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残雪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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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侣手记试读：
树洞
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他们给我们兄妹在小城里留下一套房子，我和妹妹住在这套旧房子里挺安稳的。白天我在街道的螺丝厂上班，妹妹在外面捡些破布头啦，碎玻璃啦，橘子皮啦之类的废品垃圾去卖，日子倒也混得下去。可是前不久发生了一些问题。先是妹妹小三捡回一把旧铜壶，我们还用那铜壶烧了几天开水。没想到铜壶的主人很快就上门了。她是一个老婆婆，我在我们小城里从未见过她。她进了屋，在桌边坐下，然后拿出她的证件给我们看。
证件上写着她叫刘淑娥，是乌蓬乡的农民。她说我们烧水的铜壶的手把上刻得有她的名字。我拿出铜壶一检查，是真的。但是她并不是来要回铜壶的，她说她是螺丝厂的领导派来照顾我们兄妹的生活的。她还说了一个领导的名字，说得蛮顺口的。那么铜壶是怎么回事呢？铜壶归铜壶，不要去管它了。现在的麻烦是这个乡下妇人要住到我们家里来了。
妹妹噘着个嘴，在老婆婆的身后砸烂了一个酒瓶以示抗议。但这个刘淑娥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抗议，她是那种倚老卖老的类型。我考虑的是一些实际问题。现在我同妹妹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她来了拿什么给她吃呢？领导怎么连这一点都没考虑到呢？如果现在赶她出门吧，我又担心丢了螺丝厂的工作。我这个做哥哥的是家里的家长，可不能轻举妄动啊。我决定第二天去厂里探探风声再说。
刘淑娥当天就在我们家住下了。她倒也不讲究。就从什么地方背来一床草荐放在客厅角上，再在上头铺床破毯子就睡下了。我知道她夜里睡得很不好，同什么人吵架，口里发出含含糊糊的声音，像是很愤怒。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两位厂长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眼睛看着地板，吞吞吐吐地提起刘淑娥的事。他们的反应很怪，既不像知情人，又不像不知情。后来他们就称赞我“做得对”。我提出生活费的事，鼓起勇气诉说了我的困难。“你不要急，”刘厂长安慰我说，“这种事厂里会有考虑的。你刚才说的事引发了我的思考，像这种助人为乐的老人在我们社会里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曾副厂长附和道。
由于他俩都在考虑刘淑娥的地位问题，我觉得不便打扰，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又很后悔。为什么我进去时不首先提出我的疑问让他们来解答呢？尤其是关于那把铜壶。我傻乎乎地将事情从头讲起，他们一定以为我只不过是作为职工向厂里报告情况罢了，这样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帮我解决问题了。不过现在再要赶走刘淑娥已经迟了，领导已知道这事，而且表态说“厂里会有安排的”。如果我和妹妹赶走这名“助人为乐的老人”，我在厂里的工作也没有了。
我越想越心烦，结果上班时出了好几个废品，受到班长严厉批评，还要扣发工资。下班走出车间时，我觉得自己简直没脸见人了。
我妹妹小三没有到市场去买菜，她要袖手旁观，看看这个老婆婆在我们家里吃什么东西。刘淑娥并不慌，她中午到街上吃了碗面就回来了，大概晚饭也准备如此打发。看来她身上是有钱的，只是不给我们用罢了。她也不帮我们做家务，她坐在她的草荐上，戴上老花镜，拿出一本农历书来翻阅。我很看不惯她那种样子，她认得字，这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在她也不来找我们聊天什么的，所以尽管讨厌，还可以忍耐。看样子她也不爱聊天。
白天我上班去了，不知道她在家里干些什么。据妹妹说，她什么都不干，就坐在那里看她的历书。中午时分，来了个女人，是她侄媳妇，一来就哭哭啼啼的，诉完了一肚子委屈后又要在她这里住下。她满口应承，就好像这里是她的家一样。后来她居然叫侄媳妇去街上端了三碗面回来，把我妹妹也叫到一起吃了中饭。到了下午，刘淑娥又亲自带了侄媳妇去菜场买菜，买回又让侄媳妇做好。我一回家就看到一桌饭菜摆好了。妹妹对我说，以后她就天天这样干，让这个老家伙出钱买吃的。
