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球化时代：世界制造与全球化的未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芬巴尔·利夫西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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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全球化时代：世界制造与全球化的未来试读：

在过去30多年里，全球经济运行一直基于三大假设：全球化会持续发展；贸易是发展富强之路；经济权力正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近来，人们更是普遍相信，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数字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联都将日益紧密，并且永无止境。然而，是否有可能这些假设或其中部分假设是错误的？是否有可能一切都将发生改变？或是全球经济的运行规则已然改变，只是我们尚未留意呢？

要讲清这个问题并非易事。那些宣称全球化是唯一方向的书籍、文章和学术论文在数量上即便没有上百万也早已成千上万，鉴于此，我所提出的异议难免石沉大海。有关全球经济发展演变的著述众多，如果你认同其中的主流观点，那么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就已走到“历史的终结”，只不过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名著《历史的终结》中谈论的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而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企业的发展。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在与其他所有政治组织形式的较量中获胜，共产主义已经垮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自由民主已无任何挑战。然而在今天，这个曾经在25年前不容反驳的观点已经跌下神坛。“现在看来，福山的观点真是一无是处。”

与“历史终结论”类似，很多文章都将全球化描绘为经济发展史的终结者。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当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发达经济体将生产离岸外包给亚洲国家，并且这种做法一经面世便颇为成功，深受欢迎。尤其是在坐拥数百万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一座座大型工业城市横空出世，其志向之高远令西方国家汗颜。许多评论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场较量输赢已定。在他们看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西方国家长期的去工业化，经济权力已经显著且永久地从西方转移至东方。

但有时，一些看起来似乎最为稳固的事物实际上在由内而外逐渐衰落。我们对于美国民主制度，那最为闪耀的“山巅之城”的信念，似乎在经历了2016年总统选举后黯然失色。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危机，不断挑战着我们对于进步的认知，挑战着通过民主化实现和平的进程。现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开始质疑全球经济新秩序是否真的已经确立，质疑我们在深入迈进新世纪时对世界经济的描述是否正确。在本书中，我们将讲述世界经济的故事，聆听这些声音。

关于全球化的未来，当前被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有误导性的，甚至存在错误，这是本书的核心论点。在过去10年中，全球经济的运行模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落伍了。如果我们依然坚持认为继续发展全球化（或者有些人所说的超级全球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那么我们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其严重性可能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足以让整个世界经济陷入困境。

出人意料的是，“泰坦尼克号”事件暗含了类似的道理。据说，作为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幸存下来的级别最高的船员，二副查尔斯·莱托勒在临终之际说出，当年船长其实已经发出指令，指示舵手避开冰山，但该指令被误解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左边就是左边，在当时的情况下，向左转舵就是向左转舵，毫无疑义，不是吗？也许并不是。在“泰坦尼克号”首航之际，航运业正经历着重大变革，蒸汽船正在逐渐取代帆船。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驾驶方式的改变，方向舵取代了舵柄。为什么说这很重要呢？因为，使用舵柄驾驶船只时，操纵舵柄的方向应与船只的目标航行方向相反，而使用方向舵驾驶船只时，方向舵的操作方向应与船只的目标航行方向相同。因此，船长发出同样的一个指令，例如“向左转舵”，在像“泰坦尼克号”这样的蒸汽船上和在帆船上的意思却刚好相反。所以舵手当时很可能误解了船长的指令，采取了相反的操作。

这个故事或许只是关于“泰坦尼克号”的又一奇谈，但不管是真是假，它都凸显了准确描述当前世界而非以往世界是如何运行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头脑中的认知或梗概是过时的、错误的，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后果可能会是一艘巨轮的沉没，也可能会是百年一遇的经济衰退，还有可能会是本书中将要提到的，在未来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的经济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只要留心观察，你就会发现，小到我们的个人生活，大到对世界本身的认知，各种过时的故事和理解随处可见。从个人层面来说，在一段恋情名存实亡后，总有一方依旧坚持认为这段关系一切良好，要多久他（或她）才能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前任？我们潜意识中的自己总是20多岁，正当年华，要多久才能意识到自己早已步入不惑之年？从宏观层面来说，在世界历史上，因观念陈旧而招致大麻烦的例子比比皆是：“日心说”的证实经历了漫长而血腥的过程；古巴导弹危机将世界拉到了核战争的边缘；从南海泡沫事件到2008年金融危机，每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前，都有许多个人、投资者和政府认为金融体系的设计已经规避了风险，而事实恰好相反。一种观点一旦确立就很难被动摇。但我们如果不能经常审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就很可能将全球经济再次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

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曾写道：“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而非一种选择。”他的观点在当时几乎毋庸置疑。适逢千年之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纷纷关心的是联合国及其他多边组织在促进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共产主义国家要么垮台，要么开始走上开放之路；中国和印度逐渐崛起，开始在国际贸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全球化进程逐渐开展，不可避免也无法阻挡，所以安南的观点很容易被接受。长达数十年的国际贸易协定谈判过后，全球经济的发展路径已然明朗。全球化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关闭这一引擎。

在此期间，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就全球化发表了类似观点。在1998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会议上，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讲话，称“经济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实,我相信自由贸易是不可逆转且无法抗拒的发展趋势。当前的问题已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自由贸易，而在于应该如何对这一趋势做出最佳应对”。

