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党历史(第2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夫玉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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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历史(第2版)试读：

《第三党历史》再版说明

2013年4月15日，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公室在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关于〈第三党历史〉书稿审读意见》（统宣审字[2013]第59号）中指出：“贵司送审东南大学出版社拟出版《第三党历史》书稿，已经我部审读。该书稿以中华民国历史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为轴心，以第三党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为线索，收集利用了大量历史资料，从多个角度系统研究和阐述了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在新中国成立以前23年的历史，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书稿是读者了解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的专著，对了解和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也有参考价值，对研究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代史也很有帮助。”

2013年8月下旬，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游宏炳在看到《第三党历史》样书之后，他专门发来信息，认为写作与出版此书很好，填补了全面、系统论述第三党历史的空白。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区委主委牛广明对作者说，《第三党历史》是他床头书，有空就翻阅，书写得不错，阅读后收益很大。张云川是第三党的核心成员之一，其女张春展在网上购得《第三党历史》并翻阅后，不仅专门从北京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而且提供一些珍贵的史料，以资再版时供作者裁量使用。去年底才入党的农工党新党员、江苏宿迁市宿城区副区长刘培禄来电话说，非常感谢《第三党历史》这本书，在认真读了两遍之后，他对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才有了真正的了解，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书中出现的错别字。辛亥革命名将蓝天蔚之后、《银潮》杂志编辑蓝薇薇，在编写其曾祖的《蓝天蔚年谱长编》过程中，专门购阅《第三党历史》，并就清末民初的有关史实与作者交换了意见。此外，不仅还有诸如江苏、广东、福建、重庆等地读者来信来电，关注《第三党历史》的出版，提出合理化建议；而且更有像农工党淮安市委等农工党组织，批量购得《第三党历史》，用作基层组织负责人和新党员等培训教材。所有上述这一切，都体现了广大读者、农工党组织对《第三党历史》的厚爱，作者深受鼓舞，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历史专业知识欠深入，搜集研读文献不全面，加之写作时间略显仓促，在《第三党历史》出版之后，作者就发现书中留有不少遗憾之处。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作者也一直在继续收集、研读有关清末民初历史、第三党历史等方面的文献史料、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与专业书籍等，以便将来择机再版《第三党历史》。2015年春，作者有幸接东南大学出版社张新建总编来电，欲再印《第三党历史》，征询作者意见，在与张总编商议之后，拟根据这两年来的学习研究心得、读者合理化建议，并结合教育部高校出版质量监督检查中心在2014年8月9日对《第三党历史》所提检查意见，拟对《第三党历史》作一次系统地充实、修订与完善，出第二版的《第三党历史》，有关增补内容归纳如下：

第一，接纳了一个新观点。在对抗日战争胜利的评价方面（P178，第一版页码，下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第二，增加了一节内容。根据樊振著《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1927—1930）（华文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及其提供资料，简要梳理、归纳出有关中华革命党地方组织及其革命活动的大概内容，在第二章中添作“2.7各地组织及其活动”（P71）。

第三，对若干节内容作适当充实。包括：“1.1.1同盟会及其活动”,“1.3溯源中国国民党”, “1.4五四运动唤醒民众”, “2.1国民党党内外的抗争”, “2.2提出创建第三党”, “2.3酝酿成立新党派”, “2.6同各方面的论战”, “3.6邓演达遇难”, “3.8提议、策动‘福建事变’”, “3.10响应《八一宣言》”, “4.4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 “5.2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5.3争取民主与实施宪政”, “5.7拥护国共重庆和谈”, “5.10.3维护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被添加、充实的内容都有参考文献出处，多用页注标明，不再列入书后的参考文献部分。换言之，书后所列附的参考文献均是《第三党历史》首版使用的参考文献。

第四，增补了一些史实。如：中国同盟会成立是“经过20余天筹备、70余人参加的”（P3），湖北新军中“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千余人，受其影响四千多人”（P10），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还组织三路军分进北伐，以配合湖北战场（黄孝战役）（P15—16），国民政府“1926年7月1日发出《北伐宣言》”（P38），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张发奎企图解除贺龙、叶挺兵权”（P47），李维汉致信共产国际说“第三党选择中华革命党名字，首领是邓演达”（P70），邓演达给宋庆龄信认可“以中华革命党名号组建第三党”（P74），邓演达撰文反击将临委会当做社会民主党的舆论攻击（P86），陈诚追随邓演达入黄埔军校担任教官（P103），严重亲赴南京为邓演达料理后事（P109），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有“156名参政员出席”（P154），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和裕仁天皇宣读停战诏书（P177）,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宪草修改有“12条原则”（P188），等等。

