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学(二零一五年第4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四川文学编辑部

出版社：四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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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学(二零一五年第4期)试读：

张承志，穆斯林作家、学者，中国当代优秀作家。1948年生于北平，祖籍山东济南。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各类著作30余种，2014年东方出版社隆重出版《张承志作品系列》十卷。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近年逐渐有出版社提出为我编辑多卷本文集的意向。称之文集系列，其实暗指全集。不过因人尚苟活所以避讳一个“全”字而已。

而对于我是一样的。世间事，古难全，首先严峻的话语环境不允许“全”，比如我的代表作《心灵史》，就难寻自家的全集门而入。其次，一种自律也阻碍着“全”。我蔑视盗得微名便纵欲欺世的文人行径，所以不仅全集，即便以前两三年一本的流水集子，也不仅不收什么初中作文小学日记，更不编日常的油盐账草稿纸。这次在东方出版社的《张承志作品系列》十卷中，本来我觉得以上述的规矩，大概不会遗留什么毛病了。

但其实并不如此。编辑的催促如一浪一浪的潮水，它追着我，翻开了久违的早期、尘封的旧作。

没想到，一行行与其说幼稚不如说儿科的文字、一篇篇与其说单薄不如说愚蠢的小说，首先吓了我一大跳！还没交代《三叉戈壁》里对意识流的低劣摹仿呢，又发觉《终旅》对农民暴动认识的不准确。尤其那篇“阿依努尔”，我对面临题材的巨大缺乏感觉，居然把那么干枯的稿子交了卷……最初我打算接续曾写过的《文责初检》，逐一对写得不好的篇什作贴切的自我批评，但紧接着散文中的问题也次第涌出，比如《黄土与金子》中有多处严重的漏洞但却口气蛮大，再如《起辇谷祭》里的推论断语也出言不慎……

况且事有两面。对失误与肤浅的自省，并不意味着对初衷一股脑地滥作否定。自我批评也一样，失去了分寸就会失去意义。

一个个地逐篇分析解释不是个小工程。

我沉吟着，怎么办呢？

系列多卷本或全集的编辑，使作者不得不把自己的个人轨迹重走一趟，把自己写下的白纸黑字过目一遍。这是一场自我的判断。我出汗了，尤其在重读那些小说的日子里，我真切地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小说家。

难办的是，读者并不需要事后的忏悔。如果对他们负责，就应该逐篇指出缺点或错误，不仅指出还要分析透彻，不仅指出写得不好的篇什还要讲明白哪些写得好而且要坚持。

然而细致的分析需要时间也需要篇幅。在这里，我只能一边出汗一边说，以后我会用某种形式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对一位信任的评论家讲解或留下某种自述）。至于多卷本的出版，毕竟是作家的一件大事，总不能虚伪地一味检讨。此刻我只想勾勒这样一个珍贵的时刻，包括歉意和热情、包括志向和心境，把它写给你们—我的看不见的读者。

三十年职业作家，当得我毫无奢望。

系列多卷本或全集，不单对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普通人甚至对思想长河中殉道的先行者，都是一种奢侈，是一种思想被错爱、人被娇宠的运气。因为懂得了这些，人不至于一旦得意就猖狂忘形。至于我，早就习惯了事与愿违，两眼也练会了凝视厄运。作为体制豢养之外的思想者的一名追随者，从最初编辑来访、热烈地谈起构思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幻想过“全”。

因此，不求全或不能如愿，乃是我早就选择了的前定。它不仅不会使我牢骚满腹，反而使我再次获得升华，甚至给我难得的快感。确实，非但如此一套书不能称作浑如天成！标十却数九，杀青又汗颜，如此的种种特殊，乃是我独享的体验。我遐想联翩，感恩的心情超越了多卷的出版。

冥冥中的巨手正在拨动。

或迟或早，浪不遏舟，时间已经指日可待，一套近乎全集的书就要投入印刷。在这时心里有不少想对你们—我的读者说的话。匆匆补作这篇小文，谨把它送到你们面前。自由世界的一天

整夜的失眠已经连续了一周。从前睡眠不好但是可以在下半夜入睡，而来到这传说中自由的北美以后，便经常彻夜静醒直至黎明。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要完成两件事：达到自己人生意味的顶点，以及对自己必须扶助的人实践义务。对自己的亲人妻女，人要做到有情有义，所以因为她们的不安定而不安宁。温哥华是北美西海岸的一个城，但是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事。温哥华又是一个很美的港口，但是没有什么船。它还是一个挺有名的中国人区，但没有什么中国文明。据说，加拿大吹自己是新世界的下一个大门（当然第一个是它大哥美国）；但让我看，它简直是萧条、空寂、无文化的象征。这儿除了几家超级市场和银行饭馆，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住长了，会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被遗弃的角落。居民们的全部人生就是开一辆车、住一幢房子、周末吃一家饭馆。有一两家大学但没有学术气氛，有一个出版社只出过八本书其中两本是拍当地总督马屁的小册子。当然也没有竞争激烈而充满活力的艺术界。没有思想，当然更没有热情和理想，没有朋友间深刻的倾诉。有大自然，可是那自然里没有历史也没有人，空空如也。没有你喜欢的、觉得值得爱的过去，更没有感动你的、底层人们的生动知识和丰富人生……总之，温哥华是一个地道的乡巴佬小镇。

醒来时大概上午九点。一瞬间算了一下大约睡了四小时。有人在敲窗。半地下室的房子只有一扇窗，这破窗的玻璃再敲就会碎掉，但随着敲窗声一阵急促的噪杂从地板上滚过—老鼠在逃跑。这里的老鼠简直是奔腾急、战犹酣，我一点不夸张：每夜我都握着一根棒子睡觉，万一被吵醒了闭着眼睛抡棒就打。归国知识分子经常大讲什么日本没有苍蝇美国没有老鼠，真应该再让他们去几次干校。敲窗的是一个中国朋友，今天他要陪我去移民局。英文移民局一词的发音很值得考证，发音是immi加个尾巴，简单说，应该说它就是中文里的“移民”或者“移美”一词加了个盎格鲁·撒克逊尾巴。

我从日本出发时再三打听了所谓再入国的手续问题，回答是非常西方绅士味儿的：“当然，只要您的签证还有一天以上的有效期。”但是中国人正在承受说不上有多么重的歧视，因此我在这些事务上相信的只是中国西北民谣：“馍馍吃不到嘴里不算是麦秋”。临离开日本时又求一个日本人打了电话，再次落实了这确实是馍馍：“当然，只要您在加拿大的签证有一天以上有效期。”敲窗的朋友已经是永住权（汉译绿卡）的持有者……为自己的政治难民资格准备停当以后才上了美国或加拿大的街的。我不知这种人占百分之几十，我只知其结果导致了著名的全部在加中国人获得绿卡的happy end—皆大欢喜。在温哥华有一个辛辣的笑话：北美各地留学生中的瘦子，在1990年后突然都发胖了，心宽体胖嘛。我在耳闻目睹后浑身发冷，不断地想起鲁迅的《药》。在加拿大发生的，才是一个真正现代版的“人血馒头”的故事。