类似观点层出不穷，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全球化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展，使全人类更加繁荣。对于自由主义精英们而言，全球化本身毋庸置疑。但全球仍有数百万人平均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所以当下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共享全球化带来的繁荣，提高这些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多边组织负责人和西方国家政要纷纷表示，要让各国都能在全球化中受益。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类言论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所遭遇的诸多批判。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撰文严厉批判多边组织的运作模式，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过程，他发表评论称：“决策的基础似乎是意识形态与不良经济政策的某种结合，令人费解。教条主义的经济政策往往明显地代表着特定群体的利益。”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反全球化人士走上街头抗议，明确表达了公众对全球化进程的不满，但他们依旧没有否认全球化进程本身。他们反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并不否认全球化的存在。他们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危害，因而应该叫停。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骤停，损失惨重。但即便是在那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未有丝毫动摇，它依然坚信全球化是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大势所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从长远来看，全球化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持续现象。”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出警告，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全球化的发展可能会失去动力，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曾经出现过。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这将仅仅只是漫长发展之路上的短暂停顿，一旦世界形势回转，经济一体化程度就会愈加深入。万变不离其宗。

自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9年时间。如今，众多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再次响起，尤其是质疑全球化发展并未兑现最初的承诺。许多人担心，保护主义会在很多国家抬头。在2016年上演的白宫角逐中，竞选者的政治辞令见诸媒体报端，保护主义势头清晰可见。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一再提到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的计划，并承诺一旦当选，将让美国退出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内的所有大规模贸易协定，且要终止正在协商进程中的多边贸易协定，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入主白宫后，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大肆宣扬要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只是该计划尚未具体执行。对于边境调节税，他则选择了避而不谈。

另一场动荡发生在英国。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凸显了国家之间的经济与社会联系并非如一些人想象的那般牢固持久。此次公投的结果是大部分英国国民支持脱欧。对于这一结果，许多人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原因，但评论家们始终无法达成统一、清楚的定论。有些人认为，那些生活在英国较为贫困地区的人深受全球化之苦，但他们的利益长期被忽视，正因如此才最终导致了“脱欧派”的胜利。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仅仅是流入英国的移民人数显著增加所造成的结果。他们的前任首相戴维·卡梅伦曾经承诺，要将英国净移民数量控制在10万人以内，但现实是流入英国的移民数量显著增长。无论原因究竟如何，在2016年，英国都已然踏上了一段极为未知的旅程。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已经表示“脱欧就是脱欧”，坚守着这一原则，英国将努力保持稳定，探索未来走向。

由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协调运作的独立项目“全球贸易预警”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全球已出台将近6 000项保护主义措施，导致了“全球贸易失调”。这些干预措施形式多样，既包括产品本地化控制的加强（即产品制造过程中本地劳动力和本地原料应用的比重越来越高），还包括对过境商品征收关税等。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各国似乎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而贸易则成为牺牲品。

以此为背景，有人开始暗示保护主义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的终结。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世界贸易组织现任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对此做出了简短回应：“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贸易已达到峰值，或者说全球化已陷入停滞，这种观点与反贸易论调相辅相成。持反贸易论调的人多为民粹主义者，而持此观点的人多是学术人士，两者的认识都是错误的。”阿泽维多言辞有力，再加上他身居要职，他的观点无论正确与否，都可以仅凭信任就赢得足够的支持。

多边组织的负责人和很多政治领袖都坚信全球化的继续发展是一种必然，可如果他们的认知是错误的，将会导致何种后果？本书所要探寻的并不是全球化进程是否得到了良好的管理，也不是全球化是否兑现了最初的承诺，帮助全球最贫困的人口摆脱了困境，而是全球化进程是否如同它被断言的那样，是一种必然，以及若非如此，全球贸易与国际关系又将会受到何种影响。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日益紧密还是日渐疏远，以及认清全球化发展的极限。

本书讲述的故事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些来自个人经历，有些来自专业经验，有些来自学生时期，有些则是作为传统或历史传承至今。我们通过梳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以及其他思想家观点的方式来讲述世界的故事。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但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事将不断被完善，人类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世界本来的面貌，而非世界可能的样子。

那些流传已久的，尤其是已被广为接受的故事，总是难以改变。这是科学界公认的现象。在其196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托马斯·库恩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最为清楚的解读。在该书中，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范式是指在某一学科领域内公认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具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的共同看法。范式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除非有危机出现而迫使其改变，摆脱“常规科学”。但“范式转换”非常艰难，因为“人们总是先入为主，新鲜事物的出现总会遭遇困难和阻力”。要迫使范式转换，往往需要积累充分的反证，尤其是大量挑战主流观点的反常案例。那么，我们是否有证据能够反驳全球化将持续扩展这一观点？是否能看到全球化故事中的反常案例？

2003年，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时，围绕那次行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是否能够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发起进攻之前，英国政府制作了两份档案，详细说明了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论证了他是否有能力在45分钟之内启用这些武器。第一份档案，又称“九月档案”，由托尼·布莱尔作序。他在其中声称：“根据侯赛因的军事计划，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在命令下达后的45分钟之内启用。”2003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试图说服安理会成员国及其他持怀疑态度者，使他们相信侯赛因不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违背联合国决议，千方百计地藏匿这些武器，逃避核查。在演说中，他还援引了英国的第二份档案，“二月档案”，称该文件“极其详尽地记录了伊拉克的欺骗行径”。

