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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王念孙撰 徐炜君、樊波成、虞思徵等点校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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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试读：

顧炎武《日知録》和《九經誤字》牖導清代校勘、考訂式學術筆記，邵晉涵《爾雅正義》則開啓學者字韻書疏證。乾嘉以還，學者由經而史，而子而集，潭思深研，時術密蓺，一時名著如姚黄魏紫，各盡其妍。其中獨樹一幟，卓爾堪傳，傳且能久者，當推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四種。

王念孫，字懷祖，號石臞，亦作石渠，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三月十三日生於高郵里第。幼年隨其父禮部尚書安國寓京，生而穎悟，四歲讀《尚書》，隨口成誦，已有神童之目。十歲讀遍十三經，旁涉史籍。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安國延請碩儒戴震館於家，使念孫從學。相從一年，念孫問震曰：「弟子將何學而可？」震沉思良久而曰：「君之才竟無所不可也。」期許甚高。二十二年（一七五七）遭父喪，撫柩歸里，從同邑夏嘯門學舉業。服闋，應童子試，州試第二，府院試皆第一。年十九，娶吴恭人。此後數年，與江都汪中、寶應劉台拱、興化任大椿、歙縣程瑶田等書札往返，討論古學。三十年（一七六五）乾隆巡幸江南，念孫以迎鑾獻頌詔賜舉人。明年會試不第，在京購得江永《古韻標準》，始治古韻之學，返里後取三百篇反覆尋繹，分古韻爲二十一部。後二試春闈皆不第，在京得謁朱筠之門，與談六書精義，始研治《説文》字學，並爲朱筠校正小徐本《説文》《大戴禮記》等。四十年（一七七五）中進士，殿試賜二甲第七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旋乞假歸里，獨居於鄉邑之湖濱精舍，窮蒐冥討，著述盈箱，爲日後著《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等奠定學術基礎。四年後入都，供職翰林，恒日手一編，不與人事。次年補行散館，以試《日處君而盈度賦》列一等第五名，奉旨任工部都水司主事，自是與治水結不解之緣。因字學精深，於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充任四庫全書館篆隸校對官，成就卓著。四十九年（一七八四）補工部虞衡司主事，次年，擢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保送御史。明年，擢工部製造庫郎中。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奉旨從工部侍郎德曉峰往勘浙江海塘工，次年，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明年，轉山西道監察御史，又轉京畿道監察御史。嘉慶二年（一七九七），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四年（一七九九）正月，密草奏疏《敬陳剿賊事宜折》彈劾和珅，指責和珅受乾隆「知遇之隆，位居台輔，爵列上公，不思鞠躬盡瘁，惟知納賂營私，圖一己之苞苴，忘國家之大計，金錢充於私室，鋪面遍於畿輔」，謂「和珅之罪不減於教匪。内賊不除，外賊不可得而滅也」，並以乾隆比帝堯，嘉慶比虞舜，而將和珅況共工、驩兜，直逼嘉慶誅殛和珅。佞臣伏法，天下稱快，念孫亦因此英名遠播。旋奉命巡視淮安漕務，特授直隸永定河道，九年（一八○四），予四品頂戴，實授山東運河道，十三年（一八○八），調任直隸永定河道。嘉慶十五年（一八一○），永定河洪水泛濫，兩岸同時滿溢，念孫具奏，自請治罪，得旨以六品休致。適長子引之自河南學政歸，乃迎養於京邸。自後除隨引之往濟南學署數年，皆在京城生活。晚年嘗病手足偏枯之疾，猶忘憂忘食，鋭意著述，終成《讀書雜志》八十四卷。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正月二十四日，卒於北京寓所，年八十九。

念孫一生著作豐贍，《廣雅疏證》《讀書雜志》外，已刊者尚有《方言疏證補》一卷，《釋大》八篇，《毛詩群經楚辭古韻譜》二卷，《王光禄遺文集》六卷，《王石臞先生遺文》四卷，《王石臞文集補編》一卷，《丁亥詩鈔》一卷，《春圃府君行狀》一卷，未刊稿本有《雅詁表》二十一卷，《爾雅分韻》四卷，《方言廣雅小爾雅分韻》一卷，《古音義雜記》不分卷，《雅詁纂》一卷，《疊韻轉語》不分卷，《周秦韻譜》一卷，《兩漢合韻譜》十七卷，《諧聲譜》二卷，《古音索隱》不分卷，《雅音釋》一卷，《逸周書戰國策合韻譜》一卷，《説文諧聲譜》不分卷，《諧聲表》二卷。其他《群經字類》《六書正俗》《説文考正》《讀説文札記》等，雖未定稿成書，而經義卓見，皆爲日後著作所取資。其校讀他人著作，時有簽記，後人輯録，因有《爾雅郝注刊誤》《説文段注簽記》等，亦可覘見王氏學術見解。

王引之，字曼卿，又字伯申，念孫長子。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三月十一日生於高郵里第。生而弱小，幼而聰穎，五歲啓蒙，篤志於學。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旋進京侍父，入國子監肄業。年二十一，應順天鄉試不售。次年歸里侍母，從事文字、聲音、訓詁之學，日夕取《爾雅》《説文》《方言》《六書略》《六書故》等研讀求索，於諧聲一端特有見解。復研習顧炎武、江永、段玉裁之小學著作，折衷其父《毛詩九經音》之旨，於古韻有較深之領悟。同時撰《周秦名字解詁》一書，後收入《經義述聞》中。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順天鄉試，策問五經小學，古韻部分異同，以條對出人意表，援證詳賅，斷論精确中式。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及第，會試、殿試以一甲三名賜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六年（一八○一）散館簡放貴州正考官，八年（一八○三）大考擬潘岳《籍田賦》，欽取一甲三名，擢侍講，旋充日講起居注官、詞林典故館總纂，簡放湖北鄉試正考官。嘉慶十二年（一八○七）、十九年（一八一四）先後簡放河南、山東學政，頗有政績。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奉命往福建治李賡芸被誣自經之獄，使李氏冤情得以昭雪。此後十年，遷轉禮部、吏部、刑部、户部左右侍郎，充仁宗實録總裁官、國史館總裁、經筵直講大臣等。道光七年（一八二七）擢工部尚書，八年（一八二八）署吏部尚書，十一年（一八三一）署工部尚書。十四年（一八三四）十一月廿四日，以工部尚書卒於京城寓所。

