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国震

出版社：江西高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岁月与人试读：

被蚊子叮出的诗

诗的孕育和诞生过程各种各样，千姿百态，可以说每首诗都有它独异的“生产方式”。说来好笑，我有几首诗，是被蚊子“叮”出来的。

曾经听过这样一则趣事。一天，幼儿园的阿姨教小朋友认识各种动物，其间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害怕的动物是什么？”孩子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有说大老虎的，有说大灰狼的，有说金钱豹的，还有说狮子或毒蛇的，一个小男孩却回答：“我最怕蚊子！”引起一片清脆的笑声。许多人把这事当笑话讲，我却以为，那个小男孩说的是大实话，而且只有他是经过独立思考的，说的是自己的切身感受。对于蚊子，想必他是深受其害，而老虎、狮子之类，他肯定只在动物园见过，而且感觉很美、很好玩。

我就最讨厌蚊子，且不说它以吸食别人血液为生的手段有多损、多卑鄙，也不追究它传播疾病的罪孽有多大，单是它不让已操劳了一天的人们好好睡觉就够得上“就地正法”了。这些家伙看起来渺小，微不足道，但昼伏夜动，神出鬼没，极难对付。如不提前防范，一个蚊子便能搅得你彻夜难眠，苦不堪言。想想看，你浑身瘙痒，急得抓耳挠腮，它却在那儿哼着小曲儿，轻歌曼舞，不时叮你一口，就像喝一杯酸奶、豆浆或果汁一样惬意，可气不？

2001年5月9日，我等待转业期间去邢台办事，晚上在一个部队客房借宿。当被一群蚊子围攻得忍无可忍，不得不醒来时，我才意识到犯了一个难以挽回的错误——没有准备蚊香。此时已是深更半夜，附近的小商店肯定已经关门，出去买蚊香已不可能。隔壁住着营部通信员，他宿舍内也许有蚊香或灭蚊喷剂，我又不忍心为这点事把人家弄醒。看来这晚是睡不成了，手头连一本书都没有，干点啥？忽然就有了写诗的冲动，就写这该死的蚊子吧。很快就吟出了一首小诗《蚊子》：“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连体内的血液/也是偷的抢的。”为了能凑成一组，便于发表，我联想到蚊子的几个臭味相投的“战略伙伴”，又一口气写出了另三首。《苍蝇》：“头脑灵活/眼睛灵动/可惜热衷追腥逐臭/留一世骂名”。《老鼠》：“从不学耕种/只热衷打洞/注定了人人喊打的命运。”《臭虫》：“唯其臭/才无人敢碰。”我把这几首被蚊子“叮”出的诗寄给对微型诗（又称“袖珍诗”、“小诗”）颇有研究的河北省著名诗人申身征求意见，申老师看后给予肯定，并把《蚊子》中的“也是偷的抢的”一句改为“也是抢来的”，把《苍蝇》的尾句改为“身后留一串骂名”。这四首小诗以《四害吟》为总题，先后在几家报刊发表，也收进了我的诗集《凝思与歌唱》。其中《臭虫》还被选入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的《网络微型诗300首》一书。

关于蚊子的诗，我后来又写了一首，更短，只有两句：“嗜血者/常哼着柔情的小调。”我想，这种超短型的小诗，倒是与蚊子的体型相匹配。

蚊子虽坏，倒也有个优点，就是它叮人不看你的身份地位，无论高官还是草民，不管是无名小卒，还是名流大腕，抑或富商巨贾，都一视同仁，“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像我们人类，有欺软怕硬的毛病。那些著名的诗人可能也大都被蚊子咬过，不少诗人都有写蚊子的诗。去年，作家李中贤送我一本山东著名诗人桑恒昌的诗集《听听岁月》，这是我近年读到的最好的诗集之一，拿起就放不下。其中一些精彩的短章，我还用手机短信陆续发给远方的文友。书中写蚊子的诗就有两首。一首是《黑夜里的战斗》：“被毒蚊咬醒/开灯下床/寻一把蝇拍在手/凛凛然/若汉寿亭侯/和他的/青龙偃月刀//一件暗器/从更暗的地方飞出/被我无刃之刀/凌空斩个正着//上可报国/下可养家的/男儿血/怎能再给/这厮。”写得意趣盎然。另一首较短，题为《飞机上》，更富有情趣：“千里之外/万里之上/潜伏的蚊子/像老牌流氓//不就是不愿/给你几滴血吗/何至如此/苦苦追杀。”蚊子追到飞机上叮人，也真够执着和敬业的。

桑恒昌写蚊子的诗，最出色也最有影响的，当属那首《打蚊子》。诗曰：“一掌/把蚊子/浮雕在墙上/正法之后/用我的血/写它的罪恶”。此诗被选入杨光治编选、花城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过目难忘·诗歌》一书。我在驻山西运城某部任职时，有一次去拜访著名演讲家景克宁教授，谈到诗歌，在座的一位景教授的朋友饶有兴趣地背诵起这首诗，而且上升到反腐败的高度予以赏析，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他并不写诗，好像也不是教中文的，此诗的影响可见一斑。老诗人申身也写过一首题为《蚊子》的小诗：“吸去你的血，鼓红它的肚子。你若不给他一巴掌，它反倒骂你麻木不仁。”诗评家苗雨时教授将它收进了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申身小诗百首点评》。写蚊子的诗很多，其中不乏精品，若有好事者搜集起来，编一部《中国诗人咏蚊子》或《诗人笔下的蚊子》之类结集出版，会很有趣。

说到诗的产生过程，早年曾订阅著名诗人、诗评家阿红主编的《当代诗歌》月刊，上面开了一个专栏，名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全国数十位知名诗人就他们的得意之作应邀写了文章。读来意趣无穷，颇受启发，让人看到了诗歌背后的东西。后来这些文章结集为《诗的诞生》一书，1987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当时邮购了一本，没多久就被一个爱诗的同学借走了，此后一别十数年。后来，与阿红先生通信时提及此书，76岁高龄的老诗人很理解我，从沈阳给我寄来一本，还附上一幅亲书的条幅，令我欣喜和感动。

