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安徒生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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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试读：

童话之外的安徒生

正如R.P.基格温在他为格里恩·琼斯《我的童话人生——安徒生自传》的英译本所写的开卷首语里所说：“有谁只是通过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那些数量十分有限的童话来了解他的吗？其实他最初是以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游记为他在国外读者中赢得了声誉，他的这些作品现在几乎已被英美读者遗忘了，而童话却使他流芳百世。但这本他自己喜欢称作‘童话人生’的自传，确实更值得

一

我想，除了少数安徒生的专业研究者，绝大多数中国读者都和我一样，是读着他的童话长大的，例如《海的女儿》、《丑小鸭》、《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等。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他是一位用丹麦文写作的童话作家，似乎他这辈子除了童话就没写过别的。叶君健先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拥有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至今长销不衰。现在更是有了新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行世，销售势头依然良好。

偶然的机缘，我在阅读忘年师友刘麟先生翻译的《丹麦文学史》中的安徒生一章时，才发现，综观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他可并不只是为孩子们写童话。原来人们乐于把他描绘成一个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童话创作的和蔼可亲的绅士，事实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神经质、脾气暴躁、雄心勃勃、自我中心的诗人，他的一生危机不断。作为作家，他最出色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童话在他的创作中只居次席，而且当时根本就没怎么引起批评家们的注意。

更没想到的是，现在的丹麦读者读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小说、戏剧和游记，而不是童话。可见，中国读者心目中的他，始终只是个作为“童话大王”存在的安徒生。对于作为文学家的安徒生，我们并不了解。尽管他的小说早就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一八四

五

中国的读者能有几个人知道，安徒生早在十七岁时就用威廉（代表威廉·莎士比亚）·克里斯蒂安（代表安徒生自己）·沃尔特（代表沃(1)尔特·司各特）的笔名发表过文学作品；他真正引起文学界注意的(2)处女作是《从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 。他钟爱德国幻想作家霍夫曼，徒步旅行时他随身带着霍夫曼的《魔鬼的迷魂药》，所以《步行记》就有了霍夫曼式的叙述风格；更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安徒生还是个戏剧家；在他的童话已经出版七年之后，德文版的《安徒生全集》仍将他的童话排除在外。

当然没有人怀疑，安徒生的童话是对文学的巨大贡献。但要真正了解他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当时的文学风情，并就他对丹麦文学的贡献做一个整体评估，这本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在本书付梓之前，请允许我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此番若非其与台湾商务印书馆签订版权协议，大陆读者很难有缘读到这本活色生香的安徒生自传。我要特别感谢此书的责任编辑徐珏女士，她锲而不舍地跟台湾商务印书馆沟通版权事宜，真可谓历经数年不离不弃，而后，又那么细致地审读译稿，终使安徒生自传得以新版面世。最后，向将阅读本书的读者朋友致谢，我想说，这本自传会带给您阅读的愉悦，帮您步入童话之外的安徒生的世界。傅光明(1)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代表作有《艾凡赫》《惊婚记》等。(2)《从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下文中都简称为《步行记》。一

我这一生称得上是一部美丽动人的童话，情节曲折变幻、引人入胜。我从小就因贫困无助，独自闯荡世界。运气还好，遇到一位纯真的小精灵，她对我说：“你要选准生活的方向和目标，按自己的意愿和理性的需求去发展，我会给你指引和保护。”命运对我来说还从未有过如此睿智幸运的启示。通过从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所获得的启迪，我将告知世人：仁慈的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万能主宰。

一

八

二

据说，在我出生之后的几天，每当我不停地尖声哭叫，爸爸就坐在妈妈的床边为我读霍尔堡。他会开玩笑地要求我：“要么睡觉，要么就安静地听！”可我还是无休无止地哭喊。即便到教堂受洗，我也是哭声震天，使得那位在妈妈眼里脾气暴躁的牧师高声说：“这孩子的哭声简直像猫的尖叫！”——妈妈为此始终不能原谅他。幸好有戈马德，我的教父，一位法国穷移民，安慰她说，小时候我哭的声音越大，长大以后我唱的歌就越发好听。

我度过童年时光的那间小屋，几乎整个空间都被作坊和我睡觉的那张床占据了。幸好墙上挂满了画，抽屉里也满是漂亮的玻璃杯和装饰品，爸爸的长凳上方有块搁板，放着些书和歌本。小厨房橱柜上的搁物架上摆满了盘子、碟子，看上去倒显得十分宽敞、有趣。门的镶板上是一幅风景画，现在想想，那对我来说犹如一个画廊。

通过厨房的梯子可以到达屋顶，把我们与邻居家隔开的排水沟里有个土箱子，里面种着香葱和西芹。这就是妈妈的花园。在我的童话《白雪皇后》里，那个花园仍然盛开着鲜花。

我是独生子，深受宠爱。妈妈总是对我说，我比她小时候幸福多了，好像是被当成贵族的孩子来抚养。她小时候，就被外公外婆赶出去乞讨。她不能这么做，就坐在欧登塞一条河的桥下哭了一整天。这样一幅情景深深烙印在我儿时的想象里，想起来便不禁落泪。我在《即兴诗人》中的老多梅尼卡和《只是一个提琴手》里的克里斯蒂安的母亲身上，分别表现出了妈妈两种不同的性格。

父亲汉斯·安徒生任何事都顺着我，我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活着就是为了我。于是，所有的星期天——他唯一的休息日，他都要花整天时间给我做玩具、画图画。到了晚上，他常常为我大声朗读拉·封丹、霍尔堡的作品，或《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笑容，因为作为一个手艺人，他从未真正感到过快乐。

祖父在乡下时，家境还不错，但很多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牛死了，农场被烧了，最后祖父也疯了。就这样，祖母和他一起搬到了欧登塞，尽管儿子最想上的是文法学校，却无可奈何，只能让聪明的儿子去学修鞋。镇上有几个富人曾说一起给他凑点钱，让他开始新的生活，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怜的父亲，美梦从未成真，但他从未忘记他的心愿。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一个文法学校的学生来定做一双新靴子，给我们看他学习的课本，那时我看见父亲眼里闪着泪花。他深情地亲着我说：“这也是我应该走的路！”那天晚上，父亲没再说什么。

