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戎爱军
出版社：阳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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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级试读：
出版前言
这本书的出版是为了圆一个梦，二十年前的一个梦……
2009年7月，“中文系85级毕业二十年同学会”在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拉开帷幕……聚会的那一刻，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回家了！”在慨叹岁月流逝的同时，不再年轻的脸上又浮现出二十年前纯真可爱的模样：岁月流走了二十年，而我们的心没有变！
那一刻，发起人相约每位同学要写一篇聚会感言，体裁、题材不限。“85诗群”的诗人们首先发力，先后发来了数篇散文、诗歌、小说；其余同学也陆续交稿。看着这一篇篇充满深情和智慧的文字，编者自忖才疏学浅，要想将其丰沛的情感与时代的映现恰如其分地表达是多么不易。好在有同学的集体智慧，有出版行家的悉心指导，这本书才得以与期待者见面。
书稿分为“青春”“记忆”和“流年”三辑，其实没有很严格的分界线，只是以叙写的内容和时间略加梳理。需要说明的是特辑“现场”部分，此部分的文字是根据聚会现场录音整理的，曾有人提议这段文字可以删去。编者仔细阅读，觉得这段文字正是此次聚会的亮点，也是每个人最想表达的心声，最后决定保留，将每个发言者的照片定格在旁边，辑做“现场”。
社会上关于同学聚会的说法很多，流行的有“同学会，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同学会，同学会，胡吃胡喝加胡睡”……但是，这本“毕业二十年记”却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场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我们是回来汲取力量的！同学间的友情和鼓励，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加油站；聚会给了我们一次汇聚能量的机会，今后的路我们将走得更加从容，也更加温暖。
这本书的作者只是北师大中文系85级的一部分，放在全国85级学生的大背景下，更是沧海一粟了。但是他们的特色又是那样的鲜明，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痕——“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走现实主义的道路”。这一特质属于85级。从这个角度看，本书也是属于全体85级学生的。
要特别感谢杨葵、虞彬、杨年强、罗卫东、陈建中等同学的支持，他们对书稿的编排和设计提出了宝贵意见；感谢徐洁和宿东民同学，他们为本书搜集照片不遗余力；感谢赐稿和参与此次活动的同学，你们让二十年的记忆那样立体、那样鲜活。
所有的成绩属于大家，而错讹定是由于我的疏漏。戎爱军2011.08
第一辑 青春
二十年！为什么我们依然年轻、依然美丽？！因为，在我们贲张的血管里，植入了母校给予的不老基因！因为，四十岁的我们，青春才刚刚开始！青 春◎徐 江大学。写什么呢？故地重游，许多人已然星散，只剩下景物依旧。我情不自禁地又想起当初走进这所学校大门的时刻……我记得戈麦写过一首诗，名字叫《妄想时光倒流》。
时光倒流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可以唤醒在体内沉睡已久的对往事的记忆。我仿佛又看到伊沙，左冲右突地把一只球送入对方的大门；桑克坐在别人的宿舍里大侃艺术；侯马手举着迪伦马特的剧作，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朱枫在昏黄的床头灯下，翻检他数目惊人的藏书，然后兴致勃勃地向我推荐其中的某部作品；还有冰马河南味的普通话；黄祖民半夜在楼道里大声朗诵自己的诗作，结果招来不少夹杂着哈欠声的抗议……
是啊，怎么写呢？怎么写85级这一代人？怎么写北师大中文系85级的这些人呢？这我可得好好想想，要写的事太多了。一
我入学的时间是1985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了，大概不是4号就是5号。从天津站坐上午9点的火车，中午到达北京，下午5点便站在北师大的学生食堂里排队买饭了。从中学生到大学生，过渡的时间只有这么一天。
当然这期间有好多琐事，比如置办行李、日常用具，到校后办理伙食关系等，但一切都还顺利。我发现不少新生有父母陪送，他们在料理这些事时手足无措，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强多了。起码，我能自己做吃的。此外来学校前，妈妈指导我洗了将近一个月的衣服。有备无患嘛。不过，让我留意的并不是这些。我发现，考到这所大学来的学生成绩绝大多数都在500分以上，比我高了足足50多分。我一面暗叹南方的孩子善于考试，一面对自己说：“看来这里人才济济，你的确得加码了。”后来，通过与伊沙、侯马、桑克等人的接触，我的这个想法进一步巩固了。
这三个人的高考成绩不是特别的高，但知识惊人的丰富。首先是以诗人面目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伊沙和以班长面目出现的侯马，这两个人也住在那间宿舍，一到熄灯后便大谈刘心武、张弦和王蒙，委实令我这个过去只知文学是李白和罗贯中的傻小子吃惊，我头一次发现自己对现代和当代文学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自小就有著书立说理想的青年来说，真算得上是一次“耻辱”了。从此，我便经常泡在图书馆，发誓要改变现状。青青学子
还好，那时我已熟读莫泊桑、契科夫和马克·吐温的一些小说，这替我找回了一些心理平衡。而我那时奉为典范的作家是艾德加·坡和罗曼·罗兰。
桑克给人留下的印象颇为独特：脸黑黑的，戴一副珐琅眼镜，与人谈话时脸上总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有一阵认为那是轻蔑的表示，因为那时他与伊沙一样，已是我们这些新生中出名的“写家”，早在中学时代就获得过一次诗歌大赛的奖励。与这么一位诗人说话，你不可能心里有底。而桑克说话又自有他的方式：遇到不同看法，他不像一般人那样与对方争吵，而是就此打住，避而不谈，或者留下一句“人跟人不一样”，令对方高深莫测。我那时隐约觉得：对面这个家伙难以相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四年以后，这观点有所改变，那是我了解到，杈子（桑克原名李树权，我们后来称他树杈、杈子）是个很随和的人，同时也是个极其内向的人。真正理解他的人并不多，他是属于那种“极其孤独”的诗人。他与伊沙，是诗人的两个极端。伊沙热烈奔放，是金斯堡和叶甫图申科式的；桑克则过分沉郁，是杜甫、里尔克、曼德尔斯塔姆那一类的人。
刚入学的那些天，除去跑操、上课、自习外，我们总是在一起谈论、争论。后来知道北京管这个叫“侃”。我们那时侃的内容不外乎这些：家乡的风土民情、对北京的感受、中学时代的辉煌历史等等，至于理想，倒好像说得少些。因为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来到中文系，为的就是文学和艺术，成为一名杰出的作家。
