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5 总第5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安山（主编）,刘海方（执行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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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5 总第5辑)试读：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简介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成立于1998年，以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为基础，是一个综合性、跨学科、跨院系（所）的非洲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中国首个研究非洲问题的高校中心。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和组织全校的非洲研究，举办报告会、讲座和国际研讨会，协助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接受来自校内外的咨询和人才培训任务，组织和推进国内外各种学术交流。

作为20世纪60年代国家领导人远见卓识地提倡非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北京大学的非洲研究迄今已积累了丰厚的人文底蕴。自1998年非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各种高品质的研究成果更是为中心在社会取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目前，有关非洲研究的多位来自外语学院阿语系、亚非系、考古学系、国关学院和历史系的老师，足以构成建设一个多视角、交叉学科优势的研究群。中心的各位老师，无论是从在非洲学习研究的经历还是从已经展开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来看，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也都可以独当一面，而且都与国内外相关学界保持着紧密联系和合作关系。中心每年举行聚会、学术交流活动，并已形成传统。

中心出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论丛》，荟萃国内外非洲研究的学术成果，也是我们中心的重要任务。至今我们已出版了四辑学术论文集。目前，中心每年的固定出版物为《中国非洲研究评论》。另外，自2010年7月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志愿向社会各界定期（每周）发送《北大非洲电讯》以来，中外固定订户已经超过6000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

非洲研究中心的宗旨和任务：（1）协调和组织全校的非洲研究；（2）举办报告会、讨论会和讲座等学术活动，协助培养研究生；（3）接受来自校外的咨询和人才培养任务；（4）组织和推进同校外、国外非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研究生培养、学术交流合作研究；（5）编辑出版《非洲研究丛书》《中国非洲研究评论》（年刊）等；（6）收藏有关非洲的图书资料、建立中国非洲研究的数据库。

Introduction of PKUCAS

Founded in 1998 and based on Institute for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Peking University，the Centre for Africa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PKUCAS）is an integrated，trans-disciplinary and cross-department institution for African studies，making Peking University one of the few first universities in China to set up a center specifically for African studies. The missions of PKUCAS include organizing and coordinating African studies within the university，holding seminars and lectures，assisting in fostering Master and PhD students，providing consult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on and off campus，organizing and promoting various domestic and overseas academic exchanges.

As one of the bases of African studies insightfully initiated by country leader back in the 1960s，African studies in Peking University have so far accumulated a rich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PKUCAS was founded in 1998，a variety of qualified researches have gained recognition and therefore brought high respect from the whole society to the center. So far，PKUCAS link together researchers and professors from Department of 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e，Department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and Department of History，sufficient to form a kind of strength of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any research project. All the researchers of the center are very experienced in their own fields of studies and have close connection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academia in China and abroad. It has been a tradition for the centre to frequently hold academic exchange activities with scholars on and off the campus，and it is also a powerhouse for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to get both spiritual and physical support now and then. The centre published PKU-African-Tele-info（weekly），Annual Review of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and series in order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Africa and 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Africanist.

Missions of PKUCAS：

1.Organizing and coordinating African studies within the university；

2.Holding seminars and lectures，assisting in fostering Master and PhD students；

3.Accepting consult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on and off campus；

4.Organizing and promoting various domestic and overseas academic exchanges，especially working with Peking University African Students Association（PUASA）；

5.Publishing the African Studies Series；

6. Collecting books and materials about African studies and making databases for relevant topics.

非洲研究的知行合一

博雅非洲论坛特辑

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国际化和中非关系密切发展，公众对与非洲相关的知识的需要和兴趣明显也在勃兴。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讲座，为对非工作者（包括各种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使节和商业界人士）、媒体和非洲研究学者提供互相对话的平台一直是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传统。2014年底，中心老师和同学们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成立“北大博雅非洲论坛”，一方面取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之意，打造一个及时对非洲热点和重大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秉承北大“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传统，不以非洲研究名家自居，而是认真聆听“非洲之声”，进而对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论坛成立之时，正值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几国肆虐。9月，北京大学迎来了一名来自“重灾国”利比里亚的同学，我们庆幸有关部门的开明，没有把他挡在国门之外。然而，在疫情扩散蔓延的过程中，中国的（也许应该说全球的）非洲研究学者亲历了非洲又一轮被“污名化”——非洲再一次成为“贫困”“战乱”“流行病”的代名词！旅游者人数大规模锐减不仅发生在受灾国，而且发生在整个非洲大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第一届论坛选择“埃博拉与世界：认知与行动”作为[1]主题。无国界医生组织全球主席廖满嫦女士2015年12月2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恰恰证实了因为国际社会认知的偏差，从3月疫情暴发，到8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其为“公共健康突发事件”，少作为和不作为几乎使“我们正输掉这场战争”；更为深刻的教训是，受灾地区公众的认知也是现代公共卫生治理工作的对象，因为疾患“始于社区，终于社区”。埃博拉疫情得以控制的“奇迹”发生在国际社会向西非部署人员之前，原本不愿意配合救治的社区公众，只有在认知改变了之后才会有相应行为方式的改变，这是控制埃博拉病毒继续升级扩散的根本所在。