那侄媳妇就同刘淑娥挤在草荐上睡。但新来的女人是个不安分的人，夜里拳打脚踢的，不时还尖叫几声。早上我一看，客厅变成了牛栏屋，草荐被扯烂了，稻草东一团西一堆的，而那位刘淑娥还没醒，就蜷缩着身子睡在水泥地上打鼾。
那女人从厕所里走出来，看着窗外愤愤地说道：“在这种地方过日子实在受不了。毒蚊子啦，苍蝇啦，时时刻刻要人命。喂，小伙子，你死守在这栋房子里干吗？还不如去乡下，清清静静的。”“你们乡下才有毒蚊子和苍蝇呢！”我反驳她道。
她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就把刘淑娥吵醒了。刘淑娥揉了一把老眼，从地上站起来。她问侄媳妇她的老花镜哪里去了（大约她又想摆格了吧）。侄媳妇跪在地上，在稻草里头扒拉了半天才找出那副老花镜。
我看着满屋狼藉，忍不住对刘淑娥说：“你侄媳妇说还不如回乡下去呢！”
刘淑娥听了我的话一愣，但马上又释然了。“是啊，”她说，“我也这样想呢。我们屋后的森林里，遍地都是蘑菇。这种天，随便找个树洞住下来就行了，不愁没吃的。那些树洞，有你这间房这么大。”“那你还不走？”“你这傻孩子，我怎么能丢下你们不管呢？”
我在上班的时候心里惴惴不安，担心家里要出事。刘厂长在中午休息时过来了，他主动问我是否同刘淑娥老人家合作得很好。我回答说是的。他大大地高兴了，竖起拇指夸我遇事沉着。走出车间的时候，他还像小孩一样跳了两跳，惹得大伙儿都拍起手来。
同事们都很眼红我，说，这种美事怎么就没摊到他们头上呢？想想看吧，不但来了个不要钱的保姆，还负担家里的伙食，这不是一步登天了吗？“怪不得这小子不好好干活了，原来家里有了后援！”
我妹妹很快就同她们打成一片了。妹妹本来就懒，惰性重，以前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参加劳动。现在可好，来了个开饭的，妹妹酒瓶子也不捡了，天天睡得很迟才起来。到了中午，就由那媳妇在灶上胡乱煮点面糊糊，给三人充饥。要等到晚上再正式做饭。我虽厌恶她们这种生活，也不敢说出来。我一开口，妹妹就凶得要命，在气势上完全将我压倒了。后来她不知从哪里搂了一大捆草回来，铺在客厅里，毯子也不要，就直接睡在稻草上了。到了夜里，她也伙在一起大喊大叫，还扔枕头，闹得不可开交。
家里现在是三个女人，我一个男的夹在中间实在是不方便，而且她们又占着客厅，我每天都得从她们面前进进出出的。即使她们根本不注意我，我也还是感到别扭。为了逃避这种处境，我就到我的好友张自安家里去搭餐了。一般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又到街上晃荡，快到睡觉时分才回家。我不管她们在家干些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心里烦。
当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小声地、谨慎地将我家里的事告诉张自安的时候，张自安的媳妇春玉就大声嚷嚷起来了。她说她还巴不得自己有这样一个亲戚呢，不但不添麻烦，还从经济上给予援助，简直是太得便宜了。“我早听厂里的人说了这事。没想到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像你这么乖戾的性格，今后是很麻烦的啊。”
她说话时还白了我一眼。我本来期望张自安会像平时一样打消她的嚣张气焰，没想到他只是低着个头坐在饭桌边，一声接一声叹气，明明是在为我感到难过。“我可不是反对你来搭餐啊，相反，我是很欢迎你的！”她又补充说。“春玉说的是真心话。”张自安连忙附和她，“有一件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春玉同那刘老太太是同一个村的人呢。”
我吃了一惊，想向春玉打听点什么又不敢开口，因为我觉得事情渐渐地错综复杂起来了。我就等着，等她自己说出来。她果然开口了。“刘老太这个人啊，见多识广。”
她说了一句就没了下文。一直到我告辞她也没再说什么。
我仍然认定刘淑娥是厂领导的亲戚，如果她不是的话，我早就把她和她侄媳妇赶走了。我只能按厂长的指示同她“合作”，没有别的办法。至于妹妹，她要随波逐流我也没办法，总比到外面去做坏事好些吧。比较难对付的是她们夜里闹得太厉害，我把门关得紧紧的，门缝上贴好纸条，还是无济于事。她们几个像要翻天似的。我只好找妹妹谈话了。这一阵子她已经根本不听我的话，也不把我当哥哥了。我委婉地提出来要她收敛一些，免得邻居有意见。“我根本就没有闹，我在睡觉，是你自己心不静。”她一口否认。
我十分生气，就向她指出早上客厅里的一片狼藉，还有夜间发出的巨响，被打坏的水罐。我越说越冲动，拍起桌子来。“我们都在睡觉。”她阴沉而强硬地回了这一句，走开了。
