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雷声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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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试读：

总序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关键阶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我们正逢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

从国际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处于热潮阶段。尽管苏东剧变后，国外有许多人在鼓吹“告别马克思”、“抛弃马克思”等论调，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研究马克思，主张“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反思马克思”、以新的理论成果“超越马克思”。国际范围内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讨会在世界各地频繁召开，会议规模越来越大，会议形式越来越灵活，参会人数越来越多，研讨领域越来越宽，讨论问题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范围内涌动着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这一切说明，“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并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并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国内来看，中央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理论工作提供了广阔舞台；全党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为理论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编写出版这套丛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回应时代变迁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展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着力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一直出版下去，最后真正成为一套名副其实的“丛书”；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理论，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不断扩大，能够进入此套丛书的著作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是十分严肃的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们也希望进入此套丛书的著作质量越来越高。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资金支持，首次进入丛书的著作，大都属于“211工程”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和“985工程”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套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先生非常关注此书的编写出版事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共管理分社社长郭晓明先生，以及丛书的每位责任编辑，都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写出版此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初步尝试。为了使丛书编得更好，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年11月

导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浴血奋斗的历史经验，是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宝贵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到底，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键所在。1．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当前在理论界，对什么是、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还不很清晰，人们在研究和运用中很难分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也很难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要做到这些“分清”，首要的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什么是、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从整体角度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严整性，即“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是建立在它的完整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三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着的理论对客观世界、人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反映，这一整体反映是对客观世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研究。正因为如此，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我们所要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则是以这三个组成部分为基础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对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研究并不直接等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以贯之”的理论，是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论，是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论；同时，它也必须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原则，即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必须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面貌和精神实质的基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在“整体性”中才能得到阐明。

第二，从对应于“非基本原理”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基本原理”，必然会有“非基本原理”与其相对应。搞清楚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非基本原理”，也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条思路。这里，无非有这么两种情况：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或结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许多理论观点或结论被实践检验和证明了是科学理论观点或结论，具有普适性。最有代表性的，如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就是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所证实的客观真理，具有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适性。这种经过实践检验和证实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毫无疑问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有道理的。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有一些理论观点或结论被实践检验和证明了是“过时的”理论观点或结论。例如，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论点，曾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战略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革命重心的东移，这个论点就不再适用了，因而也就不能将其列入基本原理范围内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个别结论，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对当时当地的历史事件作出的判断和预测，随着条件的变化，就有可能变得不正确了。我们不能将此当作基本原理来看待。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这一问题，也必须做具体分析。有的基本原则是基本原理，有的基本原则却不属于基本原理的范畴。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被概括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基本原则虽然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预见、设想，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只是初见端倪，但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在于人的发展。这种逐步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理应属于基本原理的范畴。又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消灭剥削、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的，但却是建立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必须根据具体实际的要求加以发展。这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则也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有时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基本原则都是基本原理，那些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基本原则，就不应列入基本原理的范围。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很长时间都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坚持，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原则只是一种假设，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因此，没有为实践所证明的假设性的原则，我们是不能盲目地视之为基本原理而加以恪守的。

第三，从具体内容角度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哲学原理，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这种偏执一端的看法，实际提出了究竟哪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究竟有哪些的问题。这是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键。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的论断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基本的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包括世界观、方法论，而且还应包括用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去解决现实问题而作出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概括。因此，基本原理是有层次的。

我们可以把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基本原理的第一层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和核心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一层次内容形成的同时，也就把认识的工具给予了人类，使人类去认识和掌握世界，从而为创造性地改造世界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与人类社会普遍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第二层次的基本原理。它包括：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根本力量，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有机体内部生产活动中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和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切社会中又表现为人们在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并以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

第一、第二层次的基本原理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第三层次的基本原理。它包括：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与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结合，表现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仍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趋势；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制度的结合，使其遇到了一些新问题，社会主义在不断探索和解决这些新问题，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共产主义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个层次，反映了基本原理的发展及实际运用，体现了基本原理的生命力及其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形成至关重要。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是就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而言的。普适性也就是一般性，而一般的东西，总要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世上没有单纯的一般存在物。……一般与特殊的矛盾统一，没有单纯的一般，也没有独立于一般之外的单纯的特殊。任何抽象的理论都是要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只有在这种“相结合”中才能彰显其理论价值的魅力，体现其理论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切真理，它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目的，就在于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充分反映了这一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基础上，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曾照抄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意识到，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国历史的重复，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去探寻。毛泽东强调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不是不讲结合实际的发展。理论的发展在于承认社会历史的变化，敢于正视新情况新问题，能够把基本原理和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科学分析和探索，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结合实际，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才能真正中国化。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历史发展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的表现，而恰恰是其得以发展的最好时机。

结合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不仅是一个运用已有的原理对实践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分析和探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并将其概括为新原理的过程，也就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客观世界和人们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基本原理结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带给我们的就是极为丰富的理论认识，即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却可以是不同的；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不可逾越的；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走向社会主义全面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途径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分析和总结所作出的理论概括，正是对这一基本原理的充实和发展。它充分说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获得崭新内容和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离开了实际，“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这一问题上，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态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成僵死不变的教条，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甚至个别字句，否认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断重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词句，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就是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背离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要求。教条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割裂理论与实际之间的本质联系、用理论裁减实际、用理论抹杀现实。尽管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在我国，教条主义已没有多大的市场，但它仍然是束缚我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敌。教条主义的存在必然会阻隔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扼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从来就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与以往所有的哲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并不只是满足于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而是致力于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改变世界”作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就是实践的产物，它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不允许人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贯态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历来就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把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称为“假马克思主义”。在1938 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对于使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裁减实际、理论抹杀现实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认为应该“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

实践是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应该随之而发展。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必须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中向前推进，历史是这样，在今天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的发展进程中也是这样。只要我们善于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紧紧地跟上新的实践步伐，并作出理论上的科学概括，我们就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

第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不是不讲“坚持”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际工作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此，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接受它的指导为前提。否则，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就会走向曲解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发展”只能是“坚持”基础上的“发展”，有了“坚持”，才会有“发展”。同样，“坚持”也只能是“发展”中的“坚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停滞和僵化，谈不上真正的“坚持”。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根本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必定在人类实现的信念。有了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涵的理解，“老祖宗不能丢啊”才会成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通俗的思想表达。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等于“死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其实，我们都很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用来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科学工具，它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如果我们把它绝对化，把它看成完美无缺的东西，把它看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我们就会把自己引到邪路上去。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必须反对那种以“坚持”为口号，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发展的错误态度。以“坚持”为口号，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实际上是把“坚持”变成了“守护”，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僵化的“坚持”，脱离了实际，脱离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只会窒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还必须反对那种以“发展”为幌子，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远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做法。抛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抛开“坚持”的“发展”，无疑也是对实际、对时代发展要求的背弃，它比僵化的“坚持”更为可怕，因为它会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附加上许多错误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窒息更加隐蔽，因而更加具有迷惑性和危险性。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要求我们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实际问题，在实践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3．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同样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即使是那些具有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需要在具体的实际中不断丰富和深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才能有效地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与时俱进，表现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中国具体实际发展变化的要求。当今中国实践的发展需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

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首先要搞清楚解放思想是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前提。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只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才能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新的实践。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一种反对思想僵化的思维创新，但是，这种思维创新必须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符合变化了的、发展了的客观实际，必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客观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是实事求是。离开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而是主观主义的胡思乱想，是脱离实际的标新立异。因此，解放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对已有的认识进行再认识，即对符合变化了的、发展了的实际的正确认识必须坚持，而对不符合变化了的、发展了的实际的错误认识、“过时”认识必须纠正；第二，必须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认识。

解放思想的过程，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理论，产生了新观念，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坚持解放思想，孕育不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坚持解放思想，同样孕育不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要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理论形态，是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内在要求，又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之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等新思想、新观点，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我们的实践，就能引领我们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克服前进道路中的一切困难，排除历史的和现实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各种阻力，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而且它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对的实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它需要不断开放、不断发展，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新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提供了新的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的发展，这个过程既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也是理论自身不断被验证、丰富、发展和创新的过程。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及其创造性正是存在于这种坚持和发展之中，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的考察和分析，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解决也正是通过这种坚持和发展得到实现的。

第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创造性实践的过程。贯彻落实的前提是全面把握、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认识马克思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的理论形态统一了起来，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统一了起来，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好地发挥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它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创新意义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因此，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深刻理解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历程，深入领会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至关重要。

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理论形态，不能只是停留于理论形态，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就必须面对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深入研究并正确回答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分析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坚持把理论学习和研究同推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同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矛盾结合起来，同指导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六个转化”，即转化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坚定意志，转化为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转化为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硬本领，转化为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真挚情感，转化为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证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以革命理论领导革命行动、理论武装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也充分说明：在当代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就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新的实践。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能在中国发展，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活泼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突破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里程碑式的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的灿烂的真理光芒。

第一章 生产力观与先进生产力论

生产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生产力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生产力论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的形成过程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了这样的演讲：“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既是对马克思一生贡献的一个简短总结，也是对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通俗表述。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力范畴和理论居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其实，对生产力范畴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学术界提出了很多新思路和新方法。然而必须承认，对它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最为薄弱的环节，这严重地影响了认识和把握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度和高度。1．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问题的初步探讨

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思想与历史同路、前后相接，是不容跳跃的旅程。前人的思想资料往往是后继者研究的理论前提，近代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古典经济学家有关生产力的思想无疑对马克思恩格斯探讨科学的生产力观具有启示意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谴责懒惰的穷人和游手好闲者的同时，马克思却发现勤劳的工人同样是贫困的；古典经济学家只通过整理可见的范畴来完成经济学体系，而马克思一边继承那些范畴一边加以批判性地重构；古典经济学家重视对资本积累和机器生产的动态分析，马克思却从中发现了作为目的的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早在1842年至1843年在《莱茵报》做编辑时期，就开始思考社会现实生活中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问题，进而认识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马克思后来自己回忆，认为这期间的实际工作“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随着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变革生产力概念的理论之路也随即开始并不断深入了。

总体上，马克思生产力范畴和理论嬗演的历史脉络和轨迹是与唯物史观的创立相伴而生的。他对生产力的认识和研究，先后经历了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简称《评李斯特》）为代表的“感性具体”阶段、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写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简称《致安年科夫的信》）为代表的“思维抽象”阶段和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思维具体”阶段。

第一，马克思在批判李斯特等人的生产力学说的过程中初步阐发关于生产力的一般原理。1845年3月，马克思写下了《评李斯特》一文，它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奠基之作。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将李斯特的生产力思想置于接受审查和批判的对象的位置，第一次集中表述了自己对生产力的理解，开始初步阐述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

首先，在批判李斯特国民经济体系唯心主义实质的时候，马克思指出他建立在该理论体系之上的生产力理论本质上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进而指出生产力不是什么“精神本质”，而是一种物质力量。马克思指出，李斯特先生理论的特点以及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在于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愿望而不得不到处求助于“社会主义的”词句，从而全力维护早已遭到驳斥的骗局。正是这种空洞的唯心主义词句，使德国资产者及其国民经济学的学术代言人害怕谈他们所渴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害怕谈竞争，而谈国家生产力的国家联合……“资产者想发财，想赚钱，但是他同时必须同德国大众一直信守的唯心主义相一致，并且同自己的信仰相一致。因此他表明，他猎取的不是非精神的物质财富，不是恶的有限的交换价值，而是精神本质，无限的生产力。”

李斯特指出，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来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在李斯特看来，一个国家的富强不在于掌握交换价值，而在于掌握生产力。正如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他手中掌握有鱼，而在于他那不断想捕鱼的欲望以及满足这个欲望的能力和手段。由此李斯特的结论是：“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对此，马克思批判道，李斯特先生的哲学就只知道原因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按照李斯特的逻辑，马克思指出，如果把人当作“生产力”来对待，那么就是用别的主体代替了真正的主体，就是用另一个人代替了他，而他现在只是作为财富的原因而存在。这样，整个人类社会只是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显然，“原因决不能高于结果，结果仅仅是公开显示出来的原因”。马克思认为李斯特先生装腔作势，处处为了生产力本身而关心生产力。

其次，在批判李斯特把生产力庸俗化的同时，马克思把生产力简单区分为自然的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所以他着重批判了作为李斯特理论体系前提的“生产力”的形而上学理解。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马克思指出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把人贬低为同“自然力”一样的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如果经过比较，说明人是不适宜的，那么以人为承担者的力量必然被以牲畜或机器为承担者的力量所代替，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仍然享有（具有）‘生产力’这一角色的荣誉。”马克思特别强调，“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可以看出，这个阶段，马克思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谈论了生产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把人的这种生产力称为社会力，而且，无论是自然力还是社会力，都是客观的物质力量。正如在1844年用“异化劳动”批判工资和地租那样，马克思从人学立场或哲学意义上批判了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这也是这部手稿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它是马克思变革生产力概念的中间环节。

最后，马克思在批判李斯特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诋毁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进一步论证了生产力的作用，第一次阐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思想。李斯特说，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来说，似乎并不是在于将人类组织拆散成像傅立叶所提倡的许多“小型共产制社会”，从而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改进或提高一切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准、政治状况与权力，并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可能趋于均等，为世界联合事前做好准备。他还把“国家生产力的联合”中的生产关系理想化。他说，在一个国家，就像在一个制针厂一样，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作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根本利益不同的阶级可以和谐相处，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努力；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力发展，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和协作。

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得出了与李斯特截然相反的结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工业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工业制度（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是“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这种“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表述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炸毁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促进社会发展的思想。

综上所述，在这个阶段，对于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强调人的解放和社会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李斯特的理论当然是和他所反对的斯密—李嘉图学派一样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而且恰恰在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企图建立工业的统治。也就是说，李斯特体系的整个理论部分，不过是以理想的词句掩盖坦率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而以之为代表的德国资产者是以创造一种夸大的、假理想化的国民经济学开始创造自己的财富的。站在对工业发展的历史意义的理解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认了“生产力理论”和“交换价值理论”的逻辑差异所折射出来的现实历史的阶段性区别。

从马克思生产力思想发展的原生语境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这里，马克思已初步表述了生产力的三种意义：一是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力量，二是生产力是一种能力，三是把握生产力应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关系入手”。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关于生产力概念的理解是具体和抽象的统一，既从经济学上阐述了生产力的作用，又从哲学上概括了生产力的性质。同时，马克思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的分析，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原理，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生产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把生产力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语境中考察、认识，开始把生产力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加以广泛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秋到1846年5月左右合作完成的。在这部被称为唯物史观的“原本”奠基之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生产力概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对它进行了系统阐发，以生产力为理论坐标，建构了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认为它“又引起新的需要”、引起“自己生命的生产”和“他人生命的生产”之后，这样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从这段话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地说明，生产力不仅是个人的力量，而且是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形成的社会力量；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生产方式中，人们从前一代继承下来并能够运用来改造自然界的人力、物力的总和。也就是说：生产力是人们以往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由历史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种物质要素构成的物质力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初步给出了“生产力”的定义即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着的共同的活动方式，同时也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从“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生产力的社会作用，以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的关系，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规律。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显然，生产力是客观的。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如同社会经济形态一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它自身，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到生产力以外去探索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更不能把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归之于“精神”因素或抽象的“人的本性”、“人的智慧”等。一句话，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不是他物。