但问题是该档案的内容并非全部属实。《经济学人》杂志客气地指出：“该档案在真实的情报信息中，夹杂了一些陈旧的学术论文中的内容，且未注明出处。”那么，那些炮制出这些文件，为攻打伊拉克提供证据支持的人，究竟动机何在？已有许多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是那些人误读了收到的信号。他们努力解读的情报信息被赋予了极大的价值，却经不起推敲。而在试图理解全球经济状况时，我们也恰恰处于类似的境地。我们所获得的数据和信息，其价值也极为有限，即使我们自身并未察觉。

让我们无法看清眼前形势的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更加微妙，也更加难以纠正。那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情况的描述在一开始是准确的，但时过境迁，最初正确的认知会逐渐偏离事实。我们在理解世界时，同样会遇到“温水煮青蛙”的问题。因为水温变化得很慢，所以青蛙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而对于我们来说，个别的变化总是不足以引起关注，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世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时，往往为时已晚。

在排除了战争和严重流行病等突发因素的情况下，人口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各个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口数量都会随着代际变迁而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引起，速度极其缓慢，日常很难有所察觉。2015年5月，爱尔兰通过全民公投修改了国家宪法，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而此前，爱尔兰曾被教皇保罗六世称为全世界受天主教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直到2011年，仍有84%的爱尔兰人称自己信仰天主教。但该国的文化构成要素在人口的一代代变迁中逐渐发生了转变，社会日益开放。因此，爱尔兰成为世界上首个通过全民投票方式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每次变化的都是单个企业，并不会出现所有企业同时将全部生产活动都转移至国内，从而突然引发巨变的情况。相反，事实是老企业要么适应变化，要么被淘汰，新企业带着新观念进入市场，变化依然以缓慢而难以被察觉的速度继续着。

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试图将某一领域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领域，然而这些经验本身与我们试图理解的事实并无关联。例如，科技评论家和作家都常犯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将数字模型应用于现实领域。我们滔滔不绝地讨论数字化、脱媒和无重量经济，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已经从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则转向了数字世界的规则。

过去30年，人们认为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地之间的交通与通信成本越来越低。世界范围内人口流动、货物运输与数据传输成本的不断降低直接相关，最终促成了全球化。我们大部分人从出生开始接受的就是这种思想，因此很难想象出另外一种场景。

然而，有相当多的例证显示，相关并不代表存在因果关系。泰勒·维根在哈佛法学院读书期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根据丰富的案例写成了一本书，还创建了一个颇受欢迎的网站。他开设了博客，专门搜集信息，寻找各个领域的假性相关案例。所以你会看到，那些被赋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相关性的事情，比如尼古拉斯·凯奇与溺亡人数、缅因州的离婚率与人造黄油的人均消费量，实际上这些明显毫不相关。

在理解全球经济的问题上，我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将运输成本的下降、密集通信网络的部署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等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为其贴上“全球化”的标签，却没有提示任何可能的风险。

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全球化信号指向的都是同样的方向。全球通信和运输成本都在迅速降低。但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这两者就一定相关。

在本书第五章，我们将更为详尽地探讨这两种现象的实际成本，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驱动力。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流行性在不断提高或降低的简单概念。很多要素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流通，而各自背后都有不同的动力在驱动。全球化的各要素彼此独立，发展方向也可能各不相同，这就让我们对全球经济发展状况的认知变得更为复杂。

那么，什么是全球化？在过去的10年、20年或30年里，全球化在不断发展的证据是什么？

大多数人都知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判断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国际贸易额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商品贸易”（指实物产品，而不是服务产品或资金流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正值美国反文化运动，“权力归花儿”的口号日益盛行，全球商品贸易额约占全球GDP的20%。70年代能源危机后，这一比重不断变化，但直到90年代初期，一直保持在30%左右。自90年代初开始，这一比重迅速攀升，在2000年达到了40%，在2008年更是几乎增至52%。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商品贸易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经济一体化程度通过贸易不断加深。全球贸易额年增长率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达到了3%，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更是攀升至6.5%。

无论依据何种标准进行测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贸易的发展都已日益超越国家界限。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于众多经济学家和评论家而言，去全球化的概念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已经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很难想象全球经济会有其他的发展路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急剧缩水，全球商品贸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在这场撼动全球的危机之后，贸易密集度有所回升，但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并无起色。在此之前，贸易增速大约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而现在两者已经持平，因此有人开始担心全球贸易是否已经达到峰值。尽管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绝对贸易额可能会继续保持增长，但就相对贸易额而言，也许全球贸易真的已经达到峰值。

当然这些都是特殊情况，而且我们也只有危机之后四五年的数据可供参考。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一种全新的贸易动态正逐渐形成。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了全球贸易总额增长速度未能超越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问题在于，商品贸易额的这种相对下降是否应该被予以关注，或者说，它是否预示着全球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出现。它所表明的是当前增长速度的逐渐放缓，还是增长模式的转变？如果真的是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会持续多久？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实物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仅仅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全球化还包括资本的国际流动。有句老话说，“金钱能使整个世界运转”；现在这句话也许应该反过来说，是“世界能使资金运转”。不仅是商品，资金和资本的跨境流动也由来已久。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全球化的步伐相对缓慢，大多数企业的发展资金都源自国内。而现在，企业管理者可以“选择在国内或国外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当外汇贷款比国内贷款的条件更为优惠时，企业可以选择外汇贷款，以降低资本成本，并使用多种金融产品对外汇贷款套期保值；也可以通过在国外交易所出售股权来获得融资”。企业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获取资金，以建立更多工厂，满足全球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

