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古族论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蒙默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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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古族论稿试读：

我和南方民族史研究

——代序

我的学习，经过一个颇为曲折的历程。记得是1935年秋，我在北京进入西什库小学读高一，家里的人给我计算，如顺利读下去，大学毕业正好20岁。但东折腾西折腾的结果，1951年我大学毕业时已是25岁了，整整耽误了5年。这不是因为我贪玩好耍蹲班降级；相反，我的学习成绩一般都还是不错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受到多次移家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新教育制度和我父亲的传统教育思想的冲突。我父文通公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虽然不是科举出身，而读的还是新式中小学，但大学阶段却读的四川存古学堂（后改称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其办学方法基本上是清代尊经书院的老一套，以读经为主，强调自学，提倡抄书、点书、做札记。因此，他总认为，在新学制下学生读不到应该读的基础书，所以他总是不时地要我辍学来补读，第一次是在1936年夏，从北京移家到天津，他以我十岁读高二太小，叫我在家跟他读书写字。那一年主要读了一部四书，当然是要背诵的，但书中讲些什么，我却不甚了了。另一个学习任务是阅读《资治通鉴》，因为我前此已看过《三国演义》，就要我读《通鉴》的三国部分，但《通鉴》的可读性较低，趣味性也不高，这个任务没能完成。第二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家从天津返回成都，因为出发时天津已沦陷，边走边筹旅费，这一走就走了两月多，到成都时已是10月底了，于是我插班重读高一。第二年，因为成都不时有日机轰炸的突袭警报，我和母亲弟妹都被送回盐亭县老家。老家在农村，除了一个三家村的私塾外，根本没有学校，我父便邀请蒙季甫先生到家来教我和弟弟。季甫先生是我堂叔，因家境不好，没有进学校念书，曾跟我父学经学数年，曾发表过关于《商君书》的文章，被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收为附录，还写过关于《月令》的文章，也被我父的《儒学五论》收为附录。后曾在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任教授。1939年初，季甫叔来家教我们，我主要读了一部《左传句解》和几十篇唐宋文。这是第二次辍学，前后耽误两年。第三次是1944年夏跟着李源澄先生到南充和灌县读西山书院和灵岩书院。源澄先生字浚清，是我父早年在成都国学院的学生，后来到廖季平先生井研县家中从廖先生学过（廖时已偏瘫居家），后又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学。他讲经能发扬廖先生的今文学说，当时章太炎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曾邀他到讲习会讲过《春秋》，后唐蔚之又邀他到无锡国专教经学。抗日战争起，返川，先后任教于大理文化书院、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勉仁文学院，解放后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并任副教务长。他除发表不少文章外，1947年还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秦汉史》，钱穆先生在《序言》中说：“今年春，李君浚清自灌县山中来，出示其新著《秦汉史》一编，读之有幸与鄙见相合者，有鄙见所未及者。私自忖之，浚清其殆今之善读史者耶，其书则亦章氏圆而神之类也。”钱氏言史宗章实斋，实斋论史以“圆而神”为最高境界，而钱氏以此称源澄先生，可以想见先生造诣之深。先生秉性刚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打击太大，翌年患肝硬化逝世，时年不过五十。由于我父欣赏他，所以把我托付给他。这一年中，李师为我讲《经学通论》、《礼记》、《荀子》，傅平骧师为我讲《说文解字》、《诗经》，虽然讲得不多，但讲时是评论式的，启发性颇大。其余篇章则主要靠自学。以此得通读孙希旦《礼记集解》、王先谦《荀子集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陈奂《毛诗传疏》。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不仅增长了经学、诸子、小学各方面的知识，而且研究国学的生活道路也就从此定下来了。

但是，我为了要拿到一张日后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的大学文凭，没有接受继续读书院的劝告，1945年秋天便又在四川大学附属中学复学了。在这之后，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国学著作的时间便多起来了。但由于没有完整的时间，我也没能进行系统的研读。1947年夏，在川大附中毕业，因为成绩名列前茅，免试升入四川大学。本来我是想读哲学系，但川大那时没有哲学系，当时又值解放战争方烈，不愿离家远走，经与父亲商量，我父认为中文系主要是“小学”和“辞章”，没有什么意思；历史系尽是讲的考据，一看就能懂，也没有什么好学的。他要我读经济系，认为学经济以后，再回过头来研究历史，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就会比一般只会搞考据的高出一筹。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经了解，经济系的课程除经济学原理、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外，还有些会计、统计、商贸之类，我就迟疑了。倒是政治系对各种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思想史、哲学等还学得多些，显然更有意义些；就这样，我就读上了政治系。这段时间，我住在家里，随时可以听我父的谈论，我有时也帮他抄抄写写。1948年，我父写《法家流变考》，就命我起草了部分段落。后来他把文章寄给钱穆先生，并告钱有我代拟部分，钱复信说：“笔墨蹊径不可复辨，可喜可喜。”1951年，我大学毕业，工作是统一分配，因读了政治系，就不能不去搞行政工作，开始是在川东行署民政厅，后行署结束，便转到工业部门，一搞就是五年多，虽不能说是生命的浪费，但确实是思想上很不愉快的时期。

1957年，我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在秦汉史研究室。此后几年，我比较系统地读了前四史以及先秦秦汉史的其他文献。但在当时，一头栽进史料的读法是不合时宜的，还有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问题，因此我也结合着读了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确，这一下我在治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各方面都得到一定的进步和提高；这之后，可说是略略摸到一点研究历史的门径了。而在那时，我们注意的重点是阶级、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当时也和其他的青年同志合作过两篇讨论租佃关系和土地制度的文章，而对民族史的重要意义则还缺乏应有的认识。1960年我参加《中国史稿》后阶段的部分编改工作，才对“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等问题有所领会。当时大家对书稿在体现“共同缔造”的表述上是不满意的，我这时才对民族史的重要性有了实感。1961年底，我调回四川大学，在历史系做我父的科研助手。他搞什么我就跟着搞什么，虽然也曾整理过两篇民族史的稿子，但民族史远远不是我工作的重点。

民族史成为我工作的重点大概是从1976年春开始。当时，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准备写一本《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开门搞科研来到四川，要和有关方面进行合作。我因头年到过凉山，给省博物馆在凉山办的州文物考古学习班讲过两天“古代的凉山”，反映还不坏，于是便被派前往参加。我在组内承担的是历史方面的工作，凉山彝族的历史问题是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国内外对凉山彝族的研究虽可追溯到19世纪末，但所研究的只是近世凉山彝族的现状，而对其历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还找不到一本公开发表的作品。我们不得不从原始资料积累开始。我分工搜集元以前的资料，查书数十种，去其重复，仅得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三百余条，见者以为前所未有，于是编成《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但其中属于彝族者则很少，不过数十条而已，要想根据这些资料写出凉山彝族古代的历史，根本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放大范围，扩大到彝族社会调查资料、老彝文翻译资料、彝汉词汇、彝汉字典中去寻找；在地域上也扩大到云南、贵州彝区。这下可大大开了眼界，虽然资料不成系统，但却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发，我尽可能地利用这些资料开展了对彝族起源和凉山彝族历史的研究。

