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渊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陶希圣的前半生试读：
代序
汪朝光贺渊博士是我的前同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去年6月以前，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与同在近代史所工作的贺渊博士当然是同事。去年6月以后，我调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虽然与近代史所只是楼上楼下（近代史所在一至六楼，世界史所在七至九楼），仍然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毕竟各有其所属，只能算是前同事了。不过，我们从事的专业多半都是民国史研究，所以可以说是学术同仁；我从1992年贺博士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时结识她至今，时间不能算短了，其间常有学术往还和讨论，也算是学术友人；我长贺博士几岁，虽毕业于不同学校，但说点自恋的话，还可以算是学术兄长。贺博士近著有《陶希圣的前半生》，嘱我为序，虽然我对陶希圣素无研究，惟因这几层关系，似不能推脱。而且说来巧的是，我正在写多卷本《抗日战争史》的“政治卷”，其中论及陶希圣与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关系，正可参考贺博士的研究。故此也就不揣冒昧，写下一些自己读贺博士著作的感想，以为代序吧！
20世纪的中国，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年代；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又是动乱、变革、战争、革命交织的年代。从世纪初的“庚子”乱局，到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经历了由帝制到共和的丕变；从民国之初的共和民主，到北洋军阀的武力当道；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到国共分裂的十年内战；从日本侵略中国、半壁江山沦亡，到全民起而抗战、中国浴火重生，最终由新中国的诞生，完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治乱轮回。陶希圣的前半生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年代，而如此丰富、深沉、复杂、多变的历史，孕育着、滋养着、也塑造着陶希圣的人生。
说到陶希圣的人生，贺博士在书中有段话很有意思。她说：“关于人的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留下的只能是少数几个人，而很多人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划波无痕……”历史当然也只能如此，大浪淘沙，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其实不过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历数中国的二十四史，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骚客不知凡几，而今天真正能为一般人所知所念的又有几人？即如陶希圣，如果说他在实际的民国史上还不能完全算是“划波无痕”的人物，然而时过境迁，在当下沸腾的生活中，他却确确实实“划波无痕”而泯然于史，很少有专门的传记记述，也不是学界研究的热门人物。而且，如贺博士所言：陶希圣作为“反共健将”，其符号般的身份，一直以来成为学术研究的盲点，这样的状况表面看只是对某人某事无兴趣，实质牵涉到历史研究是否具有全面、理性、客观的学风问题。于此正可凸显出贺博士研究的价值，这样一本研究陶希圣生平和思想的论著，正可填补目前研究的某些空白之处。
贺博士的研究，将陶希圣的人生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去论述，一为生平（政治活动），一为思想（学术论著），这样以主题为分类的研究，自有其长处，便于论述主题的相对集中，也便于读者阅读兴趣的集中。当然，这样的论述方式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思想学术和政治活动往往是密切相关的，两者之间的脱节，可能不利于读者对陶希圣的全面认知。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是将思想学术和政治活动两者密切结合的写作方式，也会有论述主题隐而不显的问题。说到底，学术研究的表述实在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要紧的是，论述能够自成逻辑、自圆其说，阅读具有通畅自如的感觉，而在这两方面，贺博士的著作是做到了。
说到陶希圣的政治活动，对其稍有了解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在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投敌及其后的反戈一击并毅然脱离汪伪阵营，这当然是一段相当具有戏剧性的历史情节，并且最易为人物传记的写作者和读者所关注。贺著不仅写到了陶希圣的这段历史，而且还写到了这段戏剧性历史的前因后果，写到陶为何追随汪投敌，又为何毅然反戈一击；写到汪精卫斥陶“男盗女娼”，周佛海骂陶“禽兽”，必欲杀之而后快，而陶也对汪伪口诛笔伐毫不留情。结果，汪精卫、周佛海等都因为投敌而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陶希圣的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回头是岸，总算可以使他的历史与汪精卫、周佛海等有了不一样的评价，虽然其一度的投敌之举仍然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他永久的痛。现实比故事更精彩，真实的历史比创作的小说更瞠目，贺著记述的这段历史便是个例证。
其实，除了上述这段戏剧性的历史，陶希圣的政治活动还有许多可以记述之处，如贺著中所论之陶希圣在“五卅”时期的表现、成为国民党“左派”和改组派的前后，如何从主张强硬抵抗日本、要求实行民权、批判南京政府，转变为倡言对日“低调”、参加“和平”运动、失足投敌，再到回归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智囊，为读者勾画出一个活动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的丰富的、多样的、复杂的、变化的面相。
陶希圣的政治活动复杂多变，学术生涯同样丰富多彩，而且毋宁说，陶希圣更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印迹的，是他的学术研究。他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领域，都有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后来研究也有相当启示的开创性成果。
陶希圣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他的求学时代，正值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跃之际，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本土的外来的，先贤的西哲的，都给了陶希圣丰富的思想营养，成为他以后取得学术成就的基础条件。贺著还关注到陶希圣早年所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其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她认为：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敌对，“终身反共，但他的思想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时的马克思主义风潮，对于陶希圣而言，绝不是一阵风，掠过即逝，而是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之中”。这不仅再次反映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而且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那时的中国所具有的理论影响力及其解释历史的普遍适用性。