引之所著有《經義述聞》與《經傳釋詞》二種，及《廣雅疏證》卷十上、下「釋草」以後部分，《字典考證》十二卷，《王文簡公遺文集》八卷，《石臞府君行狀》一卷，《王伯申文集補編》二卷等。《廣雅疏證》十卷，王念孫撰，附王氏校正隋曹憲《博雅音》十卷。爲念孫第一部用力之作。經始於乾隆五十三年八月，稿成於嘉慶元年，歷時八載。嘉慶初年有王氏家刻本，道光以後，淮南書局據家刻本重刊，《清經解》與《畿輔叢書》亦如是。民國時，《叢書集成初編》據《畿輔叢書》本影印，《四部備要》則據家刻本排印。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所藏嘉慶家刻本影印，附以羅振玉《殷禮在斯堂叢書》本王念孫《廣雅疏證補正》。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亦據家刻本影印，參校《畿輔叢書》本斷句，後附《廣雅疏證補正》。一九八四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以家刻本爲底本影印，前有徐復所撰《弁言》，《清儒學案》卷一百一王念孫、王引之傳，後附《廣雅疏證補正》及詞目索引。《讀書雜志》八十二卷，《餘編》二卷，王念孫撰。係於經部之外對史部如《逸周書》《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子部如《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子》《老子》《莊子》《吕氏春秋》《韓非子》《法言》，集部如《楚辭》《文選》和部分漢碑所作校勘與考訂。書繼《廣雅疏證》之後，於嘉慶元年開始陸續撰寫，十七年後陸續付梓，至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撰畢刊成。其中《後漢書》和《老子》以後數種係其殁後長子引之從遺稿中檢尋編成，次年附刻於後，殆屬未成之稿。《雜志》校正各書傳寫譌誤、衍奪、倒文計二千數百條，並於《淮南子雜志》後總結古書譌誤之例六十二條，足爲校勘古書之範式。同治九年金陵書局據家刻本重刊，光緒間鴻文書局、點石齋、鴻寶齋皆取家刻本付石印，一九三○年商務印書館排印後收入《萬有文庫》，一九三三年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一九八五年中國書店皆據《萬有文庫》本影印。一九八五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亦據家刻本影印，一九九一年中華書局據金陵書局本斷句影印。道光九年嚴杰纂輯《清經解》，選取《讀史記雜志》和《讀漢書雜志》中有涉經義者若干條，編爲二卷，次於所收《廣雅疏證》後。光緒十四年王先謙編《清經解續編》，以《逸周書》爲《尚書》類文獻，故收入《逸周書雜志》四卷。《經義述聞》三十二卷，王引之撰。書係對《周易》《尚書》《毛詩》《周官》《儀禮》《大戴禮記》《禮記》《春秋左傳》《國語》《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爾雅》十二部經典之校勘和語詞考釋，重點在補正古書中訓詁後人未能發明者。另有《春秋名字解詁》和《通説》，前者發明古人名與字之關係，爲《春秋左傳》之附屬，後者下卷總結古書譌誤、古書文義和文字假借規律，揭示後人誤解誤改古書實例，如《經文假借》《語詞誤解以實義》《經義不同不可强爲之説》《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經文上下兩義不可合解》《衍文》《形譌》《上下相因而誤》《上文因下而省》《增字解經》《後人改注疏釋文》等，於理解、閲讀古書大有裨益。全書二千三四百條，雖重在訓詁，而校正其中之譌字、倒文、衍奪竟有六百餘條。王氏父子所刻《雜志》與《述聞》，以統一版式，成書一種或一部即付梓，有所增補則重刻，最後彙集拼合，故《述聞》有數種版本。初刻於嘉慶二年，不分卷；重刻於嘉慶二十二年，增補二百數十條，分爲十五卷；三刻於道光七年，增補五百餘條，釐爲二十三卷；之後數年又刻《爾雅》《太歲考》《通説》及前曾刊刻復又增補之《春秋名字解詁》，總爲三十二卷，至道光十年完成。《清經解》刊成於道光九年，所收無《太歲考》二卷與《通説》二卷，故僅二十八卷。及三十二卷本刊成，學海堂又於卷一千二百零七後增刻《通説》二卷爲卷一千二百零七中、卷一千二百零七下，實爲三十卷。或因《太歲考》無法疊床架屋且非純粹之經學，故舍之不補。一九三六年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據家刻本排印，一九八五年江蘇古籍出版社據家刻本影印。《經傳釋詞》十卷，王引之撰。書係擇取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中虚詞一百六十條，參互比勘，予以解釋。以古聲紐喉、牙、舌、齒、唇序次，使人易於理解古代語辭之聲韻關係。前有引之嘉慶三年（一七九八）與阮元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之序，蓋其書萌於嘉慶初年，撰於十六年至二十二年，刻成於嘉慶末年。道光二十一年錢熙祚校勘刻入《守山閣叢書》，後鴻文書局、成都書局等多據錢本翻刻、影印或排印。

王氏父子著作留存於世者數十種，然其生前定稿付梓者主要即此《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四種。二百年來，薪傳學者，播譽人口，非唯成二王之代表作，抑亦爲乾嘉之學術名著。然雖翻刻、影印，一而再三，至今竟無四種一式之整理本。兹取家刻本爲底本，參取各本優點，以閲讀參考爲要旨，不作繁細校記。古人引書，往往隨心所欲，以致五花八門，故利用標號與點號本身功能，兼顧版式疏密美觀，在儘量統一前提下，稍有變通，使文意層次邏輯清晰，並列專名合理區别，期收原著本意畢現之效。其有曲解二王文意而産生之譌誤，敬請讀者不吝指正，謹先此致謝。二○一三年十一月七日　虞萬里於榆枋齋《讀書雜志》整理本序虞萬里《讀書雜志》八十二卷餘編二卷，爲高郵王氏四種之一，王念孫撰。《雜志》於王氏四種中篇幅最大，都一百餘萬字，係王念孫數十年所校子史古籍劄記之總匯，計有《逸周書雜志》四卷、《戰國策雜志》三卷、《史記雜志》六卷、《漢書雜志》十六卷、《管子雜志》十二卷、《晏子春秋雜志》二卷、《墨子雜志》六卷、《荀子雜志》八卷補遺一卷、《淮南内篇雜志》廿二卷補遺一卷、《漢隸拾遺》一卷和《讀書雜志餘編》二卷。前八十二卷自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録成《戰國策雜志》三卷，十七年（一八一二）起陸續付梓，至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仲冬刊畢，《餘編》二卷係伯申於懷祖逝世後三月（一八三二），檢尋遺稿，得其手訂成稿二百六十餘條，釐爲二卷，上卷爲《後漢書》《老子》《莊子》《吕氏春秋》《韓非子》《法言》，下卷爲《楚辭》和《文選》，刊刻附於其後。全書以史、子、集之年代先後序次。

