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振犊,唐启华,蒋耘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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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专题史 第03卷 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马振犊，唐启华，蒋耘著．—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3（中华民国专题史/张宪文，张玉法主编）ISBN 978-7-305-14829-3Ⅰ．①北… Ⅱ．①马…②唐…③蒋… Ⅲ．①外交史—研究—中国—民国 Ⅳ．①D829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131号中华民国专题史张宪文 张玉法 主编第三卷 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马振犊 唐启华 蒋 耘 著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出 版 人 金鑫荣责任编辑 马蓝婕 编辑热线 025-83594071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28.75 字数 440千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ISBN 978-7-305-14829-3网址：http://www.njupco.com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官方微信号：njupress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总序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4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位历史学教授与研究员合作撰著的《中华民国专题史》，共18卷，800多万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本在两地出版。这套书的撰写和出版，是两岸四地学者经过五年共同努力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无疑是两岸学术界的盛举，对推动两岸学术事业的进步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坚持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理念，制定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以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理想，奋斗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两党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存在差异，20多年间经历了合作、矛盾、分裂，又合作、又矛盾、又分裂的过程，最终通过军事斗争，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移往台湾。
1949年以后，差不多有30多年时间，国共两党依然处于政治、军事对峙状态，民间没有往来，官方更无接触。由于双方对历史资料采取封锁政策，并以“特藏”对待对方史料，广大民众对真实历史无以了解，加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些人的历史观念和认知，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
20世纪70—80年代，终于迎来曙光。在中国大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深入各个领域，学术界的精神枷锁被打破，学者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重新认识各种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而在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等政策推动下，台湾许多老兵、学者等，重返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和交流学术。1990年，台湾学者以30余人的规模第一次赴广东翠亨村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多次赴南京、溪口、北京、上海等地出席民国史方面的研讨会。台湾学者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史档案，更是络绎不绝。而中国大陆学者于1994年、1995年曾组成10人至30人的学术团队，赴台北参加“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也深入台湾的学术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寻找各类珍稀史料。开始时，双方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分歧和争论。譬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孙中山是否提出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何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成就？”“如何看待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诸多问题，都有多角度的讨论。
30年来，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断往返交流，相互出席对方的学术研讨会，相互踏上彼岸查阅各类史料和档案文献，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各自梳理、更新以往不当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认知，学者们的观点和对众多历史问题的看法日益接近或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这是两岸实施开放、交流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它体现了历史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品质，对两岸共同构筑新型的历史学科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向发扬传统美德和为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作出贡献的两岸历史学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为了向国人展示两岸四地历史学者共同研究和重构民国历史所作的努力，也为了使国人了解那段曾被曲解过、现已有所改变并恢复了其真实面貌的民国历史，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设计了18个专题，以两岸四地学者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方式，开展共同研究。这一做法在两岸分隔以来是无先例的。我们期望这一合作对民国历史研究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中华民国专题史》的18个专题目录如下：
1．《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创立》
2．《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
3．《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
4．《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
5．《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
6．《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
7．《中共农村道路探索》
8．《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
9．《城市化进程研究》
10．《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11．《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
12．《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
13．《边疆与少数民族》
14．《华侨与国家建设》
15．《台湾光复研究》
16．《国共内战》
17．《香港与内地关系研究》
18．《革命、战争与澳门》
参与《中华民国专题史》合作研究的两岸四地的学者（排名不分先后）为：
大陆地区
张宪文（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朱庆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曹大臣（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 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 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叶美兰（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张玉龙（赣南师范学院教授）
