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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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试读：
前言
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进了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
这段文字来自梁思成先生在195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检查《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我在2009年第一次读到他这篇检讨时，心中产生了一种幻灭感。我一直有的印象是梁思成在1955年因“复古主义”受批判，又在“文革”中备受迫害。但我完全不知道，在建国伊始，梁思成在忙着参与北京各种城建工作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批判，写一份又一份的思想检讨了。建筑史研究对此几乎只字不提，《梁思成全集》更没有收录这些材料。我下决心要探究这段历史。在过去三年中，我通过各种渠道，陆续搜集到一批梁思成在1949—1959年写的思想检讨。同时，我也阅读大量史料，试图了解1950年代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想运动，以及它们对新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影响。
渐渐地，我开始看到两条线索：梁思成的系列检讨及其与“新中国建筑运动”之间的关系。如果说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我认为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
我于是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从分析梁思成的一系列思想检讨入手，将中国建筑在1949—1959年的发展过程梳理一遍。显然，这段历史非常沉重，揭开它时，令我，也会令很多人感到震惊、痛苦；但若回避它，我认为是一种罪恶，因为这等于是我们后人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对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一概加以唾弃。2011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想通过这个写作，通过读解这段被尘封了的历史，来纪念他。2011年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社会各界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日子，反思中国一个世纪来追求现代化的艰辛历程。我也想以几篇读解梁思成的文章，作为一份小小的个人礼物，献给这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但在2011年初，当我自觉资料搜集充分，开始写作时，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每每涉及他一篇篇检讨中对自己在1949年前“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时，我都得回过头去分析他以前的思想和作品。我频频回头，细读他以前的写作和各种相关材料，才意识到，自己对1949年前的梁思成的了解又是多么肤浅。同时我也发现，原以为1949年前的梁思成已经被众多学者研究得很透彻了，但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空白，甚至谬见。于是，我调整计划，先在2011年内，用两篇文章，把梁思成在1931—1946年做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梳理一下：第一章集中探讨他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和方法论，第二章探讨他受到的西方和日本现代建筑史学的影响。然后，我就可以集中用下面几章写1949—1959年的梁思成了。
没想到，接下来越写越细，越写越长。断断续续花了两年时间，直拖到2013年秋季，一共又写出六章，我才感到算是对建国十年间的梁思成有了比较完整的考察。我意识到，只有耐心地扎到繁复的史料细节中，将考察还原到逐年甚至逐月逐日，才能精确捕捉当时历史风云的急剧变幻，也才能逐一击破众多后人对于梁思成想当然的空论和以讹传讹的谬见，最终可望深刻理解当年梁思成的心路历程，以及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与那个时代的关系。
多年来，对梁思成的读解流于空洞的缅怀和颂扬，而鲜有将他的思想、作品纳入特定历史语境中，贴近而又动态地分析。我期待自己三年来的工作，能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我也敬请读者指正我的错误。2013年11月，香港第一篇中国建筑：史学的构筑1937年，梁思成及其同仁骑驮骡进五台山寻找佛光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第一章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1931—1946年）
梁思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我们熟知的。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梁思成在政治上相信，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国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在文化方面，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它有复兴的潜力。这两种信念紧密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梁思成一生的建筑事业。在1931—1946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集中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他们努力想通过“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证明中国古典建筑与希腊、罗马和哥特式等建筑体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文化品质，是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那个时期的梁思成还认为，中国传统木建筑框架体系与20世纪在西方崛起并在世界迅速传播的现代建筑，在原理上有共通之处，因而它有向现代转化的可能——这构成了他当时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动力之一。
但要深入读解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仅仅重复他的民族主义信念、动机、动力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他是如何做的，即他的建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是如何构筑起来的，他采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等等。由此，本章尝试：将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放在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背景中，考察两者间的关系；考察梁思成的建筑史写作中，理论构筑与实证调查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更贴近的读解方式，考察梁思成及其同仁的建筑史研究中蕴含的丰富性和矛盾性，而不是一味强调其系统性。一、从观念到方法
