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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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贵族对比试读：
内容简介
2011年，一个平民出身的女孩凯特将嫁给英国威廉王子；一如威廉王子的母亲戴安娜王妃的30年前。这场聚集了全世界目光的婚礼，不知道搅起了多少场有关贵族精神与贵族的讨论。甚至很多人把贵族精神等同于人类众多美好的品德，并因中国贵族阶层过早凋零，贵族精神无从延续至今而哀叹不已。然而，在面积相仿的两块土地上，中国与西欧，贵族的命运为何迥然不同？贵族精神又该向何处寻觅？而备受推崇的欧洲贵族在现代社会中又是如何生存？他们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责任、义务、奉献、尊严等等这些美好词汇背后的含义并不会因为阶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贵族相比平民只不过是先一步凑齐了理解这些词汇含义的条件。在贵族越来越平民化的今天，在越来越多普通人在更好诠释“美德”含义的今天，请让我们如同送别现实中即将消逝的贵族阶层般向曾引领人类追寻内在真善美的贵族精神挥手道别，同时张开双臂欢迎人类新的灵魂导师：公民精神。
第一章 身份
一、欧洲贵族的发端与演变：教养代替了血统
欧洲的贵族最初是唯血统论，是庶民还是贵族，就看你继承的是哪个家族的血脉，出身是否高贵。最初的贵族是那些蜗居在乡野城堡中的乡绅，他们粗鲁，缺乏教养，只关心狗和打猎，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世纪晚期，血统贵族的传统被打破了。大批贵族迁往城市，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慢慢融入近代的文明进程，教养开始代替血统，成为贵族的重要标志。
中国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身份标志。不那么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领，另辟蹊径，泡酒吧、看话剧，谈村上春树，以精神贵族自居。各地的大学也以开设高尔夫球课程招徕生源，似乎学会了挥舞球杆，从此便步入上流社会。
满城尽带贵族甲，偏偏无人对历史上的贵族感兴趣，没有人去深究细想：什么是真正的贵族？贵族的精神何在？暴发户与贵族相距多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位德瓦尔德教授，一直着迷于欧洲贵族的研究，苦心研读几十年，终于成为欧洲贵族史的研究权威。最近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其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名著《欧洲贵族（1400——1800）》，让我们有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览欧洲贵族的历史变迁。
近代的贵族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产物。耸立在欧罗巴平原与英伦海岛上一个个中世纪城堡，便是贵族权力的象征：它们独立于王权，又统辖着臣民，自成为一个王国。欧洲的贵族最初是唯血统论，是庶民还是贵族，就看你继承的是哪个家族的血脉，出身是否高贵。最初的贵族是那些蜗居在乡野城堡中的乡绅，他们粗鲁，缺乏教养，只关心狗和打猎，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世纪晚期，血统贵族的传统被打破了。大批贵族迁往城市，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慢慢融入近代的文明进程，教养开始代替血统，成为贵族的重要标志。
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已经诞生，这些靠海上贸易和手工作坊起家的暴发户们，论钱包，要比贵族们鼓得多，唯独缺乏的，是贵族的教养与气质。教养这个玩意很玄虚，又很实在，体现为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与对人的彬彬有礼。不要以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只有贵族之间才讲文明礼貌。贵族与庶民，虽然身份不平等，但同为上帝的子民，人格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你看英国历史片中的管家先生，没有一个卑躬屈膝，个个都像贵族那样体面、有尊严。张爱玲说过，老上海公寓里的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整正，才肯出来为客人开电梯。不仅全社会追求绅士风度，以教养为荣，而且贵族对下人也尊重有加。路易十六皇后上断头台，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对不起，先生。”
贵族的教养从何而来？它无法像知识那样机械地传授，只能在适宜的文化环境之中熏陶而成。家庭、学校与社交，便是陶冶性情的最重要空间。教养首先来自家教。家教不是指弹钢琴、背《论语》式的家庭功课，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家庭之后是学校。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剑桥，贵族学校教你的不是谋生的本领、赚钱的实用知识，而是阅读大量“无用”的拉丁文，通过古典文化的熏陶，让学生成为贵族社会所需要的绅士。最后是社交。男孩女孩到了十六岁，便为成人，由父母带领进入社交圈子，学会与不同的人交往，实践各种社交礼仪，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淑女。
一般来说，贵族气质要三代而成。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不复改正，无论如何模仿，皆不成体统，于是开始培养下一代，送子女进贵族学校，学绅士礼仪。但第二代毕竟是教育的结果，所谓的贵族气质乃后天形成，尚未内化到血脉之中。平日尚能维持文明与体面，一到吵架的时候，家乡的骂人土话便脱口而出。一直要等到第三代，习惯变为自然，贵族品性浑然天成，方能形成家族门风。
二、中国也曾有过贵族：春秋战国是其黄金时期
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人物叫宋襄公，据说他在“泓水之战”中，因为恪守教条，非要等楚军渡了河才发起攻击，结果导致了失败。宋襄公成了迂腐的典型。但也有人说宋襄公的故事体现了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讲规则，重风度”。今天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这样一种行为呢？“文化中国”节目主持人今波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杰一起，为我们解读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
宋襄公的故事在中学课本中出现过，那时给我们留下的评语记得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那么现在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宋襄公这个人物呢？
宋襄公的故事最早记载在《左传》中，说的是宋国跟楚国要打仗，他们选择在泓水的一边作为阵地。宋国军队很早就开到阵地，排好了队列，楚国是从另一边渡过泓水来进行交战。就在楚国渡河的过程中，宋国有一个中级军官，相当于今天的团长，就跑到宋襄公面前献计献策，说咱们给他来一个突然袭击，您看怎样？
这个建议在今天看来很合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是战争原则。
没想到宋襄公却把脸一拉说，这怎么能行呢！君子在战争中是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人、头发已经斑白的人，敌人处于险境的时候，不能落井下石，现在敌人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绝对不能突然袭击。于是就消消停停地等着楚军全部过了河之后，宋军才展开攻击。结果由于寡不敌众，宋军大败，宋襄公在战争中也受了伤，回去后不久就死了。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宋襄公这人太蠢了，迂腐啊。你说，“兵者诡道也”，本来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你非要讲个规则，结果惨败了。这个故事能反映宋襄公身上有贵族精神，但很多观众没法理解，您倒说说。
重风度守规矩
确实，让我们今天的观众，从宋襄公的身上解读出贵族精神来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今天我们对祖上的这种贵族精神可能都不太理解，但是我们对西方的骑士精神多多少少都有耳闻。那么西方的骑士精神包括什么内容呢？第一点，到战场上要勇敢，不能贪生怕死；第二点，到战场上要讲风度，要守规则，不能攻击没有穿好盔甲的武士，不能攻击非战斗人员，如果对方失败了，对失败者要宽宏大量。这些话听起来跟宋襄公的精神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您这么一说，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那么宋襄公的这种贵族精神和西方骑士精神究竟相同在哪里，为什么那个时候打仗还要讲究这种贵族精神？
如果咱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理解宋襄公的这种选择。春秋以前的战争观点、战争方式，和春秋以后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春秋的时候，因为双方主体都是贵族，那时候连当兵的都是贵族，所以大家打仗的原则是点到为止，给足对方面子，并不以把对方赶尽杀绝为目的，一旦分出胜负马上鸣金收兵。那么两支由贵族构成的军队打仗，就有点像后来的绅士决斗。
西方贵族之间的决斗有一套非常严正的程序，中国春秋时期的战争也是这样的吗？
是的。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使用的是战车，那么用战车打仗，就要求寻找一块比较平坦，比较宽阔的土地作为战场，所以在打仗之前，双方必须选择一处对两国都比较适中的平原地区，然后约好时间，两国就千里迢迢赶到这个地点来打仗。
前期的准备细致而漫长。
到了战场之后，要遵循一系列比较严格的规定。双方先排成队列，然后击鼓，双方战车相向而行，到达交汇点后同时向左转，叫左旋。这时两队战车的距离最近，站在战车上的武士挥起长矛，相互攻击，如果一下子把对方挑下战车，就胜了；如果双方谁也没打着谁，那么在左旋之后，回到原点，等待下轮击鼓，再次发起冲锋。所以这个方式跟决斗非常相似。
春秋时期是非常注重礼仪的一个历史阶段。
对。我们了解了宋襄公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会明白他的这个选择是由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宋襄公本人是殷朝的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的贵族教育，所以对他来讲，在战争中取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胜得合理，胜得光明正大。
有时想想很感慨，中国人现在很赞赏西方人的骑士精神、绅士风度，做事有原则讲诚信。可是今天我们才发现，让我们嘲笑了那么多年的宋襄公，恰恰是和西方的骑士精神一脉相承的。
有荣誉感具备责任心
宋襄公的故事主要体现了贵族精神中的那种规则意识，那是不是还应该有勇敢啊？
对。尚武精神是贵族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这和西方贵族社会是相通的。在先秦的时候，每个贵族生下来就是武士，都有当兵打仗的义务，“执干戈以为社稷”，是贵族的权利，普通老百姓想当兵还不让你当。所以那个时候当兵，为国家牺牲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比如儒家推崇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就有射箭和驾车。孔子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曾经给学生做示范。
真实的孔子和咱们后世理解的孔子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尚武是从上层到底层共有的一个精神系统。
那么贵族精神除了勇敢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信条？
荣誉。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这也是他们勇敢精神的源泉。他们认为自己的血液是高贵的，绝不能用下三滥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液。因为重视荣誉，所以贵族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往往敢于承担，他们身上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承担精神。
承担和贵族精神挂钩，对今天的国人似乎难以理解。因为现在中国人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但其实真正的贵族精神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贵族是社会的上流，这一方面让他们产生了荣誉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或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在享受种种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或者是为自己的君主，不惜献出生命。
在春秋的时候，郑国虢地曾召开过一“弭兵大会”，就是停战大会，各国都派了代表来参加。开会过程中，有消息传来说鲁国出兵攻打莒国，这让与会代表非常生气，决定要杀掉鲁国派驻大会的代表叔孙豹来发泄大伙心中的怒火。其中有一个晋国的代表乐桓子与叔孙豹是朋友，想救他。但叔孙豹说，我们鲁国派我来参加大会，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现在大家对鲁国有怨气，想通过杀掉我的方式来发泄怨气，那么我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晋国国君听到这件事以后，说道：“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所以晋国国君就向楚国国王求情，咱们两个商量商量就饶他一死吧，因为他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咱们如果饶他一死，也可以劝勉那些忠心为国的人。所以这个故事，很鲜明地体现出先秦贵族身上的那种勇于承担的精神。
遇事执著讲信誉
当时人们崇尚方刚，鄙视机巧，身上充满那种刚烈的气质。有这么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有个一直想独揽朝政的人叫崔杼，他杀害了齐庄公，然后立庄公的弟弟为国君。国事安排已毕，他就找来太史伯，干嘛的？记录历史的。他对太史伯说，前几天，主公调戏我的夫人，结果被人杀了，为了照顾主公的面子，所以你在记录历史时要这样写，“先君害病身亡”。结果这太史伯听完崔杼的话，冷冷地说，按照事实来写历史，这是太史的职责，至于主公怎么死的，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朝廷内外，上上下下的人心里都明白，让我说假话，办不到。一个史官，本身也没有什么权势。崔杼说，好，那你准备怎么写？你让我看看。结果这个史官当场就给他写了，崔杼一看，上面写着“夏五月，崔杼弑君庄公”。崔杼大怒，把这个太史官杀了。然后继任者再上来，结果拿来一看，还是这样写“崔杼弑君庄公”，又杀，连杀好几个，最后崔杼没有办法，长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才知道，历史和史官的可怕，他就把最后的那个史官给放了。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尾声，说是在齐国的南部还有一个史官，他听说齐国的史官都被杀光了，很着急，怕这个历史没人写了，抱着竹简，执简以往，要到朝中继续去书写历史，走到半道上，听说最后一个史官被放了，这才折返回来。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忠义耿直的故事特别多。也正因为有这样能够直笔写史之人，所以才使得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不至于走很多的冤枉路。
春秋时候的故事，实际上也不完全是一种慷慨激烈、充满血腥，也有一些听起来非常温暖的故事，比如说有一个叫“季札挂剑”的故事，听起来非常富于诗意。说的是吴国有一个公子叫季札，这个人修养非常好，国王就派他出使晋国。
在出使晋国的路上要路过徐国，于是他就去拜访徐国国君，没想到两个人谈得非常投缘，成了好朋友，他在徐国一连呆了好几天。在聊天过程中，季札注意到，那徐国的国君一直在看他腰间挂的这把宝剑。我们知道吴国是产名剑的地方，而且季札对剑很有研究，是一个剑的大收藏家，他身上带的是他最好的一把宝剑。那么他看到这位国君不断地看他的剑，就知道他喜欢上这把剑了。但是，因为君子不夺人之美，所以没好意思直接开口要。季札读懂了他的心思，想把这把剑赠送给这位徐国国君，但是，当时国际上有一个规定，就是作为外交使者，身上必须佩剑。
他想，等我出使完了之后，回国途经徐国时，再把剑送给徐国君，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于是在徐国呆了几天，就继续出发去到晋国。等他在晋国完成了外交使命，回国的路上又一次经过徐国时，他兴冲冲地想把宝剑送给徐国君，却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徐国君在这几天当中得了急病死了。
这个季札非常悲痛，就找到了国君的继任者，他说这个先君活着的时候跟我非常好，我曾经想把这个宝剑送给他，但是他不幸去世了，现在我把这个宝剑送给您，以表达我的心意吧。但是这位继任者也非常讲究原则，他说，我们的国君活着的时候没跟我交代过这件事情，所以您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够收下。
季札一听，说那这么着吧，我去祭拜一下您的先君。于是就带着各种祭品来到徐国君的墓前，恭恭敬敬地给徐国君行礼默哀，完事之后，季札从腰间解下宝剑挂在了徐国君墓边的树上，然后扬长离去。
这是一个多么优美的故事，那时候贵族的气质，雍容、高贵、高雅、从容。可是让人遗憾的是，到了后来，先秦时代的这种贵族精神，随着后来皇权势力的不断膨胀而日渐衰减。
平民皇帝让贵族精神退位
乌江之战，项羽本有机会逃亡，却选择以乌江自刎的方式，维护了他最后的尊严。楚汉之争的结果，是以项羽为代表的贵族文化完全被以刘邦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所击败。那么，中国的贵族文化为什么会那么早消失呢？
项羽以死保持贵族精神
项羽是贵族后代，他祖父项燕是楚国一员名将，在战国后期非常有名；刘邦则出生在社会底层，是一个平民，没读过书。项羽身上不光有英雄气概，他的贵族血统也使他具备了贵族精神，在楚汉战争当中，他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议。因为战争打了很长时间，双方都精疲力竭，都非常痛苦，而且老百姓也流离失所。所以项羽就跟刘邦提议，说干脆咱们俩来一场决斗，通过这个决斗来一决雌雄，你看怎么样？
这有点像西方贵族之间的决斗。