把知识生产的重点放在传播更加客观、正面的“非洲的形象”上，并不是从2014年底面世的“北大博雅非洲论坛”开始的。2011年郑家馨教授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明》和李安山教授的《非洲古代王国》几乎同时出版，都是立足于向公众正面介绍非洲丰富多彩的文明。学者们对社会中广泛流传的负面、刻板的非洲形象对于非洲发展造成的“杀伤力”早有共识，写作有趣、好读、针对普通读者的有关非洲的著作一直都是大家自觉的愿望和行动。这虽然不会为学者们通往更高阶梯的“职称之路”添砖加瓦，却体现了学者的社会担当和对非洲真纯的热爱。在新媒体、新技术迅速改变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的时代，知识/信息的传播过程本身变成人们认知形成的重要力量（如果不说更为重要的话）。论坛的创立，可以弥补传统媒介单向传播的不足，即通过构建一个共同对话讨论的平台来消除偏见、交互启发，对话题引导人、主讲人的观点在一定的空间里面尽可能充分讨论，并通过所有参与者自发的媒体效应使其得到更广泛和持久的传播。北大博雅非洲论坛的成长，就伴随着对今天传播学对于构建公众认知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将改变传统上以单一的、负面的、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风景和动物为中心）的“非洲观”作为切入点的现象，通过论坛广泛联系起非洲人、热爱非洲的人、对非洲发展有贡献的人和研究非洲的学者，或者说，我们本身就将论坛定位为一种社会实践，是为推动认知改变和和平发展而采取的行动，是今天非洲研究学者的“知行合一”。

这个定位的一次精彩实践，无疑就体现在“与大使对话：中非关系的现在与未来”中，这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学子和来自全球的博士生与中国前非洲问题特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贵今大使的精彩互动。为了完整地向读者呈现论坛的实况，我们记录了对话的英文原文，并翻译了全文，根据同学们与大使讨论的题目稍做归纳，形成了文中现在的几个板块。刘贵今大使不愧为中非关系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不但以惊人的记忆力展现了中非关系的全景，还以其走遍非洲国家继而穿梭在关心非洲事务的世界各大国之间的经历，为青年学者解疑释惑，以独具智慧的见解回答了学子们在长达3个半小时里提出的几乎涵盖所有方面的问题。显然，作为职业外交家，刘贵今大使深知中国今天经营中非关系的短板和长处；但比他渊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培养年轻人他展现出充满热情、不吝时间的教育家风范。

刘贵今大使提出中非关系面临三个挑战——中非双方缺乏相互理解、合作项目质量有待提升与和平安全领域面临挑战，论坛特辑收录的甘巴里教授（前尼日利亚外长）的演讲里对此有呼应。如其所言，所幸2012年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应该加强和深化与非洲交往的多维度特征），在2015年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已经明显得到回应，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方面，正在成为同样重要的合作领域。在甘巴里教授看来，中非多维度的合作和对已经出现问题的纠正，包括刘大使强调的相互认知的有限性甚至负面认知，有待于中国进一步介入非洲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通过深度融合来消弭。

本期博雅论坛特辑收录了2015年担任非盟轮值主席的穆加贝总统的“收官”讲话，他强调

“我们是非洲人”

正如周欲晓大使在2016年最后一天举办的“博雅非洲新年论坛”上做的主旨发言《非洲的发展，我们的责任》所指出的，尽管中国和非洲明显有更多的相互需要，而且中国能够帮助非洲实现自主发展，但中国的责任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非洲人民必须是非洲发展的责任主体，其他国家只能扮演支持者和辅助者的角色。只有非洲人民对自身发展拥有足够的自主权，非洲才能得到发展”。大使还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普遍接受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强调共同、共享与包容的发展，这意味着中非之间存在实现双赢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契机。

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非洲学子们对非洲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认知和行动呢？特辑最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天佑，介绍了北大非洲留学生联谊会如何自我组织，他们通过与非洲研究中心老师们的合作，举办自己的“聚焦非洲”论坛系列活动。作为一个纽带，“聚焦非洲”论坛系列活动联系起分散在各个学院内、像中外各国同学一样忙于追求“基点”和参与各种热闹非凡的社团活动的100多名非洲同学，如他们无数次在论坛上重复的，各个非洲国家的学生开始第一次了解“兄弟国家”，发现彼此存在的问题、差异性和多样性，也第一次在北大校园里拥有了一种“非洲联盟”的特殊身份认同。在他们自己的论坛上，他们严肃认真地组织跨学科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各个国家和大陆范围内“真问题”的讨论，议题涉及和平安全问题、外援与发展问题、非洲哲学与非洲解决方案问题等。三次论坛的讨论结果，被提交给博雅非洲新年论坛，向包括驻非大使、北大老师和校园内外关注热爱非洲大陆发展的人在内的更广泛的听众发表，并征询进一步的意见。如周欲晓大使所言，“通过强调对非洲发展的责任，非洲学生正在发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并将站起来承担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博雅非洲论坛自成立以来，不但设定专门主题，而且也协助参与学校、学院的一些活动，如安南先生和李肇星前外长的演讲活动。安南先生面对北大莘莘学子，讨论了今天如何“构建更和谐世界秩序”的问题，也讨论了今天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独特作用；同时，作为第二位来自非洲大陆且在其任内对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安全事业做出大力贡献的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引用了非洲的古老谚语——智慧就像巨大的猴面包树，没有谁可以独自拥抱，来鼓舞青年人携手致力于和谐世界的建设。李肇星外长在讲话中提到自己和夫人在常驻非洲时与孩子的通信，以《黑色，是美丽的》为题结集出版，更援引很多具体的例证来向听众解释“非洲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对于长期被负面的非洲形象主导的公众舆论界而言，这显然弥足珍贵，如同滋润干涸大地的涓涓清流。凡此种种努力，正如他在1984年出版的在肯尼亚工作期间的散文集的名字一样，是基于“我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信念”！

