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通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吕一民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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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试读：

前言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的国家。一提起法国，不少人就会怦然心动，向往之情即刻溢于言表。多年来，笔者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若有机会出国观光的话，他这辈子最最想去的国家就是法国。笔者管见，人们不妨这样断言：如果有好事者在中国搞一项问卷调查，请接受调查的对象列举四五个他最心向往之国家，那么，在绝大多数答卷中，法国一定会名列其中。

不过，国人中对法国心向往之者虽众，但真正了解者却甚少。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他们对法国的认识或许只停留在这样一些具体事物上：高耸入云、壮美之极的埃菲尔铁塔，充满艺术瑰宝的卢浮宫以及卢浮宫前玲珑剔透的玻璃金字塔，名扬四海的法国香水，永远令各国的名媛靓女为之惊叹与艳羡的巴黎时装、棍子式的长面包与考究得无以复加的法式西菜，色泽诱人、醇香浓郁的法国葡萄酒……即便国人中会有一些人能如数家珍般地列出包括圣女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戴高乐等在内的一大串法国伟人的名字，并对启蒙运动、攻占巴士底狱、拿破仑战争、巴黎公社、抵抗运动、5月风暴乃至1998年世界杯前夕法航员工的罢工等津津乐道，但由于他们对法国历史知之不多，因此就不可能弄清这些人物的丰功伟绩与来龙去脉，更无法充分地估价他（它）们的历史地位或意义。上述现象表明，向广大中国读者介绍一些法国历史知识，尤其是向他们提供一条能把法国历史上的人与事恰如其分地串起来的红线极有必要。本书写作的出发点正在于此。

一如中国，法国也是个富有史学传统的国家。因而，迄今为止，法国人所写的关于法兰西往昔的文章与著作已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法国通史类的著作也委实不胜枚举。在法国人所写的这类著作中，有不少是出自名家，乃至一代史学宗师之手的鸿篇巨著。相形之下，出自中国人之手的法国通史尚屈指可数。自从1870年王韬编写第一部法国历史《法国志略》以来，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在我国还没有出版过一本自编的纵贯古今、全面系统的法国通史。所幸的是，这一缺憾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两部相关著作的问世而得到了弥补。这两部著作分别是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和由已故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杭州大学教授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上述两著由于领衔主编者皆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法国史研究权威，而参撰人员又多为对法国史研究有素的中青年学者，故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并在出版后受到了同行的好评。

在此，人们或许会问，既然中法学者早已有多种高水平的法国通史问世，本书的写作难道不显得多余吗？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的理由是：首先，虽然已有一两种法国人写的法国通史类的著作出了中文版，但绝大多数同类著作中国读者尚无缘识见；其次，上面提及的由中国人编写的两部法国通史虽均为上乘之作，但由于它们主要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教材来编写的，故一般读者可能会觉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此外，两书的篇幅也让一般读者觉得稍大了一些（前者字数为53万，后者为56.7万）；再次，作为通史就得纵贯古今。但上述两著出版至今，已有十年时光飞逝而过。而在本世纪的这最后十年中，法国也跟整个世界一样，发生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变化。而读者在读法国通史时，往往希望对这些大小变化也能有所了解。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自知才疏学浅的笔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筹划出版一套力求在写法上有所突破的《外国通史》丛书时，仍不揣冒昧地接受了他们的约稿，承担了《法国通史》的编写任务。

常言道，理解一个人难，理解一个民族更难。何况，法兰西民族之难以理解，在众多西方民族中堪称之最。好在长期来，许多法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已在理解“法兰西”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家与史学家托克维尔就在其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兰西的民族特征与传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为自己的民族下过如此断语：“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辩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年鉴学派第二代的领衔人物布罗代尔晚年亦曾致力于寻求“法兰西的特性”。面对这个民族与国家显示出来的千姿百态，他在自己的未竟之作《法兰西的特性》中，给第一章冠以这样的标题：法兰西以多样性命名。此外，中国读者若想对法兰西民族与国家有更多的了解的话，还有两本译成中文的书值得一读。其一是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家与作家阿兰·佩雷菲特的《官僚主义的弊害》，其二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和传记作者西奥多·泽尔丁的《法国人》。

或许是对本民族之难以理解有着太深的感受，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曾引用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著名的诗人与哲学家夏尔·贝居伊的话：“观察法国，就要置身法国之外”。诚然，作为一个中国人，笔者在研究法国史时自然而然地具有这样一种“旁观者清”的优势。但尽管如此，笔者仍深深地知道，对于一个中国人，要想准确认识、全面理解向法兰西这样的西方民族与国家决非易事。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笔者在认识与介绍法国历史时难免会有如盲人摸象，所发议论也难免有如隔靴搔痒。所幸的是，由于前辈学者以及其他国内外的同行在这方面早已作了大量的工作，使笔者得以少走许多弯路，少出许多洋相。借此机会，笔者还要强调一点，尽管本书的作者栏上将只署我一个人的名字，但它在本质上是一本集体著作。因为，正是在充分借鉴中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的编写才得以完成。

若想以区区35万字左右的篇幅来写出一部纵贯古今的法国通史，就势必得在内容的取舍上要以大刀阔斧的精神来处理。在这一过程中，笔者时有忍痛割爱的感觉，而顾此失彼的缺憾更是在所难免。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套丛书的统一要求，本书在内容上凸现了略古详今的特点。而且，尽管笔者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法国历史的多样化面貌，但政治史仍是全书的骨架。又由于法国长期来始终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化大国，故本书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所占的篇幅也颇为可观。除此之外，笔者也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兼顾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

作为一本不仅仅面向史学界的同行以及高校历史系学生的史学著作，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作者曾在学术性与通俗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由于资料所限与笔者功力不够，书中尚存在不少欠缺和失当之处。在此，敬祈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第一章 史前与高卢时期

一、“法兰西空间”——人类在欧洲最早驻足、生活过的地区之一

法国最早的原始文化遗迹可以远溯到所谓的“冰河时代”的那个时期。那时，法国的许多地方被冰山所掩盖，异常的寒冷与潮湿。严酷的气候迫使这块土地上的原始先民躲到西南部（多尔多涅河）或索恩—罗讷河峡谷（索恩—卢瓦尔省的索吕特雷）最避风雨的地方。他们住在洞穴里，以粗石、兽骨和兽角来制造工具，以渔猎为生。法国的旧石器时代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以阿布维利文化、阿舍利文化为代表的早期，以勒瓦娄哇、穆斯特文化为代表的中期，以索鲁特、马格德林文化为代表的晚期。法国土地上的原始先民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与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地区的文化相比都毫不逊色。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接壤处的不少洞穴遗址足以昭示这一点。在这些洞穴中，人拉斯科岩洞里的壁画们不仅可看到成千上万件用石块、骨块、象牙、鹿角和狍角加工制作的用具（如削刮器、凿子、标枪、小刮刀、带孔针、钻子和鱼叉等），而且还可以见到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壁画和雕刻。这些壁画和雕刻堪称原始艺术的杰作。它们当中最负盛名的当推多尔多涅地区拉斯科洞穴的壁画。此处的壁画用红、黑两种颜色描绘出赤鹿、野牛、马等动物形象。这些尺幅巨大、线条粗健的动物画不仅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动物静止状态时的模样，而且还神态逼真地刻画出它们的动态。

大约在公元前1万—8千年左右，随着全球的气候开始转暖，冰川也在西欧逐渐融化消失，欧洲大陆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在这一时期，旧石器时代宣告结束，作为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期的中石器时代开始了。

法国的中石器时代以阿齐尔文化和塔登纳文化为代表。前者以南部的阿齐尔洞穴得名，后者则由北部的塔登纳遗址命名。在中石器时代，事实与现代人出自本能的想象相反：气候变暖并没有立即导致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它反而使既存的狩猎型文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当时的情景是：因大地回暖，稠密的森林迅速扩展，与此同时，冰川的融化造成洪水横流，到处泛滥成灾。海平面不断升高，淹没了大片海岸地带。以前吃草的、寒冷地区的动物群，如麋鹿、野牛、野马等，现在被适合温暖气候的森林动物所取代。而在莽莽丛林中捕猎动物，其难度明显地增大。由此，人的生活习性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其食物构成更是如此：大猎物日渐减少，较易捕捉到的小型野生动物相对增多，植物在食物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籽粒、草茎、榛子、毛栗、桑椹等等皆成了充饥之物。不过，此期最丰富的食物来源是大海、湖泊和河流中的鱼类以及贝类和甲壳类动物。

在早期的学者看来，作为过渡期的中石器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停滞的时期。他们还断言，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巨大成就相比，中石器时代人类在技艺上的进步是微不足道的。但晚近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要求人类发挥智慧和创造的适应阶段。在这一时期，虽说令人叹为观止的原始艺术确已消失，但工具的种类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它们变得越来越小型化、专门化，不但雕凿精巧，而且还聪明地组装成复合工具，配有木柄或木杆。由于狩猎活动更加困难，人们开始使用弓箭，以便在远距离射杀猎物。当时弓箭的射程在百米左右。它既可以射击野兽，也能射天上的鸟、水中的鱼。对于弓箭的发明和使用，恩格斯曾如是高度评价：“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箭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而本世纪70年代的一位法国人更是不无夸张地宣称：“人在史前期发明弓箭的重要性不亚于现代人发明核武器。”除了箭之外，犬作为家畜饲养也是中石器时代的标志。

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法国已经开始步入新石器时代。法国的新石器文化除了继承当地中石器文化的成果外，明显地受到了两种外来文化潮流的影响：一种从地中海东部沿着海岸传播到今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朗格多克一带；另一种经由多瑙河谷地传播到阿尔萨斯和法兰西东部。

在“新石器革命”的冲击下，“法兰西空间”的原始先民已懂得栽培红小麦、斯佩尔特小麦，驯养绵羊、山羊和猪。当然饲养业并没有完全排挤掉先前的渔猎活动，但狩猎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降低则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时期，人们逐渐从原先的洞穴、岩棚迁往露天营地或住进圆形的、狭窄的草屋。最早的村庄由此建立了起来。尽管这些村庄简陋之极，但后人们已能辨认它们的遗址。这一时期的人们还能用粗陶土捏制陶器或以贝壳压印后烧成圆形陶器。

在两种不同的文化潮流的冲击下，新石器文化在法兰西空间的建立具有不同的特征：南方是“鸟蛤陶文化”（因陶器制品中经常嵌有甲壳，尤其是“鸟蛤”而得名），北方是“线陶文化”（其陶器制品中往往带有曲线、斑马线、波形线等线条图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者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干扰。

始自新石器时代中后期，“法兰西空间”的大西洋沿岸，尤其是布列塔尼半岛出现了一种奇异的巨石建筑。这些巨石建筑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立石和列石。立石为单独的整块巨石，尖端插入地中竖立，一般未作雕凿加工。列石则是由许多较小石块排成一列、数列或排列成环状。第二类是石棚（又称桌石、支石），大多用作坟墓。简单的石棚为数块大石立地，上面覆盖一块大石板，石壁上刻有花纹或人物。较复杂的石棚又以是否有通道墓室之分划分为两类：通道墓和长墓。这些巨石建筑一直保存至今。长期以来，史学家拒不承认这些庞然大物是土著“野蛮人”的创造，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文明杰作，因而只可能来自东方。有人估计它们来自西亚，也有的人则因为某些巨石建筑与克里特岛米诺斯文化风格的圆顶墓相似，推测“这种崇拜巨石的宗教”是由来自爱琴海的经验丰富的航海家带来的。然而，碳十四测年法使所有这些假设一概落空。测试结果表明，欧洲已知的巨石建筑以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和葡萄牙最为古老，而且，它们比包括埃及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的任何石头建筑都要古老。

从公元前3千年至1千年，法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曾数度出现部落群团迁徙的浪潮。在这一大背景下，法国的青铜文化呈现出丰富多采、五光十色的局面。始自公元前一千年左右，铁的使用逐渐代替了青铜。较早在法国出现的铁器是受发源于奥地利的哈尔斯塔特文化影响的。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起，法国进入了铁器时代的第二阶段——拉坦诺文化期，这一文化因今瑞士西部纳沙泰尔湖畔的拉坦诺遗址而得名。

二、“我们的祖先高卢人”

翻开几乎任何一部法国人写的法国通史教科书，人们都可看到这样或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的祖先高卢人。”那么，高卢人指称的是哪些人呢？其实，高卢人就是希腊人所称的克尔特人，高卢人是罗马人对克尔特人的称谓。

公元前，希腊人开始到今日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开疆拓土，并在罗讷河流域的河口建立了马赛利亚城——今日马赛的前身。大约就在希腊人在马赛殖民后不久，克尔特人开始大举入侵法国。克尔特人是在语言、物质文化和宗教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一些部落群团的总称，其发源地是中欧的多瑙河流域。克尔特人属于印欧语人种的西欧分支，他们还是欧洲最早懂得冶炼铁、制造铁器工具的居民。克尔特人凭借着铁铸的重剑对青铜匕首的优势，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进行了迅猛、急剧的扩张。随着扩张的连连得手，越来越多的地区流行起克尔特语。由此，被希腊人不加区别地统称为克尔特人的人数也大幅度地增加。

自克尔特人在公元前5世纪末抵达法国南部和比利牛斯山后，今天的法国就成了克尔特人活动的主要舞台。他们征服了在新石器时代便居住在法国南部的伊比利亚人和东南部的利古利亚人之后，迅速地将其同化，使他们也成为新的克尔特人。在公元前500年至450年左右，克尔特人已分布法国各地。古罗马人把居住在今天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克尔特人统称为高卢人，并把高卢人居住的地区称为高卢。

在一些法国史学家的笔下，恺撒征服高卢前的高卢被称为独立的高卢。独立时期的高卢的克尔特人生活在以家族、氏族、部落为单位的父系氏族社会中，部落是最高的社会组织。数以百计的部落之间悬殊极大，各有特性，并且经常处于相互冲突之中。如果说高卢的克尔特人过去曾经实现过某种“统一”，那么这种统一充其量也只是文化上的一致。因为政治上的统一从未有过。

高卢各部落主要由乡村居民组成。村构成人口定居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当然，高卢也有城市。不过，高卢的城市简陋之极，实际上只可以说是些为了防御和聚会草草建起来的大乡镇。当今法国的一些城市在高卢时期就存在了，因此这些城市的名称均源于高卢部落的名称。如巴黎（Paris）出自巴里西人（Parisii），亚眠（Amiens）、南特（Nantes）、普瓦提埃（Poitiers）、图尔（Tours）则分别来自安姆皮阿尼人（Ambiani）、南姆内德斯人（Namnetes）、毕克泰维人（Pictavi）、都龙耐斯人（Turones）。

一如高卢部落之间发展不平衡，部落内部的社会分化也在逐渐地加剧。根据恺撒写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高卢战记》记载，我们不难看到，在高卢众多部落中，特权等级和普通成员之间已存在鸿沟。特权阶级由骑士和祭司组成。恺撒笔下的骑士实为部落中的氏族贵族。他们利用职权、地位占有较多、较好的耕地、牲畜和其他财富，大部落的酋长还拥有众多的奴隶。祭司的地位和权力并不亚于骑士。他们往往同时扮演着术士、审判官、教师和诗人的角色。祭司不用参加战争，并享有免纳赋税和其他一切义务的特权。

三、恺撒征服高卢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克尔特人以其势不可挡的扩张改变着欧洲的命运。其间，他们亦曾在公元前386年夺取了罗马。此时，克尔特人想必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若干个世纪之后，当年的手下败将——罗马人不仅倒过来侵袭自己所占据的高卢，而且还以血腥、神速的征服摧毁了高卢的独立。

众所周知，恺撒是高卢的征服者，但其实在恺撒征服高卢之前，罗马与克尔特人之间已经发生多起序战。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不久，经过3次血战（公元前197年、194年和191年），征服了山内高卢。公元前120年左右，他们占领了高卢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纳尔榜高卢行省。由此，罗马人确立了其对山外高卢的部分统治，尤其是控制了克尔特人居住地区与地中海地区联系的交通要道。

公元前58年，罗马“前三头”之一的恺撒出任山南高卢行省总督，后又兼理纳尔榜高卢行省。作为具有雄才大略，且又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恺撒企图通过征服“长发”高卢而获得声誉。为此，他在率兵入驻山南高卢后，即处心积虑地寻求进军“长发”高卢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同年晚些时候，居住在今瑞士境内凯尔特人的一支赫尔维蒂人出发向加龙河口迁徙。高卢中部的爱杜依部落因无力阻止赫尔维蒂人的压境，遂向罗马求援。就这样，恺撒在罗马元老院的“派遣”下，率军进入山外高卢。恺撒没有费多大力气就在奥顿地区击败了赫尔维蒂人，迫使他们返回原住地。而后，他又以高卢人的“同盟和友邦”的名义将占领高卢东半部的阿里奥维斯特率领的日尔曼人逐出高卢，使其退回莱茵河东岸。大功既已告成，恺撒似乎已没有理由呆在高卢。然而，他在自己离开后却将其军团留在高卢。

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当地人的担心与不满，当时，恺撒把高卢的居民分为三大部分：1.阿基坦人，居住在比利牛斯山和加隆河之间的地方。2.高卢人，居住在加隆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地方。3.比尔及人，居住在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方。率先图谋反抗罗马人的是比尔及人。他们通过互派密使，相互串联，试图建立联盟把罗马人赶过阿尔卑斯山去。

恺撒闻悉此事即决定先发制人。他首先向比尔及人发起进攻。继在萨比斯河大败以纳尔维为首的比尔及联军后，他又率军穿过整个高卢直下阿基坦。在征服了阿基坦人之后，他继续挥师北上至布列塔尼半岛，摆平了该半岛上的文内几等邦。

显然，征服进展颇快。这一状况之所以会出现，似乎可归因于高卢自身的四分五裂和政治混乱。当时，高卢在政治上有如一盘散沙。“同族的亲情、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竟阻止不了他们反目成仇”。正是这种深刻的分裂状态，使高卢成了恺撒唾手可得的猎物。因为他可以通过煽动不和和制造分裂，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征服进展的神速并不能掩盖克尔特人传统的好战精神。事实上，就连恺撒本人也在其《高卢战记》中对此大加恭维。他写到：“这是一个极其灵巧的种族，他们有非凡的本领来模仿他们看见别人所做的一切……他们挖掘坑道，使我们的土方工程倒塌。由于他们有大铁矿，熟悉并使用各种地道，他们的这种技艺更为出色。他们的城墙都设有望楼，望楼由走道相连，并用兽皮防护……他们阻挠我们的坑道峻工，向还没有遮盖的坑道抛射削得尖尖的，并用火烤硬了的木块，滚烫的树脂，巨大的石头，以此来阻止我们把坑道挖到城墙脚下。”不过，恺撒对这种好战精神的大加赞赏，其主要用意则可能是为了使自己这位高卢的征服者显得更了不起。

四、高卢的罗马化

对于恺撒征服高卢在法国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法国历史学家历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应属以下两种。一些史家为恺撒的胜利而庆幸，他们认为，这一胜利为法兰西进入拉丁世界奠定了基础，使拉丁文明成为当今法兰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些史家则把恺撒的征服视为“法兰西民族”历史的灾难。他们认为，这一征服导致了“法兰西民族”独特演变的终结，它意味着强盛的“法兰西”的毁灭。他们当中民族主义情绪最为明显的个别史家甚至宣称，没有罗马征服，高卢有可能吸收已在马赛立足的希腊文明。后者的证据之一是，在当时的高卢，使用希腊字母者并非只限于少数文化精英。

诚然，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的论战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尽管高卢人曾对罗马人进行反抗，并在公元前52年在一个年轻、勇敢的民族英雄维金格特里克斯的领导下把这种反抗推向高潮，但被征服的高卢很快就对战胜者屈服，向意大利和地中海的文明敞开了大门。由此，高卢进入了罗马化的时代。恺撒在完成了征服高卢的大业后，尚未来得及在高卢建立一套完整和有条理的政治行政制度，即在公元前44年因遭共和派的暗杀而一命呜呼。因而，高卢罗马化的进程是在其政治上的继承人屋大维的手中基本完成的。屋大维是恺撒的甥孙，罗马“后三头”之一。公元前27年，屋大维从罗马元老院得到“奥古斯都”的称号。“奥古斯都”含有“神圣”、“庄严”之意。尽管此时的屋大维堪称罗马的第一个皇帝，但他因害怕自己也像恺撒一样被共和派暗杀，因而他屋大维头像尚不敢公开把自己称为皇帝，而是称自己为“第一公民”，意即“元首”，同时，以带有共和制外形的元首制之名行帝政制度之实。

屋大维上台后整顿改革了罗马行省统治制度，把行省分为元老院行省和元首行省。前者由元老院任命的执政官统治，后者则直属屋大维统治。鉴于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高卢的贡税对罗马财政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屋大维在公元前27年把高卢分为4个行省，即纳尔榜南锡斯（今法国南部）、阿基坦尼亚（卢瓦尔河以南的法国西部）、鲁格敦南锡斯（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比尔及卡（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延伸到今日的瑞士）。除第一个行省被元老院治理外，其余3个行省皆为元首行省。

罗马在高卢的统治中心当属里昂。这里既是高卢诸省总督的驻地，又是罗马统治者召开高卢人代表大会的场所。这种代表大会是罗马人统治高卢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重要象征。它每年召开一次，由高卢各部落区推选代表参加。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向奥古斯都圣像和罗马女神像献祭致敬，以表示高卢人对罗马和奥古斯都的忠诚。与此同时，它又是罗马政府的法令、告示和高卢各族人民的请愿、陈情上行下达的重要渠道。

如果说恺撒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即颇为注重拉拢、收买高卢的上层人物，那么，屋大维在接手高卢后显然在推行这种怀柔政策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赋予他们罗马公民权，让他们充当罗马元老和担任募自高卢的辅助部队的司令官，或省区和城市行政机关的官员。

屋大维及其继任者在政治上对高卢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治的同时，还竭力通过推行拉丁文化同化高卢人。而由于高卢人始终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更为拉丁文化的传播洞开了方便之门。在罗马化的高卢，拉丁文是官方使用的文字，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是全国的正式语言。当然，拉丁语起先只是被高卢上层人物所接受，到后来才变成一般人民的语言。作为后话，高卢地区的拉丁语经过长期演变成为中世纪的罗曼语，后来又逐渐发展为现代法语。

推行拉丁文化固然是罗马人同化高卢人的重要环节，但同化过程的最后完成却得归因于“罗马的和平”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在当时的经济繁荣景象中，给后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则是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升。新建的城市当然是罗马式的：街道笔直、整齐，呈南北、东西走向。市中心拥有一个宽阔的长方形大广场以及包括政府机关、神庙、竟技场、公共浴室在内的一批公共建筑。在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公共建筑周围，则是店铺、作坊和富有者的住宅。当时的城市中充斥着一批富裕的市民。他们有的是身为司法官的阔绰的有产者，有的是飞黄腾达的商人，有的是骑士等级的成员，等等。这些人均为“罗马的和平”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在城市中拥有华丽的住宅，而且大多还在乡间建有富丽堂皇的乡间别墅。如图卢兹附近的蒙莫兰别墅竟有不下150个房间。

虽然城市建设有了迅速发展，但人们仍不能对城市化估计过高。当时，绝大多数高卢人仍居住在乡村。各城市的人口数目普遍不是很大，中小城市是四五千人，波尔多只有2万人，即使是作为中心城市的里昂，此期的人口亦从未超过8万人。

当然，高卢罗马化最重要的标志还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在高卢的确立与发展。先前，高卢并不存在意大利那样的奴隶制大庄园。而今，高卢——罗马贵族的奴隶制大庄园到处建立。奴隶们不仅大批地在高卢——罗马贵族的土地上辛勤耕作，而且还得在矿山和公共工程中拼命干活。更有甚者，一些奴隶还在竟技场上成为贵族们的玩物。应当说，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是相适应的。故而，罗马奴隶制经济曾经长期繁荣。而已作为罗马奴隶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卢奴隶制经济也同样呈现出繁荣景象。

五、罗马帝国晚期的高卢

随着高卢罗马化进程的步步深入，高卢的命运与罗马帝国本身的兴衰已然紧密相关。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一兴俱兴，一衰俱衰。直至公元2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依然繁荣昌盛，因而，高卢也照旧安享“罗马的太平盛世”。然而到了公元2世纪晚期，确切地说在公元170至180前后，罗马帝国的统治开始不稳，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危机昭然若揭。进入3世纪后，罗马帝国更是深深地陷入“3世纪的危机”。如前所述，晚期罗马帝国的衰亡必然会在高卢产生连锁反应。这种反应至少表明在两个方面。

首先，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危机很快蔓延到高卢，致使高卢手工业衰落，商业行销范围缩小，城市生产枯萎，城市经济凋敝，广泛利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矿山等已无利可图，难以维系，自由农民（包括中小地主）纷纷破产，奴隶与隶农的生活、劳动状况更形恶化。凡此种种，使高卢的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整个高卢犹如一堆干柴，只要落上几点火星，很快就会燃出熊熊烈火。

其次，罗马帝国的衰亡弱化了中央政权对包括高卢在内的各个行省的统治，乃至出现了“三十僭主”的分裂局面。在这一过程中，高卢驻军司令官波斯图姆在公元258年率军脱离罗马，自立为高卢皇帝，并建起包括高卢、日尔曼、不列颠和西班牙的“高卢帝国”。初时，罗马皇帝伽里耶努斯因忙于同法兰克人、阿勒曼人和哥特人的联军作战，不得不暂时容忍“高卢帝国”的存在。268年，波斯图姆为土兵所杀，高卢分裂。其后，维克托里努斯和他的母亲相继成为高卢的实际控制者。“高卢帝国”的最后统治者是拥有元老头衔的将领泰特里克。公元273年，这位“高卢帝国”的末代皇帝为镇压国内起义，不得不向罗马皇帝求援。不久，双方达成一笔交易。罗马皇帝允诺赐给泰特里克大笔财富，并让他出任罗马南意总督，而泰特里克则答应交出军队，并使高卢重新归并罗马帝国。

导致“高卢帝国”皇帝甘愿向罗马皇帝俯首称臣的高卢境内的那场大规模起义叫“巴高达运动”，巴高达意为“战士”。起义爆发于波斯图姆统治末年，起义者乘高卢脱离罗马，高卢的新统治者力量薄弱之机揭竿而起，并建立起以农民为步兵，以牧民为骑兵的军队，驰骋在塞纳河、卢瓦尔河沿岸的广阔地区，夺取庄园，杀死庄园奴隶主，攻陷城市，赶跑豪富贵族。由于巴高达运动声势浩大，自知无力镇压的高卢皇帝只得向罗马皇帝求援，并不惜放弃高卢的独立。在罗马皇帝派大军远征高卢后，巴高达运动曾一度转入低潮。283年，巴高达运动再度崛起。义军推举埃里安、阿曼德两人为皇帝，自铸钱币，管理地方事务。两年后，罗马皇帝再度派大军血腥镇压了起义。之后，巴高达运动沉寂多时。但到4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危机的加深，巴高达运动又重新爆发，并在5世纪初蔓延到高卢全境。巴高达运动的数度兴起，对罗马帝国（包括后来的西罗马帝国）的解体起了加速剂的作用。

不过，使罗马帝国和高卢解体的最后动因似乎得归结于“蛮族”入侵。作为西欧最富庶的地方，高卢从3世纪起吸引着拥挤在莱茵河对岸的新入侵者。从3世纪起，日尔曼人几乎每年都要大举入侵高卢，对这块宝地进行掠夺性的袭击。406—409年，来自莱茵河的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也在高卢大肆劫掠。“蛮族”频繁的入侵使高卢的居民备受蹂躏，其中城市蒙受的灾难尤其深重。诚然，后人要对“蛮族”入侵造成高卢人口锐减和经济崩溃的程度作出确切的估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仍有一位法国史学家在其专著《三世纪可怕年代中的高卢》中指出：“我们敢说入侵使居民人口减少1/4乃至1/3。就某些地区而言，特别是在北部和东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由于饥谨蔓延、疾病肆虐，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非命”，与此同时，“乞丐大军遍布全国”。

作者评曰：

在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方面，法兰西民族在欧洲的所有民族中也许称得上是首屈一指。事实上，只有对于人种学完全无知的人，才敢说出“法兰西种族”之类的话。法兰西民族在成分上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兰西空间”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片在今天大体呈六边形的地域处在西欧几条天然道路的交叉点上，就像十字路口一样门户大开。因而，从史前时代开始，“法兰西空间”就已经从几个不同方面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来源复杂的民族。例如在史前时期，“法兰西空间”就至少被两群人所穿越：其一来自地中海；其二来自中欧腹地。由于其源流不同，种族各异，加之“法兰西空间”地理、气候条件非同寻常的“多样性”，遂使法兰西民族的成员显现出令外国人颇觉惊奇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人问你最典型的法国人是什么模样时，你往往会无言以对。

第二章 法兰克人国家

一、从“蛮族”在高卢安身立国到克洛维一统高卢

继西哥特人在高卢建立另一个蛮族王国的是勃艮第人。5世纪初，勃艮第人从莱茵河中游侵入高卢，443年，他们在高卢东南部以里昂为首都，建立了勃艮第王国。在此以后，又有一些“蛮族”徙居高卢，并在高卢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王国。“蛮族”徙居高卢，是法兰西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它对法兰西民族的人种构成，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多样性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蛮族”徙居高卢，高卢境内就有两种不同的居民在一起生活。一种是说拉丁语的称为“罗马人”的早先居民，虽然罗马帝国或者更确切地说西罗马帝国早就名存实亡，并在476年最终覆灭，但这些居民身上的罗马化特征仍然清晰可见；另一种居民是新来高卢安身立国的蛮族，他们保存着其语言、服装、习俗和审判方法。

在诸多蛮族人建立的国家中，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克洛维创建的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原来分布在莱茵河下游的右岸。其中居住在莱茵河滨海一带的称为滨海法兰克人（根据音译又称萨利克法兰克人），居住在莱茵河下游平原一带的称为河滨法兰克人（根据音译又称里普利安法兰克人）。从3世纪中叶到6世纪，法兰克人越过莱茵河向罗马帝国侵袭、移民，逐渐占领了高卢北部的大片地区。使法兰克人在蛮族中脱颖而出的是海滨法兰克人年轻而勇敢的首领克洛维。

481年海滨法兰克人的首领西尔代里亡故，接任其职的是他年仅15岁的儿子克洛维。克洛维即位时，对法兰克人威胁最大的是苏瓦松地区的“罗马人的国王”西阿格里乌斯。西阿格里乌斯原是罗马帝国派驻高卢的军队统帅。462年，他宣布拒绝承认罗马皇帝的权力，并以“罗马人的国王”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此国以苏瓦松为中心，其疆域包括法兰西岛和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的广大土地。为了打败西阿格里乌斯，克洛维和河滨法兰克人与住在康布雷的法兰克人结成了同盟。486年，克洛维在苏瓦松大败西阿格里乌斯。西阿格里乌斯兵败后逃到西哥特王宫避难，孰料，西哥特王却把他交给了克洛维。结果可想而知，“罗马人的国王”顿时成了克洛维的刀下之鬼。克洛维在打败西阿格里乌斯后，夺取了法兰西岛，并从都尔内移都巴黎。从此，克洛维开始向南面扩张，并在短短的3年中就把权力扩展到罗亚尔河和阿尔摩里克半岛边境。

克洛维之所以能够建立赫赫战功，首要原因之一是他拥有一大批英勇善战的法兰克战士。关于这些法兰克战士的斗志和性格，高卢最后一位拉丁文诗人西杜瓦纳阿波利内尔曾有过如下描述：“散开的棕红色头发，从头顶垂到额头，而后颈却裸露着。海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瞳孔，剃光的脸上有几绺能梳理的稀薄汗毛，就算是胡须了。缝得紧窄的衣服贴着战士瘦长的大腿，一条宽腰带紧束着腰身。为了防止逃跑或把自己裸露的后颈暴露给敌人，法兰克人的头发只用来保护头骨的前部。他们用华而不实的帽子当盔头……他们的爱好就是打仗……万一遇到寡不敌众时，只有死亡才能使他们倒下去，要他们恐惧是办不到的。”

不过，要制服这些战士并非易事，其统帅既要残忍，又得要有心计。凑巧的是，克洛维恰恰同时具备这两种特性。法国民间广为传说的“苏瓦松圣杯”的故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故事说的是，苏瓦松大捷后，克洛维手下把当地很多教堂的圣器作为战利品抢劫一空。事发后，雷米主教派使者求见克洛维，提出如果其他圣器不能归还的话，至少让其教堂能收回一只被奉为圣杯的很大的、非常漂亮的广口瓶。为争取教会的支持，克洛维想满足主教的这一要求。故此，他在与克洛维受洗部下依照部落传统抽签分发战利品时说道：“最英勇的战士们！我请求你们在我的那份之外，不要拒绝再让给我那只瓶子。”话音一落，所有战士齐声表示赞同，惟独一位自负、好妒忌、且又易激动的战士听完此话后，举起他的战斧砍向那只瓶子，并高声嚷道：“除了你自己抽中的那份东西之外，这只瓶子你一点也拿不到。”由于作为军事领袖，不便因公开破坏分发战利品的部落传统而影响其与士兵的亲密关系，克洛维在当众蒙受此等侮辱后竟抑制住了内心的愤怒，没有当场发作。一年以后，他命令部下全副武装到校场集合。他在绕行全场检阅时走到那位冒犯他的战士面前，指责他保养武器不当，并把这位战士的斧头扔在地上。当战士俯身去拾斧头时，克洛维高高地抡起手中的战斧，劈开了这个战士的头颅，并大声说道：“你在苏瓦松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待那只瓶子的。”克洛维的这一举动使其部下从此对他怀着极大的畏惧，惟命是从。

