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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学勤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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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说略试读：

再版序言

两部书虽不厚，却是体大思精之作。对作为传统文化核心文献的《十三经》、《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清史稿》）逐一介绍。执笔的二十几位学者，都是学养甚深的专门名家，堪称一时之选。现有几位先生已经故去，令人不禁感叹，只能读其文而念其人。

全书各篇，既有系统的叙述，又有独到的见解，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浅出，便利学人。对于这样的好书，我是不敢随意讲话的，所能说的，首先是我自己一定会仔细绎读，其次是向广大读书界竭诚推荐。

古代学者对经史一贯推重。不少人自立课程，规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古人用干支纪日，日干值甲、丙、戊、庚、壬的为刚日，值乙、丁、己、辛、癸的为柔日），坚持多年不废。这表明经史是当时文化的基本内容，为有教养的人所必须掌握了解。经过近百年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的教育已有根本的改变，但是如果想认识传统的历史文化，还不能不对经史有概要的理解。这两部书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来设计的。“经”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经”字的本义是布帛的经线，经线贯穿于整幅布帛之间，从而“经”引申而有常、本的意思。被尊为基本典籍，常相传授的书，便叫做“经”。那些解释或发挥经义的，则称为“传”、“记”、“说”、“解”，后来还有“训”、“诂”、“注”、“笺”等名。

诸子作品也有称“经”的，如《墨子》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管子》有《经言》和《解》，《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也有“经”。不过这些文献，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尊崇，真正称得上是“经”的，只有《六经》。《六经》见于战国，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的《天运》和《天下》、《商君书》的《农战》、《荀子》的《儒效》等篇都有记载。其中《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文史知识》编辑部编《经书浅谈》杨伯峻《导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见《六经》不是儒家所特有。

曾有学者以为《庄子》等记述或系晚出，战国时的“乐”本来没有成文，质疑是否有《六经》存在。在荆门郭店楚简里发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名，次序与《庄子》等全然一致，这种怀疑便消除了。

秦火以后，《乐经》亡佚，汉朝只有《五经》立于学官。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共为《十二经》。宋明又增添《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宋代有人提到把《大戴礼记》收入，合为“十四经”，但没有成功。

经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像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就讲：“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事实上，历代学者的注疏诠释，还是各抒己见，顺应时代的潮流，疑经、改经的事例也复不少，使经学有了丰富多彩的内涵。无论怎样，经在历史上的影响十分重大，不了解经与经学，实不足与言中国学术文化的流变。

和《十三经》类似，《二十五史》的形成也有相当复杂的过程。据文献记载，唐朝试士，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北宋时刻书，增加《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唐书》和《五代史》，称作《十七史》。明代再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至清加以《明史》，称《二十二史》；武英殿本又有《旧唐书》、《旧五代史》，合成《二十四史》。民国时开明书店印行《二十五史》，是于《二十四史》外增收《新元史》一种。但在《清史稿》印行流布后，人们又逐渐将《清史稿》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新元史》慢慢就很少有人提到了。今天人们所言《二十五史》就是指《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二十五史》以西汉司马迁《史记》居首，然而中国修史的起源要更古远得多。我们看商代甲骨文已有“史”这一职官，又称“作册”，专司文书记述之事。西周史职分工更细，金文如史墙盘详叙国史，史惠鼎引据《诗》文，都可看出当时史官的博学。至于《左传》、《国语》所载东周各国史官秉笔直书，不畏强权，尤其是众所周知的佳话。周代的史多为世袭，史墙一家即其明证。直到秦朝，法律仍然规定不是史的儿子不准去培养史的学室读书（参看李学勘《试说张家山简〈史律〉》，《文物》2002年第4期）。司马迁也是继承父业而任太史令的。此后公私修史，历代不绝，《二十五史》正是这一传统积累的主要成果。

在目录学上，《二十四史》称为“正史”。《四库总目》认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广泛流行的《书目答问》也主张“事实先以正史为据”。这些正统的看法自然带有偏见，贬低了所谓“别史”、“杂史”等的作用。连四库馆臣也以《资治通鉴》编纂时兼收博采为例，承认各类史书并存的必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不过《二十四史》中，有的如《史记》、《汉书》等是不朽名作，就是《宋史》、《明史》之类，也属集体撰修，取材宏富，规模恢远，仍为研究者所必读。

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通读《十三经》、《二十五史》，但是希望大家对这两部最重要的文献有基本的知识，而且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怎样去阅读和使用。《十三经说略》、《二十五史说略》正是帮助读者取得这方面知识的良好指导。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于清华园

《周易》说略

顾颉刚先生写有《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第一次从《易经》的卦爻辞中的故事来考证《易经》的著作年代。其中有“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顾氏指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武王之弟，称康叔，其事迹在武王之后，故卦辞非文王所作。而《易经》中没有引用周成王以后的故事，据此，《易经》当成于西周初叶。

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一书中，收有《〈周易〉之制作年代》一文，认为《易经》乃战国初期的作品。其证据是《周易》中有几个地方提到“中行”。他以为“中行”是人名，指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在与楚国交战时统帅中军，又称“中行桓子”，其子孙以“中行”为氏。据此，认为《易经》不能早于春秋中叶；可能是孔子再传弟子馯臂子弓所作。其实，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因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就讲到“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的事情。这发生在荀林父做统帅八十多年以前，证明《易经》不是作于战国乃至春秋中叶，而在春秋初叶就存在了。《周易》中的“中行”二字，旧注解释为“中道”，是有理由的，并非人名。