不过，我这位朋友不谙政治。她几乎是个政盲，但身处好运，在后来和许多据说是迷迷糊糊的伙伴一起，也顺便地领到了这张可爱的纸片。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里，不用说你是作家哪怕你是一个要饭的，也会被那些处于……快感之中的洋人们抓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事情还有没有复杂性，你都必须担任揭露……内情的讲解员，否则你就等于宣布自己是一个……这种洋人的快感使我反感。我从日本到加拿大看腻了的假大胆们的表演也使我反感。我清楚真正付出了勇气的人现在都在倒霉；而且无论洋人或留洋的国人都并不管他们有多倒霉。1990年西方的义愤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虚伪的一幕。他们有空了才去抗议，抗完了议就去喝咖啡听歌剧。没有几个人在为民主而战。海外闹腾的中国同胞的“主义”和民主理想，是在阔气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日本过日子。

可悲的是我自己。我也打算去那儿过日子。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一切、包括我到底要上哪儿和干什么的。我真是个怪物：又要走海外谋前途处处求人，又要自尊和向洋人发动游击战。因此就结交了一个难字。北美留学生们肯定觉得我是个大笑料、大混蛋。确实如此。这里记录的就是可笑又混蛋的一天。

在西方生活的近两年里，几乎每一天我都在问自己怎么办。只是我决定得很快，一不吃人血馒头，二不向人折腰低头，三瞧准机会就打它几枪解解恨。我的天性只给了我这一条路。于是，我到处对老外们冷嘲热讽，宣布我就是反……也不在洋人的指挥下反。只是在真正善良的人面前我说真话，渴望哪怕是一丁点的支援和机会。我连病都不生，紧张的心每一刻都在分析。我是个父亲，在这险不可测的时代，我想把女儿带在身边。在她也踏上异国的旅途时，我必须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重。

我也并不脱俗……危险的前景和判断使我突然决定背井离乡。我的计划是让孩子进入加拿大。计划已经实施了一半，女儿立即就要到达日本。我从日本来打前站，为了去接孩子，我要离开加拿大再走个日本—这一盘棋又罗嗦又庸俗。因此，我要核实一下加拿大的再入国问题。整个就是这么一个发昏的馊主意，写起来直觉得恶心。

敲窗的朋友今天陪我去immi局。她也是不见馍馍不信麦秋主义者。这种事很难求老外帮忙，当我们活得忽然间再也难以尊严的同时，他们也忽然间变得傲慢和小气。敲窗的中国朋友大声唤我，骂我起晚了。我对着窗子高声道歉，同时快快穿上衣服。几分钟后，我们向着immi局出发了。朋友不解地继续昨天的问题，问我为什么非要打听这个鬼再入国。因为我已经求过另一个英语不太好的伙计陪我去过一趟，今天这个是英语文学博士，我要她百分之百地把我的问题解释清楚。连加国人也说，immi局的答复是有多种可能的，完全可能对张三说NO，而对李四说Ok。

对她的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问这个再入国，我解释不清。我早发现对人解释不清，但我自己非常清楚。

因为我必须离开加拿大。我的小女儿只能到达日本。再解释就麻烦了—这其中的辛酸苦辣已是一本念不完的经。当然还包括我在日本一共有4本书的出版计划，其中第一本马上就要印了但稿子还没有改完，我必须去定稿。若说工作还有很多项，但那不是我背井离乡的原因。我真不知道自己闯荡东洋又闯荡西洋，于我个人究竟有什么意思。从东京到温哥华，我彬彬有礼，我忍住脾性，听说在外边中国人不能反驳。在北美连洋狗也在骂中国，今天骂中国是一大时髦。在日本一个星期能听见两回分裂中国的议论。而同胞们或者不反驳，或者帮腔。你一个人抗战么。

游击战只是在忍无可忍时才打。一般说来，无论见到多么混蛋的鬼子，我也不敢纵情教育他。我确实一天天地活下来了，可是我的自尊和人格每天都在被消灭。

我的脑袋已经乱了套，分析已经无益，整个主意，我觉得从开始就全错了，但除此又有什么好主意呢。

在这种漂泊中，我总是想：只要能为她闯出一条自由路，我可以忍，现在是忍字心头一把刀的时代。我很少对人讲述，因为每一次讲了后都觉得那种浪费真不值得。我只是冷静地注意着身近的各种；条件、人、机会、利益、危害，像一条暴风雪后出窝觅食的狼。加拿大也罢日本也罢，对于我毫无意味毫无关系。它们仅仅是我的猎场，或者说是我的猎获物出没机会多些的地方而已。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从大洋的这一边到那一边，充斥我心中的只有这一声哀号。

我跳出半地下的房间，连一杯水也没有喝。我紧紧抓着我的那个书包，里面有证明我是如何出类拔萃的各种文件。我必须在女儿到达那以冷漠著称的日本时也到达日本，否则她会尝到当头一棒般的滋味。我要扮演好我的角色—其实这角色本来就是我自己：作家和历史学者。这材料好像很不充分，尽管我自信在加拿大域内还未必有谁在这两个名称上能与我比。世道逼得中国人简直没法子证明自己是自己，早晚有一天还会没法子证明自己是人。但是如今的世道讲这一套没什么人爱听，我不会讲它。而且我估计，在我游荡温哥华的日子里，可能是做到了表情平淡，声调沉稳，镇定自若。

到了immi局以后要排队，倒是没有像日本那样一排就是3个小时以上。在中国因为我们没有排这个队的福分，因此中国人喜欢骂不自由并且忍着听老外骂中国，谁要是反对骂中国谁就会被精英分子们批成保守和不解放。我打发时间地这么瞎想着，很快排到了我。

我走向一个黄毛洋妞。关于这种immi官听说得太多了，总结传闻后我对他（她）们的印象是：当年手握生杀大权的纳粹盖世太保对犹太人的样子，大概就和这些人差不多。我在一瞬间捉摸着女人若是干上这种职业后是否还有性感，但是她那两片抹着厚厚口红的嘴唇已经动了：“不行！”我们俩完全没有相信听觉。慌慌张张再问，这回听见了，确实有一个由于不列颠英吉利的侵略连狗都懂的词：NO。

我朋友以她移民兼博士的身分，再次用英语确认。确认了还是这个词，这是正式回答。

我觉得五雷在轰顶。黄毛洋妞的脸上显着一种成熟的、知底的表情。我被侮辱的感觉包裹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9岁的女儿到达陌生的东京时，看不见我她会哭，她会—不能讲这个。我赶紧以工作解释，拿出日本的出版契约和日程。但是没有用。