特辑的最后审读完成于笔者在瑞士巴塞尔参加“欧洲非洲研究第七次双年会”期间。在这一周里，这个横跨莱茵河的美丽宁静的小城到处洋溢着非洲的律动。欧洲非洲研究学会利用专项经费邀请了很多非洲学者、学生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他们在学术讨论的休息期间互动表演，把“非洲爵士乐”带到城市的很多角落。在素来以生命科学研究与全球领先的医药行业互相依托立足的巴塞尔大学，只有4位专职非洲研究学者的非洲研究中心举办了这次会聚全球1200位学者、有230个分讨论组的盛会。大会的主题响应了非洲当前发展最重要的趋势——“城市化和城乡连接”，讨论议程汇集了当前非洲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问题，因而真正吸引了从规划开发、公共政策到地理、历史、迁徙流动、城市农业与居民生计、各级治理与权力、文化、国际发展合作各个领域的学者参与和对话。值得一提的是，大会的4位主旨演讲人中，有3位来自非洲，分别是交叉研究非洲人居和哲学的莫桑比克学者、既关注城市文化也投身于跟踪和改变街头青少年问题的肯尼亚独立研究女学者和南非的城市立法和规划师；只有1位主旨演讲人是欧洲人，即荷兰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女教授，她常年活跃在马里等西非国家，记录非洲农村到城市的变化，特别是手机在非洲的使用开始推动的社会变化。在这位女教授看来，今天的非洲研究有必要数字化，即真正面对新一轮的手机普及和使用所推动的非洲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来自中国香港、在日本读书并教书的傅博士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非洲学研究大会，她不是以非洲研究起家，但在读博士期间被要求深入尼日利亚北部长期进行调研，我对她的研究充满敬意，她却对我们非洲研究的同仁充满了好奇——“大家都不是西装革履，穿着很随意，很有为非洲奋斗的精神”。然而，在偌大的“非洲研究”大世界中挤时间完成本书审读工作的我，每每在这些全球的同行中“照见自己的小”——与他们长期在非洲跟踪调研、面向最新的社会问题相比，我们之间的差距很明显。而对于很多同行而言，对深入非洲的恐惧还是胜过对非洲的热情，二手资料显然难以支撑关于非洲“真问题”的研究，而这显然是应对刘贵今大使所指出的中非关系面临的挑战所必需的。2017年6月30日于瑞士巴塞尔[1] 参见黄立志《探寻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提供路径——博雅非洲论坛之“埃博拉与世界：认知与行动”会议精要》，《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20页。博雅非洲论坛特辑“我们是非洲人”[1]〔津巴布韦〕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2]韩红 译

尊敬的各国元首、政府首脑，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阁下，

尊敬的非盟委员会主席德拉米尼·祖马阁下，

尊敬的各位部长，

区域和国际组织代表，私营机构代表，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3]

巴勒斯坦代表发言之后，轮到我发言了。我要回顾一下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去年发生过，前年发生过……1963年发生过。巴勒斯坦人民年复一年地在联合国表达他们的呼声，要求“维护和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民族权益”，我们亲耳听到了他们的哭声。难道我们还要年复一年地继续听到巴解组织领导人的呼声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听到巴勒斯坦总统的演讲？这一天何时才能到来？潘基文先生，在你离任的时候，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巴勒斯坦人民依然流离失所。他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国家，我实在不明白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巴勒斯坦人民没有自由，其他人鸠占鹊巢，正在所谓的“巴勒斯坦国”建立自己的家园。几乎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被杀害、被骚扰或被逮捕。这样的情况何时才能终结？

祖先的艰苦奋斗造就了在座的每一位。曾几何时，非洲各国都是殖民地。我正在努力回忆有哪些非洲国家从未遭受过殖民统治。一个都没有。我们的祖先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奴仆，他们在殖民地处于被统治地位，发展机遇长期被剥夺。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自由人”，但是我们的祖先没有自由。在被当作奴隶贩卖到美洲的途中，很多非洲人丧生，尸骨早已荡然无存。幸存下来的则在美国各地辛苦劳作，奉献终生，但是时至今日，黑人的处境并没有改善。美国的确诞生了第一位非裔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但他只是美国白人的喉舌，他说英语，不说非洲语言。他按照欧美人的方法而不是非洲人的方式做事。白人依然高高在上。黑人生活在哈莱姆区，如果你在纽约看到他们的悲惨生活，一定会潸然泪下。今天，在美国，很多黑人无法接受教育，没有医保，无家可归。这些问题无人问津，可是某些美国人却始终想要干涉非洲事务。这种人无孔不入，他们有可能人在非洲，但更有可能是通过非政府组织、间谍或者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来干涉非洲事务。这些人居然说：“我们到非洲是为了援助非洲人民。”有些国家在非洲国家的领土上驻扎军队。他们的“援助”带来了什么结果？答案是政权更迭。