这些年我写诗少了，个中原因，一言难尽。但对社会生活的麻木与迟钝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你对什么都不疼不痒的，又何来诗的冲动？试想，如果那晚我面对一群蚊子的偷袭依然醉卧梦乡，麻木不仁，还能写出那几首诗吗？当你被某种事物搅扰得或忧伤，或痛苦，或愤懑，或兴奋，当你因此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时，诗也就呼之欲出了。这是蚊子给我的启示，确切地说，是挨蚊子咬而得到的启示。

两首“绝命诗”

曾经读过两首“绝命诗”，印象深刻，过目不忘。一首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另一首是：“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前一首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的就义诗，曾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等多种诗歌选本，电影《吉鸿昌》中也有这个真实而感人的情节。这首诗多年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能默诵者，绝非仅是诗的爱者。后一首是汪精卫早年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被俘后在狱中所作，曾传诵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因了它的作者汪精卫的蜕变，多年来已很少有人提起或引用，日趋暗淡。两诗的作者均“鼎鼎大名”，两首诗也都写得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令人深思，值得玩味。

我们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人在历史上各自做了些什么。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县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擢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人称“吉大胆”。1930年9月接受蒋介石收编，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因其厌恶内战，对“剿共”态度消极，1931年8月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出国“考察”。其间环游欧美，发表抗日演说，寻求国际声援。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按党的指示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抗日武装，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蒋介石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至10月中旬，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后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秘密印刷出版《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并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逮捕并引渡到北平。敌人使出种种手段，企图让他投降。吉鸿昌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了。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刑前赋诗一首，流传至今。去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写了组诗《永远的丰碑》，其中有一首《吉鸿昌》：“有的人为了脑袋/丢了灵魂/而你为了祖国/丢了脑袋//你其实就是为抗日而死啊/蒙羞的该是/那些向同胞开火的/枪口。”这首诗，正是以吉鸿昌的就义诗为依托写成的。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精卫”是号，想必是取“精卫填海”之古意。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1903年赴日本留学，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05至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影响巨大。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武昌起义后获释。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拥袁窃国。袁世凯失败后，投奔孙中山。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于1925年7月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于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公开投降日本书。1939年底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镇压沦陷区人民，并组织伪军配合日军向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抱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他在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汪精卫冒死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事实击碎了关于同盟会领袖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的谎言，挽回了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在当时激起强烈反响。此行之壮烈，不亚于当年的荆轲刺秦王。那首题为《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的绝命诗，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成为当时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广为传诵的佳句。

客观公正地说，早期的汪精卫，的确是一个思想解放、追求民主、推进共和的热血青年，也确实为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假如汪精卫当年被俘后被清廷以惯例处死，他无疑会作为一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名垂史册。那首绝命诗也会与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续范亭的“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一样光照千古。那样，中国历史上就会少一个汉奸，多一个英雄。但历史不能“假如”，清政府没有成全他的名节。在事关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抑或人格上的缺失，使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而谬误的抉择，堕落为世人唾骂的头号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毁了自己曾经光荣的历史，也糟蹋了一首本可传世的好诗。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有人曾经把汪诗稍作改动，成了：“曾经慷慨歌燕市，无奈从容做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可惜终负少年头。”还有：“曾经慷慨歌燕市，可惜最终做汉奸，未曾引刀成一快，留得骂名臭万年。”是调侃，是批评，也含着惋惜。

近年来，有一股“翻案风”颇为热闹，为曾国藩翻案，为李鸿章翻案，为刘文彩翻案，乃至为秦桧翻案。赶此“时髦”，也有人把汪氏从故纸堆里拣了出来，为其评功摆好，详加考证其如何不好烟酒、不近女色、生活清廉、不恋权位、不搞帮派等等。还有人对汪氏的文才、口才以及书画艺术津津乐道。殊不知，对政治人物的盖棺论定，主要是看“大节”的。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苍蝇再完美，终究是苍蝇。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与法西斯强盗谋求合作的人，想摘掉汉奸的帽子，我看很难。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去年在邢台席殊书屋，见到过一本颇厚而精致的旧体诗词选本，书中引人注目地收入了汪精卫的那首《慷慨篇》。当时未买，现在竟连书名也记不得了。这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多年来首次将汪诗“入典”。这也说明，虽然汪氏的“汉奸”帽子未必能摘掉，但“因人废文”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

话说回来，如果编选一部《现代爱国诗词选》，若让我在这两首“绝命诗”中取舍，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吉鸿昌那首。因为，汪氏以自身的污点，遮掩了诗的光芒；而吉诗是用鲜血与生命写成，烈士用自身的壮举，丰富了诗的内涵。

浩然献给周总理的一首长诗

浩然以农村题材的小说驰名中外，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中篇小说《浮云》《弯弯的月亮河》《老人和树》以及短篇集《春歌集》、儿童小说集《幼苗集》都曾产生广泛影响，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然而，他也曾写诗，似乎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2002年春，我采访浩然先生时，对他说：“不久前，我在邢台一个旧书摊上，见到1977年天津出版的一本诗集，里面有您一首长诗，是歌颂周总理的。”他略加思忖，便笑着点点头，表示认可这件事。一旁的三河市文联秘书长王宝森同志很感兴趣地问：“你买下没有？”我遗憾地摇摇头。原来，历经漫长的岁月，那首诗，浩然先生已没有底稿，也没有那本诗集的样书了。经常陪伴在浩然身边的王宝森秘书长，也不曾读过那首诗。而此时，《浩然全集》正在筹划出版，征集资料的工作很重要。

