写一本书！我有些激动，我喜欢干有跨越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写成了豆腐块，我写老兵，老兵翻来覆去就那么点经历，长官说冲就冲，说开枪就开枪，然后，死了一片又一片人，让我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我求助于苏黎，让他给我提供几个抗战老兵，供点素材。苏黎说，“你还真写啊？我就那么一说，是哄老兵高兴的。姐，要我说你就写几篇文章，纪念纪念，你不要为那两万多块钱心里不安，那钱权当是稿费和我们请你帮忙的工钱。”我说，“我现在的想法升华到什么程度你是理解不了的，我是要为这个民族写历史，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一次卫国战争写篇章。我们非常需要一部悲壮恢宏的、需要我们全民族铭记的英雄史诗。”我本来是想调侃，但话说出来成了那么义正词严，把自己感动得都热泪盈眶了。
苏黎像吓着了一样沉默了半天，说，“姐，我支持你，咱区里没有国民党老兵了，我给你到区外找，市里、省里只要有，我挖地三尺也要给你找出来。如果你不满意，咱可以到外省，到可以找到老兵的一切地方去找，我在这方面有人脉。姐，我也突然感觉到真应该写这么一本书了。”苏黎说得很真诚，这份真诚无疑给我的锅底又加了一把柴。
苏黎说到做到，当天晚上就给我送过来一张单子，上面列了十七八个老兵的信息。第二天我就按图索骥一口气跑了三个县，见到两个老兵，我风尘仆仆、焦急万分，我不是把写书当成了一件迫在眉睫、只争朝夕的事情，而是跟死神赛跑——这些老兵已是风中的蜡烛、没油的灯，没准我晚了哪位一步，就给写书造成了很大遗憾。在我眼里，这是最后一群濒临灭绝的、珍贵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活载体。结果怎么样呢？跟第一次的情形一样，我听的时候深受震撼，写出来的仍然是干巴巴的豆腐块，而且是大同小异的豆腐块。制造了几个豆腐块后，我苦恼了。苏黎说，“姐，这结果一点都不出意外，能活到现在的，当年都是些傻乎乎的兵娃子，能有什么呀？我们找错挖掘素材的对象了，我们应该找个当官的，有经历才有东西写啊！可是，我到哪儿给你找呢？”
我热热闹闹搞了这么一大圈子，没有一个老兵不知道我是要为他们写书的，没有一个不泪水涟涟，对我感恩戴德的。有一个我们泾阳的老兵，住在北边的嵯峨山上，孤苦伶仃一个人，住着一孔几辈子前的破窑洞。这个老兵有文化，在参军之前是位教师，因为年轻，热血激荡时带着一群学生一起参加国民党军奔赴中条山抗日前线了。听我要写如此一本书，嵯峨老兵从将近窑洞顶的窑窝里掏出一个铁盒送给我，说是他父亲传给他的，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这东西是有灵气的，不要随便打开放了气，等写不下去的时候，打开煮一点喝，就能写下去了。看着嵯峨老兵老得不能再老的脸上笼罩的神秘气息，我小心翼翼地接了过来，其实我并不想要，这些老兵们的东西都有一种腐朽气息，但经验告诉我，如果我不要，他们立即会像小孩子一样跟你翻脸，那样你就要花不少时间说好话抚慰了。这铁盒里面是神丹妙药？出于好奇，闲暇下来，我把铁盒打开了。几层麻纸，一动就碎，确实年代久了；扒开麻纸是油纸，油纸较结实，剥开，是一块用红色丝绸包裹的东西；再打开丝绸，一个做工极其精致的红木盒出现了，盒盖上雕刻着“泾阳裕兴重茯砖茶”字样。我惊呆了！这是一块民国时期的老砖，泾阳县新建起的茯茶博物馆收购这样的老砖，起价就一百五十万。但这块砖茶代表的不是巨额钱财，而是一个耄耋老人对我殷殷的期望，我怎么能忍心放下笔让他空欢喜呢？可我又写不出来！老砖再有灵气我也不能喝，我是喝泾阳水吃泾阳粮长大的，我希望泾阳的茯茶产业发展壮大，我想动员嵯峨老兵将老砖捐给泾阳这块土地。我写不出来，我苦闷极了。苦闷就回家，把苦闷讲给母亲听，这是我们家所有人的习惯，包括我父亲。母亲总是能把我们从苦闷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05
母亲住在我们老家清峪河边的教师公寓。儿时我玩耍的野河滩地，在房地产玩“野墅”的时代变成了湖，并在一夜之间湖边长出了碗口粗的错落有致的棕榈树，树下是一片片开满了乳白色或深红色花朵的紫薇。教师公寓是作为为这片“野墅”造人气的先头部队而与“野墅”为伍的。
母亲八十多岁了，眼睛几乎失明，但耳朵特别好使，更难得的是母亲思维清晰，记忆力依然很强。对此，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必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母亲曾经有一个绰号叫保尔，意思是瞎子作家，那是母亲一段很辛酸的历史，我将在后面讲。我跟母亲在写书这件事上当然是一拍即合。母亲指点着我的脑袋说，“你啊你，自家有井不下桶，偏去野河挑水吃。我和你爸爸这辈子的经历不写到书里都冤枉。赶紧写，如果妈妈死了，有些东西你就听不到了，后悔都来不及。”