克洛维能够建立赫赫战功乃至霸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皈依了基督教。此事发生在496年。是年，分布在上莱茵河的阿勒曼人进犯河滨法兰克人。以法兰克人的保护神自居的克洛维率兵迎击。据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在其传世之作《法兰克人史》中记载：两军交战以后，克洛维的军队连遭重创，濒临全面溃灭。这时，克洛维向耶稣基督高声喊道：“我以一颗赤诚之心向您祈求，请您荣施援救。如果你赐准我战胜这些敌人，使我从亲身的体验证实那些献身于你的人所宣称业已证明的那种力量，那么我一定也信奉你，并且以你的名义去领洗。”正当他高声祈求时，阿勒曼人突然不战自溃，并杀死了自己的国王，向克洛维俯首称臣。克洛维没有食言。他在凯旋后不久，在是年的圣诞节亲率3000亲兵在兰斯接受雷米主教给他们施行洗礼。

格雷戈里主教的上述叙述颇多虚构成分，其目的显然是想籍此提高基督教的威信。事实上，克洛维之所以皈依基督教，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罗马帝国已经覆灭。已经失去影响的罗马基督教教会和罗马贵族急于在新建立的蛮族王国中寻找自己的政治支柱，但由于此时帝国境内的日耳曼各部落都信奉被罗马皇帝和正统教会所排斥的阿里乌派异端，遂使罗马基督教和罗马贵族因宗教对立无法如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克洛维率先皈依基督教，自然就能得到罗马基督教教会和罗马贵族的好感与鼎力相助。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受洗之后，克洛维立即得到了罗马基督教会和罗马贵族的大力支持，并获得了高卢原来信仰基督教的广大居民对他的拥护，使他能够在后来较为顺利地征服阿利乌派日耳曼部落。500年，克洛维征服了勃艮第王国。507年，他又将西哥特人赶出了高卢。翌年，东罗马皇帝授予他执政官的称号。在克洛维去世前，高卢绝大部分地区已被克洛维征服。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克洛维逐渐从法兰克部落的一个酋长成为高卢无可争议的最高统治者——法兰克国家唯一的国王。

二、盛产“懒王”的墨洛温王朝

克洛维建立的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人称墨洛温王朝，因为“法兰克的国王”认为自己是属于起源于神话的王族墨洛温家族。克洛维建立的王国显然与近代的国家相去甚远。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是和占有土地相关联的时代里，王国只是一份靠征服得来的家业，家长死去时，他的子孙就当仁不让地将其分掉。511年，克洛维撒手人寰。在他死后，他的4个儿子蒂埃利、克洛多米尔、西尔得贝尔特和克罗泰尔按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平分了国土。由此，“强大的法兰克王国”的统一立即又成了问题。事实上，墨洛温王朝在克洛维去世后存在的200多年历史中，四分五裂的时间远远长于表面统一的时间。由于每代国王死后，都要由其儿子平分国土，故墨洛温王朝在克洛维之后的总共28位国王中，只有5位国王取得过国家的表面统一，而5位国王中的2位又是有名无实，在位时间短暂的国王。真正拥有统一的局面，又握有实权、堪称“全法兰克的国王”者仅为克罗泰尔一世、克罗泰尔二世和达戈贝尔特一世3人。

克罗泰尔一世系克洛维的第四个儿子。他在558年通过兼并其兄长的领地，暂时取得了国家的统一。但在其去世后，他的4个儿子查理伯特、贡特拉、西吉贝尔特、希尔佩里克在561年再度瓜分了国土。567年，克罗泰尔一世占据巴黎地区的长子查理伯特因死后无嗣，其领土被他的3位弟弟平分。从此，法兰克王国渐渐形成了东部的奥斯特拉西亚、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及勃艮第三个王国，以及处于三国共管下的阿基坦公爵领地。

墨洛温王朝政治黑暗，秽行昭著，尤其是王族成员之间的阴谋、诡计、自相残杀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中，克洛维的2个孙媳，即西吉贝尔特之妻布隆希尔德和希尔佩里克之妻弗雷德贡德之间的斗争尤为惨烈。希尔佩里克是个阴骛暴戾之人，同时又是好色之徒。他因妒羡其兄西吉贝尔特娶了西哥特国王美若天仙的公主布隆希尔德为妻，遂也向西哥特国王议婚，求娶布隆希尔德之姐加尔斯特温。由此，西哥特国王的两位公主既成了妯娌，又同为王后。孰料，希尔佩里克恶习难改，依旧拈花惹草，尤其频频与他的昔日的情妇弗雷德贡德幽会偷情。加尔斯特温因不堪忍受，要求回归故国。希尔佩里克闻讯大怒，竟然令奴隶将加尔斯特温活活勒死。此事传至布隆希尔德处之后，这位奥斯特拉西亚王后愤怒至极，发誓要为惨死的姐姐报仇。于是，一场规模不小，时间又长的内战开始了。战乱中，已成为纽斯特里亚王后的弗雷德贡德竟然鬼使神差般地落入了布隆希尔德之手，布隆希尔德对弗雷德贡德百般羞辱，频施酷刑，将其折磨至死。613年，弗雷德贡德之子继任纽斯特里亚王位，称克罗泰尔二世。克罗泰尔二世获悉生母惨死于布隆希尔德之手，也发誓要为母报仇。机智多谋的他买通奥斯特拉西亚的贵族，推翻了掌握实际大权的布隆希尔德。随后，他又乘机用武力统一了法兰克王国。为报母仇，克罗泰尔二世将布隆希尔德绑于马脚，然后鞭打快马，使布隆希尔德惨遭拖死。

克罗泰尔二世统治时期，代表地主大贵族的宫相权力日盛。当时，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各设有宫相。宫相最初是王宫的管家。因其地位特殊，渐渐执掌机要，并成为贵族们的代表与头领。为争取大地主贵族的支持，克罗泰尔二世生前尚不敢轻易开罪宫相。而宫相在这位精明干练的君主面前亦不敢过于放肆。在史罗泰尔二世驾崩之际，宫相已有擅权之意。不过，继任王位的达戈贝尔特一世却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此念。达戈贝尔特一世被认为是一个公正，开明，知道怎样当国王的君主。在他当政期间，大地主贵族的势力有所抑止，王权有所加强。

639年，达戈贝尔特一世去世。从此，墨洛温王朝走上了彻底衰落的道路。随着他的去世，宫相开始权倾朝野，一手遮天。而墨洛温王朝的最后12代国王均因或童稚登基，或愚钝无能而难以亲政。无奈之下，这些国王便终日嬉戏，不视政事。法国史家把这些尸位素餐、懒散成性的国王称为“懒王”，把“懒王”当政的一个多世纪称为“懒王时代”。

在“懒王时代”，纽斯特里亚、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三位宫相为了争夺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权，彼此之间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战争。其中又以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宫相之间的争斗最为激烈。在7世纪中叶，纽斯特里亚在艾布罗因担任宫相时一度居优势地位。然而，这一优势地位随着他在681年被刺身亡而消失。687年，艾布罗因的继任者被时任奥斯特拉西亚宫相的赫斯塔尔•丕平战胜。由此，赫斯塔尔•丕平成为法兰克王国唯一的宫相，并成为三国的实际统治者。丕平的这一胜利为法兰克王国新的王朝卡洛林王朝的建立初步奠定了基础。

715年，赫斯塔尔•丕平亡故，其私生子查理继任宫相。查理上任时，内外政局问题丛生，颇不稳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的大地主拒不承认奥斯特拉西亚宫相的最高权力，阿基坦处于独立状态；在南方，阿拉伯人正在大举入侵；在东部边疆，弗里松人、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正准备否认法兰克人的宗主权，并伺机进犯法兰克王国。面对内忧外患，查理非但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召集军队，沉着应战。他先是在715—718年间率军粉碎了萨克森人、弗里松人等对高卢的入侵，迫使他们称臣纳贡。继而在719年的苏瓦松战役中击败纽斯特里亚叛军，并强令阿基坦公爵向他宣誓效忠。732年，查理率军在普瓦提埃击溃了阿拉伯人的入侵，使基督教的欧洲免遭伊斯兰教威胁。这次胜利使查理威名大振。从此，他被人称为查理•马特。“马特”的意译是“铁锤”，此名表示他具有铁锤子般的打击力量。几年后，他又用武力重新兼并了勃艮第，并把南部普罗旺斯一带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为了抵御外侵，平定内乱，查理•马特亟需建立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强大军队。为此，他大刀阔斧地对墨洛温王朝的土地占有形式进行改革。此前，土地由墨洛温诸王无条件封赠给贵族和亲兵，并由其后人世袭。这种方法既耗尽国家土地，又会导致大领地主的封建割据。为消除上述弊端，巩固王权，强化军队的战斗力，查理•马特决定采取“采邑”分封制。采邑是一种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形式。受封者必须服一定的兵役，受封者的领地只限于终身享用，不能世袭，封主或受封者死后重新分封，若拒服兵役，其采邑即被撤销。当时，由于自由农民的大批破产，骑兵已取代步兵成为战斗的主力，故查理•马特的分封主要以骑兵为对象。此举为后来骑士阶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采邑制的推行，一度加强了卡洛林家族对贵族的控制，从而为卡洛林王朝的建立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但让查理•马特及其继承者始料未及的是，到了后来，也正是这一制度反而使封建大贵族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愈来愈强。不过，此乃后话。

三、卡洛林王朝的建立

741年，查理•马特亡故。这位精明能干，且又野心勃勃的宫相生前虽未篡位，但在临终之时却把墨洛温王朝的国土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子加尔洛曼，拥有奥斯特拉西亚、阿勒曼尼和屠林根；次子矮子丕平拥有纽斯特里亚、勃艮第和普罗旺斯。在其后的几年间，加尔洛曼和矮子丕平分别以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宫相名义执政。为更卓有成效地镇压贵族的大暴动，消除领主的反抗，兄弟俩找回一个被大家遗忘了的隐士、墨洛温家族的后裔西尔代里克三世，把他立为国王，但实权则仍由两人平分。

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两人同时当政，难免从初时的兄弟阋墙发展到后来的相互征战。746年，技高一筹的矮子丕平取得大胜，统一了国土。念及手足之情，矮子丕平未将其兄杀死。不过，为独揽大权，他仍在翌年威逼加尔洛曼遁入修道院，弃政退隐。从此，矮子丕平成为高卢的唯一统治者。

在独自执政后，矮子丕平自然而然地觊觎起王位，不过，他深知，要想顺利登基称王，教会的支持不可或缺。凑巧地是，因居住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人正不断侵扰教皇辖地，罗马教皇也很希望矮子丕平能施以援手。彼此间的需要为双方的合作打下了坚定的基础，于是，矮子丕平在751年私遣使者去见教皇，呈请教皇惠示：“现下既有手握大权之人，又有自诩为王却绝无实权之人，此两人中谁应该称王？”教皇闻听此言，虽即刻心领神会，但却在故作沉吟之后才答道：“掌握实权的来当国王要比虚拥王位而无实权的为好。”

使者将教皇的答复向矮子丕平禀告后，矮子丕平笑逐颜开。同年，他在苏瓦松召集了法兰克王国的贵族大会。会上，矮子丕平顺利地被贵族们推选为国王，与会者还按照古日耳曼人部落的习惯把矮子丕平高举在盾上，以示拥护。教皇特使卜尼法斯亲自为矮子丕平举行了加冕礼。这是第一次国王加冕的仪式。当矮子丕平登基称王时，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西尔代里克三世已被囚禁在一个修道院里。随着矮子丕平被推选为法兰克国王，法兰克王国便起始了一个新王朝——卡洛林王朝。

754年，新任教皇斯蒂芬二世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旁西昂的法兰克宫廷，一向矮子丕平表示祝贺，二向其诉说罗马教廷的困难处境，请求帮助。为了答谢教皇在篡位问题上的襄助，矮子丕平慨然应允。而斯蒂芬二世为了进一步讨好矮子丕平，则在巴黎北部的圣德尼教堂为矮子丕平及其两子行了“膏立礼”，并将“罗马人贵族”称号授予他们父子。据编年史记载，这一天教皇宣布“禁止任何人从别的家族中选立国王，违者剥夺神职，并逐出教门”。从此，国王受到了基督教的上帝保佑，而王权经此“神授”后更是凛然不可侵犯。

为了酬谢教皇的“厚爱”，矮子丕平在754年和756年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了伦巴底人，迫使伦巴底国王爱斯托夫把所侵占的罗马地区诸城市和拉文那总督区交给教皇统治。此事史称“丕平献土”。正是由于“丕平献土”，一个世俗的教皇国才得以在意大利中部建立。

四、威震四方的查理曼帝国

作为卡洛林王朝的开国君主，矮子丕平在临终前仍按墨洛温王朝的传统把王国的土地平分给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查理得到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阿基坦北部；次子加尔洛曼得到了阿基坦南部、勃艮第、普罗旺斯和塞普提曼西亚。从768至771年，法兰克王国由兄弟两人共同统治。与墨洛温王朝时的情况一样，这一对王兄王弟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纷争时有发生。对王国而言堪称幸事的是，由于加尔洛曼于771年早逝，国家分裂的历史才没有重演。加尔洛曼逝世后，查理合并了其弟的领土，开始单独统治法兰克王国。查理在位的时间共有46年。无论是文才还是武略，查理都是法兰克国家历代君主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正是在他在位期间，法兰克国家达到了极盛。

查理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戎马倥偬之中度过的，仅史书有载的征战就达53次之多。查理即位之初，首先遇到阿基坦人的再次反叛。为此，他发动了3次战争，平息了叛乱，并立其之子路易为阿基坦国王。773—774年，应罗马教皇请求，他率军远征意大利，讨伐屡屡威胁教皇的伦巴底王国。经过5次重大战斗，伦巴底人彻底败北。尔后，查理废黜伦巴底国王，兼并了伦巴底王国的领土，并自称“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国王”。778—801年，查理领兵与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厮杀。经过12次战斗，他占领了巴塞罗纳，夺取了大片土地。801年，他在西班牙北部建立了西班牙玛克（“玛克”意为“边区”）。

不过，查理戎马生涯中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是对萨克森人的征服，它开始于772年，终止于804年，前后历时30余年。萨克森人地居莱茵河下游和易北河之间，尚处于原始公社的解体阶段，信仰原始的多神教。为把萨克森纳入法兰克王国的版图，查理以传播基督教为名，对萨克森人进行了18次讨伐。为使不时发动起义奋起反抗的萨克森人臣服，查理不惜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如在782年凡尔登战役期间，查理在一天内便处死了4500名萨克森人质，后来又强迫一万户萨克森人迁居高卢和弗兰德等地，以防叛乱。查理还强制萨克森人信仰基督教。为此，他在其颁布的有关赦令中明文规定：“凡反对基督教，或愿参加反对基督教的阴谋者”、“反对国王与基督教人民者”、“凡不受洗礼，轻视洗礼，继续信奉异教者”、“于斋日吃肉者”等皆杀无赦。

在与萨克森人战斗的同时，查理也对巴伐利亚进行征伐。788年，他废除了巴伐利亚公爵的政权，将巴伐利亚划分为数个伯爵区，由他委任的伯爵分别治理。从788年起，查理与居住在多瑙河中游潘诺尼亚、来自亚洲的游牧部落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并在最终打败阿瓦尔人后建立了潘诺尼亚玛克。为制服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布列塔尼人，查理还在786、799年两度发起远征，兼并了该半岛的部分土地。

经过数十年的南征北战，查理在欧洲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时，法兰克国家的版图东起易北河和多瑙河，西至大西洋；南起比利牛斯山和意大利，北至北海。其疆域之大，完全可与昔日的罗马帝国相媲美。

随着战场上的连连得手，个人威望的与日俱增，国王的称号已无法使查理感到满足。于是，他寻求着加冕称帝的有利时机。不久，机会从天而降。799年，罗马贵族以教皇利奥三世生活放荡、品行不端为藉口发动政变，囚禁了利奥三世，还扬言要挖出他的眼珠，割掉他的舌头。但是，利奥三世居然侥幸地越狱脱逃，并直奔正在萨克森征战的查理的营帐，请求保护。查理亲自带兵护送他回罗马复位。为了报答查理的鼎力相助，800年圣诞节，当查理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做祈祷时，利奥三世突然把一顶古代罗马皇帝的金冠带在查理头上，高呼：“查理奥古斯都，这位伟大的带来和平的罗马人皇帝，万寿无疆和永远胜利。”在场者也如是高呼。经过这戏剧性的一幕，古代罗马皇帝有了一位法兰克的继承人，法兰克王国亦变成了新的“罗马帝国”。

从此，人们将查理称为查理曼。“曼”字的意译是“伟大的”，也可径直译作“大帝”。与此同时，查理所统辖之地域自然也可称为“查理曼帝国”或“查理大帝帝国”。查理曼接受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之初，拜占庭皇帝极为不满，并迟迟不予承认。因为拜占庭帝国历来自认为是罗马帝国的唯一继承者。尽管如此，查理曼帝国仍熠熠生辉，辉煌一时，而查理曼大帝本人更是威风八面：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王甘愿向查理曼称臣；苏格兰王和爱尔兰诸部落的酋长竭力表示愿和皇帝保持友好关系，就连巴格达哈里发也极尽能事，讨好查理曼。及至812年，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一世也不得不承认查理曼的皇帝称号。

作为具有文韬武略的一代雄主，查理曼不仅能从马背上得天下，而且也善于治天下。为了加强统治，他将全国分为数百个伯爵区，分派诸多伯爵执掌各地权柄，在边境地区设立玛克，由边地侯管理。伯爵往往是当地最大的领主：他代表皇帝负责收税、司法、征兵、维持治安，等等。为维护皇权的威严及帝国的统一，防止伯爵势力坐大和离心倾向增强，查理曼力图从体制着手严加防范。如规定每位伯爵只能管辖一地，严禁其兼领他处，规定伯爵要经常向皇帝参觐交代。他还建立巡按史制度，定期派出巡按史巡行各地，替皇帝进行监督、调查。这些巡按史被人称为“皇帝的眼睛”。为保证伯爵们对自己的忠诚，查理曼与他们建立了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即他向伯爵们授予采邑，伯爵们向他宣誓效忠。除伯爵外，查理曼还在全国各地选择若干大地主，径直授予采邑，收为亲信。这些人被称作“皇帝的附庸”。他们在自家采地内享有司法、课税等特权，不受当地伯爵管辖。“皇帝的附庸”的作用是充任朝廷的坐探及眼线，对地方伯爵起监视和钳制作用。

为了更好地维系由具有不同的语言、法律、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的众多种族组成的庞大帝国的统一，查理曼极为看重立法工作，力图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定出可行之整个帝国、不管哪个种族都得遵守的法规。据估计，他先后制定的65个敕令中含有的法规逾千条，其中293条是有关政治的，130条是关于刑法的，110条是关于民事的，305条是有关教会的，73条是关于家内事务的，87条是关于道德的。这些法规数量之多，涵盖面之广，令人折服。

与其祖父铁锤查理一样，查理曼将政教合作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过，他敏锐地感觉到当时的教会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弱点。故此，他把整肃教会作为当务之急之一。他把亲自过问教士的教育和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加强对教士的文化教育，并把品行不端、不称职的教士予以清除。为在整个帝国强化宗教信仰，他把礼拜仪式建立在无可非议的基础上，并召来一个名叫阿尔昆的盎格鲁—撒克逊修道士，让他校对拉丁文本的《圣经》，而后在全国强制推行《圣经》的拉丁文本。

查理曼不仅本人颇有文化，而且还极为关注文化教育的发展。他传旨建立宫廷学校和寺院学校，延揽欧洲各地的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并要求官宦贵胃及教会僧侣入校学习。为弘扬学问，他还带头向这些著名学者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及天文、算术。与此同时，查理曼还赋予教士向各地传播文化的使命，包括在村庄里建立免费的学校，教农夫及其子女识字。

尽管查理曼是位旷世奇才，在其治理下，查理曼帝国独步欧洲，如日中天，但他的帝国毕竟是在征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如古代中世纪其他类似的帝国，查理曼帝国也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由于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尤其是统一的市场，各部落和部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又彼此不同，加之在封建化的进程中，各地区封建主义的发展极不平衡以及大领主们的政治、经济实力的扩大和对中央政权离心倾向的增强，如此庞大的帝国不可能长久维持。如同“卡洛林的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查理曼个人的功绩，查理曼在位时帝国的强盛兴隆在很大程度上亦靠的是他本人的文韬武略与威名慑人。正是这一原因，一旦这位杰出的封建君主撒手人寰，这一庞大帝国的衰败分裂即指日可待。

五、《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

查理曼帝国的荣耀和强盛，随着查理曼的去世和其子路易的继位，很快就成了过去。814年，查理曼逝世，享年72岁。继承其皇位的是他三个儿子中唯一尚存的幼子路易。路易素来信奉上帝，极是笃诚，故而人称“虔诚者路易”。又由于他生性软弱，办事优柔寡断，路易同时还有“软弱者路易”的绰号。“虔诚者路易”也许有不少值得人们爱戴之处——19世纪的法国史学大师米什莱曾把他推崇为圣路易一般的有道明君。但是，他的软弱与寡断少谋却使其先父创建的帝国迅速地失去了光辉。自他继位后，那些早怀异心却不敢妄动的大贵族不仅揽权自重，而且还频频制造骚动，乃至叛乱。而他的几个儿子也欺他软弱，各自觊觎其皇位，并由此几度展开内战。

路易在登位后仅过了三年，就过早地把国土分封给与元配皇后所生的三个儿子。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其因太过虔诚而到了迷信的地步。817年，路易惯常地自皇宫前往大教堂做弥撒时，年久失修的游廊突然倒塌，将其砸伤。这位非常迷信的“虔诚者”当即认定，此乃上天示警，是自己不久于人世的征兆，因而必须刻不容缓地安排后事。于是他把意大利等地分给长子洛泰尔，把阿基坦等地授予次子丕平，把巴伐利亚及以东诸地区封给幼子日尔曼人路易。为防日后发生帝位之争，他还规定洛泰尔现下便与自己并称皇帝。当然凶险征兆并未应验，虔诚者路易又平安活了23年，但这次国土大分封却招来了贵族叛乱和父子、兄弟之间的内战。

虔诚者路易封予洛泰尔的意大利原来是路易的侄子伯纳德的封地。后者在闻讯后不肯放弃自己的领地，立即起兵反抗。伦巴底人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奥尔良主教在高卢地区也乘机作乱。好不容易平定了伯纳德之乱，洛泰尔与丕平又在829年联手挑起内战，反对父皇将封地赐予他与后妻所生的“秃头查理”，并为此改变了817年的分封方案。虔诚者路易在挫败两位逆子后，不仅没有严惩他们，甚至还保留了他们在意大利和阿基坦地区的统治权。此举无疑是姑息养奸，贻害无穷。果然，几年后，洛泰尔、丕平又唆使日尔曼人路易共同反叛，再次挑起内战。833年，路易战败。洛泰尔全然不顾父子之情，竟强令其父赤裸着上身，卧倒在一块毛毯之上，并在数十名主教围观下大声诵念悔罪自白书。尔后，路易又被幽禁在修道院达一年之久。后幸蒙萨克森、奥斯特拉西亚的伯爵发兵勤王，路易才得以恢复自由，重登帝位。

839年，第三次内战爆发。此次兴兵作乱的是日尔曼人路易和丕平的儿子（此时丕平已去世）。无奈之中，虔诚者路易只得向洛泰尔求援，并许诺日后由洛泰尔和“秃头查理”共分帝国。于是洛泰尔站在父皇一边与弟、侄两人交战。翌年虔诚者路易郁闷而死，洛泰尔继位。洛泰尔继位后早就将其父关于由他和“秃头查理”共分帝国的嘱咐抛到了九霄云外，由此引起了“秃头查理”的不满。于是，“秃头查理”便和日尔曼人路易联手共反洛泰尔。

842年，“秃头查理”和日尔曼人路易在斯特拉斯堡立誓结盟。“斯特拉斯堡誓言”是用两种语言表达的。日尔曼人路易面对“秃头查理”的部下发誓时，口中所说的是罗曼斯语，即最初的法语。而秃头查理向日尔曼人路易的部下发誓时则操条顿语，即最初的德语。“斯特拉斯堡誓言”说明这两个国家的本族语言已经形成。正是这一原因，“斯特拉斯堡誓言”便成了一则出名的历史典故。

在“秃头查理”和日尔曼人路易的联手进攻下，洛泰尔节节败退。843年8月，洛泰尔被迫与其弟妥协。三人在凡尔登会晤后订立了《凡尔登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兄弟三人三分天下，即把查理曼帝国化做了三个国家：莱茵河以东归日尔曼人路易，称东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西归秃头查理，称西法兰克王国；洛泰尔虽继续承袭帝位，但实际上对两个弟弟的王国并无统辖权，真正归他统治的地区仅为北意大利以及东西法兰克王国之间一块狭长土地，即后来的洛林。近代西欧德、法、意大利3个国家就是在此次帝国三分的基础上形成的。

六、法兰克国家的文化

从公元3世纪起，西罗马帝国的文化已处于衰落状态，而“蛮族”的频频入侵乃至在帝国境内安身立国则更加速了罗马文化衰落的进程。这些尚处于原始公社末期阶段的粗野之人虽在打仗方面个个都是好手，但却几乎都是文盲。即便是不久在蛮族中脱颖而出的法兰克人也同样如此。“蛮族”的侵入不仅使帝国的经济遭到很大破坏，而且更使帝国的文化惨遭蹂躏。

毋庸讳言，法兰克国家文化发展的起点是极低的。所幸的是，由于教会的存在，古典文化的火种毕竟留存了下来。在墨洛温王朝时期，所有的学校都是教会和修道院办的。当时的教会学校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由主教兴办的大教堂学校，凡主教区一般都设有这类学校。其中又以普瓦蒂埃、巴黎、勒曼、布尔日、阿莱斯等地的大教堂学校最负盛名；第二种是由修道院开设的学校，其教学对象或为修道院内部的僧侣，或为附近村庄的儿童。这两类学校均承袭罗马帝国旧制，教授“七艺”，即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中，前三者为基础课程，亦称“小三艺”，后四者为提高课程，又称“大四科”。由于教士作为此期社会唯一的知识分子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此期的教育自然而然地充满了神学色彩，并完全是为教会服务的。例如天文学用来计算教会的节日和发布各种预言；音乐在做礼拜时使用，修辞、逻辑则有助于教士布道或与异端辩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修道院里保存着一些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手稿。修道士在修道院的缮写室里，除了抄写宗教典籍，有时也抄写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当然他们在抄写后一类作品时往往用小刀刮掉羊皮纸上不利于基督教的内容，但他们对古代手稿的保存仍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墨洛温王朝前期，法兰克国家曾出现过在西欧文化史上可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其一是后来担任图尔主教的格雷戈里，其二是擅长写诗的福尔图纳图斯。格雷戈里著述甚丰，其中以《法兰克人史》最为著名。这部前后写了近20年、共分10卷的著作当然夹杂了一些无稽的宗教传说，但仍不失为是堪与《萨利克法典》媲美的研究早期法兰克王国的重要史料。福尔图纳图斯生于意大利，曾在拉文那学习拉丁文。他在迁居高卢后与法兰克王公贵族过从甚密，并时常在墨洛温宫廷吟诗赋歌。福尔图纳图斯所创作的不少歌颂法兰克诸王的长诗、颂歌、古体赞辞和为教会写的圣歌是墨洛温王朝屈指可数的文学佳作之一。

卡洛林王朝时期，尤其是查理曼继位后，法兰克国家的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以致于在某些西方史家笔下，有“卡洛林文艺复兴”之说。查理曼堪称第一个对恢复古代文明的精神生活表示关切的“蛮族”国王。他不仅本人在记载之余孜孜不倦地学习，而且还积极奖掖学术，推广教育。为吸收欧洲各地学者的智慧和成就，他从欧洲各地延聘了一批饱学之士前来宫廷讲学，其中英格兰的阿尔昆、伦巴第的保罗和比萨的彼得等更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为提高皇家子弟的文化水平，查理曼授命阿尔昆组织了一所宫廷学校。该校既收皇家子弟入学，也让部分平民孩童就读。鉴于当时一些教士所受教育不多，文辞鄙俗，查理曼兴办了一批寺院学校，以提高教士的文化水平。为提高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他赋予教士向各处传播文化的使命，通过他们在村庄里建立免费的学校，教人识字。为便于扫除文盲，查理曼还大力推行一种非常清晰易读的新字体——卡洛林小写字体。教士们用这种新字体抄写了不少教会作品和古代作家的作品，一些手抄本还配有以《圣经》为题材的精美插图。为使帝国的首都亚琛成为“新雅典”，查理曼还召来当时欧洲最好的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兴建了一批富丽堂皇的建筑。此外，查理曼在纯化拉丁语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在全国强制推行经阿尔昆校对的拉丁文本《圣经》。

诚然，在查理曼在位期间，法兰克国家的文化教育较之前一时期确实有明显的发展，但是否达到了“复兴”的地步，则大可商榷。退一步说，即便“卡洛林文艺复兴”之说尚能成立，那么，它仍然与发源于14世纪初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能相提并论。

作者评曰：

墨洛温王朝时代在法国历史中占有两个世纪。在这两百来年的时间里，人们不难发现两种反差极大的现象。其一是法兰克诸王无休止的征战与令人发指的自相残杀；其二是罗马化的高卢社会和法兰克社会的逐渐同化。值得深思的是，两者中对日后的法国历史产生更大影响的，并非是前者的刀光剑影，而是后者表现出来的两种文化、两类居民缓慢的、悄无声息的融合。作为墨洛温王朝的继承者，卡洛林王朝延续了3个世纪。在这3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对法国史的最大“贡献”是孕育了封建制。在他们那值得骄傲的前辈查理·马特首开先河后，卡洛林王朝的诸位国王（包括大名鼎鼎的查理大帝）均把土地分成“采邑”，有条件地分封给“附庸”，而国王封授的附庸又有各自的附庸，并同样分封给他们土地。由此，以采邑为纽带，上自国王，下至一级又一级的大小附庸，一个金字塔式的“封建”制度已然形成。实行分封的初衷乃是为了加强王权，而且确实也一度奏效。然而，及至后来，也恰恰是这一制度导致了王权削弱，封建诸侯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愈来愈强。从此，法兰西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围绕着王权与封建割据势力的此消彼长展开。

第三章 法兰西独立国家的产生

一、卡洛林王朝的衰落与卡佩王朝的建立

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之后，防御力量大为削弱，于是，外族势力趁机掀起了一股入侵的新浪潮：阿拉伯人从非洲和西西里侵袭意大利南部和法兰西的地中海沿岸；多瑙河中游匈牙利人进犯德意志……。不过，这当中，最让法兰西惊恐不安的是诺曼人的频繁入侵。“诺曼”的意译是“北方人”，它是当时对入侵的北欧人及爱尔兰海盗的总称。在9、10两个世纪，诺曼人大举攻入法国竟达47次之多，其足迹几至遍及全国，就连巴黎也是数度岌岌可危。法兰西的开国之君“秃头查理”

作为法兰西的开国之君，“秃头查理”在与其兄长争天下时给人留下智勇双全的印象，但面对诺曼人的进攻却表现出应变乏力，怯懦无能。845年，当诺曼人兵临巴黎城下时，御敌无计的“秃头查理”不惜捧出白银7000磅，高价买其退兵。与此同时，他对国内封建贵族的驾驭力也大大弱化，诸侯领地纷纷出现，法兰西王国从此开始落入豪门显贵之手。在“秃头查理”驾崩后，次第登基的有“结巴路易”（877—879年）、路易三世（879—882年）和加尔洛曼（882—884年）。这三位国王无一例外地平庸而短命。他们登基称王的唯一“政绩”是使王室的权威大大跌落。

884年，加尔洛曼去世，继位的是“天真汉查理”。此时，法国仍面临诺曼人的严重威胁，鉴于“天真汉查理”年幼无能，无法担负起领导国人抵御外敌的重任，一时无计可施的法国贵族遂推选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胖子查理”监国摄政。孰料，“胖子查理”也是无能之辈。在4万名诺曼人围攻巴黎达11个月之久后，他也在886年夏天重施“秃头查理”之故伎，以向诺曼人缴纳重金求解巴黎之围。更有甚者，他还允许诺曼人越过塞纳河进入勃艮第。“胖子查理”的丧权辱国行为，使法国贵族和东法兰克王国贵族均大感失望乃至愤怒。887年，两国贵族共同废黜了“胖子查理”。随后，法国贵族将在保卫巴黎之战中声威大震的巴黎伯爵厄德推选为法国国王。

厄德出生名门，其父是因秉性刚毅、不畏艰险而被人誉为“坚强者”的法兰西公爵罗贝尔。厄德继位后，出色地担当起护国守土的职责，接连大败诺曼人，使局势转危为安。然而，就在诺曼人刚刚败退，厄德还未来得及品尝胜利之果时，以勃艮第公爵查理、奥弗涅公爵威廉、韦芒杜瓦伯爵赫伯特和兰斯主教法尔科为首的大封建主却公然兴兵作乱。他们因担心精明能干的厄德会威胁他们的世袭领地的安全，故打出正统旗号，硬要重立年幼无能的“天真汉查理”为国王。于是，不甘忍让的厄德起兵迎战。这场内战一打就是6年。898年，厄德在胜负未分的情况下含恨辞世。其弟罗贝尔因厌倦战事，宣告甘愿臣服于“天真汉查理”，只接受“法兰西公爵”的称号，领有巴黎、奥尔良、图尔、夏尔特尔等地。由此，双方罢战息兵。

内战宣告结束，但诺曼人趁法国内战重新掀起的侵略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在勉力抵挡了几年之后，“天真汉查理”不得不于911年与诺曼人的首领罗洛订约，以诺曼人信仰基督教和对法国国王行臣服礼为条件，把塞纳河下游沿岸土地割让给罗洛，并赐予公爵称号。从此，这一地区因此而易名为诺曼底，诺曼底公国亦因此而形成。“天真汉查理”统治晚年，王权式微，封建诸侯之间的内讧愈益加剧。923年，西部诸侯推举法兰西公爵罗贝尔为国王，并说动勃艮第公爵鲁道夫、韦芒杜瓦伯爵等联手兴兵，向“天真汉查理”挑战。同年，双方在苏瓦松展开决战。“天真汉查理”的军队溃败，但罗贝尔本人也在此役战死。西部诸侯虽然战场得胜，却假意表示向“天真汉查理”臣服，诱使其前往佩隆纳相会议和。“天真汉查理”轻信赴会，刚抵佩隆纳就遭对手囚禁。