作为一个已经有不少成绩的学者，如果陶希圣能够坚持其学术研究事业，或许他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如贺著所言，陶希圣是一个行动中人、一个现实主义者，具有传统文人出相入仕的追求。当他追随汪精卫投敌而又回归国民党阵营之后，在许多人的不解、批判乃至唾骂中，因为蒋介石的不弃和重用，给了陶希圣想要的政治空间。感激加需要，使陶希圣从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所谓“参政不知政”的学者，转变成蒋介石御用的文人。从此以后，陶希圣的著述多半便失去了探求学术真理的意义及其客观性，而沦为服务于反共政治论战的主观写作，这也是陶希圣的个人悲剧和悲哀吧！
贺渊博士在本书后记中说，她的研究和写作承担了三个层次的任务：一是揭示陶希圣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二是真实描述陶希圣的政治生活，以求探寻现实与理论的互动关系，学者与政客胶着的样貌；三是将陶希圣作为个案，以求更深入、多面地揭示民国时期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国民党的正统思想。总括起来，是研究游走于学术和政治之间，从有政治见解和独立人格到依附于权威的陶希圣的半世生涯；从陶希圣看大社会，同时又在大社会中寻找陶希圣。就贺著的论述而言，这三个层次的任务也应该说完成了。读者读了贺著，未必都同意她的看法，当然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贺著作为陶希圣研究的新著，运用了许多新的档案文献史料，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是值得研究者和读者所关注所重视的。
历史研究是向后看的学问，不过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所谓以史为鉴的意义正在于此。人物研究又是历史研究中最为人关注的领域之一，由无限丰富的人生，可以更多理解无限丰富的历史。从陶希圣研究这样的个案，我们可以对民国史和民国人物的多样而复杂的面相有更多更深的认识，而贺著也由此可以充分体现其学术的价值和意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想来贺渊博士在完成这部著作时也有同样的感受吧！
在写这篇小文时，想起25年前，我和贺渊博士都住在石景山的八角小区。一次饭后散步时，我们相遇，询问起各自正在做的研究工作。如今忆起，倏然惊觉时间如白驹过隙，已然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都已从青年研究人员，成长为所谓资深学者了。贺渊博士完成了《陶希圣的前半生》，可喜可贺！不过，我还是满满地期待着，能够尽快看到她写的《陶希圣的下半生》，那或是又一段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故事吧！汪朝光于东厂胡同一号世界史所2017年4月10日上篇政治活动篇自问此一生，前一时期由学生而教授，大言之为“讲学”，质言之仍是求学。后一时期由教授而记者，妄言之为“从政”，实言之只是论政。综计两时期，个人活动所更非一，终始不出读书、作文、演说、讨论之范围，旧名词所谓笔耕与舌耕，合言之，或可称为“笔舌生涯”。 —— 陶希圣《八十自序》第一章一生的基础第一节 早期教育一、家世与启蒙
陶希圣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故乡湖北黄冈出生。原名陶汇曾，字希圣。祖上务农。父亲陶月波，字炯照，号月舸，前清秀才。1903年，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陶月波考得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分发河南省。清末历任河南夏邑（1904）、新野（1906—1907）、安阳（1908）、叶县（1909）、洛阳（1911）诸县知县事。民国初任湖北黄陂县长及河南汝阳道道尹。
中原、古道、骡车，父亲缓缓道来的故事，是陶希圣对于儿时温馨的记忆。陶希圣四岁开始随父亲来到河南开封。1906年，陶父从开封转往新野上任，带着全家坐着骡车走了一个多月。“沿途到处都是古迹，如《诗经》上的汝坟，《左传》上颍考叔的故里，朱仙镇的岳庙，许州至南阳和新野一带又有三国时代或真或假的遗迹，增加我的历史与小说的兴趣。”他的父亲显然慈祥而有耐心，“他自己教我读《书经》和《礼记》，接着就读《史书》和《汉书》。他在庚子年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对‘楚汉之争’的地理形势，亲身经历，特为熟悉。他为我讲《汉书》，描摹分析，使七八岁的孩子仿佛亲眼得见刘、项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厚重的中原文化，通过传说、书本和古迹早早地融入陶希圣的生活，引领着他以后的人生。
县衙、监狱及官场的交接，同时镌刻在陶希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陶家居住在县署之中。陶父作为一个县官，主要接触的是刑名和钱谷，陶希圣1971年回忆说：“吾父以缉捕之勤敏与问案之严明，著名于河南省。历任巡抚与藩司派他署理县事，除安阳及洛阳为‘冲、繁、难’的县份而外，如夏邑、新野及叶县皆是盗贼丛集的地方。夏邑有响马，新野有水盗，叶县的强劫案尤多。吾父每日的工作，白天看案卷，办公文，晚饭后问案断案，夜间出城缉捕盗贼，至次日清晨回衙。我自四岁至十二岁，先是随父读书，后来进中学受课。只要是居留县衙的时候，不仅视审听判，每晚皆在，并与幕宾长随，谈说刑名，虽当时见识有限而此后记忆仍清。”童年的际遇,使他成年后自然而然地接近政治，对政治制度、行政制度有着特殊的敏感。
儒学、新学以及革命的氛围，塑造着变革时代的陶希圣，陶希圣身上承载着传统文化而又沐浴着欧风美雨。早期，陶希圣所学以儒家的读本为基础。陶希圣升中学时，正值清政府实行新政，新政的重要内容是对教育的改革。陶希圣入旅汴中学，成为清末第一代中学生。中学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物（即物理和化学）以及博物（讲述动植矿物）和体操等课程，属于最新式的教育。因此，陶希圣也接触到进化论、法国革命等西方文明。随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成绩一直很优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陶希圣回到湖北继续中学学业。他比较偏爱英语，考入英文馆，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个英国人。
社会正在变革，给他切身体会的是河南一中龙健行先生。这位先生教他们英文，以拿破仑小传来讲读。后来，得知清廷要捉他，龙先生先一步逃出。陶希圣才知道龙先生是同盟会革命党。20世纪60年代中期，师生在台北再续前谊。此前，龙已入佛门为僧。1968年龙健行先生去世，陶希圣作挽词，颇有感情：“早年革命，中年遁世，托信仰于禅悦，寄抱负于诗词。深知爱国热忱，老年弥笃。划报执贽，近日重逢，念河南之拜别，喜台北之快晤。只惜道山挥手，为日无多。”
晚年，陶希圣回忆年少时的情景，很具画面感：“我们五六个同学，年龄在十二岁至十五岁之间。每星期日，相邀出游。我们行经铁塔，看过大佛像，抵城墙脚，爬到城墙上，越过城垛，跳下去，再北行。那是一望无涯，仿佛大海的浪潮一般的起起伏伏的黄沙堆。在黄沙堆里，有一排一排的柳条。我们坐在柳树根，高谈革命。我们的消息得自传闻，都是些以讹传讹的故事……”这个城市指的是河南开封，时间为1910年前后。恩格斯曾经说过：“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其实，“革命”对于孩提时代的陶希圣来说何尝不是这样，浪漫而有趣，感受到的是节日热闹的气氛。二、大学时代
1915年，紫禁城，溥仪依然作威作福；北京，在位第四个年头的大总统袁世凯，心已不安，只想再往前走一步，为当上皇帝忙于和日本就“二十一条”讨价还价；海外，孙中山在日本、南洋领导中华革命党为反袁而奔走……