关于彝族的起源问题，说有多家，当时以自赐支河首南下的牦牛种越西羌一说最为流行。但古彝文文献却说彝族祖先一世祖古居旄牛徼外而不在赐支河首。且越嶲羌之南下在公元前4世纪，而彝文文献说彝族早在殷周之际就已南迁“邛之卤”（滇西北大雪山麓）了。而且凉山传说彝族是从东南的昭通迁入凉山，而不是从西北进入凉山。显然都与越嶲羌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应当尊重彝族自己的传说，起源于旄牛徼外。根据凉山彝族古彝文典籍和方位词的分析，彝族最早的住地应当是在近代彝区的北方（或西北方）的江河之水北南流而又常年积雪之地，这个地方只能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也正就是古代的旄牛徼外之地。在彝族先民南下之前，西南地区云贵川的古老居民是濮人，彝族先民南下，与濮人融合，从而形成彝族，公元前一世纪“六部”形成的时期，也就大致是彝族形成的时期。其形成的地区大致是在滇池至东川会泽一带。凉山彝族传说，彝族先民进入凉山前，凉山居住着一种濮人，彝族进入凉山还和濮人有过交往，后来濮人“绝”了。凉山的大石墓和石板墓传说就是濮人的遗物。这些墓葬的下限是东汉初期，因而推知彝族进入凉山大致是在纪元前夕。这个推论和彝族传说其进入凉山的初祖至今已七十多代的时间基本相合，和嘉靖《马湖府志》所载也大致相合。这样，就对彝族的起源、形成和进入凉山的时间等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写成《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一文，得到不少同行的认可。

对于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面貌的形成，我也着力进行过一番研究。民改前的凉山彝族聚居区存在着两种不同形态的地区：一是诺合（旧译黑彝）统治区，约占聚居区的90%，是个体家庭土地私有制地区，由占人口6.9%的诺合奴隶主占有70%的土地，直接占有占人口50%的曲诺隶属民（旧译白彝），直接或间接占有占人口33%的阿加奴隶（旧译安家娃子）和占人口10%的呷西奴隶（旧译锅桩娃子）。另一部分是约占聚居区10%的土司统治区。占人口0.1%的土司是辖区内全部土地及土地上的人和物的所有者，他通过土司衙门进行统治。臣民们都向土司“租”地耕种，不得买卖。土司区内有诺合、格节（官百姓）、曲诺、尔补（阿加）、呷西等等级，但诺合是受土司统治的，而且在历史上诺合还要给土司服劳役、纳贡赋。土司区内的格节虽和曲诺身份地位相类，但格节不为诺合占有，而为土司直接占有，而且还有“土司的白彝和黑彝一般大”的彝谚。因此，两类地区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一般认为诺合统治区是奴隶制，土司统治区是封建领主制。土司制是元朝开始建立的，是王朝“企图在彝族奴隶制度上面推行封建制度的重要措施”，是“用土司取代黑彝的统治地位”，“黑彝被置于土司统治之下”。因而“在凉山曾引起一段黑彝驱逐土司的过程”，“土司被逐，退往边缘地区依附汉族统治者，黑彝大部分摆脱土司统治”。这便是当时学界对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面貌形成的一般看法。但如这样理解，岂不是凉山彝区在元朝以前是诺合统治的奴隶制，到元朝变成土司统治的封建领主制，到明中叶以后又逐步回复到诺合统治的奴隶制？这岂不是社会在倒着发展吗？从土地制度上看，岂不是先有诺合个体家庭私有制，后来又全部被剥夺了私有权而变成土司所有？这在事实上有可能吗？又个别学者有这样一种理解：认为“土司制度是政治制度，它的设立并不表明这一地区一定具备封建领主制的生产关系……在土司统治下，保留着奴隶制生产关系，许多土司就是境内最大的奴隶主”。但是，既然两种形态都是奴隶制，又为什么会产生两种形态呢？而且，假如土司制度只是政治制度，那么对于土司拥有全部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及物的所有权又当怎样理解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回答的。我带着这些问题阅读了所有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后又到黔西北彝区做调查，并有针对性地到凉山作补充调查，才发现贵州、云南的情况都与凉山不同，云贵压根儿就没有诺合统治形态，虽然也有白彝，但白彝只属土司统治，而没有黑彝占有白彝这种阶级关系；又才逐渐发现凉山彝区在古代也是没有诺合统治形态的，而是明中叶以后“诺反兹”——诺合联合反叛兹莫（土司），抢夺了土司的土地和官百姓，才产生诺合统治形态。又进一步探索，又才发现兹莫和土司是两个内涵并不相同的名词。彝语的兹莫有时又单称兹，是权力、君主的意思，是彝族自古就有的部落首领，《西南彝志》就译为“君”，《大定府志》就译为“君长”。而土司则是元王朝才开始任命的少数民族官员，受任命就是土司，免职就不再是土司，尽管王朝一般是任命兹莫为土司，但同时也任命非兹莫为土司。 作为兹莫，不论王朝任命与否，他都享有兹莫自古就享有的权力和地位，即拥有对全部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与物的所有权。兹莫之下也可以有次等兹莫，其形态与兹莫具体而微。在彝区，奴隶制早已产生，兹莫和诺合都可以占有奴隶。兹莫是居于其他等级之上的最高等级。这种兹莫统治形态是云贵川古代彝区都相同的。只是凉山彝区在明中叶“诺反兹”后，大量诺合摆脱了兹莫的统治，这才产生了诺合统治形态。在诺合统治下，阶级结构变化了，土地私有制发展了，奴隶数量增加了，于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进入了它的发达时期。而处于边缘地区的近代兹莫统治区也逐渐在发生变化，兹莫势力日益衰弱，土地制度正从土司所有向个体私有过渡，也出现了诺合占有曲诺的现象。这就是凉山彝区民主改革前的社会面貌。我用这个看法起草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讨论稿）的历史部分，又另写了一篇《凉山彝族兹莫统治时期初探》，对兹莫统治时期的各项制度进行较详的考论。1979年11月在西昌召开的讨论书稿的彝族社会历史学术讨论会上，上述观点受到多数与会学者的肯定。《民族研究》报道说：“书稿中提出彝族历史上有过一个上千年的兹莫统治时期，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新论题。”“兹莫”作为诺合、曲诺、阿加、呷西之上的一个等级，也“为多数同志所接受”。于是，被颠倒了的凉山彝族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面貌的形成也得到科学的说明。