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探源》中，则折中以上两说，主西周末年说，认为《周易》之编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于西周晚期。

总起来说，虽然说法不一，但多数学者认为，《周易》的基本素材是西周初年或前期的产物，其成书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陆续形成的作品。我们倾向于周初说。《易经》是怎样编成的？可能是当时掌管卜筮的人，于每次占卜之后，将所得的兆象和占断的词句记录下来，到年终，又将积累的筮辞和卜辞加以统计、整理，看其有多少条已经应验。已经应验的则筛选出来，作为以后卜筮的参考或依据。经过无数次的筛选、编排和文字加工，最后形成了《易经》。近人认为，《易经》的编纂，出于周朝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二、《易传》的著作年代和作者

过去传统的说法，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即持此说，影响很深。直到北宋中期，欧阳修著《易童子问》，才开始怀疑《系辞》以下为孔子所作。理由是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众说淆乱；所谓“子曰”，乃讲师之言。南宋叶适继承了欧阳修的观点。清朝史学家崔述于《洙泗考信录》中，又作了更加详备的考辨，进而怀疑《彖》、《象》为孔子所作。近人通过研究，几乎一致认为，《易传》十篇确非孔子所作。这已成定论。但这十篇的作者究竟是谁，已无可考。多数学者认为，《易传》各篇非出一时一人之手，乃战国以来陆续形成的解《易》作品。但对各篇形成的年代，仍有不同意见。大的分歧有二：一是战国前期说，一是战国后期说。争论的焦点为《彖》、《象》和《系辞》的年代。

战国前期说以张岱年、高亨先生为代表。张先生根据战国末至前汉初期的著作中对《易传》的引述，以及哲学命题的立定和否定，基本范畴的提出和运用，来考定《易传》的著作年代。其结论是：“《易大传》的年代应在老子之后，庄子之前。”（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系辞传》的若干章节，当成于梁惠王以前，即写成于战国前期。”（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彖传》应在荀子以前”，《文言》、《象传》“应当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

战国后期说以冯友兰、朱伯崑先生为代表。朱先生于《易学哲学史》第一卷中，对《易传》形成的年代，主要从《易传》所提出的概念、范畴、命题、术语和学说，如太极、道德、性命、天尊地卑、时中说、顺天应人说、养贤说等，同战国时期的作品如《孟子》、《商君书》、《管子》、《庄子》、《吕氏春秋》、《中庸》的联系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彖》文当在《孟子》以后”，“孟子和荀子之间”；《象》出于《彖》之后，“《象》的下限，当在秦汉之际以前，同样可以看作是战国后期的作品”；《文言》多引《象》、《彖》文意，加以发挥，其“下限当在《吕氏春秋》以前”；“《系辞》的上限当在《彖》文和《庄子·大宗师》之后，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述，其下限可断在战国末年”。考辨精详，比较有说服力。此不一一赘述。三、《周易》经传的流传和演变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材料看，《易经》作为占筮的依据，在春秋时期已经十分流行。据《左传》和《国语》记载，当时人以《周易》占问吉凶，共有二十余条，且讲论《周易》的情况，涉及周、陈、晋、鲁、齐、秦、郑、卫等国，足证春秋时代《周易》流传之广泛。这说明，当时人已经把《周易》奉为神圣的典籍。

春秋时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也颇有研究。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马王堆帛书《要》篇也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之说。《论语》中有两处讲到《周易》，视其为道德修养的重要典籍。《论语·子路》引述南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解释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强调卦爻辞道德修养的含义，认为善于学易的人，不必去占筮。《论语·述而》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认为《周易》对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具有重要意义，予以高度评价。

西晋太康二年，在魏襄王（前318—前296）墓中出土了一批有关《周易》的著作，有《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爻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可以代表战国时期《周易》流传的情况。这说明，战国前期和中期，人们已经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解释《周易》。而以“阴阳”观念解说《周易》，似出于道家和阴阳家，因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从孔子到孟子，乃至孔子的孙子子思，其著作《论语》、《孟子》、《中庸》中，皆无阴阳说。

随着人们对《易经》的推崇和研究，陆续形成了一批系统解《易》的著作，即《易传》，使这部用于占筮的迷信之书，成为一部讲哲理的哲学著述。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自孔子授《易》，传承不断，六代而至汉初经师田何。由于统治者表彰儒家，提倡经学，《周易》被尊为《五经》之首。无论官方和民间，都有一大批经师和学者，以治《易》为己任，使人们对它的解说，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田何传《易》于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四人皆著《易传》数篇。王同又传授给杨何。丁宽传《易》于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施雠、孟喜、梁丘贺，称为“施、孟、梁丘之学”。孟喜又传于焦延寿，焦的学生是京房，于是又产生了“京氏之学”。其易学敢于创新，独树一帜，不同于田何易学的传统，被视为“异党”。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易学属于今文经学系统，皆立于学官。此外，还有一个易学传授系统，以费直为代表。其以《易传》解释经文，注重义理，无章句，被称为费氏易，属于古文经学系统，未立博士，乃民间易学。

