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开讲：亲历中国体育电视30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国力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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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开讲：亲历中国体育电视30年试读：

前言

这是一本没有多少故事的回忆录，其中大多是历史记载，我将它看作电视系的教学辅导读物。当然，如果读者对于中国的体育电视以及与其有关的历史有兴趣，也可以从中体会到一些阅读的乐趣。

由于我主管了16年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部门，我有五次奥运会火炬的传递经历，我负责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电视制作和服务，也由于我过去的团队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在为中国的体育做着出色的贡献，所以，从十五年前就开始有人建议我把自己的经历记载下来，因为我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一些经历不应该仅仅属于我自己。然而我虽然也断断续续记载了一些事实和感想，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回忆录”，总觉得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有太干巴的事实，也过于专业，不会有故事，因此就不会有太大的可读性。在市场上出现的书籍还是应该让读者而不是作者才可以读得下去的文字。

在2010年的年初，大学时的班长任金州打来电话，告诉我为了纪念七七级学生毕业30周年，他正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讨论出一套丛书，并且说好要与教学有关，希望我可以单独写一本。

虽然原来的北京广播学院已经改成了中国传媒大学，现在的学校氛围和状态和我们那个时间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还是非常怀念大学时的那四年时光，因此对于母校的事情总是要认真对待的。

于是我仔细地整理了一下这些年留下来的资料，发现写一本教学辅导材料可能是比较正确的定位。因为过去这三十年里中国体育电视发展得极为迅速，我由于一直占在主管的位置上，成为了这个迅速发展的参与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这个发展，所以过去的一些资料可以验证这一快速的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现在的人们有了很强的适应能力，但是这种适应能力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忘记得也太快。人们更多的是向前看，而不太在意也不屑于收藏自己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主管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部门16年的我不提供一些可供将来的回忆，几十年后的人们若是想了解中国的体育电视，可能会发现一些空白。所以我决定开始写这个“回忆录”，它以史料为主，以我的经历和认识为辅。当然了，处于我的位置，我对于中国体育电视的认识也会更多地从我所经历的角度来解释。

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过去的报告，几乎都是出自我手的。现在我做的工作主要是将它们串联一下，交代前因后果。出版社的编辑看了我的初稿之后建议还是应该有些可读性，以适应体育电视从业人员之外的读者要求。于是我重新编排了文章的顺序，除了正文之外我在文后放了一些随笔，主要是写我对于中国体育和电视的想法。

数字说明进步，在开始回忆之前，我先列出几个简单的数字：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央电视台付出10万美元购买了电视版权，只派5个人去洛杉矶；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是一个亿，400人的制作团队；

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中央电视台在现场有6个人；到了2010年的南非，前方成员达到了65人；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中央电视台国内播出的预算是26万元，2010年广州是6000万元；

1990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工作人员是27人，这个数字在我离开的2005年变成了500人，现在已经超过了800人。

在这些数字的后面，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是从事体育电视事业人们的共同努力。

因此说一句真诚的“套话”：本书献给与我一起创造中国体育电视历史的同事们。

PART 01 第一章 成长岁月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如果能在我这个位置上，能够像我这样努力，肯定能比我做得还好。这绝对不是谦虚之言。

我是在1969年参加工作的，16岁。

整个70年代我与体育电视没有一点关系。但是那个时期的经历形成了我后来的性格，而这个性格对于我再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至深。

和现在的人们不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比较简单，思维和管理方式也相对比较一致。50年代出生的人们，凡是比较成功的，几乎都有这么几个特点：理想，真心地认为自己要对社会而不仅仅是对自己做出贡献；坚韧，相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重诺，不会轻易答应什么，答应了的就一定做到；当过兵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守时。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合适的时间抓住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被分配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单位，加上电视奇迹般的发展和我的努力，促成了我后来的成功。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如果能在我这个位置上，能够像我这样努力，肯定能比我做得还好。这绝对不是谦虚之言。

我唯一可以大言不惭的是我真的很努力。可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原因，也可能是八年军旅的教育，我的责任感很强。在我开始做电视的那个时代，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不高，买一台彩色电视机要积攒一年甚至几年。买来以后放在家里，每天晚上主要的时间就是盯着它了。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面对着的是几亿双眼睛，我们的产品和其他人的不一样。你有什么资格去糊弄老百姓？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他生前的最大消遣就是看电视，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不少亲友都是这样。如果说不相识的观众离你还远些，那么你能够不对自己的亲人负责吗？所以我喜欢这个职业，我努力去做得最好。我认为电视是一个值得为它献身的事业。

老家

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从1969年

当兵

我的祖籍是距离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省无极县，我第一次出北京的旅程就是回老家。

提起河北省无极县，许多在我这个岁数的人大概记得90年代初的那部电视专题片《无极之路》，记得那里边的县委书记刘日。我不认识这个人，但从节目中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式的“七品”官吏。在节目播出之后不久，虽然他没有回家种红薯，但却也不再是无极县的父母官了，或许是那名害了他，不过在好几年之中，无极县的不少百姓还在念叨他在位时的一些事情。

我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印象。

第二次是1967年，那时候的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不像今天这样巨大，起码在我自己的家里是这样。父母二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过120多元，养活着两个老人和三个孩子，没有任何一件可以称得上奢侈品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我家的情景应该属于中等水平，一般人家都是如此，所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除了治安好之外，大概还因为没什么好偷的。

1967年的春节前，父亲由于本单位的“运动”无暇管教我这个已经14岁的“准成人”，因此让我的一个到北京“串联”的堂哥把我领回了老家。那时反正没有条件养成今天的习惯，不在乎不能每天洗澡，不能每天换衬衣，要在露天厕所里蹲着拉屎。我就很愉快地搭乘着为串联学生开的火车回了老家。而且因为“少年不知愁滋味”，过得非常愉快，以至一个多月后北京要开学，爸爸连发了三封电报我才启程回来。

下了火车，又乘汽车，还得步行30里地才能到达我的老家西宋村。那可真是第一次长途跋涉，长的我觉得仿佛没有尽头。堂哥比我才大两岁，当然不能背着我走。当走到中途一个姨家还是舅舅家时，只记得累得说不出话，直到一碗挂面下肚才觉得活了过来。

大概由于这碗挂面，老家在我脑子里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吃。挂面是我的第一餐，比北京的黑得多，是村里的人自己晒的(从那时起我知道挂面和粉条是在太阳底下晒出来的)，由于风沙的影响，老家的黑挂面还有些牙碜。酱油在老家是奢侈品，大多数家庭没有那玩意儿，但香油和鸡蛋是土产。我就任凭牙齿嘎吱嘎吱地响着，吞下了放了三个鸡蛋，一小勺香油的一碗挂面。第二天在大伯家吃饺子，老家的人一年吃不上几顿饺子，父母这两直系里边只有我们家进了城，因此是贵客，所以我的堂兄妹也跟着我打牙祭。但是他们与我吃的不一样。我吃的是白面包肉馅的，他们吃的是棒子面包白菜疙瘩馅的。

第一口下去我差一点吐出来，虽然当时在北京吃肉也不多，但没尝过这种味道的。一问才知道老家一年只杀两次猪，一次在中秋节八月十五，另一次在春节前。我回去的时候距离春节还有二十来天，春节的猪还在圈里养着，伯母从井里取出中秋时存放的肉来款待我。为什么从井里拿肉？农村里没有冰箱(城市里的大多数家庭那时也没有)，中秋节杀的猪舍不得吃，拿根绳子把肉放到深井里距水面三四十公分的地方，利用井水的温度来保存生猪肉。虽然不至于腐烂，但在井里吊上半年再吃的肉你说会是什么味道？但那时我已经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不愿伤伯母的心，所以我抢着吃棒子面的，堂兄妹们还以为我懂事。

印象最深的是老家的年夜饭，不像现在北京的年三十，老家的乡亲喜欢每人手里托着一个大碗，里面是各家的吃食，大都是用煮过肉的水蒸出来的淀粉冻(我们老家人叫它为“样肉”，意思大概是“样子像肉”)，加上生白菜，用“腊八醋”(泡了蒜的醋)拌一拌，然后就开始了各家的串门。人们用这种方法把整个村子闹得热腾腾的，人们也忘却了各自家中餐桌上的匮乏。

我始终认为1967年在老家过的那个春节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春节。我和几个堂兄躲在热炕头上偷抽7分钱一包的“红缨枪”，搞得满嘴都是烟丝。我们还在夜里跑到新婚夫妇的洞房外“听墙根”，里面的人早知道一帮半大不小的孩子蹲在窗户外面，任我们在外面闹翻了天也没有一点动静。我们从厕所的墙外边刮下那层白硝，再加上些黑炭做爆竹，但响的没几个。

农村的这些人们，当我懂事以后知道其实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在年复一年的劳作后只有春节的这几天是他们可以尽情娱乐的日子，所以一切虽然简单，贫困却欢乐、祥和。他们的要求并不高，过年有只猪可杀足矣。他们知道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吗？

那一个多月的生活为我的今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迹，记得在1990年亚运会之前的动员会上，我对全体同事讲责任：我们的工作面对的是中国的几亿双眼睛，有什么理由来糊弄这些观众？当时我脑子中浮现出的就是1967年时在老家的所见所闻。

第三次回老家时可以说是衣锦还乡。爸爸早就想带我这个当时在中国已经有了点儿名气的儿子回故里炫耀一番，无奈我这个儿子总是腾不出时间，直到1995年的国庆节。在那之前的一个月，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欠了父亲许多，所以当他提出回老家看看时我一口就答应了，倒令我父亲感到奇怪。谁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尽孝道。

从老家回来以后再去卡拉OK的时候，我只点一首《弯弯的月亮》。并不是觉得自己唱得好，我只是被里边的一句歌词感动了：只为那儿时的村庄，还唱着往日的歌谣。我的故乡和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最大的改变是土坯房变成了砖房，但整个住宅里的家产按照北京当时的标准，全加起来也卖不出200元人民币。而我那些堂表兄弟姐妹还是那么知足，那种神态我在第二次回老家时就深有体会了，而且始终伴随着我的记忆。

从北京开车到无极才用了三个小时，但是我的感觉却像倒退了二十年。坐在村子里的土炕上，端着盛满了白酒的花边粗碗，啃着刚出锅的玉米棒子，城里人听起来似乎很舒坦。但是看着桌子上北京人70年代初吃的带色儿的粉肠，看着糊着过期报纸的四壁，看着我的堂兄妹们知足的笑容，我无论如何再也感受不到儿时感受到的那种欢快。电视机倒是在每个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过最好的是14寸彩色，有几家还是黑白的。只有住在县城里的大哥生活好，他那里有一台21寸的彩色电视机和一排大瓦房。在村里的时候我打开电视机，想知道家里人可以看到多少节目。我发现这些农民们在距离北京3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只能收到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连河北省台的播出都是模模糊糊，更不要说我担任“道长”的体育频道了。但他们没有什么怨言，或许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央电视台在当年已经有了八套节目，或许他们本来就没觉得那些属于他们。

北京距离国际大都市的标准已经不是太远，北京人的生活虽然距离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也不再是天壤之别，我见过一些中国人在国外的消费令国外人都瞠目结舌，以至一些国外调查机构将中国划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还需要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这一点只要到农村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始终忘不掉家乡亲人的生活，所以我愿意尽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些事情，所以我看重自己从事的这份为了百姓的职业。尽管他们可能看不到。当兵

能够成为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主任缘于一系列的巧合，首先要归功于我的父亲。直到今天我还是常常想：若不是爸爸坚持，如今我指不定在干什么呢。

1969年的4月份，我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发了一个通知：中国民航要在本校招收义务工，愿意参加者可以报名。义务工这个名词许多人都没有听过。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民航在1968年连续出现了几起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中央决定加强民航建设，从1969年开始按照部队的程序招收义务兵。但是考虑到国际上的规则，招收的这些“兵”虽然一切按照部队的要求和待遇，却除了特殊情况外不允许佩戴领章帽徽，而且名字叫做“义务工”。

我并没有怎么理会这则通知，虽然当时不少当权者的子弟已经看到了当兵这条路，但是由于我本来没有门路，所以也就没有这个想法。而且和我一起玩儿的几个高年级学生半年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知是真心话还是形势所迫，他们的来信中满是浪漫的情怀和乐观的描述。我和其他几个要好的同学被他们的形容深深吸引，早已说好待7月份毕业就结伴前往黑龙江。

然而爸爸知道了那个通知，极力主张我去报名。尽管不乐意，但由于我从小就听话，还是去报了名。同伴们都埋怨我，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和我要好的同学们聚在一起，他们又对我口诛笔伐，简直就像批斗会。我实在顶不住了，直觉得自己背叛了大家，于是决定：明天一早就告诉老师我改主意了，撤回报名表。谁知第二天还没等我开口，老师却先找到我：“马国力，你明天下午去参加体检。”从此一路顺风，4月22日就坐上了开往山西长治的火车，只好对不起这些好同学了。

就这样，我穿着一身草绿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当了八年“义务工”，但我总认为是真正在当兵，因为那真是兵的生活。

什么是兵的生活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为他人服务，大多数当过兵的人都不自私，与军人的教育是很有关系的，不知现在的军人是否也还是这样。

我记得在新兵连的时候遇到武斗的红卫兵把机枪架在我们的车头前，而在敞篷卡车上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往后退，反倒争着往前挤；

我记得16岁的时候就硬抗着二百斤一袋的水泥往火车上装，非要和民工比个高低；

我记得给菜地施肥的时候粪车的出口堵住了，毫不犹豫地把胳膊伸进出粪口；

我还记得大夏天的夜晚在跑道上站岗，热胀冷缩的原理使得飞机燃油桶嘭嘭直响，把自己吓得够呛，但第二天还是抢着值晚班。

我被分配到山西省长治市中国民航第二飞行总队冲测中队，这个部队的任务有些特殊，主要是航空摄影，为民用和军用地图测绘提供第一手资料。我是质量检查员，所有拍回来的照片要经我签字才算合格。我们的机组去过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从拉萨到西宁的青藏铁路最早的地形照片的合格证是我签发的；我还在两千分之一的大比例照片上看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惨状，记得从空中看下去楼房剩下的是四壁，桥梁变成了锯齿状。从这八年的经历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上大学晚了点，但我并不认为是被耽误了。

那八年里我最大的收获有三点：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开阔了眼界；自学了部分高中和大学的课程，丰富了知识；通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原著和其他一些国外书籍，舒展了心胸。

1970年下半年在西藏的贡嘎机场驻扎，当地没有暖气，也没有其他取暖设备，由于空气稀薄，夜晚与白天的温差很大，没有任务的时候宁可待在外面晒太阳，晒得回家时我妈妈第一眼竟然没认出我来。不少观众知道我的脸不那么光滑，原因就是那时候晒得脸脱皮、起包，不像今天有国内外的各种防晒油、青春膏来保护。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手挤，结果挤得再也下不去了。

在西藏的时候我们有不少当地朋友，每到周末当地驻军都会与机场附近的藏民联欢，当时的感觉是几乎每个藏民都会唱歌和跳舞，而且乐此不疲。记得为了让村民不再到雅鲁藏布江去背水，机场的驻军从院里拉了一条自来水管到村里，结果是村民们点起篝火，围着水龙头跳了整整三天三夜。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能算好，倒不是没有钱，由于一般家庭都养着几十头牛羊，比我们这些当兵的要富多了，不少家庭把十元钱的新票子贴在墙上当画看。但是因为交通不畅，基本上没有什么商品流通，所以藏民的钱花不出去。我就见过一些人从部队军人服务社买一把圆珠笔，别在胸前的大襟上，尽管他们不识字；还有人买一打美加净雪花膏，一次就抹下去半盒；吃饭也是架一口大锅里边煮的什么都有，大多是牛羊的下水，唯一的调料就是一把盐和几根辣椒。一次我凑过去看看他们锅里的东西，一个天天都见面的藏民热情地捞出一块，递到我面前，“好吃，好吃。”我可没有胃口吃那些杂碎，但有点好奇“这是什么？”“羊蛋，羊蛋。”他操着有些生硬的汉语告诉我，怕我听不懂，还指了指自己的下部，哈哈大笑。他们就这样整天乐呵呵的，似乎没有忧愁。

越是边远地区的人们往往越纯朴，为什么现在不少城里人，特别是城里的文人笔下总会流露出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大概是因为城里的现代社会暗藏着太多的龌龊和险恶，而文人的心灵又太过脆弱，所以总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块净土。其实若真的把他们送到远离尘世的地方，他们一定又会受不住了。

有一年在法国和一个朋友吃饭，刚一落座他的夫人就对我说：“非常高兴和你们这些中国的知识界人士认识，你们经常接触外部世界，应该向你们的国民介绍欧洲的民主制度。”好家伙！碰到一个人权主义者。初次见面不愿争执，我用法国葡萄酒岔开了话题。但过了一会她又绕了回来：“共产党为什么不愿意给西藏人自由？”我听她说得太过离谱，决定给她点颜色瞧瞧。我问她：“你去过西藏么？”“没有。”“我去过，在那里待过两年。我们坐在巴黎最好的餐馆里，喝着葡萄酒，吃着生蚝，当然可以很容易地谈论自由。但是只有你吃水要走40里山路，洗澡只能在夏天天热时在河水里泡泡的时候，你恐怕才能理解到什么是解放。”她哑口无言。后来他们访问中国的时候，我特意安排他们到拉萨住了几天。1969年，拉萨

有的时候能够躲开一点喧嚣，让寂寞包围着自己是一种挺好的感觉。我喜欢乘飞机，喜欢一个人旅行，而且还是时间越长越好，说起这个许多人都不理解，其实我正是在孤独一人的飞机航程中得到寂寞的享受。

这个习惯是在70年代初养成的。那时候从西藏拉萨又转场到青海格尔木，不知道这个城市现在是什么样子了，在70年代基本可以说是个大兵营，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是军人，那百分之二十也几乎是家属。我们的营房都是干打垒结构，上面盖着钉在椽子上的铁皮顶。我在那里的两次都是在冬天，风大、土多，晚上睡觉得把棉帽子扣在脸上防灰尘，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得轻轻撩开被子，不然宿舍里就得尘土飞扬了。有一次刮大风，竟然将前边一排房子的顶刮到了第二、三排宿舍的中间，然而那排房子里的战友谁也没醒。

格尔木风大是由于它在戈壁滩里，见过海吗？戈壁滩给我的感觉就像大海，开阔得可以包容一切，但是又正因为包容一切的开阔而显得那么神秘。每当星期日我总喜欢站在营房的边上，望着那望不到头的戈壁，就觉得自己的心全打开了，忘掉了一切。或者牵上一头毛驴走向戈壁的深处，一走能够走半天，拣几块鹅卵石，琢磨着大地的变迁，这过去的海底怎么就变成了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原了呢？想不明白，人生是太短暂了，在这短暂的人生里有太多太多想不明白的事情，干脆也就不要徒劳了，抓紧活着的时候。就这样常常忘记走了多远，好在毛驴知道营房在哪里。老马识途，小驴儿也认路。

在格尔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那是我独立工作刚满一年。二十几个人一个分队被派到格尔木，为的是对拟议中的青藏铁路进行第一次航空摄影，陆军的两个测绘大队将用这些航空照片实地勘测后再制成地图。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因此第二飞行总队派出了最强的阵容和最好的苏制安-12型飞机。可能由于高原反应，分队长陈玉坤突然患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全身动弹不得。从山西长治再调人来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最后检查签字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刚满18岁，当兵仅两年的毛头小子身上，而这种签字的责任期为25年。这一重担压得我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也使我更加看重了自己的能力，增强了自信。这些年来我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尽管有时候知道有些偏执，这种性格和那次顶上去是不无关系的。而且我习惯给部里的年轻人放手去干的机会，大概也有那时的印迹。