与此同时，我还认为兹莫统治时期的彝族社会，与西周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各级兹莫很像西周的天子、诸侯、卿大夫，虽层层臣属而又各有其直接统治区域和臣民，兹莫土地所有制就很像西周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兹莫统治下的诺合就很像西周的征服者周族为主体的国人，兹莫统治下的格节就很像西周时被征服者为主体的野人，兹莫统治时期的阿加、呷西就很像西周时期的人鬲、臣、妾，各级兹莫的衙门就很像西周天子、诸侯的朝堂，兹莫衙门的管事就很像西周天子、诸侯的臣僚和大夫的家臣，彝族的家支就很像西周时期的氏族、宗法。可以说，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极其相似。用兹莫统治时期的制度来说明西周是奴隶社会，比一般用诺合统治时期的制度来说明西周是奴隶社会更为贴切得多。1978年10月，我出席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被安排在大会上作了一次发言，引起不小的反响。我当时只写了一个提纲，后来很想写一篇论文来进行具体阐述，但一直没能着笔，至今犹以为憾。

与此同时，我还对古代西南民族中谁是原始主要居民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当时民族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西南地区（云贵川）的古代民族基本上都是从外边迁进来的，属于氐羌系的民族是来自西北的甘青地区，属于百越的民族是来自两广地区，而苗瑶民族则来自两湖地区。有的也还说古代西南有百濮。但对百濮的解释不一其辞：一会儿说是百越的一部分，是壮侗语族的先民；一会儿说百濮是孟—高棉语系的民族（南亚语系）；但不论是哪种解释，仍然都是从外边来的。如此说来，在广大辽阔的西南地区岂不是没有原始土著居民了吗？但西南地区是有不少新石器文化遗址的，难道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全部都他徙或绝灭了吗？显然，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全系外来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通过汉文献和古彝文献的考察，论证了巴蜀的主要居民是濮人，邛都、夜郎、滇等部落集团也都是濮人，到魏晋时整个西南各郡都还居住有濮人，濮人在魏晋以后称为僚人。彝族一直称僚人为濮人，彝族又传说濮人是西南的古老居民，似乎是自有日月就有濮人。我从而提出濮僚民族是古代西南的主要居民，是传说中西南地区最古老的居民。我先后写了《

僰为僚说

在民族学界，几乎都把西南地区藏缅语族各族全认为是古代氐羌之后，或称之为“氐羌系”。显然，这个“氐羌”应当与《后汉书》中的“氐羌”（西羌和白马氐）是有区别的。但既都名“氐羌”，就显得含混难分。而有学者甚至把彝、白等彝语支民族认为就是《西羌传》的西羌之后，这无疑是值得商榷的。我在探索彝族起源时已指出彝族起源于旄牛徼外，被称为“夷”而不是“羌”，与赐支河首的西羌没有关系。后来，我又探索了彝语支的纳西族、白族、傈僳族的起源，发现他们也是起源于旄牛徼外，与西羌没有关系。而西南地区的羌族、普米族、尔苏西番等（据孙宏开文，现存共有九种不同的羌语支独立语言）则不然，他们都传说起于甘青地区而不是旄牛徼外，显然都应是西羌之后。而且根据《华阳国志》、《后汉书》的记载，和汉王朝颁发给少数民族邑侯君长的印章，“羌”和“夷”都是明确分开的，“夷人”事记入《西南夷传》，“羌人”事记入《西羌传》，也从不相混。因此彝语支各族与羌语支各族的源流是各有区别的。于是我提出，“夷”与“羌”是两个不同的族系在汉代已很清楚了。这个看法也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我写了一篇《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北部及其北邻，唐宋六百年间，活动着以勿邓、两林、丰琶为首的少数民族部落，称为东蛮三部落，据《新唐书》载：据地两千里，所属小部落共三十二个，部分被称为乌蛮，部分被称为白蛮。对这些民族，自来释者纷纷。著名民族史家马长寿先生在《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一书中，认为东蛮三部落都是彝族，其中的乌蛮是黑彝，其中的白蛮是白彝。另一位著名民族史家方国瑜先生在《彝族史稿》中则说：“若认为东蛮三部落为彝族，则其历史发展过程不可理解，提出为西番族，有待进一步研究。”所言甚简，又未肯定，对乌、白蛮也没发表意见。后来，彝族研究专家胡庆钧先生在《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中说：“在彝族先民社会奴隶制的发展中，应当注意乌蛮与白蛮的相互关系。”认为勿邓统治者是乌蛮，其中“乌、白之间是隶属与被隶属的关系”。似乎认为此乌蛮是彝族先民，而白蛮则非彝族先民，究是何族，则未置一词。后来彝族研究专家何耀华同志在《川西南藏族史初探》承方先生之说明确提出：“东蛮诸部不应是彝族先民而是西番（藏族）的先民。”但同样未对乌、白蛮问题发表意见。我在起草《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书稿时用马先生的说法，作为凉山彝族先民处理。后来，见到资料渐多，感到彝族先民之说确有难通之处。经过仔细分析有关西番的社会调查资料和语言调查资料，又结合我的调查，用各种西番的自称、他称与汉文献所载东蛮各部名称相对勘，我确认方先生的说法是对的。但据西番的语言、自称和汉文献的记载分析，西番的种类较多（详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只称“西番”，显得笼统，且无以解释乌、白蛮问题。仔细看来，东蛮中的乌蛮是指么些西番、纳木依西番和虚米西番。么些自称纳西、纳日，“纳”是“黑”的意思，纳木依的“纳”也是“黑”的意思，都可译为“黑人”、“黑族”，所以，被称为乌蛮。这是东蛮的主要成分，故东蛮三部落在汉文献上又称为“么些蛮三部落”、“么些蛮东蛮三部落”、“东么些蛮”。而东蛮中的白蛮，则是操羌语支语言的尔苏西番和普米西番，“尔苏”和“普米”都是“白人”、“白族”的意思，故被称为白蛮。它与云南被称为白蛮的白族先民不是一码事。虽然他们现在居住的地区都较唐宋时西移，但这在民族迁徙的传说中是可以找到说明的。这个看法正好填补了么些历史的一个断层，我所写《唐宋时期“东蛮”族属的探讨》刚刚发表，便被《纳西族史》的编者所吸取。