第五，界定了一对专有词汇的使用范围。即如何厘清“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组合使用的先后顺序，以便准确定位“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的社会性质。本书将之界定为：在1912年1月1日之前，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1912年1月1日之后，则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其标志是1912年1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

第六，订正了一些误用、错用的人名或词字。前者如连瑞琦（琪）全书统一为连瑞琦，但“汪兆铭、汪精卫”名字则根据上下文语境通用，体现其历史背景。后者如第19页第14行的“地湾夏”错为“地弯夏”，等等；再如第21页第7行的“推诿”为“退位”的笔下误，系作者电脑输入错误，第161页倒数第9行“反攻高潮”为“反共高潮”亦然，等等。引用或列附的原文中出现的别字则不在修订之列，如第277页倒数第7行“澈底”理应为“彻底”，等等。

第七，重新标识了几处段落。包括“2.1国民党党内外的抗争”、“3.3.1邓演达思想体系”、“3.4临委会开展的工作”、“3.5准备军事起义”、“3.9临委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6.4农工党在香港坚持反蒋斗争”、“6.8配合中共开展反蒋军事斗争”、“7.2.1新政协会议诸问题的达成”等。

此外，本书还根据需要修订了目录，充实了第三党早、中期的大事记，添加了《第三党历史》出版时漏掉的3篇（部）参考文献。

虽经一年多时间的集中精力充实、修订与完善，恐《第三党历史》（第二版）仍有欠妥、失真和错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来信来电商榷，以便将来再行修订。拙书第二版的顺利完成，既得到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杨震副主席、中央研究室游宏炳主任和农工党江苏省委周健民、吴建坤、毛庆卫、陈为远、陈丽菲等领导、同事的热情支持，也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周和平等领导的悉心指导，还得到了省委老领导孙国治、东海县支部樊振和调研处同仁们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为梳理、解释和记录拙书第二版之修订内容，也为答谢广大读者的厚爱和出版社编辑的辛劳，故拟此文，以说明之。作者：王夫玉2016年5月8日于南京

认识第三党（代序）

以历史为鉴，可扬利去弊。历史，是指人们对人类社会过去的时间、地点、人物、行为、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连续记录、诠释和研究，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如果历史记录被歪曲、不正确或欠真实，那么鉴史为今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历史的撰写要有一个时间沉淀过程，不能将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当作历史来写，著者认为沉淀的时间应不少于“一个甲子”，即60年。

党史也是一种历史，是专门系统记录一个或几个党派的言论、行为、事件和重要人物等内容的文献，《第三党历史》即如此。本书所言的第三党，系指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所经历若干历史阶段之众多名称的统称，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等党派、团体组织和社会民众对它的普遍称谓。由于第三党具有的特殊的建党背景、不屈的政治探索和曲折的发展道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时60余年的沉淀，需要我们回过头去，科学地梳理、甄别和认识第三党与中国共产党殊途同归的民主革命史，以便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民族大事大非等原则问题上，更好地理解和践行胡锦涛总书记的“同心”思想：在思想上，与中共同心同德；在目标上，与中共同心同向；在行动上，与中共同心同行。此亦为编撰本书之使命。一、第三党的由来

1926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谭平山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的报告和发言中提出了第三党的问题，并作了全面探讨。谭平山所说的第三党，是指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他设想：“要么在现在的国民党中组织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控制，清除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联系；要么不要国民党而成立新的第三党，例如工农党或联合党。”第三党的问题就这样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来了。