其实许多人都有一种潜在的领袖气质，都愿意自己说了算和拥有自己说了算的机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领袖。作为个人，应该时常反省自己这种气质是否符合实际，作为领导者则应该为下属创造负责的机会，并在工作中发现那些可以成为领袖的人。这种富有领袖欲的人多了，这个单位就会变得更加吸引人。所以我常告诫自己：不要怕下属超过你，不要嫉妒下属的成绩和名气。一个好的领导要使下属心服，而为他们创造建功立业的天地就是令他们心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不要认为下属因为有了功绩就看不起你这个上司，实际上越是不愿下属成功的领导越会被下属小看，因为他会觉得你的本领不及他，所以才限制他。

旅途

我还去过许多其他的地方，随着时间的逝去，去过的地方、看到的事情有许多已经忘记了，留下的都是那些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东西。

1973年我去过长沙的橘子洲头，站在或许是当年毛泽东站过的地方，望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久了突然感觉到就像站在一艘巨轮的最前端，玉树临风，周围的世界都熙熙攘攘地围着我来来去去，唯有“我自岿然不动”。1997年底在美国看电影《泰坦尼克》，制片人用作宣传推广的最得意的镜头就是男女主角站在泰坦尼克号的船头，迎着大海，拥抱世界的场面。我在那个时候又想起了橘子洲头，年轻人面对大江大海一定都会产生主宰世界的念头，难得的是到老的时候还存有这份激情。

在中国我觉得有两个城市最美，一个是昆明，另一个是杭州。第一次去昆明也是1973年，住在翠湖宾馆的职工宿舍。翠湖宾馆在当时应该是昆明市最好的宾馆，就坐落在翠湖的边上。吃过晚饭后我们一定要绕着翠湖走一圈，夕阳透过茂密的树叶洒在头上、肩上。湖面上铺着片片翠绿的荷叶，其间不时冒出朵朵粉色的荷花，湖边的石栏杆上常常落着一排红嘴鸥，叽叽咕咕的，仿佛在议论着走过的游客。迎面时不时走来一些昆明姑娘，可能是由于从1969年到1973年上半年我多数时间在西藏和青海，很少见到清秀的女孩，也可能是到了20岁开始对异性感兴趣，但更可能那本来就是事实，我认为昆明的女孩是当时中国最漂亮的。只记得70年代初内地的大多数女性还是梳短发、穿军装，而昆明的女孩把头发梳得高高的，似乎还烫出点卷儿来，我们都称之为狮子头，她们给我们这些当兵的留下了很清新的印象。

出了翠湖宾馆走不了多远有一条街，石板铺的路边挤着一间间的小饭馆，坐在里面，花上几毛钱吃一碗热腾腾的过桥米线，喝一杯甜丝丝的米酒，看着石板路上走过挑着菜担的农人，是我在星期日不小的享受。20年后去巴黎，坐在香榭丽舍大街旁的咖啡馆里，看着窗外如梭的人流，不知不觉中比较起过桥米线和咖啡的差别：过桥米线的产生缘于一段甜蜜的爱情，姑娘为了使心上人吃到热饭，将汤里化入滚烫的鸡油，有它的保护，使下面的汤好久之后还是热的。当姑娘坐在小伙子身边，看着他吃下一大碗米线，一定会觉得自己的心里也是热乎乎的。法国人的热乎却表现在咖啡馆里，一小杯咖啡，一大套甜言蜜语。前者实在而长久而平淡，后者浪漫却短暂却激烈，各有各的长处。

1987年是我第二次去昆明，住的也是翠湖宾馆，不过是在客房而再非职工宿舍。14年后的昆明却令我非常失望，从飞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就发现了昆明不再是我原来记得的那个城市了。到处都是工地，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却已经不在了，全然没有了我记忆中的秀丽。那条小食街还在，或许是我变了，或许是它变了，只觉得拥挤而嘈杂。翠湖的荷叶还在，但红嘴鸥却没有了，而且这个名称已经成为了街边女孩的别名。姑娘还在，却失去了原来领先于国人的那份风情。我知道这是一种发展中的必然，但总是免不了心中的失落。以至长时间不敢去我心中另一个最美的城市——杭州。

杭州是我1975年去的，从早晨5点下火车到晚上八点上火车，在西湖畔整整走了一天，留给我的是朦胧的静谧，是飘忽的温柔，是幽远的神秘，真美。在1987年第二次昆明之后，有许多机会去杭州，但我一直不去杭州，怕原来的感觉破灭，直到1994年。我惊喜地发现，除了不再有过去的安静之外(恐怕各地都没有了)，西湖还是那么美丽。夕阳之中和几个朋友漫步在苏堤上，谈论的是老子的遁世哲学和俄罗斯的民歌，我打趣他们：怪不得杭州人留有帝都遗风，酒桌上好的是吟诗作对，怪不得在当年中国已经火烧眉毛的时候毛主席的感觉还是莺歌燕舞，生活在这么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谁也会变得诗意盎然。

除了工作之外，我在部队里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那时候我特别迷信印成铅字的东西，凡拿起一本书来，不论是什么内容，我都会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从不跳过一字。直到后来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也变成了白纸黑字，才知道印成铅字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金科玉律，才开始对别人的铅字在认为用处不大的时候一目十行。

那个时候的书不多，特别是在部队里。于是一方面在回北京的时候拼命补课，妈妈还记得，我出差路过北京在家的三四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看书，什么书都看。另一方面在部队里读马列主义著作，当小说读。当我结束自己的18岁时，已经读完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列宁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八大厚本。有一个星期日，几个战友来找我玩，看见我躺在床上捧着一本厚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过了好长时间还拿我打趣，以为我在骗他们。其实我真的在读，还写了不少笔记，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念字”而已，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总觉得不能浪费时间，而不浪费时间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那时我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直到现在，逛书摊还是我最大的享受之一，每半个月都要到书摊上买几本书回来，但是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想读完所有的书籍是不可能了，于是许多书买回来就放在架上了。

上大学

1977年3月，回家的日子终于来了，然而我似乎感觉不到原来期望复员时的那种兴奋，反倒是随着日期的临近，心头常常掠过一种默默的忧伤。摸着睡了八年的木板床，看着操场上的篮球架，踏着每天都要踏过通往食堂的小路，听着听了八年的同伴们的声音，我突然明白了将要告别一个经常想告别却其实非常留恋的过去。直到今天我仍然感谢着那段时光，若不是那八年，若不是老同事新战友，我也不会有今日的辉煌。我一直想回去看看，看看那路边的山沟里夏天还有没有溪水，看看那门前的山坡上秋天还能不能找到酸枣。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如愿。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没有时间，为什么呢？我时常问自己，然而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不想重提那种眷恋，是不想失去那种回忆？

坐上每年要坐好几次的从太原到北京的列车时，我哭了，并且一路无语。

1977年10月，传出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一开始我没有在意，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大学的欲望已经不那么强烈了，另一方面当时讲大学毕业后要全国分配，而我在八年外地生活之后实在是不想再到外地去了。11月，爸爸拿给我一张《北京日报》，上面登着招考通知，通知里边有一条规定：工龄满五年者原则上哪来哪去。这时候我才决定考大学，距离高考的日期不到一个月了，但我当时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认为自己一定可以考上广播学院。

北京广播学院当年是提前招生的院校之一，报考电视摄影专业和播音专业的考生先要经过广院老师的面试，而且是两次，大概因为当时广院总共招收三个班一百名学生，却有四千多人报名；而且摄影和播音专业都有特殊的要求，例如摄影专业的学生要求身高在170厘米以上，视力要求在1.0以上。面试合格者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达到录取分数线者广院再择优录取。

记得第一次面试分区进行，我是在海淀区的彩和坊小学里参加的。试题已经记不得了，很简单，每个人不过三五分钟，主要是看看反应能力。印象最深的是我坐在一张桌子前面，面试的两个老师一个正对着我，头仰靠在墙上，嘴里叼着一支烟，另一位打横坐着。尽管我已经有着八年的部队经历，在清华摄影组也是经常在众目睽睽下出堂入室，但在这个场合还是有些双腿发颤，觉得是在受审，好在顺利地通过了。

接下来的高考是许多人都经历过的，而且恐怕很难忘却。当时的那一个月我的脑子是高度紧张，出奇地好用，随身带着一个小本，上面记着各科复习的要点，而且当时不像现在，有老师给画重点，有各式各样的辅导教材。那时什么都没有，全凭自己的感觉和积累，这也是我自信的原因，我觉得自己的积累够用，感觉也不错，所以复习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方式进行。四门课考完之后，我竟然能够将作文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但是毕竟近十年不在课堂读书了，若不是我语文考得好，就有可能失去那次上大学的机会。原因是在面试的时候广院老师告诉我们数学分数只起参考作用，而且由于我们这批人的实际数学水平是小学毕业程度，即使使出吃奶的劲来也不会有多大长进，因此我根本就没有复习数学，仅凭着在部队时因工作需要自学的一点三角函数就上去招呼，结果只考了36分。好在其他三门的成绩还不错，总分数超过录取分数线。

在报上登出消息，高考录取通知已经发出时，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期待”，那是一种既自信(深信它会来)又没把握(又怕它不来)，既充实(心里塞得满满的)又空虚(心吊在肚子里显得空荡荡的)过程，这种感觉一辈子有这一次足矣。那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宣传部打来电话，有我的信！骑上车就往工字厅跑，刚到半路就看到我的组长郑永泽飞骑而来，高举着一封信，向我喊：“录取了，录取了！”原来他比我还沉不住气，一个下午都在宣传部里等。

大学的生活真好。踏入北京广播学院的那天距我25岁的生日不到两个月，现在以这个岁数而言研究生都该毕业了。因此我对大学生活好的感觉首先是如鱼得水，就像一块干硬了的海绵浸到了清水里，我不敢也不愿浪费一点时间。从那时起到今天，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时间够用过，总是在追赶，总是在问自己：如果18岁时上大学，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当时有我这种想法的不在少数，因此老师根本用不着督促我们学习。但是老师们也常常头痛，因为这些人虽然珍惜时间，却并不十分珍惜听课的机会，只有专业课除外，我们更希望利用这四年时间学得更多一些，而那些文学概论，党史等科目我们认为考试之前用几天时间通读一遍，应付及格就行，实在用不着每周都要听讲。

在大学里我看的最多的是两类书，一类是文学作品，读完了那时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外国小说；另一类，其实不能算做一类，而是一种，那就是英语。在前两年里除了公用外语课以外(我认为那时的公用外语课基本没用)我买了一套四本《精粹英语》，给自己规定：每周必须学完一课，不论它有多长。为达到这个目标，我每天用于学习英语的时间不少于三小时，一直学到了最后一课。

现在英语课本多如牛毛，不少人经常换教材，我还是以为学语言只应该用一套书，因为所有的教材的目的是教人学语言，所以不管是多么时髦的教材都万变不离其宗，如果过于追求书本的时髦，有可能这辈子都停留在ABCD上面。到了三年级我开始翻译作品，并不为发表，只是觉得看着英文变成中国字心中有一种丰收的喜悦，而且也加强了我继续学下去的信心，否则每天背单词可就太枯燥了。

现在想想当初为什么对英语下那么大的功夫呢？没有想到出国，尽管那时考个外国大学很容易，可我觉得中国挺好。也没有想到今后有用，那时根本没想过今后的去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意眼前摆着自己不懂的东西，听着别人用我不知道的语言说着或许自己本来是知道的事情我就觉得心里运气，所以我一定得懂一点。

这四年硬着头皮学的英语后来还真的管了大用，它成了我职业上的工具。否则我不可能在后来每天处理几十页国外来的传真，也不可能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代表每年参加亚洲广播联盟和亚运会奥运会的会议。我不会让别人来干这些应该是体育部主任干的事情，因为我无法忍受每句话都要通过别人的口来说出的心理上的不平衡。老一点的人或者是官再大一点的人或者是很正式的国家场合带翻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觉得还年轻，如果让我带着翻译到处走，我自己会看不起自己。

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大学生活，在校庆40周年时，学校要出一本书，老师约我写了一篇稿子，我的题目就是《重做一回学生》。

我是打算留在北京广播学院做一名教师的，若不是它离家太远的话。学院也确实有过让我留校的打算，因为我当了三年学习委员，也因为我是班里唯一的市级优秀毕业生。当快要进行毕业分配时，班主任李兴国老师找我谈话，告之学院希望我留下来担任老师。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回答：“从心里讲我很愿意留校，但是只有唯一的一个困难，从我的住所清华大学到北京广播学院骑车要一小时四十分钟，坐汽车要两个小时，上学时每周一趟倒也罢了，但是若要每天一次是断然不行的。我只有这么一个顾虑，因此希望学院能将我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在80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并不是一个像今天这样热得烫手的地方，“文革”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也好分配，于是学院对我的要求表示充分理解和认真考虑，最后通知我到中央电视台报到。

上面的回忆似乎和我后来在体育频道的作为有点儿不搭界，但是正因为是从骨子里对中国人生活的理解和对完美的追求，才给我不折不饶的对体育频道的热情，也才有了我对体育部里年轻的创造者的理解和支持。

PART 02 第二章 初试牛刀

我不在意一定要独创，因为电视就是发达国家早我们几十年发明的。首先是学习，我的下一代人才应该是创造者。

对于我来说，80年代是一个将体育电视从勉强接受的职业到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的转变。在这个十年里面，我开始热爱上了体育电视这个行当。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在所有的新闻内容里面它距离普通老百姓最近，最少限制，最多创造性；

第二，体育竞赛是当今世界最真实的场景，即使有兴奋剂等丑恶存在，运动员在冲刺的那一瞬间流露出来的神情是完全真实的。现代社会缺少的就是这种让人心动的真实。

中央电视台报到

1982年1月，我到中央电视台人事处报到，满怀希望被分配到新闻部，因为我学的是电视新闻摄影。谁曾想通知我去工作的部门是体育部，确切地讲是专题部体育组。虽然在毕业分配之前知道有些同学到那里实习过，但由于最后一年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实习，我又不愿打听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因此记得的只是同学说了一句，那里的出国机会多。然而总认为出国离我太远，并没有这个愿望，所以对体育部究竟是干什么的真的不甚了了，隐隐约约还有个错觉，体育部大概是工会一类的性质，组织职工日常体育锻炼的。所以刚听到人事处的通知时心里着实不满意。可是那个时期的人听话，也不敢说什么，只好去了。谁知人事处的这个“乱点鸳鸯谱”竟然将我点得一发而不可收，直到今天。后来时间长了，才听说人事处的决定也并非无的放矢，原来体育组是坚持要另一位同学的，但系主任矫广礼老师却一定要我来，并且说要给中央电视台体育组一个更好的。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问问矫老师这件事情，因为我和他没有任何私交。

正因为以上原因，体育组的领导们开始对我很冷淡。可以想象得出，坚持要的人不给，却分配来一个谁也不认识的，这种情况无论放到哪个单位都是会引起不满的。我却简单，一点都不知道这里面的曲折，当然也就没有烦恼。

我是体育组的第九个人，进到体育组的头几天，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也就是客气而已，却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看了两天报纸，我看不下去了，见办公室里有一部放映机，就搬了出来，再从堆着的胶片盒里找出老同志的作品放了起来，学习体育节目该是什么一个样子。看到的是1980年中央电视台对冬奥会的报道，那还都是用16毫米的胶片摄影机拍摄的。

这么着我看了一个星期的旧影片，还是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似乎我的工作就是上班打开水，然后喝茶，然后看报，再然后回家。我终于耐不住了，一天清晨6点钟，窗外一片雪白。我爬起身，骑了40分钟自行车赶到台里，从冯一平的桌下拿出他那台“包来克斯”摄影机，给他留了一张字条：冯老师，突然下雪，我想去中山公园拍一些北京人锻炼的镜头，来不及提前请示，抱歉。我提着机器走到大一路公共汽车站(没有人告诉我可以去车队要车)，买了张门票进入中山公园，拍回来一条“北京市民雪天坚持锻炼”的新闻，本来是想练练手的，但冯一平说：既然拍了就送联播吧。那时候联播好上，当晚播出后一位台领导认为不错，有群众观点。

从此我是一发而不可收，每天至少会出去拍一条新闻，当然一般情况下都跟着一两位老同志。那时不像现在这么多工作，新人都是节目的中坚力量。那时更像是学徒，要靠自己的勤奋来创造自己的天地。我曾经跪在场边，肩抗着摄像机两个小时录下了一整场柔道比赛，当比赛全部结束后，带我去的老同志才告诉我，此场比赛只发30秒新闻，我差一点背过气去，但是还只能不露声色地说声好。正由于这段无法忘记的经历，我对新来的同事从来都是平等看待，无论他们是正式的、招聘的，还是借调的，标准只有一个——工作质量。尽管我没有多少时间和他们闲谈，但是绝不允许令他们感觉到在体育部受到歧视。

1982年是我干得很苦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始终没有找到从事电视体育报道的乐趣，但是由于责任感使然，我还是投入了自己最大的精力，一年拍摄了300多条新闻。

前任美国奥委会主席尤伯罗斯和我说过好几次：他由衷地感谢中国，因为中国救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他当时是组委会主席。如果当时中国加入苏联和东欧集团的抵制阵容，洛杉矶奥运会将会是另外一个残缺的奥运会，连续八年的“半个”奥运会或许真的会终结这个现在全世界都想得到的聚会，而中国人或许也就不会有这么巨大的奥运情结。

就我个人的命运而言，如果不是1984年的奥运会，可能也不会把电视体育报道当成终生的事业。

初次见识

我是在联邦德国参加第一次奥运报道的。那一年，从全国广播电视机构选派12个人到西德进修一年，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和现在不同，1984年的时候中国和欧洲还是两个世界。记得飞机在法兰克福机场降落之前，我们从空中看到了像放满火柴盒一样的五颜六色汽车的停车场，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北京首都机场航站楼前面只有几个停车位。1984年，德国进修

1984年7月，根据我的要求，负责我们进修的西德艾伯特基金会将我安排到斯图加特电视台，因为西德电视台奥运会报道的国内大本营设在那里。

1984年时，西德的两家电视台ARD和ZDF向洛杉矶派去了130多人，两家电视台总共还有300人从各地聚集到斯图加特。在那里，电视台一栋大楼的地下两层楼改造成了临时的奥运会播出制作中心，包括两个500平方米的演播室。如前所说，当年中央电视台有5个人到洛杉矶，台长领队，还有5个人到香港，利用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奥运会报道信号制作节目后再传回北京播出。