第三，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写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最为凝练和集中的阐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力是历史存在的客观基础。“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2）前后相继的生产力的联系本身就构成了历史的内容。“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历史的发展就是“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3）生产力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

第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个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及1859年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把社会生产力的范畴明确称之为“物质生产力”，并以经典的语言表述了他和恩格斯所共同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发现。至此，生产力理论的视阈形成了，生产力的意义定位获得了基本的框架。

从马克思恩格斯探寻生产力的基本轨迹来看，他们发现并论证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交往关系、所有制关系）的决定作用，这是经典作家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为核心，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说明了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结构和本质，并且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由此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人类社会历史等境域和经济学语境中来把握生产力，当生产力概念得到准确定位以后，分工、交往、所有制、人、家庭、国家、共同体、共产主义等范畴也随之脱胎换骨，唯物史观由此得以建构。质言之，生产力的探寻过程实际上也是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2．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制定

据有的学者考证，恩格斯先于马克思使用生产力概念。在写于1843年—1844年1月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多次使用了生产力概念。在19世纪70年代的《反杜林论》和80年代的《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的原理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最为全面和深刻的是在90年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马克思首次使用生产力概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6次引用了萨伊、斯密等人关于生产力的论述，两次使用生产力这个概念。对于生产力，此时的马克思基本上是从财富创造和度量这个角度沿用古典经济学的理解。但是，熊彼特曾机敏地发现，“马克思所用的术语同其它经济学家所用的术语意义不同”。例如，同样是“价值”术语，但对马克思和对J. S.穆勒来说就有不同的意味，生产力概念也是如此。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扬弃古典经济学生产力理论，颠覆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第一次把生产力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束了人们在黑暗中对历史之谜的求解。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什么是生产力，并没有明确概念的界定。他们更多的是强调生产力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用，在社会经济中的效应，以区别于唯心史观和旧唯物主义。翻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生产力理论的大量相关论述，内容是丰富的、思想是深邃的。他们从20多个方面阐释了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自然生产力、资本生产力等，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当然，界定生产力，即抽象一个纯逻辑的作为概念的“生产力”，这绝非易事——有人形象地将其类比老子不可言说之“道”。“没有一个概念像生产力或者更确切地说生产力水平（或发展程度）这一概念那样具有表面的简单性，而在实际上却包含着许多难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为，在马克思的文献中，不存在一个我们所期望的生产力的精确定义。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概念是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思想，特别是斯大林的生产力观点概括而成的。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田纳西大学哲学系威廉姆·肖教授也指出，马克思并没有给生产力这个概念下过正式的定义，在使用中相当任意和灵活，在总体上也没有保持一致性和准确性，然而这些概念是相当稳定的，还可以用合理的精确度予以界定，各个概念相互匹配，并没有不适当的概念妨碍马克思理论之船出航。他认为，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历史发展的具有动力性的决定因素，因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但是生产力决定什么、怎样决定、为什么决定等，马克思本人没有关于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的任何详尽评论。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文本学视阈来考察经典作家的系列文献，完全可以总结出马克思对科学生产力的本质界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这段表述说明尽管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是物质的表现和结果，是现实的力量，但是，作为现实的力量，生产力具有历史继承性。生产力的历史性恰恰表明生产力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以致后来在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谈到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它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这是对生产力概念的最基本界定。“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因为，正如列宁所概括的那样：“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总体上，正如科恩（G. A. Cohen）所认为的，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处于舞台的核心：生产力的发展贯穿于全部历史（发展命题），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说明的（首要性命题）。在共产主义中，生产力的扩展将作为人的创造力的一般果实的组成部分而发生，但在到达这一舞台的过程中，生产力具有一种特权地位。正是其被迫的发展（即以所有其他价值为代价），为一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社会各种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创造了物质条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而言具有某种第一性。科恩将马克思对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进一步用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来解释，而他在阐述这些命题时实际上同样是将人自身的因素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从以上简单论述看，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在于，生产力生产着社会的物质生活，也生产着进行这种生活的主体人本身，并以此生产着各种各样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而生产着人类社会历史。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正因为马克思对生产力问题是基于“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来认识与思考，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研究的发展史中，生产力一直是被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历史的物质力量来看待的，它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的基本逻辑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阐明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产力理论，在对生产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中，阐明了生产力的实质及其在物质生活的生产和社会结构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生产力的客观性、社会性、能动性和历史性，因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科学本质和逻辑结构的一致性。1．生产力的科学规定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般意义上使用的“生产力”这个概念，应当包含两重含义：具体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或者一般生产力）。所谓具体生产力，是指实际发生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也就是实际发生在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物体发生形态或者性质上的具体变化。每个（种）具体生产力，都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和相对完整的具体的生产过程，并进而构成了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总之，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具体生产力，在量与质、时间与空间、外在形式与内涵等方面都会呈现出差异。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具体生产力的多样性；同样，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也就决定了具体生产力的系统性。

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个因素，与其他社会因素一起规定（推动或阻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社会生产力是全社会的具体生产力的总和。但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总和，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简单叠加，而是全社会中的具体生产力的抽象，是全社会存在着的具体生产力的本质特征与运动规律的概括，也是对各个具体生产力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及社会效果的概括。因此，社会生产力本身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人的思维对于具体生产力的认识，而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实体。

在科恩的阐释中，生产力在内涵上、外延上和理论上都是受到限定的。在内涵上，“设备有资格成为一种生产力，必须能够被生产者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即生产的发生（部分地）是使用它的结果，而且，设备这样被用于生产正是某些人的目的”。在外延上，它们包括生产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和原材料）以及具有技术、体力和知识等不同属性的劳动力。在理论上，生产力的概念受到了它借以被嵌入其中的更为一般的理论的限制。生产力必须是：（1）可以自主的，即使不一定是自主的。（2）在把劳动还原为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量的意义上，推动了全部历史。（3）能够解释各种生产关系的形成。（4）可能为这些生产关系所束缚。这些限制可以归结为对自主性的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解释的限制和对束缚的限制。

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马克思有时似乎是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力”这个语词及其同义词的，即任何一种在强化工人的生产率或计入生产力的总量上具有因果效应的东西。例如，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到，生产力的增长源于“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在此，人们可能认为马克思说，后者本身是生产力的一种增长；而且，更一般的，生产的社会关系在它们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的意义上就是生产力。同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道，“机器和货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破坏力”，它暗示，它们都可能成为生产力。显然，这里有这样一种暗示，即当生产力转化为“破坏力”时，这种矛盾就会出现：大工业……造成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

基于上述认识，对于生产力的本质规定性，至少要把握以下两点：其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状况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程度，也标志着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广度和深度。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发展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和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他还说，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特定的生产力状况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程度如何，例如原始社会和当时极度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而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封建社会内部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二，在构成生产力的要素中，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物的要素起重要作用。人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知识存量、体质条件、知识增长能力及其创新能力等，对于劳动资料质与量的更新、增长，对于劳动力与劳动资料结合的方式等都具有重大影响，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劳动者的这种决定与能动作用是通过一定的物质条件实现的。在这些条件中，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生产工具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的物质标志。对此，马克思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么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应把科学包括在生产力之内，强调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命题。恩格斯把应用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机的大工业称作“新的生产力”，并且说“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而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其他新工具机的发明又都是以当时的力学科学的发展和成熟为前提的。恩格斯还预测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将会一直起作用，“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恩格斯的这些深刻思想已经为今天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状况所证实。当然，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技术决定论”，也不能以科学技术代替“根本动力”。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1847年，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他在批判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关系的概念，从而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视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848年，《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公布于世，从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公开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

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有一句众所周知的经典表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决不会”，这一著名论断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的精辟的概括，其实质在于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进而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由人们主观的意志、愿望实现的；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是不会灭亡的，也不可能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就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而且这种取代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就已经具备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矛盾统一体，两者的矛盾运动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告诉了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此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关系会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可以通过它对生产力的影响得到解释，只要它们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它们就能得到保持，而当它们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发生变革。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起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

当然，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自发的，在阶级社会中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讨论了革命的条件，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警告了一种不成熟的革命：“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显然，革命的任务就是改变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经过这样的革命转变之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就由不适合又重新变为适合，并且在新的基础上又开始了生产力向前加速发展的时期，直到下一次生产关系再度变成生产力的桎梏。3．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发展

马克思遵循“生产力——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的分析模式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考察社会的运转。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是蒲鲁东所说的“人类无人身的理性”。“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认为，社会不过是在特定时期、由特定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的特定性质的活动的相互作用总体。这样，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总是一种由一定的现实人类主体活动历史地构成的。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马克思此时眼中的社会总体。但是，这里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要从这一系列的“一定的”出发来阐述人类社会的存在规律。这是由于人们决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即使已经意识到一种社会制度“不好”（或“异化”），或者意识到一种社会制度是合理的（社会主义），都不能自由选择。为什么？根源就在于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也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观点。马克思分析到，物质生产力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在此连续地使用了三个“决定于”，来加强逻辑语境的递进和深一层的基始性作用。马克思表示，历史是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力创造的，作为历史基础的生产力是人类主体实践能力的结果。可是，人类主体的这种实践能力又决定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又是先前已经获得的特定的生产力，并且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的特定的社会形式。质言之，这三个“决定于”的核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历史性。

无论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还是客观性，总体上，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依据和基本标志，也是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和进步的源泉和动力。生产力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尽管强调生产力（经济因素）的重要，但他们认为生产力不是历史发展进程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经典作家很早就意识到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表述来说明。早在1844年，恩格斯考察了英国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后说：“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恩格斯毕生都坚持了这一基本思想，到1892年，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中做了全面的概括：“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这里的“伟大动力”在原文中有决定性动力之意，它有四个方面，其中最根本的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它决定着其他三个方面。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构成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决定性动力。对于这个重要的原理，恩格斯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上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还以著名的“中轴线”理论，形象地阐述了社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可见，人类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一个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程度，它的物质生活水平、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等，都必须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说明。

对于构成生产力的三个要素——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有一定能力的劳动者，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特别强调了生产工具的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里，马克思指出了手推磨和蒸汽磨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又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特定的标志。27年后，1884年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也提到这个问题而且作了更为全面的说明。首先，恩格斯说明了生产力中的多种因素——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他说：“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他们的生产分不开一样，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动力织机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他们的社会。”接着，恩格斯指出：“一说到生产资料，就等于说到社会，而且就是说到由这些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社会。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恩格斯在这里谈到生产资料，不仅说明了生产资料是人们进行生产时必不可少的生产力要素，而且还“指出另外一极”，使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劳动者。恩格斯还指出，生产资料对于社会历史的支配作用存在于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在不同的时代这种支配作用的大小各有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包括简单商品生产在内的各个时期，生产资料支配着生产者，例如“在中世纪，土地支配着农民，农民只是土地的附属物；手工工具支配着行会手工业者”。但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种支配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专横的支配力量”，这种支配力量的另外一极，就是使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成为不再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从上述分析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相互作用的运动形态中来把握生产力在人类社会中决定作用的。无疑，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探讨这些问题旨在说明，就生产力与社会发展关系而言，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动力，是“归根到底”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

质言之，生产力发展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趋势。也就是说，它不但从根本上决定并制约着全部社会生活领域，而且从根本上决定并制约着人类总体历史的进程及其趋势，从而成为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4．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发展生产力应当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有效手段，而不是最终归宿与根本目的。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发展时候，曾经这样说过：“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也必须这样，才能够使得“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显然，这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第一，发展生产力在于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人类的生产是以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为目的的，人的社会需要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人类的需要与动物有着根本的不同，动物只是本能地适应自然，它们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能力，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而人类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能力即生产力，却具有无限发展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活动归根到底产生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联系中产生的，是有利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对外部环境有意识的选择趋向及欲望。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规定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他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既然马克思认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这就表明，人的需要（无论是本能的需要、生活与生产的需要）是推动人去生产、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初始动因，人的需要又是人的行动、交往发生的初始动因。在现实生活中，“人的需求”实际上是包括了“个人需求”与“公共需求”这两种不同的需求，并常常以社会需求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要真正满足人类的社会需求，就必须发展生产力。现实生活中，人类的需要异常丰富，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活跃而易变。人们为满足需要而去发展生产，一种需要满足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由此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引起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或调整，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生产力是人们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我们说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从自然中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实际上就意味着生产力是人们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生产劳动是由人的需要引起的，如果没有人的需要，没有人的需要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就不会有生产实践活动，当然也就谈不上其产物——生产力。同样道理，如果没有个人需要向劳动创造活动的转化以及社会需要向社会生产的转化，换句话说，生产劳动如果失去内在动因和外在拉动力，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见，一方面，生产力作为一种属人的力，归根结底是满足人自身需要的能力，离开人的需要，生产力就会失去自己赖以形成、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另一方面，人们发展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发展满足自身需要、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能力。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表征着人们利用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程度，标志着人们是如何从自然界获取自己需要的对象，比如是主要使用体力，还是主要使用脑力；是牺牲需要的丰富性，还是发展需要的丰富性；是寻求整个人类需要的协调与满足，还是牺牲其他人的需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不论是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还是生产力所起的各种作用，无不与人的需要有关，离开人的需要，它们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说明。

第二，人类社会平等的实现程度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平等是一个古老的观念，也是近代以来各种理论派别都在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这样谈到，平等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不仅对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起到了巨大的鼓动作用，而且也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的鼓动价值。平等观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唯物史观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和水平，从而也决定了平等的层次和实现进程。一方面，“人们……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的立足点和逻辑展开的基础，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物资匮乏、争夺生活必需品，是不平等的经济根源，而生产力的不发达带来的阶级压迫是不平等的政治根源。然而，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平等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时代只能根据历史进程提出符合时代发展水平的平等要求。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末，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此外，当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实现这个意志以前，这个‘意志’的产生也只是存在于思想家的想像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所以，就像不消除某一物体就无法消除它的影子一样，仅从思想上消除不平等而不是求助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必然流于荒谬。

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平等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反映一定经济结构的价值观念，它们的实现程度不可能超越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

