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金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宏伟

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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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的金银试读：

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为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建设，特别是随着经济的腾飞，提出了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号召。当然，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多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风采。

中华文化就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的摇篮，也是推动整个世界始终发展的动力。早在500年前，中华文化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在200年前，中华文化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思想。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文化最具博大性和包容性，所以世界各国都已经掀起中国文化热。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但是，当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时，也要正视其在近代衰微的历史。相对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来说，这仅仅是短暂的低潮，是喷薄前的力量积聚。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5000多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的文化纵深感，蕴含丰富的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已经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这不但对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对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也是重要贡献。

特别是我国经过伟大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崛起与复兴。但文化是立国之根，大国崛起最终体现在文化的繁荣发达上。特别是当今我国的大国和平崛起之路，必然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随着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增强，能够有力提升我们融入世界的步伐，推动我们为人类进步做出最大贡献。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搜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作品。主要包括传统建筑艺术、千秋圣殿奇观、历来古景风采、古老历史遗产、昔日瑰宝工艺、绝美自然风景、丰富民俗文化、美好生活品质、国粹书画魅力、浩翰经典宝库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全景展现，纵横捭阖，故事讲述，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格调温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在未来世界的舞台上，在中华复兴的绚丽梦乡，展现出具有龙飞凤舞的独特魅力。

金银之源——夏商两周金银器

夏代火烧沟发轫的金银器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史记·夏本纪》注引《集解》等书说，夏朝“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471年。夏朝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河南西部颍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及山西晋南地区。

与夏朝文化遗址同时存在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址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地区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吴、越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与夏朝并存的还有全国各地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这些分布在我国的早期国家和氏族、部落集团共同发展了经济，共同创造夏代的历史。■ 对鸟纹金饰片

在甘肃省玉门市清泉乡火烧沟文化遗址，有一个称为“火烧沟原始村”的地方，其中“建草蓬泥屋八座”展现了河西先民的生活图景。■ 原始金饰指环禹 即夏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字高密，号禹，后世尊称大禹，夏后氏首领，传说为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因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史记》 我国西汉司马迁撰写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最初没有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它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因遗址处于一条红土山沟旁，山沟土色红似火烧故名火烧沟遗址。该遗址中有大量新石器文化遗存，距今3700年左右，属夏朝末期，被称为火烧沟文化。

火烧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原始的金器，主要是金耳环、合金鼻环等饰物。虽然铸造粗糙，但开了我国金银器实物之先河。

通过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夏代青铜器和冶炼作坊说明，这里是我国夏商时代重要的冶炼中心。

我国最古老而又比较确实的地理书籍《禹贡》和《职方氏》中，有关夏朝“九州”的记载，均包括了河西走廊，从中可以看到，河西走廊全境都包括在九州之中，是夏朝疆域的西陲。

因此，河西走廊并不是华夏文明之外的蛮荒之地。很多文献展现出的是河西走廊文化的先进性，例如《新语·术事篇》上说：“大禹出于西羌”；司马迁《史记·六国表》中说：“禹兴于西羌”; 《荀子·大略》也说：“禹学于西王母国”等。

这些古代文献和火烧沟的考古资料，共同印证了河西走廊在我国夏代时期不但与华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有着最先进的文化。■ 古代贵族金饰品

火烧沟文化是羌文化，《说文解字》说：“羌，西方牧羊人也。”位于夏朝西陲的火烧沟墓葬中发现的四羊头铜权杖柄、羊头柄彩陶方杯，尤其是成规格的随葬羊骨，都体现了典型的羊文化特点。

而在火烧沟文化东面的齐家文化各遗址，甚至临近火烧沟的东灰山遗址，均不见这样典型的羊文化特点。从这些遗址中的兽骨，均以猪为主，羊骨极少，因此火烧沟所在的河西走廊西部应是早期的羌文化所在地，火烧沟人应是早期羌人的一支。

尤其重要的是，火烧沟人的黄金制造水平也是高超的。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齐头合缝的金耳环数量较多，纯度很高，微泛红色。

火烧沟人除了懂得如何冶炼青铜，而且能冶炼其他合金，这说明火烧沟的金属制造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阅读链接火烧沟遗址还发现了一个金属鼻环，这个鼻环是银白色的，密度较大，外表光亮。它不会是纯银，因为银经过几千年早就氧化而发黑了，它也不会是纯金，因为金是黄色的。但有一点应是肯定的，即它是由合金制成，估计金、银是其主要成分。