是的，完全是西方贵族式的思维方式。
我觉得另外一件事儿更能说明问题，就是“自刎乌江”。其实项羽到了生命最后一刻，这种贵族精神似乎体现得更加充分。
乌江之战我觉得非常典型地说明了项羽本身的价值取向。项羽来到乌江边上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可以逃走的，因为那时乌江上停着一艘小船，乌江亭长正在等他。c乌江亭长见到项羽就说了，大王您赶紧上船，我带您过江，现在整个乌江之上只有我这一条小船，汉军肯定追不上您，咱们过去之后，再想办法东山再起。但是项羽谢绝了他的好意，仅仅是请他把自己宝贵的战马渡过了江，自己则带领身边的十几名亲兵，重新杀回汉军阵营。项羽实际上是选择战死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所以这场寡不敌众的战争最后就打得风云变色，气壮山河，项羽一个人徒手杀死了数百名汉军，最后因为身受重伤，干脆自刎而死。
后世经常有人为之扼腕叹息，为什么就不能选择坐船先逃，然后再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呢？
要那样做就不是项羽了，项羽是个真男子，伟丈夫。他所习惯的是那种贵族式的、风度翩翩的竞争，他不习惯于刘邦的这种靠阴谋诡计来进行的这场竞争。可以说，他是主动选择用死这种方式来为贵族精神做一个殉葬。李清照可以说是项羽的知音，她充分解读了项羽的精神，所以写下了那首词：“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秦始皇灭了一代贵族
如果说，项羽之死代表着中国古代贵族精神的一种失落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看西方，西方的贵族精神实际上延续了很长时间，为什么中国贵族的这种精神，失落得会这么早呢？
这是因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当中，把原来国家的贵族基本上都给杀掉了，那些没有被杀的，或者迁徙，或者流放，所以等他统一完六国之后，别的国家的贵族阶层基本上就消失了。
那么秦国本身的贵族阶层呢？因为秦国的专制制度发展得特别早，所以贵族的特权早已被取消，与平民一样，都是皇帝的奴仆。因此，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中国的贵族阶层，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消亡了。之后虽然历朝历代都会分封一些王、公、侯、伯，但是他们的贵族身份和秦始皇之前的贵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之前的这些贵族有封地，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像土皇帝一样自己说了算，有相对的独立性，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但是之后历朝历代的这些贵族，只享受高爵重禄，没有实际统治老百姓的权利，不允许过多地干涉政治。所以说，贵族阶级到秦始皇就基本告一段落。那么，既然没有了贵族这个阶级，贵族文化也就渐渐消亡。
文化是需要培养的。在过去的贵族中，教育是非常良好的。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君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那是一种高质量的贵族教育方式。“礼、乐”，是教修养的，“射、御”是教军事技能的，“书、数”是教人生活以及其它方面技能的。你看，这里面既有外在的技能，又有内在的精神情操。
所以，这种贵族教育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就使这个贵族精神日益精致化，丰富化。一般来讲，第一代贵族都是起身草莽，他身上的草莽味、江湖味很难随着时间的消失彻底清除；第二代就有所不同，因为有第一代创造的条件，所以他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也和第一代有很大的不同；到了第三代，他的环境优裕起来，教育完善起来，他的精力不再放到开疆拓土、为家族打拼，而是放在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完善自己的风度和教养，贵族精神融入到了骨子里。所以我们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时间。
强硬帝王视懦弱为可耻
那么这种贵族精神的失落，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贵族精神的消失，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制度也随之消失，天生的世袭思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民的进取精神，竞争意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一种思想解放。另一方面，贵族阶层毕竟是培养贵族文化的最好的土壤，平民阶层无法提供这样一个生长环境，所以，贵族文化的那种超越性，那种优雅和精致，自然就丧失了光彩。
我觉得平民这种精神表现，和贵族精神似乎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种态势。你看随着贵族精神在没落，平民意识当中会出现很多的精神因素。有人就说了，就从刘邦开始，中国社会这才算步入了真正的平民社会。
刘邦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在刘邦之前所有国王和皇帝都出身于贵族，那么刘邦之后呢，所有的皇帝都出身于平民，甚至大部分是出身于平民中的那种流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现象。有学者研究过，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除了北魏、隋唐这些身上有少数民族血统的皇帝之外，其他汉族的开国皇帝都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咱们可以从头数一下。蜀汉的开国皇帝刘备，他的职业是织席的小贩。
那么在刘备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开国皇帝又是怎么样的呢？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叫刘裕，史书上这么说他：“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就是说他是一个鞋贩子，大字不识一筐，平时特别喜欢赌博，因此破产，才走上这种反抗之路，最后居然就成了南朝的开国皇帝。
往后就是大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史书上记载，赵匡胤出身还可以，最起码他是个军人出身啊。
实际上这是正史对赵匡胤出身的一种美化，你如果仔细读一下的话，会发现，赵匡胤的父亲出身很低贱，年轻时无家可归，流浪于杜家庄，在杜家庄做了倒插门女婿。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倒插门女婿的身份是非常低的。赵匡胤在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一段流浪生涯，穷困潦倒，后来从军之后才慢慢发迹。
元朝皇帝咱们不说，明朝的朱元璋最典型。
对。朱元璋的出身确实可以用“赤贫”两个字来形容。他在江湖中流浪了好几年，练得胆大心黑，后来成了开国皇帝。
之前我们说过，在贵族社会中，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甚至是军事战争中，彼此都会留有余地，行事相对比较温和。但是从秦始皇以后，各种斗争就变得血腥和残酷下来了。
确实，在秦始皇之后，中国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所有的政治家都相信，在政治斗争中一定要心狠手辣，斩尽杀绝，不能给对方留一点翻盘的机会。所以你看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之后，一方面赶紧跑到李渊面前，向他承认错误，说我把我的兄弟杀了，我罪大恶极；另一方面却偷偷地派自己的手下，到他哥哥和弟弟的府中，把他哥哥和弟弟的所有的孩子，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全都杀光。
因此，后来中国的历代皇帝，在他们的精神层面上，不要说离贵族精神遥不可及，连基本的人性都达不到，以至于后来有了这样一个标准：谁在政治斗争中心慈手软，谁就是懦弱，懦弱是可耻的。当然没有人会去懦弱，于是继续秉持那种没有人性的政治斗争。
三、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如何消亡：统治者只需要奴仆
当下有相当一些人很赞赏西方人的骑士精神、绅士风度，做事有原则讲诚信。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也曾盛行贵族精神，那么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逐渐消亡的？
宋襄公泥古误国，大意是宋国与楚交战于泓水，非得要按古礼等楚军过完河、摆完阵，才开始战斗。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宋襄公这人太蠢了。但是，这个故事能反映宋襄公身上的贵族精神。春秋的时候，因为双方主体都是贵族，那时候连当兵的都是贵族，所以大家打仗的原则是点到为止，给足对方面子，并不以把对方赶尽杀绝为目的，一旦分出胜负马上鸣金收兵。
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条就是荣誉。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他们认为自己的血液是高贵的，绝不能用下三滥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液。因为重视荣誉，所以贵族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往往敢于承担，他们身上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承担精神。
承担和贵族精神挂钩，对今天的国人似乎难以理解。因为现在中国人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其实真正的贵族精神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在享受种种特权的同时，也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或者是为自己的君主，不惜献出生命。
先秦时期，贵族的气质是雍容、高贵、高雅、从容。到了后来，先秦时代的这种贵族精神，随着后来皇权势力的不断膨胀而日渐衰减。
为什么中国贵族的这种精神失落得会这么早呢？这是因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当中，把原来国家的贵族基本上都给杀掉了，那些没有被杀的，或迁徙或流放。因为秦国的专制制度发展得特别早，所以秦国的贵族的特权早已被取消，与平民一样，都是皇帝的奴仆。因此，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中国的贵族阶层，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消亡了。没有了贵族这个阶级，贵族的精神文化也就渐渐消亡。
贵族精神的消失，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制度也随之消失，天生的世袭思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民的进取精神，竞争意识。另一方面，贵族阶层毕竟是培养贵族文化的最好的土壤，平民阶层无法提供这样一个生长环境，所以，贵族文化的那种优雅和精致，自然就丧失了光彩。
秦始皇好歹还是个贵族皇帝，而自刘邦之后，许多的开国皇帝都出身平民，甚至大部分是出身于平民中的“流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现象。比如，蜀汉的开国皇帝刘备，他是织席小贩；南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卖鞋为业；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年轻时穷困潦倒；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可用“赤贫”两个字来形容。
在贵族社会中，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甚至是军事战争中，彼此都会留有余地，行事相对比较温和。到后来，却成了斩尽杀绝的封建社会政治斗争了。因此，后来中国的历代皇帝，在他们的精神层面上，不要说离贵族精神遥不可及，连基本的人性都达不到，以至于后来有了这样一个标准：谁在封建社会政治斗争中心慈手软，谁就是懦弱，懦弱是可耻的。当然没有人会去懦弱，于是他们也就继续进行着那种没有人性的封建社会政治斗争。
四、从极盛到衰败：什么导致了欧洲贵族体制的破败
断代扫瞄·欧洲贵族
社会的动荡造成了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社会行为的重大变化。封建等级制度的藩篱被打破了，社会的阶层流动显得频繁而自由。贵族尤其是骑士作为一个武装的战斗集团，已经渐渐失去了他们的战斗特权。他们成为国家的朝臣，与其他非战斗人员一起为国家行政管理出力。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旧贵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仍然固守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奢侈腐败，生活糜烂。但他们的收入已经大为减少，往往入不敷出。因此，他们或者举债度日，或者将他们的特权逐一转让，或者学其他人投资于商业和其他行业的经营。
中世纪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贵族是欧洲社会的主流和核心。然而极盛之后便是衰落，晚期中世纪贵族已经开始走向衰败。首先表现在作为贵族制度的基础的封建制度（封君封臣制）已经渐趋消亡，封建的等级、封建的土地关系、封建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国家权力的扩展，使地方割据势力大为削弱，贵族们在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大为削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贵族体制的衰落？都说贵族三世而成，不知道贵族气质的衰败是否也遵循这个定理。
衰落的英国贵族
英国贵族衰落从1889年开始。1875年经济危机，延续25年。原因是英国的自由贸易体制下，外国农产品进入英国市场。英国土地不利于大规模经营，土地贵族堕落性增大。19世纪晚期，农业危机使许多贵族放弃农业经营，土地闲置，从而促进足球、高尔夫球等体育事业发展。农业危机引发了爱尔兰危机。19世纪末期，爱尔兰力求政治上自制，1903年，在爱尔兰可能发生革命的情况下，英国主持了爱尔兰土地改革，英国的温和改革作了重大让步。把原来爱尔兰的土地重新退还给爱尔兰人，但是要交付部分补偿金，分68.5年还清，英国政府提供低息贷款。20年代爱尔兰最终独立。
1894年，英国自由党改革加收遗产税。开始时9%，1905年上升至15%，1915年上升至25%，1930年上升至40%，二战后对于500万英镑以上征收80%的遗产税。英国贵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率和死亡率是普通国民的10倍，战争中大量贵族家族破落。破落后贵族开始出卖土地，造成了地价下降，通货膨胀严重，贵族地产大量流失，开始出卖庄园，大量不动产开始流失。并且开始出卖艺术品，大量的油画、瓷器、金银器流向市场。
1946年，英国贵族开始抱怨高额的遗产税，工党政府出台新措施，如果贵族提前5年将遗产转移给后代，可以免征遗产税，但是仍然有大量贵族破产。在政治领域：1880年以后，英国政府封赐大量工商业者进入上院。20世纪20年代，工党开始封赐贵族，贵族的成分发生了变化。1911年改革“上院权力几乎剥夺殆尽”，1945年工党开始封赐无产阶级贵族——终身贵族，终身贵族死后无继承权，没有公、侯、伯、子、男的分别。
法国贵族的衰落
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越来越穷。路易十四当年为了巩固王权，成功地让大小贵族沉溺在没完没了的舞会中。到了路易十六时代，这些贵族还无法从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拔出脚来，尽管为了延续这醉生梦死，他们欠了一屁股债。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为法国带来了大量财富，却依然无法应付凡尔赛宫的庞大开支和滚雪球般增长的军费。路易十五是个只知花钱不知赚钱的花花国王，没给路易十六留下多么丰沛的国库。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法国王室便只能靠借外债度日，且这些外债都有相当高的利息。法国王室很快就陷入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中，借债还钱，越借越多。路易十六本打算通过改革国家的财政经济制度补充下王室的钱袋，可改革不可能不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不可能不引起一些人的反对，而每每反对之声刚一露头，路易十六就紧张起来，窝窝囊囊地向反对者妥协了。路易十六和他的家人早已对奢侈生活习以为常，他们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有多豪华，更不知该如何去节俭，那些钱看起来都非花不可。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旧的贵族制度业已衰落，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是官吏政治。但贵族本身又正是由于其失去了往日的权力而变得不能让人容忍；他们越衰落、危害力越小，激起的仇恨反而越大。由于贵族不再有权力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他们自身的特权就只能作为一种近于种姓的遗产存在着。
贵族们的窘况
贵族们听起来是个无比高贵华丽的名词，在人们的印象里他们应该住在美丽的城堡里；穿着华丽的衣裳流连于上层社会的各种舞会；有着用之不尽的财产，每天过着无比奢华的生活。然而随着欧洲各国贵族的衰落，那些所谓的贵族们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风光无限？
企业主布里萨克侯爵说：“我和妻子度蜜月回到家族故居，一开门她惊叫起来：‘没想到这么大！’确实，我家世代流传下来的城堡有8层楼，总共204间房间。从1502年到现在，一直是我们家的产业。我去巴黎学习贸易专业后，从父母手里接过了它。他们为维持这个家辛苦了半辈子，这座城堡享受国家对文化遗产的补助，99%的经费都靠国家资助，每年要投入150000欧元，修补屋顶、整修窗户……就这样，我还常看到母亲流泪，为了维持下去，不得不把许多家具和名画卖掉了。我现在的负担很重，说来难以相信，我什么事没干过呀：替美国游客提箱子、当景点导游、逢场作戏穿起侯爵装束，在旅馆里负责做早餐……这是什么贵族啊？”
查理·德·卡斯德伊是卡斯德伊家族后裔，按先祖的伯爵头衔，他是正统的王孙贵胄。但到了他这一代，似乎祥瑞不再降临。查理对贵族身份的记忆似乎很痛苦：“小时候上学，同学冲着我说‘该砍掉你们的头！’我常常被指责‘看不起别人’。顶着贵族头衔真累人，老有平民或是贵族的目光在审视你。”精神的压力使他陷入了长达10年的消沉，在这段时间里，每个月要依靠政府发放的最低生活补助金维持生活。现在查理是无业者，住在属于父母所有的一间仆人房间里，由父母供给。他说：“别以为贵族后裔都有钱，我的账号上就有过透支。人们总以为贵族都很有钱，不需要工作。钱的问题在我们家是不能谈论的话题。”