第三，生产力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是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达成的思想创造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近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及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分析论证，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理想及其实现的完备表达：“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此，“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理想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追求、理论的创造的始终。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动机和目的，就是揭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他坚定而明确地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对人类社会未来前景作出了生动描述：在物质生产“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将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王国”。恩格斯也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将未来社会的本质简要概括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是自由的人（意味着“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然而，“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又如何实现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然而，由于各种理论误读的影响，落后国家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曾将阶级斗争、革命专政、建立公有制等内容当作实现社会理想始终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经过挫折与失败，人们才深刻认识到生产力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物质生产力对于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人类的解放当然具有“根本决定”的意义。不过，无论从人类解放还是人的解放层面衡量，仅有民族国家范围内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还不行。在马克思写于1853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文中，他写道：“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在这里，马克思不但继续强调两方面条件对于实现社会理想的不可或缺性，而且对其内在属性作出界定：“普遍交往”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生产力并不就是物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人的生产力”，即要通过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达到驾驭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总体来看，只有把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与他对生产力现实的描述看成是不可分割地统一的，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的全面发展的解放论。正如马克思写道：“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综上所述，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它又局限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框架内，两者是相互促进的；生产力发展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的发展又是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必需的主观条件。这样，当我们在讨论生产力发展时，就不能仅局限于生产力本身，而应当把它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实践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也随着中国的改革实践而不断得以升华。1．邓小平生产力思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第一次飞跃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时，不能不看到正是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表明：自原始社会结束之后阶级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普遍存在的现象。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利益根本独立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这就是阶级斗争。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它的最集中的表现是社会革命，并通过社会革命推动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转变。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阶级的存在又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阶级的产生是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又相对发展不足的结果。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和特殊表现。当然，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能够起到巨大作用，也是由它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起的作用决定的。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会使原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逐渐变得不适应，当这种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机就到来了。这时，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通过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于是生产力就会得到解放和发展。因此，阶级斗争根源于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也只有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阶级斗争，才能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开宗明义，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概括：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很重要的革命，改革上层建筑、改革体制也都是革命。”他还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第二，“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在毛泽东“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建国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提出了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邓小平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基本适合的，但也存在某些不适合的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就必须改革这些不适合生产力、经济基础发展的方面。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都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邓小平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深刻阐明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第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过去苏联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也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因此，邓小平在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不正确的种种观念之后，必然要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科学的阐明。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系并置于首要地位，同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来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邓小平最具创造性的思想。这不仅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的深化，而且体现出他对发展生产力前所未有的重视。只有生产力解放了，生产力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生产力的解放为条件的，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是一个整体；生产力解放了、发展了，有了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有根本的保障；同时还要看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又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互相联结、互相促进，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在继承毛泽东关于生产力标准思想的精髓基础上，邓小平多次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关于生产力标准的问题。他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时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解读邓小平所阐发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看出，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即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基础。因此，从本质上可以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生产力标准。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它与生产力标准完全等同起来。但是，总体而言，“三个有利于”标准超越与发展了单纯的“生产力标准”，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联系在一起，把发展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

第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批判“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搞资本主义，而是说要搞能够使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他谈道：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非常现实而深刻的生产力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他站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高度，提出我们要建立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他还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既说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严峻事实，同时又提出了人们往往忽略的一个问题，即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就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激烈竞争和较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我们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不去进行艰苦的努力，取得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社会主义又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呢？“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还叫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是名词好听，而是生产力发展速度要超过资本主义”。

第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邓小平根据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新变化，精辟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指出，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历史上看，生产资料都是与一定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从现实看，生产资料的巨大变革、生产过程的巨大变革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从实践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离开了科学技术也不能增长得这么快。经济要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深刻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两个前提，那末，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总体上，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不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思想的简单复述与阐释，而是在此基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造性发展。邓小平指出：“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邓小平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它创造性地揭示了现代科技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总之，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生产力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联系，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2．江泽民生产力思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第二次飞跃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生产力的基本思想，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方面有新的探索和突破，形成了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思想体系，并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做了系统完整的阐述。

第一，“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江泽民正确而全面地阐述了党怎样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深刻揭示了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党的先进性的科学内涵。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敏锐地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切实的工作步骤，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而且，我们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指引下，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为此，江泽民还明确了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就是“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第二，“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既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继续发展生产力，又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就是要通过调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制度不断调整而日趋完善。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从深层次上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92年春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更精辟总结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就明确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表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这个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江泽民进一步阐发了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是要反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的。最终这个认识成果体现在江泽民所做的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无疑，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旧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如果不作出适时变革与调整，它们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对此，江泽民强调“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哪怕被传统观念奉为神明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阻碍了生产力，也需要打破，这显然是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反作用的新强调。这种强调，对于突破限制我们头脑的旧条条框框，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江泽民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但是如何实现这种“取代”呢？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在这里，通过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强调知识分子也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江泽民同志不仅使我国知识分子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而且还对我国知识分子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予以了明确肯定。他尤其强调，劳动者是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是生产力诸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因此，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和凝聚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江泽民对新形势下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做了具体论述。第一，对新形势下劳动者的构成从社会阶级阶层视角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提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第二，提出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这些阐述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发展先进生产力，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要求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第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江泽民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就对当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他曾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现代，科技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且正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前，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条件来看，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十分艰巨和紧迫的战略任务。”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江泽民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拓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为此，在新世纪的征尘上，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本事实，深刻认识创新对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科学技术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充分发展科学技术对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对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总体上，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在首位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3．胡锦涛生产力思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第三次飞跃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综观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探索经济建设发展规律，针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它是深化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生产力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果。

第一，“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以及其他一切方面发展的基础。因此，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这不仅强调了发展在科学发展观中的突出地位，而且从我们党怎样执政、为什么执政、执政的目的和目标出发，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是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人民生活不宽裕，还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而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同时，要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质言之，“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基本立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第二，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生产力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也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胡锦涛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且“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毫无疑问，要实现以人为本，首要的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如果只看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忽视了以人为本，就可能忘记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反过来，如果只讲以人为本，而忽视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人为本最后还是要落空的。由此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是手段，以人为本是目的，两者是统一的。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创造平等发展、充分发挥人民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妥善处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使广大人民充分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三，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是硬道理，但传统的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在对有限的、不可再生的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的基础上，以“拼资源、拼劳力、拼设备、高资金投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低效益产出”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有限的人均资源等方面的问题，使更高层次和更快速度的持续发展举步维艰。这样的发展显然是有问题的。正是在总结了我国发展实践中的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准确地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体，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辩证统一，充分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整体发展中，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反映了发展既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也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既要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也要不断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良好社会条件。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这既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科学方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统筹兼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需要统筹兼顾；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样需要统筹兼顾。“五个统筹”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体现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思想；它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且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总之，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正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矛盾运动的具体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第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是中央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文化生产力”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在党的正式文献中使用了“文化生产力”概念，并进一步强调，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文化生产力”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生产力问题的深刻认识，它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以崭新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概念，强调“精神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并把语言、文学、技术包括在精神方面的生产力之中，认为物质生产力对精神生产力起决定作用，而精神生产力反过来又影响着一定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解体，“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恩格斯在分析生产要素时也认为，除了自然和人这两个要素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想也想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讲文化生产力。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生产力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生产力的梯级发展新变化提出来的。生产力由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的价值越来越大，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因此，文化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总之，“从发展趋势上，我们可以预见，文化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将重构人类文明图式，人类真正摆脱物质纠缠回归自由全面发展的本性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童话，人类文明将真正由‘物本社会’跃迁到‘人本社会’”。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观察和理解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同样也是观察和理解生产力问题特别是其解放和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它的提出对现阶段我国发展生产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当代与后代等彼此相互依赖、不可分割过程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三次飞跃的比较及理论思考

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因此，生产力理论亦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得益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使之不断产生新的飞跃，从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如果比较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三次飞跃，我们可以看出其共通之处：首先，都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表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尽管涉及众多因素，但归根到底应是人的因素愈益深广的解放，是人作为生产力主体和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愈益深广的解放。所以，无论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模式的建立、从先进生产力的提出以及表征生产力发展本质新诉求的科学发展观号角的吹响等，无不体现了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其次，都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展开，有着极强的针对性。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从中国实际出发，全面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对如何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成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伟大创新者和具体实践者。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新思想，无不体现着党为更好地解决“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所作出的理论探索与努力，这些理论成果也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具体成果。当然，由于对生产力问题的论述所提出的历史条件与目的不同以及用生产力来说明的对象不同等，可以看出，这三位党的领导人在生产力问题上思考的不同侧重点。总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一脉相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思想。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特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三次飞跃呈现出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生产力角度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邓小平第一次把生产力范畴引入社会主义本质中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纠正了单纯从生产关系上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偏颇，剔除了以往附加给社会主义而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进而成为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理论基础。并且，也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第二，从生产力角度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江泽民站在千年更迭、世纪交替的时代高度，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的历史经验，为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摆在首位的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足以看出他对待生产力的重视程度。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既是纵观社会变迁史，站在历史的高度得出的科学结论，又是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执政地位，站在全局的高度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三，从生产力角度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的发展方位，并把发展问题提到体现以人为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既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又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这表明，科学发展观要求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正确处理生产力发展的质与量、中心与全面、重点与非重点、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这些方面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与其他国家生产力理论的本质区别。

第四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生产力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时代的精华，源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的目标。随着生产力实践的推进，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出现，在不同时期，党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关注及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内容趋于深入，解决方法也趋于科学、理性，自始至终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从邓小平提出要“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到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再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都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所作的理论创新。1．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生产力随着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不断发展变化，表现为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史表明，先进生产力主要具有以下鲜明特性：第一，先导性。表现为带动和代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第二，科技创新性。人们通过对实践经验和客观世界进行理论抽象形成了自然科学，并通过技术上的发明和应用把科学原理和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体现了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为自身服务的能动作用。通过人们的能动作用进行科技创新而形成的生产力，就是当今时代的先进生产力。第三，高效性。表现为先进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第四，革命性。表现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关系引起了革命性变化。从这四个方面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先进生产力”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不仅概括了先进生产力必然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这一发展规律，涵盖了人的能动作用和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且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引起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革命性变化这一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主要指，先进生产力自身要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的条件，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多种条件。它要求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都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按照先进生产力发展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搞好各项工作。也就是说，在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都要树立先进生产力至上、先进生产力至尊的观念，一切都要围绕发展先进生产力这个中心，都要服务或服从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此外，还应该看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般地、泛泛地谈论发展生产力，而是强调“先进生产力”，这个重心在“先进”二字上，而且不仅仅是讲“先进生产力”，还强调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如国内学者王霁所说，如果仅仅讲发展先进生产力，那还只是限于社会生活中与生产力有关的领域或部门，还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讲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不仅仅是生产力自身范围之内的事情了，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政党、政府、教育、外交、军事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了生产力，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更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发展是硬道理。发达的生产力，归根到底是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决定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因为先进生产力具有先导性、科技创新性、高效性和革命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生产力，通过先进生产力的带动和促进，实现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2．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生产力，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与改革的关系，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动力机制。

第一，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培育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各类市场主体。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类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的生产组织。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在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中走在前列。必须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具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内在动力。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由于其灵活有效的经营机制，在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尽快清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赋予其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为其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

第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合理的利益调节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是合理分配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分配形式。要通过分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劳动者、投资者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人员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报酬，以调动他们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客观作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完善、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是促使各市场主体适应社会消费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不断采用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生产方式进行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客观动力。当前，必须着力于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要继续大力发展各类市场，特别是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垄断是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大敌，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要打破地方、部门和行业垄断，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公平的市场竞争，使价值规律在价格形成、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第四，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断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实行政企分开，消除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各种行政干预，使上层建筑更有利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当前，首先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取消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确保各市场主体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发展先进生产力。同时，加快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脱节问题，促进科技、教育同发展先进生产力直接结合。此外，还应当不断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3．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保障

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两大基本保障。

第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和谐社会作保障。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报告中，胡锦涛对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概括：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民主法治属于政治制度文明的范畴，公平正义属于经济制度文明的范畴，而诚信友爱属于文化制度文明的范畴。如果从先进生产力发展视角来看，这三大制度文明的有机统一、协调发展，不仅会使社会充满活力和安定有序，而且比较有力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和谐社会的保障，同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二者相辅相成。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阐明的那样：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社会和谐。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基础。和谐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就是建立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运动、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正是不断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要求的社会，因而可以说，和谐社会就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正如胡锦涛所说“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是实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生产力研究专家郭杰忠教授指出，“五个统筹”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体现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战略思想；它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且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1）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城乡发展。发展先进生产力，就是要着眼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加快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激活农村社会生产力。只有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才有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2）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现阶段的重点在于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大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地区发展持续产业，支持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只有东部和中西部统筹兼顾，实现全国各省区的全面协调发展，才能保证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持续快速、健康。（3）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切实地关注和解决失业、贫困、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以及社会公正和反腐败等社会问题，才能保证生产力持续、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4）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是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同时大力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5）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切实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外向型经济的质量，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也是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客观需要。4．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路径

先进生产力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我国必须顺应生产力演进规律，把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作为经济社会的长远战略任务。

第一，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人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尽管在生产力中包含着作为生产资料的物的要素，但从本质上看，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人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因此，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人的生产能力，生产力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毋庸置疑，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人的决定性作用。

当前，随着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创造、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以及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持续创新能力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通过发展与应用知识来发展先进生产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就要营造一个以科技知识为首和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新生产力系统，核心就是以知识、技术、信息武装起来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劳动者投入到经济活动中的知识、技术、创新概念和管理方法的总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经济发展要素。建立人力资源制度、运行体制、创新体系，成为我国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在科学技术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当今时代，从事科技劳动的知识分子，对于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不仅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而且集体、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都是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中坚力量。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发展教育，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专门人才，以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我们尤其要重视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处于高科技时代，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人类的未来和国家的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其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那么，实践中如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呢？对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总之，这些都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第三，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严重影响先进生产力健康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党开始意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党的十七大特别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为此，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同时，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总之，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路径，要求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发展。

第二章 群众史观与“以人为本”

第一节 群众史观的形成

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唯物史观与其他历史理论的主要区别。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所特有的，也是唯物史观能够克服其他历史理论的局限对社会历史做出科学解释的原因所在。列宁曾在《马克思的学说》一文中概括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以往的历史理论之不同，认为马克思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一个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基础之上的，另一个则是“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实际上是把群众史观看成了唯物史观的基础。否定了群众史观，必然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唯物史观，而肯定唯物史观，也必然会要求坚持群众史观。群众史观与唯物史观是内在统一的。1．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之前，就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对那种鼓吹英雄史观的所谓的“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即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鲍威尔等主张的英雄史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鲍威尔等人抓住黑格尔关于“历史只是绝对意识的展开”这一思想，把历史和真理变成特殊的人物，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把“现实的人类个体”看成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在鲍威尔等人看来，历史虽然表现为人的活动，但人却不是历史的主体。人只是通过自我意识来认识真理，从而不自觉地按照真理去活动，去构筑历史。对此，马克思评论道，“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着思辨的英明：人所以存在，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

