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勋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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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沸腾：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知青再教育的兴起
●两位乡亲默默地走在前面，用木锨推雪，雪无声地翻卷到两边，中间露出了黄土山路。
●在周秉建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和周秉建一起在地图上查找她插队的地方。
●曲折带领10名青年在天安门金水桥前列队，他们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庄严地高声宣誓。
老三届兴起上山下乡的热潮
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
全国66、67、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400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这时，北京市也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强调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通知”引用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语：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号召知识青年“自觉地报名下乡上山，服从国家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对于农业户口的毕业生，应迅速动员他们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也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生产建设。
紧接着，山东省的济南市和青岛市及上海、贵州等省、市都相继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迅速掀起。
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发出一系列关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通知规定：
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他们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国营农场去。
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也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11月15日，中央又发出通知：
要使他们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除了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国营农场外，还可以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碱地、兴修水库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试点等。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各地和有关部门，1968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学校的毕业生，于11月开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以后，据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已有70多万名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
周恩来说服侄女扎根边疆
1968年夏天，周恩来的侄女，不满16岁的初中生周秉建，自愿报名到内蒙古插队。
周恩来为此感到很高兴，在周秉建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和周秉建一起在地图上查找她插队的地方。找准位置后，周恩来熟悉地说出了那里的气候、草场和民族特点等，然后语重心长地叮嘱周秉建：
到了草原，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要虚心向那里的牧民学习。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容易动摇。
知道周秉建平时在家不吃牛羊肉，周恩来又鼓励她到牧区要锻炼着吃，不过生活关，就没法在那里扎根。
临行前，周恩来高兴地对周秉建说：
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安家落户。希望你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决不能当逃兵。
1968年8月13日，周秉建从北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当了牧民。从此，周秉建在牧区朝气蓬勃的生活着，战斗着。
可是不久，周秉建的心又被另一个美好的愿望吸引了。1970年冬天，草原上开始征兵。参军，是周秉建从小就有的愿望。于是，她报名应征、获得了批准，便急忙写了封信，告诉伯伯、伯母，她参军了。