投资者总是时刻关注风险和收益，如果跨境投资可以满足投资需求，为什么不呢？衡量金融全球化的指标有很多，其中一个便是境外资产（即企业在境外所拥有的金融债权）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这一占比曾于1914年达到17%的峰值，但后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瓦解而下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底，已经仅为4.9%，直到1980年才恢复至1914年的水平。此后，这一占比持续增长，到1995年时已经高达56%。

金融危机期间，众多国际金融指标都急剧恶化，许多评论家因此而担忧国际资本复苏乏力。2011年发行的一期《国际经济》杂志专门就“金融全球化进程是否已经开始逆转”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就该问题咨询了14位行业专家，其中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欧洲中央银行执行董事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荣誉主席。即使是在这个相对保守的专家阵营中，也有3名专家认为金融全球化进程已经开始逆转，5名专家对此观点表示坚决反对，剩余6名专家则持观望态度，认为金融全球化进程存在变数，也可能会暂时中止。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方面，金融全球化将会继续发展，还是会有所收缩？这一问题已经引发广泛讨论。

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两种主要模式是企业并购（M&A）和绿地投资（例如新建工厂）。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外国直接投资额曾达到1.9万亿美元的峰值。尽管危机后这一数额曾经有过短暂回升，但自2011年起又开始回落，到2014年时已经滑落至1.2万亿美元。

全球金融是否如同“矿井中的金丝雀”，能够预示未来全球化发展势头的强弱?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充满了不确定，外国直接投资额的未来走向尚不明朗。然而，若跨国公司不得不在目标市场国家投资建厂，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绿地投资的数额就会急剧增长。在第八章中，我们将会探寻去全球化的一些微弱迹象，并对此做进一步探讨。

剑桥作为一座国际化城市，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学生与专业人士，大家相聚于此，或为汲取知识，或为大展宏图。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一种瞬息万变的氛围，但大家都有来自异国他乡的同样感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我来自爱尔兰的科克，而我所在的大家庭的成员有的住在新西兰，有的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西海岸，相互之间的距离跨越了19个时区，要想时刻了解彼此的近况，实属不易。家庭成员之间相距如此之远，如果没有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根本无法保持联系。

Skype软件的发明犹如天赐之福，让我感觉仿佛真的与亲朋好友相对而坐，喝杯咖啡，聊聊近况，孩子们时不时地插上一句话。数字全球化背景下，这是大家共同的体会，哪怕是天南海北也可以通过数据与影像相连，而无须经历舟车劳顿。

贸易与金融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仍在竭力恢复，但数据联通水平似乎丝毫未受影响。在2005年至2015年间，跨境数据流量（根据使用的带宽所测）显著增长了45倍。如果房产价格以此速度增长，假设你的房产在2005年价值20万英镑，到2015年时就价值900万英镑了。如果人口流量以此速度增长，假设在2005年，某城市的年人口流入量为1 000人，到2015年时就增长到4.5万人了。这种增长幅度简直不可思议。

从许多方面来说，互联网如同另一个国度。推特（Twitter）和脸谱网（Facebook）等主流社交平台的注册用户数量早已突破千万。2016年年初，推特在“关于我们”页面上称，其月度活跃用户已达3.2亿（这意味着推特的注册用户总量要远大于此）。脸谱网的用户数量更令人震惊，甚至令人惊恐，当然这种感觉因人而异。根据脸谱网最近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脸谱网的月度活跃用户已达15.9亿。

随着我们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处理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遍布全球的密集数字管道的不断建成，数字连接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方面，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排除政府强力干预的负面影响，数字连接的发展速度似乎也不存在自然减缓的问题。

自19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多数全球化指标均保持着增长态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纷纷设立贸易关税壁垒，并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导致全球化指标大幅缩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逐渐从战争的阴霾中恢复过来，各国重新开放，全球化发展速度也开始回升。

长期以来，世界在全球化旗帜下发生了诸多变化，对此，我们应当如何予以总结？与19世纪中叶相比，全球人口总量增长了6倍，经济产量增长了60倍，贸易量增长了140多倍。毫无疑问，贸易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贸易全球化也在发展。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充分理解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还会按照以往的模式继续？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我们见证的只是全球化的持续发展。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清楚了解全球化各要素的发展态势，了解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真实状态，而不是臆想两者相同并会永远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至此，我们一直在探讨全球化的进程。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要讨论全球化的发展是否会有所收缩？但这与你我有关吗？商品的产地在哪儿重要吗？你家使用的洗衣机、汽车或者书架的产地会对你有影响吗？我们是否有必要关心企业的选址？

对于商品产地是否有影响这一问题，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会有迥然不同的观点。如果你出身于美国的“铁锈地带”，听着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长大，每天在工厂里辛苦劳作，那么制造业的衰落就与你切身相关。这对于很多人，甚至对于他们的城镇、州乃至国家的认同来说，都是致命一击。一旦停止生产，就意味着彻底失去。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贸易领域，美国制造都已经失去优势，那些曾经是一座城镇发展命脉的企业，已经不能也不愿再继续担此重任。工厂纷纷倒闭，工人们以及整个城镇都无力适应变化，不能成功转型至其他产业，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