因此，鲍威尔等人在根本上否定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他们把人看成只是某种神秘的绝对意识，或绝对精神的体现者和执行者，人的活动是被动的、不自觉的。这样，他们也就大大贬低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鲍威尔等人还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相反，重要的仅仅是“一种思想”。鲍威尔等人所谓的“批判的批判”正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体现者和认识者，所以“批判的批判”也就比一般的群众拥有更多的真理，对历史的发展具有更大的贡献和推动作用。正是针对鲍威尔等人既否定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又否定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两个论断：一个就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揭开了长久以来赋予历史的那种神秘面纱，使人们认识到历史只不过是自己的活动而已，另一个就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更加明确了历史的主体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广大群众，是那些不断地创造着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广大群众。

历史到底是什么，以及什么创造了历史，一直都是思想家们思考和讨论的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并没有科学的认识。人们认识到历史是通过人的活动来体现的，但人的活动却往往不是由人的意志所主导的。因此，如何理解人的活动与隐藏在人的活动背后的那个主导因素也就成为解答历史之谜的关键。一些人把隐藏在人的活动背后的那个主导因素解释为神、上帝，从而也就给神创论留下了空间，而另一些人则把这种主导因素理解为某种客观的精神，虽然从形式上，后者明确排除了神创论，但却留下了神创论的痕迹。因此，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活动并不困难，也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与之前其他历史理论的根本区别。只有对隐藏在人的活动背后的那个主导因素有一个科学的理解，人们才能对历史以及历史的真正主体有一个科学的解释。而此时的马克思显然已经认识到隐藏在人的活动背后的那个主导因素，不是别的，正是“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也许马克思此时还没有以明晰的语句把自己的唯物史观表述出来，但很明显，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了那个主导人们活动的、隐藏在人的活动背后的并不是神秘的力量，而只不过是广大群众每时每刻都在从事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

广大群众为了生存和发展，或者如马克思说的“群众性的利益”，他们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总是一定的、不变的。正是这些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决定了人们的活动不能超出一定范围，不能以人们的意志来转移。因此，历史就一方面体现为人的活动、群众的事业，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规律性。

英雄史观虽然也主张历史是人的活动，但“人的活动”却是个别的杰出的英雄人物的活动。这种理论认为，历史是由个别的杰出人物创造并主导的。英雄人物对历史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意志、性格、情感、能力，甚至一个偶然的因素都能创造和改变历史。

马克思的群众史观并不否认历史人物，或者说否认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的贡献和影响，但是反对把历史人物的作用进行无限夸大。任何历史人物的作用，无论大小，都是植根于群众创造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并受其制约的，而历史人物的贡献和作用最终还需要通过群众的力量体现出来。恩格斯曾经就所谓伟大人物问题进行评论道，“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因此，英雄史观与马克思的群众史观是根本相悖的，而马克思的群众史观本身也包含有对历史人物重大作用的肯定。群众史观并不否定不同的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对历史贡献的大小是不一的，而那种将每个人对历史的作用和贡献都视为一样的观点显然也是违背群众史观的。

马克思的群众史观不但揭示了历史是群众的事业、群众在追逐和实现自身利益中推动历史发展这一规律，而且还对历史运动规律和群众的生活条件，特别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生活条件、历史使命作了科学的分析，从而把群众运动与历史发展方向科学地统一起来，为群众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群众史观不仅仅肯定了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实现群众的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还指明了群众为实现自身的利益和解放而应遵循的道路和方向。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一直都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被统治阶级在人数上占绝大多数，是最主要的群众。他们往往生产着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但却受着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广大的被压迫群众往往会自发地行动起来，为追逐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广大的被压迫群众既不能明确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也不能在社会变革中以及变革后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阶级社会，任何一次斗争都是以群众的不满和斗争为起点，而以广大的群众继续被压迫、被剥削来结束。这种群众的斗争成为了改朝换代的工具。

而资本主义社会与之前的社会形态完全不一样，这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群众运动有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还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之前社会的那种“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把物质生产关系、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直接地表现了出来。这为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可能。同时，它还使得广大的群众成为少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对立面，这不但有利于被统治的群众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形成团结的革命力量，而且还有利于科学的揭示群众运动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群众运动不再是、也不应该是那种缺乏明确的自我利益诉求和发展方向的“盲动”，它应该是把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与社会发展方向相统一的运动，即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必须把实现自身的解放与实现人类的解放统一起来。

可是，对于这一点，学术界长期以来并没有予以重视。我们往往只是从历史的创造主体、历史的发展动力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群众史观，从而忽视了马克思的群众史观还包括了对群众解放以及群众运动发展方向的科学理解。没有这种科学的理解，我们就会走向对群众力量的盲目崇拜上去，就会缺乏对群众运动的正确分析和理解，更不用说对群众运动进行科学的指导了。

群众是在追逐和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创造历史的，但是这种对自我利益的认识和实现一开始并不是自觉的，或者说是被意识到的。他们的利益诉求一开始往往是模糊的、分散的，甚至是矛盾的。这使得群众及其运动往往呈现出某种混乱。“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而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从群众中总会产生一些历史人物，他们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行分析，提出符合群众物质生活条件的理论。这些理论反过来又极大地引导和促进了群众及其运动的发展。“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

因此，马克思既肯定了群众在追逐和实现自己利益的过程中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也说明了正确的理论对群众及其运动发展的必要性，从而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他们为了把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引向科学的发展方向上来，与各种各样的流传于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斗争。他们先后批判过在无产阶级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魏特林、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等人的思想。因为这些人都没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及其变更进行过科学的分析，从而也就都没有对无产阶级群众及其运动做出过科学的分析和指导，也就不可能提出正确的理论和发展方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他们反复告诫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要一定注意党的指导理论的科学性，彻底地断绝与其他非科学理论的联系。这一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一个错误的理论会对群众及其运动带来多么大的危害。错误的理论不但不能把群众的力量发挥出来，而且还会把群众引向歧途，成为少数人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

总之，马克思的群众史观是把肯定群众的历史创造主体地位与肯定历史人物的重大作用相统一，是把相信群众力量与以科学的理论指导群众相统一。我们对马克思的群众史观应该做全面的理解，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只理解一方面而不去理解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他们相信群众，相信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和维护群众的利益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他们从不以革命导师、精神领袖自居，他们从来都认为，自己提出的各种理论都是来源于对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的分析，来源于对群众运动发展的条件的分析。这些理论不是他们凭空想象的，更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来源于实际，并且为群众运动的发展实践所证明。2．列宁的“灌输论”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建立起群众性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一些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内选举中不断取得胜利，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议席。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可是，另一方面，伴随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一些曾经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错误思想也随之进入到了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并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了直接的侵蚀和危害。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社会历史发展呼唤着新的领袖人物的出现。他不但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而且还要根据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以适应社会实践和时代的发展需要。就群众史观来说，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内外危机把群众的自发斗争转化成自觉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就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对群众的力量以及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地位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但因此就认为，马克思是无条件地支持群众及其运动的，那就会走向群众史观的反面。群众史观既肯定了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追逐和实现群众利益是历史的发展动力，也强调了正确的理论对于引导群众及其运动发展的必要性，即肯定了那些能够把握群众利益诉求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人物对于引导群众及其运动正确发展的必要性。

当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理论原则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运用。可是，当他们去世后，一些机会主义者就打着尊重群众意志的旗号把马克思的群众史观庸俗化，只引导群众去追逐和实现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对群众及其运动提供科学理论的指导，使得群众及其运动陷入自发性和盲目性。这种机会主义主张表面上是对群众历史创造主体地位的无比重视和强调，而实际上却把群众及其运动引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旧道路上去了，即把群众仅仅当作实现少数人利益的工具，而彻底放弃了无产阶级自己的事业。

事实上，那些打着尊重群众的经济利益和要求的机会主义主张除了为少数无产阶级内部野心家和工人贵族获得更多的政治、社会发展地位和空间外，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仍然生活在资本的重重压迫下，遭受着沉重的被剥削和被压迫。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灌输论”，主张必须对无产阶级群众及其运动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灌输论”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经过考茨基的发展，最后由列宁明确提出来。“灌输论”的思想并不是列宁的独创，也没有背离马克思的群众史观。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灌输论”，但他们不断地批判那些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不良影响的错误思想，代之以他们提出的科学的理论指导，这本身就体现了理论家对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一种灌输原则。批判错误的思想就是为了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树立正确的思想。

列宁在其名著《怎么办》一书中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及其变种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明确地提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灌输论”认为，无产阶级群众会在现实的压迫下陷入各自的、直接的、甚至混乱的斗争中去，但他们绝不会产生需要一定的理论修养才能认识的社会主义科学理论。因此，对群众及其运动的发展如果不进行科学的指导，那么，群众及其运动只会滑向背离马克思思想的工联主义歧途上去。

工联主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曾经受过马克思严厉批判的社会主义改良思潮。它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把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看成无产阶级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唯一目的。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别及其各种变种往往打着尊重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意志的旗号，反对对无产阶级运动进行科学的指导，反对“人为”地制造革命，从而把无产阶级运动限制为单纯的经济斗争。伯恩斯坦宣称“现代工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需要人们把月亮指给他们看，使他们欢欣鼓舞起来。现代工人阶级正在成熟着，而且它的广大阶层已经成熟了。它不需要空想，用不着这个毕竟是模糊的‘最终目的’，去鼓励它为社会主义奋斗”。他们表面上坚持马克思的思想，说什么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提出的两条原理，“工人阶级以及任何一个其他阶级都不能专横地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幻想或者随便哪一个现成公式来改造社会。要想使重大的社会改革成为可能，社会的全部生活条件就必须改变，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成熟程度”。这样，伯恩斯坦就把工人群众的自发行动当成了工人群众唯一的运动形式，把社会发展变成了一个完全与人无关的自然演化过程，好像工人群众通过自发的行动就能解放自己、人们发现社会规律就能实现社会目的似的。

对此，列宁在其名著《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分析道，革命形势当然重要，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有了革命形势也不一定就发生革命。只有既具备了革命形势，“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才会产生革命。修正主义者及其一切变种，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克思的理论，但却采取割裂马克思理论的做法，只肯定马克思理论的某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从而达到歪曲、篡改、阉割，最后实现彻底否认马克思理论的目的。他们在对待马克思其他理论上是如此，在对待马克思的群众史观上也是如此。他们只强调马克思对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肯定，却否定马克思的群众史观还包含有对无产阶级群众及其运动进行科学指导的另一面。

列宁提出“灌输论”并不是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是要把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群众对立起来，是“新版本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过的那样，马克思的群众史观本身就包含有对群众运动进行理论指导的意涵。马克思批判英雄史观，但并不否认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群众追逐和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影响大小，以及对历史是促进还是阻碍作用，都需要通过群众、并且只有通过群众才能实现。马克思的群众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这不但是指群众史观本身包含了三层含义，即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思想，群众利益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思想，以及群众运动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的灌输思想，它们三者构成了马克思群众史观的完整意涵，而且还指群众史观与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统一，马克思的群众史观与马克思其他的唯物史观理论，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是紧密相连的。

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否定这一点，就会陷入肯定某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或者抬高某一方面、贬低另一方面的形而上学的泥潭。任何割裂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做法都会导致否定马克思理论的结果。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及其一切变种是如此，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教条主义也是如此。而列宁之所以能够领导俄国革命成功，也恰恰是坚持了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联系，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全面和整体的把握，而不是像第二国际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只是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或者抓住马克思恩格斯某些具体论述去断章取义地理解他们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不是教条，更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们的理论需要发展，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而发展，也需要各国的无产阶级领导者及其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结合自身社会的特点、实践发展的特点去发展。这种发展应该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全面的、整体的把握基础之上的，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基础上的发展，而不是任意的割裂、曲解和篡改，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的背离。

第二节 群众史观的中国化发展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之一。直到20世纪初，群众史观才随着唯物史观由日本传入中国。群众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民族形式和传统内在生成的过程，是几代人艰辛探索的结晶。从梁启超的“民史论”和“新民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三民主义”，再到李大钊的“民彝论”，其间经历了圣贤史观到唯心史观，最后才到群众史观。李大钊于1916年发表的《民彝与政治》，集中阐发了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批驳了中国传统上的“英雄史观”和“圣人史观”。群众史观不但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创造的主体和发展动力，它也是指导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科学理论，是与中国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不断结合的理论。从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到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二者都是群众史观在不同时代和社会发展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是群众史观中国化的集中体现。1．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史观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命题，同时还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革命的经验，对人民群众范畴做了科学的界定，以及系统地提出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中国化发展。

第一，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历史任务，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群众的内涵和外延做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群众史观，但他们并没有对群众的内涵做过具体论述，只是在不同的场合里笼统地称之为“群众”或“人民群众”。列宁对群众的阶级性进行过论述。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这里，列宁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人民群众”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是不同于阶级概念的。它不是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划分出来的特殊阶级概念，而是包括了不同阶级、阶层和某些剥削阶级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是为反对共同的统治者和压迫者而形成的广大的社会集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人民群众”范畴做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群众史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人民群众”是群众史观的核心范畴，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任何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总是在人数上占多数的集团和群体，这是其绝对性的一面。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又是其相对性的一面。毛泽东不但正确把握了“人民群众”范畴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坚持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而且还为明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提供了思想指导。

只有对“人民群众”范畴进行科学的历史分析，群众史观才能由“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才能深入社会发展实践，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有力武器。正是有了对“人民群众”的科学理解，我们党才能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统一战线，才能在革命时期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也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第二，毛泽东把群众史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及其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概念最早是由周恩来提出的，中间经过党的许多领导人的论述和发展。在1943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有过比较集中的论述。决定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群众路线的提出是对群众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列宁提出的“灌输论”的补充。群众史观认为，历史人物都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并且只有通过群众和依靠群众才对历史产生重要作用。群众史观并不否认，历史人物较之一般的群众能够对历史产生更大的作用。而列宁的“灌输论”正是强调了历史人物对一般群众进行灌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历史人物本身又是如何提出科学的理论、并将之灌输给群众的呢？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做出论述。列宁曾经强调过，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列宁却没有回答这些知识分子是如何提出这些科学理论的，以至于当列宁提出“灌输论”时，诸如普列汉诺夫等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也感到困惑，将“灌输论”理解为“新版本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群众路线的提出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它明确指出，任何正确的理论和方针都是来源于群众，并经过群众实践检验而形成的。

群众是在追逐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创造历史的。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群众的需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只有那种能够对最广大群众的生活条件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能够准确把握最广大群众的利益要求和诉求的理论才有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才有可能在实践中引导群众创造历史，发展成科学的理论。科学理论往往是由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但是，这些理论却不是知识分子在头脑中臆造出来的，它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对群众生活条件的分析和对群众利益的科学认识上，即 “从群众中来”，并且只有将其灌输到群众中去、经过群众实践活动的检验，即“到群众中去”，才算告一段落。