谭平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所谓“第三党”问题，一直受到误解。当时在共产国际中几乎没有人能弄清楚谭平山提出“第三党”的真实含义，以至于在后来把“第三党”作为他的一条重要罪状，列入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该案决定开除谭平山的党籍。由此，第三党的问题开始在中共内部发酵，虽然没有正式成立，但已开始产生事实影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激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极大愤慨。不久，武汉政府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也日益动摇和反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革命者对国民党更加丧失信心，又纷纷议论另组一个新党的问题。在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邓演达提出组建第三党的想法后，谭平山自然积极响应，并参加了酝酿和讨论工作。谭平山虽然多次与很多人谈过组织第三党的问题，但他对邓演达所提出“共产党解散、国民党再次改组而组织第三党”的想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谭平山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存在，应改组国民党，或另组第三党，因为怕第三党不能真正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不得不拿共产党来推进这个第三党。邓演达也提出沿用国民党的名称，纳入共产党的纲领组建一个新党的设想，谭平山与他反复讨论。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去莫斯科，两人仍频频通信，保持联系，继续酝酿组建新党的问题。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宣言》解读了“三民主义的真正意义”；指出了“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是工、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其对抗的仇敌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土豪绅士及与他们相勾结之高利资本家者”；声明该委员会的责任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但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当时并未形成一个实在的组织。尽管如此，这仍足以表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组建一个新党的决心。《宣言》传到国内后，谭平山等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谭平山利用自己在各方面的影响，开始出面进行联络，着手组建新党。

1927年底，谭平山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与章伯钧、季方等开始筹备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1927年12月或1928年1月初，谭平山等人在上海一个外国人开设的旅馆里秘密地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会议。谭平山主持了会议，会议宣告中华革命党的成立。会议推举了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李世璋、张曙时、马哲民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表示“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团结孙中山先生的真实信徒，去接受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向前奋斗”。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由于它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当时在社会上被称为“第三党”。例如，上海黄叶书局1928年10月印行《第三党讨论集》一书，编者蓝玉光，该书“搜集各方面关于第三党所发表的论文”，包括迪可《论第三党》等12篇文章；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8年编印的“宣传丛书”之三即命名为《机会主义的第三党》（191页），收录关于第三党的文章14篇。

关于中华革命党成立的具体时间，学术上尚有争论。有的说是1927年冬，有的说是1928年春；有的说是1928年2月，有的说是1928年3月。根据有关文史资料推测，著者认为1927年与1928年之交，即1927年12月到1928年1月间成立的可能性最大。一方面，从主导者的背景和处境追源。要成立第三党和重组中华革命党的主导者是谭平山， 1927年8月，因参与南昌起义，他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同年11月，他又因反对共产国际指示，被当时的“左”倾中共中央开除了共产党党籍，谭平山随即在《申报》上登出启事应对，并透露要草拟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党纲，由此加快了组党步伐。另一方面，从有关文史资料推测时间。在日本《国际》杂志上所刊登的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1928年2月25日的决议案中，提到“第三党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将会变成反动派的工具”，说明中华革命党是早于3月成立的；1928年1月出版的《顺直通讯》载有《第三党与托洛斯基派的本质与活动》一文，说明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早于2月。也有文献推测，未曾正式召开成立会议，即中华革命党从1927年冬到1930年春，延续了将近两年半时间，虽然有名称，有纲领，有组织，有活动，但它的名称在开展活动中并未统一采用，它的纲领经谭平山草拟后并未通过，它的组织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或是筹备阶段，其政治团体并未正式成立。

邓演达于1927年8月出国，到1930年5月才从欧洲返回国内，期间，中华革命党领导人一直与他保持联系。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十几个省市区代表参加的中华革命党全国干部会议（一干会），正式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委会）。会议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的政治主张。会议选举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等25人当选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下设六个委员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

上海各大报纸虽同情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惧于国民党蒋介石权势，不敢刊登有关会议消息。9月1日，只有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上海新闻》摘要刊登了《政治主张》。当时外界认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中华革命党改名而来，因此仍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称为“第三党”。邓演达批阅后十分不快，即派人前往报馆交涉更正。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应该清除的叛徒，不能代表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是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但第三党的称呼却因此在社会上很快传开了。

由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及影响声势日益扩大，第三党逐步被公众所认识，“第三党”名称也被其后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解委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所认可接受。例如：为配合解委会中央于1940年10月10日向全党发出《整党通知》，解委会中央发表了《怎样做一个第三党党员——告全党同志书》；在1947年2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和《决议案》中，均有将第三党用作对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注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也常在正式场合使用第三党称呼。例如：1937年8月，蒋介石在拒绝邀请章伯钧参加于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时，曾说：“邓演达被杀了，第三党已不存在。”1945年1月，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宴请章伯钧、郭则沉、韩兆鹗、刘宗宽等人时说：“邓择生（演达）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今后我们希望同第三党的朋友加强联系，紧密合作，有事多商量。”直至194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示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方方、潘汉年、钱之光，明确指示：在香港列名响应“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均可参加新政协。并希望“即分别与民革、救国会、第三党（即农工党）及致公党接洽，推出代表，并设法护送他们到解放区来”。在此电文中仍用第三党称呼中国农工民主党。二、第三党的简史