1987年秋，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邀请赴港作短期访问，我在该所作了一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的学术讲演。爰《后汉书》叙南蛮为槃瓠、廪君、板楯三族，而《宋书》、《南史》仅言槃瓠、廪君，《魏书》、《周书》及《北史》则但称槃瓠，并皆不叙板楯。杜佑作《通典》，又以魏晋后蛮事尽入之“板楯蛮”条中。马端临作《文献通考》，虽照抄杜书而又诋杜书“所叙板楯蛮魏晋以后之事，《南史》谓之荆扬蛮，《北史》谓之蛮僚，而俱以其源出自槃瓠，不言板楯”。盖二人并认为之所以未能条分缕别者，是由于汉后六朝诸蛮“移徙交杂”，“无由究其源流宗派也”。但我根据诸书所载各支蛮族的姓氏、习俗以及其迁徙路线，见出三支蛮族的源流分布也还不是毫无踪迹可寻。且除其进入中原已与汉族融合者外，板楯之裔至南宋犹被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廪君、槃瓠之裔则至近世犹有可考。我的讲稿被留下，被认为“议论精当，且能以实地考察调查资料为佐证，足补旧史之阙，诚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以之刊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创校廿五周年纪念专号》。

此外，我还写过氐族、苗族、侗族、越族的文章，前后共写了二十多篇，每篇都多少有些新解，逐渐形成一个关于南方民族的新体系。本想写一本《南方古代民族纲要》之类的书以就教于方家，但尚未着笔，在1988年、1990年先后两次因心血管病住医院，此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先君文集又亟待我整理，《南方民族史纲要》之作只得作罢，而把已发表过的稿子结集为《南方民族史论集》交付四川民族出版社，算是对南方民族史的研究画上一个句号。

还要提到的是，1979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基本完成后，紧接着便对先君绝笔之作《越史丛考》进行了整理。这本饮誉海内外的作品虽不是我的研究成果，但我在整理中确实投入了不少劳动，同时也从中吸取了不少营养。此稿起于1964年“四清”之际，完成于1968年“十年浩劫”之初，环境恶劣、觅书不易，有不少材料全凭记忆，整理时以此书关系国际，不容稍有疏忽，于是对所用史料皆予查核。原稿20目，略嫌松散，乃予以调整重组，合为12目；并就闻见所及有可以补充发明先君之旨者进行了一些补苴。故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先君尝言：六十岁以后，用心更为深细曲折；又言读书贵能钻进去，要能在常见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先君此稿所用皆常见之书，但提出了很多别人未曾提出的问题，如辨百越非一族，如辨越亡不在前333年，如辨瓯、骆非一国，等等，若非用心深细，曷克臻此。整理之际，心常怦动，俨如耳提面命，惊叹不已，对我尔后研究南方民族史给予了很多启迪。

先君常说：民族史和地方史虽有联系，而又截然不同。地方史以地域为中心，是静止的；民族史以民族为中心，而民族则常是移动的，不局限于某一地域；绝不能用地方史来代替民族史。先君又常引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为喻，认为观史亦当如此，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这些教言，在我心中常是念念不敢忘。我在民族研究中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常是从这些教言中得到启示。如凉山地区，两汉有邛都，唐宋有东蛮，于是写凉山彝族历史时写上邛都与东蛮，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又如川湘鄂土家族地区，汉晋有巴人、宋明有冉家，于是巴人和冉家也就是当然的土家族先民了。通过深入的研讨论证，才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错误都在于以地方史代替民族史。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其活动见于汉文献者是很有限的，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尊重本民族自己的记载或传说，用来和汉文献相互印证，切忌用汉文献来替代本民族资料。我在民族史研究中之所以能提出一些为同行们所赞同的新解，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我国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很多，无论从族数或人数来说，都占到全国少数民族的三分之二以上，应当研究和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民族史的问题。我虽断断续续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了二十多年，但接触到的问题还是很有限，说得上研究的就更有限，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就更更有限了。回想起青年时的豪情壮志以及先君的殷切期望，不胜汗颜之至。1998年5月稿（原载张世林编：《学林春秋》第二编，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又载张世林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僰为僚说

——兼论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与昆明

四川宜宾地区，汉朝时代有个僰道县，据说是古代僰人居住的地区。《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有僰道，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古僰侯国也。”僰人早在秦以前就已和中原地区有着经济、文化联系，在古代文献中曾被多次提到。《水经注·江水》说：“（僰道）县本僰人居之，《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秦纪》所谓僰僮之富者也。’”但由于古文献记载太略，没有留下可以作为民族识别的记录，特别是在后来的正史中长期缺乏僰人的记载，因此僰人的族属问题就成为一个长期没有取得统一认识的问题。有人说是氐，有人说是羌，有人说是傣族，有人说是白族，有人说是彝族，有人说是仡佬，甚至还有人认为是被放逐了的华夏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由于僰道与凉山彝族地区密迩相连，因而僰人与古代凉山彝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探索凉山彝族古代奴隶社会中的民族关系时，僰人是必须涉及的一个问题，因而僰人的族属问题便成为应当解决的先决问题之一。自己不避浅陋，准备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向读者请教。

一、释僰诸说质疑

上述关于古代僰人族属的各种说法，虽也各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深入分析起来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准备在正面提出僰人族属的看法之前先对各种不同说法作一个简略评议。

首先看看僰人是不是被放逐的华夏人。

上面谈到，汉代僰人居住的宜宾地区叫“僰道”。按汉王朝的制度，“县有蛮夷曰道”（《汉书·公卿百官表》），僰道一名本身就说明了那里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同时，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僰，犍为蛮夷，从人，棘声。（第八篇）

很清楚，“僰”是当时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称，怎么能说僰人是华夏人呢？至于《礼记·王制》所说惩处罪犯时所采用的“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的办法，完全是另一码事，与我们所讨论的僰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然，如果说“西方曰棘”是僰人，那么“东方曰寄”又是什么民族呢？显然是持此说者所难于自圆其说的。

其次，看看僰为白族或傣族说。

这两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现在云南省内的白族或傣族，自元明以来都常被称为“僰”。但我们知道，白族或傣族的名称很多，“僰”只是众多的名称之一，是来源于“白”或“摆”的异写；而且在元明以前，无论是白族或傣族，从来都不曾被称为“僰”人。同时，白族是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民族，傣族是壮侗语族傣语支的民族，虽然两族同属汉藏语系，但其差别还是很大的。如果仅从族称上来考察，那么，僰人究竟应当是白族呢？还是应当是傣族呢？则又是持此说者所难于确定的了。

至于僰人是彝族的问题，其唯一的根据是《炎徼纪闻》中的这段话：

僰人在汉为犍为郡，唐为于矢部，盖南诏之东鄙也。……皆罗罗种也。（见《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第42页引）

经查影印明刻《纪录汇编》中的《炎徼纪闻》，在“僰人”一节中根本没有“皆罗罗种也”一句。而且，这段记载中的前几句话也都是用来指示僰人所居住的地理位置的，“汉为犍为郡”，是说僰人在汉代居住于犍为郡境内；“唐为于矢部”，是说僰人在唐代居住于矢部地区。怎么能据此而认为汉代僰人的族属是“于矢部”所属的彝族呢？如再看看文中所载僰人习俗，“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数珠，持番咒祈祷辄验，多有削发为僧”，则这个僰人显然不能是基本不信奉佛教的彝族。

