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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

出版社：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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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试读：

代前言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摘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代序

自从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邵燕祥提出建立“文革学”的意见以来，人们越来越感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在报刊上不时可以看到重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呼吁。

另一方面，据《文学报》1988年8月4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赵丽宏对一批没有经历过“文革”浩劫的青少年的调查表明，“文化大革命”已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年轻的战士有的不知道林彪是谁，年轻的工人有的不知道“牛棚”是什么东西，大学生有的怎么也不相信“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愚昧行为曾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思。

是的，更多的人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终生难忘；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也需要深刻地理解“文化大革命”。况且，我们都不愿意：“‘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现象出现。

研究“文化大革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归根到底不仅仅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过错，“文化大革命”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以后照搬外国的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共产党自己所犯“左”倾错误以及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集中表现。只有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深刻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我们在十年“文革”灾难中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所以决不能把用这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宝贵教训轻易地放弃掉。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任何范围重演，我们为了这个目的就应当深入地研究大动乱的十年的历史，而决不应当对这个研究设立禁区。我认为我们都应当很好地向“文化大革命”这个反面教员学习。

选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原文系该书序言，选入本书时略有删节，题目系编者所加。

编者的话

悠悠数千载，人类历史长河。风雨万般情，人生酸甜苦辣。生与死、苦与乐、自由与不自由，一直最让人痴迷而又最让人无奈，最耐人探寻而又最让人难以断然，在天地之间碰撞缠绕出无数的精彩与悲哀，凝聚出个人无法抵御的沉淀与失落。人不能选择死，也不能选择生，所以世间有俗语：生死不由人，时势造英雄。

发生于1966-1976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以善良的目的出发，以错误的苦果结束，绿色不再代表希望，红色反而变成恐怖，民主和法制公然遭侮辱，自由和权利公开被剥夺，转目之间，凡人变成名人，名人变成囚徒，囚徒化成青烟……人们在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冲击面前，随阵阵洪流上下沉浮——一批风云人物飞黄腾达，红得发紫，众多开国元勋和党政领导受冲击迫害，成批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横遭凌辱……正是：得意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失意者.夹起尾巴、悲观彷徨；落难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血淋淋的事实向天地呼唤：归来吧，法制！归来吧，正义！归来吧，真理！

温故以惜今，居安当思危。为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昨天那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及有识之士曾经怎样同错误和丑恶现象做斗争的情况，反思经验教训，总结历史遗产，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沿着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断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们组织有关学者编写《昨夜星辰》系列丛书共五册：第一册《‘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共收集了刘少奇、贺龙、田家英、邓拓、傅连暲等30余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身陷囹圄直至死亡的过程等资料；第二册《‘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狱》，共收集了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王光美、赵丹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含冤吞屈，身处逆境的过程等资料；第三册《‘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收集了于会泳、浩亮、王洪文、张铁生、聂元梓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势发迹，飞黄腾达，风云一时的过程等资料；第四册《‘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收集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伍修权、巴金、李锐等人对“文革”背景、“文革”原因、“文革”心理、“文革”遗产等方面的反思资料：第五册《‘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收集了刘志坚、傅崇碧、郭沫若、纪登奎、陈永贵、尉凤英、孙健、孙玉国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有关资料。让人在残酷与悲怆中琢磨、沉思。

由于我们学识和政策水平有限，本丛书难免有遗漏或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编者1993年春

Ⅰ　红色的祭坛

A　现象在发问

“文革”语言

清晨散步，偶遇一位靠拾烂纸为生的老汉。他一边在草丛间寻觅冰棍纸，一边跟我唠叨起来：“那十年，哪儿用得着这么东一张西一张地拾！随便跟哪个机关学校挂上钩，就没饥荒啦！这边儿刚糊满一墙，那边儿就又覆盖上一层。一个往上贴，一个就蘸着红墨水往上画圈圈打叉子。不含糊，那真真叫‘大’字报！字儿写得比馒头还大。那阵子费不多大力气，一个月从废品站那儿少说也拿个两百块！”

随后，他叹了口气。

生活中，人各有其憾事。作为文字工作者，我有时懊悔当初没搞个本本，抄录一下那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上的语言。倘若有那么一份资料，如今风平浪静了，坐下来研究一下那鸿文中的逻辑以及硬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今天该可以写成一篇多么有趣而又富有意义的文章啊！

我也叹了口气，恨自己的记性不中用。“文革”时用的还是汉语，当然不能说有一种独立的语言，叫“文革语”。然而又不能否认那时候的用语，现在不再通行了。如今，你再讨嫌一个人，总也不能狗呀蛇呀地喊，更不能管他们爱人叫臭妖婆，管他的子女叫狗嵬子了。因此，不能否认“文革”时的汉语是有其特点的。

记得当时我看大字报，心里常想，当个“文革”秀才并不难。不但不需要文学修养，甚至也不必过分动脑筋，因为对人对事，只问敌我，并不需作任何分析或说理，骂起来不需讲求任何分寸；辞藻也极简单，甚至大体上都定了型，好象预制的零件。歌颂红太阳总不出那几句，就是骂起对方来，也无非是黑帮、黑老K、洋奴之类，凶狠有之，但并不花哨。更谈不上说服力了。

是不是大字报的写者修养差、水平低呢？也不尽然。倘若一所画院只准其画家用大红或大黑二色，不但青黄紫绿一概不许用，连浅些淡些的层次也在禁止之列；线条则只许直不许弯曲，画家再有才华，岂不也只能画出机械画来！举凡拥护的事物，就一律赐以“红”字，反对的则统统加个“黑”字。于是，黑帮开黑会，写黑信黑日记。

据我记忆所及，这种大批判语言主要有两大特征：（一）重气势，也就是本着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精神，以重型黑压倒。对方的所言所行，一律均属疯狂叫嚣或罪恶勾当；任何反驳，均是明目张胆的反扑；一摆道理，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投降，就是负隅顽抗。形容自己的行动时用“迅雷滚滚，海涛澎湃”；描述对方时则用“阴霾迷漫，邪气横生”。假若对方不肯再继续奉陪了，则是吓得要命，怕得要死。“文革”初期，还只“打倒”或“炮轰”，后来经过发明创造，又用起“油煎”，甚至动不动就“砸烂狗头”。总之是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二）大批判语言的另一特征是不屑于说理。文章的分量或支柱，主要靠的是从革命先贤者著作中摘引出的名句。其实，引来引去总也不出某几段，然而贴出来就大放光芒，所以照例要用红笔画上圈圈，以张声势。

然而大批判栏上的有些骂话，有时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这种语言是六六年自天而降或革命小将们的独创呢，还是早有其渊源？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那种重型词句的使用以及其论证的方式，如今已经绝迹了吗？摘自萧乾《北京城杂记》，人民日报出版社。

廉价政治的泛滥

贩卖廉价品的最大掮客是林彪；他极善于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政治上的好处。比方说，手拿一本《语录》放在心口表示忠心，把它高高举起就表示“高举”。这类廉价的动作果然为他赚来可观的政治好处。“跟得最紧！”“举得最高！”“用得最活！”他的吹鼓手们这样喊道。这喊声比廉价商店雇来的化妆乐队洪亮多了。于是别人都应当被打倒，打不倒的也要挤到旁边，他一个人成了“接班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个年代，廉价的标语，廉价的口号，廉价的形容词，廉价的致敬电，廉价的徽章，廉价的“忠”字，都成为时髦的畅销货。这些可以总名之为“廉价政治”。谁最会“突出”这种“政治”，谁就是大“左派”。

由于“突出”了这种廉价政治，中国的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的污染。玩弄小聪明，使用小动作，投机取巧，出奇制胜，简直泛滥成灾。有少数被廉价政治迷了心窍的人，硬是象赌棍一样，到处押宝，碰碰运气。碰上了，可以成为新兴的暴发户；碰不上，反正也输不了多少本钱。一封效忠信，一封告密信，可以马上飞黄腾达。考试答不出卷子，倒打一耙，攻击考试，批判老师，也可以赢一意外的收获。甚至，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这真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在“廉价政治”的污染下，社会上大大滋长了专尚空谈不务实事的坏作风。他们不但强迫人们去搞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而且培养了一批专会“突出政治”的人。别人辛辛苦苦干实事，他们夸夸其谈说空话。你的工作或生产搞上去了，他说这是那种“政治”促上去的，功劳在他那里。工作或生产被他的空话耽误下来了，他说你没有接受那些空话的“统率”，错误在你这边。摘自李洪林《理论风云》，三联书店。

廉价感情的表演

为了突出廉价政治，林彪还善于表现廉价感情。1969年在一次会议上，为了表明他对领袖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居然当众哭了起来，哭得大家感到肉麻。这种廉价感情当然也不是林彪的发明，早就有了。据《三国演义》描写，刘备就很会哭，说哭就哭，这是“政治家”的哭。旧社会大户人家出殡，真是哭声动地。其中当然有真正哀痛的，还有哭丧妇的哭。不过这种行列的哭声，多半是硬装出来的。一般哭得最响亮的，是一种哭丧妇，心中并无此种感情，而能哭得呼天抢地，真是一种本领。不过看热闹的人心里明白，哭的人心里也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廉价感情。刘备式的感情也好，哭丧妇式的感情也好，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稀奇的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内部，居然有人又来卖弄这种廉价感情。不过历史是最严峻的见证人。那位最“高举”、最“紧跟”、最有“感情”的人，正是要对他三呼“万岁”的领袖下毒手的人。

象其他骗人的廉价品一样，这种廉价的政治、廉价的感情，以及为它服务的一切廉价的词藻，廉价的颜料，在红极一时之后，必然逐渐没落。等到那“史无前例”的时期结束以后，这些廉价品就象用过了的包装纸一样，被扫到垃圾堆里去了。

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可以包装各种不同的商品，廉价的手段也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林彪和“四人帮”搞的是反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反革命，不骗人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必然要动用一切廉价的手段来骗取政治资本。但是，用廉价的手段去达到某种目的，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首创的。凡不老老实实，而是想轻易取得成功，都属于廉价的范畴。有人并非为了骗人，甚至是出于好心，也可能求助于廉价的手段。不过，即使是好人出于好心，廉价品也是要不得的。

比方说，有人认为，共产主义不必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只要马上宣布一种“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可以立刻进入共产主义了，于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就实现了。这是多么便宜的事情啊！五十年代末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的“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世界上哪里有这样便宜的共产主义？这不是一种廉价品吗？搞这种廉价政治的，主观动机未必不好，但是客观效果却非常之坏。当时的“浮夸风”更是一种廉价品。一些人互相比赛吹牛，谁最会说大话，谁就最红，就最吃得开。而老实人却倒霉了，不是“算帐派”，就是“观潮派”，总之，右倾保守就是了。等到1959年彭德怀老老实实讲了一通真话被罢官以后，老实人就更不好当了。当然，归根到底，老实人是不吃亏的。不过，要分清这种是非，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正是因为没有及时分清是非，所以过了几年之后，又刮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廉价政治的风暴。

现在终于到了分清是非的时候了。包括彭德怀的冤案在内，一大批历史事件的是非都分清了。与此同时，社会风气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老老实实的作风正在兴起，科学的态度正在兴起。那种廉价的政治，廉价的感情，以及其他一切廉价品，遭到群众极大的冷淡，遭到社会普遍的唾弃。

当然，垃圾在运走之前，总有人来捡破烂，捡回去重新利用。近四年来，我们一直在除旧布新，扫出来的废物相当多，一时还运不走，其中就包括廉价政治的包装纸。因此，也就难免有人把它捡起来重新利用。比方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听起来很神气，其实认真一看，原来是被人扫到垃圾堆里的“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的政治目的，姑且不去分析，只就这种方法和作风来说，就是一种廉价政治。一“凡是”，就“高举”了；谁反对“凡是”，谁就是“砍旗”。这种政治，也太不值钱了。再比方说，我们贯彻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反对个人迷信，有人竟说“感情上不能接受”。这种“感情”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它是高尚的还是廉价的，大家心里都明白。摘自李洪林《理论风云》，三联书店。

风赋并序

有客夜访，樽酒叙别。盘盏既撤，酒酣耳热。春雨潇潇，寒风瑟瑟。论世谈文，感慨无极。客谓余曰：“曩昔既作《变色龙赞》矣，曷不复为‘风派’属笔？岂不知二者表里相通，声气若一。两两相当，始成完璧。何如乘酒兴，命笔于今夕！”感客斯言，舒纸弄笔。乃作《风赋》，遣此夜寂。才短无文，不事藻饰。遑论雅俗，俚语间出。高攀赋体，等于胡扯，辞曰：

大块噫气兮变化莫测，惟虎能从兮人孰能蹑？察其时兮辨和熏金朔，观其方兮分东南西北。大王得其雄兮拂宫闱，庶人得其雌兮吹垃圾。雅颂兮居其后，马牛兮不相及。助火势兮须扇，知劲草兮须疾。姜子牙仗之兮冰冻岐山，诸葛亮借之兮火烧赤壁。其德无穷，用之不竭。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若乃墙头小草，东摆西摇，浪里孤梗，左荡右飘。俯仰由人，进退无聊。随大流之所奔，信众口之哓哓。赵太爷田拥三百，假洋鬼捧执一条。自宜信服，岂敢絮叨？国门《吕览》，谁敢一字之易；投阁扬雄，犹蒙贰臣之嘲。此盖风吹草偃，势有难挠者也。若乃识时务之俊杰，谙气象之高明。善辨色于眉睫，惯察踪于青苹。勤求信息以窥方测向，巧转顺势之舵：妙发谠论而先意承旨，顿成得意之人。广袖偏善舞，腾举在白日；长空频借力，吹送入青云。圣之时者也，先贤有定评；得之道焉哉，小人毋妄论。一人得道，群侣飞升。此盖风云人物，捷足先登者也。

亦或势随时迁，不俟终日；利令智昏，千虑一失。谬观象于毫厘，嗟转圜之莫及。岂弥缝之无方，忍身名之俱裂？豹隐不甘，虎变乏术。乃捶胸顿足，披肝沥血。矢今是而昨非，誓心洗而面革。世界殊健忘，大人贵宁息。故仍得揖让缙绅，容与坛席。叵耐小人之愚也烦言啧啧，讵知君子之过也日月之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盖风尖浪口，逢凶化吉者也。

至于才本樗栎，性秉谗佞。夸其谈哗众求容，鲜矣仁言巧色令。嗡嗡营营，拉大旗作虎皮；嘁嘁喳喳，以小道为学问。翻为雨兮覆为云，东打听兮西打听。绘色绘声，吠音吠影。常朝言而夕食，惯卖友以求进。唯私利之是图，亵公义为笑柄。胁谄肩耸，宁顾多士之物议；趾高气扬，但炫一时之得逞。正人疾首，直士齿冷。此盖风派末流，自郐以下者也。

乱曰：世言人物今风流。亮节高风何处求？察色观风占气候（叶平）。风尖浪口任遨游。春风得意亦人谋。列子御风岂同俦？风雨如晦夜啾啾。风人拊掌笑沐猴。风赋吟成客下楼。倚槛临风愁复愁。摘自《随笔》。

棍铭并序

客以出题作文法命予曰：“前人有《剑铭》、《刀铭》、《酒器铭》、《刻漏铭》，乃至《陋室铭》、《座右铭》；至于墓铭，则更无算。盖托物寄意，亦庄亦谐，兴观群怨，无所不可。子其为我作《棍铭》！”予曰：“唯唯。抑思棍之为物，凶器之妙。与棒杖为昆仲，挟辫帽逞英豪。大可平天下，《水浒传》不云乎：‘一根铁棍等身齐，打得八百座军州都姓赵’。小可惩丫环，绍兴戏不唱乎：“老爷一顿无情棍，打得奴三魂渺渺出了窍”。故肇锡嘉名，凡金棍、银棍、铜棍，质之上也；然亦有丑谥，曰恶棍、赌棍、淫棍，品斯下矣。若乃执之而无形，挥之若有器；如祭法宝，左右如意；须生逆死，横扫一气；观者战栗，挨者披靡；横敲侧击，党同伐异；运用存乎一心，其功岂可极纪！“惟探其三昧，究其神髓，不外吠声吠影，悍妇勃溪；上纲上线，强词夺理。谚云重赏之下，勇夫咸臻。为虎作伥皆有赏，杀人如草不闻声。可入《佞臣传》，熟读《罗织经》。使贤愚均毁，玉石俱焚；众芳萎谢，百卉凋零；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尔后志满意得，弹冠相庆。或得首功，或分余润。其间亦有操戈阋墙，反戈邀名。身法功架，足佐观听。“谨遵台命，依题作铭。伏求佳酿，供我微醺；浮白载笔，以助逸兴。”

