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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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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是如何创造的试读：

内容提要

奇迹不是轻而易举的就到你身边来的，他也是靠勤奋的力量把它拉来的。也许你们会问奇迹怎么不到我这里来呢？是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文学奖

格拉齐亚·黛莱达

出生日期

1871年9月27日

获奖年度1926

文学巨人的诞生

撒丁岛的女歌手艾伦娜·莱达唱到：“我们的历史是由妇女们铸就的”，此时她想到的一定是撒了岛最重要的、也是最著名的女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一百年前，当格拉齐亚·黛莱达开始写作的时候，像莱达这样的表述还根本是不可能想象的。但正是这位女作家，在她的小说中真实地塑造了一系列伟大妇女的形象，她们的爱憎，她们的自尊，远远胜出男人之上。像这样的女主人公在此前的意大利文学作品中还从未有过。

在自传体小说《柯西玛——一个女诗人的成长之路》中，黛莱达描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家庭。实际上柯西玛就是她的另一个教名，所以有时候她干脆把书中的女主人公称做“格拉齐亚的化身柯西码”。

1871年9月27日，格拉齐亚·黛莱达出生在撒丁岛内地的努奥罗。她的父母一共生了六个孩子，黛莱达排行第四，努奥罗是一个小村镇，紧靠“非常温柔的”奥尔托贝纳山。裸露的山岩高高耸立，将村子遮掩在阴影之中。有的传记作者把黛莱达的生年记为1875年，很可能是由于“可以理解的女性的弱点”，女作家自己把它推迟了四年。

格拉齐亚·黛莱达把一个外省姑娘成长为著名作家的经历描绘成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因为格拉齐亚的化身柯西玛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人。

她的父亲焦万托尼奥·黛莱达在当地是一个深受人们尊重、影响非常大的人物。他拥有律师证书，虽然并未以此为业，但很多人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时仍然乐于向他求教和听取他的建议。格拉齐亚·黛莱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也许并非有意这样做，也许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有同他接触的人都像被他施了魔法似的感到愉悦舒畅，受益匪浅。他说话直截了当，朴实无华，但他的声音听起来却像一首音乐，表达出许多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东西，从他那水晶般的真诚而高尚的内心深处喷涌而出。此外，他还具有相当的艺术修养，从本质上说是一位诗人。他大学是在卡利亚里上的，那时人们还是骑着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把书和其他用品全部装在旅行包里，像一个牧人或者一个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播种的农夫。他依靠经商发家致富，但除了生意之外他还从事诗歌研究，就像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用撒了岛的口语，即所谓的罗古多罗方言写作，而且才华横溢，有七步成诗之才。他还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出版自己的小报，刊登他和朋友们的诗作。但从生意角度看，这个印刷厂是失败的。

闲暇时刻，特别是在美丽的季节里，格拉齐亚的父亲喜欢坐在门前房子的荫凉地里看报纸。“如果有贫穷的女人走过，他便默默地从兜里掏出一点钱来递给她，同时还会伸出一个手指放在嘴上示意她不要张扬。所有得到安慰的人都这样一声不响地离去。”

这个对少女格拉齐亚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人却缺少顽强的生命力。儿子不上进，沉弱酒色赌博却不知悔改，为此他病倒几个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黛莱达的一个哥哥终于因父亲的死而浪子回头，担负起了管理遗产的责任。

母亲基西达留给格拉齐亚的印象是一个庄重、沉默寡言的女人，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长得很漂亮。她一天到晚忙于照料孩子和家务，丈大比她大二十岁，尽管对她呵护备至，并且一心一意为了她和家庭操劳不已，但却无法给她这样的年轻女人所需要的满足和快乐。而她除了操持家务以外，也不懂得充实自己的爱情和快乐。

母亲是文盲，因此，她对第三个女儿的写作愿望大惑不解，但这个女儿却被“写字的手艺”强烈地吸引住了。

初露锋芒

格拉齐亚上学之前就在当神甫的叔叔塞巴斯蒂安的帮助下认识了这些“不同寻常的符号”。因为她已经学会了写字，所以跳过了一年级。她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好学生，“喜欢读书，从不贪玩”。对她来说，写满字的黑板好比是“一扇可以在星光灿烂的夜晚窥探蓝色苍穹的窗户”。

但格拉齐亚·黛莱达在努奥罗的乡村小学里却无法学到很多的东西。她在那儿只读了三年，那几年里她读了不少东西，包括哥哥的书以及在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并开始自己动手写诗歌和短篇小说。这她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不被外界环境干扰。

终其一生，她对自然与人的看法无不带有故乡撒了岛的烙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以这个岛为背景。当格拉齐亚·黛莱达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对女佣们讲的故事和少女们的情歌非常着迷，后来这些都成了她创作的素材。

在一封信里，年轻的格拉齐亚写道：“我必须坚强如钢而又平静如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的目标：为我的、为我们的撒了岛做一些有益的事——哪怕它可能微不足道”。

她仅仅是出于一种朴实的对于家乡的热爱？不管怎样，是她把撒了岛带进了欧洲的文学殿堂。在那个世纪之交，有谁知道意大利的这个位于地中海里的岛屿？

从父亲以及作为农民和牧羊人世世代代与土地和大自然结下不解之缘的祖辈那里，她“继承了善良、智慧和处世之道并且深深感受到生命的欢乐。”——她在《柯西玛》中这样写道。

除了对自身性格的描述，她还对这个14岁的少女作了胜过任何一幅照片的栩栩如生的刻画：“尽管显得单薄瘦削，但她身体健康，长得结实而又灵巧。她具有她们那个种族经常坐着干活的女人们所特有的一切典型特征。她的皮肤洁白细腻，头发乌黑，稍微有些+曲。一双杏眼又大又圆，如漆的瞳仁闪烁着亮光，不时反射出一丝绿色，简直就像曾受到一个拉丁诗人赞美的那种哈米特力人的‘重瞳’，含情脉脉，充满难以抵御的魅力。”

当然，这种少女的万种风情都深藏在腼腆羞涩之中，她把自己同时形容成“一头胆怯的小鹿”。

对她的行为，周围的人既感到惊讶又觉得奇怪。尽管格拉齐亚的经验世界有限，但她很早就显示出了敏锐的观察能力。传说她的一篇早期短篇小说曾惹得一个驼背的商人十分恼火，因为那人在她的作品中认出了自己的形象。

大概是受了一位上大学的爱好文学的朋友——她承认他曾是她暗恋的对象——的影响，她的哥哥开始关心起妹妹的教育，并且想实实在在地帮助她。他把她送到一位大学预科的教授那里去听拉丁文课，因为她当时写东西大部分是用口头语言，而很少使用文学语言。

梦想实现

她觉得，通过一次这样的出游比在教授那里上十堂课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大海给她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她把它称做是一个梦，一个再也挥之不去的梦。

杂志上的照片则是她的另一个梦：罗马成了她朝思暮想的目标。虽然她想象不出自己什么时候能到那里去，但她“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个愿望终有一天能够实现。

带插图的儿童刊物以及时装杂志的最后几页从来都是刊载一篇故事，这使格拉齐亚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自己写的文章寄给他们。随着稿子她还发了一封附有简历的信，这封信想必深深打动了《最新时装》杂志的编辑，所以不仅刊出了她的作品，而且还以赞扬的口吻向读者介绍了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并且要求格拉齐亚继续给他们投稿。