说来也有意思，老天爷竟让那么多想从事写作的青年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北师大中文系85级来。当时除了我、侯马、桑克和伊沙外，还有冰马、杨葵、钟品、黄祖民、焦清超、孙立新、曾杰等人。我起初不知道，后来有的是去其他宿舍碰见那些人在写东西，有的是彼此混熟了，把作品拿出来给我看。
于是在这种氛围下就诞生了我们入校后自发组织的第一个艺术机构：星期六文艺沙龙。地点就在我们当时的宿舍——西西楼305，时间是每周六晚7点以后。
海报是写在一张过期的报纸上的，我们把它贴在了水房门口，因为全校的学生都会到那里打水，所以见到的人也就多些。到了星期六，小小的宿舍可就挤满了人，凳子不够坐，还得上对面宿舍借。有的人就站着听。讨论的话题无外乎文学，有时会涉及电影等其他艺术。那时吴天明拍出了电影《人生》，在城乡各地反响都很大，这当然也就成了我们所探讨的话题。
沙龙的主要支柱是伊沙、侯马、桑克、孙立新、钟品这些人。孙立新当时是北师大“太阳风”诗社的副社长，刚由物理系84级转到中文85来，说起话来有板有眼，有时还带个“嗯啊”之类的拖腔，像个当官儿的。我因之又认识了另一类型的校园诗人。我们昵称他“老孙”。那时，老孙起劲儿地为他的诗社招募新成员，新来的“高手”伊沙、桑克、钟品等人很自然地合成了“新鲜血液”。侯马是否入社记不清了，我那时基本上属于“诗盲”。自然，李白等人的作品是要除外的。
文学沙龙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似乎也就只有两三个月。并不是说没有人来，维持不下去了，而是来的人太多，无法维持下去。小小一间学生宿舍，20来平方米的面积，每次都会有近20个人坐在那儿高谈阔论。来的人不仅仅是中文系的学生，历史系、外语系、哲学系、数学系的学生都有一些。有一回杨葵领着他一位在电影学院的朋友来了，是一个什么话头引起的，双方突然争执起对罗曼·罗兰的看法来。一直到最后，对方和我也没有能达成共识。我当时很激动。这样的事当时常有，别人也因此对我有了一个听起来很有趣的评论：喜爱争论。仿佛我是一个好斗的人。其实我才不喜欢与别人争论呢。我只不过是喜欢依据自己的切身理解去澄清一些事实。当然后来我对待事情的方法有所改变，因为我发现许多次争论收效甚微，唯一的成果就是使自己的观念系统化和条理化了，除此无他。固执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在许多问题前是很难区分坚信不疑与妄自尊大。庄子对于辩论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两个人争论一件事，获胜的一方不一定就正确，失败的一方也未必就错误。因为在许多时候，那仅仅意味着获胜一方的辩论技巧高超，实质上我们离真理还很遥远。
不过，在大学最初的几个月，在这群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中间，辩论争吵可真是家常便饭。晚上吵完了，白天就去翻书，为自己的理论找佐证，以图下一个回合到来时，给对方观点以致命一击。但当那一刻真的到来时，双方竟发现彼此在学识上都有长进了，仍是不分高下。争吵固然刺激了新生们的荣誉感，却也增进了他们的学识、领悟力。
空间狭小不是促使沙龙短命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时大家都了解北师大有许多社团，像文学社诗社……我们感兴趣的东西高年级的学生们也一样，他们甚至成立了各种机构来组织活动，既然如此，我们干吗不加入进去，向师兄师姐们学习呢？我们毕竟是新生，需要得到高年级同学的启发呀！二是当时校方组织85级各系的新生编辑出版一份刊物，伊沙、侯马等沙龙的支柱都被抽去干这样一些事务性的事了。这样，我们便在某一天宣布：“周六文艺沙龙”胜利闭幕，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不再是大学里的中学生了，我们适应了这个环境。每个人至少眼前都找到了该干的事。有的去编刊物，有的投身于学生社团；有的人忙于交际，有的人沉于爱情；也有的迷醉于首都秋天的景色，大街小巷的布局和北京特有的节奏；有的执著于发挥拓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下棋、演奏吉他和比赛足球……至于我，我去读书。二
大学一年级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
早晨6:30，集体跑操，时间大约半小时。
早晨7:00至8:00，吃早饭，自由活动。
8:00开始上课，11:30或12:00下课。
中午12:00至2:00，吃午饭，午休。
2:00至4:00或5:00，上课。
晚5:00，晚饭时间。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个角度拍照留念
这之后的时间大部分由学生自己支配。上自习、去图书馆，或者外出看电影……第二天大致一样。周而复始。
我们的宿舍和教学楼大致都是50年代的建筑，外观坚实而略带庄严。楼顶是尖顶翘檐的，楼砖经过长年的雨淋日晒，呈现出深灰的颜色。校园的绿化程度一般。教学楼和教七楼前后，分别有一块不大的草坪，数学楼的更大些，除了冬天，在那里闲坐和看书的学生都不算少。
行走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些不同种类的高大树木，想来树龄也不小了。教二楼附近大多是梧桐树，道路两旁一般是白杨树和垂柳，教工居住的四合院楼房附近还有些银杏树，其他地方，树木们则是交错而生，没有什么集中的种类。高大的树冠上都生满了翠绿而茂密的叶子，树与树有时在高处连成一片，偶尔有风吹过，间隙处便显露出阴暗的楼砖或明亮的窗玻璃，自然的美和人工的痕迹很奇怪地交织在了一起。
教学楼散落着，由树木、草地隔开，有时从暮色里一望，阴沉庄严的教学楼真有点像是一个略嫌严厉的老学者。如果有个人来让我形容一下北师大的特征，我想再没有比用“老学者”这个形象更能说明问题的了。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会碰到一两个师弟师妹，他们会质问：那新图书馆呢？英东教育大楼呢？留学生楼呢？我仍要这样回答他们，并告诉对方我入学那时这些建筑还没有；即使有，那不过是老学者们旧式中山装上的几个新口袋而已。一两幢新楼是改变不了一座学院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内在的气质的。如果说近一个世纪来，北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激昂与活跃的话，那么北师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则是严谨与羞涩。
说到这里，我想起刚开学那几天，中文系安排了一些老教授与大家见面，我们有幸见到了那时尚在人世的黄药眠、陆宗达等老先生，还有俞敏、启功、钟敬文等教授。老先生们勉励新生们好好学习，以便天天向上。那时我想，大概这就是名扬全国的北师大中文系的象征吧。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这批同学中也会有人坐到对面的讲台来勉励下一辈的青年学子的。