我不是没有想到过写父亲，当我准备挖掘素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父亲。对父亲的过去，我断断续续知道一些，有些诡异，有些离奇，我有些不相信父亲会有那样的经历，我所看到的父亲与可能有那样经历的人判若两人，也许根本就是两个人，一个叫庄平，一个叫庄铭；也许是两个人嫁接成了一个人，谁知道呢？如果一个人不清楚父亲身份的真相，那他只有一种选择——回避，所以，我不想写父亲。我不对母亲说这个原因，我对母亲说：我不是作家，驾驭不了父亲的故事。母亲鼓励我说，“写书有什么难的？鲁迅写的那个我家后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谁不会写？”见我无动于衷，母亲又说，“你照我说的写，贴着人物写，你如果连你亲生父亲都没有信心写好，那我看，你谁也写不好，就别写了。”母亲说得有道理。母亲见我动了心，又提醒我说，“写的时候，不要像鲁迅那样，人家是大文学家，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那叫深奥，如果换成你，那就叫白痴了。”我把母亲对我进行教导的长篇大论总结为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我决定接受母亲的意见，男一号就写我父亲，起码我不担心写出的是豆腐块，我也不会对不住老兵他们，没有兵，就没有官，没有配角，就没有主角，最生动的画面是群情激奋的画面，老兵在什么时候出现，是哪一个人物，你可以猜猜看。
起初，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接受母亲的建议。好像是母亲强烈要求的结果，等我写起来的时候，遭遇了疑团——解开疑团——完美收官，我才悟到，我的心灵在母亲的引领下，接受了一种神秘的召唤，也可以理解为是天意。天意不让这些秘密成为永远的死疙瘩，天意要让我们铭记，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一群前辈们。
这本书最终成为了类似于特工类题材的小说，是我始料不及的，更不是我的本意。
遗憾的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对发现的一些疑团，不肯用想象、用创作的方法去解开，而是执着地如侦探、如历史学者一样去寻找真相，结果耽误了一些时间，母亲没有等到我这本书接近尾声就去世了。如果这本书的完成能让她老人家（包括父亲）的在天之灵欣慰，即是我最大的孝心。如果这本书的出版能抚慰抗战中那些为这个民族捐躯的勇士们的灵魂，将是我最大的愿望。
此书致父辈们那些被深埋了多年的峥嵘记忆。
上部 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情
在母亲的讲述中，我看到了一条壮怀激烈的人与战争、生与死、苦难与幸福的大河在面前流动，似乎还听到了这条大河岸边上马在行走的声音，是不是隐形的父亲正沿着这条大河策马远去？
母亲是写过小说的，母亲知道她的讲述是给我提供素材，那么，父亲包括她的命运愈悲惨、故事愈曲折、遭际愈有戏剧性，就愈中我的下怀？但我不是一个作家，恐怕把握不好这个“愈”。起初，太过茂盛的激情让我把真的写得跟假的一样，弄巧成拙，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思考，我决定还是老老实实地向纪实靠近。向纪实靠近让我产生了用当事人讲述的方式把故事叙述出来的想法，作家们把这种想法叫灵感。在这种灵感引领下，慢慢地我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种空灵的状态，我的心灵可以与父亲对话，作家把这种状态叫创作状态。我进入到创作状态后体会到了创作的快乐，在创作中我见到了父亲和我想见的一切人物，我可以身临其境到那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中，感动、痛哭、欢呼。
请相信我父亲在我这样的状态中复活。真的，我坐在紫薇深处的窗子后面，听到父亲的声音穿过高高的如折扇一样美丽的棕榈树叶“簌簌”而下，大概降落时有一定的冲击力，紫薇摇曳，将淡紫色的影子探进窗口，抚摸我在键盘上跳舞的纤细手指——我在记录。
听，我父亲的声音……
01
我不是庄平，我是庄坚。
这件事情将我从十八岁纠缠到上了天堂。我如鲠在喉，曾经想一吐为快，却总事与愿违，越描越黑。我过去的事情、翻烙饼般的命运，从根上跟庄平融为一体，但我绝对不是这个人。我虽然老了，记忆力衰退了，但记不清楚的或张冠李戴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对那些深刻的事情，不是随着我的衰老变得模糊，而是更加鲜亮了。
庄平是当时国民党陕西省军统处从北平调来执行任务的特工，因为特殊需要，我假冒庄平抛头露面，原本计划只假冒他执行一次任务，也就两三天时间，没想到从此我便无法还原自己了。命运给我们这样安排不知我们上辈子是兄弟还是仇人。中国政治在那次翻烙饼般的大变革中，我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死人后，才开始活着。活着的这个人叫庄坚，不是庄平。