展现金属之美的商代金器

商朝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器工艺的发展，并使金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

商代金器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用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或者说，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 环形金箔

商代最主要的遗址是殷墟，这里发现的金箔十分轻薄，从厚度看，当时的锤揲工艺已相当高超，也说明商代工匠对金子的延展性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不然不可能加工到如此微薄的厚度。■ 商代金臂钏

北京市平谷刘家河商墓发现的几件金器，金耳坠，通高3.4厘米，坠部直径2.2厘米，重6.8克，耳坠部呈扇形，往上由粗及细弯成半圆形，尾端收束成尖锥形；金臂钏周长约39厘米，截面直径0.3厘米，钏直径12.5厘米，其中一件重93.7克，另一件重79.8克；金簪长27.7厘米，头宽2.9厘米，尾宽0.9厘米，重108.7克，器身截断面呈钝三角形，在其尾端有一长约0.4厘米的榫状结构，可能原镶嵌有其他装饰品。

臂钏即臂环，古代称臂环为钏。《正字通·金部》上说“古男女同用，今惟女饰有之”, 《南史·王玄象传》中也讲“女臂有玉钏”；由此可以看出，臂钏在早期是男女都佩戴的饰物，以后才成为女性特有的一种装饰品。

臂钏种类很多。刘家河商墓金臂钏用直径0.3厘米的金条相对弯成环形，环两端锤扁呈扇形，整体光素无纹饰，造型简洁明快。

刘家河商墓的这些金器不仅器形完整，而且发饰、耳饰、臂饰齐备，构成一个品类繁多的系列，十分罕见。■ 原始金耳坠

经测定，这些金器的含金量在85%以上，另有少量的银和微量铜。

从工艺上看，金簪系用范铸法成型，金耳坠和金臂钏则是锤揲而成。造型都比较简朴，并无纹饰和其他装饰。这也是发现最早的成套金首饰。■ 原始金币

刘家河商墓中的扁喇叭形金耳环、金簪等饰物，地方色彩十分鲜明，极有可能是商朝周边少数民族制造的饰品。

这些器物与北京、河北、辽宁等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的金或铜质饰件形制相同，说明商代贵金属工艺的发生和发展与夏家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另外，在河南省安阳殷墟武官大墓中发现有环状金片，其中殷墟侯家庄一座葬坑中发现6枚包金铜泡，是用圆形金片的周边折入铜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方法十分巧妙，此为金箔饰铜器数例。簪 由笄发展而来，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可用金属、骨头、玉石等器物制成，多加以珠宝装饰。后来专指妇女绾髻的首饰。擿，簪股，将头部做成可搔头的簪子，所以俗称为搔头。殷墟 我国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横跨洹河两岸。商代从盘庚到帝辛，在此建都达273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木器贴金的器物较多，河南省安阳大司空村一座殷墓车马坑舆上中间有3片重叠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为12厘米，有可能是伞盖上的装饰。

安阳小屯一座殷墓车马坑舆内西部出土金箔片，金箔呈南北纵列，当是鞭杆之饰。杆饰自顶端玉饰下分8节，每节用金片相对地饰于杆上，杆径约2厘米，杆末端10厘米间为手柄，没有金饰。金片长5.5厘米至6.5厘米、宽1至1.1厘米，总重3.9克。

此外，殷墟侯家庄一座墓中发现的桥形金片，片上有钉孔，可能是钉于木器上的箔饰。■ 妇好墓中的金眼玉虎妇好 商王武丁的诸妇（妃嫔）之一，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因此武丁十分喜欢她，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追谥曰“辛”，商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

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的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

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墓中的漆盒上贴有金箔，厚不到1毫米，箔片残存半圆形，正面阴刻云雷纹，背面遗有朱漆痕迹。

藁城台西遗址商代墓葬中还发现有金臂钏、金耳环、金簪等金器。

将商王朝统治区与周边地区发现的金器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应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在形制和纹饰上，各自的地域文化特点十分鲜明。

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

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这反映出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技术，制作了精美绝伦的金杖、黄金面罩、金虎、金叶、金鱼、金璋等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 三星堆金箔虎形饰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这些黄金饰品，不仅展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制作技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金箔加工工艺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黄金制品水平，为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贵资料和重新认识我国早期黄金冶炼水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