那是我最辛苦的二十来天。苦在不停地看电视，我在指挥部里有一张办公桌，但大多数时间是坐在指挥部的监视器前，旅馆离工作的地方走路5分钟，回到旅馆也是马上打开电视机，由于时差的关系，每天的奥运会报道结束时都是凌晨3点以后。为了写这本书整理我过去的文章，找出了一份当时写的材料，一字未改地照录如下：联邦德国电视台报道1984年奥运会的情况欧洲中部时间1984年7月29日午夜一点，联邦德国电视台的一位播音员出现在屏幕上，对观众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开始对第23届奥运会进行报道了。我们的节目将和时钟一起运转。”联邦德国有两家电视台，在大型体育报道中一般都是合作的。这次是两家各负责一天，轮流播出。无论是哪一家，每天播出时间都达16小时以上，的确可以说是和时钟一起运转。这在联邦德国电视史上也是第一次，所以被人们称为“电视马拉松”。为了进行这样及时的报道，联邦德国两个电视台合作，共做出了2500万马克的经费预算，组成了两个报道组。一组称为“奥林匹克报道队”，由80名记者和54个技术人员组成，在洛杉矶设立了一个演播室，租用了四条卫星线路（三路是与欧广联合租，另一条是单独租用的），除了利用美国ABC广播公司提供的节目外，自己还出动了十部摄像机在各赛场内外拍摄。另外一个组称为“家乡编辑部”，设在斯图加特电视台，仅编辑人员就有80人左右，人员来自全国各电视台。我手边有一份节目表，现抄录如下：1∶00— 6∶00 实况转播6∶00— 9∶00 早餐新闻（每次半小时，共六次）13∶20—15∶00 综合报道17∶05—19∶00 综合报道及实况录像19∶30— 1∶00 综合赛事每天这样多的播出时间，除了实况转播之外，势必要许多次地重复报道。由于联邦德国电视台的这次报道是针对不同的观众提供不同的节目，所以观众并不感到节目重复。从午夜1∶00到清晨6∶00的实况转播，主要是为了满足体育迷的要求。电视台总编提出：夜间的实况转播是为了让观众如同坐在洛杉矶的体育场看台上。一位观众说：“我的眼睛差不多快和荧光屏一样总是开着。我每晚必看，有时白天再看一遍。我的电视机都快烧坏了，我也需要一副防护眼镜。”像这样晚上看到深夜的观众，每天大约有300万，这在6200万人口的联邦德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不少人白天要上班，不能深夜还坐在电视机前，但是他们希望在上班前就知道夜里的比赛情况；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对体育不是很有兴趣，但他们也想了解本国运动员在夜里得了几块金牌，奖牌数占第几位等等。为了这一部分观众，特设“早餐新闻”。由于联邦德国各工厂、机关的上班时间从早上七点到十点不等，所以“早餐新闻”从六点到九点共播出六次，每次半小时，其中二十五分钟是奥林匹克消息，五分钟其他新闻。由于新闻量很大，每次播出除主要新闻是重播外，也逐渐加进去一些新消息，六次内容并不完全一样。这一节目每早大约有200万人坐在早餐桌前观看。联邦德国报界说：“早餐新闻是电视台想出的非常好的主意。那位可怜的，必须在清晨三点起床的播音员看上去非常疲倦，只好不断用咖啡来提神，以便连续六次向观众报告新闻，但他给人们带来了金牌，也给人们带来了食欲。”一家报纸写道：“当格罗斯在为德意志民族游泳的时候，他的祖国正在酣睡着，但是我们有‘早餐新闻’，可以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他打破世界纪录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联邦德国有相当大一部分退休人员、家庭主妇和学生。这一部分人由于身体或精力的原因，也不能太晚睡觉，但白天他们是有时间的。为了这一部分观众，特安排了午间“综合报道”，内容是前一晚最精彩场面的重播。当然，最多的观众是在晚上六点到十一点左右，所以这一时间的节目是整个节目的重点。但由于时差的矛盾，联邦德国时间十八点到二十四点之间正是洛杉矶的上午，大部分是预赛，没有很精彩的争夺。考虑到一大批体育迷是有职业的人，这些人不满足于只看“早餐新闻”，他们愿意再详细地看到前一晚比赛的情况，因此晚间的电视节目有很大一部分也是重播。但这部分节目不是像中午那样大段的重播，而是挑选编成较为精练的集锦，在实况转播的间歇中陆续播出。据统计，在这一段时间，联邦德国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收看这些节目。联邦德国电视台这次对奥运会的报道不仅实况转播的时间长，在奥运会前夕就做了充分准备。从1983年10月份起，先后派出了几批记者到洛杉矶，拍摄了六集纪录片，有介绍风土的、有描绘人情的，在奥运会前夕连续播放。在比赛期间，他们还常常抽出一两台摄像机拍摄比赛场外的情景和人们的反应。例如：在游泳决赛时，有一台摄像机专门安置在看台上，偷拍格罗斯的父母观看他夺金牌、打破世界纪录时的场景，将他父母那种期待、担心、兴奋以至狂喜的全过程忠实地记录下来，极为感人。另外编辑部还准备了大量本国著名运动员的背景资料影片。这些影片都不太长，在转播的过程中随时插入。这种纵横交错的报道方法，使整个节目显得更加充实、生动、引人入胜。虽然奥运会的报道有相当大一部分固定观众，但联邦德国两家电视台还是想出种种手段来吸引更多的人。其中有一个叫做“奥林匹克儿童征画”的小节目，规定由12岁以下儿童参加，在8月10日之前，将作品寄到电视台，每天中午用10分钟的时间来展示一些陆续收到的作品，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尝试。他们搞这个节目是因为在联邦德国有一些人不喜欢看电视，对体育节目没有什么兴趣，但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孩子的家长。儿童总是好奇的，只要邻居的小孩，或是班上的同学参加了征画活动，他也就会受影响去试一试，尽管规定家长不可代劳，而父母总是愿意帮孩子一把的，至少是出出主意，这就迫使他们也和儿童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在10天之内，斯图加特电视台就收到10多万份儿童画，这说明至少有10万多个家庭参加了这项活动，而这里面肯定有不少家庭本来是不打算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节目的。联邦德国电视工作者非常重视记者现场采访，在比赛期间，插入一些现场采访镜头，给观众以更强的现场感。联邦德国有些电视记者采访搞得非常出色。他们的谈锋锐利，反应极快，态度以赞扬为主，有时也有尖锐的批评。一次联邦德国选手在射击比赛中失利，教练一味埋怨是由于记者的干扰。这时记者在镜头前就问：“别国的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前五分钟接受记者采访的，为什么他们不受心理影响呢？”像这样的现场采访观众很喜欢看。但联邦德国电视台在这次报道中对这种方法使用过多，有些采访就难免空泛，没有精彩的内容，只是为了让运动员和记者一起出现在观众面前，甚至在清晨三点钟还播出二十几分钟的现场采访内容，连他们自己的记者有时都觉得太多了、过分了，常叫：“怎么又出来采访了！”一些观众在报纸上批评这种情况，“我们所以在夜里还硬睁着眼睛，是为了观看比赛的实况，而不是为了看解说员的脑袋！”这说明一种好的报道方式如果用得太多太滥，也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读过我的这篇文章的人，就会了解我从1989年接手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之后的做法和节目思路的来源了。当电视技术在世界各地基本同步发展时，当电视台的经济状况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节目质量的高低全在于制作人员的水平，而水平在许多情况下是由眼界决定的。做电视的人只要有一定的基本技能，就可以通过别人的电视节目看出他的制作思路和手法，并不一定非得与制作者一起。所以我总是主张做电视的人时常系统地看一看别人的节目，我指的是从头到尾地看一套节目，连广告都算上。看上几天就会有所收获，我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这样。在国外时只要有机会，我会锁定一个频道，从下午5点30分的地方新闻看到夜里12点。而且我向我所在部门的人员提供过美国四家最大的电视台全天节目的录像，希望一些有心人可以看看。经过了这些观察，每当制定自己的报道计划之前我的脑子里总会不自觉地出现各个国家的各种类型的电视节目，否则的话，自己冥思苦想出来一个似乎很棒的主意，其实或许是别人十几年前已经玩儿过了的剩玩意儿。1984年，德国

现在可能有人会说：你太没有创意了！我不在意一定要独创，因为电视就是发达国家早我们几十年发明的，首先是学习，我的下一代人才该是创造者。

初试身手

1988年的奥运会中央电视台的转播权费用是25万美元，在亚洲和大洋洲广播联盟（简称亚广联）的份额中占4%。在那之前好久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韩国没有邦交，当时我们只可以用带引号的“南朝鲜”来称呼这个主办国。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从邦交产生的，在1986年亚运会开幕前的几个月时，中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那届亚运会。顺理成章的是：如果中国不参加亚运会，当然也就不会参加1988年的奥运会。亚广联也不愿意过早地与汉城组委会签订转播协议，也是希望用这个理由迫使组委会降价。

由于中国在80年代已经显现出其在亚洲的影响力，所以当时汉城亚运会和奥运会的组委会非常在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出席，在多次国际会议上做出保证：给予所有代表团同样的外交礼遇；保证所有记者的采访自由等等。在1986年4月份我曾经随同魏纪中先生（当时的中国奥委会秘书长，现任国际排联主席）第一次访问韩国，我们的礼遇竟然是国宾级的：外交通道，警车开路，宾馆房间外面有警卫守候。

1988年的汉城（现在叫首尔）奥运会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是一个真正的检验，对于中央电视台也是一个开始。由于1984年奥运会在国内产生了没有想到的巨大效应，奥运会报道才开始在中国受到重视。当年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团人数上升到18人，副台长杨伟光（1992年开始成为台长）带队。

和现在不同，当时中央电视台是亚广联报道团的一个成员，和香港TVB电视台共用一个工作间，香港人唱主角。

实际上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在转播权谈判上中央电视台一直都是亚广联的一个成员，在80年代还不能算是一个主要成员，分摊的转播权费比香港低很多。制作和技术人员也缺少国际赛事的经验和语言能力，所以香港TVB的工程师吴连生先生和体育组的莫若祥先生（他后来在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BOB”担任协调制片人，并且是后来广州亚运会转播有限公司“GAB”的制作部主任）一直都是亚广联制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成员主要由解说员和新闻记者为主，前者将亚广联传送的信号加上中文解说，后者每天拍摄中国代表团的几分钟新闻。我当时在其中的一个摄制组里，既当摄像，又是编辑。除了公用信号之外，中央电视台每天预定了40分钟的卫星单独传送时间，专门传送中国代表团的情况，供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使用。2002年，吉隆坡，任亚广联工作组主席

汉城奥运会也是国内其他电视台开始转播奥运会的开始。在那个时候，其实现在也没有太大变化，体育赛事，尤其是奥运会、亚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权都是中央电视台购买，地方电视台几乎无偿转播。这个过程里面有合作、有竞争，也有不择手段。在1988年时就有一个插曲：

我记得是在报道团出发前一个月，当时体育部的一个负责人告诉我，杨伟光副台长已经同意让广东台用粤语同时在广东地区直播奥运会开幕式及节目。但是在开幕式播出的当天，我们在汉城的工作间里面接到了台长王枫的电话，他对杨伟光大发雷霆。我在旁边看着杨伟光拿着听筒，一个劲地“是，是”，脸色越来越暗。放下电话他就走回了酒店，当天晚上嘴里就起了水泡，连续三天都是喝粥。本来赛事结束后全团人员经过香港回京，说好在港停留两天休息，结果外事处长陪着他改了机票，没出机场就赶回了北京。问题就出在广东台的转播上。

开幕式那天出了两个事情，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由于1988年时中韩之间没有正常邦交，所以上面规定在国内转播时不允许出现韩国总统宣布开幕的镜头，因此中央电视台是延时60分钟录像播出的，以便将那十几秒钟的画面删掉。但是广东电视台接收的却是直播的卫星信号，因此韩国总统的画面没有删除。

就在同一时间，柯达公司向中央电视台提出书面抗议，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部向他们讲的是中国大陆独家播出，所以同意支付比平时价格高的广告费用。但是他们又收到了广东电视台的广告征订材料，因此拒绝支付另外应付的60万美元，当时这可是一笔大钱！所以台长王枫震怒，也所以杨伟光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都不再愿意与地方台合作。

体育新闻诞生

在1989年2月接手体育部之前，我当了一年的体育部新闻组组长。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一旦哪个事情该我管，我一定尽力。

在当组长之前的三年时间里，我过的是一种“闲云野鹤”的生活。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时候还是以录像为主，几乎所有的节目都是提前几个月制作好的，因此周期很长。事实上现在我们可以记住的中央台的一些纪录片例如《话说长江》《丝绸之路》等都是那个时期制作并播出的。那个时候观众对于电视机的要求还是“家中的奢侈品”，所以并没有一定要求作为信息获取的渠道。但是，体育赛事转播除外。

自从我担任了这个“组长”起，我就开始思索：体育部除了每周15分钟的《体育之窗》（国内内容）和50分钟的《体坛纵横》（国际内容）之外，新闻似乎也应该有一块田地，否则新闻组长不知道哪些新闻可以上《新闻联播》（1990年之前那是中央台唯一的综合新闻），可以上多长时间？那还怎么提高手下人员的积极性？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300年前英国的“圈地运动”有了深刻的理解：在可能的时候尽管放马而去，先有了地盘才可以耕种。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地盘”都是由权力获得的。我很在乎组长这么个“芝麻官”，因为我始终认为中国电视体育报道就像是一块处女地，有志者在这里可以有开垦的自由，但是开垦的深度和广度则除了作者的创造力之外还需要权力的附加因素，要充分运用这个权力来获得更大些的创作平台。

1989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体育新闻在第一套节目开播，时长只有5分钟，对于中国的体育电视来讲，却是一件大事。

我手边有一份1988年11月11日写的关于开办《体育新闻》的报告，照录如下：台领导：开办《体育新闻》的构想已经一年多了，在此期间我部曾三次写报告说明情况。为了使各位领导更加全面地了解我部进行的准备和遇到的困难，帮助我们办起这个节目，特再次呈上这份详细的汇报，请参考。一、节目构想随着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关切，时效性不强的专题节目和容量不大的《新闻联播》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要求，所以有必要开办专门的体育新闻节目。我们认为，《体育新闻》的特点应该是时效快、信息量大、趣味性强，具有权威性。它将包括新闻、评论、预测、采访及以节目名义举办的比赛等，还可以容纳历史性回顾，摄影、美术作品欣赏等内容，使节目丰富多彩。二、准备情况1.提高人员素质。早在年初时我们就提出要求，所有记者要提高文字能力和采编水平；经常进行节目分析讲评；不定期开展业务讨论，力求在《体育新闻》开办之后可以经常抓到独家新闻。2.建立通讯员网络。目前我部已有正式通讯员14人，来自北京的各大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这弥补了本部人力和设备的不足。3.增加人员。台里已批准我部在今明两年增加10人，这也是1990年亚运会的需要。现已调入1人，另有1人正在试用。我们的原则是不求来人十全十美，但必须为人正派，有事业心，工作能力强。4.和各台及台内各部的联系。我们已经分别和各台及本台各部门有过接触，他们对开办这个节目都愿意提供帮助，当然有些工作还需要台领导出面正式确认。三、现有问题我们遇到的最大的，也是本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设备。开办这个节目我们需要一个演播室，至少是一段完全可以保证的演播室时间（如果确定18∶30播出，要求从17∶00-18∶30演播室供我们使用）；需要一个专用的编辑间，至少每天下午可以由我们支配；需要最少一部专用的摄像机。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硬件”，每天制作五分钟体育新闻是不可能的。台里已经决定从1989年1月1日起开播《体育新闻》，时间已经很紧了，因此请各级领导务必在12月1日之前给我们一个明确答复。

198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汉城只在四个项目上拿到了五枚金牌，与赛前预测的10—12块金牌相差太远，在国人面前可以说是丢尽了面子，直接导致了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的下台，并且使得现任的领导预测中国队的成绩时总是噤若寒蝉，美其名曰，怕观众心理不能承受失败，其实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赛前预测这么一个充满悬念的话题变成了打着中国官场政治烙印无聊词句的堆砌，这是后话。

中国运动员在汉城的确是伤了中国百姓的心，尽管当时的观众与运动员和官员一样不成熟，但是在体育比赛中，恐怕再成熟的人和社会也不会漠然地对待输赢。但正是由于这种对于输赢的激情，所以尽管中国体育代表团“兵败汉城”，我却没有认为中国的观众对于体育节目的热情会随之降低，所以从汉城回来之后就开始了创办《体育新闻》的实际操作。

在80年代末期，中央电视台只有两套节目，栏目不像现在膨胀得这么厉害，从一套节目中挤出五分钟的体育新闻时间，虽然有些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实际上当时若是我提出十分钟的要求也基本可以达到，只是由于我们的人力不足，新闻源不够，不敢开那么大口。到了90年代中期，为了增加一分钟体育新闻播出时间都要和各个部门争执近半年，那时我真有些后悔开始时没有多抢先占住一些时间。不过后人无法改变前人的创造，历史的原因也不能够用历史的发展来解释。

总编室给了我三段时间挑选：18∶25，19∶55和21∶55，最后我还是选择了21∶55这段时间，原因是18∶25的时候下班的人们还在路上，收视率不会高。对于19∶55这段时间我不是不想要，而是不敢要。尽管我认为体育节目更加贴近广大百姓，如果让我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还会选择现在干的这行，我还是清醒地知道，中国的电视在商业化之前体育节目的位置只能排在新闻、文艺、专题甚至少儿节目之后，因此19∶55这个如此黄金的时间段，在今后的生存可能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踢”出去。

20年过去，回过头去看看中国的电视，恍如隔世。《体育新闻》栏目的出生日期是1989年1月2日，由于设备能力特别是人们的观念，星期日没有《体育新闻》的播出，原因是周日各地微波站休息，无法传送和制作，而1989年1月1日恰好是星期天，因此只有让这个本该元旦出生的婴儿在娘胎里多呆了一天。

和现在相比当时的我们真笨啊，五分钟的新闻从中午一直忙到晚上，那天的主要内容是元旦的群众体育活动，我和当时的新闻组副组长白刚一起上阵，刻意把黑龙江的冬泳，广西的长跑，上海的广播操和新疆的一项什么活动串在一起，企图营造出一种东西南北齐锻炼的轰轰烈烈的氛围。第一个播报中央电视台《体育新闻》的是宋世雄，我记得他当时穿了一件浅棕色的夹克衫。

从现在的观点看，当时的《体育新闻》栏目显得相当粗糙，但是它对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的今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它使得中央电视台体育部有了固定的新闻栏目，提高了中央电视台在体育界的地位，扩大了中央电视台在体育观众中的影响；第二，固定的新闻节目对体育部的工作人员是一种压力和挑战，这种压力锻炼了队伍，使得编辑、记者和播音员的水平大大提高。十年之后，还是这些人员，体育部的节目数量和质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育新闻》栏目的开办为今后的变化打下一个基础。第三，在全国各电视台都积极开办体育节目的形势下，《体育新闻》起到了联合全国力量的作用，给全国各地电视台的同行开辟了一块阵地，对于今后更紧密的团结合作开了一个头。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与国家体委处于“蜜月期”，因此《体育新闻》的开播对于他们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所以非常支持，专门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会委员会关于支持中央电视台办好“体育新闻”节目的通知

*right*（89）体宣字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海南省文化体育厅，各计划单列市体委，总政文化部，总参军训部，各体育学院，各直属单位：中央电视台已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开办“体育新闻”节目，具体播出时间是：每周星期一至星期六第一套节目21∶55（晚间新闻前），次日早第一套节目7∶25，第二套8∶55重播，每次时间5分钟。该节目开办后，在电视荧屏上增设了一块宣传体育的固定阵地。这对充实体育新闻内容，增强体育宣传效果，及时、广泛地传播体育信息，扩大体育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据调查，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的收视率，在所有电视节目列第三位，是广大观众喜爱的节目之一。中央电视台决定开办“体育新闻”节目，对体育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体育新闻”节目开办后，报道量很大，工作中有一定难度，需要体育系统的支持与配合。请各地体委和各体育单位加强同该体育部的联系，积极提供体育改革、体育竞赛、群体活动、体育战线的先进人物等各类信息、资料以及报道线索，组织协调本地电视台传送“体育新闻”以帮助他们办好这一节目。现在社会，电视已成为联系群众、娱悦群众最有效的一种传播媒介。各地体委和体育部门今后更进一步重视电视体育宣传的作用，协调处理好与电视部门的联系，给予电视部门以更多的采访便利。

*right*一九八九年一月十日

PART 03 第三章 黄金时期

当一个人将他做的事当成事业，那他就是将其当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就不仅仅再是挣钱养家，而且是一种乐趣和需要，他也就会投入更大的热情。

90年代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黄金时期，但是过程有些艰难。由于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很令人兴奋，所有人只关注一个目标，很少复杂的利益纠葛。在90年代里面，我带领着体育部的同仁做了许多大事，例如1990年亚运会，1992年和1996年的奥运会，特别是1995年开始的体育频道。

北京亚运会

我是很在乎1990年亚运会的报道的。我早就认为中央电视台的制作人员，当然是有抱负的制作人员，一点都不比亚洲其他人员差，只不过缺少在国外的经费，而缺少大型赛事报道的经验而已。这次亚运会是在北京，谁也不能再用资金、人力、设备为借口继续进行低质量的电视报道，这正是一个机会，一个锻炼而又检验的机会。说是锻炼，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过大型赛事现代化的报道经验；说是检验，我正想利用这个机会彻底了解体育部的每一个人和我自己。我认为大型赛事的报道，特别是亚运会和奥运会的报道就像一场战争，而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检验一个人的能力、胆量、良心和忠诚的最好时机。由于1989年之前我基本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去掺和别人的事务，别人也用不着知道我的能力和为人，但是当官之后我的确应该了解手下，同时也让手下知道我。