1971年元旦那天，周秉建穿着新军装，兴致勃勃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一进门，周恩来就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
原来，周恩来知道周秉建参军的事情之后，曾派秘书到部队去了解周秉建是怎样参的军，是否有不正常的手续？
周恩来见周秉建有些思想不通，就亲切而严肃地对她说：
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农、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的嘛！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让邓颖超亲自打电话给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让他一定把周秉建送回去。部队领导还是想把周秉建留下来，以为拖几个月，周恩来也就不会再过问了。
没想到，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很生气，他对有关部队领导说：“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样，部队领导同意让周秉建回到草原。
周恩来同时还对周秉建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要求她还是回到草原，在那里干一辈子。怕周秉建的思想不通，周恩来还特意让邓颖超将《人民日报》介绍张勇事迹的文章《壮丽青春献人民》寄给她。
邓颖超在信中写道：
你伯伯和我一口气看完后，很受感动。她不仅是你们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好榜样，就是我们老一代也要向她学习。
周秉建看后很受感动。1971年4月8日，经部队领导批准，周秉建离开部队愉快地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这件事使广大知青和干部群众深受教育和激励。
毛泽东号召青年接受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验。《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援引毛泽东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的按语中还提出：
会宁县的城镇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毛泽东最新指示一发表，全国立即沸腾起来了。北京、上海几十万人连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热烈欢呼。
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决定，继续动员4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月，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跨省区安置下乡青年协作会。
出席会议的动员地区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接收地区有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陕西、宁夏、云南、贵州等11个省、区。
经过会议协商，落实当年跨省下乡安置105.6万人的任务。当时安排下乡地点比较困难的是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及江苏、浙江两省农村人多地少地区。政府的精神是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开发边疆、建设老区结合起来。
通过协商，1969年1月份落实了60多万人的跨省、市安排下乡的任务。黑龙江省、吉林省、河北省、云南省、江西省、贵州省、安徽省接收各大城市知识青年1.6万人至26万人不等。
组织大批知识青年跨省、市下乡，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一个是交通问题。1969年，组织第一批31.5万人去黑龙江、吉林两省时，单靠火车运输每天要安排两个专列，需要5个月时间，每天安排3个专列，也需要三个半月时间，显然不能适应当时形势。于是，上海市就动员海军军舰把该市知识青年先运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去黑龙江和吉林。
就这样，海陆运输全力以赴，到3月底，原计划运送16.3万人，也只运送3.8万多人。
二是动员地区需要做冬衣，接收地区需要安排住处。除了国家专门拨去棉布和木材指标外，也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完成。
第三，解决思想问题也是个大问题。在大规模上山下乡形势下，不同于1967年上山下乡的那些青年，纯是出于自愿。作为分配毕业生去向的上山下乡，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包括其家长持抵触情绪。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首先要说服干部带头。对于那些想不通的则要通过举办学习班，组织学习，打通思想。
北京、天津、上海，1966至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有134万人，到1969年5月底，有113万多人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在当时，全国城市动员工作进度很快，下乡趋势很猛，许多地方安置经费还没来得及拨下去，人已经先下去了。到5月，上山下乡运动形成高潮，多数省、市、自治区城镇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基本分配完毕。