又激动了！怎么越老越爱激动了？好，不激动了，慢慢讲，从根上讲。
我一生有三个名字，庄书先，庄铭，庄坚。
庄书先是留在家乡的名字。这个名字跟冀中平原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奔流不息的永定河和伸展在红高粱中的铁路线一样，是我对家乡记忆的符号。我于一九二〇年生于河北省的宛平县城。一间临街的小土屋，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好一些，门外在两树间系着一条麻绳，上面搭满湿漉漉的衣服。这就是我对那个纯粹是属于自己的家的记忆。父亲在长辛店火车站当扳道工，我对父亲的记忆是卷起来或展开的信号旗和掩在深蓝颜色大盖帽底下的一双大眼睛。母亲非常勤劳，总想更多揽一些缝补浆洗的活，增加家庭收入，我对母亲最深的记忆是伏在永定河边噗嚓噗嚓洗衣服的背影。我能搓动衣服的时候，就帮母亲洗衣服，能捉针线的时候就帮母亲补衣服。母亲每次鼓励我干这些活的时候总是这样说：“这活本来不是男孩子干的，可你妹妹太小，你帮妈多干一点，妈就能多挣一点，攒起来好供你读书。”我的小手不是被河水泡得发白，就是被针戳得发红。父母都没有文化，却崇尚文化，希望我做个文化的播种者，所以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书先，就是教书先生的意思。
我八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变故。我搞不清楚，那个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来，为什么有人要大肆破坏铁路？父亲参加了工人护路队，父亲勇敢，尽守职责，被镐头砸死在铁道上。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忍受这丧偶的悲痛的，但我知道母亲的悲痛很久没有减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总想在我身上看到父亲的音容笑貌，每当她拥抱我的时候，总要说一句“你长得真像你爸爸”，我总能在她的叹息中感到，我是她依靠的希望。所以，每当她说，“书先，还记得爸爸吗？”我便说，“记得。妈妈，我一定好好读书，等我长大后当了教书先生，一定让你和妹妹过上好日子。”可是，拿什么让我读书？我怎么才能长大啊？母亲卖掉了县城的小屋，带着我和妹妹投奔了不知拐了多少弯的远房亲戚齐老爷。
齐老爷家在距宛平城三十多里路的齐家庄，永定河从庄前流过。从卢沟桥向西南，永定河两岸的大片田野基本上是齐家的，祖业大，势力就要大，没有能干的亲儿子是不行的。齐老爷养着一院子太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多多生儿子。齐老爷一院子太太给他生了十八个儿子。齐家虽然家大业大，但齐老爷勤俭持家，我母亲做的事情就是给齐家孩子们和太太们缝缝补补，做用人。也许是营养不良，也许是自小帮母亲做的事情不利于骨骼生长，我瘦小体弱，一双大眼睛除了充满对生活的恐慌，还充满了对读书的渴望。面对这样一双眼睛，齐老爷不忍心让我去放羊，让我跟着八少爷和九少爷，他们读书我跟着读书，他们看护庄稼，我就跟着看护庄稼，玩耍的时候也在一起。八少爷和九少爷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不同母亲，比我大三岁，我管他们叫八哥九哥，八哥九哥对我很好，有好吃的好玩的都让我跟着一起分享，他们没有让我感觉到一个用人孩子的卑贱，相反，他们处处把我当弟弟爱护，我对他们产生了如亲哥哥一样的感情和依赖心理。我们三个共同保守一个秘密，就是跟从齐家庄稼地里穿过的火车过不去，如果是货车，我们扒上去，将车上能扔下来的东西往下扔。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能扔下来的只有煤块，粮食之类的东西上面有防盗网，我们根本无法下手，我们不是想要东西，我们只是想为我们追着火车上蹿下跳找点理由。如果是客车，我们用弹弓打那一片片小玻璃窗，根本不会去想如果石子打碎玻璃伤了人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从被墙壁包围的县城里投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田野、河流、稀疏的村庄，这种新奇的景色是多么优美，多么让人着迷啊！它大大加深了我对齐家庄的家乡情怀，此后，谁要问我家在哪里，我都说在齐家庄。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齐家的恩德，我紧紧追随着齐家哥哥，好像离开他们或者让他们不高兴就对不起这份恩德。