贵族体制衰落原因
社会的动荡造成了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社会行为的重大变化。封建等级制度的藩篱被打破了，社会的阶层流动显得频繁而自由。贵族尤其是骑士作为一个武装的战斗集团，已经渐渐失去了他们的战斗特权。他们成为国家的朝臣，与其他非战斗人员一起为国家行政管理出力。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旧贵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仍然固守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奢侈腐败，生活糜烂。但他们的收入已经大为减少，往往入不敷出。因此，他们或者举债度日，或者将他们的特权逐一转让，或者学其他人投资于商业和其他行业的经营。
旧的贵族多半消失，新的贵族阶层则渐渐升起。此时，决定一个贵族命运的不是他的血统，而更多是他的力量。所以那些拥有土地、财富的新贵族成为国家的权贵。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或因经商而致富，或因从事工业生产而发家，或因租种土地而聚集了大量的钱财。他们凭着自己的财富而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形成新的政治力量。骑士制度及其所标榜的那些准则和风尚已经荡然无存了，新贵族们以其粗俗与权势而成为社会的主流。贵族的衰败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以地方分裂割据的势力存在于西欧各国，他们成为王权的依附者，王权的支持者。
五、欧洲贵族的今日之变：在现代的欧洲他们还有什么用处
7月3日，巴黎伯爵夫人伊莎贝尔（Isabelle Comtessede Paris）在她位于巴黎近郊的科尔沃兰古堡里去世。英国《卫报》伤感地写道：“法国王室最高贵优雅的人走了。”作为最后一个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玄孙女，93岁的法国公主留下了近100名子孙，却带走了一个时代的美丽与哀愁。
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成千上万几乎与世隔绝的贵族古堡，就此重新吸引了俗世的目光。以法国为例，眼下幸存的贵族家庭大约还有4000个，其中3500个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获得的封号。远离英王室和西班牙王室那样的风光，他们在各自的古堡里惘然守护着先人的荣耀，他们同时也面对着最现实的选择：改变，抑或消失。“非卖品”出售
法国《费加罗报》也不无伤感地谈到一个话题：在现在的欧洲社会里，贵族们的存在还有什么用处？他们曾经就像一件高级时装店里的非卖品，充满距离地供人艳羡、模仿和幻想，而现在他们需要利用这个头衔所赋予的一切：荣誉、品位、神秘，来延续古堡家族在物欲世界的存在。
在保留了君主制的欧洲国家，王室越来越频繁地为政要、名流授勋。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刚刚给了巨商一个公爵的封号，比利时国王又授官员弗雷尔为男爵。而在英国，女王的“骑士勋章”已经挂到了众多明星的身上：著名歌手约翰埃尔顿，007的两代扮演者肖恩康纳利和罗杰摩尔等等。
在意大利，罗马和托斯卡纳地区的贵族在保护祖业和做生意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他们打开葡萄庄园紧闭的大门，把原来只供家族享用的葡萄酒送往昂贵的酒廊出售，并且很快利用庄园的神秘色彩令其他品牌的酒黯然失色。当马西莫王子、弗雷斯科巴尔蒂侯爵和德拉家族的伯爵们做这一切的时候，并未失去他们尊贵的微笑。
贵族们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拥有宽阔的私人领地，现在他们的后裔却试图将祖辈的狩猎森林变成向公众售票的野外游乐场。最先是贝德佛公爵在自己的森林里建了“月亮公园”，紧接着有了巴斯侯爵的野生动物园，理查蒙公爵甚至领头在著名的古德伍德皇家赛马会附近建造了一个赛车场。英王室也在求变：当王室的巨大开销遭到公众非议之后，女王同意用出租汉普顿宫空房间的方式来弥补亏空。最成功的商业运作应该算卡拉斯王子（Galas）推出的生态食品“Duchy Originals”，他琢磨透了人们追逐时髦和虚荣的消费心理，将王室成员变成了最大的促销广告。为了尝一口查尔斯王子经常喝的茶，吃几片他酷爱的橙皮或者姜汁小饼干，英国人掏空钱包也在所不惜。
精神坚守
每年冬夏假日，到法国旅游的人都可以找到一份与众不同的行程指南，叫做“美景之路”。小册子引导游客去探访一些历史上有名的私人城堡，然后住下来品尝主人亲手烹制的传统法国菜。在这些年久失修、常年冷冰冰的城堡里，游客常常吃惊地发现主人大都已经入不敷出，冬季连暖气也烧不热。
在法国废黜1886年法典之前，所有公开申明自己是王室后裔的人都不被允许生活在法国。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法国贵族要么漂泊到比利时、西班牙和摩洛哥，要么就像这样一代代隐居城堡，于清贫中守着一份尊严。1950年以后，很多飘流海外的贵族回到法国旧堡，生活拮据，包括刚去世的伊莎贝尔伯爵夫人也一样。伯爵夫人和丈夫亨利伯爵辗转比利时、西班牙和摩洛哥，一共生养了11个孩子。生为法国王位继承人，亨利一心想着恢复昔日的地位。结束流亡后，他天天在法国政界周旋，甚至想通过竞选取代总统戴高乐，为此花光了所有的家产。伊莎贝尔从来不抱怨生活，她每天从晚上7点工作到凌晨2点，撰写了一本三卷的回忆录。她自己起了书名——《对我都是幸福》。《巴黎竞赛画报》在一段纪念文字中说：“她漫长的一生里，尽是忧患和磨砺，但巴黎伯爵夫人愿意保留的只有幸福。这便是真正的贵族。”
那些守护古堡的法国贵族们也是一样。为了不让这些活的历史博物馆消失，他们把生活的困窘放在一边，发起成立了多个遗产保护社团，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是“历史之宅”和“法国老房子”，一届届的法国文化部长也乐得支持他们。古堡主人利用聚会交换信息，筹措维修资金，丰富的想象力弥补了钱的匮乏。这些古堡轮流举办“园艺周末”、野餐讨论会和露天歌剧演出，大名鼎鼎的公爵、伯爵、男爵会和参观者坐在一起，向他们介绍家族历史和艺术收藏。最重要的是，他们绝不会忘记和客人分享延续了数百年的家族价值观：美德、尊严以及对国家的忠诚。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奥尔梅森（Jeand’Ormesson）自己就是贵族的后裔，在小说《为了上帝高兴》中，他借书中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今日贵族们的最后坚守的信念：什么都失去了，除了尊严，这是我们唯一不出售的东西。
美丽叛逆“理论上，我们每个人都有1/10的机会证明自己是圣-路易（指贵族）的后人。”面对那些狂热向往贵族血统的人，法国家谱学者波卡诺展示了令这些人欣喜若狂的一种可能性：如果你能找到10代以上的完整家谱，也许将看到某个亲戚有长长的贵族姓氏。波卡诺以巴黎伯爵亨利为例：如果家谱残缺，谁又知道他是路易·菲利普国王的第5代，路易十四的第48代以及亨利四世的第145代呢？
但是，有人梦寐以求，也有人主动放弃，只为了挣脱贵族姓氏的束缚，自由寻找新的社会位置。法国最有名的两个年轻贵族女子Ines和Suzie就是这样的美丽叛逆。
Ines一睁开眼睛，看到的便是古堡家族延续了几百年的奢华夸张。高居内阁部长的祖父周旋于名门，父亲的帽檐上镶嵌着光彩夺目的宝石，家庭沙龙里出现的女人永远华丽优雅。她和古堡生活格格不入，一心想自食其力。为了从父亲那里获得找工作的许可，她放弃了使用家族全名Inesde Fressange的权利，只保留了“Ines”作为身份的标记。时尚摄影师在偶然中发现了她，她的照片登上了《ELLE》杂志，整个巴黎立刻为之倾倒。虽然瘦削的身材、过于浓密的眉毛和80年代流行的美丽定义相差甚远，但她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令Keno、Labroid等品牌纷纷与她高薪签约，此后和Chanel的完美合作更是将双方都推上了时装界的最高地位。Ines成了80年代全世界最红的超级名模。当她应允担任法国国家形象代表、第一个“玛利亚娜”时，Ines完全超越了她家族姓氏的光环。
现在法国没有人记得Isabellede Truchisde Varennes，只记得特立独行的歌手Suzie：1990年，当她决定进入歌坛，她比Ines更彻底地放弃了不胜负荷的贵族姓氏，从一本小说《地铁里的Suzie》中找到了这个简单好记的名字。Suzie唱最平民的摇滚，自己写所有的歌词，8岁就开始写剧本的天分令她的创作专辑张张畅销。Suzie说，古堡家族给予的名字并不总是生活的通行证。
贵族娱乐的平民改造
社交舞会
英文为“Ballroom Dancing”，原本是欧洲贵族在宫廷、城堡举行的一种交际舞会，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才流传民间。经历了两百多年发展，Ballroom Dancing逐渐转变为“竞技舞蹈”，单一的舞种也拓展为摩登舞和拉丁舞两大系列共10个舞种，并由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制定了全世界共同遵循的理论、技巧、音乐和服装等竞技标准。现在，“Ballroom Dancing”易名为“Dance sport”，即“体育舞蹈”。
击剑
14世纪，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出现了荣耀骑士阶层，他们以精湛的剑术和高尚的品德代表着神圣和高尚。此后各国贵族纷纷效仿，作为骑士高尚情操的一种体现，击剑是当时贵族子弟必修的格斗训练。16世纪末，欧洲贵族决斗成风，20年间仅巴黎就有8000多人在决斗中丧命。
1776年法国骑士圣乔治的剑师拉·布瓦西埃发明了金属网面罩，使击剑告别了中世纪以来的流血和死亡，逐渐变成优雅的现代体育运动，但比赛仍只在名门望族之间进行。1896年雅典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设立了击剑比赛，使它从此成为传统竞赛项目。现在击剑俱乐部使得击剑日益大众化。
马术
骑马、赛马作为骑士的七技之一，和剑术一起被欧洲贵族们追逐和炫耀。1174年，在英国伦敦出现了赛马场，每周五大批王公贵族都云集于此。1195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以一袋金子悬赏比赛的获胜者，是马术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次赛马奖金。16世纪，为满足贵族们的需要，奥地利、瑞典、意大利等国先后成立了专门的马术训练学校，现代马术从此在欧洲开端。
现代赛马始于法国，到18世纪末成为一项独立的体育运动。1900年马术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分为场地障碍、盛装舞步和三日比赛，是最具代表性保留了贵族气质的运动。而赛马和赌马也从传统的贵族参与，转变为社会各阶层男女老少的休闲娱乐，成为欧洲最有吸引力的产业之一。
狩猎
早在罗马人统治英格兰时期，狩猎是王室独享的娱乐，猎场限于皇家森林。17世纪，拥有领地的英国贵族从王室获得许可狩猎。到18世纪，狩猎发展成欧洲贵族文化的传统：身穿猩红的猎装，头戴黑毡帽，在名贵猎犬的引领下策马扬鞭，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证明。贵族在狩猎中制定规则，比如不能追逐或捕杀受伤的动物，视之为上流社会和文明的象征。
19世纪20年代起，欧洲各国平民开始发起禁猎运动，而由贵族把持的上议院则坚持“捍卫荣誉”的反禁猎法案，长期相持不下。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贵族狩猎发展成运动狩猎，逐渐被商界人士和运动爱好者普及，但因伤害野生动物、侵占自然资源而被各国动物保护人士强烈呼吁取消。到20世纪下叶，很多国家都出台法规限制狩猎，即便是有“狩猎天国”之称的西班牙，也规定狩猎只能在固定的地区和季节进行。
室内乐
17世纪初的音乐活动只有两种形式，除了教堂里可以演奏的宗教音乐，就只有王宫或贵族家里养有私人乐队，供他们娱乐聆听，这就是“室内乐”的源头：演奏本身不是为了音乐会而举行，而是贵族私人性质并带有亲密交流的音乐形态。
大约在18世纪，室内乐仍与贵族家庭的娱乐性有关，而19世纪盛行的“沙龙音乐”则是室内乐精神的一种延伸。这一时期，欧洲的贵族常常在他们宽敞舒适的沙龙中举行非正式聚会，宴请政界名流或者文人雅士，席间由贵族的私人乐团演奏清雅的音乐。1880年以后，室内乐逐渐成为音乐演出的主要形式之一。
第二章 精神
一、从泰坦尼克号上的贵族想到克拉玛依“让领导先走”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十六日上午发生恶性校园枪击案件。枪击已经造成33死亡，29人受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枪击案。据《现代快报》4月18日报道，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事件中，最感人的一幕是：年届七旬的以色列教授列维·利布雷斯库在关键时刻挺身堵住了枪眼，为全班学生成功逃脱争取了宝贵时间。
又一个普通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世界上每发生一起这样伟大的牺牲，都会勾起我心中莫名的疼痛。利布雷斯库教授舍身堵枪眼的感人一幕，再次促使我忆起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令世人震惊的不单是大火吞噬了288名学生和36名老师鲜活的生命，更令世人诧异的是，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竟然向学生们大喊：“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可怜那些很听话的学生们，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在场的26名官员从第一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距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的克拉玛依市官员“奇迹般”地生还了，而大部分最有可能逃生的学生和老师却为了让领导“先走”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这是一个怎样鲜明的对比呢？同样面对生死考验，克拉玛依大火中一向标榜人民公仆的中国官员可耻的“先走”了，而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一个普通教授却选择了“把住教室门”堵歹徒的枪眼。一面是把生的的希望留给自己，把柔弱的师生“推向”火海，一面是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为自己学生创造逃生的机会，什么是卑鄙和渺小，什么是崇高和伟大，此处已经不言自明了。
其实，我们缺少的不是道德说教。每遇英雄事迹，我们总是兴师动众的组织宣传、巡讲，号召和动员人民以此为榜样、楷模。可是为什么社会道德和风气却事与愿违的不断下滑呢？中国有一句俗语叫“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可以说，从体制本质上讲，中国真正的榜样力量正来自于“先锋队”中的领导。很多时候，中国的事情不是看群众怎样做，而是看官员怎样做。然而，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干部的“榜样”作用究做的怎样呢？是做“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高尚的人”，还是做“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的“自私自利的人”呢？目前官场贪污腐败横行的事实，不是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吗？
美国教授的舍身堵枪眼和克拉玛依大火中的“让领导先走”，还拷问我们：在普世价值观面前，我们这个社会除了主流道德规范的缺失外，究竟还缺少些什么呢？
90年前，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船之际，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许多资产阶级富翁和贵族人士纷纷主动让出逃生机会，坚持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一位富翁为此留下遗言：“我决不会让一个妇女儿童先我而死，我要死得象一个男子汉！”这就是人间一种无私的大爱和博爱，这就是危难时刻人性光辉的迸发和彰显！反观我们那些“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官员和商人们，缺的不正是这种基于人性的大爱吗？
据悉，2000年底洛阳某歌舞厅的一场大火让309条生命顷刻间灰飞烟灭，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在采访完洛阳大火后写了一篇名为“活在假设中”的采访手记，文章最后写道：“透过洛阳大火，你可以从肇事者，到现场人员，到经营者，再到政府管理人员，进而推及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看看他们都是何表现。你会发现，这每一个环节上的身份、地位、对社会的义务各不相同的人，好像都在或多或少地漠视生命，好像都在拿法令法规不当回事，好像都不在本本分分尽职尽责。”
是啊，一个“漠视生命”的环境里，怎能奢望培养起人类起码的爱心呢？一个失去爱的价值天平的环境里，怎能不孳生“让领导先走”的“主子思维”呢？
二、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如何消亡：统治者只需要奴仆
当下有相当一些人很赞赏西方人的骑士精神、绅士风度，做事有原则讲诚信。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也曾盛行贵族精神，那么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逐渐消亡的？
宋襄公泥古误国，大意是宋国与楚交战于泓水，非得要按古礼等楚军过完河、摆完阵，才开始战斗。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宋襄公这人太蠢了。但是，这个故事能反映宋襄公身上的贵族精神。春秋的时候，因为双方主体都是贵族，那时候连当兵的都是贵族，所以大家打仗的原则是点到为止，给足对方面子，并不以把对方赶尽杀绝为目的，一旦分出胜负马上鸣金收兵。
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条就是荣誉。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他们认为自己的血液是高贵的，绝不能用下三滥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液。因为重视荣誉，所以贵族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往往敢于承担，他们身上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承担精神。
承担和贵族精神挂钩，对今天的国人似乎难以理解。因为现在中国人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其实真正的贵族精神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在享受种种特权的同时，也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或者是为自己的君主，不惜献出生命。
先秦时期，贵族的气质是雍容、高贵、高雅、从容。到了后来，先秦时代的这种贵族精神，随着后来皇权势力的不断膨胀而日渐衰减。
