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禹浪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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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流域文明研究试读：
概述 中国东北地区五大流域历史与文化
一近百年以来，卓越的考古发现使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辩证发
[1]展”的理论观点渐成学术界的共识。从宏观意义上讲，史前的辽河、黑龙江、鸭绿江、图们江等流域的东北历史和文化与黄河、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历史上的东北古代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早期形成及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商周至秦汉，活跃于东北地区的东胡系统、貊系统、肃慎系统分别与华夏族系展开了长期的接触、碰撞、融合的过程。匈奴、东胡、柔然、突厥、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先后称霸北方，有些甚至入主中原并建国称帝，开创了北方民族逐鹿中原、数次横扫欧亚大陆的局面，改变了世界格局，造成了内陆亚洲及东亚区域和中国历史上多次南北朝大融合，并奠定了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及语言通译的基础。
这种趋势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满洲族由东北入关，建立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并终结了中华大地上的华夷互变的过程，使长江、黄河、珠江、雅鲁藏布江、黑龙江、辽河、塔里木河等不同的流域文明归为一统。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格局，正是由包括东北民族在内的古代民族不断地入主中原而完成的一项伟大的“整合工程”。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问鼎中原，纵横于欧亚大陆的北方民族，很多都出自于中国的东北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充满了活力和创新精神，具有巨大差异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对抗与创新、定居与迁徙、改造与包容、吸收与排斥中得到了进步、再生、继承和发展，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东亚社会创造了连续不断的历史辉煌。
横亘在中国大地上的长城，把中国东北与华夏的中心区域隔离开来。长城，与其说是一种军事对抗的墙体，毋宁说是南北文化冲突或相互作用的奇迹。它不仅具有壁垒、障塞、防御的功能和作用，更是承载着历史变迁和文明冲突的一道消除恐惧和冲破障碍的长墙。长期以来，人们对长城的理解缺乏文化互动的透视和从整体的角度去审视。提起长城，人们只是对“山海关”“孟姜女”“八达岭”“明长城”表现出一种墙内人群对墙外群体的整体情感的冲动，对长城的文化内涵以及长城所表现出的对抗中的文化转移和文明的互换作用了解甚少。尤其是人们对中国东北地区所发现的十余条各种类型的长城所表现出的那种茫然的神态，一直令笔者叹息不已。
长城犹如堤坝，阻挡着墙体外面的洪水般的剽悍民族部落一次次的冲撞，堤坝崩溃之日，就是墙内外不同的民族乃至华夷文化转换互变之时。城墙内的华夏文明与长城外部的东北、大漠南北的文明有着长达数千年的碰撞和交往的历史。经过数十年的考古调查，考古工作者在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发现了众多的长城和上千座古城。从黑龙江流域的莽莽森林到辽西地区的科尔沁沙漠，从渤海之滨到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外兴安岭山脉，从图们江口到蒙古高原，横亘着十余条不同时期的长城和障塞。这些长城有春秋战国的燕赵长城、秦汉长城、高句丽千里长城、北魏长城、辽朝北部的长城、金朝修建的从嫩江流域到阴山山脉的万里长城、牡丹江流域的长城、布尔哈通河流域的长城、珲春河流域的长城、通化地区浑江流域的障塞、清朝在辽东辽西地区修建的柳条边墙，等等，直到公元18世纪的清朝中期，东北地区古代各族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修筑的长城、障塞、边墙的历史持续了2000多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长城、障塞、边墙的存在不仅仅是华夏民族为了防御北方古代少数民族而修筑，有许多长城、障塞、边墙则是鲜卑、契丹、高句丽、女真、满洲等东北古代民族所修筑。北方少数民族所修筑长城、障塞、边墙的真正目的和原因究竟是什么，还需要学术界做更加深入的探讨。在2000多年修筑长城历史的过程中，由于各时代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同，各时期的民族关系的不同，决定了历代所修建的长城在构造、建筑方法以及形制方面的不同。如果按照防御的性质来划分，战国、秦汉至隋唐时期东北地区的长城，主要是以中原汉族政权为防备北方游牧民族而修筑的高大的长墙。然而，高句丽所修筑的千里长城，以及隋唐以后的辽、金长城，乃至清朝修建的柳条边墙，则是东北古代民族仿效中原汉族的传统做法，为防御其他北方古代民族的袭扰和维护本民族的肇兴之地，所实行的封禁和围堵而修筑的长城、边墙和堡垒。当然，清朝所修筑的柳条边墙则又是个例外。无疑这些长城基本都是沿着山川隘口、河流的走向而阻断和隔离着某个流域之间的区域，它的分布也基本没有脱离流域的特征。除此之外，在这些长城、障塞、边墙之间的山地、平原、草原、丘陵，沿着江河、湖泊、海岸线还分布着上千座不同时期的山城、堡寨、城市、军镇和都城。