1969年10月1日，党中央邀请314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观礼，这在广大知青中引起巨大反响。这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为267.38万人，创下知青运动史上历年上山下乡人数的最高纪录。
北京知青要求进行上山下乡
1967年，北京的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余昆、郑晓东、胡志坚、高峰、鞠颂东等10名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愿组织起来进行上山下乡。他们的口号是：
遵照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下乡当农民、当社员，到三大革命斗争中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
这10名知青的志愿，得到了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支持，他们被安排到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当牧民。因此，他们也成为当时第一批去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
1967年10月9日，20岁的曲折很早就起床了，这一天，他要带领着郭兆英、王紫萍、胡志坚、鞠颂东、金昆等9名同学来到天安门广场前，准备做离京赴内蒙前的告别宣誓。这是一次自发的行为，但出乎曲折意料的是，天安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还有北京市劳动局专门组织的欢送队伍。
在热闹的气氛中，在“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横幅下，在天安门金水桥前，曲折带领10名青年，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进行了庄严地宣誓：
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宣誓完后，他们都觉得要去进行一项很伟大的事业，所以心里都充溢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
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曲折说：
其实，在上初中时，就曾萌发过到农村去的想法，当时由于学校老师的劝阻，没有实现。后来，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榜样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感召下，我们都认为，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和工农的结合来提高自己，二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农村的面貌。
在北京市劳动局的协调下，曲折最终确定了插队的方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
按照曲折的描述，他当时是“兴高采烈”地离开北京的，没有半点不舍家里的心思。甚至，他是把户口取出来了，走前几天才告诉的父母。
10日上午，《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派出记者采访了曲折一行中学生。
同一天，曲折一行10人乘车出发，到达河北张家口。在张家口驻军军部，这10名知识青年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苻先辉军长给他们讲了长征故事，希望他们时刻准备着迎接困难，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有乐观主义精神。
11日早晨，曲折等10名青年从张家口出发前，听到了电台广播中正播放他们赴边疆插队的消息，大家备受鼓舞。10月14日，他们坐车到达内蒙草原。此时，内蒙已经是秋季，一眼望过去，到处都是满目苍茫的景象。看着车窗外大面积的黄草，曲折兴奋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我施展的地方，太适合我了！”
曲折等人的下乡行动得到了来自中央的肯定，《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媒体都做了显著的报道。《人民日报》还以“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题，发了评论员文章，赞扬他们的壮志豪情，为广大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
首都10名中学生下乡当牧民的消息，很快传向全国。北京、上海的中学生一批批地到申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与工农相结合。从此，拉开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0月14日傍晚，曲折一行10人终于到达白音宝力格公社。草原生活超出了曲折的想象。本来，他们是准备到“没有吃，没有喝”生活艰苦的地方去。但是到了这里，一股新鲜的、纯朴的草原风情向他们扑面而来。热情的牧民从几十里外骑马来看望他们，送来了奶豆腐、炒米，为他们烧奶茶……蒙古包里挤满了牧民，为他们召开了别开生面的欢迎会。
知青刚到草原后不久，都被分配到牧民家里住，在年轻的牧民桑布的强烈要求下，曲折住到了他的家里。
第一天到桑布家，桑布怕曲折寂寞，就把他的妹妹也叫过来，加上桑布的妻子吉米色，他们唱啊笑啊，但曲折后来回忆时说：“我不懂蒙文，桑布一家不懂汉文，大家说了什么其实都不知道。”
在桑布家住了3个月后，曲折就与另一名知青搬到了一位老人家里住。这位老人孤身一人生活，他们和老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了，关系就如同父子一样亲热。
