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妈妈的周末(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热娜维芙·布丽扎克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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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妈妈的周末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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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考拉、松鼠和水獭。喜欢考拉，因为它的爪子抓在桉树干上的姿势，还因为它和袋鼠是邻居。喜欢松鼠，因为榛子。就像我常说的，它捧着榛子的画面多美好啊。喜欢水獭，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读起来既难听又动人。因为水。”

我撒谎了。更确切地说，他的问题令我想到的是一只犰狳似的动物。

我的身体和胳膊形成一个无形的把手，欧仁尼奥已经把他的胳膊塞了进去。他神色忧郁。“你觉得伊丽莎白女王幸福吗？”他喃喃道。

谁跟你提起这个戴帽子的老古董了？又是你爸爸吗？气量狭隘的驳斥险些脱口而出。然而我还是克制住了，说：“我觉得，够幸福的吧，但她的孩子们令她失望。”

把“失望”和“孩子”两个词并置，是一种毫无缘由的恶毒，欧仁尼奥蔫了。

我感到惭愧。“我们得赶快，”欧仁尼奥说，“迟到了，妈妈，紧着！”“‘紧着’这个说法真低俗，伊丽莎白女王绝不会说出这种词！”我答道。

伊丽莎白女王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嘲弄的对象、我们的斯芬克斯、我们的替罪羊。“她生活得不幸福，”我最终这样说，“因为她并不非常希望活得幸福。”

他困惑不解。我想到另一位女王，由于短裤的松紧带断了而冻死雪中，她拒绝从石椅上起身，那里掩藏着她遭受威胁的自尊。我给儿子讲了这个故事。在冰冷的石凳上冻死，是自尊的极致，我指出这一点，并突然对自己借机教育儿子的做法感到骄傲。可欧仁尼奥却讥笑道：“浪漫主义又蒙蔽了你，妈妈。故事根本不是这样的。女王大发脾气，咆哮，暴跳，从王国里最强壮的男人中挑了十个，叫他们把石凳挖出来，抬回了王宫，累得他们个个流着大汗，喘着粗气。谁也不得私下议论女王丢了短裤。你看，这才是自尊的极致。”

欧仁尼奥比我更接近王室心理。我取出钥匙和玛姬·辛普森1钥匙夹。玛姬·辛普森，永远的蓝色发髻，那么温柔贤惠。在大楼门厅里，我们听到了鸟叫，颤巍巍的叫声。

它们住在楼梯下通常用来停放儿童推车的地方，因而整个楼梯井里都回荡着它们的练歌声。那是一只巨大的鸟笼，阿拉伯式的花纹缭乱繁复，每当从笼前经过，我都禁不住会说：“欧仁尼奥，你听见天使的音乐了吗？”而他轻微的厌烦，则使我恢复到常态的生活。就像每天早上我送他上学时一样，我对他说：“看，这座房子是巴黎最美的。它很白，很光洁，侧面有花园，铺着砾石，浓密的绿栅栏掩映着小丛的玫瑰，窗户很高，整座房子像一张脸，宽宽的额头，长方形的眼睛。”

欧仁尼奥回答：“你总是说这话：看，听，看，听。饶了我的眼睛，饶了我的耳朵吧。”他的态度很认真。

我们登上楼梯，我在前，他抓着我的后衣襟。我很怀念那段尚在眼前的时光，那时我无视一切劝告，出于对全体医务人员的挑衅，也出于纯粹的愚蠢，把他抱了起来。我想起他刚才对我说的话：“快点，妈妈，我们迟到了。”“迟到，我们约了谁吗？”我怀疑地问。他笑起来。“只是想个办法让你往前走，”他有些被自己的放肆吓到了，小声说，“你总说只有榜样才能教育。我们迟到了，这是你最常说的话。”他模仿着我的样子，抻着脖子、噘着嘴、担心地皱着眉：“我们迟到了，快点，亲爱的！”“可我假期里不这样！”“我假期里这样！”欧仁尼奥回答，“马上就是圣诞节了，妈妈。我们得快点。我们去哪过节，不会待在这里你烦我、我烦你吧？人家都有喜欢的家人，我们呢，我们怎么办？”“先说要紧的，我们吃什么？”我说。

长沙发里一个清晰的声音提议：“麦当劳？”“我给你买回来，还是我俩结伴去，像情侣似的？”云霄里的王者

2

下楼前，我拉上了窗帘，我最终还是把它安在了我们共用的房间里，血红色的窗帘，沉重而庄严，令我想起在剧院工作的时光，它在这里就是为此，为了令我想起我的辞职。看着我们居住的这条狭窄的街，我想，每扇窗后，都有不同的冬夜。在我和欧仁尼奥生活了两年的这套一居室里，有两扇窗。窗外，我们对面墙上，有一小幅画，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那是一幅绿色的画，被一盏小射灯照耀着。它展现的好像是一处风光，大概是一座山崖和一片湖水。看不清，只能看见银色的反光，让人想到那百年一次浮出水面的城。

街上的麦当劳餐厅食客寥寥。进门左手边，坐着紫罗兰。这是我给她起的名字，因为她是个安静的女人。紫罗兰时常会给我讲些什么，这就是她来此的目的，聊一聊。她带着那只不透明的塑料盒，盒子里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竖满了小尖刺。我从不问她吃什么，我们只谈孩子和生活。今晚，她吃完饭，收拾干净，嘟囔着，捡了二十多根吸管塞进她的大包，包里还有塑料勺，随着她的步履颠簸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吸管们将在包里和那些塑料勺子们会合。紫罗兰的存在，没有令我难过，反而给了我安慰。因为她优雅的举止，因为她从不忧伤，尽管她老、穷而且孤独。

我向稍远些的地方望去，橘红色的餐厅里，中央立柱后面，半掩着一张沉思的、愉快的脸，是那个整天在距离麦当劳几米处乞讨的流浪汉。他完完全全生活在这里，在这里睡觉，在这里一天吃两餐，同样的时间、同一张桌子，就像个寄膳寄宿于此的客人。他正把餐巾纸往脖子上围。

我要了大份薯条、中式酱料和一根吸管，我把给儿子的麦当劳拿上楼。“放在我脚下，奴隶。”他说。

我还没有脱掉大衣。我不想提那时蜇着眼眶的泪水，也不想提落在他头上的巴掌，不光彩，可我那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薯条打着旋飞了出去。“你总是捣蛋！”我嚷道。“只是个玩笑，妈妈，”他结结巴巴地说，“你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你只想着你自己，却假装想着所有人，这样不行，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一个人的，我们俩就像两只死老鼠。”

我想靠近些，摸摸他的胳膊。我想到那些被孩子打、遭众人议的母亲：“她们活该。太宠孩子，把孩子变成恶魔。”“不宠孩子，把孩子变成残废。”另一个声音高叫。

欧仁尼奥没有打我，而是在我的肩窝里缩作一团，我知道他哭了。我们看了《救命下课铃》

3

我边说边熄了灯，留在他身边看他入睡。不能这么做，医生每次都这样劝我。

有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会这样想：只有死去的母亲才不会伤人，只有她们才最温柔、最完美。

