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盐野七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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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11：结局的开始试读：
金币故事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过，货币也是国力的反映，所以也是了解历史最好的指针。
但是，国力有能用眼睛看到的，也有用眼睛看不到的。落实到货币上，前者为金银含量等材料本身的价值，后者指的就是铸造技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者明确反映国力，而技术上的衰落则需一段时期之后才会得以显现。也就是说，当我们注意到铸造技术方面的衰退的时候，其国力可能已经枯竭了。
从本卷书开始，罗马走上了逐步衰落的道路。货币也是如此，乍一看没什么，但再次细细端详，发现上面预示了帝国的衰亡。盐野七生2007年7月于罗马◎
银币故事
一个出色的人本应该取得出色的成绩，然而事实却总是不顺利。正因为如此，阅读历史的时候，愉快的同时又生出很多感慨。
真要追究个中缘由只怕很不容易。是生不逢时？还是适应时代的能力欠佳？我不想对他们品头论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逃避似的一路写下来。
然而到了众多历史学家所诟病的罗马衰退期，虽年代都已久远，我却还是无法释然。我不能继续“逃避似的”书写了。
如果用佛教词语来表述的话，就是“谛观”。这个词除了表示“醒悟”，还有“事无巨细明察秋毫”的意思。盐野七生2007年7月于罗马◎
金币故事
马可·奥勒留皇帝出生在气候温暖的罗马，却在维也纳死于多瑙河北岸吹来的凛冽寒风里。而两代后的皇帝塞维鲁出生在北非的大莱普提斯，本可以在地中海接受阳光慷慨的照耀，可最后却是在阴雨连绵的约克闭上了双眼。
罗马帝国的皇帝最重要的职责是保障帝国的安全，即率领士兵同敌人战斗。领导者的克己奉公对他们个人却是一种摧残。罗马时代精英们的词典中，似乎没有适应“障碍”这个词。
在欧洲采风过后经由罗马前往北非，携带的衣物必须全部替换，所以深有感慨：罗马帝国真是太广阔了。盐野七生2007年7月于罗马推荐序1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2011年8月8日推荐序2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2011年8月6日◎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盐野七生2011年夏于罗马█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版图第一章皇帝马可·奥勒留（公元161—180年在位）序言
没有哪一位罗马皇帝能拥有马可·奥勒留那样良好的口碑。此人位列五贤帝的最后，也因人称“哲学家皇帝”而赫赫有名。他不仅在当时深受人们的爱戴，直到今天，在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其他罗马皇帝也没能像他一样一直享有如此崇高的声望。
如果论统治者的力量，那么罗马史上超越马可·奥勒留的领袖也有几位，例如帝政事实上的创始人尤里乌斯·恺撒，以及其后建立起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出身于行省却对故乡西班牙一视同仁的帝国统治者图拉真，不惜折损自身寿命巡视整个帝国辽阔疆域并重建防卫体系的哈德良。即使我们不看共和时代，只说鼎盛期的帝政时代，也能立刻列举出这些名字。然而，纵然是他们，在紧抓后世人心的两个有效手段——留下“声音”以及“形象”方面均不及马可·奥勒留，因为哲学家皇帝在这些方面无疑更占优势。
马可·奥勒留遗有一册后世人称为《沉思录》的书，正因这部著作他才获得“哲学家皇帝”的称谓。而从《沉思录》的书名可以看出，这完全不是学术性的哲学著述。他身为罗马皇帝，要务之一就是出击蛮族，该书只是战斗间隙记录所思所想的小册子而已。马可·奥勒留自少年时代起就喜爱哲学，书里基本都是他的自省与思考。而现代的西欧学者则从不吝惜“古人伦理的极致表达”、“高贵灵魂的真情呐喊”等溢美之词。
柏拉图曾说，国家让喜爱哲学的人来负责政治是最为理想的。我们暂且不论柏拉图的这种论断是否恰当，对于启蒙主义运动过后的近现代学者而言，马可·奥勒留正好是历史上实现了柏拉图理想的唯一案例。不要无止无休地讨论人们究竟能否公正和善良，我们只需追求公正善良的行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相关内容见《沉思录》卷十。——译者注）
这就是罗马大帝国最高权力者的“声音”。
而紧随声音的就是“形象”。马可·奥勒留的骑马像至今仍旧屹立在罗马七丘之一的卡匹托尔山上。
即使有人不知道柏拉图，也可能没有读过《沉思录》，但只要一看这座骑马像，立刻就能感觉到它是至高无上的杰作。从古代到今天，两千年来人们制作的骑马像不可胜数，可就算有几万座，我相信马可·奥勒留骑马像的地位也绝不会动摇。因为不管怎样，它使米开朗琪罗产生了利用的念头。