为什么中国贵族的这种精神失落得会这么早呢？这是因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当中，把原来国家的贵族基本上都给杀掉了，那些没有被杀的，或迁徙或流放。因为秦国的专制制度发展得特别早，所以秦国的贵族的特权早已被取消，与平民一样，都是皇帝的奴仆。因此，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中国的贵族阶层，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消亡了。没有了贵族这个阶级，贵族的精神文化也就渐渐消亡。
贵族精神的消失，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制度也随之消失，天生的世袭思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民的进取精神，竞争意识。另一方面，贵族阶层毕竟是培养贵族文化的最好的土壤，平民阶层无法提供这样一个生长环境，所以，贵族文化的那种优雅和精致，自然就丧失了光彩。
秦始皇好歹还是个贵族皇帝，而自刘邦之后，许多的开国皇帝都出身平民，甚至大部分是出身于平民中的“流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现象。比如，蜀汉的开国皇帝刘备，他是织席小贩；南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卖鞋为业；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年轻时穷困潦倒；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可用“赤贫”两个字来形容。
在贵族社会中，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甚至是军事战争中，彼此都会留有余地，行事相对比较温和。到后来，却成了斩尽杀绝的封建社会政治斗争了。因此，后来中国的历代皇帝，在他们的精神层面上，不要说离贵族精神遥不可及，连基本的人性都达不到，以至于后来有了这样一个标准：谁在封建社会政治斗争中心慈手软，谁就是懦弱，懦弱是可耻的。当然没有人会去懦弱，于是他们也就继续进行着那种没有人性的封建社会政治斗争。
三、欧洲贵族的今日之变：在现代的欧洲他们还有什么用处
7月3日，巴黎伯爵夫人伊莎贝尔（Isabelle Comtessede Paris）在她位于巴黎近郊的科尔沃兰古堡里去世。英国《卫报》伤感地写道：“法国王室最高贵优雅的人走了。”作为最后一个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玄孙女，93岁的法国公主留下了近100名子孙，却带走了一个时代的美丽与哀愁。
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成千上万几乎与世隔绝的贵族古堡，就此重新吸引了俗世的目光。以法国为例，眼下幸存的贵族家庭大约还有4000个，其中3500个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获得的封号。远离英王室和西班牙王室那样的风光，他们在各自的古堡里惘然守护着先人的荣耀，他们同时也面对着最现实的选择：改变，抑或消失。“非卖品”出售
法国《费加罗报》也不无伤感地谈到一个话题：在现在的欧洲社会里，贵族们的存在还有什么用处？他们曾经就像一件高级时装店里的非卖品，充满距离地供人艳羡、模仿和幻想，而现在他们需要利用这个头衔所赋予的一切：荣誉、品位、神秘，来延续古堡家族在物欲世界的存在。
在保留了君主制的欧洲国家，王室越来越频繁地为政要、名流授勋。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刚刚给了巨商一个公爵的封号，比利时国王又授官员弗雷尔为男爵。而在英国，女王的“骑士勋章”已经挂到了众多明星的身上：著名歌手约翰埃尔顿，007的两代扮演者肖恩康纳利和罗杰摩尔等等。
在意大利，罗马和托斯卡纳地区的贵族在保护祖业和做生意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他们打开葡萄庄园紧闭的大门，把原来只供家族享用的葡萄酒送往昂贵的酒廊出售，并且很快利用庄园的神秘色彩令其他品牌的酒黯然失色。当马西莫王子、弗雷斯科巴尔蒂侯爵和德拉家族的伯爵们做这一切的时候，并未失去他们尊贵的微笑。
贵族们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拥有宽阔的私人领地，现在他们的后裔却试图将祖辈的狩猎森林变成向公众售票的野外游乐场。最先是贝德佛公爵在自己的森林里建了“月亮公园”，紧接着有了巴斯侯爵的野生动物园，理查蒙公爵甚至领头在著名的古德伍德皇家赛马会附近建造了一个赛车场。英王室也在求变：当王室的巨大开销遭到公众非议之后，女王同意用出租汉普顿宫空房间的方式来弥补亏空。最成功的商业运作应该算卡拉斯王子（Galas）推出的生态食品“Duchy Originals”，他琢磨透了人们追逐时髦和虚荣的消费心理，将王室成员变成了最大的促销广告。为了尝一口查尔斯王子经常喝的茶，吃几片他酷爱的橙皮或者姜汁小饼干，英国人掏空钱包也在所不惜。
精神坚守
每年冬夏假日，到法国旅游的人都可以找到一份与众不同的行程指南，叫做“美景之路”。小册子引导游客去探访一些历史上有名的私人城堡，然后住下来品尝主人亲手烹制的传统法国菜。在这些年久失修、常年冷冰冰的城堡里，游客常常吃惊地发现主人大都已经入不敷出，冬季连暖气也烧不热。
在法国废黜1886年法典之前，所有公开申明自己是王室后裔的人都不被允许生活在法国。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法国贵族要么漂泊到比利时、西班牙和摩洛哥，要么就像这样一代代隐居城堡，于清贫中守着一份尊严。1950年以后，很多飘流海外的贵族回到法国旧堡，生活拮据，包括刚去世的伊莎贝尔伯爵夫人也一样。伯爵夫人和丈夫亨利伯爵辗转比利时、西班牙和摩洛哥，一共生养了11个孩子。生为法国王位继承人，亨利一心想着恢复昔日的地位。结束流亡后，他天天在法国政界周旋，甚至想通过竞选取代总统戴高乐，为此花光了所有的家产。伊莎贝尔从来不抱怨生活，她每天从晚上7点工作到凌晨2点，撰写了一本三卷的回忆录。她自己起了书名——《对我都是幸福》。《巴黎竞赛画报》在一段纪念文字中说：“她漫长的一生里，尽是忧患和磨砺，但巴黎伯爵夫人愿意保留的只有幸福。这便是真正的贵族。”
那些守护古堡的法国贵族们也是一样。为了不让这些活的历史博物馆消失，他们把生活的困窘放在一边，发起成立了多个遗产保护社团，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是“历史之宅”和“法国老房子”，一届届的法国文化部长也乐得支持他们。古堡主人利用聚会交换信息，筹措维修资金，丰富的想象力弥补了钱的匮乏。这些古堡轮流举办“园艺周末”、野餐讨论会和露天歌剧演出，大名鼎鼎的公爵、伯爵、男爵会和参观者坐在一起，向他们介绍家族历史和艺术收藏。最重要的是，他们绝不会忘记和客人分享延续了数百年的家族价值观：美德、尊严以及对国家的忠诚。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奥尔梅森（Jeand’Ormesson）自己就是贵族的后裔，在小说《为了上帝高兴》中，他借书中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今日贵族们的最后坚守的信念：什么都失去了，除了尊严，这是我们唯一不出售的东西。
美丽叛逆“理论上，我们每个人都有1/10的机会证明自己是圣-路易（指贵族）的后人。”面对那些狂热向往贵族血统的人，法国家谱学者波卡诺展示了令这些人欣喜若狂的一种可能性：如果你能找到10代以上的完整家谱，也许将看到某个亲戚有长长的贵族姓氏。波卡诺以巴黎伯爵亨利为例：如果家谱残缺，谁又知道他是路易·菲利普国王的第5代，路易十四的第48代以及亨利四世的第145代呢？
但是，有人梦寐以求，也有人主动放弃，只为了挣脱贵族姓氏的束缚，自由寻找新的社会位置。法国最有名的两个年轻贵族女子Ines和Suzie就是这样的美丽叛逆。
Ines一睁开眼睛，看到的便是古堡家族延续了几百年的奢华夸张。高居内阁部长的祖父周旋于名门，父亲的帽檐上镶嵌着光彩夺目的宝石，家庭沙龙里出现的女人永远华丽优雅。她和古堡生活格格不入，一心想自食其力。为了从父亲那里获得找工作的许可，她放弃了使用家族全名Inesde Fressange的权利，只保留了“Ines”作为身份的标记。时尚摄影师在偶然中发现了她，她的照片登上了《ELLE》杂志，整个巴黎立刻为之倾倒。虽然瘦削的身材、过于浓密的眉毛和80年代流行的美丽定义相差甚远，但她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令Keno、Labroid等品牌纷纷与她高薪签约，此后和Chanel的完美合作更是将双方都推上了时装界的最高地位。Ines成了80年代全世界最红的超级名模。当她应允担任法国国家形象代表、第一个“玛利亚娜”时，Ines完全超越了她家族姓氏的光环。
现在法国没有人记得Isabellede Truchisde Varennes，只记得特立独行的歌手Suzie：1990年，当她决定进入歌坛，她比Ines更彻底地放弃了不胜负荷的贵族姓氏，从一本小说《地铁里的Suzie》中找到了这个简单好记的名字。Suzie唱最平民的摇滚，自己写所有的歌词，8岁就开始写剧本的天分令她的创作专辑张张畅销。Suzie说，古堡家族给予的名字并不总是生活的通行证。
贵族娱乐的平民改造
社交舞会
英文为“Ballroom Dancing”，原本是欧洲贵族在宫廷、城堡举行的一种交际舞会，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才流传民间。经历了两百多年发展，Ballroom Dancing逐渐转变为“竞技舞蹈”，单一的舞种也拓展为摩登舞和拉丁舞两大系列共10个舞种，并由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制定了全世界共同遵循的理论、技巧、音乐和服装等竞技标准。现在，“Ballroom Dancing”易名为“Dance sport”，即“体育舞蹈”。
击剑
14世纪，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出现了荣耀骑士阶层，他们以精湛的剑术和高尚的品德代表着神圣和高尚。此后各国贵族纷纷效仿，作为骑士高尚情操的一种体现，击剑是当时贵族子弟必修的格斗训练。16世纪末，欧洲贵族决斗成风，20年间仅巴黎就有8000多人在决斗中丧命。
1776年法国骑士圣乔治的剑师拉·布瓦西埃发明了金属网面罩，使击剑告别了中世纪以来的流血和死亡，逐渐变成优雅的现代体育运动，但比赛仍只在名门望族之间进行。1896年雅典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设立了击剑比赛，使它从此成为传统竞赛项目。现在击剑俱乐部使得击剑日益大众化。
马术
骑马、赛马作为骑士的七技之一，和剑术一起被欧洲贵族们追逐和炫耀。1174年，在英国伦敦出现了赛马场，每周五大批王公贵族都云集于此。1195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以一袋金子悬赏比赛的获胜者，是马术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次赛马奖金。16世纪，为满足贵族们的需要，奥地利、瑞典、意大利等国先后成立了专门的马术训练学校，现代马术从此在欧洲开端。
现代赛马始于法国，到18世纪末成为一项独立的体育运动。1900年马术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分为场地障碍、盛装舞步和三日比赛，是最具代表性保留了贵族气质的运动。而赛马和赌马也从传统的贵族参与，转变为社会各阶层男女老少的休闲娱乐，成为欧洲最有吸引力的产业之一。
狩猎
早在罗马人统治英格兰时期，狩猎是王室独享的娱乐，猎场限于皇家森林。17世纪，拥有领地的英国贵族从王室获得许可狩猎。到18世纪，狩猎发展成欧洲贵族文化的传统：身穿猩红的猎装，头戴黑毡帽，在名贵猎犬的引领下策马扬鞭，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证明。贵族在狩猎中制定规则，比如不能追逐或捕杀受伤的动物，视之为上流社会和文明的象征。
19世纪20年代起，欧洲各国平民开始发起禁猎运动，而由贵族把持的上议院则坚持“捍卫荣誉”的反禁猎法案，长期相持不下。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贵族狩猎发展成运动狩猎，逐渐被商界人士和运动爱好者普及，但因伤害野生动物、侵占自然资源而被各国动物保护人士强烈呼吁取消。到20世纪下叶，很多国家都出台法规限制狩猎，即便是有“狩猎天国”之称的西班牙，也规定狩猎只能在固定的地区和季节进行。
室内乐
17世纪初的音乐活动只有两种形式，除了教堂里可以演奏的宗教音乐，就只有王宫或贵族家里养有私人乐队，供他们娱乐聆听，这就是“室内乐”的源头：演奏本身不是为了音乐会而举行，而是贵族私人性质并带有亲密交流的音乐形态。
大约在18世纪，室内乐仍与贵族家庭的娱乐性有关，而19世纪盛行的“沙龙音乐”则是室内乐精神的一种延伸。这一时期，欧洲的贵族常常在他们宽敞舒适的沙龙中举行非正式聚会，宴请政界名流或者文人雅士，席间由贵族的私人乐团演奏清雅的音乐。1880年以后，室内乐逐渐成为音乐演出的主要形式之一。
四、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包括像贵族精神这个问题的思考，可能都是在欧美，特别是在欧洲进行游历的过程中间，然后有一只眼睛反过头来看向自己的家园的时候，在对比中间产生的一个灵感，是吧？
也有，比如欧洲，整个贵族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到了法国革命以后，打断一下，它有个贵族的系谱，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些贵族的精神，到现在还继续下来。这方面对我也有一些启发。大国的崛起，不光是一个物质的问题，不光是个经济的问题，它有时候还是人文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所以我讲这个题目，跟在海外看的有关系。我在出国以后，大概将近走了30个国家，有好处，把视野打开了。视野打开以后，再看我们这个国家，会看得更清楚，当然也更低调。这么一个大国，能够到今天也不容易。
大家知道我是研究新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学理论。那么在思考“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一直评价很高，“五四运动”的文化领袖，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们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我们中国的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所以他们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它当时有一个重要口号，说是版籍奉还，那么“五四运动”做了件什么事呢，是文字奉还，就是文字不能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应该让多数人都能够掌握，“五四”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所以现在要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所以要用白话文来写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一种文字奉还的一个伟大的工程。
另外还有，“五四运动”从思想史来说，它有两点，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有两个大的发现，一个发现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了。这是一点重要的发现，它当时抓住孔夫子作为代表，但是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第二个，它发现了在我们中国的大文化的传统里面，逻辑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阙如，就是不足，这两个大的发现，使得“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煞。
肯定这两个大的发现之后，我对“五四运动”也做了一些反省，其中有一个方面是当时“五四运动”由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来的，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这个建设国民文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贵族文学，有问题。提出这个口号有两个概念的错位。一个概念错位，就是他们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也可以说没有分清贵族阶级跟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叫做贵族，我们翻开《辞典》它一定会告诉你，贵族就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所以贵族特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要对它推翻，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贵族精神，贵族文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了贵族政权，那开始他激进的一些年头，当然最后，他把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文化留下来。所以在法国，最高的勋章，最高的奖章，都叫做骑士勋章，这个骑士就是次等贵族，骑士是代表侯爵，公爵去替国王打仗的，文化精神跟贵族特权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概念的错位。
另外一个概念的错位是什么呢？就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不是国民文学，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这是很大的概念的错位。我们这个平民，平民很多都有贵族精神的。你像《红楼梦》里面的那个晴雯，她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所以那个贾宝玉的《红楼女儿誺》里面就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很高贵的，精神很高贵的，贵族精神讲的是人格的贵贱，是人格的高贵，这一点是不能够轻易否定的。五四运动就发生这两个概念的错位，所以我们今天我探讨贵族精神的时候首先从“五四运动”的反省开始。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就是什么是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这个贵族精神，其实我们来看西方的思想史，西方的文化史，社会史，你就会发现，很多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对贵族精神不断做定义，在这个定义里面很多是冲突的，很多是不同的看法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到尼采，罗素，托克维尔，他们这些对贵族都不断进行定义。但是我把他们的定义归纳一下，我把贵族精神归纳成几点。最基本的，就是它的核心的精神几点。