老先生们都很和蔼。令人惊讶的是，在中文系中，作家出身的教授似乎并不多，我原来以为中文系教授中作家会很多呢。后来我了解到，现在北师大教授级的名作家只有一人：外语系的郑敏先生。她是当年著名的“九叶诗人”成员。中文系五六十年代，也曾有过一位有名的教授诗人——穆木天，可惜“文革”时被迫害死了。也许是因为偏爱文学创作的缘故吧，我当时对这种情形有些失望。
第一学期的课程安排无形中又加重了我的这种失望。我们安排了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写作学、古典文学、近现代革命史和英语等几门课程，上课时我发现，与文学有关的几门课实质上并没有教会我一些什么。文学概论课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翻版，古典文学则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写作学教师的欣赏趣味则过于古怪，搞得大家全都昏头昏脑。有一次他竟然把一片拙劣的抄袭鲁迅风格的散文称为他见过的最好的文章，招来同学许多不满。
听课所得几近于零，倒是每门课所开的参考书目中有些东西，我知道了几位陌生作家的名字：卡夫卡、萨特和福克纳。图书馆中没有卡夫卡的作品集，只好自己去买。在朝内小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我终于找到了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选。桑克那天和我一起去了书店，发现了卡夫卡，我们两人都很兴奋。大喜之余，只想早早回到宿舍去读这本慕名已久的集子，于是赶紧交款。这时，我发现书的装订有些问题，便走回书架换一本好一些的，蓦地看见旁边有一本《加缪小说集》，我当时还不知道加缪为何许人，问桑克，他也不清楚，翻了一下作者简介，知道他是法国人，得过诺贝尔奖，加上手里有一本卡夫卡，决定把这本书也一齐买上。随后，两个人兴高采烈地出了门，一路上话没有断过。那天天气很好，金色的阳光照得街道略有些发烫，头上是一片瓦蓝瓦蓝的天空。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那天买来的这两本书对我有多大的意义，尤其是最后一本。
谢谢老天！它让我知道了加缪。
总之，经过了最初的两三个月后，我对于如何完成学业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不打算接受这种照本宣科的教育，我要尽可能地去学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吗？有的，关于音乐、关于绘画、关于哲学，关于所有有助于启发我们探索人生和宇宙真谛的学科，我对它们一无所知。既然课堂不愿意传授我们这些东西，那我就自己去学习吧。
除了按时上课，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业余时间，听讨论，逛旧书店，泡图书馆，参加一些朗诵比赛，这些活动开阔了我狭窄的视野，也给了我相当多的启发。当时大学里流行着这么一句口头禅：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句话使用的范围很广：如果你翻阅一本慕名已久的名著，临了却发现它对你的思想没有任何启迪，这句话就可以用上；如果你胸怀景仰去倾听某位名人的演讲，结果却发现对方是个俗不可耐的家伙，这句话可以用上；如果你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一次朗诵比赛并且现场发挥得很好，最后却发现得奖的是个结结巴巴的南方人，你又会作何感想？是不是又应了那句话？从表面上看，这句话仿佛真是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牢记住它，你就可以免于受骗或过多失望，就可以“成熟”起来，冷眼看待周围的一切……然而你静下来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句话有毛病，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用于这句话呢？未必。举读书的例子：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知道司汤达写过一部名叫《红与黑》的名著，因为当时中学的教育思想很保守，所以一直把此书列为禁止阅读的作品，无缘见到。来到大学后，我着手翻阅的第一部长篇便是《红与黑》，司汤达高超的人物描写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坦率地说，我是抱着一种对名著的仰慕来读此书的，而阅读的结果并没有令我感到失望。当然在读其他的名著时也有例外，比方《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开始写得极为精彩，而越到后来，作家的笔力渐趋失控，描写趋于琐碎和杂乱无章，你不禁要为萧洛霍夫这个人感到惋惜，他是真不行了，再没有一点生气了。这却恰恰又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我对问题的领悟：希望不是多余的东西，而失望也并非源于我们对事物的良好愿望，失望之所以产生在我们心中，是由于在我们身边，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了，虚伪骗人、冠冕堂皇的东西太多了，它充斥于我们的生活，随时准备对我们的心灵进行伤害。有时我们发现了其中某些部分，从而对人类创造出那么多赝品感到惊讶，失望便油然而生，因为此前你一直没想到周围生活中有那么多虚假的菌类悄悄滋长。
大学是一个小小的社会，虽然它外表笼罩着一种宁静的氛围，一种学术的、沉思默想的气氛，可是比起更为单纯的中学来，它毕竟要复杂多了。我们刚刚步入青春，一下子就接触到这么多新奇的东西，许多事自然不是旧有的思维方式所能理解的。有的人因此变得怀疑，变得冷漠，甚至轻视起自身原先的价值观来，“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句话就是这种情绪的一个反应。由失望而否定希望，这是年轻人最易犯的幼稚偏激症，它进而导致了一种消极的悲观哲学或者市侩哲学，许多人得过且过、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形成的。
不仅仅是在学生们，这个年龄段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困惑。怎么说呢？我很遗憾许多德育方面的学者和教师没能从这个角度对青年们作一番阐述和解释。
我们当时很艰难地摸索着、观察着、思索着身边那些貌似琐碎的事物，辨识着真诚与虚伪，真理与谎言。我们回顾过去，发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深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暂时对它们还无法予以根除，但我们却可以从自身做起，防范它们在这儿重演。我不止一次注意到商店售货员工作时那种冷漠。一个人走到柜台前表示要买东西，三个正在闲聊的女售货员中有一个很不情愿地走过来。顾客指了指柜台下的某一种香烟，交了款。售货员拿出一包放到柜台上，找回零钱然后去照应别的买卖。这时，顾客发现自己手中那包烟是经过挤压的，表示希望能换一包，结果他发现自己的叫喊激不起任何反应。售货员已经回到原来的谈话中，顾客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柜台前，表情尴尬，最后终于愤愤离去。这一幕场景在大大小小的商店里都能见到，大部分人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售货员无视作为她同类的顾客的请求，拒绝更换商品，同时也拒绝解释原因，这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一种意图：她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作为人的她的顾客的身上。顾客的意愿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顾客的到来只不过是为她提供了一个实施自己行事方式的机会。她不是为顾客服务的，顾客却在某个范围内无条件地服务于她，满足她的强力意志。在这位女售货员面前，顾客是一次机会，是遵奉她意图的机器，顾客是什么都行，他就不是一个人。