我对1990年亚运会报道的思考是从1989年6月底开始的，那时候所有的体育节目都停了，包括每天的体育新闻，但是作为部门领导每天还得到办公室坐着，利用这段时间正好想想未来，对我来讲看得见的未来就是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和1990年的亚运会。

正是这段时间的思考产生出了上述两项大的赛事的报道计划。对于我这样每天忙于事务的人，一段时间的静思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你无法做成一个完整而详细的计划，而计划对于报道，特别是电视报道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视报道比的就是计划。后来的几届大型报道的计划初稿都是我在主办城市参加完情况通报会之后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做的，一方面通报的事情记得清楚，更重要的是在飞机上我心静。

静思之后，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比四年前多了一个每日专题，并且开始了在中央电视台内部的演播室包装，张路就是从那次的报道中成为了中国最好的足球解说顾问的。于是也就有了中央电视台我所称之为“框型结构”的1990年亚运会报道模式。

1989年年底当我在全部例会上提出中央电视台的亚运会报道要采用“框型结构”时，虽然我把自己的想法讲得够详细了，但是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节目来演示，大多数人还是不甚了了。现在听起来很简单：用主持人在演播室的活动做“框”，把直播、录像、新闻、专题、采访等内容框成一个整体，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截然分开。其实就是后来的流行说法“包装”。但是我不愿意使用“包装”这个词，我认为它不准确，有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歪曲或是粉饰新闻事实之嫌。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谈起节目的式样、结构等问题时，我喜欢用“设计”、“规划”等词，极少使用“包装”。

我之所以用我的“框型结构”理论来规划1990年亚运会国内报道是出于一个想法和两个借鉴：一个想法是来自于对国外体育报道的观察，为什么他们要使用比中央电视台多出十倍二十倍的人员？这些人员在做些什么？我发现其实各国电视台在报道大型赛事时90%的内容是一样的！大多数人是在做着“包装”的工作——用赛前的预测、资料，赛后的采访等把整场比赛包起来。而这百分之十却使得他们的节目成为了百分之百的自己制作，我们在这之前恰恰缺少这种考虑和能力。

两个借鉴一个是1984年在德国时的所见所闻，我认为电视既然从欧美处发源和发展，那么在中国做电视的人就应该经常从欧美电视界那里吸取经验和教训来改善自己的节目质量，没有必要去重复他人的错误。另一个借鉴是来自国内的广东，那里由于距离香港近，对于新的制作方法的接受比内地早，1987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那里举行时广东电视台的同行就用过类似的做法。

谈起1990年的亚运会报道，我愿意把体育部在1990年亚运会后写的总结放在首位：体育节目部1990亚运会总结提纲一、亚运会之前的宣传规划在距离第十一届亚运会还有500天时，《体育新闻》在每天的节目之后就开始打出“今天距离亚运会还有XXX天”的字样，以提醒观众注意亚运会的到来。距离亚运会还有300天时，《体育新闻》开设了一个不定期的小栏目——“走向亚运”，加大与亚运会直接有关的新闻报道数量。三个月中共播出亚运新闻150余条。距亚运会200天时，《体育新闻》推出“亚运纵横”栏目，共播出45集，每集2—3分钟，从亚运会历史到本届亚运会的各项准备。距亚运会100天时，由于收到大量观众来信来电，将“亚运纵横”重新整理制作了30集，在《体育新闻》中重播，并且把“走向亚运”栏目固定，保证每天都有亚运消息。距亚运会50天时，向联播提供了10条“亚运知识介绍”和10条“来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报道。”距亚运会一个月时，以8月22日亚运会火炬点燃仪式的现场直播开始，掀起了又一个亚运宣传的高潮。三月份时体育部制订的火炬行程报道计划已经新闻中心批准，确定在联播中开辟“亚运之光”栏目，每天报道一个省份中的活动。此计划有中心统一领导实施，体育部、编辑部派专人负责，整体报道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上级领导的认可。根据一个月的素材，体育部编辑曹玉春制作了20分钟专题——“圣火90”。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越南电视台台长亲自配好音后，将此节目在越南播放（据《参考消息》）。从1989年9月开始，体育部抽出记者孙和平、李浩筹备亚运专题的摄制，至1990年8月，15集专题片——《亚运大拼搏》完成，此节目内涵丰富，制作精良。在亚运会之前，香港无线电视台，南朝鲜KBS，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地多家电视台购买并播出。第一家洽购此节目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台，当时是五月份，该台体育负责人通过卫星收看到了《亚运大拼搏》，第二天便打来电话，要求签订购买合同。以9月21日《圣火90》专题的播出，亚运前奏终场，正式的报道开锣。二、亚运会期间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第11届亚运会的国内报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各层次的观众中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每天我们都要收到上百封来信和来电，其中大多数内容是对我台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认为节目新颖好看，信息量大，不出家门就可以观看到所有主要的比赛。国家体委几个业务处也打来电话，认为我台这次的报道安排很好。在亚运会的15天里，体育节目部收录各场馆传送信号共970多小时，留下了一部第11届亚运会的完整资料，为对外部、出租部、总编室等单位提供了大量素材；共播出290小时的“亚运赛场”节目，其中现场直播120多场共230多小时，录像35场共60多小时；播出15集“第11届亚运会专题报道”，每集30分钟；播出14集“亚运金牌榜”，每集15分钟；在“亚运赛场”和“专题报道”中共采访中外运动员，教练员70多人，其中在现场20多人，请到演播室40多人，这些人中有打破世界纪录的自行车运动员周玲美，有中国第一个亚运会摔跤冠军宝玉，有日本选手佐藤惠（女子跳高冠军），朝鲜运动员李根相（世界第一削球手），卡塔尔名将曼孛尔等人。共采访海外运动员14人。亚运会期间体育节目部的总播出量是300小时（不含新闻），在这300小时的转换之处全部采用演播室直播。由于缺乏经验，开始时主持人有些口误，但很快地适应了情况，未出任何大的差错。这次大量的播出任务给全体编播和技术人员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实践证明，所有人员经受住了考验，15天之后，都感觉到工作能力有了一个大的提高。三、亚运会国内报道成功的原因1. 准备得充分。1989年6月份，体育部提交编委会第一稿亚运报道方案，现在这种现场直播，交叉变化的节目模式就定了下来。在1990年六七月间的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体育部和播送部一起对国内播出制作机房和节目模式进行了一个月的试运行，制作播出了20集专题《意大利90集萃》，特别是在7月9日凌晨世界杯决赛时，完全按照所预想中的亚运播出模式进行了一次实验，把资料、现场和演播室直播结合在了一起。节目播出之后，各方面反映不错，为亚运会的报道打下了基础。2. 节目模式的设计合理。 早在一年多以前，体育部对于国内国际历年的体育报道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明确了亚运会报道的两个基点：一是快，要大量现场直播；二是新，要给观众一个不同于以往体育报道的全新印象。根据这两点，我们设计出了现在这样的节目模式。整个亚运会的报道从头到尾都是以演播室直播为框架，分为“亚运赛场”、“专题报道”和“金牌榜”三个大栏目。这样做有几个好处：新颖：体育部搞过许多现场直播，但都是独立成章，没有更明显的联系，因此除了比赛之外，观众没有栏目的概念。此次的形式可以给观众一种新奇感，更吸引观众。迅速：体育报道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领域，电视虽然可以对大部分场次现场直播，但还有一些比赛得不到直播信号，打字幕是一种解决方法，用解说员在解说现场报告也是一种方法，此次又加入了演播室现场直播这样的手段，它可以更快，而且给观众的印象更深。9月24日，中国男子自行车运动员11∶04冲过终点，获得团体100公里冠军，11∶06守候在现场的记者打来电话，播出中心的人员一面记录，一面开始准备，11∶07分，这条消息在演播室报了出去。活泼：每天早上09∶00，主持人在演播室向观众道早安，然后预告一天的节目安排。每天晚上8∶00，专题报道的主持人向大家问好，综述一天的赛况，每天夜里22∶30，“金牌榜”的主持人又总结出全面的奖牌分布情况。他们的身后是一块醒目的表盘，时间和所有观众家中的一致，加上闪烁的各个屏幕，从心理上给观众一种活泼的感觉。除了赛事之外，还穿插有现场采访，演播室客人，各种花絮等使报道整体生动活泼。多层次：我们设计总体节目时，考虑到了各个层次观众的需要。 对于有时间的体育迷，我有亚运赛场，里面是大量的现场直播和及时的新闻播报，主持人似节目总调度，把观众从一个赛场引向另一个现场，每天长达八小时的节目虽然由各种比赛构成，却又显得浑然一体。毕竟白天的观众人数有限，而晚间8∶00左右，正是全家的闲暇时间，因此我们的专题报道是一个家庭化的节目，它信息量大，但每段比赛时间不长，其中加有“名人访谈”“赛场快讯”“今日战况”“赛场内外”等几个小栏目。灵活：体育比赛中有一些易变的因素。例如，排球比赛，可能一小时，也可能三小时，另外由于海湾局势变化，各项比赛的赛程确定得很晚，例如足球比赛是在9月22日才定下来的，而且有很大改变，由于事先计划时包下整段时间，在演播室由主持人反复报告转播计划，使观众不会觉得突然，比较好地引导了观众的观看。另外因为所有节目都采用直播方式，所以应变能力很强。10月5日晚11点15分，中国男排力克南朝鲜队取得冠军，由于发奖仪式拖得很晚，其他节目不好安排，比赛一结束就停止了转播。这时，许多观众打来电话要求看男排队员站在领奖台上的情景。我们临时决定，在二十分钟之后的专题报道的第一条插入领奖的现场实况，满足了观众的要求。3.所有工作人员全力以赴体育节目部的全体人员在9月6日的动员会上就明确了一点：电视不是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必须有所牺牲的事业。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让全国亿万观众最大限度地了解亚运会。如果说在其他一些小型节目制作时还可以考虑到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但亚运会铺开的面如此之大，牵涉的面如此之广，所有工作人员唯有不谋私利才能完成任务。这次报道的劳动强度之大是任何一次报道所没有的。体育节目部和国内播出制作中心的人员每天8∶00开始，一直要到晚11∶00以后才能结束，中间只有一两个小时的午、晚饭时间，从9月22日到10月7日，每天如此。但无一人有怨言，尽管大家都面露倦容，但每个人又都在高度兴奋之中，因为我们知道，全国人民唯有通过我们才能了解亚运会，我们面对着几亿双眼睛。播送部的丁文华、陈泽时、李跃山、王林等同志从世界杯足球赛之前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连续加班，保证了设备的完好，工作态度令人钦佩。体育部的宋世雄同志患甲亢还没有痊愈，但工作认真负责，把十几位解说员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吕明俭同志患高血压，开幕之前医生还打电话要求让他全休，但他负责“亚运赛场”的播出，没有休息一天。宁辛是“亚运赛场”的主持人，每天早上7∶00开始，一直守在演播室，常处在高度紧张之中，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各方面反映进步很大；师旭平是“专题报道”的负责人，为了把节目搞好，每天8∶00到中心，晚上12∶00以后才能回旅馆，这个节目受到了各界的好评。王嘉玲、张兴、徐磊、任江舟、孙正平、曹玉春、孙和平、庄园、李浩等同志都以一流的水平完成了任务。为了报道第11届亚运会，体育部从河南、河北、广东、福建、上海、浙江、天津、黑龙江、武汉、四川、广西等十多个省市电视台调集了二十几位编辑记者和解说员。我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中央台补充力量，二是给各地方台的体育节目制作人员一个锻炼的机会，以加强全国的协作，提高全国电视同行的整体报道水平。这些同志从9月5日报到，顾不得访亲探友，马上投入了工作。武汉台的邵小洛、高谦任劳任怨，科威特代表团到京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半，他们怕醒不了，干脆一夜不眠，凌晨两点就去机场迎候了。广西台的李鸿文，和采访部庄园一起制作出了质量很高的“赛场内外”花絮。河南台的张玉良、黄建新，浙江台的曹梦星、陈志强等同志，由于在录像、专题和演播室工作，没有记者证也没有时间，到北京一个多月连一次场馆都没有去过。解说员中广东的王泰兴，上海的杨旭峰等同志在游泳、体操和网球的解说表现出了很好的专业素质。新闻中心和其他部门也抽调了一些同志参加亚运会报道制作，采访部的刘静同志负责第二套节目的播出，工作细致认真，并很快地学会了许多体育专业知识，孙玉胜同志带领十几个编辑，负责日常新闻，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必须提及的还有广播学院、邮电学院和人大的二十几位同学，兢兢业业做记录，打字幕、报新闻。像广院的徐滔，李馨、朱雷、田立武，人大的张斌等同学，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所有编辑都要付出更大的劳动，工作将难以完成得如此之顺利。应该表扬的人员很多，难以一一写下，在这次亚运会报道中体育部和十多个单位有着纵横的联系，但都相处融洽，没有发生任何不必要的争执，没有牵扯任何不必要的精力，这正是此次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的保证。4. 不足之处实话说来，此次报道没有留下大的遗憾，但有些教训还是应该吸取的。（1）由于全部节目现场直播在过去没有搞过，主持人在开始时有些紧张，出现了一些失误，但几天之后就应付自如了。（2）由于各地解说员专业素质不齐，加之项目多，上阵仓促，受到了部分观众的批评。（3）对于节目的总体设计，负责人向个别同志阐述不细，否则可以搞得更活一些。5. 表扬名单首先说明，25%的表扬比例对于体育节目部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还是按规定推荐如下（共80人，表扬名额22人）：体育部：宋世雄 师旭平 吕明俭 王嘉玲 孙正平 张 兴宁 辛 曹玉春 孙和平采访部：刘 静 庄 园新闻组：由孙玉胜定河南台：张玉良浙江台：曹梦星广东台：王泰兴上海台：杨旭峰武汉台：邵小洛广西台：李鸿文广 院：田立武 李 馨 朱 雷人 大：张 斌中宣部：尚墨林体育节目部马国力1990年10月6日我在1989年11月15日写了一份关于《第11届亚运会国内报道发排》的报告。中央电视台1990年亚运会报道计划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四十年来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综合运动会。中央电视台除为参赛各国家和地区电视台提供国际信号外，还要承担国内播出任务。它的意义重大，假若安排不当，要遭到从普通观众到高层领导人的批评，影响中央电视台的声誉。因此，本台提出了国内报道原则——及时、充分、隆重。国内报道分为四大部分：一、新闻：关键是快速及时。要充分利用本台现有的新闻节目。重要新闻可以采取插播、字幕形式。并在播出制作中心设立演播室，在直播的间隙中从现场转到中心，由播音员报告其他赛场的消息。总之，要调动各种手段，用最快速度把比赛信息送到观众面前。二、专题：中心是充分新颖。每晚在《新闻联播》之后安排，长度为30至40分钟。这个专题要突破以往纪录片的形式，采用直播方式，包括新闻、采访、专家评论、一日精选，结合在一起，把上下午及晚上的综合信息报告给观众。每日全部比赛之后，安排一个10分钟专题，总结一天的比赛情况。第二套节目安排一个50分钟的英语专题（由TVB制作。）三、直播（包括录像）：特点是全面报道，不留任何死角。建议在亚运会期间暂停电大课程，第一套全天播出体育节目，以现场直播为主，实况录像为辅。在几个赛场同时安排有重要比赛时，视情况而定进行交叉转播。晚间直播以第二套节目为主，极重要的比赛安排在第一套，在晚间新闻之后力争在第一套安排一场精彩的录像。第三套如情况许可，全部为直播或录像节目。四、跟踪报道：包括亚运会前和结束后，目的使观众加强亚运会的印象，使宣传气氛隆重、热烈。体育部目前正在录制一部二十集专题片，暂名为《相聚在北京》，拟从三月份开始播出，一周一集。另外我们从组委会获悉，亚运会点火炬仪式1990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然后分四路跑向全国。建议与地方台合作，从8月22日开始，在《新闻联播》之后安排一个三分钟左右的小栏目，名为《亚运圣火》，报道每天亚运火炬的行程及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样既可以使观众更加关心亚运会，也给国外电视台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亚运会结束后制作回顾节目。五、人员安排。为保证国内播出，节目制作人员需要70—80人。分成七个小组。具体安排如下：国内播出领导小组：沈纪、章壮沂、马国力节目总负责人：马国力直播及录像组：18—20人专题编辑组：10人新闻编辑组：6人采访记者组：10人播音组：10人制片组：3人人员组成以体育部为主，不足部分尽量在中心内协调，以减少经费，但一些专门人员还需从外台借入。全体人员应在9月10日左右集中。六、所需设备：需要建立一个国内播出中心，计划已报总工办。为保证采访、资料之用，需要专用车辆8至10辆。还需要10间住房，供值班人员使用。以上只是初步规划，我们将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以求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的要求。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这份报告不会是由我来撰写的，因为我是在1989年2月份和张家成一起被任命为体育部新的主任和副主任的。那是一个阴错阳差的决定，否则我的历史，甚至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部分历史就要重写。当时新任命的主任张家成已经56岁，他在2011年过世。他是一位专家，中国第一个体育电视转播导演，但是由于“出身”的原因（现在的人们大概不清楚“出身”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重要）一直没有担任中央电视台的部门主管，直到了1989年年初。我还清楚地记得，1988年底的一天，他把我叫到走廊上（因为办公室人多），告诉我：台里找他谈话，让他当主任，我当副手。但是只有我这个副主任愿意担任主要职责他才会接受，我说我愿意，于是我们就愉快地搭档了四年，直至他退休。亚运会结束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面对着几亿双眼睛中央电视台已经在它的历史功劳簿中记载下了无数次大型国际运动会的报道。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中国首都举行。这对中央电视台既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又是一个非凡的挑战，因为虽然亚运会的赛场设在北京，但对于全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它的各项比赛是在家中的电视机里。我们中国的电视记者能不能把这一场威武雄壮的话剧有声有色地传达给全国观众；我们的节目怎样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全国观众的要求？这个问题两年前就摆到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全体人员面前。电视有着广泛的观众，从三岁小孩到七十岁老人；从小学学生到大学教授，常常是坐在一起，盯住同一个画面。它就像一本包罗万象的大字典，每个人都想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词和句。电视工作者面对的是电视节目家庭化的大趋势，我们既要让观众足不出户，在自己的家中就可以迅速地得知地球上每个角落传来的消息，又要考虑到在这个家庭里每一个人的需要。这就是中央电视台亚运会节目总体设计的基本原则。亚运会虽然只有16天的辉煌，但在亚细亚的太阳升起之前，是中国人几年的准备；在亚运会旗降下之后，还给世人留下深刻的思考。我们预感到，我们验证出，观众要求中央电视台的亚运会报道搞出一些新的名堂，因为，这届亚运会在我们家里举行，中央电视台又有足够的能力。我们也在思索：怎样使节目新些、更新些？唯有栏目的变化，唯有考虑到家庭中各个成员需要的栏目设置。1989年6月，体育部向台编委会提交了亚运会报道的第一方案，定下了后来观众所看到的节目模式。从1990年9月23日开始，每天首先与观众见面的是我们的《亚运赛场》栏目，这主要是为有时间的体育迷安排的，在这个栏目中我们采用了框形结构方式，主持人的任务不仅仅是播报新闻，还担任现场采访等工作，他的存在使得每天长达八九小时的节目脉络清晰，浑然一体。有观众来信说：“虽然在这个节目里有时播放的是我不喜欢的比赛，但我还是不愿意离开电视机。因为我知道，过一会儿主持人会播报最新的消息，会带来更加有趣的比赛。”一、有别于以往的报道由于经费和技术设备的限制，过去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报道大多是一场比赛紧接着另一场比赛，虽然也把赛场的信息传达给了观众，但总显出那么一点被动。在《亚运赛场》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内容与以往的报道是相同的，因为运动会的主题永远是各项比赛，但留给主持人百分之五的时间却使得节目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主动的态势，是以往的报道中没有的，必然给观众的心理形成了一个冲击，使人们觉得这个栏目新颖好看，于是这百分之五的添加剂给了整个节目一张百分之百的新面孔。二、观众欣赏习惯的改变历时十年的“电视冲击”之后，观众已经了解到电视制作的全过程，他们知道电视可以做出更好的节目，因此不再满足于电视体育节目仅仅是一场球赛的忠实记录，他们要求看到比坐在体育场内更多的东西，在水平不是很高的洲际运动会时他们的这种要求变得更加强烈，这就促使电视报道向立体化方向发展。虽然现代的电视技术可以把画面很容易地从一个赛场转到另外一个赛场（这次亚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的第二套节目就是这样做的），但从观众的欣赏习惯角度看会显得节目有些零乱，这时候主持人的出现（哪怕只有几十秒）就会给观众带来一种有准备的段落感。三、世界电视的发展趋向充分利用主持人来做节目的过渡，是世界电视的发展趋向，是一个电视台趋于成熟的标志，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电视节目都是以主持人为框架。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电视转播，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NBC）设置了三个主持人位置：一个在现场评论席，一个在主体育场之外的小山上，另一个在播出中心。主持人用时不多，却显得节目很有章法。四、缩短和观众的距离感由于主持人在节目中不时出现，给观众带来一种感觉：他面对着的不再是冷冰冰的屏幕，而是活生生的电视台工作人员。这样就给人一种亲切感，缩短了电视台和观众的距离，而不断地缩短距离正是电视节目收视率提高的一个关键，细读亚运会期间和之后的几千封观众来信，共同的一点是对这种节目形式的认可和称赞。五、节目安排所需要的灵活性越是先进的电视台，它的节目预告就会越早、越精确。中央电视台虽然还做不到西方国家电视台那样在半年一年前就固定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节目的播出时间，但同样有个规矩：要在三周之前把节目定下来。体育节目，尤其是现场直播往往破坏了这个规矩，因为不同的比赛时间长短不一，有些很难预测，另外的一些原因也会给节目安排带来不便。由于海湾地区局势的影响，亚运会的报名截止日期一拖再拖，许多项目的赛程是在开赛前几天才定下来，而足球比赛则到了9月21日才重新分组。由于《亚运赛场》是用主持人框下了大段时间，他可以在演播室不断地预告节目的变化，给了观众，也给了制作人很大的帮助。《亚运赛场》对以往的体育报道进行了一些改动，我们的专题节目同样也走了一条新路。对于全中国来说，第11届亚运会是90年代的第一件大事，但并不是所有观众都是体育迷，他们或没有时间，或没有兴趣整天坐在电视机前，他们想知道的主要是这一天亚运会的大概情况。我们的《第11届亚运会专题报道》在每天晚上的八点左右播出，这段时间全家人都可能要看看电视，因此专题报道是一个更家庭化的节目。什么是全家庭的需要呢？白天忙于工作的人们希望知道这一天的赛况，一直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愿意看看赛场之外的情景；善于思索的人们想知道一些内幕；不怎么喜欢体育的观众又要从中得到一些乐趣，我们的《专题报道》面对着的就是这样的观众。于是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就以每日赛况为主，每段比赛都经过精心编辑，用时不长，点到为止。其间杂有“名人访谈”“赛场内外”等几个小栏目，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记得开幕式的当天，虽然没有比赛，第一集《专题报道》却受到了各阶层观众的好评。在那里边，四位主持人谈笑风生地介绍了中央电视台亚运会的转播计划，编辑徐磊利用团体操的音乐，配上各种画面制作出三段节目（“威风锣鼓”“中华武术”和“体坛英姿”）穿插于主持人之间，既深化了我国人民安定欢乐的主旋律，又不落入政治说教的俗套，使观众耳目一新。在最后一集专题报道中，有一大段对于各界人士的采访，其中有一位清洁工人，解说词这样写道：“十几天来她却没有看过一场比赛，没人注意到她的面孔，却都看到了长安街的整洁，让我们把这最后的镜头留给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们。”这些画面，这种内容，把亚运会的精神揭示了出来，社会的发展为人们带来舒适的生活，但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每个人的奉献。在“名人访谈”这个小栏目中，我们力争使每天的风云人物都向观众披露一下他们的内心世界。记得在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之后，中国游泳队的总教练陈运鹏在我们的演播室里说了一段话：“对领导我保证拿10块金牌，对新闻界我说可能有12块，但我心中的目标是全面超过日本队！”这样真切的言语，谁听了都会为之一振。对于更加忙碌的人们，对于更加热衷体育的观众，我们还有一个浓缩的专题——《亚运金牌榜》，它简洁、明快、费时不长，却很实用。只要看完它，就可以知道一日的大致情况。为了提高观众的兴趣，我们把这个十几分钟的小专题也分成了几个部分，有当日的所有决赛成绩，有各代表团的奖牌总数，有明日的观看热点，还有记者评选出的每日一星。《亚运赛场》《专题报道》《亚运金牌榜》三个栏目的有机联系，构成了中央电视台亚运会国内报道的总体设计，但总体设计的实现，有赖于全新的播出方式，那就是现场直播，那就是连演播室都加上的现场直播。在亚运会进行的16天里，中央电视台共播出了300多个小时的亚运会节目，全部出自亚运会的直播中心，如此大规模的现场直播，在中央电视台的历史中尚属首次，在国外的同行中也是寥寥可数。在亚运会进行的16天里，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悬在头顶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因为现场直播的过程也同时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中央电视台的全体人员都在努力避免失误，同时我们也愿意承担风险，因为这风险只留在电视台，而送给观众的是电视这种高科技带来的信息传播上的优势。这些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快速。快是新闻的第一要素，在大型运动会的报道中，速度表示着电视台的实力，中央电视台在亚运会期间现场直播了130多场，240小时的比赛，这当然是最快的。在没有可能直播的项目上，演播室的现场直播同样也显示出中央电视台的优势。9月24日，中国男队获得了100公里自行车团体赛冠军，运动员刚刚冲过终点，前方记者就用无线电话报来消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面记录，一面嘱咐演播室开灯，主持人准备，当宁辛向全国观众报出这条新闻时，我看了一下手表，距离中国选手冲线的时间只有两分四十五秒。10月5日晚上是男排决赛，谁都没有想到中国男子排球队在决赛中战胜了南朝鲜队。那天的播出时间原定到22点，可这场比赛一直打到23点10分才结束，为了不影响下面的节目，我们没有再等待发奖仪式，许多观众马上打来电话，正在首都体育馆休息室的中国女排队员也强烈要求转播发奖仪式。大家都想看看这些小伙子在五星红旗升起时的神态，我们一面盯着首都体育馆传回的信号，一面计算着《专题报道》的播出时间。当30秒的专题片头出现在屏幕上时，发奖的官员也开始走下主席台，时间正合适！责任编辑师旭平向主持人孙正平说了一句：“计划改变，先播出男排发奖实况。”这时距离孙正平露面还有15秒，他很快地整理了一下思路，用几句话把观众从演播室很自然地领到了发奖的现场，若不是连演播室都加上的现场直播，这条消息就只有等到第二天才能和观众见面了。在演播室直播新闻，除了快速之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效果突出。在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时，我们常常在比赛的现场解说时播入新闻，因为我们没有钱单租一间演播室，那样做也达到了快速及时的目标，但存在一个由人们的收视习惯带来的缺陷。当人们在观看一场比赛时，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画面上，往往不在意解说员说的是什么，这时播报的新闻给人的印象不深，如果画面内容变了，由赛场转回演播室，观众就必须来听听主持人在说些什么了。在亚运会的16天里，无论是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还是宁辛、侯玉婷，身后总是一块时钟，观众真实地感受到中央电视台与他们同在。主持人个别的口误和之后的一声道歉，反而更让人觉得真实，而真实正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真实，正是现场直播的另一个大优势。当一个人得知，此时此刻他面前的摄像机就是家人、亲友的眼睛时，他就会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流露出不太容易流露的真实情感。在亚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坐过70多位中外运动员和教练员，我还记得主持人请打破自行车女子一公里计时赛世界纪录的周玲美向亲人说几句话时的情景：她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是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妈妈，我想你！”多少人的眼睛为之一热。摔跤运动员呼日嘎在演播室里观看了他领奖时的录像，画面中的他泪流满面，演播室里的他也强忍住泪水，拳击手白崇光在专题节目中接受采访时，他深情地感谢教练、亲人和电视观众，脸上那比赛时留下的伤痕似乎也在诉说着此时内心的激动，这些细节是在录像播出时难以捕捉到的。正因为他们意识到同一时间里面对着几亿双观众的眼睛，才使得他们平凡的语言变得如此真挚，正是这种真挚缩短着电视台与观众的距离。历史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已不再是满目的辉煌，而是那辉煌之下的些小的阴影。这辉煌的历史将成为中央电视台未来的起点，我们不会愧对这面前的几亿双眼睛。