中国的革命与马克思思想诞生的欧洲，以及列宁主义诞生的俄国都不相同。“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同于欧洲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领导者，他们的成员很多是来自破产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非科学的领导方法。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到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再到王明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国革命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发展过程，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群众路线正是在中国革命经受过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后发展出来的。它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者对群众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事实上，1945年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对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作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指出，群众路线应该包括以下几个群众观点：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说，“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而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是简明扼要地将群众路线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语句虽短，但却清晰完整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史观与党的群众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完整的群众史观理论体系，即“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目的观，“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主体观，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方法观。

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它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史观关于“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思想，群众利益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思想，以及群众运动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的灌输思想”，而又特别发展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方法观。这样，马克思的群众史观就不仅仅是一种区别于“神创论”、“英雄史观”的历史理论，也是一种指导群众运动的方式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以及历史观与辩证法的统一。

群众史观是无产阶级群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广泛的社会底层群众对统治者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少见的。但是，由于这些群众缺乏一种科学理论的指导，不但无法把群众数量的优势转化为力量的优势，取得斗争的胜利，而且还往往沦落为其他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群众史观对于指导无产阶级群众及其运动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它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了无产阶级群众及其运动的发展方向。“一切依靠群众”，揭示了无产阶级群众及其运动发展的依靠力量；“一切为了群众”，说明了无产阶级群众及其运动发展的目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为无产阶级群众及其运动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群众史观是指导无产阶级群众及其运动发展的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它不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起过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且当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它仍然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形成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的“以人为本”思想。

任何时候，无产阶级群众及其发展都不能离开群众史观的指导，离开了它的指导，无产阶级群众及其发展就必然会陷入困境，就必然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而要坚持群众史观的指导，就要像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思想所主张的那样，还必须对其进行“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包括理解群众史观的几个组成部分，以及群众史观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中的关系和地位。

建国后，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对群众史观进行了片面的理解，错误地把群众运动等同于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史观，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夸大群众运动的科学性，给国家、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说明了，要坚持群众史观，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只是片面地理解群众史观是不对的，还必须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史观进行整体性理解是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史观理论发展、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史观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和方法。2．“以人为本”：群众史观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2004年3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之后，党的历次文献都对“以人为本”做了概括，比较集中和有代表性的论述主要有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以及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这些论述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在新时期，我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党的政治文献中是清晰的、明确的。那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这个理念和战略是党中央在综合分析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的指导思想就是一面旗帜，它指导和规范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战略。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不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在理论上对“以人为本”思想进行合理说明，也无法准确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思想的内涵和意义，更加无法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当前对“以人为本”的理解既存在一致的方面，也存在分歧的方面。就共识来说，大家也都认识到，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不同于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和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人本主义”思潮，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对于“以人为本”思想到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哪一个方面，大家却存在很多分歧。

有些人是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甚至本体论角度去分析“以人为本”的，认为“以人为本”是对世界本质的正确认识和如实反映，它对一切时代、一切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至高无上的。社会主义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首肯和认同。“以人为本”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相吻合。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是马克思人学思想追求的最高殿堂。也有些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但“以人为本”毕竟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这种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唯物史观，但马克思并没有抛弃人本主义价值观。价值观只是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从属于历史观的。如果把“以人为本”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将成为人本主义社会主义，而不再是科学社会主义，也无法真正与人本主义思潮区别开来。

更多的学者则是就“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的具体内涵产生了分歧。关于“人”的理解，大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都强调是指“现实的人”，而不是指“抽象的人”，以与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区别开来。但这里的“人”到底是泛指社会所有成员，还是指人民群众，或者指一个个具体的人，学者间就存在很大分歧。而“以人为本”的“本”，由于涉及“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处于何种地位的不同理解，因此，也就存在很大的分歧。正如前面所述，有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为是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一门科学的人学理论。因此，也就把“以人为本”的“本”理解为本体论、最高原则、根本精神等。而反对此种说法的学者则主张将“本”理解为目的、主体，即以人民群众为目的、主体。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会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当前学术界对“以人为本”思想的研讨和分歧也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理解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理解和认识。这些分歧和意见在学术发展中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它们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途径和方法。“以人为本”这个词语是一个具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和传统内涵的词语。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过完整的运用。春秋时期的管仲曾经说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其意是说，君王要成就霸业，必须要以人民安居乐业为根本。人民安居乐业了，则国家就稳固了，否则就有危乱之险。众所周知，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辅助齐桓公首成霸业。他不但认识到治乱的根本在于民众之安居乐业，而且在实际措施中把“仓廪实”和“衣食足”放在首位。后来的儒家更是推崇这个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文献中，除了“以人为本”的说法，还有“民为邦本”、“国以民为本”等不同说法，其意是大同小异，都是强调治国之要在于使民安居乐业。这些中国传统思想，我们统称为“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方案。特别是中国经历了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兴衰发展后，一些知识分子和君王对民众的力量有了重要认识，认识到民众的生活、生产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统治的维持。他们重视民众的力量，肯定民众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地位，这有利于统治阶层遏制自身的欲望，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统治和发展。但是，古代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民本”思想并不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群众及其运动发展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他们的“民本”思想只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种朴素的认识和看法，只是统治手段上的权宜之举。

因此，尽管“民本”思想为“以人为本”思想提供了传统资源，但是“以人为本”思想却不是“民本”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那种把两种思想混为一谈，试图从“民本”思想去理解“以人为本”思想的做法根本上是错误的。二者产生的社会基础，基于的历史观，以及对人民群众及其运动发展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民本”思想是剥削阶级用来安抚被剥削阶级的手段。一切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统治阶级，他们在人数上总是占少数，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不得不重视在人数上占大多数的民众，因此，也就只能提出把民众作为统治工具、作为牲畜牧养的“民本”思想。而“以人为本”则是无产阶级统治所必然遵循的原则。因为无产阶级不能解放其他人，不能使其他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产阶级自身也不可能获得解放，不可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民本”思想产生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它把“民”与“官”区别并对立起来。“官”与“民”的关系就好像牧人与牲畜之间的关系。官吏有责任教化平民。官吏高人一等，而平民愚昧无知。“民本”思想强调的是官吏要善待平民，要使平民安居乐业，以便于官吏的统治。“民本”的目的是为了延续官吏的统治。而“以人为本”思想产生的历史观则是群众史观。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的利益需求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群众只有把其他阶级群众解放出来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以人为本”的目的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

当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知行思想”作了重新解释和理解，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实践论思想。二者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却有实质之区别。这种相似与区别恰恰是将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以人为本”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其中包括“民本”思想的传统和文化而作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人本主义”是流行于国外的一种思潮。“人本主义”这个词是从国外传入的，是对anthropology和humanism这两个词的意译。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人本主义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是当时反对教会神权的主要思潮。“人本主义”有时候也译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涌现了人文主义（当时常用拉丁文humanitas），意为对人的文明博爱；到17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发展为人道主义（法文为humanisme，英文为humanism），意为对人在道义上的援助；到19世纪德国哲学家进而从理性思维高度提出人本主义（德文为anthropologismus，英文为anthropologism），意为以人为根本的较为系统的思想观点。“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顶峰，它使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从道德伦理的价值观进一步上升到自然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本主义思想的关系曾在我国大陆地区发生过争论。当时国内许多知名学者都参与了那场讨论。那场讨论开启了人们对人的问题的重视，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和发展。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的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和意见。其观点认为，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而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实质就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文章批判了一些同志“企图抹煞这种对立，而把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混合起来。他们或者要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而成为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派别（尽管被誉为‘真正’的、‘最高’的‘最科学’的人道主义派别），或者要把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部分（据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核心和实质，是出发点和归宿）”。文章指出，我们所要宣传和实行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

应该说，胡乔木的观点非常明确。他对当时那种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化的批判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当前很多学者都对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进行了学理上的剖析。其中有些学者抓住“以人为本”的“本”和“人本主义”的“本”大做文章，想当然地把二者看成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些学者普遍遵循着这样的论证逻辑：第一，通过引用青年马克思的个别论断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上就是“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学说，因而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真正继承和发展；第二，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逻辑论证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整体上进行如何理解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亲眼目睹了社会底层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工人群众悲惨的生活状态。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使他们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从此，他们一生都在为寻求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和整个人类的解放道路而努力工作。而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前受过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他们也是通过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进行彻底批判来阐述自己理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受过“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他们创立的理论则吸收了“人本主义”的部分思想、观点，将其包括在自己创立的理论体系中，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才得以创立的体现。但是，这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继承，更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等同于“人本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从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来，就与“人本主义”思想划清界限了。这里的关键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包含有部分的“人本主义”思想、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整体，是与“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完全不同的新理论。这种不同包括对人的理解、对人的解放条件的分析，以及对人的未来发展等一系列理论和方法的不同。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了“人本主义”思想的部分观点，就将二者混为一谈，或者就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整体上进行人本主义的解读和理解。“以人为本”思想只能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它不是来自那种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理论。“以人为本”思想不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本化”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也不需要进行“人本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基础也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并不只是一种政治口号、一种价值伦理规范，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运动。它不但指明了这场社会主义实践和运动的发展方向，而且还概括了这场实践和运动的性质。

第三节 从群众史观到“以人为本”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诞生开始就面临着继承和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死的教条，它需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也需要不断地与各国的传统和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国传播、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实践、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但这些“民本”思想在群众史观传入中国之前并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因此，中国历史上尽管有着无数的人民群众反抗统治阶级的运动、斗争，但都归于失败，要么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要么被镇压。只有群众史观才真正揭示了历史的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向，从而才能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提供正确的方向。群众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践、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的语言、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过程。1．群众性：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任何社会形态。之前的社会形态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都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它们之间的更替和发展也只不过是从一种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另一种生产资料私有制，从少数的这部分人占统治地位转变成少数的那部分人占统治地位，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始终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对象。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除了人类早期原始社会）都是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社会，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真正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社会。广大人民群众仿佛成了与历史发展无关的一个群体。

而无产阶级工人群众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而产生的群众，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一同发展的。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后，无产阶级工人群众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就有了指导自己运动发展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工人群众再也不是与历史发展无关的一个群体。无产阶级工人群众登上了历史舞台，团结和带领其他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开始了自己创造历史的历史。无产阶级工人群众不但激烈地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积极地进行革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受压迫的群众像无产阶级工人群众那样对自己运动的发展有如此科学的认识，因此，能够积极地参与自己历史的创造。无产阶级工人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不是被动的，而是自觉的，并且他们的这种自觉性越高，他们越是能积极地参与历史的创造，越是能推动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工人群众在自己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与一切压迫制度和势力进行斗争，不但推翻了压迫在自己身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且还以主人翁的地位积极地发展着自己的历史。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无产阶级工人群众自己的事业。从此，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既成为了历史的创造者，也成为了历史的主人。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无产阶级群众自己的事业，就是无产阶级群众为了自己的发展和自由而从事的事业，因此，也必然是社会主义群众广泛参与的事业。这是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共同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事业与其他事业的根本区别所在。凡是坚持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个特点，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获得发展，就会不断取得进步；凡是背离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个特点，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就会走弯路，甚至失败。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很好地坚持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群众性，团结和带领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但打败了国内外一切敌人的武装干涉和包围，而且还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迅速地恢复了经济建设，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列宁曾经反复告诫全党，“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而当列宁看到，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党内开始出现一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时，列宁更是忧心忡忡。他严厉地批评这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直言“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他还指出，对于领导一个大国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列宁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直试图去克服脱离人民群众的种种不良现象，甚至到了晚年，哪怕病魔缠身，他还试图运用各种手段去克服这些问题，包括要求扩大民主、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改组工农检查院、增加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数目等。可惜，列宁的这些忠告随着列宁的逝世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下去，而列宁批评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却得到了发展。矛盾越积越多。列宁亲手开创的社会主义群众事业由于党的领导阶层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脱离了人民群众而日渐衰落，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彻底瓦解。

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尽管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就像当年广大的俄国人民群众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上台执政表示了积极支持一样，广大的苏联人民群众也对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表示了欢迎。两次历史事件都是人民群众选择的结果，都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在这里，人民群众仍然创造着历史。他们是在追逐和实行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创造历史的。谁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带领和团结群众去实现自身的利益，谁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反之，就会被人民群众抛弃。这就是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悲剧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社会主义事业本来是群众自己的事业，只要无产阶级政党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领导阶层不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是能够、而且一定会比其他社会事业发展得更好。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就是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选择的结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人民群众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历史可谓风起云涌，跌宕起伏。可是，这些运动都有一个最大的弊端，那就是没有把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中国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和带领起来，没有发挥这些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都一一失败了。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完全不同，它不但把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团结起来去反抗共同的敌人，去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且它还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去反抗共同的敌人，去创造自己的历史。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没有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是绝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事业。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人民群众建立了社会主义事业，而且还表现在人民群众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曾经照搬苏联模式，形成了束缚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社会主义事业面临崩溃的边缘。

而一旦对束缚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释放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社会主义事业马上就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那场改革开放运动，其实就是一次解放群众、发挥群众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运动。那场运动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质就是尊重农民群众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通过改变分配方式，把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而随后进行的企业改革，人民群众更是积极参与，发挥各种创造性，发展了极具群众智慧的乡镇企业、劳动合作企业等组织形式。

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每一份成就都是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得来的。什么时候，我们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把束缚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各种体制、机制革除掉，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取得发展。反之，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

我们曾经因为相信群众，因为坚持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克服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形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现在，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攻坚阶段。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外各种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严重，官员贪污腐化，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一些阻碍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体制性弊端仍然存在，人才流失严重，高端人才培养存在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说都关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好坏与成败。有些问题甚至还是长期存在，积重难返。显然，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是单纯依靠某几个人，少数的某部分人，或者某一个阶级、阶层，某一个政党就能顺利进行的，“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性的事业，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不可分的事业。它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能且只能通过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获得解决。任何企图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来解决问题都是不彻底、不成功的，都有可能偏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可以说，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越是困难重重，越需要紧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以人为本”明确指出，要“尊重人民主体，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群众性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是对包括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内的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正反经验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中国化发展。2．“以人为本”：中国化的群众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只能是来自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来自其他什么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不是别的什么理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什么别的部分，“以人为本”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群众史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我党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运用。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群众史观以来，群众史观一直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革命的武器。在革命年代，我们需要群众史观的理论指导，因为我们不但需要最大可能地带领和团结所有无产阶级群众力量去反抗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统治阶级，而且还需要把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引向正确的发展方向。今天，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成功，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仍然需要群众史观的理论指导，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需要社会主义群众力量的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自己的事业，就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群众为了自身的发展和自由而不得不从事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事业是绝不可能进行和发展下去的。