1931年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一事引起宁粤分裂。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很快趁势组织起以邓演达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讨论和制订了全国性武装起义计划。临委会的军事准备和组织、宣传工作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导致邓演达被害。在邓演达被捕的同时，临委会的中央机关和联络点也遭到严重破坏。由于邓演达等被捕，全国性武装起义计划最终流产。邓演达的牺牲使临委会的领导层顿失核心，受到了很大打击，这是临委会经历最艰难的阶段。当时临委会领导层思想混乱，一部分人因失去邓演达，对临委会失去希望而脱离了组织；一部分人提出不能再戴着国民党的帽子而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一部分人力主按邓演达的遗志搞下去；黄琪翔则在上海以党务主持人身份继续按原有局面主持工作，出于多数党员对国民党的仇恨，将党名暂改为“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黄琪翔领导的临委会、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势力以及福建地方反蒋力量，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并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 “福建事变”由此爆发。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定福州为首都，宣布脱离国民党，与蒋介石政府决裂。参加福建事变的领导人集体宣布退出国民党，决定组织“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黄琪翔听从蔡廷锴意见，为了化解矛盾，团结对敌，说服第三党同志，为顾全大局，经反复磋商，12月11日，临委会策略地以“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委员会”名义，在福州《人民日报》登出《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启事》和《第三党正式宣言解散，一致参加生产人民革命党》，宣告：解散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之原有组织，一致参加生产人民党。随后，“福建事变”在蒋介石的镇压之下失败。

临委会屡仆屡继，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为了迅速恢复党的组织， 1935年秋，章伯钧从日本回到香港，与彭泽民等就重振组织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黄琪翔从德国来信赞成恢复组织。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二干会），集中解决了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解委会）。会议选出了由黄琪翔、章伯钧等19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黄琪翔为总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告同志书》。抗日战争期间，为配合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解委会领导人联络建议下，各党派同意建立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因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变为个人会员制。

抗战胜利后，解委会从1945年秋开始，一方面在民盟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进行了组织复原工作。1946年春，中央机关由重庆陆续迁回上海。1947年2月3日，解委会在中央机关举行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由章伯钧作《党务报告》；会议决定将解委会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关于党的纲领、路线和基本方针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会议选举了由25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10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章伯钧、彭泽民分别担任两个委员会的主席。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是一次“改造党、健全党、扩大党”的重要会议。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宣布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同日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6月16日，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以示竭诚。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共134人，对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筹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胜利召开，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纲领性文件，决定了首都、国歌、国旗和采用公元纪年。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作大会发言，表示农工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下去，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今后的方向和工作，1949年11月14日至2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学习和传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文件；通过了《政治决议》、《党务总结报告》和《五干会议宣言》等文件；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章伯钧和彭泽民分别任主席。《政治决议》确立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行动纲领。三、如何写第三党