非洲54国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每年九月，非洲各国代表花很多钱飞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我们在联大发言，然后打道回府，年复一年。可是掌控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们却说：“我们是常任理事国，你们永远不可能和我们平起平坐。”多少年来，非洲一直、一直、一直在呼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潘基文先生，我想对你说：“你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我们当然不能让你四处树敌，这不是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但是，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捍卫非洲人民的文化认同、非洲国家的完整性和非洲人的个性。我们是非洲人。”如果别的国家是真正的联合国成员，而非洲国家却不是，因为不想徒有其名，总有一天我们会退出联合国。身为少数派的美国人和欧洲人说，白种人应该大权在握、白种人高人一等、白种人诚实正直，其他肤色的人都不行。这话有什么依据？如果联合国想要发展壮大，非洲各国必须和其他所有成员国拥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非洲的呼声在安理会能得到理解、尊重和重视。但是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几年前，非洲国家在斯威士兰讨论联合国改革问题，主要是改革安理会的议题，最[4]后通过了《埃祖尔韦尼共识》（The Ezulwini Consensus）。共识提出：希望非洲拥有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我们并不喜欢否决权，但是如果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那么我们也必须有。目前非洲一个席位都没有。在54个非洲国家中，有两个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于联合国这个权威的国际组织而言，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因为联合国也应该充分代表非洲的利益。潘基文先生，您是否已经告诉他们：非洲人不是鬼，也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也生活在地球上，非洲大陆是我们的家园。非洲人绝不会继续当牛做马，谁也不能剥夺我们要求平等的权利。我希望在联合国改革这件事上，您能倾听我们的心声。您已经为非洲做了很多事情：当埃博拉疫情暴发，当其他灾难降临，当恐怖主义肆虐的时候，你出访非洲各国，和我们一起哭泣。我们感激你的人道主义关怀。在这一点上，你和其他国际组织领导人不同。当然，你不是欧美人。

阁下们，我很荣幸能够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从抵达亚的斯亚贝巴的那一刻起，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就用他们的传统方式热烈欢迎我们。非常感谢埃塞俄比亚政府为我们提供的方便设施。毫无疑问，有力的后勤保障保证了本届首脑会议的顺利召开。

阁下们，非盟计划在2020年以前消灭非洲的恐怖主义。2015年，非盟各国高度关注和平和安全议题。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尽管新旧威胁层出不穷，非洲大陆依然取得了一些显著成绩，政局整体稳[5][6]定。尽管在布基纳法索和中非共和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对和平过渡进程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两国人民实现宪政的愿望毫不动摇。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我还想向在2015年成功举行国会大选以及总统大选的其他非盟成员国表示祝贺。这些国家又一次充分证明：非洲已经成熟，民主制度已经在非洲生根发芽。南苏丹、利比亚、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等国家正在上演的武力冲突使非洲各国惴惴不安，也让非盟忧心忡忡。即便在这些国家，最近也出现了一线和平的曙光，这些和平的种子值得我们全力支持。一方面，非盟需要加倍努力，寻求和平解决这些武装冲突的途径；另一方面，我们要敦促这些国家的国民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让和平的种子能够茁壮成长。在非洲很多地区，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社会毒瘤，严重威胁到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安全。非洲大陆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和一体化进程有可能因为恐怖主义而化为乌有。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协同合作，共同反对和挫败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阁下们，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创建充分表明了非洲大陆想要消灭冲突、消除不稳定因素的决心和付出的不懈努力。非盟安全架构的核心是建立非洲常备军，提高其快速部署能力。2015年10～11月，在南非成功举行了代号为“非洲和平”（Amani Africa Ⅱ）的野外军事演习，这表明非洲已经具备部署常备军的能力，可以随时对武装冲突进行干预。毫无疑问，在2020年以前消灭非洲恐怖主义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7]

阁下们，《2063年议程》（The Agenda 2063）和《第一个十[8]年计划》（The First Ten-year Plan）标志着非洲已经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但是该议程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想实现目标，后续工作还有很多。为了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同心协力完成后续工作，完善货币机制。在这方面，我们期盼本届非盟峰会对《2063年议程》的进展报告做出评价，尤其是非盟委员会的“非洲资源动员战略”（The African Resource Mobilization Strategy）。

阁下们，在我们努力实施《2063年议程》重要路线图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项人民的议程，它属于全体非洲人民。因此，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整个非洲大陆层面，向全体非洲人民推广该路线图至关重要，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重要的是，不应该生搬硬套，各国要把本国国情和《2063年议程》紧密结合起来，确保《2063年议程》和我们的国家计划以及地区计划步调一致，同步进行。我很高兴，在这个方面，和非盟委员会合作的很多非洲国家已经采取了重要措施。