事实是，我看着儿子入睡，为了这一刻的美，宁静的一刻，一切翻转的瞬间。我看着他入睡，从容地品味这段时光，如同赏花一样不慌不忙。我这样做，我想要明白。

离圣诞节只有两天了，临睡前我对自己低声念叨。这次我们怎么过这关？

早上起床时，什么声音也没有，四处一片悄然，街上空落落的，整个城市可能也是如此。“给我买几只鸟。”欧仁尼奥小声说，一边搅拌着碗里的一摊难以名状的恶心东西。“楼里有金丝雀。”我答道。“我要我自己的鸟，我来照顾，给它们起名字。”他反驳说，“而且，听不到楼里的鸟叫了，昨天夜里肯定冻死了。”

这样的虚情假意，还有这样的残忍，不禁令我发笑。“走啊，去给我买鸟。”他又说道，麦片粥以及我脸上显出的短暂平和鼓舞了他。于是我们出发了。“今天是世界上最短、最冷、最糟糕的一天。”欧仁尼奥虽然这样说，但他的满足溢于言表。“我们到哪去过圣诞节，你说啊，你不是很聪明吗？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我看你一点想法也没有。没人等我们，可怜的欧仁尼奥没有礼物，没有壁炉。妈妈，你为什么离婚？”

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说了最后那句话。不确定。但是我听到了，那是一支邪恶的小调，不断反复着，如影随形地追着我们跑。

每个街角处的风都很猛，我们把头紧紧缩在衣领里。我们来到多菲尼路，靠近塞纳河边，欧仁尼奥看见一家玩具店，我们走了进去。这与其说是一家商店，不如说是一条幽暗的走廊——我想象着弥漫其中的木头、清漆和琥珀的味道，还有英国的味道。玩具店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候见室，玩具、符号、指示、逼真的装饰画都是如此。我一直这样认为，但从未明确表达出来。不知不觉间，我把这小小的信仰传给了我的孩子。我们的祭坛，是一到十一月十五日便开始为那些大商店增光添彩的橱窗。我们的小小神明，是橱窗里的毛绒玩具熊：一队小兔，身穿淡蓝色或黄色的软料裙子，在圣诞音乐的伴奏中跳起波尔卡、挥起小花束，玩具熊便一边翩翩起舞，一边吞吃小金炉里的橘子馅饼。

多菲尼路的这家商店散发出饱含希望的味道。我的意思是，那是尘土味、蜡味、蛋糕屑味、涂清漆的木头味、旧墙纸味、墨水味和蜂蜜味的混合，令人疑虑顿消。我怀着找到世界入口——我私下给它起的名字——的希望步入店中。收银台处，一个女人在打电话，谈圣诞大餐的菜单。欧仁尼奥坐在地上，摆弄着万花筒、塔罗牌和纸偶，他还试了试青蛙游戏，游戏机安在地板上，旧得锈迹斑斑，装有大个生蚝壳一样厚的螺钿片，欧仁尼奥手里抓着满把的彩球，彩球可以飞往各个不同的方向，球和纸牌是青蛙游戏的两个重要道具。青蛙太震撼了。留在那儿真叫人舍不得，应该带回家。“不行，”我对欧仁尼奥说，“家里地方太小，已经有电动弹子台、乌龟、带护城河和巡查道的纸城堡、乐高王宫、抽烟斗的大象、跟小孩一样高的金刚、小型乒乓和几千个其他你离不开的东西，回头再说吧。已经不知道把鸟放在哪儿了。鸟，我们还没买呢。”

我开始用很大的嗓门讲话。那个女人觉出我们都是寄生虫，是让人无法忍受的那种顾客，自认为可以无所不为，甚至可以玩出售中的东西，或者在玩具店里大声喧哗。她挂断了电话，我们其实很怕，像受了惊的麻雀似的，出了店门。“你听到她跟她妈妈说什么了吗，她怎么跟她说的？”我问儿子，为了找个话题来掩饰我们的逃亡。他用无限鄙夷的目光看着我：“你怎么知道那是她妈妈？我以后写回忆录，题目就叫《看门人的儿子》！”他面色阴沉，字字清晰。“原来这样啊，你连题目都已经想好了。”我反唇相讥。

我给他讲了卓别林母亲的故事。我们重新上路，彼此紧靠在一起，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是在过桥的时候给他讲这个故事的。我忘了让他看灰色的河水，看对面那棵孤零零地立在岸边的死树。“他们住在伦敦，”我说，“他的父亲，不知道在哪里。那是个很穷的街区。真正的贫困。卓别林的母亲是个不一般的女人。她立在窗前，给他讲街上的事，街上发生的一切，街上人之所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秘密，她说：‘你看，下面那个人，对，就是那个，一只脚踩进了排水沟，你问他在那里做什么，为什么他大冷天还在外面？你问我为什么？好的，告诉你，他妻子把他赶出了门，而且没让他吃晚饭，这样的故事对孩子来说太忧伤了，她把他赶出了门，而且她做得对。他很苦恼，很饿，你接着看，看啊，他进了面包店，他要买个羊角面包。’他拿着一个羊角面包出来了，不是巧克力面包，不是，是羊角面包。卓别林的母亲很擅长这类事情，她有点疯癫，神经不正常，最终被送进了疯人院，也可能是医院，但她懂得观察，这个禀赋，她传给了她的儿子，她教他看。”“我感到吃惊的是，”欧仁尼奥说，“羊角面包。英国从来没有羊角面包。”

他的鼻子冻得红红的，眼窝也陷了进去，可这并没能使他看起来开心些，他的神情依旧阴郁。我们朝着鸟走过去，一切都应当完美，这应当是完美幸福的时刻，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平安夜。我没有问欧仁尼奥什么使他这样不快，我克制住自己不向他发动进攻。我想起他初来世上的时刻，他被倒提着在我面前晃，我这个产妇一脸惊惶地看着他，心想，我的宝贝，你的嘴怎么这么小，为什么不长得再大些，我一直认为福气的大小取决于嘴的大小，而我的小宝贝并未天生得宠。奇特的小樱桃。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我才一下子就那么爱他。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我才私下里叫他柳博夫

4

夏特莱广场空荡荡的，河岸上冷冷清清。“卖鸟的店可能关门了吧。”我对欧仁尼奥说。时间是上午十一点。

我们走在冻僵的榕树和一队圣诞树中间，这些圣诞树型号各异，五花八门得令人惊讶，像人一样。“怎么选呢？”欧仁尼奥低声道。“选什么？”我也用同样低的声音问他。“动物呀！”

我很高兴他把鸟称作“动物”。

我说：“重要的是选准店铺。”

店铺全都一样。但我们没有进第一家，那是给游客布下的陷阱；也没有进第二家，太脏了；也没有进接下来的一家，动物们都关在巨大的栅栏后，呻吟声从里面传来。我们逃也似的走过一段阴暗的走廊，因为走廊里有股鬣狗的味道（人人都能体会我的意思，鬣狗有这样的味道真是不幸，大家都知道它们有多脏、味道有多恶心，人见人爱的长颈鹿味道更难闻，不比鬣狗好多少）。

我们走进帕帕盖诺

5

帕帕盖娜迎上前来。她像一只红色的母食人妖，短短的头发贴在额前，戴着羊毛软帽，穿着白色的老式橡胶靴、厚实的棕色粗麻背心和屠夫式的夹克衫，指节扁而阔的大手简直可以掐死人。欧仁尼奥要看看金丝雀。