努奥罗震惊了。在两行并无恶意的、口语化的文字下面印着她的名字的消息，以及人们夸大其辞谈论种种冒险奇遇的事实在村里引起一片哗然，全村人已和她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

连哥哥也开始担心起来，并且劝说妹妹至少不要再写那些有关爱情的故事，以免损害自己的名声。格拉齐亚当然不会理睬这一套，她继续写下去，并且写的都是自己耳闻目睹的事情。她用《蔷薇作为标题，并且向时装杂志的出版人求助。杂志社立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要求把手稿寄去。

村人把小说看成是有建道德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桩丑闻！家里人最担心的就是她这一辈子怕是受到男女读者们的普遍欢迎。这总算让受尽村里人白眼的格拉齐亚感到了些许的安慰。另外，她还引起了邻村一位青年诗人的注意，不过她觉得，这个人主要不是来同她过论她的作品，而是通过卖弄自己的诗来向她大献殷勤。

向文学进军

1888年，格拉齐亚·黛莱达17罗，这一年可以看成是她文学活动的开始：

1890年，米兰的出版商特雷维西尼出版了格拉齐亚的第一本，书《蓝色的天空》，但里面对于景物的抒情诗般的描写让人领略到了她那真正的才华。她的另一篇小说《东方之星》发表在撒了岛的日报《未来》上面，但为了避免邻居们说三遣四，她用了一个笔名——伊利亚·迪·圣伊斯梅尔。

没错，人们不能从格拉齐亚·黛莱达的作品中看到所谓高超的文字功夫，影射隐喻，讲究的修辞以及高雅的格调，因为那。不是她的兴趣所在，更不适合她那种撒了岛的地方色彩和主题她的作品的翻译者乌特·施股佩尔写道。她的处理手法让人觉得完全是出于天性和本能，就像她的人物——牧人、渔父，小农民和其他平民百姓那样质朴、单纯。

对人物的命运饱含着同情，仿佛自己和他们融为了一体，还不时地用各种鲜明、真实的东西打着比方。

黛莱达对于自然景色引人入胜的描绘具有诗一般的魁力，即完全是用本色事材构成。这其中蕴含着格拉齐亚·黛莱达童年时代从人们讲述的各种传奇故事中所获得的感受；童年正是一个孩子开始观察、谛听、学习说话的时期，这里是倾注于她的作品之中的记忆的源泉。

格拉齐亚·黛莱达在《柯西玛》中的讲述是她与平民百姓直接接触的再现。于是，一篇新的小说题目便产生了，完全来自于真实，就像浓稠的黑色橄榄油浆从榨机的口中源源流出，然后变成清亮的油、香喷喷的油膏和照明的蜡烛。

这就是1895年由米兰的科利蒂版社出版的《正直的灵魂》书前有那不勒斯的政治家兼评论家鲁杰罗·邦吉撰写的赞扬备至的前言，后来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1894年，她就以中篇小说集《撒丁岛的传说》取得了文学创作上的突破。但真正重大的成就是18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邪恶之路》，文学理论家兼作家路易吉卡普阿纳写了一篇极热情的书评，并且建议作者“不要丢掉这种正确的叙事方式，不要脱离撒了岛人的生活，应当继续深入挖掘这一宝贵的矿藏。在这里她已经发现了一些珍奇的原始要素：当读者把书合上的时候，留给他的是对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以及雄伟壮丽景色的鲜活回忆。他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仿佛像是身临其境，而不是通过二手的转述，不是来自一部艺术作品……”

这种同生活与人物之真实性的贴近，这种置于撒了岛古老的传统环境中的处理手法，这种现实与浪漫的结合，使她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这里她第一次感到了“出名的苦恼”。但事情还没有完：一大群身着洁白服装的儿童和少女早已手捧鲜花迎候在那里，合唱队开始为女作家演唱。但格拉齐亚·黛莱达在其一生中从来都不看重这类事情。

当然，对格拉齐亚·黛莱达的作品也少不了反面的评价。但这种成见虽然让格拉齐亚感到屈辱，但却无法让她停止写作。

幸福的家庭

而且恰恰和所有的预言相反，格拉齐亚·黛莱达偏偏找到了一个好男人，与他结成了幸福美满的婚姻。第二天，她收到一大束鲜红的玫瑰。她不知道是谁派他送来的，只是在有可能要与她洽谈的那些人中间瞎猜。几天之后，她在剧院里又碰到了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男青年，别人向她介绍说，他叫帕尔米罗·马代萨尼，原籍也是撒了岛，现在住在罗马，担任财政官员。他个子高大，身材颀长，应该说长得相当英俊。后来，格拉齐亚·黛莱达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她觉得自己长得并不特别漂亮，而他在第一次与她相遇时还未曾读过她的任何作品，却对她一见钟情。也就是说，他爱的是她这个人，而不是女作家的光环。第一次相会两周之后，格拉齐亚和帕尔米罗订了婚，并于1900年l月11日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搬到了罗马，在那里一直住了36年。

人们见到的一张照片是她怀抱1900年出生的第一个儿子，另一张照片是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儿子——小儿子萨尔杜斯和大他四岁的弗朗茨在星期天散步。除此之外，对于她的私人生活人们了解得很少。1914年，她在致一位同事和朋友马里诺·莫雷蒂的一封信中写道：“时光、岁月和日子仅仅由于我们内心的激动而存在。能活在内心生活之中足矣，其外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有一次，是在1908年，她参加了著名的女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召集的第一届意大利妇女大会。从此之后，格拉齐亚·黛莱达始终以她更多地属于过去为藉口而不再参与政治讨论。

在罗马这样的大都市里她也置身于社交和文学圈子之外，除了担当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便是埋头于她的写作。但时间就这样过去反而更好，用不着去做那些没用的梦……她越来越喜欢自己的生活，因为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夫君帕尔米罗在此期间已从财政部调到了国防部，同时还兼做她的代理人和经纪人。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前程远大：萨尔杜斯是位哲学博士和作家，弗朗茨在罗马大学化学系担任教授。

她住在罗马城边的一栋房子里，站在阳台上可以望见亚平宁山脉的群峰以及罗马城中心墓地苍松翠柏那参差不齐的剪影。格拉齐亚·黛莱达每天至少要在书房中工作两个小时；她在那儿写书，一只温驯的鸦雀或是伏在她的肩头，或是蹲在椅子靠背上。她对一个女记者强调说：“在生养孩子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获得了最崇高的表现。”同时她又有与法西斯主义相同的意识形态，我本人相信善良的和爱的权利。明确表达对人爱类的。比如她说：“命运让我用一个孤独的撒丁岛人的心来世界。但即便我是生在罗马或者斯德哥尔摩，我的本性大概也”“不会改变，我仍然会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喜欢探究生活的人，一个看到人的心底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但我也相信，人们能够变得更好。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阻碍他们进入地上的天国。到处只有仇恨、血污和痛苦。也许，通过爱和善良的愿望可以战胜所有这一切。

透析其宗教态度便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近乎天真的想法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在《柯西玛》中黛莱达承认，她经常问自己到底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还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最终的结论是她只能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且正是从这种正直中形成了她的社会批判形式。她不是简单地揭露社会的弊端，而是向人们说明在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状况以及生活习惯中存在的不公平。她描绘的始终是个别人的命运，她的男女英雄人物总是受到强烈情感的影响，总是用令人吃惊的宿命观点来看待自己的依附性甚至忍受贫穷。