现在，再来看看僰为氐羌的说法，这是现时较为流行的说法。

持此说者的第一个根据是：“僰”常与“氐”或“羌”连为“氐僰”或“羌僰”，作为一个词语，因此僰与氐或羌应属同一族系。但是，“僰”字也常有与“邛”或“蛮”连为“邛僰”、“蛮僰”等词汇（见《史记·大宛列传》、《史记·平准书》、《后汉书·种暠传》、《续汉书·郡国志》、《汉书·王莽传》等），岂不僰又当与邛或蛮同一族系了吗？

持此说者的第二个根据是：南朝时期的徐广曾说过，僰，“羌之别种也”。但验核原书，也觉颇有问题。原文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集解》：徐广曰：“羌之别种也。”

我们且从西汉时代的作品来检核一下僰为羌之别种的解释是否正确。《淮南子·齐俗训》说：

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象”和“狄”都是“译员”的别称（见《礼记·王制》）。“重象”、“狄”是“几层翻译”的意思。《淮南子》的作者在这里是用文化、习俗（教化）的差异来说明其对语言差异的影响，他所举出的例证应当是在文化、习俗、语言等各方面的差异都相当巨大的、为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典型。而他所列举的这几个差异很大的典型恰好是当时的几个少数民族。像这样的典型少数民族难道能够是同一族系吗？而其中又恰好举列了羌和僰，因此，徐广的僰为羌之别种的解释显然是不足为据的。

至于僰为仡佬之说，过去曾有人提出过。他说：“僰乃另一种族，注1与今日贵州之仡佬、云南之僰子同种，非摆夷也。”说古代的僰不是傣族（摆夷）是对的，但又说僰与白族（僰子）同种就不对了。同时，又对僰与仡佬同种的论点缺乏史料上的论证，因此这一说法不曾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们同意僰与仡佬同种的论点，并将在下节中提出我们的看法。

最后，顺便提一下僰为僬侥说。此说出于元朝周致中的《异域志》：

僰人，名僬侥，按许氏《说文》曰：僰字从人，其人在四夷中为最仁（原误为生字），居坤地，颇顺其性，故名以人字傍名之也。

周氏之作本为杂抄诸书，此条更是误读许书，殊为可笑。许书原文如下：

羌，西方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惟东夷从大，大，人也；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说文解字》第四篇）

许慎在《说文解字·虫部》说：“蛮，它（蛇）种，从虫，声。”“闽，东南越，它种，从虫，门声。”正是上揭“南方蛮、闽，从虫”的许氏自注，显然“闽”、“蛮”当各是一族。同理，《说文解字·人部》说：“僰，犍为蛮夷也；从人，棘声。”“侥，南方有焦侥，人长三尺，短之至也；从人，尧声。”也正是上揭“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的许氏自注。僰人、焦侥显然也当各是一族。周氏“僰人名僬侥”之说，无疑是误读许书。

二、僰为僚试证

下面，我们准备提出关于僰为僚说的初步看法。

我们在前面曾说过，《淮南子·齐俗训》把羌、氐、僰、翟四个民族认为是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在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都差别很大的典型例证，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几个民族有着比较清楚的共同认识。因此，当探索古代宜宾地区的僰人的族属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妨先从汉代其他地区的僰人的记录着手。《汉书·王莽传》载：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政权在遭到各族人民的反抗，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时候，曾经下诏书说：

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殄破。

这里的“胡虏”是指匈奴。王莽在夺取刘汉政权之后，大搞大汉族主义，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后又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匈奴发兵扰边，成为王莽政权的重大威胁。在诏书里与“胡虏”相提并论的“蛮僰”，无疑也是当时反抗王莽政权的一个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当王莽政权每况愈下，为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而颁布大赦令以笼络人心时，把“胡虏”与“僰虏”的首领与刘（刘秀之兄）同置于“大赦令”之外，《王莽传》载：（地皇三年）大赦天下，然犹曰：“胡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及北狄胡虏逆舆，洎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这里的“南僰虏”显然就是前揭“诏书”中的“蛮僰”。这里点出了南僰虏的首领的名字叫“若豆、孟迁”，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索僰人的住地和族属的线索。（天凤六年，19年）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汉书·王莽传》）

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蜀吏人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这个起兵反抗王莽的若豆，显然就是王莽认为十恶不赦的南僰首领。同时，这个南僰是居住在益州郡地区。《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所属有胜休县，“莽曰胜僰”。应当是王莽曾战胜居住在这里的僰人，故改名以资纪念。《读史方舆纪要》说汉胜休城在临安府南，清临安府治今通海县。《读史方舆纪要》又说，临安州为古句町国。这说明，古代僰人与句町国有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前揭《王莽传》载天凤六年遣郭兴“击蛮夷若豆”，而同传在两年后的地皇二年却又说是“郭兴击句町”。显然“击蛮夷若豆”和“击句町”就是一回事，一个是记人名，一个是记国名，若豆可能就是句町的首领。前揭王莽诏说若豆是南僰的首领，正说明句町国是由僰人建立的。

再从《汉书·王莽传》和《西南夷传》来看，王莽时在西南地区的战争，其主要对手就是句町。句町是汉代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一个较强大的集团，在汉设郡县之后，句町首领被封为句町侯，昭帝时升为句町王，拥有云南东南红河以东地区和广西的西北角地区，土地辽阔，力量强大。但在王莽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下，在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的同时，贬句町王为句町侯，导致了句町的不满。始建国四年（12年），牂牁太守周歆杀害句町王邯，邯弟承又起兵攻杀周歆，于是开启战端。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句町，颇斩首有胜（改胜休为胜僰可能就在这时）。莽征丹、熊，丹、熊愿益调度，必克乃还。复大赋敛”。（《汉书·王莽传》，下同。）六年，“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地皇二年，遣“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曹放等击贼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王莽政权直到地皇四年彻底垮台之时，也没能够完成其“绝焚”句町的“大业”。只有这样的句町才配得上和匈奴相提并论，也只有这样的句町首领才会被王莽当作“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因此，我们认为，《汉书·王莽传》中的南僰，具体说来就是句町。