高粱红了的时候，乌鸦黑色的影子如同乌云，铺天盖地而来。仿佛全天下的乌鸦都看上了齐家的红高粱，它们发着“啊！啊！”的赞美诗句，展示出它们看见这一片红色美味时的幸福和快乐，但往往这是它们蓬勃生命的最后唱响，看庄稼人的枪声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响起。哦，那个时节，地上的红与天上的黑构成了永定河两岸浓郁悲壮的田园色彩。齐老爷给我们每人发一支鸟枪，要求我们每人每天要至少打下一百只乌鸦。保卫收获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我们却干得嘻嘻哈哈，我们套上一辆毛驴车，坐在跑着的毛驴车上比赛打乌鸦，谁输了谁负责收工后的卸车喂驴。令两位哥哥不服气的是我几乎没有卸过车喂过驴。我们更大的乐趣是扒上奔驰的火车，居高临下，枪击那些抱着高粱穗子饱口福的乌鸦，它们跳动在一片红色中的黑得发亮的羽毛实在太藐视我们的射击水平了，当那黑得发亮的羽毛在红色中飞散飘落的时候，我们用魔鬼般的尖叫为它们致哀。后来我跟着两位哥哥进北平读中学了，但在高粱红了的时候，总会想出办法逃学回来枪击“悲伤的诗人”。把坠落的乌鸦叫“悲伤的诗人”是九哥发明的，九哥也把自己称为“悲伤的诗人”，可是我从来没有见他悲伤过，只是喜欢读伤感的诗。
不要嫌我啰唆，我讲这些，是为了让你在后面明白，我为什么对共产主义那么向往，为什么会是神枪手。
进北平读中学前两年还算平静，学校里是琅琅的读书声，大家谈论的事情都是学习上的事情，老师讲的也是学习上的事情。我知道了数还分正和负，有理和无理，数学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特殊魅力，让我把教书先生的职业理想具体到了教数学的教书先生，我体会到了怀抱理想的充实和快乐。这是我一生中最平静最心旷神怡的阶段，即使那时候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常常走神，我把自己想象成了讲台上的老师，对着一双双明亮的眼睛设未知数，然后解未知数，我的神情太痴呆，以致老师将粉笔头甩过来。这些满怀教书先生理想的对那个单纯时代的回忆，使我陶醉，也使我忧伤。直到大家谈论的不再是学习而是抗日、老师讲的不再是知识而是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日前方，直到学校里出现了传单、有了战斗的歌声，直到有同学放弃了学业参军走了，我才突然感到我也被同样的东西召唤着。
李嘉筠走了。
何琦走了。
八哥九哥也走了。
我是跟着八哥九哥去报名的，人家不要我，嫌我年龄小，身子骨也小。同学们越走越多，我心有些慌了。八哥、九哥参加的是二十九军学兵团，在南苑，我去看过他们后再也在学校待不下去了，日本鬼子铁蹄已经踏入冀中平原，我也是冀中平原一男儿啊，我又去找八哥九哥，八哥九哥找到他们的王教官，谈判似的逼着王教官把我吸收了进来。我的八哥九哥走到哪里都是核心人物，王教官要带好学兵团，恐怕还得仰仗我的八哥九哥。王教官收下了我，却说了一句很伤我自尊的话，“如果不是战争，像你这样小老鼠一样的人永远走不进军营。”我从王教官鄙视我的眼睛里看到他说我像小老鼠，不只是说我身子骨小，还说我胆子小。我承认王教官鄙视得对，我是胆子小，想想我是生活在怎样环境下的孩子，怎么会胆子大呢？
我就这样进了二十九军学兵团，时年还没有过十七岁生日。
王教官还是对我另眼相待，不让我参加训练，让我当驴车夫，八哥九哥安慰我说，没有人比你当这个驴车夫更合适了，对此我好像也无言可反驳，因为这驴车是去齐家拉东西。二十九军有长城抗战的历史，有使大刀的光荣传统，自然在没有拿到枪支之前要教同学们练大刀。齐家有铁匠铺，日本鬼子逼近北平的时候，齐家铁匠铺就由打农具改成打大刀了，而且是昼夜地打。我的活就是赶着驴车从齐家庄往这里送大刀，边打边送，来来回回。齐老爷一时半会儿打不出上千把大刀，就在村里收了些木棍、扁担，加工成可手的棍子交给我。齐老爷说：让同学们先使着，一旦鬼子打过来，总比赤手空拳好。八哥挑了一根棍子给我说，你没有攻击力，你就躲在我们后面用这个防身吧。这好心话让我感到的不是关怀是侮辱，可是我又没话说，我是全团年龄最小的、个子最小的，胆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同学拿着大刀跟我开玩笑，我吓得尿了裤子。我那跟着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后来又寄人篱下的生活经历让我性格懦弱，但身上流淌的父亲勇敢的血液又让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勇敢起来，在这一段时期，当我身上固有的懦弱与心灵渴望的勇敢搏斗起来的时候，总是懦弱占上风，这让我非常恼恨自己。战争年代，懦弱是最让人瞧不起的，我偏偏是这样的人。可以想象我内心是多么痛苦。
这种状况结束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北平南苑二十九军学兵团与日本鬼子的那场白刃战。在这场白刃战中同学们的鲜血沁透了我的灵魂，激发了我勇敢的潜质。