英国的认同同样遭遇了挑战。工业革命曾经铸就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然而在20世纪，全国范围内工业发展相对衰落，对整个社会造成了难以缓解的巨大冲击。1841年，英国全国上下有1/3的人从事制造业，而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9%。这一转变意味着，与以往相比，制造业的影响范围大幅缩减，制造业在国家认同中的地位也已经远不如从前。但是，抛开制造业家族对历史与传承的依恋不谈，如果国家不再从事大规模生产，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针对这一问题，有人认为，企业或国家应该选择从事或发展能够赚钱的行业，不管这个行业是否涉及实物商品的生产；有人认为商品重于服务，也有人认为服务重于商品。但对于企业或国家来说，答案远非如此简单。我们不应仅仅因为制造业产品既看得见又摸得着，或是苹果公司等企业的工业设计水平令人惊叹，就对制造业盲目崇拜；也不应因为炼钢过程中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与热量，就否定这一行业。从某些方面来说，制造业影响的远不止商品生产。

对于英国和美国等国家而言，增长模式的关键在于创新。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生产方式创新和商业模式革新等，都要以创新能力为基础。而这里所指的创新能力，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有整个产业体系的创新能力。如果缺乏创新的动力，无法引入新的生产方式和交付方式，不能开发出新产品与新服务，增长就将受到极大的削弱。

放眼各国，衡量一国创新体系强弱的一个关键指标（尽管不是唯一指标）就是，企业及其所在国家的研发投入量。通常以研发经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进行判断。研发投入被认为是提高生产力，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投资之一。

长期以来，实物产品制造业在研发投入上始终独占鳌头。当前，在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是全部商业研发投入的2/3。你可能会认为，生产实物产品的企业之所以要投入更多研发经费，是因为在研发新材料或探索新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所需的机器设备成本较高。但制造业研发经费在全部商业研发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已远远超出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仅仅约为12%，但其研发投入在全部商业研发投入中的比重是各行业平均比重的5倍。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制造业基地对研发投入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许这就是国家长期创新潜力的来源。

影响国家未来发展潜力的另一个方面在于，是否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一旦一个国家已经选择了一条发展路径，再想改变这一路径会非常困难。假设一个国家曾决定放弃制造业，但后来发现这一决策是错误的，想要重新实现工业化，那么转变过程越艰难，路径依赖就越严重。

2009年，哈佛商学院的两位教授拆开了一台亚马逊推出的新款电子书阅读器Kindle 2，以分析这样一台设备是否能在美国独立生产。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注塑成型的外壳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而在将玩具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后，美国已经不再具备这一生产能力。同样地，电泳显示器是由中国台湾制造的，其中涉及的平板液晶显示器生产技术也是美国企业所不再具备的。他们发现，Kindle 2的部件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最后在中国大陆进行组装，现在要想在美国生产这一设备已经非常困难。

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产业公地空心化”。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逐渐外流时，生产技术与基础设施也会随之流失。因此而造成的生产发展所需的人才与设备缺乏，不仅会影响当前的生产能力，还会抑制生产流程的改进。并且，有些影响是难以逆转的。后面在进一步谈论“产业公地”时，我们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全球范围内制造业的转移对于企业影响重大，但是许多评论家看不到这一点。创新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易衡量且其长期发展轨迹需要很长时间才可掌握。然而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最常讨论的一个方面是贸易差额。对于德国和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以及英国和美国等常年保持贸易逆差的经济体而言，贸易差额究竟有何不同的影响？在本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我们将会探讨当前与未来的贸易模式，及其对国际关系和现存多边体系运作的影响，届时，我们会再次探讨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对国际贸易的认知源于哪种视角？这些视角是否会影响我们对未来世界的解读？

视角确实很重要，它会决定你的所见所闻，决定你对周边世界的解读。一般而言，我们对国际贸易的认知以及对贸易模式的理解和塑造，均源自18世纪的视角，深受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影响。大多数评论家在思考国际贸易问题时，会以他们两人的著作为主要参考。这无意之中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导致我们无法看清全球经济的发展现状。

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如果一种产品从国外进口的成本低于本国生产成本，则本国应集中生产具有优势的产品，并用本国优势产品换取国外优势产品。”这一逻辑相当直观：一个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时，由于原材料更易获得，或者工人的技术更加熟练，生产效率高于其他国家，具有绝对优势。每个国家都在寻找贸易伙伴，用自己的优势产品换取对方的优势产品。似乎人人都能从中受益，并踏上一条康庄大道。

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理论。他将注意力从绝对优势转向比较优势。两者的不同点在于，绝对优势关注的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效率差别，而比较优势关注的首先是同一国家内部生产不同产品的效率差别，然后才是不同国家间的对比。根据这一理论，即使一个国家在任何产品的生产中都具有绝对优势，也依然能够从贸易中获益。

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都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提出距今都已年代久远。这些理论的发展较早，没有受到经济学领域高度形式主义的影响。现在，我们依然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分析国际贸易可能带来的益处。这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出在“分析单位”上，或者说，出在我们对贸易舞台中角色的设定上。李嘉图和斯密这两位大师观察世界都是从国家视角，而非企业视角，但现实中从事贸易的正是企业（许多时候，从事贸易的企业是受到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在几乎所有关于全球经济的评论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视角的影响。美国、韩国、中国和德国等国家通常被看作是“全球竞赛”的参与者，为寻找良机、谋求优势而竞争。

尽管在宏观经济学领域，这种国家视角依旧盛行，但在过去30年里，贸易理论已经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新贸易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新新贸易理论）已经将一些企业差异因素考虑在内，例如，并非所有的生产商都具备同样的技术水平。在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中，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纽约时报》知名撰稿人、知名博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标题简练的文章《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将向来为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研究领域引入了大众的视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是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它在标准经济分析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但即使是外行人也都知道，工厂的选址和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都是现实经济中极其显著的特征。