刘慧宇（福建江夏学院教授）
张俊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田 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张太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蒋 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 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乔萍（扬州大学副教授）
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徐保安（齐鲁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 晖（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研究员）
秦 熠（中南民族大学博士）
牛 力（南京大学博士）
吕 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
台湾地区
张玉法（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启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钟淑敏（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唐启华（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维开（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蓝美华（政治大学民族系副教授）
张瑞德（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陈立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卓遵宏（前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孙若怡（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教授）
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纯淑（辅仁大学兼任副教授）
刘文宾（辅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李盈慧（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维真（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翎君（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进金（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淑凤（台湾科技大学兼任副教授）
杨明哲（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李君山（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管美蓉（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学科研究员）
陈英杰（德霖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欧素瑛（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
王文隆（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林正慧（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
简明海（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
陈佑慎（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香港澳门地区
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刘智鹏（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何伟杰（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华民国专题史》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两岸四地有关方面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本专题史各部书稿进行了匿名评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与编辑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费尽辛劳。特别是一些部门和人士对本课题组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是：
南京大学改革项目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
澳门基金会
台北联电公司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先生
对各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两岸四地历史学者是第一次进行大型的学术合作，其中不当或不完善之处，尚请各方朋友给予批评指正。张宪文 张玉法目录
总序
绪论
第一章 北京政府的建立 第一节 袁世凯与北洋政治集团的形成 一、袁世凯其人二、小站练兵三、北洋军阀政治集团的形成第二节 袁世凯与“南北和谈” 一、袁世凯的政治谋略二、清帝退位与孙中山辞职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建立 一、袁世凯与“北京兵变”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第二章 袁世凯的专制政治 第一节 袁世凯的政治理念第二节 内阁更迭与政党分合 一、内阁的更迭二、政党的分合第三节 内忧外患下的政治应对 一、镇压“二次革命”与白朗起义二、举借外债第四节 加强专制的举措 一、停止国会活动二、胁迫议员选举大总统三、颁布《中华民国约法》
第三章 民国初期的外交 第一节 民初外交的国际环境 一、争取国际承认二、善后大借款三、关税问题四、边疆问题第二节 北京政府外交体制的演变 一、外交部的成立与改革二、外交权的演变三、外交部的组织四、外交部的人事改革第三节 民国初期的重要外交事件 一、袁世凯主政时期的外交二、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三、中国与欧战四、出兵海参崴五、收回中东路区主权六、收回外蒙古主权七、华工与欧战
第四章 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失败 第一节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准备与列强态度 一、袁世凯的帝制准备二、日本的态度与袁世凯签约三、西方列强对帝制的态度第二节 洪宪帝制 一、“拥戴”袁世凯称帝二、“洪宪帝国”与“洪宪皇帝”第三节 护国运动 一、中华革命党及其反袁斗争二、云南护国军起义第四节 帝制失败 一、列强态度的转变二、北洋集团内部分化三、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四、袁世凯之死
第五章 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 第一节 “保和会准备会” 一、“保和会准备会”的成立二、加入第二次保和会公约三、讨论中立问题第二节 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 一、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二、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中的表现三、山东问题争议四、研究系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五、拒签《凡尔赛和约》问题六、北京政府参与国际联盟第三节 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第四节 北京政府的修约交涉 一、民初修约订约之努力二、《中德协约》谈判三、《中俄协定》谈判四、《中奥商约》谈判五、其他平等订约谈判
第六章 北洋集团的分裂与段祺瑞执政 第一节 北洋集团的内部分裂 一、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二、新旧约法之争三、府院之争四、张勋复辟及其失败第二节 皖系军阀的统治 一、段祺瑞执掌北京政府二、直系与皖系的争斗三、南方军阀和孙中山的反段斗争四、安福国会五、南北议和
第七章 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 第一节 直系军阀政府上台 一、直皖矛盾与北方反皖同盟的形成二、奉系军阀的崛起三、直皖战争与皖系军阀的衰落第二节 第一次直奉战争 一、直奉矛盾激化二、第一次直奉战争及其影响第三节 南北对峙下的军事乱局 一、南方军阀内斗与粤桂战争二、吴佩孚“武力统一”与南方“联省自治”三、第一次北京政变与曹锟贿选
第八章 奉直联合执政与国民革命的兴起 第一节 军阀混战的加剧 一、江浙战争二、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三、浙奉战争四、奉系集团的分裂五、直奉皖的“联合政府”第二节 孙中山与国民革命的兴起 一、孙中山联俄与国民党的改组二、孙中山北上及病逝三、“五卅”运动与国民革命