阁下们，非盟峰会做出了一项符合原则的决定：为了保证和保障非洲人民决定非洲事务的权利，我们要持续稳定地推进非盟预算独立工作。因此，我们决定从2016年开始，在五年内自行解决非盟100%的行政工作预算、75%的项目预算和25%的维和工作预算。这项重要决定的实施，清楚地表明了非盟的决心和承诺。离开非盟，非洲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上获得它应有的地位。虽然我们衷心感谢合作伙伴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因此，非洲各国必须要优先考虑并且及时缴纳它们的非盟会费。

阁下们，初级产品价格在2015年12月大幅下跌，导致非洲经济增速放缓，这已经在部分程度上抵消了我们消除贫困、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的努力。在非洲各国政府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进各国和各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核心是矿物提纯以及提升初级产品的附加值。非洲各国应该始终将推行非洲的工业化策略置于首要位置。

阁下们，2015年，非洲进一步增进了和战略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第三届印非峰会”（The Third Africa-India Summit）和“中非合作论坛”（The Forum on Africa-China Cooperation）分别在印度和南非顺利举行。在这些论坛上搭建的重要平台有力地推进了非洲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非洲的对外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保证合作双方的利益，推动双赢的合作关系。

阁下们，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的生存。2015年发生了有记载以来最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非洲各地发生了大范围的干旱和洪灾，3000万非洲民众受到影响，大面积的饥荒和疫情引发了广泛的人道主义担忧。在这种大背景下，对于在“巴黎气候峰会”上通过的全面气候协议，我们表示欢迎。尽管该协议并没有满足非洲的所有主张，我们仍然要表扬出席巴黎气候峰会的非洲代表团、20国集团、77国集团和中国，感谢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自始至终充分代表了非洲国家的利益。在协议中加入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是发展中国家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阁下们，为了提高非盟的效率，从2015年6月起，我们决定采取闭门会议的方式来召开非盟峰会。会议议程仅限于非盟一体化、和平和安全、政府治理、非盟的筹资渠道等几项战略事宜。这样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才能更加专注，更加坚定。资源充足、训练有素、活力十足的非盟委员会一定能更快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需要一个精简的、有效的、高效的非盟委员会。当我们推进非盟重组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一个重要原则：在保证委员素质的前提下，在全非洲范围内公平分配非盟委员会的人员岗位，以此来确保非盟代表所有非洲国家的利益。

阁下们，有关非洲各国应该坚持共同立场的问题，我必须提到悬而未决的“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The Sahrawi Arab [9]Democratic Republic）的去殖民化问题，这个问题暴露出非盟成员国之间不和谐的声音。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一个合法的非盟正式成员国仍然遭受殖民统治，这是历史的倒退。公开为一个非洲国家统治其他国家的行为辩解的做法，完全背离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们倡导的非殖民化精神。时至今日，“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依然没有摆脱殖民统治，我们亏欠他们的人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还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结束在该国的殖民统治？《非洲统一组织宪章》（Char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规定，1963年非洲统一[10]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OAU）承认了殖民时期划定的非洲国界，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些国界。非洲各国都是自由的国度。让“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也能享受自由吧。正如我开始演讲时提到的，巴勒斯坦人民也在遭受另一个国家的公然侵占和殖民统治。在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我们还应该呼吁我们的合作伙伴尊重非盟对“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立场。[11]

同样，我蔑视在马耳他举行的瓦莱塔移民峰会（The EU Summit on Migration，Valletta，Malta）。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们和欧洲领导人一起协商难民问题，最后和欧洲“朋友们”达成了一项协[12]议（我可是很努力才读出了“朋友们”这个字眼）。虽然难民问题事关非洲各国，但是在最后一刻，受邀参会的非洲代表却屈指可数。难民问题对各国的影响有大有小，这一点我完全理解，但是为了所有非洲国家的利益，各国应该采取统一立场。让我们团结起来。在这件事情以及其他全球事务上，让我们团结起来。团结，我们屹立不倒；分裂，我们必将灭亡。非洲各国在难民问题上有分歧，让我们消除分歧，团结合作。统一、团结和自由的原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组织基础。我们必须坚守这些原则，如果1963年非洲的独立国家没有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开会。1963年，来自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大会，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民结束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在非洲的法属殖民地纷纷独立以后，法国总统戴高乐拒绝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因为“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的确位于地中海南岸，但它怎么会是法国的一部分？戴高乐说，“阿尔及利亚没有权利选择是否独立，因为它是法国的一部分”。迫不得已，阿尔及利亚人民只能选择武装斗争，本·贝拉是他们的领导人，我们要把荣誉献给他。他认为，只有在包括南非在内的所有非洲国家都取得民族独立的时候，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才算完整了。人们依然铭记他说的话，他扔掉演讲稿说，“让我们为南非做出牺牲”。加纳开国元首恩克鲁玛（Kwama Nkrumah）也说过：“只有整个非洲独立了，加纳的独立才算完整。”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非洲精神——“团结、奉献、承诺、牺牲”，他们的奋斗就是我们的奋斗。因此，今天利比亚人民的苦难就是我们全体的苦难。