当初，这座骑马像并不在卡匹托尔山，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它一直位于罗马市中心南端的拉特兰教堂广场上。这座骑马像之所以能在4世纪末席卷罗马的基督教徒破坏与希腊、罗马相关作品的风暴中得以保留，却并不是因为狂热之徒中有人读过《沉思录》，也不是因为有人发现了骑马像的艺术价值，觉得销毁太可惜，因此对其伸出援手，只不过是当时人们单纯地误以为它是第一位承认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马可·奥勒留蓄有浓密的大胡子，不知人们为什么会将他和总是刮净胡须的君士坦丁搞错，而正是因为这个误会，马可·奥勒留骑马像才最终在当时22座罗马皇帝骑马像中仅存下来。据记载，其他21座骑马像，包括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图拉真等皇帝的骑马像，因为和马可·奥勒留骑马像一样均为青铜所制，结果都被熔化，然后转为他用，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其后又过了一千多年，罗马经过漫长的中世纪，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一光辉时代，即使不被误认为君士坦丁，即人们发现了这是马可·奥勒留的骑马像，也不会将它投进熔化炉。还有遭受唾弃的异教徒圣地卡匹托尔山，在长期闲置之后也出现了变化，开始人来人往地热闹起来。而负责这一带规划的，正是米开朗琪罗。这位文艺复兴晚期的代表性艺术家决定利用傲然屹立的马可·奥勒留骑马像，作为重建卡匹托尔山的重要元素。就这样，哲学家皇帝不但在漫长的中世纪得以存留，现在又幸运地享受荣光，能在古时凯旋将军向诸神祈祷还愿的卡匹托尔山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完全是因为骑马像制作工艺精湛。试想，如果它在艺术价值上存在什么瑕疵的话，造诣极深的雕刻家米开朗琪罗绝不会将它安放在自己设计的广场中央。
不过，这场名为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不但使马可·奥勒留得以重现，而且同样使其他皇帝在经过长眠之后再次苏醒。文艺复兴时代就是以“复兴古代”为口号的，所以它也是大规模挖掘古代遗迹的时代。可是从地下走出展现身姿的皇帝们，大多只有上半身的胸像，纵然偶有全身像出土，也都是身披铠甲或者托加的立姿像。骑马的皇帝像，马可·奥勒留依旧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这尊骑马像的风格非常不一般。骑在马上的马可·奥勒留既没有身着最高司令官的甲衣，也没有披上皇帝那种华丽的袍衫，而是摘下头盔、脱掉胸甲，在短衣之外只罩了一袭轻薄的斗篷，似乎正在接受战士和市民们的欢呼。他既不是耀武扬威，也没有居高临下，是一位极其真实自然的皇帝。显然，这是极其高超的艺术家通过人物沉静的状态展现了他刚毅的性格，这是人和马的完美结合。后代考察罗马的历史学家吉本、蒙森、汤因比所看到的，就是这个马可·奥勒留铜像，而作家歌德和司汤达所看到的，也同样是它。凡到过罗马的人，大家所共同瞻仰的，就是这尊马可·奥勒留骑马像。因为只有这尊铜像既不像尤里乌斯·恺撒像那样被安放在罗马市政厅，也不像奥古斯都像那样在美术馆里展览，而是矗立于卡匹托尔山上，在苍穹之下，沐浴着阳光。
不过，近来人们担心铜像遭到汽车尾气污染，不得不改在室内展出，所以马可·奥勒留铜像最终也被搬进了卡匹托尔美术馆。500多年前米开朗琪罗所确定的位置上，现在只剩下一个粗糙的复制品了。
1990年人们曾修复过这尊骑马像，修复完毕后将它从台伯河岸运回卡匹托尔山。虽然用大型货车装载，道路也并不遥远，可毕竟物品弥足珍贵。大型货车在晨曦之中，移动之缓慢真的如同马匹慢步。当时我正在路边眺望装运的情景，突然身后传来一个美国男人的声音：“太伟大了！我竟然在罗马遇见了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骑马铜像█身着铠甲的总司令官尤里乌斯·恺撒█身着托加（大祭司服装）的奥古斯都
如果当时运送的是恺撒或奥古斯都的立像，那么游人未必会发出如此的感叹。要瞻仰罗马皇帝的话就必须面对他骑马的形象。对源于罗马文明的欧美人而言，这想必是他们最率真的感想。相比于其他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这一点上实在是好运气，连人们这种天真的愿望都能予以满足，真可谓独一无二。成长时代
有一段时间，意大利的一家电视台曾播放过索尼的商业广告。画面先是逐个介绍这家企业的产品，最后画面渐暗，推出白色的大字，“It’s a Sony”（这就是索尼）。
我想如果拍摄罗马帝国的宣传广告，也可以用同样的构思。剧本就引用艾利斯泰迪斯的《罗马颂词》，我们在《罗马人的故事9·贤君的世纪》里已经探讨过这位年轻希腊学者的演说，现在还可以再详细介绍一下。如果这个广告是发表在报纸的一个版面上，那么完全可以用上部的三分之二刊登艾利斯泰迪斯《罗马颂词》中的语句，然后用下面的三分之一横向排列出大字，“It’s a Romeempire”（这就是罗马帝国）。
如果这个广告用电视来呈现，可以用艾利斯泰迪斯的《罗马颂词》做背景音，同时推出相应的画面。当表述人们自由安全便捷的旅行时，最好采用阿皮亚大道上服装、肤色各异的人们来来往往的影像。然后，在这个罗马帝国广告的最后，画面渐暗，仍旧是推出白色的大字，“It’s a Rome empire”。
