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连科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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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文化记忆物质文化遗产3试读：
引言
辽、金、元分别是契丹、女真、蒙古建立的三个王朝。辽、金兴起于东北，辽朝南部的疆域达到华北北部，先后与五代十国政权及北宋、西夏并立；金朝南疆扩大到淮河流域，与南宋对峙。因此，人们往往把辽、金时期称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蒙古兴起于蒙古高原，建国后迅速向南、向西扩张，相继灭西夏、金、南宋，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元朝大帝国。
在辽宁历史发展长河中，辽、金、元是一个新时期。辽代最先统一了辽宁地区，金代巩固、强化了对这里的统治，元代辽宁只是辽阳行省的一部分。契丹、女真、蒙古各领风骚数百年，无论哪个民族占统治地位，辽宁都在一个统一政权之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往活跃于辽宁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由于互相融合而逐渐消失。到了元代，契丹、渤海等族也逐渐融合在女真、蒙古和汉族之中。
辽朝辽宁的经济、文化迅猛发展，远迈前代。璀璨的辽代文明体现于城市、建筑、陶瓷、纺织、金银器、玉器、绘画、雕塑等方面，遗存于世的各类文物呈现出强烈的契丹民族特色和汉、突厥文化的巨大影响。辽代考古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城址、墓葬、寺庙和塔刹等。建平八家子古城、昌图四面城分别是辽代建置的惠州和安州，其结构完整，保存较好，是研究辽代城市的重要标本，现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的辽代墓葬在千座以上，重要的有法库叶茂台辽墓、阜新关山辽墓、北镇龙岗辽墓等，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反映出辽代经济、文化水平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辽代佛教盛行，塔、寺林立。义县奉国寺大雄殿保留唐代建筑遗风，气魄宏伟，严整开朗，是我国现存最大的辽代木结构单体建筑。辽代佛塔多分布于州城附近，至今巍然矗立于地上的尚有39处。这些宝贵文物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收获，也为辽代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遭逢辽末金初的战争破坏，辽宁的经济、文化呈现衰退趋势。金代中叶政局平稳之后，整体又有了长足发展。金代辽宁东南部属东京路，西部属北京路，北部属咸平路。金代城址多利用辽代故城，建置沿革多承袭辽制，也实行五京制，地方行政区划分为路（府）、州、县三级。辽宁地区金代的重要遗存有新民前当铺、鞍山陶官屯、绥中城后村、朝阳马令墓、铁岭冯开父母墓、凌源天盛号石拱桥等。
从金朝迁都中都（今北京），尤其是金、元更迭后，辽宁经济、文化又陷入一个长期低谷阶段。元朝在今辽宁省境内设有辽阳行省，管理包括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元代辽宁地区分属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的辽阳路、沈阳路、广宁路及咸平府。元代修建的医巫闾山北镇庙，成为明、清两代帝王继承大统、祈祷消灾的拜祭场所，庙内至今遗留元、明、清三代皇帝遣官祭祀的石碑。旅顺博物馆藏元代张成碑，记录着我国东北边陲元代的行政设置——水达达路。
辽、金、元时期是辽宁统一政权建立和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来自草原、山林的游牧和渔猎文化，与移民北上的农耕文化在辽宁交汇融合，各民族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辽宁地域文化。辽金元时期的辽宁，上承汉魏隋唐，下延明清，在我国物质文化发展史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辽宁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疆域地图第七编腹心重地——辽代的辽宁
辽朝是以契丹族为主体，联合汉、渤海、奚及其他民族于公元10世纪初在中国北方建立的政权。辽朝先后与五代中原各政权及北宋南北对峙，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局面。辽国极盛时期，疆域南据燕云，北至外兴安岭，东临日本海，西近阿尔泰山。从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国家，到公元1125年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辽代灭亡，存国209年。辽朝覆亡前夕，耶律大石于公元1124年建立了西辽政权，存国90多年，公元1218年为元朝所灭。
辽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在我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封建政权。辽朝立国时间长，疆域辽阔，政治机构完备，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政权成熟度和历史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以前的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辽朝统治者创造性地实行“因俗而制”的统治政策，首创北、南面官制，成为后起的北方诸民族建立统一王朝的政治榜样，在我国政治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辽朝继承和发展北方草原牧业文化，同时积极学习、吸收高度发展的中原农耕文化，极大促进了北方草原尤其是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在世界历史舞台，辽代也有重大影响。通过丝绸之路，辽代与西域、西亚、东欧地区保持密切往来，这些地区一度将“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把从中国传过去的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直到今日，俄语和拉丁语还把中国称为“契丹”。
辽宁地区是辽代的核心统治区域之一，在辽朝占有重要的地位。辽北地区自古就是契丹族的游牧之地，契丹统治者把这里视为故土，许多契丹高级贵族都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契丹建国之后，这里被划为辽代后族和皇族的领地，外戚与宗室的私城大多建置于此。辽北地区可称为辽王朝的腹心之地。辽西大、小凌河流域是与契丹族“异种同类”的奚族故地，这里宜农宜牧，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奚族的文化、习俗与契丹族相近，奚王族在辽朝受到优待，契丹统治者把这里也视为自己的统治中心。辽东主要是汉人和渤海人聚集区，州县密布，经济文化发达，为辽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里也是辽朝防范高丽和女真的前沿阵地，契丹统治者视之为国家的“左臂”。辽北、辽西和辽东虽然在辽代扮演了不同角色，但是它们都是辽王朝重要的统治地区。