我们要团结合作。非洲人想要解放依然受殖民主义压迫的非洲同胞，我们因此才会受到尊敬。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你来到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就是你的祖国。如果我去了你的国家，它也就成了我的祖国。你不能逮捕我，我也不能囚禁你，这就是非洲精神。我们也要为了所在国而斗争，为它忍饥挨饿，为它做出牺牲。现在一些人还在说，我们是白人，你们是黑人，因此你们不能在联合国安理会享受和我们平等的权利。这种言论纯粹是胡说八道，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潘基文先生，请最后一次告诉他们，请最后一次转告以下内容：你在非盟峰会上听到“非洲要求安理会成员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呼声”，非洲人在安理会的发言和指出的问题无人关注，这种局面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联合国总部不应该设在纽约。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住在哪里？印度和中国分别有12亿和13亿人口，非洲的人口接近10亿。把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人口加在一起，再把所有长着白色面孔和粉色鼻子的人加在一起，两相比较，就一目了然了。难道我们能够听任他们在我们的自由国度里继续攻击我们吗？“穆加贝不应该当总统，我们希望某个人能取代他。”坦桑尼亚前总统基奎特（Jakaya Kikwete）前几天告诉我，一位欧洲人士对他说，“坦桑尼亚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CCM）已经执政太久，必须允许其他党派来执政”。这是民主吗？请让这些说三道四的人“闭上嘴巴”。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在我即将从非盟轮值主席的位置卸任之际，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各位非盟同事以及我的祖国津巴布韦的诚挚谢意，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慷慨支持。我很高兴有机会造访许多国家，有的时候是去参加领导人的就职典礼，有的时候是以非盟轮值主席的身份参加的。例如，我在马里见证了马里政府和图阿雷格叛军（Tuareg Rebels）签署和平协议，我还受邀出席东非共同体青年会议等。每到一地，我都喜欢和当地人民在一起，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各地传达出的信息既和现状有关，又和未来紧密联系。今天，我们是主角，但是年轻人才是未来的主人。今天，我们是父母，必须为了子孙后代的未来不懈努力，培养他们，确保他们身体健康，接受良好的教育，掌握技能，思想成熟，了解祖国的历史，为非洲文化而骄傲，年轻人就应该这样成长。在过去一年中，我很荣幸担任非盟轮值主席一职，为将非洲建成我们想要的非洲，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

总而言之，我想重申：我会始终如一地支持下一任非盟轮值主席——我的乍得兄弟。我确信：非盟峰会会全力支持新任非盟轮值主席，祝你健康。只要你需要我的支持，我一定毫无保留，直到上帝召唤我的那一刻。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监督你的工作。我要感谢你。我还要感谢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女士，感谢你领导下的非盟委员会以及各位委员，在我们一起努力向前进的时候，当我们竭尽全力解决问题的时候，感谢你们一直给予我的大力支持和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我要说，永远前进，不要后退。非常感谢。[1] 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津巴布韦总统，时任非盟轮值主席。这是他在第26届非盟峰会上（2016年1月30～31日）所做的演讲，题目为译者根据全文内容所加。[2] 韩红，北京物资学院外国语言及文化学院讲师。[3] 非盟和巴勒斯坦有着特殊的友好关系，非盟一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建国目标，经常邀请巴勒斯坦代表列席非盟会议。例如，2015年6月1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幕的非盟第25届首脑会议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Mahmoud Abbas）就受邀出席并讲话。这段关于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内容，只是穆加贝的开场白，与巴勒斯坦代表的讲话内容无关。——译者注[4] 《埃祖尔韦尼共识》是非盟于2005年在斯威士兰埃祖尔韦尼峡谷签订的一个共识，其主要内容是推动建立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更民主的联合国安理会。——译者注[5] 2014年10月，已经执政27年的布基纳法索前总统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试图通过修宪实现连任，引发大规模抗议，被迫下台。2015年9月16日，效忠于孔波雷的总统卫队扣留了过渡政府总统卡凡多和多名过渡政府官员。次日，孔波雷的亲信、准将吉尔贝·迪安德雷宣布政变，成立由他自己担任主席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民主委员会”。该国随即爆发大规模示威，多人受伤，甚至死亡。在西非国际经济共同体（ECOWAS）介入调解后，政变军方代表签署和解协议，同意把权力交还过渡政府。——译者注[6] 2012年12月，中非共和国爆发内乱，持续至今。战争的一方是政府武装，另一方是由反对前总统博齐泽（François Bozizé）的多支武装组成的“塞雷卡”（Séléka）。——译者注[7] 2013年以来，非盟开始着手制定有关未来50年发展规划的《2063年议程》，这项旨在50年内建成地区一体化、和平繁荣新非洲的议程在2015年初的第24届非盟峰会上获得通过。——译者注[8] 《第一个十年计划》是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第25届非盟峰会上通过的，它是针对《2063年议程》所做的第一个十年规划。内容包括制造业、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等六大领域，其重点是加强对青年人特别是妇女的技能培训，为他们创造有利环境，使其成为非洲大陆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驱动力量。——译者注[9] 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简称“西撒哈拉”，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西地区。目前，其北方邻国摩洛哥控制并掌管着该国75%～80%的领土。——译者注[10] 非统组织全称是“非洲统一组织”。1963年5月22～26日，31个非洲独立国家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首脑会议，并于5月25日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组织”或“非统”）。2001年，第五届非统特别首脑会议宣布结束“非统”，成立“非盟”。——译者注[11] 瓦莱塔移民峰会于2015年11月11～12日在欧洲岛国马耳他首都瓦莱塔召开，欧盟、联合国和非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就解决难民问题根源、鼓励合法移民、保护难民权益、打击人口贩运、难民遣返和安置五大方面的议题进行了磋商。——译者注[12] 原文是“I stammer to say‘friends’，but nevertheless，nevertheless，I managed to pronounce the word”。