到了草原后，不久，曲折就决定办一份《草原新牧民》刊物。曲折认为“新牧民”与“老牧民”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但是只办了几期，他觉得这份汉文刊物对只会蒙文的牧民来说影响不大，就停刊了。
为了把知青们联系在一起的。曲折又找了一个硬皮的日记本，做了一份“知青日记”。10个知青每人写一天，10天一个循环在知青里传递。
这本日记里记录的大多是自己的工作学习的体会，对问题的讨论，或是对某个知青的批评。有的被批评的知青为了表明坚决改正的决心，甚至在日记中写下血书。
当时，知青已经分散地住到了牧民家，知青之间最远的距离有四五十里。但在曲折眼里，这不算什么困难，在空旷的草原上策马扬鞭，也许一盏茶的工夫，日记也就传递到了。
草原辽阔，人烟稀少，寂寞是知青们普遍都要遭遇的问题。但他们这10个知青都很忙，是来不及寂寞的。
在草原上，生活是艰苦的，往往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洗不了一次澡，于是身上就会长出许多虱子，浑身痒得难受。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曲折和其他知青们身体都很好，很少有人生病。而且，曲折与这个公社的知青们几乎没有经历过饥饿。
曲折当时每个月有12块钱的收入，包括肉食、奶食与粮食，吃饭花6元多钱，穿衣平均每个月2元钱。1968年底，曲折还向公社捐献了300元钱。
后来，曲折被调到锡林郭勒盟工作，离开生活了4年的草原。当曲折回忆起这段与羊群为伴的日子时，心中还是充满快乐。他说：
对于插队草原的知青们来说，生活草原的日子是一段充满理想，朝气蓬勃的生活；知青们也是一个有追求、情操高尚、健康积极的群体。尽管已经离开几十年了，知青们与那片大草原的感情却是终生都割舍不断。
周恩来支持中学生去云南
1967年1月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教育、新闻、体育工作者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上讲话时，他对下乡青年说：
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
北京的青年坚定了不可更改的心愿，他们决心面见周总理，亲口向总理表达他们决心去边疆的愿望和要求。
11月27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当时，北京市东城区的一批中学生，决定借这个机会直接向周恩来提交去云南的申请。
焦急等候消息多日的何江龙、林力、张劲辉、张春荣4位同学，急奔人民大会堂，一眼看见了周总理正在会议室里听取代表们的汇报。但是他们突然发现，因过度激动竟忘了带早已准备好的写给周总理的报告。怎么办呢？他们只好跑进小会议室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如下铮铮誓言：
我们自愿到云南西双版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只等党中央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边疆！请周总理下命令吧！
散会后，4个年轻人看见周总理走出了会议室，立即迎了上去，双手捧上他们刚刚写好的誓言，激动地说：“总理，我们是北京的中学生，要求到云南边疆去，这是我们的报告。”
周恩来亲切地问道：“你们是哪里的？”
大家一致回答：“我们是首都的中学生，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了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农垦战士。”
周恩来接过他们的申请书，在手中扬了扬，高兴地连声说：“好哇，支持啊！”
第二天上午，一直守侯在电话机旁的苏北海、何龙江、王树理3人，突然接到北京市有关部门打来的电话，要他们立即赶去。
苏北海等人刚走进接待室，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们：“你们的要求，周总理批准了！”
他们看见工作人员递过的报告上方，周总理亲笔批下了：
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
接下来是李富春副总理的批字：
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这份盖有中央办公厅（67）6770号编文印章，被列为中央传阅文件的报告，见证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北京青年“敢为天下先”的一个壮举。
早在1967年4月，这群中学生就自行组织起来，寻求上山下乡的路子。他们曾两次南下调查，最终选定到云南西双版纳去参加祖国橡胶生产的开发事业。
后来经过两地政府的协商，在1968年2月8日，55名北京中学生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告别首都。
北风呼啸，寒风刺骨，55名北京知青踏上了征途。列车迎着寒风向南、向南……在他们的发起带动下，北京、上海等市的一批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云南支援边疆，加入新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他们肩负“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历史使命，凭锄头砍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风餐露宿，垦荒种胶，用智慧和汗水、鲜血和生命将昔日的蛮荒之地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胶园，为建设祖国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北京知青奔赴延安
●后峪沟的乡亲们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兴高采烈地迎接远行的张革归来。