从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再到党的十七大报告，都强调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就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史观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思想，群众利益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思想、群众运动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的灌输思想”以及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脉相承的。

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思想肯定了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不但擅长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还擅长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需要“一切依靠群众”，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发展依靠人民”，从“一切依靠群众”到“发展依靠人民”体现的都是“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思想”。而群众是在追逐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创造历史的。任何历史人物，任何阶级、阶层，或者任何政党，它们只有顺应了群众的利益要求，带领并团结群众去追逐和实现群众的利益，才能对历史有促进和推动作用，也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要求。过去，无产阶级工人带领和团结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革命，其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一切为了群众”，因为没有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解放，无产阶级工人也不可能获得解放；现在，无产阶级工人带领和团结广大的社会主义群众进行发展，其目的也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发展为了人民”，因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和自由，无产阶级工人也不可能获得发展和自由。从“一切为了群众”到“发展为了人民”体现了“群众利益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思想”。

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思想并不仅仅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对中世纪“神本”思想和资本主义社会“物本”思想的超越，它更多的是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自己所从事事业的一种自觉。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自发的行动，需要对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灌输，而社会主义发展也不是自发的行动，也需要不断地对全体社会主义建设者灌输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理论必须是对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性质、依靠力量和发展目的进行科学概括的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系列问题的科学概括，它不但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性质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自由和发展而进行的事业，而且还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发展事业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社会的发展事业，也不同于当下西方社会发展的事业。社会主义发展事业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群众自我发展的事业。它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也是为了人民群众自身的发展和自由。没有这种自觉，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可能偏离方向，重蹈覆辙。正如列宁反复告诫的那样，“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苏联和东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长达70多年，可最后他们却背离了列宁的忠告，在国家的各个领域坚持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使得广大的人民群众无法真正参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决策。广大的群众在这场社会主义发展事业中被长期“缺席”。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事业成为了少数人的事业，成为了与广大社会主义群众无关的事业，最后亡党亡国。其教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3．群众史观的中国化发展逻辑

群众史观的中国化过程也就是我党领导和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不断奋斗的过程，是我党一代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去指导中国实践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的过程。这个过程围绕着群众史观中的群众动力、群众方法和群众目的的思想，确立了“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的中国化群众史观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群众动力观——一切依靠群众。群众史观认为，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群众在追逐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发展的。没有群众，就没有历史。我们党历届领导集体都重视人民群众在创造和改造世界中的主体地位，都强调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毛泽东曾经庄重地向全党宣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这种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的精神才使得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但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还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起新中国。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群众动力思想。他在党的八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里面有一段先是引用了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有关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论述，然后补充说道：“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这说明了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了，我们的事业就是群众自己的事业，是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事业。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困难，邓小平没有被吓到，反而坚信，无论我们的事业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能克服。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社会主义发展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它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是没有矛盾和问题的。恰恰相反，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起来反而会困难重重，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挫折，但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是一项充满远大发展前途的事业。只要坚持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就能战胜种种困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他所处的时代也正是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却陷入了低潮，国内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问题也不断地得以显现。这是一个成就与问题并存的时期。面临这种局面，江泽民坚持了我党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民心”的问题。他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的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失败、秘鲁形势的突变和前总统藤森逗留日本不归、菲律宾当前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我们应该明鉴啊！”为此，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

中国自古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江泽民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中“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它形象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之上的。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只会走向失败。

一切依靠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实保障。社会主义事业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不断出现。胡锦涛坚持一切依靠群众，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作为破解种种难题的法宝。他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因此，我们必须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从马克思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到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再到胡锦涛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尽管人民群众的内涵和外延有所变化，但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精神主旨却没有变化，而是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不断得到深化。

第二，群众方法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评判我们事业发展好坏与否、成功与否的唯一主体。我们政策的制定、方针的落实只有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获得群众实践的检验，我们的政策和方针才能说是科学的、合理的。这就是我们党从群众史观中发展出来的群众路线精神。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来的，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方法观。

针对党发展初期党员干部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的现状，毛泽东曾经专门写作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定，明确提出“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论断，并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方法观。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一员，对毛泽东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方法观具有深刻的理解。他在党的八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就曾引用过毛泽东群众方法观的原话。而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他更是注意从群众中吸取有益的措施和方法，作为党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其中充满了对群众力量的肯定。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说明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相信群众的，是能够积极地从群众智慧和创造中吸取有利经验和做法的，正因如此，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才不会产生大的偏离，不会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从群众中吸取智慧，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就始终坚持的原则和方法。无论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党的这个传统，并灵活地将其运用到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去。1998年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第二期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研讨班上曾再三要求：“所有领导干部都要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努力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依靠群众加以解决。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领导干部越是要经常到那里去。”而2003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之际，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也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创新发展思路，努力使我们的方针政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只要我们相信群众的智慧，从群众中寻找破解改革开放种种难题的方法，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人民群众不但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力量之源，也是我们的智慧源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既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洗礼，也经历着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从毛泽东提出的群众方法观，到胡锦涛提出的决策民主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都始终没有变，并且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具有了新的内涵。

第三，群众目的观——一切为了群众。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群众史观不但说明了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且还说明了历史是群众在追逐和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里的“人”毫无疑问首先是指人数上占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通过追求自己的目的，即追逐和实现群众的利益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因此，是否顺应群众的要求和利益也就成为了是否推动历史发展的依据。社会主义运动是群众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要求而发展起来的运动，因此，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运动。这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特征。毛泽东把这个本质特征概括为“为人民服务”。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为人民服务”高度概括了我们当下正在开展的事业的本质属性，是对群众史观中群众目的思想的形象概括。之后，邓小平又提出“三个有利于”，其中一个“有利于”是专门指人民群众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视察时，对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就有破除姓“资”姓“社”争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对“为人民服务”的深化，也显得更加具体。但二者在精神实质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群众史观中群众目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正是我们党性质的体现，也是我们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原因所在。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社会主义事业的群众性，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性质却始终如一。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既坚持了我们事业的群众性，又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做出了符合时代新要求的发展，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我们党建设的原则、方针，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对群众目的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其中有一条就明确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旗帜鲜明地要求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而整个思想体系就如江泽民所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涉及面很广，但其实质仍然是坚持了群众史观中的群众目的思想，并且揭示了要实现的群众利益不是局部的、个别的和短暂的利益，而是那些根本的利益。

群众目的思想是群众史观的精神主旨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真理观与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契合点。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史观，不但是因为群众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具有科学性，而且因为群众史观还揭示了群众利益的合历史性和正当性，具有价值性。因此，坚持群众史观，就必须坚持群众利益的正当性，坚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合理要求。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提出“以人为本”思想，其核心仍然是“一切为了群众”。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思想尽管内涵丰富，但其主旨仍然是“一切为了人民”，或者用符合时代特点的语言来说，就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说明了，群众目的思想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不但获得了继承，更得到了符合时代要求、社会需要的发展。

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后到江泽民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胡锦涛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群众目的思想是在一步一步获得深化和发展。每一代领导集体都结合着自己社会和时代的特点，对群众目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推动着包括群众目的思想在内的群众史观进一步中国化的发展。4．群众史观的中国化发展经验总结

中国传统上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对于历史的主体都有不同的理解。“天命史观”崇尚天命，认为是上天的意志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历史的主体是不可知的天命，而与人力无关。“圣人史观”则推崇圣人，认为是圣人创造了历史，历史的主体是圣人，而不是普通大众。除此之外，自先秦到清末，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有一种影响深远的“民本史观”。“民本史观”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强调历史的主体是人；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强调民众的力量值得重视。古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从王朝更替中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往往主张“君轻民贵”，而古代的一些开明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也易于接受这种历史观。

中国传统中的这种“民本史观”只是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对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构成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正式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曾试图结合西方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改造，提出符合时代和革命要求的新思想。“从梁启超的‘民史论’和‘新民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三民主义’；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到李大钊的‘群众时代、劳农主义和唯民主义’；从陈独秀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到毛泽东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其间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从观念史观和圣贤史观到民众史观和群众路线，使历史主体一步步得到澄明。”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是与群众史观存在根本区别的。但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为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又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和考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和发展来加以说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做了重要发展，明确提出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思想。但是，毛泽东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包括群众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和发展既是来源于他亲身参与和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批判吸收和改造。

毛泽东8岁开始读私塾，共读了“六年孔夫子”。这6年的传统教育，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至今”的爱好。从他1913年10月至12月在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所作的记录及阅读笔记《讲堂录》来看，儒家“民本”思想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刻影响。他对《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在同一笔记中他又说，“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这些都说明了青年毛泽东是熟悉传统“民本”思想的，并且能够对“民本”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正因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年身处北京的毛泽东能够对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演讲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以至于没多久，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之后，毛泽东就发表了其青年时期最重要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此时的毛泽东显然受“民本”思想影响，对民众的力量有着清晰的认识。

所以，毛泽东在以后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提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并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直接运用和革命实践经验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对长期影响他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吸收和借鉴。而“以人为本”思想，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理论基础，也是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才提出来的。这两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活动，有着共同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只不过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解决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而“以人为本”解决的则是无产阶级执政时期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以人为本”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一方面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发展依靠人民”，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又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自身，“发展为了人民”，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它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揭示了社会主义事业与其他社会发展事业的本质性区别。“以人为本”思想是在总结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准确把握和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本质特征，即社会主义事业的群众性特征。社会主义事业不但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事业，更是为了人民群众利益而开展的事业。没有对“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把握和认识，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人民，破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也需要人民。唯有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取得进步。“以人为本”思想吸收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对广大民众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进行了肯定，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巨大，特别是民众在王朝更替中展现出来的爆发力，使得统治者不得不高度重视民众的生活，把维护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治国安邦的基础。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是值得借鉴的。而且，中国人民深受“民本”思想文化的影响，在内心里已经形成了“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观念。这些都决定了，要在拥有深厚“民本”思想传统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吸收“民本”思想的精髓，把保障和发展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第一要务。

当然，“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发展，而不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思想不但把发展社会主义的主体具体化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从而大大拓展了“民本”思想中的“民”的内涵和外延，即包括了社会主义所有建设者和支持者，有些时候，甚至还包括那些并不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但却支持中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爱国者，而且还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目的，即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内核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而它的表现形式却吸收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具有中国传统的民族形式和文化形式，为中国人民所熟悉和喜闻乐见。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共同特点，就像当年毛泽东所主张的那样，“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实践、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第四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

把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对“以人为本”的对象、内容和目的进行了论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1．“以人为本”的对象“以人为本”中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所谓“具体的人”有两层含义：一是从性质上来说，是指“现实的人”，即处于当下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所组成。二是从量上来说，是指占人口多数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在人的价值与非人的价值上，“以人为本”强调了人的价值是最高的，人的价值要高于非人的价值，人才是中心。在处于不同社会关系的人之间，“以人为本”强调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高于“少部分人”的利益，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强调了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价值要高于非人的价值。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欧洲曾经出现过“神本”论思想，强调人是上帝创造的、人是有原罪的，人的社会秩序是由神预先设定的。与神相比，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直到12世纪，特别是18世纪之后，伴随启蒙运动的发展和深入，人的地位才逐渐得到提高。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的力量，认识到人的价值。人本主义得以产生。

但是，人本主义的产生只是宣告了人的价值要高于非人的价值，它并没有真正把人从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从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精神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力地破除了“神本”思想对人的束缚和压迫，但却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压迫，即对“商品”和“货币”的崇拜，形成了新的压迫在人的身上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人的价值被重新置于包括商品和货币在内的物的价值之下。“物本”思想得以出现和发展。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它强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和进步，是为了人的发展和进步。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不是要以牺牲人的发展去获取经济的短暂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是建立在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发展基础之上的，即经济建设是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而不是以牺牲人的解放和发展为代价而取得的。当前，我们一些地区为了取得经济发展，不惜破坏环境，盲目投资，搞形象工程等。这些行动虽然短期内能够取得经济发展，长期来看却是背离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求我们：任何工作，我们都要进行科学论证，都要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凡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工作，我们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凡是有害于人的发展的事，我们都要坚决反对。只有这样，“以人为本”精神才能真正落实到实处。

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论述，强调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高于“少部分人”的利益，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是建立在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和阶级状况分析基础之上的。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少数剥削阶级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现状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广大的人民群众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指少数的某部分人，也不是指那些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而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群众性。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亿万人民群众从这场发展中获得了实惠，摆脱了基本的温饱问题而日益走向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平衡。就如十七大报告所论述的那样，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在继续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在造成一些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公平，以至于不同的地区、群体、阶层和个人从发展中获取的利益大小并不相同。

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要求我们必须注意解决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加大改革力度，破除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制机制，运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等多种措施去打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使得改革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一，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完善国民教育体系，保障社会充分就业，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健全社会管理体系。第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等。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以人为本”的内容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含有丰富的群众观点内容。

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置于首要地位，不但强调了要实现好这种根本利益，而且还强调了要维护好、发展好这种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满足的历程。

我们的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也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开展的事业。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指导着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可以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虽然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损害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就总体来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实现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过程。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贯穿于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中。