正因为如此，辽宁大地留下了丰富的辽代文物，包括大量的墓葬，数以百计的古城址和遍布各地的佛塔、寺院，以及琳琅满目的金银器、玉石器、陶瓷器、纺织品等。正是通过这些璀璨夺目的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人们才得以清晰、直观地感受辽沈大地辽文化的锦绣辉煌和独特魅力！第一章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
辽国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辽太祖、太宗两朝不断向外扩张，先后征服了周边的突厥、吐谷浑、奚、室韦、乌古、敌烈、阻卜、女真、渤海等族。又趁中原割据政权混战之际，南下幽蓟，从后晋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由于辽国诸地区自然环境各不相同，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形态各异，文化传统也差异较大，辽太宗制定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统治原则，也就是《辽史·百官志》所谓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是有辽一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体现了契丹统治者的卓识和胆略，并对后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俗而治”表现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就是官分南北。辽国中央政府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在地方行政体制上，实行州县制与部落制并行的政策，契丹、奚、室韦、乌古、敌烈、阻卜等游牧民族以部落治理，汉人和渤海人则统以州县。
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国家，还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这也是辽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全国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而是在一年四季不断流动的皇帝行帐，这就是辽代特有的四时捺钵制。所谓五京只是用来统辖地方州县，而不具有城国政权首都的性质，与传统的汉族政权有很大的区别。第一节契丹建国与略取辽沈
一、契丹政权的建立
契丹族见于我国史料记载最早为东晋义熙元年（405），此后经过古八部时期、大贺氏联盟、遥辇氏联盟至耶律阿保机建国，其间经过了五百多年漫长的发展历程。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契丹国志》记载了一个神话传说：“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这说明契丹族发迹于潢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的两河流域，“八子”喻指契丹族早期的八个部落。
契丹实为东胡语族鲜卑人的后裔。东部鲜卑分为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鼎立于辽河流域。公元4世纪初，慕容部强大起来，攻灭段部。东晋建元二年（344），慕容部又击败宇文部，宇文部单于走死漠北，残部分化为契丹和库莫奚。
至北魏时期，契丹发展为八个部落，史称古八部时期。这时契丹古八部尚未形成统一的联盟，向北魏朝贡时分别以各部为单位。因受到高句丽和蠕蠕的威胁，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契丹要求内附，南迁至营州境内的白狼河（今大凌河）以东，并参与边市贸易。
唐代前期，契丹处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初，契丹八部形成了以大贺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大贺氏联盟长窟哥请求内附，唐在契丹故地置松漠都督府，部落置州，与契丹正式确立了羁縻关系。大贺氏联盟臣服于唐中央政权，但是叛服无常。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发动叛乱，起兵攻陷营州，并南下幽州和冀州。第二年叛乱才被平息，叛军余部投奔了突厥。经过这次打击，契丹部落凋散。唐开元十八年（730），契丹部落军事首长可突于杀部落联盟长李邵固，另立遥辇氏屈列为首领，结束了大贺氏联盟时期。
唐代后期，契丹为遥辇氏联盟时期。遥辇氏部落联盟仍为八部，遥辇氏任联盟长共九世，其后裔在辽代被称为“遥辇九帐”。遥辇氏期间，迭剌部逐渐壮大，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掌握了联盟的军事大权，这个人就是耶律阿保机的七世祖雅里。从雅里开始，阿保机的先祖世代掌握遥辇氏联盟的军政大权，“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
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掌握了军事大权。唐天祐四年（907），“八部之人以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成为新的部落联盟首领，称可汗。公元916年，阿保机在潢水之畔的龙化州建立了国家政权，他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国号契丹。
二、占据辽沈
契丹族在建国之前就已经长期生活在白狼水（今大凌河）以东之地，即今辽宁北票、阜新、彰武及其以北地区。其南部大凌河上游的朝阳、喀左、凌源一带是与其“异种同类”的奚族势力范围。阿保机担任可汗期间，扩张领土，四出征讨，奚族各部成为其首要征服目标。
公元903年，阿保机征讨奚族，把原来所俘的七千户奚人“徙饶乐之清河”之地，创奚迭剌部，分十三县。公元906年，阿保机击幽州刘仁恭，还军时，再次袭击山北之奚。公元911年，阿保机“亲征西部奚。奚阻险，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霫之地。东际海，南暨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潢水”。阿保机彻底征服奚族之后，奚人所据的辽西大凌河流域就正式纳入了契丹的版图。
契丹占领辽东，也应在建国之前。唐安史之乱以后至唐代晚期，辽东之地处于政治上的空白期，此局面大约持续了150年。这种局势形成的原因，按金毓黻先生的说法就是：唐人有之而不能守之，渤海欲略取之而不敢，新罗虽渐统一朝鲜半岛亦不敢取鸭绿江以西而结怨于唐，所谓“辽东之地，殆同瓯脱”。安史之乱以后，唐中央政府失去了对辽宁地区的控制能力，唐朝在辽宁的唯一据点营州（今朝阳）也被奚人所据。唐代晚期，日益兴起的契丹族抓住有利时机，逐渐控制了辽东地区。也有学者认为，契丹人是经过激烈战争，从渤海政权手中夺得辽东之地。但是毋庸置疑，契丹在建国之前已占领了辽东地区。《辽史·太祖纪上》载，太祖二年（908）十月，“筑长城于镇东海口”；太祖三年（909）春正月，“幸辽东”；太祖九年（915）冬十月，“钩鱼于鸭绿江”。从辽太祖筑长城于镇东海口，到巡幸辽东、钩鱼鸭绿江，都说明契丹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占领了辽东南部之地。