●周秉和拿着伯父、伯母送的插队“礼物”，带着革命前辈的殷切希望，满怀热情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他们有的扶犁，有的撒粪，有的点籽，有的耱地，结果风扑全身，尘土裹面，只露一副双眼、一对牙齿，个个成了“土人”。
安周恩来支持侄子赴延安插队
1969年1月7日，满载北京知青的第一趟专列火车从北京出发奔向延安。
原来在1968年初冬的一天，北京三十五中写出“67届初中毕业生可以报名去延安插队”的通知。
看到这个通知，同学们热情很高，刚满17岁的周秉和当即决定下去插队。可是，他事后又犹豫起来，因为当时家境状况很不好。家中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工作或插队，仅剩他一个人陪母亲在北京。如果他再离京，家里的事就帮不上了，而当时母亲身体不好，此时离家是否妥当，周秉和一时没了主意。
周秉和这时冒了出一个念头来：为何不去找伯伯周恩来谈谈想法。于是，他拨通了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约定了和伯伯周恩来会面的时间。
当时，周恩来很少私人会客，即使是亲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当周恩来知道他要报名去延安插队的消息后，破例邀周秉和去他那里一起吃晚饭。
吃完饭，周秉和提起去延安插队的事，当时他心情还有点紧张，急切地想听听周恩来对此事的看法。
周恩来沉思片刻，微微抬起头看着周秉和，关爱的目光中露出赞许的眼神，然后，略微提高了一下声音对他说：“插队是你自己定的？好！”
这时，周恩来笑了起来，并会意地和邓颖超点了点头，又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支持你去延安。”
提起延安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便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怀念的感情。
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起战争年代，延安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支援，以及军民团结最终战胜敌人成立新中国的历史，并告诫周秉和一定要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勉励他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向延安人民学习。
周恩来对周秉和说：
你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我和你七妈非常高兴。陕北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生活战斗了13年的革命圣地，陕北民风纯朴，群众忠厚善良。陕北的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到过延安了，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不多了，对你能到那里插队生活，我和你七妈坚决支持。希望你能在那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改造思想，过好思想关、劳动关和生活关，做好生活艰苦和长期落户的心理准备。有困难和问题经常来信，我和你七妈等你的消息。
邓颖超说：
陕北的生活很艰苦，各方面的物质条件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当年我和你伯伯到陕北后，卫生条件差，身穿的衣服里都长了虱子，可我们都管它叫“革命虫”！你可要做好长“革命虫”的思想准备。
邓颖超还关照周秉和说：
到陕北常来信，你伯伯工作太忙，有困难我来管。你妹妹秉建1968年夏天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时，我已将家里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了她，现在只好给你一些钱，自己去买台收音机，以便在山沟里也能随时了解国家大事，跟上发展形势。
1969年1月9日，周秉和拿着伯父、伯母送的插队礼物，带着革命前辈的殷切希望，满怀热情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在1969年，有2万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风尘仆仆、满怀激情地来到延安革命圣地农村插队落户，成为建国后第一代新式的、有文化的农民。
早在1968年12月15日，延安地委为了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就派出高明池等60多人组成工作组，赴北京协同北京方面工作。同时，在延安还设立了延安师范迎接北京知青接待站，和铜川迎接北京知青转运站。
为了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安，延安及所属各县均高搭彩门，悬挂起一幅幅“热烈欢迎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等横幅。
这项工作延续了40多天，每两天从北京发一个专列，直到2月初。
当时，共有2万多名北京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地到延安插队。
北京知青在延安接受锻炼
1969年1月8日，第一批北京知青到达延安。当满载北京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车开进延安时，夹道迎接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1969年1月8日，3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踏上了枣园这块神圣的土地。