客曰：“诺。”明日既夕，携酒一瓶，反客为主，为我倾樽。乃为之铭曰：赳赳虎士，悍质天成。若作保镖，堪称上乘。辜负天资，弃武效文。有笔如刀，纵横驰骋。巧言如簧，吹枯嘘生。吓退隋陆，气煞仪秦。歪理条条，杀气腾腾。以窥以嗅，吠影吠声。卫道自命，纳周文深。借题发挥，一本正经。念念有词，急急律令。轻代鸣鞭，小施楚荆。大张挞伐，荼毒生灵。功同拷掠，不留血痕。孰敢声辩，格杀勿论。呜咽咤叱，盛气凌人。虎皮犬质，裹以旗旌。徒仗威势，文理不亨。改名换姓，不露真身。大雅之堂，此辈不登。无以名之，故名曰棍。棍盛文衰，棍衰文盛。天若有眼，送棍入坟。河清海晏，天宇澄明。爰作棍铭，聊代墓铭。棍魂有知，来格来歆！摘自《随笔》。

“紧跟”的圆圈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街道上是“红海洋”，书店里有空书架，学校里学生在殴打老师，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短。科学家在打扫厕所，工役则在主持学术批判会。朋友们在各自翻查老账：哪些可以要挟，哪些可以“上纲”。“忠字舞”代替了一切舞蹈，高音喇叭里语录歌和样板戏代替了一切音乐……处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我有时不免浮想联翩：那些主宰众人命运的“权术家”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的内心世界又如何呢？

曾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被调任“林办”秘书的李竹勇同志写了一篇《奇特的差使》，刊载于《秘书》杂志，算是回答了我的上述疑问。原来，在“最最最”“革命”的年代，李的任务是为林彪读文件，林彪则根据秘书的意见画圆圈。“林办”主任叶群是这样交待的：“‘首长’（林彪）对每份阅件的表态，都是以你们讲的文件作根据的，那个圈也是委托你们代画的。万一‘首长’的表态错了，或者那个圈画错了，我可要拿你们是问！”这是说，尽管已贵为“副统帅”，正在大施淫威，而且也确信“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但这位“副统帅”其实并不知道路该如何走，话该怎样说，圈该如何画……说到底，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在这个“红海洋”中浮沉。

是不是真的这样手足无措呢？也不尽然。叶群毕竟不失为“林办”头头，她总结出林彪“画圈”的妙诀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主席批示我拥护。”秘书尽可遵此原则办之。遇到主席没表态或没画圈的文件又怎么办呢？“那也好办，先不要给‘首长’讲，送别人看去！”

读了这篇文章，使人不禁得出这样的结论：死官僚主义加大野心家，这正是林彪的真实形象。叶群则不失为科诨的高手。但就这对夫妇本人来说，他们确是把读文件、画圆圈看作人生大事来办的。

前人云：“言多必失。”画圈是一种表态，也是一种发言，因此也会弄到“圈多必失”的地步。要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尊容，林彪对“画圈”这一项“工作”可谓惴惴然煞费心机。但他愈认真，愈严肃，愈像煞有介事，也愈画出了他的白鼻梁。这真是一点儿也没法隐匿的！

即使是在权力与真理划等号的年代里，即使这位“首长”又常以“口含天宪”的姿态出现，但是，此辈的言行一旦显露了李渔所说的“科诨之妙境”时，又怎能禁止人们窃笑，以及躲在卧室里的狂笑呢。看来，就是在那个令人颤栗的年代，幽默素材仍然不少；要对窃笑者严加惩处，似乎也是办不到的；而世间尚未泯灭的人性，也恰恰在这相逢莞尔一笑中流露了。这也许就是幽默的力量吧。摘自《随笔》。

“头朝下”

外国俗语说：上帝要让谁灭亡，先使他发狂。林彪、“四人帮”是一伙两眼血丝通红的复辟狂，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个世界是全部颠倒的。正象先前戏台上丑角曾念过的一段数板一样：“东西街，南北走，十字路口人咬狗，拿起狗，砍砖头，反被砖头咬了手。”

在林彪、“四人帮”的词典里，和我们普通人不同，我们叫做黑的，他们正好叫做白，我们叫做对的，他们一定说不对。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全被颠倒过来了。

革命不是个好名词么？但林彪、“四人帮”说，“不行！”这不彻底，得革革命，得专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昨天你是革命动力，今天你就正好是对象。这就叫“彻底革命”。彻底到正好头朝下，敌我掉个个。

政治不是得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么？物质不是决定精神么？生产力不是决定生产关系么？不！在林彪、“四人帮”那里，正好掉过来，思想落实到思想上，政治落实到政治上，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精神决定物质，天才决定世界。他们所谓的“造反”，就是把一切翻过来，女人应该打倒男人，青年人得打倒中年人和老年人，工人打倒科学家，学生打倒老师，儿子一天得把老子娘打三遍才造反彻了底。你若说这不是乱了套么？对啊！越乱越好，不乱哪能革命！林彪、“四人帮”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干，就是要乱思想，乱理论，乱政治，乱经济，乱文化，乱法制，乱道德风气。总之，一切都得乱，越乱越好，一切都得头朝下，脚朝天。

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不！要用本本来检验真理。本本上“句句是真理”，岂能受实践检验？再如：一切真理不是都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关系么？不！只有绝对性，没有相对性，“一句顶一万句”，到此就是“顶峰”，而且这一切还是在打着“高举”的旗帜进行的哩！

我们一些同志，在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有过一段头上戴帽子、时时挨棍子的经历，照理说应该清醒一点。但不知为什么，也有些眼花了，看事物影像有点不清楚了，或者也有点头朝下脚朝天，物影倒立，是非颠倒，所以也说了一些让人吃惊的胡话。对一些本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ABC，也闹不清了。这是实实在在的不幸的事实。

清人李汝珍写了一部《镜花缘》，他异想天开写了一些海外奇谈，在那些君子国、女儿国、长人国、小人国里都发生了颠倒怪诞的事情，如那个须眉男子林之洋就被当女人看待，被缠了脚。但我们当年看《镜花缘》时，何曾想得到，我们也会再经历一次林之洋式的命运，而且这场灾害是如此之重，以至我们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得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被颠倒了的东西重新摆正。

什么是拨乱反正？首先就得把事实的本相摆端正。从此别再头朝下、拿大顶。这是起码的第一步。1979年1月14日《人民日报》。

“恶毒攻击罪”与《公安六条》

林彪、“四人帮”这伙混进党内、窃居高位的阶级敌人出于篡党夺权、排除异己的反革命目的，师法历代封建地主阶级阴谋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术和故伎，一贯拉大旗作虎皮，搞什么“大树特树”，极力把革命领袖“神化”、“偶像化”，制造现代迷信，大搞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肆意扼杀人民民主，疯狂践踏国家法制。那个罪恶昭彰、民愤很大的当时公检法负责人则助纣为虐，配合林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类的叫嚣，到处贩卖什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许有一个字的损害”之类荒唐至极的谬论。后来他就勾结他们一伙那个顾问炮制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后来通称《公安六条》）于1967年1月盗用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达，在全国各地张贴。这个文件真可称之为“法外之法”。它自己首先就是不合法的。因为，1954年通过的我国根本大法——《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很明显，这个所谓的《公安六条》本身就是它的炮制者把庄严的《宪法》踏在脚下，任其变成一纸空文的罪证。《公安六条》是林彪、“四人帮”在政法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的代表作，其内容是十分荒唐的。它的核心是规定了所谓“恶毒攻击罪”。这是与宪法关于公民应享有言论自由等根本权利的明文规定完全抵触的。这一文件的第二条规定：凡是攻击一、两个人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但实际上其适用范围是推广到整个他们一伙，即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个文件从此就成为“恶毒攻击罪”的合法根据。这就为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追随者以“恶毒攻击罪”的名义来压人、整人、害人直至置人于死地的罪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为他们蓄意制造大批冤、假、错案，残杀忠良，陷害无辜大开了方便之门。回想到当时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下一片白色恐怖的局面，人们现在还不免不寒而栗，心有余悸。那时人们即使稍微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表示一点不满，稍许发一点牢骚之类，就会引起绝大的麻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事情竟然发展到连无意中损坏了一枚像章，弄坏了一张人像，喊错了一句口号，或者随意说一句林彪其貌不扬或江青不是原配夫人之类的闲谈和实话，也都会大祸临头，轻则批斗，重则逮捕法办。更不用说象张志新同志那样一些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捍卫真理的忠诚战士，敢于挺身而出，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篡权者、酷吏、恶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那就一定更遭到百般凌辱、残暴杀害的悲惨后果。由此可见，“恶毒攻击罪”完全是用来扼杀人民民主的屠夫手中的凶器，它是为封建法西斯专政效劳的。“恶毒攻击罪”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属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是与我们的党章和宪法完全抵触的。我们的党章规定党员享有批评任何一级党的领导人的权利，宪法也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只有封建社会的法律才规定“君临天下”的皇帝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随便议论便是“大不敬”行为，要杀头，甚至株连九族的。由此可见，“恶毒攻击罪”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制造个人迷信的产物。他们“大树特树”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树他们自己，他们这一套做法完全是同革命导师的一贯教导相违背的。

不久以前，习仲勋同志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时期，有一次下雨打雷时，一位县长不幸触电而死。有的群众曾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这话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并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当发现当时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引起群众不满以后，就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二十万担减到十六万担。这样，党群关系更加亲近，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口口声声“三忠于”、“四无限”，叫喊什么“句句是真理”、“执行不走样”的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完全是虚伪的、骗人的、别有用心的。他们制造现代迷信的闹剧、丑剧，首先就是违反革命领袖的一贯教导的，是对领袖的侮辱和亵渎，并给党和人民造成极大的祸害。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长期制造现代迷信，设置禁区，使不少人上当受骗。这些同志的头脑长期被禁锢，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思想很不解放，缺乏独立思考。他们听惯了什么“坚决保卫”、“誓死捍卫”之类的极左高调，身受余毒，心有余悸。他们对取消“恶毒攻击”的罪名一时还感到不能理解。在他们看来，纠正和平反“恶毒攻击”案件岂不成了“砍旗”？那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们这种思想状态，使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和昭雪还受到很大阻力。他们习惯于使用过去那种压服手段解决思想问题的错误做法，一听到群众有什么议论，尤其是尖锐一些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追查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压制打击。这些同志不了解，这种做法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调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是非常不利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革命实践都告诉我们：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而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来解决。要珍惜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种万马齐喑、死水一潭的局面再不能重现了。《民主与法制》1979年第1期。

关于“血统论”的对话

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促膝谈心。他谈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因父母受审查，或出身不好，或者平白无故地被扣上某种帽子而牵连其子女亲属的情况颇多。话匣子一打开，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探讨，联想不少。现把谈话略加整理，供关心和负责处理这类问题的同志参考。

客人：父母有问题、有错误，是不是等于他们的子女有问题、有错误，从而要牵连子女？这个问题你怎样看法？

主人：我们是共产党，是靠科学吃饭的。我们不能搞封建统治阶级那套“一人有罪，株连九族”的作法。你刚才提到的这类问题，总的题目都是如何正确地看待血统和血缘关系的问题。

客：为什么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会沾染上这种反动的血统论或血统论变种的观点呢？

主：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从历史上看，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不会在短短的三十年里烟消云散；从现实生活看，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刮起血统论的阴风，也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做人事工作的同志。

客：林彪有一句“名言”：“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林彪把“爹妈给的”提到决定一切的高度，否认社会实践的主导作用，就是在鼓吹血统论。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不仅把自己树为“天才”，还把自己的儿子树为“超天才”，这就非乞灵于反动的血统论不可。

主：我不懂遗传学。不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生理属性，如体型、体质等，是可以遗传的。譬如说，记忆力的强弱，听觉的灵敏度，就有先天的，即遗传的条件。但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如思想觉悟，知识才干，是不能由父母遗传给子女的。说通俗一点，娘胎里带来的只是父母生理属性方面的某些特性；父母的阶级意识、知识才能是不能在婴儿呱呱坠地时就由爹妈赋予的。

客：你这样讲会不会给人一种印象：家庭出身对一个人没有什么影响。

主：我先讲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属性，不是娘肚子里的产物。这是为了批驳血统论观点。而一个人的品质、觉悟、知识和才能，是由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在内，通过长期的灌输、培养和熏陶，由他本人在社会实践中去选择、消化吸收的结果。父母、家庭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有些子女身上还有相当深的烙印；它往往是少数人在革命征途上发生动摇、堕落、甚至叛变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否认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来选择革命道路，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革命一辈子的事实。因此，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本人表现。

客：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父母或亲属中有敌我矛盾性质问题的人，能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本来不成为问题，但前些年也被搞混乱了。

主：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这是至理名言，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父子不同道，兄弟不同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客：我们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我记得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

主：是啊！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介绍这位现代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的出身时写道：“（马克思的）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便不是革命的”。说得具体一点，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奇·马克思是个律师和犹太法律学家，接受过基督教洗礼，“受过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教育”。如果按照某些持有血统论观点的同志看来，马克思的这个“不是革命的”家庭是不可能出现象马克思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

客：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为了马克思从事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活动，给予马克思以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协助，并曾为此忍受物质生活上的艰辛困苦，有时“家里一文钱都没有”。她也是一个背叛了她的贵族家庭出身的杰出女子。

主：可见，出身非革命家庭或剥削阶级家庭，并不一定能决定本人的政治态度和生活道路。这是一个需要对具体人作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在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往往可以看到，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中会分化出一部分，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客：革命总是多一点人好，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我们不应当把出身于剥削阶级或父母有问题的子女推到敌人方面去，相反，要尽可能地争取、团结他们，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何况，现在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即使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是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本人并没有参加剥削，就不应该歧视他们。最近，党中央决定，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其出身一律为社员，这实际上是反对血统论的一项重大政策规定，是大得人心的。

主：还可以指出一点，血统论总是受到古今中外反动派的膜拜，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封建帝王宣扬“生而知之者，上也”，是为了要人们服从帝王世世代代的统治。江青一再鼓吹什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有女皇，是为“四人帮”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服务的。希特勒推崇种族优秀论，目的是为了在欧洲建立大日耳曼帝国。

客：“四人帮”推行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这条反革命政治纲领时，也祭起“血统论”的法宝。反革命小丑迟群就公开嚎叫：不仅要把眼睛盯住台上的走资派，而且要把眼睛盯住台下的走资派子女，即未来的走资派。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所谓的“走资派”也是会通过血统遗传的途径传宗接代的。他们这样叫嚷，不仅要打倒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蓄谋打击坚持走父辈革命道路的年青一代。

主：林彪、“四人帮”不仅发明了“走资派子女”，还有“黑帮子女”、“黑线人物子女”、“复辟派子女”、“还乡团子女”、“特务子女”、“叛徒子女”，等等，名目繁多。他们给很多革命同志扣上诬蔑不实之词，还要殃及他们的子女。永远去掉此类帽子，此其时矣。

客：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就有关子女的问题批判了“血统论”。1975年，毛泽东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父母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党的政策不能落实。粉碎“四人帮”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有关子女的问题上，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国各地都得到贯彻执行，还需要作许多工作，甚至进行必要的斗争。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造神”和“返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规律，矛盾对立的两极，斗争达到极端时，就必然互相转化。这是一条铁的规律，无论是在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的精神世界中，都是屡试必验的。前面所说的跳蚤们及其指挥者本身也不能逃脱这条规律。在十年浩劫中，可以说任何人、任何事物、任何方面，都受着这条规律的“统治”，是它在真正实行着“全面专政”。