她的反应让我迷惑不解。是谁在这屋里闹腾呢？
没几天又来了两个女人，刘淑娥又充当好客的主人留下了她们。新来的两个女人样子长得很难看，老在挤眉弄眼的。自然，她们又是刘淑娥的亲戚。其中一个叫吴素娥的特别爱哭，没说几句话眼圈就红了，还将自己到这里来做客称为“充军”。妹妹又搬来几捆草铺在地上，将客厅里的饭桌也弄走了，整个十六平方米的厅屋成了个大通铺。我经过厅屋到我自己的房里去，就得从她们的铺上踩着过去。不过她们一点都不在乎，看得出她们都有心事（包括妹妹），但她们的心事都同眼下的一切无关。
那两个女人来了之后，刘淑娥早上就起得比较早了。她倒不是起来做早饭，因为她们根本就不吃早饭。刘淑娥起来之后，就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看历书，她的背像年轻人一样挺得笔直，口中念念有词。而这个时候，客厅里的女人们还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我因为要上班，所以也起得早。我到厨房去洗漱时就忍不住要同刘淑娥说话。我对她说：“刘婆婆，你在城里住久了，一定想念家乡吧？”
刘淑娥放下历书，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小伙子，你同我们一起到森林里去住吧，那里也是你的家乡嘛。”“可是我要是丢了工作就会没饭吃啊。”“怎么会丢工作，厂里领导会为你考虑的。再说到了家乡还怕没饭吃啊。这种季节，蘑菇啦，山鸡啦，鱼虾啦，到处都是。”“乡下这么好，你的亲戚怎么都要到城里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她们都很痛苦啊。我们乡下的痛苦，三言两语说不清，说出来你这样的城里人也不会相信。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们那里的人，生下来心里就很苦，周围环境那么好，还是治不好我们的病。”
刘淑娥似乎不愿再谈下去，就又坐下来，继续她的研读。我朝那本金黄色的小书瞥了一眼，看见她翻开的那一页上画着一条状似百足虫的怪物。
家里闹腾得更厉害了，客厅里的玻璃都被砸烂了两块。刘淑娥已经告诉过我，她们大家心里都郁积着痛苦。那么妹妹又是怎么回事呢？到了夜里，她同这些女人一样亢奋，她甚至弄了两只有铃铛的脚环戴上，在厅屋里跳呀跳的，像疯了一样。我也起来过两回，借着朦胧的月光，我看见那几个女人在稻草上滚过来滚过去的，有时又披头散发地立在那里。如果我向她们走近，她们就直挺挺地倒下去，吓得我赶紧回到了自己房里。
可能是女人们的痛苦感染了我，我上班的时候也变得无精打采的，同事们说我的模样“就像刚从噩梦里头出来一样”。我心里还暗暗地焦急，希望厂领导看出我的困境，把刘淑娥她们遣走。但是这样的转折并没有发生，我每天仍然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夜里睡不好，白天干活也走神。我又出了两个废品，但这一次，没人来训斥我，也没扣我的工资（上次也没扣）。厂里就好像对我放任自流了似的。我想，他们说不定对我失望了，如果这样，我丢掉工作的那一天也就快来了。我注意到，同事们都不主动找我聊天了，他们离得远远的，大概在那里等着看我的险。
下班的时候，刘厂长从后面叫住了我。“听说你家里有把铜壶？”“是啊，那是刘婆婆的，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呢。”“好运气呀好运气。嘿，你这个家伙！”他含糊地做了个手势，快步走到前面去了。
张自安过来了，一把挽住我，涨红了脸说：“厂长要培养你呢！”
到张自安家去的一路上，他都在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绍他的一种病。他的病是新得的，没什么别的症状，就是嗓子眼里老塞着一个东西，时时刻刻想要一吐为快，却又做不到。有时睡着了，喉咙里那一团胀大起来，弄得他在窒息中挣扎了好几回。他说他本来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差不多快完了，就等着退休颐养天年了，没想到竟还有这种变故。他心里也明白这不是什么别的病，是心病，但这病使得他十分难受，这是最糟糕的事。他是一个过惯了轻松日子的人，平时看见危险就躲，所以几十年倒也活得稳稳当当。现在堡垒从内部攻破了，所以他有点措手不及。
说着话就到了他家里。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春玉的情绪很不好，红着两只眼，像是哭过。吃饭吃到中途，两口子就拌起嘴来。春玉指责张自安，说他“自从宣称自己有病，就变得横蛮不化了”。张自安听了她的话就吼起来，要她“滚回家乡住树洞去”。我从未见过张自安有这么凶，他将手里的筷子都折断了。于是趁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我就悄悄溜走了。