必须从几十只空鸟笼前走过。

我最喜欢的是形似清真寺的异域风格的鸟笼。有的鸟笼大得如同一间屋子。我觉得仿佛发生过大规模迁徙，恍惚中栖木仍在轻微摇荡。欧仁尼奥拽了拽我的手，他明显很不安。“别拽我。”我低声斥责。我本想让他留意角落里的那只死鸽子，让他再一次为“我们的鸽子”落下虔敬的泪，但我没有。“我们的鸽子”，就是去年夏天飞来死在阳台上的那只，它像是特意选择了在我们的陪伴中死去。那天早上，我们看到它仰面躺着，欧仁尼奥被它的疲惫和忧伤、它最后的呼吸、它僵直的小爪子惊呆了，别再说了。

一只海鸥来回地走着，海鸥常常会显出一副警察神色，这只也是，令人很不安。我没有对欧仁尼奥提起它。

第二间仓库里人多些，因为有几只小狗。“我能抱抱它们吗？”儿子恳求道，似乎每个孩子都会这样说。“人家肯定不让，”我迟疑地驳回了他的请求，“或者，跟他们说我们想买一只。”我补充道，猛然间被一种打破规矩的欲望所驱。

在帕帕盖诺的一个奴仆恶狠狠的注视中，欧仁尼奥把所有小狗都抱了一遍。他喜欢上一只长毛垂耳猎狗、一只卷毛狗和一只毛球。“必须把它们都救走，”他不断对我说，“你知道它们有什么样的童年吗！”“我提醒你，这是狗。”我说。

有人喜欢多愁善感，还喜欢让这伤感之泉滴沥到别人身上，他们的怜悯之心把人和小海豹、把煮锅里螃蟹无声的痛苦和图西人的悲惨命运混为一谈，我不让欧仁尼奥唱这样的悲歌。

我说：“我们夜里回来给它们打开笼门，亲爱的。”

他说：“好的。”

他面带微笑，这笑给了我莫大的报偿，他转向售货员：“我们最后决定要两只金丝雀。”

帕帕盖娜对她的顾客很热情：“两只金丝雀，两只！”“一只公的、一只母的，”欧仁尼奥意味深长地说，“你同意吧，妈妈，得让它们幸福。和楼道里的金丝雀一样幸福。没准它们会做朋友呢？”欧仁尼奥提起这些丑鸟的幸福，显然是为了看到它们孵出小崽子。我说：“向鸟类天地的远大目标前进，成千上万的金丝雀，色彩缤纷、羽翼丰滑，还有它们的天籁之音，我们可以卖了小音响，听我们的鸟歌唱。它们好像是闭着嘴唱的。如果唱得不如别人，有的还会死掉。”“对不起，你把金丝雀和天鹅弄混了。”欧仁尼奥厌倦了我的抒情。

我们的金丝雀，分别叫亚当和夏娃。据售货员说，亚当是那只胖的，夏娃是那只个头小的，我们认为她的话不错，两个都是白羽无瑕，紧闭着纤尘不染的黄嘴巴，它们两个现在被装了起来，分别装进了钟形的小塑料罩里，因为还没有买笼子和其他配件。“不管怎么说，它们有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欧仁尼奥满足地宣布，“很遗憾，我们不能解救更多的金丝雀了。”“这是买，不是救！”我强调说，一边拉他到用具柜台。数不清的笼子，像政府修建的低租金住房，我想，不知是谁抄袭了谁。同样的栖木，同样的食槽，无穷地重复。我们买了一只二号的。“跳蚤市场上可能有更漂亮的。”我这样大声宣称，以示对卖家的嘲弄。《一千零一夜》里的鸟笼，金顶，装着吊床和檐幕，我在表妹家见过，非常梦幻，我们的鸟如果住进去，肯定以为自己变成了夜莺。“笼子每周五都消毒！”她愤怒地抛出这样一句，以示还击。“她是聋了还是傻了？”儿子轻声说。

我们的负担开始加重：我的一只手里是亚当，另一只手里是夏娃，鸟笼包在一张气味微微有点难闻的报纸里，挂在欧仁尼奥胳膊上，还有各色鸟食，以及那个让它们适应新生活的小玩具。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收银台上，填了一张支票。我突然急于了结这件事。“我饿了。”欧仁尼奥说。

我手里提着东西，没法打他耳光，我们默默离开。最美好的出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失望和苦涩中，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

欧仁尼奥贴着左侧的车窗，在水汽上画兔子。我僵坐在椅子的另一端，鸟笼放在膝上。亚当和夏娃在地上啁啾，显然对于它们在钟形罩子里的旅行感到高兴。司机肯定觉得人的沉默很压抑，禽类的声势夺人很讨厌。他想在欧仁尼奥身上碰碰运气：“我的小娃娃，你要了什么圣诞礼物？”“我不是您的小娃娃。”儿子低声埋怨。这个不肯通融的人。“您开出租很久了吗？”我对司机说。我记不清自己是不是这样说的，或者我问的是别的问题，但和这个一样滑稽。我似乎察觉到一抹阴阴的坏笑，来自我的左侧。我很尴尬。

司机趁机开始讲述他的生活。方向盘上的三十年。“我刚刚发现了宝藏。”他说。我努力回想他谈这个问题的方式。当时欧仁尼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脖子仿佛折断了一般，头枕在我肩上，一处宝藏，我看很重要，但也很正常。“因为我给人搬家。”司机一边说，一边从后视镜里看我。有了这个视觉系统，话语似乎有了别样的传输方式，先减速，而后再重新活跃起来。我直直地盯着他，迎着他目光的焦点。当出租车司机们一句一句、没完没了地向我数说他们的不幸时，我常常想，这是心理学中分析情境的一种变体。据说，温尼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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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事令我喜欢之处在于，他说话不像演电视。更恰当地说，他的灵感来自法国老电影。林立的圣诞树，绕着花环，光华灿烂，挂满了红色和金色的球，有人在树丛中阴沉而有力地说“有棺木味”，这个家伙的内心世界一定十分丰富。他从后视镜里投来不易觉察的目光，看我是否一直在听。“业主们说：你们把家具、画、所有标了记号的东西、所有贵重东西都搬走。剩下的，就归你们，什么也不留。全部清空。我们看到的是，有很多酒。您想象一下那情景：一排排的勃艮第、波马尔、索泰尔纳、意大利麝香、忘忧堡和香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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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忖道：有人喜欢提及名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提及窖藏名酒，无疑是这个癖好的一种令人愉悦的表现形式，尽管这个司机用料过猛……欧仁尼奥听烦了，放肆地打起了呼噜。“那酒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那么多瓶，一瓶比一瓶香，在几十米的架子上排开。”