我质问说：离开东京时，两次向你们的大使馆确认过。你们的使馆职员说的原话是：只要还有一天以上有效签证……

那个妞拿起我的护照，指着贴在上面的加拿大签证，斩钉截铁地说：“这块纸，你是不可能从加拿大国内获得的。”她不解释我的充分证据和她同事的言而无信。就这样，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一次性入境；也终于懂得了只要我是中国人，就没有旅行的自由。前一天我还在想，我要经过墨西哥而且是坐船去，我要看看自从学考古以后一直幻想去看看的玛雅文明遗址，看看伟大的山河与不歧视中国的老外—如今不要说馍馍，连麦种都不知在哪儿。此刻写得愤怒，而当时我非常冷静。

这一套小日本干得比这洋妞更恶。我的脑海里浮现着小女儿可爱的脸蛋，我已经冷静了。我知道剩下的和能做的只是争取；必须再争取一下，直到真的无望。

我讲，因为工作的严格的时间性，我知道必须去东京处理出版前的事务，因此才几次向贵国使馆确认再入国问题。回答是，只要有一天以上……

她的脸色骤然阴沉了。这一回我清清楚楚地看清和确认了：这张脸，完全和……一样。

我离开了那个地方。我的心像浸在冰水里一样。一个念头在飞快地出现并成型。朋友在一旁不知所措，好像打算安慰我，又不知说什么。我竭力使自己做到平稳和无所谓。已经是中午，我要请她吃一顿午饭。我不愿意把心里的苦处强加给一般的朋友，然后再去体会所谓朋友的冷漠。不存在馍馍，虽然10月了，但对于一切穷国的人来说，并没有麦子收下来。

天气很冷。为了下午打工，我穿得很少。刷盘子的工干起来一定会很热。我和那个朋友商量了一会，不用说没有什么对策可言。我和这个朋友度过了我们相处的最后一点时间。我心乱如麻，说着话，心里每一刻都在想：馍馍没有吃上，麦秋没有到来，所谓新大陆的二大门已经对我关上了，我要走了，我要离开，我要去找我的女儿。

那时唯一没想到的是，后来我决心再也不来这个国家。

到下午去打工之前的这两个小时，我处于一种撕裂之中。曾经全部目标就是进入这个国家，为了女儿进入这个国家。目的明确成如此一种东西以后，这件事本身是否正确已经不能过多思考。凭直觉，我一切都凭直觉。我的那时的直觉要我闯这条路，闯开了可能自由和富裕，不闯可能终生陷入窘境而有苦难言。或者我在这儿挺，忍住长相别，让九岁女儿也忍受异乡的孤独和穷苦，还是不顾一切去和她会合、用我的父亲的温暖和力量把她抱在怀里？我好像那个手拿篮球的犹太人，投进去可以救活集中营里的别人；但投不进去自己就濒临死地。我不同。我的篮球已经投向了那凶恶的黄毛洋妞。对我来说，我已经离开了这里飞向女儿。

我不再多想。我开始谈论东京。吹那里的机会之多，挣钱之易。

3点钟已经临近了。

打工的时间是下午3点。3点前5分钟，我推开百老汇路333号朝鲜饭馆的门。这种门，倒是对寻找自由的中国人敞开的。这是一个黑工。在经济并不发达、机会几乎是零的这世界二大门里，打黑工的地方并不多。有5个中国人在死守着这个黑工，我能找到它完全是偶然。5个人分享一份刷盘子活，因为想刷的人太多了。每小时5块5，这个价钱说明老板是有良心的—香港店只给同胞3块。我打最倒霉的星期五即老外度周末的日子；时间是下午3点到夜11点，最忙最累的时间带。

马上开始了工作。刚开始我恶心得差点吐出来。不是娇气，让回民干这种活，我不知是自己的罪过还是世道的罪过。已经堆着山一样高的脏盘子。我前天已经来学了学路数，现在该干了。昨夜的失眠，今晨的空肚子，上午在immi局的刺激，必须立即忘掉。可是忘了这个又想起那个，一刹那间昨夜的老鼠又跳进了脑海。还有讲演，我对教授们说，中亚、蒙古、伊斯兰、文学，我可以在4个领域里讲演；但我不喜欢在人指挥下讲政治。教授说：估计你会尝到“涮”的滋味。那个英语“涮”（拟音）的词根我还没考证清楚。我换上皮围裙，一定要像在日本一样哼个歌才好，我想。南朝鲜人恨小日本，我不能哼冈林信康。我哼了一首蒙古长调《兔子蹄的紫红马》，那里有伤感的句子。哼了几句后，心里舒坦多了。

这种饭馆管两顿饭。我只说了一句：“我不吃肉。”

用朝鲜咸菜就白饭，我吃了这一天的第一口食物。但是心理的反感和随之来临的生理的反感，使我连看着那米饭都想吐。扒了两口米饭后我马上又开始干了，下午6点之前只有我一个人，要顶下来。心里想，如果连盘子都没刷过，还算什么洋插队呢。但是我不能让女儿知道这个角落。歌子哼到“命里的苦要是来了，躲又怎么躲得开呢”时，心里觉得感受新奇。哼起歌心里开始轻松起来，但是忘了哼歌时沉重又他妈的死缠过来。一切都是我自找的，我受的罪是我的选择带来的。好在堆积如山的肮脏器皿里令人恶心的烂鱼剩肉、immi局的黄毛洋妞、关于纳粹的传说，此刻都变成了一种同类的东西；使我在这猪肉店的侮辱中又感到了一种古怪的平衡。

隔着胶皮手套，我把肮脏的东西掏尽，用热水冲，把器皿塞进洗碟筐子，把筐子塞进洗碗机，再把洗过的器皿送出去，朝那瘦厨子吼了在这个店里的第二句话：放在哪里？

紧张的流水劳动不再停止。不知是昨夜老鼠的原因还是今天黄毛洋妞的原因，我累得很快。不久我进入了一种坚持着干的状态。腰累，心里的折磨像刀割。可能外头的客人已经多起来了吧，几乎一秒钟也无法喘息。我没有注意地板油腻得非常危险，一次送盘子转身回来时，我重重地摔在地上。

摔得那么重，声音又大又脆，使人非常不好意思。我尴尬地回到洗场，一边骂自己笨一边警告自己不能再摔倒。在这种地板上摔跤可能骨折。往后的日子还不知多险恶，你决不能在温哥华这乡巴佬镇子里受伤。

一个老太婆（她是切菜的又是朝鲜人，因此比我地位高一点）过来帮我。我赶快开口致谢，劳动马上就轻松了。其实她只是看不惯我的错误洗法，也怕由于我耽误了饭馆后堂的流水劳动。她一帮，我懂了：洗盘子要先把花样众多的各种盘子分类，分开堆分开洗就快了。老太婆又去切菜时我苦笑了一下，懂得了马克思说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不过，我洗得快了。

马上劳动变成了流水。我干着，已经不允许过多地恶心。我忍住自己非要联想回民和《心灵史》的念头。我陷于现实之中，严酷的现实逼迫伊斯兰教徒只能打这个猪肉店的黑工。我努力使自己哼歌子，否则伤感一阵阵淹过来。在平常的日子里，任何人都不可能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的信仰，甚至从来不会有意识地想自己的信仰。而此刻，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意识中想着一个词：伊斯兰。我已经失手摔碎了几个盘子。我无法形容满腔的激动。但是劳动的现实、疲惫的感觉更强大地逼来。