要科学地梳理、甄别、认识与撰写好第三党的历史，必须把握和运用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准则：（一）以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为背景，历史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全面分析人类阶级社会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社会是由历史构成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按阶级或阶层划分的，阶级或阶层是由政党组织的，政党是由领袖领导的。而且，阶级社会越发展、越先进，这种递进规律的约束性或作用就越显著。由此可见，任何党派的历史都脱离不了其所处历史阶段的时代印迹。同样的，第三党的历史也离不开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而独立存在，第三党的历史是融入民国史的，是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认识和研究第三党的历史，必须以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为背景，历史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在中国近代史中，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间，中国一直处于被列强侵略和掠夺之下，人民一直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作为辛亥革命的高潮和最重要的革命成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从而结束了在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共和时代。经过1926—1928年两次北伐，至1930年10月初中原大战取胜，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才基本确立其在中国的正统地位。这是第三党产生的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的背景。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正式成立，它的组成仍然以同盟会为骨干。1924年1月20日到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它既标志着中国国民党获得了一次新生，也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927年，因蒋介石“四一二”事变和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导致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宣告失败。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人员，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等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从革命立场转向，也不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而独树异帜，开始重建中华革命党和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第三党成立的党史渊源。（二）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标杆，辩证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中的民国史，经历了38年（1912.1—1949.10），可追朔的第三党历史经历了23年（1926.11—1949.11），与民国史的后一半重叠融汇。这一时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同代表官僚阶级、剥削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就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民主与统一等重大问题的既斗争又合作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中的第三党，必须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标杆，辩证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第三党的主体是从国民党内分离而来的，经过了23年艰难历程，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参政党——中国农工民主党。这是第三党历史的主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进行反共清党活动；7月15日，汪精卫追随蒋介石在武汉实行“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此时，国民党左派从国民党分离出来，开始重建中华革命党和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此后10年，发生了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国民党残酷打压共产党、临委会和其他民主党派，临委会受到了严重破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于1937年2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和中国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在八年抗战期间，第三党做了大量工作，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业绩，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为实现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1946年7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经过3年内战，国民党溃败，南京国民政府败亡。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三党始终站在中共一边，在各个方面支持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三）以重要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系统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相对而言，在民主革命时期，第三党不像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那样：政治坚定，组织严密，机构健全，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强大。由于种种原因，第三党在政治上一直鲜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组织上一直比较弱小，在机构建设上一直难以健全，没有建立过组织严密、层次分明的党务体系。此外，虽然它的创立者多出自于军队，但很少有自己独立掌管的武装。所以，研究和撰写第三党的历史，很难从政治、组织、机构、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全面的整体叙述。对待具有特殊性的第三党的历史，必须以重要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系统地看待第三党历史。而年月时序则是第三党历史之系统性的外在表现，它有机地穿引着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邓演达是第三党的主要创始人，除谭平山外，他的继任者和追随者，如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等，为第三党的生存、发展和开展各项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邓演达支持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和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当汪精卫准备叛变时，邓演达曾多次与汪精卫斗争。1930年5月，邓演达经香港回到了上海，8月9日召集各地中华革命党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同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年36岁。

解放前召开的4次全国干部会议和1949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是第三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第一次、第四次、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建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党名，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行动纲领。福建事变、淞沪抗战、实施民主宪政斗争和参与新政协会议筹备、新中国成立等历史事件，是第三党历史的骨干内容。尤其是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特别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表明：第三党紧跟中国共产党走，依靠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力量，基本实现了“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抱负，间接地完成了第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四）以相关史证资料和原始档案为依据，客观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在正式建党之初，第三党是以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同国民党右派决裂的政党，虽秉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衣钵，但同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故史称“第三党”。在其后的民主革命时期，虽逐步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但仍有其不同阶段的、鲜明的政治主张。所以，为实事求是地反映第三党历史的真实面目，必须以相关史证资料和原始档案为依据，客观地看待第三党的历史。

在史证资料方面，除了在档在编的资料外，近年来，为了记录第三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研究室经过2年多时间，于2007年11月征集、整理和汇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农工民主党》，记述了第三党中央和地方组织在抗日战争各个阶段的政治态度、重大活动和抗日成果；为收集党史资料和配合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六十周年，农工党中央研究室经过4年多时间，于2008年8月征集、整理和汇编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农工民主党》，记录了第三党在解放战争中所作的贡献；2010年，结合建党8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农工民主党从中央到地方又征集、整理和汇编了一大批史料。所有这些，为客观反映第三党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可资甄别的史料。

在原始档案方面，随着一些文史资料的逐步解密和重要历史人物日记的公开，加之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对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一至五辑）进行重印，均有利于帮助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此外，近年来国内外在学术研究上也有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发表（见书后参考文献的期刊部分），均可用以充实、完善、填补、佐证第三党的历史。特别是2010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之“前进英才”基金资助出版的两本专著：樊振的《邓演达年谱会集》、韩斯疆的《中日邓演达研究》，为第三党早期活动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参考资料。四、党史研究启迪

2011年，是非常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年份：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诞辰145周年、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爆发80周年。再过不到2个月，还将迎来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从1911年秋天武昌城头震惊世界的一声枪响，到今天中国大地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图景，辛亥革命以来的100年中，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苏醒，从备受欺辱奔向独立自由，从贫弱逐步走向富强，中华崛起的百年梦想正逐步变为现实。百年巨变，蕴涵丰富历史启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标明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前进方向。