社会发展着、生活继续着：南浔铁路、张家口至大同铁路告成；陕西宜君开办石油；国民会议组织法、地方自治实行规则公布；濮阳黄河决口，浙江、黑龙江水灾，河南蝗灾；北方清华、协和、汇文三所大学在清华园举行联合运动会；南方金陵、之江、东吴、沪江、圣约翰大学和交通部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在上海举行联合运动会；中国科学会发行《科学杂志》，梁启超主办《大中华》报创刊，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北京修建完成一条从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到正阳门的环形铁路，铁路在东便门与京奉铁路接轨；京师图书馆在国子监南学房舍筹建中，环形铁路和图书馆于次年正式使用……
1915年初春，陶希圣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北京，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并被录取，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陶希圣后来回忆说，进入北大预科以后，逐渐受到章太炎一脉学风的影响，开始老老实实读书。黄侃、朱希祖等章氏弟子不教预科，学生对他们只能远远观望。在预科期间，陶希圣读宋明两代的学案颇有心得，逐渐去掉少年的“骄傲”。
1919年，陶希圣升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法学成为他的主攻方向。他学习日本的民商法，并为此学习日语；他学习德国民法，攻读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英文版著作；他选读法理学、法哲学的相关著作，涉猎新黑格尔派、新康德派以及社会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日本法理学著作，兼学欧美法学。从“共学社”（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组织）之处购买社会科学的新书籍，开阔眼界，包括：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拉马克的《生物学》，等等。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陶希圣买到两本书，自认对日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版的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清代胡培翚著的《仪礼正义》。前者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存在着根本逻辑上的不同；后者则使陶希圣领悟，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古籍中保存有大量古代制度的线索，值得花大力气发掘整理。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在研究中国史的时候，实践了当时的设想。“五四”前后各种政治思想的传入，为陶希圣等求知欲极强的青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北大读书的陶希圣有机会读到、听到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作。陶希圣终生反共及其理论，但他的思想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风潮，对于陶希圣而言，绝不是一阵风，掠过即逝，而是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之中，成为左右他思想的方法论。
陶希圣晚年自称对《新青年》不感兴趣，但是，对黄建中先生主编的《国民》杂志，评价很高。《国民》杂志创刊于1919年1月的北京，原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1921年5月停刊，是一个文言文的刊物。该刊属于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1918年，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北京的部分学生组织起一个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并利用假期到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宣传和联络，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团体。为了便于活动，救国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杂志的主旨是宣传爱国主义。国民社和《国民》杂志，在当时文化界十分瞩目，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蔡元培为杂志作序，投稿人有李大钊、黄日葵、许德珩、罗家伦、蓝公武、杨昌济、易家铖、陈国榘、吴稚晖、张东荪、汪东、章炳麟、刘师培、黄侃，各色人等参与其间，刊登的文章不拘一格。《国民》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李泽彰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费觉天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自叙》，常乃惪译、W. Paschal Larkina著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周炳琳译、Henry C. Emery著的《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陈国榘所著《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和《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等等。其中，介绍了马克思最主要的两大文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以及陶希圣后来极为感兴趣的历史唯物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陶醉于各种主义的陶希圣初识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
陶希圣最感兴趣的是法学，他的思想方法偏向于法学的方式。法学是一门与社会不可分离的学问，因此，他又表现出了对于社会状态的关心，这种关心，脱离了纯粹理论的关怀，与现实紧密地结合，使他跨入社会学的领域。从专业来看，陶希圣一直对家庭法有兴趣。他自称是受当时北大法律系主任黄右昌先生的影响，黄先生曾经指导陶希圣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和徐乾学的《读礼通考》，陶希圣称“至毕业之后，黄先生此一番话，决定希圣为学之方向”，可见影响之大。不过，陶希圣在大学四年级时还选了黄先生的亲属法课，有意思的是，对于选修此课，晚年的陶希圣的评价居然是：“毫无所得”。
陶希圣通过学习西方社会学和中国历史，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框架。日后他陆续出版的著作如《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以及翻译的奥本海默《国家论》等，与他在北大所受教育以及最初学习的感悟分不开。1922年，陶希圣大学毕业，学生生涯就此结束。
陶希圣在学生时代聪慧刻苦，中西兼学，为他日后学术上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从他的学习轨迹可知，东西方文化给他奠下了同样深厚的基础。他的勤奋，加上当时的外在条件，使他成为一名知识全面的学者型人物。第二节 涉世之初一、加入“孤军社”
1922年，年仅24岁的陶希圣完成大学的学业，正式踏上了社会。
陶希圣带着一只皮箱，一卷铺盖，坐着江轮来到安庆，接受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聘请,担任该校的法学教师，主要教亲属法、继承法、公司法和保险法等。安庆当时是安徽省的省会，但对于陶希圣来说，天地小了些。况且远离故乡，没有朋友，学潮时有发生，陶希圣颇感厌倦，所以，工作了一年之后，不再接受法政专门学校的续聘。