第九章 北京政府时期的思想与社会 第一节 新文化与新思潮 一、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努力与影响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思想解放三、“五四”运动的发生及其影响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第二节 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二、近代法制体系的建立与逐步完善三、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四、近代医疗卫生体系的传入与建立五、社会生活风俗的改变
第十章 北京政府后期的外交活动 第一节 对外交涉 一、“五卅”运动的交涉二、罢免安格联案第二节 “到期修约”及其成果 一、中比修约交涉二、中西修约交涉三、中英修约交涉四、中法修约交涉五、中日修约交涉六、中墨修约交涉七、中秘修约交涉第三节 南北外交的互动 一、大革命期间的修约与废约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外交活动
第十一章 北京政府的覆亡 第一节 广州国民政府与北伐战争 一、平定商团叛乱二、两次东征与平定刘、杨叛乱三、国民政府的建立四、北伐战争的开始五、平定东南，迁府武汉第二节 北洋军阀的抵抗 一、段祺瑞再掌政权与善后会议二、奉直联合对抗国民军三、奉直争权的“护法”与“护宪”四、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五、西南军阀力图自保第三节 “二次北伐”与北洋政府的覆亡 一、“清党”运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二、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讨奉三、国民党内的反共合作四、“二次北伐”与“济南惨案”五、奉军退往关外及“皇姑屯事件”六、张学良东北“易帜”与全国统一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绪论“一部民国史，半部为北洋”。
从1912年民国肇建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全中国为期38年，其中1912—1928年为民国北京政府统治(1)时期，即俗称的北洋政府时期，为时16年，后期则为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期22年。
从时间分隔上来看，北洋政府时期为大陆民国时期的五分之二强；从历史发展内涵上分析，北洋政府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期。短短十余年间，中国社会从落后、愚昧的封建社会形态向近代化共和制国家快速发展，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军事、文化、教育、法律、医药、工农业生产技术等全面引入中国，推动近代中国开始了泱泱六千年历史以来最大、最新的一次历史变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北洋时期的这段历史，长期以来基本没有得到如实全面的研究分析。其原因很简单，政治因素使然也。
北洋政府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在获取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地位后成立的。其后因为袁世凯的独裁复辟，以国民党人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各派系争权夺利，演成“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局面。直至1926年，国共合作发起北伐之役，1928年攻占了北京，彻底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故此，对于北洋统治下这16年的历史，其后来政权继承者中国国民党及其南京国民政府自然不愿和不能公评，而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后，也因为北洋军阀混战祸国殃民以及当年国共合作共同讨伐之的历史因素，对北洋政府及其历史，亦存有概念化的认识与定论，只要提及北洋，无非就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固定概念，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别无评价。
现在来看，对于民国北京政府的此种评价远远不足，既有失于偏颇，也失之于片面，这种只云一点不及其余的观点，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更不合历史真相，自然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有学者形容说：如果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视为长江，那民国时期就如长江三峡，为期虽短但转向急促跌宕，变化多样，源深流急，内涵丰富。实际上，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也正如此。其中，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16年，是中华民国史的前期阶段，也是民国历史打基础的最初发展阶段。它直接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回顾与研究中华民国史，首先极重要的一环，就是回顾与研究北洋统治时期的历史。现在看来，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开始了对民国历史的研究，到80年代蓬勃开展，迄今已是成果累累。举凡民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内容，海峡两岸学界都有涉猎。从档案史料到口述历史再到论文、专著，成果累累。然其中绝大多数为研讨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及1927年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历史的内容，对1912年至1928年北洋统治时期，仅有来新夏先生所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及寥寥几本北洋简史及若干论文见刊，占民国史研究成果总比例，直可忽略不计。然而要改变这一状况也并非易事。
北洋历史在整个民国史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完全不同于孙中山、蒋中正统治下的民国时代。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前后存在时间共计只有92天，它是孙氏开创民国的肇始，也是实行共和制的一种政治试验，时间虽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历史地位凸显；蒋中正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自承延续孙中山的政治衣钵，贯彻其“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和“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试图按照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各阶段路线图，来彻底改造中国旧社会，引导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实现“振兴中华”的政治目的。中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有理想、有主义、有理论指导的近现代政党政治体系。无论其执政实际表现如何，其党义纲领、指导思想和政治目标，是由孙中山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欲用于指导其执政实践的理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是独裁体制下的政党政治，这一点完全有别于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政体。
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一种畸形政治。这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北洋军阀集团的政治特征共同作用所决定的。
北洋政府是以北洋集团为中心形成的，而北洋集团的形成依赖的武力基础是北洋军。北洋军是一支在清末颓局中由清廷统治者为“师夷改良”而培育组建的军队，它是在封建思想理念指导下以近代化的训练与装备武装起来的一支封建武装。由于其首领袁世凯的政治追求与手腕，使这支军队在清末急剧变化的政治动荡中，参与政治角逐，成为了“干政”的“军事集团”，最终形成了一方政治势力，而且是当时中国主要的政治势力，他们在与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及清廷的政治角逐中，纵横捭阖，渔翁得利，最后竟然取得了中央政权。所谓历史就是这样的滑稽——清廷选拔造就了袁世凯，于是产生了北洋军事政治集团，正是这一集团，最后逼迫清廷交出了政权。袁世凯与他的集团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政治手段与谋略。