巴塞罗那——开始“做梦”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央电视台付出30万美元的转播权费，那年中央电视台在1990年亚运会的历练之后，有了自己的想法。所以虽然还是和亚广联一起，虽然还是与香港TVB共用一个工作间，但是我坚持把门口的牌子改成了ABU/CCTV/TVB。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求这个顺序的改变？它代表着我对于中央电视台体育报道的一种追求，我不甘心。

1991年4月份我给台里写了关于报道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正式报告。

对于外界来说，记得我的人总是提起那一年我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火炬接力。那只是个人生活中的一段美好记忆，巴塞罗那对于我不仅仅是火炬手的荣耀，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指挥中央电视台的奥运会报道。

1990年的亚运会之后我就开始琢磨怎样来报道奥运会，当然我可以按照1988年的模式做，可是我已经知道1988年时我们的缺憾，不甘心再重复一次。那时继续参加亚广联报道组的方案已定，在巴塞罗那我已经没有多少余地，不可能增加办公室的面积，也不敢贸然独立出来另外建设一个自己的播出制作中心。但是我真的感觉到一定应该有一块属于中央电视台的创作天地，于是我想到了北京。没有钱在巴塞罗那租用演播室，还不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建一个？而且北京和西班牙之间有6个小时的时差(当地采用夏时制)，每天最精彩的时候正是北京时间的凌晨，对于电视报道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劣势，如果按照以往的报道方式，除了下决心夜晚不睡觉的铁杆体育迷，其他人从电视报道中得到的是报纸广播玩儿剩下了的东西，这不行，必须有所改变，而且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改变。

我在1992年奥运会报道上的招数主要有三个：开设清晨专题并滚动播出，改变时差的劣势；建立北京直播室使节目活泼机动；开辟

“奥运沙龙”

考虑到早晨人们一般都很忙，听电视的人比看电视的人多，所以我让前方的编辑在6∶00以后传真回来最新的成绩单，在节目开始的两三分钟里我将结果全部报出，这样没有时间看半小时电视的观众就知道了大体情况，有点时间的人可以安心地往下看，同时也弥补了由于前方编辑只能按照比赛结束的先后顺序制作节目，不能够把后结束而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成绩放在前面播出的遗憾。

即使如此，早晨有时间看电视的人数还是有限，于是我们将《清晨奥运报道》重新编辑，加上北京的一些消息和评论，在中午“滚动”播出一次，使观众在吃午饭的时候细细品尝。

由于《晚间奥运报道》在北京的黄金时间播出，所以除了重新编辑突出中国队的成绩之外，加上了前方的直播报道，花絮和评论。

三个专题以三种不同的形式，用三个风格迥异的主持人，尽管内容大体相同却组成了完全不同的三个节目。这是中央电视台最早的常规性早间节目，也是最早的“滚动新闻”，但是由于重要性不同，所以中央电视台台史上写着：最早的早间节目是《东方时空》(1993年)，最早的滚动新闻出现在1995年。

虽然是第一次做，但我的信心还是很足的，费琢磨的是人员的调配。以往后方的人员都是值班收录，现在却是要用很大的精力再加工，于是就要有不少能干的本可以去奥运会现场的人必须留在北京，而奥运会报道对于一个体育记者来说是最高的荣誉和机会，四年才能轮上一回，谁都愿意去。再者留在北京的人还要按照西班牙时间生活，辛苦可想而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身先士卒，我将自己排在了留下名单上的第一位，再挑选了几个听话的，能干的，没有任何商量就宣布了这个决定。留下的人肯定会有些想法，好在没有人对我说出来，我也就假装不知道，其实我的心里非常感谢他们，这也是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常会不知不觉地照顾一下这些人的原因。

由于我担任着后方总指挥，又兼着早晨和晚上两个专题报道的主持人，每天早晨五点钟一定要起床，晚上一点钟才能睡觉，真是累了，连跟着我的人都累，给我化妆的女孩有两次说什么也起不来，我只好自己梳梳头就上镜了。好在观众那个时候关心的只是消息，对于什么人在播报不是很在意。奇怪的是奥运会之后我却逐渐发起胖来，两年内竟然长了20斤！前20年也没有长这么多。细想起来我发现了一个原因：西洋参。奥运会开始之前，一个关心我的好朋友怕我支撑不住，给了我一袋从美国买的西洋参，却没有告诉我怎么吃，只说是“泡水”。我平时喜欢喝浓茶，于是就像泡茶那样抓一撮放到茶杯里，一天都喝这种水，而且到了晚上还把剩下的渣全吃了。真觉得管用，睡得这么少却不困，就是总觉得饿，早晨播出之后两副煎饼果子下肚，12点不到就又饿得发慌，当时跟着我的一个叫郑铁的小伙子后来告诉我：马老师，我觉得中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你去买饭。晚上睡觉之前还得一顿扎扎实实的夜宵，可不是得发胖？我们部里有几个年轻人，例如沙桐，也是从1992年奥运会后变成“沙胖子”的，他虽然没有吃西洋参，但是体育部的工作使得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内分泌失调，难免在体形上有所体现。

现在回想起1992年的奥运会报道，我不能不说：那个时候的环境比现在要宽松许多。这个宽松一方面是从主管部门来的，我们的节目是在一套播出，收视率比现在高出很多，几乎所有人都在看；而且是直播，难免出错。但是我们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过如临大敌的那种感觉，紧张的情绪只是为了让节目更加好看。

另一个方面在于观众的宽容度。那个时候当然有批评，而且有的时候非常尖锐，但是没有现在这样的“刻薄”和“另类”。我翻出来一叠当时的草稿，看到当时我在直播时对观众说的话，感觉到我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换到现今我是不会再这么说的了。

我们这些做体育报道的人，都知道“一荣俱荣”的道理。说到底，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1992年奥运会上表现出色，老百姓高兴，这些“老百姓”里面也包括国家的高层领导。一般老百姓高兴了给电视台打个电话、写封信，总编室会转给各部门，各部门的人员会觉得很有底气；而这些大领导高兴了打电话给台领导，会在高层会议上提起来，那影响就不一般了。1992年奥运会的报道其实有很多缺陷，和后来的精致无法同日而语。但是正是由于这两头的高兴，特别是从最高层来的称赞，使得一切都变得那么的美好。“奥运沙龙”

报道结束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与“奥运沙龙”，照录如下。我想到过“奥运沙龙”的出现会给电视体育报道带来一点儿新鲜的东西，那是在当初设计1992年奥运会报道方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大规模报道奥运会这是第三次了。在这之间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杯足球赛，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体育转播。电视在体育报道中已经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里边还缺少一点什么。以往电视的成功主要在于现代化科技，而节目制作者的再创造往往被“第一时间”的画面传递所代替。与报纸杂志相比，多了“快速及时”，却少了深层次的思考。在体育报道中搞评论很难，报纸上可以刊登很好的文章，但这些文章若是由播音员正襟危坐着朗读出来，恐怕不会有几个人会听得下去；由解说员在比赛进行之中讲出来又会干扰观众看球；最好的办法是编辑大量资料，辅以精辟的解说词，形成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但这是空中楼阁，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播出量情况下，没有一家电视台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总得做一点什么，总得有人用什么方法来填补这个空白，“奥运沙龙”这种谈话式节目是唯一的选择。谈话式节目在先进国家的电视台已经有了多年的历史，是电视评论的主干，它费时不多，场景不大，花销也少，最关键的是它受到观众的喜爱。因为观众总是越来越成熟，他们除了希望从电视中得到新闻，得到娱乐之外，还希望听听电视台对某一个问题是如何解答的。这种谈话式节目成功的基础有两点，一是要有观众感兴趣的话题，绝不能是泛泛的空论；二是要有观众感到亲切和自然的主持人。在奥运会期间，话题是不难找到的，成功、失败、丑闻、狂喜，在这明星汇聚的十六天，在这代表国家荣誉的十六天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事情值得向观众表述。但谁来表述？实在是一个难题。当“奥运沙龙”的构想提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思索着：谁来当这个主持人？他应该是懂体育的男性，因为在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体育观众是男性；他应当35岁以上，只有到了这个年龄，观众才会觉得他成熟可信；他应当是一个记者，因为这个节目需要反应敏捷，并体现出驾驭事件的能力；他还应该熟悉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能够在直播过程中化险为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找到了张武斌，他是中国体育杂志的记者，35岁，在《中国青年报》上经常发表杂谈，和体育界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适合当这个节目的客座主持人。还差一个“主人”，一个驾驭这个节目的人。挑来选去，我最后选定了自己。除了我符合以上的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当时又不能透露给别人的原因：这个节目是一个尝试，可能会在各种环节上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很可能会失败。与其让别人坐在失败面前不知所措，不如由我第一个吃螃蟹，出了事故我反正都是要承担责任的。在7月25日奥运会开幕之前，我当然不能把任何的悲观情绪带给大家。我没想到，“奥运沙龙”会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 在奥运期间我收到了几千封来信，绝大多数是赞誉之辞。在一位黑龙江的观众写给中央电视台的信中，是这样评价的：“在这次奥运会的专题报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奥运沙龙”节目，这种以议论为主的节目，加强了同观众情感上的交流，缩短了与观众的距离。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马国力在画面中的表现，他在屏幕前给人以最好的感觉就是放松和自然，而一切言论和表现又在这种良好的状态下自然地流露出来，他给人以交流的欲望，在他看似平静、平凡、冷淡的外表下，给人以内涵丰富、深邃凝重、亲切真诚的印象……“谈论自己的优点是一种忌讳，但是谈起“奥运沙龙”我又实在不能置身于外，只好犯此天下大忌了。我没有主持过节目，但十年的电视节目制作经验使我比主持人更加了解观众的需要。记得在1986年，我执导《新春体育晚会》时，就告诉宋世雄和孙正平要参与进去，和观众在一起，结果当时出镜很少的他们两人获得巨大的成功。1990年时，我筹划报道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的专题节目——《意大利90集萃》，一再叮咛韩乔生要当“主人”，而主人的目的是引导客人说话，而不是自己夸夸其谈。一时间，韩乔生的名声大噪，这个节目也成为了那个时期收视率最高的非娱乐性节目。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的亚运会，我把并不十分情愿的宁辛强推到“亚运赛场”的直播室里，告诉她一个原则：错了没关系，但要真心地对待观众。真心地对待观众，这是我十年电视制作生涯中最深的一点感受。每到晚上，每到重要的比赛时，全国上亿的老老小小眼巴巴地盯着同一个屏幕，你有什么理由来哄弄这些人呢？我常说：电视记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几亿双眼睛。“奥运沙龙”成功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把观众想知道的事情真心实意地告诉他们，把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也真心实意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观众讨厌说教？因为那是由华丽辞藻堆砌起来的空洞无物的词句，连宣讲者也不相信它。其实，无论在社会的哪一种形态，道理都是需要的，社会越是发展，人们也就越是需要理性的思索，但这必须是真实的道理，而不是虚伪的形式。我还记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的报道。在比赛开始之前人们听到的都是“誓夺金牌”等慷慨陈词，但中国队失利几天之后，充斥在报刊电视之上的却又是大讲“重要的是参加”的道理，颇有一种吃不到葡萄才说酸的味道。这种报道与评论当然不是国人所需要的。在此届奥运会之前，我们定下了一个原则：不能说服自己的道理绝对不能强加给观众。当然这不等于去媚俗，而是要用真实可信的语言去感染观众，使他们和我们一道来思索。例如击剑选手王会凤遭到裁判员不公正待遇之后，我接到了许多电话和来信，观众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并要求电视台对此作出解释。我也感到了裁判的不公正，但是如果我代表观众在屏幕上发泄这种不满，不仅于事无补，反倒表现出一种狭隘的气度，所以我决定实话实说。记得开场时我是这样讲的：“许多观众希望我能够代表他们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但实话告诉大家，我没有这么做。”然后给大家讲了不能用部分的丑恶来掩盖奥运会这十六天辉煌的道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批成员回国后的那个晚上，我们的话题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对失败者的思考。我们真心地认为，在体育之中正确地对待胜与败，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成熟。在为胜利者欢呼的时候，一群成熟的观众不会发出对失败者的谩骂。但是失败者也必须明白，对他们的理解是由于他们尽了力，并且还会尽力去争取胜利。我知道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满意我讲的道理，但我是真实的，这种真实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当我国敞开大门之后，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就是电视。人们对于电视的了解已经迅速地接近了发达国家中老百姓的水平。十年前，人们对于“电视人”普遍怀有一种神秘的尊重感。播音员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党和国家。这样的事情今天再也不会发生了。观众对于主持人的要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电视人”不再被人们当成头顶光环的神圣，而是希望成为促膝相谈的朋友。假如哪一个主持人露出一点神圣的高傲，马上会引来一阵嘘声。但同时观众又希望面对着的这位朋友有着较高的品味，而不仅仅是一个背稿子的“机器人”，他们虽然不像孟母择邻那样苛刻，但绝不愿意看到一个他认为“还不如我”的人坐在电视机里。因此，电视主持人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一定要有某些特点是常人所羡慕的，而不仅仅是你的职业令人羡慕。作为客串的“沙龙主人”，我知道有许多不足，但也知道有一种别人比不了的优势，即我是中央电视台奥运报道计划的制定人，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表达，于是就有了一种非常自然的成熟与自信，再加上这种自信而产生出的幽默，就形成了我自己的风格。记得有一天我对观众说：有人来信建议‘清晨奥运报道’换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来主持，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漂亮的面孔会更提神，但是没有办法，大家还得忍受我的这张脸。这是由于我知道绝大多数早早爬起来看电视的观众绝对不是在乎坐在他面前的是谁，而要听的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消息，所以我敢这么调侃。不想，我马上就接到了许多来信，纷纷为我打抱不平，有的观众大书：“就爱你这张脸！”有趣的是，在“中国电视报”举办的“我看奥运报道”征文活动中，以最高分获一等奖的文章是“主持人的新纪录”，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是不是奥运会太令人兴奋了，于是也让那些节目主持人忘记了屏幕前的‘架势’，无意中袒露出个人性格中的全部真率和坦诚，从而首创了一种主持人的崭新风格呢？马国力不知，当他毫无虚荣自我剖析的时候，我以为他就在我的膝前，我跟他已经交上朋友了。”谁都喜欢听褒扬的话，尽管我也受到过无情的指责。我非常欣赏作者的那一句“节目主持人忘记了屏幕前的‘架势’。”因为“无定式”正是我的长处。当我坐在镜头前面，我想的是观众要听些什么，是节目的进展情况。而全然不去考虑从哪个角度看我才“最美”，正是这种“无我”，才使得观众记住了我，才有了节目的成功。奥运会结束了，辉煌也已经完结，我希望在“奥运沙龙”中的表现，或许可以给电视工作者，给观众一点启发，即主持人首先应该是记者、是专家，这样做下去，我国的电视或许可以和国际标准离得更近一些。