后汉时期，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又授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皆为费氏之学。自此，费氏之学大盛，而京氏之学遂衰。但传费氏易者，也都受了京房易学的影响，如郑玄解经，虽属古文经学的传统，但又精通今文经学，以注纬书而闻名。荀爽虽不大讲阴阳灾变，但亦主卦气说。继承费氏易学的传统，排斥京房易学影响的是曹魏时期的王肃，成为义理派王弼易学的先导。

汉人解《易》的显著特点是注重象数，以阴阳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宋人称之为象数之学。并同当时的天文历法相结合，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汉代易学提出了许多新的体例，如卦变、互体、纳甲、飞伏、爻辰等，以此解说卦爻辞的意义，非常烦琐。

三国时代，王弼开创易学新风。他注重义理，有意识地排斥取象、互体、卦变、纳甲等说，一扫汉易象数之学的烦琐解《易》学风，是易学史上一个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又以老庄玄学观点解释卦爻辞，对《周易》原理的理解，抽象化、逻辑化了。其《周易注》只注解了《易经》上下篇和《彖》、《象》、《文言》等传，而未及《系辞》传。后来，晋人韩康伯补注了《系辞》等传。唐孔颖达将此二注合在一起，收入《周易正义》中，成为玄学派易学的代表作。此后，王学大盛，而汉学渐衰。

宋朝讲《周易》同汉人和王弼又有不同。他们不再追求《周易》经传文字训诂方面的考证，而注重探讨其中的义理。追求《周易》中的哲理，将《周易》原理高度哲理化，是宋易各派的共同特征之一。张载的《易说》用气学的观点解释《周易》，根据《系辞》传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邵雍继承道教易学的传统，著《皇极经世》，提出先天、后天之学。程颐依王弼易学作《程氏易传》，以理或天理为易学的最高范畴，成为宋代占统治地位的易学。朱熹又继承程传的传统，并吸收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作《周易本义》，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教科书。

元明两代，是宋易深入发展的时期。明朝颁布《周易大全》，意味着程朱易学，特别是朱熹易学取得了统治地位。元明两代的象数之学提倡以图像解《易》，又形成了易图学，是宋代图书之学的新发展。象数派易学还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并形成了医易学派，成为易学发展的新特点。明清之际，方以智父子对以前的象数之学作了一次总结；而王夫之则从义理学派的角度，对宋明易学进行了总结，并建立起自己的易学体系。

清朝人解《易》，一方面反对宋人的易学，另一方面也反对王弼派的易学，而要求恢复汉人解《易》的传统，注重文字训诂和考据。其代表人物是惠栋和张惠言。而焦循著《易学三书》，并不惟汉易是从，而是依汉人解《易》的精神，独辟蹊径，建立自己的体系。“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人们对《周易》的研究也开创了新的局面：一反过去以传解经的传统，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周易》经传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分别进行研究，开拓了从哲学、史学、社会学、古文字学方面研究《周易》的新领域。

关于《周易》经传的传本，《汉书·艺文志》记载，施、孟、梁丘三家讲解《周易》的本子都是十二篇。《周易》的经和传，是由经师分别传授的。又据《汉书·儒林传》和《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汉代经师费直和郑玄为了便于查阅，使人“寻省易了”，开始以传附经，后传至王弼。现在通行本《周易》经分上下篇，《彖》、《象》及《文言》分系各卦经文之后，即是王弼的传本。孔颖达将王弼和韩康伯《易》注收集在一起，并为之作疏，称为《周易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中，这是《周易》流传下来影响最大的版本。

朱熹用吕祖谦所定《古周易》本，经和传仍分为十二篇，撰为《周易本义》。后董楷撰《周易传义附录》，“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书，散附程传之后。沿及明永乐中，胡广等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误。至成矩专刻《本义》，亦用程传之次序。乡塾之士遂不复知有古经”（《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三）。《周易本义》是宋代以后通行本。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又有《周易》。帛书《周易》与通行本《周易》大不相同。六十四卦的卦名与通行本有很大差异，其排列次序与通行本完全不一样，其卦辞和爻辞也有出入。帛书《周易》中又有《系辞》传，共约六千七百余字，较通行本为多。其中无“大衍之数”章，但包括通行本《说卦》的前三节，有两千余字为今本《系辞》所无。帛书《周易》没有《彖》、《象》、《文言》，但卷后抄有《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昭力》诸篇，为通行本所没有。帛书《周易》抄写于汉文帝初年。这说明《周易》在汉初就有不同的写本，不仅是田何的传本。帛书《周易》是现存《周易》中最早的别本。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周易》经传的注释，历代有史可查的就有数百家，可谓浩如烟海。现在流传下来，影响大的有以下几种：《周易注疏》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周易集解》　唐李鼎祚，《四库全书》本，清刻本，《丛书集成》本。《程氏易传》　宋程颐，《二程全书》本，《四库全书》本，清刻本，中华书局《二程集》本。《周易本义》　朱熹，《四库全书》本，清刻本。《周易集注》　明来知德，虎林刻本，《四库全书》本。《周易述》　清惠栋，《四库全书》本，清刻本，《四部备要》本。《周易集解》　清孙星衍，清刻本，《丛书集成》本。《周易古经今注》　高亨，中华书局刊本。《周易大传今注》　高亨，齐鲁书社刊本。四、《易经》的内容和性质