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这个尼采是很天才的，他是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的，他好像预感到20世纪这贵族将会死亡，也就是贵族精神将会灭亡，他很天才，预见到这个，所以他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所以他在《善恶之彼岸》这本书和《道德系谱学》都写得非常好，他对贵族进行定义，那么定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对人的一种自由意志，对人的个人的尊严的一种充分的肯定，尼采他这点有一点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上层人跟下层人，他的道德准则跟精神准则是不相同的，所以他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标准是不同的。他鼓吹说，就是上等人，就是所谓贵族要向下等人开战的，他是贵族主义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说的这条自尊的精神，这是对的，贵族很讲究自尊，我们知道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贵族伟大的诗人，他们就是决斗而死，那么这个决斗的行为语言，说明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有一种东西是比我生命更加重要的，这就是我个人的尊严，这就是自尊。所以这点是贵族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精神。
还有另外一个，这是讲原则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尊，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人的尊严，但是贵族他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与人是相关的，既尊重我们自己，还要尊重别人，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当中要讲规则，讲原则，要讲游戏规则，这是贵族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决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20米内，你拿着手枪，我拿着手枪，到有一个人倒下为止，一个人死为止，但是你不可以违背规则，你一旦违背规则，首先你就是失败者了，所以要严格遵守规则。
就是说，除了自尊之外，还有个自律，英国它的贵族传统很发达，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游戏公平原则，就是费尔泼赖，鲁迅先生写《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那时候他是比较激进的，当然在当时有他的道理，后来80年代初，王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论费尔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要有游戏的规则。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说贵族精神的反面，它的对立项，它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流氓最糟糕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的时候说，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寻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就是没有原则，不讲原则，不讲游戏规则，都可以称为流氓。所以第二条就是原则精神，这是属于自尊之外的自律。
那么第三条就是他的低调，低调。凡是贵族，他的精神里面一定是低调的，这个低调是什么？就是自尊，自立之外，还要有个自明，贵族虽然拥有财富，拥有土地，有钱，但是他自明，因为他有比较高的学养跟修养，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我们自己的位置，个人的位置，有限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知道，所以不敢唱高调。
其实比较有力量的人都应该是低调的。所以鲁迅先生说，那个猫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它不叫，而老鼠是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也是这样，大象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它的耳朵是覆盖着的，兔子没有力量，它耳朵是翘起来的。凡是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凡是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学养跟修养形成的一种精神。我们中国有时候有一句话说，皇帝话少，皇帝，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就是说是第一贵族，所以他呢不能讲太多的话，也要低调才行，所以皇帝话少，不能讲太多。
第四一个呢，贵族的精神是淡漠名利，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中国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他当时谈到贵族有好几个，他包括把隐士都放进去了，他贵族比较宽泛的一个定义，那么也包含着贵族，因为沈约本身他是一个贵族，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就是要离俗世，俗人的社会远一点，再一个，他一定要淡漠名利，要安于比较清贫的生活，比较质朴的生活，不要大块吃肉，他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所以这也是贵族精神很重要的一个。
这四点是我概述贵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贵族精神它有历史的积淀，特别在欧洲，贵族历史传统比较久，那么经过长期的积淀以后，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贵族的精神，贵族精神形成以后，它本来是贵族主体创造的，那么后来慢慢形成人类共同的一种财富，大家觉得这种精神不错，变成公认的一种优秀的精神遗产跟精神境界。骑士精神，他也慢慢形成他自己的一套精神，比如我们一谈骑士精神，一定是慷慨，一定是正直，一定是尊重妇女，扶持弱者，我们讲文学史，思想史，它一定讲骑士精神会讲到这几点，也形成它的一个共同的优秀的遗产。
像俄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罗斯的国民性的时候，他认为，他说俄国国民性上有个很大的弱点，他说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骑士精神。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也是追求神圣，只是我们不是东正教的背景，我们是孔夫子的背景，我们是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崇尚追求正直，这是我们的一个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当圣人，不太容易做到，不太容易做到就不得不戴面具，戴面具就虚伪了，可是虚伪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所以“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的时候有点道理，就说你这旧道德变成伪道德了，变成虚伪了，我们也是缺少欧洲的这种骑士传统，不是崇尚正直。崇尚正直跟崇尚神圣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跟过去我们的文化传统缺少骑士传统是有关系的。
贵族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上，有几个又非常重要的特点，贵族文学是贵族精神的一个载体，也可以说贵族精神的一些精华都在贵族文学里边充分呈现出来了。那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特别是西方的文学，它的贵族精神表现出来的有几个重要现象，几个特征吧。我把它概括成六条。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西方的文学跟中国文学里面的贵族精神，是不是能够离开这六条。第一是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屈原是典型的贵族，他的《橘颂》，也典型地表现自己的高洁。普希金有很多诗都表现高洁精神，非常像。这种品格的高洁是贵族精神在文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精神雄健，也是贵族表现出来一种精神，比如像我们中国的嵇康，嵇康他也是贵族，嵇康精神的雄健，有几个行为语言，除了他的文字语言，他的行为语言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鲁迅非常崇尚嵇康。我们知道当时他写那个《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当时就是不去当官，山涛要介绍他去当官，他气得要命，就跟他写绝交书了。那我们知道钟会，钟会当时是司马氏王朝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宠臣，那权力非常大的，当时想拉拢嵇康，所以那天就要去带着几个人就要看望嵇康去。结果嵇康看见他进来了，连眼珠都不转过去，种会很生气，后来要走的时候，这个嵇康就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了一句话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很生气，后来这导致他最后上断头台。你想嵇康当时只要敷衍一下，他就可以当大官，但是他就不能敷衍，行为语言他表现出来，就是精神非常雄健，最后他要上断头台之前，他弹了《广陵散》，他只说了一句话，说从今之后，这《广陵散》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弹了，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雄健。后来拜伦，20岁左右就在上议院获世袭职位，是一个很典型的贵族，继承爵位的贵族，后来他投身希腊了民族解放的战争，他的诗文跟他的行为语言都是惊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气的高傲，贵族文学，像屠格涅夫，在俄国的文学里面，屠格涅夫是贵族文学的一个很典型的作家，他写过《贵族之家》，写过《父与子》，都是非常好的贵族文学，我们看到《父与子》里面的主角，巴扎诺夫，你看他的气质，那是非常高傲的一种气质，心气非常高傲，就他所有的表现，都表现血液的深处有一种不可征服的骄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这理想的卓越，比如说俄国的贵族的诗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像薇拉？妃格念尔的自传，《俄罗斯的寒夜》，这是典型的俄国的女贵族诗人，你看她所写的诗。那所谓十二月党人，他本身是贵族党，那贵族他有一种理想，为这理想而献身，所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面，特别开辟了一章，拜伦，他把拜伦写进了西方的哲学史。分清贵族的造反跟农民的造反的区别，他认为贵族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农民的造反，缺少理想。贵族常常表现理想的卓越。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道德的完善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就是《复活》，所以其中的三个男主角，彼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完善。第六种是艺术形式的精致，像我国南朝，我刚刚说沈约对四声八病的界定，还有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一种审美要求，都是艺术精致。那么这些都是贵族精神表现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
就是人贵，民富，国强，应该这么摆。就是首先把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把生命的尊严放在第一位，然后我们尊重每一个老百姓去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这样一种合理性，然后最后自自然然地我们的国家就会强大，是吧？我觉得在我们中国长期的一个缺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首先我们其实没有对人的尊严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其实鲁迅在青年时代，他是天才，他很早就提出一个命题了，说立国先立人。
立国先立人，这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国有句古话，就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关键是人。过去一些朝代，它后来不行的时候，都是发生一个大的问题是断后，后继无人。所以关键是人，人的精神素质，人的精神境界，人的生命质量，这是关键。我们一个国家要强大，它能持久地强大，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健康地强大，这关键是人是不是健康，人本身的生命质量怎么样子。这一点我们如果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了就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社会充分发展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讲规则。中国的发展是先打球以后再画篮球场的。先搞现代化运动，然后慢慢才定规则，时代大转型的文化准备，心理准备，各种准备都不够，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很高的契约的意识，很高的这种守规则的意识，包括人的尊严意识，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要尊重我们所有的协议，所有的契约，所有的规则。如果不是这样子，将来我们这个经济越来越发展，那我们这方面将会漏洞百出。
西方人有一句谚语，造就一个暴发户，只需要一天，造就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而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做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就败业。历代财富拥有者都没有走出这样一个怪圈，那么如此一来，中国岂不是永远不会有贵族精神吗？
他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论点，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暴发一天就可以完成，不要把创业看得那么容易，我们应该尊重今天我们中国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是真正进入一个经济的时代，进入经济的时代是一个非常不容易、非常艰难的时代，一部分人暴发出来，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我们仍然要非常尊重他。这一点，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常常有偏见。重农抑商，我们常常有这种东西，我在海外以后，改变了这个观点。我在美国看到，真正的精英都是在商业社会里面，而且许多文化规则都是在巨大的商业活动当中学会的。我曾经讲过，中国人将会在未来的巨大的商业活动当中学会妥协。
理性，谈判，讲价钱，谈判。所以这个暴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一天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现在他们企业上的成功，对这种成功者，我们要给予一种敬意。但另一方面，其实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成功者以后，我们如果迷失心灵的方向，不知道富了怎么办，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最后的演讲讲了富了以后怎么办，富而好学，富而好礼，这套东西要成为一种自觉，应该说现在富人最重要的觉悟，应该是富了以后，我要造就社会，而且要从精神上去提升。
提到贵族，人们一般会想到有两个先决条件，血统与物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贵族他本身所具有的物质与他贵族，他所具有的精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后天要获得这种精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靠不断地增加新的学养跟新的修养，所以我认为这种修炼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我现在所讲的这种感悟，感悟其实有个阅历而悟跟一个凭虚而悟有不同，你需要有阅历，也需要有修炼，所以这种东西可能没有别的捷径，只能靠修炼，靠不断地读书，就是富而好学这条路。
另外还有，我们现在理解的贵族，以为都是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其实殊不知出身于贵族之家，小的时候比平民子弟难过得多，难受得多。他要受到比平民子弟严格得多的这种训练。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康熙训练他的太子，当时候就住在我们这个北大的这个畅春园，就我们西门外面，不是畅春园还留下了一个小的那个，一个红的那个小门嘛，当时这是康熙在这个地方，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太子也就跟着他在这个地方，这个太子太辛苦了，太子早上3点钟要起床，你们现在有早上3点钟起床的吗？3点钟起床，然后汉文师傅，就是教汉文的这个老师教他读《礼记》120遍，120遍，然后这个时候康熙就早朝下来了，因为康熙的早朝是5点，就是太子比皇帝还早两个小时起来读书。
早朝他下来了，下来以后，就来到太子读书的地方，检查他今天的早上读的功课，检查完了以后，康熙又去办别的事了，太子继续在汉文师傅的指导之下，读《礼记》，读到大约9点，接下来以后，就是满文师傅来接手了，满文师傅把这个《礼记》的东西再翻译成满文，因为他是满族还要用满文嘛，还有蒙文，要通，就是满汉蒙三种文字，要把《礼记》要通一遍。然后到了11点钟的时候，可以吃中饭了。吃完中饭以后休息一会儿，到了下午1点钟左右的时候，干什么呢，到了1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做一个贵族子弟必须要有的骑马射箭，就开始练骑马射箭，小太子，这个骑马射箭到下午大概4点钟的时候，康熙又下朝了，康熙会回来陪着他的太子一起搭弓，骑马，射箭，然后要到大概6点多钟吃晚饭，这就是一个小孩子，他要成为一个贵族，每天必须如此。