他很少与同行交往，家里倒是常有亲戚朋友来。如刚才所说，冬天的晚上，他为我大声朗读，给我做玩具；夏天，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带我去林间散步。他并不和我说话，只是坐着沉思。我高兴地到处跑，把采集来的草莓串起来或者扎个花环。妈妈只是在每年的五月，林间的树木绽出嫩芽的时节，才和我们一起愉快地散步，穿上她那身也只是在这个季节或去领圣餐时才穿的褐色印花棉布连衣裙。我记得这是那些年里她唯一的一件、也是最好的连衣裙。每当散步回家，她都要带回一大捧桦树枝放在擦亮的炉子后面，还总是把带叶的小树枝插在屋梁的缝隙里，用它们的生命来标记我们生命的生长。我们用绿树枝和图画来装点小屋。妈妈不仅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齐，她还一定要让亚麻布的床单、窗帘都保持雪白。

我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并不十分重要，却非同寻常，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在欧登塞一座监狱举行的家庭舞会，我胆战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就像巴黎的小孩子面对着巴士底监狱。父母认识那里的一个狱卒，他邀我们去吃晚饭。我年纪很小，需要大人抱着。对我来说，欧登塞监狱是故事里描写的那些盗贼和强盗的藏匿地。我常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听里边的男男女女坐在纺车旁唱歌。

我自然是和父母一起去吃狱卒的晚饭。随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声，巨大的铁闩大门打开了又关上。楼梯十分陡峭。我们吃着、喝着，还有两个囚犯在一旁服侍。没人能说服我哪怕尝一丁点食物，我吃不下这丰盛的美味。妈妈说我病了，把我放在床上。但我能听见附近纺车的嗡嗡声和欢快的歌声。我说不清它是我的想象，还是现实。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一直很紧张、害怕。不过，躺在那儿，想象着自己进入到一座到处是强盗的城堡，还是蛮开心的。等父母抱我回到家里，天已经很晚了。那是个风雨之夜，雨打在我的脸上。

我童年时代的欧登塞，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它的街灯照明和流动的河水比哥本哈根差远了。我不知道别的，只是觉得它要比时代落后一百年。很多在首都消失殆尽的风俗和传统，在这里仍然可以找到踪影。在行会换招牌时，行进的队列会飘扬起旗子，剑上缀着柠檬和缎带。一个丑角模样的人，手里拿着铃铛和木剑，欢快地走在队伍前面。在他们中一个叫汉斯·斯特鲁斯的老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起话来饶有兴致、喋喋不休。一次，他的脸除了鼻子保留了原样，红得发亮，其余部分被涂成了黑色。妈妈很高兴和他在一起，她试图让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远亲，当然是很远的亲戚。但我清晰地记得，我曾带着一个贵族的全部自尊表示不愿与这位“丑角”有任何的沾亲带故。

狂欢节那天，屠夫们常牵着一头装饰着花冠的肥牛走过街道，一个身穿白衬衣、背上插着一对翅膀的小男孩骑在牛背上。成群的海员挥着旗子参加狂欢游行。最后，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两个要站在两条船之间的一条木板上进行角力，谁没有掉下水谁就是胜利者。

但是真正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而且这一记忆常会被人们不停的谈论所唤起的，是一八〇八年西班牙人驻扎菲英岛的事。丹麦与向瑞典宣战的拿破仑缔结了盟约，在此之前，丹麦并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一支法国军队与西班牙援军（由蓬泰科尔沃的王子、伯纳多特元帅指挥）为了便于穿越丹麦进入瑞典，一起驻扎在了菲英岛的中部。那时我还不到

三

四

与我三岁时发生的这件事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八一一年我

六

我是祖母的开心果，她每天都来看我——她的小孙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哪怕每次只是一小会儿。她是个朴素的讨人喜欢的老太太，长着一双温柔的蓝眼睛，体态还很动人。生活对她来说，成了一块严重的心病，因为她从一个家境略微宽裕的乡下媳妇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和满脑子荒唐想法的丈夫住在用最后那点积蓄买来的小屋子里。贫穷就是他们的命运。我从没见祖母流过泪，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她轻声叹着气，给我讲她的外婆，德国一个叫“卡塞尔”的大镇子上的一位贵族小姐如何逃离父母的家，嫁给了一个“喜剧演员”。她的后代因此得到了惩罚。我不知道她外婆家的姓，只知道她的娘家姓是诺姆森。她受雇看管医院的花园，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医院允许她带回一些鲜花。这些花装饰着妈妈的五斗柜，但这些花也是我的，我把它们插在花瓶里。这是多么大的一份快乐！她从心底爱我，什么都带给我。我知道并能明白她对我的爱。

一年有两次，她会把从花园清理出来的枯叶放到医院的大火炉里烧成灰烬。那些日子，我几乎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我躺在成堆的绿叶和豆梗植物上，与花玩游戏。另外，对我更具吸引力的是，这里比家里吃得好。医院允许那些没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在医院的庭园里散步，他们常跑到我们这儿来。我带着既好奇又害怕的心理听他们唱歌、聊天，有时还和他们一起走上一小段路，坐在庭园树下。我甚至敢跟着医护人员进入闲人免进的疯人区，那里很危险，长长的走廊两边全是小小的单间。一天，我蹲着透过一处门缝往里窥看，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披散着头发，坐在一堆稻草上唱着十分动听的歌。突然，她弹跳起来，哭着向我站着的门口走过来。医护人员已经走开，只剩我一个人。她猛烈撞击着门，把送饭用的小窗格子都撞开了。她从里边看见了我，伸出一只胳膊要抓我。我惊恐地尖叫着，全身趴在地板上。即便长大以后，这一幕情景也没有从我的心灵上消失。我觉得她的指尖已经碰到我的衣服。医护人员回来的时候，我快被吓死了。

紧挨着焚烧枯叶的地方，有一间专为穷老太婆们预备的纺纱房。因为能说会道，很快我就成了她们宠爱的孩子。她们说：“这小孩子太聪明活不长久”。我却蛮自鸣得意。我还偶尔能听到医生讲有关人体内部结构的知识，什么心、肺、肠子等等，足够我把这些当成向老太婆们发表即兴演说的谈资。我毫不客气地在门上画了一大堆代表肠子的圈圈，说那是内脏，我给她们讲心、肾，我所说的一切都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认为我是个异常聪颖的孩子。为了犒赏我的喋喋不休，她们给我讲起了童话。一个像《天方夜谭》一样精彩、丰富的世界在我眼前呈现了出来。这些老太婆讲的故事和我在精神病院里看到的那些病人的影像，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我很迷信，夜幕降临时，便不敢出门了。因此，我常常在日落时就爬上了父母的床，拉上花棉布窗帘。屋子里有灯光，还不时传来说话声，可我竟孤独地沉浸在自我的思想与梦境里，仿佛现实世界不存在了。“看那个小乖乖躺得那么宁静安详，”妈妈说，“他一点也不碍事。”