我突然感到有些羞怯，我想承认自己几乎从不喝酒，就像我们有时觉得必须承认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文盲或者局外人一样。听一个并非为自己准备的故事，就会有这样的羞怯。但这样说会毁了他的故事，而且无论如何都太迟了。“我们上来了，每人怀里都抱着酒，能抱多少就抱多少，入了席，把酒倒在吃快餐剩下的杯子里。刚喝了一口，我们全吐了，真难喝，像醋一样。很快，我们又打开了勃艮第。您开过这样的酒吗？”“没有，从来没有。”我说，对他完全配合。“感觉很棒。可是一样，像醋。没有一瓶不像醋。上当了。难道他们明明知道却不告诉我们？我不愿意相信。这还不是最刺激的……”他朝后视镜投来一束说书人的目光，这是一则纪律警告。而我，我在想为什么他会对这份天赐厚礼信以为真。“我们觉得酒瓶子下面有东西，很怪，我挖了挖，有个箱子，锁上全是锈和土，我们砸开了。大家浑身发抖，像树叶一样。”“然后呢？”我见缝插针地问。正是时候。我准备好了看到无韵诗泉涌般喷向听讲人的脸，准备好了在热带毛蜘蛛面前战栗。“您喜欢金子吗？”他小声说，神神秘秘的。“喜欢。”这个回答很平庸，可我真的从没见过金子。“唔，那么这就是。一堆堆的金币。可以这么说，金子，我敢说金子的作用，比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光着身子躺在你床上还要厉害。金子，比干那种事强一千倍。”“是吗？！”我不知道说什么合适，说什么才显得足够兴奋。“老金币，全是老金币，拿破仑以前的金币。”他在唱颂诗，对一切都不再关心，望着前方，目光一片空茫。“古代的金币？”我插进一句，更是为了打断他，他一直都兴冲冲的。“像做梦吧？还有金路易。现在都在专家手里。钱币学，您懂吗？可我还是继续开我的出租，就像赢了彩票一样，生活里什么都不能变。看看伯尔纳·塔比，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后来一切都完了。而且，是为了给我女儿。她会需要的。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们会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你给我留了什么？”我的左侧，一个忧郁的声音说，“我的意思是，除了你的戒指。你的戒指带我走不远。”“它当然能带你走很远，你等着瞧吧。”我低声说，“不要总是对什么都眼红。”

来到了家门前。我祝贺司机获得宝藏，他再次请我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常情。我们提着包裹上了楼。

我得把所有东西都放下，翻口袋找钥匙。我的儿子和鸟们即刻便进了屋，差不多安顿好了，欧仁尼奥和衣躺着，拧开收音机，听《一千法郎游戏》，鸟笼还在他的臂弯里。我像个冻僵了的傻瓜，仍然黏在门前的地垫上，努力用最合理的方式拾掇起大包小包。我从不向个人泰罗制8、应用家居人体工程学的小序列屈服。不然脑细胞就耗完了。

金丝雀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家，满足的样子，仿佛马上就要放声歌唱似的。“我饿了。”欧仁尼奥说。我的心一缩。“捕鸟吃？”我风趣地提议。“它们已经是俘虏了，你这个食人族，”他还嘴道，他的情绪颇具感染力，“你不觉得该让它们在屋里自在地飞吗？”

我没有回答，投入了拆包、整理的忙碌之中。我觉得这类事情一回家就得马上完成。同样，我觉得一开门就应当打开箱子归置行李，不然就全完了。必须马上做，必须很快做完。要清理得一干二净，给要紧的事腾出位置。起床后整理床铺如此，吃完饭收拾桌子如此。绝不穿着睡衣乱逛，梳好头再上街，出门之前画好眼妆。我经常问自己这些规矩出自何种隐秘的信念，要达成什么样的宁静平和。我称之为把生活变成艺术，这是我给自己的癖好所起的名字，这是一切都各归其所、融洽协调时我给自己颁发的荣誉证书，一个漂亮的房间，一张摆着果盘和丁香花的餐桌。好像随时都会有人来敲门，或者干脆不敲门直接走进来，而我应当时刻准备。为了这个视察者的到来，为了这场开幕典礼，一切无论何时都应当整整齐齐。说不定他会爬上房顶，掀起一角偷窥？须得为他预留一个位置，精神上的位置，就像留给乞丐的餐盘。毕竟应当在离世的那一天把自己的东西安放整齐，而那一天随时都可能来临。别再给自己找理由了。笼子、笼中的居民和它们的附属装置都归了位，演出继续。“哎，妈妈，我饿了！”隔壁房间里的声音唠叨着，“妈妈，都快两点半了，我饿了！”

我的额头再一次汗津津的。似乎我没有能力当好母亲，有人因此要把欧仁尼奥领走，似乎他要跑到不知哪里检举我的无能。“你想吃什么？”我用强有力的声音喊道。这类谈话迫使我们大喊大叫，却不无矛盾地更觉亲密，而且觉得拥有了一座大房子。“番茄饭？”

我把饭菜盛在一个托盘里，给他端到“草原上的小木屋”9前。

我稍稍调高了暖气的温度，坐在他身后。“妈妈，我喜欢你给我当椅子。”他靠着我的肚子说。这一段很煽情，还有一个老人朗读《人权宣言》。鸟儿们各自栖在一根横栏上，很舒服的样子。我开始向欧仁尼奥解释未来几小时和几天里的作战计划。他听不进去，因为那个在继续颂扬人人平等的家伙。公正，对他人的关怀。

选择不适宜的时机同他交谈，我其实有些刻意为之，女人的这个缺点，当然也是母亲的缺点，人所共知。有些刻意，但并非完全刻意，并非完全。我喜欢和儿子一起看电视，但我不能专心，我会想别的事，我跟他说话，他听不进去，我失去了耐心，我大叫大嚷，他也大叫大嚷，我甩手走开，把室内唯一的门摔得很响，我们的甜蜜时光就此告终。“这是因为你害怕这个孩子想要建立的融洽气氛。”玛尔莎对我说，她是牙科医院的一名放射科医生，从高中起就是我的朋友。

她的话绝对正确。这种认为自己正确的勇气、认为自己掌握着答案的勇气，是我欣赏她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的正确。

必须提前告诉欧仁尼奥，我要和玛尔莎一起吃晚饭，她紧急召见我。

我先提出快四点的时候到公园散步，之后告诉了他这个消息：“欧仁尼奥，我要和玛尔莎吃晚饭，然后，再说。”玛尔莎的名字在房间的空气里弥漫开来，让空气变得饱和而腐败。“那我呢，我怎么办？”我的弃儿说，“我总是一个人。就连平安夜你也要丢下我。你为什么更喜欢她？她是坏人，她总让你哭，你不能另找时间去见她吗？”

这番抨击令我揪心，也不禁使我微微发笑。玛尔莎也会以她的方式和我说同样的话。我仿佛听见她说：“你选择的为什么总是你儿子，而不是我？他让你哭，让你活得艰难，在精神上囚禁你，这个自私的小皇帝。有一天他走了，连谢谢都不会跟你说一声，连再见也不说。那时候我可能都不在了，不能和你一起吃晚饭了。你心里清楚，所有这些爱，这些牺牲和这些爱，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我要睡一会儿，”我对欧仁尼奥说，“午睡是长寿的秘诀。去公园的时候你叫我。”

我缩成一团，在床中央压出一个圆形的坑。鸟儿们荡着秋千唱着歌。电视里，一个人在单调地念诵着什么。我似乎听到一句话：“如果你们真爱孩子，就不会有战争。”这话使我在半睡半醒间哭了起来，真爱，我想，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爱么？在这样的思量中，我睡着了。

是寂静唤醒了我。雪引发的特殊的寂静。“下雪啦！”我对欧仁尼奥喊，他低声埋怨那些遇到什么事都大呼小叫的人。他嘟囔出的是些短且新的东西，“长舌妇”这一永恒字眼的现代变体。他们从哪里学的这些？我谈论着精致的雪花那冰冷的温柔，而他对这派胡言乱语毫不在乎，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已经拿这些话来烦他了。他在忙自己的作品，那是他在地毯上画的路，可能是某种迷宫和风景，也可能是一张地图，我称为他的“歌之版图”