2011年，也是首次提出第三党创建问题的85周年和第三党领袖人物邓演达殉难80周年。回顾和研究第三党的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明晰地认清第三党与中国共产党殊途同归的民主革命史，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以下两个启迪的认识：一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中共与包括第三党在内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二是包括第三党在内的民主党派要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前者如同胡绳的观点：在讲民主革命历史时，单讲国民党和共产党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角色；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所以中间势力很重要；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中间势力大多偏向国民党。后者如同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的观点，他在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农工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对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政治上不断认同、行动上不断靠拢的历史；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指导下不断进步的历史；是一部逐步走向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走向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10月9日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的那样：“回首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我们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贡献，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天，回顾、研究和撰写第三党历史，其目的就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遵循“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践行“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融入为中华民族早日复兴崛起的伟大事业之中。编著者：王夫玉2011年10月10日于南京第1章第三党建党的历史背景（1911.10-1927.7）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华民族曾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灿烂文化和古代文明，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只是在18世纪末，当西方列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时，中国却因封建体制落后、人口过快增加、贿赂贪黩严重、对外故步自封、科技不被重视等原因而开始落伍了。19世纪，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一个特殊时期，之前，中华民族虽早已与外族有了联系，但那些外族都是文化、文明较落后的东方民族；而之后，外来的英、美、法、德诸国却是来自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他们经济发达，工业先进，军事强大，对外扩张野心膨胀。特别是1840年，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急于向海外扩张，以保护鸦片等货物贸易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朝国门，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其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迫使清王朝妥协就范，进而把中国一步步地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近代史阶段。1.1辛亥革命推翻帝制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间，中国一直处于被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与掠夺的阴影之下，人民一直笼罩在侵华者挑起的战争硝烟之中。这些列强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等方面的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更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华特权和利益。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然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已沦为几大列强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严重危机。1.1.1 同盟会及其活动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中华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后，日本和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国土大面积被割占，而软弱的清政府却任凭列强宰割，无力反抗。正在此时，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哀求光绪帝行新政，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一场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经半年多酝酿，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清朝统治者开始了一项政治改革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以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为首的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参与，变法运动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使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现代化道路。由于支持新政的光绪推行变革速度过快，变法引起保守势力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慈禧政变，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6人被捕遭杀，史称“百日维新”运动失败。

在19世纪末，继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轫之际，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了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活动。1894年11月24日，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夏威夷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写到“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从美国绕道欧洲到达日本横滨，在日本友人的介绍下，拜访了华兴会会长黄兴。两人虽初次见面，但慕名已久，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他们围绕革命问题反复切磋商讨，孙中山提出兴中会与华兴会实行联合、共同致力于革命的建议，得到了黄兴的赞同和支持。后经过多次商议、会谈，最终达成了联合的决定，推举黄兴、陈天华等8人起草章程。

经近20天筹备，1905年8月20日，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及其他革命志士，共70余人，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国同盟会总理，黄兴被推举为中国同盟会执行部庶务，负责协理。中国同盟会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创办《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1月26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学说，简称三民主义。首次提出了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孙中山向世人初次公开的、正式的、救国救民族的革命方略，其革命纲领是三民主义，其建国方案是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即后来所谓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孙中山小传】孙中山（1866—1925），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深受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崇和景仰。

孙中山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乳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时化名为中山樵，在长期奔走革命活动中曾多次改名。辛亥革命后始称孙中山，日本称孙文，欧美各国则称孙逸仙，在公文、函电中多自署孙文。

1866年11月12日，他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10岁时始进村塾求学，聪颖过人，仅3年就成为全家中最有文化的一员。当时与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相识，并成莫逆之交。1879年，14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亲乘轮船赴夏威夷檀香山，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在当地英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学习，他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孙中山毕业，获夏威夷王亲自颁发的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进入当地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相当中学）继续学业。在檀香山就学达5年之久。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回国后，曾与陆皓东到村庙，见病者求神服食香灰，二人不满巫医骗人，遂分头将神像捣坏，因而出走香港。于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在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不久转学到广州博济医学院，结识了三合会首领郑士良。1884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在校学习期间，除学习本科外，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农业，乃至天文、地理知识，无不涉猎，被友人称之为“通天晓”。当时因深感清廷政治腐败，经常与同乡杨鹤龄以及陈少白、尤列等人共议国事，抨击朝政，时人认为此举为大不敬，称之为“四大寇”。