伤感是可耻的，我在心里大声对自己喊道。你至少不许在今天屈服，这样干每月可以挣160块钱，你必须挺住。踩稳脚，别摔倒受伤，至少要与女儿会合。一切都是为了女儿么，可能整个主意从开始就全他妈的错了。劳动的强度一分分地清晰起来沉重起来，我的头一阵阵疼着，脑筋麻了。这一天我像同时打了两个仗，我已经无力再思索，甚至不知伤感是为了哪一个，我只是下意识地留意体力，还有脚步。

然后我又抓住水龙头，冲刷那些肮脏的东西。往外送盘子时，我小心不被油腻的地滑倒。为了自己，决不要摔伤，我竭力提醒自己。摔他们的盘子，不要摔自己．到了下午5点多，我超过了店里的速度。我又把immi局的事想了一阵，结论和最初的冲动是一致的：哪怕放弃这个世界二大门甚至世界，我要和女儿在一起。

下午整6点钟，打夜班的中国人来了。女的，是个东北口音的学生，很老练。

有这么一种打工的，他们喜欢表现得爱店如家，干活时习惯指挥人。我想这是北美就业机会太少逼的。但我很高兴与她的分工：我送出送进运盘子，她清理残羹剩肉。我只要小心不滑倒摔伤，我至少可以少接触百分之六七十的污物了。

但是周末（这是一个美国味的词，白人们的人生意义就是兴致勃勃地过周末，吃一顿一会儿就变成如此肮脏的东西的饭）的紧张也开始了。3个小车不断送来一车车碗碟，倾泻在我们这角落。两人疯狂地干，一分钟也闲不成。我突然明白了：日本打工的“闲”，原因在于日本目前比这个世界二大门阔。马克思讲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真不好懂。我觉得劳动才是鸦片—这样在流水般的、沉重而肮脏的劳动中，人的心麻木了，危机过去了，痛苦淡泊了。我甚至感激这个猪肉店，只有它的侮辱，才能平衡冲淡那个immi的侮辱。时间就这样过着，一分钟一分钟很慢。这是谁的罪呢，我渐渐感到最终还是我自己的罪过。这一天的的确确是个受罪日。我的心情轻松了一些，是的，不这样我得不到教育和报应。

缓缓地，晚9点朝着我们爬来了。对后堂的人们来说是吃饭，对我来说是休息。我依旧只吃一口米饭，就朝鲜咸菜。他们看着我，可能我的形象很凶恶，屋里有一点静。那老板做了一个绅士手势，对我说了一句英语。我没有听懂也没有留意；于是那打工的东北大学生推推我充当翻译：他问，你的信仰是什么？

我冷冷地想了一下。和他们说不清是一回事；从干起活一开始，我就决定不涉及这个话题。原来我准备如果有人发现我不吃肉时，就回答他说我不喜欢。但是此刻我特别渴望直说。于是，我说了第三句在店里说的话。我咬着牙狠狠地回答：ISLAM 。

也可能那一刻气氛有些紧张。他们都静了一会儿，那经理留心地看了看我。但是我不愿再和他多讲一句。你只付我5块5，你不配听我讲课。说出伊斯兰这个词时，我有一种疯狂的、疼痛的快感，好像突然间彻底地惩罚了自己，也报复了世界。我差一点哭出来。真的我从没有过如此坚信的时刻。我在那个瞬间多少有一点点痛苦与狂欢交织的感觉。是的，一切的苦楚都是我不肯留在自己队伍里的报应。

1989年在宁夏川地的清真寺里，我不知道我度过的是幸福的日子。农民们那么亲切地待我，每天开斋闭斋我吃六盘美味的食物。是我写下了“别离你，再入污浊”，那么，充分地体验你的污浊吧。

最后的两个小时极其漫长。

我累了。我每刻都在提醒自己别摔倒。那女的太尽职于她的这自由世界了；吃得比我多一倍，干得一丝不苟。发现了她管人的毛病以后，我开始稍微教训她一点儿，告诉她我们在东京打工不这么卖命。日本，古怪地成了我的一种资本，尽管我知道我不仅与日本毫无关系，而且我正在向它的右翼频频发动“游击战”。这是一种奇怪的处境；人在无法忍受一种压迫时，有时并不能批判这压迫，而只能用另一种压迫作比较。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没有谁关心你是否受压迫。那么，人不能扮演斗士但更不能扮演斗败的瘦鸡。她和很多人一样最向往小日本，那么我就只能把在日本的受压迫当成他妈的幸福来讲。否则，和他们之间就根本剩不下半句可讲的话了。

很有效，那女的不敢再习惯性地找碴了，她那脸上不知是嫉妒还是羡慕，总之对我很反感。我放心了，对这些北美留学生远着点比近了要好得多。我可以干我的一份活，也喘我的一口气了。

最后的半小时，我们几乎是捱着过。那东北女的割破了手，我为她叹了口气，但没有说什么，只是抓过了水龙头。我也有两三次险些摔，但都没摔倒。最后是北美留学生给我露了一手：我们倒垃圾，我和她一人拉着一大桶垃圾；过门厅，进门出门，到了一个凉台。面前是楼梯。我觉得老板不派人来是不可能把如此大的桶搬下陡峭的三层楼的，但那东北女的早已一马领先，拉着桶，顺着黑暗的楼梯“滑”那大桶。我看呆了。大桶顺着楼梯蹦下台阶，像个玩着危险游戏的熊。她用一种可怕的姿势拉着跳着，咚咚地冲下楼梯。我突然决定下周不再打这肮脏的工。不仅下周，我突然决定再也不打这个工了。向你们致敬，北美的留学生们。我真服了，服你们伟大的忍耐，也服你们入骨的驯服。但事情还没有完，我看看我拉着的一桶，没办法，我只好也一块玩，拉着大桶跳台阶。

结束了。桶没有翻，人没有绊倒，时间是夜11点25分。拖着身子走出店门，正好来了一辆9路汽车。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一股野性的力在澎湃。我上了车，再也没有回顾。我不会再来这个店，我不会再给北美的自由世界打工了。

到了家已是深夜。洗澡时，持续的激动到达了顶点。

我决意洗大净。我第一次在如此疲乏、如此屈辱的感觉中换大水。如果万宝阿訇在，我会求他为我念讨白。在immi局和猪肉店里，我的心被彻底地玷污了。幸亏我们还有这种形式来清洁自己。热水冲在身上，烫烫地流过我的肉体，渗进我的心里。我洗着，洗了很久，我累极了，在水流里喘个不停。