王氏父子《雜志》《述聞》之爲乾嘉學術名著，斯已無人不曉無人不謂以致無人而不讀矣。讀之而知其以校勘之記拓而爲考證之文，固顯而易見。若溯清初以還考訂校勘著作，其跡或可得而仿佛焉。洎顧炎武著《日知録》及《九經誤字》，開啓經史考訂劄記與經籍校勘識記兩類，其後雜考、校記，塗轍兩分：若姜西溟《湛園札記》、閻百詩《潛邱劄記》、吴養齋《十三經疑義》、徐位山《管城碩記》、胡廷佩《訂譌襍録》、杭大宗《經史質疑》《訂譌類編》以至錢曉徵《十駕齋養新録》、李成裕《群經識小》等，《日知録》之亞也；若沈椒園《十三經注疏正字》、沈寅馭《九經辨字瀆蒙》、沈季和《經玩》等，《九經誤字》之比也。《日知録》之亞，出入經史，旁徵博引，以證獨見。《九經誤字》之比，綴輯注疏，羅陳衆本，畢陳甲乙，按而不斷，偶有是非可判，遂是甲非乙，然不多見也。乾嘉之際，學者幾無不知校勘之爲學問之基，亦幾無不操此術以爲學問之始，甚有終生以之而不疲者。懷祖之前，畢生獨立事鉛黄校群書者，仁和盧抱經也，其《群書拾補》所校典籍遍涉四部，而《拾補》「審定善本姓氏」赫然識「高郵王念孫懷祖」之名，則其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至五注十五年間曾爲盧氏審定若干卷固無疑焉。 是時懷祖方始疏證《廣注雅》，直至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完成， 轉而忙於河道水利之役。

溯懷祖於三十歲前後爲朱笥河校《説文》，與汪容甫校《大戴禮記》，復校《方言》，此乾嘉學人從事學術之塗轍。唯懷祖所校，有異於時流者。盧召弓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與王懷祖念孫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云：

讀所校《大戴禮記》，凡與諸書相出入者，並折衷之以求其是，是足以破注家望文生義之陋。然舊注之失誠不當依違，但全棄之則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與注絶不相應，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舊，而作案語繫於下，使知他書之文固有勝於此之所傳者。觀漢魏以上書，每有一事至四五見而傳聞互異，讀者皆當用此法以治之，相形注而不相掩，斯善矣。 是時盧召弓六十四歲，懷祖三十七歲。此函見懷祖與召弓二人之校勘形式略有異同：懷祖校出異同，必「折衷之以求其是」，並「改定正文」；而召弓謂此固可「破注家望文生義之陋」，然「改定正文而與注絶不相應，亦似未可」，召弓以爲「仍正文之舊，而作案語繫於下」，斯爲善。翌年，作《十三經注疏正字跋》稱頌椒園、浦鏜，亦同此注意。 召弓此意於懷祖有何影響，已無可徵實，然據上圖所藏趙用賢刻、懷祖手校本《管子》與《管子雜志》校覈，尚有端緒可尋。懷祖注《讀管子雜志敘》謂有十二卷六百四十餘條，實則六百五十條， 其手校本《管子》有三百四十四條不見於《雜志》，其中有校本校語兩條合爲《雜志》一條者，總計校本校語約上千條。量以卷帙條數，《雜志》僅取校語三分之二擴充寫成；衡以内容字數，《雜志》短者條二十一字（卷二「搏大」條），長者竟達七八百字（卷二「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條）；而數百條《雜志》未録校語僅約十五條有案語，他皆僅校其文字異同而已。此見懷祖不願規規迻録《管子》校語以成《管子校記》之類著作，而撮其可深發者寫成《雜志》。就懷祖情愫設想，召弓訓誨意見、校勘法式雖是，而以聲音貫穿訓詁之獨特解讀能力固不能因校記形式而掩没；就《雜志》形式體察，乃係綰合顧炎武以下《日知録》與《九經誤字》亦即雜考與校勘兩種形式而成一校勘考證型文體。此種文體在乾嘉諸老著作中雖時見不乏，而純然以此成百餘萬字之大著作，二三百年中一人而已。《雜志》始作之年，論者忽焉。懷祖《致宋小城書》云：「念孫於公餘之暇，惟耽小學，《經義述聞》而外，擬作《讀書雜志》一書，注或作或輟，統計所成，尚未及三分之二，剞劂正未有期也。」 予友陳鴻森考定此書撰於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七月王念孫休致之前，並云「玩味此信之語，顯示王念孫此時之撰述工作，似以《述聞》爲注主」， 此論頗是。以文意逆之，「或作或輟」、「未及三分之二」皆指《讀書雜志》言。以今百餘萬字計之，當已成七十萬許，此字數與「擬作」一詞似不相應。夷考《雜志》各敘及師友往來函牘，約略得各書大致譔著年月如下：《逸周書》與《戰國策》二志未見有敘，唯懷祖《與宋小城書二》有「夏間校讀《戰國策》，録成三卷，兹特寄請教正。兒子秋日有灤河之役，昨甫回寓」云云，此伯申隨駕幸木蘭事，時在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秋，是《戰國策雜志》作於此前。此《雜志》始作之年也。陳奂道光七年三月望日《致王引之書二》云：「昨奉到去年九月望日復書，並蒙老伯大人惠教《逸周書雜志》一種。」知《逸周書雜志》刻成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九月前。《史記雜志敘》云：「余曏好此學，研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攷經史諸子及群書所引，以釐正譌脱。與錢氏、梁氏注所説或同或異」，「凡所説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 其始作年代不明，蓋或早有校記。末署「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冬十一月」。《漢書雜志》無敘，懷祖《復朱郁甫書》云：「《經義述聞》新刻者譌字甚多，又板在江西會垣，手頭見無存者。此書年來又續添三四百條，擬于都中再刻之，容俟刻後再呈左右。《讀書雜志》惟增《漢書》一種，去冬草成，今尚未及付梓也。」考書中屢言「弟衰病日增，注不堪思索」，又云「弟養疴京邸，步履艱難」， 與其《答江晉三論韻學書》自謂「春秋七十有八，左畔手足偏枯，不能步履，精日銷亡」注相應。 與懷祖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六月所作《經傳考證序》校讀，年月當相近，知《漢書雜志》爲嘉慶末、道光初所作。而讀伯申《與陳奂書之二》有「《漢書雜志》現在校刻，約明年夏間可畢耳」之語，是遲至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始付梨棗，旋刊成，故陳壽祺於六年十二月收到伯申所寄《讀漢書雜志》。《讀管子雜志》云：「曩余撰《廣雅疏證》成，則於家藏趙用賢本注《管子》詳爲稽核。」 《疏證》成於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前後，似《管子雜志》嘉慶初開始撰寫。又云：「余官山東運河兵備道時，孫氏淵如采宋本與今不同者，録以見示。余乃就曩所訂諸條，擇其要者商之淵如氏，淵如見而韙之。又與洪氏筠軒稽合異同，廣爲考注證。」是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十二月後又有修訂。 後云「及余《淮南子》校畢，又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差增於舊。歲在己卯，乃手録前後諸條，並載劉氏及孫洪二君之説之最要者」，己卯即末署「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其《淮南子雜志》畢功於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知二十年後又有修訂增補。《讀晏子春秋雜志敘》云：「嘉慶甲戌（十九年，一八一四），淵如復得元刻影鈔本以贈吴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薲校而刻之」，「澗薲以此書贈予，時予年八十矣，以得觀爲幸。因復合諸本及《群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其原本未誤而各本皆誤及盧孫二家已加訂正者，皆世有其書，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未確者，復加考正」。懷祖年八十，時在道光三年（一八二三）。末署「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三月九日」，是所作在三年至十一年間。《讀荀子雜志敘》云：「又得陳碩甫文學所鈔錢佃本、龔定庵中翰所得龔士卨本及元明諸本，以相參訂，而俗本與舊本傳寫之譌胥可得而正也。」末署「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十二月二十日」。此可與陳奂《師友淵源記》《致王引之書一》等參證。《補遺敘》云「今年顧澗薲文學又以手録吕、錢二本異同見示」，乃發現諸本仍各有不同，因《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可追改，乃作《補遺》一編，時在道光十年（一八三〇）五月二十九日。《墨子雜志敘》無始作年月，僅言「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群書治要》所引詳爲校正」，末署「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九月十三日」，伯申《行狀》云「去年夏，府君猶自撰《墨子雜志敘》，且手書之」，蓋其辭世前之作，推知《墨子雜志》所作或在此前不久。《讀淮南子雜志書後》未記具體年月，末署「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歲在乙亥季冬之二十日」。然《行狀》謂懷祖致仕後「乃以著述自娱，亟取所校《淮南子内篇》重加校正，博考諸書以訂譌誤」，知嘉慶十五年前曾校此書，致仕後復加增訂，或如《管子雜志》先校異同，而後撮取其可深發者寫成《雜志》。就篇幅及《書後》概括古書錯亂六十二例觀之，懷祖於此書頗爲用心，其前後校訂或曾頗費時日。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八月五日，顧千里遵懷祖、伯申父子之囑，精校宋本《淮南子》，函寄校勘記及考證數條，供懷祖增補。道光元年（一八二一）二月，伯申刻以附於《淮南子雜志》後。《漢隸拾遺敘》謂曩未講求金石文字，家藏漢隸亦甚少，「前官運河道時，友人以漢碑拓本相贈。余因於殘闕剥落之中推求字畫。凡宋以後諸家所已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之及與誤指爲佗字者補之」。此敘末署「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三月二十一日」，然其云「蓋當時目尚未衰，故注視久之，亦能得其一二，今則並此而不能矣」，則係嘉慶八年（一八〇三）署山東運河道以後，時在六十歲後不久所寫。後文「兒子請以付梓」，是晚年爲足此《雜志》，伯申請附，非道光年間所著可知。《雜志餘編》，伯申《餘編目録附記》云：「先子所著《讀書雜志》十種，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至去年仲冬甫畢」，「敬檢遺稿，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謹刻爲《餘編》二卷，以附於全書之後」。末署「道光十二年四月朔日」。此二百數十條雖刻於斯時，而應是懷祖歷年所作，時日無考。