20世纪中国史学革新的首要特征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梁[1]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1902年，在《新史学》的开篇，梁启超这样论述史学与民族主义的紧密关系：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2]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梁启超这种史学促进民族主义的信念，与19世纪晚期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密切相联。历史进化论源于18世纪晚期德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历史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演化的过程；永恒不变的理想和法则是不存在的，人们只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语境中，通过考察过去，来明察现在和预测未来。到19世纪中晚期，历史主义又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进化论史观，该史观在总体上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线性，由低到高，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在具体论述时，它往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衡量各单位的先进或落后，提倡相互竞争与适者生存。对梁启超，以及很多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家来说，这种学说极有吸引力，因为它既能解释世界局势的变迁、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没落，也能成为他们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力图促进中国再次复[3]兴的理论基础。“进化”成为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关键词。他在《新史学》第二篇“史学之界说”中，以三个层层递进的定义来说明他的史学“新”之所在：史学是“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换句话说，梁启超“新史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叙述，把人和社会进化的道理讲出来。在第三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梁启超再次强调历史进化和人种进化的直接联系：“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梁启超进一步说，在各人种中，那些“非历史的”，即不会[4]总结自己历史的人种，就只能被其他“有历史”的人种排挤。总之，梁启超深信，在民族——国家的进化过程中，史学的发达起着巨大推动作用。此时，梁启超推广的主要是进化史观，尚未将进化论发展到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
这里我插入一个有趣的问题：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中常有一些生物体隐喻，是否可直接理解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呢？比如，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介绍中国木构建筑时，口气就像达尔文在讲某个“物种”的起源和进化：
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成熟并逞其豪劲于唐代；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然后于明代初叶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虽然很难说它的生命力还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书所述[5]及的三十个世纪之中，这种结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机能……[6]
一些学者确实将这种文字直接与生物进化论相联，但我认为不应轻易下此判断。因为，以生物体的生长衰落来比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是自古就有的手法，其中起里程碑作用的人物是被称为“艺术史之父”、“现代考古学奠基人”的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J. Winckelmann）。他在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中将艺术发展过程归纳为类似生命的循环周期，每一周期都有“起源——发展——变化——衰亡”四阶段。以此为模板，他将古希腊雕塑发展划分为四阶段：旧式风格（Older Style）、盛期或宏大风格（High or Grand Style）、美丽[7]风格（Beautiful Style）、模仿者风格（Style of the Imitators）。这个划分通常被认为是艺术史写作上首次将艺术发展界定为有机的生长——衰落过程。尽管也有学者争辩，温克尔曼其实又在很大程度上[8]借鉴了一些古罗马作家对希腊雕塑的论述，但温克尔曼的重大意义不容忽视。他的写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后一批18世纪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系统地发展出“历史主义”理论，构成西方现代历史写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历史主义到了19世纪中后期才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我将在其他篇章中详细探讨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的关系。总之，就梁思成文字中的生物体比喻，尤其他对中国木构建筑发展的四阶段划分（“发育”——豪劲——醇和——羁直）这点上，我认为系统考察温克尔曼和西方历史主义史学观的演变，远比直接类比生物进化论更有意义。前者可以帮助我们回溯西方现代史学的思想脉络，而后者只能停留在一个浅白的打比方层次上。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进化论作为一种史观，被用来考察社会和文化的演变，构成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有力批判。但它长时间停留在较肤浅的生物学隐喻层面，直到1910—1920年代发展成一种史学方法论后，才促进了中国史学的更深刻变革。图1 王国维（1877—1927年）图2 胡适（1891—1962年）图3 梁启超（1873—1929年）
在1910—19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史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从重视史观的改造转变到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改（图1—图3）造。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以及稍晚些的傅斯年，成为这一趋势中的四位代表人物。