刚到时，北京的知识青年们人人身穿整洁的军装，个个白中透红的脸蛋上，透露着纯朴的幼蕾，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对知青们的来到，乡亲们都感到非常稀奇，特别亲切，把他们三三两两迎进了门，问寒问暖、倒水做饭，并将他们一部分安排在半山洼上的5个石窑洞居住，一部分安排在社员的家里居住。
当时，延安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他们像对待亲生孩子那样教知青们生活。知青刚到队里时，队里安排专人为知青们生火做饭、打理床铺、购置灶具、配制劳动工具。
知青们的适应能力也很强，没过几天就熟悉了环境，并开始自己动手生火做饭，参加劳动了。一开始不会烧柴，饭总是做不熟，慢慢地都学会了。
知青们和延安的乡亲们一样拿锄拿铣扛镢头，上山修梯田、进沟打坝，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积极地投入到改天换地的劳动热潮中去。
在同延安的乡亲们一起艰苦奋斗的生活中，知青们不仅学会了独立生活，也学会了克服困难。
在这块黄土地上的每道沟岔，每块土地，都有他们的脚印和汗水。凡是农村的脏活、累活他们都干过。包括刨地、挖土、推车送粪、背粪、背庄稼、犁地、种地、锄草、松土。甚至夜间打坝、打场、脱粒，下茅坑掏粪，从延安城内赶毛驴拉茅粪等他们都干过。
男知青们尤其干活能吃苦，经常和乡亲们一起挽着裤腿跳进茅坑挖大粪，一起从山上往山下背庄稼。
一次，在夏季收麦子的时候，他们从山上往山下背麦子，一个毛驴一次只驮11捆，几个知青却每人一次就背12捆，捡麦穗的小学生惊奇地说：“你们比驴还驮的多啊！”
还有一次，知青们在远离村庄的后山上种荞麦，由于当时天干风尘大，他们有的扶犁，有的撒粪，有的点籽，有的耱地，结果风扑全身，尘土裹面，只露一副双眼、一对牙齿，个个成了“土人”。中午，他们只喝半罐米汤，吃两块玉米窝窝，就又开始耕耘，一天下来乐呵呵，谁也没叫过一声苦。
女知青们也一样不怕吃苦甘于奋斗。有一次，在上山收麦子时，突然下起雨来，山路又窄又陡，路滑很难走，要在北京晴天都不敢走。可是，有3个女知青还是坚持和社员们一样，背着麦捆走下山。
她们在去延安参观时，还不忘队里的生产，特意推上粪车为队里带回一车粪。
就这样，北京知青们从不叫苦不叫累，起早贪黑地跟着社员乡亲们不停地劳动。他们用延安的精神、用广大农民群众勤劳吃苦的精神，鼓舞着自己，鞭策激励着自己在广阔的天地中前进。
北京知青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还把科学文明带给农村。
他们给农民传授科学知识，讲山外的许多新鲜事，使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农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从思想到生产到生活，都悄悄地开始了潜移默化的转变。
在当时，延安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是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
延安农村把女人叫作“窑里人”，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窑里人”不得下地干活。
这条旧风俗却被北京女知青张平妮带头打破了。
张平妮插队陕北延安县河庄坪大队后，她与当地的16名姑娘一起组建了一个女石匠队。
在张平妮的带领下，女石匠队飒爽英姿，甚是能干，在短短10个月时间内，就凿出了3000立方石料，修成一条1200米的水渠，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后来，延安市文化馆还以她们的事迹为素材创作了一首名叫《延河畔上的女石匠》的歌，被当地人民群众广为流传。
1970年4月，延安地区知青办通过各级组织召开会议、举办学习班等方式，认真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对青年工作的指示，进一步解决各级领导对知青上山下乡重大意义的认识。
从1970年4月至1971年3月，全区举办各种学习班1.9万多期，参加学习的达42.5万人次。组织18.8万多人参加的宣传队，印发《复电》11万份，使《复电》精神和周恩来指示基本达到家喻户晓。
延安地区知青办在北京知青插队的12个县，普遍开展“三查”活动，即：查再教育的组织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否落实；查插队青年的生产和生活是否安排妥当；查安置经费使用是否合乎规定。他们边查、边整改。
通过“三查”，各知青点普遍建立了“学习日”，地、县、社每年要召开一次上山下乡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插队青年分期分批地徒步赶赴延安革命旧址，进行参观学习等制度。
同时，在有知青的公社、大队设置管理知青的专干，对生活和住房有困难的知青进行摸底排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地区党政领导还亲自深入延安县柳林生产大队和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座谈，了解生产、生活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延安地区知青办根据中央26号文件中“关于严厉打击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犯罪活动的规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的活动，依法处理了一批犯罪分子，进一步保护知青的健康成长。
1971年11月11日至1972年1月5日，延安地区知青办组织“延安地区北京插队知识青年赴京学习汇报团”，在北京市9个城区举办了126场报告会，有20多名优秀知青向首都人民汇报了他们的成绩。演出了反映延安革命传统和知青生产、生活、学习的文艺节目。
同时还举办了“北京知青在延安锻炼成长”图片展览，走访知青家长和知青带队干部家属，并举行多场座谈会。