條繫《雜志》各書年代，知其疏證《廣雅》後於嘉慶初年即校《管子》，八年後曾推求漢碑隸字，而其著成乃至刊刻，皆嘉慶十七年以後之事。檢上圖所藏懷祖《管子》校本，校記形式多與乾嘉諸老經史子集校本相類，而與《雜志》重在考證者相去甚遠。故《與宋小城書》云「擬作《讀書雜志》一書」，是擬撮取校記而另著一書。蓋謹羅陳諸本，記其異同，附書而行，不足抒發其真知卓見，故有此想。然此時即已遍校諸書，寫有校記，固未有數十萬之《雜志》也。況觀其各敘及師友間往來索贈善本校記書函，比勘異同，皆在嘉慶末道光初年事也。頗疑「擬作」一語，爲一時興到補筆，而所謂「三分之二」，殆承前《述聞》而言。

抑予猶有疑者，方懷祖已著《經義述聞》，且不斷更增，何以忽而於嘉慶十五年春夏間改弦更張，欲作《雜志》，且此後二十年孜孜於此而矻矻不懈，以致無暇增補《述聞》而畀伯申續成。其間因由，或可得而溯焉。

昔懷祖校《大戴禮記》，折衷己意，改定文字，召弓違之。盧氏校勘經典數量，爲當時之冠，而其校例，亦爲學者所從。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著《十三經注疏正字跋》云「余有志欲校諸經已數十年」，《周易注疏輯正題辭》云「余有志欲校經書之誤，蓋三十年於兹矣」，惜賫志以殁。弟子臧鏞堂本其書作《周易注疏校纂》，並依式著《毛詩注疏校纂》《尚書注疏校纂》，書雖成而未梓。乾隆末，鏞堂受知於阮宫保伯元，嗣後因有《十三經校勘記》之輯。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伯元於詁經精舍立十三經局，延請段懋堂主其事，何夢華、臧鏞堂、顧千里、徐心田、洪檆堂、嚴厚民、孫雨人、李尚之八人分纂，十一年（一八〇六）刊成《校勘記》二百四十五卷，儼然士林盛事，經典碩果。《校勘記》於乾嘉時已可謂鉅細靡遺矣。觀其文，簡者數字，固《正字》之比，而繁者百數十甚乃數百字，間引經史典籍及老師宿儒如惠棟《九經古義》等説，評判而按斷之，不僅羅陳衆本也。《校勘記》單刊而不改經文，本抱經校例，而其折衷是非，正懷祖情愫。然懷祖已著之《述聞》，所校即《易》《書》《詩》《禮》衆經與《國語》之類，適與《校勘記》重複。因人熱而拾牙慧，非懷祖所願，蓋其嘗訓陳碩甫云：「凡學者著書，必逕後人不能諟正者董理之。」故曾校《説文》而欲爲注，因段懋堂之注而罷，校《方言》而欲疏，因戴東原之疏而止，遂乃獨疏《廣雅》，以成盛業；即《雜志》中凡前哲時賢已論及者，盡皆刊落，志可觀矣。乃作輟已成之《述聞》而别撰《讀書雜志》之想，是豈偶然也哉。今比勘兩書，非唯經史子集四部之異，《校記》爲一代校勘鴻業，所謂「大清朝之《經典釋文》也」，而《雜志》由校勘入手，駕《校記》而上之，用聲韻貫穿文字，駸駸乎由字形而字義，而詞彙，而文句，而衍奪，而誤倒，而段落錯簡，儼然成不刊之名著。《雜志》八十二卷百餘萬字，校勘古籍九種，漢碑二十五方；《餘編》二卷，校勘古籍八種，係伯申摭拾遺稿所得，僅七八萬字。今《晏子春秋》《墨子》等《雜志》皆懷祖耄耋高齡所定，蓋晚年爲偏枯之疾所苦，不能暢其懷肆其意而盡其能，否則《餘編》亦過百萬言矣。雖然，即今所成，已校正古書誤字千二百五十九，補脱四百六注十，乙倒百四十九，删衍五百三十一， 數目可觀。計此二千二百餘條，遽讀之，不能得古書致誤之因由大概，乃懷祖於《讀淮南子雜志書後》長文中概括古書錯亂之由爲傳寫譌脱者半與憑意妄改者半兩種，復將譌誤衍奪與增删移易參互之，區爲六十二種類型，並舉實例以證，兹依次列其目而説之。云：