王国维的史学贡献，由陈寅恪精辟地概括为三点，都与史学方法论更新有关：“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第一点，也称“二重证据法”——将实物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最为人称道，因为它是对中国传统学者，尤其是对乾嘉以来的学者只专注文字考证的治学传统的重大突破。这三点中有一个共同倾向，也不容忽略，那就是王国维力图贯通中西学术的努力，而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成分。后两点毋庸赘言，仅就第一点来说，1900—1920年代，一批西方汉学家、考古学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和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频繁来到中国，他们虽对中国文献的钻研相对较弱，但在中国领土上积极挖掘，频繁发现各种珍贵史料，这无疑极大地启发和刺激了一批中国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对外国学者工作方法和成就的直接回应：他直接吸收了西方现代史学中的实证科学方法，与中国的文献考证传统结合，这一改革使他成为促进中国史学走向科学[9]化的关键人物。
我们知道，中国营造学社在1930年由朱启钤创立伊始，仍沿用乾嘉治学传统，专注于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考证工作。1931年梁思成加入学社，就任法式部主任，以及1932年刘敦桢到任文献部主任后，从根本上改造了学社的研究方法，开始了下面十几年的文献考证和古建筑遗物调查相结合的建筑史研究工作。梁思成在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初稿中明确称他的成果集合了营造学社“十余年来[10]对于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这显然与王国维在1920年代开始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思路一致。陈薇和赖德霖两位学者都曾撰文，认为梁思成、刘敦桢及其同仁在建筑史领域中传承了[11]王国维的治史方法。但究竟是梁思成及其同仁直接受到王国维的影响，还是“二重证据法”已经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成为大势所趋，而梁思成和刘敦桢自然地融入到这种潮流中去？我倾向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不管怎样，我认为与其抽取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某个孤立的点，来推测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之间的联系，不如整理出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考察它与梁及其同仁的建筑史思想之间的种种可能的关系，我们或许能得到更全面、准确的认识。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史学界确实是个创举，对后人也有巨大启发，比如，傅斯年在1928—1937年的考古发掘就可看作是王国维工作的延续。但王国维在方法论更新上却没有系统论著。相形之下，胡适的理论成就更为突出。在胡适心目中，他的老师杜威就是西方科学主义、科学方法的代言人。在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时，胡适特别强调它“不是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而是一个“哲学方法”。胡适把这方法概括为两步：一是“历史的方法”，二是[12]“实验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胡适在1919年的《实验主义》中解释，西方哲学界在考察历史演化上，一直沿袭黑格尔的观念，直到实用主义一派哲学家，才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出一种新方法，叫“the genetic method”，胡适译为“历史的态度”或“历史的方法”（有学者译为“发生学方法”，我认为更准确）。按胡适的说法，该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13]换句话说，研究历史，就如同研究生物进化过程一样，考察事物的发生原因、条件、成长过程与后果，并以此来确定其意义。那么，同是研究历史的“演化”，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杜威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the genetic method”区别在哪里？杜威实际上将黑格尔与达尔文“嫁接”在一起。他仍保留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持续进步的观点，但清除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由某种内在意志、本质和理想驱动[14]的目的论（teleology），转而采纳达尔文的经验主义方法。杜威认为思想家应从追求本质、追求在智识上一劳永逸地把握历史规律，转到持续不断地关注具体事物的发生和变化，来确定它们的价值和意
[15]义。所谓“实验的方法”，胡适说包括三个方面：从具体事实和状况，而不是从玄虚命题入手；将一切学说、理想和知识都当作待证的假设，而不是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必须用实践来检验。简言之，“历史的方法”专注于考察事物的前因后果；“实验的方法”则是[16]指在工作过程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学术上的体现，可见之于他治哲学史的准则：对史料的仔细考证是史家的首要工作。在这方面，他认为中国清代的考据和现代西方的科学研究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一个实证的方法[17]——“拿证据来！”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胡适认为学者要做到“明变、求因、评判”。“实验主义”反映到胡适对政治问题的探讨上，就是他所谓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空谈抽象的概念、理论，而是“历史性”地界定问题和探求具体解决之道。不要指望通过革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18]实可靠的进化”。
胡适对方法论的重视为中国史学发展注入了新能量：一旦进化论成为方法，中国史家们就不再仅仅打浅白的生物学比方，或泛泛谈西方文明在现代的优越和超前，而是可以深入考察各文明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先进或落后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可以相互比较，贯通中西文化。借助现代方法论，对旧有传统重新进行解释，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点，以促成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正是胡适提出“整理国[19]故、再造文明”的动机。