这条规律，在我国的古话中叫“物极必反”。即使是不可捉摸的思想观念也不能幸免，例如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吧，如果把它推行到极限，它就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即唯心主义世界观。就在前面引述的恩格斯那封信的前几封信里，恩格斯多次提到这种转化现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再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笔者按：“对立物”就是指唯心主义）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在十年浩劫中，那些“跳蚤”及其指挥者们不但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推进到极点，而且把许多历史事实“剪裁”成神话，把古今人物不是塑造成全知全能的上帝，就是刻画为无恶不作的魔鬼；把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律改变成宗教仪式，一切都得行礼如仪，鞠躬、念咒、作祷告、行忏悔，简直比宗教还宗教，比封建迷信还封建迷信。“浩劫运动”同时也是“造神运动”。许多身临其境的人，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都不免一边苦笑，一边迷惑不解。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倒退现象，既符合辩证法的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规律，也符合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近两年我国的许多地方，不是发现好些遍身长毛的“毛孩子”么？据科学家研究的结论，说这是人类的“返祖现象”。

由此我得到一个启发：十年浩劫不但是一场历史的辩证法，而且是人在精神上的“返祖现象”；人类不仅在生理上“返祖”，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在“返祖”。《新观察》1980年第1期。

“别有用心”论

[别有用心]言论或行动中另有不可告人的企图。

根据我的亲身体验，这个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是失之于宽泛，没有指出这个成语在政治意义上的严重性。“不可告人的企图”是很多的：扒手想掏别人的钱包是一种，诸如打算写出一部杰作而不敢事先夸口，偷偷地爱慕某一异性而羞于启齿，买了一瓶酒怕老婆发现而私藏起来之类无伤大雅的行为也可以归入其中，以上这些都不符合我们所了解的“别有用心”的本意。上了点年纪的人都懂得这个成语的惊心动魄的政治含义。“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借用闻一多先生的诗句），在前些年，“别有用心”乃是一种极大的罪名，谁沾着这四个字就大祸临头，轻则挨批斗，重则划为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难逃劳教、劳改、入狱甚至丧命的惩罚。这样严重的问题岂是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所概括得了的？

所以我以为，《现代汉语词典》里的“别有用心”词条的解释应修改为“言论或行动中有不可告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企图”，只有这样才算名实相符。一种威力巨大的“普遍治罪法”“普遍治罪法”是有的同志总结了极左时期各种各样整人方法而创造的一个新名词，是非常传神的。“别有用心罪”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任何犯罪都要有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即便是虚构诬陷的罪名也还要虚构出一些罪状来。然而“别有用心罪”却可以无中生有，无孔不入，无远弗届，无据定罪。这的确是一种威力极大十分可怕的“治罪法”。

大概许多人都会联想起这方面的往事来的，在这里我从自己亲身经历和见闻中略举几个例子作为注解。

记得当年“反右”运动时，某单位有一位平时循规蹈矩、勤恳工作、沉默寡言，“鸣放”时又因事根本没有参加的未婚青年干部忽然被划为“极右分子”。人们大为诧异，后来才知道原因是从他近期的日记（那时是谁都要上交日记的）中发现了“时机没有成熟”六个字。该单位领导人认为这六个字是“别有用心”，说它的真意是“提醒右派们不要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就向党发起进攻，以免遭到失败”，所以日记的作者“比一般的右派分子更恶毒、更深谋远虑”。尽管这位青年干部害臊地、哭咧咧地“坦白”他写那六个字的动机是他对本单位的一个未婚女青年抱有好感，但又担心感情没成熟而不敢对她说出来（这的确是“不可告人的企图”了）。他还举出日记中的上下文证明那六个字不可能作别的解释。但怎样辩解也白搭，“极右分子”的帽子戴上了，然后送到边远地区劳改去了。我有一位擅长填词的老同学，在大学任教多年，有一天他因故未能和同事们一道参加郊游，觉得遗憾，随手填了一首《采桑子·秋情》：“闲情直似秋云薄，无奈新晴，绿透渔汀，万里娇红对月明……”登在本校墙报上，当时无事。不料几年后的“文革”中这首词被翻出来了，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连“秋情”他都说是“无奈”，这难道不是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吗？这还了得！他竟为此呆了五年“牛棚”。

我自己也有十分类似的经历。1958年奉命配合宣传“大跃进”，写了一段相声《不敢，不敢》（这是一篇讴歌浮夸蛮干的恶劣作品），其中的“保守分子”有一句台词：“我怎么敢跃进呢？我生来就不如人嘛！哥儿五个，我是老五。”上演多次，“效果很好”。但不久后在“反右倾”当中这句话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老五”暗指地、富、反、坏、右，是“鼓动五类分子攻击三面红旗”！加上在这之前我又说几句大实话，于是被围攻批斗了两个多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但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公开宣布，然而1962年又正式通知我取消了这个决定）。经历了这次磨难，我并没接受教训。后来去南海某小岛，发现岛上虽然只有驻军而无定居的渔民，却是个军民关系极好的模范单位。每年两次渔汛期间，指战员们都给从邻近渔港临时来岛打鱼的渔民盖好竹棚，全力协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而每逢春节，渔民们也一定要乘船专程上岛给干部战士们拜年。这件事使我很受感动，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为《隔海的想念》，殊不知这个标题就埋下了极大的祸根。“文革”一开始，有一位到过延安的老干部就出来揭发我“别有用心”：“什么‘隔海的想念’？也许很可能，歌颂军民关系是假，想念台湾的国民党才是真！”我大吃一惊，狼狈周章。辩解是无用的，白纸黑字写的就是那五个字，人家无论解释成“隔”的哪个“海”都是可以的。如果上述罪名成立，肯定判刑无疑，我也只好横下一条心，等待“后期处理”了，可又不料，“运动”矛头一转指向“走资派”，那位到过延安的老干部很快就被“造反派”打倒了；而我却“从轻处理”，被送到五·七干校去种水稻。所谓“别有用心”者往往最不会“用心”；某些说他人“别有用心”的却往往最“用心”

书接上文。那位到过延安的老干部自然并没有真正被“打倒”，不久后他又官复原职，前几年因年龄关系离休了。1988年夏天我看见他用一辆客货两用车拉着“三大件”（进口电冰箱、电视机、录像机）回到干休所，兴冲冲地对我说：“我大哥从台湾回来了，给我买了点东西。唉！我们哥俩四十多年没见面，可真想念哪……”

显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关于我的“隔海的想念”那回事了。当然，既然星移斗转，事过境迁，时间已过了多年，我也不会再提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和他在同一单位也四十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一个大哥在台湾。于是我说：“恭喜你们兄弟重逢，骨肉团聚！过去，你为这事也受了不少委屈吧？”“一点也没有！”他很自豪地说，“你们没参加过延安整风，我可有点儿经验！不过在延安我还是个小鬼，整不到我头上。大哥被国民党抓兵去了台湾我是知道的，但每次填表我都写‘离家不知去向’六个字，肃反、审干都没我的事儿！”

原来如此！这么说，没有兄弟在台湾的我倒会想念台湾的国民党，而真有大哥在台湾国民党当兵的他却来“揭发”我有这种用心。这似乎有些“颠之倒之”了。不过想想也就心平气和了：有大哥在台湾并不是他的过错，我们不正在争取和平统一吗？我的“隔海的想念”一案由他来“揭发”也是很合理的，别人还想不到这一层呢！那五个字一来触动了他的思亲之情，二来他觉得这么做有助于掩护自己，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么？何况他“揭发”我的时候还用了“也许很可能”这样的模糊语言，并没有把话说绝。我还遇到过另一位先生，每次运动当中他总是一马当先充当勇士，我提过农民的疾苦，他就揭发我“阶级立场不稳”；我说过人道主义，他就批判我“宣扬狗道主义”。事后了解，才知道他长期背着“地主出身”的包袱，他那样做也同样是“自然”的。由此我也悟出一个道理：所谓“别有用心”的人其实最不会“用心”，比如我写《隔海的想念》时要是稍稍有些“用心”，就会发现这五个字容易被别人曲解，随便换个标题也就没事了。那个因“时机没有成熟”而被定罪的青年干部也是一片虔诚，不会“用心”，否则他就可以说自己根本没写过日记，更不会自愿上交。相反地，动辄说别人“别有用心”的人，在运动中表现得特别“左”，整人整得特别凶的人，往往他自己就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弱点，打别人是出于自卫的“用心”。行为虽然卑劣，动机仍可谅解——我这样看也许是很“迂”的。

不可宽恕的是那些不但出于自卫而且有政治野心觊觎大位的人。江青、张春桥都是有凭有据的叛徒特务，姚文元的父亲是正宗特务，他们都有“不可告人”的臭史或弱点，可他们却偏偏长于“用心”，以“特务叛徒”的罪名诬陷好人。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坏狗”，必须“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即使已经爬上岸却还想咬人的落水狗，也应该照打不误。历史渊源及古今之异同

在我国历史上，“别有用心罪”其实是古已有之的，只是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治罪的广泛性、严密性和现代相比都差很远。

明太祖当过和尚，参加农民起义军以后也曾被人骂成盗贼，所以他对这两件事特别的忌讳。杭州府教授徐一夔上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蒋镇和许元的表间里有“睿性生知”、“体乾法坤”等句子，这些都惹得朱元璋大怒：“‘光’就是光头，‘法坤’就是‘发髡’，‘生’就是‘僧’，都是讥笑我当过和尚！‘作则’是暗骂作‘作贼’！酸秀才竟敢这样侮辱老子！”于是加上“大不敬”的罪名将上述三人斩首。这是胡闹式的暴虐。后来弄得朝臣们大为恐惧，礼部奏请：“愚蒙不识忌讳，乞降表式。”朱元璋也就真的亲自写文告，把应该忌讳的字样开列出来，这以后就没发生过类似的惨案。清初的文字狱虽然也同样是暴虐，但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利用汉族文人当文伥，因而他们能够抓到一些排满思想和讽刺时政的把柄或嫌疑。所以和朱元璋的胡闹有所区别，可以称之为捕风捉影式的暴虐。如雍正四年朝廷推行保举任官的做法，查嗣庭主持江西科考，出题“君子不以言举人”和“维民所止”，雍正帝就认为前一题是“有意讽刺”，后一题是去掉“雍正”二字的头，于是就把查嗣庭的头杀了。又如车鼎丰在雍正刊刻《全唐诗》之时作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乾隆时徐述夔作咏紫牡丹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等案，当事者都以“诋毁罪”遭了杀身之祸。这些罪名固然都是捕风捉影，然而究竟还有点“影”，和前面所说的以“时机没有成熟”定罪又差得很远，后者简直是无机联系，“匪夷所思”了。

此外，还有一些明明出于歌颂的好意或奉命而作的“遵命文学”如小说《刘志丹》，散文《韶山的节日》，小品文《一个鸡蛋的家当》以及历史剧《海瑞罢官》等等，都被认为是“别有用心”，锻炼成举国闻名的大案，弄得作者家破人亡，这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明太祖的忌讳或清初的文字狱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荒诞的时代必然要出现的荒诞事件。

前些年有一位同志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无论讲一句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是‘别有用心’。”“是吗？我说：今天的饭很好吃。”“行了！‘今天的饭好吃’，难道昨天的饭就不好吃吗？这几十年的饭都不好吃吗？难道共产党亏待了你吗？‘饭好吃’，这就意味着菜难吃了，汤也难喝了！你赞美‘今天的饭’是假，贬低一切是真！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别有用心！”

我无话可说了。摘自《随笔》。

“忠字舞”探源

在中国，大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文化大革命”中跳忠字舞的情景。

说起来，真叫如今的年轻人难以置信，以为是神话。那时候，或吃饭前，或开会前，或参观革命纪念地，无论男女老少，也无论工农商学兵，常会面对一尊毛泽东塑像或画像，一边异口同声地唱着一支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摆手踢腿扭腰肢，手舞足蹈地跳着表忠心的舞蹈。有时，手里还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或是一块“语录牌”、“忠字牌”跳呢，甚至跳得如醉如痴。奇怪的是，那时没有现在这种教跳交谊舞的教材、电视，可是，走遍全国东西南北，那忠字舞的姿势动作竟像有人教过似的相同呢。

有人认为，这忠字舞，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发明。其实，在中国，古已有之。

据史籍记载，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就编导过忠字舞。

唐玄宗李隆基是位风流皇帝，他通晓音乐舞蹈，在皇宫里组织专业歌舞团体——太常、教坊、黎园、宜春院，亲自谱曲编舞，让乐工乐伎演唱，因而推动了全国的歌舞创作和演出，使唐代成为我国历史上歌舞最为繁荣发达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唐玄宗亲自编导，由他的宠妃杨玉环演出过的《霓裳羽衣》，更由于众多古代诗人的极力渲染而蜚声中外，成为我国古典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传统舞曲，至今仍在流传。

唐玄宗还编导过一曲《圣寿乐》，这就是一支忠字舞曲。他让女演员们穿着五彩纷纭的衣裙边唱边舞，祝颂皇帝万岁万万岁。乐师们舞蹈动作婀娜多姿，丰富多彩，有马舞，花舞，字舞等等。字舞就是演员们轻歌曼舞之后，躺身于地，组成字的图案，颇似现在的大型团体操吧。表演《圣寿乐》之后，演员们躺在地上，大概是组成“万岁”二字图案，使李隆基兴高采烈。因此，有人在《花蕊宫词》里记载了这件事：“舞头皆作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廷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墀。”《东京梦华录》也记载了宋朝的一次忠字舞。那是徽宗年间的事。有一天，正值赵佶生日，宗王、宗室、文武百官在金銮殿里向皇帝祝寿，大家把奏事的笏搁在一边，跳着向皇帝表忠心的舞蹈；集英殿三楼上的教坊乐工们学着各种鸟叫，好像半空中飞来几百只鸾鸟凤凰，象征着百凤朝阳。

无论是唐玄宗编导的《圣寿乐》，还是宋朝皇宫里的表忠舞，如今都不复存在，人们很难想像出当时的舞姿。我想，若是朝臣们挥动笏板，在笏上再写一个红色的“忠”字，那情景恐怕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忠字舞一模一样！

人民忘记了《圣寿乐》，时间湮没了宋代表忠舞。“文化大革命”又翻出这历史的沉渣，证明封建迷信在中国的根深蒂固。

好在人民和历史总是善于选择。一切有违于历史的，总会被历史淘汰。人民，是不会长期被愚弄的！

B　现象背后的情愫

这一部分文字像是在回忆，回忆中夹杂着反思，饱浸凝重的情感。从炼狱中熬过的老人，滚水里煮三遍，碱水里泡三遍，血水里浴三遍，写出的是文字，流出的却是血。

“皮厚族”一斑

人不能用假话欺骗自己。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假话说多了也要红脸。在十年“文革”期间确实见过一些人大言不惭地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后来他们又把那些话赖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也不脸红。但甚至这种人，他们背着人的时候，在没有灯光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想起过去的事，知道自己说了谎骗了人，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是不是也会红脸。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却始终想不出什么道理来。近二三十年中发生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那许多办案的人难道对蒙冤者就毫无歉意，一点也不感到良心的谴责？据说还有不少人斤斤计较地坚持要给受害人身上留一点尾巴。“怎么可能呢？”我常常向熟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朋友们笑笑或者叹口气说：“这种事情太多了。”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但说了假话，而且企图使所有那些假话都变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过许多宝贵的时间去学习那些由假变真的东西。而且我当时总相信我是在拥抱真理。我还以为火在心里燃烧。一觉醒来才发现是许多毒蛇在噬自己的心。一阵烟，一阵雾，真理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倒变做了一个贩卖假药的人。卖过些什么假药，又卖给了什么人，我一笔一笔地记在帐本上，又好像一刀一划地刻在自己心上，刀痕时时在作痛，即使痛得不厉害，有时也会妨碍我平稳地睡眠。一连几年我到处求医，想治好这个心病，才写了那么几篇关于真话的文章，我也不过干嚷了几声。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只是干嚷了几声。