我很怕我那精神有病的祖父，他只跟我说过一次话，很正式地招呼我为“先生”，真叫我不习惯。他常用木头雕刻一些稀奇古怪的诸如兽头人、带翅膀的动物、怪鸟之类的玩艺儿，装在篮子里带到乡下，很受农妇们的喜爱。由于他给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带去这些好玩艺儿，她们送给他麦片和火腿，让他带回家。一天，当他回到欧登塞，我听见街上有一群男孩追在他身后喊叫。他们冲过去的时候，我惊恐地躲在楼梯后边，我毕竟是他的骨血。

我几乎不和其他的男孩子玩，即便在学校，也不参与他们的游戏，只是在屋里坐着。在家时，我有父亲做的好多玩具，有拉一下绳子就换页的图画，有拧紧发条就能叫磨坊主跳舞的踏车，有好几套透视图，还有很多有趣的小玩艺儿。而且，我非常喜欢给布娃娃缝制衣服，或者在院里僻静的醋栗灌木丛旁，以扫帚柄支墙，用妈妈的围裙拉起一顶遮阳挡雨的帐篷。我坐在那儿，凝望着醋栗灌木丛的叶子一天天地长大，从幼小的嫩绿芽儿长到枯黄的大叶子落下来。我是一个少有的特别耽于梦幻的孩子，经常闭着眼四处走动，以致让人觉得我好像视力不好，其实我的观察力出奇地敏锐。

有位老教师自办了一所小学，她教我认字母表，教我如何正确地拼写、阅读。她常坐在靠近时钟的一把高背椅子上，时钟敲正点时，里边会跑出来一些会动的小人。她手里总是拎着一根粗荆条，在大多数是女生的教室里转来转去。学校规定学生拼字母时必须大声读出来，也不嫌吵。妈妈在我进校时就和老师约定不能打我，所以我没挨过那根荆条的打。因此，有一天，当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被荆条抽了一下，我什么也没说，径直跑回家，要妈妈给我转学。妈妈真把我转到了卡斯滕先生的学校。在那里又认识了一个女生，比我大一点，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常跟我谈论一些打工之类的话题，并说尤其想学好算术。照她妈妈的说法，学好了算术，将来就能到一些大的庄园里当牛奶场的女工。我说：“等我成了贵族，你可要到我的城堡里来呀。”她取笑我不过是个穷小子。一天，我画了一幅城堡图，向她保证说我出身高贵，而且，有上帝的天使下凡和我说话。我对她使出了在医院里应付那帮老太婆的招数，不过对她不灵。她神情古怪地看着我，对站在旁边的一个男生说：“他像他爷爷一样精神不正常！”听了这话，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这样说本是想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谁知却让他们觉得我和爷爷一样精神不正常。后来，我再没和她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也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玩伴了。我在学校年龄最小，别的孩子玩的时候，卡斯滕先生担心我被撞倒，总是拉着我的手。他很喜欢我，给我蛋糕、鲜花，还时常轻轻拍一下我的脸颊。一天，有个大个子男孩没有复习功课，被罚手拿课本站在桌子上，我们都坐在桌子周围。我伤心极了，于是老师原谅了他。后来，这位可爱的老师成了索声电报局的经理。几年以前，他还住在那里。有人告诉我，当这位老人带游客参观的时候，会笑容可掬地跟大家说：“知道吗？也许你们不信，我这个穷老头子是大诗人安徒生的第一任老师。他在我的学校读过书。”

到了收获季节，妈妈有时带我一起到田里捡麦穗。跟着她，我感觉就像《圣经》里的路得在波阿斯的田里拾麦穗。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位以性情暴烈远近闻名的农场管理者。见他手里拿着吓人的鞭子走过来，妈妈和其他人赶紧跑开了。我光脚穿着木屐，匆忙间鞋也掉了。麦秸扎脚，我根本跑不快，落在后边。他追上来，抓住我，举起了鞭子。我紧盯着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喊道：“上帝正看着你，你竟敢打我！”——没想到，这个严酷的男人竟一下子变得和善起来，他拍拍我的脸，问我叫什么名字，还给了我一点钱。我把钱拿给妈妈看时，她看着别人说：“我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可真是个奇特的孩子，人人都对他好，连这个坏家伙都给他钱。”

我长大了，既虔信又迷信，对什么是穷困一点概念都没有。父母靠双手养家糊口，但对我来说，日子过得却很富裕。我的穿着甚至称得上帅气：一个老婆婆改了父亲的衣服给我穿；母亲把三四块丝绸缝在我胸前，像一件马甲；她还把一块围巾系在我脖子上，扎成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的头发用肥皂洗过，梳在两边。如此穿戴就很像模像样了。我第一次和父母去看戏就是这样的打扮。那时的欧登塞有一座不错的剧院，我想一定是特兰珀伯爵或哈恩伯爵的公司最初开始经营的。我看的第一场戏是用德语演出的，导演弗兰克善于排演歌剧和喜剧。《多瑙河女妖》是全镇人的最爱，但我看的是霍尔堡的《政治工匠》。我不知道作曲是谁，但很明显，这个本子是被改编成德语歌剧了。剧院和剧院观众给我的第一印象，无法使我相信自己将来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诗人。父母后来告诉我，当我看到剧院和里面那么多的观众，第一声感叹竟是：“如果有和这里的人一样多的黄油，我得吃多少啊！”但很快，剧院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每年冬天，我只能偶尔去一次。我和剧院负责在外张贴广告的彼得·琼克成为朋友。作为回报，我每天都把他给我的海报尽心地贴在我家附近。即便去不了剧院，也能坐在家里的一个角落看着海报，由剧名和剧中人物来想象一整部喜剧。这是我最早的无意识的文字活动。