发展中的中非关系：机遇、挑战和前景

我非常荣幸能在本次中非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做主题演讲，会议的两个主题之一是“中非关系：平衡、发展、可持续的未来”，由此引出了今天上午我要讲的主题——“发展中的中非关系：机遇、挑战和前景”。一 中非关系的发展状况

请允许我以一则轶事开始我的演讲。就在30多年前，确切地说是在1985年，我作为年轻又干劲十足的尼日利亚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当时的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我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谈，使我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他特别指出，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两国间的贸易却如此微不足道。他敦促我们两国承诺去改变这种局面。今天，根据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经商处赵林祥参赞在接受尼日利亚通讯社采访时的谈[3]话，“两国间的贸易额在2014年达到149.5亿美元，尼日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1985年，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如今已成为一个双方受益的现实。

这次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市举办的会议之所以重要，原因有四个：第一，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同中国的关系很好地契合了尼日利亚的“同心圆”外交政策——最内层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保障，其次是非洲，再次是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国家，特别是中国，最外面是世界其他国家。第三，尼日利亚必须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工业、商贸和投资等关键领域。正如赵林祥参赞所指出的那样，尼日利亚与中国之间互为补充的合作努力，“与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所宣布的十个中非合作计划完全一致”。第四，这次会议的举办十分及时。它是在民间交流的框架下举行的，与穆罕默杜·布哈里总统于2016年4月将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呼应。

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让我们回到演讲的主题上来。显而易见，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包括政治、经济、战略和文化等领域。相比之下，非洲对世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却不那么明显，尤其是当非洲国家还在不断努力解决它们的安全问题、持续推进民主化进程、整体上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时——非洲大陆不只影响中国，而且影响整个世界。

在一篇富有见解的论文《中国在非洲的利益：非洲和美国的机遇和挑战》（《非洲复兴》2005年7/8月刊）中，作者德鲁·汤普森认为，近来中非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联系的日益加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这需要复杂而灵敏的外交努力去使中国、美国、欧盟和非洲国家的利益都得到保障。最后他没有忘记提到非洲的利益，这是很有意义的。最近，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出访某些非洲国家时警告说，“新殖民主义”正在威胁非洲。这是对中非经贸关系的含沙射影，因为中国在2009年超越非洲传统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成为它最大的贸易伙伴。

事实上，中非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8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600亿美元。对华贸易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0年前的3%显著上升至2011年的13%。此外，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1亿美元跃升至2011年的120亿美元。根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报告，2005～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近14%流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确，中国2015年在非洲投资的最新数据显示，短短10年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长了100倍。

公平地说，虽然现在中非贸易和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巨大增长可能给一些西方国家带来困扰，但是大多数非洲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并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例如，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如果能促使美国和西欧相应扩大它们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那么中国就是受欢迎的。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很感兴趣，特别是中国成功地帮助千百万人民摆脱了贫困，而非洲却还没有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项——到2015年将每天靠不到1美元维生的人口比例减半。正如杜比萨·莫约（Dumbisa Moyo）在文章《中国——非洲的福音》（《纽约时报》2012年6月27日）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证据都不支持“非洲人在中国参与非洲发展时感觉自己被剥削”的观点。据莫约说，2007年皮尤研究中心在对1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中国在非洲的介入被认为比美国的更积极。例如，在肯尼亚，9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相比之下，认为美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只有74%。

这并不是说在非洲的每个地方或者每个方面都不存在批评中非经贸关系的声音。我将在稍后的发言中讨论一些批评。即便如此，把中非经贸关系定位在中国对非洲大陆多维度参与的框架下仍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殖民过非洲，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历史包袱。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以来，中国一直是亚非国家的引领者，随后又成为不结盟运动中的一员，大力支持非洲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包括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最近，中国还派遣军队和其他人员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尤其是参加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和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驻苏丹达尔富尔的联合特派团。此外，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强调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点对非洲国家很有吸引力并让它们感到舒服。

在这方面，成立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上一次[4]会议于2012年7月召开），以及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隆重出访非洲，也促进了中非之间的政治经济交流。习近平主席继续推动这种高层访问，2015年12月25日他还联合主持了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此外，2012年1月，新的非洲联盟总部大厦在亚的斯亚贝巴落成，耗资约3亿美元，完全由中国投资建造，被视为中国与非洲多维度合作的象征。二 中非关系的发展机遇