可是我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

仍然是报刊的报道，电台的播音，它们告诉人们：

这里在制造假酒，那里在推销假药，这个商店出卖致病的点心，那个企业制造冒牌的劣货……可怕的不再是讲好听的话骗人，而是卖有毒的食品骗钱。不小心，我们每个人都会中毒受害。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应当要求：卖真货。

单单讲真话已经不够了，太不够了。摘自巴金《随想录》。

田家英的悲剧

田家英同志离开人世20年了。我没有写过回忆或纪念他的文字。尽管我们思想、兴趣都很一致，谈话常常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依然感觉对他所知不多，未敢谬托知己，妄加评说。然而毫无表示，似乎也不近情理。朋友们常常谈到他，而且每次都唏嘘感慨，惋惜不已。可见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很好，以致长久不能忘记。可是就我看，大家对他似乎又都缺乏了解，至少很难说有全面的了解。事实也必然是这样。我从他的一本书上看到一个闲章，上面刻着“常存敬畏”四字。这大约是用以自警的箴言。这样一个人，无疑不会失去自制力，与人谈话什么都说。

在他离开人世20年以后，冷静地来看这人，我以为忠诚、正直、平易、宽厚，是他固有的品质。胸怀坦荡，城府不深，因此玩弄阴谋诡计，勾心斗角一类把戏非其所长。解放以来，政治运动连续不断。每次运动都力求使越来越多的人卷了进去。于是在大风大浪中间，人们互相揪住，互相争吵，互相抛弃，都以牺牲他人为保全自己的手段。墙倒众人推，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凡在这种时刻，我注意到田家英头脑比较冷静，态度比较客观和有保留。我没有见他残酷斗争过谁，也没有见他对一时众矢之的再发过一矢。

1965年11月，因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的指责，刮起风来了，传闻将刮十二级台风。1966年5月初，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大放厥词，指责党内一些并不掌握兵权的人阴谋发动政变，推翻毛主席。危言耸听，仿佛若有其事。会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5月23日，谢富治和戚本禹找田家英谈话。当时没有他人在场，内容无从知道。外人，包括他的家属，所知道的只有一个事实，就是他回到住处寻了短见。待到家人发现时，已经无从救治了。从这个事实来推断谈话内容，可以认为是一个赐死的口头通知。只是两位“钦差大臣”没有到场验看罢了。他的噩耗传到我耳里的时候，我早被“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打翻在地。尽管有不少人打听我是否也已经引颈上吊，可是我的思想情况恰好相反。我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我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后来果然就看到了这种好戏的连台演出。一个早有斗争经验的人竟未能掌握这个历史规律，颇感意外。

李锐所著《龙胆紫集》有《怀田家英》诗多首。其中一首有句云：“水暖先知犹在劫”。意谓“水暖先知”可以趋吉避凶。其实不然。“水暖先知”也可以把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误认为世界末日到了。世界不会有末日。田家英所处的世界无非是大千世界一个小而又小的角落。在这里几个小丑跳梁，何足道哉。所谓政治运动纯属人造环境，是用来吓唬不懂这个把戏的老实人的。一眨眼，戏完了，纸人纸马纷纷坠地，啥事没有。所以根本用不着认真对待。试看每次运动过后，倘若有人提到运动中的事，总会听到类似这样的劝告：“事情过去了，提它做什么。”或者说：“那是搞运动嘛。”运动中整人凶神恶煞，过后做出可怜相，仿佛对当时发生的事一点个人责任都没有。可见这些人也把自己看做纸人纸马，挨整的人再认真也没有意义。

田家英本来有足够的机会，把世态人情看得透彻些。可是他远没有看个透彻。知人论事往往错了。例如康生，现在人皆知其为阴谋家，野心家。谁也不认为他有什么理论。田家英说起此人，总是把他看做一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理论水平还很高。诸如此类的错误不一而足。我接受过他的不少看法，相信这是他长期观察体会得来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验证，许多真相都已暴露无余，他的看法很少是可以保留的。可见忠厚固然是美好的气质，也容易使人流于轻信。

至于对国外情况的了解，他所受的限制就更大了。记得大约1957年，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等几个苏共元老撵出政治局，当时在一次闲谈中有人认为这是苏共内部矛盾的表面化。他听了大不谓然，认为共产党内部总是一致的，如说不一致，那就是对党的大不敬。他极力为赫鲁晓夫辩护，否认这是苏共的什么内部冲突。他显然还没有改变苏共和各国党关系的老观念，认为对苏共看法是原则问题，个人不得妄加评议。这种纯真，可说他对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思想动向并不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多。摘自《随笔》。

重看《海瑞罢官》的杂感

前些日子，我应邀去重看了吴晗同志编的京剧《海瑞罢官》的演出，心潮起伏，感慨百端。

我同吴晗、邓拓两位是同村之“谊”，都是“三家村”的。我同吴晗同志除了同村以外，还有同台之“谊”，就是同在一个台上挨批挨斗，达一年半之久。人们大概以为，我们这三个人或者两个人之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交谊，实际上如果说有什么交谊的话，倒真只是在同台挨批挨斗之际。在此之前，我们除开工作、开会的时候见面以外，却很少彼此往来，即使有往来，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我同吴晗虽在一九四九年就相识了，但是真正认识他，是在同台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两人交谈的机会虽然很少，但是相互交换一次眼光，也就等于做了一次谈心，我同吴晗就是在这样的默谈中互相理解的。

这里，我记起一个也算有趣的“故事”：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的夏秋间，一次我同吴晗被揪往京西矿的一个矿里批斗，在等候开批斗会的时间，我们两人被关在一间职工宿舍里，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书桌，房门下了锁，房内除我们两人外，没有旁人，这是很少有的机会。看管我们的人离开房间时，温和地对我们说，“你们困了，就躺一躺吧。”可是他走了以后，我们谁也没有睡意，默默地坐在那里。坐了一阵，我看见吴晗同志愁眉苦脸地低着头，心里很同情他，便又不知道怎样安慰他。为了稍解他的烦恼，我低声地对他说：“咱们现在成了‘名角’了，像梅兰芳、程砚秋似的，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就唱不成了。”他一听到我这些话，脸上立刻轻松起来，抬起头带着微笑问我：“那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呢？”我想了一想，随口说：“我们唱的戏叫《五斗米折腰》”他立刻懂了：这是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他自己是北京市副市长，算是个地方长官，现在挨批挨斗的时候，总是被人扭着胳膊，低头弯腰，做喷气式——折腰。他听到这个新奇的剧名，恢复了他平时的天真的姿态，而且冲口而出地质问我：“五斗米？我这个工资能买多少个五斗米呀？你算一算。”我一时算不出来，我叫他算，他也算不出来。于是，我又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说：“那就去掉‘五斗米’这几个字，简称《折腰》，行不行？”他笑着直点头，就象他平时点头一样：鸡吃米。

就因为这一段对话，使两个人心情大为轻松，而且也谈了一些别的事。在回城的火车上，我回想起这段对话，觉得有趣，在默想中凑成了一首歪诗：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第一句是说我们写文章招祸，是自作自受；第二句是他这个高士陶渊明如今每天去挨斗折腰，好象是爱上这个折腰似的；第三、四句是当时的实况记录。

我作完这首诗，自己觉得很有趣，但身旁坐着许多人，不敢笑出声来，只能在肚子里抽搐几下，也不敢当面告诉吴晗。

从此以后，虽然还多次同吴晗一块出去挨斗，但是两人再也没有机会谈私话了。所以这首歪诗始终没有告诉他，这真是一件憾事。

但是，经过这次有趣的对话，我也看到了吴晗同志的天真，第一，他对这次运动比我还了解得更差，所以他那样愁眉苦脸，心情沉痛；第二，尽管他是那样忧心忡忡，但只要稍稍开个小玩笑，他就能恢复他的天真。可见吴晗同志是心怀坦荡，胸无宿物的。

从一九六八年三月，我就没有再同吴晗同志见面，直到一九七三年初，才听到他已逝世的消息。回想起和他相识以后的许多情景和他送给的几本著作，在悲痛的时候，我把他生平的经历概括为一首七律，作为我对他的怀念：“罢官”容易折腰难，忆昔“投枪”梦一番。“灯下集”中勤考据，“三家村”里错帮闲。

低眉四改“元璋传”，举眼千回未过关。

夫妇双双飞去也，只留鸿爪在人间。摘自1979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

吴晗惨死的教训

有人以为写“遵命文学”一定很保险，名声纵然不太好听，但有实惠可得，总不会像那些敢于讲几句话（其实是真正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讲的）的人那样，没有好下场。奇怪的是，这类人大都是些新阿Q，自觉问心无愧，于是，行若无事，该做什么的还是做什么，只有不准他们做了的，他们其中才没法做。一下子变成一滩拣不起的狗屎堆的人似乎并没有，即使有我也不知道。对这一现象当然有人很不高兴，总想把这些人整到彻底完蛋为止，那样，事情就会好办多了。于是，频频发动这样那样的事端来把一批知识分子好好制服住，而对于人民那么切齿痛恨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对于那么多、那么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中有的人却视若无睹，念念不忘的只是严厉惩治几个话多一点的知识分子。其实，如果惩罚不当，惩罚一次丧失一次人心，实在是得不偿失，或者说有失无得。

由于风波迭起，几乎没有平静过，于是，有些眼热的人就沉不住气了，看见山雨欲来，他就赶快给你个“风满楼”，忙着起哄大写其左批右判的文章，自以为这回总算跟对了，或者说不赶紧跟上就迟了，倘若功劳都被别人抢去，自己岂不吃了大亏？于是，牙根一咬，反正攻错了人家，自己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被人在背后骂几句而已。骂几句值几文钱？实惠我还是得到了，即使不被明令记功，至少有些上司对我也增加了了解，印象不错，晋升补缺的机会总是比别人多。骂又何妨，几十年前的共产主义理想，早还给马克思了，虽无利息，但分文不少，如数还清。

近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的《注释本》修订本（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看了吴晗教授的那一段事迹，不禁废书而叹，悲从中来。吴晗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学者，抗战后期他在反独裁、反特务、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各项运动中，无不以一个著名学者的身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的著作如明史论文、论朱元璋、论钱谦益、时论杂文等，当时我虽在延安及其他解放区，但吴文每一出版，我必定恭读，对他五体投地。解放后我读到王冶秋同志的回忆录，才知道他还参加了党的地下秘密工作。他是否是共产党员，如是，是什么时候入党的，这些我至今不知。但我却认为他早就具备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条件了。

解放以后的吴晗忙于政治活动，研究与写作的时间少了。当然，他也过分天真，以为都民主了，自由了，平等了，要写也往往是遵命文学.但天威叵测，他的惨死，他一家人的惨死，其悲惨程度，在“文革”中是少有的吧，在历史上又能找出多少呢？我现在就抄引上述《注释本》中的一段叙述，看看吴晗及其一家是怎么死的。这是一本公开发行的书，公布了好多过去不为大家所知的秘闻，但这是“大道新闻”，不是“小道消息”。这本书上说：

1959年4月党中央上海会议期间，许多同志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时都提到要提倡敢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学习海瑞。他在一次会上讲了海瑞的故事，并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看过一出有海瑞出场的清官戏《生死牌》（又名《三女抢板》），并表示称许。1959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前夕，胡乔木约请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谈话时，吴晗还答应再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1959年8月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的问题。1959年11月，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海瑞》一文，文章的结尾已写上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1960年底，剧本（指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者）写成，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意见（这个“别人”指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这是1978年国庆日晚，蔡先生在昆明亲口对我详细说明的一引者），为区别于其他海瑞戏，改名为《海瑞罢官》……

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采取的调整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更不用说别人了。

以上引文较长，但抄得并不吃力，因为作为发动祸国殃民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的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么全部由最黑暗的“阴谋”制造出来的。江青是什么时候开始左右政局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吗？上面这段引文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这个妖后已在后宫掌握党国大权，仅从这一件事已可看得十分明白了。什么慈禧太后，比之江青，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这叫无产阶级专政吗？这叫人民民主吗？它们的影子在哪里呢？

吴晗的惨死，当然是一个怪剧，但更主要地是一个悲剧兼喜剧。按照鲁迅的精彩说法，悲剧是把伟大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丑恶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上述材料看，“喜剧”的性质已经用不着解释了；悲剧呢？吴晗这位正直的大学者死得太冤，他不懂得什么叫阴谋阳谋，他全心全意拥护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哪里会想到这个红太阳随意射出来的一点火星，就把他一家人都烧成灰烬了呢。吴晗写的有关海瑞的文章和戏剧全是百分之百的遵命文学，谨遵圣旨执笔而已，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的创见。他哪里会想到奉旨惟谨地在撰写遵旨文学的时候，也就是在为自己全家人的惨死一镢头一镢头地挖掘坟墓的时候。

现在急于搞“遵命文学”之类的人，比过去当然少多了。可是争着去猛干这类事的人也还是大有人在。因为利之所在，总有那么一些急于功利的人。我想善意地劝告这类同志一下：吴晗一家惨死的内幕你知道不？他的教训你要接受不？依我看，不要太那么急功近利了，还是接受一下吴晗的教训为好。否则，吴晗在前，覆辙在后，功臣固然要烹，功狗也难免被烹。我不是说吴晗是功狗，而是说像他这样奉旨惟谨的人，也终于被烹了，专写“遵命文学”的人，难道就不想一想么？

此外，吴晗事件的始末，当时知道得很清楚的人，应该为数不少，而且也都不是凡人之辈，但谁曾出面替吴晗说过公道话呢（在“文革”初期，在历数彭真同志的“罪行”中，记得有彭不赞成那么整吴晗的一条“三反罪行”）？似乎没有听说。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责备这些同志的意思，因为他们的遭遇也已经同吴晗一样，或者还要严重得多。同样是死，甚至是惨死，能为吴晗辩诬而死，则名字之留芳，当在吴晗之上。我盼望中国有一天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如果历史万一再对中国开一次大玩笑，在中国土地上再一次出现吴晗一类的事情，但是知情的人却都一致抱定宁可辩诬而死，也决不沉默而死的态度。吴晗被长期惨遭迫害时，无人敢于舍死出来说明真相，这难道不够叫人痛苦吗？这就说明，为什么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张闻天是那么令人景仰，是那么应该留芳百世了。摘自《随笔》。

发愤的书

我不相信炼狱，也不相信圣火，然而我一气读完了王西彦兄寄赠的《炼狱中的圣火》，提笔就给他写信说：“你这是一本‘发愤的书’。”又说：“为了历史，我感谢你。”

我并不是说，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已经可以和司马迁的《史记》相比。我只是想说，西彦也是在“发愤著书”，写的也是历史。这里面何尝有什么炼狱？只有十分现实的人间。何尝有什么圣火？我只看到西彦的压抑不住也不想压抑的怒火。曾经有过这样的名言：愤怒出诗人，而不哭不笑才能认识真理。可是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愤怒也能出历史家，而这样的历史家同时能是诗人，或者说，愤怒的诗人同时也能是历史家。所以我要以感谢历史家的心情，向西彦致以老朋友的感谢。《炼狱中的圣火》是回忆录的集子，包括十二篇回忆录，按文篇排列次序，写的是这十二位：巴金、张天翼、魏金枝、丰子恺、邵荃麟、丽尼、刘澍德、茅盾、吴承仕、王统照、王鲁彦、黎烈文。他们都是西彦的师友，除了吴检斋（承仕）先生是学者、教授而外，都是著名的作家，他们是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饱受痛苦的考验的知识分子”（西彦语）的优秀代表。西彦写的就是他们在过去和现在、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饱受痛苦和考验的历程。西彦在自序中说到他们在浩劫中的遭遇时，这样质问道：