文学家的思想

在格拉齐亚·黛莱达的时代，撒丁岛属于欧洲最落后的地区。草地、沼泽和灌木林构成了它的自然景观并且给撒了岛的社会造就了三大特征：羊群、蚊子和盗匪。

黛莱达对墨索里尼的好感很可能也是由此而坐；因为在那个时期她亲眼看到撒了岛的经济开始了“令人敬佩”的发展。在这位意大利女作家赴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的旅途中，《维也纳日报》报道了她这样一段谈话：沼泽地被排干了，建起了工业和发电厂，老百姓身体强壮起来，意识到了自己由于长期懒散和本能而被扭曲的力量。为这一切，意大利应该感谢领袖。

这里所表达的仅仅是黛莱达真实思想的一部分，但它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提出的“作家应当为他们的同时代人和后世提供有利于恢复和增强合乎道德之生活的精神食粮”的要求，所以，“为了表彰她那些为理想所鼓舞的作品的明晰的造型手法描述其海岛故乡的生活，并在洞察人类共同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深刻和同情”而授予格拉齐亚·黛莱达诺贝尔奖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恰恰在这里提到“其海岛故乡”难道会是不经意的吗？今天看来，在向黛莱达授奖时那位文化专员致词中的结束语颇为滑稽：“……格拉齐亚·黛莱达就这样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以便亲自摘取金色的桂冠。在这里，她由于具备一个模范妻子、一个家庭主妇和一个值得尊敬的小说作家等多方面的才能理应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在1903-1915年是她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阶段，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大部头小说，如《伊利亚斯·波尔托鲁》、《灰烬》等。玛丽安娜·希尔卡便是这样一个意志坚强、感情浓烈的人物，任何事情、任何人都无法使她的感情改变，为了救自己所爱的男人，她敢做敢为，不怕作出任何牺牲。《常青藤》中的女主角安尼莎为了爱情变成了一个杀人犯，而以书名常青藤代表的母亲甘愿用自己的生命来赎儿子的罪。格拉齐亚，黛莱达深切地关注着书中人物那强烈的爱情和无法逃避的命运，讲述着她们的罪孽和赎罪。评论家莫米利亚诺把她称做是“受道德折磨的伟大诗人”。

通过她的作品，人们看到了撒了岛那古朴的自然景色，认识了穷苦的雇工和牧羊人以及有钱的地主，还有形形色色的牧师和强盗。格拉齐亚·黛莱达把她的读者带进了一个充满魁力而又绝非完美的陌生世界。当然，撒了岛人有时不太满意她的描写：海岛和岛上居民的实际情况没有她写的那么坏。直至今天，她的小说中让人着迷的依然是那个古朴的世界及其秘密，是女作家那富有魔力的想象力，是人和自然不可思议的统一以及他们那朴素原始的聪明才智。

在格拉齐亚·黛莱达眼里，爱情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感觉，而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激情，它充满诱惑，违背任何理智，也许需要以终生的忏悔为代价。然而，她却不会去谴责这种狂风暴雨般的感情，她承认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爱属于人的一种本能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天性。由于她对自己的感情世界缄口不言，人们无法知道在这方面黛莱达本人是否有过或者有过什么样的狂暴感情的经验，但一个女作家创造性的想象往往远远超出她那表面上看似平静的生活。

对于格拉齐亚·黛莱达来说，忠诚是极其重要的品德。

1913年，当这本《风中芦苇》既带有忧郁色彩，又充满奇异幻想的超自然风格的小说《风中芦苇》出版时，41岁的格拉齐亚·黛莱达首次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提名。但一直到1927年，当她终于能够领取1926年授予她的这一崇高奖赏时，她56岁，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有着一双慈祥的褐色眼睛的”老妇人。

在获奖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她便被确诊患了肿瘤。虽然动了两次手术，但在后来的几年里癌症仍在继续扩散。当她在撰写《一个患有癌症的女人的故事》和《柯西玛》这两部自传体小说时就已经知道了诊断的结果。

格拉齐亚·黛莱达于1936年8月15日去世，享年65岁。弥留之际她的丈夫帕尔米罗和她的姐姐尼科林娜一起守在她身边。事后，尼科林娜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次圣洁的死亡，格拉齐亚非常安详地等待着它的降临。按照她的遗愿，参加葬礼的只有她的亲人。举行完葬礼之后，才向公众宣布了她去世的消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她的出生地努奥罗人民的请求，格拉齐亚·黛莱达的遗体迁回了撒了岛。她的灵枢被安放在一所隐修院里，故居被辟为纪念馆。这位举世闻名的家乡的女儿，最后终于荣归故里。

帕斯捷尔纳克

出生日期

1890年2月10日

获奖年度1985年

在苦难中成长

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2月10日出生在莫斯科。他父亲是犹太人，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院士；母亲是天才的钢琴家。虽然帕斯捷尔纳克不是纯粹的犹太血统，但他仍被犹太人公认是本民族的骄傲，是犹太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无价之宝。这种看法并不过分，想当年苏联立场坚定的审讯员都叫唤他为“犹太佬”，连他的名字都不想叫一声，那么我们把他看成犹太人的骄傲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帕斯捷尔纳克进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09年，这有点令人不解，因为他从小对音乐、绘画很有天分，攻读过于抽象的哲学恐怕并不适合他的秉赋。1913年毕业以后，他也觉得他的志趣和爱好不在哲学上，正好加上这时失恋，于是决心涉足诗坛。“诗言志”吗，他要将自己内心所想用音乐的语言表达出来，让世人知道。191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云中的双生子》问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17年他的组诗《生活啊，我的姐妹》的创作，使他一鸣惊人，蜚声文坛。1917年对帕斯捷尔纳克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他写道：

它之所以被人永志不忘，

还因为尘埃使它微微肿胀，

因为风儿嗑着葵花子儿，

把壳儿乱抛在牛蒡上，

因为它用一株陌生的锦葵引导我，

像引导一个瞎子一样，

为的是让我乞求你，

在每一道篱笆旁。

十月革命后，他与此前的好友马雅可夫斯基走上了不问的道路。马雅可夫斯基满怀激情，热烈歌颂革命，后来被斯大林树为苏维埃时代的伟大诗人；而帕斯捷尔纳克仍然远离政治，抒发对命运、爱情和大自然的感受。虽然他也曾被革命浪潮激动过，但却始终是一名站在河堤上的观望者，所以有人称他为“河堤上的哲人”。1919年他写道：

夜里，微风从外面吹进，

紧紧地贴着我们打颤，

天亮时下了一场雨，风冷得发抖，

生活也将如此新鲜。

后来他还写出过一些气势恢宏史诗般的作品如《高尚的疾痛》、《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等等，但他对革命所采取的暴力、对个人私生活和个性自由的冲击无法适应，他厌恶暴力和无止尽的对个人自由的于预，他主张以善生善，用暴j]只会带来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他拒绝创作应时作品和实用主义的诗歌，继续写自己喜欢的题材，自由地选择形式，写大自然、写爱情、写生死离别的孤独和哀号。这种态度和当时那些只知道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作家们，当然无法有共同语言。于是帕斯捷尔纳克注定成为一个“不人时”的孤独的缨斯，并为世人所不容。但他的诗所反映出的巨大才能和技巧，却不得不让他的同时代的作家钦佩。著名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他的《人·岁月·生活》中写道：“当我们然若失、不知所措的时候，鲍里斯·列昂多维奇对于我既是艺术生命力的保证，又是通往生气勃勃的生活的一座桥梁。年轻、愉快、漂亮，宛如一个充满灵感的阿拉伯人——他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这个模样，虽然我也看见过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他。半个世纪以来，我常常喃喃自语地吟咏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他的诗是不会从世界上被清除掉的：它们依然活着……”