现在，再看看《华阳国志》的记载。《华阳国志》根本没有记载王莽时关于句町的问题和南中地区的战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南征后，建兴三年（225年）“分建宁（即益州）、牂牁置兴古郡”。兴古郡领十一县，胜休、句町等县都在兴古郡。又载：“句町，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说明西汉时期的句町王国，至晋时仍然存在，而且这个王国是由濮人建立的。我们认为，建立句町国的濮人，就是《王莽传》所说的南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恃君》说“僰读为匍匐之匐”，匐属敷母，为轻唇字，古无轻唇音，当读为滂母，正当读濮。《路史·国名记》直读僰“音朴”，是完全正确的。僰、濮两族同住一地，僰、濮两字音读全同，其为同一族称之异译是无可置疑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兴古郡“多鸠僚濮”。“鸠僚濮”当然是濮人，如说“濮”是一个民族集团的名称，则“鸠僚濮”应当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名称。兴古郡的这个“鸠僚濮”，有时在文献中又直接被称为僚。如《三国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载：“牂牁、兴古僚种复反，（马）忠令（张）嶷领诸营往讨。”《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引《广志》说：“僚在牂牁，兴古……”大概在晋宋时人看来，僚、濮是一族之异称，有时称僚，有时称濮，有时甚至连称“僚濮”或“濮僚”，都是一样。《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载夜郎竹王兴于遁水及汉杀竹王的故事，完全是抄自《华阳国志·南中志》。《南中志》载竹王死后，“夷濮阻城，咸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为嗣……”《后汉书》却写作“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后汉书》在这里改“夷濮”为“夷僚”，正是晋宋时人以“濮”、“僚”同义可以互换的最显著的例证。大概在晋宋之后，濮称便逐渐淘汰而代以“僚”称了。但称“僚”为濮的古称，在贵州彝族中却长期保留下来。纂成于清代前期的老彝文经典《西南彝志》等就是统统用濮称呼仡佬的。

在唐代，兴古地区的濮人，仍以“僚”的名称被记录下来。张九龄《曲江集·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中，载有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悮等。方国瑜先生认为这几部所居当在接近安南之地（见《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三册）。《新唐书·地理志》载由安南入云南之途程说：“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百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宋贵州，又四百里至甘棠州，皆‘生僚’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步涌。”尤中同志认为自峰州至甘棠州一段就是今河口至蒙自一段，所谓“生僚”，也就是张九龄所说的“僚子”（同上）。元代这个地区的“僚人”，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称为“秃落蛮”，也就是明清文献中所载滇东南一代的“土僚”。《皇清职贡图》说：“‘土僚’，一名土老，亦名山子。相传为‘鸠僚种’。……散居临安、澂江、广西、广南、开化、昭通等府，与齐民杂居。”（《续云南通志稿·种人志》引）这些地区的“土僚”，就是现在滇东南地区的仡佬族的先民。但他们既“与齐民杂处”，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地方志中也多有“渐慕华风”，“语言服食近汉”等记载（同上书引），因而到了近代，还能保留仡佬族语言习俗的人数已不多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滇东南地区汉代的僰，就是魏晋时代的濮，也就是后来的“僚”（仡佬）。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地区的僰人。《通典·州郡》和《新唐书·地理志》都载唐武德二年（619年）“开南蛮，置僰州”，四年改为南州。唐南州为今南川县（或云綦江县）。《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引唐《十道记》说：“自江津路南循僰溪，水路二百二十里至南平州。”江津即今县，僰溪即今綦江，自贵州桐梓经綦江至江津入江；南平为今綦江之赶水。南川县东部有河名水江石，流入涪陵县大溪汇于乌江。据《涪陵县续志》载，宋代大溪河上有“僰人桥”；大溪又名白水，显当为僰水之讹。南川、綦江、江津几地毗邻相接，而又都有以僰命名的地名，显然当因其地有僰人居住之故。但是，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二引唐《九州要记》载：（南州），僰溪生僚招慰以置之。

僰溪住的“僚人”，而且也正是在招抚了这些“僚人”的基础上建立的南州，然而在建州之初的命名却是僰州，这就说明在当时看来，僰就是“僚”，“僚”就是僰。

这一地区所居住的僚人，唐宋时代称之为“南平僚”或“南平蛮”。《新唐书·南蛮传》载：南平僚“人楼居，梯而上，名干栏。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于后。……男子左衽、露发、徒跣”。《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熙宁八年（1075年）熊本疏称：南平地区“夷人居栏栅，妇人衣通裙，所获首级多凿齿者”。说明当时所保留的“僚族”习俗还相当浓厚。但自北宋王朝在此建立南平军后，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了。到南宋后期，真德秀就已赞称：“南平，故汉巴渝地，至唐犹以‘僚’名，我朝元丰中，声教远浃，始即其地置军焉。百三、四十年间，浸以道德，薰以《诗》、《书》，斌斌然与东西州等矣。”（《鹤山先生大全文集·送南平江守序》）所以，在明清时代，这一地区已不再见“僚人”踪迹了。

应当指出，僰州之立虽在唐代，而僰溪之名则远在唐前。《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载：

江津县，本汉江州县，属巴郡。齐永明五年（487年），江州县自郡城移理僰溪口，即今理也。

则僰溪之名远在南齐时代就已存在了。而僰人居此则又远在齐前。同时，“南平僚”居住此地的时期也当远在唐代之前。《新唐书·南蛮传》载：

有甯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

既在陈末以前已“世为渠帅”，则南平僚之居此当更远在陈前，大致与僰溪之名兴起的时代相当。这说明南川、綦江的僰人就是“南平僚”。

因此，我们认为南川、綦江一带的僰也还是“僚”。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古代宜宾地区的僰人。《华阳国志·蜀志》载：

僰道县：……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记》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

高后筑城，反映了汉王朝正在大量移民。汉人大量移入，僰人便渐渐他徙了。但作于东晋前后的《郡国志》说：

西夷有荔枝园。僰童，施夷中最贤者，古所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树收百五十斛。（《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

乞子石，在马湖南岸，东石腹中出一小石，西石腹中怀一小石，故僰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乞子石。（同上书卷五二引）

这说明在晋代宜宾地区还有大量僰人存在，他们还经营着富有的荔枝种植场。但当《郡国志》还把他们称之为僰人的时候，张华在《博物志》卷二中已把他们称之为“僚子”了。

荆州极西南界至蜀（郡），诸（山夷）民（名）曰僚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生时必须）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收养之，沉便弃之（也），然千百多浮。既长，皆拔去（其）上齿（后狗）牙各一，以为身饰。（据《御览》卷三六一引补）“荆州极西南界至蜀郡”，应是从武陵、牂牁以至犍为都包括在内。宜宾地区的僰人显然是在“山夷”之中的。因此，《元和郡县志》便明确地认为僰人在戎僚之中了。

戎州……古僰侯国也。……戎僚之中最有人道，故其字从人。李雄窃据，此地空废。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年），使先铁讨定夷僚，乃立戎州，即以铁为刺史，后遂不改。（卷三一）

唐宋时代的作品，如《新唐书》、《宋史》、《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宋会要辑稿》、《攻愧集》、《九华集》等，大多都使用僚、葛僚、夷僚等族称来称呼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但“僰”这一族称还是长期被使用着。