艾利斯泰迪斯的《罗马颂词》如下：对于我这样的希腊人，不，对于其他任何民族来说，现在，要去一个地方旅行，非常自由、安全而且容易。只要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连证明身份的文件都不再需要申请。不，甚至不一定是罗马公民，只要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人们，自由和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荷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地球属于每一个人。”罗马把诗人的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罗马人测量并记录下了纳入你们保护之下的所有土地。你们在河流上架设了桥梁，在平原甚至在山区铺设了大道。无论居住在帝国的何处，完善的设施让人们的往来变得异常容易。为了帝国全域的安全，你们建起了防御体系。为了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你们完善了法律。因为这一切，你们罗马人让罗马公民之外的人们懂得了在有序稳定的社会里生活的重要性。在总督作为行省统治的责任人，在决定一项政策或接到行省人民的请愿时，只要有一丝疑问，马上就会给皇帝写信，请求指示。这就是罗马帝国。在皇帝的指示到达之前，总督只会一味地等待，就好像合唱团演员等待指挥举起指挥棒一样。只要能保证消息的传递，无论皇帝在何处，都不会影响他对帝国的统治。即使他身在帝国边境，仅靠书信也可以实施统治。因为皇帝的信一写好，就会有一个好像长了翅膀的使者（希腊语为Hermēs，拉丁语为Mercurius），迅速而安全地把它送到目的地。罗马世界终于在辽阔的疆域内实现了民主统治。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曾经的希腊城邦国家扩大了规模后的国家。领导者阶层集中了公民中有才华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出生地遍及所有行省，也就是说，统治帝国全体人民的这些人才来自帝国各地。他们有的生为罗马公民权所有者，有的是后来取得罗马公民权的。由于他们杰出的才能以及由行政和军事构成的完美组织机构—— 由于这些代表帝国的人和组织机构的作用—— 罗马实现了对辽阔帝国的统治。战争远在边境，帝国的内部毫无纷争，每个角落都浸染着和平繁荣与幸福。而帝国之外执迷于纷争的各民族就显得太可悲了。罗马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着。在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相容并存的罗马世界，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里安心工作。在这里，国家的节庆日由皇帝亲自主持祭祀仪式，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们也分别举行各自的祭典，这有助于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罗马人告诉我们，纵然人种和民族各不相同，纵然各种文化和宗教难以并存，可是通过完善的法律也能以法制为中心实现共存共荣。为了显示这种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利益，罗马人甚至保证了曾经的败者仍能享有很多权利。罗马是个大家庭，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个罗马世界就是这样的大家庭。
早在小亚细亚出身的艾利斯泰迪斯发表《罗马颂词》之前，整个帝国就已经实现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用历史学家吉本的话来讲，那是“人类最幸福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都是元老院议员，公元143年，艾利斯泰迪斯在元老院进行了这篇《罗马颂词》的演讲。这一年也是安敦尼·庇护继哈德良之后在位的第五年。
而当时26岁的艾利斯泰迪斯在演讲的最后，并没有面对着57岁的安敦尼·庇护，而是面向自己的同龄人，已经取得恺撒称号、被确立为下任皇帝的22岁的马可·奥勒留，用下面的话作为结尾：年轻人啊，你在高贵的宫殿中占有最高贵的地位，你的肩膀担负着沿先人足迹前进的责任！身世
虽然从罗马七丘之一的西里欧山能登上自古罗马圆形竞技场（又叫斗兽场）南面延展开来的丘陵，但观光客却相当稀少。两千多年后，仍旧留存在这里的古罗马公共建筑，只有供奉被神化的克劳狄乌斯皇帝的宏伟的神殿，以及自东向西横跨丘陵南部的克劳狄亚高架水道桥。显然，连纪念柱都被移走只剩巨大墙面的神殿和断断续续的高架水道桥很难成为观光景点。如果不是对罗马历史非常感兴趣，肯定不会到这里驻足。所以这里虽距离观光客云集的斗兽场和罗马广场很近，却保持着一种特有的宁静。
然而，却有一个完美的原因促使我们巡访西里欧山，那就是观赏水道桥遗址。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0·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曾经写道，通往现代东京市中心的是首都高速路，而通往古罗马市中心的则是高架水道桥。只要是熟悉首都高速路的人就很难想象道路附近鳞次栉比的会是高级住宅，然而在罗马时代，高架水道桥附近却属于上好地段。桥上跑的是汽车还是水流当然有所不同，不过更大差异恐怕还在于承载它们的是钢筋水泥立柱还是砖石圆拱，我认为二者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传说罗马的第二代国王努马经常到西里欧山一带和女神（Nymph）相会，可见这里自古就充盈着清澈的泉水和茂盛的植被。据发掘调查，这里曾有着很多深宅大院和数个聚居区，也接近市中心，可人口却相对较少，在罗马时代应该是高档居住区。马可·奥勒留就出生于西里欧山，时间为公元121年的4月26日，时值哈德良统治的第4年。
马可母亲的娘家拥有丰厚的资产，并且母亲多米提亚·露西拉是家族里的唯一财产继承人。据说其家庭资产包括两家制砖场。罗马时代的建筑框架，都是用砖石堆砌，中间采用灰泥黏合。看来，哲学家皇帝母亲的娘家在从事罗马时代的基础产业。