契丹建国以后，修辽阳故城，灭渤海，建东丹，辽太宗时又南迁东丹国，实以汉户、渤海户，改辽阳为东平郡，一步步加强了对辽东的控制与开发。第二节地方行政建置
契丹人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建国之前无城郭宫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依唐州县置城”，仿汉制建都上京，开始建造城市。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和农耕人口的剧增，辽朝统治者在北方草原和东北，重修和新建了许多城市。尤其是辽宁地区，由于农业人口大量迁入，辽代肇始新建的城市格外多。这些辽代古城，许多成为现代辽宁城市的直接源头，如锦州即辽锦州、铁岭即辽银州、开原即辽咸州、北镇即辽显州、喀左即辽利州、盖州即辽辰州、熊岳即辽卢州、海城即辽海州、复州即辽复州、金州即辽苏州、凤城即辽开州。辽宁省境内的很多乡镇也是由辽代始建的古城发展而来，如昌图县八面城镇就是辽代韩州。辽代的城镇遍布辽宁各地，因此可以说正是辽代奠定了今天辽宁省城镇体系的基本格局。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辽宁境内发现了130多座辽代城址，较大的城址周长3~4公里，较小的城址周长1公里左右。经过研究，很多都可以和史料记载的辽代府、州、县城对应。这些古城按照辽时它们的属性，分为中央所辖的京府州县城、斡鲁朵所辖的州县城和头下军州三类。不同属性的城市，契丹统治者对它的管理方法有所不同，但就城市结构来说，基本没有区别。辽代东京道疆域图
一、京府州县
辽代地方行政建置分为三级，即道、府州和县。全国分为五道，五京各领一道，设京府，下统州县。五道共辖156个州、209个县、52部族、60属国，构成以五京为中心的地方州县行政体系。
辽宁地区分属辽代东京、中京和上京三道，以东京道、中京道为主，上京道只占辽北一角。东京道和中京道在辽宁境内大致以医巫闾山一线为界，即辽东属东京道，辽西（除辽北局部以外）属中京道。整个东京道的辖境很大，包括黑龙江、吉林至俄罗斯外兴安岭以南的广大地区，辽东仅占其南部一隅。辽宁西部地区属中京道的东境。▲昌图县四面城全景
辽宁境内的辽代古城大多属中央政府管辖的京、府、州、县城。辽代辽东地区最大的城市东京辽阳府和辽宁西部最大的城市兴中府等均属国家管辖，遗憾的是这些辽代大都城大部分被今天的城市所覆盖或破坏，难睹真容，反而一些较小的州、县城却保存较好。目前辽宁境内发现的辽代古城址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只通过实地调查掌握了城墙、城门、护城河、马面、城内建筑基址、地面采集遗物等基本资料。辽代归中央政府管辖的州县城，现举两例予以说明。▲四面城出土残碑拓片
四面城古城，为东京道安州。城址位于昌图县四面城镇四面城村，在昌图县城西北约23公里。地处辽北丘陵地带，城址在辽河东侧支流二道河子南岸，是典型的草原荒甸地貌，周围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城墙东北角下有红山河东西向流过，城内现辟为杨树林地。2009年7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城东墙北段进行考古发掘，探明城墙东北角的夯筑方式，出土了铁甲片、铁镞、铁车、灰陶甑底等文物。
城址平面呈菱形，南北朝向。城墙夯筑，墙体大部保存完好，仅东北角因红山河水冲刷受到一定损坏，存高最高达8米，墙基宽17~20米。各面城墙长度不一，东墙长447米，南墙长307.5米，西墙长504米，北墙长342米。有南北两座城门，南门存宽10、垛高2.2米，为瓮城结构。瓮城是为了加强防守，在城门外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瓮城两侧与城墙连在一起建立，设有箭楼、门闸、雉堞等防御设施。北门保存较好，门宽约15米、垛高约8米，瓮城旁边的马面、复墙及垛头均能辨识。
城内地势西高东低，呈漫坡状，地面辽金时期遗物俯拾皆是。城内中部现存石雕赑屃一件，为白色石英石质，首部残缺，背部有嵌碑的四方槽。其他遗物有白瓷片、辽三彩片、灰陶壶、缸、鸡腿坛、兽面瓦当、卷云纹瓦当、青砖、布纹瓦、北宋铜钱、六耳铁锅、石臼等。近年城内出土一块刻“安州”等字的残碑。▲建平县八家子城址全景
四面城为辽代始建，称安州，辖归仁县，为倚郭县。四面城是目前辽宁省保存最完好的辽金古城址之一。形制完整，城墙基本完好，城内地下文物丰富，且原始地貌无任何扰动，弥足珍贵。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家子城址，为中京道惠州。城址位于建平县建平镇八家村，地处辽西山地丘陵。城址东临蹦河，北为一条季节小河，周围山环水绕。城址平面近方形，城墙为夯筑，东北角被蹦河冲毁，其余保存尚好。南墙长638米、西墙长592米、北墙存长150米、东墙存长390米。城墙存高2~4米，底部坍宽12米。城址的四角筑有角台，现保存3个，以西南角台保存最好，高6、底径18米。城墙外每间隔70~100米筑一马面，马面呈半圆形，凸出于城墙外。马面又称敌台，它的使用是为了消除城墙下的死角，以利防守者从侧面攻击来袭敌人。城址东、南、西三面城门外筑有瓮城，东西两城门相对，门阔30、进深20米。城外8米有护城河，宽20米，存深1~1.5米。
城内许多建筑基址犹存。城中部有一处较高的大土丘，周围分布有七八个大小不等的土丘，应是古建筑址的遗迹。城内东南角筑一内城，方形，边长85米，四角亦筑角台，西墙中间辟一门。内城外亦有护城河与大护城河相通。
城北约500米的山坡上有一座小城址。平面近方形，东西长235、南北宽约200米，城墙存高2、底宽8米。四角筑角台，城墙外每间隔40~60米筑一马面，南墙中间辟有一门，宽20、进深14米。城内偏北部有一较高的建筑遗址。小城址北约2.5公里即塔子山，是这一带较高山峰，山上有一座砖塔的塔基，它们与大城址处于同一中轴线上，应与大城有密切关系。
城址内发现遗物丰富。建筑基址附近，散布有布纹瓦、兽面瓦当、滴水、沟纹砖等。地表瓷片密集，主要有定窑白瓷片，胎白质精，釉色晶莹，上有印花或划花纹饰，器型有碗、盘、罐、盒、瓶等。青白瓷片，白中闪青，胎质釉色均细腻，器型有碗、碟等。仿定窑白瓷片数量也较多，还有少量白釉黑花瓷片和北宋铜钱等。城内还发现了绿釉琉璃方砖，饰童子戏水纹，制作精良，是规格较高的建筑构件。
八家子城址是我省保存较好的一座辽金古城址。依据城址特点、遗物和地理位置，考证大城为辽中京道所辖的惠州。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家子城址西北角台
二、斡鲁朵
斡鲁朵是辽代特殊政治制度，辽代每个皇帝继位后都要建立自己的斡鲁朵，即“宫卫”或“宫帐”。斡鲁朵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皇帝宫帐的禁卫，它不仅有直属军队，还有民户及州县，是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宫户世隶宫籍，不能脱离。《辽史》载“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斡鲁朵是皇帝的私产，皇帝死后由其家族承袭。
辽代共有13个斡鲁朵，包括9帝、2后、1个皇太弟和1个大丞相。13个斡鲁朵各有名号，分别为：太祖弘义宫、太祖淳钦皇后长宁宫、太宗永兴宫、世宗积庆宫、穆宗延昌宫、景宗彰愍宫、景宗睿智皇后崇德宫、圣宗兴圣宫、孝贞皇太弟敦睦宫、大丞相文忠王府、兴宗延庆宫、道宗太和宫、天祚帝永昌宫。斡鲁朵所辖州县多设在上京、中京、东京三道。▲康平县小塔子城址全景