从那时，我就拿定主意，一旦再见到那本书，一定买下。

一晃几年过去了，大约在去年，那本书终于又被经常到旧书摊转转的我觅到了。没二话，拿下。而此时，重度中风的浩然先生在北京的医院里躺了三年多了，已是有口而不能言。据三河市文联的朋友讲，十八卷本的《浩然全集》也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印装质量不甚理想，许多比较重要的文稿也未能编入……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在我的印象中，该年度是各地编印出版关于周总理的各类图书最多的一年。我重新觅得的那本书是《周总理颂》，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出版，定价0.73元。该书共收入新诗、旧体诗词50多首，都是献给周总理的颂歌。这些诗的作者，有郭沫若、光未然、魏巍、郭小川、李瑛、李季、张志民、阮章竞、赵朴初等久负盛名的诗坛宿将，有柯岩、石祥、徐刚、梁上泉、魏钢焰、瞿琮、寇宗鄂、王恩宇等诗坛名流和以写小说、剧本为主的孟伟哉、陈其通等著名作家，也有当时初试锋芒、80年代以后才诗名显赫的李小雨等。还有胡厥文、赛福鼎等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浩然那首诗题为《丰碑》，占了22页，约有500多行。书中篇幅最长的，当数李瑛那首著名的《一月的哀思》，近600行。郭小川那首《痛悼敬爱的周总理》也很长，近500行。

建国初期浩然初学写作时，什么都写，也写过诗，用他自己的话说，时常有小诗刊登在当时的“报屁股上”。但他1956年在《北京文艺》发表小说《喜鹊登枝》后，在小说界名气渐大，就极少写诗了。1976年12月17日（这是诗后标明的写作日期），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他拾起尘封了20年的诗笔，一气呵成写成了这首饱含革命激情的抒情长诗，这充分说明了他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挚感情。

浩然虽然不是以诗名世，但他和诗还是有一定渊源的。郭小川、贺敬之、张志民的诗，是他的最爱。他1959年秋加入中国作协，当时主动介绍其入会的，是时任全国作协党组书记、秘书长的著名诗人郭小川。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洋溢着诗一般的战斗激情。《西沙儿女》则是用散文诗一样优美的语言讲述发生在南中国海的抗敌故事，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关于浩然与诗，还有这么一段趣事：1956年，浩然任《俄文友好报》记者时，去山西汾阳采访杏花村汾酒厂，醉酒后诗兴大发，即兴吟一小诗赠给酒厂：“吕梁山下古酒家，酒家门前开杏花。杏树开花香十里，古酒开坛香天下。”30多年后，浩然偶然在《人民日报》读到一篇介绍杏花村汾酒厂的文章，文章说有一首民歌在那里广为流传，而文章引用的那首所谓“民歌”，正是浩然当年即兴吟出的四句七言诗！也难怪，这首诗形式上太像50年代后期风靡一时的“民歌体”了。前些年曾有报道说，广东一饮料厂以100万元巨酬请浩然做电视广告，厂方拟好了广告词：“喝了这饮料，可以再写一部《艳阳天》！”被浩然婉拒。广东花100万买不来的广告，浩然分文不取地赠予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何不拿浩然做做文章呢！

扯远了，还是回到浩然敬献给周总理的这首《丰碑》上来吧。

诗太长，贴上全诗有困难，我们只品读一下第一小节吧——白云朵朵，飘来了，天山的雪莲；彩霞腾腾，染红了，中原的牡丹；东风阵阵，吹绿了，兴安岭的松枝；旭日冉冉，绽开了，五指山的木棉；从长江两岸，摘取的金玫瑰；从井冈哨口，采集的紫杜鹃。彩色缤纷结队来，千枝青翠万朵鲜。编织起来吧，用八亿颗火热的心，连接成一个，巨大的花环！擎举起来吧，用八亿双坚强的手，虔诚地奉献在，周恩来同志的英灵面前！……

真挚优美，感情充沛。写成这样已是十分难得。须知，这是1976年，中国的文学艺术之苑尚未解冻。

除了那首写汾酒厂的，浩然早期的诗我都没有见到过。这首《丰碑》堪称罕见。我以为，这是浩然一生创作中唯一的一首长篇抒情诗。浩然说他早期练笔时的诗都发在“报屁股”上，以此推断，那些诗都是短诗，无论如何绝对不会比《丰碑》更长。因为任何一家报纸，都不会有容纳几百行长诗那么大的“屁股”。

因此，我收藏了《丰碑》，收藏了这部《周总理颂》。

如果谁考证出浩然还有更长的诗，请告诉孤陋寡闻的我，以便更正。

历史歌曲岂能这样改

这是女高音歌唱家边桂荣演唱的电影《艳阳天》的插曲《书记带咱向前走》。1970年代曾广为流传。应该说，这首优美的歌曲对《艳阳天》主题的揭示和对主人公——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的刻画都是比较准确的。现在想欣赏这首歌也不难，网上有视频、音频。想看完整的影片也能找到。

不久前从网上看到消息说，崔永元前几年策划出版了一盘老电影歌曲盒带《宁死不屈》，邀请多名当今走红歌星重新演唱、包装，卖得很火，很受欢迎。我从网上搜出了这首宋祖英重新演唱的《书记带咱向前走》，旋律很优美，甚至比电影中的原唱更动听。但出人意料的是，歌词却被改成了这样的——燕山高又高，金泉水长流。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咱向前走。咱们乡亲的主心骨，生产致富的好带头。和咱心贴心，汗水往一块流，汗水往一块流。啊，迎来丰收心欢畅，争得山河似锦绣。

听了这首歌，我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质疑：这样的修改合理吗？有必要吗？这还是摄制于1973年的《艳阳天》的插曲吗？歌唱的还是1956、1957年的那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稍有点中国当代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艳阳天》的主题不是“生产致富”。而对不了解《艳阳天》的人来说，听了这首新版的“书记”，也许会以为《艳阳天》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或1997年呢。

新版本把“贫下中农”改为“咱乡亲们”，把“敢斗风浪”改为“生产致富”，显然，是把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进行“整容”，用来迎合当今的时政。因为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主、富农“摘帽”了，与“贫下中农”一样，都被称为“公社社员”，“贫下中农”一词便从报刊上消失了。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被解散了，“社员”一词也从媒体上消失了，代之以“农民”或“乡亲们”。与此同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被终止，改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毛泽东自建国伊始，就曾号召掀起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以医治战争的创伤，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但此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幻，使他又不得不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当然，“纲”与“中心”也是不尽相同的概念），在农村，通俗的说法就是“发家致富”。可以判断，这种历史的发展变迁，就是有人修改这首歌词的因由。