跑马圈地

我常把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的发展比作“跑马圈地”，是我带着体育部同仁们搞的原始积累。在当组长的时候是《体育新闻》，当副主任的时候是1990年亚运会的报道和1991年的《体育大世界》，当主任的时候是体育频道。

我这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在1995年创建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有实力的体育频道之一。当然这是我的职务行为，而且如果不是我在那一个特定的时期担任体育部主任，这个频道还是会诞生的，还可能也这么强势。不过历史却安排了我担任这个时期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主管。

说起“主管”，我想先说一下1989年和1999年的两次被人事部门询问对于体育部门主管的意见，十年之中，人事部门的变化之大，令我啼笑皆非。

前面说过：若不是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意外，从常理上看本来绝不会轮到我当政——当时的体育部主任接近五十，副主任才四十不到，至少有十年的稳定发展期，所以我连想都没想过我会很快执掌体育部。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虽然一定会发展，但是绝对不会像后来的十多年中那样打着如此明显的我的烙印。

然而历史真的是人创造的，这里也包括由于人的失误对历史不同程度的改变。谁也没有想到，体育部主任和他一手提拔的爱将之间在短短两年之后便产生了几乎不可调协的矛盾。其中的原因大概只有他们两人可以说得清，或许他们两人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我当然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但是我的原则是从不介入与工作无关的人际关系和矛盾，看法与观察只是留在自己的心里，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我不会公开对这两个人之间矛盾的看法。

古人还是聪明，早在几千年前就想出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么个故事来警示后人，可惜的是后人却往往忘记了前人的教诲，在他们的争执中受益的是我这只“野鹤”。由于他们两人争执不下，台里决定将两人同时调走，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1988年底，人事处到体育部摸底，征求各人对体育部未来领导人选的意见。在问到我时我来了个直截了当：我看只有我合适。闹得两位人事干部半天没说出话来，之后的几年里他们还是很欣赏地提起我的这个不同于常人的回答。但是我真的认为我最合适，而且事实证明我的确是最佳人选。

到了1999年，人事部门又一次找我谈话，我又主动地“要”了一次官，不过几乎就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局，假若不是台领导的帮助，我可能早就不在中央电视台干了。

事情要向前追溯两年，体育部在1997年升格为体育中心。

在1995年体育频道开播之后，我越来越感到在事业单位的体制之下，单位的规格制约着这个事业的发展，因为尽管我只想当“县长”那么大的官，但是如果最大的官只能是“县长”，那么别人怎么办呢，毕竟别人干事也需要平台，如果体育部主任可以成为比县长还大的官，那么就可以多产生几个“县长”的官职，于是就开始鼓吹体育部升格为中心。

1996年就开始了各种传闻，最后台里报上去的两个中心编制，一个是少儿，另一个是评论。我在各种会议上表明了自己的不满，尽管我和当时的评论部主任孙玉胜也是朋友，但是各为其主。不过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的不满与争执当然是无济于事。谁想有志者事竟成，上面竟然不同意成立评论中心，台里只好再报，已经拥有了一个频道的体育部就这么“替补”了进去。

但是体育部“替补”成了中心并不等于我这个体育部主任就可以自动“替补”成为中心主任，一位还有两年就要退休的中心主任平调到体育中心，我担任副主任，主持工作。

1999年底，总局干部司来人了解这位即将卸任的主任的后继人选，我是谈话的第一个人。“你一直主持着体育中心的日常工作，你认为这位主任退休之后谁可以接任？”“你们想让我说实话，还是想听我讲官话？”我问。“当然要听实话，这是正式的组织谈话。”“如果说官话，我会说听从组织分配，谁来当主任我都保证配合。但是这不是我的心里话。1997年中心成立时谁都知道我该当这个中心的主任，但是组织上安排了另外的人，我在过去的两年里配合得很好，日常业务一直都还是我负责。现在你们让我讲真话，那我要说，这个中心主任只有我当最合适，而且我也不会再配合另外的主任了。”

在1999年的时候，人事和干部部门的人已经听不得真话了，而且，对于他们来说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并不是一个专业岗位，只是一个副局级干部而已，谁都可以当得。于是对我的考察报告上的意见是否定的，台领导找广电部长说明情况，我又写了一份检查说自己政治上不成熟，我才终于成为了中心主任。

每当谈起这件事情时我都要慨叹：十年前可以说的话怎么十年后就不行了？是我不成熟还是这个世界变复杂了？

回首过去，我常常惊异自己，这些年来我是彻底改变了，在许多时间里都是那么张扬和强势，那样习惯于暴露在公众面前。其实我骨子里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从小希望关在书斋里做做学问，写几本书或搞几个发明，将来老了的时候算是没有虚度。这种骨子里的东西大概一辈子也丢不掉，以至现在我感到最自在的时候还是独处，没有电话、没有客人，静悄悄地读读书、想想事。所以我很少串门，同事们在这点上恐怕会觉得我难以接近，但是孤独有时候真的是一种美，我不愿意放弃这种享受。

不过从职业上面我不得不变，因为我被命运投入到了一个变化得极为迅速的行业，被职务推到了一个极为显著的位置，如果我不变，我就会被这个行业这个位置淘汰，我不愿意做一个失败者，所以我不断地改变着自己。

回过来说体育频道。

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其他方面的发展不能说完全是我的推动，体育频道则完全是因为我的坚持，当我1992年第一次公开提出这个想法时，还受到了台领导的批评，说我的讲话太不严谨。

1992年，意大利甲级联赛在周日的第三套节目播出录像。第一次播出时导演哈国英让我说几句话。由于那时美国的体育频道ESPN已经被允许进入中国挺长时间了，我就说了这样的话：观众越来越喜欢观看体育节目，说不定中央电视台在今后也可以开办一个自己的体育频道。

1993年的9月份我向台里正式递交了一个报告，申请开设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我知道体育部当时有些人心里是不同意我的做法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更多地劳动。但是更多的人和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创造机会。我并不认为开设一个体育频道在节目上有太大的难处，也不在乎开始的时候收视面窄。因为我觉得自己把握住了电视发展的脉搏，知道频道资源的宝贵，知道在飞速发展中的中国要发展得比别人快就要把握先机，做别人今后想做但现在还没有做的事情。虽说和几百年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不同，但是在任何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相同的东西。我在部例会上说：这就是“跑马圈地”，先有了再说，然后再精耕细作。关于开设体育频道的可行性报告由于中国体育界在世界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也由于国际社会对于大型体育比赛的关注越来越大，各大电视台都在把体育节目当做支柱之一。要把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级大台，就必须重视这一领域。而且由于体育节目的制作有着比较统一的国际标准，或许我台可以把它当做突破口，更快地跻身于世界级电视台行列。但是现实情况存在着几个矛盾。1. 我台两个频道已经饱和，特别是增加新闻播出次数之后，第一套节目已基本无法在黄金时间安排体育比赛的现场直播；第二套节目由于在21∶30之后都是固定栏目，19∶30—21∶30这段时间本台各部门的争夺也十分激烈，例如影响极大的欧洲足球优胜者杯和冠军杯的决赛，我台拥有报道权，却只能安排在零点以后播出录像。与此相反，各地方台对于体育节目的需要量越来越大，时间安排也越来越好，例如北京台两个频道平均每天在20∶00—22∶00之间有一个小时体育节目，河北台每周一、三、五的20∶00—20∶30是体育节目；上海东方电视台开办不久，但方针明确：抓住新闻和体育，每晚20∶00—20∶15是体育新闻；广东台每周有六个栏目的体育节目。由于上海、广州、天津几个城市不转播我台第三套节目，所以就失去了一大批我台的观众。另外由于片源并不丰富，体育节目已经由过去的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并且出现了地方台和我台竞争购买体育比赛的全中国报道权的现象，在全世界也恐怕只有中国才有。虽然已经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法令，但由于牵涉到各台实际利益，估计不会有太大改观。由于我台不能在合适的时间安排播出，一些拥有体育报道权的公司也正在逐渐转向地方台。虽然目前还不太容易看到这一发展趋势对我台的破坏性结果，但一两年之后，特别是地方台通过卫星实现播出联网，我台的前景将变得十分严峻。2. 卫星电视近几年发展迅猛，它的取胜之处也在于新闻和体育节目。目前我国上空已经有了亚洲卫星电视和美国ESPN两套全天候的体育节目，特纳公司（CNN的母公司）在1993年内也将开设一个专门的体育频道。这极大地刺激了我国的家用卫星接收机消费，将和录像机一样很快地普及到一般家庭。据统计，仅1992年一年我国家用卫星接收机就售出了50万台以上。我台要向世界级大台迈进，就必须重视卫星广播这一新的接收方式，不能忽视这天空中的“战争”。3. 一些地区和单位已经有了成立体育台的设想，如广东的一些城市。国家体委已把此事列入八五计划，只是由于一些手续不太完备，并且对于整个运作系统还不熟悉，不敢贸然从事，但迟早有单位会付诸实施。中央电视台应走在前面。4. 体育节目是最容易国际化的。这种国际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制作的标准，而且还在于节目商业化的标准。体育比赛没有商业赞助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电视体育节目若是没有赞助商的支持也将难以为继。许多国际性赞助商往往是在赞助比赛的同时购买电视广告时段，但必须在半年以至一年前就排定节目播出时间。在我台目前情况下根本没有这个可能，这就使得大笔资金白白失去，相反我台还要付出大笔费用。以上几个现存的矛盾就是开设体育频道的主要原因。但是开设体育频道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密的准备，主要在接收和资金筹备两个方面。一、节目如何落地从8月1日第三套节目上卫星之后，体育频道的节目发送应该不成为问题。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各省市已经没有可能为我台开通转播频道了，而且由于亚洲卫星电视占领市场在先，对后来者的家庭直接接收极为不利。如果节目落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不会在全国形成影响，无法吸引节目和资金，也就失去了开设这样一个频道的意义。最理想的办法是我台下决心在每个省逐步建立自己的转播网，但目前困难很大，因此可考虑分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方法。1. 开路电视：我台首先要包揽国际、国内大赛的中国电视报道权，然后与地方台一个个地签订使用协议。我台可以出资委托地方台在海内外制作，地方台可以免费使用我台的节目，也可以用此节目寻求赞助，但是不得去掉我台节目中的广告，不得去掉我台的标志。同时可以开辟地方台时段，地方台节目带有的广告也可以通过我台向全国播出。这样利益互惠，对哪一方都有好处。但是此做法必须有两个大前提，一是投入比以前大得多的资金购买节目，二是要充分运用版权法。2. 闭路电视系统：有些省、市、地区的有线电视网比较发达，可以与它们逐步签订专用频道使用合同，我台可以分出一定比例的广告费用用于租用频道费。但要考虑到与开路电视台的关系，一个地区不能有节目上的重叠。3. 体育频道设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要在第一、二套节目中保留固定栏目，与体育频道配套使用，经常预告体育频道中节目的精彩部分，起一种“促销”作用，吸引各台与我台签订节目使用协议，并用此栏目中的广告收入弥补体育频道开始时的不足。二、节目制作及管理体制开设体育频道要涉及到大量的商业问题，如和地方台的互惠协议、国际节目的买卖、国内外赞助商的确定、广告的交换方法、地方台的节目制作费用等等。另外为了保证节目制作部门的活力，引入竞争机制，应该只保留部分核心人员为我台固定的工作人员，大量使用社会力量。这就需要突破现行的节目制作和管理体制，要求电视台的这一部分完全按照产业经营方式进行，可以建立中国体育电视节目制作传播有限公司。我台占有51%以上的股份，几个主要台可以成为股东，并且可以向社会集资。如果运转得当，估计在三年内可以建立一个稳定、高效益的全国电视体育节目网络。设立专项娱乐性全国频道，这在我国是第一次，应该由中央电视台来完成，这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电视界的举动，同时也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开办是必然趋势了，所以建议高起点起步，基本一步到位，马上与现行国际体制接轨。以上建议妥否，请批示。

*right*体育部马国力

*right*1993年5月

这个报告上去了几个月都没有音信，到了1993年10月份，台里突然通知我，体育频道的设想通过了，争取1994年下半年开播。原因是北京空出来了一个甚高频的33频道，教育电视台想要，中央电视台当然也想要。大多数人不太清楚，世界上的频道资源是有限的，中国只有40频段以下的频道才作为民用广播电视频道，而为了保证各个频段之间不产生干扰，每个频道之间必须得隔几个频段，于是可以播出电视节目的开路频道就是那么十来个。争取这个新的频道得有充分的理由，当时中国没有，观众又需要的体育频道当然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于是北京地区的33频道就归了中央电视台，作为体育频道在北京地区开路播出。2004年5月，在北京地区33频道播出的体育频道换成了中央电视台的少儿频道。