如具有都城和王城意义的辽宁桓仁的高句丽五女山城，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丸都山城、国内城，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渤海上京龙泉府王城、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代上京会宁府都城、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市渤海中京显德府西古城、珲春市渤海东京龙源府的八连城、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代上京临潢府城、宁城县大宁镇辽代中京城、辽宁省朝阳市三燕古都龙城、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畔辽代东京城，等等。上述这些都城或王城遗址，都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五大流域，即分属于黑龙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大小凌河流域、辽河流域。这些都城与王城的遗迹不仅代表了昔日的繁荣和昌盛，更是东北五大流域文明存在的标志。大、小凌河流域距今6000～5000年的红山文化中的筑城遗迹，辽河流域距今4000年前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的石城遗迹，黑龙江流域的三江平原地区所发现的密集的筑城聚落和凤林古城遗迹都说明了中国东北地区筑城史已经具有数千年的悠久的历史。
近现代以来，中国东北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被国际社会所瞩目，在东北亚区域国际环境的一系列变迁中，中国东北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国东北疆域和行政区划，基本上延续了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所形成的历史格局。在此之前的中国东北疆域远非是今天的7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黑龙江下游、库页岛乃至外兴安岭的大部地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版图和有效管辖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这两个不平等的条约，实际上是中国东北古代历史疆域与近现代东北疆域发生重大转换的分水岭。我们对中国东北历史疆域演变也应该以此来划分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期。由于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东北在日本海沿岸失去了整个滨海地区和有效的出海口，致使吉林、黑龙江两省从此成为望海兴叹的内陆区域。二
现在的中国东北地理构成，主要有长白山脉与大、小兴安岭山脉，燕山北部山脉之间的大江、大河、湖泊、湿地、草原、平原与丘陵、漫长的海岸线，深入黄、渤二海的部分岛屿，以及蒙古高原。它们构成了东西宽约1400公里，南北长达1600公里的辽阔而复杂的东北地貌。然而，长期以来作为这一地理区域的东北文明及其所表现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却不被人们所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期，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就在所谓的北大荒的黑龙江流域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数百座汉魏时期的城堡群和大型的拜天礼地的祭坛。学术界认定这是一处被人遗忘了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至今学术界对其文化内涵和民族源流尚无值得信服而完整的解释。西辽河流域的辽西地区褐色黏土中，层层叠压在一起的距今8000～4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及具有东北亚地域早期文明礼制起源意义的红山文化的发现，大、小凌河及老哈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之间的来龙去脉，乌裕尔河流域发现的大批极为特殊的石耜与精美绝伦的玉器、遍布东北大地的黑曜石石器的来历，内蒙古高原呼伦贝尔草原地带的哈克文化的细石器与早期的农业文明元素、黑龙江流域上中游地区沿岸发现的众多的城堡、下游地区发现的具有中亚和西亚文明意味的人面红衣彩塑陶，以及通化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至秦汉的障塞、长城，还有在东北地区发现的1400余座各时代的古城、都市、山城，辽东半岛上的神秘的大石棚文化，鸭绿江流域庞大的数以万计的高句丽时期金字塔式的古墓群，等等，都构成了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的未知的世界。
2011年11月，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大凌河上游地区，地属辽宁省葫芦岛市的建昌县东大杖子村，发掘了一座大型战国中晚期的贵族大墓，无论是从墓地的规模，还是出土的精美的漆器、仿青铜器彩绘陶器、嵌金青铜短剑、带钩等文物，都打破了传统的概念——“春秋战国考古不出关”的旧说。尤其是墓葬中殉牲的5头牛、2匹马，以及猪、狗、羊的头骨多达70余件的祭祀规模更让人疑惑。这究竟是何人享用的如此高规格的墓葬？马、牛、猪、狗、羊五牲俱全的殉牲方式，迄今为止在北方地区从未发现过。这种具有中原华夏文明和东北古代民族文化的双重礼俗的胡汉之风的战国墓地，为我们的东北流域史研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根据新闻报道可知，墓中还出土了嵌金青铜短剑、带钩、蟠螭纹盖壶等青铜礼器，红玛瑙环，“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彩绘陶器。这不是普通的陶器，而是仿青铜陶礼器。虽然整体情况尚不清楚，但可以看出鼎、豆、壶的基本组合也是符合中原地区战国时期墓葬规制的”。这是一个“两椁一棺”的大型战国中晚期的墓葬。近年来，在环渤海沿岸及辽河、大凌河、小凌河流域虽然偶有战国时期墓葬的出土和发现，但是其规模都很小。然而，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村这座墓地的发现则是长城以北接近东北地域最大的战国墓葬，值得我们学术界的注意。众所周知，大、小凌河流域一直以来就是东北古代民族与幽燕华夏文明的交汇点或者说是结合部，这一流域的文化特征具有东北与华夏的双重性格则是必然的结果。