因为顾客不是一个人，所以女售货员也就可以在一个范围内为所欲为地推销出她的商品，而用不着去考虑对方的任何意见。这种漠视对方存在的技艺确实是高超的，是在长期的对某一事物的反复完成中练就的。这很残忍。这种对待他人及世界的处世原则是不合乎人道法则的，同时也是缺乏人性的。这种原则只会助长人们行为中的某种倾向，即不尊重他人。
但是，更可怕的却不是这一点，可怕的是当你把这番道理以及这种行为的后果讲述给女售货员或那位顾客听时，他们很可能会表现得极其惊讶和疑惑：“有这么严重吗？”“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是不是小题大作了？”……我们生活中的种种不良行为和思想就是这样滋长起来的。
对这种琐事的观察往往使你更能深切地体会到国民性的问题。鲁迅先生五六十年前的文章依然对生活有着指导作用。抚今追昔，我们不禁对半个世纪前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家心向往之，鲁迅、郁达夫、老舍、曹禺这些人……
从现实升华到形而上的思辨，从眼前追思到历史，有时会忍不住找到别人交流看法，得到的反应是不同的：伊沙会冲口而出说出自己的观点；桑克会一面看书，一面对你的论证报以不太明确的赞同；侯马则有时会与你争一下，实在争不出结果，但会扔过来一句令你哭笑不得的话做结尾：“你这样看又咋样？咋也不咋。”……三
课余之际，有时大家便去女生宿舍坐坐，为某位同学祝贺一下生日，借此吃一顿。有时是出门看电影。朋友们中有不少开始谈恋爱，出双入对。伊沙那时也开始此项艰巨的事业，不过仍不失诗人风度，晚上回来，便往被子上一倚，开始写诗。要不，就是念顾城、北岛和梁小斌的诗句。那时朦胧诗正值它的巅峰时代，校园里在卖一套北大出的《新诗潮诗集》，5块多钱，伊沙买了一套，没多久便读掉了皮儿。有一天我听伊沙在床上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忙问作者是谁，答：“北岛。”我找来原诗看了，大喜。原来除了郭沫若那种写法，诗还能这么写！那么诗这种东西还算有点意思。这时大致已是85年的深秋了，我对诗的兴趣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后来又知道了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杨炼……并且读了他们的创作谈，得知了他们曾受益的一些作家的名字：艾略特、洛尔迦、惠特曼、聂鲁达、埃利蒂斯、艾青、穆旦等等。女生的生日宴会
守着一些诗人朋友，听他们整天谈诗论道的，多少也受此影响。孙立新和伊沙对我进行启蒙，讲什么是“意象”，推荐了艾略特。后来我去图书馆找到了裘小龙的译文，通篇抄了下来，小本子足有十几页。
中国诗歌读得仍不多。我原先喜欢李白，可他的诗却背不下来多少。现在喜欢上了北岛，还有梁小斌、朱湘的一些作品，当时觉得顾城有些难懂，但写得很美。当然，还有桑克的诗。他几乎与伊沙同样勤奋，每天写。他的诗与伊沙形成对比：伊沙的诗美而带有灵气，桑克的诗则充满着痛苦与哲思。
第一个学期很快就这样过去了，临近冬天时，家里把我原先的书寄来了一部分，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古文观止》等。我把它们同借来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海鸣威短篇小说》放在了一起。那之前我还读完了《好兵帅克》的全译本。
宿舍里收拾得很整齐，侯马买了窗帘和桌布，带领大家布置好屋子。他是心很细的人，集体观念强，乐于帮助他人，这使我看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只有一点可惜：侯马的被子总是不大干净。
至于伊沙，他的问题在袜子上。宿舍里的其他成员也“各有所长”，我们常常相互取笑。
我开始经常逛书店，买来的书渐渐多起来，于是堆在床靠墙的那一边儿。常常有人来翻，我找来几张报纸遮着，但似乎收效不大。
这时我还开始乱串宿舍，与别的屋里的同学聊天。对门屋中的黄刚每天都收到信，他也每天给人写信。他的笔记做得很全，也很工整，考试时许多人都爱借他的笔记。黄刚是我来北师大最先认识的几个同学之一。他们屋还有爱看书的谢焱冰；爱下棋、打球的陈宇；勤奋上自习和写作的曾杰；不爱吭声的孙逊；经常同我们一道踢球的杨雪峰等。在另外几个宿舍我了解到桑克不爱洗澡，钟品贪吃贪睡等。
我那时还不会写作。只在宿舍办的壁报上胡乱写过两篇小短文。伊沙、侯马他们编辑85级全校性刊物《新绿》时曾约我写过一篇简介“意识流”小说的豆腐块。我还给那份刊物临过三幅作家的线条肖像，那三个人是卡夫卡、加缪和福克纳。“北国剧社”的会员证
临近学期结束的时候，中文系在校方支持下成立了排演话剧的“北国剧社”。我前去应试，被录取了。因为要赶在春季前排演好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寒假我们这些“演员”都留在了学校，没有回家。四
我对于戏剧没有特别的爱好，除了受家庭熏陶，爱哼两段京戏。但自打上了高三，京戏便改了流行歌曲。当初报名剧社，实在是出于好奇。等到参加排演，才发现话剧原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艺术。且不提舞美、道具、灯光，单是演员就要熟知好多舞台上特有的常识，比如不要轻易背对观众，不要过分夸张以致削弱了同伴的表演等。辅导这群大学生演员的是北京人艺的演员们，他们在正式排练前要求我们做好严格的案头工作：熟悉剧情、反复对台词、分析所扮演人物的性格，撰写被扮演对象的人生小传……据说这是在北京人艺建院之初由戏剧家焦菊隐制订下来的排演体系。焦菊隐是个很杰出的导演，还是个翻译家，他在担任北京人艺院长之前，做过北师大的文学院院长。
我们这出戏的导演叫蔡骧，是电视剧艺术家协会的主席。老人很认真，据说他当年执导过曹禺的话剧《北京人》，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称赞。
我饰演的都是仆人、窃贼之类的小角色，上戏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我便把书拿到礼堂来读。到春天我们的话剧正式公演时，我已读完了托尔斯泰的《安娜》，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川端康成的《古都》和《雪国》，罗布—格里耶的《橡皮》等。
整个86年一年在我的记忆中是模糊不清的。也许是85年的印象太深的缘故。