但苏联当权者需要的是歌功颂德的无聊文人，如写《金星英雄》的巴巴耶夫斯基和写《磨刀石农庄》的潘非洛夫。当权者害怕人民，又怎么会和怎么敢需要人民的诗人呢？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被梦魂缠住，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帕斯捷纳克：《时间的俘虏》

1958年，苏联诗人和作家鲍里斯·列昂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可能谁也没能想到，正是这一获奖，加速了诗人走向死亡之路。

但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使苏联统治者大为震怒，苏共中央和作家协会逼迫他公开声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开始，他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写信给作家协会主席团说：

任何力量也无法使人拒绝人家给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一的荣誉、但诺贝尔文学奖金我准备赠给保卫和平委员会。“我知道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在得知获奖后，他立即向瑞典文学院表示感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和羞愧。”

那是一个赤色恐怖的时代，在“人民专政”铁拳的镇压的恐吓下，帕斯捷尔纳克能义正词严地怒斥统治者，表明自己的态度，实在是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也！

统治者的无耻在不能压服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竞以威胁他的女友伊文斯卡娅为手段，将帕斯捷尔纳克制服。他为了不使红颜知己因为自己而罹更大的灾难，只好放弃了获奖的愿望，又拍了一份电报给瑞典文学院：“鉴于我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真是罕见的事情，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竟然逼迫自己的作家不要接受诺贝尔奖！此前，1939年德国生物学家多马克在德国纳粹的逼迫下拒受该年生理学和医学奖；两起事件是何其相似呀！此后，1964年萨特也曾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但那是他自己不愿意领取，没人强迫；1973年越南人黎德寿拒受和平奖，那恐怕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当时和平还没降临越南，还不宜在脖子上挂和平奖牌的缘故，与强迫没多大关系。

然而更遭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也许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表态不那么“驯良”和“自愿”，听命于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内的年轻人在煽动之下，“爱国情操”超常发挥，不断在帕斯捷尔纳克住宅前示威、狂叫，还用石块打破窗户的方法进行“批判”。活脱脱20多年前的希特勒冲锋队的架式。幸亏印度总理尼赫鲁挺身而出，他直接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说：如果不停止迫害，他本人将出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的主任。这才迫使苏联停止了那可怕、可恶和令人作呕的迫害。但帕斯捷尔纳克受此打击，身心交瘁，长病不起。1960年5月20日，俄罗斯的人民作家终于永远摆脱了对他无休止的迫害，含冤去世。

官方报纸发布的消息是：“文学基金会会员帕斯捷尔纳克逝世。”瞧啊，这么伟大的作家、俄罗斯人民苦难的见证人，连诗人、作家都不是，当然更谈不上任何形式的追悼会了。

离不开的土地

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写小说，是从1948年开始的。第一部为写长篇史诗般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日瓦戈医生，这位精通业务的医生在革命前出生于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过早丧失双亲的不幸经历使他从小具有敏感善良、同情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思想，再加之他的医生职业，又使他养成了对人对事严谨、冷静的客观态度。这一切决定了他在十月革命大浪涌来之时采取观潮者的态度。他曾经为革命的壮举欢呼，甚至显示出了高度自我献身的热情。但最终消极了，对革命的暴力和对个人自由和人格的践踏感到恐惧、厌恶。书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安季波夫，他克制厂自己大性和人性而最终成为显赫一时的红军指挥员。安季波夫并非没有人性，但他那狂妄的优越感和卑微的虚荣心却阻止他显示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的一份爱心。作者通过安季波夫的妻子拉莉萨·安季波娃（她又是日瓦戈医生的情人）之口说：“他的面部增添厂一种难以捉模的表情，因而失去了光彩。一张活泼的脸变成了某种思想的化身、原则、模型……我知道，这是他所献身的力量造成的。这力量虽然崇高，但却毫无生气而残酷无情，早晚不会放过他。我觉得他身上已经打上了注定灭亡的标记。”还说：“这些人都是木头，不是人，只认得什么原则、纪律。”最终，在失去妻子和女儿以后，安季波夫决心自绝于这容不下个性自由和个人尊严的世界。

另外部是《日瓦戈医生》它只是通过个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悲惨的遭遇，表现了时代的一个悲惨的侧面，即革命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挫折和失误。这是对时代的一种深沉的反思，是对人性复归的一种呼唤。他把稿子在1955年，寄给《新世界》编辑部，编辑部很快退了稿，并附上一封措词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们国家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头10年的看法，想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

就这样，这部稿子在国内禁止出版。但1957年11月却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出版一广《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译本。接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法国、西德、英国、美国、波兰等15个国家先后都出版厂这本书的不同文种的译本，一时问成了“轰动世界的畅销书”，誉满全球。意大利《现代》杂志主编说这本著作概括了俄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继《战争与和平》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英国作家彼得·格森则认为《日瓦戈医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诗”。这本书几乎影响了大半个世界。

在这样的巨大反响下，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再接下去就是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悲惨地死去，而且终于“如愿”地死在了俄罗斯大地上。他生前在饱受迫害时说过：“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分不什的，离开它到别的地方去对我是不可能的。”

原来如此！

贝克特

第一位荒诞派戏剧家的出现了

出生日期

1906年4月13日获奖年度1969年贝克特于1906年4月3日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附近的福克斯罗克。在谈到自己的出生时，贝克特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是在一个星期五，13号，而且是受难的星期五出生的。我父亲一整大都等待我的降生，8点钟他出去散步，当他回来时我已经出生了。”

贝克特的家庭并不十分贫穷，属于犹太人的中产家庭。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合伙人，既有信誉也有一定的资产，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由于父母都有颇好的文学修养，而贝克特从小也显示了对文学和语言的天赋，这些因素对他今后选择法文写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他14岁那年，即1920年，贝克特继他哥哥弗朗克之后进入波特拉皇家中学，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贵族中学。在这所学校的最后一年里，贝克特成了校板球队的最佳投手，还因此被本校声誉最高的一个俱乐部——文学和科学协会看中。这年他还在校内拳击比赛中获轻量级冠军。总之，他和他哥哥一样，都是学校运动场上的风云人物。

1923年，他以大多数课程成绩平平的水准（除了法语作文）进了都柏林一二一学院。除厂体育上有良好表现以外，贝克特很难被人看作是一位出色的大学生。不过他那郁郁寡欢、喜爱沉思和非常有幽默感，而R为人我行我素的作风，似乎预兆着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这是事后聪明，当时却让人感到贝克特“是一个不叮思议的人”。

1927年，贝克特在三一学院获得法文和意大利义文学学士学位。第二年，他作为交流学者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师。在去巴黎之前他还到一所学院教过法语，但他缺乏耐心和为他人作嫁衣的教帅精神，为该学院师生所厌恶。不过很快就渡过厂这段令他自己感到厌恶的日子，来到了巴黎。这对他一生起厂至关紧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他此后决心用法语写作。

贝克特说：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同另人交谈5分钟，就可以感觉到世界的混乱状态。要想改革，就必须睁开眼睛，看清这一混乱。我们理解不了今天世界如此一团糟的原因，我只建议人们认识这种状况，因为这是事实！