在“天真汉查理”身陷囹圄期间，罗贝尔之婿鲁道夫被贵族选为国王。鲁道夫在位凡13年，却因身后无嗣致使王位空缺。此时，罗贝尔之子“伟大的于格”凭其势力完全可以受禅称孤，南面为王，但工于心计的他却宁愿让“天真汉查理”之子继位，自己则像当年的法兰克宫相一样，在幕后操纵。987年，“天真汉查理”之子作为卡洛林王朝的末代国王撒手人寰，同年，“伟大的于格”之子于格•卡佩被众贵族拥立为王。从此，法国进入了卡佩王朝统治时期。

二、法兰西岛的小国王

卡佩王朝建立伊始，整个法兰西因被诸侯割据而四分五裂。国王的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王室领地，即处于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中游南北狭长地带里的数处不相连接的地方，时称“法兰西岛”，其中包括巴黎和奥尔良等城市。当时，法兰西的领土共有45万平方公里，而“法兰西岛”的面积却不到3万平方公里。更有甚者，即便是在这块面积不大的王畿内，国王仍无法全面做到令行禁止。一些桀骜不驯、不听王命的封建主往往凭借其实力，建筑城堡，在交通要道上拦路抢劫。

王室领地内的“小”贵族尚且如此，王室领地外的各路诸侯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法兰西内存在着不少公国和伯国。其中重要的公国有：诺曼底公国、勃艮第公国、加斯孔尼公国、阿基坦公国和布列塔尼公国；重要的伯国则有佛兰德尔伯国、图卢兹伯国、皮卡尔迪伯国、安茹伯国和布卢瓦——香槟伯国。拥有这些公国、伯国的公爵、伯爵们虽然在形式上承认卡佩王朝的国王为其宗主，但实际上在自己的领地内保持着完全独立的统治。他们在领地内有颁布法律、作战媾和、铸造钱币、征收赋税、审理案件等大权。其实际权力之大，丝毫不逊于国王。更何况，有些诸侯所拥有的财富远在国王之上。如卢瓦尔河以北的佛兰德尔伯爵与韦芒杜瓦伯爵就比国王富有很多。可以想见，这些大领主绝不会把国王真正放在眼里。事实上，在王室领地之外，国王的权威几乎等于零。

虽然卡佩王朝初期的国王在国外已被公认为“法兰西人的君主”，但这些法兰西岛的小国王当时实在也是寒碜得很。他们没有固定的首都——其住处经常在巴黎、奥尔良两地换来换去，更无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国王的经济收入也极为有限。由于国王无权在王室领地之外课税敛财，其财政来源仅为王室领地和所辖教会之收益。为了扩大财源，堂堂的国王有时竟然也会去干些拦路行劫的勾当。例如11世纪时，菲力蒲一世也曾抢劫过来自意大利的过路客商。

不过，法兰西岛的小国王们毕竟掌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由于举行加冕仪式，国王到底是唯一拥有精神权威的人。卡佩王朝建立之后，国王在兰斯“行涂油礼”，用香膏掺一种上等的香油涂身。据说这种“圣油”来自上帝，是当年克洛维受洗时由一只鸽子带给主持洗礼的雷米主教的。在加冕仪式中使用此等“圣油”，不仅能“证明”卡佩王朝的国王乃克洛维等法兰克君主的继承者，而且更表明他们与所罗门王和旧约圣经中的诸王一脉相承。

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由诸侯推选国王是法兰克人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惯，而卡佩王朝的首位国王于格•卡佩也是在诸侯们的推举下登基称王的，但他由于深知王冠的威望与价值，故在其还在位时便通过诸侯会议立他的嗣子罗贝尔即以后的“虔诚者罗贝尔”为国王。996年，于格•卡佩驾崩时，“虔诚者罗贝尔”非常顺利地登上了王位。“虔诚者罗贝尔”当政凡35年。而后，次第登基的有其子亨利一世和其孙菲力蒲一世。这几位国王登基后均效法于格•卡佩，当自己在位时便使儿子选举为王，并为之举行加冕礼。此项仪式一经确认，新立为王的王子便成为区别于其他封建主的“圣人”，日后在继承王位时就不会有多少麻烦。这种做法在成为惯例后被卡佩王朝后来的几代君主所恪守，同时亦得到诸侯们的尊重。这一切昭示着王位世袭继承制正逐渐压倒选举制。

三、王权的逐渐增强和统一的开始

卡佩王朝的头四位国王均颇为平庸。他们既无力对付在其周围雄据一方的各路诸侯和王室领地内桀骜不驯的封建主，亦没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发挥任何作用——例如四位国王无人参加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也许，“法兰西岛的小国王”的角色已让他们心满意足。

然而，始自1108年，随着路易六世的登基，卡佩王朝的王权逐渐增强，法国的统一进程亦开始起步。这一局面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当然得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与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但一些杰出君主的个人作用亦不可小视。

卡佩王朝首位以其在加强王权方面的功绩而受人称道的国王是绰号胖子的路易六世。这位身材肥硕的国王登基伊始，就致力于王室领地内部的治理。为此，他进行了无数次的出征，平毁了大量封建主的城堡。迫使王室领地内那些原先桀骜不驯的城堡主从此俯首听命。而后，他为了便于在全国范围内平抑大封建贵族的势力，断然改组了御前会议。过去，御前会议由显贵、国王的封臣和宫廷官吏等大封建主组成，而改组后的御前会议则吸收了若干忠于国王的市民、教士和中小封建主参加，后者在参议国事时往往听从国王命令，很少受大封建主势力的支配。为与大封建主抗衡，路易六世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城市自治运动，尤其是城市公社甚为看重与支持，以致被人誉为“公社之父”。此外，他还力图通过联姻来扩大王室领地。当1137年阿基坦公爵去世时，路易六世使自己的儿子娶公爵的女继承人阿莉埃诺为妻，意在将阿基坦的领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1137年，路易六世驾崩，其子冲龄即位，是为路易七世。路易七世继位后，在前朝旧臣的辅助下，继续其父加强王权的政策。由于他娶了阿基坦公国女公爵阿莉埃诺为后，顺理成章地把阿基坦的领土归入王室领地。当时，阿基坦公国拥有罗亚尔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其面积甚至比王室领地还大。因而，这一归并使王室领地面积大增，国王的实力明显加强。为进一步扩大王权，路易七世在娶了阿基坦女公爵后，还对图卢兹伯国进行远征，要求图卢兹伯爵对阿基坦女公爵继续履行臣服礼。王权的日趋强盛使路易七世踌躇满志，遂在1147年亲自举起十字架，率军加入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孰料，路易七世远征后不久，即获悉国内的大封建主纷纷兴风作浪，甚至图谋废除路易七世。更让路易七世恼怒的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时有关于阿莉埃诺不守妇道、秽乱宫闱的传闻传入他的耳朵里。盛怒之下，路易七世立即下令回师。回国后，他先是剿平了叛乱，继而又以无男嗣为由和阿莉埃诺离婚。由于阿莉埃诺离婚后带走了原属阿基坦公国的领地，遂使王室领地又缩回到原状。正当路易七世为大片领地得而复失而黯然神伤时，一个更大的打击又向他袭来。

当时在法国王室领地以西有个安茹伯国。伯爵亨利与其父若夫瓦伯爵生前一样，素喜在头盔上斜插一枝金雀花，故而人称“金雀花亨利”。“金雀花亨利”俊逸潇洒，倜傥风流，只略施手腕就使阿莉埃诺投入他的怀抱。由于阿莉埃诺的改嫁，“金雀花亨利”在原已有安茹、曼恩、都兰及诺曼底等地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阿基坦公国的领地。由此，他所统辖的领地竟比王室领地还大5倍。1154年，吉星高照的“金雀花亨利”又继承了英国王位。于是，他便建起了兼祧英国国王与法国安茹伯爵的庞大的金雀花王朝。从此，金雀花王朝便成为法王统一法兰西的最大障碍。更有甚者，原本法王与诸侯间的争斗开始演化成为法英两国的较量。

婚姻失败虽使路易七世人财两空，但在其后来的统治期间，法国仍可谓处于太平盛世。战争不多，国泰民安；新的城市不断出现，老的城市更趋繁荣，金融家阶级和商人阶级开始形成，集市成为专事商品购销者定期聚会的地点；通过砍伐森林、开垦荒地和排干沼泽，耕地面积大大扩大；随着水陆交通的蓬勃发展，人员、商业乃至思想频繁地交流。文化上的进步也同样不容置疑：表现在雄辩术和建筑、装饰方面的古代文化正在复兴，它们与罗马式艺术和随后产生的哥特式艺术一起争奇斗艳；在教堂周围和修道院中不断出现名家大师，如唯实论的拥护者安塞姆、巴黎的杰出教师阿伯拉尔。随着王权逐渐强盛，卡佩家族决定永远定居巴黎。继路易六世把圣德尼修道院视为法兰西王国的“头部”，路易七世把西岱岛上“虔诚者路易”住过的旧宫作为自己的王宫。不久，领主和朝廷的谋士纷纷在王宫周围兴建坚固的宅第。由此，卡佩王朝的王都初步形成。

诚然，路易六世、路易七世都不乏才干，政绩卓著。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与1180年到1328年先后在位的三位国王相比都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这三位杰出的卡佩王朝的国王分别是菲力普二世、路易九世和菲力普四世。

在1180年登基称王的菲力普二世是路易七世的儿子。他在继位后不仅使卡佩王朝保持强盛，而且还既不屈不挠又计谋多端地与强大的金雀花王朝展开了持久的斗争。为了挫败对手，他先是挑动和利用金雀花王朝国王亨利二世与其儿子“狮心理查”、“失地约翰”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坐收渔人之利。1200年，已继承王位的失地约翰被迫和菲力普二世订立古莱和约，承认自己为法王的封臣，并将大片土地让与菲力普二世。然而，菲力普二世并未就此满足。他像以前帮助狮心理查反对亨利二世，后来又帮助失地约翰反对狮心理查一样，现在又帮助狮心理查的侄子阿瑟反对失地约翰。1202年，他借口失地约翰拒绝出席法国王室法庭受审，违犯附庸义务，宣布剥夺英王在法国大陆的领地，并在其后的几年中陆续派兵占领了诺曼底、曼恩、安茹和布列塔尼等地。1206年，失地约翰被迫签订停战条约。从此，他在法国的领地就只剩下吉埃内。

1214年，决心报复的失地约翰在欧洲纠合了几个因菲力普二世威名大振而惶惶不安的王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佛兰德尔伯爵和布洛涅伯爵等共同向法王进攻。是年7月，双方在布汶展开大决战。结果，在菲力普二世的领导下，法国军队和数万名手执武器的市民击败了声势浩大的敌军。此役堪称决定法国王权、法国民族存亡攸关的生死之战。正是这次战役，首次真正激起了法兰西民族感情的高涨。由于布汶大捷，法国王权大大巩固，菲力普二世也因此被誉为“奥古斯都”。此前，卡佩王朝的历代君主在生前即为其子加冕，与自己共同执政，但菲力普二世取消了这种作法。因为在他看来，此时卡佩王朝的王权已足够强大，此类立嗣仪式纯属多余。菲力普二世在位时，还在巴黎铺设了道路，修建了城墙，甚至筑起了至今闻名于世的卢浮宫。由此，巴黎逐渐具有首都的面貌。

1223年，菲力普二世去世，其子路易继位，是为路易八世。路易八世早年骁勇善战，曾在布汶战役中率兵击溃英军，并追击到伦敦。在位时，他坐受征讨阿尔比异端之利，没有冒多少重大风险便将南部的朗格多克地区并入王室领地。可惜天不假年，路易八世在位仅三载就英年早逝。继之登基的是他年仅11岁的儿子路易九世。由于路易九世年幼，其母亲布朗什•德•加斯蒂尔遂临朝摄政。此举激起了不少王公贵族的不满。他们聚集在布洛涅公爵周围，以“不愿受一个女人统治”为由挑起叛乱。布朗什虽为女流，但绝非庸常之辈。她轻而易举地就平定了各地的叛乱。为了扩大王室的实力，她还命路易九世娶普罗旺斯伯爵的长女玛格丽特为后。

随着1252年母后驾崩，路易九世终于成为法国真正的国王。他在亲政后，为提高国王的权威，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两大改革。首先是司法改革。为将司法权牢牢地控制在国王手里，他多次颁布敕令，在王室领地内禁止司法决斗，并将叛逆、铸伪币、伪造王室法令、非法携带武器等案件均收归王室法庭审理。路易九世在王室领地内严禁私战的同时，还在王室领地之外实行“国王四十日”，即法国任何诸侯受到侵害后，在40天内不得实施报复，可以向王室法庭上诉，请求仲裁。血亲复仇也在被禁之列。第二项重大的改革是币制改革。王室开铸新的标准化金、银货币，流通全国。1263年，路易九世还专门颁布敕令，规定王室领地内只准使用王室铸币。当然，在王室领地之外，贵族（须是有铸币权者）的铸币仍可与王室铸币并用。路易九世的这两大改革标志着法国在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路易九世一生笃诚信奉天主教，他长期斋戒，并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文。为了推行基督教信仰，他不仅亲自参加十字军东征，而且还在国内推行强硬的宗教政策。为此，他甚至鼓励设立宗教法庭。不过，圣路易在给穷人分发食品在宗教和执法问题上强硬之极的路易却仍然享有仁慈的美名。据说，他曾在济贫院给穷人们洗脚，甚至前去探望麻风病患者。因而，他在死后被称做“圣徒”，并被人誉为“圣路易”。路易九世虽于1270年猝死于十字军远征的途中，但他给继任者留下的却是一个精神威望与政治实力、经济繁荣相得益彰的王国。有幸消受这份遗产的是绰号“大胆”的菲力普三世。此君在位凡15年，但可圈可点之处实在不多。而这无疑又为卡佩王朝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国王”显示其“伟大”之处作了铺垫与陪衬。

1285年登上王位的菲力普四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人称“美男子”。在“美男子菲力普”统治时期，法国的王权进一步加强，统一大业亦有所进展。

菲力普四世通过与法国东部香槟伯爵领地和比利牛斯山区那瓦尔王国女继承人结婚，顺理成章地兼并了这两个地区。而后，他又把手伸向了加斯贡尼。当时，加斯贡尼尚属英王统治，菲力普四世力图趁英王爱德华一世忙于平定英伦三岛上的内乱之际，吞并英王在法国的这块领地。通过联姻和战争双管齐下，菲力普四世一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凡此种种，使王室领地大大扩展。在菲力普四世统治时期，封建国家机器已日趋完善，其中“御前会议”所属的某些机构开始分化成独立机构，如御前会议的司法部门就分离出去成为“大理院”，下分大法院、调查院、审理诉状院、成文法听取院等4个院。为加强吏治，菲力普四世谨慎地从不同的地区和阶层选拔官吏，充实到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行政机构。为使全国有法可依，他召集了一班顾问，即有名的“王家立法官”，先是专门探究罗马的各类成文法，然后动手编写通行王国全境的法律。他还尝试建立税收制度，并首先在王室领地上征收“炉灶税”等直接税和盐税等间接税。为使自己的政策能够得到国内各阶级的支持，菲力普四世还在1302年首开了召开三级会议的先河。三级会议的召开昭示着法国封建政权的形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封建等级君主制得以建立。封建等级君主制建立后，国王常常借等级代表会议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扩大王权的社会基础。因此，它一度促进了王权的发展，从而也促进了法国的政治统一。

四、瓦洛亚王朝的建立与百年战争的爆发

1314年菲利普四世驾崩。从该年起至1328年，在短短的14年中，法国先后换了3个国王。这3位国王均是菲利普的儿子，他们分别是“顽夫”路易十世（1314—1316），“长人”菲利普五世（1316—1322）和“美男子”查理四世（1322—1328）。1328年查理四世死后，因卡佩家族嫡系无男嗣，王位的继承遂成问题。当时觊觎王位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查理四世的旁系堂弟、瓦洛亚伯爵的儿子菲利普•德•瓦洛亚，另一个是菲利普四世的外孙、英王爱德华三世。在是年举行的三级会议上，法国的贵族们以萨利克法典中女子没有王位继承权为由，拒绝了英王爱德华三世对法国王位的要求，并推举菲利普•德•瓦洛亚继承王位，是为菲利普六世。由此，法国开始进入了瓦洛亚王朝统治时期（1328—1589）。

从1337年至1453年，法英两国时断时续地进行了119年的战争，史称“百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是英王爱德华三世在菲利普六世继位后仍继续提出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不过，其深层原因则还要复杂。法英两国统治王朝之间为争夺领地而展开的斗争由来已久。由于先后统治英国的两个王朝诺曼底王朝（1066—1154）和金雀花王朝（1154—1399）的开国君主都是来自法国的封建主，因而在法国拥有大批领地。虽然随着法王王权的不断增强，英王在法国的领地日益缩小，但后者始终在法国还拥有领地，而只要其领地没有完全被剥夺，英国王室就仍抱有在法国进而在欧洲大陆的更大范围扩张势力的野心。反之，对法国王室来说，只要英王在法国境内仍占有领地，就会对法国的统一大业构成威胁。因此，他们竭力想全盘收复英国王室在法国的领地。

与此同时，佛兰德尔问题亦使两国王室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佛兰德尔是当时欧洲大陆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尤以毛织业著称，因其毛织业的主要原料羊毛大多来自英国，故与英国的经济联系极为密切。然而，佛兰德尔伯爵又是法国国王的附庸，法国国王对这块风水宝地则更是垂涎已久。早在菲利普四世在位时，他就曾大举入侵佛兰德尔。当时若非佛兰德尔市民奋起反抗，此地早已丧失独立地位。1328年，菲利普六世在佛兰德尔伯爵的请求下，出兵镇压了该地区各城市的起义，并借机建立起对佛兰德尔的直接统治。1336年，在法王的授意下，佛兰德尔伯爵下令囚禁该地所有的英国人。作为报复，英王也下令拘捕英国境内所有的佛兰德尔人。更有甚者，1336年，爱德华三世为对该地区施加经济压力，还下令禁止向佛兰德尔出口羊毛，造成该地区大批工场停工，大量工人失业。事发后，对法王的横征暴敛早就不满的当地市民在政治上进一步倾向英王，并均把失去英国原料供应归咎于法王。

1337年5月，菲利普六世借口英王允许法王的仇敌阿图瓦的罗贝尔避居英国，下令没收英王在法国的最后一块封地。而爱德华三世也不甘示弱，决心予以反击。同年11月1日，爱德华三世遵照骑士精神的传统，向法王菲利普六世下了一道正式战书，声明英国在3天后开始与法国为敌。

就这样，早已势同冰炭的英法两国终于爆发了战争。尽管从表面上看，力量的对比对英国不利，但战争初期，英方却使法国连连受挫。隔海相望的两国交战，海战至关重要。1340年6月，英国海军在斯柳依斯海战中大败数量上远占优势的法国海军，将法国舰队172艘船一下就摧毁了142艘。此役使英国控制了英吉利海峡，英军渡海攻法的通道由此打开。由于教皇克列门六世的斡旋，双方曾息兵数载。但到了1346年，战端又起。这年春天，英军侵入诺曼底。同年8月，主要由英国自由农民组成的弓箭手，在著名的克勒西战役中竟然打败了素称“法兰西之骄傲和花朵”的法国骑士团。由于向来在战场上大显威风的骑士在弓箭手射杀下纷纷落马，骑士制度悠长的全盛期至此画上句号。英军在取得克勒西大捷后，旋即围攻法国海滨重镇加来。经过7个多月的攻打，加来终被攻陷。由此，英国在法国获得了一个良好的贸易港口和重要的军事据点。

就在英军围攻加来期间，意大利的一艘商船从黑海港口驶入热那亚，将近世称为鼠疫的黑死病带入意大利，不久，黑死病又经由法国地中海港口传入法国。较之英军的武器，黑死病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法国人丧生于瘟疫。就连贵为一国之主的菲利普六世也未能幸免。这场瘟疫也同样落在了满获法国战利品的英国头上。由于黑死病跟随侵法英军传至英伦三岛，数以万计的英国人，尤其是曾赴法参战的官兵也纷纷命归西天。鉴于两国均因黑死病的打击元气大伤，无力再战，故教皇的出面调停立即奏效。从加来之围结束到1355年，英法两国息兵罢战了8年左右。

五、圣女贞德的壮举与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

1355年，战争又起。翌年，双方在普瓦提埃进行决战。结果，由英王长子“黑太子”统率的7千英军把法王约翰二世亲率的1.5万法军打得落花流水，约翰二世和他的幼子菲利普以及17位伯爵和一大批骑士与扈从皆成阶下之囚。

普瓦提埃溃败使法国全境陷入混乱状态。年仅19岁的王太子查理受命监国摄政。他执政伊始，为了筹集战费和国王的赎金，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由于在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与会的贵族代表不多，市民代表遂在三级会议中占了半数。他们要求惩治以财政大臣罗贝尔为首的22名失职官员，强迫这些官员交出侵吞的巨额公款，同时提出由三级会议选出28名代表与太子共掌大权。太子查理拒绝了这些要求，并下令解散三级会议。此举使市民更加不满，整个巴黎开始骚动。迫于压力，太子查理在1357年被迫重新召开三级会议。在巴黎市商会会长艾田•马赛的操纵下，三级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改革决议，其主要内容是：每年定期召开两次三级会议；国王征收赋税须经三级会议批准；三级会议选出36人委员会（每个等级12人）监理国政。

太子查理起初被迫同意三级会议的上述决定，并在3月以敕令的形式发布实施，故史称“三月大敕令”。然而，他不久又对此反悔，并一再拖延执行改革决议。于是，1358年2月，在艾田•马赛的领导下，巴黎市民举行武装起义。3000名起义者冲进王宫，当着太子的面杀死太子的三名宠臣。吓得胆战心惊的太子被迫接受了起义者的要求，才免于一死。3月，太子查理逃出巴黎，并在巴黎市郊调集军队，修筑工事围困起义的巴黎市民。

两个月后，法国中世纪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扎克雷起义爆发。“扎克”意即“乡下佬”，是法国封建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起义由此得名。因战乱和重税揭竿而起的农民遍布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在起义领袖吉尧姆•卡尔率领下，毁庄园，攻城堡，杀领主，烧掉登记封建义务的簿册。起义农民认为封建贵族玷辱和出卖了法国，故提出了“消灭一切贵族，一个不留”的起义口号。然而，他们依旧把国王视为人民的保护者，因此仍在其旗帜上绘饰着王徽百合花。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法国所有的封建势力暂时停止了内部纷争，甚至勾结英国侵略军，共同对付农民起义。他们先是诱捕并杀害了农民起义领袖吉尧姆•卡尔，使起义农民因群龙无首而人心大乱，继而又利用起义农民队伍分散、装备不良等弱点，集中自己的兵力各个击破。在封建势力的镇压下，牺牲的农民不下两万人。

扎克雷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的爆发毕竟大大震撼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严重地打击了封建贵族势力。心有余悸的封建主们从此不敢轻易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同时，这次起义也有利于农奴摆脱人身依附。及至14世纪末，法国已有2/3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扎克雷起义失败后，孤立无援的巴黎市民起义也很快被封建势力所镇压。1358年8月2日，太子查理率军进占巴黎，并对起义市民进行大屠杀。

由于国内屡生变故，暂时无力与英国相争的查理太子被迫于1360年与英国缔结丧权辱国的布雷蒂尼和约，割地赔款，并出重金以赎回被囚在英国的法王约翰二世。约翰二世获释时，英人仍扣留其幼子作为人质。这位绰号“好心人”的国王回巴黎后因放心不下幼子，宁愿重返伦敦接受囚禁，以换回幼子。1364年，约翰二世病死于英国。

随着约翰二世的驾崩，太子查理得以由监国践位，称查理五世。查理五世在位期间，利用布雷蒂尼和约的喘息时间，励精图治，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由此，法国国力得到较快的恢复。在国力迅速发展，军事力量明显增强之后，力图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查理五世在1369年与英国重新开战，并起用熟谙军机、智勇双全的杰出将领、布列塔尼人德•盖斯克兰为法军统帅。及至1380年，法军收复了布雷蒂尼和约签订时被割去的绝大多数失地，英军只剩下加来、布勒斯特、瑟堡等几座沿海城市。

就在战局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法国时，1380年，查理五世晏驾西归。随之继位的是12岁的儿子查理，是为查理六世。由于查理六世冲龄即位，故在他成年之前由其叔父把持朝政。从1388年起，查理六世开始亲政。因亲政后的头4年政绩显著，查理六世还获得了“受爱戴者”之称号。孰料，好景不长。始自1392年，他成了一位间歇发作的精神病人。每当发作时，他不仅会把王后视为陌生人，甚至有时还会拔出佩剑向周围的随从刺去。就这样，法国的王冠竟由一位“疯子”戴了30年之久。在这期间，法国的封建贵族趁机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并形成了以勃艮第公爵为首的勃艮第派和以奥尔良公爵为首的阿曼雅克派。而此时，曾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受挫的英国已由一位雄赳赳的年轻国王——亨利五世所统治。这位国王即位后，时刻都在准备着重燃战火。

1415年8月11日，亨利五世率领着1300艘船只与一万多名士兵横渡英吉利海峡，直向法国杀来。在克雷西城附近的阿金库尔，两军主力相遇。经过一番厮杀，法军惨败。此后，英军很快占领了法国北部的许多地区，就连巴黎也在后来落入英军手中。1420年，两国签订特鲁瓦条约，规定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嫁给英王亨利五世，查理六世死后，由亨利五世及其后裔继承法国王位。两年之后，亨利五世死于赤痢。同年，查理六世也紧随亨利五世而去。英方于是宣布将亨利五世与查理六世之女所生不满周岁的婴儿立为英国和法国的国王，是为亨利六世，由亨利五世的兄弟贝特福德公爵任摄政。

至此，西欧的两大王国大有跨越英吉利海峡合二而一之势，当年从诺曼底出发在英伦创建诺曼底王朝的“征服者威廉”的梦想也似乎即将成真。然而，逃亡到南方的查理六世之子当然不愿承认亨利六世，并宣布自己为查理七世。由此，法兰西便出现了两个统治者。一个是统治着法国北部绝大部分地区的亨利六世，另一个是以南方的布尔日城为据点，试图与英军对抗的查理七世。不过，后者因缺钱少兵，似乎对胜利并没有什么信心。

1428年10月，英军开始乘胜向奥尔良挺进，不久就把这一通往南方的门户团团围住。奥尔良城一旦失守，法国南方就有沦陷的危险。因而，保卫奥尔良之战便成为法国生死存亡的关键。就在奥尔良即将被攻破的危险关头，一位名叫贞德的民族英雄奇迹般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她以自己的壮举激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斗志，不仅使奥尔良转危为安，而且使整个战局出现了逆转。

贞德1412年出生于法国东部香槟与洛林交界处的东雷米村。由于自小目睹英军的烧杀抢掠，早年就萌发了强烈的救国之志。与此同时，这位父母均为天主教徒的农家姑娘在当地笃信上帝的村民中又素以虔诚闻名。贞德自称其在13岁时“听到”圣徒的呼唤，要她拯救国家。当听说奥尔良被围后，时年17岁的她再也无法按捺救国豪情。1429年初，贞德从家乡赶到沃库列尔小城，对该城守军头目罗伯特•德•波特利库尔声称，她是奉上帝之命来拯救法兰西，并引导王太子查理去兰斯加冕的。该城的居民为她的爱国豪情所感动，集资替她购买了盔甲和战马。尔后，她在波特利库尔的护送下，日夜兼程11天前往什农去晋谒王太子。当她抵达什农时，王太子周围的大臣为考验贞德，要她辨认混在大臣中间的王太子。结果，她一眼就认出了王太子。此时，奥尔良已危在旦夕，在贞德主动请缨之后，绝望之极的王太子即命贞德率领一支军队去解救奥尔良之围。1419年4月27日，贞德手持王太子赐给她的宝剑，骑着一匹白色的战马，率领数千法军，直奔奥尔良城。贞德一行的到来，使城中的军民士气大振。经过几天奋战，被英军包围达209天的奥尔良城终于在5月8日被解围。此后，法军乘胜追击，连克数城，并在7月攻下被法国人视为圣地的兰斯。7月17日，王太子在兰斯大教堂正式加冕称王。在典礼中，贞德手持旗标，站在查理七世旁边。

此时，贞德的声望如日中天，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亲热地称她为“奥尔良的女儿”。然而，也正是因为贞德声誉日振，使得国王周围的贵族、大臣们既害怕又妒忌。后者甚至准备暗算和出卖贞德。1430年5月下旬，兰斯左侧重镇贡比涅（旧译康边）告急，贞德率军前去救援。当她在一次偷袭中失利撤退回城时，竟被贡比涅守城法军拒之城门之外，以致被已与英军联手的勃艮第军俘虏。半年后，勃艮第公爵以1万金币的高价将她卖给英国人。英国人把她押解到鲁昂，交给英国人组织的宗教法庭审讯。贞德在英国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面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难免令人齿冷的是，期间，查理七世等始终坐视不救。1431年5月30日，贞德被当作“穿戴男装”、“妖术惑众”的女巫在鲁昂广场上活活烧死。

贞德虽然惨死于火刑，但她的壮举所唤起的民族意识在法国人民中间继续高涨。在为贞德复仇的口号下，法国人民的抗英斗志愈来愈强烈，并在光复国土的战争中节节取胜。1435年，勃艮第公爵这位英军的盟友因见英军形势不利，加之自己早已厌战，遂退出冲突，与法王单独媾和。查理七世在摆脱勃艮第派的羁绊后，即全力与英军作战。1436年，巴黎人民起义使查理七世得以重返已沦陷17年之久的首都巴黎。1447—1449年，鲁昂和诺曼底相继被收复。1453年7月，法军在卡斯蒂荣战役大败英军，至此，除加来港外，所有失地均已收复。1453年10月19日，英法两国签订了结束百年战争的和约。

作为百年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查理七世虽收复了英王室在法国的所有领地（但加来港仍被英国人所占领），并由此排除了法国领土统一的最大障碍，不过国内仍有一些法国贵族尚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统一大业远未完成。查理七世本人还没来得及看到法国领土基本统一就踏上了不归路。这一任务的完成尚有待其子、被人称为“国土的聚合者”的路易十一的努力。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1483年），以勃艮第公爵为首的封建贵族结成“公益同盟”。为挫败“公益同盟”，路易十一除诉诸武力外，还大量使用外交、间谍、贿赂等手段，收效甚大。1477年，“公益同盟”的领头羊，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在南锡战役中阵亡，路易十一通过谈判在几年后从其女继承人手中收回了勃艮第公爵领地和皮卡尔迪。法国统一中的另一大障碍由此清除。在此前后，路易十一还先后收回了阿郎松公爵领地、阿曼雅克伯爵领地、普罗旺斯伯爵领地等贵族领地。在路易十一驾崩时，今日法国版图的轮廓已被他基本勾勒出来。布列塔尼当时虽暂缺，但它也很快在1491年被路易十一的继承人查理八世通过联姻并入法国版图。

随着法国领土基本实现了统一，法国人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共同的法兰西民族文化也开始出现，如在巴黎方言的基础上，法兰西共同语言——法语正在逐渐形成。至此，法国开始成为政治统一的民族国家。

六、11—15世纪的法国文化

如果说5—11世纪的“法国”文化给人留下的印象基本上是“停滞”和“衰落”的话，那么，始自11世纪下半期，法国文化逐渐从复苏走向迅速发展。11—15世纪的法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宗教文化。这一特征的凸现是由此期法国（实际上绝大多数西欧国家也同样如此）以国王为代表的俗权统治和以教皇为首的神权统治两大政权体系的并立所决定的。不过，又由于中世纪中期以来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市民阶层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独立性日渐增强，一种与此期的封建——宗教文化主流相悖的文化现象亦应运而生，这就是敢于讽刺封建贵族和天主教僧侣的市民文学。

在法国，宗教文学的产生要早于其他文学形式。由于当时基督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而文化教育的控制权亦由僧侣们所垄断，因而在此期的文学领域中，宗教文学所占的比重极高。宗教文学的作者基本上是基督教教会的教士，也有少量民间诗人。起初，宗教文学的体裁主要有圣经故事、圣徒列传、圣者言行录、祈祷文和赞美诗等。及至中世纪后期，宗教抒情诗和瞻礼式戏剧等大量涌现。宗教文学首先竭力宣扬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上帝创造万物，无所不能；其次，着力塑造种种基督教英雄人物——圣徒；再次是大肆渲染宗教奇迹，如编写出许多世人因虔诚而遇奇迹的活灵活现的故事。当然，在宗教文学中，也有部分反映现实生活和民众情绪的作品。但它们多出自下层教士或非僧侣界人士，并不构成这一文学的主流。

英雄史诗（又称武功歌）在此期法国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虽然它在数量上无法与宗教文学比肩，但就文学价值本身而言，远在宗教文学之上。英雄史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墨洛温王朝和卡洛林王朝时代的古代传说、民谣和赞歌。但是，它的真正的雏形的出现是在卡佩王朝建立之后。英雄史诗都是长篇叙事诗。它既摄取了《荷马史诗》的宏大气魄，又吸收了圣徒传中的煽情手段，同时运用了民间说唱形式。在众多法国英雄史诗中，产生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推《罗兰之歌》。《罗兰之歌》描述的是查理大帝8世纪末率军远征西班牙异教徒的一段惨烈悲壮的历史，主人公是查理大帝及其重臣罗兰。在作品中，被理想化的查理大帝成为王国统一和民族强盛的象征，而罗兰则是一位理想的封臣形象。他不仅具有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和勇武精神，而且还表现出强烈的忠君观念和爱国意识。《罗兰之歌》经后人不断修改加工后，在艺术上日臻完善，成为法兰西文学史上第一座挺拔高耸的丰碑。