那天黎明时分，鬼子用火炮轰倒了兵营的围墙，进攻就在眼前，但同学们十分钟前才领到枪。情况紧急，王教官一边喊同学们赶紧进入战壕，准备战斗，一边教同学们打枪。王教官说，“大家都听到了，鬼子半夜就进攻我们外围的阵地了，我们伤亡很惨重，守卫这里的官兵都去增援了。没时间了，大家三步并作一步学。”王教官强调说，“一会儿鬼子上来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先拉枪栓，拉开了枪栓子弹才能打出去，看这样拉。”王教官站在战壕上面，我站在他旁边，举着火把，给王教官的手和手中的步枪照亮。同学们趴在战壕边上，仰面盯着王教官的手和手中的步枪。由于黑暗，我看不见同学们的脸庞，只看见同学们的眼眸在黎明微弱的曙光中闪烁，极大的一片，像天上的星星。王教官之所以让我举火把，是因为我没有枪，也没有刀，我只有背在身后的一根棍子。王教官对我说，“天亮后就不需你举火把了，你想办法逃回家去。”我绝不想逃离战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感到害怕，但我的腿却如秋风中的树叶一样在瑟瑟发抖。
王教官是二十九军一名连长，年轻精干，是有名的神枪手，示范的前两枪都打掉了挂在远处树枝上的小油灯，第三枪王教官在拉枪栓的同时身体急速转了九十度，射击，这次子弹射中了一个鬼子的脑门，也就是说当王教官给同学们做第三次打枪示范时鬼子就出现了。鬼子打过来的时间比王教官预计的还要短。
密集的子弹立即射进了王教官的胸膛，王教官在倒下去的那一刻将吓傻了的我推进了战壕。
同学们呆愣了一刻后开始还击，但他们中好多人拉不开枪栓，拉开了枪栓的也顾不得瞄准，敌人很快黑压压一片压到了眼前。“拼大刀！”我八哥齐占强举起大刀喊，“跟我上，上！”没有了王教官，这个时候只要谁站出来带着大家往前冲，谁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同学们扔下枪，举起大刀，纷纷跟着齐占强跃出了战壕。
历史上惨烈的南苑学兵团白刃战就是这样开始的，无论什么时期，面对什么样的政治舞台，我都是最有发言权的目击者，不，是参与者。
我八哥齐占强后面紧跟的是九哥齐占武，接着是一大片同学，向敌人冲过去了。
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待的这第一道战壕里已经没人了，头顶上不断有同学手持大刀飞跃而过，他们的腰细弱，臀瘦瘪，还没有长成男子汉的身板。我扶着战壕壁站起来，探出半个脑袋。暗淡的曙色中，宽宽的大刀片与窄窄的刺刀在碰撞狂舞，条条白光让我眼花缭乱，看不见血，但血腥的气味已经扑面而来。
我将身体一跃，想和同学们一起杀敌，但我的身体像一团烂泥从战壕的边上溜了下来，我恼恨地把背上的棍子取下来，捶自己的腿。同学们在拼杀，两个哥哥在拼杀，我胆小，可现在我并没有怕死啊！冤枉啊！羞愧加委屈，我哭了起来。
鬼子的第一次进攻被同学们杀退了，大家退回到了战壕，聚集在前面几条战壕里，有的同学小声呼唤着寻找同伴。同学们来自北平不同的学校，人数又多，只有小团体间比较熟悉。八哥没有回来，九哥默默地用土擦着刀上的血迹。我不敢作声，蹲在一边垂着头，我没有参加战斗，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对同学，面对悲痛的九哥。
呼唤同伴的声音平息下来，战壕中一片沉默。回来的人数少了一半。
突然林晓曦高呼了一声，“嘿！同学们唱个歌怎么样？”“好啊！”同学们响应，战壕里的气氛活跃起来。
林晓曦大家都很熟悉，性格开朗，喜欢说笑，他来自北平汇文中学，在同学中广为传唱的《五月的鲜花》是他数学老师谱的曲，林晓曦颇为自豪，不但一个人爱唱，还一有机会就跳出来要带领大家唱，所以，在学兵团没有人不认识林晓曦的。他的拍子打得不怎么样，有的同学甚至说他是乱抡，但为了给他面子，还是能配合他的激情。林晓曦长着一张圆圆的大白脸，一用劲唱歌脸就拉长变红了，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红公鸡。
林晓曦仰起了头，举起一只沾满了血的手，“预备——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那歌声对大多数同学来讲，是留在人世间最后的青春歌喉。这支歌深深埋在了我的记忆里，在我记忆力已经衰退的晚年，这支歌还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当我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唱出来的时候，谁会相信像我这样饱受了多少痛苦折磨的老橡皮，还会像个孩子一样哭泣起来？
黎明就是在同学们的歌声中升起来的，因为我在歌声中看清了同学们的面孔，那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上淌着鲜红的血和亮晶晶的汗珠，没有恐惧，没有犹豫，只有杀敌的激情在燃烧。
此后林晓曦的一段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林晓曦说，“同学们，给大家说个秘密，是我姥姥告诉我的，人是不会死的，死只是人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化形式，我们活着是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死了是在另一个世界上活着，无论我今后在哪一个世界活着，我都要写一本书叫《五月的鲜花》，同学们就是我书中的花朵，这里有好多同学我叫不上来名字，请大家报一下名字。”大家七嘴八舌报名，我叫李玫瑰……我叫张牡丹……他姓芍，名药，哈……哈……哈……我不知道同学们是真的把摆在面前的死亡不当一回事，还是用这种形式掩盖恐惧，或者是表示对恐惧的藐视？