86年我似乎一直跟学校里的社团活动。先是在剧社排戏、演戏；后是参加文学社的聚会、讲座。有一回旁听高年级的课时我有幸聆听了诗人顾城的讲演。顾城人长得很清秀，语言神态都天真得像个大孩子，他站在我们眼前显得出奇的安详。他的声音仿佛带有魔力，牢牢地抓着我们，把我们带到过去的时代，带到诗中。事后我想起卞之琳回忆当年徐志摩讲课的一篇文章，不禁暗忖，恐怕就算徐志摩风神依旧，也不过如此了。
据主持这次讲演的中文系教师、诗人任洪渊介绍，顾城是个整天沉浸在梦幻中的诗人。他一旦出门，必要有人相伴，否则他便会找不到回家的道路。顾城也自认说有一阵家里怀疑他有精神病，把他骗去医院检查。结果他一进诊室，就发现门在身后紧紧关上了。地上摆了一条长凳，长凳被大铁链拴住：“有这么粗！”……顾城很喜欢庄子的哲学，许多人知道这一点。但他最著名的一首诗却充满了内心的痛苦。全诗两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诗的题目叫：《一代人》。
我记得那是个下午，我们几个闻讯而来的低年级新生坐在教七楼一楼某个教室的后排，屏息聆听着诗人的话语。演讲结束后顾城开始现场推销他和舒婷出版的一本诗合集。有的学生挤上前去找他签名，诗人摇摇头说：“我的字不好。”
我那时有些激动，我的字也不好呀！
我这时开始采纳新的学习方法，有选择地听几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其余时间则用在图书馆里自修，利弊可谓显著极了。上半年结束，我已经有了一门课需要补考。同时，我的文学作品阅读面却大大铺开了。
当时，课堂上每个人都要点名，为了不被发现有缺勤情况，你不得不先去听一节课，等点完了名再走。但这样也有危险。我记得有一回黄祖民课间试图溜走，结果被他们班辅导员给堵了回去。那正好是一门这位辅导员讲授的课程。第二节课开始，这位教师继续上节课的讲题。但3分钟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话锋一转，扯到听课出勤问题上来了：“有的同学，成绩不好，还不认真听课。你比如说黄祖民吧，不听讲，还想溜……”全场爆发出一片笑声。只有两个人没笑——黄祖民和任课辅导员。陪伴了我们四年的饭票
家里把每月寄给我的生活费增加了一倍，由原来的20元，加到40元，每次去取钱我都感到心情沉重。因为这都是妈妈在工厂里受气受累挣来的。妈妈早先上过大学，后来病休过一年，等病好了，所在学院却已解散，复学便无从谈起了。近几年，妈妈在一个环境极差的工厂里上班，这个厂子里的工人和领导，都是一些十足的无赖和泼妇。
我每月吃得较省，学校发的饭菜票基本够用，寄来的钱大部分都从我的手中流进了书店售货台的钱盒里……
这时我已尝试着去记下一些小感受，写两首很不成样子的小诗。我把它们拿给我的诗人朋友们去看，他们总是给我肯定的答复，教我要“不停地写”。
朋友们，谢谢！
文学社经常请一些作家来办讲座。中文系的这些人几乎是每次必去的。莫言的名字在文学界渐渐响起来，刘索拉、徐星等人也都向文坛推出了代表作。我们翻阅着一本本新出的杂志，内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那时还有几位作家很受欢迎：梁晓声、张贤亮、张承志……
现当代外国文艺的流派也纷纷被人们引进和介绍过来。萨特、加缪和弗洛伊德的热潮已经过去，伴随着冬天一起到来的是尼采和叔本华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大量印行。我们简直有些目不暇接了。
也就是在86年的冬天，歌手张楚从西安退学，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他带来了自己最初创作的一批歌曲：《西出阳关》《太阳车》《黄土地》等等。他在师大，在北大为学生们唱着，给年轻的心灵注入了一丝渴望和活力。有一次，我们在现代文学课后请他给大家演唱，教二楼的101大教室一反平日的沉闷，充满了掌声、歌声和吉他的伴奏声。
理应如此！大学。
张楚原名张红兵，西安人，原来是一所建筑院校的学生。他和伊沙是中学同学。他刚到北京时，我们在郭名倞家为他接风。对了，就是在86年初，小郭已经从纽约回到了北京，回到北师大上课。此前我们一直不知道郭名倞何许人也。
现在细一想，86年的事情也不算少。这一年的夏天，桑克单人徒步沿黄河进行考察，在中文系引起不小轰动。这一年夏天，中文系85级宿舍夜晚不堪其扰，因为钟品在哭一般地学拉小提琴，黄祖民或朗诵，或吹笛子，他们俩都挑了个好时间——半夜。
86年，我们还知道了中文系84级有一位才子朱枫。后来我经常看他在乒乓球台那儿打球。
这一年，我们还开始读金庸的作品。
这一年，中文系85级的男生开始分成两个队定时踢足球。
这一年，冬天特别冷。
这一年，侯马和伊沙虔诚地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五
像我在这篇随笔的开始所说的，我有些费力地从记忆里挖着往事，有时我甚至会因记不清而混淆它们发生的时间。往事太多了！它们在我脑海中融成了一体，影影绰绰，就仿佛夜半时分北师大空阔的校园。
有好几次，我和一些同学因看一场话剧或某部国外的艺术片而耽误了时间，错过了末班公共汽车。那时我们还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想到打“的”。我们只好步行回学校。若是地方远些，回到学校大门口时，怎么也都临近深夜了。守门人已经睡下，你得反复叫才能把他从屋中唤出。守门人先隔着门栏检查学生证，然后训斥一番，等气出完了才放你进去。于是有的人为了免遭训斥，常偷偷地翻过校门，练就了一身轻功。但不管怎么说，看了一次好的演出，心情总会特别激动。挨一顿训或是翻翻校门，也就不是什么太难受的事了。那个时候，教学楼，宿舍楼都已熄灯，四下一片沉寂，校园里黑黢黢的，空气中弥漫着树木和花草略带苦涩、潮湿的气息。你一边走，一边觉得身上有些凉。月亮也隐去了素有的光辉，只淡淡地映出面前的道路。这时你尽可以去发挥联想，想象自己到了世上的另一个美丽的所在，比方是巴黎、维也纳、莫斯科的郊外。但，幻想的时间别太长了，否则你就会撞上查夜的，那时少不了又是一番盘问。理想与现实，就是这样常常交融在一起。
87年所经历的事也挺多。我先是和同年级的刘勇组织起了师大朗诵艺术团，后是勤奋地参加文学社、诗社乃至自己编演话剧的活动，朗诵艺术团的成立属于“先斩后奏”，我们没有向社团协会申请注册，而是直接招兵买马，向全校宣布成立，一直到后来学校团委和社团协会的人来找我，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而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成立社团事先还要经过那么多琐碎、复杂的手续。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社团协会一直不为我们的活动提供方便。当时朗诵艺术团的成员，我们年级的韩智林帮了我大忙，他和校团委的一个小伙子是老乡，老乡之间，一些事办起来方便些。油印的诗集
即便如此，在经费可怜的情况下我们仍办成了几件事：搞了一次全校朗诵比赛，与太阳风诗社、当时的演讲学社联合搞了几次活动，我们甚至还搞了几次讲座，有一回请来了朗诵家、演员曹灿来为大家讲课示范。曹灿为人很热情，没有什么架子，在送他回家的路上，我们得知他不久将在一部电视剧中出演邓小平。他抱怨准备得太仓促了。那天晚上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刘勇、桑克。桑克那阵儿担任过一段太阳风诗社社长，我们经常两个社团联合搞活动。朗诵团和诗社的主力往往是同一批人。不过在张贴海报时，我们常为哪个社团的名字排在前面而争执不休。