没有工作的陶希圣闲散了一阵，终于迎来一份令他心仪的工作——商务印书馆编译。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最初只是一个专营印刷的小厂，以出版教材起家。20世纪20年代，在张元济、夏瑞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商务内分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成为一个集编辑、印刷和发行于一体的企业，出版书籍涉猎范围之广，在出版界独占鳌头，并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科技图书和西方学术文化著作，在传播新文明方面贡献卓著。
商务印书馆雄心勃勃，向文化集团的方向迈进。讲到商务印书馆，必须提到涵芬楼。目前，在北京王府井北大街的商务印书馆门市即为涵芬楼。但最初的涵芬楼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1909年商务印书馆把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称为涵芬楼。涵芬楼藏书丰富，为编辑们提供了相对充沛的不易获得的新知识。为了让涵芬楼的藏书更好地造福读者，商务印书馆决定开办东方图书馆。1926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除古籍外，涵芬楼的所有书籍资料，归独立的东方图书馆所有，对外开放。商务印书馆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为出版界培养了一批人才。这是后话。
1924年7月，陶希圣进商务印书馆工作。此时，商务印书馆赫赫有名，阵容强大，陶希圣进入的“编译所”，可谓商务印书馆中的最重要部门。陶希圣成为法制经济部编辑，不但解决了自身的生计问题，而且可以继续研究法学，关心其他社会科学。
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陶希圣拥有多重身份：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上海法政专科学校兼职亲属法教师，东吴大学政治学教师。结交朋友成为陶希圣此时生活的重要内容，左至共产党，右至国家主义派，都有来往，其中不乏“博学多才之士”。陶希圣与商务印书馆中东方杂志社和小说月报社同人多有来往，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比如小说月报社的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东方杂志社的樊仲云、胡愈之、沈雁冰等人。他加入学艺社，并在学艺社里结识“孤军社”的一些朋友，包括周佛海、梅思平、萨孟武等人。孤军社是由学艺社的社友另外再成立的。1922年，《孤军》杂志在上海问世，主要成员有何公敢、林石虎、阮湘、郭心崧、刘光华等人。孤军社的何公敢组织一社团，名为“独立青年党”，创刊《独立青年》月刊与《独立评论》周刊。何公敢邀请陶希圣主编《独立评论》周刊。初出茅庐的陶希圣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一篇小文，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组织以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为主要阶层的观点，并对士大夫的发生、发展到没落作了简单归纳，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其中既有赞成也有反对的意见，这让陶希圣很兴奋。《孤军》杂志一干人，一度想在中共与国民党之外另设一派，最初主张实行议会制度，一年后，决定实行国民革命。就思想的渊源来看，参加者多为东京帝大回国的留学生，其中一些人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颇为了解，他们自称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得出了共产主义不适合目前中国的结论。《孤军》杂志突出对经济问题的探讨，从其第二卷第一期开始，专门开设经济问题讨论栏，甚至认为经济组织的变更，直接影响人民的内部生活。他们认为教育能够维持将来的国家，所以一直重视教育……陶希圣和他们一样，也关注着社会主义理论。
寻找此时的陶希圣，可以不时地邂逅“马克思主义”“河上肇”“经济”“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不适应中国”“士大夫”等词藻和概念，今后陶希圣政治与学术生涯中的关键词，闪现在未知之前……二、相识周佛海
群英荟萃的商务印书馆，令陶希圣如沐春风，年轻人间各种思想的碰撞，激发了他的思辨能力。日后追溯，陶希圣投身政治与这时的结交脱不了干系。其中，周佛海与陶希圣因为孤军社，人生轨迹有了首次重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称为密友也不为过。
周佛海生于1897年5月，湖南省沅陵县人。早年丧父，家境败落，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1919年东渡日本，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后到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两年。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周佛海选择京都帝大，因为那里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教授。
周佛海是一个政治活动能力极强的人。1920年，作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他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3年，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24年5月，周佛海从日本回国，应戴季陶电约，赶赴广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宣传工作。1924年秋天，中共中央批准周佛海脱党。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显然十分赏识周佛海，曾经写信向蒋介石推荐周佛海。
戴季陶可谓“慧眼识英雄”，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论接班人。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共关系面临新的挑战。戴季陶在上海写就《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以求将孙中山的思想以完整的理论体系传世，被称为“戴季陶主义”，在思想理论层面进行“分共”。与此同时，周佛海正在主编《社会评论》周刊，他在该刊上办纪念孙中山逝世特刊，让同人分任著述，周佛海自己担任《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的写作。他声称当看到许多中共党员而非国民党员大讲三民主义时，不满和担心油然而生，决心占领这块思想阵地，立志把孙中山的主义加以分析综合，著成一部有系统的书。戴季陶读后，很赏识，将此文印成单行本发行，并亲自作序称：将周的文章与“拙著《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篇论文并读，在研究上面，有不少的帮助”。无疑，戴季陶在思想上将周佛海引为同志。
1924年11月，周佛海从广州来到上海，参加了孤军社，曾在《孤军》杂志上发表《国民革命中之阶级问题》，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是全民革命或国民革命，不是阶级革命或社会革命。在此前后，陶希圣和梅思平经何公敢介绍，也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都成为独立青年社的成员。罗君强曾说：“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其实，1927年陶希圣在武汉时，周佛海当时对陶希圣并不完全信任。这年5月，夏斗寅部逼近武汉，武汉比较混乱。陶特意跑到周佛海处，劝告他们到汉口租界去避避。正在准备出逃的周佛海夫妇并不答话，而是拿出一件哔叽袍子送给他。当陶希圣出前门，他们即从后门出走到汉口去了。周佛海夫妇把陶的出现当作“侦探他们的行止”，可见相知不深。