但这种修改注定是失败的，可笑的，拙劣的，是费力不讨好的。历史是不能篡改的，真实表现历史的文艺作品，当它已经走进历史，已经成为人们的记忆时，就不能这么粗暴地修改。因为你修改过的东西，虽然时髦，但不真实。

5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土改后翻身的广大农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合作社，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而党中央当时制定的巩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策就是紧紧地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做斗争。不经过斗争，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思想道德风尚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就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大国确立起来的。对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巨变的深远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作了准确而简练的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所以，歌曲唱“贫下中农的主心骨，敢斗风浪的好带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优秀的党的农村基层干部的精神风貌，是作为《艳阳天》“书胆”的萧长春的生动写照。

为什么有人那么讳言“敢斗风浪”呢？退一步讲，即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难道就不会遇到任何“风浪”了吗？就不需要发扬“敢斗风浪”的大无畏精神了吗？没有风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那为什么一涉及群体性事件和群众上访，各级领导就如临大敌、谈虎色变？为什么1989年的春夏之交，坦克和装甲车就开到了天安门广场？那一个个恶贯满盈的腐败分子、贪官污吏的落马，是不是党和人民群众与之坚决斗争的结果？没有风浪，没有斗争，没有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没有违法犯罪分子的捣乱、滋扰，那我们180万人民警察吃了饭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每年都有那么多人民警察负伤，乃至牺牲？难道共产党人“敢斗风浪”的革命精神也是“左”？也是“‘文革’遗风”？有人常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挂在嘴边，却如此讳言“斗争”，请问，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不正是“改革派”与所谓“凡是派”斗争的结果吗？

抽掉了“敢斗风浪”，也就抽掉了萧长春的筋骨，抽去了《艳阳天》的灵魂。凡是读过《艳阳天》的人都知道，为了发展、巩固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萧长春、焦淑红、韩百仲、马老四等为代表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步力量与以马之悦、马小辫、马大跑、弯弯绕、马立本等为代表的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落后势力和见利忘义之徒，进行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斗争与较量，以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战胜了多少次阴风恶浪。而斗争的目的，正是为了建设和捍卫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艳阳天”，让劳动人民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我习惯用“幸福”而不用“富裕”，前者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后者只剩下了金钱）。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为了让“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而不是让少数人独吞。

歌词的修改者把“敢斗风浪”偷换为“生产致富”，是为了迎合当今媒体的主流声音，显得“时兴”。因为这些年不怎么提“革命”与“斗争”了（好像只有公安机关在“严打整治”时还使用“斗争”一词），比较趋时的话语就是“生产”和“致富”。但萧长春们在和落后势力与思想进行斗争的同时，忽略“生产”和“致富”了吗？原歌词中“和咱心贴心，汗水往一块流”表现了什么呢？俺文化浅，悟性差，见的世面也少，俺的理解是长春书记为了早日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在挥汗如雨地与社员们一起干活，从而“迎来丰收心欢畅”。也许有人把“汗水往一块流”理解成书记在与上司吃麻辣火锅，吃个汗流浃背；或者在陪领导洗桑拿，蒸个热火朝天。现在，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书记倒是很“时兴”。

篡改历史真相以趋时媚世，这在我们国家也是有渊源的。“文革”时，朱老总一度“靠边站”了，而那个长得精瘦的“永远健康”正春风得意，权倾朝野。于是，曾经家喻户晓的《朱德的扁担》，被篡改成了《林彪的扁担》，井冈山朱毛会师，也被弄成了“毛林会师”。可惜，随着这个叛逃者的折戟沉沙，这跟假冒的“扁担”及其他谎言，很快就成了让世人唾弃的笑柄。往事如昨，有此瘾者当戒。

这盒红色经典老电影歌带是崔永远策划的，《书记带咱向前走》这首歌是宋祖英演唱的。我不知道是谁改的歌词。但不管是谁改的，对这种不惜阉割和强奸历史作品以迎合当今时政的做法，我都要赠给他两个字：犯贱。

“蚊子”架起友谊桥

随笔《被蚊子叮出的诗》在我的博客和《燕赵警视》杂志今年9月号发表后，很快使我又结识了两名远方师、友，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大约10月中旬，我收到一封来自南京的邮件，打开一看，内有两本《金陵警坛》杂志，还夹带着一张名片和一封信。信曰：“刘国震兄您好！近日在史贵中兄给我寄的《燕赵警视》上读了您《被蚊子叮出的诗》一文，觉得很有意思，进而想拜读您的《心雨潇潇》和《凝思与歌唱》，因南京书局没有，特写信给兄，看看能否代购，当然能赐之更好！（顺便代购桑恒昌《听听岁月》一书），收后一定奉上书款。也请您有空到南京一游。在南京全由我包了！寄上我编的《金陵警坛》两册，请有空为我刊写稿，为我刊增辉！此祝大安！南京公安局：胡剑明上10月10日。”杂志是南京市公安局和南京警察学会主办的，从封面到内文全系铜版纸彩印，非常精美，以前未曾见过。两本杂志分别是夏季号与秋季号，在《警坛随笔》专栏见到姜滇、叶庆瑞的名字，都是神交已久的作家、诗人，感觉很亲切。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夏季号的卷首语《生命不仅属于自己》的作者，是我们省公安厅的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处长史贵中。

我很快按名片上的电话，与胡剑明兄取得联系，并告诉他，我的两部诗集，随后寄赠。桑恒昌的诗集《听听岁月》，在邢台书店不见有售，我手头那本是友人所赠，还在拜读。我将书上印着的诗人通信地址提供给他，建议他直接与诗人联系。电话中，他还简要介绍了我所熟知的一些江苏作家的近况。