在同学们这样的嘻嘻哈哈中，鬼子开始第二次进攻了。齐占武低声对我说，“一会儿，你把同学的尸体压在身上藏好，鬼子把我们杀完后也就退了，到时候你再出来，把我哥俩的头发割下来一撮给我爹去报信，我爹是不会饶了这些鬼子的。”我摇头表示不同意，齐占武没有再理我，对大家说，“大家隐蔽好不要动，等鬼子靠近了咱们一拥而上。”
鬼子的刺刀丛密得跟麦子一样，白晃晃压过来了。齐占武见状改变了策略，大声对大家喊，“打枪，把鬼子打乱了，我们再上，打。”同学们开始打枪，这一次虽然人少了一半，但枪声却增多了。经过刚才的战斗，同学们沉着了。
鬼子果然乱了，但冲上来的劲头还是勇往直前的。同学们更是勇往直前的，他们纷纷跃出了战壕，举着大刀，向鬼子冲去。我也跟着同学们跃，但我的腿没有力度，没有跃上去。
这时天已经完全放亮，我看到，同学们根本不是鬼子的对手，鬼子训练有素，而同学们摸到大刀也不过几天时间，没有路数，大刀片子乱抡乱砍，但他们有青春、有热血、有顽强，纷纷倒下去一大片，又纷纷站起来一大片。我看到，林晓曦对着一个扑上来的鬼子一哈腰，躲过了鬼子的刺刀，然后双手握住大刀，转身将大刀砍进了鬼子的胯骨，鬼子嗷嗷叫着扑倒在地上，林晓曦却怎么也拔不出来砍进鬼子胯骨的大刀，一个鬼子扭斜着身子冲过去，一刀劈向正低头拔刀的林晓曦的脖子。林晓曦的脑袋掉在了地上，圆圆的大白脸上没有一点血迹。我“嗷”地叫了一声，跃出了战壕。我的腿在这一瞬间变硬了，我的身上充满了力量。
九哥齐占武在家习过大刀，懂一点路数，鬼子看他是个硬茬，三四个一起围住了他。我举起棍子冲过去，照着鬼子乱抡一气。我不知道是一个鬼子还是两个鬼子还是三个鬼子向我扑来，我不知道鬼子的刺刀刺过来还是没刺过来，我只管快速转着圈抡棍子。我没有大刀，也没有训练过怎么用棍，我使用的是原始的笨办法，拼命地抡棍子，一刻也不让自己停下来，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我没有思考，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让我这样干的，但我知道这种力量只要存在，我的身体就不会发软，就不会尿裤子，就会保持住自己刚才一跃而起的勇敢无畏。这个力量大声告诉我，只有这样将自己变成一个英勇无畏的勇士才能救自己、救同学，才有可能获得那渺茫地活着的希望。后来我很多次分析过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在敌我力量那样悬殊的情况下，救的追求已不是形态意义上的活着，而是精神意义上的锐变，尽管自己就要被捅成碎肉了，但勇敢无畏这种我长期以来渴望的精神气质却诞生了，能在这种精神气质中死去，是我在那一刻最大的愿望。
我活下来了。是副军长佟麟阁率领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赶来救援，打退了鬼子，而这时的我已经癫狂了，我眼睛血红，口吐白沫，不认敌友，见人就抡棍子，我手中的棍子是被一个能耍棍的班长夺下来的。那根棍子如敌人的刺刀一样鲜血淋漓。
有人给我嘴里灌水，有人抓住我的衣领摇晃，才把我弄醒。我清醒后变得温柔起来，我弯着腰，把同学们的尸体一一摆好，把他们挡在眼前的头发向额上捋，尽可能地擦掉他们脸上的血，让他们向我露出完整的面孔。我当时想的是，我已经失去了记忆他们名字的机会，不能再错过记忆他们面孔的最后时间。这时候，太阳升起来了，同学们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在朝霞中熠熠生辉，在我眼里是那样无与伦比的瑰丽俊美，如以黑暗点燃光明的伦勃朗的油画，永远挂在了我记忆的天空。
第二年，我在西安城街头捡的传单上，看到了关于这次南苑学兵团白刃战的后续新闻，新闻上写道：
日军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攻打学兵团驻地的第一线指挥官一木清直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说，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刚摸到枪的学生是他们在进入中国后遇到的最英勇顽强的抵抗，他的士兵轻敌了，本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却在最后一瞬间遭到重大伤亡。
这个刽子手，还总结性地说了一句中国的俗语“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刽子手，他说他们受到了重创，他知道我们学兵团的伤亡是多大吗？十比一，就是十个学生拼死一个日本兵。学兵团一千七百多人只剩下了六百多人活着。
如果没有那么多同学在我前面拼，我能活下来吗？我的生是不是那么多同学用死换来的？我怎么做才能对得起那么多死去的同学？