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有因古字而誤者；有因隸書而誤者；有因草書而誤者；有因俗書而誤者；此六種分析字誤類型。其中因隸書和草書而誤，最能表見《淮南子》時代之字形。篆隸之變，章草之筆，當時不免有誤，後世更有未能辨識者，致成譌誤。又云：

有兩字誤爲一字者；有誤字與本字並存者；有校書者旁記之字而闌入正文者；有衍至數字者；有脱數字至十數字者；有誤而兼脱者；有正文誤入注者；有注文誤入正文者；有錯簡者；有因誤而致誤者；漢代文字書於簡牘，上下字緊挨易錯成一字。簡牘狹長，時有誤字須旁記正字，或須加識記、注解而旁記之，經師或有識者記之，弟子或寫手不知而鈔入正文，亦是常事。漢代簡牘篇章皆經綫編，然勤翻則易致韋編散亂，故錯簡爲簡牘時代時見不鮮之事。唯懷祖於脱字下列舉脱十一、十二、十三字者數例，疑爲一簡之錯脱。蓋《淮南》爲子書，依漢制用簡不長，每簡在十數字者極爲正常。秦漢間正文與注文别行，後漢始有合鈔者。曹魏董遇創朱墨别異之前，正文、注文難以區别，故有互竄舛亂者。漢人因篆隸草俗譌成誤字，爲後世字韻書及私人著作收入，徒滋紛擾，是爲因誤而誤。懷祖又云：

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有妄加數字至二十餘字者；有不審文義而妄删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删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顛倒其文者；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有既誤而又妄改者；有因誤字而誤改者；有既誤而又妄加者；有既誤而又妄删者；有既脱而又妄加者；有既脱而又妄删者；有既衍而又妄加者；有既衍而又妄删者；有既誤而又改注文者；有既誤而又增注文者；有既誤而又移注文者；有既改而又改注文者；有既改而復增注文者；有既改而復删注文者；有既脱且誤而又妄增者；有既誤且改而又改注文者；有既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古書輾轉傳抄，形成各種衍奪譌誤，原因多端，難以質指。漢代以還，古籍從簡牘轉成紙張，復變寫本而爲刻本，一再校勘翻刻，更增淆亂。乃校者或不審文義文例，或不識古字假字，而師心自用，欲改正文本，付諸梨棗，遂妄自增删改易，轉致滿紙魯魚。此二十八例爲後人因不識古字、不懂古書而新增之誤，係後人主觀逞臆所致。復云：

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有因字脱而失其韻者；有因字倒而失其韻者；有因句倒而失其韻者；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有錯簡而失其韻者；有改字而失其韻者；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有改字而失其韻又改注文者；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删注文者；有加字而失其韻者；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有既誤且脱而失其韻者；有既誤且倒而失其韻者；有既誤且改而失其韻者；有既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有既脱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此十八條致誤之由與前同，唯其著眼於韻文之諧韻，以察古本失韻之譌誤，雖爲列舉後人主觀妄改之失，亦可度吾人以糾正古書譌誤之金針。

以上六十二條，先言誤字，繼言衍脱錯簡，繼言不明古書體例、文字假借、衍脱錯簡而妄加妄删妄改，繼言誤倒衍脱而失其韻，大較爲四類。其誤固在於《淮南》，而其例則存於《雜志》乃至一切古書。近有論者謂此六十二例未能包容《雜志》所有之誤，蓋不知其作在嘉慶末年，且專就《淮南》而言，道光元年以後所校所著溢出其外者已無法涵蓋。四類六十二例，固不能盡古書所有之誤，然其總結古書鈔刻、流傳中滋生譌誤之舉，誠遠邁古人而啓導來者者也。有此六十二例，而後有《經義述聞·通説下》「語詞誤解以實義」、「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經文上下兩義不可合解」諸例，而後有俞曲園之《古書疑義舉例》（八十八例），而後有劉申叔之《補》（十一例）、楊遇夫之《續補》（二十八例）、馬彝初之《校録》（二十五例）、姚維鋭之《增補》（十五例）、徐仁甫之《廣》（百二十例），而後有陳援庵《校勘學釋例》（五十例），而後有王叔岷《斠讎學·通例》（百二十四例）。推而廣之，會而通之，而後有孫受之之《古書讀法略例》，而後有胡樸安之《古書校讀法》，而後有陳鐘凡之《古書讀校法》。是其繩究古人，辯誣求真，溉沾後學，息疑啟牖之功豈淺尠哉！即以《雜志》爲矜式，後有俞曲園之《諸子平議》、陶鴻慶之《讀諸子札記》、高亨之《諸子新箋》、于省吾之《雙劒誃諸子新證》、徐士復之《後讀書雜志》，繩續轉精之著不一而足，其澄清古書迷霧，張揚乾嘉學術，奠基導夫之功豈容疑哉！

懷祖嘗訓伯申云：「詁訓之指，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涣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强爲之解，則詰鞫爲病矣。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屢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毛公易字，康成改讀，前人多知之，然唐宋經師就字論義，清初諸儒未能推衍，懷祖由《傳》《箋》易改而悟徹訓詁之旨存於聲音，此其所以超然卓異也。又云：「説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經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别爲之説，亦無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則何邵公之墨守，見伐於康成者矣。」期得經意，人人所同，而以意逆經，孟子之後，漢代經師以下，逆者不乏而言者杳然。今懷祖口倡身行，此其所以果然獨特也。二十世紀以還，戰國秦漢簡牘層出不窮，檢視當時用字，若喜與憙、雖與唯、侈與倗朋、者與諸、白與伯、公與容、兑與鋭、體與履、請與情、危與詭、失與佚之類，皆與《雜志》所説若合符節，信乎訓詁之存乎聲音也。