古书一般都由篇或章来构成，《周易》则不同，它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卦。卦也相当于其他书的一篇或一章。《易经》整部书共由六十四卦组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这种分法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从魏襄王墓中挖出的《易经》就分为两篇。《易经》由六十四卦组成，六十四卦的内容包括卦象、卦名、卦辞和爻辞。卦象指卦的图像，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符号（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图像。卦中六画的排列自下而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序位，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爻象共三百八十四。初、二、三爻为下卦，亦称内卦；四、五、上爻为上卦，亦称外卦。这样的三画卦共有八种，分别叫做乾（卦形是）、坤（卦形是）、震（卦形是）、巽（卦形是）、坎（卦形是）、离（卦形是）、艮（卦形是）、兑（卦形是），称为八经卦。八经卦两两相重，便构成六十四别卦。解说一卦的基本内容的词句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卦辞起初被称为“彖辞”，唐以后改称卦辞，更加通俗易懂。说明每一爻的性质和内容的词句称为爻辞，列于卦辞之后。例如《易经》的第一卦，为卦象，其卦名为《乾》，卦辞为“元亨，利贞”。六画皆为阳爻，均称九，下第一画为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第二画为九二，爻辞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余为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各爻皆系有爻辞。卦辞共六十四条，爻辞三百八十四条，加上《乾卦》“用九”，《坤卦》“用六”，总称为筮辞，共四百五十条。

就卦辞和爻辞的内容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就从文句体例、社会史和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过探讨。例如高亨、李镜池先生就将卦爻辞归纳为：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占断之辞四类；郭沫若、李镜池、闻一多先生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卦爻辞的内容，又将卦爻辞区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科技知识三类。

如果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对卦爻辞的内容进行分析，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如《大过》卦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渐》卦九五爻辞说：“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离》卦九三爻辞说：“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尤其是《乾》卦爻辞，更以龙象的变化来表现人的政治生涯的起伏升降。这些比喻，都是将自然现象的变化同人事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试图在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寻找某种共同的东西，或借自然现象的变化说明人事活动的规则。这是认为，天道与人道具有一致性，对于以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说的形成，起了很大影响。

第二，讲人事的得失可以转化。《周易》卦爻辞涉及到许多对立的事物，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大人小人、夫妇、吉凶、往来、得丧等。难能可贵的是，《易经》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例如《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平陂、往复是两对对立面，但它们之间都可以转化，平的会变成陂的，往可以变成复。因此，虽处于艰难不利之境，也可以无咎。又如《乾》卦九五爻辞为“飞龙在天”，上九爻辞为“亢龙有悔”。这是以《乾》之第五画为龙飞的极限，认为超过此极限，至第六画就要走下坡路，即向反面转化，亦即后来所说的“物极则反”。因为吉凶、得失可以转化，所以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如《乾》卦九三爻辞所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种认为人的生活遭遇可以转化的观念，在卜辞中是没有的。

第三，提出了某些行为准则，对人有劝诫之意。有些卦爻辞不仅示人以吉凶，同时予人以教训，令人的行为按某种规范而行动。如《谦》卦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初六爻辞说：“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强调人有谦卑的品德，则可以取得好的结果。又如《恒》卦六五爻辞说：“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认为做妻子的德行有恒，遇事吉利；做丈夫的恒守其德，不能随时应变，当机立断，遇事则凶。又如《益》卦九五爻辞说：“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对人诚信，有慈惠之心，自然吉利，因为别人也以慈惠之心待我。所有这些，都强调凶吉悔吝是同人的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认为人事吉凶对人有劝诫之意，突出所占问之事的道德教训的意义的思想，也是卜辞所不可比拟的。

以上三点说明，《易经》卦爻辞中，含有某些逻辑思维，反映了当时人的世界观，对后来易学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周易》被认为是讲天人之道即世界根本原理的学问，被认为是讲事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被认为是讲人生修养的典籍，都是由此推衍出来的。但是，从卦爻辞总的内容看，它仍然是用于占筮的典籍，并不是哲学著作。

关于《易经》一书的性质，从古到今，历来有着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义理之书，即主要是讲天道和人事教训的著作。这种认识从战国时期的《易传》就开始了。如《系辞》所说：“《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又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认为《易经》广大悉备，天道、地道、人道，无所不包，乃“穷理尽性”之书。后来，无论是象数学派，还是义理学派，都有把《易经》一书哲理化的倾向。这种情况，直到朱熹那里，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他反复强调，“《易》本卜筮之书”，“《易》本为卜筮而作”，认为《易经》原本是周朝人用来占筮的典籍，不是讲哲理的著作，赋予其哲理的解释，是孔子《易》即《易传》的任务。此说颇有眼力，难以反驳。因为他依据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周礼》等有关记载，作了详细论证。这也就是历史上关于《易经》性质的第二种主要看法。当然，《易经》虽为卜筮之书，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生活智慧，正如前面所说。这也是《易经》一书逐渐摆脱卜筮之书的本来面目，能够不断被哲理化的根据所在。五、《易传》的内容和特点《易传》是战国以来儒家学者系统解释《易经》的著作，共七种十篇，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易纬·乾凿度》称为《十翼》，言其为《易经》之羽翼，有辅助之意，表示是用来解释《易经》的。汉代学者称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为“传”，《十翼》一类的著作也被称为《易传》。有时，汉代经师也将自己解释《周易》的作品称为《易传》。东汉经师为了区别所谓孔子所作的《易传》和一般经师的著述，取《易纬》之说，称战国以来的解《易》的著作为《十翼》。