换水后我钻进了自己的巢。在床上，我默默地在黑暗中睁着眼。我知道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于是吃了安眠药。但是激动如大浪冲打着我，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累成这样还不能安睡。我凭经验知道这样不行，我必须休息。我想着小女儿，为了明天和你汇合，我要睡着，我自语着。我搜索般把这个城市的事想了一遍，结论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黑暗静静的，老鼠还没有来闹。我毫无倦意。我开开灯，翻出我的朋友们的来信，又读了一遍，然后把它们放在枕边，又熄了灯。它们给了我唯一的温暖。它们又使我加倍地痛苦。看来我不应该离开你们，不管有什么样的难处。从此之后我要坚强一些。在日子的无边旱海里，在过不下去的时节，在农村的艰辛里，你们都没有因为难处就离开。而我更是一条鱼，命定地离不开我的水。

我忍住不再胡思乱想，盼望能早一点睡着，但是做不到。我有些怕，这样的白日和黑夜会使你坍塌崩溃，我想。我怕崩溃就在今夜来临，决心立即斩断思索。我低声地默念阿米乃，阿米乃就是你给予吧、你宽恕吧。静多了；我的体中轻轻地只传荡着一声阿米乃，似是唤主又似是自语，似是乞求又似是悔恨。但即便这样念精神仍倔强地醒着，我克服不了它。我只有一遍遍地念着阿米乃，阿米乃，阿米乃，这样过了很久很久。

我真地睡熟的时间，可能是深夜即凌晨四、五点钟。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本文编者略有删节，特此说明。）散文高地【文学地理】乐西公路LE XI GONG LU——血肉筑成的抗战路马恒健马恒健，主任编辑；四川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著有二十万字游记类散文《蜀地秘境》（55篇）；著有二十四万字游记类散文《你不知道的四川》（44篇）；与人合著四十万字纪实文学《知青档案》。2013年获首届四川散文奖。

中国版图如一只雄鸡，西南边陲的云南，恰如鸡腹。就在这雄鸡的柔软处，关系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的历史，相隔700多年竟然惊人地重复：

13世纪中叶，蒙古人进攻南宋受阻于长江天险后，忽必烈绕道川康进击云南，万里“斡腹”（意为掏肚子），企图南北夹击四川，继而夺取战略大通道长江上游，然后顺江而下，势如破竹直入华中华南；

20世纪中叶，日本人在华中华南发动一系列会战未达到战略目的后，借道缅甸突袭云南，既使中国腹背受敌，又可切断运送大部分援华物资的战略通道滇缅公路，以迫使中国投降。

这两次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重大战役，都围绕一个目的：夺取战略通道；这两次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要军事行动，其结果却惊人的不同。

滇缅公路和中印（史迪威）公路，早已成为中国抗战悲壮的永恒记忆，但遗憾的是，同一时期，在蒋介石六次手谕口谕严令之下，四川军民用不可思议的时间，在不可想象的地区，以“抗日卫国一寸山河一寸血，筑路架桥每米工程每米魂”（乐西公路技术人员手记）的惨烈，如期完工的一条抗战公路—乐（山）西（昌）公路，却被湮灭于大渡河的波涛之中，被冰封于拖乌山的峻岭之上。

乐西公路，是抗日大后方的一条重要战略通道，是一条连接滇缅公路的血肉长路。没有它，大名鼎鼎的滇缅公路将形同虚设；没有它，二战时期中国战区的历史或将改写。惊险的跳跃

乐西公路的修筑，始于中国半壁河山沦陷，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在祖国大西南紧急修筑一条一头牵重庆，一头连西昌，再直至滇缅的交通生命线，已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它的建成，既可使中国陪都在不测之时迁往西昌，更可以承担连通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支撑驼峰航线、保证援华物资源源不断的重任。

1939年1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乐西公路作为“库款直办”，即由中央拨款，交通部直办工程。而当时四川的川黔、川陕、川鄂、川康、川滇东路等工程仅是“库款省办”，即中央拨款，各省筹建。由此可见，乐西公路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随着战事风云突变，1940年1月，乐西公路中段还在复测之时，蒋介石便下达第一次赶工手谕：“乐西公路务于本年12月完成，否则照军事违命误期论罪。”仅过两个多月，蒋介石又下第二次赶工手谕：“乐西公路务于本年6月底以前完成。其筑路进度须于每星期详报一次，所筑各路之工作，应以此路为中心，其他公路不妨暂缓。”

乐西公路起自乐山王浩儿，止于西昌邛海湖畔的缸窑，全长525公里。它自乐山跨青衣江，经峨眉、龙池，再傍大渡河北岸经新场、金口河后，突然跳跃似地脱离大渡河，朝西北方向遁入有“东方的诺亚方舟”之称的大瓦山逶迤险绝的群山，继而翻越多雨多雾、高寒缺氧、渺无人烟的蓑衣岭，穿行崖陡壁绝、深渊大壑、人称“魔鬼住所”的岩窝沟，再折向西南回到大渡河畔的汉源，继续傍大渡河至石棉。在石棉，乐西公路来了一个90度大拐弯，便一路向南，穿越诸葛亮“七擒孟获”时的“不毛之地”拖乌山后，经冕宁、泸沽抵达西昌，其终点与西祥公路（西昌至云南祥云）衔接。

此路自1939年5月的路勘，至1941年底全线通车，共征集了川康地区彝汉等各族筑路民工20多万人。由于缺粮、疲劳、疾病、工伤等原因，伤亡人数竟多达三万人，其中死亡4000多人，平均每公里便有8人献出生命。至今，在乐西公路最艰险的路段蓑衣岭、岩窝沟，荒冢和残骨仍不难寻觅。

乐西公路在大渡河畔那一个惊险的跳跃，其诡异的走向，虽然给世人留下难解之谜，也幸运地让这一段与世隔绝、绕行于大瓦山、蓑衣岭、岩窝沟的老路，得以原汁原味地遗存于世。

去寻访这一段老路的念头，在我心中由来已久。乐西公路正式通车70周年的2012年6月，我终于踏上了这条不该被遗忘的抗战公路。不堪的记忆

我此次乐西公路之行的起点，便是此路从大渡河畔开始向大瓦山跳跃之处，即横跨大渡河的金口河大桥北桥头；此行的终点，是岩窝沟下面临大渡河的乌斯河镇。

金口河大桥北桥头，正对一条大峡谷谷口。刚进谷口，道路便向左急转攀升。此时，车轮下的道路，已经是乐西路了。很快，大渡河便在山下细如飘带，随即被重崖叠嶂遮蔽。

车辙下的乐西公路持续向上爬升。据历史气象资料载，这一地域全年大多数时日都是雨雾天，这天也不例外。浓雾和迷蒙山雨，将山山岭岭遮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仅容两辆车小心翼翼错行的湿滑路面。真难以想象，抗战时满载军用物资和作战人员的重型车辆，是怎样在这常年雨雾蔽日、泥泞不堪且狭窄崎岖的山道上踽踽而行。

我此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驿站”，是位于这一段乐西公路三分之一处的永胜乡，因为过了永胜，其余三分之二路段便再无村镇。在那里，我要做两件事：一是采购鲜花，以敬献于乐西公路修筑主持者、国民政府交通部总管理处长赵祖康题写的“褴褛开疆”碑前，此碑已在海拔2800公尺的蓑衣岭的风霜雨雪中挺立了70年；二是向永胜乡修筑乐西公路劳工的后代了解当年实况。