辽宁境内就有属于斡鲁朵所辖的州城，其中一些历经千年风雨侵蚀，至今还保存较好，这些古城址有助于我们对辽代斡鲁朵建置的研究。举要如下。
小塔子城址，为太祖弘义宫所辖的祺州。城址位于康平县东南部郝官屯镇小塔子村，地处辽河西岸，是辽代重要的辽河渡口之一。
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向，南北长340、东西宽260米，周长约1200米。有东、南、西三门，东、西门以南及南墙保存较好，城墙存高约2~3米，宽约12米。城门外均建有瓮城，城外有护城河。东、西城角有角台，城墙上有马面。东、西城门之间横贯一条大道，是原来城内主要街道所在。城址内散布有大量的辽金时期的灰陶片、粗胎白釉或黄釉瓷片。城址内出土过铁铡刀、铁镰刀、石臼、石磨等生活用具，以及北宋和金代铜钱。
城址西门外路北，有一处清代寺院的废墟，寺前石狮、山门、石雕旗杆和碑座尚存。在寺院废墟上有1座辽代砖塔，现存高度30余米，为十三层密檐砖塔。学术界一致认为小塔子城址应是辽代祺州及其倚郭庆云县。1988年公布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
黄花滩城址，为太宗永兴宫所辖的建州。城址位于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黄花滩村南侧的大凌河冲积平原上，南约300米处大凌河由西向东流过，北侧山顶有一座辽代八角十三级密檐式砖塔。▲朝阳市龙城区黄花滩城址城内建筑遗存
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000、东西宽800米。城墙大部颓圮，北墙和西墙保存较好。此城有东、南、北三门，仅南门保存较好，位于南墙中部，有瓮城，长宽均为45米。城内中部，有夯土台基一处，长15、宽12、高3米，存有四级台阶，在台基上散布大量的绿釉琉璃瓦、砖及其他建筑饰件残片，是城内一处重要建筑遗存。
城内散布大量的辽、金瓷片，有粗白瓷碗、盘、罐残片，定窑细白瓷碟、盘、碗残片，黑釉碗、罐残片，酱釉罐、瓮残片及宋代铜钱等。还出土一面金代双鱼纹铜镜，边款錾有“建州官”等字验记。
经考证，此城址是辽代建州二迁治所。辽代建州原址在大凌河南岸的木头城子城址，后因屡遭大凌河水患，于辽圣宗年间迁到大凌河北的黄花滩古城。1972年黄花滩村南约5公里的辽赵匡禹墓内出土了一方墓志，记载赵匡禹“葬于州之南白杨口”。由此印证了黄花滩城址正是迁徙后的建州永霸县故址。2007年公布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
三、头下军州
头下军州，是辽代创造的另一种特殊地方行政区。契丹贵族在建国初期的征服战争中，劫掠了大量的人口，他们将这些人口聚集起来，建立州、县、城、堡等组织，称为头下。头下军州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既依附于领主又隶属于朝廷的二重性。刺史由领主提名报请朝廷任命，他们是领主的私人部曲，但是节度使必须由朝廷选派。头下军州的属户，多数是称为部曲的依附农民和依附牧民，少数是奴隶。头下部曲既纳课于领主，又输租于朝廷，所以他们又称二税户。头下军州征收的商税，一般为领主所有，但是酒税最迟从辽圣宗时起必须输纳给上京盐铁司。大的头下军州领主有私甲，但是由朝廷统一调度。辽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早期建立的一些头下军州，逐渐归中央管理，至辽末，州、县两级的头下行政区域已近乎绝迹。
头下军州按大小可分为州、军、县、城、堡五级，最大的头下军州约有一万户，一般的头下军州只有一两千户或两三千户。只有亲王、国舅、公主的头下军州可以赐州、县额，其余的头下军州只是一些寨堡和农庄、牧场。综合《辽史》和《契丹国志》的有关记载，可考知的头下军州有42个。《辽史·地理志》所记的16个头下军州中，有11个设在辽宁境内。举两例加以介绍。
红帽子城址，是辽圣宗长女、晋国长公主所建的成州。城址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西红帽子村。平面呈长方形，城墙为夯土筑成，南北长750米、东西宽950米，城周长3400米。城墙保存基本完好，四角建有角台，南墙及北墙中段各有一座瓮门，痕迹清晰可辨。城墙外侧均有马面。城内中心稍偏西北处有一个夯土台遗址，村民称为“点将台”，夯土台高出地表5.5米，台面较平。台东南60米及南80米处，发现两口古井，系用长条石砌成。▲红帽子城址城墙
在城址西北约3.5公里的腰塔子山两峰中间，有一座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高约30余米；与此塔南北相对，在城外500米塔子山上，还有一塔，已塌毁。1967年夏，当地村民掘毁塔基，地宫中出土有金银经塔、银舍利塔、金链竹节形玉盒、云龙纹大铜镜、白玉杯等珍贵文物。尤其是银片制成的《吕舟大师行记》横卷，錾刻800余字，详细记叙了吕舟大师皈依佛门后的佛事。红帽子城址是辽圣宗时以从嫁户所建置的头下州，属上京道所辖。1963年公布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
塔营子城址，为辽圣宗之女越国公主所建的懿州。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东北54公里的绕阳河西岸的塔营子村。城墙为夯土筑成，平面呈桃形，东西宽约800米、南北长1000米，周长约3600米。城墙现存高1~4米，整个城址清晰可辨。四面城墙之中，以西、北两面城墙保存较好，四面各辟一门。城内西北角，有一砖筑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塔。
在塔北约200米、北墙西段南88米处有一夯土筑成的土台遗迹，村民称为“点将台”。夯土台现存高6米，台顶略平，顶宽8米，底宽24米。城内散布辽、金、元时期的砖瓦和各种陶瓷片。城内中部有一通辽代“懿州记事碑”，南门外有一通元代“懿州城南学田碑”。两碑现均存于▲塔子山塔地宫出土的金银经塔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城内还发现了辽代仿唐代的瑞兽缠枝纹铜镜等遗物。
塔营子城址，为辽圣宗时期的头下州，辽道宗时改为行政州，下辖宁昌、顺安两县，顺安就是塔营子古城，宁昌即塔营子北10公里的平安地古城。辽代末年，懿州州治从顺安迁到了宁昌。金皇统三年（1143）将宁昌并入顺安，州治也迁回了顺安，此后至元代没有变化，懿州州治一直在塔营子古城。1963年塔营子城址公布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塔营子城址点将台第三节耶律倍与东丹国
辽太祖天赞四年（925）十二月，阿保机亲自统兵东征，次年攻灭渤海国，改渤海首都忽汗城（今黑龙江省宁安西南东京城）为天福城，并在其地设立东丹国，意为东契丹，其性质是契丹国的附属国。阿保机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以主东丹，并袭用渤海制度，治理东丹国。
东丹国建立之初，有相当的独立性。它有自己的国号、年号，可直接向外遣使与邻国交往，宰相以下百官自行除授。设有四个宰相，契丹与渤海人各两个，辅佐东丹王。经济上每年仅需向辽国贡纳细布五万匹、粗布十万匹、马一千匹。
阿保机建立东丹国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俗而治”这一国策的重要尝试，另一方面是为了给皇太子耶律倍寻找合适的政治出路。
阿保机和皇后述律平育有三子，长子倍、次子德光、三子李胡，三个儿子的才能、性格各不相同。传说阿保机为了考察他们的才智，有一年冬天，他命令三个儿子各自去采薪。结果，二儿子耶律德光不经选择、无论干湿划拉一捆柴火，第一个回到阿保机的帐中；长子耶律倍选择干柴并且将其捆绑整齐，第二个回来；三子李胡只拾了很少的柴火，最后一个回来。阿保机评价道：“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