欧洲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它很平和，让人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好像是欧洲文化才是真正的贵族文化，相比之下，美国文化给人一种暴富文化的感觉，让人家觉得它特别张扬，而且急功近利，就这两者而言，从这个概念上来讲，我们如何评价中国文化呢？您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
美国文化跟欧洲文化确实有很大的差别，很多欧洲人确实瞧不起美国文化，美国几乎是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才200多年的历史，人文传统最雄厚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中国。你刚才说的对，欧洲比较崇尚贵族精神，美国人他好像天生的就是有一种平民精神，是个相当平民化的一个国家，它是移民国家，相当平民化的国家，那我们中国，应该说我们20世纪，也相当平民化，“五四运动”这一点起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的革命，实际上是平民的胜利，带给平民很大的利益。
尽管我写过《告别革命》这本书，但是我在香港就讲，凡是革命过的地方，都比较平等，它就没有那种贵族跟平民的那种等级的概念，比较少雇佣的概念，这是长处，曹雪芹当时有一种观念很了不起，要打破贵族跟平民之间的界限，很了不起，而且庄子那个时候，齐物论就已经占领这个地球上平等思想的制高点了，很了不起的，20世纪，我们这个平民与贵族的界限完全打破了，这是我们的长处，这个长处带来的短处，就是贵族精神就是慢慢失落掉了，就是说忘记贵族精神，它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讲的，所讲的那些，像自尊，自律，自明这些东西也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也不可以丢失。
我们中国经历过三个贵族的时代：第一个贵族时代是西周的氏族贵族时代，第二个是两晋南北朝的门阀贵族时代，第三个就是满清的部落贵族时代。我们最典型的贵族时代，实际上是西周的贵族时代。这个贵族时代，我们经历了大概五六百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那么当时这贵族有几个特点，第一必须要有姓氏，平民他是没有姓氏的，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姓氏是一种血缘的标志；第二个就是土地，就是分封土地，诸侯占领土地；第三个他有军队，兵车，基本上有三个这个特点。
所以当时的贵族分得很清楚，分五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这五等。在这个贵族社会里面，有一种贵族精神，那个贵族时代，很讲风度，很讲文化，我们过去讲文学史的没有注意这一点，其实《诗经》当时就是贵族交往的一个文本，一种道德的文本和文化的通行证，这个《诗经》在当时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当时贵族的生活里面，比如说聚会，宴会、聚会，甚至外交的交往场合，诸侯的交往，都需要首先要念诗的。那个时候要求在这场合里面，你读诗，如果读了，跟你身份，氛围，场合不相符合，那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左传》里面就记载一个故事。公元前500多年，那时候晋平公那时候刚掌握政权，所以当时要大宴诸侯，他规定，这些诸侯来的时候，一定诗必类，就是说他们所读的诗，一定要跟我这一次的这个大的宴会氛围、身份一定要相合。结果那天来了一个齐国的大夫，叫做高厚，他读的诗，被认为不类，不符合当时的场合，所以那时候晋平公下面一个大臣，叫做荀偃，就拍案而起，他说有诸侯异志矣也，号召其它诸侯国要同讨不庭。所以很严重，差一点打仗，所以那个时候把这个读诗读得好不好，看成很严重的事情，看作是一种精神的文本跟一种道德的文本。这一点我们过去的文学的教科书里面没有注重这一点。如果要了解《诗经》，我给在座的推荐三本书，一本一定要读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变》，其中有一本谈《诗经》的，还有就是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读《左传》，我们就知道，在第一个贵族时代里的精神是怎么样的，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贵族精神的，是有一种道德文本的，这是第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第一个时代，后来因为战争太残酷，最后由秦打败了六国的贵族政权，就是用中央集权的制度，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所以当时中国一个很大的转变，从秦代开始，贵族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就基本上已经终结了。到了后来汉代，到了汉代，到了汉武帝，进一步把诸侯削弱，用中央的文官制度来代替分封诸侯，贵族制度就进一步瓦解，这是我们第一个时代，是被战争所瓦解的贵族时代。
那么第二个时代是在两晋南北朝。这个两晋南北朝，应该是我们中国的贵族制度又一次复辟。特别是到了东晋，到南北朝的时候，那时候讲门第，讲出身，讲血统，讲得非常厉害，那时候姓氏一定要相同，姓氏不同，是不可以通婚的。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五胡乱华，很多胡人都跑到江南去了，所以一定要看血统，选拔官员一定要看血统，怕另外一种血统跟我们相混了，所以那时候讲门第。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论他妈的》，那个时候如果骂他本人是不疼的，一定要骂他的祖宗，骂他妈的，那才是骂疼他了，那时候血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时候出现贵族文学另外一个高潮，就跟《诗经》相对应的，第二次的真正的贵族文学的一个高潮，那个就是由谢灵运，还有沈约，陆机等，还有当时的一些皇帝，像萧统萧衍，他们这一批帝王贵族也大玩，这个应该说大玩贵族的时代，大玩形式，大玩声律，大玩辞彩，是玩贵族的时代。四声，平仄都是那个时候发明的，为唐诗的高度的发展就创造了形式上的基础，功劳很大。那时候真正为艺术而艺术，我认为这个时代，是真正玩贵族的时代。
但是这个时代是被科举制度所打垮。隋朝建立科举制度，到了唐朝的时候，科举制度充分发展，所以那时候不讲血统了，你写诗写得好，就可以当进士了，讲才华，所以社会动力就从上层转入从下层上来了，这是很大的一种变化。那时候你的出身好，你的门第强，但如果没有才气，也不行的。所以那时候呢，白衣卿相代替那个贵族的世袭，就更厉害了。
我们知道在第一个时代的后期，在战国时期，像苏秦这种白衣卿相已经代替世袭贵族了，到这个时候，更多地出现白衣卿相了，有学问，诗词写得好，就可以当状元宰相了。第二个贵族时代，就被这个打掉了，瓦解了。宋明之后，虽然也有贵族，只是宫廷里面一小部分，作为整个的时代，它已经结束了。但到了清代，又出现了一个贵族时代，这个贵族时代就是从满洲过来的，就是满族，就是爱新觉罗贵族，他们又在中国取得政权，形成了部落贵族的一个时代。
这个部落贵族的时代，它当时的等级也分得很严的，那时候大概这个世袭的位子就有九种，一共有二十七等，他们的爵位分得很清，第一等是公，这个公爵分三等，第二是侯，分四等，第三是伯爵，四等，那么第四是男，也四等，还有第五是子，也是分四等，下面还有一个轻车都尉，分两等，还有一个都旗尉，分两等，还有云旗尉，分一等，还有恩旗尉，一共二十七等。所以那时候也是贵族社会，贵族统治。那么在这个，在这个部落贵族时代，我们的汉族，汉族里有一些人，他如果立了很大的功劳，他也封他们爵位，但基本上是八旗子弟，是满族贵族，是满族贵族，所以这又是经历了一个时代。但这个第三个时代，我们知道是怎么垮掉的，是被我们革命打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洲的贵族政权。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的贵族时代，就变成一个，形成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比较早就瓦解，第二个就是它没有长期形成它的一个强大的贵族传统，所以也没有形成，我们现在可以查考的长期的贵族的系谱，缺少这东西，这跟欧洲有种不同。所以我们也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比较能够概括得比较清楚的，明显的这种贵族精神的核心价值。
虽然中国贵族传统较早瓦解，但是在中国长期的社会里面，富和贵，这两个大概念是分得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看《孔雀东南飞》，这一点刘大杰先生很早就指出来，文学史上没有写过，他另外谈魏晋思想，魏晋思想的这本书里面谈到了，像《孔雀东南飞》，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悲剧了，主角焦仲卿的妻子兰芝，是很好的媳妇，为什么她的婆婆不喜欢她，非得把他们分开呢，我们注意读这个《孔雀东南飞》，这个女子其实她家庭很富有，可是她的出身比较差，不是贵族出身，她的婆婆嫌她的出身不够高，跟我这门第不相配，所以最后就逼着她的儿子，把媳妇赶走了，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悲剧。可见当时富和贵是分开的。
从《红楼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富和贵在当时分得非常清楚。我们知道贾宝玉和探春他们在建立诗社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建立诗社的时候曾经说，我们这样建立诗社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个名号，那么贾宝玉说，那你们帮忙我取一个笔名吧，那他们有的人就跟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叫做无事忙吧，或者是叫做绛洞花主吧，他都不满意，后来薛宝钗很聪明，她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她说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叫做富贵闲人，贾宝玉说，那就由你吧，他其实很高兴。他就是一个富和一个贵和闲三者兼得，所以薛宝钗说，你已经大富大贵了，再加上闲散，那太了不得了。这个闲散就是精神贵族，那么后来我们的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我们1949年的革命，把地主这富也扫掉了，我们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闲散的扫掉了，所以富贵闲人后来就没有了。所以我第四个问题就要谈一下，就是说我们贵族制度，贵族时代瓦解以后，我们在20世纪出现了我们的一些重要精神现象。
我现在讲贵族时代结束以后，我们的20世纪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精神现象。那么第一个现象就是“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我把象牙之塔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来谈，跟闲散、逍遥有关，它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20世纪到现在，我们一直把象牙之塔看成是负概念，看成是个不好的东西，象牙之塔这个概念，最先的产生是在1925年、1926年之间，那时候鲁迅先生翻译日本的文学家厨川白村两本书，一本《苦闷的象征》一本《出了象牙之塔》，后来象牙之塔这个名词，就开始在我们现代文学，现代文化里面流行了。厨川白村，很可惜，在关东大地震的时候，他才40几岁就被地震埋掉了，死了。
但他这个人很有才华，他当时提出文学是苦闷象征这个命题很精彩，另外出了象牙之塔，它这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希望我们作家能够走出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上去关怀社会，这跟鲁迅的整个的思想很相通，所以鲁迅很喜欢，就把它介绍过来了。当时中国处在一个苦难的时代，在受帝国主义压迫，需要作家去投入社会，他们提出的东西，是很合理的，就是要走出象牙之塔。但是后来把这东西走向极端了，把这个象牙之塔变成是很不好的东西，结果一方面作家走向十字街头了，但走向街头以后，再回不到这个象牙之塔了，变成是一种不合法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
其实这个精神，那个象牙之塔就是一个作家，一个思想家精神创造的私人空间，必须要有一种象牙之塔的。有一个象牙之塔，有一个精神的空间，这跟关怀社会并不矛盾，我们一方面可以关怀社会，但是我们一方面还要进行很认真地从事精神价值创造，那精神价值创造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沉浸状态，一个面壁状态，这样我们的艺术品，我们的作品，才可能精致，才可能有深度，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并不矛盾的。后来我们把它对立起来了，把它对立起来就是整个的象牙之塔现在就没有了。鲁迅先生当时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不可能了。所以连放任山水的自由这些都没有了。
周作人有一本书叫《自己的园地》嘛，也是想说有个自己的象牙之塔，但是后来这自由园地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象牙之塔的瓦解。那么这个象牙之塔的瓦解，我只是用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说明。其实还说明像贾宝玉这种闲散的精神没有了，没有逍遥的自由，比如我们当逍遥派，是不是可以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有个逍遥的自由，可以当逍遥派。我们有一些作家，他很关心社会，热烈地拥抱是非，这很好，我们应该是很尊敬他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一些作家选择，我要抽离社会，抽离是非，在一个象牙之塔里面，在这逍遥状态里面进行很精致的精神价值创造，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象牙之塔没有掉了。这样影响了我们文学作品的精致化，这是我们这个20世纪出现的一个现象。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生活，第二点，社会生活的习俗，语言，还有审美趣味的粗鄙化。
我这样说，是不是太本质化，大家可以讨论，我们在反省20世纪精神现象的时候，应该承认一点，20世纪出现许多语言上的粗鄙化。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论语言暴力》，就是到处出现语言暴力，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充满着语言的暴力，连我所在社会科学院，那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应该是非常高度文明的地方，可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是声嘶力竭，整天是批倒、批臭，踩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都非常粗鄙。我现在想起来非常惭愧，怎么当时会这个样子，但那是风气，是个潮流，我们自己成为风气中人，成为潮流中人了。所以我到香港的时候，提出要告别语言暴力，特别是暴力性的命名，比如说是叛徒，公贼，内奸，黑帮，不可以随便命名，这种东西都是语言的一种粗鄙。我们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不能够连礼仪之邦的表面功夫都没有，我们讲话要文明，要高雅。
另外在生活的习俗上，出现了某种粗鄙化的东西，生活习俗。这个生活习俗当中，就是我们如果说是19世纪，我们中国有个陋习，那是什么陋习呢？就是抽鸦片。我们从20世纪到现在，特别是经济潮流覆盖以后，我们现在又形成新的一些陋习，比如说讲排场，讲吃喝，讲排场这些东西，新的一种陋习，社会生活的也在趋向着鄙俗化，比钱财，争重利，这东西也是世俗生活的一种鄙俗化。这种东西就是缺少这种贵族高雅的、高尚的、高贵的一种追求。这种东西后来影响了文学。我认为文学最重要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心灵，第二个是想象力，第三个是审美形式，跑不了这三个，所以文学的事业是心灵的事业，我们有一些作品，比如说《封神演义》，情节那么吸引人，为什么不是好的文学作品？
因为它没有切入心灵。所以《封神演义》它就不是一流的作品。所以这个文学它一定要切入心灵，要抓住心灵，这是心灵事业。可是我们现在由于精神的鄙俗化，文学出现什么呢，文学变成身体文学，而不是心灵文学，表现身体，表现身体的功能，而且不仅是表现上半身的身体，也表现下半身文学，下体文学，充分地鄙俗化了。甚至现在有一些作品，包括很多小说，不写性就不行了，我是思想很开放的人，文学不写情爱，那没人看的呀，那当然是很合理的。但是呢不一定那么人为地每一篇小说都加上些性佐料，就使得作品显得很俗气，像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过去精神鄙俗化，有时候还可以理解的。下里巴人整个压倒阳春白雪，那下里巴人也有很多文学作品是很好的。那么阳春白雪，我们也应该尊重。但现在呢就进入到一种鄙俗化。就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痞子精神、流氓精神更泛滥了。
我对痞子文学并不全盘否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一个口号好像是天生合理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东西它就是精神的鄙俗化。流氓、痞子，最不讲原则了。我不反对世俗生活的充分发展，我很喜欢香港，我认为香港是地球上世俗生活发展到极致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世俗生活的发展，我也是非常高兴，非常支持的，但是嵇康说了一句话非常好，说我们应该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他的贵族精神，外边跟世俗的生活你不要搞特殊，好像我表现特别清高，拿出个架子，不要这样子，所以不要殊，特殊的殊，俗就是世俗社会的俗，外不殊俗，但内不失正，你内心里要坚持你的心灵原则，你的社会原则，这才行。流氓缺少一种东西，就是没有敬畏。
爱因斯坦这点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Time杂志前年评20世纪三个最伟大人物，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甘地，一个是罗斯福，三个，那么爱因斯坦应该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可是他晚年皈依上帝。我们知道，对爱因斯坦来说，重要的不是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人需要不需要有所敬畏，有所敬畏，才能遵循心灵的原则。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贵族时代结束以后，还发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富了以后，人富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这也是一个新的精神现象，一个人拥有财富了以后怎么办，特别是我们今天中国发展得非常快，应该说我们中国现在不仅是百年之裂变，甚至是千年之裂变，一部分人就先富起来了，那么这一部分人很多是我们社会的精英，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人，他们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那么这一批人富了以后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讲贵族精神就是富了以后，会不会朝贵的方向前进，继续往前走，这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也是我今天演讲的背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灵的愿望，就是希望这批人富了以后，他们往高贵、高雅、高尚的精神境界上去提升。