有一种意见，以为《十翼》在汉初并不称为《易传》，而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说，称之为《易大传》。其实，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已经明确地称孔子所作为《易传》。汉初许多著作，如陆贾《新语》引《系辞》文，《淮南子》引《序卦》文，《春秋繁露》引《文言》文，《礼记》引《象》传文，皆称“《易》曰”。《韩诗外传》引《系辞》文，则称“《传》曰”。足证汉朝初年已经称《十翼》之类的著作为《易传》或《传》了。而《易大传》之称在汉初文献中仅此一见。据此，将《十翼》统称之为《易大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据宋人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考证，《易大传》是指《系辞》而言。因为此传乃通论《周易》之大义，不是如《彖》、《象》那样，逐句解释经文的著作，所以又称之为《易大传》。（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易传》的主要部分是解释《周易》经文和筮法的，这方面的问题属于占筮的原则和体例问题。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卦爻辞的意义及其吉凶词句的解释；一是论揲蓍求卦的过程。《彖》、《象》二传的内容属于前者，《系辞》和《说卦》中的某些章节，讨论了后一问题。《易传》对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继承和发挥了春秋以来的取象说和取义说。所谓取象，即以八卦象征各种物象，再用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说明重卦的卦象，以此解说一卦的卦辞和爻辞，论证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所谓取义，即以卦名的意义和卦的德行说明重卦的卦象，并以此解说卦爻辞，从而推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除此之外，《易传》又提出爻位说，即以爻象在全卦中所处的地位说明一卦之吉凶。其中有当位说、应位说、中位说、承乘说等。值得注意的是，《大象》传（《象》传又有《大象》传、《小象》传之分）则着重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解释八卦，进而解释卦象的义理。其对卦象的解释，前句讲自然现象，后句则讲人事生活教训，以自然现象比附人事活动，企图将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为人类的政治伦理行为在自然界寻找依据。特别应该指出，此传对卦辞的吉凶未做解释，只是依据卦象和卦名，讲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规范和规则。这样，《周易》就被看成是一部政治、伦理的教科书了。

关于占筮之法，《系辞》传和《说卦》传对以蓍求卦和画卦的过程作了许多论述，如《系辞》“大衍之数”章，“易有太极”章，《说卦》“参天两地”章等。“大衍”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按朱熹《周易本义·筮仪》的解释，这是说，以五十根蓍草为演算求卦之数，即“大衍之数”，从中抽出一根放在外边，不参与蓍草数目的变化，称为“其用四十有九”。把四十九根蓍草任意分为两部分，即“分而为二以象两”，此为第一营，即第一步经营。于左边一堆中取出一根放在一旁，即“挂一以象三”，此为第二营。将左右两堆蓍草，以四根为一组，分别数之（“揲”），即“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此为第三营。将左右两堆分数之余数（“奇”），或一根，或二根，或三根，或四根，放在所挂蓍草之旁（“扐”，一说谓指间），即“归奇于扐以象闰”，此为第四营。以上“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次经营，称为一变，即“四营而成易”。一变之后，再将左右两堆蓍草混而为一（“挂一”、“归奇”之数除外），如上述四营程序数之，此为第二变。二变之后，又将剩余的左右两堆蓍草并而为一，依四营的程序再数一遍，此为第三变。三变的结果，左右两部分蓍草所剩的总数目只能有四种情况：或三十六（4×9），为老阳之象；或三十二（4×8），为少阴之象；或二十八（4×7），为少阳之象；或二十四（4×6），为老阴之象。阳爻之象画为，阴爻之象画为，便得出卦象中的一爻之象。共经过十八变，便得出自下而上六爻的形象，成为一卦，此即“十有八变而成卦”。这就是《易传》所提供的“揲蓍求卦”之法。至于如何判断所求得之卦的吉凶，现存《易传》中没有提供材料。而朱熹在其《易学启蒙》中，则拟定了七条体例，可供参考。

同《易经》相比，《易传》的显著特点是，将古代的卜筮之书哲理化了。《易传》解经，就其对筮法体例的论述和对卦象及卦爻辞的解释说，都企图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将《周易》的内容逻辑化、体系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的指导思想。《易传》实际上是哲学著作，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战国时期一大哲学流派。《易传》所提出和论述的哲学问题是多方面的，包含有深刻的人生智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吸收道家和阴阳家的阴阳学说，以阴阳范畴解说《周易》的卦象、爻象和事物的根本性质，并概括出一条总原则，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视其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一阴一阳”，就是又阴又阳，即有阳就有阴，有阴就有阳，阳可变为阴，阴可变为阳。阴阳两个方面相互联结，相互推移，相互作用，就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称为“道”。认为天地之间，凡是继承这一法则的，便是完善的；凡是具备一阴一阳的，就完成其本性。就是说，任何事物，包括卦、爻象的变化，都是又阴又阳，这就是事物完善的本性。所以要从阴阳两个方面观察事物的性质，既要看到阳的一面，又要看到阴的一面，不能有所偏废，见仁而不见智。《易传》将具体事物的属性抽象为表达对立性质的阴阳范畴，并把对立面的依存和转化概括为“一阴一阳”，主要是强调阴阳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济互补，和谐统一。当阴阳两种势力配置得当，谐调相济，形成一种优化组合，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从而使事物得以亨通；相反，如果配置不当，阴阳失调，刚柔乖异，就会使和谐局面受到破坏，以致发生冲突，从而使事物阻塞不通而出现危机。因此，《易传》把“保合太和”作为最高的价值理想。“保合太和”，就是使阴阳两种势力或各种矛盾方面保持最佳的和谐状态。自然界以及社会的和谐状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二）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其涵义之一，是指阴阳变易的法则。对于这一法则，《易传》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关于事物变化的原因，它认为，完全是由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阴阳两种势力决定的。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上》），“刚柔相推，变在其中”（《周易·系辞下》）。刚柔也即阴阳，阳刚而阴柔。相推即相互推移，相互作用。刚柔二爻相互推移，进退消长，方有卦、爻象的变动。这既是《周易》的法则，也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此即《系辞上》所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天、地、人三才至极之道。此种观点，是把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看成变化的原因，乃中国古代内因论的先驱。（三）物极则反