在蒋介石、汪精卫势力的来回拉锯战中，周佛海受到蒋介石的器重。1927年底，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来到上海，指定戴季陶、邵力子、陈布雷、陈果夫、周佛海五人为委员共同办一份杂志，由周佛海总负责，于是《新生命》杂志问世。周佛海也以国民党新的理论家的姿态，著书立说，宣传三民主义。1928年4月，他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出版，销量极大（他自称半年售出5万本）；1929年1月，他又出版了《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该书奠定了他在理论界的地位。周佛海因此也是风生水起，政治上颇为得意。
因为有了武汉一段的交往，陶希圣和周佛海逐渐走近，1928年4月以后，陶希圣一度能够得到南京政府的任用，与周佛海的提携有很大的关系。1929年，陶希圣加盟《新生命》杂志，后来居上，大量的文章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刊物上。由于陶希圣后来参加了改组派，以至于有人误认为《新生命》属于改组派。1929年以后，周佛海大部分时间追随蒋介石，投身于第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等政治活动之中，难以分身经营杂志，萨孟武和陶希圣负责《新生命》杂志和书局的具体工作，并使这份杂志的学术性大大增强。陶希圣与周佛海的交往因为《新生命》而更加密切，他们时常讨论相关问题直到深夜。但周佛海属于蒋派人物，陶希圣则属于汪派一员，周佛海和陶希圣在思想与抱负上存在着差别，陶希圣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对于民主制度有所了解和期盼，周佛海本质上却是一个政客，难有独立的人格。因此，陶希圣在当时情况下，颇有血气地加入改组派，表现了此时的他拥有自主不羁的性格。
1931年底，陶希圣到北京当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周佛海则因江苏省主席顾祝同的邀请，自1932年1月起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虽然两人一南一北，但陶希圣没有间断与周佛海的联系。那时的交通远不如现在便捷，可也阻挡不了陶希圣不时南下的步伐，比如，1937年1月27日，周佛海日记记有：“约希圣、孟武、思平、心崧午饭，并谈至下午四时。”1月28日，“十二时赴思平家午饭，希圣、孟武亦来，谈政治、党务及国际情形，并及于学术，所涉范围甚广”，延续了他们之间的友谊。陶希圣主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和《食货》杂志在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于公于私，陶希圣仍然和南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937年7月，国民政府召集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到庐山牯岭召开国事会议，陶希圣和周佛海先后上山，会议期间两人相谈契合，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合作。会上，他们不断私下交换意见,并且观点颇为一致。非常有意思的是，7月19日这一天，周佛海与陶希圣一起去见了在庐山但没有出席会议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等，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上说：“二时半希圣来，略谈，同往访共党首领周恩来、林伯渠，十年前老友也。相见唏嘘，不胜今昔之感，相与详谈政治转变之意义及经过。五时半返寓，与希圣谈共党将来，决定其不易维系也。”谈话时间相当长，谈时兴致当不错，只是事后依然担心无法掌控中共。陶希圣对于此次见面也有回忆文字：“他们与我谈到北平的五四事件。他们的语调是和凯丰在北平所说一样：‘我们多年来反对蒋委员长，今日一转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一个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的。我们在延安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大家。也难怪北平的教授们不易说服。’”但陶希圣并没有提到他与周佛海见面后的议论，也许对回忆录而言，结果有目共睹。
庐山会议后，陶希圣一度住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公馆，即使周佛海不在南京，陶希圣依然住得优哉游哉。他们的观点相同，形成了“低调俱乐部”。周佛海以侍从、类似于秘书和国民党宣传部长的身份，陶希圣则以学者教授的身份，一起说服蒋介石与日本和谈，但却被蒋否认。最后，蒋介石的亲信周佛海通过陶希圣投到汪精卫的门下。1938年12月，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追随汪精卫从昆明叛逃到越南河内，进行所谓的“和平运动”。
但是，周佛海、梅思平与陶希圣的友谊到了河内戛然而止。在要不要去敌占区、要不要在敌占区建立政权这类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周佛海、梅思平坚持鼓动汪精卫走向不归路，陶希圣持反对意见。陶希圣受到他们的排挤，在劝说汪精卫无果的情况下，陶希圣与高宗武成功出走香港，并将汪精卫、周佛海与日本方面的秘密协定——《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公之于众。双方彻底翻脸，周佛海骂陶希圣是“禽兽”，必欲杀之而后快。陶希圣则对汪伪口诛笔伐毫不留情。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蒋介石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狱中。这时的陶希圣，则已经成了蒋介石的笔杆子和国民党的要员。周佛海与陶希圣的位置，似乎调换了一下。
陶希圣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的结识，对于陶希圣后来的政治走向有极大的影响。三、锋芒显“五卅”
陶希圣加入政治运动的开端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5年注定是民族主义高昂的革命年代。国共合作在前，孙中山北上在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传遍全国。这年2月，在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堆纱间发现一具被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打死的童工的尸体，引起了长期被压榨欺凌的工人极大的愤怒，全体一致罢工。在国共两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罢工等抗议活动波及上海、青岛等地其他日商棉纱厂，并得到全国的声援。日方厂主以停工关厂相威胁，5月14日中共党员顾正红代表工人和日方厂主交涉，发生冲突，日厂大班竟开枪杀死顾正红，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5月22日，召开顾正红追悼会，有四名学生路经公共租界前往参加会议时被捕。5月30日会审公廨开庭审判被捕学生，当日，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分队进入租界游行演讲，抗议顾正红被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反对工部局“三提案”，并沿途张贴传单。由于1923年公共租界法令规定禁止政治性集会，学生的行动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涉，双方始终处于对峙状态，并有多名学生被拘留。下午，南京路上，群众与巡捕的冲突加剧，英籍捕头爱活生（Edward William Everson）下令开枪，打死4人，重伤30人，酿成“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向陶希圣咨询关于惨案的相关法律问题，陶希圣以英国普通法为依据，指出：“军警若遭受群众的暴动与袭击，必须由当地的市长或镇长向群众三次宣布解散令，再过一小时十分钟，群众仍不解散而且继续暴动和袭击，此时才可以开枪。如果军警不经这种手续和时间而开枪杀伤群众，应以杀伤论罪。”王云五先生据此发表文章，陶希圣本人也以此思路在文学研究会临时发刊的《公理报》上发文。“五卅”惨案后，公共租界老闸捕房为“五卅”向会审公廨提起诉讼，以为“五卅”以来的种种抗议活动，均因“过激主义之大学”——上海大学的学生鼓动，表面看似排外和排日，“实际上则纯为过激主义”。而巡捕房在暴动中“极其宽和且极不愿开枪”，“开枪之惟一原因乃因无论何人已不能用其他方法而维持租界中之秩序也”，声称当时巡捕只有五六人，而“暴徒”上千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也为了不让巡捕房被“暴动者”占领，以免南京路全部遭抢劫等更恐怖的事情发生，巡捕不得已而开枪。