10

但我知道，她的惊讶并不真诚。她在等我跌倒。朋友几乎总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人老了便不再有朋友。不再有朋友甚至是我们终于老了，或者已经老了的最贴切标志之一。每个人都证明了自己已经失败，都坦然了。谁对谁都不再感兴趣，除了对病人、死人和接受遗容修饰的人。每个人都待在自己家里，端坐在已然言明并已然确认了的破灭中。

我们都还站在起跑线上，等着参加比赛，那是一场蜗牛和蜗牛的赛跑，无休止地奔向美味的树叶大餐。后来我们终于醒过味来，终于明白一切都结束了，如此期待的比赛不觉间早已散场。“走啊，去公园！”我坚决地对欧仁尼奥说。“为什么？”他怪腔怪调的，竭力把最后一个音节拖得很长，“有什么区别吗？待在家里也一样！下雪了，你不喜欢下雪，我不喜欢出门。”

我知道我们应当出去透透气。做母亲的人总有诸多确信，而我只抱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这是其中之一。每天透透气。不论发生了什么。去公园，待着，直至觉出失望从不会从我们生活中消失。我猜，正是出于这个缘故，人们才去教堂，或者去购物。如果怀疑这一点，就彻底毁了。很多年里，我每天都推着童车，曲曲折折地走在狗和排气管道张开的嘴巴间。

此刻，我们手牵着手，我告诉欧仁尼奥沿途所见雕塑的名字，教他找进出马车的门洞，教他看人。走着的人，等候的人，还有那些待在车里、自以为不被别人看见的人，后者是我最喜欢的目标。

昨天，我看见一个姑娘，给自己买了一条带花边的裙子，非常漂亮，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她低下头，让裙裾飘舞起来。这样赏心悦目的情景并非天天见得到。与沙滩上的贝壳、光滑的玻璃或者林中一条新路给人的感觉同样愉快。“偷窥狂加抑郁症。”几个月前，我对玛尔莎讲述我的首轮战绩时，她这样对我说。自此我不再与任何人分享。

欧仁尼奥穿上滑雪衫，用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我给他系上围巾，系得很紧，把他勒得半死，他的围巾扎脖子，而且味道难闻。

公园像一个冰冻的栗色大水洼。“公园从来没这么惨过！”我愉快地对儿子说，“我们是两个北极来的猎人，看，什么活物都没有！我小时候就是这样：不论天气如何都去海边，这样可以培养刚强的性格。”“没有狗、没有雪橇、没有酒的猎人，是乡巴佬，”欧仁尼奥指出，“死乡巴佬！你小时候受虐待，凭什么在我身上报仇。我什么都没做，我根本没让你们把我生出来！”

我顿时停下来。

这是欧仁尼奥喜欢的批语，他觉得这句话收效极好，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而且不失分寸。对我来说，这句话做作、空洞、令人反感。我们互不理睬，紧闭着嘴，嘴唇绷得要裂开了。雪在脚下融化，倒霉的是，我们的鞋底渗水，我们出来透气，同时也透了水。我想，去给欧仁尼奥买双皮鞋吧，那该多放心啊。这个想法带来的安全感使我脸颊发烫，我冲儿子微笑起来。他的衣服口袋都很大，他从中取出一只一次性小相机。“你觉得，能拍到雪落下来的样子吗？”

一切都凝固了，一切都寂静无声。寒冷，也是一种寂静。冰冷的、光秃秃的、栗色的土地，是寂静。结了冰的水也是寂静。绿色的栅栏是这里最有人气的东西。

一只麻雀在水坑里打了个滑，从而化解了僵局。欧仁尼奥加快速度，连拍一气，瞬间之内，情形突变，有了强烈的冒险气息。“走吧，妈妈，我们回家，好不好，我们现在回家！”

听到这样的请求，我明白欧仁尼奥长大了。以前，他从不想离开公园。而如此讨厌这个地方的我，却在怀念逝去的日子，那时候必须强迫他，才能让他同意放弃搅和好的沙子，放弃他那只发了霉的桶和那把裂了口的铲子。

我们乘地铁回家。

最后一节车厢里，我们把脑门贴在车窗上，看隧道里灯光飞逝，如同宇航员准备好了起飞。地铁，是我们的领地、我们的诗，和玛尔莎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喜欢这样对她说。欧仁尼奥收集我带给他的五花八门的文章：一边缩成团躲起来取暖一边等着三明治碎屑的蟋蟀、表明城市老鼠具有超智力的新迹象、冬季专供迷途者使用的圣马丁地铁站。他把车票折成风琴状，想象着在比尔—阿凯姆或者奥斯特利兹11插上红旗，挑战一个模糊的对手，很可能是西部片里的老火车头。

我知道这将动摇她的看法，尽管她会满嘴的讽刺挖苦。讽刺挖苦是我们打发时间的本领，她称之为我们的市井诗情。

今晚，我可能会给她讲麻雀事件，如果到时候我想得起来。人们永远无法预见自己将会记得些什么，这是个大问题，梦就是个例子。写下来以永葆鲜活的事也会憔悴枯萎，如同隔夜的生蚝。

地铁口，一个卖《路灯报》的人拦住我们。我很冷，不想沉着脸说：“对不起，我已经买了！”我把口袋底的十法郎硬币递过去，他拿给我一份报纸。“谢谢，不用了。没关系。”

我这样说了，真的。卖报人说了些什么，显然，他不满意。我们走了。欧仁尼奥咆哮起来。“你不知道他卖报是为了尊严吗？你侮辱他，你故意侮辱他。你把他变成了乞丐。我不敢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你没有权利这样做！”

我很难过。“我很抱歉，欧仁尼奥，”我说，“我不需要报纸，仅此而已，我真的不想要。他的尊严，在于不要把一切混淆，或者给我想要的东西，或者行乞而不做任何伪装。”

我并不很自信。我不想让步。

从玉兰广场前经过的时候，我们同时抬起头。阳台上灯火辉煌，蓝色的夜幕下，一面巨大的红白蓝三色旗唰唰作响。雪已经停了，一切都整洁而美好。“真美，你不觉得吗？”我喃喃道。“我不喜欢旗，”欧仁尼奥说，“除了红色的。和爸爸一样。而你呢，自从你成了知名艺术家，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了。”

我没有心情否认。这个词，很滑稽，“知名艺术家”，就像从我的孩子嘴里吐出的一口痰。我甚至连眼睛都没眨。欧仁尼奥身上有个声音在诋毁我，他心里有一块地方在恨我，但他没有明言，只是默默地、秘密地留在心里，为了不使我痛苦。这一点，我是多么地难以承受。

我们到了。上楼的时候，我努力什么也不看，像每天、每次回家时一样，我希望门前的地垫上会有点什么，一捧玫瑰和桉树枝、一束长春花、一篮水果、一封来自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2的电报。或者一个小火柴盒，涂成白色，像个小棺材，盖子上有个黑色的十字架，是一个发了疯的旧情人寄来的。最后这个礼物，说真的，我不想要，而且，我已经收到过了。

什么也没有，一如往常，连银行的信也没有，连竞猜游戏也没有。“去喂喂鸟，逗逗它们，训练训练它们，”我干巴巴地说，“我给你放好洗澡水了，无产者。”我们照旧开始了晚间漫长的华尔兹。3