我找到齐老爷的时候，齐老爷正带着庄上人在永定河边打捞尸体。占领者将抵抗者的尸体扔进河里，染红了一河水。尸体已经被湍急的河水剥光了衣服，跟汛期的鱼似的，白晃晃地往下漂，很难辨出来这是谁家的孩子。齐老爷让人在高粱地里挖好了大坑，兵荒马乱一下买不了那么多席，只好一层人盖一层高粱棵子，摞在大坑里埋起来，高粱棵子是新割下来的，浓烈的青涩气息和浓烈的血腥味弥漫了整个高粱地。
我将两个少爷的头发交给齐老爷，他们死得都很惨，八少爷的脸被削了大半，九少爷半个膀子不知去向，这两个同父异母兄弟，生和死都是同年同月同日。
齐老爷捧着两个儿子已被血凝成疙瘩的头发，没有问一句话，抬头对着河上游的卢沟桥方向吟起了《卢沟晓月》：
长桥弯弯抵海鲸，
河水不溅永峥嵘。
远鸡数声灯火杳，
残蟾犹映长庚月。
……
良久，齐老爷说，“我还有十六个儿子呢，小鬼子，我儿郎们的尸体压也要把你压死在我的高粱地里！”
齐老爷的这句话却成了齐家的谶语，一九四二年，齐老爷十五个儿子被日本鬼子杀害在了高粱地里。
在历史记载中的南苑学兵团白刃战的这一天，我改名叫庄铭，铭记的铭。02
铭——深刻于石头，有永远的意思。上帝似乎总想置我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让我的庄铭时代那么短暂，而且知晓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当铭记一页页篇章积成一本厚书的时候，关于庄铭的记忆却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血性浓烈，趋近并超过了我的愿望。这要归功于南苑那次白刃战，白刃战彻底将我以前身上纠缠不清的两种东西分裂开来，将我变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是残留着白刃战中抡棍子时的癫狂、勇敢而好冲动的人；一个是保持着以前惯性的优柔懦弱的人。这两个人有时会面对面地搏斗，前者总是战胜后者，甚至能听到前者灵魂发出的报仇雪恨的尖叫。这尖叫让我激动，让我发狂，让我头脑发昏，做出了幼稚、极端的事来，包括杀汉奸解玉桂，包括一个人徒步找抗日队伍。
先说杀汉奸这件事，明显带有癫狂的特征。
齐老爷在失去两个儿子的当天夜里，带着庄上的男丁出去拣了大量的武器，在庄上成立了地方抗日武装。齐老爷足智多谋，让三儿子齐占山带着青壮男丁在高粱地里练兵备战，让五儿子齐占河在距齐家庄三里多路的草堂镇开了药材铺子，收集情报，他自己在家坐镇，穿针引线，制定战略。
草堂镇是一个以进行药材交易出名的镇子，空气整日里弥漫着药材辛辣的气味和骡马粪便的臭气。齐老爷给我派的活是躲在店铺后院的屋里，接待由五少爷验明正身后领进来的线人，问清楚记录好，然后根据情报的估计价值给来人赏钱。有几次鬼子在回兵营的半路上遭到伏击，均是这里提供的情报。可以说，我的特工生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齐老爷说我细心、冷静，对分析情报有天赋，但我知道齐老爷让我干这个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我胆小，我不敢向敌人冲去，他的两个儿子死了，而我好好地活着就说明了这一点。齐老爷不知道我已分裂成了两个人，他看不到那个癫狂的人正潜伏在懦弱的人之中，瞪着眼睛等机会要为懦弱的人雪耻。
这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来人说，“如果我给你带来的是二十九军惨败的内幕和你家四少爷齐占田的消息，你给多少赏钱？”我毫不犹豫地从钱箱子里拿出十块大洋放在来人面前。来人说，“太少，再加五块。”我又毫不犹豫地拿出五块。来人要讲的消息实在太诱人了，如果他要一百大洋，我可能手都不会软，我也相信齐老爷和我想的一样。
来人一笑，“你不怕我拿假消息骗钱？”我说，“没人敢，谁敢在打日本鬼子的事上糊弄我们，我们会杀他全家。”来人认真地端详了我一会儿，我坚决的表情好像让他很满意，他有些疼爱地用手捋了我头顶一下，“小孩子家家的，够毒的。我先说哪一个？”我说，“四少爷的。”“齐占田在二十八日撤退的路上，遭到了日军的埋伏，战死了。”“向哪儿撤了？都撤退了，怎么还会中埋伏？”“向西。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事情，有汉奸出卖。本来二十九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把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一四三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三十八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三十九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一三二师。军长宋哲元颇通兵法，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两翼较强，后方也有强力的预备队。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治安部，则可能遭到两翼和后方刘、张、赵三路夹击，若是先取两翼，其威胁对宋部核心的北平地区又鞭长莫及。外围还有其他北方军阀万福麟、冯占海等部，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