父亲不光喜欢读戏剧、故事，还喜好历史和《圣经》。他常陷入沉默，掩卷而思。但他每次与妈妈提及书里的内容，都得不到共鸣，他越来越不爱说话。一天，他合上《圣经》说：“耶稣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但他是那么的不同寻常。”妈妈吓坏了，眼泪夺眶而出。我赶紧瑟缩着祈祷上帝原谅父亲无端的亵渎。“世上根本就没有魔鬼，它只在我们的心里。”有一回听父亲这样说，我内心对他和他的灵魂充满了焦虑。一天清晨，在父亲的胳膊上出现了三道划痕，大概是被床上的钉子划的。但我和妈妈以及邻居们都绝对相信，那是魔鬼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存在，在夜间降临了。父亲没有什么朋友，闲暇时，他最喜欢一个人独处，或带着我去林中散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住在乡村。正好机会来了，菲英岛上有座庄园需要个鞋匠，需要住在附近的村庄，可以免费得到一间房子，一个小花园，还有一个养牛的牧场。有了这些，再加上有了庄园的稳定工作，我们便衣食无忧了。谈起这件事，父母觉得要是能得到这份差事，那可太美好了。但父亲得先去试工。庄园主派人送来一块丝绸，要父亲做一双舞鞋，皮子要自己出。那段日子，我们整天嘴里说的心里想的，都是这件事。我是多么期盼能坐在那个长满鲜花和灌木的小花园里，晒着太阳，听布谷鸟唱歌。我热切地祈祷上帝能满足我们的愿望，这是他能赐予我们的最大快乐。

鞋终于做好了。我们庄重地凝望着这双鞋，它决定着我们的未来。父亲用手帕把鞋包好，出门了。我们坐在家里，等着他满心欢喜地回来。但他回来时却脸色苍白，怒容满面。他说，那位夫人连试都没试，只不过挑剔地瞄了一眼，说丝绸被浪费了，不能雇用他。“如果你浪费了你的丝绸，我也宁愿浪费我的皮子。”父亲说完，拿出刀子，把鞋底切了下来。想到在乡间生活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我们三个人都哭了。我想上帝还是不能轻易满足我们的愿望，如果那样做了，我就会成为农夫，未来的生活将和现在完全两样。从那以后，我常想，上帝是否就是为了我未来的命运，才不肯降福于我的父母。

父亲越来越频繁地在林中漫步，一刻也不停歇。他极度关注报纸上有关德国战事的报道，脑子里只有这件事。拿破仑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到成为纵横天下的领袖，正是父亲追随效仿的典范。丹麦与法国结盟以后，人们就只谈论战争了。父亲自愿去当兵，希望至少能混个中尉回来。妈妈以泪洗面，邻居们耸耸肩说没这个必要，出去吃枪子真是疯了。在当时，士兵的身份还很低贱，只是到了最近，在针对公爵领地叛乱的战争中，士兵才得到应有的荣誉。

父亲所在连队出发的那天早晨，我听见他兴奋地又说又唱。但我从他和我深情的吻别中，感到他心里十分焦虑不安。我当时正在出麻疹，军鼓敲响时，只能独自躺在床上。妈妈陪着父亲走到城门，一边走一边抹眼泪。部队开拔以后，老祖母来了，她温情地望着我说，要是我现在就死倒省事了。不过，上帝的旨意总是最好的。那是我记忆里第一个真正令我悲伤的早晨。

然而，没等父亲所属的军团到达荷尔斯泰因，战事就结束了。这个志愿兵很快又坐回到他的作坊里，一切似乎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依旧拿木偶用德语表演喜剧，因为我看到的演出只用德语。不过，我的德语实在叫人费解，里边真正的德语词只有一个“扫帚”，还是由父亲从荷尔斯泰因学回来的不同词语里边找到的。“我这趟远行倒叫你收益不小，”父亲逗趣地说，“记住，汉斯·克里斯蒂安，天知道你到底能走多远，做就是了。”但妈妈说，只要她在这事上还有说话的份儿，我就必须待在家里，不能像父亲似的把身体弄坏了。

他的身体确实很糟糕，他根本不习惯行军和军旅生活的艰辛。有天早晨，他醒来时有点精神错乱，谈论起拿破仑和战争，幻想自己接受了拿破仑的命令，正在亲自指挥战役。妈妈立刻把我叫醒，让我找人帮忙。不过，不是要我去找大夫，而是去找住在离欧登塞几英里远的“女巫”。到了那个女人的家里，她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拿出一根羊毛线，量了量我的胳膊，在我身上标了几个奇怪的符号，最后在我胸前放了一根细小的绿树枝。她说，这树枝和钉死主的十字架是来自同一种树。她又补充说：“马上沿着河边回家。如果你的父亲升天了，你还能遇见他的幽灵。”

想一想就觉得害怕，何况那时候我满脑子都让迷信、胡思乱想的东西占据了。回到家时，妈妈问：“你没遇到什么吧？”我的心扑扑跳着向她保证说：“没有。”第三天晚上，父亲过世了。尸体放在我的床上，我和妈妈一起睡在地板上。一只蟋蟀叫了一整夜。妈妈对着蟋蟀说：“人已经死了，别叫他了，是冰女把他带走了。”我知道妈妈说的是什么，记得有年冬天，家里的窗玻璃上结满了冰，父亲指着一个形状像张开双臂的少女的冰花，开着玩笑说：“她一定是来带我走的。”现在，妈妈见他躺在床上，想起了他说过的话。这句话也刻在了我的思想中。

父亲被葬在了圣卡努特教堂墓地，就在从祭坛方向来的教堂门的左手边。祖母在父亲的坟上种了些玫瑰。在以后的岁月，这里还要埋葬别的人。现在，那些坟上，野草已经长得很高了。

父亲死后，没人管我了。妈妈外出做工，给人洗衣服。我独自一人在家，与父亲给我做的小剧院为伴。我给木偶做衣服，读剧本。我那时候长得又瘦又高，蛮难看的。头发金黄色，又浓又密。出门总不戴帽子，拖着木屐。

离我家不远，住着一位牧师的遗孀班克福德夫人，她与大姑子一起生活。她们很喜欢我，欢迎我随时去玩。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她家。这是我踏入的第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何况它真的给了我家的感觉。那位去世的牧师写过诗，在当时的丹麦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纺纱歌》可谓脍炙人口。我在《丹麦诗人略记》一书中，曾写过这位被我的同时代人忘怀的诗人：