长期以来，东北历史与文化只有专门从事东北地区的考古、历史、民族、地方志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们在书斋和课堂上对它们有所涉及，它们的真实情况一直沉睡在学者和爱好东北史的人们的怀抱中。在许多场合人们一直误认为：“中国东北古代民族的历史就是游牧民族的历史，东北民族入主中原的过程就是一场猎人、牧人与农夫的对抗。从文化形态上看，则是移动的民族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立与抗争。长城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一分为二。”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北地区早在民族共同体形成前夜的早期文明阶段，距今6000～4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们就具备了筑城的技术。从那时起，中国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筑城历史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此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早期文明中农业的发生也不晚于8000～7000年前。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等众多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都具有发达的农业文明特征。况且这种农业文明一直与占有相当比例的渔捞经济、采集经济、狩猎经济和游牧经济复合为一个整体，相互补充、相互促动、相互影响。因此说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游牧民族的文化，而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式的复合型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之下的人们不仅需要坚忍的耐力和强健的体魄，更需要掌握四时变化的气候与天象，以及在复杂的环境下生存的智慧和能力。逐水草而居并不意味着只会游牧而不会定居，渔捞和狩猎并不意味着落后，他们需要勇气和更复杂的技能，战胜令人望而生畏的恐怖的山林猛兽，征服江河湖泊与汹涌澎湃的海洋。三
东北区域文明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在文明的起源地，往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或者说是文明的发祥地通常是沿着江、河、湖、海的沿岸分布着，并早已被考古工作者们的许多重大发现所证明。中国东北地区特殊的地貌和多变的地势，以及复杂的气候环境，决定了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根脉和走向。事实上，东北的历史与文化也依然沿着东北地区的江河流域或沿海、沿湖的走向而分布着。因此，与其说是“东北的区域文明”，还不如说是“东北的流域文明”更加贴切。许多学者在研究东北地域文化的过程中，曾经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试图概括东北文化的概念和称谓，如“满洲文化”“关东文化”“白山文化”“黑水文化”“辽海文化”“草原文化”“松辽文化”，等等，其实这是一种以区域文化代替流域文化的概念。如果从流域文明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东北区域历史的话，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五大流域文明区域的结论，即黑龙江流域文明，辽河流域文明，大、小凌河流域文明，鸭绿江流域文明，图们江流域文明。虽然它们均属于东北的流域文明，但是由于其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使得各自所影响的区域文化呈现出一种缤纷多彩的景象。
如建立过渤海国、金帝国以及清帝国的靺鞨、女真、满洲这一系统的民族便祖祖辈辈都繁衍、生息、壮大、发展于黑龙江流域之中；东胡系统中的乌桓、鲜卑、奚、契丹、蒙古等族的兴起与衰落几乎都与西辽河流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大、小凌河流域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了幽燕文化与东北文化及草原游牧文化、海岱文化的交汇点，同时不少学者也认为殷商也是发源于此；鸭绿江流域是貊族长期繁衍生息的区域，这里留下的方坛积石墓与巨幅壁画代表了这一民族留下的灿烂文明；图们江流域的优越的自然环境且交通便利等特点，构成了古代民族理想的聚居区，历史上的貊、沃沮、高句丽、靺鞨、女真、满洲等民族，都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图们江流域所特有的历史与文化和繁盛的都市文明；等等。正是因为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复杂和多变的地势，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文化并非是单一的游牧民族文化，而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模式的复合型的特殊文化形态，所以它是中国历史上充满神秘色彩、充满活力、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上述这五大流域文明，除辽河流域文明和大、小凌河流域文明外，其他三大流域文明均具有跨越国境的特点。因此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及其流域文明，就不可能回避当代国境线两侧的不同国家的利益与关系。流域文明的研究方法能够回避当代民族国家的国境线限制，在超越时空的前提下采用地理环境的影响以流域的空间文化实现跨境的覆盖，去了解远逝的历史真相。只要我们认真浏览东北五大流域的地理形势，就会清晰地看到，那些江河纵横的水系网络犹如历史文化列车的交通轨道。中国历史上的东北是一个更辽阔、更富于变化的舞台，那些沉睡了数千年的众多古城，就是东北古代民族早期的城邦和都市。