马可·奥勒留的父亲出身于维鲁斯家族，追寻其先祖，可以得知他们来自罗马的行省西班牙。大约在马可·奥勒留出生前的100年，他们迁徙到了罗马，是当时罗马人所谓的“外来户”之一。可是后来，他们顺利地融入了罗马社会，不但曾祖父成功进入元老院，而且被韦斯帕芗皇帝升为贵族。话虽如此，维鲁斯家族的兴起却并不是特例，而只是当时罗马社会阶级间平常的流动变化而已。
到了祖父这一代就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祖父马可·阿尼乌斯·维鲁斯深得皇帝哈德良的信赖。每当皇帝外出视察，阿尼乌斯·维鲁斯经常接受委托，代替皇帝处理国家事务。在马可·奥勒留出生的公元121年，祖父正好第二次就任执政官。五年之后祖父第三次当选。该职位不但是个荣誉，而且也掌握着权力。三次就任执政官的，除去皇帝哈德良之外，只有奥勒留祖父一人。
国家在共和时代的最高官职就是执政官，转变为帝制之后，皇帝成为最高权力者，而执政官虽然是由元老院选举产生，任期也依然只有一年，实际上执政官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不过，即使皇帝身在首都，元老院的会议议长却仍由执政官担任，在内阁之中，全权处理事务的也是执政官。也许帝政时代的执政官和现在的日本官房长官很相似，不，这个官职应该比官房长官的责任更重大。因为哈德良皇帝有三分之二的当政时间并不在首都。
不过哈德良也的确以知人善用而著称。因为有哈德良的推荐，阿尼乌斯·维鲁斯曾三次担任执政官，其余的时间里也依然是内阁成员。毫无疑问，他是皇帝的重臣之一。这样看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资产，马可·奥勒留生来就属于当时罗马社会的最上层。两年之后，他的妹妹降生了。当马可·奥勒留3岁时，父亲亡故。因为缺乏详细的记录，估计不是战死就是病故。幼年丧父的孩子一般由祖父收为养子，这种情况在罗马社会并不少见，也就是说从那以后，祖父成了马可·奥勒留的坚强后盾。成长
在罗马人的家庭里，婴儿一出生，父亲就用双手高举着，展示给亲友和仆人看。婴儿出生后的第九天，举行祛除邪秽的仪式，此时给婴儿起名。我想之所以一定要等到第九天才冠名，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婴儿的死亡率比较高的缘故。当一个人成为他人的养子，或是地位有所上升，往往会用家传的名字作为伴随自己一生的个人名，因为此人这时的社会生存率无疑比较高。后来的哲学家皇帝所起的名字，和他的父亲及祖父一样，都叫马可。罗马人的姓名由个人名、家传名、家族名三部分构成，在做皇帝之前，马可·奥勒留所用的名字是马可·阿尼厄斯·维鲁斯。
罗马人的家庭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起名的同时赠给婴儿两种东西：一种是在又细又轻的金环上挂些东西，一摇就发出声音，有点类似于拨浪鼓；另一种是黄金质地的护身符，用一根细绳挂在脖子上，直到成人礼举行之前，这个护身符都不能摘下。
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留有以下文字，我们可以从中一窥公元2世纪前后罗马上流家庭养育孩子的状况。在从前的罗马，一个经过正式结婚生出的小孩不可能放在女奴的小屋里，而是要生长在母亲的怀抱中。亲手养育子女不但关系到母亲的颜面，而且展示母亲的爱心，是非常风光的事情。流传至今的很多资料显示，格拉古兄弟（指提比里乌斯·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译者注）的母亲科尔涅利娅和尤里乌斯·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最关注的事情就是养育孩子。她们毫不吝惜地倾注母爱，对孩子的文化修养和身体健康等方面无微不至，最终培养出了罗马的领袖。可是如今，母亲的任务在婴儿落地时就宣告结束，为婴儿哺乳的是奶妈，断奶之后就利用学习希腊语的托辞，将婴儿交给来自希腊的女奴。在上流社会的家庭里，养育幼儿的通常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由好几个人共同负责。这些女人除了会说希腊语之外别无所长，大多难以胜任其他重要工作。也就是说，孩子处在低贱的毫无教养的女奴们的包围之下，听着她们无休无止地闲谈，看着她们绞尽脑汁地偷懒耍滑头，结果整个家庭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小主人的内心感受和言谈举止，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养育子女正需要在这些细节上体察入微。█少年时代的马可·奥勒留█多米提亚·露西拉
塔西佗这个人生活在帝国的鼎盛期，可不管对什么事情都持悲观态度。所以我们在接受这位一流的帝政专家的言论时，还是打些折扣才好。不过，对公元2世纪培养孩子的现状大发感慨的，却并不只有塔西佗一人。在恺撒时代200年以后，统治阶层教育子女的方式恐怕也是当时诸多变化之一。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也谈到了自己是由奶妈哺乳的。
不过，他的母亲多米提亚·露西拉却完全不是那种执迷于社交生活而把孩子甩给女奴的贵妇。马可·奥勒留3岁时，父亲就故去了，而当时女子一般在15岁时就结婚，所以马可·奥勒留的母亲成为寡妇时很可能还不到20岁。富有，年轻，又有生育的经验，这些都是罗马社会里再婚的绝好条件。尽管如此，多米提亚却没有再婚。她的儿子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年轻的母亲：从我的母亲那里，我濡染了虔诚、仁爱和不仅戒除恶行，甚而戒除恶念的品质，以及远离奢侈的简朴生活方式。（本段译文参考了《沉思录》，何怀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译者注）