我刚把诗集寄出没几天，就又收到胡兄寄来的两本《扬子江》诗刊。《扬子江》诗刊系江苏省作协主办，久闻其名，未曾订阅，此时方一睹真容。翻开诗刊，发现该刊的三名顾问分别是诗人顾浩、黄东成、孙友田。顾浩以旧体诗见长，也是全国诗人中为数不多的书法名家，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现为江苏省文联主席。前几年，我们还互赠过诗集。孙友田成名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工人队伍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煤矿诗人”。80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参加过南京青春文学院的函授学习，他是我的辅导老师。这使我对这本诗刊感觉亲切。此后，或电话，或书信，或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我与胡剑明兄时有联系。我们成了朋友。

11月15日，我收到一个来自山东济南的邮件，打开一看，是桑恒昌老师来信。信曰：“刘国震诗友：你好！在网上读到你写蚊子的文章，不知你地址，无法联系。前几天，你的朋友胡剑明寄来你的这篇文章的复印件，方知你的情况于一二。寄去三册诗集，还望多加斧削。祝安好！桑恒昌11月8日。”桑老师寄来的三本书分别是远方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年轮·月轮·日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桑恒昌怀亲诗集》和中德文对照版的《来自黄河的诗》。桑恒昌生于1941年，山东武城人，现居济南。曾任《黄河诗报》社长兼主编，现为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著有《光，是五颜六色的》《低垂的太阳》《灵魂的酒与辉煌的泪》和《桑恒昌抒情诗选》等13部。久闻其名，心向往之，不便打扰。没想到一篇关于“蚊子”的随笔，使我们相识。我与桑老师通了电话，得知他不久前随中国诗歌学会诗人访问团访问韩国，10月底刚刚回来。

我在那篇随笔中引用了桑恒昌写蚊子的诗三首，这次随手浏览桑老师所赠诗集，竟又发现了三首写蚊子的诗，使我尤为兴奋。一首题为《灭蚊记》，诗曰：“盘旋侦察/俯冲攻击/得意地/鸣响警笛//我怕，染红/别人顶子的血/再染红/嗜血者的欲望//双掌齐出/将它凌空击毙/原来是只幼蚊/不见丁点血迹//呀！没有物证/算不算枉杀牲灵。”看来，诗人“击毙”的这只蚊子，还不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让他动了恻隐之心。一首题为《归来》：“蚊子/久违的小勇士/呼喊着/向我扑来/一如我/嗅到故土的体香//檐头雨/探头探脑/你一生/它一声/喊我的名字//呵，多少话/在心里温着。”诗中的蚊子因为是故乡的，竟使诗人感到了几分可爱，称它为“久违的小勇士”。这两首诗中的蚊子都是“国产货”，另一首《蚊叮》，写的则是地地道道的“德国造”——“纯种的德国蚊子/给我做了一次血检/它西方式的叮咬/使我遭东方式的奇痒//腆着血红的肚囊/伏在雪白的墙上/像外国佬赞叹/绝伦的中国饭菜/它乐津津地回味/掺着诗意和墨香的血浆//我耐心地等待着/看我的血消化之后/它的肤色是否/有些微泛黄//然后再决定/是杀还是放”。诗人来了个“暂不处决，以观后效”，颇似独具中国特色的“死缓”。桑恒昌曾于1989年和2002年两度访问德国，这首《蚊叮》大约也是访问成果之一。桑老师诗集中佳作俯拾即是，我引用这三首，乃是因为它们比较切合本文的主题。

虽讨厌蚊子，但我不能不赞叹它生命力的顽强。这都入冬了，供热公司也大张旗鼓地喊了几天要为全市人民“送温暖”了，可我在电脑上敲这篇稿子时，不时有那么一两只蚊子，默不作声地在眼前盘旋，做探头探脑状。不知是欲窥探稿子的内容，还是想伺机抢一口温热的血浆，抑或是电脑散发的热量使其感到了温馨的希望？

管它呢！写累了，站起来伸个懒腰，顺便用一本旧杂志，将其“浮雕”在墙上。

方言的尴尬

最近，一位转业到北京市城管部门的邢台籍战友，来信谈了他遇到的一件尴尬事。一次上街执法，见一中年妇女在路边卖家养的宠物猫，他便上前用不太正规的普通话劝阻说：“你好！这儿不让卖猫，请到市场去卖。”随后，他就去劝说其他小商贩，等转了一圈回来，卖猫的妇女还在原地，他有点生气地问：“怎么还不走啊？”不料，那妇女理直气壮地说：“我只卖猫，不卖毛！”周围群众哄堂大笑。他顿时醒悟，原来是自己把“猫”说成了“毛”，一声读音，说成了二声。那位战友说，当时觉得满脸热辣辣的，穿了20多年的军装，带了无数个来自各地的兵，大小场合也不知讲过多少次话，从来不曾这样难堪过。普通话说不好，丢人现眼事小，影响执法工作可是大事。从此，学说普通话成为他转业后为自己制定的第一个学习目标。

说好普通话是现代人在生活、工作中与别人进行正常沟通的需要。用浓重的家乡口音与别人交流，不仅不方便，容易造成误解，有时还会闹出笑话。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南方人到外地看朋友，想买些水果，见一个水果摊位的苹果不错，便操着浓重的乡音高声问道：“闺女，你这苹果咋卖？”可他那口音，当地人咋听都像“你这屁股咋卖？”姑娘瞪了他一眼，骂道：“流氓！”不料，他反倒大喜：“六毛？便宜！便宜！我全要了。”让人哭笑不得。

我1986年10月参军，2001年9月转业，在部队15年，历年接触过的战友来自五湖四海，听到的口音也是五花八门，对方言给工作生活带来的不便深有体会。曾经看到这样一个笑话：训练场上，连长正在用浓重的乡音下达课目——“一排杀鸡，二排偷蛋，三排自杀，四排须一律吃屎，排长为大家做稀饭。”新兵们一阵骚动，面面相觑：这叫啥训练课目？在一旁的政治指导员赶忙用普通话重新下达：“一排射击，二排投弹，三排刺杀，四排学理论知识，排长为大家做示范。”原来如此！这个故事可能有一些演绎与加工，但肯定源于生活。江泽民主席一次视察部队时，握着一名操乡音的新战士的手，亲切地说：“当兵了，要讲普通话嘛！”可谓语重心长。