陶希圣回忆称：“会审公堂的审判官是关炯之先生。他主张从缓并从宽办这一案。英国领事力主严办。捕房律师的意见以为‘五卅’惨案激起如此大风潮，自不宜在群众愤怒的期间，办理这一案，因而力主缓办。”事情最后不了了之。陶希圣将审理的过程，依据《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大陆报》的报道以及《学生会伤亡调查表》《南京路商会搜集目击五卅惨杀者之报告》进行了整理，在《东方杂志》为“五卅”而办的增刊上，发表《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他以事实说明巡捕房所控不实。首先，他从捕头爱活生（Everson）当堂证词推算，当时印籍巡捕有11人，华捕有12人，每人一支来复枪，外加捕头、副捕头各握一把手枪，共有25支枪，共放排枪两排，绝不是爱活生所说只有五六个巡捕；从地形来看，巡捕房完全能够自守，不开枪可以守住，且当时人群没有冲击巡捕房的意向，巡捕开枪不是出于正当防卫。其次，学生演讲无排外之语。学生游行演讲的目的有二：1.反对日本内外棉纱厂枪杀华工顾正红，要求华工之公平待遇；2.因工部局将向西人会议提出印刷附律及加征码头捐案，学生所持传单多为“反对印刷附律”“反对码头捐”“反对交易所领照”。其三，学生的行为，都是自发的爱国行为，没有受人指使，与过激主义没有关系。
陶希圣以目击证人的证词说明，忍让的恰恰是手无寸铁的学生，而残暴的则是巡捕，“受弹者大多数离捕房巷口甚远，已经证明则众人尚未全拥至捕房之前，即系开枪即散。又以弹从背入推之，则系闻枪即散无疑”。他从受弹的状况分析出巡捕至少开了两排枪。文章的最后，附有《五卅受伤调查表》，该表为当时学生联合会法律讨论会赴各医院调查所得资料；另一张是《五卅死亡调查表》，依据上海学生会法律委员会的调查表，该表载有从5月30日到6月4日止，共死28人，表里登记为5月30日的有十个死难者。包括他们的姓名、年龄、职业，伤在何处、弹从何处入内、死者生前是否加入运动抑或系路人等等内容，其中，由表可见十位死者中仅一人参加演讲，五人是路人，四人不详。
陶希圣以白描的手法，将“五卅”惨案的现场呈现在读者面前，清楚地告诉人们巡捕房违法在先撒谎在后，体现了他不但拥有正义感且有相当高的法律素养。即使在现在来看，陶希圣此文对于“五卅”研究也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陶希圣的《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分别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公理报》上发表后，引起上海各界极大的轰动，陶希圣因此而成名。“五卅”惨案后，陶希圣应国民党元老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邀请，担任了该校“法学通论”课程的教学工作。所教学生中既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也有中山主义学会的成员。他非常喜欢里面的革命气氛，因为上海大学不断地为革命根据地广州输送人才，陶希圣称当时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前哨”。
在上海大学期间，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上提倡“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和“劳工自决”。他的观点，引起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重视，当时在上海环龙路的西山派中央党部给陶希圣发函，认为《独立评论》的上述观点，与三民主义一致。
国民党的大门正徐徐向陶希圣打开……第二章国民党“左”派
1927年1—12月，时间不到一年，然而对陶希圣长达90余年的生命之旅而言，却意义非凡。这一年，陶希圣在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加入中国国民党，投身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阵营，注定今后政治上多歧路的命运；在武汉，浓烈的革命氛围，激烈的革命运动，势不两立的阶级斗争，既令陶希圣激动又让他感到陌生甚至厌恶，对大革命种种进行反思，从而深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在国共两党大裂变之时，陶希圣拒绝中共，由此走上终生反共之路。第一节 投身国民革命一、参加革命
1926年5月，陶希圣大病一场，由伤寒转成肋膜炎。正当他在生死线上挣扎之时，一场国民革命的风暴由广州发起，到1926年底，已经席卷长江流域。大病初愈的陶希圣，收到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的电报，聘他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当时，陶希圣正在吃午饭，打开电报一看，很是兴奋，他拿起筷子模仿军刀往左边一比，说：“我要回武昌，挂军刀。”不久，他就兴致勃勃地前往武汉三镇。
对于国民党有着特殊意义的武汉三镇，雄踞长江中游，汉口、汉阳各居汉江南北与武昌隔长江相望。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兵分两路，一路北上，消灭吴佩孚主力，9月攻克武昌，10月攻克汉口、汉阳；另一路东进，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剑锋直指江西、福建、浙江等。随着军事的胜利，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急剧扩展，位于广东的国民政府感觉有迁都的必要。1926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政府北迁武汉，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30日开始停止办公。1927年1月1日，已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宣布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定名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仍然由谭延闿代理。3月底，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设国民政府委员28人，常务委员五人：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不设主席。
1月1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从南昌到达武汉，一再要求政府迁往江西。湖北方面却希望蒋介石留在武汉。由于鲍罗庭对蒋假以颜色，武汉颇存反蒋的现象，甚至出现过“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令蒋介石愈加感到“此间形势不可久留”，分离之心更坚。“迁都之争”越演越烈，结果出现了一方面北伐胜利进军，旧有的军阀势力吴佩孚、孙传芳等，正在被国民革命军消灭，全国统一似乎指日可待；另一方面，革命党的内讧正在酝酿，新的分裂不可抑制。
当1927年1月陶希圣乘轮船到达武汉后，革命的气氛立即将他包围，聚会、罢工、游行、口号、标语，还有歌声，革命的激情达到了沸点。