朗诵艺术团后来散了。主要原因是社团协会卡我们。看样子他们对我仍怀恨在心，根本拒绝向我们提供组织活动的经费。我们没办法组织大规模的比赛，买不起奖品。不仅仅是奖品，任何一种东西都买不起。我们没钱。
我不干了。桑克也因为一个偶发事件离开了诗社，交位与黄祖民。祖民的活动能力很强，诗社在他的手里保持了一段兴旺气象。黄祖民之后，诗社便渐渐散了。桑克后来还担任过一段北师大社团协会的负责人，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那时最先提出“建设校园文化”这个口号的人。后来这个口号才传到其他学校，传到反映校园生活的报刊报道中，谁提这个说法的，人们反倒“不甚了了”啦。
这令我想起了两年前北师大社团协会的负责人夏天阳。夏是中文系83级的，很有魄力，他发起在北师大搞了当时全国高校最为活跃的社团系列活动，名之为“师大潮”。中国青年报当时对他曾进行过专访；“师大潮”的模式后来延续了下来，并被其他院校所采纳，更名“艺术节”。说来可惜，夏天阳在几年后竟因为在食堂打了一个无理取闹的女生耳光而受到学校的处分，这是他自己也未曾料到的事。那时，新来的学生中已没有几个人了解他以前在师大所做出的成绩了。
总之，朗诵团是散了。我也是很少去参加别的社团什么活动，除了一次。北师大搞话剧汇演，我们宿舍——西西楼305一个屋就搞了一台戏。剧情是自己编的，套用当时一个流行剧目《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的框架，来针砭大学生中的不良习性。剧中地名就是师大的各部名称，主人公的名字就借用我们身边这些人的，音响是靠敲茶缸子、吹薄纸片等原始手段自己合成的。演员只有三个：我，侯马，伊沙。演出前我们曾排过几次戏，我一直提不起神来，弄得大家对我一致谴责，说我会毁了这台戏。参演那天，我去物理系请了一位当初在剧社时的熟人罗秋欣，请他帮助控制灯光变幻。那天小罗很认真，他完全领悟了我的意图，我们在台上简直左右逢源，灯光的切换恰逢其时。
台词是现抓的，侧重即兴发挥，好在我们三人天天在一起，彼此已十分默契。也许还因为荒诞的剧情涉及同学们身边的琐事，因此自始至终作为剧场的科文厅中一直笑声、掌声不断，我在台上也越说越顺，我知道，这出戏成了。事后，我们获得了学校的奖励。
在这期间，我们还客串了钟品编导的一个剧《三原色》。侯马演一位大学生，伊沙演一位老作家，桑克饰一位正直的文学青年，我则扮演另一个文学青年，略带点市侩气。事后大家对我的表演作了认可。我也不知为什么自己竟能把这样的角色演得得心应手，是不是生活中我见到的这种人太多了？但愿不是。
其实，这时我已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读书与写作上。那时候校园里文艺空气很浓，作家们纷纷来大学讲演，介绍自己的文学与人生之路，经过了近两年的学习与锻炼，我的文学口味也得到了很好的培养。我已经熟悉了卡夫卡、加缪、芥川龙之介、奥尼尔、艾略特、庞德等人的作品，对里尔克、马尔克斯、桑德堡、金斯堡、维尔哈伦、莫里亚克、朱利安·格林、让·季奥诺这些人也略知—二，我可以大着胆子练练笔了。那时伊沙和桑克都在勤奋地写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我的热情。我们经常写一些同题诗，练反映，练构思。我写了几十首很粗糙的小诗，两首艾略特加维尔哈伦风格的长诗，我还完成了自己第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楼顶饰物》。小说的构思受到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暗店街》的启发，讲述一个失去记忆的人试图找寻他童年住过的老屋，以便唤起对往昔的回忆，这个迷惘的主人公我取名叫他“林丘”。林丘要找的老屋有一个显眼的标志——西洋式楼房的尖顶上有一个闪闪发亮的铜球，林丘后来终于找到了它，那时老屋已属于危楼，林丘冒险故地重游，终于找回了记忆。正当他满怀感触走出楼口时，发生了悲剧，铜球掉到了他的头上。我在小说里作了结构安插上的尝试：用一三五自然段描写事情的全过程；二四六自然段描写主人公死前的瞬间感受。两者交叉并行，宛如拼贴画。偶数段的内容恰似电影里的慢镜头和特写，起时间上的延缓和视觉上的放大作用。这篇小说写完后我很得意，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种很新的叙事技巧。直到快半年过去了，我才知道秘鲁作家略萨早在二十年前就用过这种写法。再早，还有美国30年代的多斯·帕索斯。
看来，还是要潜心修炼。六
秋天临近，我们中文85级的学生都搬到了另一座楼里。西南楼宿舍整个儿三楼住的全是中文系的男生，这以前85级的男生一直孤悬在外，住在有体育系、数学系、物理系学生杂居的西西楼。
原来的许多宿舍被打乱了，重新组合，我与侯马、黄刚两人分到了一起，搬进一间套间宿舍。宿舍分里外大小两间，外面大间住着86级的学生，我们搬进了小间。没过一个礼拜，86级的学生搬了出去，外面空出来，听说将要有一屋84级的学生搬过来。我们感到事情有些令人头疼，因为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许多84级的学生是令人难以相处的，他们性格奇怪，过于内向。
是时，伊沙搬到了西南楼339宿舍，与我们这批二班的同学分别，回到了三班的环境中。我们有时便去看他。有趣的是原来桑克他们宿舍的杨树军也竟搬出来，去了339。郭名倞那时仍住在家里，他的家就在校园内，故而没有住宿舍，只是三天两头往西南楼跑。
84级的学生迟迟未见。我们西南楼312宿舍的外间空了几乎一个礼拜。我便猜测：也许事情没那么糟。
终于，一天晚饭后，从宿舍外踱进一个人来。
我一看，认识。是84级的朱枫。他见到我以后，轻轻“哦”了一声：“原来是你们住这儿。”那时我正在扫地，黄刚上自习去了，侯马外出打水没回来，我一个人有些奇怪，朱枫来这里干什么？
当时，朱枫在中文系学生中已属于隐士型人物。他不属于任何社团，也很少参加什么校园活动。但名气颇大，我们这些85级的人都知道中文系有个才子，是84级的上海人朱枫。早在84年前后，他就获过一次全国影评奖。后来还与别人油印了一本诗歌合集《十三次列车》。
我好像是在86年初次见到他。那是在教七楼，文学社举行的一次新老社员的座谈会上。一些高年级学生正高谈阔论，对萨特大放厥辞，我觉得挺没意思，便在一个靠窗的地方站着想事。这时朱枫走过来。我们攀谈起来，聊起中文系的那些共同知道的老师们。他说他是上海人，我很高兴，因为我母亲的原籍也是上海，我也曾对人冒充过半个上海人，虽然我自小一直生长在天津这个地方。
当时并没有聊太久。因为那时似乎我们都对眼前的这次座谈会没什么兴趣，而且我们谈话产生了分歧：他对一个我所最不以为然的写作教师赞不绝口。后来我们便各自走开了。
这以后有些日子，我经常看见他在宿舍楼前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打球。我们彼此装作不认识。所以，现在我有点闹不清他是干什么来的。
不久，问题有了答案。原来要搬过来的就是他们宿舍。
这样，我们又认识了新的伙伴：围棋迷杨燕生，喜欢大声争论，驳斥对方观点，同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格里申”，这是莫斯科原先市长的名字。吉他高手宋小贤，绰号“蚯蚓”，此人喜欢音乐和绘画，后来我们戏称之为“纵情声色”。内蒙人王晓冬和严存林，王晓冬人称“老王”，有时一叫，捎上一个数量词“八”；严存林比较严肃，有时经常用内蒙方言在外屋申斥比他还大两岁的王晓冬，我开玩笑称老严为“阎王”。易召敏外号“易老七”，也叫“易锤子”，据说他刚进校时常爱用四川话骂人，用“锤子”的频率较多；“锤子”，是四川方言中男性生殖器的意思。张升是个用功的学生，老王给他起了个昵称：“阿抖”，也叫“老抖”，老抖的足球踢得不错。朱枫好容易才把他的家当搬进“新居”，其中有七八个大纸箱里装着书，比我的多出一倍来。