在《易传》看来，由刚柔相推所引起的事物盈虚消长的变化过程中，总是由于发展到顶点，而向其自身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个道理易学史上称为“物极则反”。《易传》虽然尚未明确提出此命题，但却阐发了这一思想。如在《象传》看来，《乾》卦六爻，从初爻到上爻，是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五爻表示达到了高贵的地位，大有作为；但再往上发展，达到上爻即顶点，就要走向反面，此即《小象》所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后来，孔颖达对此加以发挥，说：“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周易正义·乾》）《周易正义》概括为“物极则反”，是符合《象》文本义的。《文言》解说《乾》卦上九爻辞，也反映了“物极则反”的思想。（四）忧患意识

基于对“物极则反”法则的认识，在《易传》的生活智慧中，充满了忧患意识。《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认为殷周之际，社会剧烈变动，天命转移，政权更替，所以《周易》充满了忧患意识，卦、爻辞中多危言，使人听而警觉，“惧以终始”，不忘忧危之事，于危机中方可保其平安。又说：“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认为《周易》的作用就在于使人知道警惕戒惧，又明白忧患与事故，虽然没有师保，也如同父母亲临一样，不断告诫自己。因此，历代易学家，尤其是儒家学者，都重视《周易》的忧患意识及其价值，视其为处理人生遭遇的准则。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无论是顺境还是困境，都应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即使处于逆境，也不要动摇自己的信念，如《困》卦《象》传所说，“君子以致命遂志”，努力争取改变现状，迎接光明来临。此种忧患意识，是《周易》所倡导的人生观的一大特色。

正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易传》又提出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周易·系辞下》）的主张，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如果安于其治，保持现状，就会招来祸乱和危亡。认识到这一点，在政治生活中，就可以防止走向反面。（五）趋时尚中

为了避免倾危，保持安宁，或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引导其向好的方面转化，《易传》提出了一套安身立命之道，首要的就是趋时尚中说。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是将事物的各种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从而使事物处于最佳状态。因此，《易传》特别推崇“中”道，要求人们“执中守正”。所谓“时”，即时机、时运、时势；“趋时”，就是主动地适应时势，及时抓住机遇，对原有的东西随时加以变通。适时则吉，失时则凶。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与时偕行”，“变通趋时”。《易传》还将“中”与“时”联系起来，把“时中”即因时而行中道，作为人的行为的准则。（六）裁成辅相

在天人关系方面，《易传》又提出了强调天人谐调的“裁成辅相”（《周易·泰·象》有“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句）说。所谓“裁成”，即加以裁制完成。“辅相”，即遵循固有的规律加以辅助。认为圣人应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加以辅助，节制调整，以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使之更加适合人类的需要。《文言》传也认为，圣人掌握了《周易》的法则，其德行则与天地日月相一致，先于天时的变化而行事，对自然加以引导、开发，自然也加以顺从；于天时变化既发之后行事，则注意适应自然变化的法则。这便是“与天地合其德”。也就是说，人只能适应、引导、调节、辅助自然，使人与自然相谐调，而不能违背自然法则，破坏自然。

这种天人谐调论，既注重了充分发挥人的主体的能动性，在自然面前有所作为，又强调了必须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一种关于天人关系的全面的观点。（七）《易》与天地准《易传》通过对筮法的解释，探讨了世界的本原问题，提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周易·序卦》）的命题，以天地为万物的根源和基础，认为“天地交而万物通”（《周易·泰·彖》），“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彖下》）。进而提出“《易》与天地准”（《周易·系辞上》）说，说明《周易》乃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效法自然现象及其变化的过程而制定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摹写，并非任意的创造。因此，《周易》就包含有天地间的一切道理。人们只要掌握了《周易》的法则，就可以“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系辞上》）。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周易》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政治谋略、管理思想、道德原则等方面，揭示《易传》的丰富内涵。总之，《易传》通过对《周易》原理和筮法的解释，提出了一系列哲学观点、范畴和命题，论述了《周易》的基本原理，进而探讨了世界的本原，研究了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规律，提出了一些人类生活的根本原则，从而使《周易》这部古老的占筮著作走上了哲学化的道路。《周易》又成为讲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书。六、《周易》对后世的影响和意义《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其流传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被人们视为重要的典籍，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尊为神圣的经典，其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被尊为《五经》之首，人们对它的研究，遂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易学是对《周易》经传所作的种种解释，并通过其解释，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和不同的学术流派。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周易》对我国古代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和伦理生活、风俗习惯都起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华元典中，《周易》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就其广度和深度说，没有一部典籍可以同它相媲美。