我原籍河北南宫，军旅生涯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省会石家庄度过的，离家乡较近，在部队老乡多，又因多年在机关做宣传工作，平时坐在办公室“爬格子”多，登台讲话少，加之一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的影响，入伍10年，乡音未变。1998年我去驻山西运城某部任政治指导员，第一次为战士上理论课遇到的尴尬，促使我毅然抛弃了方言，改说普通话。那天的课，我准备充分，自我感觉讲得深入浅出，发挥良好，却意外地发现一些战士面露迷茫之色。一问，才知是我的南宫话他们听不明白。我说，那就改用普通话吧。说改就改，整体效果还不错。下课后，几个战士问我：“指导员，没想到你的普通话说得比我们还好，那你为什么说家乡话呢？”我笑笑说，这是观念问题，也是习惯问题。

我由操乡音到讲普通话可谓“急转弯”，而且说得还可以，这得益于有一个好的环境或曰氛围。在那个连队，除了我，没有一个南宫人，而且全连官兵相当一部分说普通话，我能放得开。当时，运城人民广播电台曾给我做过一个有关诗歌创作的访谈节目，我用普通话接受主持人采访，连播三期，全是同期声录音。电台对录制效果很满意。而一旦休假回到家乡，我要再来个“急转弯”，恢复成乡音。对此“本领”，我自诩为有“双声道”，可以像VCD机一样根据需要自由调换。我感觉，在那一片乡音的环境中，你一个人说普通话是说不成的，若勉强为之，那种别扭劲儿，比受大刑还难挨。不仅如此，还要被父老乡亲讥笑为“臭转（音zhuai）”。我小时候，一个“臭转”的故事在我们那一带家喻户晓：某人去北京亲戚家小住数日，回乡后竟丢了乡音。其叔问：“你是多咱（方言，意即‘啥时候’）回来的？”他捏腔拿调地：“昨日晚上。”其叔大骂：“坐碗上，你还他娘的坐在盆儿上哩！”一日，其父带他下地干活，他摆弄着荞麦苗操着京腔明知故问：“红梗、绿叶、开白花儿，这是啥东西？”其父心想，这小子在北京住了几天竟连荞麦也不认得了，今天非得给他长长记性，于是脱下鞋子照准儿子一顿猛抽，边打边说：“就叫这东西！就叫这东西！”儿子抱头大喊：“荞麦地里打死人啦！”其父不禁大笑：“臭小子，一挨揍就认得荞麦啦？”这个故事，年岁大的人都说是我们村的真人真事，主人公就是我小时同班同学的父亲杜某。而我后来读著名作家浩然的小说集《春歌集》，在短篇小说《夏青苗求师》中读到了类似的情节。小说中那个“臭转”的后生也姓杜，叫杜德生。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作家采风听到这个故事写进了小说，还是有好事者把小说中的故事安在了杜某的头上。前几年两次拜访浩然先生，也忘了问问这事儿。这个故事的盛传说明，在一个方言俚语占统治地位的大环境中，面对习惯势力，你若“逆潮流而动”，会被认为是“卖弄风骚”“脱离群众”，是“忘本”，乃至成为嘲讽的对象。不过，话说回来，小说中那个土生土长的后生学几句“洋腔”倒也无可厚非，但“洋”得连庄稼都不认得了，纯粹是装蒜，该揍。

虽然我有切换自如的“双声道”，善于“急转弯”，在外边说普通话，回到家乡再回归土语，乃至可以做到在单位说普通话，下班回家与老婆孩子说家乡话。但还是有尴尬的时候。最怵的是有老乡到单位来找。与老乡搭话用方言，与同事、领导说话再换普通话，换来换去，自己也听着别扭，反弄得什么话也不会说了，颇有“邯郸学步”的味道。

文章写到这里，接到通知，说明天全市组织推广普通话活动，各单位都要上街宣传。真是无巧不成书，也好，到时候把这个话题向伙计们聊聊。

“诗应该从纸面上站起来”

下班一进家门，就接到本市一位老诗人的电话，高兴地告诉我，他今天刚与著名诗人、歌词作家石祥通了电话，石祥问起了尧山壁、浪波等几个河北老诗友的近况，还专意提到了我，让转致问候，说：“这小伙子写得不错，有功底，人也很好。”我赶忙说：“与石祥老师久未见面了，有机会也请转达我的问候与谢意。”

放下电话，心里热乎乎的，又不禁哑然失笑：还“小伙子”呢，都人到中年了！

这些年，工作忙，家务忙，除必需的公差外，我极少出门。就连我曾工作生活了10多年而又仅1个多小时路程的“天下第一庄”，一年也未必能去几次，即使去了，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些报刊、文艺团体邀请的活动也极少参加。许多多年的师、友，虽心中系念，竟有些隔膜了。屈指算来，我与石祥老师最后一次见面至今，有10多年了，在他的印象中，我可不还是个“小伙子”！

我从书架上随手取下两本书，是石祥老师的两部诗集《新的长征》《骆驼草》，浏览起来。我收藏着不少我所熟知的前辈诗人的著作，闲暇时，便读几页，有常读常新的感觉。而今睹物思人，又勾起对往事的回忆。