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

二是形体大，一、二号坑均有金面罩。二号坑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箔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金箔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中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商代金锭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制品，还有金箔或金片制成的金虎、金叶、金鱼、金璋、金带等，此外还有金料块。在这些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上，采用了锤锻平展、剪裁修整、平面雕刻等手法。■ 三星堆金杖

在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制品中，其中一号祭祀坑的一柄金杖，堪称金器中的绝世珍品。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锤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炭化，只剩完整的金箔。

在三星堆出土众多的金器中，金面铜头像由铜头像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金面人像高41厘米，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扎束。

金面罩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双眼双眉镂空，用土漆调和石灰作黏合剂，将面罩粘贴于头像上。头像尊严高贵、气度非凡，这金光熠熠、耀人眼目，俨然王者风范的“金面使者”乃当时社会高层人士，掌握生杀大权，具有首领的统治意味。

从三星堆青铜头人像上包金面罩的情况来看，早在商代，蜀人就以黄金为尊，所以他们才在铜头像上再包贴金面罩，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得到神灵的欢娱，以使铜头像代表的神灵更灵验一些。

金沙遗址还发现中心孔圆形金饰，穿孔在圆心，器表略弧。器内壁有细微磨痕。直径1.1厘米。还有边缘孔圆形金饰，穿孔则在器物边缘，器身平整。

而这一件环形金饰，素面，残长15.9厘米，宽1.04厘米，环面宽窄不等，器身多有铜锈，环内外边缘有内卷痕迹。

金沙遗址竟然还有一件金盒，椭圆形，无盖，平底略外弧，高3.13厘米，宽2.97厘米，长9.43厘米。近沿外有多处擦痕，器表曾作抛光处理，器壁不平整，有破损。■ 三星堆金面罩人头像

金沙遗址中的蛙形和鱼形金饰也很有特色，其中蛙形金饰，长6.96厘米。器呈片状，头部呈尖桃形，并列一对圆眼。“亞”字形身，背部中间有一脊线，前后四肢相对向内弯曲，尾端尖。脊两侧饰对称弦纹，由背脊处延至四肢，弦纹内饰一排连珠纹。

而鱼形金饰，长4.9厘米，柳叶形，头部有一圆形小穿孔，身上錾刻有鱼刺纹和点纹。阅读链接在四川古史传说中，曾留下了许多与黄帝、颛顼、大禹有关的记载，说明古蜀族与华夏祖先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殷墟甲骨卜辞中至少有70条记载了蜀与商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器物证明，四川盆地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受到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甘青地区等文化的强烈影响。三星堆灿烂的金器展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风貌，而这些金器所体现出的价值也不断地为了解古蜀国，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资料。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够掌握黄金的淘洗加工技术，而且又从挖掘的这些考古遗物上看，说明冶炼锤锻辗制加工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特别是金杖、金箔面罩、金箔叶之类的工艺精湛内涵丰富的黄金制品，可以说明古蜀王国在制作工艺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黄金制品的用途和内涵方面更显示出了鲜明的特色和无穷的魅力。

好德尚礼的西周时期金器

我国自古就崇尚人的品德，西周人尤其好德，有一则与金子有关的故事可以说明：

当时，鲁国人秋胡娶了妻子才5天工夫，就到陈国做官去了。这一去过了5个年头才回来，在路上秋胡看见一个采桑的妇人，十分欢喜，就下车拿了金子去引诱，可是那采桑的妇人毫不理会。■ 西周时代鎏金青铜器

秋胡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就捧了金子出来献给他的母亲，随后又唤妻子出来，谁知就是他刚在路上调戏的采桑妇人。秋胡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只听他妻子说：“你因为欢喜女子而给她金子，这是忘记自己的母亲了，忘记了母亲，就是不孝；贪恋女色，动了淫心，这是污秽自己的品行了，也就是不义。你孝义两件都丢失了，我实在羞于见你。”说完就奔出门投河死了。■ 凤纹鎏金铜壁

在我国古人的眼中，认为只有好的德行才是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也是一个人真正能谨守一生不会丢失的最大财富。所以，在十分强调礼制的周代，秋胡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孔子后来一心要恢复的就是周礼。

当然，我国文化既有这种严厉苛责自己的一面，也有极其宽容大度的另一面，那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也只有在这两方面的牵制与中庸里，文化才显示出不会在物欲里迷失的可能。