经过许多次讨论，1993年年底我给台领导又写了一份报告。开设体育频道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开设将会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因为它将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专业性频道，而且它将是一个与国际社会联结最紧密的频道。体育频道的开设与其他频道不太一样，它不能够使用我台其他部门和其他频道的节目，还要保持每天16小时（首播8小时）的播出量，自办节目将占很大比例。但是它也有独特的长处，即一些节目的制作相对简单，制作周期短，而且对广告客户的吸引力也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讨论，我们认为在开播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和解释。一、节目来源和构成和其他部门相比，体育节目的来源比较窄，要受到赛季和赛事的局限。并且竞争又比其他节目领域激烈，经常出现几家电视台同时要购买一个节目的情况。体育频道主要有几个组成部分：国际赛事、国内比赛，教学及养生节目和综合杂志性节目。国际性节目包括所有洲际以上比赛，各足球强国的甲级联赛等。体育部和世界上所有重要比赛的组织者及主要节目商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每年可以购买平均每天两小时三十分钟的节目。另外，可以和美国及欧洲的体育电视台签订长期购片和节目交换合同，从他们那里每天可以得到三小时节目。国内节目包括所有全国性比赛，每天平均四小时。教学节目每天一小时三十分钟，内容为体育知识，健身运动和养生常识。综合杂志性节目是每天的重点节目，完全由体育部自己制作，包括赛事精选、热点评论、人物介绍、幽默竞争等等，长度为一小时。体育频道的开设要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它是一个专业性频道，要针对不同的观众群安排不同的节目内容，除每天晚间一小时的综合节目是为全家服务之外，都是满足特定观众的。因此要根据特定观众群的需要不断扩大节目的来源，播出一些现在很难有时间安排的节目，使喜欢体育的人们感觉到：不论我喜欢什么体育节目，都可以在体育频道中得到满足。每天节目的初步安排如下：08∶00—12∶00 重播前一晚的内容12∶00—13∶30 国际赛事13∶30—15∶30 国内赛事15∶30—16∶00 养生节目16∶00—18∶00 国际赛事18∶00—18∶30 健身节目18∶30—19∶00 体育课堂19∶00—21∶00 国际赛事（或现场直播）21∶00—22∶00 综合杂志22∶00—24∶00 国内赛事现在第一套节目的《体育新闻》和《体育大世界》保留，但节目内容要有较大变化，主要用于节目推广，吸引各地电视台转播体育频道和鼓励客户在体育频道中做广告。二、人员配备体育部目前每周首播节目量为平均20小时，正式工作人员29名，已感觉非常紧张。体育频道开设之后，每周首播量为115小时，虽然由于一些节目制作相对比较简单，人员不能按照节目量增加的比例而增加，但是的确需要有很大增长，而且需要增加一些现在没有的部门，设想如下：综合节目组：35人，负责《体育新闻》《体育大世界》和每天一小时杂志 等自制节目的采录和播出；播音组：10人，负责所有节目的播音、主持和解说；国内节目组：15人，负责国内节目的协调、制作（包括现场直播）和播出；国际节目组：10人，负责国外节目的协调、编辑、翻译和播出；编成组：3人，负责全部节目的编排；资料组：3人，负责所有节目资料（包括录像，文字）的收集、整理和保 存，采用电脑管理，供全体人员使用；节目推广组：3人，负责所有节目的宣传和体育频道在外地的扩展；广告组：3人，负责广告征集和策划（可由广告部人员承担）；联络组：2人，负责国内外节目的买卖和交换；活动组：2人，负责组织和策划由中央电视台主办及参与的比赛及其他 活动；制片组：3人，负责和台内各制作部门之间的联系及担任大型节目的制片 主任；财务组：2人，负责全部收入和支出管理（可由计财处承担）；秘书：2人，行政及业务各一名；副主任：2人；主任：1人；共96人。以上人员采用《东方时空》节目的构成方法，以聘用人员为主，但由于体育频道与外界的联系比其他节目要多，所以正式人员的比例要大一些，估计要一半左右。三、制作及办公条件体育部节目的制作条件不能算好，不是说设备不够，而是过于分散，例如：体育新闻的采访和制作属于新闻制作部，体育大世界和其他专题节目在播送部的传送科，国内外比赛的制作在播送部的主控科，现场直播的设备属于转播部等等。在如此分散的情况下体育频道的设想就很难实现，建议除现场直播的设备之外建立一个单独的体育频道制作及播出系统，包括以下功能：200平方米以上的演播室一间、50平米的新闻演播室一间和相适应的 导播、摄像、播出、音响和灯光系统；单独的播出系统；ENG六套，包括配套的灯光、录音设备；编辑机六套；M2-SP和800P-SP编辑机各一套；带有编辑功能的配音间两间；专门用于收录国内外节目的收录机房一间，包括六台SP录像机。由于我台办公室已经极为紧张，所以建议除将体育部专题组借用的22楼办公室正式分配给体育部使用外不再增加，但需要在我台附近租用部分办公室。四、节目费用支出及收入体育频道的开设将给我台带来一个在许多地方台已经存在的新课题，即如何把节目支出和靠节目而来的收入联结得更紧密。目前节目部门虽然也有创收的义务，但是一来节目广告收入与节目制作费用没有直接联系，二来创收提成分到每个人手中并没有多少，于公于私都没有太大吸引力，搞不好还会引来一些协作部门的误解，于是节目部门也就放掉了许多机会。体育频道的开设需要台里支付相当大的一笔资金，初步估算下来，每年用于购买国外节目的费用大约要35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国外节目公司得知我台开设体育频道必然提出的涨价因素。国内节目制作费用也将需要1500万到2000万元人民币，这些还不包括卫星费等其他费用，总算下来，一年的开销要达5000万—6000万元。当然最理想的方式是节目部门只考虑花钱制作好节目，不管挣钱维持生存，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资金，符合实际的财务制度，合理的个人收入。在这个前提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建议体育频道采取自负盈亏的财务管理方法，而且从世界各大电视台的情况看，体育节目是最商业化的，体育频道无一不是商业化经营，否则不能长期维持。建议具体做法如下：1. 卫星传送和出国转播费用还由台里负担。2. 其他所有开支（包括制作费、节目购买费、工资、奖金等）由体育部自筹解决。3. 允许体育部承揽、安排广告，并允许将一些栏目由企业特约播出，所有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由体育部支配，百分之二十上缴台里。4. 体育部将在允许的范围内制定工资奖金和与台内各协作部门的费用支付标准，这样既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又可以有效地减少腐败。如果经营得法，体育频道开设之后不但不会给台里增加负担，反而还会为台里增加收入，并为一些部门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自负盈亏的最直接办法是取消体育部，组建中国体育节目制作公司，这样可以避开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的一些弊端，如引进外资、人员流动等。如果台领导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宜建立公司，建议采取目前《东方时空》的办法。五、落地措施由于省、市电视台的发展，我台在外地，特别是在南方的影响有日渐缩小的趋势。目前除第一套节目各地观众都可以看得到之外，其他几套节目的收视率都不是很高，原因很简单：一些台，特别是像上海、广东等大台不转播。这就给体育频道的开始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开给谁看？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到资金的筹措，因为节目覆盖面不广，广告客户的兴趣就不大。经过一些调查，解决落地问题要几种方法并举：1. 播放最高质量的节目。我台要充分利用国家台的优势，购买和制作最优秀的节目在体育频道播放，并且在第一套节目中做好推广工作，使一些台在观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播放体育频道的一些节目。同时也给这些台一些利益，例如可以允许他们对体育频道的节目进行重新包装，加进他们自己的广告，但是必须保留我们节目中的广告。目前在第三套每周日晚现场直播1993/1994赛季的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节目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已经和上海东方台、辽宁台、广州台、陕西台、宁夏台、浙江台等近十个台签订了协议，满足了观众需要，也扩大了第三套节目的影响。2. 与地方台合办一些节目，提高地方台的积极性。可以考虑请几个实力较强的台参与一些节目的制作，给他们一定的广告时间以补偿制作费用，同时协议里规定这些节目必须以体育频道的名义在这些台转播。如果可以成立公司的话，甚至可以考虑允许一些台参股，有了共同的利益，体育频道的影响也就会迅速增大。3. 加强和市级台的联系，鼓励他们转播体育频道的节目。市级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但是一般市台不像省台那样有较强的制作能力，而维持播出又需要足够的节目。体育频道可以和一个一个的市级台签订转播协议，每天或每周占用该台的部分播出时间，方法也是免费提供节目，但要保留广告。这需要一些时间，但做完之后对双方都有好处。4. 利用有线电视台完整转播体育频道。从可以预见的将来看，能够完整转播体育频道节目的恐怕只有有线电视台，这应该是我们节目的主要伙伴。北京已经有30万用户，上海1993年底可达50万用户，广州、天津等城市的有线电视台都发展得很快，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台签订合同，观众人数将是非常可观的，对广告客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5. 建立自己的转播网。现在听起来这几乎是天方夜谭，但它是应该可以实现的，而且中央电视台若要保持国家大台的地位，最终的手段是建立自己的转播网。从目前世界电视业发展趋势看，地域辽阔国家的电视台必须成网，否则难以扩大自己。由于地方台的政策比我台灵活得多，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比我台走得要快，都想加大自己的节目量，以吸引更多的广告收入，所以对原来应该转播我台节目的时间和频段一步步蚕食。这并不奇怪，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社会主义的电视台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它不会是纯粹追逐利润的商业机构，但是它也同样需要金钱的支持，同样需要经营，而在经营过程中当然需要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在目前这种机制转轨过程中，体育频道或许可以走得早一些，因为体育较少意识形态的色彩，体育节目的制作和买卖又更多地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成立中国体育制片公司的设想可以实行的话，同时就可以在一些主要地区建立分公司，申请频道，成功之后，我台其他套节目都可以受益。当然这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一件事情若是没有开头，就永远不会出现结果。由于体育频道的开设至少需要半年的准备，因此望台领导尽快决策。

*right*中央电视台体育部

*right*1993年11月

随着这份报告我还附上了成立中国体育节目公司的设想，那个时候真的是想一步到位。关于成立中国体育节目公司的设想我台已经正式提出在1994年内开设体育频道的计划，此项动议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极大注意，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央电视台向世界级大台迈进的一个具体步骤。体育部全体同志有决心在台领导的指导下办好这件大事，因此提出成立中国体育节目公司的设想。一、此设想的依据体育频道按照每天播出16小时的节目量计算，每年有5840小时，按照百分之七十五的首播量，共需节目4380小时。其中一半为国外购买节目，总量为2190小时，如按照平均价格每小时1600美元计算，需要约350万美元；国内制作的节目也是2190小时，按照平均每小时制作费用5000元人民币计算，总共需要1095万元，还不包括奥运会等大型运动会的报道权费及制作费。初算下来体育频道每一年的各项开支大约为五六千万元人民币。这对于任何一个电视台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只要运作得当，体育频道是可以收支相抵并有所盈余的。如果采用目前这种收支分开的办法，节目部门固然省事，但是极容易产生吃大锅饭的思想，很难最大限度地发挥节目的广告作用。如果成立自负盈亏的公司，则会调动每一个参与人员的积极性，使每一个人都有紧迫感。现行体制中的弊端将得到克服。二、资金来源此公司的注册资本如果为一亿元人民币，则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公司共投资五千一百万元，占51%（其中大部分为设备投入），其余49%可以允许有兴趣的大公司参股，共担风险，共享利润，中央电视台并不承担宣传该企业的义务。此项投资三年内即可收回，第四年起开始盈利，具体做法为：1. 广告收入按照国外及目前《体育大世界》的做法，平均每小时8分钟广告，十二小时为96分钟，加上赞助标版共约100分钟。由于此频道开始时不可能有太多用户，广告价格也就不可能太高，按每分钟3000元计，一天的收入为30万元，一年约一亿元。（广东台现已经将白天体育节目中的广告权交给体育部，每天3小时节目中的广告收入共300多万元人民币）2. 出售节目由于体育频道主要通过有线电视进入用户，一些节目可以早于有线电视出售给省、市电视台。另外按照国际惯例对一些特别节目加密传送，收取特殊费用，逐步过渡为由用户直接缴费的收费电视频道，以保证固定收入。由于我国的体育成绩越来越引人注目，国外的电视机构需要购买一些中国的体育节目，这既可以扩大我国的影响，也是一条财路。3. 组织活动体育频道造出声势之后，就可以组织一些大型体育比赛，既可以扩大影响，更是一种赢利手段，例如上海电视台近几年组织的万宝路足球邀请赛，每年的盈利都在三四百万元以上。三、组织结构宜采用目前国内外通行的董事会领导的总经理负责制，结构图如下：以上设想是初步规划，请指示！

*right*中央电视台体育部

*right*1993年8月8日

一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基本的一致意见，所以我又在1994年8月上交了另一份报告。体育频道（北京地区33频道）实施方案（二稿）根据台分党组1994年6月16日决议和8月份的几次意见，现制定出体育频道（北京地区33频道）的实施方案（二稿）如下：一、可行性报告进入80年代，电视显现出飞速发展的势头，在体育报道中更是如此，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国际奥委会终于承认，没有电视以后恐怕就不会再有奥运会。8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几家专门的体育电视台，其中的ESPN成为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体育电视网，而PRIMER包下了亚洲卫星电视的一个频道，综合电视网也在试着开辟出专门的体育节目频道，购买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电视报道权的美国NBC在开路频道中仅播出了161小时的奥运会节目，但在自己的有线频道中却播出了1301小时。80年代后期欧洲人看到体育电视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业，很快就有几家建立起来，由欧洲广播联盟共同经营的“欧洲体育台”目前已经覆盖29个国家，拥有八千万用户。中国是世界上电视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实际上最大的电视市场，还有着最多的体育节目观众，现在中国的电视观众也将拥有一个专门的体育节目天地，那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在北京地区开体育频道之先，符合我台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在开设之初就要明确一个目标：北京只是体育频道的基础，我们的目光要瞄准全国电视市场，我们的标准要符合先进国家电视台的要求，要高起点，从一开始就做得有声有色，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这一点根据体育部近几年的发展和人员素质的提高看是可能的。台领导的意见是体育频道自负盈亏，台里只出少量开办费，其余部分由体育部自筹解决，这给体育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非常坦率地说，在近几年体育频道若要自负盈亏难度极大。以第三套节目为例，虽然里面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体育节目（如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英格兰足球、网球世界等），虽然已经通过卫星向全国播出，但是广告收入几近于零。而体育频道先是只在北京地区播出，后来要通过卫星向全国播出，收视人数比目前的第三套节目还要少，广告商的第一考虑当然是一个节目的观众覆盖率，否则节目再精彩也难以吸引他们。体育频道的另一个主要财源应该是收看费，但是加密传输，有线入户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如何收费，怎样分配这笔收入，目前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办法，所以这一笔收入体育部实际上是无法预测和支配的。资金虽然没有保证，但是节目制作费却不会有任何减少，而且还要提高，因为需要有更加精良的制作。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不能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如果体育频道成功开办，将是对中国电视史的一个贡献，我们应该让这个梦想成真。经过我们的反复研究，认为只要给予体育部相应的政策，体育频道自负盈亏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提出此方案。二、收支情况说明1994年体育部的收入约为8000万元人民币（常规栏目1000万元，世界杯足球赛4000万元，亚运会预计3000万元），支出约2500万元，细目如下：报道权购买费130万美元（上半年已支付50万美元，下半年支付50万美元，另外30万美元是总编室购买节目）；国外节目制作费和卫星传送费约120万美元（播送中心支付）；国内制作费350万元人民币。收支相抵体育部为台里创收5500万元。1995年没有重大的国际比赛，因此第一、二套节目的广告收入不会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由于开始支付1996年奥运会的报道权（共70万美元），体育节目购买费用基本上还是会维持在1994年的水平上（130万元）。国外节目制作费由于体育频道的开设也会保持在120万美元左右，但因为1995年开设体育频道节目量要比1994年高出1700小时，按照每小时平均1万元的制作费计，即需要1700万元，加上其他开支，体育频道的资金缺口为2000万元人民币。经费来源：1. 第一、二套节目的经费还按照目前的方法办理，广告收入全部上缴台里。台里拨出第一、二套中体育节目广告收入的10%作为体育频道的运作经费（1995年为800万元）。2. 体育频道在此基础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广告部派专人管理体育节目广告，计财处设立专门人员管理体育频道的收支情况，向体育部负责，争取1995年收入500万元。提取体育频道总收入的7%作为人员奖金，这个比例三年不变，使得全体人员树立与体育频道共存亡的意识。3. 在体育频道通过卫星传送之前就与各有线台签订转播协议，确定收看费的比例，此项费用逐渐成为体育频道的财政支柱。4. 体育频道可以和第一、二套节目做套装广告，在体育频道播出的收入归体育频道。5. 体育频道允许以不违反现行国家政策的一切手段筹资。6. 为了便于操作，组建挂靠在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下的中国体育电视节目公司（另有报告）。组织结构：体育部按照企业的经营方式，实行双向选择的逐级聘任，采取部主任领导下的制片人负责制，由主管台长聘任体育部主任，体育部主任聘任副主任和制片人，制片人聘任责任编辑、主持人和其他工作人员。部主任、副主任分别担任各有关栏目的监制，责任是对栏目进行人员、财务测算，制定节目标准，审看所负责的节目，对节目质量的下降负全责。根据节目需要，体育部设立新闻节目、杂志节目、娱乐性节目、专栏节目、直播录像节目和综合组六个制片人，聘期两年。制片人有全权决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及工作方式。对制片人的要求是遵守党纪国法，热爱本职工作，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其责任、权利和利益如下：（一）责任1. 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其负责的各栏目任务，密切注意收视率，承担 收视率持续下降的责任；2. 聘任合格的栏目责任编辑、主持人和其他人员；3. 发挥其属下全体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协调各工种的关系；4. 定期评比节目，按照等级发放奖金；5. 和主管部领导一起制定各栏目的合理预算，并监督预算执行情况；6. 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7. 各制片人的负责范围如下：新闻节目：第一套的体育大世界，周五的国内综合报道，第二套周一 的国际综合报道。娱乐节目：体育频道的综艺，体育商场和体育沙龙。专栏节目：所有专项体育栏目。直播录像：现场直播，国内赛场和国际赛场（非常设栏目的国际、国内 比赛录像），所有直播场次的收录（国内外）。综合组：栏目设计，节目编排和推广、资料、对外联络（购买和销售节 目），大型活动组织，广告、财务管理。如有以下情况，部主任可以提前解聘制片人：1. 因玩忽职守没有完成规定任务；2. 不能胜任工作致使所负责的栏目长期受到观众批评；3. 不服从正常工作调动；4. 因病或非因工负伤超过六个月不能正常上班；5. 营私舞弊，违反职业道德，不再适宜工作；6. 不团结同志，有意制造矛盾。（二）权利1. 有对栏目进行创新改造的权利；2. 对所辖各栏目的责任编辑、主持人和其他人员有聘任和解聘权；3. 对节目预算的支配权；4. 对栏目承包的奖金、稿酬有分配权。（三）利益：1. 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从体育部得到的奖金按照副主任标准分配；2. 优先考虑出国执行任务和参加业务交流；3. 所辖各栏目有突出成绩者，由体育部给予重奖；4. 在评职称时予以优先考虑。各制片人所需人员测算：专项栏目：20 人〔包括国外健身术（购买现成节目，承包给外单位重新制作）、健康俱乐部（自办，由外单位承包）、棋牌节目、排球节目、网球世界、足球俱乐部（包括国外联赛的现场直播）、体操、田径节目、NBA（包括其他篮球节目）、乒乓球、老年养生（由外单位承包）、赛车世界、拳击节目、台球节目〕现场直播：10人（包括国内、国外赛场，收录）娱乐节目：6人新闻：10人杂志节目：15人综合组：15人1995年，体育沙龙体育部提倡兼职，多劳多得，体育部节目制作人员名单格式：责任编辑(导播)，编辑（记者），主持人（解说），其他制作人员，技术人员，制片人，监制，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一、各套节目安排：1. 体育频道第二天10∶00-17∶00重播前一天节目，凡有大型运动会时打乱栏目，集中播出。2. 第一套节目周一至周日22∶21-22∶26体育新闻（争取延长至22∶30）周三14∶05-15∶35重播NBA周五14∶50-15∶35中国足球杂志22∶30-24∶00赛场纵横（改名，以国内综合报道为主，包括45分钟足球杂志）周六21∶10-21∶55体育大世界3. 第三套节目周一19∶55-21∶25赛场纵横（改名，以国外综合报道为主，与海外公司合办）周三17∶45-18∶30重播体育大世界周日16∶05-18∶00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直播或其他直播由于体育频道只在北京地区和有线电视台播出，大部分观众会有很大意见，因此建议在第二套节目周二至周五的任何一个晚上安排两小时现场直播时间。4. 第三套节目周日21∶30-23∶45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现场直播遇有重大赛事时，一套或二套安排专题报道，直播全部安排在体育频道。以上方案是否可行，请批示！

*right*中央电视台体育部

*right*1994年8月14日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等待，所有人都认为我的计划过于理想，很难在短时间内实行（现在由于体育频道已经成为收入和收视支柱频道，更没有可能变化了）。我本来也是尽量争取最好的条件，但也知道如果所有条件都具备了再做，那意味着永远都不做，因此还是按照当时的规则办理。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从1995年1月1日起播出，序号排在四套之后的第五套节目。

当决定作出之后，我才开始真正地意识到：我们的天地现在已经在这里了，若是要把这片天空真正地刻上自己的名字，那它意味着更加辛苦的前程，于是在1994年9月11日那天，我写了几句话，交给了每一位体育部的同事：

体育部的各位同仁：

大家辛苦了，这些年来各位对中国观众，对中国体育的贡献及对我个人的帮助，我无法再说感谢。在这里我只想告诉大家，体育频道对每个人都是又一次机会，我们可以用它来创造历史，同时也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因此我恳请各位对于拟就的节目安排，对于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对于建立何种最合适我们的机制发表出自己的看法。 请写在一张纸上，11月前交回给我。多谢。

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收到了所有人员的回复（至今我还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建议足以见得每一个人都是跃跃欲试。

1994年11月1日，星期二，上午九点，我向体育部当时的27个同事下达了任务：“体育频道1995年1月1日开播，从现在开始大家可能要过半军事化的生活，谁的孩子谁抱走，12月25日我将要看到各位的第一期栏目。”此后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办公室的灯光晚上十点半之前就没有熄灭过。

人才重于一切

刚开始的时候，体育频道像是做给我们自己看的。只在北京地区播出没有多少人知道；每天四个小时录像没有多少内容；节目内容陈旧没有多少吸引力。但是它毕竟是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喜欢。我当时开着一辆“桑塔纳”，专门买了一个200元的黑白电视机放在车里，接收固定到33频道，看图像是不行的，但声音还是可以听的。家里客厅摆着两台电视机，只要我在家，一台电视机一定是五套。在办公室里也是两台电视，一台是五套，另外一台是竞争对手。