这时间，我们开了美学课。教师是黄药眠的博士研究生王一川。王一川那时已获得了博士学位，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美学家。他的课注重于对事物终极意义和本真状态的冥思，充满了灵性。他给我们介绍尼采、叔本华、萨特、马斯洛、拉康等人的学说，指导大家熟悉海德格尔、狄尔泰和克尔凯戈尔，又一处思想的大殿向我们敞开了大门。这些思想家不像我们过去所知道的黑格尔、康德、泰纳那些冷冰冰的名字，他们也都是一些孤独的人，令人感到可亲和易于沟通，他们的思想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我因之对美学和哲学的好感油然而生。
王一川讲课的风格很奇特，他像一个诗人那样在课堂上拨弄着一个个词语来形容现代人的生活，极为妥帖恰当。有时他经常在课上提几个问题，要求大家思考几分钟后马上回答他，这一做法很受学生的欢迎。
王讲课时的语速比较慢，仿佛是在散步时自言自语。也许他是为了照顾那些喜欢记笔记的学生，也许他是为了多一点时间以便选择恰当的词语来表述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总之他说得比较慢。这一点与他的师弟——刘晓波不同。刘有些结巴，但他讲课时是雄辩式的，有种要压倒一切的架势，有些像春秋战国时的策士。刘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我曾听到刘举办的一次讲座，那是关于当代文学危机的一次讲演。刘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危机四伏，作家们竭力在作品中勾勒自己的美好形象，而丝毫没有想过文学家的真诚和严肃。他尖刻地点名抨击某些作家，指出他们作品和人品上不足的地方。由于他的指责切中要害，教室里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在我的印象中，刘是个政论家，而王则是个艺术家。当时，除他们两人外，受欢迎的中文系教师还有王富仁、任洪渊、蓝棣之等。此外我还记得担任我们民间文学课程的潜明兹老太太，她是大学中极为少见的拥有真才实学的有成就的严肃学者，可惜她的声音带有浓重的外地特点，而且偏低，所以选她课的同学似乎不那么热烈，尽管那是一门必修课。
李清安是个翻译家，他担任过一段我们外国文学课的授课。他讲课出发点较灵活，譬如讲到拜伦勋爵，就重点讲诗人跛足；讲罗曼·罗兰，则给大家分析小说中首尾呼应的句子，并以此阐发出“长河小说”这一概念的确切含意。听高年级的学生说他译起作品来很快，最快时竟一天一万字。此人教态不佳，站在讲桌后经常满头大汗，声音时高时低，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有—次我问他是否参与了《追忆流水年华》的翻译，他皱着眉头反问：“是那10个人合译的那套吗？这10个人谁跟谁也不熟，风格能一致吗？那么一部大名著……”后来，听说他出国去了巴黎。
除了读作品外，我那时开始阅读一些理论书籍，并做一些札记。比如加缪、马丁·布伯、维特根斯坦写的小册子，或是一些著作节选，像伯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海德格尔的《林中路》等。我开始想关于艺术家在这个时代的使命，追问诗歌、小说与哲学的本质以及它们间存在的差异，我常常拿了一本书坐到数学楼前的草坪上忘情地读着。秋风把身旁的低草和地上的枯叶吹得沙沙作响。秋天，那是个动人的季节！尤其是北京的秋天，云彩很少，天那么蓝；少女们衣着鲜艳，出奇的美……
我仍在写我那些幼稚的诗、小说和散文。落叶一天天变少了。后来我读到于坚的一首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这空掉的城／我怀念着谁？”
是啊，我当时在怀念谁？现在，又在怀念什么？七
日子过得飞快，88年像以往那几个年头一样，匆匆地走来了。不久，它就要匆匆离去。我的生活也仍旧像以前一样，生活在朋友们中间，生活在阅读与写作中间。
这一年还是有几件大事要记的。比如夏天我们出去搞社会调查，到了陕西和山西；秋天我们开始教学实习，我被派到北京七中度过了一个月的教师生活；我们班在校园内集体劳动，与北师大的几个小痞子发生冲突，侯马为了保护我而被对方用刀砍伤，我们为此请校方主持公理，却终因对方父母是学校教师而不了了之；桑克与我出门，回来的路上，忘记买车票，售票员与我们争执起来，自己把手割破，却罚了我们一笔……
除此还有些什么呢？有的。有我从这些事中对现实的领悟；对未来前途与生活的忧虑；在向成年的迈进中对往昔和童年的留恋。我不想再长篇累牍地去叙述那些具体的事了，我要在以后的篇章里多谈谈生活赐予我心灵的那些东西。
我写过一首名为《房子》的诗，它是这样的：
快去 找那所房子
阴天 我们坐在里面
就会看见哈气
忧伤地蒙上玻璃
天变得迷惘
如同傍晚
泪水糊住双眼时的景象
……
我们只想找这样一所房子
它通身披着透明的往昔
讲着温馨的话和关于我们的回忆
我们找它
用泪水贴无数的启示
最后 只找到
我们的心
我那时对房子这东西有一种切身的渴望，因为我家就没有房子，一直是借住我姨的。找房子，这个想法自始至终一直潜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天忽然就以此为契机，构思出了这首诗。我当时的文字功夫还极差，许多感受还表达不好。有时我把诗送到朱枫那儿请教，他便耐心地教我怎样去删掉多余的字词。
音乐给了我许多灵感。我喜爱肖邦、莫扎特。但我却是个不合格的乐迷——我从来分不清那些曲子所叫的名字，我只是在听音乐时感觉到大师们当年的心跳。我还记得那年暑假的一天，窗外天阴沉沉的一直在下雨，我是怎样在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忧郁的旋律中一连写出了4首诗，我头一次写这么多。当然，曲名是我后来才记住的，我在天津的朋友卢森是个乐迷，我经常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陌生的作曲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这使我受益匪浅。我发现作曲家某种程度上和诗人是一样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画家也是如此。
我常跑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去翻看那些带插图的外国美术史。在那里，德拉克洛瓦和列宾向人们展示着想象和现实的反差，从他们的作品里我看到了激情，这一点从日后毕加索、达利和夏加尔的名作中都同样反映出来。
使我惊讶的是米勒，他的《拾穗》中流露着一股不易为人所察觉的悲伤，它和明亮与欢愉交织在一起。我很早就从书上见到过这幅画，现在才刚刚对它有了一点理解。勃鲁盖尔则显得罕见的深邃，他用高度写实的笔调描绘着故乡的农村，把《圣经》上的题材赋予现实的喻义。在他笔下，一缕阳光，一件猩红坎肩，一次舞会，一丝微笑都表现得那么自然，那么恰如其分；同时，这些东西又在警告我们，要提防有时带着恶意而来的命运，提防突发的灾难。通俗与深刻巧妙地结合在一处，文学不应该是这样吗？