雖然，古書邈矣，古人往矣，想古人之摹殘簡改古書，二千年後豈能毫髮盡覘；古籀湮矣，篆隸替矣，以正楷之推篆隸測古籀，百世之下豈能指畫無誤？懷祖，乾嘉一老師宿儒也，以耄耋之年，操事鉛黄，舉有涯之生，斠讎乙丙，雌黄豈能盡是，斠讎焉能無誤？若銀雀山竹簡《晏子春秋》出，與《雜志》相重者八條，懷祖校改是者五，非者二，伯申非者一。其他是非曲折，二百年中，時有指摘，即前舉曲園以下諸家之《例》，亦時見軒輊剔摘，此外以裴學海《評高郵王氏四種》爲最用力。裴氏自謂於高郵王氏最爲服膺，而此文略舉其六大優點後，復舉其七大不足，曰忽於審證，校釋不妥；曰於語法未能窺其全豹；曰對於語言缺乏歷史觀；曰正誤不當；曰施訓不恰，破字失宜；曰於音韻有所侷限；曰以通假爲形譌，自亂其例。詳裴文所舉，自有攻錯之石，轉精之説，然於《疏證》《雜志》《述聞》《釋詞》，亦僅撮壤崇山而已。二○一三年十月九日至十四日初稿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日二稿注　盧文弨《群書拾補序》作於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八月，而錢大昕《群書拾補序》作於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五月，懷祖有時間與其役。注　陳鴻森考證懷祖《廣雅疏證》經始於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完成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與劉盼遂《年譜》稍有出入，此從陳説。見《阮元刊刻〈古韻廿一部〉相關故實辨正——兼論〈經義述聞〉作者疑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三分，二〇〇五年，第四五七頁。注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十，《抱經堂叢書》本，乾隆六十年刊刻，第一葉。注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八，《抱經堂叢書》本，乾隆六十年刊刻，第一葉。注　按，王念孫《讀管子雜志敘》謂六百四十餘條，此據張錦少《王念孫管子校本研究》統計，《臺灣大學中文學報》第三十九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二〇一二年。注　王念孫《致宋小城書》之一，羅振玉輯《王石臞先生遺文》卷四，《高郵王氏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一五四頁上。注　陳鴻森《阮元刊刻〈古韻廿一部〉相關故實辨證——兼論〈經義述聞〉作者疑案》，第四五一頁。王章濤《王念孫王引之年譜》係於嘉慶十五年春夏間。廣陵書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一七六頁。注　王念孫《史記雜志敘》，《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三，《高郵王氏遺書》，第一三五頁上。注　王念孫《與朱郁甫書》二函，《王石臞文集補編》，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一二頁上下。注　王念孫《答江晉三論韻學書》，《王石臞先生遺文》卷四，《高郵王氏遺書》，第一五六頁下。注　王念孫《讀管子雜志敘》，《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三，《高郵王氏遺書》，第一三五頁上。注　王章濤《王念孫王引之年譜》係於嘉慶十四年，第一六九頁。注　此數字據單殿元《王念孫王引之著作析論》所統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三二頁。讀 逸 周 書 雜 志虞思徵　點校逸周書弟一政《度訓篇》：「力争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念孫案：「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力征，謂以力相征伐。《吴語》曰：「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皆是也。又《大武篇》「武有七制，政、攻、侵、伐、陳、戰、鬭」，今本「七」誤作「六」，「陳」誤作「搏」，又脱「鬭」字，辯見本篇。「政」亦與「征」同，故與攻、侵、伐、陳、戰、鬭竝列而爲七，而孔注云「政者，征伐之政」，則誤讀爲「政事」之「政」矣。力竟「揚舉力竟」。盧氏抱經曰：「力竟，疑力競之訛。競，盛也，强也。」念孫案：「競」古通作「竟」，不煩改字。《史記篇》「竟進争盧改「竟」爲「競」。權」，《墨子·旗幟篇》「竟士爲虎旗」，皆以「竟」爲「競」。賞多則乏「罰多則困，賞多則乏」。引之曰：「賞多則乏」當爲「賞少則乏」。「困」與「乏」，皆謂民也。民衆而罰多，則民必困；民衆而賞少，則民必乏。故上文云「人衆，罰多賞少，政之惡也」。不得言「賞多則乏」明矣。此「多」字即涉上句「罰多」而誤。成而生「長幼成而生曰順極」。念孫案：此當作「長幼成而生義曰順極」，故孔注曰：「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今本蓋脱「義」字。惠而不忍人《命訓篇》：「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念孫案：「惠而不忍人」當作「惠而忍人」，此反言之以申明上文也。上文言「惠不忍人」，故此言「惠而忍人，則人不勝害」，下文「均一則不和」云云，皆是反言以申明上文也。今本作「惠而不忍人」，「不」字即涉上文「惠不忍人」而衍。六極不嬴《常訓篇》：「六極不嬴，八政和平。」念孫案：「嬴」與「贏」同。贏者，過也。言六極不過其度，則八政和平也。《廣雅》：「贏，過也。」《開元占經·順逆略例篇》引《七曜》曰：「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宿以上謂之贏，退舍以下謂之縮。」班固《幽通賦》作「嬴縮」。項岱亦曰：「嬴，過也。縮，不及也。」《考工記·弓人》「撟榦欲孰於火而無贏」，鄭注曰：「贏，過孰也。」皆其證。孔注以「嬴」爲「無常」，失之。一人「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念孫案：「一」下不當有「人」字，蓋衍文也。「績」、「功」皆《爾雅》：「功、績，成也。」説見《經義述聞》。成也。明王奉法以成其治，幽王奉幽以成其亂，皆有所奉，而其成也不同，故曰：「奉則一也，而績功不同。」正民《文酌篇》：「發滯以正民。」趙氏敬夫曰：「『正』疑當作『振』。」念孫案：「振」、「正」古不同聲，則「正」非「振」之誤。「正」疑當作「匡」，字形相似而誤也。匡民謂救民也。《後序》曰：「文王遭大荒，注謀救患分災，作《大匡》。」是也。本書中言匡者多矣。《大聚篇》曰：「秋發實蔬，冬發薪蒸，以匡窮困。」即此所謂「發滯以匡民」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美女破舌《武稱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盧曰：「今《戰國·秦策》引此『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念孫案：「美女破舌」，於義亦不可通。「舌」當爲「后」。美男破老，美女破后，猶《左傳》見閔二年《傳》。「政」非「政事」之「政」，當讀爲言「内寵竝后，外寵二政」也。「正」，謂正卿也。説見《經義述聞》。隷書「后」字或作「」，與「舌」相似而