虽然马可·奥勒留的母亲可能不像格拉古兄弟的母亲和尤里乌斯·恺撒的母亲那样，能够和以后活跃于政坛的儿子平等交流，但她也没有将育儿大事推给别人。马可·奥勒留在确定成为下一任皇帝之后，仍旧和家庭教师之间保持书信往来。他在书信的最后，往往特地附上母亲发出的问候。一位母亲和孩子少年时代的教师之间密切的沟通于此可见一斑。
马可·奥勒留的记忆里不曾存留父亲故去的情景，母亲的离开则是在他34岁的时候。所以他是在慈爱平和的祖父及母亲的守护下度过的少年时代，而这一时期也是罗马帝国的和平年代。少年时代
公元127年，后来的皇帝马可·奥勒留仅仅6岁，还使用着马可·阿尼厄斯·维鲁斯的名字。然而就是在这个年龄，他就已经身处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在罗马社会中，贵族是当然的元老院议员，在罗马统治阶层的子嗣中，也曾有过15岁的成人礼之后就立刻位列骑士阶级的人。因为直到30岁才能获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那么骑士就成了一个领袖的预备课程，所以15岁之后列为骑士的不乏其人。然而，如果一个人在6岁就做了骑士，实在是出人意料的年轻。话虽如此，在位10年的皇帝哈德良也未必认为这个6岁的少年表现出了皇帝的潜质，毫无疑问，这更多是皇帝赐予忠臣的礼物。祖父维鲁斯经常在皇帝外出视察的时候代为处理政务，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对于马可而言，他也是父亲的化身。从公元128年开始，马可就要接受7岁到11岁的初等教育。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极为优越的他当然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到市井中的私塾去读书，而是聘请了家庭教师。当然，无论是进私塾还是聘请家庭教师，初等教育都是以读写和计算为基本内容，无须赘述，不过这一时期倒是有一件事值得特别一提。像犹太教或基督教这种一神教既然有经典，那么负责向一般信徒进行解释的祭司阶层就必不█奥古斯都可少。而与此相对，信奉多神教的罗马社会里没有宗教经典，也就不需要专职的祭司或神职人员。这样也不必担心神职人员在行政事务方面多嘴多舌，进而自然而然地实现政教分离。现在我们认为所谓的政教分离就是政治由政治家负责、宗教由宗教人士负责，可是当时的情形仍旧有些不同。从理论上讲，只要是信奉罗马诸神的成年男子都有担任祭司的资格。
因为不是专职的神职人员，所以在举行祭典时也没有专门的法衣。即便是罗马皇帝，通常的装束也不过是在短衣之外裹上托加，社会里的中上层男子都是如此。作为大祭司，皇帝必须在节庆日举行祭典，这时他也是身着托加来主持的。不过有一点不同。在元老院的会场，人们的托加并不遮挡头部，而在神殿前举行祭典时，人们会用托加把头部遮住。这是人们敬畏神灵的具体表现。每个罗马人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守护神，而各自的祭神仪式也不过是皇帝主持的祭典的缩小版，由遮挡住头部的家长主持，参与者也仅限于家庭成员和奴仆。在多神教的古代，诸神与人的亲密关系远超后世我们的想象。
7岁时的马可获得了一个称号，拉丁语叫做“Salius Palatinus”，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战神马尔斯的祭司会”，马可是其中的一员。在意大利半岛，供奉战神马尔斯的祭典每年举行两次，分别在3月19日和10月19日，因为这两个日期代表着战争季节的开始和结束。仅在罗马一地，就有两组人负责这个延续已久的祭典，他们每组都有12名少年，每逢祭典，少年祭司们都要身着古代意大利的战斗装束：皮制的胸甲，军用的斗篷，圆锥形的战盔，腰佩短剑，左手持八角形盾牌，右手持长矛。
12人组成的战团在街道上行进，时而停下来为战神马尔斯表演舞蹈，同时用长矛叩击盾牌，口唱赞歌。每当这种古老的仪式操练告一段落，沿街围观的人们就兴奋地拍手欢呼。献给战神马尔斯的赞歌全部用古拉丁语写就，对于一个7岁的少年来讲显然是太难了。可是少年马可却将其背诵得滚瓜烂熟，每次祭典都积极参加。所以，一个人不畏艰难，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的刚毅性格应该在这时就已经显现出来。并且，成为皇帝的马可·奥勒留十分尊重罗马的传统，或许就是少年时代教育与经历的结果。
到12岁就要开始接受中等教育。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17岁就步入社会，所以罗马人非常重视步入社会前的5年中等教育。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表示中学教师的词语“grammticus”也指代所有的教师。马可的教育环境优越，家庭教师们也都由声誉最高的希腊人担任，并且不同的学科由不同的人负责。可见在公元2世纪，随着学科的确立，培养学生的家庭教师也出现了专业分工。在《罗马人的故事10·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教育制度一节里，我们已经就教育内容进行过阐述，现在就不再重复了。不过有趣的是，当时人们很重视辩论，即“dialogus”。这种学习的重要内容就是首先要知道不同意见的存在，然后通过了解，掌握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技巧。这种辩论技巧在希腊以苏格拉底最为有名，在罗马人们将其应用于元老院会场和法庭。