继英雄史诗之后，一种反映封建贵族思想感情的文学——“骑士文学”在法国文坛崛起。骑士文学包括骑士抒情诗、骑士传奇（或称骑士故事诗）以及根据后者改写的散文骑士传奇。这种划分既指体裁上的区别，也指地域上的差异。诞生于12世纪初南方宫廷的骑士抒情诗俗称“普罗旺斯抒情诗”。骑士抒情诗的作者有些是贵族，但大部分是依附宫廷的职业诗人。骑士抒情诗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牧歌、情歌、怨歌、夜歌、破晓歌和辩论诗等等，但其最普遍的主题乃是讴歌骑士之爱。如破晓歌吟唱的主要是黎民时分骑士与贵妇人依依惜别的情景。从总体上看，12世纪80年代以前的普罗旺斯抒情诗往往呈现出清新、明快的风格，从80年代起，诗人们愈来愈追求矫揉造作的韵律，诗风日趋隐晦。进入13世纪后，由于北方封建主以讨伐阿尔比宗教异端为名，两度在南方进行掠夺性战争，使南方的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摧残。普罗旺斯抒情诗也从此中落。当南方骑士抒情诗一蹶不振时，北方骑士诗歌却日益成熟。北方骑士诗歌的主要作品就是骑士传奇，它是一种长篇叙事体诗歌，一般长数千行，也有的逾万行。骑士传奇的主要内容不外乎冒险奇遇加爱情艳遇。但依据故事出源的不同，骑士传奇作品往往被人们分成三大系列：古代系、不列颠系和拜占庭系。散文骑士传奇最初出现于13世纪之初。它们大都是根据已有的骑士故事诗改写而成。及至14世纪，散文骑士传奇几乎完全取代了骑士故事诗，法兰西小说的最初源头亦由此产生。

12世纪以来，作为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产物，一种能够反映市民阶级反封建精神和非教会文化要求的新型文学——市民文学日趋勃兴。此期市民文学最出色的成就之一就是产生于12—14世纪的大量的以列那狐为共同主人公的故事诗，俗称列那狐故事诗。流传至今的列那狐故事诗主要有四部：《列那狐传奇》、《列那狐加冕》、《新列那狐》和《冒牌的列那狐》，其中尤以《列那狐传奇》最为著名。《列那狐传奇》由27组故事诗组成，每组诗又往往包括几个小故事。它通过以“禽兽”喻人，深刻地剖析与辛辣地讽刺了法国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状况。在故事所描述的“禽兽之国”中，狮子象征国王，笨拙凶狠的熊象征大封建主，掠夺成性的狼象征骑士，笨驴象征教士，鸡、兔、乌鸦、蜗牛等弱小动物象征社会下层民众，而能干、灵巧、狡猾的列那狐则象征市民。在故事中，当列那狐和狮子、熊、狼展开斗争时，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列那狐。但列那狐同时也欺压小动物。这生动地反映出市民既反对封建贵族，又压迫下层民众的双重面目。在法国中世纪市民文学中，还有一部规模较大并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这就是《玫瑰传奇》，《玫瑰传奇》实际上由前后两部分作品组成。这两部分作品分别创作于13世纪40年代和13世纪末。在中世纪末期，在市民文学中唱主角的已是市民戏剧和市民抒情诗。市民戏剧以其内容的世俗性和表现手法的喜剧性在城市中深受欢迎。市民抒情诗也佳作迭出，并涌现了在法国文学史上有相当影响的三位著名诗人——奥尔良、吕特博夫与维庸，尤其是维庸，更是被人视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巴黎大学的诞生和巴黎成为西欧学术中心是此期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现象。巴黎大学的前身，一般以为是作为唯名论者的中世纪著名经院哲学家阿伯拉尔在巴黎兴办的私人学校。该校虽设在巴黎圣母院教堂附近，但其教学内容已同以往教会或修道院办的学校大不相同。及至12世纪下半叶，此类学校已在巴黎越办越多，西岱岛和塞纳河左岸更是集聚了大批教师和学生。这时，以收取学费为生的这些学校的教师开始按照行会形式结成同业行会。起初，巴黎教会的人士强烈反对这一组织的成立，但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却对此予以认可和支持。1174年，教皇宣布承认该组织，并授予它一些保护性特权。1200年，国王菲力普二世颁发特许状，批准了该组织制定的规章。一般认为，该特许状的颁发标志着巴黎大学的诞生，但正式改称“大学”当在1208年以后。巴黎大学形成后，经常遭到巴黎地方当局和主教权力的粗暴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们不断斗争，要求自治权。其主要斗争手段就是罢课和停止布道。1231年在教皇干预下，巴黎大学最终得到了行政上和司法上的独立管辖权。

巴黎大学分为文艺、医学、神学和法学4个学院。文艺学院学生最多，学生们主要学习七艺，毕业时可获得学士学位，也可分别到其他三座学院再行深造，并在毕业时取得博士学位。巴黎大学的学生来自西欧各国。他们按照乡土和籍贯分属诺曼底馆、英格兰馆、皮卡尔迪馆和高卢馆四个同乡会，其中高卢馆不仅包括法兰西人，也包括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

随着西欧各地的学者在12—13世纪纷纷云集到巴黎大学执教，巴黎大学一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与此同时，巴黎也成了西欧无可争议的学术中心。

建筑，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是一个时代艺术风格和艺术水平的永久标志。在11—15世纪，法国先后流行的是罗马式建筑与哥特式建筑。罗马式建筑艺术是以古代罗马式建筑为基础，综合日耳曼和东方建筑艺术的某些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建筑艺术。它主要用于教堂的建筑和装饰。典型的罗马式建筑往往包括：上半部为半圆形拱顶的门窗、坚厚的石墙、圆屋顶、粗矮的柱子。室内广阔的墙壁上一般饰以大量宗教题材的壁画，并广泛使用雕塑装饰。由于窗户狭小，室内光线通常甚为暗淡。克吕尼修道院堪称典型的罗马式建筑，它的建筑风格在当时影响了法国，乃至西欧不少国家的修道院与教堂建筑。

从12世纪中叶开始，哥特式建筑在法国北部兴起，并逐渐流行于西欧各地。法国最早的哥特式建筑是兴建于1137—1144年的圣德尼大教堂。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一大批哥特式建筑在巴黎等地拔地而起。哥特式建筑主要是教堂建筑，且主要集中于城市内。它的特点是尖形拱门、薄墙壁、细圆柱、大门窗、绘有圣经故事人物的大块彩色玻璃。由于哥特式教堂均以垂直线条和图形取代平行线图，故无论是其外观还是内部都呈现出轻盈垂直、插向天空的特点，它有助于使置身教堂的人产生对彼岸世界——天堂的向往。此外，由于此期的城市教堂已不仅是纯粹的宗教建筑物，它同时还是市民参加重要公众活动的场所。因此，哥特式教堂的大门均又高又大。虽然哥特式建筑家们当时也接受委托，为贵族和国王建造堡垒和宫殿，但其最高成就仍体现在哥特式教堂建筑上。而且，这些哥特式教堂同时也是文艺复兴前法国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留存至今的巴黎圣母院、夏特尔教堂、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等堪称它们中间的典范之作。

作者评曰：

12世纪或许是中世纪法国的“创造力”表现得最为强劲的时期。在这百来年的时间里，人们可以看到许多新奇的东西同时出现：骑士制度、宫廷礼仪、享有特权的城市、哥特式建筑、巴黎大学……不过，在此期众多的新生事物中，对日后法国史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市民阶级的出现。始自11世纪，在蛮族入侵后日趋衰落的城市开始在法国复兴。及至12世纪，城市居民明显增加，市民阶级已然形成。由于当时的城市大都兴起于封建教俗领主的领地上，加之不少市民在身份上仍是领主的农奴，故此，封建领主往往用对待庄园农奴的手段，剥削和敲诈市民。为了摆脱封建领主的控制，市民们联合起来，同封建领主顽强斗争。经过斗争，他们不仅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还争得了城市的自治权利。不过，市民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在城市内的统治地位，迫切需要国家的统一和王权的强大。因而，它很快就与王权结成联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市民阶级的支持，法国的王权才得以逐渐加强。然而，让法国的君主们始料不及的是，给他们的统治画上句号的最终也是市民阶级。当然，此是后话。

第四章 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一、君主专制制度初露端倪

从文治武功的客观效果来看，路易十一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国王。路易十一的历史功绩不仅是把法国的国土聚合在了一起，而且，由于他建立了一支由8000骑兵“大方阵”联队和各教区提供的一万名“自由弓手”组成的常备军，由于他建立了固定税，由于他对行政、司法机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法国的王权得到了明显地巩固和加强。而且由于王权的巩固和加强，使路易十一敢于从1439年起再也没有因征税而召开过三级会议。这表明，法国已经开始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迅速演变。

1483年8月，路易十一驾崩。在他之后相继登基称王的是三位标准的“骑士式国王”：查理八世（1483—1498年）、路易十二（1498—1515年）和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查理八世继位初年，即解散了三级会议。此后，无论是在路易十二还是在法兰西斯一世在位时期，三级会议从未召开过。至此，君主专制制度在法国已完全确立。

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在法国完全确立，是因为法国政治统一后社会经济的变革。正是政治统一的完成，极大地推动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和生产的进步，并有益于资本主义的幼芽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发育成长。

15世纪晚期，法国经济已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进入16世纪之后，社会经济更是有了迅速的发展。在经济复苏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最为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在呢绒、纺织、印刷、玻璃、制陶等行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具体而言，呢绒业手工工场在诺曼底、皮卡尔迪、朗格多克等地发展最快；麻织业手工工场以布列塔尼、曼恩两地最为发达；丝织业中能称雄全国的无疑是里昂，它在1536年时，即已拥有12000多丝织工人；马赛和波尔多兴起了造船业；首都巴黎则以化妆品和珠宝业傲视外省。这些数目繁多、五花八门的手工工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是集中型手工工场。它主要分布在采矿业、铸炮业、火药制造业、造纸业和印书业等部门；第二类是分散型手工工场。它主要分布在麻布制造业和花边编织业；第三类，同时也是最常见的一类是分散——集中结合型的手工工场。它主要分布在制呢业。在制呢业中，呢绒制造商把羊毛分别发给家庭手工业者去纺织，而呢绒的擀制、染色和最后加工则在呢绒制造商的工场中来完成。

在此期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刺激下，法国商业也迅速繁荣。法国凭借着南临地中海和西靠大西洋的优越地理位置，加之良港密布，内部河流畅达，不仅使自己的呢绒、亚麻布、丝绸、锦缎、地毯、花边、葡萄酒等产品行销全国各地，而且还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欧各国、地中海东部和美洲“新大陆”。当时，里昂不仅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各国商人荟萃，且堪称西欧贸易、金融中心的城市。地中海沿岸的波尔多、南特、拉罗舍尔等城市，从16世纪早期开始，也日益成为繁忙的海外贸易、航海运输的中心。

在工商业迅速繁荣的同时，法国农村封建领主制的解体与封建地主制的建立的进程也明显加速。很快地，法国除了局部地区尚保存农奴制外，绝大多数农民都已获得了人身自由。他们或成为拥有永佃权的、租额长期不变的交纳赋税的佃农，或成为定期租佃的、租额按期变动的佃农。这一时期的货币地租已成为地租的主要形态。不过，由于农民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和服一些无偿劳役外，还得向国家上交盐税、户口税和人头税，向教会缴纳各种什一税，因而，农民的负担仍然过重，不少农民因此而破产。换言之，当农民摆脱人身奴役时，也是其贫富分化加剧的开始。一个新的佃地农阶层开始兴起，且占地越来越多，而绝大多数农民的占地面积却不断缩小，土地日趋零碎。佃地农拥有较多的牲畜、工具和资本，他们向封建贵族承租大片土地，将其生产活动跟市场联系起来，并雇佣长工和临时型短工为其生产。与此同时，一些新兴资产阶级也通过购买土地成为新地主。虽然佃地农和新地主的地产上使用的劳动力大多是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的小农，还不是纯粹的雇佣工人，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地产上的生产关系、生产目的已具有某些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初级形态。

工商业迅速繁荣与农村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演变使得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社会地位与力量对比均发生了一些变化。而15世纪末开始的“价格革命”则更是直接导致了“穿袍贵族”的崛起和“佩剑贵族”的没落。

新航路开辟后，大量贵重金属涌入西欧，在西欧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值，货价上涨。而这又刺激着社会上层阶级追求生活的奢华。由于王公贵族挥霍无度，政府债台高筑，政府不得不在发行公债的同时也公开卖官鬻爵。由此，一个官吏阶层逐渐在殷实的资产者（如大商人、高利贷者和富有的行会行东）中间产生。由于这些贵族化的资产者任职时须穿一种袍服，故称“穿袍贵族”。

与“穿袍贵族”的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佩剑贵族”的没落。在封建地主制下，旧的世袭贵族称为“佩剑的人”，稍后称为“佩剑贵族”。与封建领主制时不同，这些世袭贵族虽仍拥有原来地产的所有权，但其对原先依附在其领地上的农民的统治权已大打折扣。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农民缴纳的货币地租。由于世袭佃农缴纳的货币地租一旦固定下来后长期不变，因而“价格革命”引发的物价上涨（平均上涨2—2.5倍）使这些“佩剑贵族”的实际收入大大减少。为了维持贵族奢靡的生活，入不敷出的贵族只能出卖土地，甚至出卖自家的城堡和爵位。与此同时，国王的赏赐、薪俸对于他们已具有不可小视的经济意义。更有甚者，从军征讨竟也成了他们的一种主要谋生手段。

面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挑战，已无法独立逞雄、并日趋没落的封建贵族希望有强大的王权来保护他们手中尚存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并把宫廷作为追逐名利、获取高官厚禄的最主要的场所。无独有偶，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抑制封建贵族，镇压城乡人民对资本原始积累残酷掠夺的反抗，保持国内的统一市场，也拥护强化君主的权力。由于利益相悖的双方势均力敌，国王正好左右逢源，并顺理成章地凌驾于两者之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以完全确立。

在“市民式国王”与“骑士式国王”手中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充其量只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早期形态，它与专制制度的极盛时期——路易十四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早期阶段的君主专制制度尚具有多种不稳定因素。如一些大贵族对于丧失传统特权心有不甘，而新兴资产阶级敛财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几位“骑士式国王”力图通过对外扩张把不安现状的贵族们的目光移向国外，使新兴资产阶级在国际上的商业地位有所提高，当时，意大利由于经济富庶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正成为西欧列强角逐的场所。因此，几位“骑士式国王”先后把意大利作为远征的目标。

二、4代君主远征意大利

法国此次远征意大利的军事行动共经历了4代君主，持续了65年。

这4代君主中首位把战火点燃到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是路易十一的儿子查理八世。早在1480年，路易十一就继承了安茹王族对那不勒斯的权利。但其生前始终无暇顾及。1483年，查理八世继位。新国王虽通过与布列塔尼公国的女继承人安娜结婚，把布列塔尼公国并入了王国的版图，从而最终完成了其父的“聚合国土”的大业。然而，他似乎并未对此心满意足。这位早年酷爱阅读“骑士小说”的年轻国王此时最向往的是，通过骁勇的武艺和赫赫战功，一鸣惊人。于是，他立志要为法国收复此时正由阿拉贡国王统治的那不勒斯，并取道此地前往其祖先曾占领过的遥远的东方，为基督徒收复耶路撒冷。

1494年，查理八世亲率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直达米兰和佛罗伦萨。翌年，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得了那不勒斯。年轻而好色的国王在取得胜利后，与其手下很快被此地的美景、佳肴，尤其是靓女所陶醉，早就把耶路撒冷抛到了脑后。正是在这次征战中，许多法国将士染上了一种性病，并在其回国时将它带至国内。由于该病此后在法国迅速蔓延，故被人称为“法国病”。查理八世及其手下消受“胜利果实”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时隔不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阿拉贡国王、米兰公爵以及威尼斯即结成同盟，联手反法。几番厮杀，法军大败。最后，法军是在福尔沃诺杀开了一条血路后，才得以返回法国。

1498年，查理八世还没来得及报仇雪耻，就因其头部在观看网球赛时被一扇松脱的门砸伤，不治身亡。虽然查理八世死时仅28岁，但其几位子女却均已先他而亡。故此，王位就只能传给其堂兄奥尔良公爵。于是，时年36岁的奥尔良公爵就成了路易十二。同样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路易十二不仅承袭了查理八世对那不勒斯的野心，而且还以维斯孔蒂家族继承人的名义要求得到米兰公国。即位不久，路易十二就着手对意大利进行新的征讨。

初时，路易十二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尚算顺利。他在1499年占领了米兰，两年后又占领了那不勒斯。然而，他在教皇尤利乌斯的诱使下卷入了亚平宁半岛的内部争斗。教皇尤利乌斯先是挑动路易十二去和威尼斯人打仗，而在法国获胜后，又是这位教皇却号召意大利人驱逐这些来自法国的“蛮族”。路易十二恼怒万分，想废黜尤利乌斯二世。于是，他在比萨召集了主教会议。与此同时，尤利乌斯也在拉特兰召集了另一个主教会议，并宣布法国人为宗教分离者。除法国人外，基督教欧洲的全体主教皆云集拉特兰。这对路易十二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

1511年，教皇国、威尼斯、阿拉贡、瑞士和英国结成了反法的“神圣同盟”。在翌年4月的拉文那战役中，法军挫败了反法盟军。不过，法国人还是未能在意大利立足。随着英国人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又在意大利北方的平原上安营扎寨，瑞士人越过了汝拉山，阿拉贡人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路易十二不得不接受了新教皇利奥十世倡议的和平。为此，法王放弃了米兰，把它割让给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他还给英国赔款，让他们撤军；最后，他还承认了阿拉贡国王对纳瓦尔的统治。至此，路易十二和查理八世一样，以失败结束了在意大利的冒险。

1515年，路易十二驾崩。因路易十二身后只有女儿，没有男嗣，故由其女婿，属于瓦洛亚家族的昂古列姆支系成员法兰西斯继位，是为法兰西斯一世。法兰西斯一世堪称最为典型的“骑士式的国王”。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喜欢冒险，一点也不阴险狡诈。这位21岁就称王的年轻君主还是一个多情种子，其风流韵事可谓是不胜枚举。法兰西斯一世即位后不久，就在意大利重启战端。1515年9月，他在马里尼昂战役挫败同米兰公爵结盟的瑞士军队后再度征服米兰公国。翌年，法国和瑞士签订一项“万年和约”，从此，法王获得在瑞士招募雇佣军的权利。同年，法兰西斯一世还同教皇达成对法国十分有利的波伦亚教务专约。

于是，法兰西斯一世奏凯归国。这次胜利不仅使他成了法国人崇拜的偶像，而且也成了全欧洲的英雄。这一切，又使法兰西斯一世更为踌躇满志，好大喜功。不久，他就做起了皇帝梦，并参与了问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角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是要用钱去向选侯们去买的。由于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在欧洲最富有的银行家全力支持下，能够用更多的钱去贿买众选侯，结果在1519年竞选皇帝的角逐中击败法兰西斯一世，获得了皇帝头衔，称查理五世。由此，查理五世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主宰。更让法兰西斯一世心有不甘的是，法兰西领土不仅被查理五世的属地包围，而且这位新皇帝还以勃艮第国家继承人的身份，继续要求将勃艮第领地并入自己的帝国。从此，法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意大利战争已演变成为法国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争霸战争。

为了能在这场争霸战中稳操胜券，两位君王都力求与英王亨利八世结盟。1520年，法兰西斯一世在加来附近设豪华的“金锦营”，隆重接待亨利八世，希望获得后者的援手。但或许是查理五世出的价码更高，英国人最终还是站在了皇帝一边。不久，战争在多条战线同时展开。1521年，法国丢失图尔内和米兰公国。从1523年起，由于英军侵入了法国西北部的阿图瓦和国内波旁公爵的背叛，战局对法国不利。1525年2月，法军在帕维亚战役中惨败，法兰西斯一世本人竟成了查理五世的俘虏。为获得自由，法兰西斯一世在1526年被迫在查理五世拟订的马德里和约上签字，该约规定，法王放弃勃艮第公爵领地和在意大利的世袭产业。

法兰西斯一世在重返法国后即毁约再战。为孤立查理五世，1526年法兰西斯一世同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教皇克莱芒七世组成科涅克同盟。1532年，他又在德意志宗教纠纷中大力支持反对查理五世的德意志新教诸侯。他甚至不惜求助于异教徒土耳其人，在1536年和素丹苏莱曼二世缔结“特惠条约”。从法兰西斯一世获释到他在1547年去世，战争时断时续，双方互有胜负。

在法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相继去世后，战争仍在他俩的继承人法王亨利二世和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之间继续进行。与他们的父辈一样，交战双方谁也不占有明显的优势。1559年，亨利二世与菲力普二世在卡托——康布雷齐签订和约。根据这一和约，法国收复加来以及继续持有梅斯、土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管辖区，但放弃对意大利领土的要求。至此，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争终告结束。

意大利战争是法国争霸的第一次尝试。战争的需要有利于君主加强对御前会议和巴黎高等法院的控制。自法兰西斯一世开始，国王的诏书以“此乃朕意”结尾，这表明，国王已凌驾于咨询、司法机构之上，国王的命令已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在战争期间，法国还形成了欧洲各国中最庞大和有效的行政机构，地方贵族的势力进一步被钳制、削弱，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得到强化。此外，尽管法国在意大利境内一无所获，但却通过获得三个主教区保障了东北边境的安全。而且，加来的收复也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最后，法国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实力已充分证明，法国已成为欧洲大陆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

不过，意大利战争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法国王权的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如战争耗资巨大，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战争中的几度惨败，尤其是国王被俘和某些大贵族的反叛，更使王权蒙羞，君主专制受到损害。

三、法国的文艺复兴

发源于14世纪初的意大利，并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在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各国形成燎原之势的文艺复兴运动堪称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对此，恩格斯曾予以高度评价，称：“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虽然早在14世纪末，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佛罗伦萨诗人彼特拉克就已在法国具有很大影响，但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从15世纪末才开始酝酿，至于它的勃兴，更是16世纪时的事情。法国在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方面表现出来的“滞后”，首先得归因于法国当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尚落后于意大利，相关的社会条件暂未成熟。

法国发动的对意大利的远征极大地推动了法国文艺复兴的发展。跟随“骑士式的国王”远征意大利的法国人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用各色大理石修筑的壮丽的城市、雄伟的广场、堪与东方比美的宫殿和圆顶的金色教堂……。与此同时，意大利城市新的生活方式和数不尽的财富则更让这些法国人艳羡不已。虽然法国人在持续数十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在攻取城池方面最终在意大利的境内一无所获，但他们在战争期间掠夺的大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和书籍，却使国人耳目一新，并由此大大促进了人文主义思想在法国的传播。

当时，法国的王权尚需要依靠资产阶级，故法国君主一度支持文艺复兴运动，并对人文主义思想采取保护态度。1530年，法兰西斯一世建立了王家学院，网罗专门人才专研希腊、拉丁和希伯来语。1539年，他又颁布敕令，在批准印刷希腊文书籍的同时，强令各地行政司法部门在官方文书中使用法语。同年，他还在枫丹白露设立了一个图书馆，专门收藏古籍。该馆后来被人视为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为了更好地收藏艺术品（其中不少珍品来自意大利），法兰西斯一世还大兴土木，扩建卢浮宫。与此同时，他还盛邀一些著名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到法国讲学献艺，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达•芬奇。此外，法兰西斯一世还曾公开表示，要给予文学以“支持和特殊照顾”。他的上述言行，使其被一些法国人文主义者誉为“法兰西文艺之父”。较之法兰西斯一世，其姐姐玛格丽特•德•纳瓦尔有着更为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她曾利用自己对国王的巨大影响力庇护人文主义者，支持宗教改革运动。一时间，她的宫廷成为部分受迫害的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最理想的避难之地。

人文主义一开始就与宗教改革相交织，这是法国文艺复兴有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法国人文主义初期的杰出代表勒费弗尔•德•埃塔普尔很早就致力于古典作家作品的翻译和校订。从1492至1506年，他出版了数种由其翻译、加注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是法国把宗教研究从经院哲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他在1509年发表的《新约圣经》的拉丁文译本，曾和包含宗教改革基本思想的《保罗书信注释》一道，对路德产生过不容低估的影响。从1512年开始，勒费弗尔致力于宣扬“信仰得救”和“回到《圣经》上去”。这一年，他出任了莫城代理主教，并组织了著名的“莫城小组”，积极传播新教思想。1530年，勒费弗尔将整部《圣经》由通俗拉丁文本译为法文。此举对普及法兰西民族语言贡献巨大。

语言学家纪尧姆•比代是法国文艺复兴早期堪与勒费弗尔比肩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如果说勒费弗尔很大程度上是一位神学家和翻译家，那么，比代则是一位更为名副其实的古典学者。他不仅精通希腊文，同时还广泛涉猎哲学、神学、法律和医学。他利用自己与王室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建议法兰西斯一世创建以研究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为宗旨的王家学院。学院建立后，不仅成为法国高等学术研究的中心，唤起了人们对古典语言文字的兴趣，而且还成为与守旧势力的代表、天主教会控制的巴黎大学相抗衡的重要阵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王家学院改称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

在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最为引人瞩目、成就最大的是人文主义文学。法国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或团体分别有拉伯雷、七星诗社和蒙泰涅。

拉伯雷出身于法国中部一个地主和律师的家庭。他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在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神学、法律等众多领域均有相当造诣。1532年，拉伯雷化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庞大固埃》。该书全名冗长之极，叫做《巨拉伯雷头像人卡冈都亚之子、狄波莎德王、鼎鼎大名的庞大固埃的可怖而骇人听闻的事迹和功业记》。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很快风行全国。这部小说就是《巨人传》的第二部。两年后，拉伯雷又出版了《巨人传》的第一部，其原名为《庞大固埃之父、巨人卡冈都亚极为吓人的见闻录》。尔后，拉伯雷又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分别创作出版了《巨人传》的后三部。拉伯雷在这部取材于法国民间传说故事的人文主义杰作中，用夸张手法鲜明生动、幽默风趣地讴歌了“人”的力量的伟大，嘲讽了宣传禁欲主义的教会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贵族。作者还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资产阶级力图冲破精神奴役、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切愿望。书中的一段铭文这样记载着“神瓶”发出的谕示：“请你们畅饮，到知识的源泉去畅饮，要研究人和宇宙……请你们研究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

作为法国文艺复兴前期的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拉伯雷具有较强的民主倾向，此点与同期的流露出贵族气息的七星诗社的诗人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七星诗社是以龙萨和杜贝莱为首的7位人文主义诗人组成的团体。该团体的宗旨是把作为文学表达工具的法语提高到古典语言的水平。1549年由杜贝莱执笔写成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无疑是“七星诗社”的宣言书。这部长12卷、24章的历史性著作明确地提出：谨慎地模仿和借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作品和古典的文学形式和语言，使法语更加纯洁规范、丰富多彩。宣言还倡导在文学作品中使用专门术语，创造新词与发展法国文学中的诗歌形式。宣言的作者们还充满自信地认为，法兰西文学至少应和意大利文学并驾齐驱。可以用法语创作堪于古代诗歌媲美的法兰西诗歌。虽然由于七星诗社的成员们把文学创作视为贵族阶级专有的特权，故而其语言和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在总体上难免带有或体现出保守贵族的固有偏见，但他们最主要的理论主张毕竟反映了那个时代提出的要求——语言的统一和改革。此点不仅顺应了民族强盛、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卫”和“发扬”了推动时代和社会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七星诗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仍被公认为法国人文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文艺复兴后期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是蒙泰涅（一译蒙田）。蒙泰涅出身于一个穿袍贵族家庭，其祖辈靠在波尔多开鱼行和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而发财致富。蒙泰涅的父亲参加过意大利远征，并由此成为意大利文化的狂热崇拜者。虽然老蒙泰涅不通文学，但竭力附庸风雅的他却一心想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由于拉丁语是当时学者和文人的通用语言，老蒙泰涅在儿子牙牙学语时就把拉丁语当作母语。尔后，他又不遗余力地让儿子受到良好而系统的教育。故此，蒙泰涅具有极好的学养，尤其是熟稔古代大家如普鲁塔克、塞涅卡、塔西陀等人的著作。后者在蒙泰涅写作《随笔集》时旁征博引了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论述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蒙泰涅长大后曾任法院推事，并两度出任波尔多市市长。此外，他还曾在巴黎担任过国王亨利三世等的侍从。后来，蒙泰涅因厌倦仕宦生活，幽居乡间，埋头写作。使蒙泰涅名世的不朽之作是他的《随笔集》。《随笔集》是16世纪法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散文作品，共107章，百万字左右。书中各章长短不一，而其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尽管全书结构松散自然，但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性论是蒙泰涅的思想理论基础。与拉伯雷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不同，蒙泰涅没有过于热情乃至不无夸张地讴歌人的伟大和力量，欢呼人的解放，而是冷静地反思与探索人和人生。在这一过程中，蒙泰涅非常注重自我研究，即对自我进行客观描述和严肃解剖。蒙泰涅认为，自我研究乃是培养人性的学校。同时，他还强调自我反省与自我克制能使人获得精神独立。不过，蒙泰涅笔下的“自我”并非孤立的“自我”，而是普遍的“自我”。他宣称，“每个人都包含着人类的整个形式”，由此，他自然而然地把自我研究扩大到对人的研究。至于人文主义者该对现世生活持何种态度，蒙泰涅的回答是：“我热爱生活……我全身心地接受它并感谢大自然为我而造就的一切。”“每个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

此外，如果说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一味崇尚古典，并希冀用古代的权威取代基督教会的权威的话，那么，作为后期人文主义者的蒙泰涅却对任何权威都表示怀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怀疑论是蒙泰涅思想的重要特征和内容。蒙泰涅在《随笔集》最著名、也是最长的一章《雷蒙塞邦赞》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深刻的怀疑论观点，并将其最终归结为“我知道什么？”这句话时至今日，仍被世人经常引用，成为千古名言。法国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即以“我知道什么？”作为丛书的名称。在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这套丛书至今仍是欧美国家最为著名的丛书之一。它不仅已印行3000余种，而且还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40多种文字出版。

四、宗教改革与胡格诺战争的爆发

纵观法国近现代史，生活在六边形国土上的法国人曾经数度分裂成两大互相敌对，乃至彼此残杀的阵营，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时期、维希政府统治时期……。不过，首开“两个法兰西”之间的剧烈冲突之先河的却是更早时期的宗教改革与胡格诺战争。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者虽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和发展道路，但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辅相成、异曲同工的关系。两者无一例外的是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且都反对天主教会及其神权。它们的区别在于，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从教会外部，从世俗的角度对教会和神权发起冲击，而宗教改革则是从教会内部，从《圣经》的“神圣启示”出发，向正统教会的权威提出挑战。

宗教改革思想在法国早已有所传播。还在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德意志发动宗教改革之前，法国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就已经萌发“回到圣经上去”的共同愿望。1508年，勒费弗尔•德•埃塔普尔发表了一篇呼吁书，提出阅读《圣经》原文。当时，天主教信徒只能阅读罗马教廷指定的拉丁文译本的《圣经》，而希伯来文、希腊文和非罗马教廷指定的拉丁文本《圣经》均在禁读之列。勒费弗尔认为，罗马教廷指定的拉丁文译本已使《圣经》面目全非，因此需要进行努力，还《圣经》以本来面目。几年后，勒费弗尔先后翻译、出版了《圣经》和《保罗书信》的拉丁文新译本。在《保罗书信》的注释中，勒费弗尔已提出因教得救的思想，否认圣餐的实体转化说。勒费弗尔的新译本及其相关思想对路德产生过不容低估的影响。而19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米什莱更是如是写道：“在路德以前6年，可敬的勒费弗尔•德•埃塔普尔已在巴黎宣讲路德主义。”

1512年，勒费弗尔出任莫城代理主教，并以自己为核心建立了一个旨在传播新教思想的“莫城小组”。几年后，勒费弗尔的门徒纪尧姆•布里索内被任命为莫城主教。在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的支持下，布里索内主教和莫城小组发动了宗教改革。他们派遣神父到一些村庄布讲福音，将圣徒的雕塑和画像从教堂中撤除，并规定用法语作祷告。此外，他们还在宣扬信仰得救，否认圣餐的实体转化说的同时，甚至像路德一样在教堂张贴告示指控教皇，称他为“反基督者”。

这一时期，路德的思想已在法国迅速传播开来。在这一过程中，印刷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国王开始时对新教的宽容态度也至关重要。起初，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对宗教改革思想颇感兴趣，更何况，伊拉斯谟关于教会应由国王管理的主张同他的意图又正好吻合。因此，法兰西斯一世初时不仅对莫城的宗教改革运动听之任之，甚至还准许路德教传入法国。1532年，为了回击教皇克莱芒七世与自己的死对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联合，法兰西斯一世在国内准许新教徒鲁塞尔在王宫卢浮宫公开布道，在国外则同反对查理五世的德意志路德派诸侯结盟。

毋庸置疑，法国王权是根据其政治、外交和军事的需要来采取对宗教改革的对策的。正是这一原因，随着法王在1533年和教皇握手言和，加之法王已意识到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其统治将是弊大于利，法兰西斯一世开始对宗教改革运动进行镇压。这一转折的标志是1534年10月的“告示事件”。当时，新教徒在巴黎、奥尔良、图尔等城市到处张贴“告示”，揭发“教皇弥撒的不能容忍的流弊”，就连国王寝宫的门上也贴有类似的“告示”。于是，法兰西斯一世龙颜大怒，下令严惩新教徒。一时间，火刑场在法国到处点燃。仅在半年的时间里，巴黎就有80名新教徒被活活烧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冉•加尔文出场了。法语国家的宗教改革也由此有了堪与德语国家的路德比肩的领袖。