胡适影响了一批中国史家，也促进了梁启超的转变。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启超赴欧考察，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凋零，恢复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回国后，他深受胡适启发，[20]开始重视史学方法的更新。在对待史料上，除了中国传统史学向来专注的文字史料外，他也开始强调非文字记录史料的价值，如“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在对后一类史料的讨论中，梁启超时常流露出对城市和建筑的兴趣。如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的“说史料”一章中，举出很多城市、建筑的例子，如埃及金字塔、意大利文艺复兴城市、北京古城和古建筑、云冈和敦[21]煌石窟，以及各种建筑构件等。在处理历史内容上，他开始将中国文化进行专业分类，尝试进行科学梳理。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1923年草拟了一份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文化史目录”。他在其中一章勾勒了创立中国城市史的计划，还单设“宅居篇”，欲在其中探讨中国宅居、宫室、室内陈设、城垒井渠等课题。他还在“美术篇”中，设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刺绣五个门类，试图构筑一个中西结合的“中国美术”体系。我们可以说，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和雕塑史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其父梁启超构筑中国建筑、美术史的理想。比如，1925年梁启超赠予留学中的梁思成《营造法式》，触动他今后研究中国古建筑；还有1928年梁启超在信中，与梁思成商讨他去哈佛大学做“中国宫室史”还是“中国美术史”的计划，等等。[22]
在重视实物史料，推动中国史学发展方面，另一位杰出人物是傅斯年。傅斯年和胡适类似，鄙视空谈理论，坚持实证主义治学态度，认为所有学科的基本方法都一样——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傅斯年与胡适也有不同：胡适主要关注文字史料，而傅斯年的研究范围扩充到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可说是王国维的延续。他于1928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立志要通过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察，将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成为一种“历史科学”：“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23]史问题者之工具。”傅斯年相信史家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证，再与文献材料相对照，便能获得可靠的历史知识。他的一些警句，如“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学便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经常被后人批为片面之论。但考虑到当年的文化语境，傅斯年的夸张言论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仍沉溺于主观玄虚理论风气的激进反弹。在我看来，至少有一点，我们应当理解，如同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傅斯年认为将历史研究作为某些人主观意志驱动下的工具，来推行某种“运动”或“主义”，是不应该的：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24]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1928—1937年，傅斯年派遣史语所的考古小组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该工程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做长期挖掘，并且殷墟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因而意义重大。他们挖掘出来的甲骨文、器物和城市、建筑遗址，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在史前文化和历史文化之间作了强有力的连接，被誉为可与19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发掘和20世纪初克里特岛克诺索斯（Crete 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发现相媲美的成就。1937年抗战爆发，史语所的发掘工作中断，先是迁往昆明，后又于1940年10月搬到四川南溪李庄。这期间，傅斯年仍组织团队在云南、四川、河西走廊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他们的工作引进了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在史学专业化的基础上，促进跨学[25]科的合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与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之间有着各种紧密关系。比如，1930年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留美回国后，便成为史语所考古组的重要一员；1932年梁思成被聘为史语所通讯研究员；（图1935年梁思成专门随梁思永一起去安阳参观史语所的考古发掘4）；1939年刘敦桢与史语所研究员董作宾、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研究员高平子合作，在《中国研究院专刊》上发表了《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1940年，因抗战爆发而转移到昆明的营造学社被合并入同样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并跟随它再次迁到四川李庄；1941—1943年，营造学社成员与史语所合作进行过一系列田野调查及考古发掘；梁思成在1944年写出的《中国建筑史》初稿和1946年写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关于“上古”建筑，唯一的实物证据就是史语所在殷墟发掘出的宫殿和墓葬遗址，等等。总之，我们可以肯定，自1931年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带领同仁展开随后十几年的中国古建筑遗物田野调查，其对实物史料的重视态度、工作方法和一些史料的获得，有来自史语所的影响。图4 1935年，梁思成（右）随弟梁思永去安阳考察殷墟考古发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图5 1935年，傅斯年（左）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及梁思永（右）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现场。［李济：《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当然，在谈到梁思成及其同仁注重田野调查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史学发展，以及一批外国汉学家、考古学家在中国的工作对他们的影响。西方的建筑史、艺术史研究自18世纪引入考古学后取得迅猛发展，其影响在19世纪末扩及日本。这些对于曾留学美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留学日本的刘敦桢来说本不陌生。自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如瑞典的喜龙仁（Osvald Siren）、德国的伯尔西曼（Ernst Boerschmann）、法国的伯希和等，已经在中国积极考察各种（图5）实物史料。而日本学者们（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等）则更是在文献研究和实物调查两方面取得了扎实成就。其中伊东忠太1925年出版的《支那建筑史》，集他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的调查研究，对南北朝以前的多种类型建筑有系统的叙述，有力驳斥了西方建筑史家对中国建筑的偏见。该书中译本名为《中国建筑史》，于1937年出版，由陈清泉译，梁思成校订。1929年伊东忠太还和关野贞、冢本靖出版了《支那建筑》图集，汇集了三人在中国各地拍摄的三百多幅[26]中国建筑照片，等等。这些成果都对梁思成及其同仁产生影响，既为他们开展研究提供了一些知识基础和调查线索，也促成他们“急起直追”（林徽因语）的紧迫感。