世界戏剧史将注定在这一天翻开崭新的一页，1949年1月29日，因为这天爱尔兰作家贝克特（Sar-nuel.Beckett，1906-1998）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荒诞派剧作《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这部堪称博大精深并于H后轰动世界剧坛的戏剧作品。1953年1月，这部剧作在巴黎寨纳河畔的巴比伦小剧场首次演出，结果石破天惊，一炮打响。虽然褒贬参半，但紧接着在巴黎连续上演400大的骄人成绩，说明了贝克特这一荒诞剧的伟大成功。一位评论家说得好：“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在一家小剧院竟然得到各界回响，足见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着贝克特。”

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很荒诞布景很简单：“乡间一条路。一棵树。黄昏。”这就是说，舞台上只有一棵光秃秃的树。情节更离奇古怪，两个流浪汉埃斯特拉贡（又称戈戈）和弗拉季米尔（又称狄狄）相遇，然后苦苦地等待一个一直没有立场的戈多。戈多迟迟不来，使他们十分失望，于是说一些语无他次的话，做一些百无聊赖的动作。

弗：那棵树，瞧那棵树。

埃：难道昨天它不在那儿？

弗：它当然在那儿。你不记得了？咱们差点在那儿上吊啦。可是你不答应，你不记得了？

埃：是你做梦。

弗：难道你已经忘了？

第二场是一夜之后，舞台上那棵光秃秃的树上长出了四五片树叶。还是那两个流浪汉，不知到哪儿稀里胡涂地混了一晚，义来到老地方，继续等待戈多，但神秘的戈多仍然没露面，最后两人神智迷乱了。

弗：是戈多！终于来啦！戈戈！是戈多！咱们得救啦！

埃：咱们被人包围啦！

他的用意有的十分明显，如空荡的舞台象征着世界的冷漠荒凉，秃树萌发新叶表示社会的荒诞和不可理解。两个流浪汉是人类的代表，那么成多又是何许人呢？美国导演亚伦·施赖特曾问过贝克特本人。您知道贝克特如何回答吗？《等待戈多》从写成到演出成功，历时4年整。这4年中贝克特过得十分艰难。在此之前，他写过许多剧本，但从来没有人注意到他，即使是《等待戈多》写完后，也一直没有人愿意出版或上演这部与通常剧本完全不同的稀奇古怪的剧本。直到有一天法国先锋派戏剧导演罗歇·布兰看到这个剧本以后，贝克特才时来运转。罗歇·布兰也并不十分理解《等待戈多》，但他喜欢这个剧本。而且由于他自己说的下述原因，促使他下决心卜演这部剧，他说：“《埃勒泰里拉》一剧中有17个人物，一个分隔的舞台，精致的道剧，以及复杂的灯光。我很穷，我一文不名。我想不出有哪个剧院的老板能适合于这样一部复杂的剧作。我想我最好还是用《等待戈多》，因为它只需要4个人物，而且还是流浪汉。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就穿他们的旧衣服，而我只需准备一盏聚光灯，一根光秃秃的树枝就行了。”

他说：“如果我知道的话，我早在剧本中说出来了。”

很多人都觉得《等待戈多》的文字晦涩难懂，但1957年却发生了一件让许多人绝对没想到的事情。那一年，不知起于何种原因，竟然有人在纽约一所监狱为1400名犯人演出这个剧。原来不少人扣心犯人未必、对这部荒诞剧感兴趣，但结果该戏在犯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这部戏并不难懂。犯人们说：“戈多就是什会。”“戈多就是监狱外边的世界。”还有一位曾当过教师的犯人说得更精辟：“他们懂得什么是等待，他们知道如果戈多真的来到，他只能计人们失望而已。”

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是带有极大偶然性的、极简单的考虑，罗歇·布兰作出了富于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一决定不仅改变Ihl克特和他本人的命运，而且世界戏剧史从此翻开了极其辉煌的一页。这年贝克特已经47岁了。

贝克特在1928年到1930年这两年的任教期间，认识了流亡巴黎的爱尔兰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c），两人相见恨晚，成了挚友，贝克特还一度成了乔伊斯的秘书。那时乔伊斯正在写他那部晦涩难懂的《芬尼根沏夜祭》（Finnegans Wake）。贝克特川法语翻译厂这个书，并于1929）年出版。贝克特对乔伊斯十分崇拜，有一段时间几乎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可见乔伊斯对贝克特影响的厂大。这种影响的正面效果攸得，贝克特步人了荒诞派的写作，几十年如一日地与大众阅读口味作不懈的抗争。但也有负面效果，如洋洋白得地卖厅，矫揉造作的乔伊斯文字游戏。不过，贝克特最终摆脱了这种“苦不堪言”的负面影响，否则就不会有贝克特这位获奖者了。在1930年的时候他回到爱尔兰都柏林，并于1931年取得了硕士学位。不过在离开巴黎时，他写的诗歌《婊子镜》获得厂一个不大的奖，还由南希·丘纳德时代出版社出版。由此，贝克特终于有了下定决心的依据，并从此走上写作的不归之路。

虽然得了大奖，但贝克特并未自满，反而很冷静，分认为自己的诗歌并不成熟，处处显示出乔伊斯那种“疯癫的双关语和沉闷的爱尔兰习语”。举一段作为例子：

我那越轨的溺爱！

我曾躲藏而你手唤。

弗朗辛我珍爱的孩子，

我在妓院怀的胎！

剥落得多么厉害！

她灰白的皮屑和猩红的扁桃腺2

我惟一的孩子，

发了高烧还生出弥漫性红斑……

在1932年的时候他又辞去爱尔兰的工作，只身闯荡于欧洲各国。在此问他写出小说《普通女人的梦》（未完成）、《多刺少踢》，诗集《应声骰子及其他掷物》，长篇小说《莫非》。1937年他定居巴黎。

二战暴发时，他仍然留在法国，还加入了一个抵抗小组，并任小组的秘书和信使，为英国皇家空军做秘密联络上作。1941年贝克特被盖世太保逮捕，但他侥幸脱险，与女友苏珊娜一起逃离巴黎，到法国非占领区沃克吕兹的鲁西荣定居，在一家农场当农业上人。在此期问开始创作他最后一部用英语写的长篇小说《瓦特》。在这本小说里，一个驯服温顺、备受欺凌、麻木不仁的叫瓦特的人受雇于一个叫诺特（Knott，与Not谐间，即“不”）的先生。这位“不”先生像戈多一样是一个看不见，然而很有权威的“存在”（或者说是“不在”），他神秘，富有，却无法让人捉模，他像上帝在伊甸园里一样，控制着仆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一本很有独特风格的书，但贝克特已经开始将这一独特的风格推向疯狂的程度，虽然他还十分审慎。

战争后的欧洲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满目疮痍”和“动荡不安”日常生活中到处弥漫着无聊和空虚，这一切使贝克特对生活更加深了以前曾有的厌恶感。如同法国作家加缪（AlbertCamus）那样，感到自己是这个到处是灾难的世界的局外人；又如同乔伊斯那样，为迷失在这个忧惚世界的人，深感不安。从此以后，贝克特开始一律用法文写作，很少使用英语。

从1945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里，贝克特完成三部曲《莫洛伊》、《马洛纳之死》和《无名的人》，这使他在法国获得了相当多的好评。