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出生在皮卡尔迪的一个极富于宗教色彩的小城努瓦荣，其父曾为当地主教管理产业。加尔文起先曾在伊拉斯谟就读的巴黎蒙太古学院念书，后来赴奥尔良和布尔日攻读法律和神学。1533年，加尔文因宣扬路德和伊拉斯谟的观点而被天主教会斥为异端，并列入了黑名单。于是，他在1534年1月离开巴黎，前往斯特拉斯堡和瑞士的巴塞尔避难。在巴塞尔避难时，加尔文用拉丁文撰写了一部维护、阐述新教信仰的著作《基督教原理》。这部发表于1536年的著作立论之大胆，思想之缜密，热情之洋溢，文笔之流畅，堪称宗教改革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本著作。1536年，加尔文应邀去瑞士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运动。两年后，他离开日内瓦赴斯特拉斯堡等地流动宣讲。从1541年起，加尔文长期定居日内瓦，并把这座城市改造成宗教改革的大本营，人称“新教的罗马”。

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主要是预定论。他宣称，上帝预先确定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毁灭。任何人的命运在其出生之前就已由上帝决定，个人的一切祈祷、虔诚、善行均无济于事。上帝的决定秘而不宣，但可通过上帝的呼召体现出来，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在世上的具体情况加以揣摩。如果一个人在对社会有益的各种职业中事业成功，这就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反之则为“弃民”。加尔文还号召其信徒珍惜时间，节约钱财，全力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并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依靠个人的职业活动发财致富。

加尔文还非常重视教会组织。他在主张废除繁琐的宗教礼仪，取消偶像崇拜、朝圣和斋戒的同时，力倡应由一般信徒选举产生的长老和牧师共同管理教会。长老是从事世俗职业的信徒，其主要职责是维持秩序、道德和纪律。还有一点，加尔文派的教会是独立的、自治的组织，它不像路德派那样仍依附于世俗统治者。

如果说在前一时期，路德派尚在法国具有不少影响的话，那么，在加尔文登场后，法国绝大部分新教徒都成了加尔文派新教徒。加尔文教是经由里昂在法国传播开来的。由于它既吸收了路德的基本教义，又摒弃和改造了路德与封建主妥协的部分，更好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家致富，在政治上参与执政的愿望，故深受法国广大资产阶级，尤其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拥护。50年代期间，加尔文派教会在法国各地纷纷建立。1559年5月，在加尔文的倡议下，来自各地新教会的代表在巴黎市郊的圣日耳曼举行首次“法国新教牧师大会”。会上，一个与天主教平行的新教会应运而生。

加尔文派教徒后来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胡格诺派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同时还有一些法国南部的大贵族。后者之所以加入胡格诺派，是想利用加尔文教对专制暴君的谴责，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相对抗，同时还可利用宗教改革夺取天主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由于他们“信奉”加尔文教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故其亦被称为“政治上的胡格诺”。

自法兰西斯一世1534年改变态度后，法国历代国王均对新教采取镇压政策。随着新教徒人数的日渐增多，当局的镇压也愈益残酷。1547年，亨利二世还在巴黎高等法院专门设立一个法庭，用以迫害新教徒，人称“火焰法庭”。及至16世纪中叶，法国围绕着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形成了两个互相敌视的集团：一个是以王室近亲、大贵族吉斯公爵和洛林红衣主教查理为首的天主教阵营，他们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法国北部与东部，且对王权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个是以纳瓦尔国王安托万、孔代亲王路易和海军上将克里尼为首的新教阵营，他们的力量主要分布在西部和西南部。在两派贵族以及国外势力特别是罗马教廷的煽动下，新、旧教两大阵营之间的敌对行动不断升级。不久，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斗争蜕变为封建贵族争夺权利的宗教战争。

在法国，这场宗教战争又称“胡格诺战争”。首先挑起战争的是天主教阵营。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率部突袭在第戎西北70公里处的瓦西镇一个谷仓里举行宗教仪式的胡格诺教徒，杀死25人，打伤一百多人。事发后，各地天主教徒争相效尤，丧心病狂地杀戮胡格诺教徒。尽管胡格诺派的精神领袖加尔文曾一再告诫自己的信徒“应当遵守法律，不得有越轨行为”，但面对天主教派的屠刀，他们也毫不畏惧地进行了反抗。由此，胡格诺战争的序幕随着“瓦西惨案”的发生而揭开。

从1562到1594年，胡格诺战争时打时停，持续了30多年。尽管这场战争从本质上说是一场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宗教战争，但由于参加战争，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加之参战双方又各自求助于外国势力——天主教派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胡格诺派得到了英国和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支持，遂使战争具有非同一般的复杂性。此外，由于宗教战争的刀光剑影遍及全国，它所造成的破坏性远胜于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因为后者只是局限在几个省份而已。

战火点燃后，天主教和新教首领到处起兵对抗。但在头几年中，双方的主要领袖要么死于非命，要么成为阶下之囚。如纳瓦尔国王安托万死于鲁昂之围，吉斯公爵在围攻奥尔良时遭到暗杀，而孔代亲王和天主教阵营的领衔人物之一、王室总管蒙莫朗西在德勒战役中竟彼此落入对方的手中。虽然每次战事过后，双方均举行会谈，并且也达成了若干协议，但由于矛盾未能真正解决，故往往是所签之约墨汁未干，双方就又重启战端。

五、波旁王朝的开创者亨利四世君临法国

纳瓦尔国王安托万战死沙场后，其年仅16岁的儿子亨利继位为纳瓦尔国王，并成为胡格诺派名义上的领袖。由于连年战争，法国早已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了维系国内和平，虽已宣布放弃摄政，但对国王查理九世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太后卡特琳决定将其女儿玛格丽特公主嫁与纳瓦尔国王亨利。婚礼于1572年8月18日举行。是时，大批新教徒奔赴巴黎庆贺，其中包括克利尼等新教显贵。8月22日，旧教首领吉斯公爵亨利和王弟昂儒公爵亨利乘机遣人刺杀克利尼。因刺客身手平庸，克利尼虽负重伤，但并未毙命。云集巴黎的胡格诺派闻讯后群情激愤。在这关键时刻，太后因害怕胡格诺派在首都闹事，危及王室安全，竟胁迫查理九世下令血洗聚集在巴黎的胡格诺派。于是，在8月23日到24日的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恐怖之夜，众多尚在酣睡之中的胡格诺派信徒未及清醒便做了刀下之鬼，那些惊醒后夺路而逃者也多被追杀，横尸街头。据载，在“圣巴托罗缪之夜”丧生的胡格诺派信徒达2千多人。在这场惨案中，刚做新郎倌的纳瓦尔国王亨利因为发誓放弃新教信仰幸免于难。1574年5月，查理九世驾崩，其弟昂儒公爵继位，是为亨利三世。原本是旧教首领的亨利三世登基后便与新教重新开战。但时隔不久，亨利三世无法容忍吉斯公爵的权势日重。于是，他使尽手段将吉斯公爵家族贬抑下去。“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屠杀场面鉴于旧教营垒因内讧实力受损，亨利三世不得不向再度崛起的新教势力妥协，在1576年5月签署了对胡格诺派十分有利的博利厄敕令。此举引起天主教派的强烈不满。在吉斯公爵的鼓动下，天主教派们拒绝执行该敕令。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亨利三世、吉斯公爵亨利和纳瓦尔国王亨利三者之间展开了关系错综复杂的“三亨利之战”。1588年，吉斯公爵亨利迫使国王亨利三世逃离首都。亨利三世气急败坏地从巴黎逃离到布洛瓦后，在12月23日派人刺死了吉斯公爵亨利。事发后，吉斯公爵之弟马延公爵在巴黎发动叛乱，拥立老迈昏聩的波旁红衣主教为国王，称“查理十世”，他自己则出任监国。

为旧教诸人“废黜的”亨利三世为了夺回王位，遂向自己原先的敌人、已重新宣布恢复新教信仰的纳瓦尔国王亨利乞求和解。纳瓦尔的亨利同意了和解的请求，但拒绝放弃新教信仰。1589年初，两位亨利结成联盟，率领联军围攻巴黎。同年8月1日，亨利三世在圣克鲁被狂热的多明我会修士雅克•克雷芒刺杀。由于亨利三世体弱无子，唯一的王弟又先他而亡，故瓦洛亚王朝因家族绝嗣而宣告终结。亨利三世死后，按照惯例，最有资格继承法国王位的竟是纳瓦尔国王亨利。纳瓦尔国王亨利登基后，称亨利四世。由于亨利四世属波旁家族，因此，他同时又是波旁王朝的开基君主。

亨利四世登基之初，全国仅有5座城市承认他的权威。在英军的帮助下，亨利四世的军队虽在战场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在当时天主教徒占人口总数90％的法国，单纯的军事胜利尚不足以使这位胡格诺派的君主真正君临法国。在屡攻不克的巴黎城下，亨利四世最终下决心改宗旧教。当时，他说了一句日后被世代相传的名言：“为了巴黎而做弥撒是值得的。”1593年7月25日，亨利四世在圣德尼大教堂正式宣布放弃新教信仰。6天后，新旧教两派达成为期3个月的休战协定。1594年3月，亨利四世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进入巴黎，并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至此，持续了32年之久的胡格诺战争画上了句号。

较之百年战争，胡格诺战争给法国造成的破坏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亨利四世在即位后不久曾如是说道：“交到我手中的法兰西已近乎毁灭，对法国人而言，法兰西可以说已不复存在。”不过，这位新国王自有他的勃勃雄心，这就是成为“这个国家的复兴者和解放者”。

应当说，在前一时期的战场上，亨利四世已充分显示了其英雄本色。但这位后来被人誉为“亨利大王”的明君清醒地意识到，光赢得战争尚不够，还必须得抚慰与征服人心。亨利四世在抚慰与征服人心方面的惊人之举就是排除种种阻力，在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该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又规定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新教徒在民事和担任公职方面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赦免教派冲突中的一切战争行为……“南特敕令”堪称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它从法律上正式承认每个人均享有信仰自由，并给以切实保障。显然，“南特敕令”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国家的统一与王权的威望在宗教战争期间严重受损，亨利四世甚为重视恢复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并采取一切措施来巩固他的权威。如他停止召开全国性的三级会议，要求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的敕令必须先行登记，然后才能谏诤；清除最高权力机构王室议政会中的反对派大贵族，提拔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中小贵族进入决策机关。亨利四世还要求各省的三级会议亦对他绝对服从。当闻悉波尔多即将发生叛乱时，亨利四世用极为强硬的语气正告波尔多人：“我是你们的合法国王，你们的首脑。我的王国是身躯，你们的荣誉就是充当四肢，服从身躯，并且添上血肉、骨头以及一切有关的东西。”

为了使因战争满目疮痍的法国尽快得到复兴，亨利四世对恢复与发展经济颇为重视。在这一过程中，他得到了自己昔日的同伴、精明能干的苏利公爵的鼎力相助。苏利在出任财政总监后，在整顿财政，改革税制方面采取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措施，使国库很快真正富足了起来。亨利四世与苏利公爵都深知国以农为本的道理，故对复兴农业十分关注。为此，当局一方面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一方面招抚流散农民，让他们有地可种，有农活可干。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政府在组织人力排干沼泽，疏通河渠，兴建堤坝，开辟荒田的同时，大力引进新的作物和耕种技术。当时，亨利四世曾宣称：“如果上帝假我以天年，我将使王国里没有一个农夫锅里弄不到一只鸡。”亨利四世的这句话使其在农村大得人心。此外，亨利四世也非常重视扶掖工商，保护关税以及海外殖民活动。凡此种种，使法国很快恢复了元气，重新成为欧洲第一流的经济强国。随着国力的增强，法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也明显提高。

六、红衣主教黎塞留的铁腕统治

虽然亨利四世得到了国人的普遍拥戴，但对其恨之入骨者也依然有之。1610年5月14日，亨利四世在赴佛兰德尔征战前夕，在马车中被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弗朗索瓦•拉伐亚克用匕首当场刺死。人去政亡，这是封建专制君主制下屡见不鲜的现象，而当一个英明的统治者由一个庸弱无能的后继者接替时，问题就会更为严重。亨利四世死后，由其子路易十三继位。是年，路易十三年仅9岁，故由母后美第奇家族的玛丽摄政。

摄政母后是一位目光短浅、缺少政治识见的妇人。面对在亨利四世死后又变得不安分起来的王公显贵，她最大的能耐似乎就是用金钱收买贵族，笼络一帮亲信宠臣。当时，最受她信任的是一位名叫孔奇尼的意大利人。在母后的宠幸下，孔奇尼不仅成了巨富，而且还权倾朝野。1614年，“王公们”决定与摄政母后决裂，力图恢复往昔的封建特权。为此，他们在回到各自控制的省份后，起兵作乱，要求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利用三级会议来达到削弱王权的目的。同年10月27日，三级会议在巴黎奥古斯丁修道院开幕。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由于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上起而与特权等级作对，反使特权等级将王室当成了靠山，竟表示拥戴摄政母后，增强王权。这一结果显然有违“王公们”的本意，使其对召开三级会议懊悔不迭。

正是在这次三级会议上，一位后来被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出场了。这位政治家名叫黎塞留。作为教士等级的代表，时任吕松主教的黎塞留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他在会上积极支持宫廷，且语出惊人，引起了孔奇尼的注意，遂把他引荐给了摄政母后，并委以国防和外交国务秘书的要职。由此，黎塞留开始了他的宦途生涯。

1617年4月，在准备亲自执政的路易十三的唆使下，孔奇尼被杀。路易十三亲政之初，得到了其朋友、心腹和宠臣阿尔贝德•吕伊纳的鼎力相助。被提升为公爵、法国世卿（PairdeFrance）并身兼大将军与皮卡尔迪省长等要职的德•吕伊纳在路易十三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地把原先不可一世的意大利人赶出宫廷。孔奇尼的妻子、摄政母后的同乳姐妹埃勒奥诺拉•加莉盖被当作女巫受审，孔奇尼任命的大臣则被逐一革职。摄政母后怕遭毒手，仓皇逃往布卢瓦。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深得摄政母后与孔奇尼重用的黎塞留也被迫避难于教皇领地阿维尼翁。黎塞留在阿维尼翁期间写成了《保卫天主教信仰的主要原理》一书。为此，教皇格利哥里十五不久擢升他为红衣主教。

1619年，黎塞留因在促成国王和母后之间的和解过程中出力甚多、表现出色，初得路易十三的赏识。不久，黎塞留开始被国王视为得力助手。1621年，德•吕伊纳去世后，黎塞留得以进一步接近权力中心。1624年，黎塞留进入枢密院，同年8月又排除对手拉维厄维尔而成为首相。从1624年至1642年，黎塞留担任首相凡18年。

黎塞留本人体弱多病，但性情刚烈，并具有铁的手腕。在这18年期间，他操纵着性格软弱的路易十三，成为一个大权独揽的统治者。尽管如此，这位红衣主教出身的首相对路易十三却称得上始终是忠心耿耿。黎塞留出任首相后，把巩固与发展法国的专制君主制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对此，他后来在总结其一生政治活动的回忆录《政治遗嘱》中明确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纵观黎塞留执政期间的文治武功，应当说，他确实很好地完成了其自定的任务。正是他的内政外交，使法国的专制君主制得到了明显的巩固与发展。

为了“使国王崇高”，黎塞留不得不与那些骄横跋扈、肆意叛乱的王公显贵们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不肯服膺王权的既有胡格诺派贵族，又有群集在太后周围的天主教贵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黎塞留执政期间几乎一直处在封建贵族的阴谋和叛乱之中。1626年，朝廷中众多显贵为架空路易十三，密谋用暗杀的方式剪除黎塞留。正当他们准备采取行动时，阴谋败露。为了给这些图谋不轨的王公显贵一点厉害瞧瞧，黎塞留毅然把多名公爵打入牢狱，并把作为替罪羊的夏莱公爵斩于斧钺之下。

1630年，黎塞留的对手们又策划了一起针对黎塞留的阴谋。参与其事的有太后玛丽、王后“奥地利的安娜”和国王的亲弟弟加斯东、掌玺大臣马里亚克。这些人误以为黎塞留已在路易十三面前失宠，故在11月11日由太后出面，在美第奇宫对路易十三哭诉黎塞留是个无情无义的背叛小人，要国王将其革职。碍于母亲的面子，路易十三只能洗耳恭听。由于门没上锁，黎塞留悄悄地走了进来，躬身下拜道：“太后好像在指责我？”说完泪流满面。当路易十三正想宽慰黎塞留几句时，只听得太后对国王吼道：“难道你为了偏袒下人而不顾自己的母亲吗？”说完即号啕大哭。左右为难的路易十三遂借故溜走。但他很快就召见黎塞留说：“朕需对我的国家负责，而不是对我的母亲负责。”自以为此回就要完蛋的黎塞留闻之大喜，并很快对反对派采取了行动。结果，太后被流放于贡比涅，马里亚克锒铛入狱，对王弟加斯东则处以大不敬的罪名，责令他言行小心。此事在法国史上被称为“愚人日事件”。此处的“愚人”指的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的太后等人。

两年后，王弟加斯东策动朗格多克省长蒙莫朗西公爵叛乱。黎塞留闻讯后立即遣兵征讨，在卡斯提瑙达里大败叛军并生擒蒙莫朗西。事后，黎塞留不顾王公显贵多方求情，在图卢兹将这位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前元帅处死，其世袭的公爵爵位亦遭褫夺。黎塞留时代最后的一次贵族叛乱发生在1642年。这次叛乱的主谋是森马尔斯伯爵。此人原是黎塞留的亲信，后在黎塞留的引荐下成为路易十三的宠臣。但他在1642年不但不思报恩，反而与王弟加斯东等人合谋推翻黎塞留。为此，他们还暗中与西班牙勾结。黎塞留此时虽已不久于人世，但仍成功地粉碎了这次阴谋，处死了森马尔斯伯爵，并把国王的弟弟削职为民。

黎塞留在打击图谋不轨的王公显贵的同时，还不得不和日益蔓延的新教徒叛乱作斗争。当时，胡格诺派显贵利用“南特敕令”实行封建割据，并在王室未及时满足自己的要求时频频发动武装叛乱。为此，他在1627年率军亲征。1628年，黎塞留率领的军队经过长时间的包围，最终占领了在英国人支持下进行叛乱的胡格诺派的军事据点拉罗舍尔。当朗格多克省的胡格诺派在罗昂公爵的率领下发动叛乱时，黎塞留又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恢复了该地区的秩序。在取得对胡格诺派战争的胜利的基础上，路易十三根据黎塞留的建议，不再以平等身份和胡格诺派的首领谈判，而是钦赐了“阿莱斯恩典敕令”。该敕令虽在名义上承认南特敕令，但规定拆除胡格诺教徒的一切要塞，解散其军队和组织。从此，胡格诺派在法国建立的“国中之国”被根除，法国国王的权威受到了充分尊重，法国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黎塞留执掌相印后，还积极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强化中央集权。为此，他在中央设立各部大臣，后者在首相直接领导下掌握实权，决断日常行政大事。此举使得贵族权力机构“国务会议”形同虚设。黎塞留虽没有废除经常为地方显贵所把持的省长，但他把自16世纪以来向地方临时性派遣的钦差大臣变为定制，称为总督。总督由国王任免，其官职不得买卖、转让或世袭。各省的司法、行政、财政大权均在总督的监督之下，而他们又完全听命于中央。通过这种体制，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大大强化。为了便于对地方的控制，黎塞留还在全国各地设立驿站。在思想文化方面，他首开了建立出版检查制度之先河，并在1630年创办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报刊《法兰西报》，用它作为集权政治的舆论工具。黎塞留控制思想文化的另一重要行动是建立法兰西研究院。该研究院可以说是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试图对文化领域的活动进行规范的官方文化机构。

为了增加国库资金，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黎塞留大力推行扶植工商业、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政策。如他以发放补助金、授予特权、减免租税等手段鼓励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支持海外贸易公司，扩大加拿大殖民地，并通过外交途径扩大法国商人在土耳其、伊朗和俄国的市场。在黎塞留执政期间，法国的国库明显地充实了起来。不过，这一现象虽与黎塞留采取的上述措施有一定的联系，但还得归因于当局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压迫与剥削。黎塞留对城乡人民的压榨，可谓是漫无止境。在他去世时，国税竟已预征3年。对此，黎塞留振振有辞地说：“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应当把他们当作骡子，加以重负，安逸会把他们宠坏。”正因为如此，在黎塞留统治期间，广大农民和城市民众由于不堪政府的横征暴敛，一次又一次揭竿而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639年在诺曼底爆发的“赤脚汉”起义。

黎塞留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即提高法国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而在当时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要突破哈布斯堡家族通过“婚姻外交”对法国形成的包围圈，向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霸权挑战。黎塞留上台前，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已在1618年爆发。黎塞留上台之初，因忙于平叛内乱，无力派兵直接参战。于是，他就在外交上积极努力，力促丹麦、荷兰和英国结成反哈布斯堡同盟。1625年，在黎塞留政府的努力下，丹麦、荷兰和英国结成三国同盟。同年，在法国、荷兰等国家的资助下，丹麦派兵援助德意志新教诸侯。由此，三十年战争开始由德国内战变成了一场国际战争。1629年丹麦战败并退出战争后，黎塞留又竭力劝说并资助瑞典赴德作战。为了使德国保持分裂割据状态，黎塞留还劝诱德国的天主教徒，特别是巴伐利亚选侯脱离德皇，保持中立。1635年，随着国内胡格诺的“国中之国”被摧毁和王公显贵的叛乱被平息，黎塞留由在幕后策划鼓动转向公开地走向三十年战争的战场。法国的直接参战，使战场上的形势迅速改观。在意大利战场，法军在南部通过与萨伏依等小国的合作重创西班牙军队，同时在北部切断了西班牙从米兰、热那亚到尼德兰的重要通道；在尼德兰南部战场上，法军与荷兰协同作战，并于1640年占领了阿图瓦等重要城市和地区。在德意志战场上，法国、瑞典联军势如破竹般地相继攻占了阿尔萨斯等一系列要塞城市。三十年战争虽然要到1648年才结束，但实际上在1642年黎塞留去世时，法国一方的胜利已成定局。1648年10月24日，三十年战争的参战各方正式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和约内容看，法国显然是三十年战争的最大的赢家。法国利用这场战争，终于完成了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霸权，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的历史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黎塞留功不可没。

黎塞留死于1642年，享年57岁。在其弥留之际，神父问他，要不要宽恕你的敌人？这位因秉政执法铁面威严、毫不留情而树敌甚多的政治家坦然答道：“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他还在遗嘱中对路易十三说：“严惩那些以藐视国家法令为荣的个人，就是对公众做好事。”黎塞留逝世后，其权力由他的忠实接班人，同样身为红衣主教的意大利人马扎然继任，其未竟的事业亦由后者较为圆满地完成。

七、君主专制制度的极盛时期——路易十四时代Ⅰ：内政外交

黎塞留死后不到半年，路易十三也在1643年5月驾崩。由于路易十三之子路易十四继位时尚不足5岁，故由太后“奥地利的安娜”摄政。不过，掌握实权的仍是黎塞留的忠实接班人马扎然。此时的马扎然不仅是幼王路易十四的首相、教父，同时还是摄政太后的情人。其位尊权重，可想而知。

马扎然接手朝政之时，恰值法军在三十年战争中已临近决胜关头。为了筹措确保战争胜利的款项，马扎然明知民间早已怨声载道，仍硬着头皮横征暴敛，结果不仅使自己很快成为众矢之的，而且还引发了一场动摇法兰西专制王权的严重政治危机——“福隆德运动”。“福隆德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前者为“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后者为“亲王福隆德运动”。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为抵制政府的横征暴敛，联合各地法院，以整肃政府弊端为名而提出27项要求，要求国王撤回派往各地的监督官；新税收和新的财政法令事先须经巴黎高等法院同意登记方才有效；未经宣布罪状，不得擅自捕人，等等。对此，马扎然和太后不仅断然拒绝，还下令逮捕了数名高等法院的法官。巴黎市民闻讯在一夜之间筑起1200个街垒，进行起义。事发后，摄政太后、马扎然携年幼的路易十四被迫逃离巴黎。不久，马扎然派孔代亲王领兵围攻巴黎。1649年3月，由于高等法院与宫廷妥协，“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随之结束。

宫廷人员返回巴黎不久，居功自傲的孔代亲王因未能如愿取代马扎然的职位，遂纠集多名亲王显贵与宫廷作对。1650年，“亲王福隆德运动”兴起。这些亲王不仅公开叛乱，而且还不惜与西班牙人勾结。由于叛军向巴黎发起进攻，逼得王室二度出逃。直至1653年，马扎然才利用反叛者的内讧平息了动乱。

1661年3月，马扎然去世。也正是从这时起，时年23岁的路易十四开始亲政。由于当年王室在“福隆德运动”中被迫外逃的惨况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因而这位年轻的国王早就有意凭借君权神授观念强化绝对君主制。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即向其大臣们宣布：“此后，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在他亲政的54年时间中，路易十四从未委任过首相。在其亲政前期，路易十四可谓是日理万机。朝中诸事，不分大小，概由他亲自处理。对此，他曾一再宣称，亲自理政乃是“国王的职业”。路易十四当时最著名的治国名言是“朕即国家”。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机构，都不过是使其旨意付诸实施的工具。无疑，路易十四使法国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极盛。

自诩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并被廷臣们谀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为大权独揽，粗暴地剥夺了巴黎高等法院、全国三级会议等机构对王权的制衡作用。1665年，在闻悉巴黎高等法院还想集会讨论国王颁布的敕令时，路易十四身着猎装，手持鞭子，怒气冲冲地来到法院，断然宣布：“你们这些集会带来的祸害大家都知道，我命令你们停止已经开始讨论我的敕令的会议。”3年后，他又命令掌玺大臣毁掉福隆德运动期间巴黎高等法院的3本议事记录。凡不顺从的法官，路易十四一概予以免职或流放，并代之以自己的亲信。根据他的意志，全国三级会议在他在位期间停止召开。

为了加强对外省的统治，路易十四迅速恢复了在福隆德运动期间被取消的向各省派遣巡视稽查的司法、治安、财产监督官的制度。这些钦差大臣将通常由显贵或元帅担任的各省地方长官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路易十四还极力加强对教会的控制和利用。在他亲政期间，形成已有几个世纪的天主教“高卢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在法国国王取得了对高级教职的任命权和教会财产的支配权后，意犹未尽的路易十四还在1682年召集法国的高级教士会议，并通过《四条款宣言》重申，王权独立于教权，教皇不得作出任何侵害法国教会自由和权利的事情。此后，路易十四不顾教皇的激烈反对，先后任命了不少拥护《四条款宣言》的人为主教。

为了体现“太阳王”的威严，使宫廷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路易十四斥巨资在巴黎西南郊建了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凡尔赛宫于1662年破土兴建，历时10年才大功告成。其宏伟瑰丽，令人惊叹。在王室由卢浮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宫宫迁入凡尔赛宫后，他把大批贵族召入宫内，充当侍臣。在宫中，路易十四建立了极其严格的礼仪制度，如国王起床礼、就寝小礼、就寝大礼、用膳礼等等，并因此而设立了包括御衣官在内的一系列荣誉职位，让自己宠幸的大贵族充任。由于荣膺这些职位就能够接近国王，并可由此得到丰厚的俸禄和赏赐，谒见国王，争取受到国王的宠幸成了贵族们朝思暮想的政治目标和生活追求。这些贵族在仰承国王鼻息，过上奢侈腐朽的生活之后，很快就完全丧失了对抗王权的能力。

虽然路易十四精力过人，但他在治理国家时仍少不了得力助手的辅佐。在几位能臣中，最为路易十四信任和重用的是柯尔伯。柯尔伯出生于商人家庭，原为马扎然的家务总管。在受到路易十四的赏识后，先是担任财政总监，后又因为功绩卓著被任命为王室国务秘书和海军国务秘书，可以说，他已被赋予事实上的首相权力。柯尔伯在任内积极进行财政改革，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兴办王家手工工场，使法国经济再次呈现繁荣景象。

如果说路易十四国内政策的要旨是极度强化王权，那么，他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使他和“他的”法国在国际上受人尊敬。为了扩大法兰西的疆域和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在其亲政的54年中，竟有31年让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

路易十四亲政后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是针对西班牙的“王后权利战争”（又称“遗产战争”）。1665年，路易十四的岳父、西班牙国王菲力普四世去世，继位的查理二世年仅4岁。路易十四乘机对西班牙提出领土要求。他的理由是西班牙公主玛丽•泰蕾兹嫁给他时，曾允诺了一笔非常可观的嫁资，但由于西班牙后来长年战乱，民生凋敝，这一承诺从未兑现。因此，他要以其王后的名义继承在西属尼德兰的遗产。在该要求遭到西班牙拒绝后，路易十四在1667年御驾亲征，连克里尔等城市，翌年又攻占弗朗什—孔泰。由于英国、瑞典、荷兰三国缔结了反法同盟，公开干预此事，路易十四才同意言和。1668年，双方签定了亚琛条约，法国虽归还了弗朗什—孔泰，但仍保留了新占领的12处要塞。

初试身手便获大胜，使路易十四更为好战。这回，他把目标对准了荷兰。由于渴望得到荷兰的领土和财富，更为了报复荷兰在“王后权利战争”中与自己为敌，路易十四先用金钱收买英王，拆散反法同盟，继而在1672年亲率大军攻入荷兰。刚刚上台的荷兰执政官奥兰治亲王见本国军队无力阻挡法军的进攻，不得不下令掘开阿姆斯特丹海堤，放海水阻遏法军。其后不久，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丹麦国王以及包括勃兰登堡在内的数位德意志诸侯亦派兵与法军厮杀。这场战争持续了7年，最终法国竟以独家之力打败了众多对手。1678、1679年，法国分别同交战的荷兰、西班牙、瑞典、丹麦等签定了《尼姆维根条约》。根据此约，法国不仅重新获得了富饶的弗朗什—孔泰，而且还新占领了南尼德兰的一些城市。值得一提的是，该条约还开创了用法文代替拉丁文拟订外交文件的先例。从此，法文逐渐成为主要的外交文字。

在法国以独家之力打败众多对手后，“太阳王”威名远播，法国在欧洲的威望显赫不已。此时的路易十四愈发变得恃强蛮霸。他下令设立“属地收复裁决院”，专门调查落实以前历次条约中割让给法国的领土，并以武力强行兑现。在这一过程中，他先后夺得了卢森堡以及法国东北边界之外的十余个城镇。1681年9月，路易十四还无端出兵，将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市”斯特拉斯堡据为己有。路易十四过于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使得欧洲列强强烈不安，而他在1685年断然废除“南特敕令”则更使新教国家惊恐万状。1686年7月，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荷兰和瑞典结成针对法国的奥格斯堡联盟。1688年，荷兰执政官奥兰治亲王在“光荣革命”中登上英国王位，于是，英国也加入了这一同盟。同年，联盟开始与法国交战。在战争进行了近10年之后，路易十四眼看取胜无望，更何况法国已难以与几乎整个欧洲继续对抗，遂罢战求和。根据1697年9、10月间在荷兰里斯维克签定的条约，法国退出在尼姆维根条约以后占据的所有土地，不过，斯特拉斯堡仍由法国保留。

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结局使路易十四首次在国际舞台大失颜面，它同时也是路易十四时代盛极而衰的征兆。然而，路易十四依旧以执欧洲牛耳的霸王自居，并在18世纪之初又挑起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1700年11月，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去世。由于他身后无嗣，有多位欧洲君主欲凭借血缘或姻亲问鼎西班牙王位。查理二世临终前提名路易十四的孙子昂儒公爵菲利普继承王位。不过，他同时也规定，西班牙不得与法国合并。昂儒公爵继位后称菲利普五世。翌年，在菲利普五世赴西班牙登基后，路易十四竟以特旨的形式宣布菲利普五世也有继承法国王位之权。西、法合并的前景使欧洲其他列强深感震惊，它们更无法容忍法国在与西班牙“合并”后愈加强大。于是英国、荷兰、奥地利立即对法国宣战，素与英国交好的葡萄牙、萨丁王国和部分德意志新教诸侯国也随即投入反法战争。这场战争于1701年3月爆发，共持续了13年之久。战争前期，法国尚占有一定优势，但到了后来迭遭败绩。由于交战时间过长，各参战国都已厌倦，故从1713年4月起，双方先后签定了乌特勒支条约（1713年4月）、拉施塔特条约（1714年3月）和安特卫普条约（1715年11月），结束了这场战争。根据上述条约，路易十四之孙虽然继续拥有西班牙的王冠，但法、西两国不得合并。此外，法国还得将一些地方割让给奥地利与荷兰。

虽然路易十四统治前期，法国经济曾出现繁荣局面，国库也一度充实。但路易十四的好大喜功，尤其是无休止的征战，不仅使国库空虚，而且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人民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农民的暴动与城市贫民的起义时有发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702年爆发于塞汶山区的“卡米扎尔起义”。还值得指出的是，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之举对法国经济、政治、宗教以及民族心态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持久的。与此相反，当时或后来与法国角逐、争霸的一些欧洲国家却因大量接纳从法国逃出来的大批既有技术、又有资金的信仰新教的工商业者而受益匪浅。

1715年9月1日，在位72年，亲政达54年的路易十四驾崩。随着“太阳王”的陨落，法国历史上最长的统治宣告结束。

八、君主专制制度的极盛时期——路易十四时代Ⅱ：思想文化

诚然，路易十四去世时并未引来举国痛悼，相反，当时的人们甚至因此而产生“解脱”之感。尽管如此，路易十四时代仍被不少后来的法国人视为法国史上少有的伟大时代之一。就连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如是写道：“不管有人怎样写文章反对他（指路易十四——作者），但是人们提起他的名字却无不油然生敬，听到这个名字无不联想到一个永远值得记忆的时代。”路易十四时代之所以永远值得记忆，不仅是因为法国一度空前强大，屡屡以独家之力打败众多对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期法国文化的蓬勃鼎盛、卓越超群。