紧接着，克鲁格曼还提出了一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在国家内部，同一类型的生产企业往往会聚集在一些区域，而不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尽管克鲁格曼自己也承认，这一模型过于简单，但在文章末尾，他表示，希望该模型能够引发经济地理研究的“复兴”。要知道，在克鲁格曼撰写该文章时，世界并非停留在19世纪90年代，而是已经步入20世纪90年代，政治领域的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为数众多。但这些人即使有经济学背景，也没有接触过这种思想，因而很可能从未考虑过经济世界中的地理要素。

当下，我们生活在24小时新闻实时播报的快节奏时代，经常会忽略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区别，认为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国家并不是实施贸易行为的主体，既不负责商品运输，也不负责货物存储。决定要向市场提供何种商品的是企业，而不是国家。但在各种著述中，尤其是早期的贸易理论中，企业很少被提及。简而言之，国家不是企业，企业也不是国家。

这不仅关系到贸易理论的发展，还影响着我们对于全球经济运行的认知。24小时新闻播报让我们能够随时了解全球经济动态，但大众与媒体关注的依旧是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尽管一些国家的整体状况优于其他国家，但这并不是国家之间贸易竞争的结果。任何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都是成百上千的企业管理者决策的结果，是他们决定了企业要生产何种商品、在何地生产以及如何组织企业的财务运营。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全球经济的运行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就不能仅仅关注国家之间的总体贸易状况，因为这可能与企业和企业管理者的认知不一致。或者换种说法，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形势已然变化，对国家有利的并不一定对企业有利，反之亦然。

将企业与国家混为一谈的现象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企业比国家影响力更大，也有人以企业的组织结构来分析国家，但两种观点都没有什么益处。媒体和美国政界对于经济政策的错误解读让保罗·克鲁格曼倍感沮丧，为此，他专门在《哈佛商业评论》撰写了一篇后来成为经典的文章。在文章中，克鲁格曼恳请政治家们在有关国家政策的问题上，多关注经济学家而不是商业人士的观点。“经济学与商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领域中的大师对另一个领域可能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是精通了。一个成功的商业领袖对经济学的了解，并不一定比他对军事战略的了解多。”

正如我们所见，除去极个别例外情况，企业鲜少出现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地了解当下的现实世界，就必须改变这一现状。一些经济学家正在就现有贸易理论中描述现实世界时的局限性展开研究。2013年，威廉·米尔博格与黛博拉·温克勒专门就离岸生产（指企业将某项生产活动从国内迁至国外，或在国外重新建厂）与外包（指一家企业将某项业务承包给另一家企业）共同撰写了一部著作。在书中，两位作者评论称：“经济学家的模型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尤其是他们对于离岸生产的看法还停留在早已过时的比较优势理论上。”其主要问题在于，现有经济模型无法反映更为广泛的制度环境，例如企业战略以及政府对产品与贸易的规制。我们需要观察企业的行为，而不应受制于政府的主张或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型，毕竟企业才是贸易舞台上的主角。

企业是如何决定在何处设厂的？又是如何选择供应商的？大多数企业会从总到岸成本出发，综合考虑产品生产和运输所涉及的各项成本的总和，包括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物流成本等。这一概念简单易懂，但要真正计算起来难度颇高。

离岸生产经常被解读为企业试图降低成本的权衡之举。很多早期在中国投资设厂的英美企业，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尽管有关中国的数据有时可能会产生误导，但据可获得的最佳数据显示，美国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时薪比平均为15∶1。就劳动力成本而言，离岸生产是不二之选，不是吗？

但是，这一平均比掩盖了许多问题。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要比内陆地区高三倍。所以在计算劳动力成本时，工厂选址的影响非常大。并且，只有当劳动力成本在总到岸成本中占比较大时，上述15∶1的中美劳动力成本差别才能真正实现。假如某件产品在美国生产的总成本为15美元，其中劳动力成本为1美元，那么如果改由廉价的中国劳动力生产这件产品，能够为企业节省0.93美元的成本。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近期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对比了美国与中国的生产成本，并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2011年，该公司推断：5年之内，许多产品在中国沿海地区生产的成本将仅比

在美国某些地区生产的成本低10%~15%。如果将运输成本

和存货成本等因素考虑在内，那些准备在北美市场销售的产

品在中国生产与在美国生产的总成本差别将会微乎其微。

这一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中美两国之间，而是具有全球性。全球范围内，所有企业都面临着总到岸成本的压力。有些成本正随着自动化的发展而逐渐消失；而有些成本则在政府管制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不断攀升。各种要素相互作用，错综复杂。而我们要想了解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就必须要先理解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本书将主要从企业及企业管理者的视角出发，因为正是千千万万企业的决策共同塑造了总体贸易模式与投资流向。决定工厂选址的是企业的高管，为企业选择供应商的也是他们，而不是宏观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企业决策可能会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国家会采取一些激励措施，试图影响企业的工厂选址，但最终拍板决策的还是企业，而非国家。