所以孔夫子在学而篇里面，在《论语》学而篇里面讲了两句话，我们大家注意，非常好，他说要富而好学，富而好礼。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没有这种贵族精神，或者说我们缺少一种更优秀精神的支撑，我们往往是富而好利，富而好赌，富而好淫，富了以后失去了心灵的方向。那么在这点上，我觉得有一些人是值得我们来作为借鉴的，甚至可以作为效仿的。一个是西方，我们要注意这个现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许是犹太人，我们知道西方最有钱的人都是犹太人，二战的时候，他们受的伤害太厉害了，所以他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所以二战了以后，他们把大量的财富都用到社会当中去，就是反馈社会，就是办博物馆，办艺术馆，办学校，大量地投资到这边来，反馈到社会，为这个社会提高社会的审美情趣，提高社会的精神境界做出他的贡献。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前，应该说本来哈默就是非常大的贡献，哈默是第一个跟列宁相见的大企业家，第一个到了共产主义国家，列宁接见他。哈默带了一个头了。到洛杉矶，我们看到哈默的那个艺术馆，很动人，他把全部的资产都买了画，放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我到现在一直很有印象，一进去看到那个，他买了莫奈的，还有，特别是梵高的那个巨画，9000万美元。洛杉矶有没有哈默这个艺术馆，这个博物馆，有和没有，大不相同。我认为它整个影响到洛杉矶这个城市的精神境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精神境界。还有现在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包括最近这些年，美国的首富第一、第二的，比尔。盖茨，还有巴菲特，他们两个的表现值得我们注意，在2005年，6月25号，巴菲特宣布一个事情，当时可以说是震撼全世界的，他宣布把他自己的，他已经超过，他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比尔。盖茨，他宣布把他自己420亿美元的85%反馈社会，其中大概有300亿加入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他们都做社会的慈善事业，社会的教育事业，艺术事业。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从富走向贵。所以我们过去说，这个富人要三代换血成贵族，他们不用三代了，他们从自己这一代开始，就往高贵上面走。我们过去，我的家乡，我现在一直感激一个人，就是陈嘉庚先生，他是我们福建的一个华侨，那个时候，他就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他当时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华侨，后来他把这个他的财富，办了厦门大学，办了集美学校，很多闽南这些学校。很多受他的影响，很多华侨把很多资金都注入我们的家乡，费孝通有一次在人大会堂里面的演讲，那时候我也在场，他说现在闽南所以会人才辈出，很重要的原因是陈嘉庚先生起了作用，就是他把他的财富应用他的教育事业上去了，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这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从富走向贵的一个，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楷模跟榜样。把我们的故乡，变成为我们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摇篮。我到现在对他还是心存感激。
那我今天所讲的这个基本内容就是这些。那么我最后想讲一句，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除了对于我们个人，包括我们对一个民族，我想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心里面多想一种，往高尚、高贵、高雅这方面去提升，我想我们就是一个大国的崛起，除了说我们物质的极大丰富以后，财富极大了以后，我们在精神上进一步提升，那么我想我们的中国将会更加美好。
就是在马上立战功，然后被然后封爵，然后封领地，封土地，然后成为了可以世袭的这种贵族。但是在西方的话，它就是因为那种对私人财产的这样一种高度的尊重和一种法律，私有权的意识，所以他这个贵族是不可以斥夺的，他的财产是不可以随便剥夺的。但是在中国的话，没有后面这一条，你的祖先可以在马上取得军功，然后封得贵族的封号，甚至封得领地，但是君子之职可能不到五世，三世就被夺了。
所以这样的话，使中国的贵族很难有所谓百年之家，但是一个社会总是要有一种高贵的精神来支撑它的，没有贵族或者我们的贵族在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中间，只有中间这么三个像孤岛似的存在的这个历史空间，那么显然你很难解释这么一个社会它的精神支柱是怎么样地维系下来的。我觉得代替高级贵族，高等级贵族的是从春秋战国时候的低等级的贵族，所谓君子，所谓士，就是后来演变成儒家的这一块，就是他们所代表的一种精神，以及到后来就是农村里头的这种乡绅，这样一个传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中间的一个勉强可以说是代替贵族传统的一个传统。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那些没落的，已经在历史的时空中间已经消失的贵族，他们的精神通过道家的这样一种学说，通过道家的这样一种精神，然后在精神的层面，学术的层面，然后被保留下来，也被一部分知识分子所继承。所以后来就是到了孔子的时候，他那个“有教无类”这个很了不起，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他是开始分君子、小人了，这个君子、小人之分，已经不是传统的，不是传统中的血统之分了，不是门第之分了，是道德之分。
后来实际上是我们道德的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统。所以说与儒家所代表的，再加上道家的一种补充，互补。所以我当时讲中国的文化这个血脉是分两脉，一脉就是重人文，重秩序，重教化的，这基本上是儒家这个传统，还另外一个是，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基本上是道家这个传统，这两个互补，形成了我们中国基本上的一个文化的支撑体系，这支撑体系就替代了欧洲这种贵族的精神系统，所以我们支撑下来。
对，就是实际上在中国的乡村中间，延续上千年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贵族传统。
但是其实他们带有一点贵族性，所以曾国藩说他们桐城派这种文学，是气清志洁，品位很好，可是不能界定为贵族文学，陈独秀的界定不是很准确。但是后来我们整个乡村士绅这个阶层也消灭了。
消灭了。对。就是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前不久，就是看到章诒和女士写的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一本书，叫做《往事并不如烟》。我读了那本书以后，我突出的感觉，倒不是说那里头具体的一些是是非非，包括里头到底一些人物的命运，当然也很感动人。但是读那本书，我最最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还有一点点的这种人群中间，是保留着一点贵族精神的。
因为它有个审美的东西，它是要讲一种审美的趣味，讲精致的。我到卢浮宫大概去了五次，六次了，就是看不完，所以说读不完的莎士比亚，应该说看不完的卢浮宫，两万多件的艺术品，它最重要特点就是精致，每一部作品，每一个作品都不一样，非常精致。贵族的审美取向，一定是追求精致，追求高雅的，我们过去的问题是，把追求高雅看成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其实不对的。
其实最高的高雅，那个儒家的孔子和道家的老子、庄子，已经都给我们定义了。儒家是君子比得于玉，是玉，不是宝石，不是黄金。孔夫子甚至连食不厌精，连吃饭都要精致，不正不食，连这个都要讲究点规则的，所以他也是有贵族气的。尽管我们的贵族传统，贵族时代比较早就终结，中断了，但是我们仍然出现三个贵族文学的巅峰，三个伟大的个案，一个是屈原。
而且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那种贵族精神，跟平民精神它又是打通的，他有最高的一种贵族精神气质，最高贵族精神。那他所写的诗，他所用的风筝，吃饭什么，全都是贵族化的，但是他对平民又有大慈悲心，大同情心，这一点比尼采了不起。
当然尼采他提倡贵族主义，可是他是向下等人开战的，可是曹雪芹对下等人，特别是那些高贵的，像丫鬟，这些他都很尊重的，所以完全打破这个贵贱尊卑这样的界限，就是不二法门，所以这一条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贵族文学里面，我们可以开掘出一种比西方更了不起的一种贵族精神跟平民精神能够相通的一种贵族精神。
我们刚刚所说的贵族阶层，其实在经济地位上分他的贵贱，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是什么呢，是人格上的贵贱，就是精神上的贵贱，这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一个草民，不管他社会地位多么低，就像晴雯，她身为下贱，可是心比天高，可以人格非常高尚、非常高贵，这个不是社会地位，不是说草民，或者是将军、皇帝这些地位可以决定的。我认为这一点恰恰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什么叫自由意志呢？自由意志就是自我确立，这是基佐的《欧洲文明论》里面所讲的，他对贵族有个定义，他说贵族最重要是要自我确立，就是罗马贵族变成欧洲贵族以后，欧洲贵族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自我确立，自我确立什么呢？就是重要性来自我自身，不是来自皇帝，也不是来自他人，所以也不是来自这个环境，不是来自（其它），一切都是决定了我自己，所以我爱说一句话，就是心灵状态决定一切，即使草民，我们精神状态可以决定一切，我们精神可以很富有，很高贵，所以这不用悲观的。
在20年之前，我就听说你的名字，也看了你当时出的一本书，风靡一时。我是上海人，对生活也比较考究，我觉得上海城市它有一种就是有种贵族的一种倾向，就是那里本地人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我现在想，就是贵族精神，你讲了很多溢美之词，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有疑问，我觉得贵族是不是还有一些没落的东西，还有一些不理想的东西，或者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应该摒弃的那些东西。
任何一种精神，包括比较优秀的一些精神，它都会产生一个变形的问题，变形，变质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刚刚谈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而且很值得再研究，就说贵族精神，包括骑士精神，这些后来都会产生一些变质的。比如说为什么会产生堂吉诃德，他就是骑士精神变形了，所以他那个骑士精神，你比如说原来你是个崇拜女子，扶助弱者，但是后来你慢慢就是为了表现自己，已经失去他原来的真诚，所以他就会变形。你像这个绅士风度，我有时候更喜欢美国人这样的，我并不喜欢英国人那种绅士风度，讲得过分的时候，他真正是会像摆架子，有时候表现了一种姿态，美国人比较随便，所以我说美国人从民族性格来说，他比较坦率，比较天真。
另外这个贵族精神，我们讲的是它的一些核心的价值，而贵族里面他也有偏见，贵族阶层本身往往是分化的。比如《红楼梦》里面，那贾宝玉他是有贵族精神，包括他的父亲贾政也是有贵族精神，但是像贾赦，他真正是世袭一等将军，可是他呢，根本就是身上就是有流氓气的，那像贾蓉，基本上是个人渣，完全没有贵族精神了，完全没有了。人是可以有缺点的，但不可以让人恶心，像这个贾蓉就让人恶心，所以他那种东西，应该说他离贵族原始精神，核心精神是很远的，那个东西有时候就很难界定它为就是贵族精神了。应该说是走向它对立面了，就是它的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这样解释行不行。
西方形成了贵族传统，骑士传统，它那些基本的要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自尊、自律、自明，这几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中国没有形成这么一个传统，中国的乡绅文化，就是地主乡绅文化这东西，它是杂罗在一起的，所以杂罗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分辨出来，比如说像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里面其实也有贵族精神，但是也有平民精神，富贵不能淫，可以把它放到贵族精神里面来，那么贫贱呢，应该说是比较平民化的东西，贫贱不能移，它本来应该是平民必要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必须加以分析，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恰恰很多是属于这种儒家的道家的，特别儒家道德精神。必须要经过分析，把它抽离出来，我们中国这个贵族精神，现在还很难像西方这么很明显地概括出它的几个核心价值。
贵族是一个在历史中已经消失的人群，但消失的东西并不见得就会消亡，毕竟由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创造的物质财富，经由少数人加以提炼，成为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观念，生活质量，生活品味，这个都是我们人类的精华，这个精华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它高居于人类精神的金字塔之尖，如果它缺失了，就是精神高度地缺失。
第三章 风流
一、中世纪骑士转化为士绅使骑士精神仍深深影响后世
中世纪的骑士制度虽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逐渐衰落，但是作为一种时代精神，骑士精神仍然在其后的历史时代有着传统的影响作用。这一方面因为封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发展，骑士渐渐转化为城市贵族阶层或成为乡绅。
一、西欧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
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会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组织，罗马教会和教皇在教阶体系上已经取得了优于东方其它大主教区和大主教的地位，这种优越地位尤其赢得了西方教会的敬重。历任教皇坚持不懈地提出教会独立和教权至上的要求。不过，这种要求在当时还不可能成为现实。随着中世纪的到来，事情才有了新的转机。
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和日尔曼国家的建立，给西方教会即天主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使其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天主教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脱离东方帝国，形成独立的权力中心，使西方各国“基督教化”并建立起统一的超国家或跨国家的教会组织，这一切都标志着西欧社会实现了国家与教会在组织上的分化和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这是中世纪西欧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正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的：“原始社会和西方之外的其他许多文明社会在社会组织的宗教方面和世俗方面是没有显著差别的；在那些社会里，没有‘教会’这种分化的组织实体。根据这种观点，教会与国家的分化（与分离有别）基本上是从西方基督教开始。”[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249页。]
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H.伯尔曼认为，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发生的“教皇革命”，是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正式形成的标志。只是从这时起，教会与世俗国家各自形成独立的权力实体，划分出大体相互分离的管辖范围。正是通过这场革命，使教皇能够控制教会，使教会获得所谓“自由”，即在教皇之下不受世俗权力的支配。H.伯尔曼指出，在这场以授职权之争表现出来的教皇革命中，教会方面的口号是“教会自由”，即“使僧侣摆脱皇室、王室和封建的统治，并使他们统一在教皇的权威下”。[参见H.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24页。]教会关于教皇的新概念“接近于要求创造国家的新概念”，事实上，这场革命也使教会形成为第一个近代国家。此前各地教会、主教受世俗的帝王、领主的管辖，这时起，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最高管辖权得以确立。“在格里高利七世之后，教会具备了近代国家绝大部分的特征。”[同上，第136页。]与此同时，教皇革命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种新的王权观念。国王不再是教会的最高首脑了，最高政治权威的宗教职能和宗教特性被剔除，神圣王权的时代逐渐结束，在称作“属灵”的事物方面，教皇是最高权威。人们第一次感受到皇帝和国王是“世俗”的统治者，他们的主要任务首先是维持各王国的内部安宁即制止暴力行为，其次是主持正义即在政治经济领域里进行管理。而且即使在这些事物上，教会也起到一种重要作用。至此，世俗领域与神圣领域的区分才明晰化。[参见H·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489页。]
伯尔曼的直接目的，是阐述近代西方法律起源于教皇革命时代，他关于教皇革命对政权与教权的分化和二元化权力体系形成的作用的论述是十分有说服力。不过，从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尤其在将西方与其它文化相比较时，我们认为，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在中世纪初即已形成，到授职权之争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二、人的二重性与二元化权力体系