然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从根本上来讲只是一个军事集团，除袁氏外，其他主要的北洋将领均或多或少缺乏执政本领，在依靠武力与谋略取得政权后，他们对于安邦治国并无全盘的计划与设计，也不会在政治上统筹全局，而当时国内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与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冲突，在刚进入共和政体的客观环境下，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国内政局变幻莫测，国际上西方列强与日本虎视中国，均欲独霸鲸吞，环境险恶。袁世凯一面依靠武力打击政治对手，以暗杀等特务手段排斥异己稳定统治，一面与列强周旋，与日本谈判，向他们大举借债以挽救财政危机，甚至不惜出卖国权，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来换取其政治支持，其目的均在于维护其统治。随着政权的延续，他的权力欲不断膨胀，更利令智昏地筹划要复辟封建体制，最后竟上演了一出“帝制”闹剧。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触犯众怒，连北洋内部势力也产生了反对意见。最后，袁氏当了83天“皇帝”，众叛亲离，因病去世，给北洋集团的前期统治画上了句号。
从袁世凯上台起，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反对党派，一直在从事反对袁世凯北洋集团独裁统治的斗争。随着袁氏专制统治的加剧，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北洋军阀政权，实现真正的共和，挽救中华民国。在力主实行西方议会制度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孙中山遂与袁氏彻底决裂，组织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结果失败。袁世凯疾行复辟，孙中山领导了又一次反袁斗争，以蔡锷率领云南反袁起义为代表的武装斗争，引发了全国性的捍卫共和的革命，终于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场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
然而，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与病故并不意味着北洋政府的灭亡，强权人物的离去使北洋集团陷入了更为明显的激烈复杂的内斗。因失去权力中枢，北洋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遂呈现分裂状态。自护国战争后，各地方军阀也开始成形。虽名义上仍有北京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实际上已成为各派军阀相互争夺权力的玩物，他们将北京政府作为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幕幕军阀枪杆统治下政权不断更替的闹剧。
据统计，从1912—1928年，北洋中央政府先后组成5届国会，从袁世凯到张作霖，北洋政府的历任大总统、临时执政、大元帅及摄行(2)大总统共计有15人，内阁更迭达到40次以上，其中最短命内阁的存在是以天来计算的，如1917年5月23日至28日的伍廷芳内阁，存在5天，1921年12月18日至24日的颜惠庆内阁，存在6天，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这些长长短短的政客内阁，操纵者就是其背后军阀派系的枪杆，一旦权力利益分赃不均便武力相向，由战场上的胜利者入主紫禁城。民国政坛成为一盘散沙，国家机器的控制力急剧下降。自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势力最大的皖系将领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其后在北洋政坛上陆续上演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安福国会、南北和平会议、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曹锟贿选、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临时执政府成立、善后会议、迎孙中山北上与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奉直联合组府、安国军政府成立等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与这一系列政治事件相伴随的军阀混战。从皖系段祺瑞的“讨逆军”进攻北京结束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粤桂战争、湘鄂之战，到第一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浙奉战争、冯张战争、直奉联合抵抗北伐军作战等，战火连绵，生灵涂炭。据统计，从1911年(3)到1927年，中国境内发生的所有大小战斗，共计577次之多。
军阀不管人民的死活，为争权夺利而火并，为满足军队与战争需要而横征暴敛，引发各地民众不断举行各种抗议斗争，反对军阀的封建残酷统治。湖南驱张运动、联省自治运动标志着地方官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白朗起义凸现了广大农民反抗北洋军阀暴政的意志；“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及其改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始终走在反对军阀统治斗争的前列，他们历经新旧约法之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运动与护法战争，重组广州军政府，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桂林督师北伐，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努力将两广经营成为反对北洋军阀政权的基地。由于与南方军阀政治信仰不同，其合作基础脆弱，孙中山的革命屡受挫折，他从失败教训中逐渐领悟到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其时正逢苏俄政府出于自己的目的，向他伸出了援手，于是，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及改组国民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国民党肌体增加了活力，谋取广东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重大进展。随后，国民党人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北洋政权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广州政权策动省港大罢工，向帝国主义宣战，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政权带来的国家民族复兴的希望，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广州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创建的黄埔军校为基础，组建北伐军，任命蒋中正为总司令，发动了推翻北洋政权的北伐革命战争。北伐军势如破竹，打败直系军阀，占领武汉，随即国民政府迁都于此，紧接着横扫皖系军阀，攻占上海、南京。蒋中正于1927年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发动“四一二”事变，自立门户。时宁汉双方虽陷对立，但都先后继续进行了北伐。北洋政府至此已失去了半壁江山。在北方军队冯玉祥部“五原誓师”及晋系军阀的倒戈支持下，经过“宁汉合流”，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正朔，随后发动“二期北伐”，于1928年打败奉系军阀，占领北京，终结“安国军政府”，张作霖率残部逃往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刺杀。不久后，继任东北奉系首领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北洋政府统治中国16年的历史至此终结。
表面来看，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就是呈现出如此的特性，政权内部复杂的派系政治斗争与区域性的军事冲突连绵不断，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一直持续，并且这些矛盾冲突互相交织融合，难分难解。战争、动乱构成了北洋历史的主体，使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以“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固定概念将民国北京政府历史简单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北洋统治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化国家过渡的起始阶段，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如何使国家政权在全新的政治体制下有效运行推进，统治者并无任何经验，甚至也没有任何借鉴可供参考。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三个月，参考西方体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共和体制的基本框架，但他无暇进行实践总结就被迫辞职让位。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封建官吏，并无共和民主思想，苟得大位，誓言尊重民主法制，但总是习惯于按照独裁专制方式执政。而袁世凯之后的各届军阀政权首脑，就执政本领而言更是比袁不如，如此便造成中央政权控制力的不断削弱。虽然北京政坛上政治斗争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各派系间武力相向大打出手，但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任何派系的执政者，都无法也不敢改变共和体制，不敢僭越内阁议会擅行独裁。贿选总统也好，解散国会也罢，甚至窃谋修改约法，但他们总还是不敢改变共和体制，只能在现行国家体制框架之内设法运作，贯彻主张，从未敢“开历史倒车”。除了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之外，北洋历届政府均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基本法，曹锟时期还曾在1923年颁布民国史上首部宪法。而且，北洋政府也是当时被国际所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