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并接受当时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在医学院毕业后，曾在澳门、广州设馆行医，每天定时义诊赠药，故求医者门庭若市。在广州行医期间，常常与尤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畅谈、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1894年春，在翠亨家中草拟了《上李鸿章书》，并偕同陆皓东远赴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他接纳其“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宏图伟略，但不获接见，于是他转赴檀香山，在孙眉的帮助下，几经艰辛，发动广大华侨，于11月24日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该会的誓词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并即时筹集资金伺机起义。虽然他最初未言革命，但这一期间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杨衢云等也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其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孙中山为秘书。3月16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杨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1896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10月11日，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10月18日，孙中山被营救获释。孙中山被邀以英文写作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一切不过是个清廷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计划也无疾而终。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中山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返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的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他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6年，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内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由此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1.5万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1907年5月22日，由孙中山指派许雪秋及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爆发，因寡不敌众，力战6日而败，27日下午，起义军宣布解散，总指挥陈涌波、余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大部分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当时，孙中山在国外，后来，他在美国的报纸上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即绕道英、法，争取外交支持。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抵上海。后各省代表在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中华民国为纪元，改行阳历。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表示，一定要“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临时政府对外要洗雪清朝反动政府的“辱国之举措”。

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党派改组成立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袁世凯为掩盖罪行真相，还装腔作势，要严惩凶手，但调查结果表明，谋杀的指使人就是袁世凯，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一方面阻挠宋教仁案的司法审判，一方面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集团达成了2500万英镑的大贷款，以充实军费。由此，袁世凯的胆子更大了，先后罢免了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同时命令事先已集结在九江、南京附近的军队发起进攻。9月1日，南京被攻占，原来宣布独立的各省，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先后撤销独立。“二次革命”不到2个月时间就失败了。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被选举为总理。1917年9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宣告与北京袁世凯政府对立。1918年5月，因受西南桂系和政学系军阀的挟制，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发表所著《孙文学说》、《建国方略》。1921年4月，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担任非常大总统，正式组织第二次广州政府。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退居上海，1月1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1月2日，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次日，又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总章》，至1923年2月陈炯明被驱逐后，于3月2日才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称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就大元帅职。

1924年1月4日，在大本营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政府，1月20日，以总理身份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事实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新党纲、新党章，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新三民主义；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2月6日，设立黄埔军校筹备处于广州南堤，5月2日，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

1924年5月，从1200名考生中正式取录学生350名，备取120名，5月5日开始入学。孙中山对黄埔军校抱有无穷希望，在6月16日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到会场给青年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这个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还宣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此训词其后成为国民党党歌及军校校歌，并由陈祖康谱曲，该校歌从黄埔五期开始传唱。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11月2日，应冯玉祥电请北上“讨论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以及随行人员汪精卫、李烈钧、陈友仁、邵元冲等30多人，在长堤天字码头登上永丰舰，离粤北上。在北上途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张，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当时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但仍扶病于31日自津进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10万人的热烈欢迎，并发表了《入京宣言》。在病重中，孙中山仍然领导国民党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只有汪精卫一人在京，孙中山决定加派于右任、李大钊、陈友仁、吴稚晖、李石曾5人为委员，并手谕设立北京政治局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终年59岁。临终前在遗嘱里指出“革命尚未成功”, “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摘编自尚明轩的《孙中山传》、杨雪舞《民国总统档案》之《帝制终结者孙中山》和吴志菲的《孙中山与香港的不解之缘》）

正值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之时，留学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的居正，即参加该组织，与黄兴、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共同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同盟会成立后，同盟会成员便开始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宋教仁任《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致力于革命宣传工作，发表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宣传革命的重要文章，推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走向高潮。1908年，居正赴新加坡，协助田桐主持《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南洋总汇报》论战，后往缅甸仰光，主持《光华日报》，并组织中国同盟会支部。居正等利用报纸作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

在进行广泛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的同时，同盟会的成员及反清的仁人志士（即时称的革命党人）还积极联络会党、新军等组织或军队，先后在各地频繁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潮州黄冈起义、钦州防城起义、三洲田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广州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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