耶律倍自幼聪敏好学，文武全才，不但善于骑射和谋略，而且文化修养很高，尤其推崇中原汉族的儒家文化。《辽史》记载，他曾经从中原买了万卷图书，收藏在他隐居的医巫闾山绝顶之上的望海堂。他通晓阴阳、音律，精于医药、砭焫之术，工于契丹文和汉文的文章，曾经翻译《阴符经》。他还是当时著名的画家，擅长画本国人物和鞍马，画作后来都被收入宋朝的秘府。所以说，他集藏书家、阴阳学家、医学家、音乐家、文学家、翻译家、汉学家和画家等于一身，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儒者。
阿保机虽然器重长子耶律倍，欣赏他尊孔尚儒，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但是并不认同耶律倍全面汉化的政策。另一方面，以地皇后述律平为代表的草原本位主义保守势力，顽固坚持奴隶制传统，强烈反对契丹族汉化和封建制改革。耶律倍的改革措施，在强大保守势力的反对下，难以得到真正实施。相比之下，政治主张中庸务实，比较受述律平喜欢的二子耶律德光更适合继承皇位大统。因此早在天赞元年（922），阿保机就任命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随自己征战四方，实际上是确立了新的皇位继承人。耶律德光随同太祖参加了一系列征服战争，在南征幽州，西征吐谷浑、回鹘期间，战功卓著，积累了崇高威望和足够的政治资本，为继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天显元年（926），阿保机攻灭渤海国后，马上安排耶律倍当东丹国国王，实际上是为耶律倍找到一个最好的政治出路。东丹国一方面享有相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阿保机希望东丹国能够成为契丹本土强劲的“左臂”，拱卫宗主国。辽太祖如此精心安排，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因皇位继承和政见分歧而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天显元年三月，辽太祖从东丹国班师，在回军途中突然病逝于扶余府，来不及明确指定皇位继承人。名义上的皇太子耶律倍正在东丹国理政，得知太祖驾崩的消息，立即赶回上京奔丧。而皇太后述律平已奉梓宫西还，弟弟耶律德光也已抢先回到“行在”。述律平临机称制，权决军国事，舍弃太子倍，另立二子耶律德光为继承人，并杀害了一批拥护耶律倍，倾向学习中原文化的契丹、汉人官僚。皇太子耶律倍无奈之下，只好率领群臣向述律平请命，称“大元帅（德光）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主动将皇位让给二弟。
耶律德光即位后，耶律倍被软禁于上京城内。天显三年（928），辽太宗下诏将东丹国的都城南迁到今辽阳市，原渤海国的遗民也随之南迁。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太宗既立，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尽迁其民”。东丹国南迁的原因，是为了便于控制东丹王耶律倍，防范渤海遗民繁息为患，伺机复国。所谓“尽迁其民”，是将原渤海国境内的全体居民悉数南迁至辽东，当地几乎不再有所保留，南迁之民近10万户、40多万人，这是十分罕见的历史事件。契丹统治者为了防止渤海人眷恋故土，将原来的一些渤海城镇进行焚烧和废毁，造成了许多繁华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的残破景象。
东丹国南迁后，耶律倍被放回东丹国新都南京（今辽阳老城）。东丹王耶律倍的宫殿旧址，在今辽阳城东北隅。《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天显三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宫城在东北隅，高三丈，具敌楼，南为三门，状以楼观，四隅有角楼，相去各二里。宫墙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大内建两殿，不置宫嫔，唯以内省使副判官守之。《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在宫城之南。”
耶律倍虽然回到了东丹国都，但是军国大权已被辽太宗的亲信耶律羽之掌握，而且本人还长期受到辽太宗的监视和控制，难以容身。东丹国甘露五年（930），耶律倍从海路投奔中原政权后唐。临走时，在海边立木板一块，上刻诗一首：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小山”喻指辽太宗，“大山”指他自己。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你作为弟弟欺负、逼迫我，我不得已出逃异邦。后唐明宗以天子礼仪迎接耶律倍，赐姓东丹，名慕华。后又赐国姓李，名赞华。耶律倍在后唐生活了6年，身在异邦，但思亲之情难以释怀，经常派使者回国问候，有时还把重要的情报密告辽太宗。936年，耶律倍被后唐废帝李从珂杀害了，时年38岁。辽太宗灭后晋后，将其尸骨归葬于医巫闾山之阳，号显陵。
耶律倍的陵墓，《辽史》载：“显州奉先军，世宗置，以奉显陵者。显陵，东丹人皇王墓也。大同元年（947），世宗亲护人皇王灵驾，归自汴京，以人皇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辽东志·陵墓》载：“显陵在医巫闾山，葬辽东人皇王突欲。”
东丹国在耶律倍出逃后并没有废除，辽太宗命耶律倍之妻萧氏主政东丹国。太宗死后，经过激烈的斗争，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兀欲）继承了皇位，史称辽世宗。耶律倍王妃萧氏死，辽世宗又封其叔祖安端为东丹王。乾亨四年（982）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当年十二月撤销了东丹国的建置和统治机构，在辽阳建东京辽阳府，置东京留守司，由东京道管辖。至此，存在57年的东丹国被彻底废除了。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分析研究和实地调查，大体确定了医巫闾山辽代显陵东丹王耶律倍王陵的兆域，位置在今北镇市富屯乡二道沟或三道沟地区，这里也是辽代另一个传奇人物萧太后（萧绰）和辽景宗合葬的乾陵所在地。辽代帝王陵园一般由陵园大门、陪葬墓区、陵前建筑址和帝王玄宫等几部分构成。目前已发现了几座陵区的陪葬墓和多处陵前建筑址。
1987年，北镇市富屯乡龙岗子村内发掘了龙岗墓群1号墓和2号墓，出土墓志明确记载，它们是乾陵陪葬墓。1号墓为一座大型八角形多室砖墓，墓道长斜坡式，长25米，两侧绘壁画。墓门为砖雕仿木结构，四阿顶。甬道两侧各有一个六边形耳室，主室平面呈八角形，南北长5.47米、东西宽5.37米，穹隆顶。墓内普遍以方砖铺地，耳室、主室都镶柏木枋。2号墓形制、大小与1号墓相似。两座墓葬均早期被盗，墓内随葬品所剩无几。1、2号墓内共出土3合石刻墓志——《耶律宗政墓志》、《秦晋国妃墓志》和《耶律宗允墓志》。《耶律宗政墓志》载：“归葬於乾陵，袝祖宗之寝庙。”《耶律宗允墓志》载：“陪葬于乾陵，袝孝贞皇帝太弟之茔。”▲耶律宗政墓门