就北洋政府执政的全面考量及就全国范围而言，北洋时期中国社会是在逐渐进步中的。就外交方面而言，尽管“弱国无外交”，但对比清末的中国，在共和体制下，北洋政府外交纵有千百个不如意而被后人指责，但总体上的变化和进步也是可见的。
因内政不修国力软弱，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外交舞台上，接连发生过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老西开事件、巴黎和会、加入国联、《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字、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关税特别会议、法权会议、“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大事，国家外交在继续蒙羞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回国权的努力。特别是巴黎和会上列强欲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利益转送日本，欺辱了中国，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民众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响亮口号，标志着人民大众维护国家民族尊严意识的觉醒。北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再也不可能重蹈清廷覆辙，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怒斥日本及西方列强，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最终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拒绝在会议和约上签字。总的来看，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态度，总体上是表现得比较强硬的，例如北洋军开赴外蒙平定俄国挑唆的叛乱，收回了国土，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南海也抱有高度警惕，等等，其中的原因就是袁世凯与北洋政府不同于清廷，为国为己所计，他们都要维护自己执政下的国家利益。而其中人民大众的觉醒与国内孙中山革命党人等反对派的压力也迫使他们不敢和不能卖国。至于“二十一条”的签订，其中也有进一步分析的余地。袁世凯是个政治军事强人，清季他曾率兵驻扎朝鲜，与日本直接交手作战，对日本亡华企图认识清楚。从他对日交涉的情况来看，他对日本的压迫采取的是骗、糊、拖的抗拒策略，虽然在日本支持帝制的重诱之下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犯下大错，但他也还曾明确地说过，他可以翻脸不认账。总之，他的外交政策与慈禧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是不同的。
另外，北洋外交还有一大特征，就是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留洋出身的职业外交官的出现和他们在弱势条件下为中国外交、为保护和争回国权作出的力所能及的艰难努力与贡献。在缺乏强大国力支撑的条件下，外交运筹底气不足，要维护国权，只凭口头交涉与公文往来是难以实现的，本来国际政治与国家关系遵循的就是弱肉强食的原则，强权往往压倒公理。北洋政府外交官在那样的条件下含辛茹苦地努力，才使得中国外交没有输得更惨。正因如此，这一外交群体后来才被国民政府宽恕和起用，继续在民国的外交舞台上为国效力。过去有关这一群体完全被忽视或只被单纯否定，近十年来学界对此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还原了历史，亦可告慰先人。
再者，值得一提的是在1914—1918年的一战期间，作为参战国的中国北洋政府，并无力量派兵参战，只是应协约国要求，先后派出了14万余人的“中国劳工旅”赴欧，在西线战场为法英军队提供战地后勤劳务。这些中国劳工，在远离祖国的陌生地方，冒着枪林弹雨为协约国军队工作，饱受艰苦、惊吓，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为法英夺取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三万多人死于战火，长眠在异国他乡，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然而，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中国没有享受到战胜国的利益，反而被列强任意宰割。而这些牺牲者墓地荒芜，被人遗忘。直到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强大，当年的战胜国才公开承认一战中中国劳工的贡献，举行纪念活动。这段历史决不能忘记。
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按照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在开始阶段，对外采取了抗拒列强侵华的方针。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先后收回汉口、九江租界，国人看到了国家复兴民族独立的希望。“南京事件”就是列强恼羞成怒压迫蒋中正国民政府的标志性事件。这在北洋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录。
从大历史的背景来看，北洋外交比较清末而言，是有了明显的不同，无论其还表现出多少软弱性特征、犯下过多少历史错误，其中的进步却是存在和明显的。
北洋历史的最大诟病就是政治的紊乱与战乱的频仍，但与此同时造成的中央政权控制力的弱势，却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环境。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向近代化转型的阶段，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制度及其法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系纷纷涌入中国，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交往乃至生活习惯。中国由此开始建立近代化的法律体系与律师制度；开始创办近代化的学校，高等教育体系初创成形；近代化的医院与防疫机构的创设则开启了中国近代卫生体系；工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并不是北洋政府有意识的组织和引进之功，虽然他们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但无暇落实，更确切地说，这是政府忙于内乱“无为”和“不管”的结果。
以思想理论为例。千百年来对外闭锁的中国大门一旦打开，西方各种思潮和主义学说蜂拥而入，经由学界、舆论界的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多种学说纷纷传入中国。好奇的中国知识界，囫囵吞枣，一概吸纳，于是就形成了各种政治流派及其组织活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决定未来中国历史命运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在这时由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翻译经典介绍到国内的，经过广泛传播，影响日益壮大，信仰者在各地组织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最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组织协调下，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学说之所以能够得以传入中国，有当时外部条件的许可因素，或者说是当政者放松思想舆论钳制的结果。试想，如果是在后来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严控之下，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体制下，各种思想理论的宣传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要想标新立异，就不会是容易的事情了。