然而这三部曲在人们看来一本比一本更晦涩难懂，没有什么情节，即使在《莫洛伊》这本比较符合传统的写法中，开始的一点情节也迅速分崩离析，变成一种模糊的却又时常是精确的潜意识的喃喃低语。但在风格上贝克特却完成了一种转变，即他终于完成了一种质朴、流畅的风格，完全是他自己的风格。

在这三部曲中《莫洛伊》里有，一个身份不清的莫洛伊，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目的和一种隐秘的动机踏上旅途，不遗余力地奔波于城镇和乡间。在历经种种磨难之后，走投无路，倒在一条深沟里。在倒下去之前他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别焦急，莫洛伊，我们来了。我想你必须把一切（包括救援）都尝试一下，才能获得对这个星球上的全部办法的完整图画。我滑到沟底……莫洛伊可以在他所在的地方等待。”又是等待！

而另一部《马洛纳之死》里，贝克特写一个好像是莫洛伊父亲的警察在寻找莫洛伊，也是陷入迷津、毫无结果。他的状况比莫洛伊更糟，卧床不起，奄奄一息，直等着死亡早些来到。马洛纳最后说：“生命的终结，始终是生命的再生。”由此看米，这部小说最后达到的安宁是耐心期待毁灭的安宁。随着马洛纳的死，《马洛纳之死》也结束了。

第三部《无名的人》的写法更奇特，全书没有一丁点儿人物形象，有的只是变幻莫测的声响，简直就是一盘杂乱无章的录音带！到这本书结束时，仍然是不停地说话：“那将是我，那将是沉默，我讲到哪里，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在沉默中你不知道，你必须继续讲，我不能继续讲，我将要继续讲。”

三部曲里，贝克特的反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得到充分的表现，他的悲观厌世的人生观也反映得十分明显。在写作这三部曲的后两部之间时，贝克特于1948年10月到1949年1月底之间，他不停顿地写完了《等待戈多》。再过4年，贝克特在1953年一举成名，成为西方文坛的佼佼者。

这期间他不停的写，新作不间断的问世1960-1961年，贝克特又写出一部颇有名气的剧本《快乐时光》。剧中只有两个人物，即温妮和威利，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温妮埋在沙里不能动弹；而威利直到剧终才露出全身，而在此前只能看到他的秃头的背面，或者根本看不到他。他似乎无话可说，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温妮在咕咕哝哝地自言自语。例如：“有时才我听见各种声音。但不经常。它们是有用的，它们帮助我……渡过时光。老皇历！是的，那都是快乐的时光，那时有声音。我常想回……··我是说我常想它们是在我脑子里。但是不。不，不。那只是逻辑。理性。我没有失去理性。还没有。没全失掉。保留了一些。声音。像小小的……雷声，小小的瀑布声……离开。这是物，威利。在袋里，在袋外。啊，是的，物有它们的生命，那是我经常说的，物有命。”

在这本书中，实际上又一次重山了贝克特生来便有的坚定信念：乐观主义者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被活埋。

随着时间的推和不断新作的问世贝特声誉不断升高，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终于决定将1969年的诺贝尔大学奖授予他。那年角逐文学奖的有103人之多，但最终还是贝克特获胜。

也许有人要问：贝克特荒诞的戏剧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授奖词中的解读应该是极深邃而中肯的：“贝克特世界观的关键在于两种不同的悲观态度，一种是对一切都不以为然的悲观，另一种足必须面对痛苦悲惨的现实而产牛的悲观。前者在于认为凡事都没有价值，因此这种悲观有其极限；后者则试图从相反的方面建立新的观念，因为没有价值的西西绝不能再降低其价值。我们面对着前所未见的堕落，如果我们否定了一切价值，堕落的证明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了解人堕落会加深我们的痛苦，我们就更可以从中认识到人的价值。这就是内在的净化及贝克特黑色悲观主义的生命力量。特别是这种悲观主义是以其巨大的同情心拥抱全人类；因为它了解人类承受痛苦的极限，一种必须到达痛苦极限才会失去同情而产生绝望。贝克特的作品表现出近乎绝望的心情，标明了全人类的不幸；但在凄如挽歌的语调中，回响着受苦者的救赎和遇难灵魂的安慰。这在贝克特两大杰作中表现得最明显，《等待戈多》和《快乐时光》，它们都可被视为对圣经的注释。”

这位用更多法语写作的人，将一生大部分时间留给法国并最终在巴黎去世。

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

出生日期

1889年4月7日

获奖年度1945年

卢西拉与家庭　在春天获奖

1889年4月7日，卢西拉·戈多伊一阿尔卡亚加出生在智利北部的艾尔基河谷。这条美丽的河谷婉蜒在安第斯山脉与太平洋之间，各种各样的亚热带水果生长得十分茂盛：有珍奇的卢库玛和蕃荔枝，有甘甜的无花果和鲜美的葡萄和那晶莹红艳的石榴果。

卢西拉的父亲，赫洛尼莫·戈多伊是一个典型的喜欢闯荡的智利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呆不长。他的职业是乡村教师，除了喜欢追求享乐之外还具有一点儿诗人的秉赋。他保存下来的一些诗都很忧郁并且明显带有智利和阿根廷那些流浪艺人所唱歌曲的痕迹。估计女诗人的祖父应是这类行吟歌者出身，有的文学史中甚至提到一个名字相同的诗人是阿根廷游牧诗歌创作的先驱。赫洛尼莫·戈多伊娶了一位漂亮而又温柔体贴、已有一个成年女儿的寡妇佩特罗尼拉·阿尔卡亚加。这一家起先住在蒙特格兰德村，后来，还在母亲怀孕期间就搬到了卢西拉的出生地、离此不远的小镇维库纳。尽管赫洛尼莫·戈多伊为自己的女儿唱着温柔的摇篮曲，但他的生活习惯却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三年之后他离家出走，从此便沓无音信。

卢西拉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妇女，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在一首诗中对她进行了深情的赞颂：

我的母亲很渺小，

就像一丛薄荷，如同一棵小草；

遮不住多少荫凉，挡不住风狂雨暴。

大地热爱她，

因为她让它轻松，

不管是幸福还是痛苦，

她都向它微笑。

丈夫弃家出走之后，佩特罗尼拉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独自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大女儿埃梅丽娜·莫丽娜在蒙特格兰德村当小学教员，她给了母亲很多帮助，同时也给了小卢西拉很大的影响，包括引导妹妹爱上教育事业。母亲把卢西拉送进维库纳的小学读书，认为孩子在那里能比在家里受到更好的教育。

有一天，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偶然翻箱倒柜、在一沓旧纸下面发现了父亲遗漏下的、打算赠给她的一些诗篇。其中有一芮写道：“是仁慈的上天，把你赠给了这片土地；也许，它将赐予你的，是父母未曾获得过的东西。”卢西拉从父亲身上所继承的不仅仅是诗歌大赋，而目，还有那种不肯安分、活泼好动的秉性以及喜欢漫游的兴趣。米斯特拉尔的父母都是巴斯克人的后裔，估计也有点儿“印第安人的血统”。对于有印第安人的血统这一点米斯特拉尔很以为自豪。