教会与国家的分化和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植根于基督教的信仰。
据基督教的信仰，人被理解为二重性的，即分成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两者的价值截然不同。肉体属于这个世界，是鄙俗的，甚至是罪恶的，只有灵魂才能进入天国，得到永生，或被打入地狱。“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圣经·罗马书》，第8章，第7节。]基督徒是把肉体连同肉体而来的邪情私欲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由于人的二重性，所以便有人的生活的二重性，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或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世俗生活是人的罪的产物，它本身就是罪恶的渊薮，只有宗教生活才是神圣的，属灵的。基督徒们把今生看作因罪而受到的惩罚和一个赎罪的过程，是通往天堂或地狱的旅程中短暂的一站。不过，除少数极端分子外一般人也并不完全否定世俗生活的意义。这样，就使每个人具有双重的生活目标，即天堂的幸福和世俗的幸福。虽然后者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它显然低于前者。
出于对人和人生的这种二重性的理解，社会组织也分化为两个，即教会和国家。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会就已经模仿帝国中央集权的体制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每个行省和城市，由帝国的官员主持行政、军事等事务，由主教负责宗教事务。在中央最高层面上，皇帝既是政权的最高首脑，同时又是教会的主宰。所以，教会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部门存在着。到中世纪，教会与国家的分化得以实现。与此相适应，社会的权力体系也分化为教权（或精神权力）与王权（或世俗权力）。
应该看到，教会与国家的分化是功能性的，并不是教会与国家各自分离，成为两个实体。同一个社会实体，既是教会，又是国家。同一批人，从一个角度看，是构成教会的教民，即教士和信徒，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又是构成国家的臣民或公民。教会与国家如同灵魂与肉体，互相依存，相互补充，合为一体，难解难分。不过教权与王权的分离却不同。由于教皇国的建立以及教皇对西方各国教会的最高权威（授职权之争后正式确立），教权与王权在组织上和空间上都是分开的。在中世纪，除了不长的几段时间之外，教皇一般不受世俗君主的直接控制，较为独立地行使着最高教权。这就好比一个双头鹰：一个身体上长出两个头。
中世纪的人，除了少数极端分子外，一般都承认教会和国家各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教权与王权各有其特定的职责和权力范围。关于两者关系的典型理论确认，国家负责臣民世俗的物质生活领域，以其强制力量来实现社会安定和正义，制止犯罪，使人们得到世俗的幸福；而教会则负责信徒的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以其精神的权威指导信徒的灵魂，使其得到天堂的幸福。这就是所谓“凯撒的物”与“上帝的物”的区别。教会一方承认“凯撒的物”属世俗政权领域，国家也承认“上帝的物”是教会的职责。
不过，宗教领域与世俗领域的区分仅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中，两者互相缠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互相交叉和重合的。难以分得清，理得开。“人们信守的原则是清楚的，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但两种权力的实际关系却十分复杂”。[A.卡莱尔：《中世纪西方政治理论》（AHistoryofMedievalPoliticalTheoryintheWest），第4卷，第2页。]从教会一方来说，任何世俗事物都可以说与人的灵魂有关，一项纯粹的经济活动或政治活动都可被赋予宗教的意义。比如婚姻问题本来属于世俗事务，但是，一个不合法的婚姻就关涉到信徒灵魂得救的问题。所以，教会以对信徒灵魂负责为根据控制着信徒的婚姻。教会承认或否定一桩婚姻，往往会影响到信徒子女的合法性，影响到继承权。如果涉及国王或诸侯，可能会导致领地、爵位或王位的转移，从而带来巨大的世俗影响。所以，教会事实上可以通过宗教权力干涉任何世俗事务。这使天主教会的权力深深地渗入了信徒生活的广泛领域。从国家方面来说，教皇和主教的人选，教会的腐败、分裂，本国教士的不忠、本国教会财产外流等，都会引起它的关注。一次教义上的争论，可能直接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内战。所以，任何宗教事务都可以被赋予政治意义，从而导致国家的干预。
任何一种权力都有一种无限自我扩张的本性。教会和国家都受一种内在的追求权力的本能驱使，不断企图扩充自己的权力范围，取得对对方的优势地位直至完全控制对方。
教皇一方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纯粹的神权政治，即教皇作为宗教领袖，掌握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力，而君王只是为其服务的一个世俗官员或附庸，要服从教皇的指导。这是历任教皇持续追求的目标。在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时甚至接近得到实现。
教皇实现其目标凭借几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它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信徒捐赠和征收什一税等手段，教会和修道院控制了西欧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产和巨大的财富，是西欧最大的领主。第二，它有智力上的优势。在中世纪，教士是唯一受过教育有文化的阶层。在但丁之前，几乎所有一流的学者都是教士。教士们控制了所有的学校和文化机构，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控制着社会舆论。中世纪的政治学著述，绝大部分出自教士之手。第三，组织上的优势。教会从罗马帝国继承了统一集权的组织体系，建立了系统的教阶制和官僚机构，以及独立的法律和司法体系。面对四分五裂的世俗国家，它那统一的和超国家的组织显示了其效率和力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掌握着无可争议的精神权威。它是上帝与信徒的中介，向信徒转达上帝的意旨。信徒们毫不怀疑，教会掌握着进天国的钥匙，也可以签发下地狱的判决书。对他们来说，教会的精神权力是实实在在的，不必等到末日审判，在现世它就决定了一个信徒的命运。教会所主持的宗教活动对信徒是命运攸关的。比如洗礼、弥撒、结婚、葬礼、忏悔等，如果教士拒绝为信徒举行这些仪式，则等于宣判信徒精神上的死刑。如被教会开除教籍，就等于被判下了地狱。教会还是信徒精神上的指导者，保证信徒信守正确的教义，净化灵魂。教士被视为信徒精神上的父亲。信徒称其神父为“爸爸”，而神父称其信徒为“儿子”。“教皇”（Papa）一词原意即为父亲，他是全体基督徒精神上的父亲。教士与信徒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比喻，教士称为“牧者”，平信徒称为“羊群”。教会权力的真正基础是信徒们的信仰。
世俗君主则企图建立一种类似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由君主以上帝在人间代表的身份，兼掌最高俗权和教权，使教皇仅仅成为自己手下的主教或使本国教会成为政府控制的一个部门。当然这种企图在中世纪大部时间里是君主们不敢奢求的，只有当出现像查理曼和奥托一世等强有力的君主的时候，这种企图才接近成为现实。君主依恃的是物质力量和强制性权力。由于教会深深卷入封建主义体系，主教和修道院长往往同时是某国的封建领主，国王便利用全国最高领主的身份来控制教会。14世纪以后，王权又利用了城市的力量和新萌发的民族主义情绪。
政教双方相互冲突的要求当中，任何一方的要求都遇到来自对方强有力的抵制，每一方都是对方权力欲望无法逾越的障碍。西方人的心理习惯是，不希望看到对立的和相互制约的力量以一边倒的方式解决，而是希望双方达成某种不稳定的均势。结果是政教双方极端的权力要求互相抵消一部分，达成一种妥协，一种中间型状态，即俗权与教权的分工和部分的分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时而教权稍得优势，时而俗权占了上风，权力的天秤时有倾斜，但没有完全失衡。没有任何一方完全控制和吞没另一方。这就使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得以形成并维持上千年。
其一是经常进行骑士比武大会。骑士比武大会流行于西欧，举办时机往往是庆祝骑士晋授典礼或皇族贵族间的婚典、一个国王或大贵族的来访以及种种喜庆、宗教节日等。一场比武大会有时要举行一周，比武场是城中广场或野外空地，周围有装饰漂亮的看台包厢供绅士民众观看，并有乐队演奏。骑士先进行马上枪战，两骑对冲以矛击对方，一方被击落地后，双方可在地上继续打斗直到一方求饶或主持人叫停。这种枪战有时骑士往往是为他们心仪的小姐之荣耀而战。胜利者将获裁判官或一贵妇颁发的奖品。大会高潮是参会骑士们分为两队，真正打一仗，虽通常使用钝兵器，但伤亡仍是常事。如1240年诺斯（Neuss）的一场比武就有60名骑士死亡。同时败者被捕为俘虏，并被榨取赎金和战利品。比赛结束后，凡活命的骑士与贵族们一起参加歌舞宴，得胜的骑士可亲吻一位可爱的女子，并接受典礼中诗歌的赞颂。因此在这种比武大会上，“自豪、荣誉、爱情和艺术都为竞赛提供了传统的动机”，骑士的忠勇和英雄精神得到彰扬。在一些著名的比武大会遗址上人们还建立了纪念碑。骑士比武竞技决斗的精神一直是欧洲中世纪英雄精神的源泉和典范，以致英格兰的理查德二世意欲和他的叔父们——兰开斯特公爵、约克公爵和格罗塞斯公爵一起出战法国国王查理四世及他的叔父安茹公爵、勃艮第公爵和贝里公爵。奥尔良的路易向英王亨利四世挑战。英格兰的亨利五世在向阿金库尔进军前向法国皇太子挑战。1425年勃艮第公爵因荷兰问题向格罗塞斯公爵挑战；20年后他又想与萨克森公爵决斗以解决卢森堡问题。1526年和1536年查理五世向法国国王建议以决斗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由此可见，骑士比武精神对社会影响之一斑。
其二是教会出面限制私战。从989年到1050年，教会在法兰西就多次举行会议，订立《上帝之和平》（Paddies），将那些在战争中乱杀无辜者开除教籍，并在各中心地区组织和平会议以说服贵族停止私战。1027年始，法兰西教会便宣告“神命休战”。起先这种休战还限收获季节和假日以及每星期的某几天，最后发展到只允许每年中有80天时间可用于私战或封建战争。12世纪，“神命休战”成了西欧教会法和民法的一部分。教会倡导“神命休战”是试图用宗教来调适与整合混乱的封建秩序，缓解或消解骑士的“傲慢与偏见”带来私战的社会破坏性。
其三是通过十字军远征这一“神圣的战争”。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就演讲呼吁道：“让那些从前经常凶狠地和有信仰的人因私事而斗争的人，现在去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战斗吧！”“那些从前作强盗的人，现在去作基督的战士吧！那些从前与自己的兄弟和亲朋争斗不休的人，现在去向蛮族进行正义的战争吧！”十字军是中世纪历史上最为高潮的一幕。在这长达200年的战争中，中世纪的一切发展：宗教信仰的虔诚和狂热、武士精神的勇猛和野蛮、封建势力、基督教及商业的扩张等等，都趋臻高峰。一方面十字军东征作为“一次全欧性的事件，在各个国家内它就成了全国性事件”，欧洲几乎所有的阶级都为这同一行动疯狂；另一方面在教皇为取得更多世俗权力欲望的煽动下，本以好勇斗狠、好战成性作为生命价值的骑士贵族们立即热烈响应，他们提前变卖了家产，理查王甚至抵押了整个属地与国家；有的国王参加东征还丢掉了性命，如德皇费里德里希一世、法王路易九世等。而骑士作为十字军远征的主体和主力，于109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建立了由骑士统治的4个拉丁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以得撒伯国。为了巩固这几个骑士国家，教皇又扶持或组织了几个军事修会。如1119年在耶路撒冷成立了主要由法国骑士组成的“圣殿骑士团”，成员身穿红十字白色外套；1120年成立主要由意大利骑士参加的“医院骑士团”或称“圣约翰骑士团”，成员身穿白十字黑色衣袍；1190年在巴勒斯坦的阿克建立由德国骑士组成的“条顿骑士团”；此外还有西班牙的骑士团。这些骑士团是宗教性的军事组织，团长直接隶属教皇，团员必须严格信守安贫、守贞和听命三大戒律，主要任务是保护十字军骑士领地。13世纪时，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在欧洲拥有极大的田产，包括僧院、村庄和城市。这些上帝的骑士团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十四、五世纪欧洲建立起大量骑士团，其誓约均用以强调和维持那种崇高的道德追求，而践行誓约的业绩、方法则多有详尽的记载；骑士的规则往往也是当时社会乃至国家间的一些通行规则。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庞大的各骑士团特别是圣殿骑士团（Templers）的兴起与衰落成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统一趋势的发展与衰落的指示器”。
十字军东征为欧洲骑士、尤其是因长子世袭制而不能继承财产的骑士们提供了一个尽情发挥其力量与作用的历史舞台。在加洛林王朝反对西班牙穆斯林战争和诺曼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西里的战争中，世俗骑士精神和神圣宗教信仰就已渐渐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封建欧洲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具有一种宗教性质而不是政治性质，因为它与任何现存的国家毫无关系，而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更为广泛的基督教社会相联系，并且它因此而向武士文化的野蛮风尚注入一种新的精神因素。首领们的好战行为本身不是目的，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服务于基督教世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十字军时代的为收复圣地的“圣战”中获得极有力地彰显。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给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带来巨大影响，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然从历史时代的思想精神层面对其认真分析，虽然骑士在中世纪社会、尤其是十字军东征时有其野蛮残暴的一面，但正是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需要一种精神引导，社会秩序需要一种精神去统一。故在这种思想状况下，由基督教理想和虔诚的宗教信仰所驾驭和整合的骑士精神，正是教会在精神上把欧洲“统一”起来的一块基石。故海涅曾称骑士精神是一种“受到基督教灵化的蛮力”，而宗教文化史家克里斯托弗·道森则在其名著《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指出，“基督教骑士制的理想一直保持着它对西方思想的吸引力和对西方伦理标准的影响”。（三）
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不仅具有政治军事价值，而且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如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在其著《中世纪的衰落》中引用《马歇尔·布西科著作集》中名句道：“上帝在世上奠定了两样事物，如同支撑上帝与人间法则的两根柱子——失去他们，这个世界将混乱不堪，了无秩序——这两根完美无暇的柱子就是骑士制度和学术（Learning），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学术、信仰、骑士精神就是菲利普·德·维特里的Chapeldes Fleursde-lis（《百合花铁盔》）中所说的三朵鲜花，骑士的职责就是保护另外二者。中世纪以后很久，骑士头衔和博士学位被广泛地认为是等值的了。这种平行性表明骑士制度被赋予了高度的伦理价值。高贵的骑士和庄严的博士均被看作是尊贵的高等职责的承担者”。故从历史文化背景去考量，中世纪以战争为职业、以野蛮好斗为传统的骑士，不经过基督教精神的熏陶只是混乱无序的破坏性力量。然而骑士的道德与理想同基督教精神相融合在一起就不同了。基督教用自己的道德箴言和价值观念来训诫这些骑士们，再加上地狱烈火、末日审判的恐吓和信仰上帝来世永生的诱惑，以及摩西十诫、正义虔诚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渐渐成为影响人们思想的力量，经过几个世纪的潜移默化，“日尔曼人的浑身蛮劲才渐渐耗去，或蜕变、净化为勇武忠诚侠义、正义感强烈、喜欢对贵夫人献殷勤的骑士精神”。
骑士精神在欧洲中世纪思想文化领域起着主导作用。如12世纪前后极为兴盛的骑士文学中有关于英国亚瑟王传奇故事《亚瑟王和一百个骑士》、《亚瑟王与梅林》、《亚瑟王之死》等、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卜龙根之歌》、西班牙的《希德之歌》等等有关骑士事迹的史诗、小说、散文，对骑士的忠诚、勇敢、侠义以及爱情、荣誉等进行了歌颂与宣扬。在《亚瑟王之死》作品中，在描绘一次次的骑士比赛、单打格斗、争端纠纷中，骑士的力量与勇敢成为决定性因素。作品中的亚瑟王、郎世乐、崔思通、卡文英、红色骑士等的英勇事迹，各个都是勇武忠诚侠义、正义感强烈、喜欢对贵夫人献殷勤的“骑士精神”的典范。在名著《罗兰之歌》中，骑士罗兰明知危险，但仍誓为光荣而死，不愿屈辱而生。而在现实生活中的贵族骑士罗兰（国王的侄子）、希德乃至一些国王都是装束成骑士冲锋陷阵、无所畏惧者。如英国狮心王理查就勇猛好斗，在十字军中“以国王的身份在骑士的队前冲锋陷阵，为上帝所赞同的人类光荣事业而奋斗，这一切真是使他洋洋得意，自我陶醉”。理查王毫无恶意地认为，对手就是他获得荣誉的必要媒介。英王爱德华三世在进军法兰西时组建嘉德骑士团，他跻身其中以享受身先士卒的荣耀。而法王菲力普在布汶战役与敌交锋被打下马，几乎被杀。因此，荣誉高于生命不仅是骑士们时刻牢记的座右铭，而且也是欧洲战场上所有英勇无畏气概的直接精神力量。故在中世纪骑士精神的鲜明特点，已成为欧洲文明的特点之一。
除上述中世纪骑士精神外，慷慨、谦逊、注重礼节和仪表风度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促进了欧洲社会风气文明和较为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精神对社会贡献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对爱情的崇拜。这不是一般意义的男女之爱，而是一位忠勇骑士对贵夫人绝对圣洁的理想爱情模式，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感情，突出的是忠诚不渝精神。布林顿等在《西洋文化史》中指出：“骑士精神培养出罗曼蒂克的爱情，对一个理想的女人所产生的爱，一种做不到的、非尘世的和精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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