有人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言论最开明、经济较好发展的时期之一。这种观点，代表了学者们对北洋历史的一种新解读，可供讨论，不必先予否决。有史料证明，仅就大学教授薪水而(4)言，北洋时期的标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高的。即使是对于北洋时代效仿西方总统内阁政治的体制运作，也可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不能仅凭“议员打架”、“胁迫通过”的表象就予彻底否定。
当然，以上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北洋历史特别是对北洋集团历史的全面肯定。现在网络上重新评价北洋历史的呼声较高，甚至有人武断地说北洋军阀四大特点是维护主权的“爱国”、不敢独裁的“民主”、尊重法制的“老实”和没有镇压知识界批评声音的“大度”(5)，这些对北洋军阀的美誉评价，实属标新立异的哗众取宠，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历史是一门科学，而科学必须尊重实际、摒弃偏见、追求真理。
对于民国历史上军阀执政之弊自然是要予以否定的，只是在这否定之中，我们对于北洋历史阶段及其在中华民国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应该有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与研判。
长期以来，对于民国北京政府史即北洋历史的研究撰述，与整个民国史一样，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而1912年至1928年北洋统治时期历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受到重视。至1999年，国内刊发的有关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论文为1000余篇，而1980年前的30年仅为130篇；专著更为少见，只有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6)(7)时期史话》（1—8册）、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略》和《北洋军(8)阀史稿》、台湾学者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等三种。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这一课题一度被视为“禁区”，二是北洋时期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研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三是北洋时期的资料匮乏。所幸的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改变。
首先是有关北洋档案史料的典藏开放利用与编选出版。北洋政府档案，自民国北京政府结束后80年来，曾先后迁藏南京、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南京，不久后一部分又搬运至台湾，历经兵火、迁徙、散佚，秦火之余，丢毁不计其数。如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929年国民政府接收时为8.1万卷，历经抗战搬迁丢失，1947年点存为6.4万卷，再经战乱，1949年留存大陆的仅有7633 卷，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至今，不足原总数的十分之一。
大陆方面所藏北洋政府档案，主体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总数约15.7万余卷，另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天津档案馆等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部分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正在全力推动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工程，预期近年内将实现馆藏北洋档案的数字化利用开放。
在台湾方面，北洋历史档案分藏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等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史料是包括北洋外交档案在内的(9)近代中国外交档案，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这些外交档案近年来已陆续开放供学界使用，其中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2001年起实施数字影像典藏计划，现已完成全部有关档案并在网络上开放，具备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在史料出版方面，大陆方面过去除有杜春和、林斌生编的《北洋(10)军阀史料选辑》（上、下）、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五卷）(11)（汇集了1895—1928年的有关资料）、章伯锋主编的《北洋军阀》(12)（六卷）（汇集了1912—1928年的北洋资料）外，主要是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陆续以专书和汇编形式公布的所藏北洋档案，如《北(13)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
(14)辑）等，还有该馆所办《民国档案》杂志上发表的多篇有关北洋(15)的史料。而该馆近年来所策划编辑之《北洋政府档案》丛书影印本196册的出版发行，更成为北洋资料的集大成者，这套丛书按照馆藏北洋档案逐全宗各选十分之一精品而成，原本影印出版，总数达12万页之巨，在史料形式与内容价值上最大限度地为北洋政府史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基础资料，为使用者提供了方便，它的出版将对推动北洋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两岸的北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郭剑林主(16)编的《北洋政府简史》改变了以往对北洋史全盘否定的观点，试图建造一个全新的框架，把北洋政府史全面真实地展现给读者，在体例编排、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方面有所创新，促进了北洋史的研究。来新夏也在《北洋军阀史稿》的基础上，重新邀约合作者，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撰写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述《北洋军阀史》(17)，此书现已收入“中国文库”丛书再版。其他相关的著作还有莫(18)建来著《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张华腾著《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9)(20)1895—1911》、桂万先著《北洋政府时期的审判制度研究》、(21)张鸣著《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等。台湾方面有唐启华著《北京政府国际联盟1919—1928》、《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22)修约史（1912—1928）》等。另外，1999年长沙岳麓书社翻译出版美籍学者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2008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加拿大籍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2006年海南出版社将陶菊隐编写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册）合编为一本书，书名为《武夫当国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1895—1928》等。各出版社还相继出版了一批具有描述性、可读(23)性的北洋时期人物传记类书籍，如李庆东撰《段祺瑞幕府》等，但这些书学术严谨性不足。所有这些，对北洋史的研究和普及都起到了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北洋史的研究工作中，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倾向，即各个专题的研究比较深入，而缺乏整体构架。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北洋史料的全面发掘、公布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试以北洋外交历史的研究为例，对其经过状况作出简单说明。
北洋外交是北洋史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部分。过去两岸学界对北洋外交多持较负面的评价，其原因与“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历史研究因而重视革命党在民初的地位，肯定主张“反帝废约”的孙中山及广州政府，贬斥主张修约的北京政府执行“卖国外交”。20世纪20年代后，这种论述早已深入人心，80多年来中国教科书中对北洋外交一直是贬斥的。