……可是，如今他们却在一阵天昏地暗的旋风中成为罪大恶极的“罪犯”，人类以外的“牛鬼”，别人有权利处罚他们干脏活苦活，给他们戴高帽子，画鬼脸，剃阴阳头，强迫他们站队背诵《敦促×××投降书》，扭他们胳膊做“喷气式”，押他们游街示众，关他们隔离室，下他们监牢，逼他们跳楼或上吊，以至于把他们拷打致死。面对着无休止的虐待和无穷尽的屈辱，你竟完全不明所以，既无法申辩，也无力反抗，而且这一切还都是发生在革命的名义和光天化日之下的，请想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更荒唐、更不堪、更折磨人类良知和嘲弄历史正义的事情呢？

什么是“发愤”？这就是“发愤”。西彦还向一切劫后幸存者提出问题：“冤死者已经尸骨成灰，我们后死者应该怎么办？”（第165页）他自己答复道：

不错，类似的悲剧绝不能再让它重演了。但这需要不懈的斗争，首先是不能忘记曾经发生的黑暗的过去。流在大地上的血迹将受到雨水的洗刷，印在人们记忆里的往事也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淡忘，只有把它镌刻在文字记载里，它才能给后世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引起他们强烈的悲愤和应有警惕。

什么是“发愤著书”？这就是“发愤著书”。原来，西彦自己十分自觉是在写历史，首先是在向历史的永恒法庭的墙幕，放映一套套的幻灯片，正像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法庭上曾经放映过的那样。

看吧！一位老人，白发如银，眼看病危的妻子行将永诀，请求缓几天回“干校”。执法如山的工宣队头头答复道：“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处！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对他改造有利的地方是“干校”的春雨泥泞的化粪池边，别人运来的粪水，老人站在池边专管倒进池内，当粪水哗的一声往池子里倾泻下去时，池子里的积粪便喷溅到老人的脸上，一场活儿干完，他的脸孔便成了“花猫”。忽然一声令下，他又被押着乘长途汽车，送到什么工厂什么学校去游斗，一去就是几天。一回来，他又总是立刻戴上小草帽，颈上围起小毛巾，赶到对他改造有利的地方去了。这是谁呢？这是巴金。再看吧！又一位老人，瘦得近乎骷髅，因为主张文学上描写“中间人物”，被投入监狱。以下的幻灯片缺了很多。最后是监狱里送回来他的一堆遗物，棉被上裤子上都是粪便，喝水的杯子里黑糊糊的，年轻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老年人才认识是橡子面。这又是谁呢？这是邵荃麟。再看吧！又一位老人，已经七十二岁的高龄，还被迫下乡劳动，住农舍，睡湿地，在河浜中洗脸。他在被批斗时，往往闭目沉思，有如老僧入定，使得那些向他跳脚叫骂的人无可奈何。直到他临终之际，儿女们围在床前，泣询有何遗言，他只微微摇头，轻轻地吐出了“没有话可讲”五个字，同时一行泪水从眼角直流下来，就此停止了呼吸。这又是谁呢？这是丰子恺。……好了，还有白发如麻的魏金枝，正罚在厨房里洗碗端菜，抬菜缸，忽然又被大字报宣布“罪大恶极”，要防他下毒，立刻从厨房里轰了出来。还有身患癌症的刘澍德，每天干完了最重的活儿，收工后，还要在黑暗的野地里“请罪思过”，蹲到众人完全入睡，才能进入宿舍，第二天又要赶早起身烧水，喂猪。还有一些集体场面，例如：“牛鬼”们每天三次站队“请罪”，旁边站着监督人员，每次总要拉出几个“牛鬼”来，或是指责他们的头低得不够要求，或是背诵《语录》和《投降书》的声音不够响亮，给你一顿铜头皮带，甚至关进隔离室。这些都不一一详细介绍了。但是，还有一些关于西彦自己的镜头，我却不想省略。

西彦比我大十岁，是我的老长兄，他在这本书里回忆的十二位师友，大多数我根本没有见过，少数几位虽然见过，也因年辈相差太远，没有更多的接触。西彦这本书里，我唯一熟识的，还是西彦自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在北京就被送进了规模巨大的“集训班”。从报纸上，我看见西彦被点了名，罪状是他的文章里用过三个字的古典成语：“批逆鳞”。什么文章呢？上下文说什么呢？何时，何地，何人，为何要批，又是如何批了何人的逆鳞呢？都不知道。但当时谁都明白，只要一宣布这样的三字狱，那罪名是极其可怕的，属于“十恶不赦”的前一两条。我为西彦担心。从此再没有听到他一点消息。然而后来又仿佛听到他还在人间，所以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上相遇时，只是欣喜，并不惊讶。一九八〇年夏天到上海，到他家谈过两次，虽然总不免谈及“文革”中的遭遇，但不知为什么，对于那些不愉快的具体情节和细节，彼此都不愿太详谈。所以这回读《炼狱中的圣火》，读到有关西彦自己的地方，我自然有特别的印象。例如：

有一天，我因腰脊宿疾复发，请假躺在家里的床上，被一个监督组成员不由分说地揪到机关，刚押入大厅，一群如狼似虎的青年“造反派”就一拥而上，把我按在一张横桌前面下跪受审，而且不容我自报罪行，兜脸就是一拳，不仅鼻血直流，连一排假门牙也打落了。当我又被按到一处墙边匍伏下跪时，我发现巴金也在几十个跪成环形的“牛鬼”中间。原来这群青年“造反派”是上海戏剧学院赫赫有名的“狂妄大队”，他们挥舞拳头和皮鞭，几乎冲遍了全市的文艺团体。看到这里，我立刻能想象出西彦那样的特大个子，向他脸上挥拳和按他的头要他下跪的英雄，如果没有他那么高，便得仰起头挥拳，跳起来按头了。又如，西彦描写他所在东海之滨的一所“干校”：

这个地方在海塘以外，离海滩很近，海风吹来，可以闻到一阵阵浓重的腥味。由于含有盐分，水是咸的，泥土是白花花的，植物很难生长。不论冬夏，只要一眼望到地面上那一片荒凉凉的颜色，就使人联想到苦难、灾祸和死亡。

上海郊区农村本来多的是蝮蛇，可在这个海塘以外的地带，就是蛇类也无法容身。只要站在高埂上往前面眺望，出现在你眼前的，远处是一排芦苇的长堤，近处是一片白茫茫的盐花。高空云雀悲凉的鸣叫，更增添你情绪的凄怆。

看到这些，我又立刻拿我住过五年的“干校”来相比，那是在湖北咸宁的斧头湖边，有些比西彦那里好，例如我们是围湖造田，不象海塘以外的盐滩那样荒凉；有些又比西彦那里坏，例如我们那里常见银环蛇，就是柳宗元所谓“黑质而白章”的那种特级毒蛇；但高空里云雀的悲凉的鸣叫，我们那里也有，西彦写到这种鸣叫，立刻使我觉得我们似乎是同一“干校”的“同学”了。

那些日子里，全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干校”的“同学”，正如成千上万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都曾经是“牛棚”的“同棚”。今天读到西彦这本书的人，恐怕都会回忆起这种“同学”“同棚”之雅。西彦自己也说明了这一层意思：

出现在我眼前的，并不只是那些含冤倒下的死者和那些饱经摧残仍然活着的朋友们的面容，而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的身影。我记下我们中间少数几位自己所熟悉，所尊敬的，看起来好像我只在写个人，写自己，实际上我是在写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写他们所曾经遭受的不公允待遇。

这些人间地狱的幻灯片，都是西彦用他的怒火作照明，一套套一张张在历史的法庭上放映出来的。问题是：它们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正如本书附录巴金同志的随想录《写真话》里面正颜质问的：

十年浩劫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极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有说服力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摘自舒芜《书与现实》，三联书店1986年版。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政治与面貌

在大家经常填报的各种表格里，总少不了一项“政治面貌”或“政治面目”。于是分别填写“党员”、“团员”、“某民主党派”以至“无党派”或“群众”等等。于是填写者似乎便有了党员的“面貌”、“群众”的“面貌”，如果只见表格不见人，还是很难知道此人的“面貌”：以中共党员而言，四千多万人，怎么可能是一个面貌？以为知道了他是哪党哪派的成员就弄清其“政治面貌”，其实还落个“政治面貌不清”。所谓“政治面貌”一栏，只是党派政团的归属关系罢了。

这是组织人事部门应该推敲的事。我感到兴趣的，不是“政治面貌”，而是政治与面貌的关系。

政治与面貌的关系大矣哉！

在泛政治的年代里，君不见新闻报道每及伟大领袖的面貌时，必是“满面红光，神彩奕奕”么？这岂止是面貌，这是政治！

而文学评论家侯金镜为什么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呢？只不过在1968年秋一天早晨，扫落叶时偶然瞥了一眼林彪的标准像，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这家伙真像个小丑！”这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据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普通公民直到穷乡僻壤的安善良民，像这样因对林彪副统帅的尊容稍加臧否而获罪的，很不在少。

凭直觉遂下判断，确实不尽科学。“看样子就不像好人”，康生就这样指认特嫌；中国老百姓根据他们一伙的面貌作鉴定，倒不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多半渊源于中国传统的“相面”。这是一种类型化的规律，人的忠奸、善恶等道德上、政治上的分野，最后升降、荣枯、胜败的下场，都在五官的形状和配置上透露出消息来。

宿命论我是不信的。不过我以为这里反映出中国人对人的面貌之好恶的一般感情取向，比如獐头鼠目或满脸横肉之类都是不受欢迎的。

古之从政者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诸侯国之间的使节，一般都要选仪容丰美的，有时还要求美髯飘飘。

不但中国如此，各国怕也莫不皆然。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布什，竞选时就夸他的伙伴丹尼·奎尔年轻、漂亮，年轻——可以争取青年的选票，漂亮——可以争取妇女的选票。布什是这么说的，我们姑妄听之。美国到了选举季，各个选区里到处张贴、印发议员候选人的照片。自然，我想，光是“面貌”好不行，但“面貌”好的总比丑的更讨人喜欢，占些便宜。至于同选民见面，作演说或辩论，那就更较全面地展示政治文化素养和风度了。

风度没法假装，但礼貌可以学习。比如经过仪表训练，就会知道与人握手时眼神应该同对方交流，不管你地位多高，同某甲握手时，眼睛却“瞥”到某乙，则虽“一一握手”，也还难免被视为失礼的。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的政界人士在礼仪方面训练有素，你说是“虚伪”吧，“虚伪”得到家，无可挑剔。稍有失礼表现，那同属资产阶级的记者，是不像俺们工农兵对自己的代表人物那么宽容的。

十多年前中国许多人都被打倒了，那时候的“电视明星”大家公推西哈努克亲王。今天，我们拥有自己众多的新老电视明星了。作为电视观众，当然希望经常见面的这些人面貌好，风度好，素养好，等等，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得已而求其次，只要像一般男女老幼一样做到“五讲四美”就可以了，至于老态龙钟，口齿不清，年高者所难免，不可求全责备。

我说一句过头话吧：只要有为人民服务之心，什么长相都没关系。政治第一，面貌第二嘛。

我说到哪儿去了？摘自《随笔》。

“牛棚”的随想

1962年5月，在一个文艺工作者的集会上，巴金以极大的勇气当众透露了“我的缺点和秘密”：

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总想好好地利用这有限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得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好像一本小说就会使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要一个作家担负过多的责任，使人感到不写文章反而两肩轻松，不发表作品叫别人抓不到辫子，倒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我所以要在这里抄引这么一大段，是为了使人们看到巴金列举的种种现象，莫不是当时确实存在的，大家都记忆犹新。而且，巴金的语气也十分委婉，对我们的文学事业充满善心。可是，还是只能怪历史喜欢和人开玩笑，他这篇发言却成为对他的第二次批判狂潮的“罪证”。由于他突出的勤奋和强烈的责任心，前20年写下了大量作品，因此在这次批判狂潮中的“罪证”特别多，“罪行”特别严重，自然也就成为一个不可饶恕“罪大恶极”的人，不仅作品被看作毒害青年的“毒草”和“邪书”，有一个时期连名字也变成了“黑老K”。在这种奇异的处境下，不用说，原来燃烧在他心胸里的热情就被完全窒息了。还是看看巴金自己怎么说吧：“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在这一点上，巴金总算有较大的忍受力，本着以受苦来赎罪的意念，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索，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后来他又作了坦率的更正：“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难过，但是在人世间我留恋很多，许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决定要尽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说是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作人’，过去我的说法有些夸张，我从小就不喜欢形式主义，我举手高呼‘万万岁’，也不过是在保护自己。”但不管怎样，十分明显的是，在“十年浩劫”中，那些“造反派”要彻底否定他，消除他的作品在读者中间的影响；而他自己，用他的话说，因为喝了“迷魂汤”，也否定了自己：“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头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总而言之，当时这位曾经坚持自我果敢地向心目中的敌人发动攻击的战士，这时却困惑地发现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还哪里能再挥动原来那支勇敢而勤奋的笔呢？

对一个像巴金那样热情澎湃的作家来说，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剧。

关于巴金在那个时期里的痛苦心情，我可以说是一个见证者。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期间，大部分时间我是他的伙伴。我们一起蹲“牛棚”，一起早晚两次“站队”接受监督人员的训斥和背诵《敦促×××投降书》，一起恭读“红宝书”和写永远写不完的交代检查，一起匍伏在地上接受批斗和拳打脚踢；接着又一起被押送到市郊农村参加劳动改造，一起吞咽米糠煮成的大碗“忆苦饭”和在田头向贫下中农低头谢罪；后来又一起被移到一处海边“干校”，白天一起抬大粪、下水田、种收庄稼和喂猪搓绳，晚上也一起睡在用芦苇和泥巴围成的宿舍里吞泪水、做恶梦。我们都是在一种莫名所以的情况下变成罪人的，“造反派”所给予的一切屈辱，都为了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莫不是滔天的罪恶，必须彻底自我否定，然后以残剩的岁月从事赎罪。一开始，巴金采用比较恭顺的态度来应付这种现实，他在参加监督劳动时，做得十分认真。由于家庭出身关系，他对各种农活显得有些生疏不习惯。可是他全力以赴，从不敷衍偷懒。他的表现给了我很大惊讶。还在市内机关“牛棚”里，有一次他被勒令到厨房里劳动，结果却以“罪大恶极”的罪名给轰了出来。另一位同遭驱逐的伙伴回到“牛棚”里小声发了一通牢骚，巴金却只苦笑着默默忍受。他这样做时，并不像是在强压心头的愤怒。事实上，在“造反派”和工、军宣队严密监督下，我们只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免得“罪上加罪”，“永世不得翻身”。可是，即使如此，我们也还不缺乏窃窃私语的机会。例如有一次，也是在蹲“牛棚”时，一份“造反派”用来声讨我们这些老牛鬼的“滔天罪行”的刊物上出了个清算巴金的专号，把他的全部作品和其他言行一律上纲上线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本来这类事情对我们来说已属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可我还是抓到个机会悄悄问他道：“他们把你的作品全部作了否定，你能接受吗？”他并不正面回答，只喃喃地说了一句：“我相信历史！”这给了我更大的惊讶。尽管在“造反派”面前并没有做出什么抗争的行为，有时甚至更表现出“认罪服罪”的态度，愿意“脱胎换骨，彻底改造”，可是在他的内心却有个发自良知的声音，他并没有完全失去自信。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巴金发现丧失了自我时，要用上了“几乎完全”几个字。我觉得，在这个时期里，“迷魂汤”虽然在巴金身上起了作用，使他暂时地丧失了坚持和勇气，但在他灵魂的一个更深的角落里，始终保持着一份理性和清醒。应该承认，在最困难的时刻，“我相信历史”是巴金发自肺腑的誓言。