東魏《敬史君碑》「女稱制」，即「后」字。誤。段氏若膺《説文注》曰：「『舌』、『后』字有互譌者，如《左傳》『舌庸』譌『后庸』、《周書》『美女破后』譌『破舌』。」是也。舉旗以號令　無取侵暴案：自此以下皆四字爲句，此句内疑脱一字。「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略，無取侵暴」。念孫案：「取」字文義不明，「取」當爲「敢」，字之誤也。無敢侵暴，即所謂禁掠也。若《粊誓》之言「無敢寇攘」矣。引之曰：「舉旗以號」下疑衍「令」字，號即令也。下句又有「命」字，則「令」爲贅文矣。且此以「號」、「暴」爲韻，下文以「虧」、「虧」古讀若「科」；「化」古讀呼禾反。説見《唐韻正》。「化」爲韻，若「號」下有「令」字，則失其韻矣。收武釋賄《允文篇》：「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念孫案：「收武」二字文義不明，「武」當爲「戎」，字之誤也。收戎釋賄者，謂勝敵之後收其兵器，古謂兵器爲戎，《月令》「以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毋取財賄也。據孔注云「收其戎器」，則本作「收戎」明矣。用損憂恥「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引之曰：「損」當爲「捐」，字之誤也。捐者，除也。謂捐除其憂恥，非徒損之而已也。孔注「損除憂恥」，亦是「捐除」之誤。遷同氏姓「遷同氏姓，位之宗子」。念孫案：「遷」本作「選」，言選其同氏姓之賢者而立以爲宗子也。今本「選」作「遷」，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無遷厥里」而誤。《玉海》五十引此正作「選」。至武有六制後動撚之與「征」同。説見《度訓篇》。《大武篇》：「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戰。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政有四戚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厲五衞，六庠五虞。四戚：一内姓，二外，三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郤，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政之因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祗」字義見下人，四設圍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祗人死。條。此七者，侵之酌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此七者，伐之機也。三哀：一要不嬴，二喪人，三擯厥親。四赦：一勝人必嬴，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此七者，搏之來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五衞：一明仁懷恕，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撚之。」念孫案：此篇文多譌脱，又經後人删改，而諸家皆不能釐正。今據鈔本《北堂書鈔》所引正之如左：「武有六制」，「六」本作「七」。「政、攻、侵、伐、搏、戰」本作「一曰政，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鬭」，祇因下文説鬭之事已脱落不全，後人遂妄加删改矣。「善伐不搏，善俗書「陳」字作「陣」，因誤而爲「搏」。「善搏不戰」本作「善伐不陳，善陳不戰」，搏不戰」，則義不可通，莊八年《穀梁傳》亦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下有「善戰不鬭，善鬭不敗」八字，亦經後人删去。《書鈔·武功部一》所引皆不誤。「政有四戚五和」本作「政有九因，因有四戚五和」。合四與五而爲今本無「九因因有」四字，乃後人所删。《書九，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政之因也」。鈔·武功部二》有，明陳禹謨又依今本删。「凶」與「良」對文。「攻有四攻五良」本作「攻有九開，開有四凶五良」。今本無「九開開有」四字，且「四凶」誤作「四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攻之開也」。攻」，「攻有四攻」，則文不成義。《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删改。「侵有四聚三斂」本作「侵有七酌，酌有四聚三斂」。合四與三而爲此條《書鈔》雖未引，然以上下文相比，亦七，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侵之酌也」。必有「七酌酌有」四字而後人删之。「伐有四時三興」本作「伐有七機，機有四時三興」。故下文云「凡今本無「七機機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二》有，陳依今本删。此七者，伐之機也」。「搏有三哀四赦」本作「陳有七來，來有三哀四赦」。故下文云「凡今本兩「陳」字皆誤作「搏」，又無「七來來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五》此七者，陳之來也」。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改「陳」爲「搏」，而「七來來有」四字尚未删。今本無「十一「戰有六厲五衞」本作「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衞」。振」、「振有」五字。《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删。合六與五而爲十一，故下文云今本無此九字，辯見下。「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今本無「鬭有十一客客「六庠五虞」本作「鬭有十一客，客有六廣五虞」。有」七字，「六廣」作「六庠」，則義不可通。《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删改。故下文云今本無此九字，辯見下。「凡此十一者，鬭之客也」。「四戚：一内姓，二外，三友朋，四同里」，《書鈔·武功部》引此凡篇内之一二三四五六，《書鈔》皆「一」、「二」、「三」、「四」下皆有「曰」字，作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曰、六曰。陳皆依今本删。陳依今本改。「同里」作「同盟」，篇皆於義爲長。「此九者，政之因也」，《書鈔》「此」上有「凡」字，内兩言「此九者」，三言「此七者」，《書鈔》「此」上皆有「凡」字，陳皆依今本删。亦於義爲長。辯已見上。《書鈔·武功部六》所引不誤，陳依今本改。「四攻」本作「四凶」，「凶」下上下文皆無此例。《書鈔》亦無，陳依今本增。本無「者」字，「一攻天時，二攻地宜，陳依今本改。三攻人德，四攻行利」。《書鈔》「行利」作「兵利」，亦於義爲長。今本「嬴」誤作「羸」，梁氏處素已辯之。「三哀：一要不嬴，二喪人，三擯厥今本脱「民」字，則句法參差。《書鈔·武功部五》有「民」親」。「喪人」本作「喪民人」。字，陳未删。「明藝攝官」。案：此下有「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九字，而今本《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删。脱之。「明醜」即「明恥」，「五虞」。案：此上有「六廣：一曰明令，二曰明醜，故僖二十二年《左傳》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祭公篇》：「厚顔忍醜。」即「忍恥」。高注《吕覽·節喪篇》及《秦策》竝云：「醜，恥也。」又注《吕覽·不侵篇》云：「醜，或作恥。」「恥」、「醜」聲近而義同，故古多通用。説見《漢書·賈誼傳》。三曰明賞，四曰明罰，五曰利兵，六曰競竟」，《書鈔》有，陳依今本删。凡二十六字，而今本皆脱之。又「後動撚之」下有《書鈔》有，陳依今本删。「凡此十一者，鬭之客也」九字，而今本亦脱之。案：上文云「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衞」，故此説「六厲五衞」既畢，而總言之曰：「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若「六廣五虞」乃鬭「客」字之義未詳。之事，非戰之事，故曰：「凡此十一者，鬭之客也。」祇因脱文甚多，遂致混戰、鬭爲一事，後人不知五虞爲鬭之事，非戰之事，遂據後以删前，存戰而去鬭。去鬭則七制缺其一，於是改爲六制矣。其餘以意删改者甚多，幸賴《書鈔》所引不誤，可以逐段校正，而陳禹謨不曉文義，又依俗本《周書》删改，故具論之。祗人死　祗民之死「祗人死」。孔注曰：「祗，敬。」又《文政篇》：「祗民之死。」注曰：見《説文》及《月令》「敬死，勸葬也。」念孫案：祗之言振也。振，救也。《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吴語》注。言救人之死，救民之死，非敬死之謂也。