这几方墓志证明，龙岗子村就是乾陵的陪葬墓区，乾陵玄宫应距此地不远。2013年，龙岗墓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北镇市富屯乡二道沟和三道沟地区又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辽代建筑遗址。根据地理位置、分布特点、规格等级和采集遗物几方面综合判断，它们是显陵或乾陵的祭祀类建筑址。这些遗址中以琉璃寺西山遗址、琉璃寺遗址和偏坡寺遗址三处最为重要。
琉璃寺西山遗址位于富屯乡龙岗子村西北约3公里处，平均海拔750米。医巫闾山最高峰在其西南约1公里。遗址坐落于一座平缓的小山丘顶部，四周筑有石围墙，用石块干垒而成。平面为曲尺形，南北向，面积约7000平方米。遗址大门在东墙中部，北墙西部有一个小角门。遗址内有7个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的建筑基址，明显高出地表。有的基址上还保存有方形柱础石，边长约80厘米。最大的一个建筑基址位于中南部，近方形，边长约20米，高约1.2米，四周用加工规整的石条包边。遗址内发现大量辽代砖瓦，包括绿色琉璃瓦、兽面瓦当、莲花瓦当、滴水等，还发现了石麒麟等高级建筑构件。2003年，该遗址被公布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
辽代显陵和乾陵是辽宁省境内为数不多的古代帝王陵寝，是我省十分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由于考古工作尚未结束，辽代显陵和乾陵位置的最终确认及其结构布局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琉璃寺西山遗址出土的石麒麟第四节春水秋山
春水秋山是指辽代的四季捺钵制度，因《辽史》中把春捺钵的地点称为“春水”，秋捺钵的地点称为“秋山”，后人遂用“春水秋山”来代指四时捺钵。
捺钵，汉语意思为行宫、行营，指契丹皇帝在游猎畋渔地区所设的行帐。辽国皇帝并不居住于上京、中京的宫殿，而是与北、南面臣僚和皇族一起，每年随季节变化到各地游猎、巡察并处理国家大事，这就是契丹的四时捺钵制度。辽国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终辽之世，一直沿袭不改，因此又称为“行国”之制。辽代的五京是象征性的国都，只是满足汉人和渤海人传统观念中对固定国都的期许。五京的实际作用是统辖地方州县，治理的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
跟随契丹皇帝四时捺钵的是一个庞大的行宫部落集团。包括皇帝的族人（四帐皇族），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诸斡鲁朵和全部北面官员，南面官中负责外交和内政的一些重要官员也要随行。
辽代早期，四时捺钵地点尚未固定。辽圣宗后期至天祚帝前期的一百余年间，社会稳定，捺钵制度也得以完善，四时捺钵的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在长春州（今吉林白城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附近的鸭子河、混同江、鸭子河泊；夏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附近的永安山、拽剌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冬捺钵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之处的广平淀。
四时捺钵地点虽然都不在辽宁境内，但是四时捺钵是辽朝每年举国上下最重要的事件，辽宁境内发现的一些辽代物质文化遗产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四时捺钵的盛况。▲契丹皇室“四季捺钵”路线图
一、春水
每年的正月上旬，辽国皇帝由广平淀出发，约60日到达春捺钵地，直到四月中旬为止。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钩鱼和捕天鹅，同时接受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诸酋长的朝贺。
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三，记述了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正月钩“牛头鱼”的情况：“其钩是鱼也，虏主与其母皆设帐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使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斫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眎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虏主即遂于斫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既中遂纵绳令去。久，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
第一条鱼由皇帝亲手来钩，谓之得“头鱼”。得头鱼后，再至别处的大帐置酒设宴。▲铁渔具
头鱼不是普通的鱼类，称为“牛鱼”，“嘴长鳞硬，头有脆骨，重百斤”，实际就是今天的鲟鳇鱼。鱼大肉多，皇帝将鱼肉分赐臣下。今天吉林查干湖、辽宁卧龙湖等地还保留了契丹人冬捕的传统习俗。
春捺钵中使用的渔具在辽宁辽代墓葬中有实物发现。法库叶茂台14号辽墓出土了一套捕鱼工具，包括冰穿、渔叉和鱼钩。冰穿为方锥形，是破冰用的；鱼叉为三股式，叉尖有倒刺；两只铁钩的钩头近于方折，钩尖向内且甚锐，钩身较长，原有一段木柄。牛鱼重达百余斤，先用带绳的鱼叉叉住，再放绳令其疲倦，待捕捞上岸时，使用方折大铁钩助力。因此，辽代“钩鱼”特指捕捞上百斤的大鱼，而不是钓鱼。法库叶茂台7号墓的一幅壁画上，有数人作侍立待发之状，中间一人右肩荷长钩，钩的形制与上述出土的铁钩实物一样。这幅壁画应该就是一幅示意性的出渔图。
冰雪消融，鹅雁北归之时，春捺钵的第二项活动——捕天鹅就开始了。辽圣宗开泰二年（1013），宋使晁迥亲自观看并记录了春捺钵捕鹅雁的情景：“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国主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每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
这一场景以图像的形式保存下来。1994年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出土一具彩绘石雕棺，石棺板上雕刻了一幅春捺钵捕鹅雁图：画面中地面有两骑策马飞奔，前骑纵马逐雁，后骑敲击悬挂于腰间的扁鼓惊鹅，空中流云朵朵，一只鹰鹘，伸颈展羽，紧追前方3只惊慌失措的鹅雁。画面中骑手击鼓惊鹅，纵鹰追逐的场景与文献描述完全一致。▲捕鹅雁图▲鎏金银臂鞲
契丹人用于捕天鹅的“海东青”是一种小型猎鹰，产于辽朝的属国五国部。相传它自大海之东飞来，故称海东青。这种猎鹰凶猛迅捷，敢于以小搏大，契合契丹人勇猛进取的民族精神，故为契丹贵族所酷爱。海东青在辽墓壁画中多有表现，阜新关山5号墓就有它的形象。
捕猎时，海东青先蹲踞于架鹰人手臂上，发现猎物后，才腾空追捕。架鹰人为防止手臂被鹰爪挠伤，需在臂膀上戴一个熟牛皮的或其他硬质的衬垫物，此物称为“臂鞲”。彰武朝阳沟2号墓出土了一件臂鞲实物，材质为银质鎏金，整体呈弧面椭圆形，两侧各有一个小孔，套三节式的圆环。正面刻双摩羯纹，制作精美华丽。
夏捺钵从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夏捺钵营地，七月中旬乃去。主要活动是避暑、赏花、游猎。除此之外，皇帝还要召集北、南臣僚举行第一次大政会议，会商军国大政。