来人怕眼前这个“小孩子家家的”听不懂，一边讲一边蘸着茶碗里的水在桌上画着宋军长的三叉戟。
三叉戟是一种古代冷兵器，我这个“小孩子家家的”是知道的。四少爷从军队回来，喜欢把兄弟和家丁们叫在一起讲军事课。四少爷说，长城之战的胜利说明了我们擅长的冷兵器是敌人的软肋，我们的作战方略是要想办法避开敌人占有优势的火炮，诱敌深入或钻进敌人的肚子里用冷兵器打击他们。四少爷喜欢研究战略和冷兵器，他让家里的铁匠按古战书上画的兵器打了样品，有锏、钺，还有三叉戟，我和两个哥哥每样都拿出来比划过。但是，我听不大明白宋军长的这个三叉戟，也不想弄明白，甚至有些轻蔑，三叉戟再好也败了，现在谈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来人还在絮叨，“这样好的一个三叉戟被解玉桂出卖给日本人了，结果呢？日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川岸二十师团，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对三叉戟形成了战略的切割包围，而日军的眼光瞄在了三叉戟戟头与戟杆相连接的地方——南苑。”
南苑？我的心被刀子扎了，急切地问，“解玉桂是个什么人？他怎么知道三叉戟？”“解玉桂书画皆佳，人称才子，是有名的亲日派，为何能接触二十九军最上层的机密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复杂。总之，解玉桂是一个在日军与宋军长之间穿梭说和的人，宋军长对解玉桂信任不疑，认为解玉桂亲日的目的是不想让百姓有伤亡，和是为了二十九军不要伤亡，所以，在机密问题上，宋军长相信解玉桂无论如何不会出卖二十九军。而解玉桂出卖了三叉戟还不够，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命令通过最近的三十八师部队派员冒死送达南苑，已经是下午一点。而此时，这一命令的内容，包括赵部的撤退路线，早已被解玉桂以最快的速度转给了日军，日军立即下令萱岛联队转而前往大红门方向，伏击撤退中的赵登禹部。下午四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落入日军伏击圈，遭到机枪和迫击炮的猛烈攻击，日军飞机也于此时投入轰炸。由于缺乏遮蔽，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赵登禹师长、佟麟阁副军长都牺牲了。四少爷就死在这里。”
来人又一口气讲了这么多。
我仰起头，打量着来人，嘴动了动，却什么也没问。一般来讲，话到了这里，应该对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提出一些疑问，比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又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呢？但是我没有，也许十七岁的少年头脑还没有长出会盘旋的细胞，也许在感情上我更倾向于二十九军战败是被人出卖而不是无力抵抗的缘故，更重要的是这个陌生人给我带来了报仇的具体目标，这是一个比杀一百个鬼子都解恨的目标，是最能报仇的目标。虽然齐老爷和三少爷一直教导我，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报仇，但我只是承认这跟报仇只是有那么一点曲里拐弯的关系，让我太不满意了。
我将桌上的大洋向来人推了推，“我想知道解玉桂长啥样，家住哪儿。”
来人把大洋推回来，看着我，微微笑了。他的笑，让我颇费猜测，浅浅的、线条清晰的嘴唇抿着，似笑非笑的。还有他的眼睛，眯成细长，在笑意里闪出稍纵即逝的凛冽的光芒。“解玉桂的家住哪儿你不必知道。长啥样？过两天，解玉桂要上齐府去替日本人进行亲善游说，你见了就知道了，很有儒雅风度的一个人，能把死人说活的一个人。”
来人把口袋搭在肩上说，“有了准信给你送来，到时候我再拿走大洋。”说完，对我挥挥手，走了。
我们家乡对送密信的人不问出处，更不问姓名。我跟少爷进北平读过书，是见过世面的，这个人尽管穿着一身农民衣服，肩上还搭着一个口袋，一副卖药材的农民打扮，但是还是没有掩盖住他的大家出身的风范，这种风范是一种气味，在大宅院里生活却是用人孩子的我，对这种气味特别敏感。这个人绝不是来挣大洋的。他的讲述又是那么的清晰、轻车熟路，他是宋军长身边还是解玉桂身边的？他为什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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