由于西周时人们并不崇尚奢华，所以当时的金制品也非常少见，西周的金饰主要是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发现的金带饰，其中圆形饰7件，长方形饰1件，兽面纹饰3件，类似虎头形，另有1件为镂空兽面纹三角形饰，大小共计12件，总重433克。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姓孔名丘，字仲尼。生于东周时期鲁国陬邑，即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我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三角龙形金带饰高1.65厘米，重93.7克。三棱锥体状，外折边且有8个方形小穿孔。器表作两组单首双身龙形，顶端为浮雕式，龙头上有螺旋形双角，口旁一对獠牙，卷鼻，吐舌，纹样间隙镂空。■ 三角龙形金腰带平脱 将金、银纹饰用胶漆平粘于素胎上，空白处填漆，再加以细磨，使粘上的花纹与漆面平齐，叫“平脱”。所谓的金平脱技术，一般是将金片用漆粘在器物上之后，再在器物表面加涂漆液，有时要加涂几次，使漆形成一定的厚度，比饰件厚度稍厚。待漆干后，再将金饰片上的漆磨掉，露出饰件纹样，并使之与漆面平滑一致。

兽首形金带扣，高2厘米，重39.1克。兽首，牛鼻，双角尖有短梯形豁口，下有獠牙。

虢国墓地出土的金带饰的制作工艺均为钣金浇铸成型，而且运用了镂空工艺。这些金饰件都位于棺内尸体腰部，估计应是腰带上的装饰件。

山西省曲沃西周晋侯墓也发现两组分别为15件和6件的金腰带饰，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已开始流行成套的金饰品。

此外，在北京市琉璃河的西周燕国墓里发现了一件木胎漆，器身上镶有3道金箔，下面两道金箔上还嵌有绿松石，这是发现最早的一件金平脱古器。

金平脱工艺的出现，说明金器工艺从商代发展到西周，已经有了小小的进步，而且这个工艺也可以看作是金工艺寻求独立发展的萌芽。

尽管西周时期的金制品非常少见，但从已发现的实物看，明显存在着地区差别。北方长城内外地区多纯金制成的首饰类器物，如金耳环、金臂钏等，而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却多用薄金工艺把黄金加工成箔片，然后贴、包于铜器和漆木器之上，起装饰作用。

如甘肃省礼县大堡子西周晚期秦人墓发现的金饰片中，有金虎2件，鸱枭形金饰片8件，口唇纹鳞形金饰片26件、云纹圭形金饰片4件、兽面纹盾形金饰片2件、目云纹、窃曲纹金饰片2件，推定为棺木装饰。窃曲纹 周代一种重要装饰纹样。又称穷则曲，是一种适应装饰部位要求而变形的动物纹样，是动物的简化和抽象化。周代打破了商代以来，以直线为主的装饰特点，也打破了对称格式。一般由两端回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形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但又未完全摆脱直线的雏形，因而形成直中有圆、圆中有方的特点。

其金虎长4.1厘米、高16厘米、宽3至4厘米。鸱枭形金饰片高52厘米、宽32厘米，以金箔剪裁而成，通身饰变形窃曲纹为翎毛，窃曲纹的余白中为形状各异的镂孔，使得鸱枭形象异常富丽。

这两件金饰纹路清晰，凸凹起伏，犹如青铜器铸造出的纹样。它在锤揲中似采取了加底衬式冲模等高超的手段。从先秦各金箔饰物的具体状况看，被金箔装饰的器物有铜器、玉石器、漆器、木器及衣帽等。

河南浚县辛村的西周墓发现的包金铜兽头一大一小，形制相同，大者长2.8厘米、宽2.8厘米，小者长2.4厘米、宽2.6厘米，铜兽头刻镂精细，外包金箔薄匀，花纹毕露。

墓中还有矛柄饰金箔24片，有条形、圆形、人字形、三角形等形状，分贴于矛柄的各部位。■ 鎏金青铜桶

金箔贴于玉石器的器物，如陕西省扶风强家的西周墓发现的绿松石柄形器一件，顶端排列整齐绿松石片，并束有一圈金箔片。河南省洛阳北窑西周墓发现的玉柄形器的鞘饰上，也镶嵌有金箔片。

陕西淳化史家塬的西周墓人骨朽痕处有金片31件，应是衣物金饰，可分为方形和三角形两种，方形最大者长4.5厘米、宽3.5厘米，三角形最大者边长为2.5厘米。

掐丝是金器制作的基本技法之一，其做法是将锤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可以单股，也可以多股。另外还有拔丝，是通过拔丝板的锥形细孔，将金料挤压而入，从下面的小孔将丝抽出，较粗的丝也可直接锤打而成。