回想起来，当我听到巴金说出这句誓言时，心情颇为复杂。我原来是一个历史的坚信者，一直认为世间一切人和事，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的公正裁决，历史老人的手里自有一根衡量是非、评判曲直的标尺。可是，在自己遭遇到这场令人惶惑不解的“浩劫”时，我的坚信动摇了，觉得原来历史也是喜欢捉弄人的。不然，分明应该是从东方出来的太阳，怎么忽然会颠倒地从西方出来呢？就拿巴金的情形来说吧，他分明受到了历史显然不公平的待遇，竟然仍在宣告“我相信历史”，这岂不是过分书呆气了吗？自然，面对巴金严肃的表情和深信的语气，我也就同时告慰自己：可能目前的遭遇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最终太阳还是会恢复到从东方出来。历史对人所开的玩笑毕竟只是玩笑，历史老人自己会作出证明，只是需要人们的信心和耐性。摘自《随笔》，收入本书时编者作了删节。

缚舌、断舌和断喉

张志新烈士就义之前，竟被割断喉管。这本是一个大冤狱，又是一件大惨案。读报时，使我悚然，讶然，木然，使我愤怒，震惊，焦虑。

如果这个大冤狱、这件大惨案，发生在无声的旧中国，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我的反应，只有悚然和愤怒。但它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人民共和国内，不得不使我在悚然之外，又讶然，又木然；它发生在以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为宗旨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不得不使我在愤怒之外，又震惊、又焦虑。

报上说，当时知情的干警和群众，抵制和反对这种断喉的酷刑。他们指出：“这样做太不人道，不是共产党的刑法。”

说得完全对！这确实不是共产党的刑法，确实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那么，这是谁家的刑法呢？应该用历史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历史知识是有限的。据我所知，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神圣”的连微小的过失也没有的教皇统治下，对思想犯、政治犯执行烈火焚身的极刑之前，为了禁锢受害者发出谴责和抗议，采取的是缚舌之法。伟大的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士布鲁诺，在火焚之前，舌尖就被缚住。

中国人民在封建主专政下受的酷刑，比起中世纪欧洲人民，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处死思想犯、政治犯时，欧洲有缚舌，而中国则先有断舌，后有断喉。断舌可以始于秦。《汉书·刑法志》记载连坐法时说：在族诛之前，“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所谓“诽谤詈诅”，译成现代语言大约是“恶毒攻击”了。总之，不仅在平时剥夺你说话的权利，就是到临死时还要剥夺你呼吁的权利，申诉的权利，抗议的权利，呐喊的权利。断舌比起缚舌已更残酷，但还及不上封建社会后期的凌迟。凌迟也是用来镇压所谓诽谤朝廷之类“大逆不道”的人。这种酷刑行使时，先分割肢体，然后割断喉管。正统的官方的史学家，对于凌迟也有微词。《明史·刑法志》说：“凌迟非五刑之正。”

鲁迅先生在揭露批判吃人的旧社会时，曾经极为沉痛地指出：“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叫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我原以为中国人民所受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的历史，随着末代封建王朝蒋介石政权的覆灭而永远结束了。在今天，除了专门研究法学的人外，年青一代根本不知道人间会有这种酷刑，中年以上的人也记不起这种黑暗而又酸心的往事。但是，在我们记忆里消失的东西，林彪、“四人帮”却牢记在心里；我们已经埋葬的东西，林彪、“四人帮”却重搬出来。我真料不到“四人帮”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用割断喉管的酷刑来惨害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的张志新烈士。“四人帮”割断张志新烈士的喉管，是对真理之光的畏惧，是对正义之声的畏惧，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张志新烈士的畏惧。“四人帮”念念不忘杀人，笔记、日记本中都写上了。这一方面反映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恨，另一方面又反映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怕。就象凶犯害怕冤魂索命一样，张春桥写给余党的密信中说：“近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凡是与人民群众为敌的反动派，其本质都是又残暴，又懦怯。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师傅蒋介石就是如此。蒋介石对付共产党有两条格言，一条是：“我们将来总是要给人杀的，不如多杀。”一条是：“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正因极其虚弱，所以极其残暴。越是绝望，越是濒临灭亡，越要把惨无人道、惨绝人寰的酷刑重新搬出来，把革命人民推入血海中去。

记得有一个时期，提倡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历史是有益的。我希望有大善士，发大心愿，花大力气，写出几部中国和外国的文网史、言祸史、酷刑史、黑狱史，给我们特别是年青一代读一读，让我们温故而知新，使我们惊醒过来，判明林彪、“四人帮”搞的是哪一种性质的法西斯专政，动用的是哪一家的刑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要把中国人民打入什么样的地狱中去。

前途是光明的，历史不会倒退；但道路是曲折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惨剧有时却会重演。这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教训。断喉酷刑的再出现，老刽子手的再登场，表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把肃清俄国中世纪制度的残余，比拟打扫希腊神话中传说的极其肮脏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我们有人民民主的法宝。我们相信：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铁扫帚一定能把“奥吉亚斯的牛圈”中积压多年的粪垢打扫干净。1979年7月15日《解放日报》。

C　为了永远的记忆

纳粹有奥斯威辛的耻辱柱，而“文革”却只剩下无形的忘却。“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使“文革”种种现象有可能出现一个向后人展示身姿的归宿。尽管这个博物馆可能永远也建不起来，只求后辈看到这段文字能体会出先人们的这番苦心，活得更聪明些。

建立“文革”博物馆

近来几次梦见自己回到大唱“样板戏”的日子，醒来我总感觉心情很不舒畅。二十年了！怎么我还是这样软弱？在上一篇“随想”里我提到重进“牛棚”割尾巴的事。难道我真相信知识分子都有一条应当割掉的叫做“知识”的尾巴吗？请不要笑我愚蠢，有一个时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的确相信过，我甚至下过决心要让人割掉尾巴，所以二十年前我给关进“牛棚”以后，还甘心做一辈子“牛”，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且十分羡慕那些自认为比我高一等的人。当时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唱“样板戏”，哼“样板戏”。无怪乎最近听见人唱“样板戏”，即使是清唱也罢，我就记起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任意划分人的等级的时代，一个把“知识”当作罪恶的尾巴的时代。那难熬的、可怕的十年像一些巨大的鬼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我才明白我上次说“牛棚早给拆掉”，只是一句空话。那十年中间我进过各种各样的“牛棚”，只要有人作为“牛”给揪了出来，什么房子都可以成为“牛棚”，无所谓“修”，也无所谓“拆”。我至今心有余悸，只能说明我不坚强，或者我很软弱一但是十年中间我究竟见过多少坚强的人？经过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之后，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点锋芒都给磨光了。有人“画地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圈，仿佛我们还生活在周文王的时代①（“画地为牢、坚木为吏”是樵子武吉的故事，见《封神演义》第二十三回。）。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害怕“造反派”的“勒令”，这“勒令”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封建的手段（“四人帮”贩卖的全是封建的土产）。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眼睛应该睁大了，应该是真正“雪亮”的了。即使过去的许多“看牛人”现在还在各处活动，好像在等待什么，但只要我们不再走进“牛棚”，任何人的“金口玉言”，都不会有变人为兽的魔法。没有牛，再多的“看牛人”也起不了作用！

问题在于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自己，我们要尊重自己。能做到这样，就用不着害怕什么了。我那位决心“不再进牛棚”的朋友可能很有道理，我对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下一次他来探病，我继续同他交谈。“不容易啊！”我摇摇头说。“有人说：‘我们应当忘记过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给‘文革’，有人想一笔勾销‘文革’，还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让‘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满身创伤，有人从‘文革’得到好处，至今还在重温旧梦，希望再有机会施展魔法，让人变‘牛’。所以听见唱‘样板戏’有人连连鼓掌，有人却浑身战栗。拿我们来说，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总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究竟我们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出来了。

他说：“我读过你写的那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好像亲身参观了那个纳粹杀人工厂一样。我也是这样想，应该把那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不让人再把我们当牛，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不是牛，是人，是一个能够用自己脑子思考的人！”“对，对。”我连声表示同意。“那些魔法都是从文字游戏开始的。我们好好地想一想、看一看，那些变化，那些过程，那些谎言，那些骗局，那些血淋淋的惨剧，那些伤心断肠的悲剧，那些勾心斗角的丑剧，那些残酷无情的斗争……为了那一切的文字游戏……为了可怕的十年，我们也应该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所以要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纪念馆，你这个意见我完全赞成，要大家牢记那十年中间自己的和别人的一言一行，并不是不让人忘记过去的恩仇。这只是提醒我们要记住自己的责任，对那个给几代人带来大灾难的‘文革’应该负的责任，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无论是上一辈或者下一辈，不管有没有为‘文革’举过手点过头，无论是造反派，走资派，或者逍遥派，无论是龙是凤或者是牛马，让大家都到这里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为‘文革’做过什么或者为反对‘文革’做过什么。不这样，我们怎么偿还对子孙后代欠下的那一笔债，那笔非还不可的债啊！”他的声音嘶哑了。

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摘自巴金《随想录》

也说“文革”博物馆

前些时候，巴金同志提出了“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当时，我在一股冲动之下，也曾打算写几句话，表示拥护和声援。但是，在陆续读到许多响应的文章以后，反而犹豫起来了。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凶多吉少的预感，而且这预感一经产生，便徘徊纠缠，不肯离去，终于未能下笔。读到8月26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巴老新作，题目干脆叫作《“文革”博物馆》，仿佛那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一般；“心事浩茫连广宇，”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啊！他的至诚，他的执着，强烈地摇撼着后学晚辈的心，我想，我不能不把自己的思索也公诸于众了。

请巴老恕罪，我要泼凉水。因为我深深怀疑，除非是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民办自助方案，否则，恐怕到了2000年，这个“文革”博物馆也只能是一个善良的愿望。

我之所以斗胆说这些话，自有我的依据。

依据之一是，我以为，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健忘，乃是我们最大的民族劣根性，也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承认这一点，当然是痛苦的。我自己就常常和自己争辩，我实在不愿正视它。然而，多少年来的多少貌似新鲜实则陈腐的鼓噪说教又时时刻刻驳斥我，嘲笑我：铁的事实，无可回避。一定要我举出例子来么？那么，对不起，我且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时限可能远了一点，上溯到了1957年，不过，这位同志的感人事迹，几乎一多半发生在“文革”期间，如此看来也不离题。对于这位同志的高贵品德和革命情操，我由衷钦佩，这是不容误解的。然而，对于他自觉不自觉地用个人心灵的“美”去包装政治迫害的“丑”（这自然是指的过去），我却不能不感到极大的遗憾。因此，每当这位同志出现在荧光屏上，我就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戏弄。我总是苦苦思索；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使，竟能把对灾难的正当谴责变成了矫情欣赏？我不忍心怪怨这位同志，我和他有着共同的遭遇，我也的确怀抱过类似殉道者的心情；我只不过是碰到了一个似乎不可逾越的疑问号，我无法理解，我拿不出答案。

是不是该归咎于老辈子传下来的那条据说是美德的不成文法呢？“不说死人的坏话”。有一点像，因为它可以替我们解释，何以会常有并不怎么实事求是的悼词和讣告。倘若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文化大革命”大概也属于“死”了的东西，这就难怪相当一部分同胞挥挥手说：“谢天谢地！总算过去了，又何必‘斤斤计较’呢？”何况，“不念旧恶”的古训，有时候不仅能博得气度恢宏的美誉，还着实能换来只有傻子才看不见的物质利益！

依据之二是，有的掌权者，出于平民百姓琢磨不透的深刻考虑，忌讳别人回忆、描绘、反思“文化大革命”。早在四年以前，文艺界就在议论着一项主张：少写或者不写“文革”，理由是，哭哭啼啼，血里糊拉的，令人丧气，不利于“四化”云云。同行们对此颇多腹诽，我则胆大妄为，形诸笔墨，先后写了两首同题诗：《没有忘川》，拐弯抹角的低声嘟囔了一番。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之日，《文汇报》派人约我撰文，我仍旧陈述了这一条意见，后来，《新华文摘》转载了。我之所以一再冒犯顶撞，确实是出于和巴老同样的忧虑：“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怎么办？

巴老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不足月便流产了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也勾起了我的感慨。我写的《创作自由臆说》，其中就有一大段文字，专门比较了“清污”和“文革”，我得到的结论是：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爆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倒是自己从前想得太天真、太简单了。至今我还记得清楚，有一天，我奉命去听传达，令我万分震惊的是，蓦然又听到了“横扫”之声！不但对几位写了有关“异化”问题学术论文的作者指名道姓，要求清查，而且公然定性为“反革命”，好不吓煞人也！这时，我联想到自己，依此类推，我的那篇《新诗的异化与复归》，必属“毒草”无疑了。不过，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并不害怕，也从未想到要向什么机构去“投案自首”，争取宽大。相反，使我兴趣盎然的是，为什么这位同志对“文革”温柔敦厚如彼，而对自己人（即便是犯有过失的自己人）偏偏绝情寡恩如斯？！我努力想寻找一种解释，一种有说服力论据，起先我想到的是一句话：“好了伤疤忘了痛”，觉得份量太轻，继而想到了另一句俗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又嫌极不准确，想来想去，还是目光犀利的鲁迅先生跑来指点：“一阔脸就变”！正是这样，分毫不差。

第三，巴老要求未来的“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以为，对照我们实有的政治道德水平，这个标准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此话怎讲？容我慢慢道来。其实，长话短说，也没有多少复杂幽奥的道理，只消出几道题，就谁都会望而却步了。比方说，假如——我说的是假如——有一位烈士，在遭受史无前例的酷刑之前，还曾遭受有组织的轮奸；像这种酷刑，这场轮奸的策划者、执行者乃至批准者，该不该绑在耻辱柱上，在“文革”博物馆内示众？又比方说，假如——我仍然说的是假如——某学生“右派”，只因坚持不承认这个莫须有，十余年吟诗明志，竟被判处枪决，白发娘亲尚须缴纳子弹费壹角伍分！像这本案卷，这张收据，该不该陈列于“文革”博物馆展览？再比方说，假如——我还是说的假如——某地在“清队”即所谓最后的阶级大搏斗中，创造了“斩草除根”的成套经验，即，事先伪造电文，召回五类分子在外工作的子女，然后，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大逮捕和利斧劈来无声的大屠杀；像这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该不该借“文革”博物馆为死者鸣冤雪恨？1980年，我因患脑血栓在南方住院，素昧平生的大夫和从不相识的读者纷纷对我谈起当地武斗高潮中的惨剧一开膛剖腹，掏心摘肝，剁碎炒熟，佐酒庆功；所言凿凿，不能不信。像这类食人生番嘴脸，又该不该查明落实，秉笔直书，让他们也进“文革”博物馆亮一亮相呢？……书生议政，说说无妨，一旦动了真格的，马上就触及活人的既得利益，势必引起猛烈的抵抗反扑，谈何容易！我们中国人到底是受过数千年王道教化的灵长动物，最擅长于做点缀升平、体现仁术和附庸风雅的表面文章，倘若事情包含着某种风险，那多半是会默然乃至漠然的。因此，我们可以修长城，可以救熊猫，可以纪念武松捎带纪念西门庆，甚至于可以酝酿“重建圆明园”（不知可曾拟订了引进八国外资联营的合约？），“文革”博物馆么？你且等着吧！

上面说了一通，全是泄气话。然而，我的心果真麻木了么？否！我另外倒有一个低姿态的建议：方今全国报刊不下数千种，哪一家敢拍拍胸脯站出来，举办一次“十年一日”的征文？号召各色人等，如实纪录浩劫期间最难忘怀的二十四小时（包括亲身经历、耳闻目击、以及自己的“表演”和内心深处的活动；笔者也自不例外）。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又忽然想起了一则“笑话”，有一位我尊敬的朋友、极孚众望的作家刘兴段，最近曾经自北而南的联系了好几家素以胆识著称的出版社，希望他们在1987年的出版选题中，列入一本《“反右派斗争”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然而迎接他的，竟一律都是有礼貌的婉言谢绝！那么，等待着我的这个低姿态的建议的，怕也未必会有更好的命运吧！摘自《新观察》。