总之，梁思成1931年加入营造学社后，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进行实地调查古建筑遗物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确实有开创性。但从广义上讲，这种方法在1920—1930年代中国的史学领域中，以及外国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已经蔚然成风。中国史学自20世纪初开始，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呈现出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趋势。我们可以说梁思成及其同仁于1931年展开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梁思成在1932年第一篇建筑遗物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绪言”中的开篇文字，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史学引进科学方法论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也是对营造学社接下来十几年开展中国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宣言：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Plastic art）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
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27]查测绘不可。二、从结论到证据
既已确定要展开田野调查，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中国古建筑遗物种类、数量繁多，散落在大江南北，去找什么，如何去找？据梁思成1958年的回忆，他在1930年代展开的古建筑调查计划中，有对现实因素的考虑：
中国建筑需要调查的很多。我们当时是有意识地搞古。木建筑很难保存，因此尽先把古代记录下来，先古后今，先木后砧。而且因为正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可能很快打进来，所以先北方，后南方。物以稀为贵，当时怕火、怕水、怕拆、怕打仗，先搞古是对[28]的……
当然，在现实因素考虑外，他们还有理论上的准备。1932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以下简称《特征》）和梁思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是二位最早的两篇建筑论文，非常全面地展现出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知识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书本资料，这包括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建筑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其中有梁思成在1931年集中研读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一些民间“算例”，还有尚未完全破解的宋《营造法式》；二是有限的古建筑实地考察，恐怕仅集中在沈阳和北平两地的明清建筑，尤其是研读《工程做法则例》时，频频求教于老木匠，并参照北平紫禁城所学到的知识。梁思成首次对明清以前建筑的实地考察——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测绘，是在梁思成、林徽因这两篇论文发表一个月后，即1932年4月。简言之，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中国古建筑历史演化的知识大多来自书本。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令人吃惊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两篇论文已经描绘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观念框架了。他们才刚刚开始上路，就已经很清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如何评判，甚至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了。
林徽因《特征》的开头，经常被国内学者援引，被认为是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偏见，提出了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价值判断：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亚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大凡一系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29]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
林徽因认为更独特的是，产生这种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在宗教、思想、政治组织上并不缺乏变化，其间更有多次与外族的和平接触和武力争斗。那么，“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在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紧接着，林徽因批驳那种认为中国建筑“低劣幼稚”的观点，实际上“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作浮躁轻率的结论，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于鄙薄”。林提到的西人“浮躁轻率的结论”，主要是指当时在西方流行的英国建筑史家福格森（James Fergusson）和弗莱彻尔（Banister Fletcher）的观点。两人都只能欣赏中国建筑的色彩和装饰，而无视其他价值。而且两人都仅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固定风格，不认为它有历史演变的过程，即中国建筑为[30]“非历史的建筑”。
林徽因的这部分文字，读起来确实清晰有力，但观点并非她首创。七年前伊东忠太在《支那建筑史》第一章“总论”的第一节“中国建筑之位置”中，就将世界建筑分为“东西二派”，又将东方建筑分为中国、印度、回教三大体系。他很清楚地指出，在这三大体系中，印度系自回教传入以来有巨大改变，古代形式已不复存在，回教系本身今天“极其不振”，“仅存其残迹而已”，而相形之下：
中国系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以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安南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艺术究历几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常之古。绵延至于今日，仍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
……
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
[31]也。