就中国古代哲学说，《周易》虽为儒家的经书，但其影响并不限于儒家领域。其他系统的哲学，也不同程度上从《周易》的研究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如魏晋玄学和道教哲学同易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就儒家系统的哲学说，《四书》所讲的内容，使用的术语和范畴，偏重于政治、道德问题，对自然观和宇宙观的论述比较贫乏。从《易传》开始，方为儒家哲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但尚很粗糙的体系。汉朝以后，这一体系逐渐得到完善，到宋明时期发展到高峰。仅以北宋为例，据《宋史》著录，其解《易》的著作就有六十余家。其中有著名的哲学家，如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程颢和程颐等；有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欧阳修、苏东坡、司马光等。宋明道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一种形态，从周敦颐到朱熹，再到王夫之，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思维形式说，是通过易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宋明哲学中的五大流派，即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和功利学派，都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除王守仁的心学外，基本上来于易学哲学中的问题。即使佛教中的人物，也援《易》入佛，或以《易》释禅。《周易》及其易学所形成的哲学世界观，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知识界和文化人用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工具。

应该指出，《周易》为中华文化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这个体系的要素包括刚健有为、中和思想、神道设教、崇德利用、天人谐调五个方面：其中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中和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神道设教思想主要解决人与鬼神的关系，即人道教化同宗教活动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类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天人谐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五个方面，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就是《易传》提出来的。

总之，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智慧，在同西方文化接触之前，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得到锻炼和提高的。《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源头，对熔铸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七、阅读《周易》应当注意的问题

总结历史上经学家和近代疑古派的治学经验，我们应该提倡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阅读和研究古代的典籍。具体到学习《周易》经传，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将《周易》系统的典籍区分为经、传、学三部分，既要看到三者的联系，又要看到三者的区别，不能以传代经，或以学代传。从《周易》这部典籍流传的过程看，它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易经》、《易传》即《十翼》、历代易学。《易经》是周人占筮用的典籍；《易传》是战国时代学人对《易经》所作的解释，将占筮的典籍哲理化；历代易学是汉代以来的经学家和哲学家依据《易传》的解经原则，对《周易》经传所作的再诠释。经、传、学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具特色，不能混为一谈。如“太极”这一范畴，始见于《易传》，《易经》无太极概念。如黑白点河图、洛书，见于宋易，《易传》无此种图式。又如以春夏秋冬四时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见于汉唐易学，《易传》无此种说法。总之，经、传、学乃一历史的发展过程，各自受到其历史环境的制约。因此，学习和研究《周易》系统的典籍，要注意其所处的时代的特征，不能将后人的解释强加于前人身上，也不能将后人的解释一概视为经、传的本义。

其次，要对经、传、学中的术语、概念、命题以及理论体系，进行逻辑分析。因为《周易》系统的典籍，从卜筮之书，通过《易传》的解释和历代易学家的阐发，成为一部哲学典籍，从而建立起以经、传为核心的各种易学体系。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可以揭示其理论思维的特征及其价值，从而给人以智慧，以锻炼和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如不进行逻辑分析，一部易学史便成了一笔糊涂账。比如“太极”这一范畴，在《易传》中是作为筮法范畴出现的，“易有太极”章是讲揲蓍成卦的过程。但这一过程表明，从太极到八卦，乃一连续和演化的过程，所以到了汉代，易学家们便将“太极”从筮法范畴提升为哲学范畴，视“太极”为宇宙的本原，即元气，从而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模式，到宋代周敦颐发展为《太极图说》，成为中国哲学中谈宇宙生成论的典型。到朱熹，又在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影响下，视“太极”为阴阳五行之理的全体，认为太极同两仪、四象、八卦的关系，不是母生子的关系，而是逻辑上的相互蕴涵的关系，并在哲学上导出“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的结论，又将宇宙生成论引向了本体论。如果不对“太极”范畴进行逻辑分析，其理论价值就被湮灭了。