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束缚减轻，外交档案史料的开放，外国观点与档案的使用增加，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引用，都使北洋外交史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逐渐从政治宣传回归到学术研究的领域，研究成果逐渐肯定北洋外交在部分个案上的成功。近年来几本重要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此项研究全面提出新的诠释框架，改变了对北洋外交的总评，也改变了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
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是列强势力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民族意识勃发的阶段。当时全球国际政治及东亚外交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战前的帝国主义外交受到美国威尔逊主义及俄国革(24)命提出的列宁主义的严厉批判，也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挑战，这四种外交潮流在中国互相激荡。一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形成，国际联盟与共产国际相继建立，东亚国际局势也由英日同盟主导转为日本独霸，再转变到英美合作压制日本以及苏联倡导反帝，变化既大又急，中外关系复杂。中国国内则有北洋外交、广州外交与地方外交的错综互动；外交官群体中留日及同文馆出身者逐渐淡出，英美留学生站到台前，崛起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当时的中国外交既有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的参与，有频繁的多边及双边国际交涉，也有国内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而外交事务与内政发展更是息息相关，致使北洋外交十分丰富而多元，是近代史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时对北洋外交的研究与理解，也密切影响到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与诠释。
近年来的北洋外交研究能有突破，是基于档案史料的大量开放以及研究观点的拓展。与北洋外交最为相关也最重要的史料是前文提及的藏于台湾的近代中国外交档案，是为研究中国外交史最重要的一手档案，分为总理衙门（1861—1901）、外务部（1901—1911）及外交部（1912—1928）三大部分。其中北洋外交部档案是研究北洋外交最重要的史料。
在史料出版方面，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陆续编辑出版了《中俄关系史料（1917—1921）》、《中日关系史料（1912—1920）》；台北还出(25)版了《外交文牍》、《外交公报》。
大陆方面有关北洋外交的档案，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等外，其他学术单位也编辑出版了许多相关档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6)《近代史数据》编辑室主编《秘籍录存》，程道德、郑月明、饶戈(27)平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辽宁省档案(28)馆编《奉系军阀密信选辑》，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29)汇编（1917—1924）》等。
近年出版的重要的北洋外交官日记与回忆录主要有《顾维钧回忆(30)(31)录》，颜惠庆英文原著、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32)《王正廷回顾录》等。
其他国家相关外交档案近年出版及开放者颇多，主要有日本外务(33)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等，可在网上参阅使用。沙俄及苏联的相关外交档案迄今尚无法使用，但是共产国际相关部分档案已出版。(34)
近年来，相关档案史料的大量出版与开放使用，使得运用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成为可能，令北洋外交研究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以下分别介绍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欧美四地区近年来重要的有关研究(35)成果。
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民族主义强烈，外交史研究深受政治影响，与培养爱国精神密切相关，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
(36)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一说到近代中外关(37)系史，人们都认为那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北洋政府过去被定性为列强的傀儡，执行卖国外交。外交史主流论述常将袁世凯帝制与“二十一条”交涉相联结，认定袁氏为了实行帝制，不惜出卖国权，换取日本的支持；段祺瑞为了遂行武力统一，不惜进行“西原借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断送了山东权益，导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北洋军阀为了个人利益自甘为列强走狗，承认中外不平等条约，遂行卖国外交。以上诸说早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则强调广州政府及广大人民努力阻止北洋政府卖国，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并因苏俄主动自愿放弃帝俄侵华所得之不平等条约特权，平等待华，孙中山领导国共合作并联合苏俄，推动“反帝废约”，摆脱条约束缚。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之下，北洋外交遂与媚外卖国画上等号，纵使有少数外交官表现杰出，也不能改变大格局的限制。因此，过去的外交史书写，着重广州政府革命外交的成就，贬抑北洋政府外交的媚外卖国，北洋外交成为革命史叙事的对立面，北洋外交失败也是革命的重要根源，中国民族主义之兴起与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密切相关。“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及孙中山领导国共合作、联俄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都与国共两党兴起的政治宣传密切相关。在国共相继执政八十多年来，这一宣传不断复制，早已深入人心，加以档案开放的限制，更减损了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性。
改革开放，“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课题，也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获得极大发展，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西方社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视野，中(38)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景象”。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北洋时期的重要性，出版了一批外交史料及外交官回忆录、日记，并有一批通论性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及外交官传记问世。对北洋外交的评价，多已突破过去观念上的束缚，比较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北洋时期外交上的成绩。大陆近年来出版的通论性教科书及丛书、工具书比较多，教(39)科书性质的如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吴东之主编《中国外(40)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41)史》等，都有相当篇幅与北洋外交有关。丛书如石源华主编的(42)《民国外交官丛书》、张礼恒的《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43)(44)近代社会的演进》、金光耀主编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这些专书对我们全面认识民国外交官群体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许多人物尚有更深入研究的空间。工具书则有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
(45)(46)典》、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等，可提供研究者许多方便。