紧接着，伊东忠太在第二节“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中，专门分析了西方人因观念、知识、语言、阅历所限，“关于中国建筑之记述，悉属孟浪杜撰者”。他还特别列举了福格森的“妄论”和弗莱彻尔的[32]“偏见”。总之，我认为林徽因的《特征》一文，其开头对中国建筑作为一个完整、独特体系的论述，以及对欧美学者偏见的批驳，未必是经过自己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而很可能借用了伊东忠太的论述，把它作为自己开展研究前预设好的结论。不管怎样，既然林徽因和伊东忠太对中国建筑体系持同样的论点，仔细比较二人的具体论证就很有意义。
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虽然探讨的历史阶段仅限于从史前到南北朝，但其考察角度却很多样，材料也很丰富。在第一章“总论”中，他用前三节讨论了“中国建筑之位置”、“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和“中国建筑研究之方法”。然后他用“中国之国土——地理”、“中国之国民——历史”两节在广义的时空上界定他的历史考察范围。他接下来又用两节分别从两方面概述狭义的中国建筑史：历时性的中国建筑史分期问题，共时性的“中国建筑之特征”。在后一节中，他用“宫室本位、平面、外观、装修、装饰花样、色彩、材料与构造”七点概括中国建筑特征。他随后的第二、第三章展开详尽的历史论述，分别探讨中国建筑的“前期”（史前——汉）和“后期”（三国——隋）。他以朝代更替为经，建筑类型为纬。值得一提的是，伊东忠太涉及的建筑类型是很多样的，包括都城、宫室、佛寺、道观、坛庙、祠堂、陵墓、住宅，其涉及的建造体系也包括土、木、砖石及各种混合结构。
相形之下，林徽因的《特征》是篇论文，我们当然不应指望它如伊东忠太的史书那样详尽。但林文相当于一篇搭建史学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所以认真梳理她对建筑史考察范围的限定和史观的构筑，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她、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同仁之后十几年的建筑史研究。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林文至少有两个概念上的模糊点：一是何为“中国建筑”？在文中，她其实仅仅在谈论中国“典型的”木结构建筑，而且集中谈的是等级甚高的官式木构。不像伊东忠太，在谈论“中国建筑”时，首先给予较充分的建筑类型、地理区域、文化传统，甚至族裔族群和用户阶层的界定，在具体谈论中国建筑特征时也兼顾多种建筑类型和结构体系。比如，在“中国之国土——地理”一节中，伊东认为“中国建筑”在地域上至少应分为北中南三个区：
中国之建筑，北部与中部南部风调各别。亦如欧土德法意等风调之各别也。要之“中国建筑”一语，亦如所谓“欧罗巴建筑”，甚为茫漠。中国各地原亦有共通一贯之性质，但详细之点，则各地大有不[33]同。一因土地之状况异，一因住民之气质异也。
林徽因在使用“中国建筑”这个“大词”时，则通篇没有交代她的概念界定，而是似乎理所当然地就将它等同于“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首先宽泛地说，我认为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症候：晚清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概念本身就处在持续变动的状态，而与之相应兴起的，为“保族、保种”而倡导“种族合群”的民族主义在思想概念上也一直处在不断构筑和调整中。今天我们仔细推敲当时各历史阶段中的概念用法，往往会发现多重歧义和盲点。比如，梁启超于1901年《中国史绪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即获得众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认同。然而该概念在使用上异常混乱，有时被直接等同于汉族，有时则囊括满清疆域内所有民族。后来为澄清混乱，梁启超不得不称前种用法为“小民族主义”，后种为“大民族主义”。与此类似，我们不妨说，林徽因将“中国建筑”等同于“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小中国建筑”定义。但是，具体到建筑史写作上，我认为林徽因的狭义操作，绝不是简单的行文疏漏，而是极其重大的观念构筑。她一定认为，在广义的“中国建筑”中，只有“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才最能与西方古希腊、罗马和哥特建筑取得相当的地位，而且它有着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能。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她和梁思成及其同仁接下来十几年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我后文中再细谈。
第二个模糊点与第一个密切相关：即使接受林徽因的狭义“中国建筑”定义，我们仍不清楚的是，她讨论的“中国建筑”，到底是一个理论范式，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者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共时性的，研究者基于某种理论立场或目的，将“中国建筑”缩减、抽象为一套原则（或特征）；而后者则必须是历时性的，研究者须得贴近考察“中国建筑”内含的丰富性，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林徽因的文字在这两极间摇摆。
既然要总结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她一定得将“中国建筑”缩减、抽象成一个共时性的范式。在驳斥西方人对它的偏见后，她说中国建筑完全符合维特鲁威的“实用、坚固、美观”三原则（她一定认为这是个普世原则）。即使到今天，时过境迁，它的实用功能已经消失，它在坚固方面已被现代材料和结构科学超越，但它在美学上仍保留着极高的价值，比如，北京的坛、庙和宫殿，会和埃及金字塔与希腊帕提侬神庙一样，“永远继续着享受荣誉的”。那么，中国古建筑作为一种体系、一种范式，其原则究竟是什么？林徽因说中国“建筑之精神”在于两点：纯粹的木框架结构（她称“架构制”），以及与之密切配合的美学表达。前者在垂直维度上形成独立支柱，水平连接的梁、枋和屋顶结构部分，在平面上以柱子之间的“间”为基本单位划分空间。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极富表现力的建筑特征，包括：曲面屋顶——构造清晰自然，有效防止日晒雨淋，又充满神韵；斗栱——在柱与屋顶之间过渡，既在结构上支撑屋檐出挑，又起很强的装饰作用；色彩——涂漆彩绘兼具保护木材、加强各关节连接和增强表现力等多重角色，彩色琉璃瓦则可提升屋顶表现力；台基——解决基础问题并与巍峨的屋顶相配；平面布置——大多均衡对称，有时在园庭、别墅、宫苑中也为求浪漫变化而出现曲折[34]变幻。
前面提到，伊东忠太用七点概述“中国建筑之特征”：宫室本位、平面、外观、装修、装饰花样、色彩、材料与构造。林徽因则概述了中国建筑在木结构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五种典型特征：曲面屋顶、斗栱、色彩、台基、平面布置。两相对照，林与伊东的总结有相当的重合之处，但也有根本不同。
与伊东忠太的观点，以及所有以往关于中国建筑的论述相比，林徽因的最大创举在于：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为标准（强调合理结构对建筑形式的决定性，提倡美学与结构的高度统一），来诠释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所有重要特征。这一全新范式的建立，致使她的所有判断，即使其中很多观点是借鉴他人而来，都一下子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比如，她在“平面”中关于大部分建筑呈对称布置，但也有些追求曲折变化的论述几乎与伊东的“平面”观点完全一样，而且她对形成平面布置背后的社会原因的简略讨论——宗教思想和仪式、社会组织制度和习俗惯例等，也与伊东的“宫室本位”分析类似。