路易十四时代的主流文化是古典主义文化。古典主义是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也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互为妥协的产物。要之，它是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文学与艺术思潮。虽然古典主义标榜拥护王权，并大肆颂扬君主，但从根本上看，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古典主义的“古典”含有“典范”之意。古典主义主张用民族规范语言，按照规定的创作原则（如戏剧的“三一律”）进行创作，以“自然”和“理性”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学艺术为典范。虽然古典主义这种文艺思潮在西欧许多国家普遍存在，并非法国所独有，但它在17世纪尤其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发展得最为完备。之所以如此，这是由法国当时特定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法国的古典主义在路易十四继位之前，具体地说是在黎塞留当政的17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萌发。但它的勃兴与繁荣却是在路易十四时代。为了巩固与发展绝对君主制，路易十四也非常重视通过笼络文人、扶植文化等方式进行控制。不过，较之黎塞留时代，路易十四时代在文化控制手段上有两个显著的变化。其一是突出物质诱惑的作用，其二是突出国王个人的形象。前者表现在用年金制等方式笼络文人，将他们与宫廷牢固地联系起来，后者则表现为当局不但要让文化人对路易十四感恩戴德，而且要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一切文化成就都是路易十四这位“太阳王”的光荣。

应当说，路易十四确实是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就连伏尔泰也认为，路易十四“对艺术的奖掖，要比所有其他的君主们来得大”。与此同时，他也极为慷慨地资助科学研究。路易十四的钱没有白花。它除了把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化发展到欧洲最高水平，也让法国的文人们对“太阳王”产生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当时的法国文人普遍把路易十四尊奉为古罗马奥古斯都似的贤君明主，把文艺科学的发展一股脑儿归功于“太阳王”。更有甚者，他们在创作活动中实际上已自觉地以路易十四的好恶褒贬为准绳。法国古典主义悲剧最杰出的大师拉辛在学士院的一次讲演中竟这样宣称：“我们认为，语言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都必须仔细推敲，因为我们把这些词，这些音节看作为伟大保护人（指路易十四——作者）的光荣服务的工具。”显然，此话含有阿谀逢迎的成分，但是它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道出了不少法国文人学士的心态。

如果说古典主义产生与勃兴的政治基础是尚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那么其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则是由笛卡尔（1596—1650年）奠定的。笛卡尔是17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巨匠与思想大师之一。他不仅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在物理学上也有杰出的贡献，而且还是二元论的唯理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至上与理性万能。他认为，人人都有理性，应该运用理性对以往的各种知识进行大胆的、普遍的怀疑，用“理性”的尺度审视以往的一切知识。“我思，故我在”是他的名言之一。笛卡尔还是将哲学思想从传统的经院哲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因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将其誉为“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学说虽然受到了与他同时代的另一著名哲学家伽桑狄（1592—1655年）的强烈挑战，但由于它“清晰”，具有“诱人的美感”，并且更适应路易十四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故在17世纪后期独步法国思想界。

严格地说，笛卡尔并未生活在路易十四时代。当他去世时，路易十四虽已登基多年，但毕竟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孩。而路易十四的亲政，则更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不过，与笛卡尔不同，法国在17世纪涌现的众多文化“巨星”中的不少人不仅有机会饱受“太阳王”的“恩泽”，而且还在路易十四亲政时期佳作迭出。如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位大师高乃依（1606—1684年）、莫里哀（1622—1673年）、拉辛（1639—1699年）以及与上述三位大师齐名的寓言诗人拉•封丹（1621—1695年）就是如此。

早年在鲁昂从事律师工作的高乃依是第一个为古典主义戏剧赢得声誉的剧作家。他虽然也写过喜剧，但主要是悲剧作家，并被国人誉为“悲剧之父”。高乃依的传世之作是《熙德》。拉辛是继高乃依之后登上法国剧坛的第二代古典主义悲剧作家。由于当时法国上层社会对悲剧情有独钟，而他又将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艺术美得到了最圆满的体现，因此他的文学声誉在17世纪70年代无人堪与比肩。拉辛最著名的作品有《安德洛玛克》、《布里塔尼居斯》、《贝蕾尼斯》等等。莫里哀堪称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首席代表。莫里哀一生写了数十部喜剧。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有《伪君子》、《悭吝人》、《可笑的女才子》、《唐璜》等等。拉•封丹是17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寓言诗人，其代表作是用格言式的文字创作的《寓言诗》。《寓言诗》约有240首，多取材于《伊索寓言》和东方传说。由于它不仅文字优美生动，而且寓意深远，富有哲理，因此，从问世起至今，《寓言诗》始终是法国雅俗共赏、家喻户晓的名著。

上述大师虽然至今仍声名隆隆，但最能体现路易十四时代古典主义文学艺术风格的并非仅仅是古典主义文学。事实上，古典主义建筑在这方面或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此期最能体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则当推至今仍让世界各国的游人惊叹不已、流连忘返的凡尔赛宫。

作者评曰：

众所周知，路易十四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这不仅是因为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在位72年，亲政54年，而且还因为他曾经使法国在欧洲的威望显赫不已。路易十四亲政伊始，就发现并热衷于“国王的职业”。他同时还笃信：构成国王的伟大和尊严的，不是他们手中的权杖，而是他们手执权杖的方法。如果由臣民决定一切，君主只是受到他们的尊重，这就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只有君主才有权思考和决策，其他人的职责，只不过是执行他的命令而已。时至今日，路易十四的那句名言：“朕即国家”仍在世人中广为流传。毋庸置疑，这位“太阳王”是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由于他躬亲政事毫不松懈，加之他用人有方，如重用柯尔伯这样的能臣，使得法国国势在其统治前期蒸蒸日上，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亦达到极盛。然而，这位君王又是位好大喜功之人。正是他的好大喜功，使他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由此，法国国势在其统治晚期日趋没落，君主专制制度也盛极而衰。

第五章 君主专制制度的没落与启蒙运动的兴起

一、路易十五：一个千夫所指的无道昏君

从1715年至1723年，为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摄政王上台后力图改变路易十四高度专制集权的作风。为此，他将前朝旧臣一一谪贬，同时网罗一伙宫廷贵族接掌权柄。奥尔良公爵既不忠诚，也无安邦治国之才。他与他手下的那帮王公显贵虽在肆意挥霍、任情享受方面极有能耐，但在如何填补路易十四留下的巨额财政亏空以及对付欧洲各国当时普遍存在的物价飞涨方面却一筹莫展。就在这时，一个名叫约翰•劳的苏格兰银行家向摄政王献出了他的锦囊妙计。

这位狡猾无比、善于投机的苏格兰人提出的计策是，在法国兴办与英国类似的银行，该银行根据库存金银数额发行一定量的纸币，这些纸币将加快货币流通，促进消费和生产；与此同时，银行还可以利用存款投资，赚得红利。约翰•劳还强调，只要依照他的方法行事，法国的巨额国债不日即可偿清。

约翰•劳的建议很快被正因束手无策而焦虑万分的摄政王所接受。只是由于主管财政的诺阿伊公爵反对以国家财政去冒险，约翰•劳最初只获准开办一家私人银行。银行开张之初，信誉极好，其发行的纸币随时可以贴现为金银硬币。同时，他所投资的公司红利之高也令人艳羡。眼见银行获得暴利，法国政府决定将约翰•劳的私人银行改为皇家银行，约翰•劳本人也于1720年擢升为财政总督。于是，约翰•劳便借此大量发行纸币。是年年底，纸币发行额达到30亿锂，而皇家银行所掌握的金银却只有7亿锂。正是借助这种金融冒险，王室用纸币基本偿清了路易十四留下的巨额国债，而约翰•劳在个人的腰包迅速膨胀的同时，还被人视为拯救法国财政的功臣。

然而，在有关底细泄露后，财政灾难很快就降临了。由于人们纷纷手持纸币、股票到银行兑换金银硬币，而银行又拿不出相应的黄白之物，遂使银行宣布垮台。事发后，摄政王及其政府拒绝认账，约翰•劳则匆匆逃出法国，一走了之，因此，不少认购过股票或持有大量纸币的贵族与资产阶级遭受了破产的厄运。由于这次事件，法国人很长时间不信任银行的股票和纸币，而这种现象又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

约翰•劳金融冒险的失败亦使得摄政王更为声名狼藉。1723年2月，路易十五进入成年，奥尔良公爵不再摄政。然而，路易十五似乎还无意亲政。不久，他把国事托付给自己以前的家庭教师，红衣主教弗勒里。此时，弗勒里已经七十高龄。尽管如此，这位古稀老人还得治理法国16年左右。弗勒里的治国之策是：促进经济发展，为此就必须平息国内纷争，重建被摄政王及其宠臣们破坏了的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欧洲和平。在弗勒里担任首相期间，法国经济出现繁荣局面，财政状况也一度好转。然而，由于王室及掌握着军政要职的宫廷贵族们的挥霍无度，加之数起很难避免的战争，在弗勒里执政末期，法国的财政赤字又出现了上升的势头。

1743年弗勒里去世，路易十五自此开始真正亲政，时年33岁。路易十五在秉政之前即已养成两大习惯，一是围场狩猎，一是追逐女色。亲政之后，他不仅未在这两方面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与路易十五有染的诸多佳丽中，最受宠幸的先后是蓬巴杜夫人和杜芭丽夫人。路易十五为买得宠姬欢心，动辄一掷千金。如他用在蓬巴杜夫人身上的赏赐竟达3600万锂之巨，而杜芭丽夫人从国王处得到的赏赐，也丝毫不亚于蓬巴杜夫人。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有这样一位淫逸放荡、奢侈靡费的国王，其手下的宫廷贵族们自然也肆无忌惮地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由于财政危机日益严重，曾有大臣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和措施。然而，这位无道昏君似乎只要能和情妇们逍遥欢乐，哪怕财政崩溃也毫不在乎。他的名言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曾任路易十五外交国务秘书的达尚松在他的《日记和回忆》中曾如是写道：“当你向国王陛下讲到经深受路易十五宠幸的蓬巴杜夫人济和节省宫廷开销的时候，他就扭转头跟别的大臣谈天。”当时，与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下层群众的极度贫困。下层群众因不堪封建压榨，屡屡铤而走险，举行暴动。更有甚者，就连第三等级中的富商巨贾，其虽有万贯家财，但也对王室及其特权等级深为不满。其中最让他们不满的是不公平的征税制度。面对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达尚松还在日记中表示了他的担忧：国王和政府到处遭人咒骂，这些不满可能是爆发革命的引火物。

使路易十五不得人心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位期间多次把法国拖入对外战争，且在这些战争中要么是一无所获，要么是遭受沉重打击。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虽耗费巨资，且在陆战中取得一定胜利，但当结束此战的亚琛条约在1748年签订时，法国却一无所获。在1756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非但在欧洲大陆失利，在美洲和印度战场上更是被英国打得落花流水。正是这次战争，使法国不仅把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拱手交给英国，而且在欧洲大陆上也降到了二等国的地位。

1774年5月10日，路易十五在怨声载道中一命呜呼。由于这位无道昏君太不得人心，所以他的遗体只能在夜间悄悄下葬。

二、启蒙时代的到来

早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即已盛极而衰，而在路易十五继位之后，君主专制制度的没落朕兆更是充分显现。恰恰就是在这一时期，在法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占有光辉一页的启蒙运动开始在六边形国土上勃兴。启蒙运动是启蒙思想家们发动和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和理性为武器，去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宗教狂热、迷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特权和黑暗统治，并由此给人类带来“民主”与“科学”之光。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发展几乎与整个18世纪相始终。故此，不少人把18世纪称之为“启蒙时代”。“启蒙”一词在法文里写作lalumière。这是一个内涵颇为丰富的多义词。它的单数既可译作“光明”，也可译为“阐明”、“认识”等等，其复数形式则含有“智慧、知识”之意。“启蒙运动”的冠名昭示着这样的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光明。作为知识阶层的精英、资产阶级的先锋，在18世纪积极领导和参与了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们都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深感自己对社会，对他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他们对自身的力量也充满自信。诚然，这些伟大的“哲人”们并没有结成一个政党，但他们的思想却通过其脍炙人口的作品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这股强大的洪流不仅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而且还为新制度的建立扫清了多方面的障碍。更有甚者，它所确立的许多原则在为后人接受后，一直延续至今仍不失其生命力。

众所周知，启蒙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理性至上，即“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启蒙思想家所张扬的理性主义是在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说理性主义在笛卡儿时代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君主专制政权服务的，那么，在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在充分吸收了近代法国以及西欧各国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与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已发展成为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此时的理性主义，已完全成为为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学说。

在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中，首当其冲被启蒙思想家推上理性的法庭而受到严厉批判的是宗教神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启蒙思想家在斯宾诺莎、贝尔等人的影响下，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打破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才能启迪人的智慧，推动思想进步。为此，一代又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们一直不间断地用手中的笔毫不留情地揭露着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和教权主义的罪恶，并以自然神论、泛神论乃至无神论来否定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在这基础上，启蒙思想家又对以“君权神授”说为精神支柱的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发起进攻。当时，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共同的政治理想是“开明君主制”。但他们中最激进的一员卢梭却主张实行主权在民的制度。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直接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卢梭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他的启蒙思想家。

毋庸置疑，至少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18世纪的欧洲堪称法国之欧洲。当时的欧洲人不仅为源自法国的一种典雅活泼、纤巧轻灵的新型艺术风格——“罗可可风格”所倾倒，更为法国启蒙思想家那些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想、新理论所折服。一时间，一股前所未有的“法语热”风靡除了英国之外的几乎整个欧洲。其时，在其他国家的贵族沙龙中，乃至在宫廷里，人们皆以讲法语为荣。更有甚者，当时不仅不少法国启蒙思想家被欧洲各国的所谓“开明君主”接二连三地请入宫廷，待若上宾。就连一些并无特长的法国人，仅仅因为会说法语，亦纷纷被各国的王公显贵、富商巨贾请入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凡此种种，足以让而今正为法兰西文化雄风不再而担忧的法国人感叹不已。

三、孟德斯鸠与伏尔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

启蒙时代的法国，可谓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任何一位对此期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毫不费力地说出一大串在启蒙运动中叱咤风云的法国文化巨匠的名字，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孔多塞、魁奈、博马舍……在这庞大的文化精英团体中，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堪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

孟德斯鸠（1689—1755年），原名夏尔•路易•德•塞孔达，出身于穿袍贵族世家，曾任波尔多高级法院院长。孟德斯鸠博学多才，对各种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这也可以说是18世纪的“哲人”们的一大共同特征）。在担任法院院长期间，孟德斯鸠曾写过一些物理学和医学方面的论文，并雄心勃勃地准备写一部“地球地质史”。1721年，孟德斯鸠因发表《波斯人信札》一书而一举成名。《波斯人信札》是一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宗教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书信体小说。这部开创了哲理小说之先河的作品由160封信组成。作者通过两位旅居巴黎的波斯贵族青年向本国亲友描述自己所见所闻的形式，广泛而深刻地触及了路易十四逝世前后法国的社会现实。书中两位波斯贵族青年对巴黎时弊的针砭，无疑集中体现了孟德斯鸠对路易十四绝对君权的态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太阳王”的极端专制深恶痛绝的孟德斯鸠在揭露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种种弊端和政策的失误后，对欧洲不少国家已在实行的君主专制下了这样的结论：“欧洲大半政府均为君主专制……要求他们支持相当长的时间而保持纯洁，至少是困难的。这是横暴的政制，它势必蜕化为专制暴政，或转变为共和国，因为政治权力不可能在君主与人民之间平均分配，非常难于保持平衡。”此外，孟德斯鸠还在书中借波斯人之口宣扬他自己的反教会观点。

1726年，孟德斯鸠卖掉了其家族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一职，前往巴黎。几年后，他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之旅。在这次旅行中，孟德斯鸠的足迹踏遍了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莱茵地区、荷兰。不过，最令他流连忘返、并深有感触的国度则是已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他怀着对自由的羡慕，在这里呆了整整18个月。1734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诚然，这部史论专著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缺陷，其史学价值也难以高估，但全书立论之深刻有力，文笔之流畅、生动，使得该书仍不失为传世之作。孟德斯鸠写作此书的本意是通过引证历史来反对专制制度。他在书中认为，共和时期的罗马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公民享有政治权利，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具有勤劳、勇武、爱国家、爱荣誉、爱自由的美德。而帝制时期的罗马之所以一天天衰亡下去，其重要原因就是专制主义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扼杀了人民的自由。孟德斯鸠还从罗马的盛衰中得出如下启示：古老的政体如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就会被革命力量推翻。革命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要以流血牺牲为代价，但社会向前发展了，比停滞不前要好。任何强大的帝国都有兴盛和衰亡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了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为完成这部巨著，孟德斯鸠竟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来构思与写作。《论法的精神》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他也是欧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之一。孟德斯鸠在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其影响最大的是其政体分类论和三权分立说。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专制政体、君《论法的精神》的封面主政体、共和政体三类。在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中，既无法律，又无规章，君主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实行“人治”；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国家里，虽也有国王，但他得通过由世袭贵族、在职贵族、纳税人团、民选议会组成的中间权力机构来治理国家；在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里，由全体人民自行治理。孟德斯鸠在对这三类政体的本质进行剖析后，明示孰优孰劣：基于“道德”的共和政体虽好，但很难做到；专制政体基于“恐怖”，必须坚决反对。因而，基于中间权力机构全体成员的荣誉感的君主政体才是理想而又切实可行的制度。孟德斯鸠对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则赞叹不已。正是根据英国的经验，孟德斯鸠发挥了洛克在《论国民政府》一书中提出的分权学说，形成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理论。根据三权分立理论，国家权力可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三权必须分授不同的人或团体独立行使，不能同时落入一人或一个团体之手；为确保公正，各种权力相互制约，彼此制衡。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在其生前虽未被路易十五所采纳，但在其身后，他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更有甚者，直至今日，三权分立仍被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国家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

比孟德斯鸠略小几岁的伏尔泰虽然成名也稍晚于前者，但他在18世纪法国的影响力很快就远远超过了孟德斯鸠，并被人们视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伏尔泰（1694—1778年）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出身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任法院公证人。伏尔泰中学时期就读于巴黎左岸的路易大王中学。该校在当时被誉为巴黎最好的学校之一。在这里，伏尔泰不仅以优异的成绩令师友们刮目相看，而且还充分展露出他在文学、戏剧方面的才华。中学毕业后，伏尔泰打算以文学为职业，但他父亲警告他道：从事写作等于走向贫困之门。迫于父命，伏尔泰学了一段时间的法律。但不久，他就违抗父命，投身于文学创作。1717年与1725年，伏尔泰相继因写讽刺诗得罪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以及与贵族发生冲突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1726年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约有3年之久。其间，他对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赞叹不已。回国后，伏尔泰以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教权主义的罪恶以及以宗教神学为精神支柱的法国封建专制政府和司法机构的种种无耻行径。为此，他的作品曾被查禁，本人也屡遭迫害。尽管如此，伏尔泰从未停止过用笔进行战斗。

伏尔泰既是卓越的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又是杰出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高产作家，伏尔泰的著作品种多样，卷帙浩繁，其中最著名的有《哲学通讯》、《哲学词典》、《路易十四时代》、《论通史及各国习俗和精神》（一译《风俗论》）、《老实人》、《天真汉》等等。

伏尔泰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对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教权主义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嘲讽和批判。比如，他指出教会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之上的，是“最卑鄙的混蛋所作出的各种最卑鄙的欺骗”的产物，是“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在他看来，教皇和神甫都不过是一群“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不过，天主教会之所以把伏尔泰视为恶魔和死敌，不仅是因为伏尔泰对教会的攻击态度最为激烈，文字也最多，而且还因为他这方面的文字往往能够快捷、广泛地传播，在公众中产生巨大的反响。确实，伏尔泰文笔的辛辣在18世纪无人可望其项背。人们只要读一下下面这段文字，就可深刻地感受到伏尔泰嬉笑怒骂的力量。

在《耶稣会士自中国被逐记》中，伏尔泰杜撰了一段雍正皇帝与一位在华耶稣会士关于圣母玛利亚的对话：“上帝之母实则并非骨肉之躯，而是木雕一具。我们有些兄弟言此像实为其子上帝所雕，上帝原为一出色之细木工。——一个木匠上帝！上帝为一女子所生！此话令朕惊叹不已！——哦，陛下，她并非一成年女子，实乃一小丫头而已。她确已婚配，并生有另两子，均名雅各……然确是十足的童贞女。——什么！她有子，却仍是童贞女！——确实如此。事情恰妙在此处，正是上帝使其产下一子。——朕不知此话怎讲。卿方才称其为上帝之母，莫非上帝与其母同床后又生下自己？——圣上英明，所言极是，对圣事，您已悟到些精髓了。……”

不过，尽管伏尔泰对天主教的“上帝”极尽嘲讽之能事，但他本人在宗教问题上仍未达到无神论的境界。伏尔泰的宗教观是自然神论。他仍承认存在着一个被牛顿称为“钟匠”的上帝，这个上帝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最初的推动者”。伏尔泰之所以坚持承认上帝的存在，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考虑，即以它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们在自由行动的同时又能确保社会的秩序。

在政治上，伏尔泰基本上是开明君主制的拥护者（直至晚年才倾向于君主立宪制）。他既对专制君主制深恶痛绝，又对共和制采取否定态度，并把改革旧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思想开放、头脑理智的君主身上。如他最为重要的史学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就力图通过对路易十四的光辉功业及优点的赞颂和美化，反映出开明君主的重要。

四、百科全书派与卢梭——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

从18世纪50年代起至法国大革命爆发，是启蒙运动的后期。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启蒙运动进入高潮，并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气势更为宏大壮阔、斗争更加彻底、激进的特征。这一时期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新一代启蒙思想家比老一代启蒙思想家更为激进。

新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更为激进”，主要表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哲学思想上已达到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高度。在新一代的激进的启蒙思想家中，声势最大的是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的核心人物有达朗贝、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多塞等人，但其首领和灵魂则非狄德罗（1713—1784年）莫属。狄德罗被人誉为“启蒙时代的苏格拉底”。他既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最杰出代表，又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美学的先驱者之一。狄德罗的主要著作有《论盲人书简》、《对自然的解释》、《达朗贝之梦》、《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拉摩的侄儿》。在这些著作中，狄德罗阐发了诸多在当时堪称最为进步的哲学原理。如他坚定地认为自然是各种物质元素组合成的，不存在神学上所说的超自然的精神实体。他还把人脑也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有机物质，从而指出人的思想并不神奇，而是有机物质的一种特性和机能。更难能可贵的是，狄德罗在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同时，还阐述了不少具有辩证法因素的观点。如他在《达朗贝之梦》中指出：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和变化之中。这种运动和变化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这种运动和变化的原因在于物质内部充满着活动和力。这一观点无疑是对17世纪机械唯物论的大胆否定。

百科全书派指的是云集在《百科全书》周围的启蒙思想家，也就是说，它得名于《百科全书》（全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工艺详解辞典》）的出版。以弘扬科学和理性为己任的启蒙思想家历来重视总结人类的经验。在年老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曾在《论风俗》中总结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布封在《自然史》中以自然分类总结了自然界生物演化的历史。相形之下，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们则显得更加雄心勃勃。他们所瞄准的是“人类全部的知识”，并渴望通过对它的总体和分支的研究，撰写出一部总结人类“思想进步史”的《百科全书》，为了实现这一宏愿，狄德罗等人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百科全书》总共35卷。1751至1772年所出的前28卷为词典正文（17卷）和插图（11卷），均由狄德罗主编。18世纪70年代后期，又由孔多塞等人续编了5卷补遗和2卷索引。在前28卷的编撰过程中，狄德罗等人以宏大的气魄和干练的组织才能，先后约请了160多位著名的作家、科学家为其撰稿。与此同时，面对专制政府和封建教会的阻挠、迫害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困难，狄德罗等人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胆量。

虽然《百科全书》的全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工艺详解辞典》，但它绝非一部纯科技的工具书。卷佚浩繁的巨著的内容实际上已基本囊括了当时人类所掌握的全部知识。除科技外，它还广泛涉及哲学、宗教、经济、政治、文化、艺术、习俗等诸多领域。由于撰稿者多为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化精英，因而，《百科全书》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均代表了18世纪的最高学术水平。又由于《百科全书》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科学和理性的礼赞，提倡以进步去战胜谬误和偏见，因而，它更具有宝贵的“启蒙”价值。

诚然，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在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上已比老一代的启蒙思想家“激进”得多，但他们在政治主张方面却仍未超脱出“开明君主制”的模式。在这部被人视为“包含了18世纪一切最大胆的思想”的“详解辞典”里，从头至尾，更没有一个条目宣传或暗示过暴力革命。就像当年伏尔泰热衷于为普王腓特烈二世作国师，1772年，当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写信邀请狄德罗前往彼得堡时，狄德罗也满怀对“开明君主”的期望踏上了通往俄国的道路。由此可见，百科全书派就其政治倾向而言，仍比较保守。不过，尽管狄德罗等人和孟德斯鸠、伏尔泰一样，并不希望以暴力手段来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秩序。但他们对专制君权的有力批判和对宗教神学的无情抨击，在客观上仍对促成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尽管绝大多数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把“开明君主制”奉为理想的政治模式，但他们中却有一人对此不以为然。这位提出了启蒙时代最激进的政治主张的启蒙思想家就是让•雅克•卢梭。

卢梭（1712—1778年）出生于日内瓦一个法裔钟表匠的家庭。在他呱呱落地后仅5天，他的母亲即因患产褥热不治而亡。1722年，他的父亲为躲避牢狱之灾只身逃离日内瓦。由此，年仅10岁的卢梭就完全失去了双亲的呵护。因家境贫寒，卢梭从12岁起就开始当仆人、学徒。在他16岁那年，卢梭从充任其监护人的舅父家出走，开始过流浪生活。其间备尝人间艰辛。从1732年至1740年，卢梭在红粉知己华伦夫人的照顾下，曾有过8年安居欢愉的时日。在这8年中，卢梭如饥似渴地读书，学识大增。1741年，29岁的卢梭来到巴黎，并结识了狄德罗。在巴黎默默无闻地过了近十年后，1749年，卢梭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参加了第戎科学院举办的“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改良风俗有益还是有害”的征文竞赛。结果，他因荣膺榜首而一举成名。其后几年，卢梭又陆续写成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新爱洛绮斯》、《社会契约论》、《爱弥尔》等许多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既给卢梭带来了声誉，也招致了政府和教会的残酷迫害。从1762年起，卢梭为逃避逮捕，先后逃到瑞士、普鲁士、英国等地。1770年，在法国当局宣布对他赦免后，卢梭才返回巴黎定居。卢梭晚年的重要作品有自传《忏悔录》和为自己辩护的《孤独的散步者的冥想录》。1778年，卢梭告别人世。

环视此期众多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是惟一一位在社会底层度过青年时代，从事过各种“卑贱”的工作，甚至像乞丐一样被送进收容所的人。在与他齐名的几位启蒙思想家中，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拥有自己庄园、同时又担任过法院院长的穿袍贵族，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大资产者，家有万贯之财，与之交往的也大多是社会上层人士；就连狄德罗也是出生于富裕的家庭，他虽然因违抗父命而被迫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谋生，但毕竟没有卢梭那种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或许正是这一原因（至少是一个主要原因），使卢梭显得比其任何一位同道都要激进。

卢梭的激进在其政治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从分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出发，提出了天赋人权的理论，论证了自由、平等的重要。卢梭认为人类的不平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源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因为“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不久便可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随着国家的形成，不平等加深了。及至专制暴君出现后，不平等也发展到了极点。通过阐述不平等的起源，卢梭引出了结论：民众有权以暴力推翻暴政。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否定了君权神授说，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人民主权思想。他指出，所谓人民主权就是以公共意志为最高权力，其具体体现就是由全体人民根据自身利益所制订的社会契约。既然人民主权是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每一个人也就都享有主权，同时也须服从主权。换言之，在最高主权面前人是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如有人不服从，社会契约就强迫他服从，即迫使他自由。卢梭还十分重视法治。他认为，法律是社会契约的护卫，也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之，通过“社会契约”的学说，卢梭提出了全新的国家组织原则，而“人民主权论”则更是直接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旗帜。也正是这一原因，《社会契约论》在大革命中被视为一部民主宪章，而卢梭本人的声望在当时也超过其他任何启蒙思想家。

五、锁匠国王路易十六登基与专制王朝危机的日益加深

不得人心的路易十五在1774年5月一命呜呼后，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孙子、王位继承人路易—奥古斯特。路易—奥古斯特在登基后称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继位时年仅19岁。这位年轻的君主动作笨拙，性格内向，遇事犹疑，温和羞怯。与他那些风流的祖先不同，路易十六从不迷恋于女色，却惟独视修锁、行猎为人生最大的乐趣。由于他在登基后依旧热衷于拆装铁锁，且与巴黎著名锁匠阿曼过从甚密，因此，他很快就被人们称为“锁匠国王”。

平心而论，路易十六既不专横独断，也不乏善良愿望。为了收拾其祖父留下来的烂摊子，尤其是为了缓解当时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路易十六任命了一批才能出众的大臣。其中，著名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杜尔哥被委以财政总监的重任。

杜尔哥走马上任后，即大力推行一系列的改革。1774年，杜尔哥颁布允许粮食在王国内自由流通的法令，以扩大粮食市场和抑制地方上的粮食投机。翌年，为缓解财政困难，他又毅然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以产业额为依据的道路税，并规定一切等级均须纳税。1776年初，他不仅宣布取消行会管事与师傅，而且还废止了酒类专卖制，实行自由买卖。杜尔哥的这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得到了资产阶级人士的普遍欢迎，后者甚至为之拍手叫绝。然而，由于这些改革触及到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教会人士和王公显贵们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的怂恿下，原先对杜尔哥颇为信任的路易十六在1776年5月将其免职。随着杜尔哥的倒台，他所推行的改革也被完全取消。

接替杜尔哥的是一位名叫内克的瑞士银行家。由于身为外国人和新教徒，内克虽被授权主管财政，却并没有“财政总监”的头衔。为了解救宫廷财政支出的燃眉之急，缓解国内的财政混乱状况，内克在上台之初，利用其银行家的声望到处借款。由于他成功地筹到了几笔巨款，宫廷深感慰藉，内克本人的官位也因此而有所稳固。尽管内克深知，为真正解决问题，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但鉴于杜尔哥的前车之鉴，内克力图只实行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不久，他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开支，并且还制定出了一整套节支的制度。此举一出，宫廷贵族们立即像过去对待杜尔哥一样，猛烈抨击内克。1781年，内克公布了关于王国的政府预算情况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由于该报告书透露了国王赏赐钱和恩给金的巨大数额，遂使王室和领取大量年金的显贵们再也无法容忍内克。于是，内克很快被摘除乌纱帽。财政报告书所披露的内情和内克因此被革职，大大激化了社会公众对宫廷的不满情绪。

内克的继任者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推荐的卡隆。卡隆上台之初，为了取媚王后，笼络王公显贵，一度采取了与内克截然相反的方法，即提倡奢华与挥霍。其间，他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力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的威望。与此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挖运河、建港口、修道路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加收入。然而，到了1786年，迫于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卡隆也不得不步杜尔哥、内克的后尘，开始考虑改革财政制度，向富有者纳税。不久，他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延长对盐和烟草的专卖权，以土地特征税代替人头税和什一税，每个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权等级一律缴纳。此外，他还提出恢复杜尔哥有关取消各领地的关税和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的法令。为使自己的改革方案能付诸实施，他召开了“显贵会议”。“显贵”们既然是特权阶级的成员，他们对这一改革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果然，在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上，与会者强烈反对卡隆的改革方案。不仅如此，他们还迫使国王解除了卡隆的职务。

在王后的力荐下，图卢兹的大主教布里埃纳接替了卡隆的职务。布里埃纳在得到了职位的同时，也“继承”了前任留下的烂摊子。面对严峻的局面，布里埃纳别无选择，只能依照前任之策行事，执意增加新税，并要显贵会议同意特权等级也得纳税。在显贵会议再次拒绝了向特权者课税的方案之后，经布里埃纳奏请，国王解散了显贵会议。1787年5月，布里埃纳决定将相关方案交巴黎高等法院登记。孰料，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不仅拒绝登记，反而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如何自由地向国王纳税。为迫使法院接受布里埃纳的改革方案，路易十六曾两度亲临高等法院施加压力。不过，巴黎高等法院并未买账。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庄严地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宣言声称国民应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并要求通过一项法国人的人身保护法，未经正当审判不得逮捕任何人。显然，巴黎高等法院试图对王权加以限制。路易十六盛怒之下将两名法官投入牢狱，并准备继续镇压。

然而，法院的斗争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不少地方发生反抗事件。如在格勒诺布尔发生了“瓦片日”，王家士兵遭到从房顶上扔下来的各种抛掷物的袭击。已闻悉朝廷欲向自己征税的各地教士、贵族也乘机作乱。他们声言决不纳税，支持法院召开三级会议的要求。1787年开始的这场斗争在法国史上被称为“贵族革命”。面对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国王和布里埃纳不得不让步。前者宣布同意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后者则在宣布国家财政破产后挂冠而去。

布里埃纳下台后，内克被国王召回，并授以财政总监之衔。由于他上任伊始就弄到了7500万锂的借款，使已没钱可用的宫廷又有了银两，因此，二度为官的内克在国王及宫廷显贵眼中的身价可谓是今非昔比。又由于内克官复原职后还设法使第三等级在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中的代表名额增加了一倍，遂使他本人在民众中亦享有极高的威望。