走在路上，我才想起春玉的家乡同刘淑娥的家乡是一个地方。怪不得张自安要她去“住树洞”呢。看来“住树洞”在刘淑娥的家乡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这些女人恐怕都住过呢。我就努力想象那种情景。不知怎么，耳边老是响着刘淑娥兴奋的声音：“这种季节，蘑菇啦，山鸡啦，鱼虾啦，到处都是。”我所见到的这些女人就在那种地方生活。但是这个春玉，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呢？她在水泥厂做搬运工，每天上班累得要命，回家后却还要做饭洗衣。像大多数小城的妇女一样，她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可张自安对她的威胁却是“滚回家乡住树洞去”。难道那种生活会比现在更苦、更没有盼头么？刘淑娥家乡来的女人，说起家里都是万般好，简直是鱼米之乡、福地，但她们心里却还有莫名其妙的痛苦，要到城里来排遣。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张自安的病，恐怕是由他老婆引起的！试想一个女人，几十年都生活在无法解除的痛苦之中，作为女人的丈夫，又怎能熟视无睹呢？我越思考这些事，心情就越不好。我觉得自己已经中了某种圈套了。
我早早地回到家里，客厅里的几个人都有点惊奇。本来她们在将脖子伸出窗外看什么东西，我一回来，她们就都在自己的草铺上坐下了。刘淑娥走过来对我说：“你倒好，没有思乡之苦。黄昏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眼睛都要望穿呢。”
我当然不必思乡，因为我根本就没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妹妹，她为什么也伸长脖子朝外看呢？莫非她脑子里有了一个新的、看不见的故乡？我心神恍惚地走到我的房里，我也尝试着向窗外看。我看到了什么呢？当然是什么都没看到。还是那条行人稀少、路面破烂的街道，要死不活的泡桐树。我的正对面是一个公共厕所，一名心事重重的男子一边系裤子一边走出来。我看了这始终不变的风景心里就发堵，于是用力将窗帘拉上了。
由于白天的事对我刺激太大，我通夜失眠了。奇怪的是客厅里十分寂静，平日里那种闹腾的场面没有发生。后来我干脆起床坐在窗前。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是刘淑娥。刘淑娥在灯光下显得很精神，花白的短发银光闪闪，给她脸上添了很多慈祥。我觉得她像换了个人似的。“我实在是担心你啊。”她说着就在我床边坐下来。“她们今夜怎么不闹了？”我朝客厅那边努了努嘴。“她们累坏了。你想想看，要看清千里之外发生的事，能不费力么？我已经不干这种傻事了，我除了历书，什么都不看。你就这样坐在这里么？”“我还能怎样啊？”“你这个势利鬼！你不像个人！”她突然大怒，站起来，咚咚咚地走到客厅里去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这样还怎样？刘淑娥啊刘淑娥，难道你还没看出来，我也是一个春玉吗？此地是我真正的家乡，我在这里过着苦日子，我不知道还能有另外的生活，就是知道，我也是适应不了的。妹妹也许想要改变一切，但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除了捡破烂做家务外什么都学不会，也不想学，她又能做得出什么大事来呢？我不理解你和你的亲戚心里的那份苦衷，我只知道物质上的苦恼，比如吃不上肉，比如没有钱之类的。这些事都不足以使我做出惊世骇俗的事。你就是为这个骂我势利鬼吧？”我在心里诉说了这一通，一点都没减轻难受的程度。这时刘淑娥又悄悄进来了。“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向厂领导汇报一下吗？”“汇报什么呢？”我茫然地问，“再说他们都很忙。”“他们是很忙，”刘淑娥兴奋起来，“可这是他们的工作！你应该经常同他们取得联系。生活中，总是需要人指点的。就说我吧，已经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学习。”
第二天，我很早就等在厂里大门口。我知道两位厂长比一般工人要来得早。我在传达室坐了一会儿，刘厂长和曾副厂长就一前一后地过来了。我连忙出去面对他们。没等我开口，刘厂长就嚷起来了。“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啊，有事千万别闷在心里！厂领导是什么？厂领导就是你的父母嘛。凡是你的事都要告诉我们。要是你犯了错误，我们就打你的屁股！哈！”