中国东北地区的五大流域文明曾经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的北方五大王朝，即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满洲族建立的清王朝。此外，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在这五大流域之间还建立了若干个侯国、属国和方国，例如朝鲜侯国、橐离国、扶余（又作夫余）国、豆莫娄国、乌洛侯国、孤竹国、徒河国、三燕政权、高句丽国、渤海国、勿吉国、后金政权等数十个方国、侯国与王国。从上述的五大王朝和众多的方国、属国与王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的事实：其一，1600多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政权，主要是由繁衍生息在中国东北这五大流域之间的古代民族建立的；其二，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南北对立时代的出现，都是东北五大流域的古代民族的南下而导致的结果，它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由华变夷、由夷变华的“华夷互变、胡汉相融”的过程；其三，东北五大流域文明促使中国在语言、文字、艺术、文学、宗教、城市文化、都市文明、科学技术、天文地理、医学、交通等方面达到了古代社会最灿烂、最辉煌的历史阶段；其四，东北五大流域文明使中国大一统局面得以继续扩大和延续，使中国古代的疆域开拓的空间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程度；其五，商品经济异常繁荣，都市文明迅猛发展，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均出现了都市文明的繁荣局面，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其六，促进并扩大了对外交流，开辟了新的海路和陆路，推动了科技进步与发明、发现及探索；其七，中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王朝更替，除了明王朝之外，几乎都是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朝，这些东北古代民族曾经作为统治民族而影响了东亚乃至欧亚大陆。然而，在传统的史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存在着认识上的偏见。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东北的五大流域文明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东北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建立的王朝政权以及属国政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当今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们不断地发现和创新，使得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体会到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正在渐渐地消除”这一词句的分量。只要将百年以来的考古发现摆上案头，进行理性思索，我们便会从固有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不禁发问：距今1600年的中国历史，为什么只有东北民族才具有不断问鼎中原的力量？东北民族与中原古族、古国有无亲缘关系？为什么东北民族的氏族制在一个民族勃兴时有那么大的凝聚力？东北的五大流域为什么能够孕育出如此强大的民族？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由于东北民族一次次入主中原，造成了沿着长城从东到西的一个方向上的重大变革，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长城内侧一系列的社会秩序和各种关系的重新组合。从已经逝去的历史冲突所造成的后果上分析，当时人们在文化接触之后，长城内外的人们各自所产生的心理负担相当沉重，几经沧桑后的心理平衡过程充满了痛苦的抉择。
多年来，为了完整和深入地了解中国东北流域文明特征和文化发展轨迹，笔者做好了各种准备。不仅要去做艰苦的实地调查工作，还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不仅需要认真的梳理田野调查的资料，还要进行缜密的考证和史料的校雠工作。首先，要在实地调查中去抢救和采撷各历史时代所保留下来的历史残篇。其次，尽可能地挖掘和采集掩埋在地下的文明碎片。最后，利用有限的智慧去推测、联想与组合那些残篇和碎片的历史镜像，以及它们的文化面貌，尽可能地再现历史发生过的部分细节。在长达30多年的研究东北史的生涯中，笔者深深地认识到中国东北的历史至今仍然是一部尚未明了的较为神秘的故事。经过观察和理解，笔者把东北的历史与文化按照上述的五大流域文明重新进行了梳理，并把东北地区的四大民族谱系、五大流域文明，以及东北古代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五大帝国王朝和若干个王国、方国或属国政权，用一种打破传统历史编年体系的方法，结合考古发现和重要的历史文物加以综合的叙述，以达到具有可读性和普及性的效果。
[1] 请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第一章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第一节 黑龙江流域的古代历史与文化