纺线断了，纺车静止，

纺纱歌儿没有了声息。

青春的歌将很快逝去，

在那遥远的过去。

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诗人”这个词。而且，她们每提到诗人，内心便充满了一种崇敬感，好像很神圣的样子。父亲为我读过霍尔堡的喜剧，但她们不谈霍尔堡，而是谈散文，谈诗歌。“我弟弟就是个诗人。”班克福德夫人亡夫的姐姐说到诗人弟弟时眼睛发亮。从她那里我认识到，能成为诗人是多么荣耀和幸福的事。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莎士比亚。诚然，译文并不漂亮，但莎士比亚那富有创造性的描写，戏剧场景中的暴力事件、女巫、幽灵都恰好符合我的胃口。我马上开始在我的木偶剧院演起莎士比亚的悲剧来，《哈姆雷特》里的幽灵和荒野里疯癫的李尔王都在我的想象里复活了。在一出戏里死的人越多，我越觉得它有趣。就在这时，我写了第一部戏。无非是一出悲剧，剧中的角色最后都死了。故事取自皮拉摩斯与提斯柏的一首老歌，在题材上做了点拓展，剧中角色加进了隐士和他的儿子。两人同时爱上了提斯柏，并都在她死的时候自杀了。隐士的大部分台词都引自《圣经》和巴里主教《教理小问答》中的段落，特别是里边涉及邻里责任的部分。我给戏取名叫《阿波尔和埃尔维拉》，带着极大的满足和喜悦朗读给我能想到的所有人听。当我读给邻家妇人听时，她风趣地说：“你是要把这出戏写成‘一件无聊又令人讨厌的麻烦事’吧。”这下我的心彻底凉了，当所有人都在夸我的时候，她却拿我和我的戏开玩笑。我很痛苦，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她这么说只不过是因为她的儿子写不出这样的戏来。”

我带着妈妈的宽慰，开始写下一部戏。这一回我写得更夸张了，戏里加进了国王和公主。我发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他们的谈吐同其他人物没有什么两样。但在我的戏里如果还这样就不合适。我问妈妈和一些邻居，国王究竟是怎样说话的。没有人知道。他们说，国王到欧登塞来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国王可能说的是外语。于是，我找出一本里边有德文、法文、英文与丹麦文对照的词典。它帮了我大忙，我从每一种语言中挑出一些词，再把这些词杂糅到国王和公主的每一句话里。一句台词可能会这么说：“早上好（德语），我的父亲（法语）。昨天睡得好吗？（英语和丹麦语）。”我想，这是最适合这种有贵族身份的人物的语言了，这才是真正地道的《圣经》里的城市巴别的语言。一想到人人都要听我大声朗读我的戏，我就异常兴奋。可我绝没有想到，没有人愿听这样蹩脚的戏。

有个邻居家的儿子在织布厂工作，每周都能挣到点钱。而我，按邻居的说法，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妈妈决定让我去织布厂上班。她说：“这可不是为了钱，我总得知道我的儿子在哪里吧。”

是老祖母带我去的那家织布厂。她感到很苦恼，因为她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居然和那些不招人喜欢的男孩子混在一起。

在这里工作的许多熟练短工是德国人，他们在一起，成天快乐地唱歌，海阔天空地聊天，一个粗俗的笑话就能让他们爆发出一片浪笑。常听这些，我自然也学了一点。不过，对一个少年单纯的耳朵来说，这些话起不了多大作用，它们抓不住我的心。我那时有一副出众的高音嗓子，十分嘹亮，一直保持到十五岁。人们喜欢听我唱歌。在织布厂，一被问及是否会唱歌，我马上就拉开嗓子唱，而且都很成功。这样一来，我只管唱歌，手里的工作都由别的孩子去做。每当唱完歌，我还告诉他们我会演戏。霍尔堡和莎士比亚许多整幕的戏我都烂熟于心，倒背如流。不论男女，都友善地对我点头、微笑、鼓掌。就这样，我在织布厂度过了最初一段愉快的时光。

然而，有一天，正当我给大家唱着歌，人们在谈论我清晰的高音音调时，一个熟练短工叫起来：“他不可能是个男孩子，他是个小娘们！”他一把抱住我。我又哭又叫。其他人反倒觉得这个粗俗的玩笑很开心，很快帮着抓住我的手脚。我扯着嗓子叫喊，真像女孩一样害羞起来。我冲出织布厂，跑回家。妈妈立刻答应再也不让我去那里上班了。

我又开始去班克福德夫人家，听她朗读，自己也读，没事的时候学点针线活。我发现这手艺对我的木偶剧院非常有用。我缝制了一个白色的针垫，送给班克福德夫人作为生日礼物。长大以后，我发现她还保存着这个针垫。我还认识邻居中另一个牧师的遗孀，她让我大声为她朗读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记得其中有本书大概是这样开篇的：“这是一个风雨狂暴的夜晚，雨点敲击着窗棂上的玻璃。”“这是一本好书。”夫人说。我天真地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她说：“从一开篇就能断定，这是本好书。”我注意到她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十分钦佩。

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妈妈带我离开欧登塞来到她的出生地博恩瑟附近的一个地主庄园。住在这儿的这位夫人的父母雇用过我妈妈。这位夫人早就说让我们抽空来看看她，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是步行前往的，花了两天才到。这座庄园很气派，招待我们吃得也很丰盛。撇开这个，乡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想一辈子就住在这里。此时正赶上采摘啤酒花的季节，我和妈妈还有很多乡下农民一起坐在谷仓里，帮着采啤酒花。他们都很会讲故事，绘声绘色地讲了许多他们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趣事，比如长着偶蹄的魔鬼，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幽灵、预兆什么的。他们中有个老农说，不管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将要发生的，上帝知道一切。这话我记得清楚极了，始终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日暮黄昏，我独自一个人散步，来到离住处不远的一个深水塘边。我爬到水中的一块大石头上，一个奇怪的想法闯进了脑际：上帝真的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吗？我想：“要是现在他已经决定我将活得很老，而我马上就跳水自杀，他想的不就没用了？”转瞬之间，我坚定而果决地要投水自毙。望着水的最深处，忽然又一个新想法冒了出来：“这是魔鬼要用它的力量控制我！”我惊恐地叫了一声，撒腿跑回家，投到妈妈怀里，伤心地哭了。但无论是谁，都没能从我嘴里问出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个女人说：“他肯定是看到了什么幽灵。”事实上，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妈妈再婚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还是个年轻的修鞋匠。虽然他也是手艺人，他家却觉得这门婚事降了门第。因此，不仅不让妈妈，也不让我去他们家。继父是个平和的年轻人，好脾气，生着一双棕色的眼睛。他说不干涉我如何受教育，而且确实允许我由着自己的性情癖好自由发展。于是，我完全生活在我的图画和木偶剧院里，感受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我搜集了数量可观的彩色布片，亲手裁剪，做成戏服。妈妈觉得，假使我将来当裁缝，这倒锻炼了手艺。在她看来，我也许天生就是干裁缝的料。而我却说，我想当一名演员。这是妈妈反对的，因为对她来说，演员跟走钢丝的，以及打把势卖艺的都属于一类人。她说：“那样，你少不了要挨鞭子。为减轻体重，要经常饿自己。腰腿要柔软灵活，还得老喝油。”不，我得当裁缝。“看人家斯特格曼，就是裁缝，地位多高。”他是城里最好的裁缝。“他就住在克罗斯街，裁缝店的玻璃窗有那么大，桌边还坐着好几个助手。要是你也能给人家当个助手该多好啊！”