曾副厂长也大笑起来。我觉得我要说的事难以启齿。“你还不说呀？还不说我们就走了！”“我有事！”我鼓起勇气喊道。“什么？”两位厂长异口同声地问，显然是装作没听清。“我和妹妹住的房子不行，各式各样的人来骚扰，厕所里的蚊蝇都往屋里飞，上星期妹妹还发了疟疾。我们在城里生活有困难，尤其是夜里，房子被一伙强盗占了，他们把我们赶到街上，让我们好好地忏悔自己的罪过。可是我们有什么罪呢？总而言之，我和妹妹都向往乡下清静的生活，我们愿意同刘老太太回她乡下去。”
我分明感到自己在不知所云，却还硬着头皮说下去。我发现两位厂长都对我的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们一直过得很好，有厂领导的照顾……关键是我们的房子不行，不清静，又有蚊蝇。乡下就不同了，据说空气新鲜，有很多可供人去住的宽敞的树洞。”“树洞？他说的是树洞啊！这个伶俐的家伙！”曾副厂长手舞足蹈地叫起来，弄得我一下子愣住了。“我问你，你对这事确信不疑吗？”刘厂长严肃地问道。“什么事？”“树洞的事啊。这可是非同小可！因为涉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并没有看见……我只是听说，我想应该是真的……”我犹豫了。“那就不要再提它！”刘厂长突然提高声音，“这种事信口开河要不得。”
我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整整一天，我都在反省自己的胆大妄为。我到底是怎么啦，我并不想到乡下去，却说出那种鬼话来。我中了刘淑娥的计了，是她挑唆我去同厂领导联系的。
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分，我又看见家里的几个女人在窗口伸着脖子看外面。她们都对我很冷淡，也很鄙视。我在心里检讨自己，揣测着是不是因为我泄露了秘密，她们才会做出这副模样来。
到了夜里，刘淑娥没来找我，妹妹却来了。妹妹先是沉默不语地坐在我床头的樟木箱子上面，过了好一会她才开口。“我们和刘老太太（她早已经改口称刘淑娥为刘老太太了）都不想离开这里，至少现在不会走。”“那你们寻死觅活地折腾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我们是为了……唉，哥哥，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们根本就没折腾，我们在客厅里睡觉，是你自己在折腾。我同她们一道躺在稻草上时，我们都看见了那个望不到边的禾坪，禾坪里晒着红彤彤的辣椒。”“你打算与她们一道回乡下么？”“我要努力向她们学习。”
客厅里有人在哭，妹妹跳起来，向那里跑去。原来是叫吴素娥的女人起来上厕所摔了一跤，摔破了额头。刘淑娥正在旁边安慰她。她的安慰词别具一格。“你不要心烦，我们马上要苦海出头了。你想想看你在哪里？你是在城里啊，在城里摔了一跤，这种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吧？我们不要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离开家乡的人啊，总免不了要摔倒，因为头重脚轻嘛。有人说我们不该离家出走，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在旁边听得想笑，就拼命忍住。后来刘淑娥回过头来看见了我，她又说起了我。“你看看这个小伙子，他才是真的可怜啊。我们好歹有个家乡，他呀，连自己的家乡在哪里都从来不知道。我好意提醒过他，他就是不相信。他这样随波逐流下去，什么时候才会苦海出头呢？你说说看？”
那姓吴的女人听了这话也为我担忧起来，说我惹得她“心烦”。她一下子完全忘了她的伤痛了。这也是她们与我不同的地方，因为她们从不把注意力长久地放在一件事上，再大的痛苦也能转背就忘记。她甚至站了起来，将一只手掌压在我的肩头，对刘淑娥表白说，她“很想替这个小伙子出谋划策”。她这样一说，其他人就都围拢来，要给我出主意。但是妹妹阻止了她们。
妹妹突然显出很有主见的样子来了，她叉着腰站在屋当中说话。也可能她从来就有主见，只不过我没有注意罢了。她说经过这一段时期的磨炼，她认为她哥哥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对于这件事她一点都不怀疑，并决心和哥哥一块行动。“我们就要结束这里的快乐生活，背上我们的行装去刘老太太的家乡了。我们不是去住在刘老太太家里，我们是去住在那些树洞里，过野人的生活。这个主意也不是忽然打定的，而是考虑了很久了。再说你们大家，还有厂里的领导都支持我们这样做。”妹妹宣布了她的计划之后，就满脸迷惑地坐在她那一团乱草上，起先的主见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用一面破镜反复地照自己的脸，就好像要从那张脸上找回信心一样。