如果说“贵族革命”昭示着法国专制王朝危机的加深，那么，来自第三等级的不满与反抗则对专制王朝形成了更大的冲击。由于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深入人心，第三等级各个阶层的人士无论是在家中的窃窃私语还是在公共场合，如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的高谈阔论中，已毫不掩饰地道出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启蒙时代的启蒙剧作家博马舍在他的许多名剧中对旧制度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抨击，而《费加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费加罗的婚礼》更是成为反对封建贵族的不朽之作。当时，每当剧中的主人公费加罗在独白中挖苦专横、邪恶与愚昧的贵族只不过是些“除去从娘胎中出来时用过一些力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庸碌之辈时，座无虚席的剧场中总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由于1787年布里埃纳上台后法国发生的两起事件使法国经济状况更趋恶化，使得民众中长期存在的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这两起事件一是英法通商条约从1787年5月起生效，二是1788年的天气极为反常。由于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英国廉价的商品充彻法国市场，致使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而由于1788年天气的极度反常：先是夏季的干旱，继而是带雹的暴雨，最后是冬季的严寒，法国农业出现灾难性的歉收。由此，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为了不致活活饿死、冻死，一些人铤而走险。城乡暴动，时有所闻。于是，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危机。随着整个社会出现严重动荡，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行将爆发。

作者评曰：

若就经济维度而言，18世纪的欧洲显然是首开工业革命先河的英国之欧洲，但就思想文化维度而言，18世纪的欧洲则又无疑是法国之欧洲。对于后者，法国人至今仍深以为骄傲。毋庸置疑，法国人有足够多的理由为法兰西文化当年的辉煌感到自豪。不过，他们似乎不应忘记，法兰西文化之所以能在启蒙时代达到世人仰慕的高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普遍具有一种全方位的开放意识。在这方面，作为启蒙运动领袖与导师的伏尔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伏尔泰不仅很好地继承了本国16世纪人文主义的传统，而且还能将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精华兼容并包。其中，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尤使他受益良多。笔者之所以指出这一点，丝毫没有贬低此期法兰西文化的意思。事实上，由于启蒙思想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世界各国的人民在提及启蒙时代的法兰西文化时，不仅是油然生敬，而且还每每心存感激。

第六章 法国大革命

一、第三等级就是一切

当该年的首页日历刚被撕下时，2800万法国人正在吞食着1788年灾难性的农业歉收的苦果。后者使法国的经济状况更趋恶化，社会动荡日益加剧。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围绕着“人类应该在怎样的基础上缔造自己的社会？”，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辩论正在六边形的国土上展开。在争论的双方中，一方打着维护历史传统的旗号，积极鼓吹神赋权利、等级制度和行业组合；另一方则宣扬人类的创造性，主张天赋权利以及理性和正义。这场涉及哲理的政治辩论的关键所在，一言以蔽之，就是确认占法国人口2/3的第三等级拥有何种地位。

这年春天，全国上下流传着数以百计的反封建的小册子。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首推西哀耶斯修道院长在1789年1月发表的《什么是第三等级？》。这位背叛了自己等级的教士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文笔犀利。他在这本立即被第三等级人士奉为“圣经”的小册子中言简意赅地道出了第三等级对自己处于被束缚和被压迫状态的愤懑，充满自信地表达了第三等级的参政要求：“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在此之前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求什么？有所作为。”一时间，人们在街谈巷议中经常能听到这些“格言”。

自1614年最后一次召开以来，已经中断了175年之久的三级会议将于是年5月召开。为此，从2月份起，法国举行了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根据国王颁布的选举规则，前两个等级，即贵族和教士的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而第三等级的代表则由复选制选举产生。各地在选举代表的同时，还得应国王的要求，填写陈情书。因而，各个等级和各个阶层均力图在陈情书中表达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据统计，全国共有6万多份陈情书，这些陈情书构成了一部反映大革命前夜法国状况的内容丰富的史料。凡阅读和研究过这部史料的人，都对陈情书中感情的自然流露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读一读第三等级的陈情书，然后再读一读贵族的陈情书，法国社会当时存在的两大鸿沟可谓一目了然。其一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鸿沟，这是一条法律上的，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上的鸿沟；其二是在赋税方面把人们分隔开的鸿沟。

从这些陈情书的字里行间，人们还可感受到这样一种现象：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举国上下，不论哪个阶级都对“锁匠国王”及其君主使命充满信任。在不少陈情书中，作者把路易十六誉为“诸国王中最开明、最可敬、最优秀的国王”，“人民之父、使法兰西获得新生的人”。法国人此时对国王的爱通过其在陈情书中对那些“渎职的大臣”的大肆攻击而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崇国王，抨击大臣，换言之，把“善良的”国王同卡隆之流滥用权力的大臣对立起来，构成了此期法国舆情的基调。

选举结束，三个等级分别推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其中教士代表291名，贵族代表270名，第三等级代表578名。在第三等级代表中，近一半是在选举中能言善辩出尽风头的法律界人士，此外也有不少商人与银行家，至于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无一当选。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等级还选举了几个背叛特权等级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其中有贵族米拉波和教士西哀耶斯，这两人虽均其貌不扬，但后来却分别以其“声音”和“思想”成了第三等级最为杰出的代表。

5月5日，人们盼望已久的三级会议终于在凡尔赛“游艺”厅开幕，从上午9时开始，1139名代表由军队传令兵点名引路，按等级和管区，在典礼官的监视之下一一入座。当所有的代表入座完毕时，时针已指向12点差一刻。下午1时，国王在欢呼声中走进大厅。尽管国王在讲话中关于此次会议对法国来说应该成为“新的幸福源泉”的开场白，曾让对他寄予厚望的代表们激动了一阵子，但他在讲话中只字不提宪政，反而告诫代表们要谨防任何图新精神的事实很快令他们深感失望。

接着讲话的是巴朗坦。这位敌视新生事物的掌玺大臣讲话空洞无物，加之音调过低，鼻音太重，使听他发言的代表们如坐针毡。终于，轮到内克发言了。事实上，这位复职后在国人中的威望与日俱增的财政总监也正是绝大多数代表最为期望的发言者，因此在他登台时人们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在讲话的3个人中，内克发言的时间最长。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他首先用恰如其分的谦虚精神介绍了自己，并不无夸张地颂扬了法国的“巨大进步”。紧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财政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援引了各种数字，给大家列举了无数大宗开支和收入，开口闭口是“本年度”、“先期支用”、“应归还债务”之类的词句，既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也丝毫没涉及三级会议究竟是按等级还是人头表决的问题。人们原先期待的是一个畅述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没想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只会念账单的会计。就这样，法国最有威信的人让对其更寄予厚望的第三等级也失望了。

新的三级会议是按人头投票，抑或继续按等级表决？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的冲突显然不可避免。道理很简单，按人头投票，将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新时代的开始。反之，则意味着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失去任何意义，旧的制度将继续下去。因为，在许多涉及特权的问题上，第三等级都可能遭到前两个等级的联合反对。如果说，在会议召开之际，第三等级的代表在这一问题上尚对国王、内克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后者的言行已使第三等级开始认识到只能依靠自己了。

不可避免的冲突很快就来临了。因代表数目加倍而踌躇满志的第三等级首先借代表资格审查问题发起了攻势。他们提议3个等级一起开会，共同进行代表资格审查，而此举实际上无异于取消等级划分，以个人表决代替等级表决。对此，前两个等级，尤其是贵族等级的人士竭力反对，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若守不住分厅议事这道防线，他们今后将不得不顺从第三等级的意志。

5月6日，拒绝按等级组成单独一院的第三等级代表打出了“众议院代表”的称号。在其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场无休止的争论在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之间展开。由于王室与特权等级采取顽固立场，第三等级于6月10日决定单独审查代表资格。6月15日，西哀耶斯请求代表们“立即着手组成议会”，这个议会至少代表全国96％的人口，它能够着手进行国家期待于它的事业。那么，这个议会该如何称呼呢？西哀耶斯建议放弃三级会议的名称，因为它已有名无实，而改用“经法兰西民族承认和审查的代表大会”的名称。较尊重法规的穆尼埃建议的名称是冗长的“由国民大多数代表所组成的、在少数人缺席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合法大会”。而米拉波则认为，该议会可以简单地称为“法国人民代表议会”。最后，西哀耶斯吸取了来自贝里的代表勒格朗的意见和建议，把新议会命名为“国民议会”。

1789年6月17日，众议院以490票对90票的多数通过了西哀耶斯的提案，发布了“关于建立国民议会的声明”。从此，第三等级代表便以国民议会自居，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利。第三等级的强硬态度削弱了教士等级的反抗，使它首先让步。6月19日，教士等级以149对137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决议，加入第三等级的国民议会。

二、从网球场宣誓到攻占巴士底狱

第三等级组成了国民议会以及教士等级的准备加入，使贵族们惊恐万状。为了负隅顽抗，贵族们在6月19日向国王呈递了一份抗议书，以争取王室的支持。抗议书中的词句颇能打动国王，内中宣称：“假如我们保卫的权利纯粹属于我们自己，假如这些权利只关系到贵族，我们便不会以这样大的热忱去争取之，不会以这样的坚韧性去维护之。陛下，我们所保卫的不只是我们的利益，这也是您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这归根结蒂也是法国人民的利益。”

在贵族与高级教士的怂恿下，对第三等级此时的所作所为已极度反感的国王试图对第三等级进行反攻。当天，国王借口进行必要的内部修缮下令关闭了第三等级的会议厅，并派法兰西卫队的士兵严加把守。6月20日凌网球场宣誓晨，第三等级的代表前往大厅就座时，吃了闭门羹。愤怒异常的代表们自发地拒绝了国王的否决权，他们在议长巴伊的率领下，来到了距会场不远的老凡尔赛街的网球场大厅。一俟代表们进入网球场大厅，穆尼埃就建议国民代表们“通过庄严的誓言表示愿为民族兴亡和祖国的利益而奋斗”。他的建议引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在一派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所有的代表（除一人外）都在率先宣誓的巴伊议长面前一一宣誓：“我们宣誓永远不脱离国民议会，在形势需要的任何地方开会，直到王国的宪法制定出来并且在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巩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网球场宣誓”。尽管这个原先没有任何桌椅，显得空荡荡的网球场大厅毫无任何威严雄伟之处，但是，宣誓之事却使此地蓬荜增辉。

原定于6月22日举行的御前会议被推迟到第二天。对于这次筹备多日的会议，各方均翘首以待，因为一切都将在御前会议上摊牌。6月23日，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在前两个等级的代表入席之后，第三等级的代表经过严密检查后才两个两个地被放进会场。是日，凡尔赛细雨蒙蒙。而第三等级的代表为接受检查，不得不长时间地冒雨等候。第三等级代表们的气愤之情，可想而知。

临近中午，国王才在王公贵族和卫队队长的簇拥下驾临会场。国王在首先讲话时傲慢地提醒大家他是“万民之父”，并让御前秘书宣读如下的声明：“国王希望3个等级的划分完整地保存下来，此乃本王国之构成，3个等级各自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分别组成议院，按照等级进行讨论，并在国王同意的情况下合厅议事，只有这样，代表们才能被视为组成国家代表的团体”。声明随即还宣布：“本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所通过的决议无效，由此而产生的其他决议也都是非法、违宪的。”

这段对第三等级构成莫大凌辱的话不啻是宫廷决意反扑的信号，对此，第三等级代表的愠怒油然而生。而更让他们义愤填膺的是国王御驾回宫前发出的威胁和命令：“如果你们在这项如此美好的事业中背弃我，我将单独为我的人民谋求福利。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解散，并于明晨在为各等级准备的大厅继续讨论。”

一俟御驾回宫，贵族和教士的代表即遵命退席，但第三等级的代表和部分教士代表却拒不从命，继续留在座位上。当大司礼官德勒•布雷泽侯爵前来督促第三等级代表离去时，天才的演说家米拉波以他那高亢洪亮的声音回答道：“去告诉你的主子，人民的意志叫我们到这里来，只有刺刀才能使我们离开这里。”

面对第三等级公开反叛王权，国王一度打算动用武力，派御林军驱散代表，但由于归附于第三等级的部分贵族代表表示反对，使国王不得不暂时放弃此念。

由此，第三等级不仅控制住了局势，而且开始节节取胜。6月24日，大部分教士的代表在第三等级代表的果敢行为影响下，也加入了国民议会。翌日，以素有自由主义声望的奥尔良公爵为首的47名贵族代表也效法此举。在内克的一再坚持下，国王被迫作出决定，对其未能阻止的做法加以认可。6月27日，国王写信给尚未加入国民议会的全体特权等级代表，要求他们也加入国民议会。

国王让步了。消息传来，凡尔赛和巴黎一片欢腾。尤其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更是沉浸在这场斗争胜利的喜悦之中：从此之后，三级会议不复存在，国王的权威将被置于国民代表的控制之下。欣喜之余，代表们决心乘胜追击，制定宪法，创建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7月7日，国民议会创立了一个制宪委员会。7月9日，它又自行命名为国民制宪议会，至此，一场合法的革命在未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大功告成了。

然而，国王表面上作出了让步，但暗地里却在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宫廷中决心不顾一切地维护旧秩序的顽固派贵族的唆使下，把数以万计的军队调到巴黎和凡尔赛周围。随着大批军队陆续开到，尤其是绝对服从国王的外籍军团在巴黎外围的集结，国民议会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在米拉波的提议下，国民议会上书国王，要求撤走军队。但是，路易十六不仅继续调兵遣将，而且还在7月11日解除了内克的职务。

7月12日中午，深得人心的内克被免职的消息传到巴黎，全城震动。“贵族阴谋”在人们心目中更加具体化，并激起激烈的反应。在刚刚被奥尔良公爵开放为公共娱乐中心的罗亚尔宫花园里，卡米耶•德穆兰，一位不到而立之年的律师爬上了一张桌子，用激动人心的演说向民众指出此事意味着什么：巴黎面临的是对爱国者的大屠杀。粮食极缺、物价飞涨早已使巴黎市民的愤懑情绪达到极点，而德穆兰的演说无异于是一根扔向火药桶的火柴。只听当场就有人喊道：“拿起武器来吧！”很快地，大街上垒起了路障，每个人都各尽其能地武装了起来。一些富有想像力的示威者冲进寺院大街的蜡像馆，取走了内克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蜡像，然后，他们给蜡像披上黑纱，抬着它们在街头游行。游行者中不仅有人喊：“内克万岁！”和“奥尔良公爵万岁！”，甚至有人异乎寻常地喊道：“路易十七万岁！”当游行队伍来到旺多姆广场时，一队龙骑兵向他们冲来，并砸碎了内克半身像。愤怒的示威者把这些龙骑兵团团围住。后者直到指挥王家德意志禁卫军的朗贝斯克亲王带着他的骑兵赶到现场解救才得以脱身。不久，杜伊勒里宫又被示威者占领。当巴黎卫戍司令贝桑瓦尔命令朗贝斯克率兵前去驱赶时，示威者们用椅子袭击骑兵。这回，朗贝斯克只得灰溜溜地带着他的手下人马撤退。

巴黎很快就陷入极度的动乱之中。人们到处寻找武器，武器商店被抢劫一空。蹄铁铺的铁匠们一大早就开始锻造枪矛。一些人向税务所发起攻击，捣毁了里面的所有东西：账簿、收据和家具。另一些人砸开了城北的圣拉扎尔兄弟修道院的大门，把里面的东西抢劫一空。尤其是不少已饱受饥饿煎熬、几近绝望的贫民（乞丐和失业者）几乎见什么就抢什么：各种葡萄酒、啤酒、食油、奶酪、黄油，连书籍与银餐具也不放过。

7月13日清晨，巴黎的各税务所冒着浓烟，教堂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荡，报警的炮声隆隆。在这同一时刻，一些选举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时产生的选举人在处于亢奋状态的群众的围观下，在市政厅召开会议，组成了“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一成立，就决定建立民团，并号召公民们参加。民团的任务有二：一是保卫首都，防御驻扎在城市各入口处和练兵场一带的外籍军团的威胁；二是对付内部的“无政府”行为，即乞丐、失业者等不法分子的暴力和胡作非为，这些人曾抢劫了商店、修道院，烧毁了税务所。由于常务委员会的努力，巴黎的秩序有所恢复。

新成立的民团的成员都头戴识别标志，识别标志的颜色采用了象征巴黎城的蓝、红两色。为了解决民团的武器问题，巴黎人首先到了兵工厂，他们在那里唯一的收获只是获悉巴士底狱有大量炸药和步枪。接着，他们又去了路易十五广场的“军械库”，但只是找到了一些博物馆的藏品、弩戟和旧火枪。于是，人们涌向市政厅，要求市长弗勒塞尔给一些像样的武器。由于市长态度暧昧，百般推脱，甚至故意提供一些子虚乌有的线索，使白跑了数趟的巴黎人民在意识到被人耍了后恼怒万分。次日，这位被指责背叛了人民的市长丢掉了脑袋。

7月13日至14日夜是谣言之夜。谣言四起，一再有消息说王家德意志禁卫军要来进攻，时不时地有人宣称某某军团已到了巴黎市郊的某地……。这一夜也是狂热之夜，每个巴黎人都在准备迎接反击。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宫廷是不会让巴黎失控的。在市政厅，常务委员会处于临战状态。它下令已经倒向巴黎市民的法兰西卫队士兵筑起路障，严密检查进出巴黎的车辆。从圣尼古拉码头一艘运送炸药的船上发现的几十桶炸药已全部分发了下去。长夜漫漫，人们期待着天明，同时又心存忧虑，其中最让他们担忧的是近5万名民团成员远未全部武装起来。

7月14日，成千上万的示威者一大早就冲进了荣誉军人院，并从地下室夺走了3万多支步枪和12门大炮。但是，如果没有弹药，这些枪炮又有何用呢？巴黎人知道到哪儿可以找到弹药，这就是巴士底狱。

此时巴黎的大部分地区均已处在巴黎市民的控制之下，因而，仍由国王军队守卫着的巴士底狱这座象征着封建统治的堡垒本已显得极为触目，而巴士底狱塔楼上的大炮正对着圣安托万街，无疑更激怒了巴黎市民，尤其是居住在这条街附近的居民。从上午9时起，手执武器的巴黎市民团团围住了巴士底狱。尽管狱内的守军只有82名老弱残兵和34名闻讯赶来增援的瑞士雇佣兵，但由于巴士底狱不仅有高达30米的围墙，而且还有宽25米的护城河防护，因此要攻下它并非易事。为避免过多的流血，一些巴黎市民原想先礼后兵，并为此作过一些努力。但守军头目德洛内侯爵的顽固态度使人们认识到，除了用武力攻占这座堡垒，别无其他选择。很快地，双方展开了激战。在战斗中，起义者方面牺牲了98人。由于久攻不下，民团拉来了刚从荣誉军人院夺来的几门大炮，对准巴士底狱猛轰。在这种情况下，胆战心惊的德洛内不得不宣布投降。当他下令放下吊桥后，愤怒的起义者一拥而入。德洛内被俘获后，遭到了起义者的辱骂、痛斥和殴打。在遭到一阵刺刀和利剑的乱戳后，这位造成近百人丧生的罪人被起义者用手枪打死。不过，起义者觉得这仍然不够解气，还将他枭首示众。如果说攻占巴士底狱的最初动因是为了夺取武器，但起义者很快就意识到，它还是一座关押有御批密札的钦犯的监牢，而御批密札无疑是国王滥施权威、独断专行的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由于巴士底狱固有的象征意义，攻占巴士底狱（尽管当时被关在牢房里的犯人仅有7名，且有1人是地地道道的刑事犯）与释放里面的囚徒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反抗专制主义最伟大的行动之一。

巴士底狱被攻下后，市政厅常务委员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将这座“封建堡垒”夷为平地。7月16日，受命负责此事的革命党人帕卢瓦率领上千名工人，开始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削平这个庞然大物。颇懂生意经的帕卢瓦在革命的同时，也没有忘了经营。他回收了巴士底狱的砖石，让人在每块石头上刻了一幅巴士底狱的浮雕图，用这些被称为“自由卫士”的“纪念品”做了一笔可观的生意。此外，他还利用监狱的“铁料”，即犯人曾经戴过的镣铐等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小玩艺儿，如纪念章、镇纸、鼻烟盒等，获利颇丰。

三、“人民又重新征服了国王”

当巴黎演绎着这惊天动地的一幕的时候，甚至在国民议会派出的代表团向国王报告了巴黎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身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仍尚未悟出局势的严重性，并在其记事本上如是记道：“14日，星期二，无事。”路易十六直到15日才明白了局势的严重性。一段众所周知的对话概括了当时的情景。在其宠幸的近臣利昂古尔公爵向他报告了巴黎发生的一切后，这位感觉异常迟钝的国王吃惊地问道：“怎么，这不是造反吗？”利昂古尔公爵的回答是：“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于是，惊慌失措的路易十六来到了议会，表示对议会完全信任，并宣布已下令军队撤离。他在讲话中说道：“呜呼！朕与国民已融为一体，朕依赖诸卿！目下情势危急，请助朕一臂之力，以拯救国家；朕厚望国民议会有所为；……朕笃信臣民之忠诚，方令军队撤离巴黎与凡尔赛。”细心的议员们立即发现，国王在讲话中说的是“国民议会”，而不是“三级会议”。从国王的口中说出“国民议会”是第一次。此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国王已向议员们6月17日的革命行动低头让步了。而证实军队已被撤离之语，则意味着他在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面前也低头让步了。

巴黎人民的壮举使原先危如累卵的国民议会顿时化险为夷。7月16日，由88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分乘40辆马车，踏上了从凡尔赛到巴黎的道路，沿途两侧，挤满了情绪激昂的围观群众。在议员们抵达巴黎时，巴黎市民倾城而动，热烈欢迎。在市政厅，代表团成员巴伊由于长期担任议会主席，且在网球场宣誓时表现突出而被常务委员会任命为巴黎市长。同日，国王下旨罢免几位不得人心的大臣，召回内克，并宣布第二天去巴黎。

翌日，路易十六离开凡尔赛。在他抵达夏洛门时，刚任巴黎市长的巴伊把巴黎城的钥匙交给国王。巴伊在其发表的简短讲话中有一句永载史册的至理名言：“亨利四世重新征服了他的人民，在这里，人民又重新征服了国王。”从夏洛门到市政厅，国王要穿过一片人海，但无人再喊：“国王万岁！”取而代之的是“国民万岁！”的喊声。

在市政厅，国王承认巴伊为巴黎市长，并任命自由派贵族、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队”司令。是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国王接受三色帽徽，上面用巴黎城的传统色彩蓝色和红色镶着象征王室的白色。当路易十六头戴饰有三色帽徽的帽子出现在市政大厅的窗口时，人群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同日，一些顽固的贵族在深感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开始走上了政治流亡的道路，他们宁愿漂泊异邦也不愿再与作出如此让步的王权休戚与共。第一位出走的是王弟阿尔图瓦伯爵，他在这天清晨携同子女和仆从出走荷兰。紧接着，孔代亲王、波利尼亚克公爵、布罗格利元帅也步其后尘，分别来到了荷兰、瑞士和卢森堡。一场政治流亡运动由此开始。

攻占巴士底狱和以巴伊为首的巴黎新市政机关的建立，立即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引发了一场“市政革命”。许多城市学习巴黎的榜样，捣毁了当地的“巴士底狱”，以选举人为主建立起常务委员会，组织了国民自卫军。由于旧制度下多样化的市政结构以及各城市中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作用不尽相同，市政革命的表现形式与彻底程度因地而异。但一般而言，从旧市府向新市政机构的过渡都比较平稳。在实际持续了一个月的“市政革命”冲击下，旧制度在城镇中的统治土崩瓦解。相形之下，农村里的变革远比城市激烈。有意思的是，使农民反抗运动成为不可抗拒的浪潮的催化剂，在很大程度上竟是所谓的“大恐慌”。

自7月初起，从巴黎和凡尔赛传来的消息被歪曲和无限夸大，尤其是这样的流言蜚语在农民中不胫而走：成群结队的强盗在渐渐逼近，他们将割走即将成熟的麦子，烧毁整个村庄。随着关于强盗的传闻像野火一样迅速在法国农村传播开来，农民们惊恐万分：有人敲起了警钟，有人进行最后的祈祷，有人躲藏到森林里……，惊恐之余，农民们开始武装起来，组织自卫。于是，他们纷纷用长柄镰刀、杈与猎枪来武装自己。不久，农民们发现，所谓强盗不过是臆想出来的。于是，这些手持武器的庄稼汉开始把手中自卫的武器变成了进攻的武器。他们不再去追寻想像中的强盗，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实实在在地欺压着他们的封建领主。他们冲进了领主的城堡，用威胁手段迫使其交出那些登记着令人痛恨的封建权利的古老证书和那些很久以前使征收捐税合法的契据，然后在村子的广场上把它们付之一炬。当有的领主拒不从命时，农民们便焚毁城堡，甚至绞死城堡的主人。很快地，农民暴动和起义席卷法国乡村。“大恐慌”后的农民起义不仅令贵族们恨之入骨，同时也触犯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不少城市资产阶级也是地产主。他们甚至拥有领地，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通常的捐税。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拥有地产的城市资产阶级不惜和贵族这一原先的敌人携手共同对付“丧失理智的”农民暴动。他们利用其新掌握的市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运动进行镇压。这种镇压的残忍程度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在马扎地区，26名暴动的农民在一场最终败于城市民团的激战后，受到了一个临时成立的法庭审判，并统统被判处绞刑。

由于农民起义愈演愈烈，起初并不急于讨论这一问题的制宪议会不得不首先把农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8月3日，调查委员会向议会报告时认为，农村中的暴力行为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提议实行镇压。但是，议会中的大多数人认为，镇压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适当地满足农民的要求才是出路。在8月4日夜晚举行的会议上，自由派贵族诺阿耶子爵首先发言，他提议为恢复“安定秩序”，应当废除一切纳税特权，取消徭役，永久管业权和其他人身奴役，对物权实行赎买。接着，全国最大的地产主之一艾吉荣公爵发表了非常煽情的长篇演说，他不仅表示支持诺阿耶的建议，而且还为那些“不幸的农民”的行为进行开脱。随后，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登台发言，表示应该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特权和赋税，如什一税、狩猎特权、养兔特权、养鸽特权和领主司法权。这些“自愿”放弃特权的人似乎为自己的宽宏大度所感动，满含热泪，相互拥抱。会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气氛热烈异常。关于这一著名的“8月4日之夜”，一位与会的议员曾激动地写下这样一段话：“也许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曾有过如此的壮举。人们竞相为民族而奉献，捐赠和慷慨解囊……多么难忘的伟大夜晚！人们激动得落泪，紧紧拥抱。”

8月4日之夜的决议已在一派激情中仓促通过，余下的事就是将其形成文件。从8月5日起制宪会议连续开会，讨论如何形成文件。然而，正是在讨论如何形成文件的过程中，复归冷静的各派议员围绕着种种具体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有时是甚为可笑的争论。尤其是一些教士，则试图收回取消什一税的决定。因此，直到8月11日，制宪会议才最终完成了制定这一系列废除封建特权的法令的工作。应当指出，8月法令虽然宣布“将封建制度完全予以废除”，但同时却又规定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要以赎买方式来废除。这就意味着，虽然农民的人身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土地并没有被解放。尽管如此，8月法令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毕竟从根本原则上废除了封建制度，拆毁了旧法国的框架。

如果人们可以认为，8月法令的通过标志着制宪议会已基本完成了“破旧”的工作。那么，制宪议会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当然就该是“立新”了。“立新”的当务之急是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制定这一文件是一项必赞颂《人权宣言》的画作。该画创作于19须慎之又慎的工作，因为它将构世纪初成宪法的序言。从8月12日起，制宪议会开始逐个讨论西哀耶斯、米拉波、拉法耶特、穆尼埃等人提出的草案。20日开始将各草案中的精华部分选出重点讨论。经过长时间艰难的逐字逐句的争论之后，8月26日，制宪议会最终通过了这个庄严的宣言。《人权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人民享有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的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在民。主权的表现形式就是法律，“也就是公民或公民代表的大多数所表达的普遍意志”。同时，《宣言》还公开声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宣言》是大革命中第一个以启蒙思想为基础制定的纲领性文献。它所具有的伟大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用人权和法治取而代之，并以后者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由于《人权宣言》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纲领，因此，有西方学者在把“8月4日之夜”的结果，即“8月法令”称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的同时，把《人权宣言》誉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四、法国终于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

1789年8月26日通过的《人权宣言》构成了宪法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从此，制宪议会开始着重讨论宪法。在讨论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否实行两院制而在立法机构设立贵族院；其二，是否给予国王对议会决议的否决权？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种否决权应是最终性的还是仅仅是暂时性的？围绕着上述问题，王权的卫道士和反对者们在尖锐激烈的争论中，竞相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互相斥骂。炸开了锅似的大厅里壁垒分明。坐在议长的左侧是王权的反对者们，而王权的卫道士们则坐在右侧。由此，在已经是多事之秋的1789年夏天又产生了法国近现代政治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传统：左派和右派之分。

当议员们在高谈阔论，互相斥骂时，已几次认输的路易十六却开始实行消极抵抗。他否决了“8月法令”，并宣称：“我永远不能同意剥夺我的僧侣和我的贵族。”对于《人权宣言》，国王更无意接受。与此同时，人群中盛传着这样的消息：王室已策划逃往梅斯城堡，以便同流亡者串通一气，重新掀起反革命恶浪。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中的有识之士渐渐感到，有必要再发动一次人民运动。于是，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呼吁举行示威，号召“大家都到广场上去寻求救国之路”。而一份在9月创刊的爱国小报《国民之鞭》则呼唤道：“巴黎人，睁开双眼吧！醒来吧，从你们的睡梦中醒来吧！贵族阶级已把你们团团包围，它企图给你们套上锁链，而你们却还在沉睡！假如不赶快把它消灭，你们就将遭受奴役、苦难与蹂躏。清醒吧！再说一遍：清醒吧！”

一个偶然的事端成为“10月事件”爆发的催化剂。10月1日，国王卫队的军官在凡尔赛宫宴请刚刚赶来增援的佛兰德勒军团的军官。当国王一家到场时，乐队奏起了歌剧《狮心王理查》中的插曲：“啊，我的国王，世人都离弃了您！”一些军官借酒逞威，把三色帽徽扔在脚下践踏，戴上了波旁家族的白色帽徽。两天后，由安托万•戈尔萨于7月创办的《凡尔赛邮报》揭露了这一情况。而后，各家报纸亦相继报道。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刹那间，巴黎街头充斥着关于那些军官和那位挥霍无度、左右国王的外籍王后丑态的流言。由此，群众对“贵族阴谋”的愤怒之火再次点燃。更有甚者，此期的巴黎，由于面包奇缺，大多数人早已饥肠辘辘，怨声载道。这一切，使得巴黎城内到处响起了“要面包！”“处死教士、处死贵族、处死王后”的呼声。

饥饿再一次成了人民行动的决定因素。10月5日，一群群从圣安托万区和中央菜市场区赶来的妇女集合在市政厅前，要求得到面包。这时，“巴士底狱志愿军”的统领之一，曾任门房文书的马亚尔自告奋勇，要求由他和他手下的“巴士底狱志愿军”带领妇女们去凡尔赛。中午前后，警钟敲响了。国民自卫军的官兵们高喊着“到凡尔赛去！”的口号涌向了沙滩广场。他们把拉法耶特团团围住，要这位司令官下令他们进军凡尔赛。拉法耶特脸色苍白，六神无主，但最后还是下令向凡尔赛进发。这时候，数以千计的第一批示威群众已早在五六个小时前离开巴黎，直扑凡尔赛了。

当晚，以妇女为主的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到达凡尔赛后，先派代表团去制宪议会，然后又去见国王。国民制宪议会也为此派代表去见国王，要求他批准反封建的法令和《人权宣言》，保障巴黎的粮食供应。为了尽快平息事态，国王不得不接受了这些要求。

翌日清晨，一群示威者闯入王宫，一直深入到王后的住处。人群和国王卫队之间发生了冲突，两名国王卫队的士兵被杀。这时，拉法耶特带领国民自卫军匆匆赶来，让人们撤出王宫。在王后和太子的陪同下，国王来到阳台与示威群众见面。当他刚刚露面，示威群众就嚷道：“到巴黎去！”要求国王迁往巴黎。

路易十六被迫服从这个命令。与此同时，国民议会也决定迁往巴黎。下午1点，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一支奇特的队伍出发了。在前面开路的是国民自卫军的士兵，随后是护送着满载麦子、面粉的车辆的妇女，再往后则是国王及其全家乘坐的马车。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御辇前面，一根长矛上挑着刚被示威者杀死的两名国王卫队士兵的头颅。在国王一家的后面，是100名议会代表所乘的车辆。最后，又是由示威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组成的行列。显然，国王是被押往巴黎的。

是夜8时，国王一家来到了巴黎，并在严密护卫下下榻于杜伊勒里宫。此时，杜伊勒里宫仍破旧不堪，那里尚未做好任何接待国王和王后的准备。由于床铺不够，人们甚至不得不为国王的子女支起行军床。自此以后，国王成了革命之囚，处于巴黎人民监视之下。对此，国王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心如刀绞。“10月事件”挫败了王室的阴谋，而王室和议会迁往巴黎，则使巴黎成了名副其实的首都。从此，巴黎的政治生活空前活跃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政治俱乐部的出现与活动，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景观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10月事件”后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众多俱乐部中，地位最突出者当推雅各宾俱乐部。它的前身是布列塔尼俱乐部。三级会议开幕时，来自布列塔尼的第三等级代表（其中不少人是律师）为更好地捍卫布列塔尼的利益，决定应该经常交换意见，并在三级会议上采取共同的立场。为此，他们在咖啡馆租了场地，不时聚会。很快地，他们形成了一个派别或者说一个政党的雏形，在议会讨论时始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故其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见此情景，许多其他省份的议员也纷纷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0月事件后，布列塔尼俱乐部随制宪议会迁到巴黎，并经常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集会。虽然这一团体迁往巴黎后的正式名称是“宪法之友协会”，但人们往往更喜欢称其为“雅各宾俱乐部”。当时，约有1/3的议员经常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集会。除议员们，俱乐部还吸收了一些自愿加入的文艺界和科学界人士，其中包括著名的哲学家与数学家孔多塞。而且，孔多塞还是最早参加俱乐部活动的非议员学者之一。不久，任何人只要有6个会员推荐，便可以加入雅各宾俱乐部。到了后来，雅各宾俱乐部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使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俗语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队伍急剧扩大的雅各宾俱乐部，其成员的成分甚为复杂。他们中既有罗伯斯比尔等民主派，也包括拉法耶特等君主立宪派人物和后来的吉伦特派分子布里索、佩迪翁等。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党派斗争的激化，人员庞杂的雅各宾俱乐部后来屡次发生分裂。