《楚辭·離騷》：「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王注亦祗，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也。云：「祗，敬也。」辯見《楚辭》。祗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祗」作「振」。《粊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内則》「祗見孺子」，鄭注曰：「祗，或作振。」有功無敗念孫案：《爾雅》：「功，勝也。」《周官·大司馬》「若師有功」、「若師不功」，鄭注與《爾雅》同。《燕策》亦云：「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强轉《大明武篇》：「藝因伐用，是謂强轉。」念孫案：「强轉」二字於義無取，且「轉」字與下文之「暑」、「處」、「賈」、「女」、「下」韻不相應，「轉」當爲「輔」，字之誤也。「藝」即上文十藝也。輔，助也。言用此十藝以伐人，則戰必勝、攻必取，寔爲我軍之强助也。代興《小明武篇》：「五教允中，枝葉代興。」盧曰：「『代興』當是『代説見《經義述聞·禮舉』，方與上下韻協。」念孫案：「舉」字古通作「與」，運》。因譌而爲「興」。不賓祭《大匡篇》：「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孔注曰：「不賓，殺禮。」引之曰：「不賓祭」當作「不祭」。《糴匡篇》云：「大荒有禱無祭。」正所謂祈而不祭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亦云：「大侵之禮，鬼神禱而不祀。」「祈而不祭」爲句，「服漱不制」爲句。今本作「不賓祭」者，「賓」字涉下文「非公卿不賓」而衍，「祈」與「不賓」義不相屬，且下文云「賓不過具」，則不得言「不賓」明矣。孔注亦當作「不祭，殺禮」。《周官·荒政》有「眚禮」，即孔所云「殺禮」也。今本「不祭」作「不賓」者，亦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登「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念孫案：登降一等，義不可通。「登」疑「祭」字之誤。自「哭不留日」以下三句，皆指喪事而言。言有喪事則哭不留日，而其祭亦降一等，所謂「凶荒殺禮」也。故孔注曰：「降一等爲荒廢之。」津不行火《程典篇》：「津不行火，藪林不伐。」引之曰：津非行火之地，「津」句疑當爲「澤」，草書相似而誤也。《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尹知章曰：「獵而行火曰燒。」是澤爲行火之地。六容《酆保篇》：「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下文云：「六容：一游「困」本或作言；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亡，「因」。作事應時，時乃喪；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念孫案：四蠹、五落、六容、七惡皆用之於敵國也。然「容」字義無所取，疑是「客」字之誤。自游言以下，六事皆謂散游客於敵國，以陰取之也，「客」古讀若「恪」。注説見《唐故曰六客。「客」與「蠹」、「落」、「惡」爲韻，韻正》。「蠹」古音當各反。故《説文》「蠹」作「」，從橐聲。《周官》「翦氏掌除蠹物」，故書「蠹」作「橐」。《商子·脩權篇》「此民之蠹也」，與「隙」爲韻。「隙」古讀若「卻」。《荀子·勸學篇》「魚枯生蠹」，與「作」爲韻。《韓子·亡徵篇》「木之折也必通蠧」，與「隙」爲韻。若作「容」則失其韻矣。上文之五祥、六衞、七厲、十敗、四葛亦以「衞」、「厲」、「敗」、「葛」爲韻。適無見過過適「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念孫案：此文本作「無見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三句各四字，而以「適」、「益」、「迹」爲韻，「適」讀爲「謫」。無見過謫者，無見責於人也。《廣雅》：「謫、過，責也。」《商頌·殷武篇》「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吕氏春秋·適威篇》「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注曰：「過，責也。」《史記·吴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適過，猶過適也。今本「無見過」上衍一「適」字，「過」下又衍一「過」字，則文不成義。兆墓《大開篇》：「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念孫案：「兆墓」二字義不可通，《周當是「兆基」之誤。「九開」當爲「大開」，「九」、「大」字相似，官·大司樂》「九之舞」，鄭注：「九，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管子·四時篇》「大暑乃至」，今本「大」字亦誤作「九」。又涉前《九開篇》而誤也。「大開」二字，即指本篇篇名《爾雅》：「肈，始也。」通作而言。「兆基大開，開厥後人」者，兆，始也，「兆」。哀元年《左傳》「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杜注：「兆，始也。」言始基此大開之謀以開後人也。《後序》云「文啟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是其證。禱無憂玉引之曰：「憂」字義不可通，當是「愛」字之誤。愛，吝惜也。禱神必用玉，無或吝惜其玉而不用，故曰「禱無愛玉」。哀二年《左傳》衞大子禱曰：「佩玉不敢愛。」杜注：「不敢愛，故以祈禱。」是也。時維暮春《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念孫案：「時維暮春」，《周書》文無此例，「時」字必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所引已與今見盧注。本同，《泰誓》正義引作「惟暮春」，《大雅·文王》正義引作「之」字蓋後人依《周頌·臣工篇》加之。「惟暮之春」，皆無「時」字。脱文十五　至無日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念孫案：此下有「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十五字，而今本脱之。上文云：「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是專指有國者而言，故此引《夏箴》以明家國一理之意。若無此十五字，則但言家而不及國，與上文不合矣。據孔注云：「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此正釋「國無兼年之食」以下十五字，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注不合矣。《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即是約舉此篇之文，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墨子》不合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文部四》、《玉海》三十一所引皆有此十五字。「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案：《羣書治要》作「禍至無日矣」，今本脱「禍」字，則義不可通。脱文十二　其如天下何「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念孫案：「不明」上有「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而今本脱之。其注文有「變化之頃謂其疾」七字，而今本亦脱之。「明開塞禁舍者」二句正對下「不明」者而言，今脱此二句，則語意不完矣。下文「其如天下何」本作「其失天下如化」，祇因上文及注皆已脱去，後人遂不解「如化」二字之意，而以意改之曰「其如天下何」，不知「如化」者，言其速也。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取天下必速，故曰「取天下如化」。不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失天下亦速，故曰「失天下如化」。兩「如化」上下相應，今改爲「其如天下何」，則失其旨矣。《小稱篇》曰：「民服如化。」《小明武篇》曰：「勝國若化。」《吕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皆言其速也。故孔注曰：「變化之頃謂其疾。」下引孔注「變化之頃」云云。《羣書治要》作「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今據以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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