陕西、山西北部交界一带发现的西周时金耳环，通常称“珥”，共26件，形制相似，均是月牙形金片，一端呈螺旋形，另一端为伸出的金丝，或穿有绿松石。

还有一种是圆圈形，发现于辽宁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它是用金丝绕成两圈。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西周末期墓葬发现的金锁链则由多股金丝编成，金丝细如毫发。阅读链接西周时，在金器工艺中还发明了錾刻，《荀子·劝学篇》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是用刀刻，镂是雕刻。可知先秦时代多用刻镂的方法加工金石器物。在考古学中多称这种方法为錾刻或雕镂，它是在器物成型之后的进一步加工技术，多施用于花纹。从后世金器制造来看，錾刻工艺十分复杂，工具有几百种之多，根据需要随时制作出不同形状的錾头或錾刀。一类錾头不锋利，錾刻较圆润的纹样，以免把较薄的金片刻裂，用肉眼就能观到錾刻的痕迹，由一段段的短线组成。另一类錾头锋利如凿子，錾出较细腻的纹样，在制作实施时又分两种，一种线条为挤压出来的，另一种线条为剔出来的。錾刻技术产生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有时为平面雕刻，有时花纹凹凸呈浮雕状，可在器物的表里同时使用。金器锤揲成型后，錾刻一直作为细部加工手段而使用，也运用在铸造器物的表面刻画上，贴金、包金器物的纹样部分也采用此法。

清新活泼的春秋战国金银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黄金白银的产量有了明显增长，黄金在上层人士中的使用比较普遍，它既是诸侯、贵族之间相互馈赠、贿赂的礼物，是财富的象征，又是战争争夺的对象和祭祀用的供物。

与黄金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带钩普遍被王公贵族作为饰物佩戴在身上，尤其金带钩材质高贵，造型奇特而别具匠心，也是当时身份的象征。■ 春秋纯金带钩管仲 （前719年～前645年），名夷吾，史称管子。他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之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有“春秋第一相”之誉，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 竖线纹鳞形金饰片

带钩是古代扣接腰带的用具，始于春秋，流行于战国至汉。战国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非常普遍，形制也日趋精巧，长短不一，有短至2寸，有长达11寸的，但钩体都作S形，下面有柱。有竹节形、琵琶形、棒形、鱼鸟形、兽形等，其材质包括金、银、铜、铁、玉、玛瑙各类。

带钩不仅有束住丝带革带的实用价值，及装饰美化作用，相传它还为齐国争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古文献记载，春秋时鲁国管仲追赶公子小白，拔箭向他射去，正好射中他的带钩，公子小白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了霸业。

带钩既是当时的服饰又有装饰意义，因此贵族们所用带钩的工艺特别考究，有些铜、铁带钩也是用包金、鎏金、错金银、嵌玉、嵌琉璃或绿松石等方法加工的，品种繁多，制作大多精致轻巧，是非常珍贵的艺术作品。

在春秋中、晚期，齐、燕、楚、秦等国就已经开始出现带钩。山东、河南、湖南、陕西、北京及辽宁等地的春秋至战国早中期墓葬中都有带钩发现。

如江苏省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发现的一件兽形金带钩，造型虽为怪兽却给人一种温柔可爱的奇妙感觉，线条圆润、流畅，做工精巧、细腻，整件作品既高贵又清新，鲜明地体现出了儒家人生既要艺术化又要以仁义为精神和依归的“乐教”传统。■ 战国青铜鎏金带钩

这一兽形金带钩，系采用立雕、浅浮雕、阳刻等多种技法铸造制成，长12厘米，重275克，钩形似战国时期流行的琵琶样式。

纹样的风格和同期青铜器纹样的风格相一致。将带钩向上时，整个形象为蹲坐状的怪兽，钩似马首，前肢抬起收于胸前，挺胸勾首，颇为生动。

马首靠近右眼脖颈处有一明显凹陷及一较细划痕，似为重物或尖锐器物所划伤。带钩中部即怪兽腹部颜色较深且粗糙不平，似被汗渍污染所致。

鲁故城墓也发现近10件带钩，质地有银、铜、玉、铁等，制作工艺有鎏金、错金银、贴金和镶嵌等，堪称佳品。

如在一座墓中发现的兽头银带钩，根据位置和共存器物判断，此带钩是佩器钩。器作琵琶形，钩首作兽头形，器身弧形拱起，侧视呈“S”形，尾端雕饰卷角兽面纹。两道细凸棱使钩身正面呈瓦状内凹，背面一圆钮，长15.9厘米，宽2.5厘米。