二、秋山
大约在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皇帝牙帐，转向秋捺钵地。主要活动是入山射虎及鹿，并召见各部落首领议政。秋钵捺的地点在辽庆州“伏虎林”。传说庆州一带的森林中有猛虎盘踞，伤害居民牲畜。有一年秋天，辽景宗率领数骑到林中打猎，老虎伏卧在草丛之中，浑身颤抖着不敢抬头看皇帝，景宗见状没有射它而是放虎归山，因此这片林子被称为“伏虎林”。《辽史》中多次记载契丹君臣射虎之事，如辽太祖曾经“射虎东山”，西征回鹘途中还“射虎于乌剌邪里山”。辽圣宗秋捺钵时也曾亲自射虎，却差点被老虎所伤，多亏身边勇士陈昭衮奋勇救驾，才得以幸免。《辽史》载：“开泰五年秋，大猎，帝射虎，以马驰太速，矢不及发。虎怒，奋势将犯跸。左右辟易，昭衮舍马，捉虎两耳骑之，虎骇且逸，上命卫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虽轶山，昭衮终不堕地。伺便，拔佩刀杀之。辇至上前，慰劳良久。”陈昭衮捉耳骑虎的壮举也堪比武松赤手空拳打虎了。秋捺钵射虎展示了契丹族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精良娴熟的骑射技艺，每年重阳节契丹人都要举行射虎比赛。考古资料中也有契丹人射虎的内容，内蒙古敖汉旗七家村辽墓壁画中，就有一幅猎虎图，绘一只斑斓猛虎卧伏于草丛中。
契丹人猎鹿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用食物做诱饵，鹿爱吃盐，契丹人将盐撒在地上诱鹿，鹿来后射之。另一种方法是模仿公鹿求偶的声音来引诱母鹿。白露后三日，猎人穿着鹿衣，戴鹿头，天没亮就潜伏于草中，吹木筒做声，母鹿闻之，以为公鹿求偶，“遂踊跃至，至则利镞加焉，无得脱者”。
秋捺钵的活动虽说包括射虎和鹿，但毕竟老虎少而鹿多，因此射鹿还是更普遍。考古发现的射鹿资料也较多，如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彩绘石雕棺上有射鹿图，画面中一骑弯弓搭箭，欲射前方拼命逃窜的2只山鹿。
捕兔也是秋猎活动的内容之一。宋使晁迥记载，辽人“好以铜及石为鎚以击兔”。阜新清河门2号墓中发现了捕兔的狩猎工具——链锤。它为铜质，形状如同测量使用的垂球，下部为圆锥体，上有圆形穿钮，长6.6厘米。钮的内缘上部磨得又深又光滑，表明它使用了很长时间。其使用方法与现代的“流星锤”相似，原应有木柄，中间系一小段皮绳拴在链锤的穿钮上，猎物在远处可以投击，在近处又可以持柄甩击，平时插于腰间，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东北草原地区仍使用类似猎具，民间称为“曼金戛”或“流星”。▲射鹿图▲铜链锤
冬钵捺之地是四季捺钵中契丹皇帝牙帐停驻最久的地方。主要活动包括召开北、南臣僚举行第二次大政会议，接见北宋及诸国使臣，闲暇时校猎讲武。
辽国皇帝的四时捺钵活动，既是契丹人的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反映，也是辽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宋朝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们说“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如南人趁时耕种也”。契丹皇帝的打围射猎犹如汉族皇帝的劝课农桑，而不能简单理解为“承平日久，无以为事……四时无定，荒于游猎”。第二章亦农亦牧的经济生活
辽朝立国二百多年，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辽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牧业和渔猎业，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但是，由于受历史、民族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辽代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区差异较大。辽宁所属的东京道南部和中京道东部地区是辽代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最发达的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地区。辽宁自然地理条件宜农宜牧，主要生活的民族包括汉族、渤海族、契丹族、奚族。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同时兼具矿冶、金属加工、陶瓷、纺织等多种手工业。第一节农业和畜牧业
辽宁是辽代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是辽东地区，农业占据主导地位。辽东地区地理条件优越，开发较早，在隋唐时期就有着较好的农业基础。高句丽人经营辽东之时，“耕田养桑”，农桑比较发达。隋唐收复辽东与高句丽发生长年战争，这里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唐安史之乱以后，辽东地区150年间几乎成为边境荒地，农业经济陷入停顿。
契丹族建国并统一东北后，十分重视辽东地区，视之若“左臂”，努力经营开发这片沃土。辽太祖、太宗时期，先后向辽东地区迁徙了大批汉人和渤海人。特别是太宗时期，东丹国举国南迁，大量的渤海遗民迁到辽东，使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成倍增长。有学者统计，辽太祖和太宗两朝迁往辽东各州县的汉民和渤海遗民总数大约在20万人以上。这么多农业人口的迁入，使下辽河流域、太子河和浑河流域、辽东半岛及沿海平原地区的土地都得到了开垦利用，粮食产量大大增加。另外，迁入辽南的熟女真曷苏馆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受当地汉族和渤海族的影响，主要也从事农业生产。
辽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外来农业人口的迁入和州县城的设置为主要动力。唐末五代之际，河北、河东汉民为避战乱，纷纷流亡塞外，“多亡入契丹”。阿保机在建立国家政权和开疆辟壤的过程中，多次举兵南侵中原，掳掠汉人以归。这些被掳掠来的汉人很多都被安置于辽西地区。如《辽史》载，辽代锦州即“辽太祖以汉俘建州”。辽国消灭渤海国以后，也强迁一批渤海人来到辽西地区。这些外来农业人口成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力。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于辽西地区的奚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一些奚人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穄、麻等作物。欧阳修说西奚诸部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宋绶说奚人“善耕种、步射”。
辽朝境内农业生产工具十分先进，种类齐全。有一部分是直接从中原传入的，但大多数是仿中原农具样式在辽地制造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当时辽宁地区的农业耕种技术和生产工具都是很先进的。在辽西、辽北和辽东地区的辽代城址、窖藏和墓葬中发现铁制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犁、铧、锄、镐、镰、叉、斧等，其形制与中原同类的器物完全相同。在昌图县八面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古城、凌源市十八里堡古城等地出土了铸造的铁犁铧。出土的铁锄由锄钩和锄板两部分组成，同近代铁锄大体相似。▲辽代铁铧