永胜乡政府坐落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小盆地里，乐西公路穿乡场而过。其周边竹篱茅舍，田垅铺展，沟渠交错。这荒山野岭中唯一的世外桃源，或许曾给了当年远离故土的筑路民工些许的心灵慰藉，或许曾给了即将决死疆场的远征军将士最后的思乡之梦。当然，也给了在逼仄而阴森的峡谷深壑中穿行了很长时间的我重见天日的感觉。

到达永胜乡场，我便拉家常般地与乡亲们摆起了关于乐西公路的龙门阵。于是，史料上得知的那些悲壮惨烈而又气势磅礴的筑路场景，由远而近，由模糊而清晰。

自1938年起，重庆遭受日军的轰炸袭击，宜昌失守后，重庆更是岌岌可危。国民政府考虑重庆沦陷后的战事安排，内定西昌为第二陪都。1938年6月，蒋介石便发出第一道指令：“乐西公路必须迅速完成”。

原来，美国的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再经滇黔线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滇黔线这条交通大动脉，便反复遭日机轰炸。一旦黔滇线中断，中国抗战的前景不堪设想。因此，蒋介石军令的下达，将乐西公路摆在了没有硝烟的抗战前沿；20多万汉彝同胞，自此走上了保家卫国的第二战场。

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胜不载入史册，败则军法从事；指挥这支亦军亦民筑路大军的统帅，需要何等的气概，何等的担当。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书生挥斥方遒岂止在书房。与詹天佑、茅以升并称为“中国交通工程三杰”的赵祖康，任修筑乐西公路的主持者。他以羸弱之躯，走上了这个关乎民族存亡的战场。

1940年10月初，蓑衣岭岩窝沟路段全面动工，仅这一路段便集中民工2万人。数百间四面透风的临时工棚，勉强解决了这支庞大施工队伍在这高寒之地的住宿问题。每天所需的几万斤粮食，因运输路途遥远艰险而时常短缺，蔬菜和油荤就更谈不上了。

一位在筑路时从事挖土石方的民工后代告诉我们，听他家老人讲，当时工人们住的是不蔽风雨的草棚，吃的也几乎全是杂粮，小菜和肉食根本就没见过。为了开路，工人们都是用绳子拴住腰，从几十米高的峭壁顶上吊下来攀石爬行，硬生生地从坚硬如铁的峭壁半腰凿出一条公路。有一次，他家老人亲眼看见一个工人用钢钎撬一块岩石，结果山体垮了一大片，一下就埋了十五六个工人进去。清理出尸体后，没有什么默哀安葬之说，直接将尸体扔下悬崖后又继续干，因为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活着的人都麻木了！

一名筑路民工的侄子告诉我们，听他二爸讲，当年修路为了赶工期，根本谈不上轮班作业，晚上都是用火把照明连续施工。超过体力极限的劳动，使有的人无法忍受，在逃跑时被监工的士兵打死；有的开山放炮被炸死了；有的是因极度劳累生病不治而亡；有的则是因衣不蔽体直接冻死。

还有一种死法，我闻所未闻，它比五马分身刀剐活人更令人毛骨悚然：由于长年在深山，人人头发长达几尺，已看不出人样了，因此竟被虱子活活咬死。如此死亡的惨状，恐怕不亚于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囚徒！

后被公认为“中国公路之父”的赵祖康，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总管理处长，也因频繁奔波于乐西公路施工现场，过度操劳而瘦得皮包骨头，并患上了咯血病。60多年后，赵祖康的女儿赵国明曾如此说：“父亲修建乐西公路拍了一张照片，那个时候已经瘦得不像样了，简直像骷髅一样。”

赵祖康先生当时作何想，我不得而知。也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言在他耳畔回响，也许，埋骨青山马革裹尸的壮举在他胸中激荡，也许，他根本什么都顾不上去想，只愿蓝图上的乐西公路，如期化作一柄倚天长剑，剑锋所指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血肉的长路

离开永胜乡政府驻地，我继续沿乐西公路前往蓑衣岭。蓑衣岭是川康往来要冲，海拔2800米，全年90%的日子都是阴雨连绵、雨雾缭绕或冰天雪地，往来之人必备蓑衣，故此得名。蓑衣岭是乐西公路的至高点，被当时筑路工人称为“死亡之岭”这一段路的海拔高度虽然持续上升，但由于山势趋缓且基本修筑于山梁之上，因此非但不崎岖，反而视野开阔。透过车窗放眼望去，绵延于缓坡上的来时路，如天外来客挥就的柔和曲线；大瓦山摩天接云的雄姿，一直在伴随我们。

公路继续上升，路旁植被茂密，野花姹紫嫣红。一片一片的冷杉林开始出现在眼前，这是进入高寒地带的标志。快到蓑衣岭山顶时，漫山是成林成片的高山杜鹃，令人不难想象在它们盛开的时节，其景色是多么绚丽。

在一个垭口处，一座高大的高压电线铁塔脚下，路边蓦然出现并列的两块石碑。其中一块竖碑略小，上书三个大字“蓑衣岭”，另一块是较大的横碑，上书四个大字“褴褛开疆”。

这两通石碑，既未雕琢装饰，更不雄伟高大，如同筑路员工衣不蔽体的模样，如同远征军将士匍匐在出击的道路上。它们，是乐西公路永不湮灭的立体史书，是四千多名长眠于此的筑路者的不朽墓碑。“蓑衣岭”三字为行楷书体，笔力遒劲，用墨甚酣，落款为“乐西公路二十七分段长王仁轩，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元月”; “褴褛开疆”四字为篆书体，古朴苍劲，系赵祖康先生亲撰。

衣衫褴褛，热血依然沸腾；危亡将临，方显中华民族本色。

当年赵祖康先生题字之余，百感交集，情自中溢，继续撰写了如下碑文：“蓑衣岭乃川康来往要冲，海拔二千八百余公尺，为乐西公路之所必经，雨雾迷漫，岩石陡峻，施工至为不易。本年秋祖康奉命来此督工，限期迫促，乃调集本处第一大队石工，并力以赴，其月之间，开凿工竣，蚕虫鸟道，顿成康庄。员工任事辛苦，未可听其湮没，爰为题词勒石，以资纪念。”此碑立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时间稍晚于“蓑衣岭”碑。

肃立碑前，睹物思人，哀思如缕。史料所载的筑路情景，仿佛跃然眼前……

当年在“蓑衣岭”路段筑路的民工，前后达2万多人，其势如排山倒海，其状如血肉长城。蓑衣岭气候极其恶劣，因此，死亡人数为乐西公路全路段之冠，曾经在一个严寒骤降的夜晚，有200余人被冻成僵尸。离蓑衣岭至高点约100米处的地方，地势险要，仅修通这段工程，就有2400多人葬身深渊。赵祖康几次亲赴“蓑衣岭”坐镇指挥，住工棚披蓑衣，以至于形容枯槁，患上咯血病。