从英格兰北部的简陋村舍，到中国不断扩张的经济特区和制造业城市；从西方世界的政治之都，到亚洲正在崛起的创新强国，本书记录了全球经济决策环境的不断变化。

在此需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本书并不会对全球化做出评判，对全球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考虑到本书讲述的是全球经济不断变化的本质，上述声明可能有些出人意料。但要真正理解全球化给不同国家、人口以及环境带来的影响，还需要参考大量不同的书籍，包括很多已经出版的书籍。我们的任务是清楚地了解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抉择，以及在制造业大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管理者决策的变化。

本书所讲述的内容对有关全球经济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你可能会觉得相关数据太具说服力，以至从未考虑过全球化会发生逆转。

但数据也很残酷。全球范围内，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率已经下降。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约为1 800万。从世纪之交到金融危机，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1/5。这也是制造业在大多数西方人心目中地位下降的原因之一，除了会作为消费者购买制造业产品之外，他们与制造业再无直接关联。

制造业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另一个证据是，中国制造业产出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比例的变化。有文章显示，“199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而当前这一比例已高达近1/4，全球80%的空调、71%的手机和63%的鞋子均产自中国”。

面对此情此景，即使是写出“去全球化”这个词，都难免会让人觉得离经叛道、有反文化之嫌。当前，全球集装箱运输持续发展，英国等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刷新历史纪录（2015年年底，英国的贸易逆差再创新高，达到GDP的7%），所有这些即时讯号都很难让人联想到世界经济地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然而，已经有早期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正在发生转变。许多国家的企业正在将生产基地和供应链迁回国内或设在邻国。自动化的发展使劳动力成本不断下降，改变着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思路。政治因素正在限制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对产品运输过程中气体排放的限制就是一个例子。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里，我们将会详细探讨这些问题，揭示那些推动我们走上去全球化之路的力量。

全球化进程趋势之复杂已然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也让个人、企业和国家的选择难以清晰明朗。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澄清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澄清全球化是什么，全球化会如何发展。无论我们持有何种观点，是认为全球化会促进经济发展，还是认为自由贸易会阻碍发展，我们的讨论都必须要以当前的现实以及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为基础，而不能仍然停留在全球经济的过往。因此，当前达成的贸易协定和选择加入的区域贸易集团，都将会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脱欧是英国民众在当前环境下做出的选择，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制造业和贸易的本质正在发生改变，更没有意识到企业的成功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将需要什么。

我并不认为世界贸易将会戛然而止，也不认为世界各国会一拍即散、一体化进程会分崩离析。全球经济的转变将是相对微妙的。关键在于，制造业的地理分布正在改变，未来企业将不得不把生产场所设在最终市场，所有权的重要性也会因此而日益突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趋势，经济就能实现有效增长。如果我们仍然试图重塑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环境，众多企业甚至是国家都将陷入困境。

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国家，在面临进口与出口或是自主生产与生产外包的选择时，都不可能一劳永逸。物资转移、数据传输以及人员流动的总成本是核心问题，而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企业协作模式的不断创新，这些成本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是，在企业生产选址和组织结构选择的问题上，我们是否过分执着于同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又是由于对技术和组织结构的过时理解而形成的呢？

生产过程的变化将会如何影响生产的多样性？这是本书将要探寻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将会一起了解，不同产品是如何适应新环境并进而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要准确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生产活动的演变，了解我们过去是如何进行生产、现在又是如何组织生产活动的。第二章从“包出”到“外包”

日常生活中，我们对鞋、汽车和智能手机等工业制成品依赖严重，常常忘记了在没有这些制成品之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至于这些产品是如何设计、生产并运送到我们手中的，大多数人就更不关心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制造业高度发达的世界，却对产品的生产不甚关心、缺乏了解。谈及人类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是否关心过产品的来源（套用食品行业当下的流行语），完全可以写出一部重要的社会史。我们对于制造业的理解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它能从本质上改变我们对于制造业、全球化和未来经济发展的讨论。我们如果对产品的生产一窍不通，就很难对产业组织的未来发展有理智的认识。未来，我们想要追求的是怎样的产业体系？想要从事的是什么类型的工作？是否想要在环境问题上保持中立？认为产业体系的收益应该如何分配？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更加明确，而且要定期审视的问题。

要描绘制造业的未来，首先要探讨“制造”的本质。从早期的“包出制”产业体系（见下文），到工业革命，再到相对近期才出现的全球价值链和“外包”（即购买生产服务），都是我们要探讨的内容。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的转变历程，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都经历了其制造业产出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比重的升降变化。世界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发生的不同变化，突出体现了制造业发展变化的复杂性，也体现了这些变化对全球化兴衰的影响。

1750年，哪个国家的制造业产出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占据的份额最大？在（a）德国、（b）英国、（c）中国、（d）印度4个选项中，哪个是正确答案？这个问题不常出现在酒吧问答游戏中，也不常出现在各种电视游戏节目里，却很少有人能够答对。时间到！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如果你选的是（c）中国，那么恭喜你，答对了！18世纪中叶，各国制造业产出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份额占比，与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占据了当时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3；正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所占的比重仅为2%；而当时的新兴力量，后来的美国，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所占比重只有0.1%。