然而，学习这些内容的12岁少年马可却迷上了希腊哲学家们的生活方式。他执意穿着粗布衣服听课，晚上就直接睡在地板上，虽然最后他还是没能拗过母亲，几天后结束了这种苦修，改为在铺有毛皮的床上睡觉，可如果用俗气的话来讲，这时的马可·奥勒留已经掉进了希腊哲学的“陷阱”。而喜欢开玩笑的哈德良当然不会放过马可。因为马可的姓“维鲁斯”的意思是“真实”，皇帝就在其后加上了表示最大的词尾，“维鲁西姆斯”就成了皇帝给少年马可起的绰号，意为“真实最好”。
公元135年，经常离开首都视察帝国全境的哈德良自觉体力日衰，终于决定回归本国。相比于罗马市内的皇宫，59岁的皇帝更喜欢待在郊外的蒂沃利别墅。而14岁的马可在祖父的带领下谒见皇帝的机会并不稀少，因为此时的哈德良对这位少年的态度显然已经超越了对一个忠臣的孙辈通常的关注。成人礼
对努力自强、尽职尽责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此时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就是选择继承人。这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不经过深思熟虑的话，那么无论以前的政绩多么出色，都如同画龙没有点睛，存在着前功尽弃的风险。哈德良走遍了整个帝国，缔造了罗马的黄金时代，同时他也致力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所以，在继任者这个问题上，他绝不能有丝毫马虎。
那一年，59岁的哈德良的目光停留在了30岁上下的路奇乌斯·凯奥尼乌斯·康茂德身上。此人虽然身体纤弱，但品质与智力都无可挑剔。不过，在哈德良内心里，选择这个年轻人还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缘由。
将近20年以前，哈德良继位不久，就动手清除了前任皇帝图拉真在位时的四位重臣。当时并没有进行正式审判，而是以图谋政变的罪名直接杀掉了。为了帝国由图拉真的军事扩张路线转变为专事防守路线，采取强硬手段虽然是迫不得已，但也不能排除哈德良神经过敏的成分。那时的情景他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四位重臣纵然在国策上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
四位重臣中的尼格里努斯有一个女儿，凯奥尼乌斯·康茂德迎娶了她做妻子。夫妻二人生有一个男孩，当时年仅6岁。在这个男孩体内，实实在在地流淌着蒙冤的尼格里努斯的血液。在哈德良的内心里，之所以选择凯奥尼乌斯·康茂德作为继任者，是不是存在着对自己从█埃里乌斯·恺撒前无奈手段的赎罪心理呢？凯奥尼乌斯·康茂德还有一个11岁的女儿，而这一年，少年马可15岁。
拉丁语“toga virilis”的意思是成人礼。男孩要脱掉少年时代的短衣，换上成年男子的服装托加，宣示自己的成年并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或许此时祖父已经故去，也有可能是皇帝哈德良暗中帮忙，因为成人礼结束之后，马可很快就确定了婚约。
未婚妻就是凯奥尼乌斯·康茂德的女儿凯奥尼娜。不久之后，哈德良就宣布凯奥尼乌斯·康茂德为皇帝的继任者，改名为“埃里乌斯·恺撒”，成为皇帝哈德良的养子。马可因此成为下一任皇帝未来的女婿。马可和这位下任皇帝之间存在着15岁的年龄差距，如果一切顺利，埃里乌斯·恺撒的儿子将来也有望继承父位，他比马可小9岁。或许，当初哈德良并没有把马可作为候补皇帝之一，他也本可以更好地辅佐埃里乌斯·恺撒，并在其子继位以后以姐夫的身份尽心尽力地协助治理国家。大概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可能性，马可和凯奥尼娜才得以确立婚约。
有的人至死也不会为了自己的升迁而不择手段地排挤、肃清别人，马可·奥勒留就是这种人。哈德良应该也注意到了马可的这个特质，哈德良本人也绝不会为了升迁而去排挤别人，但他同时也认为一将功成万骨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自己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反而会更加重视他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不难想象，哈德良的金手指还在发挥作用。15岁的马可被任命为首都罗马在拉丁节期间的行政长官。拉丁节（feriae Latinae）是一种古老的庆典，在距离罗马20公里的阿鲁巴诺山举行。两位执政官都要出席庆典，为了不耽误首都的行政事务，需要在庆典时期任命一位“特别长官”。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个名义上的官职，通常都在年轻的领袖后备队中选拔，可是马可对这一职位同样一丝不苟。顺便说一下，这一年的执政官之一就是被哈德良指定为下任皇帝的埃里乌斯·恺撒，他对未来女婿的兢兢业业十分满意，特地赶往蒂沃利别墅汇报此事。
在公元136年，马可的家里喜事连连，十分忙碌，最后也是以喜事结束。比马可小两岁的妹妹克鲁尼菲奇亚和表兄渥米狄斯·库瓦德拉特结婚。新娘的父亲和新郎的母亲是同胞兄妹。在罗马的上流社会中，表亲之间的婚姻已经并不少见。而这种情况即使不回溯到共和时期，在百年前的帝政初期也是不可想象的。帝王教育
尽管举行了成人礼，但马可毕竟只有15岁，学习非但不能因此而终止，围绕在马可周围的教师阵容反而愈加豪华。据说这些教师都是哈德良亲自指定的人选。如此说来，在老皇帝的心目中，对少年马可的评价可谓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仅举三位经过选拔的教师，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