出版《“文革”说文解字》

温故而知新，认真系统地总结这一场震惊世界的人类史上的大浩劫，无疑将是留给子孙万代的珍贵遗产。

然而，一件小事引起我的深思。我写的一首小诗被译为英语，在译诗的屁股上有一条小尾巴一注释。全文是：“牛棚——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囚禁受害者的地方。”

这个注释不能说不准确；但却少了一点味。什么味？时代气息也！如果要说清这“牛棚”二字中所包含的火药味、血腥味、迂腐味、荒涎味、辛酸味、肮脏味、野蛮味、人情味、凄凉味……恐怕要写一篇万言书了。

更何况，对于那些在“文革”后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公民们，就更难读懂这些比文言文更难读懂的“文革”专有名词了。我至今还记得父母早些年的感叹：“你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不知道旧社会的苦啊！”那时我们总嫌老人们太絮叨，现在我们的独生子女新一代，更难理解“文革”这个怪物了。——首先是语言障碍，没有经历过这场大荒诞派杰作——“文化大革命”，理解全部“文革语言”，难于上青天也！

不信试试，请你十岁以下的小儿子小女儿们看以下一段文字：最高指示，万寿无疆，勒令，北京来电，最最最，强烈抗议，三忠于，四无限，小爬虫，牛鬼蛇神，黑五类，红卫兵，炮轰，火烧，打翻在地，早请示晚汇报，黑帮，五一六，二月逆流，老子英雄儿好汉，滚他妈的蛋，样板戏，权权权，一月风暴，死有余辜，反到底兵团，联动，语录操，老保翻天，三支两军，文攻武卫，效忠信，反戈一击，打砸抢，破四旧，旗手，舵手，狗崽子，给出路，走资派还在走，红三司，蒯司令，五七干校，六厂二校，梁效，三家村，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串连，揭批查，挂起来，帽子捏在群众手中，右倾翻案风，炮打司令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大串连……

且不说读懂这些奇文怪词办不到，就是能用标点符号把他们点断也要算盖世无双的神童了。

一本《红楼梦》据说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因此养育了那么多的红学专家和教授。我想“文化大革命”这本书，我们的儿孙是一定要懂才行。我相信，今后一定会有“文革学”专家，“文革学”教授，甚至可以成立“文革研究所”“文革博物馆”，但首先还需要一本通俗的《‘文革’说文解字》，否则这荒诞的文革语言将阻碍后代们理解那个荒诞年月的荒诞事。

而我们的可悲，就在于我们许多人从荒诞中过来，竟然如此见怪不怪，如此麻木……选自《新观察》。

拍摄“文革”电视连续剧

自巴金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后，继之是邵燕祥主张建立“文革学”。对这个首创的好主意，我除了举双手赞成外，也想说几句舒愤之言。人所共知，“文革”十年，在我国所造成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大有不堪回首之感。它像特殊的瘟疫，流行于全国的穷乡僻壤，无一幸免，要真正能以腥风血雨所写的“文革”十年史，来说明“文革”为什么必须加以彻底否定，来告诫子孙后代为什么必须牢记住这一页惨痛史，这就非建立“文革博物馆”和“文革学”莫属了。就是以铁的事实来说服人，教育人，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老实说，在“文革”十年中，我自己就像关闭在竹笼中的一只小鸟，笼外的风风雨雨，飘在何方，落在何处，庐山真面目是个什么样子，迄今还是很朦胧，只是有不少疑问号，在脑子里盘旋，而又百思不得其解。其中有一个最使我困惑的疑问号，就是最近胡耀邦在《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中提到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时说：“但他自己晚年却严重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党内不同性质的矛盾，甚至在许多问题上颠倒了，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受当场本来可避免的大灾难。”又说：“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这说得很客观，没有为贤者讳。但是，为了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与“文革”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以为不仅具有现实的，也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革博物馆”、“文革学”的建立，就显得更为必要了。“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必然具有特定的历史复杂性。也因此我曾想过，巴金与邵燕祥的倡议，即使今天搞不起来，总有一天要搞起来的。为什么？就因为它是用腥风血雨所写的历史。讲到历史，不妨抄几句恩格斯1885年在致维拉·伊凡诺夫娜·查苏利奇的信中所说的话，我以为同“文革”的历史对比起来看极有意义：“……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历史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试问：“文革”在事实上、理论上有什么根据呢？难道不是自夸制造出来的所谓革命吗？难道不是历史的讽刺吗？难道风云一时的江青之流的人物，不就是这种讽刺的历史的写照吗？

在这里，除了巴金、邵燕祥的建议外，我不揣谫陋，也想提一点愚者之见，就是希望影视界的同志们，朋友们，能够奋起拍摄一部“文革”电视连续剧。使身负重任的年轻一代，能够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什么是自夸制造出的“革命”；同时使身历其境者，亦能温故知新。我深信我的愚见，即使今天无人问津，反正来日方长，世上不乏志士仁人，用铁铮铮之笔，来精心描绘这一部惊心动魄的文艺作品的。摘自《新观察》。

尊重历史，正视“文革”

正直的人；越是到了晚年，越是敢于直面人生，真诚地待人，也忠实于自己，敢于敞开心扉，说出许许多多人心里想说而又不好说或不敢说的真话，尽管这些话不讨某些持有偏见或成见的人的喜欢。

正直的作家、艺术家，到了晚年，常常以感人的言行，谱写着自己一生最后的乐章。茅盾是这样做的。赵丹也是这样做的。在文学艺术造诣上，他们是大手笔；在以行动写自传方面，更不愧是大手笔。“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汉姆雷特》）。不自欺者，才能不欺人。我近日读了巴金同志在《新民晚报》（1986年8月26日）上写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更加强烈地感到：作一个正直的人，作一个诚实的作家，一辈子从早年到晚年，不欺骗自己，更不欺骗读者，敢讲千百万人想讲的真话，哪怕是血淋淋的、苦涩的真话，这样的作家将会永远赢得人民的尊敬，他的心永远与人民紧贴在一起。

60年前，巴金在去法国的邮船“昂热号”上，这样写道：“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们，准备献出我的一切……”（《文集》第11卷《海行杂记·两封信》）。60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发展达到了他一生中的一个新高峰。稍微留心“四人帮”垮台后的风风雨雨的人，不难发现，每次“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巴老总是挺身而出，勇敢地为人民讲出心里话，成为作家的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表率。每当我们感到困惑时，巴老说了什么话，同行们都会奔走相告。作家是生活中人民的代言人，在一定的时刻，他们也还需要代理人。茅公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地仰望着巴老。

巴老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使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觉得：是真正把党中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落到实处的最得力的措施之一，因而在作家中得到热烈的拥护（当然，也有少数除外）。许多作家又在响应之余，还提出了关于设立“文革学”、“江青学”，编辑《“文革”大词典》的建议。人民的心声，是任何力量也无法封锁的。巴老从近年的风风雨雨中悟到一条许多人尚在朦胧中感觉到的问题：“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引者按：这是指赵紫阳总理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说的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中，一度出现某种不恰当的作法的那一个月）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巴老写下这些话，手是颤抖的；说出这些话，声音是微弱的。但我觉得，他是挥动着如椽大笔，在中国的晴空蓝天上，以巨人的手在写着。他的声音比卫星电波更加强大，震撼着一切正直的希望改革成功、希望中国长治久安的中国人和一切有良心的大彻大悟的作家，听一听这位为了祖国和人类，痛苦、挣扎、奋笔疾书、思考了一辈子的老作家的忠告吧：“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把巴老的建议变为现实，旧债应当清理，新债不该再欠。愚民欺世总是千方百计想让人忘掉“文革”的“左得利”们，不管他自以为多么高明、显赫，而人民心上眼中尚未落笔的历史，是不会拜尘阿附曲意逢迎的。像巴老的肺腑谠论那样，历史是会秉笔直书的。

恩格斯说过：“世界上有一种为黑格尔所发现，并被他称为‘历史的讽刺’的东西。这种历史的讽刺捉弄了许多比俾斯麦还大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7页）。谁不尊重历史，谁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和讽刺。

巴金之所以在文艺界拥有崇高的威望，并赢得海內外人士的敬仰，归根到底，在于他的赤诚，在于他清醒地反思、深刻的自省和对历史的尊重。《人民日报》8月30日发表了题为《政治问题可以讨论》的评论员文章。其实巴金早就在率先议论政治问题了。让我们用心聆听这位饱经忧患的大无畏的智者发出的警世之言吧。摘自《新观察》。

Ⅱ　塞壬的歌声

说“文革”是少数人的权利之争无疑是荒谬的，说它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同样荒诞不经，但“文革”又的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大震荡。在毛泽东个人迷信的社会氛围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肆虐无忌：观念的冲撞，理论的塌落，理想的破灭，毛泽东晚年的政治逻辑使他一步步走向错误。

A　特定时代的观念世界

论“文革”之“革命”

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打着漂亮的“革命”旗帜，减着最响亮的“革命”口号，采取着十分激烈的貌似“革命”的行动，却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更谈不上是无产阶级革命。

首先，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本来含义上的文化革命。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多次谈到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他把实现文化革命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所说的文化革命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指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在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不久，《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文化革命开始了》。社论说：“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人们在实践中已经深刻地感觉到，要生产力进一步充分地得到发展，就要有文化，有技术。现在妨碍着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生产技术的落后和文化的落后。”所以，搞文化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很明显，当时我们党所提出的文化革命，其内容同列宁所讲的文化革命是一致的。

与此相对照，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学校关闭破坏，教育质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加；文艺园地荒芜，百花凋零，文艺队伍遭到残酷打击；许多科研机构被解散，科研停滞倒退，拉大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本来已在缩小的差距；知识分子被排斥在工人阶级之外，受到歧视和虐待，甚至造成了“没文化光荣，有文化反动”的反常状态；多年培养起来的良好道德风尚和精神文明，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样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除了首先从文化界开始这一点而外，哪里有一点文化的影子呢？所以，从实质上来说，它不是“文化大革命”，而只能说是一场空前的文化大破坏。

其次，它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本来意义上的政治革命。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吗？不是。这种说法既没有社会现实作依据，又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众所周知，在一九五六年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可是，在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十年之后，牢牢掌握着政权的无产阶级，又要去发动亿万群众“推翻”根本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岂不是令人十分难以理解的荒唐可笑的事情吗？这样的所谓政治革命，又怎么可能找到现实的社会政治基础呢？

这样的所谓政治大革命，同革命导师关于政治革命的论述是根本不同的。恩格斯指出：“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又说：“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这就是说，政治革命虽然从它的表现形式去看，主要是阶级之间为了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但是归根到底，都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围绕着所有制而进行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如果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去搞什么你争我夺，相砍相杀，那绝不是政治革命，而只能称之为政治动乱、政治阴谋，甚至是宫廷政变。

所谓“文化大革命”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吗？回答是否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崭新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它虽然还不完善，需要不断改革，但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我国的主要上层建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这就是说，在我国既不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也不存在维护旧生产关系的旧的上层建筑。而“文化大革命”所宣称要打倒的主要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宣称要根本改变的“走资派所有制”，实践证明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在对客观情况错误判断的基础上，主观臆造出来的革命对象。所以，这场既不可能有经济基础，也不可能有政治基础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而只能是由于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而造成的一场政治大动乱。

再次，它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本来意义上的思想革命（或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个口号曾一度盛行。“文化大革命”真的能够“触及灵魂”，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吗？实践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报告中，总结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经验，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个经验的总结，不仅适用于知识分子，也适用于一切人。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改造不可能是短暂的、速成的，用简单的方式或搞一次运动就能完成的。在同一报告中，周恩来同志还特别指出：“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用什么方法去“触及灵魂”呢？恰恰是使用了完全相反的方法。不是通过本人的自觉，而是采取所谓“四大”的方法，依靠外力去强迫；不是认真地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教条式地机械地背诵某些语录；不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是轻率地开展所谓批判斗争。在所谓批判斗争中，常常是混淆业务探讨和政治是非的界限、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无限上纲，是非颠倒，乱批乱斗。采取的方式不仅是简单的、粗暴的，有时甚至是野蛮的、侮辱人格的、极不人道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显然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改造世界观，根本学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这样一些错误做法称之为“思想革命”，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宇宙观的极大侮辱。

至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经济革命，那是从来就没有争议的，无庸论述。

列宁早在一九〇五年就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这是对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说明。对比之下，这场历时十年的政治大风暴，虽然被冠之以“大革命”的称号，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它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革命，毫无共同之点。因此，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社会进步。选自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题目为编者所加。

“文革”中“大批判”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自然要彻底否定“大批判”。因为它是这种“大革命”的开路先锋和主要手段。用当时的说法，叫作“大批判开路”。“大批判”和“批判”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根本不同。“批判”是一种理论上的斗争，最重要的特点是讲理。客观真理只有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掌握真理，谁就正确。用正确的道理，驳倒错误的道理，说服了对方，说服了大家，这就是理论上的胜利。因此，“批判”尽管是一种斗争，却绝不包含粗暴的意思，而只是用道理去说服人。这种批判过去需要，今后也还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就是批判、革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科学的批判精神。“大批判”就不同了。它的特点是不讲道理，以权压人，以势压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大批判”的一个典范。它确实对十年动乱起了“开路”的作用，以后所有的“大批判”，都是它的继续和发展。在“大批判”的引导和推动下，整个中国天下大乱，迅速达到失去控制的程度。所以后来有一个说法，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这不过是扬汤止沸罢了。因为搞乱天下的，正是“文化大革命”本身，而不在于什么“文斗”或“武斗”。当然，武斗表现得更加野蛮和恶劣，但是“文斗”也不见得多么文明。而且它实际上是武斗的“教唆犯”，起了更高级也更恶劣的作用。就拿“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来说吧，仅仅提出一个口号而已，这不是“文斗”吗？但是，它在全国煽起的冲击军事单位的暴乱，造成多少流血的惨剧！它的作用，岂是某一场武斗所能相比！

但是，“大批判”和赤裸裸的打砸抢又不一样，和真刀真枪的武斗也不一样。它发源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者是他们直接掌握的“写作班子”。这种班子里大体上都是“秀才”，使用的武器全是笔杆。因此“大批判”，虽然蛮不讲理，却涂上了一层“理论”色彩，而且往往引经据典，好像马克思主义全在“大批判家”们手里，显得非常神气。

其实这种“大批判”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让我们从四个方面看看真象，也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

一、密室策划，突然袭击。理论斗争本来没有秘密可言，马克思主义尤其光明磊落。但是“大批判”却不然，从搜罗材料到写出文章，都要严格保密，如临大敌。准备停当之后，就在对方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这种做法，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也完全破坏了共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因为解决党内思想问题只能用同志式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决不许搞突然袭击。

二、运动群众，一哄而起。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能用真理掌握群众，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去胁迫群众。但是“大批判”却依仗权势驱使群众，使大家一哄而起，按照它的指挥棒去围攻某一个人。这种做法，不但使被批判对象受到很大压力，而且使参与围攻的群众同样受到压力。它使人们的精神世界遭到深刻的损伤，对党风和社会的道德风貌造成严重的恶果。因为它不但使被批判者必须违心地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从而伤害了他的人格和自尊心，而且也深深地伤害了群众的人格和自尊心，使他们违心地成为“大批判”的工具，跟着别人去呼喊自己并不理解或并不赞同的口号。

三、断章取义，强词夺理。这是“大批判”的本质特征。它没有道理，然而硬要讲出道理。这像鲁迅所描写的蚊子一样，在吸血之前总要发出一种嗡嗡的声音，以证明它吸得有理。“大批判家”为了证明自己有道理，必须先使对方没有道理。要使对方没有道理，最简便的办法莫过于断章取义。不光对批判对象的观点断章取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原著也按照“大批判”的需要，随便断章取义，使它为自己服务。另外，“大批判”还可以把对方文章中根本没有的东西，强加到他的头上。例如，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写的。但是“大批判”硬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如此蛮不讲理。真是“史无前例”了。