当年，在蓑衣岭岭东曾立有一块大木牌，上书“此处是积雪没胫、五月解冻的阴山”；岭西曾立有另一块大木牌，上书“乐西公路无名英雄白骨筑成处。”如今，这两块牌子虽已化作乐西公路上的泥土，但它们以不可摧毁的形态，永恒地见证修筑此路的惨烈与悲壮。

迟到的纪念和保护，总比忘却的好。2011年12月和2012年2月，雅安市人民政府和乐山市人民政府分别在蓑衣岭“褴褛开疆”碑侧，立下了文物保护碑。愿乐西公路这一最为艰险的路段作为文物的确立，成为它为世人所知、为世人凭吊瞻仰的开始。

过蓑衣岭后前行十多公里，便来到岩窝沟。岩窝沟路段路面宽度已不到5米，且完全是从山腰的岩腔里掏凿而成。我们在这段逼仄而崎岖的公路上，时而驾车时而步行，真是步移景换，险象环生。上方，是看似摇摇欲坠的岩石盖顶，下方，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万丈深渊。该路段是全长525公里的乐西公路中最艰险的一段，当年被筑路民工称之为“魔鬼住所”。

在呈“U”形的岩窝沟绕沟路线上，隔沟可对话，见面则要绕行6公里。

岩窝沟绕沟路线6公里，要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半山洞路段，其中一处须深挖33米的高岩，工程之艰险，实属罕见。工程主要依靠爆破，然后就是手挖肩挑。施工的第一道工序，是在无立足之处的半山腰开辟施工场地，这全靠以绳索将施工人员从山顶吊到悬崖下去操作。他们身上拴两根大拇指粗的麻绳，前面一根，后面一根，拴到胯下骑起。打一个炮眼，由三人一组进行，一人负责掌钢钎，两人负责打二锤，三个人轮流替换。

由于麻绳在悬崖的石头上反复摩擦，用不了几天，绳索就会被磨断。只要一出事故，便直接坠入几百米深的谷底，尸骨无寻。

在赶工最为紧迫的时候，每天有十多人因绳索被磨断而坠落山崖，真可谓前仆后继。该路段仅数公里里程，便牺牲125人，平均每公里有20多人献身。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这恐怕是单位里程死亡人数之最。以至于当时在岩窝沟施工现场，曾有“用我们的血和肉，去填满岩窝沟”、“筑路救国，死而无憾”这样视死如归的标语。

当年，20多万筑路员工，就这样使用着原始的工具，在坠崖者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中，以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气概，不分昼夜，奋力赶工，硬是用十指抠出了这条简陋破碎的公路。

杜聿明将军所撰《中国远征军烈士祭词》有言：“执干戈卫社稷，挽长弓射天狼，忠魂精骨，永昭日月！”在岩窝沟沟底，有一通碑龄仅三年的石碑兀然而立。它不是文物胜似文物，它不是丰碑犹如丰碑。碑正面，“忠魂精骨永昭日月”八个血色大字耀眼夺目。立碑的发起人杨本华先生，1951年出生于台湾，美籍华人，父亲是当年的飞虎队员。当他与汉源皇木镇的一位朋友驾车穿越乐西公路时，深感震惊：这样一个悲壮的全民抗战历史，应当让世世代代中国青年知晓！遂联合当地政府和民间团体组织，组织了“重走血肉筑长城之路”活动，并于2011年8月立下此碑。

1960年，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指名点姓要见一个人，此人被美军誉为在朝鲜战场交通后勤方面“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叫洪学智，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

蒙哥马利可能不知道，类似的奇迹，在此前十多年便已创造。没有威武雄壮，没有慷慨激昂，数十万如乞丐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在以赵祖康为首的中国公路精英们带领下，早已创造了如同赢得一场战争的奇迹。

在乐西公路这条血肉筑成的长路上，数万埋骨深山，抛尸荒野，其姓名永不为人所知的汉彝同胞，没能享有死者最起码的哀荣，其灵魂却凝结成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驾驶员用车载CD机，播放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我敞开车门，摇下车窗，力图让乐音掠过岩窝沟的每一寸土地。

眼前，群山磅礴如海，夕阳凄艳如血。我们不约而同，就地久久肃立……散文高地【散文上苑】小说的腔调：小说阅读札记四则赵瑜之一：胶片照相机爱好者—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我们在谈论什么》小札

雷蒙德·卡佛是个酒鬼，所以，他的小说里，男人也多是酒鬼。

我相信一个酒鬼所看到的世界和平常的人所理解的世界，是不同的。醉酒之后的世界变得跳跃和不确定，说过的话已经忘记，爱过的人朦胧成糖块。最为浓烈的感情化成悲伤，最为快乐的时间缩短成一个梦境。

所以，当卡佛的文字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时候，大家发现，有一个人所关注的世界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同，阅读卡佛，其实就是在片断化我们的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的整体性打碎，我们一定会感觉惊讶。那么，卡佛便是这样的一个摄影师。《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卡佛引起世界关注的第一部小说集，这本书在一九八一年便在美国出版，卡佛的小说句式以及结构方式，曾经成为一个华丽的技术流派，影响了一大批小说家的写作。当时，美国的很多杂志编辑都被卡佛式的写作崩溃，但是，卡佛并没有被这些模仿者淹没，反而，他走得更远。

我喜欢卡佛在小说文本里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放松，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小说家，他一点也不打算让你在他的讲述中感动。他不是一个紧张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摄影师，看到他喜欢的生活截面，摁下快门，如此而已。

自然，卡佛并不是数码相机爱好者，他的表达有所选择，而不是连续拍摄。他用一个古董的胶片照相机来拍摄生活。差不多，有一篇小说，可以表达卡佛写作的基本理念，那篇小说的名字叫做《取景框》。小说不介绍任何人物的背景，一个丢了双手却靠给别人家房子拍照片为生的人敲开了“我”的门。人物开始对话，那些话简直不痛不痒。但当“我”看到照片中若隐若现的自己时，才发现，原来照片所记录下来的场景，甚至是视角，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所以，“我”有了很大的兴趣，决定多拍一些照片。

这何尝不是卡佛进行“卡佛式”写作的一个动因，当他第一次醉酒后，将自己所怀疑或者喜欢的一些片断进行描述，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原来生活中的磁场有极大的变化，只是因为我们置身于其中，没有旁观的能力。但是醉酒是一个好的契机，给了他写作的参照。

卡佛有一个较为底层的职业史，在他的个人简历中，他如数列出了他的工作，他骄傲于他的个人史：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

这些工作让他有了别样的人生视角，所以，他的小说总会给我们提供新鲜的体验。

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他没有介绍小说人物的任何背景，但是，看得出，那是一个被生活挤压的人，他已经破产了。看到这篇小说，我们不得不想到作者本人，他也是因为酗酒而破产。然而，这个短篇里，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将一个繁杂而拥挤的生活从中间的某一个角度切开，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生活的片断。之前有什么样的情节，是空白，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卡佛才不去管。他这种大面积留白的做法，让评论家们欣喜若狂，认为，卡佛是故意设置小说阅读障碍，并将之命名为“极简主义”。