迄今为止，以黑龙江流域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历史与文化，一直很少得到学术界同人的注意。或许是人们已经习惯了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的角度看问题，而忽略了过去的历史与文化的存在并非是以现在人们熟知的行政区划而分布着。由于人们愿意从当代的政治地缘角度看待历史问题，因此就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这种情况一旦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刺激，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就变得十分复杂，继而由学术问题转变为牵涉国家利益的政治问题，这种以历史与文化为背景的冲突或许就是21世纪的历史研究的新动向。
以江河流域为研究对象，是否可以避免上述因民族问题情绪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呢？笔者认为，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客观地审视历史，而不是从狭隘、简单的历史归属观的角度去从事历史学的研究，这种文化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然而，也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冲突将在历史悠久而现实落后的、具有跨国民族与历史意义的大国周边地带不断地延续下去，进而出现一些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从流域史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至少可以打破当代的国家疆界，尽可能以接近历史真相的态度去进行某一个领域的历史文化研究，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是笔者为什么要选择以江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此外，长期以来，笔者在中国黑龙江流域一直进行着民族学、考古学及历史学方面的实地考察工作，长期的实践使我逐渐感受到：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发展，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的江河流域及湖海沿岸。湖与海也是江河发源、流经或注入的归宿地，黑龙江流域的许多古代民族都是从这里崛起的，这些民族所建立的都市文明的中心，就是分布在江河流域和沿湖沿海的侧畔。总之，在黑龙江流域古代的历史上，无论发生多么不寻常的历史断裂，哪怕相隔几百年的荒凉，人们也总会想方设法在原来的文明废墟上重新构建新的文明。因此，在中国东北地区保留下来的许多古城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多次被历史上的王朝所沿用。例如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辽上京临潢府遗址，辽宁省辽阳市的辽、金时期的东京城遗址，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阿城金上京会宁府、肇东市肇东八里城的金代肇州古城址，以及吉林市松花江畔的龙潭山山城，这些古城或始建于高句丽、渤海，或始建于战国、秦汉、辽、金，而后又为元、明、清三朝所沿用。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流域的都市文明，大多是在原来的文明废墟上得以延续和发展的。
01997年9月笔者与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细谷良夫博士、赤峰师专历史系主任田广林教授、赤峰市北方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薛志强先生一起，在赤峰地区阴河（音河）流域孤山子古城实地考察时，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恳谈会。在山城上，学者们边考察边交谈，细谷良夫先生与田广林先生的有关黑龙江流域文明的一场对话，对笔者启发颇深。细谷良夫说：“所谓的流域，是指一条永不干涸的水系，生活在这条水系的所有人类集团，随着水系的流域分布而分布着，水系就是他们的生命线或者说是他们的交通大命脉和移动的方位，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园。”田广林说：“黑龙江、松花江应属于这种水系，他们所哺育的历史与文化就是流域文化，而西辽河流域及辽西、赤峰地区则是一种山地文化。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这一地区没有河流，而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河流经常干涸或断流。由此还造成了这一地区极具‘求天拜山’的文化特征，因为山地文化的人们渴望天赐雨水。”这是极为深刻的有关流域历史与文明的一次对话，或者说也是引导笔者撰写这篇文章最具启发力的理论线索。
一 黑龙江名称的来源及其古今黑龙江的历史演变
欲溯源黑龙江的历史与文化，首先要弄清黑龙江名称的来源及古今黑龙江的历史演变。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是黑龙江人的困惑，有许多人往往把古今黑龙江地区及黑龙江干流混为一谈。古代的黑龙江干流究竟是指哪一条水？黑龙江的最早称谓是什么？今天的黑龙江是不是古代的黑水？这些问题都等待着我们去认真地揣摩。笔者在此提出自己对黑龙江上述问题的解释，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引起黑龙江人的广泛注意。
由清朝学者西清所著、成书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的《黑龙江外记》一书，曾对黑龙江有过较为详细的考证，并对后来的学术界，尤其是当代学者对黑龙江的认识影响极深，有许多学者所谓的新观点，其实就是来自于西清的考证。为了证明西清对黑龙江考证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免后人误释，现将西清的考证叙述如下：