社会在发展，实践永无止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不是静止的、有限的，它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提出来的。因此，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永无止境的。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就得到了彻底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会变化、发展，因此，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演变成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不但要善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还要善于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避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遭到破坏，更要善于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不断地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坚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历史是群众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取得成功并走向发展更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社会主义在我国的成功革命，更没有之后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全面开展。是否相信群众、是否依靠群众，是社会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能够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好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做到发展依靠人民群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破除各种阻碍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机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具体来说就是，一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3．“以人为本”的目的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促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重视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保持一致的条件下存在的利益差别，强调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活力显著增加，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得到明显提高，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态势。一些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社会已分化出十个不同阶层。这十个阶层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占有状况为根据来划分的。因此，不但每个阶层都有各自的利益需求需要得到满足，而且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利益需求也需要得到适当满足。这就要求我们，在保证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更要尊重和满足人民的不同利益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重大变革时期，一些人民群众的权益并不能得到及时保障，有时候甚至还遭到破坏。比如，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工有工作了，却往往拿不到工钱，还要不时地向企业主“讨薪”，有时甚至需要采取极端的方法才能拿到应得的报酬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原因，但也与我们党和政府对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重视不够有关。因此，“以人为本”强调要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绝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在深刻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依据不同情况，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诚实经营先富起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根据当时的平均主义提出来的，也是被实践证明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行之有效的途径。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是要把少部分人、少部分地区的富裕建立在其他广大群众和地区贫穷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先富”只是手段，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共同富裕”才是目的，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本质。正如邓小平反复告诫的那样，“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而又明确提出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第三章 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产生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但直到近代，它才进入思想家的理论视野，成为一个崭新的研究对象。18世纪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德斯图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最早提出了“意识形态”概念，并从经验论哲学立场出发，通过《意识形态的要素》等著作阐发了系统的意识形态论，形成了在法国学术界较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家”团体。“意识形态”在法语中表示“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是研究人的意识、心灵和认识论基本问题的学科。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这一原本的认识论范畴进行了根本改造，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去除了笼罩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层层迷雾，展示了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规律，使意识形态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正如法国“马克思学”代表人物J. P.加里贝所评价的：“这个词的含义与现在的含义的一切差异，都是马克思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是现代意识形态论的真正奠基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随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不断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与反动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并且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意识形态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成为西方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学说作为无法回避的理论高峰成为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学说，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来源。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思想内涵与逻辑意蕴，追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演变的历史轨迹，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构造成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应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思潮的挑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时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范畴，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对服务于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形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了对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他们贯彻始终的思想指向，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反思性。1．对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而歪曲现实形成的虚假的社会意识。这是他们依据新世界观，通过对意识形态产生、发展历史过程的深入考察得出的科学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考察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他们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意识形态并非高耸在云霄中的独立王国，而是社会的产物，是对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实的而非神秘的社会历史现象，“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从而揭示了意识形态诞生的秘密、发展演化的规律及其本质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史前期的特点：“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这一阶段，意识以其原始的现实性、丰富性、生动性反映周围可感知的环境及人们的交往关系，各种独立化、理论化、系统化的意识形式还没有产生，处于人类意识与实践、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原始同一性、交织性时期。而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的发展，以性别差异、天赋、需要、偶然性为基础的自然分工发展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即真正社会化的分工，意识的原始同一性和混沌性被打破，开始摆脱原始的神秘性、粗糙性、狭隘性和对自然界的纯粹动物式的反映，形成神学、哲学、道德等最初的以纯粹理论形式出现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因此，意识形态是在社会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中、在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把分工的发展程度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明显标志，并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决定了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与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分工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即奴隶制，这就是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基础。由于私有制的发展，非自愿的分工使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生产力与社会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为了更好地维护阶级利益，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工，产生了编造意识形态幻想的职业思想家，“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马克思后来把这一部分人称为“意识形态阶层”。

因此，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以系统的理论形式表达的一定历史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行动目的和实践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因此，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是物质领域的阶级统治在精神领域的继续，它使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受统治阶级的支配。这一本质特点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即它总是以虚幻和颠倒的形式反映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意识形态虽然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但是它没有真实地、客观地反映社会历史，恰恰相反，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把人类史归结为一种歪曲的理解，就是把它归结为一种完全的抽象。它进而甚至异化为压迫人、统治人的敌对势力，使人们屈从于种种虚假观念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把代表自身利益的思想观念虚构成历史的决定力量，并通过本阶级思想家的理论构造论证其统治行为和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组织整个阶级进行自觉的统治，掩饰其统治的最终物质动因；对外则把它当作维持阶级压迫的有效手段，通过舆论、教化等方式把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作为普遍的生活准则强加给被压迫阶级，使思想统治成为暴力统治的有力补充。“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颠倒性、虚幻性的根本原因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之中，是由其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性以及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他们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这是因为自发的而非自愿的分工把特殊的活动范围强加于人，使人的社会活动固定化，成为一种压制自由与个性的异己力量，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交往活动中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发展为阶级利益的矛盾，使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阶层的形成及其颠倒事实的思想构造成为必要，但即使他们虚幻颠倒的思想理论本身也来源于社会生活，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关于这些思想家应当指出，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

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对现实进行颠倒和歪曲的过程。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形成、变化与发展都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如果旧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根本变革，而旧的意识形态不能正确反映这种变革，就表现为与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社会进步趋势的矛盾，“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当社会基本矛盾不可调和时，必须通过革命清除历史前进的障碍，推动社会进步，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新兴的革命阶级开始总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利益代表的身份反对统治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遮蔽了他们的特殊利益。但他们所编造的“共同利益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真实的成分。革命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这种幻想转化为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其统治方式和交往形式逐渐丧失合理性，意识形态固有的滞后性使它离真实愈来愈远，成为统治阶级掩饰和遮蔽自己的反动性与衰亡性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

为了掩盖历史真相，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抽掉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把意识形态虚构成相对于社会的独立力量，把观念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并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通过舆论、教化等途径，运用法律、道德、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多种形式蒙蔽大众，实现对社会的精神统治。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如此复杂，它对现实的歪曲和颠倒如此隐蔽与高明，以至意识形态的制造者自己往往都很难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思想与行动的根源，如恩格斯晚年曾深刻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我们拨开笼罩在意识形态上的层层迷雾、认清其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2．对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由一定时代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和哲学的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的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他们对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也是与对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形式的深入考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揭示了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思想基础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和认识论根源，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宣扬的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绝对唯心主义来源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黑格尔颠倒了“人”和“自我意识”的关系，认为“自我意识”是精神实体和纯粹的思想范畴，而人类历史和现实只是“自我意识”的展开和表现。整个思辨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颠倒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首先从个别抽象出一般，把一般独立化为实体和能动的本质，然后把个别消融于一般，使现实存在变成非本质的、虚幻的东西，成为抽象概念的产物，使人只注意它在概念发展中所占的地位，而不注意它的天然属性，同时又给人一种不脱离现实的假象。他们进而揭示了思辨唯心主义用观念颠倒历史的惯用手段：第一，把统治者的思想和统治者本身分割开来，使统治思想具有独立的形式，造成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的假象；第二，把这些思想看成“概念的自我规定”，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的统治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把它变成代表着概念的某种人物或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思想家，把他们规定为历史的统治者，从而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揭露了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内在相通和结盟的本质，他们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即黑格尔主义者对非黑格尔主义者的统治，是教阶制的顶峰，它夺取了最后的世界王国。”宗教和哲学一样远离物质生活，而且它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对禁欲主义的宣扬使其好像同物质生活格格不入。但实际上，由于宗教对现实反映的极端虚幻性和颠倒性，使它在性质上和意识形态最为相近，也成为意识形态最有效的表现形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和专制统治，宗教被统治阶级扶持为蒙昧大众的主要意识形态形式，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当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状况：“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到处涉及的都只是教义和对教义的信仰。”经过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包装的宗教使自己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神学世界观，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宗教的起源与本质，指出宗教是被颠倒了的现实的产物，是现实苦难的表现，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马克思还深刻地揭示了宗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表现形式——拜物教的秘密，指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而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在于商品生产，“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使物物交换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者的命运被商品支配，市场变成一种统治商品生产者的神秘力量。货币的出现，进一步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使货币具有了支配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使商品拜物教的谜变得更明显、更耀眼了。而资本特别是生息资本以其表面的自行增殖能力掩盖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理论家极力宣扬这种拜物教观念，就是为了掩盖剩余价值的来源，否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论证剥削制度的合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艺术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也作了深刻揭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将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分为四种，即科学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并提出“艺术生产”的概念，指出艺术是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艺术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基础；同时又强调了表现在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上的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他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的社会功能。在批判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所谓“真正社会主义”流派的艺术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一定的艺术观点必然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艺术作为上层建筑必然为其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服务，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艺术形式在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实际是用平淡无味的美文学词句和浪漫的回忆拼凑成的东西掩盖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另一方面，他们又高度评价了优秀的艺术作品对现实的真实反映，马克思指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在赞扬德国进步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揭露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本性的作品时指出，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对艺术形式能动性的深刻阐述，丰富了对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认识，并对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力量以及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关系作了深刻揭示，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是意识形态的物质附属物；而国家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反过来规定并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及其法权体系所具有的独立外表不是根本的，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国家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以社会共同利益面貌出现的虚幻的共同体，资本主义国家及相关政治法律意识形态都是维护私有制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3．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贯穿着科学精神的批判理论，它既非空洞的理论批判，也不是单纯的政治批判，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有机整合。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充分认识到理论批判的重要性，他指出：“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在大学时代，出于对现实的关注，马克思抛弃了费希特的形式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在其博士论文中，他强调了哲学通过理论批判来改造世界的作用，提出“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的原则，并批评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和妥协性。之后，通过《莱茵报》时期对社会生活和现实问题的实际接触，马克思发现了自己头脑中的黑格尔思想因素同客观现实的矛盾，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宣告了同唯心主义“绝对观念”的彻底决裂，迈出了全面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深刻批判。1842—1843年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开始关注经济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思想较为系统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进行了初步探讨，尝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和规律，并初步指出了克服异化的现实途径。马克思在随后所写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进一步用异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交换、货币制度的反人道性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被商品和货币等物质形式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历史性的合作后，随着新世界观的成熟，与青年黑格尔派产生了本质的分歧和日益尖锐的矛盾，他们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就是为了破除意识形态的幻象，阐明他们所主张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这是他们理论批判中的一次重大深化。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仅局限和满足于理论批判，而且揭示理论赖以产生的实践根源，并进而把理论批判诉诸实践的变革，即马克思强调的：“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实践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理论批判的终极导向和归宿。

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历史活动和实践中考察思想产生和消灭的社会条件，明确地把宗教斗争归结为现实斗争，把宗教的根源和工商业实践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指出物质利益和群众是历史中的决定力量，批判了把观念、思想说成是历史动力，用观念的革命替代现实斗争的谬论。马克思在后来批判费尔巴哈思想局限性时更凸显了实践批判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实践原则，通过实践批判解救出了辩证法的革命性质。辩证法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结构及其展开过程，实践与辩证法是内在贯通的，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把人们从种种道德批判和思辨批判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回到历史、回到现实、回到人的存在本身。人类的解放与理想社会的实现不是通过逻辑的思辨实现的，而是通过改变世界的现实活动完成的，这也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革命实践活动所证明的。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立场与原则，并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有所深化与发展，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瑟夫·狄慈根、保尔·拉法格、弗朗茨·梅林、安东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也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学说作了阐述和发挥。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家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与理论的创立者和发展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作了重大发展。1．列宁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思想与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就

在列宁时代，马克思主义已得到广泛传播，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用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统一思想、指导斗争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需要，因此列宁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了重大发展。

与拉布里奥拉、梅林、普列汉诺夫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强调社会存在是一切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基础和来源，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近似正确的，也可能是歪曲的，却不可能是完全等同的，只有从唯物史观出发，才能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列宁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认为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他明确指出：“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他强调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它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体现，又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辩证统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

列宁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早在1905年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理论的斗争中，他就强调：“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问题上进一步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他通过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阐发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指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现成地实现，它只能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经济、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逐渐成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变革的有力保证和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批判地继承以前一切文化成果中有价值的东西，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共产主义道德，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去。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列宁一直非常重视对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对无神论和辩证法的宣传教育工作，早在1905年，他就强调：“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刊（直到现在，这些书刊还遭到农奴制的专制政权的查禁）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同宣扬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丑化和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复辟思潮的斗争，再次强调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有些主管部门对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软弱无力，指出：“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那些貌似马克思主义、实则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往往忽视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为了改进和活跃这一工作，他要求作为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密切注意和评介一切有关的文献和著作，揭露和批判宗教以及一切反动思潮的本质。党内党外一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结成一个坚强的联盟，共同反对哲学上的反动和反动阶级的哲学偏见，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揭露和追击当今一切‘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而不管他们是以官方科学界的代表，还是以‘民主主义左派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家自命的自由射手的面貌出现。”

列宁同样强调唯物辩证法的研究与宣传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他认为唯物主义如果不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都应该认真研究辩证法。他主张从辩证法的来源和历史，特别是从辩证法的实际运用中来深入学习、宣传和研究唯物辩证法，并倡议组织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机构和理论队伍，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列宁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建设，强调不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就无法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他提出要开展文化革命，形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指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他驳斥了文化虚无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谬论，提出要继承和发扬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包括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吸引国内外专家和人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列宁同样把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强调教育要发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共产主义新人的作用，新的苏维埃学校不仅要普及知识、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还要重视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在列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的指导下，苏维埃政权击退了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的进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作了权威的总结与阐释，在意识形态思想方面，他在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指出上层建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与设施，二是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即意识形态，而政治、法律设施是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适应，依据相应的政治、法律观点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他认为全部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相应基础的变化和消灭而变化和消灭，随着新基础的产生而产生。这种阐释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地位、作用作了明确规定，但没有对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规律做深入考察，忽视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带来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斯大林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坚持列宁提出的在工人运动中进行科学世界观的灌输和引导的原则，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指出：“特别应该强调列宁主义的宣传，因为这种宣传在共产主义教育方面具有决定意义。”并成立相关研究机构、大量出版经典著作、在学校设立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深入宣传和号召人们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与高度集中、行政化的经济、政治机制相适应，斯大林时期强化了对思想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建立了系统的文化管理体制。由于历史条件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理解具有简单化、扩大化倾向，导致在实际工作中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甚至严酷的政治斗争处理思想文化问题，给社会主义思想建设造成严重损害。但从总体上看，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牢固地确立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用列宁主义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集中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在艰苦的卫国战争中万众一心、坚持战斗直至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重大成就，迅速普及了义务教育，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1929年在工人中基本扫除了文盲，1959年基本扫除了劳动群众中的文盲现象；培养了大批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科技人才，为苏联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提供了人才支持；出现了大量表现革命和建设活动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作品，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2．苏东剧变与苏联意识形态工作重大失误的关系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前无古人的事业，迅速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苏联东欧政局发生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其中的教训也需要人们加以深入反思，引以为戒。

苏东剧变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事件，是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党内因素和党外因素以及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思想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彼此交错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起来，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部因素，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东欧国家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第二类是历史因素，即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集中体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的弊端；第三类是现实因素，即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由于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内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其中苏联模式的弊端虽是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失误和许多需要克服的弊病，但这些并未对社会主义政权构成致命的危害，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苏联在剧变前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苏联的改革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和任务大体相同，而且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形势比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要严峻得多，如果执政党坚持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与政策，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克服与解决的，中国的改革实践就为此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因此，单纯的苏联模式的弊端所引起的问题和失误并不必然导致政权的丧失和国家的解体，苏东剧变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在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使原已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虽然是戈尔巴乔夫公开鼓吹和推行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有的学者分析指出的：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的苏共领导层逐渐蜕变，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在苏联并无现实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为何能够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以致最终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对苏东剧变历史过程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失误给了国内外反动势力以可乘之机，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夸大渲染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端，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鼓吹造势，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使人们丧失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因此，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失误是苏东剧变内外因素耦合的关键，意识形态的演变是苏东剧变的先导。

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变实际上从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了，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反对和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宣扬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价值观，鼓吹“真正全民的民主”，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实践中造成了混乱。其后的勃列日涅夫集团延续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放任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实际上为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铺平了道路。