从妈妈描述成为裁缝的前景中，我获得的唯一安慰是，当裁缝就能为我的剧院弄到更多各式各样的布片。

父母搬了家，就在芒克米尔门的旁边。这里有个属于我们的花园，又小又窄，比一张长点的床铺大不了多少。花园里种着红醋栗和醋栗灌木丛，有条小路通向芒克米尔后面的河。在水的下游处，有三座巨大的水车。水闸关闭时，水车就停下来。河水流干了，河床裸露出来，很多鱼在水坑里扑腾乱蹦。我可以徒手抓鱼。连磨坊里的大水耗子，都溜到水车下面来喝水。突然，水闸再次升起，河水卷着泡沫咆哮而下，水耗子早不见了踪影，河床里盈满了水。一直站在那里的我，这时得赶紧哗啦哗啦地蹚着水回到岸边。我此时的这种恐惧，就像在北海岸收集琥珀走出沙滩很远的人们看到海又涨潮了一样。

我常站在妈妈洗衣时当捣板用的一块大石头上，扯着嗓门唱我会唱的所有歌，有的根本就是边走边瞎编出来的，连曲调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意义。我家隔壁的花园属于法尔伯先生，丹麦民族诗人欧伦施莱厄在自传里提到过他的妻子。法尔伯先生的妻子当过演员，像她演过的女主角依达·蒙斯特一样可爱。那时，人们都叫她“贝克小姐”。来他们花园的客人总听到我唱歌，都说我有一副好嗓子，能用它扬名立万。我常想用嗓子如何扬名，对我来说，发生在童话里的事都是真实的，我也期待着所有的梦想变为现实。有个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太婆曾告诉我，中国就在欧登塞河的下面。我想象着，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坐在那里，一个中国的王子从地下挖了一条通道来到我们这里，听我唱歌，并把我带回他的王国，给我高官厚禄。这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到了那时候，他会允许我荣归故里，回到欧登塞。我要在这里住下来，建一座城堡。我可以一连好几个晚上通宵绘制城堡的设计图。想想真是很幼稚。其实，当我很久以后在哥本哈根朗诵自己的诗作时，也是很孩子气的。我仍然相信并期待着我的听众中能有这样一位王子，理解我，帮助我。

我酷爱读书，整幕整幕的戏都能倒背下来，再加上有一副天生的金嗓子，终于引起欧登塞几家名门望族的注意。他们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我身上表现出的奇特的性格特征唤起了他们的兴趣。在我造访的这些人中，赫格·古尔贝尔上校及其家人，对我表现出了最大的兴趣。他甚至跟克里斯蒂安王子，也就是后来的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提到了我。一天，古尔贝尔带我去见当时住在欧登塞城堡的王子。“如果王子问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你要回答，你最大的心愿就是上文法学校。”果然，王子真的问了这个问题。我自然也照此回答。但他紧接着说，像我这样能唱歌、背诵诗歌什么的固然很好，却不代表真有这方面的天赋，而上学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钱。如果我想学一些实用的手艺，比如车工，他可以资助我。我才不想当什么车工。其实，这位贵族王子说的都很入情入理，可我还是怀着些许失望的心情离开了他的城堡。不过，正如读者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当我的能力随着时间得到展现时，他一直对我很友好，直到他去世。我对他深为感激，难以忘怀。

我始终没有离开家，随着身体的发育，我长成了高个子少年。妈妈不想再让我到处闲逛，瞎耽误工夫。她把我送进救济院的一所慈善学校，学点宗教、写作和算术之类，仅此而已。我几乎一个单词也拼不对，在家里从不学习，也就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随便翻看一眼课本。妈妈还常以此贬低邻居家的孩子，显得我很有能耐：“看你从早到晚那样费脑子，瞧我们家汉斯·克里斯蒂安从来不看课本，却什么都懂。”

每到老师过生日，我总是给他编个花环，写首诗。通常他都微笑着收下，但也抱怨过一两次。他来自挪威，叫威尔海文。他做人的原则性极强，但性情暴烈，不苟言笑。他非常虔诚地给我们讲宗教，讲起《圣经》故事，生动异常，惟妙惟肖，听得我入迷。对我来说，那些墙上的画竟一下子像拉斐尔和提香的经典画作一样，都是那么的精美绝伦，细致入微，如真品再现。我常常在课堂上做起白日梦，眼睛盯着那面美轮美奂的墙发呆，于是我就会挨一回无关痛痒的责备，因为我“又走神了”。我还常给男孩子们讲些怪诞的故事，当然，我总把自己安排成故事的主角。有时，我也会因此被取笑。街上的不良少年从他们父母那儿听到我的怪僻秉性，以及听说我总是和上流人物厮混在一起，终于有一天，这些野孩子们聚集起来，追逐得我满街跑。他们大声叫着，挖苦我：“快来看，戏剧家正到处跑哪！”回到家，我躲在角落里，啜泣着向上帝祷告。

快到十四岁生日了，妈妈开始想着要让我受坚信礼，以便能做学徒当裁缝，或做些其他什么有用的事。没错，她从心底爱我，可她并不了解我的志向、抱负与追求。其实，我自己也不了解。与妈妈常有交往的人总觉得我那些古怪的行为举止特别别扭，这使妈妈心烦意乱，深感忧虑。

我们属于卡努特教区，施坚信礼的候选人得先把提名报给主教或助祭。所谓名家子弟同文法学校学生的提名，都一起报给主教；穷人家的孩子则都报给助祭。我把名字直接报给了主教，尽管他可能觉得我这样做是出于虚荣和自大，他还是被迫接受了。主教接受的孩子先被安置在教堂施礼，而后才是助祭的。不过，我并不认为我这么做是出于虚荣，因为我实在怕那些穷小子，他们总是嘲笑我。而我更愿意去接近文法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比其他人更为出色。我常常站在教堂的木围栏外边，偷看他们在庭院里玩，多么希望我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我羡慕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能玩各种游戏，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很多的书，在这个世界上能做成他们想做的事。