畜牧业是契丹人和奚人等游牧民族的传统产业，既是契丹等部落人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武力强盛、所向克敌的物质条件，因此在辽朝占有重要地位。史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部民“随阳迁徙，岁无宁居”。
辽西地区的契丹人主要经营传统的畜牧业。辽西北部的北票、阜新和彰武等地为契丹高级贵族的游牧领地，他们在各自领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头下军州、县、堡，利用这里宜农宜牧的地理条件，发展农牧业生产。除了通过放牧发展畜牧业之外，辽朝建国前后，契丹统治者还通过战争直接掠夺其他各族的牲畜来壮大牧业。如唐天复二年（902），耶律阿保机略河东代北诸县，“获牛、羊、驼、马十余万”。神册元年（916），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等部，俘牲口及财物等，“驼、马、牛、羊不可胜算”。这些被掳掠来的牲畜和人口一起分给了契丹贵族，安置到皇帝的斡鲁朵州县和头下军州之中，其中很多都在今辽宁境内。辽西南部地区是奚族聚居区，奚族部民在奚王的统领下，继续实行原有的部族制管理体制，多数仍经营畜牧业，游牧于辽西的草场、山地之间。
辽东地区多平原、山地，牧业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辽史·食货志下》称：“东丹国岁贡马千匹”。可见，东丹国所领的辽东地区也饲养马匹。《渤海国志长编》卷13载，东丹国甘露十三年（938），东丹国兵器寺少令高徒焕出使南唐，以马200匹、羊3万头与南唐进行贸易。这说明当时辽东地区养马、羊的数量还是十分可观的。第二节金属冶铸业
一、冶铁和铁器制造
辽东地区是辽代重要的铁产地。《辽史·食货志下》：“曷术，铁也。布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辽代三个最大的铁矿冶炼场至少有两个在辽东。有学者考证，柳湿河是指今鞍山市南的杨柳河，手山即今鞍山附近的首山。因此，鞍山市的冶铁历史至少可追溯到辽代。日本人曾在首山附近发现过辽代的铁矿坑遗址，深约18米，可见当时的采冶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考古工作者还在鞍山发现了辽代炼铁炉的遗迹，炼铁炉为圆形，底作盘状，有很厚的炉壁，下有炉门鼓风口，与现代土高炉形制无二。▲鞍山辽代铁矿坑遗址
辽代东京辽阳府附近也有冶铁业。如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辽朝为了管理辽东地区的采冶业，在东京设有户部都司，负责监督开矿和收税。
辽宁地区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当时人们在生产、生活、军事、交通等各个领域，都广泛使用铁器。辽代能够生产坚韧似钢的“镔铁”，这种优质铁是经过多次冶炼和锻打而成，与中原地区的“百炼钢”类似。用镔铁打制成的铁刀非常有名，常作为辽帝赠送给北宋皇帝的生日礼物。在法库县叶茂台辽墓中出土的铁制兵器，经金相学分析，为优质低碳钢。
考古出土的辽代文物中，铁器数量极多。农具有铧、镰、镐、锄、叉、犁镜、铡刀等，日常生活器具有锅、炉、鼎、壶、灯、铲、斧、钳、锯、刀等，兵器有矛、剑、骨朵、镞等，其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都很先进。▲辽代铁器
二、金银器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工艺主要是继承唐和五代的传统技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新的艺术特色。辽代金银器从用途上分饮食器、妆洗器、装饰品、鞍马具、殡葬器、宗教用具和日杂器等七大类。饮食器中的碗、盘、杯、盏托、壶、箸、匙是最常见的器型，妆洗器有盆、盒、奁、荷包等，装饰品包括冠、簪、镯、耳坠、戒指、带饰、佩饰等。鞍马具是辽代金银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纹饰繁缛，工艺精湛，时称天下第一。殡葬器有面具、网络、带饰、靴等。宗教用具常见有舍利塔、法轮、舍利瓶、供奉器等，是辽代大兴佛教的见证。日杂器包括渣斗、砚台、锁、号角、刀、钉纽、符牌、钱币等。
辽宁地区辽代的工匠们制作金银器技术很高超，一些器物相当精美。这些金银制品，绝大多数出土于契丹贵族墓葬，少数出土于佛塔天宫或地宫。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彰武朝阳沟2号墓和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金银器是最丰富的三批资料。这些金银器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出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
金舍利塔，朝阳北塔天宫出土。金质，方形，塔基为三层台阶式，底边外展，座上錾刻云纹。基座之上承莲座，托方形塔身，周围有栏杆。塔身四面各錾刻一尊坐佛，为佛教密宗四方佛，头戴宝冠，手结契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塔顶作四角攒尖式，脊上和檐下饰串珠和金叶。塔刹置金莲座与宝珠，座下饰一周串珠。此外，塔身内腹藏有金盖玛瑙舍利罐一件。罐内珍藏2颗佛骨舍利和5颗鎏金珍珠。高11厘米，重269克，是朝阳北塔的“镇塔之宝”。现藏朝阳北塔博物馆。▲金舍利塔鎏金银塔，朝阳北塔天宫出土。分台座、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台座为六角形，铜质鎏金。其下部为矮座，略宽，素面，上部高而略窄，每面双线刻出一门，转角突起作圆形倚柱。塔身作六面体柱状，铜质鎏金，下粗上细，套装三层鎏金银塔檐。塔身内藏经卷等物。台座与第一层檐间罩以银丝“露幔”。第一层塔身每面线刻一尊坐佛，为释迦牟尼和密宗金刚界五方如来。第二层塔身刻写第一层诸佛的梵文名称。第三层塔身刻写梵文“六字真言”。六角攒尖式银塔顶，铸有脊和瓦垄。刹顶由平座、莲座、宝瓶、火焰、伞盖、月轮、宝珠等组成。制作精巧，造型美观。现藏朝▲鎏金银塔阳北塔博物馆。
龙舟形金簪，新民市巴图营子辽墓出土。金质，舟体中空，由两片金页合成，作鱼形，上有六角亭一座，亭两侧各有三人，形态不一，生动逼真。簪存长5.3厘米，龙舟高2.2、长2.9厘米，重5.3克。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鱼龙纹亚腰形银长盘，凌源小喇嘛沟1号辽墓出土。盘口呈亚字形，两端略宽，中间稍窄，宽平沿，边缘上折，浅斜腹，大平底，矮圈足。宽平沿上錾刻8朵如意形云纹，均匀分布。盘底錾刻双鱼龙戏珠纹，两条鱼龙身体扭曲成弓形，环绕一颗四出火焰宝珠。鱼龙为龙首鱼身，身躯两侧有双翅。头部有新月形角，卷鼻，利齿，嘴部大张，身躯布满鳞片，有背鳍和腹鳍。双翅呈盘角状，其上布满短弧线纹。圈足下沿錾刻一周联珠纹。盘口长23.4、宽约12、高2.4厘米。现藏凌源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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