战国时期的异形带钩主要为猿形，此外还有龙虎形、牛形、人形等，这些不仅是主人显示身份的标志，还有辟邪保平安之意。

这一时期，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多。

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大型金银器皿的出现是当时的重要标志，也是金银器发展迈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 刺猬形金饰件节约 原为马器，是节制、约束的意思，古时将马使用的缰绳或皮条穿其而过，以此起到连接作用，使缰绳和皮条连为一体，达到控制马的目的。后来的“节约”一词是引申出来的意思。火焰纹 传统寓意纹样。又称“背光”。火焰，是佛教中佛法的象征。古代佛像背面，多饰有各种火焰纹样。一般部位在尖拱额中。以北魏石窟佛像最为常见，构成其艺术的一大特色。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表现尤为细致，以宾阳洞、古阳洞诸龛为代表。

中原地区，金箔作为装饰外包，在春秋时期仍然得到广泛使用，如陕西省凤翔县马家庄春秋秦宗庙遗址发现的春秋中期金泡，其中两件高3.5厘米，直径2.2厘米，重10.8克，其余高0.2厘米，直径1.82厘米，重5克。

马家庄春秋秦宗庙遗址的金方泡长2.2厘米，宽1.7厘米，重2克。该处还发现春秋中期金节约多件，其中6件长2.1厘米，宽1.5厘米，重9.5克，一件长2.1厘米，宽1.5厘米，铜环直径4.7厘米。筒最大直径为0.9至1.8厘米，重2.2至7克。

山东省沂水刘家店春秋中期墓发现的嵌金漆勺上嵌有三角形、菱形压花金箔。河南省信阳长台关的楚墓发现两件繁缨座，为木胎漆器，其正面的某些花纹部分就贴有金叶。这是漆器贴金的5件。其金箔大概是在漆将干未干时把金箔贴上去的。

北方金银器主要有装饰品、兵器饰件和马饰具，造型以虎、豹、狼、鹰、野猪、怪兽、鹿、牛、羊、马等动物纹为主，也有少量几何纹、火焰纹。

如山东省曲阜县鲁国故城遗址发现的战国猿形银饰，通高16.7厘米。猿猴作回首攀缘状，姿态极其生动。背面有一圆纽，可能为带钩一类器物。

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春秋墓也发现一件金兽，长4.9厘米，高3.8厘米，重26.5克。金兽呈鹿形，制造者准确到捕捉了小鹿受惊回首、拔腿欲奔的一刹那。鹿 在古代被视为神物。古人认为，鹿能给人们带来吉祥幸福和长寿。作为美的象征，鹿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历代壁画、绘画、雕塑、雕刻中都有鹿。现代的街心广场，庭院小区矗立着群鹿、独鹿、母子鹿、夫妻鹿的雕塑。一些商标、馆驿、店铺扁额也用鹿，是人们向往美好，企盼财运兴旺的心理反映。

这个时期，北方的匈奴地区也出现了金银器。器物多为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色的动物纹饰件。如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墓中发现的唯一的“胡冠”标本鹰形金冠以及在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村一座匈奴墓中发现的一批包括金怪兽、金虎、银虎、银鹿等动物形象为题材的金银饰件。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战国金镶彩石虎鸟纹饰牌，长4.5厘米，以伏虎形图案为主，虎身镶嵌红绿色彩石7块，虎头上附加火焰状角纹，外围八鸟图案，突出鸟头，鸟身简化，这组饰牌反映了匈奴人对虎的崇拜。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一件战国鹰形金冠顶，高7.3厘米，带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共重1394克。

由冠顶和冠箍两部分组成。冠顶傲立展翅雄鹰，鹰体由金片做成，中空，身及双翅有羽毛纹饰。■ 战国鹰顶金冠饰

鹰首、颈由绿松石做成，颈间有带花边的金片，类似项链。头部用金丝从鼻孔插入，通过颈部与腹下相连；尾部另作，亦用金丝连接。

鹰下部为厚金片锤揲成的半球形体，表面从中心四等分为90度的扇面形，其上浮雕四组狼咬羊图案，狼作卧伏状，盘角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作反转态。