汇报团进一步宣传了毛主席关于知青工作的指示，增强了北京和延安人民的感情与交流，取得了首都人民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广泛支持。
北京、陕西等各家新闻媒体，对“延安地区北京插队知识青年赴京学习汇报团”的活动，也做了广泛的宣传，营造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良好氛围。
延安地区还充分发挥了1200多名北京干部的积极作用。北京支援延安的干部都是经反复挑选派到延安来的德才兼备的干部。
延安地区知青办在地和各县、公社都安排了一名北京干部代表，地委和有些县委还吸收北京干部代表进入常委，协助各级党委和政府抓知青工作。同时县、公社政府指定专人负责联系各知青点的北京干部，不定期地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
北京支援延安的干部，还以公社为单位定期召开碰头会，相互交流知青管理教育的情况和经验。
他们肩负北京市人民的重托，牢记延安人民的期望，扎根最基层，坚持在生产队与北京知青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解决知青管理教育中的诸多矛盾问题。对于生产队发生的问题，他们也都给予认真对待，配合当地政府妥善地加以处理，使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面貌焕然一新。
广大农民都亲切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干部”。
1970年，在“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后，北京知青心情激动、斗志高昂。他们决心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教导和延安人民团结一致，为彻底改变延安贫穷落后的面貌贡献青春。
北京知青们在宣传、贯彻、落实“座谈会”精神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个新的成果。在科学种田方面，仅北京知青与当地农民种植试验田就达2900多亩。
黄龙县柏峪公社有个村子，14名北京知青顶风冒雪苦战一冬，硬是在冰冻如磐的乱石滩上开出了一片水田。
后来，他们又和贫下中农一道苦干10个月，建成一座小水电站，村民们第一次尝试到了点灯不用油的滋味。
甘泉县大庄河生产队的知青和贫下中农一道，在偏僻的深山沟里办起了广播站、夜校、供销站；种植了农作物和中草药实验田；成立了机械组，把一台报废的柴油机改成发电机，在村里实现了米面加工机械化，使落后的深山沟里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北京知青张革被招工进企业后，听到周恩来向延安人民提出“五年粮食翻一番”的奋斗目标后，他返回原宜川寿峰插队的小山村，帮助乡亲们建果园、引进小麦良种、改良种牛、引水上塬。
北京知青汪桂兰从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延安农村插队落户，80年代初国家落实政策时，她放弃回城返京的机会，为山区教育耕耘了30多年，成为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扎根在黄土高原教书的知青。
有一位叫张革的知青，在1968年，在党中央上山下乡的号召下，16岁的张革也满怀一腔热血和激情，告别了亲人和繁华的北京城，来到了陕西省宜川县寿峰乡后峪沟村安家落户。
1968年的年底，一场大雪刚过，张革和9名稚气未脱的同伴，身着革命装，肩背黄挎包，靠着5条毛驴驮着行李，行走了几十里崎岖的山路，住进了点着煤油灯的土窑洞，开始了他们人生的又一个历程。
后峪沟，这个当时只有100多口人的小山村，千百年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依靠少量的河滩地和洼地勉强度日。这里不通公路、不通电，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
从这一天起，宁静的小村庄顿时被一帮操着京腔，处处充满好奇心的城里人搅得躁动起来。
这帮操着京腔的年轻人反套着毛驴磨面，误把小麦当韭菜吃等等，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但不久他们便慢慢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完全把自己融入到群众中去，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村人。
面对艰苦的环境，要生存就必须付出，劳动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满怀一腔热血和激情张革一样和乡亲们下田劳动，下河挑水。他不会使用农具，锄头常常磨破了双手，鲜血染红了锄把。他干活特别卖力，经常光着膀子，皮肤晒的黝黑，乡亲们亲切的称他“黑娃”。
每当夜幕降临，性格活泼开朗的张革，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向大家讲述北京城的故事，他说话有时带点结巴，每每讲到关键时就会“卡壳”，惹得大家哄然大笑。有时，他又拉起手风琴，同大家唱起革命歌曲，神态如痴如醉，感染着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乡亲们。
就是这样的生活，张革在后峪沟度过了3年时间。
3年的日日夜夜，岁月消磨掉了他身上最后的一点稚气，使他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青年农民。
3年里，他把山外文明传递到了后峪沟，使这里的人们知道了更多更多，也使年轻人耳濡目染，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幻想，思索着改变命运的良方。
1972年，咸阳市武功县国防五七零二厂一纸招工通知书，使张革有机会告别这艰苦的生活环境，成为工人的一分子。
乡亲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了一程又一程，目光中饱含着几分眷恋，但谁都不忍心说一声“你留下”。