智利圣地亚哥的“花节诗歌比赛”总是在春天举行。奖品是用月桂编织的花环和一顶光彩夺目的金冠，届时还有选举节日女王、颁发获奖证书、演讲等一系列庆祝活动。1914年的颁奖会盛况空前。然而，尽管人们一再呼唤，夺得第一名的女诗人却始终没有登台露面。25岁的女教师、腼腆的卢西拉·戈多伊一阿尔卡亚加这时正躲在剧院的长廊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因为，也许是害怕那些描写爱情的炽热大胆的诗句会危及她“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这位获奖诗歌的作者在投稿时用了一个“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的笔名。

随着这次获奖，女诗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这颗诗坛新星跃然升起。四十年之后，早已闻名世界的女作家披露了选择这个笔名的初衷：“在孩提时代，我十分虔诚地向天使长加百列祈祷，于是借用了他的威名；而米斯特拉尔是地中海一种狂暴凛冽的季风。大自然的力量，特别是它们的激烈迸发，总是强烈地震撼我的心灵。”

在整个一生当中，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都对农村怀有深厚的感情，一到农村就觉得像是回到家里一样，并且喜欢把自己称做园丁。从她的许多文章之中都可以看出她对大自然的那种强烈的眷恋。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常常挣脱我的怀抱跑到花园里去，在那儿痴痴地看着满树的杏花。我不止一次惊讶地看到她和乌儿呀、花儿呀亲切地说话。”所以，女诗人常常把圣方济各称为她至爱的圣徒并对树木以“敬爱的”相称也就不奇怪了；这些形象在她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卢西拉12岁那年她们家搬到了拉塞雷纳，小姑娘在那里头一次看到了大海。她们住的地方离祖母家很近。祖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大概就是这一段生活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奠定了基础，并且对她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学校里，很快就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卢西拉从小是个怕羞的女孩，当校长让她按人头发课堂作业纸时，同学们调皮的抢走，她根本来不及查数。结果，纸委有很快用完了校长知道后，认为有人偷纸，同学们都看她，于是校长也认为是她干的，在回去的路上，同学们打伤她并搜她的房间，最后开除了她，原因是她房里找到了那种纸。而那纸她当教师的姐姐给她的。而这一切让她50年后仍记忆犹新。

尽管小时候留下了这样的心灵创伤并因此而对教育产生了怀疑，卢西拉还是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也许，在这方面，父亲和姐姐的榜样起了作用；也许，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已经把长大以后帮助穷人和不幸的人当成了崇高的使命？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终其一生都对教育的价值坚信不移，始终在通过教育与痛苦和贫困作斗争。她认为学会读书写字是人的最起码的权利，她相信教师的职业是上帝恩赐的天职。

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14岁或者15岁的时候，她在一所乡村小学担任了助理教师。从1905年起，她作为候补教师先后在艾尔基河谷的两个村庄里教过书。从这时起，她开始用不同的笔名给区报投稿，撰写探讨教育改革的文章。1904年夏天，《自由党人》报发表了她的第一篇诗作《午间小憩》。一年之后，她又写了一首来自“一个病魂秋日的山谷”的诗，但后来没有收入她的作品全集。

17岁的她在一封信里已经清楚地流露了这一点：“在我的本性中，有某种招致这种苦难的东西。我周围的人们都很幸福，但有一只隐秘的手却在往我的心上滴胆汁。”

她被描写成一个身材瘦削的姑娘，有一张苍白的脸，但是气质高雅，两眼炯炯有神，双手纤细小巧，感情奔放，热烈而又浪漫，充满了幻想。在拉塞雷纳郊区的康帕尼亚巴加，年轻的姑娘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则如饥似渴地读书、写作、学习数学。但当她申请一个拉塞雷纳女子中学的教职时却遭到了拒绝，因为神甫提出了异议，说她抽烟——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这是不可原谅的罪恶；还因为她在某些文章中表达了社会主义的亦即“异教徒”的思想。

这等于断绝了卢西拉在事业上的晋升之路，除非她能够在首都圣地亚哥通过必需的补考，可是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

她为了拿到必要的证书去当了旁听生，后来进了一个进修班，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

后来几年她在不同的地方教书，并于1910年获得了国家颁发的证书。

爱情悲剧

在一次旅途中加她认识了一个名叫罗梅里奥·乌雷塔的年轻铁路职员，从而开始了一场使她整个青年时代陷入阴暗之中的爱情悲剧。此事有种种说法。虽然女诗人自己留下的信件和有关访谈录驳斥了这种说法，但却隐去了许多事实，使这一事件本身变成了一个平淡无奈的故事：

她在17岁那年爱上了一个比她大5岁的男人。一开始他回应了她的感情，但接着又爱上了别的姑娘。后来两人的关系又恢复了。正当他们准备订下婚约的时候，她的爱人却因为负债于1909年11月26日自杀了。在他的大衣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加芙列拉写给他的明信片。

很多人同意这种看法：诗人把她的爱人描写成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环境的牺牲品，为他的死亡涂上了美丽的色彩，认为他用死偿还了一切罪过。另外一些人，包括她本人有关这一故事的说法，确实反映了年轻的加芙列拉那巨大的伤痛：“有一天，他对我说，为了挣钱，他要到北方去找工作，然后便回来接我，和我结婚。这一诺言变成了我对他所怀的最美好的回忆。”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有天晚上，她惊讶地看到他和另外一个姑娘挽着胳膊走过。后来，一天夜里，当她在阳台上看见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气得把阳台上的花掰得稀碎摔向那黑影里。

他挽着别的姑娘走过，

我却眼看着他远去。

风儿依然轻柔，

路上沉静如故。

可是我这双可怜的眼睛呵，

却只能看着他远去！

从被拒绝和失去恋人的痛苦中，产生了那些感情真挚、充满极其矛盾心情的诗篇。比如，在《夜曲》中，除了向着上帝“哭诉呼喊”-“天父呵，你居于高高的天上，为什么要把我抛弃”之外，便是“无限的疲倦”。但与此同时，又存在着一种虚幻的慰藉——再不会有任何人会从她那里夺走一个死去的人。

三首十四行诗让化名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卢西拉在1914年圣地亚哥的诗歌比赛上一举成名。自她约稿的报纸杂志雪片般飞来，为她回后从事外交工作铺平了道路。

她这种宽容和虔诚在50年代被保守派赞扬为一以其最深刻的特征——温柔与坚贞以及对母性那种真正的女人的渴求——所表现出来的永恒的女性本质。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这一形象对她以后的作品整理工作造成了极大障碍，它与一个讲求权利平等的时代格格不人。1989年是她诞生一百周年，德国的媒体对此几乎没有作任何报道，这肯定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她的作品翻译成德文的只有一本题为《你是否感到我的柔情》的、带插图的审美情趣很浓的小册子。直到1988年，才出版了选题比较宽泛的《爱情诗集》。

诗集中谈到她与罗梅里奥·乌雷塔的恋爱三后与诗人马努埃尔·马加兰纳斯·莫勒的爱情。但后来，莫勒爱上了另一个漂亮的、虽然也搞文学但没有什么成就的同行。

莫勒的变心对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她那种方式的爱情又一次遭到失败。她失望了。从此以后，这样的爱情便只存在于她的作品之中。

教学生涯

在这一时期，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一直从事教师工作，在智利的很多地方都教过课，如南方的特莱根、特本科、蓬塔阿雷纳斯，北方的拉塞雷纳、安托法加斯塔和洛斯安第斯等地。这些不同的经历在她的组诗《龙达》和《巴塔哥尼亚风光》之中都有所反映。