作为湖北人的陶希圣，武汉对他而言应该是亲切的。尤其是他前往任教的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所在地两湖书院，曾是他父亲留宿之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由广州移至武汉,1926年11月成立武汉分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蒋、汪当时都不在武汉，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为代理书记，张治中任教育长兼训练部主任及学生总队长，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学校拥有学生3700名左右，分别来自广东黄埔军校、当地招收的政治班以及由学生团改编而来的学生。陶希圣的任命状由蒋介石签署，名字使用的是他的别号“陶希圣”，不是本名“陶汇曾”，以后，“陶希圣”为人们所熟知而淡忘了“陶汇曾”。
在南昌的蒋介石与武汉方面矛盾加剧，武汉分校以委员制取代校长制，3月22日，校名更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谭延闿、徐谦、恽代英、邓演达、顾孟余为军校委员，常委三人分别是恽代英、邓演达和谭延闿，实际负责人是恽代英。1927年3月之后，陶希圣在恽代英的领导之下。
陶希圣担任政治教官，关于教学他回忆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课程，无论是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华史，各国革命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以及中国革命史，都是同样的从工业革命讲起，讲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之帝国主义，各国社会党及共产党，马克斯起草的党纲尤其是共产党宣言，再说到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及一般不平等条约，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学校的社会学由他和梅思平开课，当时懂社会学的人很少，可以参照的出版著作主要是英文书籍，陶希圣在商务印书馆的日子里，有条件看了不少原版的书，比如法国的狄骥的社会连带学说、美国社会法学大家庞德的著作，等等，至于陶希圣熟悉的中文出版物应该是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
学校的风气相当左，恽代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1927年5月12日）上作的报告中提到：“纯粹的国民党的左派太跑上前去了，全校尽贴的是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的标语，说话稍不慎，就要被他们捉住关起来。这并不是好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很稳固的立脚点，反而把中立的弄得莫名其妙……”
在大革命、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环境中，陶希圣表现得相当积极。他甚至要放弃自己所有的土地：“我老家有田地几十石，当然是地主。我深深感觉家产对于我毫无帮助。我写信给黄冈故乡蔡家叫（地名）的老佃宗叶进山，叫他到武昌来。我对他说：‘我这一房有一份田地，今日分给那几个承种田地的农民。’叶进山不敢回答——自回黄冈去了。因此，我的家庭都怀疑我加入共产党。”他的行为，发生在两湖地区农民运动已经走向土地革命的时候，他的态度明显支持土地革命，至少是想在这场运动中有好的表现。
陶希圣的写作特长在武汉也得到了发挥，1927年3月，武汉的《民报副刊》聘请陶希圣为特约撰述。同时被聘的人还有张国焘、彭一苇、陈启修、陈石孚、傅东华、沈雁冰、孙伏园、樊仲云、恽代英、施存统等人，《汉口民国日报》广告称他们都是“当代革命文豪”，他们的文章，一般“注重革命理论之介绍与错误观点之批评；注重政治经济之研究与社会问题之分析并注意世界革命的政治经济名著之介绍；注重革命文学之创作尤其是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名单中的大部分都是当时炙手可热之人，陶希圣也颇负盛名。
此间，武汉大学聘请他为政治法律的教授。二、保卫武汉
1927年4月12日前后，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开杀戒，率先撕裂国共合作关系，并造成宁汉对立，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4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题为《蒋介石逆迹昭著》的短文，简单报道下列情况：1.11日有流氓多名捣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及南京市党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侯绍裘失踪；2.江苏省党部及南京市党部被封；3.上海警厅布告禁止集会游行，12日举行汪精卫的复职大会，参加的人众多，空气很紧张，会后，本打算去龙华请愿，“蒋部兵士忽开枪射击，残杀无算。同时法租界铁网门紧闭，群众逃生无路，凄惨万状”。这样的背叛行径，引起武汉方面的极大愤怒。16日，汪精卫在汉口通电，斥责蒋介石等之所为；17日，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宁汉正式分立。19日，陈独秀从上海至汉口，汪精卫和孙科前往迎接。整个武汉，反蒋声势浩大，陶希圣所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召开声讨蒋介石大会，报纸列数蒋介石的种种罪行……
正当宁汉分裂之际，4月16日张作霖的奉军进入河南临颍，新败犹存的吴佩孚据南阳，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誓师典礼，任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刘兴为、魏益三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司令，分右、中、左三路出击，并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手攻打河南奉军。28日击败奉军主力，6月1日，奉军退至黄河以北，国民革命军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
北伐军在河南激战，然而却有黄雀在后，1927年5月中旬，唐生智部下，驻防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乱。他乘武汉空虚之际，借口受川军杨森的压迫，5月17日夏的先头部队万耀煌师到达离武昌只有四十里的纸坊。杨森军则尾随跟进，窥视武汉。此时，武汉城只有叶挺的第十一师。汪精卫下令，将恽代英领导的武汉军政学校师生与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校教务长侯连瀛为师长、杨树松为副师长，协同十一师由武汉出发，西往纸坊迎战。陶希圣作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也被编入伍，奔赴前线,参加保卫武汉的斗争。