1992年，我从军校毕业分配到北京军区驻石某部从事新闻宣传大约一年多时间，陆续在军内外报刊发表了不少作品，在军内，尤其在北京军区，产生了一定影响。《战友报》副刊编辑、著名儿童读物作家任东升想帮我出版一部诗集，并将我的诗集打印稿推荐给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的石祥老师。对于石祥这个名字，我早就熟知，他是60年代初以一部《兵之歌》一举成名的“战士诗人”。还在上小学时，我就从一本《语文基础知识》上读到过他的歌词《一壶水》，从收音机中听过对他的专访、介绍，也常听他的著名歌曲《祖国一片新面貌》《老房东查铺》等。他的诗《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在70年代末引起轰动。到了80年代我读中学时，他的歌曲《十五的月亮》《望星空》已热遍神州。参军后，我们唱着他的《打靶歌》《八一军旗高高飘扬》等经典军旅歌曲摸爬滚打、昂首阔步。我读过他1981年出版的诗集《骆驼草》。但那时，我和他没见过面，也没有书信联系。一天，我在办公室忽然接到石祥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已读了任东升同志转去的我的诗稿。对于我的诗稿，他给予充分肯定，并答应为我写序。电话中，石祥老师还详细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业余创作情况，当得知我是河北南宫人时，他亲切地说：“还是我的小老乡呢！”（石祥老师是河北清河县人）。尽管那本诗集最终因种种原因而搁浅，但石祥老师的关爱令我刻骨铭心。

当时我的业余创作以诗为主，也陆续写过少量歌词。我入伍第一年写的《我们是坑道兵》在《解放军歌曲》发表后，我所在的部队组织全团学唱。《军营小伙》谱曲后，也在电台播放过。1992年军区第二通信总站纪念建站15周年，根据部队首长的要求，我写了《第二通信总站站歌》（作曲家郭鼎立谱曲）。不久，石祥老师到我们部队，部队首长拿出《站歌》，请他修改、润色，他看后认为还不错，只字未动。当时我休假在家，回来后听说这事，给石祥老师打电话请教。他指出了我歌词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告诫我写歌词与写诗路数是不同的，必须考虑到谱曲，达到一听就懂、容易演唱的效果，好诗未必就是好的歌词。他的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也体会到歌词创作之难。后来进京去《战友报》报社送稿，或是参加军区组织的创作骨干培训班，我先后两次去家中拜访过他。他热情而健谈，一谈起文学创作就滔滔不绝，而他关于诗歌创作的许多独到见解，每每使我深受启发。后来我陆续出版过几部诗集，都曾寄给他求教。他在90年代，也先后出版了歌词集《日·月·星》、文论集《月下词话》等。

2002年，我转业到邢台工作后，与石祥老师有过几次书信来往。那时他已从军区创作室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受聘到《中国老年报》做副刊编辑。他曾来信谈过这种角色转变的收获与甘苦。2003年夏的一个星期日，我在转旧书摊时，一部题为《新的长征》的书令我眼睛一亮。拿来一看，正是石祥老师1977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封面上的书名题字也显然出自他的手笔。我对老版书比较偏爱，对于我所尊敬和熟识的前辈作家的早期著作，只要见到就会买下。这本书已出版近30年，是石祥老师的第二本诗集，现今已是很难觅得，其价值不言而喻。我买下此书，寄给了石祥老师。我的本意是，如果他手中也没有样书了，就留下。如果还有，就签名寄回，由我收藏。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刘国震同志：近好！来信及附书均已收到。你对诗的执着，很使我感动。我开始写诗，是因为连队需要做鼓动工作，大多抄在黑板报上。后来发展到为报刊写稿，其中有不少应时之作，粗浅得很，也难免留下一些当时的印痕。1964年我调至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后，主要从事歌词创作，间或也写点诗，但因写歌词是职业，对诗就下功夫少了。诗与歌词我都爱，虽然匆匆写了三四十年，但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如今年已老矣，身体还好，对诗与歌词心有余而力不足。退休后又改行做了几年报纸副刊编辑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个重新学习。过些使我计划离开报纸，再重操旧业。经过一些时日对诗与歌词的学习、思考，争取晚年再写一些。近几年我出书不多。手中有一本《石祥短诗选》（英汉文对照本），明后年计划出版，其他还计划出版一些散文集等。以后陆续寄给你吧。你的诗已有相当水平。转业到地方后，接触的面更广了，相信你会写出更多的诗。时代在发展，新诗必须与时俱进。我对诗的追求，还是“诗应该从纸面上站起来，走到群众中去”。诗要为人民群众而写，为人民群众所利用。愿我们共勉！顺祝夏安！石祥2003.8.7

从这封信就可以看出诗人的谦逊和自省精神。而时代的局限是任何作家都难以避免的。《新的长征》出版于文学艺术刚开始“解冻”的1977年，哪能不打上一些那个时代的印记呢！即使这样，书中清新明丽、诗味浓郁的可圈可点之作也不在少数。像《驼峰》《驼铃》《我爱你呀，金色的骆驼》《骆驼草》以及《潜听》《蛙歌》《钉马掌》等，都曾广泛流传。他写骆驼的好诗较多，名字中又有个“祥”字，在诗歌界还赢得了一个“骆驼祥子”的雅号。

石祥老师将那本诗集寄回，并在扉页用毛笔题写道：“诗应该从纸面上站起来，走到群众中去。刘国震诗友共勉石祥二〇〇三年夏月于北京”字写得很见风骨，排列也错落有致，颇似一幅难得的书法作品。

诗要能朗诵，要贴近群众，走到人民心中去，并寻找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组合之路，是石祥老师一以贯之的艺术主张。看看当今诗坛的现状，“诗应该从纸面上站起来”这句话是多么切中时弊、振聋发聩！

著名诗人胡世宗说：“石祥不是那种浅薄的诗人，不是那种满足于一孔之见一得之功的人。他各方面的修养都很厚实，他能理智地找到自己在生活和创作中的位置。他对生活，对诗，有许多深入浅出的精到的见解。”说得颇为精当。

一元钱请来《花神和雨神》

这两句格言警句般的诗，为许多人所熟悉。这是寓言诗《海燕戒》的最后两句。这首诗1963年在《诗刊》一发表，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交口称赞。著名朗诵家曹灿以他那独具魅力的声音在广播电台朗诵这首诗后，更使它不胫而走，流传甚广。

这首诗历年来入选过多种权威选本，1996年又收入著名诗评家吕进主编的《新诗三百首》一书。它的作者是刘征，一位以独具特色和魅力的寓言诗、讽刺诗，在中国当代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老诗人。