她受到普遍的赞扬，而且不仅仅是在文学活动方面，例如，在智利最南端，也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蓬塔阿雷纳斯，在她的推动下实行了一项有利于贫困儿童的社会计划，而且她还带领学校的孩子们开展植树造林运动。

她用敏锐的目光观察日常生活，而日常的生活经历又影响着她的诗歌创作。

米斯特拉尔在1920年前后工作在特本科

1921年，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来到圣地亚哥担任一所高级学校的校长。在那里她住在郊区，每天练习瑜咖和研究通灵术。房子里总是挤满来访者，他们认识了米斯特拉尔截然不同的两面：一方面，她非常孤独，带着悲剧性的面具；另一方面，她又显得很幸福，特别活泼好动，偶尔还爱发脾气，甚至有些贪玩。

有一次，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费德里克·德·奥尼斯带着他讲西班牙语的学生去拜访她时，惊奇地发现，他们搜集到的诗歌还从未出过诗集。于是，他着手编辑整理，并于1922年出版了《绝望》。这本诗集中除了《死的十四行诗》之外，还包括摇篮曲、描写自然风光以及以母性和教师生涯为题材的诗，另外还包括《艺术家十诫》，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五条是：

Ⅰ，你应当热爱美，美是上帝在整个宇宙中的影子。

Ⅱ，你不应该把美当成感官刺激，而要把它作为天

然的精神食粮。

Ⅶ，你的美应当同时成为安慰人们心灵的温情。

Ⅷ，你应像用血肉孕育你的孩子那样去创作你的作

品。

Ⅹ，你应为你的每一部作品感到羞愧，它们远远比

不上作的梦想。

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在圣地亚哥没有呆上多长时间，便应邀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的两年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墨西哥之行的成果，她编写并出版了一本《妇女读本》，一本类似于此前和以后与智利的同事们共同编写的大量学生读本那样的书籍。

在这期间，她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乇底的民主义者”。她的第二本诗集《柔情》的主调已经变得乐观向上，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其中收入了多首摇篮曲、叙事诗，包含有许多对于儿童和母亲幸福的深情描述。这本诗集于1924年出版，她把它献给了同母异父的姐姐埃梅丽娜。

在墨西哥的教学改革和重新组建国家图书馆的项目取得成功之后，为了到纽约向《绝望》的出版人费德里克·德·奥尼斯当面致谢，米斯特拉尔首先到了美国，然后又漫游了西班牙、瑞士和意大利。

步入政坛

当她于1925年返回祖国时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这位年仅36岁的女教师被免除了教学职务，以教授的名义享受全额退休金，这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国家确实是极其崇高的荣誉。

同一年，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又到了欧洲，在日内瓦作为智利驻国际联盟的代表与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一起在“文化合作研究所”的文艺处工作。1927年，她代表智利教师联合会出席了在洛迦诺举行的国际教师大会。1928年，她在罗马国际联盟教学片研究所工作。1930年，她到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安德列斯参观考察，并且于1932年像其他南美作家一样踏入了外交界，先后在那不勒斯、马德里、里斯本和尼斯担任领事。驻在地可以由她自己挑选，因为她于1935年被委任为拥有驻地自由选择权的“终身领事”。这确实是令人惊叹的事情，因为直到1948年智利的妇女才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她也曾多次访问德国，甚至在1936至1937年的冬季学期到汉堡大学作过一次关于《在智利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讲演。

在这些飘泊不定的年月里，她的家庭中发生了两件大事。是1927年她决定收养四岁的侄子胡安·米格尔为养子，并且给他取名吟吟。从此之后这孩子便常常陪伴着她到处旅行。

另一件事发生在1929年，她84岁的母亲佩特罗尼拉在故乡拉塞雷纳去世，让她感到悲痛万分。并在《我的母亲》一诗的最后一节写到。

又是十年过去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回到南美大陆只停留了不长时间。由于她把诗集《塔拉》的稿酬捐给了西班牙内战中的孤儿，她在法西斯分子统治的西班牙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1938年12月，她还在法国尼斯担任领事，后辍转回到智利。

但命运对她个人生活的又一次打击使这种获得公众承认的幸福感黯然失色。开始进入青春期的养子由于初恋的挫折，也由于在上学问题上的矛盾，于1943年8月13日突然服毒身亡。对于他的死，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像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难以忍受。1945年11月，当荣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时，她跪在了家里的十字架前。当时她正在病中几乎无法旅行。但56岁的她还是前径瑞典，拉受这第一次颁发给南美洲的这一荣誉。她希望安度晚年，便在芭芭拉买了一幢房子，之后又返回美国，还担任智利驻联合国妇女儿童权利委员会的代表。她的最后一本诗庥于1954年出版，题为《拉加尔》意为葡萄园。

找一棵大树

在诗集出版的当年，米斯特拉尔在她生前最后一次回到祖国智利。当她抵达瓦尔帕莱索时，全城敲响了向她致敬的钟声。迎接她到首都圣地亚哥的国家总统礼宾车队开得很慢，而且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停下来，因为欢迎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到车前。一进圣地亚哥女诗人便被淹没在鲜花之中，此时她不仅是崇高的教师。而且还是著名的诗人和智利的联合国特使，作为一个外交家和一个文学家受到人们的尊重。

当她满载着盛誉返回美国的时候已经是病体沉重。1957年1月日，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因患胰腺癌在哈姆普斯蒂德医院病逝。

在智利，伊瓦涅斯总统下令举行三天的全国哀悼。追悼仪式过后，她的遗体被移送到圣地亚哥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并于二年之后安详在蒙特格兰德的墓地里。一座巨石雕像上镌刻着她的一句名言：“艺术家对于人民，犹如精神之于肉体。”

面对生活和作品中经常遇到的死亡，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显然并无恐惧、可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着它的降临。在《最后一棵树》一诗中她写道：在我的第二次生命中，如果给我的不会比第一次更多，如果我缺了这些来自清凉和寂静中的树叶，我将在梦中跑遍或者一飞遍整个世界，代替房子的门槛，给我的住处找一棵大树！有可能，树叶的穹顶已给我的梦披上了绿衣，而我，一个死去的人，在树下唱着歌，唱着，唱着，忘记了死亡。

阿格农

出生日期

1888年7月17日

获奖年度1966年

创作的天才

阿格农是他的笔名，他原名是恰屈克斯（Samuel Yosef Czaczkes），阿格农是他1900年开始用的笔名。他在1888年7月17日出生于东加里西亚地区（Eastern Galicia）东部小镇布恰屈（Buczacz），这个小镇曾经是犹太教的重镇和训练拉比的中心。东加里西亚地区当时在奥匈帝国的统辖之下，现属奥地利。他的父亲是研究犹太教法典著称的大家族之后，但他父亲没有选择拉比作为职业，仍袭承祖业，经营皮货生意。与以前所介绍的获奖者不同的是，不仅阿格农的家庭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而且他本人从小就在犹太会堂和家里受过系统的犹太教诸法典的学习，终生遵守法典的规定、教诲，一丝不苟地遵守着祖先遗留下来的宗教习惯。在4项科学获奖者中，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一个获奖者是虔诚的犹太教教徒；相反，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绝大部分是改宗者和无神论者，对宗教本身大多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这恐怕与他们从事的工作有密切关系。

他在15岁时就显示出了创作的天才，他先后用犹太德语、意第绪语（Yiddsh，为中欧、东欧和美国各地犹太人使用的语言，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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