3年的历练，使张革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
进入工厂，张革勤于钻研技术，勇于攻克难关，处处乐于助人，深受工友们的喜爱。不久张革便被选为车间党支部副书记，成为重点培养对象……
在那个年代，当一名工人是令无数人羡慕的职业，工厂优越的生活条件，同农村形成很大的反差。作为一名有前途的青年工人，在党支部副书记的岗位上应该大有作为。但是，越是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越容易造成人精神上的失落感。
后峪沟3年的劳动锻炼，张革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了这片土地，常常使张革魂牵梦萦。
在咸阳市武功县当工人的一年里，张革经常搭车到杨凌农科城学习农业科普知识，思索着如何提高村里粮食产量的问题。
特别是1973年，周恩来视察延安时，看到解放后20多年，老区人民战争的创伤没有得到根本医治的情况，伤心地说：“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对不起老区人民”。他对当时的延安地委领导人提出“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
周恩来的殷切期望，更激发了张革二次插队的决心，他三番五次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重返后峪沟，同那里的群众一起战斗，改写贫困历史，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面对工友们的再三劝说，张革为之一笑。
组织也被这位固执的年轻人的真诚所打动，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1973年，后峪沟的乡亲们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兴高采烈地迎接远行的张革归来。但是，如此的场景，却使张革更加心事重重。
为后峪沟寻找一条致富的路子并付诸实施，是他二次返乡的重大使命。
这是他的思索，也是对组织的承诺。
回乡后，村民们信任他，也对他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先后选举他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又一次见过世面、充足了电的张革信心倍增，干劲十足。在以后的9年里，他带领群众把自己描绘的蓝图一个一个变成了现实。
先解决电的问题，让乡村亮起来。
这在当时，农村的人们连想都不敢想。远离大电网，路途遥远，加上大山的阻碍，架线拉电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张革胸有成竹，寿峰公社有的是水资源，建设小水电站是一条捷径。他从外地请来专家勘察选址、设计，很快有了方案。电站工程概算50万元，这么一个天文数字，没有钱，怎么办？
张革利用知青特殊的身份，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四处寻求社会的援助。
他带着乡亲们的期望，拖着带病的身体，冒着刺骨的寒风，徒步100多里来到县城。
为了节省1块5毛钱的住宿费和两毛钱一碗的饸饹面，困了就彻夜蹲在宜川汽车站候车室打个盹，饿了就啃一口自带的干粮充饥。
饥饿、寒冷没有使他退缩，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几次下西安、上北京、去四川，两个春节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革的执着、真诚打动了无数善良的人们。
延安行署、省知青办、陕北建委、四川万县、北京知青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送来电机、电线、照明材料、一辆解放牌汽车和部分资金，解决了电站施工的燃眉之急。
电站进入施工后，预想不到的难题接连不断。引水要凿一条300米以上的隧道，没有机械，他就组织青年基建队，靠人工点炮开石。
一次施工中，一名青年被碎石碎片刺破了眼，鲜血直流；另外十几条生命也险些丢掉。艰难的施工环境使两个老人畏缩了，他们从工地叫回了自己的孩子。
张革闻讯后匆忙赶来，跪在老人们的跟前，求他们予以支持。还有一次，几个青年实在撑不住了，要下山，正被胸膜炎、肺结核折磨着的张革闻讯后，立即拄着拐杖爬到山上，他一边跪在地上，用铲子铲土，一边对青工们说：“不能走！后峪沟的电站就靠大伙了。”
周围的青年见状，含泪拽起张革，大伙又干了起来……就是这样，张革感动了乡亲，从而不使工程半途而废。
3年多的时间，张革同村上的年轻人一起奋战，过度的操劳使他患上了肺炎和腰肌劳损，一次从山崖上掉下，差一点把命搭上。
此时的张革已经是大龄青年了，乡亲们让他早点成婚，他总是说：“电站建不成，不结婚”。
知青大规模返城，他却无动于衷，在群众大会上他讲到：“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把水电站建成。”
在经历了4年难熬的日日夜夜后，1980年8月1日，一座150千瓦的小水电站终于建成了。明亮的电灯泡给后峪沟、给桌里村带来了光明，使漆黑的夜晚出现了欢乐，出现了笑声。
同时，张革又购回卫星地面接收机和电视机，使乡亲们第一次看到电视，看到了五彩缤纷的外面世界，这一时刻在黄河沿岸的山村里整整提前到来了15年。
后峪沟祖祖辈辈靠吃白水河水生存，由于地处林区，水质较差，每遇山洪暴发，河水浑浊，人畜无法饮用。
为了寻找好的水源，就在建电站的同一个时期，张革扛着镢头，钻山下洼，最后组织村民架起了1514米的钢管，从豹子沟把清澈甘甜的泉水引进了村。
当地群众为了表达对张革的感激，他们编了信天游式的民歌歌唱张革：
喝一口那清凉凉的山泉水，我不由得忆呀忆呀忆张革……
1973年10月，张革动员乡亲们平整土地，修建梯田，从关中户县购回苹果树苗，组织5个自然村的村民，白天顶着烈日挖坑，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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