刘征先生1926年生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开始创作。他的寓言诗《春风燕语》和以这首诗为书名的诗集分别荣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奖。他的《海燕戒》《老虎贴告示》《春风燕语》《烤天鹅的故事》《月亮公司纪实》《花神和雨神》《佛肚子里的耗子》、《最后的香肠》等名篇堪称寓言诗的经典之作。刘征在旧体诗词、杂文、书画领域，也有着很高的造诣。臧克家曾说：“我友刘征，一人而入四门：能诗，能文，能书，能画。四门之中，诗的成就尤为突出。而诗分新旧，势均力敌，半斤八两，其中讽刺诗尤为优拔，名篇佳句，常在人口。”1994年《中华诗词》杂志创刊，刘征任主编，现在是名誉主编。

不怎么读诗的人，也可能对“刘征”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凡上过初中的人，都对“刘国正”这个名字不感到陌生。在历年的中学语文课本上，掀开封面就是“编写说明”，里面往往有一句“审定者是刘国正、黄光硕”。“刘征”是“刘国正”的笔名。他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编审，是著名的教育家。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刘征先生的作品。我学习写诗，自然也受到刘征作品的艺术滋养。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我集中写过一些讽刺诗。1999年我的诗集《心雨潇潇》出版，时任河北作协《文论报》总编的诗人刘向东在诗集的序言中说：“国震的这部新作，大部分是我熟悉的，写作之初，就让我读过，让我喜欢过。他在十几年前写作的讽刺诗《文不在优》《拟‘文凭工厂’广告》等，至今给我留有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那首《南郭门徒的故事》，灵气、深沉、自如，总是让我想起刘征先生的那些优秀的寓言诗，它们是那么相像，只是，各有各的发现。”这篇序言后来以《质朴而热诚的歌》为标题，发表在《河北政法报》《河北青年报》《邢台日报》等报刊。

90年代的最后两年，我在驻山西运城市某部任政治指导员，与运城地区文化局主持全面工作的副局长、地区文联副主席旭林结成了忘年交。他是诗人，也是书法家，多年致力于讽刺诗创作，很有成就。我们在一起探讨诗歌写作，常常不约而同地提到刘征先生。比我年长近30岁的旭林先生也是视刘征为师的。他的第三本诗集《丑相拾趣》（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由刘征先生作序。在他的提醒下，我把新出版的《心雨潇潇》给刘征先生寄去一册，并附一短信。不久，便收到先生的回信：国震同志：大函诵悉，大著收到，讽刺诗写得很好，望有更多佳作问世。这些年，讽刺的日子好过多了。讽队一向人数甚少，作品也希，在文坛上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甚望有以振之。旭林我老友，已出三书，可贺，便中代致问候。草草，祝笔健。刘征7.28

讽刺诗并不好写，刘征先生的肯定，给我以很大的激励。我很快又陆续写了《“偷情”学科》《“国骂”商标》《为某公造像》等讽刺诗，发表在《大众漫画》报和《清风》杂志。这组诗，后来还获得了首届邢台文艺创作贡献奖。

我虽然读过刘征先生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但手中还没有他的作品集，深以为憾。大约在2003年，一天，我去邢台市文联办事回来，在八一路路旁见到一个旧书摊，便习惯地下车浏览。突然，一本题为《花神和雨神》的小诗集令我眼睛一亮。拿起一看，正是刘征先生的著作。这本书由花城出版社于1986年9月出版，印了4160册，定价0.96元。问价，摊主要1元，没二话，拿下。《花神和雨神》收入诗人80年代前期创作的寓言诗29首，写得酣畅淋漓、深刻精警、妙趣横生，可以说篇篇精品，各有千秋，给人以极大的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这本诗集只有80多页，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它的思想和艺术含量却很厚重。一本书的价值是不能以页码的多少来衡量的。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也是薄薄的小册子，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地出版的散文诗集汗牛充栋，新时期以来还创办了《散文诗》杂志，成立了众多的散文诗学会，但有哪一本散文诗集达到了《野草》的高度？那薄薄的小册子，又何尝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通读一遍后，我把《花神和雨神》寄给刘征先生，请他题签。很快，先生满足了我的愿望。

在我的藏书中，这本扉页有刘征先生亲笔签名、压章的诗集，成为我的最爱之一。

他的作品教人学好

大约在1980年春或夏，当教师的父亲回家时拿回一张《中国少年报》，在这期报纸的副刊上，我读到一篇短篇小说《两个“电影迷”》，文中还配有插图，是那两个迷电影的农村女孩小桃子和安培敏。小说标题下的署名是浩然。从此，我记住了中国有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名叫浩然。

其实，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我就看过浩然的一些作品。比如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短篇小说集《春歌集》，连环画《金光大道》（第一册）、《艳阳天》、《赶猪记》、《铺满阳光的路》、《一担水》、《欢乐的海》等。只是那时，还不太留意作者的名字，即使留意了，对作者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在70年代，出版物上是不会印上“作者简介”的，更不会印上作者的照片。现在不同了，前几年我偶尔见到某县一位领导的“文集”，里面不仅有这位领导的几十幅照片（包括一些和各界名流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和小传，还有他们家“四世同堂”的全家福，这位领导的诸多“国家级”的获奖证书以及被授予“世界名人”荣誉称号的证书也被拍成照片穿插在书内。显然，人家出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读者提供精神食粮，而是借此机会“光宗耀祖”一把，“永垂不朽”一回。这等做法，若放在50年代或六七十年代，可能会被认为有抑郁症，需要由某地警方将其四肢绑在床上，进行“精神治疗”。

2002年5月，我赴河北三河市拜访浩然，提及小时候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小人书《赶猪记》，浩然老师仰头大笑。《赶猪记》是他1973年4月写的一篇儿童题材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天津文艺》1973年第3期，1974年5月被改编为连环画册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让人近30年后仍记忆犹新，也许这使浩然受到触动，他随手拉开他的写字台抽屉，拿出三部书签名赠给我。这三本书，分别是《浩然儿童故事选》《浩然儿童小说选》《大肚子蝈蝈》，全是儿童文学。

浩然以反映社会历史风云的农村题材小说驰名中外，同时，也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