随着中国日益成为非洲贸易、投资和经济的一个主导角色，近年来非洲的发展图景也得到大幅度改善。非洲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事实上，2001～2008年，非洲大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它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约为5%，其中电信、银行和零售业等行业增长显著。几个非洲国家的经济正以每年大约8%的速度快速增长。2008年，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6万亿美元。到2010年，已超过2.6万亿美元。基础设施的改善还可能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根据一些估计来看，非洲在未来15年对公路网120亿美元的投资可能会使非洲内部贸易（目前仅占非洲总贸易的10%）增加2000亿美元。

非洲的外国资本投资已经从2000年的150亿美元激增至2007年的870亿美元。2008年，非洲人口的总支出超过了印度——两者人口大致相当（非洲有10亿人口，印度有12亿）。在过去10年里，非洲手机用户数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非洲的经济增长不像过去仅仅是由石油或矿产价格上涨推动的。无论是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还是资源匮乏的非洲国家，其经济都有增长——这种进步不仅仅发生在私营部门。近几十年来，政府采取的直接行动减少了严重冲突的数量（现在的数量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半）、改善了经济发展的条件，如降低通货膨胀、削减外债、减少预算赤字。这些变化是非洲经济持续增长的好兆头。

非洲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非常好，其发展伙伴都开始将它视为投资的目的地，而不仅仅是开展慈善事业的地方。事实上，在非洲的私人投资（2007年为530亿美元）现在已超过了外国援助（50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来自中国的投资占了很大比例。

中国在与非洲建立新型和广泛的伙伴关系方面一直处于最前列，它是非洲经济增长、贸易增加、直接投资、援助和其他开发活动的引擎。在使中国成为非洲非常重要经济角色的活动中，不仅中国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一些民营企业也一直参与其中。比如，来自中国的全球电信供应商华为公司在非洲投资了大约15亿美元，雇用了4000名员工。

尽管如此，中国对非贸易和经济利益的中心是对非洲大陆自然资源的需求，目的是维持其经济的快速增长。例如，中国进口的石油有1/3来自非洲，它的一些投资是与资源开发捆绑在一起的。一个可喜的迹象表明，中国想从尼日利亚进口更多的石油。安哥拉作为受益国已经以石油资源换取了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前所述，中国与非洲的合作超越了石油和其他原材料：它是多维度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2015年12月25日）强调了这一点：“11亿非洲人民和13亿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开启新的时代，抓住未来的发展机遇，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促进中非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中国的作用在未来几年可能更加突出。此外，现在估计有超过100万的中国公民生活在非洲大陆，他们的活动主要是积极的。

总而言之，中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有许多优势，在这里只提几点。1.中国能为非洲的发展提供资本

当非洲传统的发展合作伙伴欧洲和北美经历持续的经济衰退时，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增长。据保守估计，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2.中国愿意投资于非洲希望重点发展的领域

例如，2012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承诺注重发展非洲的基础设施，作为对非洲提高内部功能整合愿望的直接回应。在中国宣布将帮助非洲发展重点领域的五点计划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承诺，中国将同非方建立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为项目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提供支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

此外，在2015年12月25日举办的由50个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习近平主席出席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宣言》。宣言提到，“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5年来取得了互惠互利的成果，也高度评价论坛北京峰会及历届部长级会议制定和实施的重大后续行动”。3.与非洲投资环境和需要相关的解决方案和技术

在南南合作的框架内，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合作不是简单的贸易和资源转让，它包括技术的交流和转让、知识和最佳实践方法的分享。中国的工业化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且是靠自主努力实现的。虽然它受到西方政府的广泛好评，但是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拒绝了大量西方的建议。中国的成功可能展示了另一种发展道路，这与西方新自由主义长期以来提出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三 中非关系面临的挑战

非洲的传统发展伙伴西方国家含沙射影地指出非洲面临“新殖民主义”的危险。尤其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论的根源，是中国以确保自然资源的获得为重点。批评者们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不代表非洲的长期战略，与过去的剥削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对非洲大陆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帮助。中国从非洲进口的近50%是燃料、矿石和金属。

但是，这一点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投资在非洲的广度，包括建设铁路和桥梁，这与矿产和油田毫无关系。中国政府鼓励在非洲的各种活动，包括建筑业，这占中国最近在非洲私人投资的3/4。中国企业在非洲一年签署的基础设施合同金额超过了500亿美元，中国还拨款50亿美元投资非洲农业。中国在非洲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包括非资源驱动型国家，如南非、毛里求斯和加纳，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银行、工厂、电信企业和小商店等。

然而，中非关系中已经有一些紧张因素。中国人被用复杂的感情对待——特别是在一些弱小国家，中国的力量在那里显得更为强大。中国建筑工程的质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大陆企业建造的工程偶尔也会损坏崩塌。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中国建造的医院盛大开业一个月后就因墙壁出现裂缝而很快停用。在赞比亚，从首都卢萨卡到东南部城市奇龙杜的公路（总长130公里，合81英里）在中国公司建造完工后很快就被雨水冲毁。由于这些教训，非洲各国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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