但与伊东不同的是，林还提出中国建筑平面上的“间”是由独立的柱子限定的。也就是说，除社会因素外，林还指出结构因素：林的“曲面屋顶”与伊东的“外观”中对屋顶的论述有重合之处，但林不但把“屋顶”从伊东笼统的“外观”范畴中单列出来，还特别强调屋顶的结构和功能性。二人都论及“色彩”，但林强调色彩对结构的美化作用和功能性，而伊东主要从中国人的文化习性谈色彩品味。林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不单把“中国建筑”缩减为木框架建筑，还更进一步把“斗栱”单设为一个范畴，强调它是中国建筑中最体现结构与美学结合的部件；而伊东在“材料构造”中则比较中性地概述了多种结构体系，在讲木结构时仅仅简略提到斗栱而已。还有，伊东的“外观、装修、装饰花样”三个范畴，在林的“特征”中根本就不存在，显然它们被林看作是次要的，附属于结构的填充物或装饰物。最后，二者还有一个重要差别：林将伊东完全没提到的“台基”列为一个范畴。林的解释文字在这里显得不太自信。她说“台基”虽然“没有特别可议论称扬之处”，但它起到某些基础作用，对衬托“壮伟巍峨的屋顶”是必要的。林这一选择其实意义重大：屋顶加斗栱与梁柱，再加上台基，才真正契合西方古典建筑三段论的美学体系，也才构成他们将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类比的条件。我们看到林以后的文章里在这点上变得非常确信，而这也为梁思成以后将“中国建筑之[35]‘order’”与古希腊柱式相类比建立了基础。总之，林徽因的《特征》，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为原则，建立起了“中国建筑”范式。用她自己的话说，中国建筑“几乎全部结构各成美术上的贡献”。林认为，在历史上，除西方哥特式建筑外，“惟有中国建筑有此优[36]点”。
在另一方面，林徽因还必须得指出，不管“中国建筑”是一种多么稳定“泰然”的体系，它终究是有历史演变的。前面提到，梁启超认为“非历史的人种”是没有“进化”希望的，只能被其他“有历史的人种”排挤。梁思成和林徽因显然认为建筑也是如此。而西方学者如福格森、弗莱彻尔等不光无视中国建筑内在的结构理性，还否认它有历史的演变过程——梁思成和林徽因要展开的历史研究不正是要[37]驳斥这种“非历史性”的“浮躁轻率的结论”吗？那么，究竟如何定位中国建筑体系的演变历史呢？林的想法是，这种范式自身有一个有机生长——衰落的过程，建筑史家们要研究的就是这过程。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梁思成的生物体隐喻尚不清楚源于何处，从林徽因的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断定，一定是受到了温克尔曼的“起源——发展——变化——衰亡”循环周期理论的影响：
大凡一派美术都分有创造，试验，成熟，抄袭，繁衍，堕落，诸期，建筑也是一样。初期作品创造力特强，含有试验性。至试验成功，成绩满意，达尽善尽美程度，则进到完全成熟期。成熟之后，必有相当时期因承相袭，不敢，也不能，逾越已有的则例；这期常常是发生订定则例章程的时候。再来便是在琐节上增繁加富，以避免单调，冀求变换，这便是美术活动越出目标时。这时期始而繁衍，继则堕落，失掉原始骨干精神，变成无意义的形式。堕落之后，继起的新样便是第二潮流的革命元勋。第二潮流有鉴于以往作品的优劣，再研究探讨第一代的精华所在，便是考据学问之所以产生。
中国建筑的经过，用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材料作参考，已经可以略略看出各时期的起落兴衰。我们现在也已走到应作考察研究的时代了。在这有限的各朝代建筑遗物里，很可以观察，探讨其结构和式[38]样的特征，来标证那时代建筑的精神和技艺，是兴废还是优劣。
显然，林徽因不像傅斯年那样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而是坚持史学家在遗物里不光“探讨其结构和式样的特征”，还要做审美和价值判断——“标证那时代建筑的精神和技艺，是兴废还是优劣”。这是为什么呢？林从事的建筑史有极强的目的性：为的是通过“研究探讨第一代的精华所在”，促成产生“新样”，使之成为“第二潮流的革命元勋”。林文在结尾部分更清楚地表明目的：
现在我们方在起始研究，将来若能将中国建筑的源流变化悉数考察无遗，那时优劣诸点，极明瞭的陈列出来，当更可以慎重讨论，作[39]将来中国建筑趋途的指导。
我们还必须追问的是，是什么使得1932年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刚刚展开中国建筑史研究时，就如此确信或期待，他们的研究成果就真的能促使中国建筑传统在现代的复兴？光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显然是不够的，他们其实还抓住了一条非常具体的线索。而这就可以直接解释为什么梁思成和林徽因要以“结构理性主义”为中心建立起“中国建筑”的范式。为明确表达，我把它总结为这样一个“梁林猜想”三段论：
1．中国建筑中典型的木框架结构，在原理上是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相通的；
2．既然西方哥特式建筑，经过18—19世纪西方建筑史家的诠释和建筑师的探索，利用铸铁、钢和钢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实现了向现代框架结构的转化，催生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
3．那么，中国木结构是不是也同样有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力？
林徽因文章的结尾，无比清晰地表述了这个想法，而这将成为他们以后建筑史研究的中心支柱：
关于中国建筑之将来，更有特别可注意的一点：我们架构制的原则适巧和现代“洋灰铁筋架”或“钢架”建筑同一道理；以立柱横梁牵制成架为基本。现代欧洲建筑为现代生活所驱，已断然取革命态度，尽量利用近代科学材料，另具方法形式，而迎合近代生活之需要。若工厂，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建筑等为需要日光便利，已不能仿取古典派之垒砌制，致多墙壁而少窗牖。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40]
要全面分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个三段论，我们还必须跳到他们思想源泉的另外一头，仔细梳理欧洲18—19世纪“历史主义”史观和“结构理性主义”建筑理论对他们的影响——我将在本书其他篇章中探讨——现在我们只需要明了的是，虽然梁、林与傅斯年一样重视实物史料，但他们治史的走向几乎与傅斯年完全相反。傅反复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反对用史观“疏通”史料。而梁、林的建筑史研究立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为他们的史观和目的所主导。他们不光是泛泛地为了“再造文明”，而去“整理国故”。而是更进一步，将他们关于“再造什么样的文明”的一些假定，反推回去，深刻地决定了他们“整理国故”的方法和策略。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他们如何评判中国建筑的“兴废还是优劣”了。这就是所谓的“结构理性主义”标准：当结构与审美高度统一时就是优，当审美装饰性压倒结构性表达时就是劣。而在这个评判体系中，对斗栱的评判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审查中国建筑各时期的“起落兴衰”的最关键、有效的手段：
……斗栱的演化，每是技巧上的进步，但是后代斗栱（约略从宋元以后），便变化到非常复杂，在结构上已有过当的部分……不过当复杂的斗栱，的确是柱与檐之间最恰当的关节，集中横展的屋檐重量，到垂直的立柱上面，同时变成檐下一种点缀，可作结构本身变成装饰部分的最好条例。可惜后代的建筑多减轻斗栱的结构上重要，使之几[41]乎纯为奢侈的装饰品，令中国建筑失却一个优越的中坚要素。《汇刊》同一期发表的梁思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在谈到斗栱时更直截了当：“斗栱发达史，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根据他当时看到的关于汉石阙、北魏北齐至隋唐石窟、唐代砖塔遗物和敦煌壁画、宋《营造法式》，以及明清建筑遗物等资料，已基本构筑出一个斗栱“由简至繁”的历史发展脉络：早期的比较简单，唐宋的斗栱“复杂”“成熟”，符合结构真实性，而明清的斗栱追求装饰性，致使很多构件失去“结构的价值”。在这个脉络中，他认为唐代建筑理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当时却没有足够的实物史料加以证明。他说“唐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是黄金时代”，但人们熟知唐代绘画、雕塑的成就，却对唐代建筑了解甚少。他甚至对在中国国土上还能否找到唐代遗构都不乐观，只能通过解读敦煌壁画，与日本保存完好的奈良法隆寺相比较，推想中国盛唐都城和建筑的成就，文[42]字间充满神往和景仰。