黑龙江，国语曰萨哈连乌拉……黑龙江水黑，故名黑水，土人称黑河。《松漠纪闻》诸书，谓黑水掬之微黑是已……《山海经》：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景纯注：“浴即黑水。”黑水，今黑龙江。《北史》谓之完水，《唐书》谓之室建河，至《辽史》始有黑龙江之称。《道宗本纪》：“太康三年夏四月，泛舟黑龙江。”前此未之见。然观《地理志》，太祖陵有黑龙门，祖州有黑龙殿，陵、殿并在上京，并名黑龙，又似辽初即名黑龙江，陵、殿因以为号者。近人以《金史》[1]有混同一名黑龙之语，遂谓黑龙江名，至金始著，失之远矣。
黑龙江亦称乌江。西清还引用了元朝诗人刘静修题金太子允恭的墨竹句，来说明黑龙江一名应自辽、金始称：“黑龙江头气郁葱，武元射龙江水中。”
笔者认为，西清的考证有如下几点值得肯定。其一，排除了黑龙江在汉代被称为“弱水”一说，亦即否认了弱水即黑龙江之说。其二，认定黑龙江古名黑水，土人呼之为黑河。其三，认为《北史》中所记的“完水”即黑水，因“完”音与“乌”音相近，“完水”亦即“乌水”，即“黑水”之意。其四，黑龙江一名源自《辽史》，而非《金史》。其五，首次提出黑龙江一名应与黑龙的故事有关，并与辽代的黑龙殿、黑龙门相联系。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在西清考证黑龙江地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黑龙江流域民族对黑龙江的各种不同的称谓。如蒙古族称黑龙江为“喀拉穆伦”，又写作“喀拉穆连”，而达斡尔族语称之为“喀拉穆尔”，喀拉、卡拉均为蒙古语，意为“黑色”，而穆伦、穆连、穆尔亦均为同音异写，意即为“河”。喀拉穆伦就是黑河之意。很显然满族语称黑龙江为“萨哈连乌拉”，也是黑龙江之意，萨哈连为“黑”，乌拉则为“江”。而在鄂温克族语中则称黑龙江为“阿玛勒”。今俄罗斯人称黑龙江为“阿穆尔”河，就是从鄂温克语“阿玛勒”音译而来。有人误以为“阿穆尔”是俄语或斯拉夫语中的固有名词，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对黑龙江的称谓中均没有“龙”的意思。如果意译的话，就是“黑水”或“黑河”。还有学者根据《满洲源流考》一书所辑的《北史》及《旧唐书》中有关黑龙江的考证，认为今天的黑龙江干流在魏晋隋唐时期曾被称为“完水”或“室建河”。笔者认为此处所记的“室建河”的“室”字可能是“屋”字的误写，或者当时“室”与“屋”字含义相同，当发wū音。wū音即与“完”“乌”音相通，室建河可能就读如乌建河，乌建河与望建河乃为同音异写之地名，又可转译为完水、完河、翁绵河，即黑河之意。黑龙江流域曾有勿吉部和乌者（兀者）部，可能因居住黑水之畔而得名。另外，有的学者则依据《后汉书·夫余传》“北有弱水”及《晋书·东夷传》挹娄人“北极弱水”的记载，认为汉代的黑龙江被称为“弱水”，则是错误的。因为“弱水”非指“完水”，而是指捺水，又写作那河、讷河、纳河，即今之嫩江，金代称之为恼温江。总之，对于黑龙江的考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虽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体没有离开上述的观点。以往的考证之所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对古今黑龙江名称的历史演变做认真的分析和考证。由于古今的人们，对同一流域不同水系和干流的认识不同，才导致在同一条水域称谓上的不同看法，这是引起我们对古今黑龙江地理位置认识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
迄今为止，我国东北历史地理学家李健才先生在其所撰写的《松花江名称的演变》及《白山黑水考》两篇文章中，对黑龙江地名的演变及古今对黑龙江的不同认识均做了翔实而有说服力的考证。他认为，汉魏时期的弱水“当指今第一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即与松花江合流后的一段），而非指今天的黑龙江而言……北魏时期的难水或称难河[2]是指今天的嫩江、第一松花江以及黑龙江下游”。
难水又称那河、捺水、纳河，今黑龙江流域有讷河市，地在嫩江之侧。此讷河之地名即从古代的嫩江称谓“难水、那河、捺水、纳河”音转而来。也就是说，汉魏至隋唐时期的人们一直把今嫩江、松花江干流（即前文所称第一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看成同一条水，这与今天人们的认识完全不同。此外，在《新唐书·达末娄传》中有一条记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那河，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李健才先生认为：他漏河是指今嫩江下游（即与今洮尔河合流后的一段）和第一松花江，东北流入黑水，则是指第一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后的黑龙江。他漏河今称洮尔河，它与嫩江、松花江在今吉、黑两省交界的西部地区汇合后，向东北流入黑龙江。文献中所说的他漏河向东北流入黑水，究竟是指流入今第一松花江呢，还是指第一松花江流入黑龙江呢？这是个颇令人费解的问题。因为，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黑龙江流域曾经出现了勿吉国。当时的勿吉国共分七部。这7个部落分布在不同地域，并因其地域称谓的不同，而各有其名。我们大家所熟识的勿吉七部即黑水部、白山部、安车骨部、号室部、伯咄部、粟末部、拂涅部，其中的黑水部则是因居住在黑水之畔而得名，说明魏晋时期以黑水命名的江河之名已经存在。这时的黑水究竟是指哪一条水？这是很难说清的问题，有人说是指今日的黑龙江，也有人认为是指今天的松花江，或松花江、黑龙江两江合流后的黑龙江。笔者认为魏晋时的黑水当指今第一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其理由笔者已在《靺[3]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考证，此不赘言。这一观点在辽金时期的文献，将今日的松花江干流改称为黑龙江中得到印证。