出身于小亚细亚佛里吉亚的希腊人阿勒库桑多斯，是研究荷马的著名专家，在纯正的希腊语教学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托西乌斯·阿贝尔出身于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在罗马时代属于意大利，所以也可以说他是出身于意大利的拉丁人。理所当然，他负责教授纯正的拉丁语。
北非曾是过去的大国迦太基的领土，来自那里的科尔涅利乌斯·弗龙托指导马可的辩论技能。
罗马帝国把欧洲、中近东和北非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后世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哈德良治下的罗马帝国的确是世界性大国。其实即使历史学家没有这种论断，现代人也能从当时的教师人选上发现这一点。不过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教授少年马可的科目和自己的出生地全然没有关联，凭借的完全是自己精英分子的技能。
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双语国家罗马帝国的两大官方语言，教师们除了讲授纯正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外，同时也传递出一种价值观，即有些人的母语既不是拉丁语也不是希腊语，对于他们生硬的词汇或错误的语法，倾听的时候绝不能表露出丝毫的不快与轻视。语言交流中最重要的，是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内容，至于交流方法则是次要的。之所以不必特地纠正对方的语法和发音，是因为如果人们都在统治者跟前三缄其口，那么对统治者来讲肯定是非常不利的。
既然如此，那么一个人不论来自帝国的什么地方就都不是问题了。青少年时期的马可后来的教师里面不乏来自希腊、中近东和北非的人，不过都是根据这种实力主义进行选拔的结果。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那些受到重用的行省人，就像后代的历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几乎都认为自己是罗马人，而不是什么高卢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叙利亚人或北非人。当年掌握英格兰正音，同时对于语言上未必说得如此纯正的殖民地人民，同样愿意以绅士风度倾听的英国人无疑很多，但是印度和新加坡、埃及等地的人们几乎从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这就是虽然同为“帝国”，但罗马和英国之间存在着决定性差异。在确立精神修养的少年时代，马可·奥勒留就是在哈德良所缔造的世界主义中度过的，然而还不到两年，马可的人生却发生了巨大改变。
公元138年1月1日，已经被确定为下任皇帝的埃里乌斯·恺撒在出席元老院会议之前，突然大口吐血而死。此前一年，为了锻炼身体，加上哈德良皇帝也主张其为了日后登基治国，应当体验边境军营的生活，埃里乌斯·恺撒前往多瑙河前线。但是，他看上去似乎患上了肺结核，根本无法适应剧烈的环境变化。今天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是欧洲国家的首都，但这两大都市都起源于罗马时代的军团基地。虽然到公元2世纪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但和帝国首都罗马的舒适生活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当地的气候对出身于南国的他而言也十分严酷，纵使他30岁出头正值盛年却最终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
对皇帝哈德良而言，以前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赶快寻找一个替代人选，因为62岁的老皇帝心里最明白，以前长年累月地在外视察，过度的操劳和病痛正在煎熬着自己。
埃里乌斯·恺撒死后还不到一个月，替代者就已经选出来了。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皇帝安敦尼·庇护。他的祖上来自行省高卢，本人不但是元老院的议员，而且作为“内阁”成员深得哈德良的信赖。年龄是52岁，在注重成熟度的罗马社会里，这是富有竞争力的年龄。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安敦尼在埃里乌斯·恺撒死前就是皇帝的候补者之一。首先哈德良与安敦尼两人在性格上就完全不同。一言以蔽之，相对于哈德良的犀利，安敦尼表现出来的则是稳健，这也正是哈德良所欠缺的资质。正如小普林尼所说：“元老院的议员们喜欢皇帝像元老院的成员一样行事。”在这一点上，安敦尼简直可以打包票。█安敦尼·庇护█哈德良
从哈德良的角度看，安敦尼最大的好处在于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此外安敦尼52岁的年龄也是有利因素。哈德良当时62岁，他肯定认为比自己年轻10岁的继任者可以在位13年。只要维持住这13年，当时17岁的马可就30岁了，达到了就任国家要职的最低年龄要求。毫无疑问，自从埃里乌斯·恺撒死去以后，在哈德良的头脑中，马可的存在已经是越来越重要了。