对北洋外交的评价，近年逐渐有肯定的声音出现，如王建朗研究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出版有专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47)(48)及论文《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等。王氏书中全面展现了民国以来中国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全过程，对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抗战时期实现废约以及1949年后中苏订立平等新约进行了比较研究，其论文结语则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几代人与历届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最后毕其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包括一直以革命党人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包括具更大的妥协性的北京政府。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与历届政府的废约外交相辅相成。”在《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论文中，王氏也指出：“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49)
郭剑林、王继庆《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一文，指出北京政府的外交是中国外交史中很重要的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外交机构趋于专业化与技术化，外交思想反映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民族主义思想，已较清末进步很多，北洋外交的近代化具有进步意义。这些观点，在郭剑林主编的《北洋政府简史》第十三章“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苏全有执笔）中，有更进一步的发挥。
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于北京政府对外关系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一味斥责其卖国的状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是肯定其(50)作出的外交努力”。左双文、王杰撰文指出研究中几个重要的方向：关于北洋政府参加一战问题，王建朗认为到1917年，北洋政府既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长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战后他们的要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杨红林和马建标则研究了(51)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李育民的《中国废约史》，(52)是在其《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一书基础上的拓展与深入，全书包括绪论、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概览、守约中的尝试、觉醒与奋争、废约的基本实现、不平等时代的终结等章节，系统地探讨了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此书与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前后辉映。虽然王建朗、李育民的书中都强调“废约”，但他们说的“废约”实质上包括了修约与废约，并都对北洋政府修约的努力给予高度的肯定。
近年有关北洋外交的重要学术会议，主要是2004年8月27—28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与《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首次以北洋外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报道者认为这个会议有三大特色：（一）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置于整个近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揭示北洋外交的本来面目，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二）没有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仅仅局限在政府及对外交涉的层面上，而是拓宽视角，在更宽广的领域里讨论外交及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国民外交、舆论与外交的关系、国内派系政治与外交的互动等以往研究较少的课题。（三）运用第一手的档案数据进行个案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对北洋时期中国外交的认识。(53)(54)会后出版了金光耀、王建朗主编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一书，收录了26篇会议论文，颇可反映近年学界对北洋外交研究的前沿状况。
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杨天宏近年致力于北洋时期政治外交研究，对于法权会议及关税会议的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观点，颇值得注
(55)意。年轻学人侯中军、马建标的研究也都值得注意。侯中军的论(56)文可说是代表了大陆学界对不平等条约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另外，他最近对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及辛亥革命期间的政府继承与条(57)约问题的研究也都颇有新意。马建标长期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58)其硕士和博士论文及陆续发表之论文，都关注北洋时期外交事务与内政的关系，颇见功力。
总而言之，大陆学界自1980年代以来，对北洋外交由贬抑到部分肯定，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在于使用档案史料，全面严谨地开展个案研究，主要关切点在于探讨外交与内政间的互动关系，整体而言对北洋外交有日益肯定的趋势。
台湾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曾经相当兴盛。1955年近代史研究所建立，从整理编辑《外交档案》（1861—1928）起家，培养出一批扎实严谨的“南港学派”学界前辈，作出许多与中国外交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当时台湾史学界受国民党国民革命史观影响，对民初历史注重广州而贬抑北京，在外交史方面，多强调革命外交的传统，对北洋外交并不重视，评价也较低。
台湾史学界原来以传统政治史为主体，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引进，加以70年代台湾国际地位变化，再到80年代年鉴学派的冲击，史学研究重心转向由下到上的历史。80年代末解严前后台湾史研究兴起，中国史研究之主流地位动摇，而上层国族史的政治、军事、外交史更是首当其冲。台湾史学主流走出民族史学的藩篱，转向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史，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代表台湾史学潮流的《新史学》大力提倡新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的论文几乎不存在。(59)90年代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台湾史学界的冲击更大，政治外交史进一步受到质疑。此时出现的一批研究北洋外交的新成果，与前面提及的外交档案的进一步整理与开放有关。加上相关馆藏档案的开放，及研究院各所历年收购大批英美外交档案微卷，其与清末民初中国外交档案相关部分堪称完备，使得台北成为研究北洋外交史的最佳处所。此时一批留学欧、美、日，接受过外交史专业训练，具备较开阔国际视野的年轻学者回台，组织讨论会，建构网站，形成一个学术社群。其中有一部分从事北洋外交研究者，摆脱过去成见的限制，广泛运用中西史料，严谨地从不同的角度还原北洋外交的业绩，获致不俗的成(60)果，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修正了过去的历史解释。
近年台湾学界对北洋外交的研究颇有成绩。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近十多年来一直研究北洋外交，除发表多篇论文外，曾出版《北京政府国际联盟1919—1928》，探索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近年出版《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作者在绪论中指出：迄今中国摆脱条约束缚的叙述典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台海两岸均以废约历程为主轴诠释外交史，该书则以修约为主线，探讨北洋修约之历程及其意义，一方面依据档案，重建北洋修约案例，探索其外交政策与交涉策略之发展，一方面将实证研究与革命史观对话，希望能更丰富多元地理解民国外交史。该书正文依时间先后，使用中外档案作实证研究，重建北洋政府时期的修约历程。结论部分探讨了北洋修约史的历史意义，指出：北洋修约内容十分丰富，可将中国外交与全球外交发展脉络相联结，呈现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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