自大中祥符以来，每有边事则屯集名夷义军为用，屡获功赏。今安宁县所管七姓、一十九姓僰戎，皆义军也。国朝著令，义军之长，咸命以官，得世袭，岁给盐绢及冬夏犒设。（《舆地纪胜》“长宁军”）（1183年）臣僚言：叙州既外擅蛮夷，而城之内外，僰（原误作棘）夷、葛僚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宋会要辑稿·蕃夷》五）

宋代的长宁军管辖今长宁、高、珙、兴文一带，叙州管辖今宜宾一带。可见宋代宜宾地区的僰人仍是大量的，而且还组织到“民间”军队之中抗御其他少数民族的叛扰。

明代的著作，同样也记录着宜宾地区僰人的情况：

叙泸诸夷：泸戎依山险，善寇掠，即僰、羿、苗、倮等种是也。（嘉靖《四川总志·经略》）

明隆庆五年（1571年），张化美《复修庙学碑记》：“庆符，叙之南邑，距郡百里许，文教首被，儒学初设县东，僰火焚之。”（《庆符县志·艺文志》）

明李长春《建武城碑记》：“建武，故山都地，僰人屯聚寇钞，葆此巢穴云。”（《兴文县志》卷六）

明李长春《平蛮碑记》：“明兴，洪武廿七年（1394年），犍为郡臣以戎僰上变，高皇帝诏设守御所，填以卫兵而令犍为自保卫。……（万历）元年五月庚辰，一战凌霄城破之。六月丙寅，再战都都寨复破之。僰人失此二险，交臂大折，毋褫魄矣。……大军蹑衔而登（九丝城），奋挺叫嚣，声殷殷撼天地，僰人方枕藉自坚，不虞兵之飞度……”（《兴文县志》）

正德九年（1514年），葛魁夷人普法恶……潜刻符印、造旗剑，集僰、羿、苗、倮等夷烧香，各绘印符一张使佩之，谓兵不能伤。（《明史·四川土司传》）

僰人不仅以一个单一民族存在于宜宾地区，而且其中的统治阶级还曾骚扰不已。明代的僰人就是《明史》中的“都掌蛮”。《建武城碑记》已明确提出山都（即山都掌）之地的居民是僰人。曾省吾《议处都蛮疏略》也说都蛮即古戎僰（见《叙州府志·纪事》）。都掌部落经过明王朝多次征讨之后，特别是在万历元年大军进讨之后，增设官府，重兵镇守，此后就不再见有都掌的活动情况了。

但是，都掌的活动虽不再见于记录，而以“僰人”命名的地名却大量留存在兴文、珙县、高县等都掌居住过的地区，如僰人寨、僰人沟、僰人坡、僰人坪、僰人墓、僰棺崖等，散见于各县县志，不一而足。特别是僰人墓，曾引起中外学人的重视。

这个地区的“僰人墓”考古学界一般称之为川南悬棺葬。1974年，四川省博物馆曾在兴文等地进行调查，并取下数棺进行研究，发现其口腔皆为凿齿。这种悬棺葬式给我们提供了探索僰人族属的很好线索。“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崖之上，以先堕者为吉。……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元李京《云南志略》）

仡佬，一曰僚，其种有五。……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益（疑为“盖”字之误）……父母死，则子妇各拆其二齿投之棺中，云以赠永诀也。（明田汝成《行边纪闻》）“土僚”、仡佬的这种葬式，与僰人墓的葬式完全相同。同指一地，而又同具凿齿之俗，“土僚”、仡佬、僰人为同一民族的异写，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綦江、南川僰人地区也有悬棺葬遗迹。《舆地纪胜》卷一八三载，南平军东南百里有“柜崖，往岁多烟雾蒙罩，闻斧斤声，有飞屑随水下，疑洞中有神物也”。这个“柜崖”的“柜”，应当就是悬棺葬的棺。在南川的水江石，据四川地质勘探队报告说：

自水江石寻溪溯源而南，经铁山夹谷中，峭岩绝壁，有棺悬置其注2间，历历可数。

这显然也是悬棺葬的遗迹。前曾揭出南平僚有凿齿的习俗。这些特殊习俗都和宜宾古代僰人相同。这种习俗上的相同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正说明他们本来就是分居两地的同一民族——僰人。

文献中有关“滇僰”的记载，也完全印证了前面所作僰就是濮、也就是“僚”的论证。《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南御滇僰僰僮”，《汉书·地理志》作：巴蜀“南贾滇僰滇僰僮”。两处的滇僰都当连读作一个词。这个滇僰也就是《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的“滇濮”。它和“巫蜒”、“苏祈叟”、“越嶲羌”等词的词语结构一样，一方面表示它的居住地区是滇，一方面表示它的族属是濮。

但是，这个滇僰是不是也是“僚”呢？这也不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夜郎之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又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这说明靡莫和滇不仅是同属一个部落集团（或部落联盟），而且还是有亲属关系的部落。毫无疑义，靡莫与滇应是同一民族。滇是濮族，靡莫也应是濮族。《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说：靡莫“在姚州北”，唐代姚州在今姚安一带，是汉代的弄栋县。姚安之北是大姚，永仁，是汉代越嶲郡的青蛉县，靡莫所居应当就在这一带。《汉书·地理志》载：越嶲郡青蛉县有仆水，这个仆水《华阳国志·南中志》作濮水。濮水之名显然与濮族有密切关系。青蛉县的这个濮族无疑就是靡莫之属。但是这个靡莫，《太平寰宇记》卷一九七却明确地认为是“西南徼外僚”（此点承云南博物馆汪宁生同志提示）。这个解说虽然出得较晚，但也当是唐代人的说法，唐时所存古籍尚多，这个说法应当是有根据的。同时，与靡莫同处滇旁，也与滇同姓，经常与靡莫并称的劳浸部落之“劳”与“僚”当是同音异译，这也可作为一个侧面的佐证。

综前所述，我们确信，除元以后文献使用“僰”字来指称今云南、贵州地区的白族和傣族先民外，文献所载汉代云南僰人和汉、明时期四川南部的僰人就是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就是魏晋以后的僚人。应当指出，古代僰人和濮人、僚人一样，它是一个较大的族系，它的内部包括着不同的支系。至于有些什么支系，那就需要另作探索了。

三、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

前面，我们论证了西南地区秦汉时代的僰人就是魏晋时期所称的濮人，也就是魏晋及其以后的僚人。但是，随着也就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如：魏晋时期西南地区的濮人是不是都是僚人？西南地区古代濮人与江汉地区古代的濮人有何关系？古代岭南地区的僚人是不是也是濮人？等等。下面，准备就这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我们首先探讨一下魏晋时期西南地区的濮人是不是都是僚人。