主教施坚信礼时，我和他们混在一起，成了他们中的一个。可那个时期的那些孩子我现在差不多记不起来了，他们和我几乎没有往来。每天，我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哪个圈子都不属于我。就连主教也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次，当着他的几个朋友，我表演了一部喜剧中的几个情景。他却让人把我叫去，说正在准备施坚信礼，我这样做十分不合时宜。假如再有这样的事传到他的耳朵里，我就会被开除。这让我很害怕，情绪也很低落。我越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迷途的小鸟，飞到一处全然陌生的环境。幸好在行坚信礼的孩子中，有个叫特纳·伦的女孩一直对我很好，她是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个。——在后面的章节，我会更多地说到她。她总是温柔地看着我，友善地和我打招呼。有一次，她送我一朵玫瑰，我满怀欣喜地回了家。因为在这些人中，终于有一个人从未轻视我、排斥我。

一位年老的女裁缝帮我把已故的父亲穿过的外套，改成行坚信礼时穿的合身礼服。我以前从没穿过这样好的衣服，而且，我平生第一次有了一双长筒靴。我高兴极了。要是别人看不见我的新靴子怎么办？对，去教堂时把靴子套在裤子外边不就行了。走路时，靴子发出的吱吱声让我兴奋不已。我想，人们从这声音就能听出我穿的是新靴子。但一分心，我就不够虔诚了。意识到我同时把同样多的心思放在了靴子和上帝身上，我感到了良心上的不安，赶紧真心实意地祈求他老人家宽恕我，然而之后，我又想我的新靴子去了。(2)

最近几年，我把得到的铜币全都节省下来，一数，有十三达勒。积攒下这么一笔不小的财富，真让我喜不自胜。妈妈执意要我去学裁缝，我恳求她不如干脆让我到哥本哈根去淘金。我那时认为哥本哈根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到了那里你又能怎么样？”妈妈问。“我可以成名，”我这样回答，并给她讲我从书上读来的有关穷人变富人的故事。“您看，他们不都是先经历了无数可怕的逆境，然后就成名了。”我完全是被一种无法解释的冲动驱使着。我流着泪哀求妈妈，她终于答应了。不过，她先从医院叫来个“女巫”，让她从一堆纸牌和咖啡渣中为我预测未来。“你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个大人物，”老妇人说，“早晚有一天，欧登塞都会受到他荣誉的恩泽。”妈妈听了这句话，哭了。从此，不管我有什么样离家的想法，她都不再反对。每个听说了这件事的人都来跟妈妈说，让我这么一个才十四岁大的小孩子只身闯荡哥本哈根，实在是件可怕的事。路途遥远不说，而且像哥本哈根这样庞大、复杂的城市，我在那里连一个人也不认识。“不让他走，他也不叫我省心，”妈妈回答说，“没关系，让他走好了。我敢肯定，他走不过尼堡。一见大海那波涛汹涌的阵势，他就会吓得回来。那时，他就会乖乖学裁缝了。”“要是我们能在哪里给他找个职员的工作就好了，”祖母说，“这差事不错，汉斯·克里斯蒂安的脑子足够用。”“要是他能成为斯特格曼先生那样的裁缝，我就烧高香了，”妈妈说，“就让他去尼堡吧。”

在我行坚信礼的头一个夏天，欧登塞来了一些皇家剧院的歌手和演员，上演了几出歌剧和悲剧。整个镇子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因为剧院那个贴海报的人是我好友，我不仅在舞台两侧观看了全部演出，还上台扮演了小随从和牧羊人。说真的，我甚至在《灰姑娘》中说了几句台词。我的热情可高了，演出前，其他演员还在化妆间时，我已穿好了戏服。因此，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我孩子似的行为举止和对戏的热情投入让他们觉得十分有趣，他们很亲切地和我说话，尤其是哈克和恩霍尔姆。我把他们尊为人间的神灵。我听到的所有评论，包括对我的歌唱、背诵诗歌及表演大段的长篇独白时显露出来的神态，都让我意识到，我是为剧院而生的。只有在剧院，我才能成名。因此，哥本哈根的剧院就成了我努力的目标。

对很多人来说，演员们在欧登塞的访问演出，是他们一生中的大事，特别是对我而言。每个人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谈论着这次演出，差不多最后都要说一句：“要是能到哥本哈根的剧院看戏该多好啊！”有几个去过哥本哈根的人，谈论起一种在他们看来比歌剧或戏剧都更要好看的东西——芭蕾。据说，芭蕾舞演员中，属沙尔夫人最棒，也最具影响力。对我来说，她似乎就成了芭蕾王后。而且，在我的想象中，她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如果我能让她感兴趣，并得到她的支持，她就能帮我走向荣誉和财富。

满脑子想着这些，我去找欧登塞最有名望的市民之一、书籍印刷商伊韦尔森。我知道，那些演员在欧登塞时，每天都去拜访他。他认识所有这些演员，大概也会知道那位芭蕾明星。我求他帮我给她写一封推荐信，剩下的事我猜想上帝会做好的。

老人是第一次见我，他非常和善地听我讲完，却极力劝说我不要冒险离家。他说我该学门手艺。“那多丢脸呀！”我回答说。我说话时的样子让他吃了一惊。据他家人后来告诉我，就是这对他起了作用。他说，他并不直接认识那位芭蕾舞演员，不过，他可以帮我写推荐信。我真的拿到了。现在，似乎幸运的大门已经向我打开了。

妈妈帮我把衣物什么的收拾了一个包裹，问马车夫可否额外加上我这个乘客。马车夫说没问题，整个旅费只花三达勒。离开家的那个下午终于到了，妈妈伤心地陪我走到城门，祖母已经在那里等着我。在这几个月，祖母好看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她什么也不说，只是趴在我的肩头哭。我也非常伤心。我们就这样分别了。后来，我再没有见过祖母。她在我离开家的第二年去世了，葬在埋穷人的乱坟岗子，至今我也不知道她的墓在哪里。