我发觉房里的几个女人都对她的计划漠不关心，坐的坐，躺的躺，显出无聊的神情。我回忆起我在厂门口对厂长们说的那番话，认识到我当时完全是鬼迷心窍了，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看来妹妹刚才的表演也同我白天的情形差不多，她也是在鬼使神差般地胡说八道。但是说过的话又怎能收回呢？何况据妹妹说，厂领导也要我们走出这一步。虽然妹妹说是去做野人，在我看来倒并不一定那么可怕，大不了做个富裕之乡的农民，比现在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个刘淑娥神通广大，一定会把我和妹妹安排好的。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做好了住树洞的准备。
我和妹妹同刘淑娥她们约好星期五一起回她们家乡。我们还约好不同螺丝厂的领导说这事，让他们吓一大跳。妹妹去买火车票，她买了星期五上午的票。
天还没亮那几个女人就起来了，她们说要到城里一个亲戚那里去辞行，辞了行再回来同我们一道上火车。她们虽说是去辞行，但每个人都将自己那点简单的行李带在身上了。妹妹打着哈欠坐起来，口里说着“时间还太早”，倒头又睡。我心里隐隐地感到激动，就睡不着。于是我又将行李检查了一遍。我们并没带多少东西。刘淑娥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东西越少越好。你现在还根本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对吗？即算我给你介绍了情况，你到了那里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还是‘到哪山唱哪山的歌’为最好。”
我不愿意相信刘淑娥的话，但我也实在打不定主意要带些什么。我横下一条心了。大不了再回来，丢了工作，那时就同妹妹去街上拾破烂吧。所以这一次，我们仅带了一些换洗衣服、被子，还有些日常用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这几年留下的一小笔钱。
天大亮了，妹妹还在呼呼大睡，她磨牙，还不时拳打脚踢，弄得满屋子稻草飞扬。我们是十点钟的火车，她该起来了。我喊了又喊，她还是不起来。我勃然大怒，冲进厨房舀了一瓢冷水过来，对准她的脸浇下去。这下她起来了，因为呛了水，就咳了老半天，眼睛红红的。“你干什么呀，我好多天没怎么睡了呢。”“你不打算走了么？”“走？我们昨天不是走了一次了么？”“你不要装傻！刘淑娥她们还要回来同我们一道赶火车呢！”“你以为她们还会回来呀。”妹妹冷笑一声。
我忽然明白了。
妹妹开始收拾客厅里的乱草，她将它们全都扫出屋子，然后又把饭桌拖过来，摆好椅子。她动作麻利，客厅一会儿就恢复了原样。她冲着我喊道：“你还不去上班呀！从今以后，所有的事都要靠我们自己了，所有的事！”
见鬼，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老练了啊？就在前不久，她还那么爱哭鼻子呢。看来刘淑娥对别人的影响力是惊人的。
一切又恢复到和从前一样。我在厂里碰见领导们时，他们不再主动招呼我了。我老觉得厂长们脸上有笑意，待我鼓足了勇气看过去，又发现他们其实是板着脸的。是啊，对于这些严肃的人来说，我身上并没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嘛。至于张自安，他也渐渐振作起来了，我还看见他参加了一次羽毛球比赛呢。他对我说，他媳妇春玉的病已经好多了，虽然屋里没人的时候还会小小地发作一下，比如扯自己的头发之类，但已经没有危险了。近几天，她居然还用“住树洞”之类的事来打趣他呢。“女人的心真是无底洞。”他深有感慨地说。“她的病究竟是什么病呢？”我凑近他的脸，很贴心地问。“实话告诉你吧，”他也压低了声音，“她呀，根本没病！”“啊？！”
闲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问题：刘淑娥她们的家乡到底是不是我的家乡呢？
袁氏大娘