重要性与影响力仅次于雅各宾俱乐部的是1790年4月成立的科德利埃俱乐部。这是一个激进民主派的团体，因在科德利埃修道院集会而得名，其正式名称是“人权之友协会”。该俱乐部会费低廉，而且在举行会议时也对外敞开大门，故吸引众多下层市民参加。科德利埃俱乐部后来成为民主共和运动的中心。其重要活动家有丹东、德穆兰、马拉、埃贝尔、肖梅特等。此外，1789年10月创立的社会俱乐部是个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思想的团体，曾提出过抨击私有制，要求实行财产平均主义的激进社会主张，在当时也颇为引人瞩目。值得一提的是，不甘失败的保王派也曾成立过一些俱乐部，企图用以与平民俱乐部分庭抗礼，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穆尼埃、克莱蒙—多奈尔等人组织的“王政宪法之友俱乐部”。

在革命热情高涨的气氛中，已迁到巴黎的制宪议会继续为改造旧制度，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不断通过新的法令。为了结束旧制度下区域划分极度混乱的状况，制宪议会在1789年12月22日通过了法令，规定把全国分为面积和人口都大致上相等的83个郡。在这一新的统一的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制宪议会于1790年10月又正式废除了国内关税和入市税。此外制宪议会还颁布法令，取消了东印度公司以及其他地方团体贸易垄断权，取消了行会制度和限制工商业发展的各种法规。

与此同时，制宪议会还从财产和荣誉方面废除了贵族特权和封建等级。1790年3月15日的法令规定：废除财产继承和分配上的封建特权，如长子继承权、男权、门第特权等。同年6月19日的法令又规定：废除世袭继承的贵族阶层，废除一切爵位、家族信章、私人扈从徽章等，一切公民皆使用家族姓氏。

针对天主教势力，制宪议会颁布了下列重要法令：没收全部教会财产法令；出售教产法令，为出售教产而发行“指券”的法令；取消“正规僧侣”的法令；僧侣世俗化法令，僧俗宣誓法令，等等，这些法令无疑使教士等级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当时，在制宪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由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的代表组成的君主立宪派。因此上述法令可以说是在君主立宪派领导下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一系列的革命成果促进了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孕育形成。1790年7月14日，在为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而举行的全国联盟节上，巴黎群众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约40万人云集在马尔斯校场。在隆重的仪式中，是日最出风头的拉法耶特登上祭坛，以各省所有联盟成员的名义宣誓：“永远忠于国民，忠于法律，忠于国王。”在制宪议会的议员作了同样的宣誓后，国王也宣誓忠于国民和法律。顿时，民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人都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因为，全体法兰西人广泛地团结起来。对于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法国著名学者于连•邦达曾有过精辟的描述：7月14日这一天，法兰西人战胜了分裂，排除了分歧，坚定了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的决心。他们不再是世袭君主统治下苟且偷生的臣民，而是自愿成为同属一个民族的公民。如果说这是一个神话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神话。

然而，联盟节上的狂欢显现的只是“和谐、团结”的外表，在这一外表下，社会冲突的现实与潜在因素依然如故。更有甚者，来自境外的威胁与日俱增。法国国王的遭遇触动了欧洲其他封建君主的敏感神经。他们虎视眈眈地关注着法国局势的发展，伺机干涉。

就在制宪议会在紧张地制定宪法并接近进行定稿讨论时，在马尔斯校场上曾信誓旦旦要忠于国民和法律的路易十六却决定出逃。1791年6月20日午夜时分，路易十六改扮成侍从，与家人离开了杜伊勒里宫。接着，在接应人的帮助下，国王全家挤在一辆专门制作的重型轿式马车里直驰国境线。21日，在离国境线不远的瓦伦镇，国王一行被人认了出来。顿时，警钟鸣响，蜂拥而来的民众挡住了国王的去路。万般无奈，路易十六被迫返回巴黎。6月25日，当国王重返巴黎时，全城一片寂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宛如在为君主制送葬。

国王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国人书全盘托出了他的险恶用心：先投到布耶统率的军中，在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再返回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个俱乐部，恢复自己的专制王权。此外，为了能引来欧洲其他君主对法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早在出逃之前，路易十六亦已数度派密使奔走于欧洲各国的王宫。这一切清楚地表明，“锁匠国王”并非像人们原以为的那样是个头脑简单，软弱无能，任由旁人摆布的人。相反，他不仅颇有点小聪明，而且还始终在不屈不挠地奔向一个目标：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威，甚至为此不惜背叛民族利益。

国王出逃的消息在巴黎传开后，愤怒的人们冲进了王宫。市内路易十六的半身像纷纷被毁或被遮盖起来，建筑物上“国王”、“王后”的字样相继被砸掉。由于“瓦伦事件”向人民群众揭示了君主制与外国的勾结，因此，它也使法国的民主运动发展壮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人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主张。

灰溜溜地返回巴黎的路易十六面对这种局势惊呆了。他很快向制宪议会表示了“歉意”。该如何处置这位背叛了誓言的君主？对此，制宪议会在刚得知路易十六逃跑时曾表现得很严厉与坚定，甚至以“谁也休想奴役法兰西土地。等待暴君的，只有失败！”的宣言表明誓以武力保卫革命成果的决心。然而，当国王返回巴黎，特别是民主共和运动高涨起来时，君主立宪派所控制的议会的态度迅速趋于保守。由于他们既担心惩办路易十六会招致外国武装干涉，又害怕共和主义的要求和群众的奋起，故竭力平息事端。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为国王开脱，甚至说他不是有意逃跑，而是被人“劫持”的。7月16日，君主立宪派使议会通过决议，恢复因出逃暂时停职的国王的王位。同日，由于意见分歧，雅各宾俱乐部发生了分裂。以拉法耶特为首的君主立宪派人士退出俱乐部，单独在斐扬修道院集会，成立了斐扬俱乐部。

恢复王位！议会的决议激怒了广大巴黎市民。7月17日，在科尔得利俱乐部等团体的发动下，成千上万的巴黎民众云集马尔斯校场，要求废除路易十六，实行共和。斐扬派操纵的制宪议会以扰乱秩序为借口命巴黎市长驱散集会，于是，根据巴黎市长的指示，一支由拉法耶特亲自率领的国民自卫军闯入马尔斯校场，并且不经事先警告就朝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致使50余人身亡，数百人受伤。马尔斯校场枪杀案标志着君主立宪派已变成了保守势力，不能再领导革命继续前进。

共和运动被弹压后，惊魂乍定的路易十六只能依从立宪派，于9月14日到议会宣布接受宪法。由于这部宪法是在1791年批准生效的，故称“1791年宪法”。“1791年宪法”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它以《人权宣言》作为前言，并在正文中宣布法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即立法权属于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行政权归国王，司法权由选举产生的法官执掌，司法独立；对于国王的行政权，宪法特别规定，没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国王只有根据法律，才能治理国家和要求服从；在选举制度上，宪法规定年满25岁的男子享有公民权，但又按其财产多少将他们划分成有选举权的“积极公民”和无选举权的“消极公民”。根据这一规定，在总计约700万公民中，有近300万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尽管这部宪法在今人看来，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局限性，但它所具有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五、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

宪法公布后，制宪议会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791年9月30日，它在一片“国王万岁！”“民族万岁！”的欢呼声中自行解散了。同年10月1日，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正式开始工作。

在新的立法议会中，右翼由264名斐扬派议员组成，他们坚持君主立宪制，既反对旧制度也反对民主；左翼大体上由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136名议员组成，其中以记者布里索为首的一派人比较温和，他们受重农学派的影响，主张工商业活动的完全自由。该派亦称布里索派。由于布里索派的意见常常和来自吉伦特郡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议员相一致，到1792年他们就共同被称为吉伦特派。左翼中的另一部分议员属激进派，他们对宪法持保留态度，更倾向于共和制。由于这部分议员的座位在会场的高处，故他们又称山岳派。中间派处于斐扬派和布里索派之间，由345名议员组成。这是一个缺乏明确观点的、不稳固的群体，当时被人们称为平原派或沼泽派。

立法议会一开幕就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困难。1791年秋天，城市和农村中的动乱再度兴起。城市的动乱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指券贬值和生活必需品的涨价；而农村的动乱则往往由小麦价格上涨和在赎买前依旧保持的封建租税所引起；其次是宗教方面的困难。由于反抗派教士继续进行煽动，致使为数不少的信奉天主教的群众倒向反革命一边；最后是来自国外的困难。8月27日，奥地利、普鲁士联合发表了庇尔尼茨宣言，要法国恢复国王的权力，解散议会，否则各国都将出来保障法国的君主体制。与此同时，逃亡贵族以科布伦茨城为集结地，也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面对严峻的形势，布里索等人促使议会于11月9日和29日先后通过两个激烈的法令。前者宣布逃亡者有阴谋叛国嫌疑，如不在当年年底以前回国，即缺席判处死刑，剥夺其财产与收益；后者规定反抗派教士必须于一周内宣誓效忠宪法，否则将取消其年金，如参加叛乱则予以扣押。

相对而言，如何对待外来武装干涉的威胁，是当时人们更为关切的问题。立法议会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斐扬派的多数人因担心战争会导致既得革命成果的丧失，主张维持现状，反对打仗，而拉法耶特等少数人却希望借战争重树君主立宪派的威望和权势；布里索派则主张进行战争。他们希望通过战争迫使各国承认革命，同时利用战争的胜利为法国商品打开更大的销路。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尚不便明说的目的，即趁机搞掉斐扬派，由自己掌权。布里索派的主战立场得到了宫廷的大力支持。因为在后者看来，实力已大大削弱的法国军队在同欧洲列强的战争中势必不堪一击，到时就可以借助外国的刺刀复辟专制王权。在反战者中，头脑最清醒、态度最坚决的当推雅各宾俱乐部中的罗伯斯比尔。他反复强调，祸害的根源不仅仅在科布伦茨。在进行战争和打击外部的贵族之前，应该首先消灭内部的贵族，制服宫廷，清洗军队，否则法国就有可能败北，革命成果也将付之东流。

战争曾一度因罗伯斯比尔及山岳派的反对态度而推迟到来。但在1792年最初的几个月中又加快了步伐。1792年3月，急于开战的路易十六免除了斐扬派内阁，任命主战的吉伦特派组成新内阁。4月20日，法国对奥地利宣战，不久又同普鲁士开战。

按照吉伦特派的打算，这场战争应该是速战速决的。然而，由于当时法国军队的大部分军官系原来的贵族，经常不服从内阁的调遣，故意按兵不动，加之王后又将作战计划透露给奥地利，因此，从战争一开始，法方就接连失利，节节败退。因主战而上台执政的吉伦特派深知，只有在战场上获胜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故力图扭转败局。鉴于宫廷和立宪派对战败负有责任，吉伦特派决定对他们施加压力。5月底，吉伦特派通过立法议会下令放逐拒绝宣誓的教士，解散由贵族组成的王室近卫军。6月初，又通过决议，在巴黎附近建立由各郡调来的后备军。

然而，路易十六非但拒绝批准这些决议，反而在6月13日改组内阁，罢免了罗兰等吉伦特派大臣，代之以斐扬派大臣。此举激怒了巴黎民众。6月20日，在啤酒制造商桑泰尔等人的带领下，数万人先后向议会、王宫进发，对按兵不动、拒绝批准法令和将吉伦特派大臣解职表示抗议。在杜伊勒里宫，手持长枪的群众强迫国王戴上红色无檐帽，并为全体国民的健康干杯。路易十六接受了这一切，但却拒绝批准法令和召回被解职的大臣。

7月初，布伦瑞克公爵统领的普鲁士军队开往法国边境，孔代亲王率领的由流亡者组成的军队也相继赶来，战火即将在法国本土燃烧。严峻的局势促使雅各宾派暂时联合起来。罗伯斯比尔和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上发出了团结一致的号召。7月11日，在布里索的提议下，立法议会发出了“祖国在危急中”的公告，决定所有行政部门都改为常设办公，所有国民自卫军都整装待发，招募新的志愿兵入伍。

在短短几天内，巴黎人民很快就组织了1.5万人的义勇军，各地组织的义勇军也纷纷开赴首都。马赛的义勇军一路上高唱由青年军官卢热•德•利尔创作的《献给吕克内元帅的军歌》：“前进，祖国的儿女们……”奔向巴黎。巴黎人因首先从这些马赛人口中听到这首歌，所以就称之为《马赛曲》。此歌后在1879年正式定为法国国歌。出于高涨的爱国热情，各地义勇军一到达巴黎，就同巴黎人民一起展开了废除王权的共和运动。

7月25日，普奥联军统帅布伦瑞克在科布伦茨发表宣言，声称：必须恢复国王路易十六的自由和合法权利，保证王室安全；若国王一家受到“丝毫侵害”，便要“血洗巴黎城并将它夷为平地。这将是足以为训和永世难忘的报应”。

消息传来，巴黎民众更加怒不可遏。8月初，在山岳派的积极鼓动下，巴黎各区开始准备武装起义。格拉维埃区对迟迟不进行废黜国王的表决的立法议会发出警告：“立法者们，我们本来把拯救祖国的荣誉给了你们，如果你们拒绝这样做，那么为了祖国的安全，我们就要自己动手了。”8月4日，处于市郊圣安托万的盲人院区作出决定：如果立法议会到8月9日晚11时仍不作出废除国王的决定，就要“半夜敲起警钟，吹响集合号，立即起义”。这一决定得到许多区的支持。

8月9日晚7时，立法议会对此问题没有表态就散会。子夜时分，法兰西剧院区鸣起警钟，8月10日人民起义开始了。10日清晨，来自28个区的89名代表来到市政厅，宣布推翻旧市府，建立新的巴黎公社，即1792年公社。公社任命山岳派的桑泰尔为国民自卫军司令。桑泰尔在接受任命后，立即带领队伍同起义群众一起攻打王宫。经过与由近千名瑞士雇佣兵组成的王宫卫队的激战，王宫终于被攻下，起义取得了胜利。

起义者刚开始攻打王宫时，国王就带着全家来到不远的议会所在地——马内日大厅避难。在战斗胜负未见分晓之前，议会还将路易十六作为国王对待。但在闻悉起义取得胜利后，议会便宣布停止国王的职权（不是废黜），并且通过决议：召开以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随后，路易十六被巴黎公社当作囚犯押送到丹普尔狱监禁，等候审讯。

在庆贺起义的欢呼声中，王座倾覆了。与之一起倒台的还有君主立宪派，即斐扬派的统治。从此，政权转入吉伦特派的手中，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老共和派，吉伦特派在反封建斗争中比君主立宪派更为坚决。他们在掌权后，很快就促使立法议会通过决议，规定以后的任何法令，均须标明“以国民的名义”公布，而不得再“以国王的名义”公布；在法令上加盖国玺，上面要刻有头戴自由帽、手执长矛的自由神形象，还要刻上“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字样。此外，他们还决定实施以前被国王否决了的关于逃亡贵族和反抗派教士的法令，取消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颁布了若干较进步的土地法令。不过，吉伦特派对形势的估计却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王政已推翻，政权已到手，应该停止革命，巩固自己的独占统治。

然而，吉伦特派虽然掌握了政权，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就可以随心所欲。事实上，此期正有一个新的权力机关——起义前夕成立的巴黎公社与它对峙着。巴黎公社在起义后扩大和整顿了自己的组织，并不断地对吉伦特派施加强大的压力。由于政见分歧，领导着巴黎公社的罗伯斯比尔、马拉等山岳派与吉伦特派的冲突时有发生。

8月10日起义后，前线形势持续告急。9月2日，奥普联军攻占了凡尔登，打开了进攻巴黎的通道。消息传来，首都群情激奋，在立法议会上，丹东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大家听到的不是告急的炮声，而是向祖国的敌人冲锋的号角。要战胜并打垮敌人，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巴黎公社也号召人民立即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在巴黎公社新招募的6万名志愿兵正准备编队出发时，人群中传闻四起，说在志愿兵走后，监狱中的反革命将发动暴乱来接应敌人。于是，在警炮和警钟所造成的异常激奋的气氛中，从当天下午起到9月5日，一批武装人员出于自卫和报复，涌进了各个监狱，几乎不加区分地处死了约1000名各监狱在押的犯人，史称“9月屠杀”。对于这次事件，巴黎公社采取了纵容态度，而吉伦特派则吓得胆战心惊。在国民公会选举结束后不久，由无套裤汉组成的法军于9月20日在凡尔登以南的瓦尔密取得了对入侵敌军的第一次胜利。瓦尔密之役与其说是一场战役，还不如说是一场单纯的炮战。是日，在一阵猛烈的炮击之后，布伦斯维克统率的、因屡战屡胜而骄傲异常的普军在中午时瓦尔密战役分像演习似地在凯莱曼率兵占领的瓦尔密高地前摆开了阵式。普方原以为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法军会仓惶溃逃。然而无套裤汉们不仅岿然不动，反而加强了火力。其间，凯莱曼用剑挑起自己的帽子，一边挥舞，一边高呼：“民族万岁！”顿时，这一革命口号响彻了法方据守的瓦尔密高地。面对这奇特的阵势，普鲁士士兵止步不前了。在继续炮击了一阵之后，普军被迫撤退。显然，普军并未被打垮。瓦尔密战役虽非一次战略性的胜利，但却是一次精神上的胜利：刚拿起枪的无套裤汉竟顶住了欧洲最著名的正规军的进攻。瓦尔密的胜利不仅震慑了敌军，同时大大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斗志。德国大文豪歌德当时恰好目睹了这场战役，并立即洞察出它的意义。在耸立至今的瓦尔密战役纪念碑上仍刻有他的那句名言：“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瓦尔密大捷的次日，国民公会正式开幕。在750个议席中，吉伦特派占160个席位，是会议中的右翼力量。山岳派拥有80个席位，组成左翼势力。其余510席为中间派，仍称“平原派”或“沼泽派”。开始时，平原派多倾向于吉伦特派的主张，故国民公会的领导权亦一度由吉伦特派把持。与此同时，吉伦特派也控制了中央行政机构。

国民公会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就通过决议，废除王政。翌日，它又正式宣布法国为共和国。鉴于法国后来又相继出现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共和国，史称1792年9月22日的共和国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废除君主制，可谓是国民公会仅有的一次全体一致的表现。此后议员们中间便出现了不断的冲突和斗争。尤其是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展开了无止境的相互攻讦。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置废王路易十六。

自国王被废以来，吉伦特派一直没有为审判国王做任何准备工作，力图延迟这场审判。他们不仅为路易十六百般辩解，甚至用已经实际不存在的1791年宪法为依据，说国王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山岳派则力主尽快审判国王，强调不这样做就等于否定了8月10日起义。10月1日，基本上由山岳派控制的巴黎公社派代表团到国民公会，以大量证据证明路易十六与逃亡国外的反革命贵族有勾结，要求对他进行审判。在这之后，各郡以及巴黎各区要求审判国王的请愿书纷纷送到议会。11月20日，人们又在王宫的秘密壁橱中发现了大批罪证，使吉伦特派没有理由继续延迟审判。12月3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说提出：“从前路易是国王，而现在成立了共和国。……胜利了的人民认定，叛徒就是路易本人。因此路易应该受到审判，他已经被定罪了。否则共和国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在结束此次演说前，罗伯斯比尔充满激情地宣称：“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

不久，国民公会作为特别法庭开始对国王进行审判。在审判中，路易十六的态度极为恶劣。在一致判认路易有罪后，国民公会在1793年1月16日进行了量刑表决。通过一场没完没了的唱名投票（该投票从1月16日夜开始，整整进行了24个小时），国民公会终于以387票对334票的多数宣判了国王死刑。1月21日中午，路易十六被推上了设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的断头台。行刑时，广场上军队阵势威严，百姓人山人海。

六、救国的雅各宾专政

路易十六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被处死了，神授的君权不复存在。这一切不仅在六边形国土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激起欧洲君主国的反法浪潮，因为在君主制的欧洲眼里，法国已成为十恶不赦的“弑君共和国”。何况，在这之前，法国军队已开始越出国境并在占领区推行革命政策，此举更令君主制的欧洲惊恐万分。

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消息一传到英伦三岛，英国宫廷如丧考妣，当即举行哀悼。1793年1月24日，英国以路易十六被杀为由把法国公使肖夫兰驱逐出境。2月1日，国民公会同时向英国与荷兰宣战。如果说，向英国宣战主要是为了报复，那么，同荷兰开战则是国民公会力图攫取阿姆斯特丹银行以改善国内财政状况的一种手段。在英国的鼓动下，以英国为首的第一次反法联盟很快就组成了。它除了原已向法开战的奥地利、普鲁士之外，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撒丁王国、那不勒斯王国以及德意志诸邦。法国已同欧洲大部分国家处于战争状态。难怪布里索在向国人演说时宣称：“现在要和你们在陆地和海洋上交手作战的敌人是欧洲的所有暴君！”

革命的法国刚刚向欧洲所有的暴君宣战就发现自己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外敌的联盟和前线的失利、旺代等西部省份的大规模叛乱、持续不断的财政与社会危机以及如火如荼的人民运动……，这一切统统汇合到一起后，使共和国在1793年春几乎陷于崩溃，同时也使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

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间的决斗由杜穆里埃叛变事件拉开了序幕。1793年4月初，法国前方将领杜穆里埃在战败后投敌。于是，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首先发难。罗伯斯比尔在演说中提出：“我以为要采取的第一条救国措施，就是决定审讯所有被指控为杜穆里埃的同谋犯的人，尤其是布里索。”马拉则以雅各宾俱乐部主席的身份发出通告，要求各郡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惩治在审判国王时企图以诉诸全民表决的办法挽救国王生命的吉伦特派分子。对此，吉伦特派予以反击。他们通过国民公会对马拉签发通告之事提出控告。马拉被传到革命法庭后，表现出“自由的使徒和殉道者”的姿态，并在被判无罪开释后，凯旋式地回到议会。

为了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吉伦特派向雅各宾派的堡垒——巴黎公社发动了进攻。他们谴责巴黎公社是“既贪钱又贪权的无政府主义权力机构”，要求国民公会立即取消这个机构。尚由吉伦特派控制的国民公会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仅由吉伦特派组成的12人调查委员会，对巴黎公社进行调查。5月24日，该委员会以阴谋叛乱嫌疑逮捕了公社领导人埃贝尔。翌日，当巴黎公社要求释放埃贝尔时，时任国民公会议长的吉伦特派分子伊斯纳尔竟发出了如此的威胁：“如果有人胆敢用那种无休无止的起义损害国民代议制，我就要以全法兰西的名义向你们宣告：巴黎将会被夷为平地，塞纳河两岸将仅留下巴黎的遗址。”

伊斯纳尔的话让人很快就联想起布伦瑞克宣言。于是，怒火中烧的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决定诉诸暴力。5月26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在一切法律都遭到破坏，专制达到极点，善意和廉耻都被践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人民就应该起来暴动。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到了。”由此，雅各宾派也与早就主张起义的“忿激派”走到了一起。后者代表的是城乡下层群众的利益，自登场后坚持要求限价、惩办投机者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其领导人是雅克•卢。

5月31日凌晨，随着巴黎圣母院的大钟被人敲响，全城都响起了警钟，鸣放了警炮，各区代表在市政厅选举新的公社，原来的领导人继续当选。下午，示威群众把议会团团包围了起来。人们提出解散12人委员会，逮捕22名吉伦特派主要成员，清洗政府机关，将全国面包价格定为3个苏1磅。在群众压力下，国民公会决定解散12人委员会，发给武装工人每天40苏的津贴，允许群众旁听国民公会的一切会议，但是拒绝逮捕吉伦特派的代表，也不答应实行限价。

针对吉伦特派的“行动日”就这样以妥协而告终，然而，斗争并未结束。6月1日，马拉在巴黎公社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号召人民保卫自己的权利。起义委员会也要求作好战斗准备。次日是星期天，大批不用上班的工人加入了起义队伍。8万国民自卫军在昂利奥的率领下包围了国民议会并用163门大炮对准了议会。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议长率领全体议员走出议会大厅，试图突围。这时，昂利奥大声下令道：“炮手们，各就各位！”议员们面对黑洞洞的炮口屈服了，立即返回会场，并无可奈何地听任马拉宣读逮捕者名单。由此，自立法议会以来一直进行着的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斗争以吉伦特派的倒台而告终。

吉伦特派为何会倒台呢？享誉国际史坛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索布尔作了如下精辟的评析：“吉伦特派宣布了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进行这场战争；他们废除了国王，但又不敢判处国王死刑；他们请求人民支持他们反对君主制，但又拒绝与人民一道进行统治；他们促成了经济危机的恶化，但又拒不满足人民的全部要求。”

吉伦特派倒台后，其在国民公会的支配地位亦由雅各宾派取而代之。然而，陶醉在刚刚取得的胜利中的雅各宾派很快就发现，自己所支配的国民公会正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反革命势力由于反法联盟军事的胜利和吉伦特派煽起的联邦派叛乱而更加嚣张了。同时，被物价高涨激怒了的人民运动也加强了它的压力。

面对内忧外患，雅各宾派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争取广大农民对雅各宾派的支持，从6月3日至7月17日，他们连续颁布3个土地法令。6月3日法令规定，把逃亡者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并允许贫农在10年内分期偿付地价；6月10日法令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7月17日法令宣布，无偿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所有封建契约一律销毁。这些法令是法国革命期间最激进的土地法令。它们使多数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尤其使已掌握一块土地但还要负担封建义务的农民变成了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法令颁布后，雅各宾派在农民中的支持率明显上升。

鉴于不少郡以反对“巴黎的独裁”为名纷纷叛乱，雅各宾派迅速地通过了一部宪法，想以此洗清搞独裁的罪名，同时使各郡安下心来。这部于1793年6月24日在国民公会通过的宪法又被称作“共和元年宪法”或“雅各宾宪法”。1793年宪法包括新的《人权宣言》35条，宪法本文124条。它规定法国为统一的共和国，公民享有较为广泛的自由权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宪法不仅像1789年宪法那样承认了反抗压迫的权利，而且还承认了起义权，内称：“当政府侵犯人民权利的时候，起义对于全体人民和对于人民的各个部分都是最神圣、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根据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制定出来的第一部共和制宪法，1793年宪法不仅是雅各宾派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改造国家的纲领，而且还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共和派心目中政治民主的象征。不过，由于当时形势严峻，这部在公民投票中以180多万票对1.7万票获得通过的宪法并没有立即实行。

在稳定经济方面，雅各宾政府又于7月17日下令关闭了交易所，7月27日颁布了打击囤积居奇的法令，规定对投机商和囤积生活必需品的商人处以死刑。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关于打击投机的要求。

在马拉和忿激派的强烈要求下，雅各宾派对1793年4月6日成立的救国委员会进行了改选。在7月10日改选时，被认为过于软弱无能的丹东派成员纷纷落选，圣茹斯特等不少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或曰罗伯斯比尔派分子当选。7月27日，罗伯斯比尔本人进入救国委员会。从此，救国委员会就在他和圣茹斯特的实际领导下行使职权。8月2日，根据罗伯斯比尔等人的提议，国民公会正式决定以救国委员会为临时政府，握有全部行政权力。

被誉为“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比尔凭借他的革命威望与能言善辩，奋力推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执行救国委员会的政策。应当说，罗伯斯比尔等人在掌权后采取的各项政策，在打击封建势力、完成资产阶级预定革命目的方面已走到极点。但这就够了吗？回答是否定的。法国当时所处的险恶环境，决定着雅各宾派只有突破这个极点，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使雅各宾派突破这一极点的推动力来自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生计困难和生活必需品缺乏早已使民众怨声载道，而共和国军队在前线的节节败退则使国人忧心如焚。7月13日，夏洛特•科黛，一名25岁的诺曼底女王党分子竟在革命的巴黎把“人民之友”马拉刺死在澡盆中。噩耗传来，巴黎的无套裤汉们大为震惊与愤慨，但更让他们怒不可遏的是，9月初南方的土伦港失陷后，那里的王党分子竟宣布在押的路易十六之子为路易十七。9月4日至5日，一场长期受压抑的人民骚动终于爆发了。手持武器的人们汇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喊口号，开向国民公会，把国民公会包围起来。此次示威的领导人之一肖梅特宣读了一份请愿书，他在指出饥饿的惟一罪魁是富人和包买商，同他们斗争的惟一手段就应是实施恐怖，要求建立革命军到各地巡逻，成为“公正而坚定的法庭”和“防止阴谋的打击力量”。

在示威群众的围观下，国民公会在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实行恐怖政策，制定全面限价法令。由此雅各宾派政府开始走上恐怖统治的道路。

恐怖统治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经济恐怖。其主要内容是在经济上实行全面限制生活必需品价格、无偿征发军用物资、限制贸易和商人的利润率，建立全国统一供应机构和征粮及打击投机活动的武装力量。

随着经济恐怖而来的是宗教恐怖。为此，非基督教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拉卡纳尔•罗姆等人创造了一个“共和历”和若干全国性的新节日，提倡新信仰，并推出了“理性女神”之类的新神，而后，他们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教会运动，激励人们去摧毁和抢劫教堂，逮捕和处决主教，追捕拒绝宣誓的教士。

然而，雅各宾专政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其政治恐怖。1793年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授权救国委员会将与政府为敌的人，不论是联邦党、朱安党还是教士，一古脑儿都加以逮捕。从同年10月，雅各宾派将自己的全部敌人不加区别地一律处死。自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以来，法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种规模的政治屠杀。在巴黎，处决犯人的协和广场每天血流成河。人头落地者中包括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奥尔良公爵、原巴黎市长巴伊和在吉伦特派掌权时代出尽风头的罗兰夫人。政治屠杀不仅限于巴黎，国民公会的特派员们在外省也杀人。不过，在外省，恐怖的规模取决于叛乱的严重程度和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气质。巴拉斯和弗雷隆曾在土伦实行过大规模集体处决。在南特，国民公会特派员卡利耶别出心裁地让人设计制造了一些舱底活动的船只，先后将数千名南特人淹死在冬日的卢瓦尔河中。

恐怖统治使雅各宾派得以迫使全民族为救国而作出牺牲。在这一过程中，雅各宾专政在通过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对付国内的叛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同年秋天起，不断有捷报从前线传来：联邦派叛乱被最后平息，旺代叛军主力受到重创，奥地利军连遭败绩，英国人占据的土伦被收复，普军向美因兹败退而去。1794年的春天是胜利的春天。此时，共和国军队不仅已将所有的外国军队逐出国土，而且还反攻到境外作战了。

共和国得救了。但雅各宾派内部的斗争却日趋激化。当时，在雅各宾派内部明显地分为左中右三派。作为左派的埃贝尔派在忿激派被镇压后，成了城市下层群众激进运动的代表。他们不顾胜利已经取得，临时性的战时政策应该结束的客观形势，仍坚持要继续加强恐怖统治。在将打击矛头对准一切有产者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的埃贝尔本人甚至还主张要打击所有的商人，提出：“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小商人。”此外，该派还经常煽动下层群众闹事，并扬言要举行起义推翻现行政府。

作为右派的是丹东派。其代表人物丹东原是积极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但在形势好转后，他对继续滥行恐怖、肆意杀人的现象极度反感，遂在国民公会中提出要“爱惜人类的鲜血”，实行“宽容”政策。此外，丹东还提出，“任何类型的私有财产……都应该永恒存在而不可侵犯”。此举使丹东深得资产阶级的好感。同丹东站在一起的还有德穆兰等人。德穆兰在其创办的《老科德利埃报》中大力宣传言论自由，坚决反对恐怖扩大化，矛头不仅指向埃贝尔派，而且也指向罗伯斯比尔派。

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中间派是雅各宾派中的主流派，掌握着救国委员会的实权。起初，罗伯斯比尔的态度在左右夹击中摇摆不定。但当左右两派分别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时，罗伯斯比尔在短短的时间里用死刑镇压了两个反对派。然而，滥用断头机解决不了雅各宾专政所面临的矛盾，反而使它日益陷入困境。下层群众因代表自己利益的埃贝尔派被镇压而对罗伯斯比尔政权充满怨恨，日益背离革命；而丹东的被杀则更使资产阶级与罗伯斯比尔政权势不两立。

面对“革命已经冰冷了”的局势，罗伯斯比尔曾试图以崇拜“最高主宰”来再度鼓起群众的热情。1794年6月8日（牧月20日），巴黎举行了盛大的最高主宰节仪式。当罗伯斯比尔手捧鲜花、麦穗走在队伍最前面时，其权限似乎已达顶点。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此时，国民公会的议员队伍有意无意与他拉开距离。议员中不断发出“独裁者”、“暴君”的责骂声。更有人讥讽道：“请看看他吧，仅仅说他是我们的主人，还显得不够，我们应该说他是我们的神。”

由于人们对“最高主宰”反应冷淡，又急又恼的罗伯斯比尔在两天后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了令人生畏的牧月法令。该法令简化了审判程序，取消了预审和辩护人，将惩罚一律定为死刑。而且可以推理判决，不需证据。由于这个法令的实行，被处死的人数急剧增加。在从牧月法令通过到热月政变的近45天时间里，仅巴黎一地就处死1376人，平均每周达196人，杀人最多时每天达50人。需要指出的是，此期被处死的人中属于原特权等级的已很少，绝大多数为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军人、官员。一时间，巴黎人人自危，对断头台的恐惧与厌恶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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