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黑水之名始见于《新唐书·流鬼传》《旧唐书·室韦传》《新唐书·室韦传》中，而黑龙江之名则始见于《辽史·圣宗本纪》中的“泛舟黑龙江”。此处所言的黑龙江并非是指今日之黑龙江，而是指今天的松花江。又据《契丹国志》卷26载：“宾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众所周知，辽代的宾州，即今吉林省境内第二松花江左岸的红石砬子古城。又《契丹国志》卷27“长白山条”记载：“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大金国志》载：‘长白山发源于此，旧名粟末河。’契丹目为混同江。”此外，《松漠纪闻》也有同样的记载。《金史》卷1的开篇就有十分明确的记载：“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李健才先生是继清末学者屠寄之后，第一位运用大量史料对黑龙江的名称及河流的古今变化认真进行科学的辨误的人，他正确地指出了辽金时期的混同江与黑龙江指的是同一条水，即今天的松花江。李健才先生纠正了那些误认为《金史》《契丹国志》《辽史》等书中所说的“长白山为黑水之源”是错误的观点。即使是到了近世当地土人仍然称松花江为黑龙江，这一点在《蒙兀儿史记》的洪福源传的注解中有记载：“今吉林伯多讷城北，嫩江、松花江汇流之三叉口以下一段之江，土人尚称黑龙江。屠寄乙未岁（1895）十月，奉使过此，亲问土人知之。故《金史》云：混同江亦号黑龙江也。”
由此可见，黑龙江一名始于辽代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辽金时期的黑龙江与今天所说的黑龙江有很大的区别，古人是把今第一及第二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看作是同一条水。实际上，在辽金两朝的大部分文献中，多记之为“黑水”，而记载为“黑龙江”的文献则很少见。这说明辽金两朝仍然沿用魏晋、隋唐的习惯称谓，即习惯将这条水称之为“黑水”，而不是“黑龙江”。尽管我们知道了辽金时期的黑龙江所指的是哪一条水，并且也了解黑龙江一名的起始时间，但是黑水与黑龙江的区别以及为什么要写作黑龙江等问题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如果联系到辽代曾经在其祖陵区内，建有“黑龙宫”与“黑龙殿”事实的话，则这将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契丹国志》卷1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辽太祖阿保机居西楼（东楼之误）毡帐中，晨起，见黑龙长十余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黑龙当即腾空夭矫而逝，坠于黄龙府之西，相去已经约千五百里。后来女真灭辽后，曾在辽朝的内阁大库中见到了龙的骨架。其形状与水龙画极为相似。此处所提到的黄龙府即今天吉林省的农安县城，地近松花江，亦即古时所称的黑水、粟末水或黑龙江。近世以来关于松花江中有龙出现的事例数不胜数，有人提出：龙可能依然是一种未明的物体。而居住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沿岸的各民族又都有龙的图腾崇拜意识，或许这种未明的物体与黑龙江之名有着一定的联系，也未可知。
二 黑龙江流域的概念、范围、地理环境与特征
黑龙江流域，本来是水文地理学方面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这样记载：“所谓的流域，是指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集水区。河流集水区又分为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两类。如果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相重合，则称为闭合流域，如果不重合则称为非闭合流域。平时我们习惯所称的流域，一般都是指地面集水区。”
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流域，一个大流域可以按照水系等级分成若干小流域，小流域又可分成更小的流域等。而流域之间的分水地带称为分水岭，分水岭上的最高点的连线为分水线，即集水区的边界线。处于分水岭最高处的大气降水，以分水线为界分别流向相邻的河系或水系。
如果我们将一个流域的地面集水区的整个水系，作为平面来观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幅犹如一棵大树的模样的图画。即大树的主干犹如水系中的主流，而大树的分枝犹如水系的支流。当然，流域就是这些主流和支流的总称。一般来说，我们所指的流域，大多是指河流水系所流经的区域。
概言之，所谓的黑龙江流域，就是指整个黑龙江水系所流经的区域。黑龙江是东北区域内最大的一条河流。黑龙江的主流有南北两个源头，其南源为额尔古纳河，源于海拉尔河，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西坡。北源为石勒喀河，其上源为鄂嫩河（即斡难河），发源于蒙古北部的肯特山麓。南北两源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漠河县的洛古村汇合后成为黑龙江的主干流之源。黑龙江的上中游为今天的中俄两国的界河，而下游经至乌苏里江汇合后完全在俄罗斯境内，并在今天俄境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中国名字庙街或称特林）附近注入鄂霍茨克海的鞑靼海峡。
黑龙江的主干流全长4363公里，流域面积为184.3万平方公里。黑龙江是中国境内的第三大河，它的左岸的最大支流是结雅河，满语原称精奇里江，为黄河之意。19世纪60年代沙俄抢占了精奇里江口等地后，后改名为结雅河。此河口处是黑龙江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精奇里江发源于外兴安岭的南坡，在俄境布拉戈维申斯克附近注入黑龙江，全长1242公里，流域面积为23.3万平方公里。
松花江是黑龙江右岸的最大支流，松花江水系分为南、北两支。南支发源于今吉林省长白山天池，全长1927公里，总流域面积为55.72平方公里。松花江的重要支流有嫩江、洮尔河、拉林河、呼兰河、牡丹江、倭肯河、汤旺河等，干流流经今黑龙江省同江市附近的三岔口处与黑龙江合流。