四、打倒别人，抬高自己。这是“大批判”的目的。对于那些靠整人起家的“左派”来说，这也正是“大批判”的诱惑力之所在。用思想斗争或理论斗争的姿态登上舞台的“大批判”，总是以大打出手告终。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语言就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在这场全武行的表演中，最卖力和最出色的打手，自然是最坚强的“左派”；踩着别人身体往上爬的人，自然是最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跟着这些桂冠而来的，自然还有种种权力和地位，以及口里不说然而心里着实向往的种种实惠。

为什么“大批判”总是愈演愈烈，总是无限上纲，总是罗织罪名，百般诬陷，必欲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原来有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摆在这里。在“大批判家”慷慨激昂的言词后面，在那种“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后面，这就是驱使他们忘掉羞耻的真正动力。“大批判”是“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过它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左倾错误长期孕育的结果。建国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批判，就有过火斗争的表现，特别是动不动就提升为政治问题，甚至把被批判者一下子打成什么“反革命集团”。这些作法，都给后来的“大批判”准备了条件。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两条道路大辩论”、在知识分子当中“拔白旗”以及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等等政治运动，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大批判”那种不讲道理的基本特点。“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的“大批判”，正是那种左倾的过火斗争发展到极端的结果。摘自李洪林《理论风云》。

“文化大革命”中平均主义的追求（节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什么，纲领是什么？严格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有纲领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份文件，都曾经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但是，仔细看来，这两个文件又都不能被认为是完整意义上的纲领。因为《五·一六通知》只是说要“夺取”什么、“批判”什么、“清洗”什么，而要建立什么，那里边并没有说。《十六条》倒是提出要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但“四新？的实际内涵是什么，“文化大革命”10年中却谁也没有说清楚。革命纲领总是要规定所追求的社会目标，连目标都是含混不清的，就至少不能算是完整的纲领。胡绳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一文中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以为，只要靠群众斗争的一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①（《红旗》1983年第6期。）我们从有关史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追求的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明显地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

1966年5月7日（此时“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已经开始），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虽然线条并不很清楚。这种理想社会被称为“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当然，还要做群众工作，批判资产阶级。这是指军队而言的。其它各行各业呢？文件也写到了：工人也是这样，农民也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转述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看来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个大家都一个样的大学校建成了，“三大差别”似乎自然就会消失；人人都似乎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这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五·七指示》没有谈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也没有谈到发展科学技术的途径。对此不应当苛求，因为《五·七指示》只是对军委总后勤部一个报告作批示，并不是全面规划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尽管如此，文件描绘的大家一个样，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其轮廓还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这当然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以后实现打破旧的社会分工的那种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最高指示”，是“天天读”的重要内容，它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无疑，这种影响也包括平均主义在内。“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口号，制定的许多政策，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大都可以从中找到平均主义的痕迹。工矿企业职工的奖金取消了差别，变为附加工资，大家一个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叫作走“五七道路”，目的是同工人、农民“划等号”。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五七干校”，除了包含因这部分人过去比工农“特殊”而加以惩罚的意思外，为的是按照同一模式“重新教育人”，并且要求他们在吃饭方面自给自足。在农村则是普遍推行“大寨工分制”，并且坚持不懈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以防止某些人“冒尖”而出现“两极分化”，达到大家“拉平”。上述诸端，仅是牵涉千百万人的影响重大的事例，至于在社会生活中曾到处出现的平均主义现象则不胜枚举。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所产生的一些断想，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没有继续发展并形成体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那些断想。他认为，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些断想，就是不断革命。不赞同他的想法的人，在他看来，都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想搞修正主义。毛泽东在逝世前还愤慨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认为：“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由此，他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惊人判断。看来，清除在中国实现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的障碍，可能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有趣的是，正是“大跃进”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穷拉平”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却得到西方少数左派学者、作家的赞赏。他们怀着一种善良愿望，支持“文化大革命”，认为它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公平的”或是“平等的”社会，因而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许多措施，表示了失望甚至愤懑。显然，这中间存在许多误解。对平均主义的看法各异，由此而追溯到社会公正原则或是平等观的各异，是一个基本的分歧。摘自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

“三无限”析

这种无限的爱产生了极端的恨。首先是对那些胆敢反对领袖的人的仇恨。“砸烂狗头”，“罪该万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就是对付这帮混蛋的办法。我越是对“敌人”残酷无情，就越是证明我对领袖的热爱。但是，不能光革别人的命，也要革自己的命。自己灵魂深处也有一个敌人，就是“私”。任何享受的欲望，任何对个人利益的考虑，都是“私”。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天天斗，时时斗。“私”字是斗不完的，生命不终结，这场斗争就不能停止。“无限崇拜”。只有神才是无限崇拜的对象，因此，无限崇拜一个人，就是把这个人当成神。“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的光和热却不靠万物。在太阳面前，万物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无限崇拜的另一面是无限贬低。领袖越伟大，我们越渺小；领袖越英明，我们越幼稚。林彪要全国人民“听毛主席的话”，这就像大人对孩子说：“听爸爸妈妈的话”一样。在领袖面前，大家都是小孩子，离开他就不会走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说小孩从父母那里感到有一种超越于他自己的心灵在支配着他；个人崇拜的状况也是如此。

个人崇拜的狂热当然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煽动起来的。但是，千千万万的群众也跟着走了。每个红卫兵组织都攻击对立面胆敢违抗最高指示，同时竭力证明自己把伟大思想红旗举得如何高，以避免受到攻击。人们一面受那种狂热的气氛所驱使，一面又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去驱使别人。这确实是一个造神运动，它在造出一个神的同时不仅造出了大批“牛鬼蛇神”、“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叛徒”、“特务”、“黑五类”，还造出了大批打砸抢分子、犯罪分子、权力崇拜狂、“白卷英雄”、“看出大问题的小学生”，以及小说《班主任》中谢惠敏式的畸形儿。除了千千万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以外，还有无数人的性格受到了扭曲，内心带上了创伤，灵魂套上了枷锁，聪明才智受到了压抑或者向邪路发展。

在开始，人民抛弃了对救世主的幻想而认识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自我意识。领袖由于依靠人民而获得力量并博得人民的信仰。到后来事情颠倒了过来，领袖成了君临万物的太阳，万物要依赖领袖的光和热而生长。《国际歌》否定了的“救世主”，在《东方红》中又以“大救星”的名义受到了歌颂。当领袖不是执行人民的意志而是执行个人的意志时，仍然被说成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而人民也相信领袖而不相信自己。领袖代表抽象的人民利益，现实的人民却放弃了自己的利益而遵从领袖，以为这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据说不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正是让人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为了避免一场虚幻的灾难，就要制造一场真实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在于：一个民族自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人支配，而这个人也以为这个民族的命运应该由他来支配。摘自《书林》。

个人崇拜的原因及后果

中国革命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这就自然使他在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威望。中国是小农经济成分最大、人数最多的国家，小生产者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不能形成有力的阶级政治组织，没有解放自己的眼光，他们在几千年封建主义及百年来帝国主义压榨的枯萎生活中，期望着一个救世主给他们以时风嘉雨的浸润。我党是长期在农村发展起来的，许多党员受小生产的影响，又缺乏历史唯物论的教育，对于站在历史前台的代表人物有亲切的直接的感受，产生自发的朴素感情，这种社会情况，就产生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这就是通常说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这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是毛主席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在发动一系列左的政治运动中，主观主义日益发展，骄傲了，不谨慎了，听不得不同意见。他不像以前那样反对、拒绝个人崇拜。林彪和江青之徒，利用他的弱点，以拥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旗手自命，独霸党史及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不断拔高，说毛主席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全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比马恩列斯还高，等等。毛主席在林彪叛逃后驳过这句话，这是好事。他们把毛主席加以神化，用来压人。党内生活不正常了，家长制终身制随之形成。使个人权威制度化、法律化、神圣不可侵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党的领导削弱了，甚至没有了，也看不到人民的作用了。脑子僵化了，对许多极不合理的事物，安之若素。这就是个人崇拜盛行的时候的特征。

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时候，为了突出毛主席的作用，对党内许多有功绩的人物，即便是烈士，也很少宣传，有些甚至受到歪曲、丑化和污蔑。本来是正当的宣传，却斥之为“多中心”，是“诋毁、贬低毛主席”。通过报纸书刊宣传个人崇拜。直接牵涉到史学界，大家不讲话了，或言不由衷了。林彪、“四人帮”搞个人崇拜，是“借钟馗打鬼”，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要造舆论，也要篡改历史，不仅是党史，而且近、古代史都一并篡改。明知是假，却要大家承认是真。如井冈山之会师，谁也知道也有人说不能由林彪作代表，但因为“历史要为路线服务”，许多善良的人也就同意或勉为其难的同意这种荒谬理论了。有个时期，在“四人帮”摆布下，企图把几千年的历史，搞成儒法斗争的历史。说什么“历史为路线服务”，或说研究历史要“以路线为纲”。而所谓路线，恰恰是党内长期的左倾思想和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样就把历史完全颠倒了。“四人帮”被打倒后，全党全国政治生活大变化，许多坚持正义的干部和党史工作者，解放思想，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但是，由于当时党内有些干部长期受个人崇拜及左的思想作风的影响，迷失方向，思想没有解放或没有完全解放，又继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法，搞“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在三中全会尤其《决议》公布后，市场不多了。但也要看到，由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些人不一定放弃或不完全放弃。这也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实惠的（不是其中所有的人）；另一种是思想较僵化，带封建传统观念的。还有一种人是从朴素的感情出发的劳动人民。对这些人都要多做工作，通过学习，就会提高。最近，《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感恩之情不能代替科学分析》，是某部卫生队副队长刘秀珍同志写的。刘秀珍十岁成了孤儿，讨过饭，当过童养媳，解放后翻了身，还参了军，在她心目中，党和毛主席是再生父母。由于这种感情，她只能听毛主席的功绩，要听到谁说毛主席有过失，就反感，就冒火。她认为：“我们这些普通人只有诚心诚意照他的教导办事的资格，决不能去谈论他有什么过失。”她认为“领袖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他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但后来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逐渐看出毛泽东同志确有错误。可是又想：对毛主席这样伟大的导师，即使有错误也不应该公开讲啊。后来学习了《决议》，才认识毛主席这些错误，如同他许多伟大功绩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回避是不行的，掩盖是有害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也决不能因为要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便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两种片面性，往往都和感情用事有关。”我看刘秀珍同志把这件事弄清楚了。以前她认为普通人只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资格，认为领袖是决定历史命运的，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因而陷入个人崇拜。但经过对决议的学习，懂得一分为二了。这个例子，有说服力，所以要加强学习和教育。摘自肖克《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标题为编者所加。

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

这篇文章，准备谈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批评和革命一词的两种含义。

究竟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来表达它同毛泽东思想的区别呢？《决议》采用了一个现成的、早已提出的概念，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有过一个说法，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的伪造。《决议》沿用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合适不合适呢？会不会把不属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加到毛泽东同志头上呢？

大家知道，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把它鼓吹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扩大它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并且在它的名义下进行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确实是罪大恶极。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毛泽东同志无关，不表达毛泽东同志的观点，那是不合乎实际的。的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毛泽东同志讲话和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最先正式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提法，并把它的内容归纳为六条，认为它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贡献。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他们归纳的六条，是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串到一起，编起来加以解说。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句话，社论中用黑体字当作毛泽东语录发表，但这个“全面的专政”不是毛泽东同志的原话。这在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早已揭发出来了。毛泽东同志在《5·16通知》中所写的原文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的专政”。陈伯达、姚文元把社论稿写成后，送给毛泽东同志看，并且说明社论中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毛泽东同志看了社论稿，认为可用。这之后，社论就发表了。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概念，把它的内容概括为六条，并且称之为“主席思想六条”，既然是毛泽东同志看过、同意过的，用毛泽东同志自己同意过的这个概括，来表达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应该说是合适的。

二

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同坚持向我们党内和国内的阴暗面作斗争，是怎样的关系呢？会不会使我们放松这种斗争呢？《决议》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不断地同它们作斗争。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同我们队伍中滋生的压迫群众的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分子等等作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地对待，从实践中不断地创造经验，切实有效地加以解决。决不可以放松这种斗争。但是，必须正确地来进行这种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必须对实际情况作出恰当的估计，决不可以远离实际，任意夸大，作出危言耸听的主观主义的估计（当然也不可以任意缩小，作出粉饰太平的估计）；必须严格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决不可以混淆是非和敌我；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党和人民的团结，依靠党的正确领导，决不可以借口直接依靠群众而撇开或者反对党的领导；必须凭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决不可以借口大民主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无产阶级政党章程、原则；一句话，必须采取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决不可以再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没有克服我们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反而由于对党和国家根本秩序、根本原则的破坏而造成条件，使这种阴暗面大大增长。这难道不是明显的事实吗？

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这几个词本身并不错，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是不是一定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否定呢？能不能保留它，赋予它以另一种正确的解释呢？

这个问题在三中全会过后不久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讨论过。理论务虚会的总结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经过反复考虑，现在大家认为，沿用这个口号，给它以新的解释，看来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事情不能只看字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而出现的，是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文化大革命”被称为这个“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人们今天在批评它们的时候，把它们联系起来，而是历史本身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历史本身所形成的联系，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并由于过去的广泛宣传而“家喻户晓”。现在如果把这个概念同“文化大革命”分开，不顾它们之间历史形成的联系，另外给这个概念以一种新的解释，反而是勉强的、人为的，而且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淆。新解释和旧含义搅和在一起，不易划清界限。过去几年中出现过试图着重从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的角度来重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努力，我自己就曾经这样做过，由于没有同它的旧含义划清界限，这种努力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次《决议》没有采取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给予新解释的办法，而是按照它历史上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它。实践证明具有特定含义的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就直截了当地否定它。

四

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还要不要继续举起革命的旗帜，进行革命斗争呢？是不是要把“革命”这个词儿留给历史教科书去专用呢？

这里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怎样来理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革命。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革命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它的原义和它的转义。必须把这两种含义明确地区别开来，才能澄清围绕“革命”而发生的思想认识的混乱。

什么是革命的原义呢？就是政治革命。我觉得，毛泽东同志有个很好的概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句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革命的原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最后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砍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这里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况：一种是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社会进化归根到底必然要通过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另一种是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社会进化不再通过政治革命，不需要也不应该继续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因为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就是说，还有反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进行破坏社会主义活动的分子的斗争。但是，就社会的基本情况说，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政权，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已经不存在整个社会的阶级对抗，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已经不需要也不应该继续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所号召的却正是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这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历史条件混为一谈。所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而“革命”又是在它的原义，即推翻现存的统治阶级的意义下来使用，这本身在理论上、在逻辑上就是荒谬的，在实践上造成了自己乱了自己的内乱。

但是，革命还有它的转义，引申的含义。比如说，我们要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我们整个社会还要进行长过程的深刻的改造，落后的状况要改变成现代化的状况，在落后的状况下存在的社会不平等，要在生产的发展中和其他各方面的努力中逐步加以消灭，社会主义还要向共产主义前进，就这些根本的社会改造来讲，我们所要完成的还是革命的任务，要用革命的态度、革命的精神从事这种革命工作，要为这种革命理想来斗争。这当然是必须坚持的，绝对不能动摇的。这是革命的广义，转义或引申的含义。

这样，革命就有了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含义。如果不加区别，混淆使用，就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用的还是革命这个词，一个时候用的是它的原义，一个时候用的是它的转义，从转义上加以论证的一个命题，然后一下又跳回原义上去运用，就会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引起混乱。革命这个词在现实生活中是广泛使用的。严格地指出它的原义是什么，应该在什么范围内使用，它的广义、转义又该怎样理解，把不同的含义加以区分，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提法中的革命一词，不是就其转义、引申的意义来使用的，它明确地申明过，其含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在这样的含义上来使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概念，当然必须否定。我们今天还要继续举起革命的旗帜，进行革命斗争，是就革命的转义、它的引申的含义、它的广泛的含义，而不是就它的原义来使用的。《决议》在两处地方说明了这种区别。一处是第（20）条的第四点，在批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时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第二处是（36）条，专用一条来说明“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并且说明了这“各方面革命斗争”的内容和含义。摘自《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6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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