评论家们的修辞并没有错，其实，作为小说家的卡佛不可能在写作一个东西的时候想这么多，他不过是像《取景框》里的“我”一样，突然发现了生活中的另外一个角度。

他想用自己的笔将这样的风景固定下来，告诉别人，我们在大场景的生活中，极容易丢失自己，还是将自己隔离开这些宏大的生活场域，回到自己的片断里。《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部作品集里呈现了一个社会的多个层面，读完以后，你会发现，你像进入一个社会纪实摄影的展览中。卡佛只用他的古老的胶片照相机截取了生活的一瞬，《洗澡》中住在医院的孩子变得如何了，不知道，因为照相机没有拍到。《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中杀人后的杰瑞会不会被刑事处决，也是空白。因为卡佛的照相机只拍到这里，剩下的事情，留给时间来解决吧。

阅读卡佛时，我常常想，会不会，喝一些酒更好。因为，酒水中所酝酿的情绪，更接近卡佛的本意。《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雷蒙德·卡佛/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定价：22元。之二：孤独感，神的孩子都跳舞—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小札

孤独感，每一个故事，都铺满了孤独感。哪怕是温暖的《夏日里的最后一天》。

有一天晚上，我被麦克尤恩的繁华的叙事用词打击，厌烦了他，将正在阅读的《与橱中人的对话》停下来。作为一个小说的爱好者，我被麦克尤恩的这种饱满感激怒了。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才华，不论是想象力还是语言，都那么饱满。这让人感觉轻薄。

然而，翻一下余华的推荐，又或者作品的简介，便可以知道，麦克尤恩出版这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时只有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多么青春期啊。这个年纪，正是浓郁表达的最好时机，对自己的以后有多种方向的设计，阅读麦克尤恩的这部小说集，我们的确看到了不同的方向。《立体几何》是一个撕开我们局限的作品，想象力和虚构能力让麦克尤恩的小说有了翅膀，写作者麦克尤恩，用虚构的能力在小说行进中不时地逃离出叙述现场，旁观自己的叙述局限，不时地打破正在行进的叙述，然而有了出人意料的结局。《家庭制造》描述一个对日常生活背叛的少年，尽管这部小说的主题落在了少年对性的好奇，但大量的情节都关注一个孩子在被规范的成长中，时时想背叛现实生活的冲动。叙述者麦克尤恩，不时将自己的真实想法放到那个冒犯生活的少年人身上，又不时地将被规范后的自己的想法放在孩子的对面。成长意味着将本来可能真实的逻辑模糊，慢慢进入庸常生活的秩序中。

我最喜欢《夏日里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全书最为温暖的故事。尽管故事的结局让人悲伤，但故事的行进中，麦克尤恩第一次用欢喜的表情靠近日常生活，觉得生活中的孤独感可以被温暖的他者所消解。

麦克尤恩的舞蹈总能给阅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缘自他的独特的视角。《蝴蝶》是一个平淡的故事，一个被社会漠视的人，无法排遣潜藏在内心里的孤独感，他厌倦自己的现状，他不能容忍这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疏离感，试图融化一下自己。然而，却成了杀人犯。这篇小说几乎不承担文学以外的身份和道德，麦克尤恩将视角停在杀人者本人，阅读完这个杀人的故事，你会感觉到一股难以言说的孤独感。没有憎恨，麦克尤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消解了我们对残酷结局的愤怒，这需要多么宽阔的内心储备。麦克尤恩做到了，他打破了我们二元对立的思维，他用近乎舞蹈的方式演绎了一段悲伤。《与橱中人的对话》是我分三次阅读完的。看完以后，我陷入自己悲伤的过往中。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数个令人自卑甚至无力的片断。这些片断被麦克尤恩全部抓住，拼凑在一起，便成了这篇小说。这个小说的构思精巧无比，一个弱智的孩子，到了十七岁还只有几岁孩子的智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弱智是自己的错误，而是归罪于母亲，他是这样揣测母亲的：“她精神有点问题，你知道，这是我问题的源头。她就想要孩子，可又不愿意考虑再婚，所以只有我一个；我必须充当她憧憬过的所有孩子。她努力阻止我长大，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做到了。你知道吗，我到十八岁才学会正常说话。我没上过学，她让我呆家里，说学校是个野地方。她白天晚上都抱着我……”这段叙述是肯定的语态，如果不读下面的情节，差不多，我们可以肯定母亲是个精神病人，然而，很快我们便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而是孩子的确是个弱智。然而，这个弱智的孩子在十八岁以后遇到了一个大困难，那就是，他必须为母亲的幸福出走，母亲有了新的恋人。故事的展开从此开始，一个弱智的孩子在社会上，他会遇到什么的境遇呢，随便都可以预测到，他会遇到悲伤。作为一个阅读者，我对这悲伤的到来充满了期待，我相信麦克尤恩的叙事能力，然而，仍然被他的文本击中，我甚至在阅读中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我知道，小说中的人物距离现实中衣着光鲜的我很远，但我依然看到内心里藏着的另一个弱智的我。这种打开让我孤独，不是同情小说中的人物，而是同情自己的过往。这真不是矫情，而是真诚地融化。

孤独感，是麦克尤恩在三十岁之前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难题。他用不同的角度来刻摹这些内心感受。他笔下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被他从生活中挑选出来的另类，这些孩子有着神性的智慧和狡黠。他们或者成为蝴蝶，飞走了，或者成为河流里的鱼，游远了。这真让人悲伤。《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伊恩·麦克尤恩著，潘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定价：22元。之三：巫师一样的小说语言—阅读阿摩司·奥兹《一样的海》札记

在给我的朋友推荐《一样的海》这本书时，我是这样说的，我今天看完了此书，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关键词如下：道德与禁止与释放、爱以及被爱、远行、梦、死亡或者一场舞蹈、性爱、洁白的以及柔软的……

这是一本非常挑战阅读的书，因为它的语言是飞翔的。

这不是一本剧本，却有着剧本一样跳跃的镜头感，我看到镜头放大后的半封信和压低了声音的旁白。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来由地想到当年阅读米兰·昆德拉的《慢》的感受，每一段都可以放下来，然后停上两天，再来读，我觉得那么陌生。

这就是陌生感，仿佛这两天不见，这段我已经阅读过的情节远行了，沾染了异域的味道。总之，这种巫师一样的语言让我着迷。

这是一本充满了谜语的小说，我相信作者奥兹用心建构了这个故事的地图，从哪里出发，又回到哪里，中间的崎岖如何通过，这些都是在写作前都已经画好的图像。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是会打破这些计划，我读出了那些变化。《一样的海》，在阅读的时候，我总觉得它应该有一个更为哲学的名字，比如《各自的孤独》一类。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奥兹写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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