恽代英指定陶希圣任军法处特务处长，陶以此名义，在咸宁县城工作。当时的咸宁，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过去成立的县党部、工会农会的一些人员，被夏斗寅部镇压。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农民协会驻鄂南特派员聂洪钧后来回忆道：“这次，咸宁遭受夏斗寅叛军的突然袭击，事先毫无准备，所以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熊树伟、余子华等干部和好多个农民积极分子都牺牲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充满了血腥味。《汉口民国日报》报道：“自我军于二十一日进抵咸宁后，即由二十四师政治部，于是日下午召集军民联欢大会，革命气象焕然一新。二十四师政治部以咸宁突被匪军骚扰，民众团体已被破坏，急宜恢复各团体组织，以便进行一切，特与各团，商定于今日下午一时，召集代表大会，到者有二十四师政治部陈主任、裘科长、刘科长三人，中央独立师政治部靖大康等三人，咸宁县党部一人，总工会雷遇春，农民协会代表一人，商民协会陈佑新，湖北省党部代表漆昌元等十余人，推举县党部为主席，裘古怀记录，首由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报告开会意义，次即议决下列各案：（一）恢复民众团体组织问题。议决各团体于今晚举众（原文如此）执行委员会，明日（二十三号）如今党员大会，二十四日举行各界庆祝讨夏胜利大会。（二）咸宁政治问题。议决由县党部举代表三人，农协、工会、商协、学生会、二十四师政治部、中央独立师政治部各举二人，组织咸宁善后委员会，在正式县长未到任以前兼理全县一切政治事宜。（三）惩办土豪劣绅，议决交善后委员会办理之。（四）恢复秩序问题，由各团体共商进行。”陶希圣是否为中央独立师政治部三个代表之一，因为当时的报纸没有报道，只能存疑。会议决定由上述代表所在组织团体派代表组成咸宁善后委员会，在正式县长未到任以前，全县一切政治事宜，包括惩办土豪劣绅和恢复秩序，解决供给粮食和雇夫等问题，均由善后委员会负责。5月22日当天，善后委员会成立，陈兴霖、瞿江、裘怀古、靖大康、雷遇春五人为常务委员，选址办公。
国民党组织在咸宁同样遭到破坏，也需要恢复。因此，5月23日下午，召开了有六十余人参加的党员大会，会议先由“中央独立师政治部代表陶希圣做政治报告”，陈兴霖等发表演说，接着会议议决恢复国民党组织，通过加紧宣传、肃清反革命等重要议决案多个。陶希圣在咸宁成立国民党组织的工作中，处于领导的地位，不然不会由他来首先作政治报告。
5月24日，咸宁各界在铁道外操场举行庆祝讨夏胜利大会，农工商学会各团体，到会者不下万人。会前，有中央独立师政治部宣传队、女生宣传队向群众演讲，分发宣传品，场面十分热烈。会议开始后，先读总理遗嘱，再向阵亡将士死难同胞致哀悼，“有中央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施存统，二十四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裘古怀，中央独立师政治部陶希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代表钟复光……十余人演说，皆激昂慷慨，听者莫不欢欣鼓掌”。会议通过请求国民政府严厉肃清反革命派，及抚恤死难同志家属等提案；会上“又宣读已就捕之反革命王德真、钱芹香、周受惠等罪状，即行就场枪决”，被枪决者共有七人，主要罪状是“勾结夏逆，残害人民”；最后高唱国民革命歌和口号，散会。据女生队的谢冰莹说被杀七人中有一个是被冤枉的。部队的到来，使得咸宁很快组织起来，各种协会迅速恢复。仅妇女协会在咸宁就有2000人。
陶希圣作为军法处特务处处长，会中枪杀此七人，他一定预先与闻，而他还在会上作了“激昂慷慨”的报告。
5月24日，万耀煌所部接近汀泗桥。汀泗桥位于咸宁汀泗镇，是咸宁的南大门。情况十分紧急，大部队前往迎战。陶希圣留了下来。陶希圣自称是他重建了咸宁县政府：“县政府人员逃散一空，我召集农民协会、总工会、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与妇女协会的代表，组成咸宁县政府。我自任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司法科接受人民的控诉，解决民间的争执，巡视监所，提审被拘押的人们。”如上所述，成立善后委员会是政权建设的第一步，并不是陶一人之功。后来部队离开过快，咸宁建立正式的县政府也许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此处之所以使用“也许”二字,是因为笔者看到的资料，除了陶希圣本人的回忆外，并没有其他可以佐证的资料，包括聂洪钧在内的多名参与西征的军校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根本没有提到陶希圣其人，幸亏有《汉口民国日报》上载有“陶希圣”三个字。关于人的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留下的只能是少数几个人，而很多人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划波无痕……三、抵制滥杀
陶希圣回忆自己因为担任咸宁县政府司法科长，接手诉讼和监狱，从而了解到了农民工人运动的不良之处，包括：随便定罪，乱扣帽子，草菅人命。为此，他不但反对，而且斗争。当时，咸宁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件事：部分农民要求从合作社中退股，农民协会不同意，酿成冲突，要求退股的农民们聚集起来，打了农民协会的人，农民协会逮捕其中带头的五个人。案子到了陶希圣处，他审理后以这几个被抓的人并没有动手为由，宣布无罪，要求农民协会纠正合作社存在的错误。不久，咸宁召开纪念“五卅”两周年会议，农民协会要将这五人绑去会场枪毙，陶希圣坚决不同意，并警告农协书记，如果他敢枪毙这五个人，陶就枪毙他。他因此与农协彻底搞僵，两三天后，他被政治学校的几个政工干部押回武汉。恰好，当时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也认为农民运动过火，因此，陶希圣躲过一劫。军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让他当自己的秘书，代理主任职务。以上是陶希圣的回忆。
具体陈独秀怎样保住了陶希圣，不得而知。从陶希圣后来与陈独秀的私谊，以及在1938年“陈独秀事件”中，他力保陈独秀来看，陈独秀确实有恩于他，令陶希圣十分感激。
陶希圣在咸宁的所作所为,符合武汉国民政府的纠正极左的新政策：
1927年4月20日，鲍罗庭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言，表示对外暂时要采取“战略退却的办法”，以减少工人失业的人数，并使帝国主义没有进行干涉的借口。4月30日，“武汉大局讨论会”上，鲍罗庭进一步提出，美英日各国国内不同资本家对中国的态度不同，其中商业资本家是主张和平经商的，对他们应该允许在国民政府之下合法地发展。他的意见得到了汪精卫等人的赞同，并制定出相应决定。
5月份开始，对内的政策也作了调整。9日，公布《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执行死刑条例》，规定判处死刑应该报告政府核准，民众团体抓到反革命派劣绅土豪，必须交政府,不得自行枪毙；14日，公布《取缔擅行逮捕令》《禁止擅行没收人民财产令》；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令国民政府执行决议，包括制定劳动仲裁条例、制定劳动法、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严禁工会或纠察队对店员或厂主恐吓罚款及擅自逮捕，外人在华经营工商业者应由外交当局根据上列四项原则办理，并规定对于党员不执行命令者要严厉惩罚。5月2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还发出“纠正农运”的规定，称“剥削农民与压迫农民必须行迹显著、证据确凿者，始得交由法定机关依法惩办，至乡里公正及丰裕之户不反对国民革命者，皆在国民政府保护之列”，而扰乱公共秩序，有损于革命利益者，“无异于反革命”。同时，颁布“制裁越轨行动”训令，称中央已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赴各地指导，以便督促执行中央决议。
陶希圣不但赞成也坚决贯彻了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不过，在群众运动已经失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政府中央的控制的情况下，陶希圣坚持抵制农协滥杀，也确实需要勇气。四、拒绝中共
陶希圣思想左倾，他的朋友圈仍局限于商务印书馆时期结交的朋友。陶希圣与老朋友每周一次在汉口福昌旅馆聚会，“参加者有童冠贤、周炳琳、李超英、周佛海、梅思平、吕云章及其他诸人。我们每次聚会，锁起门来，交换消息和意见。我从此知道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实行清党的经过。在这些同志中间，凡能脱离武汉，潜往南京者，一个一个的东下。到后来只剩下两三个人，这聚会也就不敢再举行了”。剩下的人中就有陶希圣、周佛海。宁汉分裂，周佛海投奔南京，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