安敦尼作为继任者的唯一不利因素，恐怕是此人不够丰富的国外任职经历，他只在小亚细亚做过一年的行省总督。而且这个行省并不像卡帕多西亚（土耳其中部高原地区的古地名，主要城市为开塞利，公元前3世纪独立，公元17年并入罗马。——译者注）那样，即使不在战争状态下，也必须丝毫不能懈怠地对假想敌帕提亚时刻保持警戒，其总督并不负有指挥边境防卫军团的任务，当地还盛行着希腊文化，如同西边一样舒适与和平。在罗马帝国，即使同样被称为行省，位于边境防线上的行省总督由皇帝亲自任命，一般选择有军旅经验的人。而没有防卫任务的行省总督则是在元老院议员们中间相互评选产生，只需具备执政官的经验即可。所以即使同样称为行省，也有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之分。二者还有一项区别，就是皇帝行省的总督任期经常能够长达数年，而元老院行省的总督任期则规定为一年，因为这样可以使尽可能多的议员们分享到行省总督这种“荣誉”。安敦尼所担当的职务，正是“元老院行省”的这种总督。不过，总督时代的安敦尼广施仁政，在意大利本土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清廉、诚实、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他无疑胜任这一职务。
并且在皇帝哈德良看来，继任者缺乏行省经验可能也算不上了不起的问题，毕竟他本人已经视察过全部的36个行省，所有必要的行政措施都已推行下去。在马可成为皇帝之前的10多年间，让帝国保持现状不是很好吗？
然而，预计是13年，实际上却成了23年。
公元138年2月25日，皇帝哈德良宣布了新的继承人。这时安敦尼已经接受了哈德良提出的所有条件：第一，收养即将17岁的马可以及已故的埃里乌斯·恺撒之子，现年8岁的路奇乌斯为养子。第二，在马可与埃里乌斯·恺撒的女儿到达适婚年龄的时候，让他们履行婚约。第三，当路奇乌斯也到达适婚年龄时，安敦尼的女儿芙斯汀娜要嫁给他。
只要阅读一下这些条件，我们就知道哈德良不但重新构筑了帝国的防卫体系，而且还完善了帝国的法律体系，其追求尽善尽美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很明显，其实哈德良想让马可继承皇位，安敦尼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还有一点，在自觉来日无多的哈德良的内心里，充斥着对执政初期整肃图拉真四重臣的赎罪意识。他为其中一人的血脉安排了美好的前程。
就这样，在所有的责任和义务都完成的5个月以后，皇帝哈德良终于撒手人寰。
今天我们往往喜欢强调这位皇帝的奇妙灵感和他对希腊文化的依恋，这虽然是事实，却并非他的全部。作为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排在尤里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之后的，我想就是这位哈德良了。他是卓越的政治家，拥有着自己的简明哲学，虽然没有像马可·奥勒留那样有《沉思录》和骑马像传世，却留下了他的哲学思想，其代表就是至今屹立不倒的罗马万神殿。罗马人的哲学
不管外形是圆是方，只有这座万神殿和其他为数众多的神殿截然不同。即使在雅典的帕台农神殿，参拜的人也只能面对雅典娜一个神。在人神关系方面，建在罗马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也因袭了帕台农神殿的做法。
而顾名思义，万神殿（Pantheon）则加进了不同民族甚至战败者们所信奉的神，是“供奉全部神的神殿”，并且，万神殿的特点还不仅如此。对从入口进来的人们而言，神殿里面的诸神并没有矗立在神殿深处，而是环绕在周围，从而构成建筑物本身。这座万神殿是唯一现存的保持着古罗马时代风貌的建筑，既没有立柱也没有横梁，宽度和高度却达43米。其实这些令建筑学家们吃惊不已的现象不说也罢，但优秀的建筑肯定能体现出█万神殿的内部建造者的哲学。真正令我们感叹不已的，正是万神殿的哲学。
进入万神殿内部，站立在浑圆的殿堂中央，抬头就能望见圆形天窗外的蓝天。这时，流连于此的游客仿佛都消失了，一切喧闹声都归于沉寂，在宏伟的万神殿内部，只有伫立在中央的你和排列在墙面上的诸神。在其他神殿里，被供奉着的神是主角，可是在万神殿里，人被守护神所围绕，成为主角。这种安排形式，是多神教的古代精神的具象化，也体现了罗马帝国的哲学。
这座万神殿当初是由奥古斯都皇帝的左膀右臂阿格里帕在公元1世纪主持修建的。可是到公元2世纪需要重建的时候，哈德良皇帝将其从方形改成了圆形，并且把诸神的位置从中央挪到了周围。哈德良属意待时机成熟后在马可守护下的罗马，正是“万神殿”所体现的罗马帝国。
顺便说一下，罗马的万神殿自建造开始到现代，已经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岁月，然而在这期间，却没有第二座、第三座万神殿出现，因为自从进入了一神教时代以来，直到今天，人们都视自己所不信奉的神为邪神。万神殿是多神教时代的产物，已经成为过去时代的纪念碑。“庇护”的意思是“深怀慈悲的人”，在哈德良之后，安敦尼因“庇护”的称号而名垂青史。历史学家们评论安敦尼·庇护治下是“罗马人最幸福的时代”。史学家吉本也曾感慨地说，该时期几乎找不到值得记录的问题。的确，这个皇帝态度宽容，行事果断，致力于人才的公平选拔，遏止了公帑的浪费，维持了健康的财政。他这些举措在23年的德政中一以贯之，统治着大家族一样的罗马帝国。后世的研究者们将其列为五贤帝之一时，不曾有过丝毫犹豫。
不过，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专注于政治，或者说专注于政事，是因为在他执政时期，正好很幸运地享受到了先人的丰功伟绩。
说到先人的丰功伟绩，仅帝政时代，皇帝们在保障国家安全这一职责方面，就有很多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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