风吹得我落下泪来，夜色一片松石绿，我跑着，觉得自己迟到了。我要准备将麻雀的故事讲给玛尔莎听。我犹豫着是否该把麻雀换成海鸥或者鸽子。在这个版本里，摄影师、诗人欧仁尼奥是主角。稍加改编之后，故事会更美、更真。这让我想起一个电影片段，一个人看见有个小女孩跑向结冰的池塘，他想冰面可能会裂开把她吞没，但他当时在自家窗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突然，我发现窗外有一只麻雀，我发现它正向薄薄的冰面冲去，我的嗓子发不出声，我的手直抖。它长着欧仁尼奥的脸。我吓呆了，心在狂跳，我撞在便道旁一截黑色的柱子上。柱子戳在这里可能是为了防止乱停车。这些古怪东西，无船系缆的缆桩，唯一用途便是出其不意地伤害那些漫不经心的行人。我被撞伤了，哭起来。我想，如果认识海洋的唯一方式是遭遇海难，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期待。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一座石砌餐厅，彩绘玻璃使窗户硬朗的风格变得柔和，餐厅正对着一座罗马教堂和教堂的花园。我喜欢这座教堂，因为从前这里陈设的圣诞马槽13用的是真牛和真驴，放在圣母和圣婴两侧，一个真人扮演的圣母和一个泥塑的假圣婴。

我曾经接连去过十次，每次都奇怪它们怎么能够待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喜欢圣诞马槽，就像喜欢大商店的电动装饰橱窗一样，可我从不曾指给欧仁尼奥看过。这个关于牛和驴的故事，笼罩着颤抖的、神秘的气氛，我很喜欢，其实，我喜欢对此不作深究而只满足于这个词——马槽，和着干草味，还有管风琴的声音。

如今再也没有会动的圣诞马槽了。圣于连教堂里有布勒学校的学生们集体构思的一件艺术品，好像是用掺了盐的面做的，那个圣婴没有面孔。我偶尔还是会去点一支蜡烛，祈祷自己心愿达成。我还记得那个化装成圣母玛利亚的女人，歪着头，蓝色的纱巾垂下来，膝盖打着颤，令我想到从前在美术学院学习时那个倒霉的波兰女子，在艺术家老太太们、被长途车遗忘的日本游客们、因用力过度而折断炭笔的青春期姑娘们专注的目光下，永远摆着同样的姿势，不多不少二十分钟，沉着脸，双颊被电暖气烤得通红。很可怜，很不幸，也很美。同样，我也没带欧仁尼奥去过那里，尽管他可能会喜欢。

如果带他去一次的话，作画的欲望也许会重新回到我身上。

玛尔莎迟到了。我没有落座，而是折返回去，到教堂里走了走。香的味道令我感到窒息，几个人聚在祭坛周围唱诗。左侧过道上，拜占庭式的圣母像前，一个穿大衣的男人喃喃地说着什么，几乎贴着圣母的耳朵。他吻了她二十来次，先吻自己的手指，再用手抚摸圣像金色的面庞，以传送他的吻。角落里，一个流浪汉放下他的条纹塑料袋，咕咕哝哝咒骂着从他面前走过的人。

我点燃了一支短蜡烛，花五法郎让滚烫的蜡流到手指上。关于我的愿望，我没有想到合适的：要么是算不得愿望的愿望——圣诞节这样做很好；要么相反，太宏大了——幸福、欢乐。不，什么幸福、欢乐，不要，都不要。许愿太迟了！当蜡烛放稳，时机就已消逝。

有人拍拍我的肩，我吓了一跳。“我料到你在这里，”玛尔莎说道，“你许愿了？”“没时间许，不灵……”

我吞吞吐吐地说，我瞧不起自己，在规定时间内得体地许一个愿，我连这样的志气都没有。我们走出希腊风格的小教堂，有两个人与我们同时离开，我注意到他们躲闪的目光。一种默契——那是由于被人发现而产生的骄傲和恐惧——把我们联系起来。有天夜里，我参加完圣保罗日之前的异教信众集会，走出特拉斯提弗列14的圣玛利亚教堂时，似乎已经有过这种同谋的感情。他们的歌声令人难忘，像圣于连教堂香的味道。让我想到爱，总在躲我而去的爱。

玛尔莎搂着我的肩，拖着我朝餐馆走去。我挪开她的胳膊，我感到自己很脆弱。她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感情充沛地大声说：“现在你知道该许什么愿了吗？”“别说了！”

我想逗她：“愿望是秘密，不能告诉别人，玛尔莎！”

我求她别问了，但是她拒不妥协。我们在餐桌前就座，吊灯打出一个令人安心的光圈。“一个男人，奴珂，你很清楚，你的愿望应该是给自己找个男人。别摆出这副嘴脸，爱情，我在跟你说爱情，看你这副表情，母鹿受惊似的，到底怎么回事你难道不知道吗？你用爱赶走了爱，你心里只有你儿子。”

我试着重新赢得一点尊严，服务员把菜单递给我们，我擦了擦眼睛。我想回家。“你不觉得你这样开篇有点过分吗？”

玛尔莎不回答，朝我温柔地微笑着，她对我们的状态很满意，对自己额前刚刚挑染的几绺金发很满意。“金坦克。”我对自己说，以自娱自乐。“只是为了让你清醒清醒！我有一大堆事要告诉你。”

她清晰的声音变得有点遥远，对于她生活中的新闻，我觉得自己今天什么都不想知道。我微微低下头，斜眼看她。我们等着上菜，玛尔莎在描绘一个她三周前认识的男人，而我则听着邻座的人交谈。“你能想象吗，已经三周了。”

过道对面，我的前方，也有一个男人，背对着我们。我可以看见他的后脑勺和红红的耳朵。他在大声抱怨。我在心里把他叫做红耳朵法西斯。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象着他就是玛尔莎毫不害羞地向我揭露所有秘密的那个王子。他的声音太大了，他在谈论一个怀孕的女人，说这个女人为了不被赶出属于他的房子，想出了怀孕这个损招。“都是职业骗子，”他用愤怒的声音责骂道，“遍地都是。蟑螂。”这种无遮无拦的粗暴很可笑。那又怎样。“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玛尔莎继续说。

她的好处——她有千万般好处，但我在此所说的是她尤其好的地方——那就是她不像我一样因为一点小刺就会受伤。起初，见面聊天之后，我常常打电话给她，请求她原谅，我肯定令她厌烦、痛苦了，肯定冒犯了她。但是她接到我的电话很吃惊，这样的想象在她看来荒谬得很。“你可真有时间，为了莫须有的事操心！”她的声音是愉快的，“啊，这些知识分子！最差劲的，是知识分子兼艺术家，就是你这种人，永远不缺伤害，生怕误了痛苦。你有想过要去发现快乐吗？”

我知道，她这样说，是因为她感到深深的遗憾，认为我不该放弃我的画家生涯。而我却越来越觉得绘画不过是一种下流的滑稽剧。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再作画的世界里。当我不再以绘画为业、不再参加画展开幕式，当我撕毁合同、与画廊的人断绝了往来，我过了好几个月才敢向玛尔莎坦白。我怕她继阿尔丰索之后、继所有其他人之后，也会弃我于不顾。但是玛尔莎很忠实，很执拗。她守护着我。她在等待我的任性结束的那一天，她所谓的荒谬的、受虐狂似的任性。那将是她胜利的时刻。