据说袁氏大娘已经满了一百岁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常看见她坐在井边的一块石礅上晒太阳，现在她还坐在那里。她的头发已经掉光了，可是她又不戴帽子，头皮光光的小脑袋显得很滑稽。我们镇上的人都吃那口井里的水，所以袁氏大娘身边总有人来来往往。于是我认为，她是个喜欢热闹的老人。要不，她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呢？她家里有儿子、儿媳，还有孙儿、孙媳。白天，家人都到外面工作去了。不过袁氏大娘很少同镇上的人搭话，她坐在那里，一副心静如水的样子。
如今我也上了年纪，家里烦人的事很多，有时，我会产生去井边同袁氏大娘坐在一起的冲动，当然我没有实行。
吃过晚饭，我丈夫就拿着钓竿之类的东西去水库上钓鱼去了，他要去两天，住在同事家里，和他同去的还有我的两个女婿。我的女儿们则抓住这个机会去访友，还带上了两个孙儿。家人都走空了之后，我便想起了袁氏大娘。但是天已经黑了，她该不在井边了吧。我记得她总是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就回家的。
镇上反常的寂静，黑灯瞎火的，街上也是一个人都没有。莫非大家都钓鱼去了？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远远地就看见了袁氏大娘坐在路灯下。她穿了一件白罩衫，很显目。我看见她向前面的一个大水桶俯下身去，不知搞什么名堂。有人扯了扯我的衣角，把我吓一跳。是崔嫂，她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在我身后。“那是个老妖怪，你不要同她说话，会吃亏的。”崔嫂说。
崔嫂见我不听她的话，就一跺脚走开了。
我还没到她跟前，她就开口了。“华姑啊，”她称呼的是我的小名，“你没去钓鱼吗？”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讲话。她的声音原来又尖又细，像小女孩一样，还有点含糊不清，如果不仔细听，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没有，袁氏大娘。您吃了饭没有？”
她说了句什么，这一次我实在是听不清。也许她不是对我说的，因为她又将脑袋埋进了那只大木桶。忍不住好奇，我也朝那桶里伏下身去。里面有大半桶水。
井水就是井水，并没有变出什么特殊玩意儿来。我害怕镇上的人看见我同她这个老妖怪在一块干奇怪的事，就连忙站起了身。她却对那桶里的井水有无穷的兴趣，用两只手撑着大桶的边缘，脸埋下去，口里还念念有词。
这口井很深，来打水的人要放下一大串绳子，桶子才能到达水面。每过一年，系在吊桶上的绳子就要加长一大截。到现在，绳子已经很长很长，所以来打水的都是些壮汉，一般的妇女是没这么大的力气将绳子挽在胳膊上从井中扯水的。如果家里没劳动力，就只好吃小河里的脏水。我想不通这件事：年年都加长绳子，别的地方从未见过这么深的井，难道这口井是一口无底的井吗？我不敢多想，这种事想起来令人头晕。再说打水的事是由女婿们来干的，我用不着操空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口井可是浅浅的，随便一个儿童都可以用一根扁担、一根绳子和一个钩子打上水来。
袁氏大娘终于累了，她抬起脸，手仍然撑在桶边上。她在想什么呢？
黑暗中，她的孙儿走来了。这个五十来岁的汉子显得很急躁，很沮丧。“奶奶，您可要想开啊。按理说，您活了一百岁，该吃的都吃过了，该玩的也都玩过了，儿孙个个孝顺，就是明天去死，也该心满意足了。”
我没想到这个名叫福来的汉子会对他奶奶说出这种话来。
我看不清袁氏大娘的表情，因为她的脸正背着唯一的那盏路灯的灯光。我听见她的语气很委婉，甚至有点撒娇的味道。“福来啊，你这么为奶奶着想，奶奶心欢喜。我平时可没白疼你。”
福来似乎很得意，轻轻地笑了两声。“如果有好买卖，奶奶可不要落下福来啊。福来一直对奶奶忠心耿耿嘛。”
袁氏大娘站起来，拄着拐杖往家里走去。她的眼睛很厉害，走夜路一点困难都没有。
我和福来跟在她后面。“你担心你奶奶吗？”我小声问福来。“是啊。我奶奶可是个富婆，她藏得有很多钱。”“她不会留给你们么？”
我这么一说，福来立刻警惕了，他同我离得远一些，他的声音似乎是从山洞里传来：“钱财是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从井边回来，家中静静的。想起刚才的事，我不禁哑然失笑。曾经多少次，我那么想去同袁氏大娘坐在一块，其实我对这位老人一无所知。不光她，就连她家的福来，对我来说也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话虽这么说，可是今天，袁氏大娘毕竟对我说话了，她是很少同人交谈的，至少我从来也没看见过。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叫我“华姑”，她可没有老糊涂。最近镇上的人们不知什么原因都变得疑神疑鬼的，有种对袁氏大娘不利的风言风语在流传。大女儿慧兰昨天告诉我说，水井的下面其实有条地道，有人看到过有人形动物从井口爬上来，袁氏大娘还同那家伙说了话呢。我当然不信这种荒唐的流言。当我细细回忆袁氏大娘说话的嗓音时，又总觉得她和返祖现象有关。一百岁的老人怎么会有那么娇嫩的嗓音呢？如果不去注意她使用的语言，那种声音很像我在山里听过的一种鸟的叫声。我是从退休在家之后才注意起袁氏大娘的行踪来的。凭小时的模糊印象，那时她似乎是劳苦的妇女，一年四季在码头搞搬运，后来还伤了腰，有好几年走路直不起身子来。再后来，儿子们长大了，我就只看见她坐在井边了。奇怪的是她越老身子骨越硬朗。