一直到毕业以后，一直到我写作这篇随笔的今天，我总是隔段时间便找来印有勃鲁盖尔作品的书籍或图片来揣摩一揣摩他的《冬猎》《盲人引路》《农民婚礼》《赴骷髅地的行列》《懒汉乐园》《在伯利桓大杀婴儿》等。那里面有对人类愚昧的嘲讽，对暴政的愤怒和对永恒法则的恐惧。我甚至写了一些诗来表现我对它们的感想，诗题就用原画的名字。这是不久前我完成的《伊卡洛斯的坠落》：
伊卡洛斯坠落在我们面前
当诗人赞叹起艺术和时代
农民在耕作，伊卡洛斯
焚烧在海边
是希腊，是尼德兰
青铜在时辰中消失
夏天与橙子，雨中滚动
我低头注视天津
瞳孔为尘沙打湿
少年的双翅折毁风中
我们捡到了
半枚用过的启示
打开呵，逝去
露珠里记忆沉睡
打开！手指们遥遥地指向天际
伊卡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少年，他不顾父亲的警告，凭一对黏合的翅膀展翅蓝天，最后人工翅膀被烈日溶化，坠海身亡。勃鲁盖尔在画面上注重表现的不是这一事件的过程，而是悲剧发生时世界其他角落的宁静：田野里农夫缓慢地驱赶着耕牛，天空湛蓝，远处模模糊糊有个阴影般的小人朝着大海坠落。英国诗人奥顿也曾以这幅画为题材写过一首名为《博物馆》的名诗。
还有另外一个画家令我印象深刻，伊的名字叫：戈雅。
读书仍然是一件令我陶醉的事情。年初我买到北岛翻译的一本《北欧现代诗选》，寒冷地带的人们那种特有的思维方式给我以很大的触动。有一位芬兰女诗人伊娃-利萨·受纳写过这样的诗句：“我以为看见一封信投在门廊／可那只是一片月光／我从地板上拾起来多轻呵，这月光的便笺／而一切下垂，像铁一样弯曲，在那边。”这首诗令人想起李白的那首“床前明月光”来，所不同的是李白流露出的是思乡情绪，而伊娃则写出来现代人类的孤寂。
瑞典大作家拉格奎斯特写过一首《谁在我童年时代从窗户旁走过》，我也很喜欢它。
谁在我童年时代从窗户旁走过，
往玻璃窗上呵着气，
在我的童年，在那深深的
没有星光的夜晚，是谁走过。
他用手指在窗户上作了一个记号，
在湿淋淋的玻璃上，
用他柔软的手指，
沉思着往前走。
留下我单独一人，
永远。
我怎么能猜出这记号，
那潮湿的呵气中的记号。
它停得那样短暂，短得不足以猜出，
永远，永远猜不出的记号。
早晨起来窗框是清爽的，
我看到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一切都是那样陌生，
在窗后，我的灵魂充满孤独和恐惧。
是谁走过了，
经过我童年深深的夜晚，
留下我单独一个人，
永远。
88年，我还买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并读完了他的《日瓦戈医生》。
我弄到了赛弗尔特的诗集。
我读了塞弗里斯和埃利蒂斯的合集。
我喜欢法国诗人普雷维尔和雅姆。漓江出版社推出的《国际诗坛》又使我了解许多一个世纪来的各国诗人。
我接触了迪伦马特和黑塞的作品。
我发现了最重要的一点：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是深刻的，同时也是简洁和明晰的。
夏秋之际，我同伊沙、桑克各自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诗作，每人给自己出了一本油印的诗集。我给自己的诗集取名为《二十八首诗及序跋》。那里的诗现在看起来，还带有不少模仿的痕迹。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我写了不少诗，还有一两个短篇。参加了一次高校诗歌大赛，得了个奖，奖品是徐敬亚编的《现代主义诗群大观》。里面收录了自朦胧诗以来全国各地前卫诗人的作品，我们称它为“红皮书”，因为封面是大红的。
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了一批较为成熟和成功的诗作，我的《当代人》《换种说法》《怀念帕尔梅》《回家的路》《雅克》《生活中的上帝》《老音乐》等就完成于88年的下半年。我还改写了一些古诗，给它们起了一个总标题：古歌。
现在让我想想，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我那年读了昆德拉，我那年……八
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来到了。那以前，寒假，我、桑克、伊沙去了一趟东北。我们从积雪的松花江面上慢慢走过。
我有些留恋起校园的生活来。毕业在即，我会被命运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同学都开始走亲访友，拜访老师，活动工作，而我却觉得无从着手。家里人帮不了我，我又不愿意为这种事浪费过多的心力。当然我还是回家奔走了一番，跑了几十个单位，结果是同样的：不进人。
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看情形再说了，还是抓紧时间读书吧。
学校的教室、草坪和树木在我眼中显得更可爱了。我天天穿过它们，走进图书馆……
与此同时，我又完成了几首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好妈妈，老妈妈》《诗》《臆想》《下着雨》……
那年我们还曾和各地写诗的高校学生计划召开一次笔会，但是因没有得到有关部门批准而流产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竟经历过那么多的事，不禁有些感慨。那年发生的事似乎出奇的多，出奇的热闹。可是你仔细一想，却又有一种无法说出来的感觉。春天的时候，我听说毕业于北大的青年诗人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身亡了。查海生是安徽人，笔名海子，他的诗在身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那一年是喧嚣的。至于我个人，也许是因为前途未卜的缘故，几乎从年初就沉浸在一种抑郁的心情里，这心情一直延伸到毕业后……
那一年……
7月的时候，我终于毕业了，当时我出于对天津的恼火，只想去外地。广东三水县这时来要人，我和同年级的杨树军便一同报名去了那儿，杨当时已写了一部中篇，即将发表于某杂志，他忽然成了一个新闻人物。
家里对我的决定极为担心。母亲和外公赶到学校来试图劝阻我，可是没成。我当时只想赶快工作，分到房子，能让我和母亲结束无房寄居的生活。母亲他们很难过，回天津之前，给我留了100块钱。我知道，那是妈妈好不容易才攒下的。
我就是这样踏上前往广东三水的路程。学校发给我的83块钱派遣费，结果都用在了托运行李一件事上，那时我才感到书是世上最沉的东西之一。侯马留在北京，小郭在民政部找到了工作。伊沙回他的西安，还带回去了女诗人老G，准备建设家园。桑克去了长春，朱枫又回到上海……似乎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分别前几天，我们打着赤膊围坐楼道里开怀畅饮——那儿比较凉快。九
的确，该结束了。岁月现在给我们青春的前半段打上了一个分号，而后面的内容，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对于我这篇记述大学生活的随笔来说，似乎也到了收笔的时候。坦率地说，我并没有把在大学里经历的所有事情都诉诸笔端，那样不可能办到，至少是现在如此。有许多事是涉及到他人的，如果把它们写出来，那这篇随笔就突破了给它限定的自述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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