玛尔莎，在上帝创造的每一天里，把僵硬的矩形纸板塞进来访者嘴里，并对他们说不要动，毫不顾及纸板的尖角插进腭里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也不知道他们多么艰难地忍住不让自己呕吐出来。而且她也不太会去想，正在普及的电子技术终将会使她的那些大型设备变为一堆废铁。她怀着信念重新武装失灵的下巴。这毫无疑问会使人冷酷无情。

当我力图让她睁眼看看她那撒旦般的职业时，她讥笑道：“什么诗人，什么扭捏作态的人。”“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这不会长久，你觉得我像往常一样在做梦，你觉得伊阿宋会带我上贼船。”

叫这么个名字15，那是当然。我在心里傻呵呵地笑话她，没有作声。

这个新名字从玛尔莎嘴里冒出来，给我的感觉怪怪的，几乎与她的私密话一样不知羞耻。这是个语调问题。她说“伊阿宋”的时候，就像在说“我要告诉你你一直寻找的宝藏在哪儿”一样。如果说我坐在她面前，那是因为我信赖她。

我更希望她问我：你们呢，你们最近看过什么展览？我听到了这个问题，它如同一座小铁桥架在一起吃饭的夫人们之间，大家摊牌了：啊！我去了大皇宫，简直太棒了，太棒了！比较起来，对话的两个活跃分子中，总有一个到博物馆去的次数少些，迟滞了，不再以同样的警觉读《每周综艺汇》，在我看来，出游博物馆总像是为了让这一位艳羡，或者干脆就是为了羞辱她。这是一种保持立姿的方式，表明自己骁勇的方式。下一步，出现在互述昨晚电视节目的时候。失去了一点点的自尊。这也是修养，坐着的。

我们的邻座已经开始了这个部分。最胖的那个，有点尴尬，把滑落的内衣肩带拉上去，因为她什么也没见过。没见过大皇宫，没见过夏尔丹的画，没见过皮草，没见过橘宫，没见过那些咧着嘴怪笑的天使，没见过卢浮宫的新展览，没见过那些可能永远再也看不见的、令人难忘的作品。我讨厌这样的谈话：纯粹是展览的汇编，带着导览手册上现成的评论，不过是些装模作样的噪音。然而我发现，这可以平息焦虑。以游览这种下流的方式。这就是。

声音洪亮的邻座们给了我这些启发，如果我告诉玛尔莎，她会说：“嫉妒加附庸风雅。”“你对这个感兴趣，是因为你害怕自己的生活，”这话她对我说了一百遍，“就像你的那些破书！”

玛尔莎猛地把脸凑近我的脸。吓了我一跳，好像要吻我一样。我把头扭向一旁。同时，我也觉得可笑，我想象着她轻声对我说：你的口气真难闻！可我来之前检查了一百次啊，口气浑浊是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我总会合起手掌，向掌心形成的圆窝里吹气，闻一闻那里集结的潮而腻的气息。她说：“你觉得我会幸福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太强烈了。我从来没有像跟他那样做过爱，当他跪在我面前，就像昨天晚上，我相信我可以死。我觉得以前和艾蒂安，那不是做爱，只是互相手淫，各自寻求各自的快乐。各自达到各自的高潮，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边通过摩擦取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不再真的看我，而是朝天使露出笑颜。“我们结婚九年了。你知道吗？他非常尊重伊阿宋。”我的嘴疼得抽搐起来。“伊阿宋……”我希望她至少可以不说这个名字，我很怕，我觉得警察会把我们抓起来，因为严重泄密、损害人身安全、公共场合言语露阴癖。“当他抱着我，把我翻过来，再翻过去的时候……”“求你了，玛尔莎，别说了，”我对她说，“我很爱你，你会幸福的，他爱你，我敢肯定，但是你所做的事很危险。你和伊阿宋之间的事从来不该让人知道，做爱的动作应当保密，我敢肯定。而且……”

她定睛看着我：“你知道这种翻转着，不分开，一起享受的姿势？奴珂，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们才这样聊天，分享我们的秘密，因为如果你对我的幸福一无所知的话，我的幸福就不会完整。”我像一只蚯蚓在她的指间摆动，我吓得脸色灰白，荒谬而可笑。“别装精神病，奴珂，”她严厉地说，“这太容易了，这就是懦弱、懒惰。”

我没有哭。总之，我觉得被迫迈向幸福的步伐其实很可笑。这里有个词汇问题。严重的问题。我们几乎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词，词都写在看不见的提词机上，对我们的嘴巴来说太难了，但仍要说出口，而它们既粗俗又空洞，出口时扒掉了我们唇上的皮。绘画也一样。我必须让玛尔莎明白，我再也不碰画笔了。让她不要再认为我会重操旧业。让她从此再也不要跟我谈什么姿势。“我卖掉了最后几幅画，玛尔莎，价钱极低，几乎是白送。你明白吗，你还记得它们三年前什么价吗？真是笑话！我再也没心思顾及那些装腔作势的买卖了。我为我的画感到羞耻，就像我吐出来的污秽。拍卖，就像卖淫一样，这整个苦难，多么……而且，历史上出过真正有价值的女画家吗？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什么也没有了，这方面我的幻想都消失了。我再也不画了。”“我觉得艾蒂安肯定想见你，”玛尔莎说，她的脸颊现在变得粉红。“我还想对你说的就是这个。你们一直都很相像，理想主义而且善良。”

这话总带有一丝鄙夷。在“理想主义”这个词里，我听到了“傻气”，而在“善良”中，可以分辨出“懦弱”。玛尔莎亲切地拉起我的手，我的手很凉。“你给他打电话？”

我说：“当然，我明天给他打。”

关于画的事她可能没听见。或者只是无话可说。“那就管好你自己，那就相信你自己！”换一种情形，玛尔莎会这样大发脾气地说。最好的赞誉，唯一有价值的，是给自己的赞誉，我的祖母曾经这样说过。“工作，工作。等你不在了，地球照样转得很好。”

我想知道谁会来参加我的葬礼。

带着柔情与怀恋，我想到了欧仁尼奥，想到了我们那艘平静的船和船上单调的风景。听玛尔莎说话令我有了晕船的感觉、无可依傍的感觉，令我觉得四面都有墙的围堵，而且有人用手臂撞击着正要冲进来，令我觉得像是置身于街头杂耍节目里倾斜的地板上，在摇摇晃晃中寻找平衡。我听到看热闹的人们发出笑声。我对自己说，羊啊、鸡啊都比你胆子大。我吃了一只苦涩的黑橄榄，为了不忘却这种感觉。

与我们相隔两桌的一对男女忽然吸引了我的注意，仿佛他们要向我吐露一个真相，一个折磨着我的真相，除非我主动去寻找，否则将一无所知的真相。（“你的座右铭是：‘Why16？’”欧仁尼奥想奉承我的时候，就会这样说。）那个男人的嗓门太大、太粗。“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他嚷道，“法国人根本不懂地理。”“确实如此，”他的同伴拿出一面小镜子，在脸上寻觅着什么，试探着说，“就说我吧，我连巴塔哥尼亚高原在哪都不知道。”

这很可能是表达“亲爱的，你真美”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百试不爽。巴塔哥尼亚高原恰恰是这个男人最喜爱的话题之一：安第斯山脉稀薄的空气、阿根廷尽头的小海角、潘帕斯草原和仙人掌、拉丁美洲清新的风，他引用了保罗·莫朗17的话，回顾了他的童年，一次水痘、几个星期的无聊光阴，让我记住了一部地图集。