松花江的名称来自于女真语或满语，金代的松花江中上游曾被女真语称为“宋瓦江”或“宋嘎江”，元明两代则把整个松花江称为“宋瓦江”，清代满语则称之为“松噶里乌拉”，其意为天河。显然，满语中的“松噶里”与金元女真语的“宋瓦”“宋噶”有语音相继的关系，当为同音异写的地名。然而，金元之际的宋瓦江则是一种复合地名语言，“宋瓦”为女真语，而“江”则为汉语。值得注意的是，宋瓦、宋嘎、宋哥、松嘎里均与突厥语系中的“腾哥里”音近，说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支与通古斯语族有着相通相混的语音融合现象。金代还曾在松花江中下游的胡里改路附近设有“哥扎宋哥屯谋克”建置。1977年3月，在黑龙江省依兰县达连河乡晨光村出土了一方金代官印，即“哥扎宋哥屯谋克印”，隶属宋哥屯猛安管辖。“哥扎”即亲军之意，“宋哥”当与“松噶里”音近，可能是金代松花江的称谓之[4]佐证。
嫩江是松花江最大的支流，也是松花江水系的北支。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的南麓，由北向南流，在今黑龙江省肇源县三岔河村附近注入松花江。全长1369公里，流域面积为28.3万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讷谟尔河、诺敏河、雅鲁河、甘河、绰尔河等。此外，在嫩江流域尚有一些无尾河，如乌裕尔河、双阳河等，这些河流在中水的年份一般不流入嫩江干流，其尾端流注于沼泽地，形成闭流区，面积大约在2.56万平方公里。今天齐齐哈尔市附近的扎龙自然保护区就是由于这些闭流河而形成的闭流区。
嫩江古称难水或难河，又称捺水或那河，金代女真语称恼温江。20世纪80年代初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曾征集到一方金代官印，称为“恼温毕拉谋克之印”，清代又有诺尼江之称，诺尼在蒙语中意即碧绿。
洮尔河又称他漏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大兴安岭南麓西坡的高岳山。在吉林省大安市韩屯西北转而东流，尾端进入月亮泡，通过月亮泡水库的哈尔水闸注入嫩江。河流全长约553公里，流域面积约3.08万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蛟流河。
牡丹江又称胡里改江，是松花江下游右岸较大的支流，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牡丹岭，流经镜泊湖后北流，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西侧注入松花江，全长为726公里，流域面积约为3.7万平方公里。
乌苏里江是黑龙江下游的一条较大的支流，也是中俄的一条界河。发源于中俄两国，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发源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锡霍特山脉南端西麓，西支发源于中国黑龙江省与吉林省交界的老爷岭的北麓，即今绥芬河与穆棱河的分水岭。乌苏里江全长为890公里，总流域面积为18.7万平方公里。它的重要支流有穆棱河、松阿察河、挠力河等。其中松阿察河发源于东北亚第一大淡水湖，即兴凯湖。
由此可见，以今天黑龙江主干流为主，凡是流入黑龙江的诸水系所流经的区域，均属于黑龙江流域。根据其水系的分布，黑龙江流域的范围大致是北至外兴安岭，南至长白山天池的分水岭，东至鄂霍茨克海的鞑靼海峡，西至内蒙古的东部。凡黑龙江所流经的山川、平原、湿地、草地、湖泊、海湾皆属于黑龙江流域的研究范畴。
黑龙江流域的地貌特征是：平原区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与嫩江合流后的南北，其北部与大、小兴安岭东西两翼的丘陵山地相接，南部则与辽河平原相连，构成了东北亚地域最大的平原区，即松嫩平原。此外，在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与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口的地方又形成了黑龙江流域的第二大平原，即三江平原。在上述两大平原内的边缘地带，由于有闭流河的存在，长期以来还形成了大片的湿地和沼泽区。除此之外，在结雅河与黑龙江交汇口以下的黑龙江中游沿岸，也分布着面积较小的河谷平原。这三大平原区构成了黑龙江流域最肥沃的土地，同时也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聚集区。松嫩平原孕育了夫余和大金帝国文化，三江平原则孕育了勿吉与黑水文明。除上述两大平原外，在今牡丹江中游流域的海浪河谷地与宁安盆地也是黑龙江最肥沃的土地之一，孕育了渤海文化。而黑龙江上游的山地则培育了鲜卑文化。
黑龙江流域的北部横亘着外兴安岭山脉，从外兴安岭南麓流下的诸水从右翼注入黑龙江，流域的西部由南至北是大兴安岭山脉，大兴安岭北麓、东麓的诸水分别注入黑龙江上游左翼和嫩江的右翼。黑龙江流域的南部则是以长白山为界，此山北麓的诸水皆注入松花江。此流域的东部则是锡霍特山脉，其西麓诸水皆入乌苏里江后注入黑龙江。黑龙江流域的东北为黑龙江入海口及鄂霍茨克海的西部海岸。面[5]对黑龙江之地，正是萨哈林岛。黑龙江流域的中部则分布着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等山脉。
从河流特征的分类看，黑龙江的诸水系属于永久性河流。一年之中不会产生断流现象，由于河床低于地下水的层面，即使是降水偏少，也会得到地下水的补充，黑龙江流域的山地，无论是长白山还是大、小兴安岭的山区，其地下泉水特别丰富。有些泉水即使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里，也流淌不止。黑龙江属于外洋性河流，即河流最终流出大陆注入鄂霍茨克海转入太平洋。一般来说，这种江河流域的地域气候比较湿润。
黑龙江流域的地质与气候特点与辽西地区完全不同，辽西地区的河流多为断续性河流，受降水的因素影响较大。由于河床远远高于地下水的位置，地下水无法补充河流，从而经常出现断流的现象。每当降水量增大，地下水升高超过河床时，河流的断流现象才能结束。此种流域的地质与气候特征是沙化和干燥。有时站在河床上，可以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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