如果说林徽因论文的重大意义是理论性的——首次确立以“结构理性主义”读解中国建筑的原则——那么梁思成一文的重大意义是历史性的。在大致描绘中国建筑史演变的脉络时，梁思成实际上已经将三条思想线索强有力地扭结在一起，形成他们考察中国建筑史的中心线索：历史主义——温克尔曼式的“起源——发展——变化——衰亡”艺术发展周期；结构理性主义——由斗栱的“由简至繁”代表的中国建筑有机生长——衰落的历史；民族主义——晚清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对中国文化命运兴衰的判断，即中国文化从上古起源，到盛唐达到高峰，在宋进入“醇和”之境，自明清开始衰落，这才导致晚清以来备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境地。而今只有努力“整理国故”，才可能“再造文明”，用林徽因的话就是促成“第二潮流的革命”。当这三条线索汇集在一起，梁、林及其营造学社同仁以后十几年的建筑史研究就顺理成章了。
很自然地，对中国古建筑中的木结构，尤其是斗栱的研究成为他们开展田野调查和写调研报告的焦点。比如，1933年刘敦桢和梁思成合写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说：
我国建筑之结构原则，就今日已知者，自史后迄于最近，皆以大木架构为主体。大木手法之变迁，即为构成各时代特征之主要成分。故建筑物之时代判断，应以大木为标准，次辅以文献记录，及装修，雕刻，彩画，瓦饰等项，互相参证，然后结论庶不易失其正鹄。本文以阐明各建筑之结构为唯一目的，于梁架斗栱之叙述，不厌其繁复详[43]尽，职是故也。
林徽因在1934年为梁思成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写的《绪论》，以更清晰、自信的语言，更严谨的行文结构和最新获得的史料，重组和强化了她两年前《特征》中的观点。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强调所有中国建筑单体都由三段式构成：台基+柱梁或木造部分+屋顶，木框架是最主要结构形式。她此时频繁将“中国建筑”与西方各大建筑体系相类比。她重申中国木构架与现代盛行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相通，但这次她指出哥特式因为采用部分木框架和部分砖石拱券，不如中国木框架之“彻底纯净”。她还说中国自宋开始，将斗栱构件尺寸作为度量整个建筑的基本单位，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发展出的以希腊罗马柱式的柱径为基本单位的模数制极其类似，“所以这用斗栱的构架，实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第二部分重申中国建筑符合“适用、坚固、美观”三原则。第三部分进一步拓展了她《特征》一文中的总结。她在原来的“屋顶、斗栱、色彩、台基、平面”五项特征上，又增加了两项：专门论述木框架的“构架”，以及《特征》中已经提到的中国建筑尚待改进的一些弱点，在这里并入“工程”。还有一个明显变化是，林在论述每一个共时性特征时，都加入初步的历时性历史演变描述。这体现了随着营造学社频繁进行田野调查，取得越来越多的实物史料，林的理论框架正在迅速充实起来。比如，在讲述斗栱时，林通过一张比较图，展示出一个清晰的辽宋元明清斗栱发展轨迹：“由大而小；由简而繁；由雄壮而纤巧；由结构的而装饰（图6、图的；由真结构的而成假刻的部分如昂部；分布由疏朗而繁密[44]7）。”图6 1934年，林徽因《绪论》文中的插图“宋元明清斗栱之比较”。［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图7 1936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1935年林徽因、梁思成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续）》中，再次陈述了关于斗栱的观点。这时他们已经完成了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一系列田野调查，语气变得更加坚定：
建筑各部构材，在中国建筑中占位置最重要的，莫过于斗栱。斗栱演变的沿革，差不多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结构法演变史。在看多了的人，差不多只须一看斗栱，对一座建筑物的年代，便有七八分把握。[45]建筑物之用斗栱，据我们所知道的，是由简而繁……
总之，1932—1935年，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的一系列论文表明，在他们大规模展开古建筑遗物调查之前和早期，就已经从理论上为中国古建筑构筑起一个异常完整、近乎封闭的观念体系。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使他们在建筑专业上产生了一种文化期待：遵循“结构理性主义”原则，中国古典建筑有可能实现向中国现代建筑的转化。正是这种文化期待，推动着他们以“结构理性主义”原则去梳理、诠释和评判中国建筑史。在这项工作中，考察中国古建筑木框架体系的演变，尤其是斗栱的演变，评判其结构和美学之间有机结合程度的高低，成为一条主导线索。在判断历史分期和变化上，他们还借鉴了温克尔曼式的艺术发展循环理论，去读解中国建筑史的演变。而与此同时，温克尔曼式的有机生长——衰落模式又多少与晚清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对中国文化兴衰命运的判断大致吻合。总之，民族主义、结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起梁思成及其同仁的建筑史观念框架。
把1932—1935年的这批文章与梁思成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以及1946完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后面的两部历史著作，无疑在材料内容上大大丰富了，但与最初的设想一脉相承，没有历史叙述和判断的根本改变。尤其是《图像中国建（图8）筑史》，读起来就像是《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的扩充版。这就容易给人一种感觉：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十几年的田野调查，似乎都是在收集实物证据，来填充他们预先搭设好的理论体系，来证明他们已经预设好的结论。三、另一种可能
台湾学者汉宝德和夏铸九先生曾批评梁思成和营造学社所关注的中国建筑的范围过于狭窄，这主要表现在两点：在选择调查对象上，他们只重视北方官式建筑而忽视中国其他各地区和民间多样的建筑文化；在评判建筑上，他们受“结构理性主义”（汉宝德称“结构至上[46]主义”）主导，而忽略其他因素。针对这两点批评，赖德霖先生认为，如果回到1930—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理解梁及其同仁努力构筑中国民族主义建筑文化的初衷，就可以明白他们的选择有“必然性”。就第一点而言，因为那时期“中国建筑”的概念，相对于外国建筑的集合名词和独立体系，“要强调的是体系内部的同一性而不是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以宫室、庙宇等官式建筑因其在类型、设计和施工水平、地域分布和文献记录上的优越性，“必然会被……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中国建筑体系的代表”；就第二点，因结构理性主义在西方建筑中是主导性的评论标准，他们以此来读解中国建筑，是为了证明中国建筑是与西方建筑同等发达的体系。至此，我们似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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