伴随着18世纪的开始，全球工业图景即将四分五裂。发达国家开启了工业化进程，而发展中国家即将经历相对去工业化的进程。工业革命在英国蔓延开来，改变了制造业的本质，助力英国成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世事无常，权力中心总会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紧接着便转移到了美国。在此期间，各国制造业产出在全球的占比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1880年，英国政权更迭，以威廉·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击败了以本杰明·迪斯雷利为首的保守党，在议会中获得110个席位。对外政策是当时选举所围绕的核心问题。格莱斯顿接任英国首相时，正值英国制造业发展高峰，全世界近1/4的商品都是由英国制造的。自那之后，英国制造业产出开始相对下滑。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制造业产出在全球的占比已下降至13%，并且这一比例在整个20世纪持续下滑，当前只有约3%，仅比1750年时略高。当然，两个时期的制造业发展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发展之路截然不同，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比不断上升，并长期保持了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要知道，1750年，尚处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的制造业产出在全球的占比仅为0.1%，直到19世纪后半叶，该比例才开始有了明显增长。从1860年到1880年，该比例从7.2%上升到了14.7%，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更是已经高达1/3。20世纪50年代，全球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逐渐恢复，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全球占比也达到了顶峰，接近45%，全球制造业产品几乎有一半产自美国境内。1945年底，制造业就业人数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达到了近40%的峰值（但制造业绝对就业人数的峰值是在70年代末出现的）。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制造业和工业对很多美国人和美国家庭的身份认同如此重要了。

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制造业产出在全球的占比也有所下滑，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下降幅度仍相对较小。当前，美国制造业产出在全球占比近20%；而曾经宣称自己为“世界工厂”、19世纪末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独占鳌头的英国，现在的全球制造业产出排名已经降至第八，其制造业产量仅为排名靠前的中国或美国的11%。

中国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呢？1750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在全球首屈一指，但此后便江河日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制造业产出的全球占比已经不足4%，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来，在所谓的亚洲“再工业化”过程中，作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之一的中国发挥了支柱作用。当前，中国与美国正在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宝座展开激烈角逐。

我们刚刚快速回顾了制造业产出主导权在国家之间的转移过程：从18世纪亚洲的独领风骚，到19世纪欧洲的强势崛起，再到后来美国的霸主地位无可动摇，一直到20世纪末的再工业化使中国重新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了解这一过程可以使我们受益匪浅。当前，所有国家的国内制造业产出在全球所占的比重都不足20%。未来，是否有哪个国家的制造业全球占比能够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辉煌？这个问题的答案尚不可知。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全球制造业格局是持续变化的。没有哪个国家在全球的制造业相对实力会保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历史的终结”。对于任何声称制造业在某个国家会彻底消失的预言，我们都应持怀疑态度。因为技术、成本和人口分布等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制造业图景的改变，进而影响制造商的决策。一个国家要重新发展制造业或许很难，但并非毫无可能。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对制造业的描述和预期可能会与事实不符。这一点我们之前也曾经谈到过。不了解谁是18世纪的制造业大亨也许无关紧要，但又有多少人能够说出当前全球制造业排名前五的是哪几个国家？在义正词严地分析经济政策的利弊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确定，自己所谈论的经济形势是与实际相符的。

如果我们要描述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发展状况，就要弄清在国家内部，企业是如何运作和组织生产活动的，弄清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企业组织形式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才演变为如今的样子。“分包制”是公认的最早的生产制度之一。就现代意义而言,这个名称并不太好听。在这一生产制度下，原材料所有者或企业代理人挨家挨户向家庭生产者分配原材料，家庭生产者将这些原材料加工成鞋和衣服等制成品，或者是还需要交由其他家庭进行组装的半制成品。这种生产方式又被称为“家庭手工业”。生产者获得的是计件工资，即生产每件产品所获得的报酬是固定的，与投入的生产时间无关，因为生产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无法精确计算的。

工业革命期间，这种家庭手工业在英国也并不罕见。当时在英国，家庭手工业者成千上万，他们要么以此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要么以此作为农业生产之外的收入补充。19世纪初，同卡莱尔的棉织品生产商迪克森家族合作的手工纺织业者就有3 500多名，他们分布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交界地区（还有一些在北爱尔兰），使用手摇织布机进行生产。相对而言，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生产一般是在一个国家内（通常是在一个国家内的某个地区）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一定缺乏规模。

家庭手工业是前工业化发展的一种形式，为后来真正意义上传统工厂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一传统的生产方式历经了英国、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工业革命，直到今天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延续着。例如，在加纳，家庭手工制品被出口至国外，还有家庭手工业者专门回收铝废料，加工成为汤匙和炊具。在尼加拉瓜的托托加尔帕，为德国菲尼克斯电气集团生产销售太阳能烤箱的20名“阳光女性”（The Solar Women of Totogalpa）发现，在上等的咖啡豆被挑选出来用于出口之后，经过太阳能烤箱的烘烤，剩下的廉价绿咖啡豆也能成为高品质咖啡。这种现代版的家庭手工业，通过对关键技术和地方环境资源的利用，既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推动了技术创新。

令人颇为好奇的是，随着远程办公的兴起，家庭式生产组织形式在许多发达国家再度盛行。这些现代工人大部分从事的并非实物产品生产。利用超高速宽带网络，他们可以在家中打造出与办公室相同的工作环境。这些远程工作者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在家工作时间至少占总工作时间一半的全职劳动者有300多万人，约占总就业人数的2.5%。关于这种数字化生产的可行性，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一并探讨。

工厂制是继家庭手工业之后出现的又一重要工业组织形式。在这一生产组织形式下，大量工人，不分男女老幼，在同一个地方从事诸如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生产等的生产活动。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使得生产更为集中。从分包制到工厂制的过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两种生产体系并存，一部分产品在工厂生产，另一部分产品仍旧由计件工人在家中生产。早期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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