整个冠顶呈现雄鹰俯视狼咬羊的生动情景。冠带由铸造的3条半圆形金条组成，前面有上下两条，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后面一条两端有榫与前面一条连接组成头箍；左右靠近人耳处，分别浮雕卧伏的虎、盘角羊和马，其余部分为3股交错绳索纹。

春秋战国时期，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从商代直到战国末期，在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原地区的人似乎一直沉迷在青铜器的光芒之中，对金银的使用只局限在装饰青铜器物。于是出现了我国早期的错金银工艺。阅读链接战国时期，由于崇尚武力，所以描述动物的金银饰物特别多，如金镶彩石虎鸟纹饰牌、金怪兽纹饰牌、金站立怪兽纹饰片、金镶松石耳坠、银狼驮鹿纹牌、金豹噬野猪纹嵌宝石带扣、金卧虎形饰片、金虎咬牛饰牌、金刺猬形缀饰、银虎头形饰、金三鹭纹扣、金猎鹰形缀饰、金羚羊形饰、金鸟纹扣、金四鹰首纹饰、金虎狼咬斗带饰、金双鹰搏蛇纹饰牌、银虎吞羊项圈、金鹰形饰片、金双兽纹饰牌、银鹿、金怪兽纹带饰、金双鹿纹牌饰、金双怪兽纹牌饰、金双鸟头形饰、金狮形片饰等。

金银生辉——秦汉魏晋金银器

秦朝王者之风的金银器

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金银器主要是金制品，银制品极为罕见。无论是黄金制品的数量还是从造型、工艺水平上看，秦国的金制品在诸侯国中都表现得最突出。

在陕西省凤翔秦都雍城地区的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和凤翔西村秦墓中及始皇陵中，发现黄金制品百余件，既有花纹繁复、造型独特的装饰品，如龙首蟠龙、盘蛇、鸳鸯金带钩、金兽面、金方泡、玉环金铺首等；也有做工精细、精美绝伦的实用器，如错金虎符、错金银铜鼎、鎏金蒜头壶、金洗、金环首铜刀等。■ 错金银铜鼎

此外，秦国的一些铜铁器的柄部也饰有金柄，如陕西省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发现有3件金柄铁剑。除秦公一号大墓的一件金箔系锻打之外，其他所有金器全是铸造成型，明显受到当时青铜工艺的影响。■ 鎏金铜车马

根据凤翔和宝鸡等地所发现金器的规范程度和统一的造型风格推断，上述金器应是秦国官府作坊统一制造的，地方官府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制造金器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除黄金制造业外，还出现了银器制造，但仍以金器制造为主。此时的金制品已由礼器和装饰品向实用器发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车马的部件和饰件，很少有实用生活器皿。

秦朝由于年代较短，遗留的金银器不多，大多在始皇陵所出铜车上有所发现。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的一个陪葬坑里，发现两乘大型陪葬铜车马，一前一后排列，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秦始皇 （前259年～前210年），嬴政，嬴姓赵氏，故又称赵政，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他是首位完成我国统一的第一位皇帝，建立皇帝制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把我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对我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千古一帝”。■ 秦代金牌彩绘 在我国自古有之，被称为丹青。其常用于我国传统建筑上绘制的装饰画。我国建筑彩绘的运用和发明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它自隋唐期间开始大范围运用，到了清朝进入鼎盛时期，清朝的建筑物大部分都覆盖了精美复杂的彩绘。

制作年代至晚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10年之前。铜车马主体为青铜所铸，一些零部件为金银饰品，各个部件分别铸造，秦代工匠成功地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销接、活铰连接、子母扣连接、转轴连接等各种工艺技术，并将其完美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如秦陵二号铜车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制件737件，银制件983件。

一号铜车马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4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

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该铜车马共由3500多个零部件组成，总重约1040千克，其中金饰件3000余克，银饰件4000余克，车马通体饰有精美绝伦的彩绘。

该车伞杠上有圆管形错金银纹样两节，纹样环伞杠一周，上下两端各有一条宽0.35厘米的错金银粗环纹，及一条细线作为纹样的上下界。中间部分也有3组凸起的阳弦纹作为整个图案纹样分组的间隔条带。

由上向下数第一、三两组阳弦纹上的错金银纹样基本相同，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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