戈尔巴乔夫非常了解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控制舆论工具的重要性，他上台后不久就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各个意识形态部门，控制宣传、文艺机构，纵容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歪曲历史、丑化现实、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宣传。1988年他通过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意识形态多元化作为形态领域的指导方针，实质上是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多元化”和“民主化”、“公开性”作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核心原则成为瓦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三把尖刀。由于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舆论阵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主宰了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场以揭露所谓历史黑暗面为特点的历史反思运动。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暴露性文章、小说戏剧席卷了苏联的舆论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抓住机会，扶持、资助苏联国内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加强意识形态攻势，这场历史反思运动从1987年开始，1988年、1989年达到高潮，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乃至学术会议、课堂、教研室活动无不为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所充斥，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和威信造成了严重破坏。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最终导致了政治多元化和国家的分裂解体。

苏东剧变的沉痛教训提醒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有清醒的认识，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党的建设，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研究、教育工作；另一方面要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分化阴谋，及时辨别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3．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与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够给予我们深刻启示。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探讨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但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一直高度重视政治和思想教育工作，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运用。毛泽东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揭露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危害，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了全党的认识，逐渐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延安文艺界的思想状况，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地提出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要求无产阶级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从而把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毛泽东通过《新民主主义论》阐发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观，他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还阐明了新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采取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古代和外国的文化成果采取辩证的分析态度，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制定了方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建国初期，毛泽东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故鼎新，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全面开展对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从1949年年底开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运动，使人民群众认识和掌握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掀起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理论工作者发表了大量研究介绍《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和著作，全国各条战线和大专院校、学术团体都纷纷举行讨论会，深化学习认识，改造主观世界，使人民群众比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并在文化学术界引起了深刻的思想变革。

1950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和普及教育问题，在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广泛的唯物主义普及教育运动，各地各级都设立党校，大专院校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课程以配合这场教育运动，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制定了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广泛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引导广大知识分子用马列主义改造思想，自觉地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各级组织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报纸杂志纷纷发表指导性文章，登载文化界知名人士关于思想改造的心得体会，还出版了有关问题的文集。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初步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

从建国起，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陈旧和错误思想观点的清理与批判，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尽管在批判过程中暴露出简单化、片面化、以政治批判取代学术批判的问题，但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7年是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1956年，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作了正确判断，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也是国际、国内矛盾迭起的时期，毛泽东概括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于1957年2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策略等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和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要长期存在，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会产生矛盾与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在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为思想认识上的是与非的矛盾，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不能采用专政的方法，只能用民主的、讲理的方法，他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为了贯彻这一方法，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繁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对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但时隔不久，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判断，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看成国内主要矛盾，经过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极左的实践，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逐渐成形并系统化，他从理论上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尖锐性，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此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条战线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思想文化和学术等意识形态领域里斗私批修，深挖思想根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片面强调意识形态革命，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革命论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是他独特的思想、个性和新中国成立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看，毛泽东过于重视和强调事物的斗争性，认为人类社会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矛盾的，历史的前进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争的过程，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加上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夸大，从精神变物质到精神胜物质，逐渐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把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精力和根本任务从发展生产力转向阶级斗争，进行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不断革命，只重跃进，不讲渐进，只重批判，不讲继承，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颠倒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虚构了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从主观设想出发构造理想世界模式，要现实世界符合主观的思想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恰恰成为被马克思深刻批判的虚幻的、颠倒的、荒谬的意识形态。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客观规律，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误，使意识形态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建设及其理论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使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理论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先导，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提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使拨乱反正工作难以顺利进行。针对这一错误观点，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对领袖人物的话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我们党同“两个凡是”思想的斗争，实质上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977年4月他又一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更加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引用他的话，一定要注意它的具体条件和针对性，了解它所适用的范围，而不应当简单地照搬照套，防止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为此他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批判，引发了1978年5月开始的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支持这场讨论并把这场讨论引向深入，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

邓小平深刻指出：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解决得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他批评某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这一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种所谓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他引述毛泽东反复阐述的关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一定要同实践相结合的一系列观点，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些观点有力地支持了这场意义深远的哲学大讨论。

邓小平深刻阐明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说，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此，他把这场讨论作为一项基本的思想建设，要求包括基层在内的全国各条战线都要广泛地开展讨论，使这场讨论成为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打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枷锁，使全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了大解放，有力推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新的概括，深刻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个表述，后来被写进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完整的、科学的新论断，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也为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创造了思想条件。2．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左”倾思想残余和借反思“文化大革命”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为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确定了根本原则，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邓小平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思考，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是邓小平意识形态理论的集中体现。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战略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1982年7月，他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985年3月，他又进一步强调：“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1986年9月，我们党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将培育“四有”新人、提高民族素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确立下来。“四有”目标是基于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而做出的科学概括，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觉悟、道德情操、文化素养和民主、法制、纪律观念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是核心和灵魂，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发挥着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正确方向的重要作用。邓小平认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大力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二是大力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加强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新时期创业精神的教育，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净化党风和社会风气，增强社会的精神凝聚力。三是加强道德教育，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传统美德的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在道德建设中，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加强党和国家机关干部职业道德建设，他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代表了邓小平对新时期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系统思考，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发展。3．江泽民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苏东剧变的沉痛教训，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江泽民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到战略高度，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他明确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要以充分的说服力、强烈的感染力和坚强的战斗力，长期不懈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

江泽民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调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首先，它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体现，如江泽民指出的：“任何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维护和发展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一条普遍的社会规律。”其次，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也是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会沉渣泛起；在改革过程中，社会存在发生的变化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必然引起思想意识的相应变化，人们思想活跃，正确的和错误的、进步的和落后的思想观念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另一方面，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思潮也会趁机而入，江泽民特别强调指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不断发展、日益富强。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因此，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必要的和紧迫的。

江泽民还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他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同时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大量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江泽民认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中心环节是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把思想政治工作称作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并通过事实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实践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我们的事业就能更好地发展。在一九九八年抗洪抢险、一九九九年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分裂祖国的所谓‘两国论’、反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等斗争中，人民群众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热情和爱国主义精神，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反之，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抓得不紧，错误思潮泛滥，人们的思想乱了，人心散了，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发生就是一个深刻教训。”

江泽民强调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思想保证。他指出：“经过长期努力，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前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如果动摇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全党全国人民就会失去最根本的思想准则。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搞得五花八门，最终必然由思想混乱导致社会政治动荡。”江泽民还指出，能否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关键在于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自身建设，他要求各级党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对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增强阵地意识，切实加强对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尤其要努力加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提高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领导成员中要注意选配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比较扎实、熟悉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同志。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都要围绕思想政治领域的重大问题，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准确把握社会思想状况和动向，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

江泽民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以德治国”的新思想，倡导开展了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的“三讲”教育活动，并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我们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先进文化的思想为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4．胡锦涛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思想，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委员联组讨论时，明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他强调：“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胡锦涛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概括与论述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和价值观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对于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发挥了导向作用。

在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作了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胡锦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了系统论述，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胡锦涛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精神的正确把握，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指出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他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目标，作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本质的关系，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他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为我们勾勒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内在结构，规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其观念基础和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其奋斗目标和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其精神支撑和动力，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其行为准则和道德基础。四个方面互相联结、互相支撑，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胡锦涛还指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的具体目标和任务。2008年1月，胡锦涛在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进一步强调：要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服务人民大众，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胡锦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理论，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5．国内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理论界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单纯注释与解读转向对意识形态基本问题的考察，并结合时代背景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形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国内理论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对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问题的研究。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童世骏的《意识形态新论》、季广茂的《意识形态》、宋惠昌的《当代意识形态研究》、姚大志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张秀琴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等专著以及大量相关学术论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形成、发展、演变的逻辑线索、主要观点、基本规定、理论旨趣、思想效应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考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争论。王东、聂锦芳、张一兵、韩立新等学者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其中张一兵主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文献学系列》、王东主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周宏的《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论文通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原始文本的考察与阐释，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结构、核心概念、思想内涵以及国际相关研究前沿进行了探讨和评介，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历程的研究。林国标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杨生平的《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郑永廷等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等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阶段、经验教训、理论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阎志民的《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学说》、田改伟的《挑战与应对：邓小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研究》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毛泽东、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曹长盛等主编的《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主要从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历史、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六个方面意识形态在苏联剧变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研究，对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历史教训提供了重要参考。翁世盛的《中国经济特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朱育和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王晓明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整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中特定历史时期和区域的历史事实。这方面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事实依据。

第三，对国外意识形态理论与思潮的研究。1978年以前，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左”的失误，西方社会思潮尤其是意识形态理论成为研究禁区。改革开放后，随着意识形态研究的兴起，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活跃，引介、翻译、研究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和思潮的著作和论文逐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起，布热津斯基、R.M.尼克松、弗朗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卡尔·曼海姆、丹尼尔·贝尔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后马克思主义等有影响的西方意识形态理论著作相继在大陆被翻译出版，姚大志、张国清、吴玉荣、仲崇东、杨生平等学者发表了评介、研究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相关论文，傅永军的《批判的意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王晓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孙世聪的《影响与对话：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研究》、王睿欣的《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叶晓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韩振江的《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等专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绍与研究，对我们了解和把握国外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动态，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借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第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的总结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反思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出现了大量相关成果，如廖胜刚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研究》、朱兆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横谈》、张志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探析》、郑永廷等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孙洪敏的《新世纪中国意识形态研究》、陈晓明等人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戴焰军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杨海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研究》等。还有学者探讨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如张衍前的《网络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郭明飞的《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刘明君等人的《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许海波的《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等。

国内理论界相关研究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在理论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在实践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

对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意识中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有的指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学说、观点，是该阶级或社会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有人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外延更为广泛，可以定义为：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树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界定，我们一方面需要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也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出发，以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性。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旨趣是揭示和批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颠倒性，但同时强调即使这种虚幻颠倒的社会意识也仍然是对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基础以及全部上层建筑相应的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要区分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和“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恩格斯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到晚年仍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为了驳斥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因素决定论的谬论，他又特别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意识形态的观念性和思辨性，认为它是适合于一定经济基础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观念形态和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与作用的分析阐述是我们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基本理论框架。

列宁揭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与发展的特质与基本规律，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阶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它不可能从工人运动中自发形成，是无产阶级思想家结合人类优秀思想文化和工人运动实践经验创造出来的，并由无产阶级政党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要早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夺取政权以后建立起来的。这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于一般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独立性及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的重要揭示。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理想转化为现实，并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为我们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提供了条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及其表现形式从根本上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外延要比单纯的观念形态和思想体系广泛、深入，因为思想理论体系固然是揭示事物本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必需的，但如果不通过一系列宣传、教育、传播工作深刻影响人们的情感、信念、道德观、价值观，就只是作为文本存在于书斋和讲堂中，不能真正掌握群众、实现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功能。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体现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意识系统。它既包含政治法律思想、哲学、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等反映和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式，也包含与之相关的一定时期在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广泛影响人们的情感、愿望、要求、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审美情趣等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虽然具有自发性、情态性和变动性，但是与人们的生活内在相关，对社会风尚、价值指向产生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引导社会的思想倾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思想体系和相关社会心理整合为一个有机系统，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及社会主义荣辱观。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属性的科学界定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正确定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中思想的活跃，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社会思潮的长期存在提供了现实基础，各种形式的思想观念大量涌现，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进步的观念和落后的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局面。分清主流和支流、辨别正确和错误、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这就需要我们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基础，是否体现、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是区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标准。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要吸取将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化和中心化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服从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避免意识形态中立论、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多元论等错误观点，正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与错误的思想倾向和敌对势力的渗透展开积极的斗争，维护、发展社会主义制度。2．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在结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思想理论，而且是社会结构中包含诸多理论和实践环节的复杂系统和社会建制，考察其内在结构与功能对于把握意识形态运行规律、实现其社会作用也是必要的。

总体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包含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的两个子系统即观念系统和传导系统。观念系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由哲学、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等观念和理论构成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人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与灵魂，是其发挥社会作用的关键，如马克思指出的：“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要使意识形态真正能够说服群众、掌握群众，必须从实际出发、推进理论创新，及时发现和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当前理论创新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胡锦涛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又为我们继续进行理论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只有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不断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完成引领社会思潮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念，而要使意识形态发挥社会效用，必须使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实现由理论形态向大众意识的转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一转化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传导系统实现的。传导系统由宣传、教育、文化机构等各级意识形态部门构成，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书籍、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将意识形态的观念形态融入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形式，为人们理解和接受。传导系统的重要性在于直接作用于社会心理，从而塑造社会性格、引导社会风尚。社会心理虽然是体现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社会上不同阶层人们的情感、愿望、要求和思想倾向的有限形式，但却是联结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体系中成熟的思想观念的关键要素，它一方面是对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为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形态提供了基本素材，意识形态的观念形态不是在经济基础上直接形成的，必须要通过社会心理的媒介。另一方面，成熟的思想理论也必须通过影响社会心理、塑造社会性格发挥维护相应经济基础的作用。社会性格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经由社会与家庭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教化所形成的一致社会文化背景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的心理和性格特征。社会性格是在社会生活与民族文化发展的长期历程中积淀、塑造而成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在与经济基础一致时，是维护基本社会制度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导系统的运行采取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在相关意识形态部门的组织、协调下，在国家各级组织、机构、学校、团体内部进行的垂直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传播活动，它是以我国意识形态部门的权威性为基础施行的组织严密、目的明确、内容集中的传导方式，长期以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导的基本方式。二是通过现代传媒手段进行的社会传导，对内通过大众文化塑造社会性格、引导社会风尚，对外在国际思想文化交流中坚持正确方向，积极主动地争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社会传导具有内容丰富生动、时效性强、覆盖面大等特点，是垂直传导的有效支撑与补充。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传导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依靠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方面的优势，把社会传播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并且形成了系统的意识形态的传播理论与方法，在苏东剧变中得到了有效运用。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浪潮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除了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把持全球化霸权之外，进一步通过信息技术与资源的优势和话语霸权推广西方的政治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依托信息和通信系统形成更强的舆论攻势和更广泛的政治影响，使其意识形态输出在全球化、商业化掩盖下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为新时期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挑战，如江泽民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我们要研究其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这种挑战。”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改进与创新提供了机遇和动力，面对新的形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建设一方面应当在世界历史发展和中外思想文化的广泛交流提供的时代境域中不断进行理论的综合创新，使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能够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领时代精神的潮流；另一方面应根据实践要求加强传导系统的建设，首先保持垂直传导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并加强工作方法的科学性、时效性和灵活性，注重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战斗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权。而且，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资源提高社会传导的广度和深度，建立意识形态舆情信息的收集与反馈机制，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心理、思想倾向、民情民意，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形成辐射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真正深入人心。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体系的导向功能、教育功能和批判功能实现的。

导向功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统一人民思想、凝聚民族力量、追求理想社会目标的功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使全体人民牢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极端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或宗教来作为全社会的精神支柱，只能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凝聚和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的坚强精神支柱，确立建设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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