驾车的仆从吹响了出发的号角。那个下午阳光明媚，很快，阳光也照亮了我愉快稚嫩的身心。我为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新事物兴奋不已，我正朝着渴望的目标旅行。但当我航行到尼堡的大贝尔特海峡，船载着我离开了生长的那个岛屿时，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觉得除了上帝，谁也无法信赖。船在西兰岛一靠岸，我就跑到岸上一间简陋的小屋后边，跪下来，祈祷上帝给我帮助和指引。祷告完，马上感到身心愉悦，因为我已经将一切都交给上帝和命运之神来主宰。接着，车子又拉着我走了一整天和一个夜晚，经过一些城镇和乡村。马车夫重新装箱时，我独自站在一边吃着面包。一切对我来说都太陌生了，我感觉自己正处在茫茫的旷野。(1)按当时丹麦的行会规定，出了师但还没有得到行业公会承认的手艺人被称为“自由师傅”。(2)达勒是“里克斯达勒”的简称，即里克斯元，安徒生时代在荷兰、丹麦、德国等地流通的银币。二

一八一

九

十

我出门要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剧院。我围着剧院转了好几圈，看着剧院的墙体，把这整个的建筑当成了还没有对我打开门的家。角落处的一个票贩子拦住我，问我要票吗？我说：“要啊！”并一再向他道谢。他以为我在戏弄他，非常生气，吓得我赶紧从这个对我来说是城里最亲切的地方跑开了。当时怎么可能想到，十年后，我的第一部戏剧会在这里上演，我就在这家剧院向丹麦人民鞠躬致意。第二天，我穿上那身行坚信礼时的衣服，戴着一顶几乎遮住眼睛的帽子，出门了。当然没忘记穿靴子，还得把它露在裤子外边。这可是我当时最好的一身正装。

我带着推荐信，去拜访那位芭蕾明星沙尔夫人。按门铃前，我跪了下来，祈祷上帝能让我找到帮助和支持。正在这时，有个女仆走上楼梯来。她和善地朝我笑笑，往我手里放了一枚铜币，轻快地走了。我看看她，又看看那枚铜币。我穿的可是行坚信礼的礼服啊，看上去该像有身份的人，她怎么会把我当成乞丐呢？我大声叫住了她。“没事，拿着吧。”她回身只说了一句话，就走了。

我终于站在了芭蕾明星的面前。她看着我，一副特别吃惊的样子，然后听我介绍。她根本就不认识为我写推荐信的老伊韦尔森。而且，在她眼里，我整个的性情举止都显得极其古怪。我以我的方式向她真诚表达了想登台表演的心愿。她问我觉得适合扮演哪类角色。我回答：“我特别喜欢扮演灰姑娘这个角色。”皇家剧团的演员在欧登塞演过这出戏，我对那个主角十分着迷，能凭着记忆把她从头到尾再演一遍。我想，她是跳舞的，自然对灰姑娘跳舞那一段最感兴趣，我想表演那一段给她看，显露一下自己的本事。征得她同意，我把靴子脱了。要不，靴子太沉，无法轻灵地跳起来。然后，我拿着那顶大帽子当铃鼓击节伴奏，开始边跳边唱：“财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浮华虚饰又是什么！”

正像她后来告诉我的，是我那奇怪的手势和离奇的灵巧让她觉得我脑子出了问题。她急忙把我打发走了。

我只好直接去找剧院经理荷尔斯泰因先生，请求他雇用我。他觉得我长得太瘦，不适合为剧院工作。“是吗？你只要每月付我一百达勒的工资，我很快就长胖了。”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打发我走时还加了一句，说剧院只雇用受过教育的人。

我一下子跌进了痛苦的深渊，没有人来指点我，安慰我。我想，死是我唯一能做的，我的思想飞向上帝。带着孩子对父亲般的依赖，我牢牢地抱住上帝。我放声哭了起来并对自己说：“我曾读到过，只有当你的一切全部错位的时候，上帝才肯伸出援手。你必须先经受很多苦难，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于是，我买了一张过道票，去看歌剧《保罗与弗吉尼亚》。我被剧中那对情人的分手深深感染，痛哭失声。坐在旁边的两位女士尽力安慰我，说这不过是一出戏，根本不用伤心。其中一位还给了我挺大一块香肠三明治。我们像好朋友一样一起坐在那里。我觉得人们好像都很善良，我愿意信任所有的人，于是就跟她们说，我并不是为保罗和弗吉尼亚哭，而是因为，我是把剧院当成了我的弗吉尼亚。如果我被迫和它分开，肯定和保罗一样难过。她们看着我，似乎听不明白。我又告诉她们，我为什么来哥本哈根，现在我是如何的孤独。这回，那位女士又给我一块三明治，还有水果和蛋糕。

第二天清晨，我结了旅馆的账出来，发现仅剩一达勒了。这样一来，我必须想方法要么找个船长或别的什么人带我回家；要么就得在哥本哈根给一个手艺人当学徒。当学徒似乎更明智，因为回到欧登塞也躲不开要当学徒。而且，要是就这样回去了，我能预想到人们会怎样笑话我。看来，留在哥本哈根当学徒最可行。学哪一行对我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不过是借此生存下去。

和我一样作为加座乘客同来哥本哈根的一位女士，供我在她那里吃饭、借宿。她带我出去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有位住在伯格盖德的木匠正打算收学徒。我直奔他而去。这个人很和善，他收下了我，但说在收我为正式的徒弟之前，需要得到一张我在欧登塞的身份证明，证明我没什么品行不端。同时，还想更多了解到我和我父母的情况。另外，受洗证明他也要。在这些证明寄来之前，如果我居无定所，就搬到他这里来，可以先干起来，试试看是否适合做这行。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到了车间，认识了几个短工和学徒。他们正谈得很热烈，师傅没来，靠闲聊一些日常琐碎、粗俗不堪的话题打发时间。听了他们聊的，我像小女孩一样羞红了脸。他们发现以后，开始拿我开玩笑。我还能清晰地记起当时的情景，这些人的玩笑后来开得太粗鲁，我被吓哭了。这使我决定放弃学手艺。我找到师傅并和他说，我无法忍受那样的语言和那种玩笑。而且，我也不喜欢干这行，谢谢他的好意，我想离开。他听了以后很惊讶，努力安慰我，让我高兴起来。但他说什么也没用，我已经悲伤过度，心烦意乱。最后，我还是匆忙地离开了。

我在街上逛荡，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感到极度的凄凉和失落。这时，我记起在欧登塞时，曾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叫西博尼的意大利人担任了哥本哈根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人们不是都夸我嗓音好吗，或许他会对我有兴趣。如果没兴趣，我就找个船长，让他当晚就把我带回菲英岛。回家的念头使我更加不快了，在这种情绪下，我冲到了西博尼的家。他家似乎正举办晚宴，著名作曲家卫斯，诗人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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