玛尔莎换了话题。她希望艾蒂安同更多人交往，但是很难。“他的朋友只剩最后几个了，可他刚刚又和其中一个闹不和。如果他只剩下孤身一人，我也不会心安。”她说道。“力求心安理得，这可能是我们主要的动力源。幸运的是，我们永远做不到。”我挖苦地说。“我让他去报名参加活动，你明白吗，他晚上就知道守着电视。你明白吗？”

玛尔莎说“电视”，就像人们说“盲人”一样。“他给自己准备一盘吃的，大肚瓶子就摆在跟前。”她也用“大肚瓶子”来称呼威士忌。我花了很多年才弄清楚这个词的意思。我一直不敢问，想象着那是一种带肚子的软塌塌的东西，但我并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他是个活死人，我成天说他，可他就是不听。你明白吗？”

当她开始频繁重复“你明白吗”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注意力太过明显地飘忽不定了，我怕她生气。我缩着身子，集中精力，听她说，对不起，我没弄明白。如果我很坦率，我就会对她说，我不愿意我的朋友在上帝创造的每一天里，像个活死人一样被对待。可是，我不想失去玛尔莎，我唯一的朋友，我已经一再对不住她。而且艾蒂安并不是我的朋友。我对他感兴趣，仅此而已，可能是因为玛尔莎对他的描述十分精当。玛尔莎尤其善于描述病态。

艾蒂安的病与众不同，引人入胜。“他的脚怎么样了？”我问。他有好几个月不能走路，因为足底奇痒，足弓都变了形，他只要一站起来，整个脚掌就像踩进了蚂蚁窝。

如果他躺下，得，就好了。我给他提了一大堆离奇的主意，因为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很兴奋。我出了很多妙招，像失眠患者想出来的一样。举个例子：让你的身体相信你绝对不想睡。你不要穿睡衣。不要上床，不煮橙花药茶。你去看电视，看着看着，没想到，一下子就睡着了，穿着衣服，亮着灯。我在这方面很在行而且引以为傲，我提议艾蒂安穿软底鞋出门，甚至穿那种新出的防滑袜子，带可爱的橡胶圆点的那种。或者用心理疗法：找到让他心头痒痒的东西——他不想走路，他哪知道我的绝招！哪头犟驴也不会觉得铁掌疼！

归根到底，我更倾向于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讨玛尔莎喜欢。但我不能点破。于是，我给他们带来了止痒霜。我到家附近的日化用品店去，这家店新近取代了我常去的那家书店。我很喜欢书店，保留着逛书店的习惯。新开的日化店是一座白绿相间的水晶宫。它的皮肤在一楼，胡子在收银台旁，头发和灵魂在地下室，整架整架精美的瓶子、装满植物精华的小罐子，还有数不清的针对面部和肘部皱纹的植物护肤霜：乳油树和鼠尾草、有舒缓功效的薰衣草、有净化功效的藻类。有一次我买了很多，他们送给我一把巨大的雨伞，白绿相间，如同以前的那种沙滩球。跨出店门的时候，我很像玛丽阿姨18。

玛丽阿姨此刻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是又一个艾蒂安，但没有症状，除了想要回家的渴望。图书馆的一名酷爱研究狱中阅读的同事说，长期服刑后被释放的人不想走出监狱。人质会认绑架犯为友。我们只是一小堆习惯而已，而习惯当中的大多数都是致命的。玛尔莎把甜点碾碎，认真地搅拌起来。酱汁和饼干形成一种令人痛心的混合。她在嘲笑我的表情。过一会儿会更糟，她说。有人喜欢想象胃研磨食物的情景，把我们费工夫做的表面文章全部摧毁。“你圣诞节有什么打算？”我害怕的那句话刚刚降临在我们的两只餐盘之间。“没什么打算。就我俩，还有一棵树。”“你买树了吗？”“没有，我们明天去。我只买了鸟，因为欧仁尼奥想要一只猫。”

玛尔莎看着我，惊呆了。如果我是她，我会认为买鸟是为了喂猫，是为迎接猫的到来而做的准备。但她只是觉得我缺乏条理，而且让人不放心。“你真的很消沉。这样对孩子不好，你知道吗？”

泪水涌上眼眶，我忍住不让它掉下来。我突然热血上涌，脸颊变得通红：“对我的孩子不好，我知道，但是已经这样了！”

红耳朵法西斯和巴塔哥尼亚旅行者偷偷看我们。玛尔莎搂着我的肩，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摇晃着：“What about thiscat?”19她笑着说。4

午夜了，我该回去了。我们离开餐馆，平静了下来，对于我们订下的合约很满意：我以自己忧伤的方式庆祝圣诞，独自待在我们的洞穴里，但是一结束，我就到布列塔尼去找他们，她和艾蒂安。那里有一大堆非常有意思的人，还有孩子，很多孩子。我们将燃起篝火，玩“大富翁”，吃蛋糕，散步。“你十五年不来了，简直是神经不正常。”玛尔莎说。

我认为她决定邀请我们，是在我讲猫的故事的时候。我喜欢认为我对故事的爱好对我有用。

猫的故事是我喜欢的故事之一，但是，在图书馆每月的心理故事时间，我从来也不能讲：它太可怕了。

我很有风度，把玛尔莎送回家。我在出租车里看着她像弹钢琴似的输入密码，然后消失在那幢现代公寓里。那是一艘由玻璃和水泥构成的宇宙飞船，在入口、大厅玻璃门和电梯处设置了连续三个密码。大厅里的热带植物好像一群外星侦探，身上居然没有配备信号灯和按钮，简直令人诧异，它们分列两排，中间形成一条沉寂在睡梦中的、亮晶晶的小径。这是个迷人的所在，但最好不要酒醉而归。（我不知道，一个没有高度警觉性的人，怎么能够顺利完成所有这些操作并最终找到他的床。）据玛尔莎说，这里出过好几起自杀事件，她说这话时从容而优雅，而且很有把握地认为不能混淆结果与原因。这种公寓吸引某些脆弱的人，就像空螺壳会召来寄居蟹。这是他们的第二层皮，钢铁做的，牢不可破。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中世纪，那时候，如果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去当十字军，他真正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拥有那副重达一吨的铁壳，还有那只配套的脸甲？我们的甲胄又在哪里？

出租车把我放在楼下，我忧心忡忡地抬起头。没有灯光。欧仁尼奥肯定睡了。可以听见鸟叫声，它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兴致低落。事实上，我只听见一只鸟的声音。

上楼的时候，我想到了猫。What about thiscat?这个故事不像真的，玛尔莎确信地说。她觉得是我的梦中所遇。猫的全名叫弗雷迪·布阿什20，可人们省略了姓氏，只叫名字，称呼它弗雷德、弗雷迪或者弗雷多21。圣诞节前几天，欧仁尼奥从他父亲那里得来这只猫，去年还是前年，我记不清了，经常弄混。一只纯黑色的小猫，长着一对斜视的蓝眼睛。

那一年，我自己摆了一株来自森林里的小圣诞树，是一个朋友送的，枝叶稀疏，长得歪歪斜斜。弗雷迪很喜欢，忙着往上爬。有一则人所共知的趣谈：猫总是认为既然鸟可以待在树枝上，那自己又何尝不可。树枝被压弯了，反弹起来，猫被抛了出去，又爬回来重新开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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