第三，要区分《易传》解经的两套语言。由于《易传》的特征是将《易经》哲理化，因而其对《周易》的解释，则有两套语言，即筮法语言和哲学语言。前者谈筮法问题，后者谈哲学问题，谈哲学问题往往又不脱离筮法问题。因此，我们阅读《易传》，要注意区分其所谈问题的性质。就其解《易》的两种语言说，所谈论的问题的性质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谈筮法，如《系辞》“大衍之数”章，“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章，“易有太极”章；又如讲“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唯变所适”等，都是讲筮法问题；又如《说卦》传中对取象和取义说的概括，提出乾坤父母卦说，亦是讲筮法问题。二是谈哲理，如《系辞》“易与天地准”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章，三陈九卦章等，都属于哲学语言。三是既讲筮法，又谈哲理，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情况较为普遍，而以《彖》、《象》二传最为突出，充分体现了《易传》解经的特色。《彖》传解经，采用取象、取义、爻位三说，解释“象辞相应之理”，是谈筮法问题；但解释一卦的卦义时，又谈天道和人道，又是讲哲学问题。《大象》传解经，主取象说，上半句解说卦象和卦名，属于筮法问题；下半句则依卦象讲人道，又属于哲学问题。总之，《易传》的两套语言，或言筮法，或言哲理，不同篇章各有偏重，但无论哪套语言，都不脱离筮法，或从筮法问题引出哲理，或予筮法以哲理的依据。因此，注意区分两套语言，同时，又看到二者的联系，对于阅读《易传》，认识其本来面貌，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研习《周易》还要发扬儒家人文主义的解《易》传统，从中“观其德义”，以提高自己的理论和道德修养，而不能热衷于占卜算命，因为《周易》的价值不在于占术，而在于其理论思维的内容。其实，用《周易》进行占卜，并不能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它只能给人以精神安慰。八、阅读参考书目《周易》一书文字古奥，言简义丰，令人难以理解，因此，学习《周易》需要依据前人的注释。而注解《周易》的著作又浩如烟海，一般读者不知从何人手。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且易于找到的参考书目。《请来认识易经》（朱伯崑著，原载《国文天地》1991年4月，后收入《朱伯崑论著》，沈阳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文从经、传、学三个方面，对《周易》一书的性质及其影响作了介绍。认为《周易》原本占筮典籍，但由于其理论思维的内容，又成为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先声。而《易传》则是穷理尽性之书，通过对筮法以及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将古代的占筮典籍升华为哲学典籍，标志着先秦时期理性思维能力的高度发展；其所提出的理论思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代易学又成为中华文化和学术的轴心，尤其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甚大，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周易古经今注》（高亨著，原为上下两册，上册《周易古经通说》，由贵阳文通书局石印，下册《周易古经今注》，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后合而为一，修订重印，仍名《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此书为诠释《周易》经文的著作。其“通说”部分着重对卦爻及卦爻辞中的术语进行解释，又对卦名误脱、来历、筮辞分类及占筮方法进行考订；“今注”部分则从筮书的角度，对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分别进行了注释。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力求经文原意，不受《易传》的束缚，“以经观经”；二是排除一切象数陈说。此书以文言文写成，长于文字训诂，考证充分，颇多新解，乃近人注释《易经》的力作。《周易大传今注》（高亨著，齐鲁书社1979年出版），此书为诠释《易传》之作，乃《周易古经今注》的姊妹篇。认为《易传》解经与《易经》原意往往相去很远，故当“以经解经，以传说传”。注释力求传文本旨，只讲《易传》固有之象数说，不讲《易传》原无之象数说。全书内容有三：通说、注解和附录。卷首《周易大传通说》，详论《大传》各篇的名称、作者、年代以及卦象与卦位、爻象与爻数等象数之说。注解部分则对经文和《易传》十篇分别作了注释。经文之注，先立“经意”，后陈“传解”，两相对照，以显示经传之异同。疏释《大传》，着重于文字的训解，并力图揭示其哲学意蕴。本书以文言文写成，但力求浅近明白，是学《易》者所必读之书。《周易全解》（金景芳、吕绍纲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此书以义理学派的文化传统，说解《周易》经传全文，是一部贯通经传的解《易》著作。其解六十四卦的体例是：先以《序卦》释其卦名、卦义，再分别解释卦爻辞，最后以“总论”的形式，融会卦爻辞、《彖传》、《象传》，阐释其卦旨及其取象，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全卦。认为《周易》实质上并非卜筮之书，而是一部哲学著作；《易传》的思想就是《易经》的思想，经传不可分，孔子即《易传》作者；《易经》的哲学思想即寓于六十四卦的结构之中。行文明白如话，分析深入浅出，解说义理，务求详尽，是一部相当严谨的解《易》著述。《易经白话例解》（朱高正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印行，后收入《易学智慧丛书》，沈阳出版社1997年出版），此书以通俗易懂的文笔注解《周易》经文，是《周易》爱好者观象玩辞的启蒙教材。其特点有两个：一是发扬儒家解《易》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周易》为修己治人，增长生活智慧和提高修养境界的指南，本此宗旨，注解六十四卦经文。二是依“彖爻一致”和“求通”的原则，将卦爻象和卦爻辞视为一整体，每卦体现一中心观念，并贯通于各爻之中，以此阐明六十四卦所蕴涵的人生哲理。其对经文的解释，严格遵循《易传》的体例，不依傍后来易家提出的种种条例，勇于求新，又不违古训。行文朴实简练，直申义理，无旁征博引、令人生畏之感，并结合历史和现实问题阐发经义，适于当代学人阅读。《易学漫步》（朱伯崑主编，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印行，后收入《易学智慧丛书》，沈阳出版社1997年出版），此书对《周易》经传，易学的分期和流派，易图的产生和演变，易学的基本范畴，易学的思维方式，以及易学与哲学、道教、人伦、科技、医学、审美等关系作了概括论述，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完整而准确的易学框架，是海内外率先构建易学体系的著作。行文简洁而明快，说理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乃初学者研习易学的最佳门径。

《尚书》说略

由于古代统治者重视文书工作和史事记注工作，就形成很多文书和史料。《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说：“君举必书。”《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汉书·艺文志》作“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郑玄《六艺论》作“右史记事，左史记言”。虽所说左右史官职掌刚好相反，但君主左右的史官要随时记录君主的行事和言论则相同。所记行事的成果即王朝编年史，后世见到的是《春秋》及《竹书纪年》；所记言论的成果就是诰、誓、命、谟等篇章，后世见到的是把这些篇章汇编而成的《尚书》及《逸周书》等。

夏、商、周三代共历时一千八百年或近两千年，统治者进行各种活动，发出各种讲话、诰令，既然“君举必书”，则数量必然是很多的。汉代纬书《尚书璇玑钤》说孔子求《书》得三千二百四十篇，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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