魏晋时西南地区常常被称为南中七郡或南中八郡。所谓七郡是指建宁、牂牁、朱提、越嶲、永昌、兴古、云南等郡，后分建宁置晋宁，遂为八郡。根据诸书所载，魏晋时期的南中各郡，郡郡都有濮人。但这样广泛分布的濮人是不是都是僚人呢？这是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而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

在前面的讨论中，已对牂牁、兴古两郡的濮人就是僚人的问题作了论述，在讨论僰道的僰（濮）人是僚人时也一并讨论了朱提郡的僰人，这里不再重复。前面讨论过滇和靡莫的濮人就是僚人，滇池地区就是魏晋的晋宁郡，这里也都从略。下面准备对建宁、越嶲、云南、永昌四郡逐一进行讨论。

先谈建宁郡。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说：

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

但《华阳国志·南中志》却说，建宁郡“谈稿县，有濮僚”，“伶丘县，生僚”（生原误作主）。谈稿“为今陆良西南及路南之地”，伶丘县即建伶县，“其地在晋宁与安宁之间”（并见方国瑜先生《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一卷），两县都在建宁郡南部，杜预所说“建宁郡南有濮夷”，当即指此。这说明建宁郡的濮人正是僚人。

再看越嶲郡。《华阳国志·蜀志》说：（越嶲郡）会无县……故濮人邑，有濮人冢。

汉晋时代的越嶲郡基本上相当于今四川的凉山地区。在今凉山西昌一带广泛分布着考古上被称为“大石墓”、“石板墓”的墓葬，当地彝胞称之为“濮苏乌乌”墓；彝语“濮苏”就是“濮人”。这个濮苏乌乌墓无疑就是《华阳国志》所说越嶲郡的濮人冢。越嶲郡的这个濮人，《宋书·萧惠开传》称之为“蛮濮”，而《南齐书·州郡志》却称之为“僚”。我们知道，住“干栏”和“凿齿”是僚人习俗的重要特点，据说昭觉县四开区石板墓出土的唯一完整的人头骨带有凿齿的痕迹，而四开区发现的汉代板瓦上的花纹和昭觉城南公社一个石板墓的形制上都有干栏式建筑的反映。在唐代，四川凉山地区的不少民族部落是黎州所属的羁縻州，《旧唐书·地理志》统称之为“徼外生僚”。在宋代，当时也常用“蛮僚”、“夷僚”等词来称呼凉山、西昌地区的民族。《元史·地理志》载德昌路“治鲁城”，《邛嶲野录》引《府志》说盐源有“阁老坟”，“鲁”、阁老都是仡佬的异写。直到清嘉庆修的《清溪县志》也还说“曲曲乌，僚也”。曲曲乌在大渡河南今凉山州甘洛县境。这些情况说明凉山、西昌地区长期都有“僚人”居住。但在凉山彝族的传说中却只有濮人而没有僚人，这正是由于彝语称“僚”为濮的缘故。

下面看云南郡。《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永昌郡传》:

云南郡……亦多夷濮，分布山野。

魏晋云南郡，唐初为姚、褒、微、髳、宋、匡、靡等州之地，据《太平寰宇记》卷七九说，“并是蛮夷诸僚”。同时，在同卷“姚州风俗”下还记载着当地居民具有僚人所特有的“鼻饮”的习俗。这有力地说明云南郡的濮人就是僚人。

但有人提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南征之后“李恢迁（永昌）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则二郡在此之前不必有濮人。我们认为，李恢迁濮民以实二郡只能说明增加了二郡的濮民，而不能说前此二郡无濮民。前面谈过与滇同姓的靡莫部落就住在青蛉县，而青蛉县正是魏晋云南郡的辖县之一，汉代的滇、靡莫都是濮人（详前节），怎么能说在李恢迁濮民之前云南郡没有濮人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永昌郡的濮人。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华阳国志·南中志》载：

永昌郡，古哀牢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

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有闽濮、僄越、躶濮、身毒之民。

不难看出，东汉时所建立的永昌郡或前此的“哀牢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内的民族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即以濮人而论，也显然不止一种。对于这些民族的族属问题，自来颇多分歧，这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濮鸠僚”：我们认为这个“濮鸠僚”就是兴古郡的“鸠僚濮”，只把词尾的“濮”字作为词头。前面谈过，兴古郡的“鸠僚濮”，《皇清职贡图》就只称之为“鸠僚”，词尾有无濮字是关系不大的。这个“鸠僚”就是“土僚”（见前）。

穿胸儋耳种：我们认为就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哀牢夷”。“哀牢夷”是“哀牢国”的主体居民。“哀牢”是族称，而“穿胸儋耳”则是就其服饰特点而名。所以《后汉书》说：“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

应当看到，“哀牢”一词又常常只写作“牢”。如《南中志》有“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沙壶，依哀牢山下居。……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等文，《后汉书》、《水经·叶榆水注》叙哀牢事都是根据此文，但都把“哀牢山”写作“牢山”。又《续汉书·郡国志》说：“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国。”这个“牢王”显然也就是“哀牢王”。这都说明“哀牢”又可写作“牢”。“牢”、“僚”两字音同。哀牢之名见于东汉，“永昌夷僚”则见于三国（《三国志·霍峻传》），当正是牢、僚两字为汉、魏异写，实指一族。

哀牢即“僚”，还可以从诸书所载哀牢的语言、习俗上得到说明。我们姑置有争议的“九隆”、“陪坐”勿论，而《南中志》载哀牢“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也。”则是众所共认的哀牢使用“僚”言的确证。从服饰上看，《后汉书》载哀牢夷“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这个贯头衣就是南平僚“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的衣服，也就是明清以来诸书所载贵州仡佬所穿的“披袍”。至于《后汉书》载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的文身之俗，也见于僚族的一支，《太平御览》卷三七一引《南州异物志》说：“僚民亦谓文身国，刻其胸前作华文以为饰。”这些记载都说明哀牢夷就是僚人。

僄越、身毒之民：身毒就是古代印度，其名早见于西汉。张骞出使大夏时已见到由身毒转销的蜀布、邛杖。僄越当就是后来的僄国（或作骠），是古代缅甸。永昌郡地当蜀印交通要冲，西南与缅甸相接，有少数僄越、身毒的侨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至于闽濮、躶濮，由于文献不足，无法确定其族属；虽在族称上带有濮字，我们不敢臆断其是否是僚人。至于赤口、黑僰诸濮，以其本非永昌居民，可以存而不论。

上述分析说明，永昌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濮人，这些濮人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僚人，所以永昌地区的居民常常就笼统地称之为“永昌夷僚”了。

但是，有同志认为汉代哀牢夷（或永昌濮人）是唐代的扑子蛮、明清的蒲蛮、近世的布朗族的先民。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只要把汉代哀牢夷和近世布朗族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组织作些对比，便可看得清楚。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广泛分布在南中八郡的濮人基本上都是僚人，除了永昌郡中个别无法确定其族属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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