由于影响不大，所以初创时期的体育频道是非常艰苦的，远不像现在这样的辉煌。1995年时我在《中国电视报》上面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谁来帮我们打天下》，可见一斑：每当周二上午例会的时候，我看着体育部全体人员那一张张略带疲倦的面孔（每星期只有这一天所有的人员能够聚在一起），心里常常泛起阵阵酸楚。这时候我真想高声宣布：停止一周播出，全体休息。但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五年前，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固定播出量（指每周的常规节目，不包括重大比赛的现场直播）为每周4小时，今天是89.5小时，工作量增加了22倍，人员只增加了三分之一，体育部现有正式人员是39位。前些天人事部门统计1994年谁没有休假，体育部列出了十几个名字，而且我还知道绝大多数休过假的人都没有把假期休满。台里许多人对我说：体育部不能只是宣传全民健身计划，而是应该从你们做起。我认真地思考着这个事情。《体育新闻》《中国体育》栏目的制片人张斌、张伟带着七八个姑娘、小伙已经两个月没休息了，包括春节，他们及时报道了中国女排、中国足球等一系列热门新闻，同时也关注着即将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女足队伍和远在巴西的中国少年队。特别节目组的白钢、佟占武等人已经预支出从1994年2月5日到1995年的全部52个星期天，他们的任务是报道中国男篮和男足的甲级联赛，由于他们和各个地方台同仁的努力，观众可以在每个周日的16：05看一场中国足球和篮球的现场直播，尽管水平还比较低，但它终究是我们自己的比赛。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直播节目的制片人哈国英是一位女性，这个吸引了众多球迷的节目对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年有34个星期日要到晚上12点以后才能回家，别忘了，她还是一位母亲。我听一位领导说过，不要把我们的优秀人物都说成是只要事业不要家庭。我知道我们体育部的人其实都挺顾家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牺牲了不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机会，因为节目是以时间来计算的，而时间对我们来讲只有一份。所以当有的观众向我抱怨一些节目的制作水平不高时，我只是点点头，说一声谢谢，但并没有马上把意见转告给制作者，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尽力，他们需要的是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当一些报刊登出对解说员的指责时，我还是点点头，说一声谢谢，但总是要加上一些解释，我必须告诉大家同样是这几个人，五年中他们的工作量已经膨胀了好多倍，而且他们的年龄又长了五岁。所以当台领导问我有什么困难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请再给我一些人，什么人都可以，只要他热爱这个工作。其实有许多人愿意到体育部来工作，在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求职信，翻来翻去却总是不尽如人意。大多数要到体育部来的人是应届毕业生，这些人年纪轻，专业知识丰富，干体育报道非常合适，遗憾的是大学毕业生国家有名额限制，不是说想来就能来，想要就能要。外地也有许多有志者，不少人给我写信：只求你给我个机会，我其他什么都不要。读着这些信件，我很受感动，但人事关系、住房条件、两地分居，这些后顾之忧我却不能什么都不想。余下的天地只有北京，而北京符合条件的新闻从业人员已经被众多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和杂志筛选过了好多遍。在我们招聘的十几个人里面，几乎没有学过电视制作的，好在他们的热情弥补了经验的不足。招聘是中央电视台1993年的一个很好的改革，被称作“第二用工制度”，台里各部对他们绝没有另眼看待，相反待遇还要高一些。但是由于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一种完备的市场化用工体系，所以限制了部分优秀人才的流动，而且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总体教育水平偏低，人才市场上其实还没有成为规模的人员储备。去年的中国足球甲级联赛，香港国际管理集团派来的电视制作组中有中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还有美国人，大多数是为了这个项目而临时招聘的，绝对都是专家。我们中央电视台绝没有欧美电视台的人员条件，但是我们却要尽快地做出具有欧美标准的电视节目，因为我国观众甚至比欧美观众还懂电视，对电视节目的要求还要高，也因为我们头顶的天空上已经布满了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竞争对手是国际上的卫星电视体育网。我们必须和健壮得多的对手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我们还不想失败。所以我问：谁能够帮我们打天下？现有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全体人员当然会尽力，尽管弓弦已经绷得太紧太紧，我希望问一下有志向又有兴趣的姑娘小伙们，或许可以从你们那里寻求到支持?我不是在写招聘启事，只是想告诉大家一点儿实情。

体育频道之所以在90年代初期就可以筹备并且播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体育部的人员结构的变化。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而且从1949年以来，每个人都是“集体”，不鼓励也不承认个人的创造，似乎没有谁都可以。事实上，人的能力和水平是不一样的，在一个成功的单位或者企业里面，总是要有一群“出类拔萃”之辈的。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在90年代可以飞速发展，关键是从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前半期这十几年里加入到体育部的几十个人员。第一批招聘的五个人

他们有这么几个显著的特点：

热爱体育和体育电视。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电视制作的教育背景，但是他们对于体育是极其热爱的，将体育电视作为一个极大的个人乐趣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岗位。

有着强烈的变革欲望。这一批人员加入到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不是由于要找一个饭碗，而是希望这个单位可以改变自己的未来生活目标。实际上许多人都有不错的岗位，加入电视台要放弃当时非常重要的“铁饭碗”。

有着比较现代的教育。他们是80年代中期之后入大学的，那个时期的大学教育材料已经接近了当时国外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比较系统和接近实际的。不像我们那三届的学生，文科教材基本上还是60年代的。

不仅是体育部，90年代中央电视台所有的优秀栏目和部门的出现，都是由于这么一群类似的人才的加入。新世纪前后，中央电视台的位置越来越热，愿意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加入的目的也变得多样。“人才”这个时候在中央电视台已经不被重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质量逐渐降低的根本原因。

好在体育频道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还在，并且已经成为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中坚力量，除了黄健翔之外。在“随笔”里说了我对他离开中央电视台的看法，那是一个“满盘皆输”的结局。

目标管理

用我自己的话说，我对体育部的管理是“目标管理”，这个目标就是节目，谁说什么都没有用，咱们拿节目来看。为了达到高质量节目这个目标，我充分运用了利益和权力这两个杠杆。热情当然是最需要的，但是在现今世界里，怎么样发挥这种热情和怎么样使这种热情持久？人都是有一定的追求的，有的人逐利，有的人为名，当然最好是名利双收。

1989年，在任体育部副主任之初，我在例会上告诉大家：“电视是一种集体的创作，我若要达到将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带入现代社会的目标，需要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节目要靠大家来创造，而我的任务是创造环境。我会尽力为大家创造出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环境。这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使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能力的位置，这就是权力，因为只有有了一定的权力才可以做事；另一个是让大家下班后不去琢磨到哪个商店去买稍微便宜一些的肉和菜，这就是利益，没有一定的物质做基础，热情可以在突击性的任务中照样发挥，但是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是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持久发展，并不是只生存一两个月。不过我不会因为利益而触犯法律，所以谁也不要见钱眼开，而且我希望大家明白，你们不要考虑怎样挣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节目中去，我会尽力而为。”

在体育频道创始之初，体育部总共27个人，当时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临时工，却支撑住了每天12小时播出的中国第一个专业频道——体育频道，为什么？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基于我以上想法而提出的有体育部特点的“制片人”制。我一下子宣布了将近20名制片人(当然事先征求了意见)，每个栏目一个人，我只把节目的大致内容和预算告诉他，其他的事情全部由他自己决定，成为了真正的他的“孩子”，自己的孩子父母能不上心吗？除非他不配做父母。

大概是有人对体育部的“封官许愿”提出了不同意见，人事处的领导找到我询问出现了这么多制片人的原因。我告诉他们：体育部的做法是根据体育部的现有困难决定的，在不可能增加足够的人力的情况下，我只能采取这种做法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潜力，否则无法按计划推出体育频道。既然现行体制束缚了体育部的发展，我只好在体制内进行一些允许的变革，我们的制片人除了干活的权力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利益，既没有其他部门制片人的科级待遇，也没有奖金上面的特殊照顾，只是一张“内部粮票”。

其实我的这个想法来自于“包产到户”，从纯粹的“共产主义理想”来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并不理想的做法，它实际上是利用人们利己的动机来推动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就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现实，而且在一个还很不发达的社会现实里，不可能指望绝大多数人不顾自己的利益而只去追求“理想”。理想作为一种宣传，一种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追求是必要的，一个社会若是没有了对高尚的追求，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过于世俗和低级，但是当权者若是将理想制定成为指导生产的国策，反而会用少数人的激情来扼杀掉大多数人的生产原动力，也反而会使这少数人的理想不能得以实现，我们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不是社会学家，只是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但是正由于电视节目是由一分一秒来构成的，所以我更能体会到这一分一秒的现实。

我有我的梦想，应该说作为体育部主任，我的理想要比手下人多些，我不会计较一些别的人可能会计较的东西，因为我看得要稍微远一些。但是我必须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是体育部主任，别人只是体育部的一般成员，因此我不能够用我的理想和我的追求来衡量别人，我必须用手中的权力使手下人看到见得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听我的理想宣言，如果每个人都为可以看得见的目标去努力的话，这些努力加起来就是我的理想到达之处，他们也就爱听我的理想宣言了。这就是我当官多年来悟出的权力与理想的道理，我把它叫做：以人为本，无为而治。

土地有了，体育频道上天了，怎样才能在老百姓家里落地？当然是要有他们愿意看的节目，而节目是人做的，只有用精英才能出精品。

在体育频道诞生的第一年里，我在部例会谈得最多的是集体精神，是填满现有的播出时间，并不十分鼓励个人在节目上争取获奖，这其实是我的一种无奈。看着别的部门的精品节目，听着在别的部门工作的记者得奖的消息，我的心里很着急。但是二十几个人要使每天16个小时的体育频道不空播一秒钟才是我在那个时期的当务之急，所以我一再问自己和问大家：是抽调出精兵强将一年搞几个一飞冲天的获奖作品，还是将这些人分散到各个栏目，使整体的体育频道显得不那么平庸？无疑我选择的只有后者，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在征得了台领导和广告部的同意之后，我和北京市的十家公司签订了节目制作承包协议，将十个时效性不强的非重点栏目包了出去，主要的做法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部派出一个制片人，节目内容由体育部掌握终审权，每一个小时的节目给承包的公司3分钟广告作为制作费用。平心而论这个条件对于承包公司来说是相当苛刻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体育频道不像现在这么红火，广告部的标价每30秒广告才500元人民币，3000元的制作费即使在1995年也是太低了，这些公司所期望的是在三年的合同期内体育频道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以便做到第一年亏本，第二年持平，第三年盈利。

如果不是一些事先无法预测而我又无法把握的情况发生，这些公司的目标本来是一定可以实现的。除了一个公司能力不济而不得不中途退出外，另外九家工作得十分努力，尽管他们的水平有限，尽管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们还是撑了下来。但是由于外界的干扰，在三年合同期满的时候，最好的公司不过做成个不赔不赚，为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打了三年工，其中不少人还是赔着本赚吆喝。然而当我最后请他们吃顿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向我抱怨，因为他们知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知道一些事情我虽然作为体育部主任却也是无能为力的。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对不起他们，特别是在三年时间里我甚至都没有腾出空来到他们的制作地点去看看，没有和他们从容地坐下来聊聊天。

之所以和这些公司签约倒不主要是为了节约经费，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人来做节目，用句俗话说是“借鸡下蛋”。而且大概是受到国外电视制作方式的影响，我认为走制作公司的路，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应该也是中国电视的未来道路。现在看起来我是过于着眼于“未来”，却多少忽视了现存的“现在”，这个现在就是在目前的中国真正有实力的社会化的电视制作公司还不多，没有形成发达国家那种繁荣竞争的局面，因此公司与电视台之间的矛盾就比较突出。我从一开始就和这些公司讲过：从本质上说我们的目标是不同的，公司的终极目标是利润，否则无法生存；而电视台的终极目标是高质量的节目，否则也会难以为继。高质量的节目需要高额的投入，高额的投入又往往与公司的现状不符，但是若想用广告来赢利的话就必须使节目耐看。从这个角度看，电视台与制作公司是可以找到一个交叉点的，只要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交叉点上，就可以长久地合作下去。遗憾的是现存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使得两者很难长期地处于这个交叉点上。

尽管这些公司制作的节目不能够令我满意，但是他们的存在的确救了体育频道的急，使得我可以稍微从容一点地安排更重要的一些节目。

《足球之夜》

说到体育频道，有几个栏目是不能不提到的，《足球之夜》应该排在第一位。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准确地通过它来说明中国足球和中国球迷。这或许是中国足球的悲哀，也或许是我记者的敏锐，因为这个栏目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对准了足球场之外的足球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是非正面的。从一次次的假球调查，到一次次的黑哨抨击，《足球之夜》被球迷当成了体育界的《焦点访谈》，而它的口号“球迷每周的节日”却因为任务的沉重而改变了味道。而且一旦这份沉重的道义感得不到表达的时候，它的存在似乎都被打上了问号。《足球之夜》就是在体育频道开播一年后播出的，那天是1996年的4月4日，星期四，恰好是我的生日。

两年后的1998年7月16日，又是一个星期四，最后一集1998世界杯足球赛的特别节目《法兰西之夜》落幕了，所有的观众都从这个栏目中看到了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制作的进步，可以说这是《足球之夜》两年多来成就的大检阅，我们成功了。《足球之夜》的最初动议来自韩乔生和张斌。小韩是个极聪明的人，而且非常热心，一个主意跟着一个主意，我常和他半认真地讲：如果不是总显得智商比别人高一点的话，他在解说上下的功夫会更大些，观众的意见也就会少一些。张斌则是一个对实际操作想得更多一点的人，而电视最需要的就是实际操作。他们提出的建议是每周开设一个两小时的足球杂志节目。

我不喜欢足球，二十几个人奔跑拼抢一个半钟头却常常是什么都没有，我对体育比赛则更看重它的结果。但我虽然掌管体育部，却不能够以我的好恶来决定观众应该看什么，而我知道足球拥有的观众最多。我请他们容我细想一下，过了两天，我找到他们两个，说：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但希望做得更大一些，每周四个小时，做一个世界上最长的常规性节目，做一颗体育频道的“重磅炸弹”。这么想的基础是栏目要利用只有体育频道才有的条件，而且只有与众不同才能从一开始就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看了《足球之夜》的前两期之后，我心里就有底了，在那之后我基本上没有再到制作现场去，只是和普通观众那样看电视。我现在修炼成了一个习惯，在制作现场尽量少说话，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替代制片人指挥，因为只要是尽力干活的制片人都会有自己的方案和做法，这个方案和做法不可能与我的完全一样，但只要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何必都让别人按照我的路走呢？领导干涉过多就会扼杀手下人的积极性。所以在重大场合我总是找一个角落静静地看节目、观察人。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坐在那里，那样他们的心里会更踏实一些。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和世界杯我都是这么度过的。1995年，与张斌和黄健翔

我不常去《足球之夜》则是因为那个组新人太多，在他们的心目里我距离有些远，如果出现在他们身边会使他们紧张，相比之下先是张斌后是刘建宏是他们的真正领导，而他们的领导我又恰恰很放心。

我不在当然不等于我不管，我做的经常是他们无法做到的“挡箭牌”的作用，挡住他们因为热情因为热爱变得过于激动的话语，以使这个节目得以长存；也挡住因为受到批评的某些权贵人士的责难，以保护这些年轻人对足球的热情和热爱，因为我知道他们做的一切都出于对这项“世界第一运动”的热爱。

然而说真话太难了，即使是在屡战屡败的中国足球这里。原因是管理中国足球的中国足协是“一级政府”，而媒体是不能够和政府抗衡的，尽管我们是一片热忱。最后我这块“挡箭牌”终于挡不住了，1998年的下半年，《足球之夜》和一些其他足球媒体对于中国足球联赛中问题的鞭挞终于让主管部门坐不住了，即使他们知道问题严重，却绝对不愿意面对公开的批评。于是一纸盖着主管部门大红印章的公文发到了媒体的主管部门，认为现在对足球的批评“不利于安定团结”，多么大的一个理由！于是1998年下半年《足球之夜》被禁止直播，张斌被禁止担任主持人，而且若不是我坚决反对的话，他的制片人都是保不住的。我没有和他说过这一点，当时我收到了数不清的观众的质问，由于职责所限，我一个字都没有说，现在应该到“解密期”了。现在看起来，如果不是有关部门干涉的话，已经进了监狱的足协几位领导是不会在今天成为罪人的，而《足球之夜》这个栏目也不会由于激情不再而辉煌尽失的。

1999年1月下旬，《足球之夜》又被迫改为90分钟，也被迫失去了它的锐气。其实我对《足球之夜》的要求是最严的，经常指出他们的不当之处，但是我更能感受到这个组的年轻人对于中国足球的热爱，对于中国电视的完美追求。人无完人，何况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对他们只应该鼓励而不应该打击。至今我也不承认这个栏目有多大错误，对这种无奈我感到一种真实的悲哀。可以说从那时起，《足球之夜》栏目的制作质量没有降低甚至还提高了，但是收视率却一直走低，因为它的部分灵魂失去了。

我看重《足球之夜》这个创作集体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参与者的激情，这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出色，但是每一个人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都是将自己干的事情当成生命的一部分。我经常和同事们说这么一个道理：事业和职业是有区别的，把自己做的事当职业的人是大多数，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要以此供车供房，养家糊口。而当一个人将他做的事当成事业的话，那他就是将其当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就不仅仅再是挣钱养家，而且是一种乐趣和需要，他也就会投入更大的热情。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把职业和事业合为一体的地方不多，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就是这么一个可能的环境。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工作上的每一个人能够充分地认识到这个机会，能够向体育频道投入更多的热情。

我的梦

我有个希望或者说是梦想，那就是在我的任期里为中央电视台，其实是为中国培养出一支哪个国家的电视人都不可以轻视的力量。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是我对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真实期望。题目就叫《我的梦》：我的梦1996年亚特兰大归来，关于奥运会报道的总结已经有许多，在《电视研究》这份刊物上，我想只以个人的名义写一些个人的感受，作为和同行们心灵的交流。

*right*——题记美国人的骄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他们的梦上。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也没有离开这个主题：在开幕式上空回响的是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我有一个梦”，著名女歌星迪昂的压轴曲目叫做“梦的力量”；组委会主席佩恩先生多次提到奥运会在亚特兰大举行，圆了他近十年的梦；就连赞助商之一的德尔塔航空公司的机翼上也涂着一句广告词：“翅膀上的美梦成真”。亚特兰大本来还梦想着萨马兰奇的一句话：这届奥运会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我们也有梦，亚特兰大为我们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机会。当最后萨马兰奇只能用“特殊的奥运会”这个词送给亚特兰大时，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却可以自豪地宣布：1996年奥运会的报道是我台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奥运会开始之前，我在CNN的直播室里预计中国队的金牌数将在15-22块之间。其实我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余地，我的同事们知道，直到距闭幕还有三天，我还硬着嘴坚持：中国队的金牌数在20-22块之间。这是我的一个梦。而且如果加上那几块沉甸甸的银牌，这个梦就成为现实了。我之所以坚持着这个梦想，是因为我太知道我们报道成败的第一要素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绩。我们整个报道团的58位同志，在亚特兰大没黑没白地拼命，绝大多数人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做梦的时间，以至这次的许多纪念照片都是横七竖八的睡姿。我现在想起当时许多人憔悴的面孔，眼眶还禁不住有些湿润，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的观众通过我们感受到中国体育在世界上的位置。假如这个位置过于靠后，假如又一次出现汉城的结局，还有多少中国人愿意挑灯夜战，陪着我们熬夜呢？尽管在出发前的准备会上，我告诉大家报道要以中国队为主，将银牌、铜牌也当成金牌做。但假如大多数奖牌成色不对，国人还会满足我们只报道中国人的铜牌吗？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换不来像现在这样巨大的共鸣。所以我希望保留着这个梦。而且或许是我报道体育的时间久了，我总是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因为尽管体育比赛之中也有种种丑恶，但真实的成绩还是居多，我特别喜欢运动员在赛后的那种真实的快乐和悲伤。有人告诉我，当了主任就不该再有梦。但我相反，做主任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梦想。从1986年汉城亚运会开始，我就常常感到一种压抑，在国际广播电视中心要和香港电视台的人共用一间办公室，电视信号的分配要听香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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