前面房里热闹起来，是女儿们回来了。我听见二女儿在打孩子，外孙杀猪一般号叫。“我叫你乱钻！我叫你乱钻！”玉兰高举手中的鞋子往外孙头上砸去，气得声音都发抖了。
我去夺她手里的鞋时，外孙就躲进了灶屋，还闩上了门。“他他他，简直是鬼迷了心窍！”她一屁股坐下，完全泄了气。“她气疯了。”慧兰说，“本来在那一家玩得好好的，小满钻进那家院子里的一个地窖就不出来了。别的孩子来报信，玉兰只好下到地窖里去寻，竟然没寻到。当时她就晕过去了。好不容易把她救醒，赶紧回家来求救。谁又料到会在家门口碰见小满呢？问他去哪里了，他说到地底下做客去了。这不是满口胡言吗？”
我把玉兰劝得安静下来，回到她自己房里睡下后，这才去叫小满。“小满！小满！”我朝门缝里轻声唤道。
厨房里没有响动。“小满！小满！”我加大了声音。
还是没有动静。我只好用脚踢门。这时两个女儿和大外孙都来了。大女儿用骨牌凳砸开了门。
厨房里没有小满，门窗从里头关得好好的。
玉兰发呆地坐在小板凳上，像是傻了一样。
我想起了地道的事。今天一天，我怎么老是接触这件事呢。“可以到井边去看看。”我脱口而出。
慧兰和大满立刻开了门向外跑。“这事根本不必着急，我敢保证他现在好好的。”我对玉兰说。“我才不急呢，”玉兰发出一声冷笑，“这家伙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享福，这种儿子不如没有！慧兰她知道什么？她什么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他是真的去那种地方了，还有妈，您也知道的，对吗？”
我像木偶一样点了点头。
夜里小满没回来，不过大家都睡得很沉，也许是想通了吧。
小满是早上回来的，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去开，还是我开的。他看来真是钻地道去了，灰头土脸的，一边脸上有擦伤。“小满啊，你是怎么从厨房出去的呢？”“你们这些人啊，太呆板了！你们都不看看灶台下面，那下面有个活门嘛。还有的时候，你们就要看，呃，看墙上。墙壁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伪装的嘛。哎呀呀，你们，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说你们好。外婆我告诉你啊，到处都有那种洞，一留心就看到了。”
他啃着冷窝窝头，摇头晃脑地说话。我让他去厨房指给我看，他又不肯，说是每个洞口只能进去一次，人进去了之后，洞口就消失了。下一次又要找新的洞口。“墙壁上啦，阴沟里啦，树干上啦，到处都是！”他不耐烦了，“不要说这种事了好不好啊，不然妈妈又要打人了。”
我带着问题去见袁氏大娘。隔得老远的，我看见她居然在从井里扯水上来！那一大卷绳子就挽在她胳膊上呢，真是奇迹啊。等我走到面前，水已经扯上来了，有大半桶。
我想起“妖怪”这个词，我的声音在发抖。“袁氏大娘哎，给我讲讲井里的地道的事吧。”
本来她在盯着打上来的大半桶水出神，听到我说话她就抬起她的脸。这是我第一次细看她的脸，那脸上像地图一样爬满了皱纹，既有纵向的皱纹，又有横向的，还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分岔，多得让人产生恐惧的联想。我掉转了目光。“你家的小淘气，偷了我的梳子呢。”
我突然又听到她那小女孩似的、怪异的声音，心里好一阵不习惯。“你说说看，这是哪一年的事啦？”
她又说，还将秃头伸到我面前来。“您是说、说小满吗？”我抖得更厉害了。“正是小满啊。那个时候我可是满头黑发，一脸光鲜啊。”
她同我谈话似乎比从井里打水要累得多，说了这几句之后就坐在石礅上揉胸口，说“累坏了”。然后她就闭目养神，不理我了。
来打水的人多起来，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用这个公用的大桶了，各人带着自家的小水桶和绳子。我就问二喜是怎么回事，二喜翻眼想了想回答说：“袁姥姥用大桶吊了猴子上来，大家都说不吉利啊。”
我终于看见蛙人了。蛙人不是被袁氏大娘用水桶打上来的，而是沿着井壁爬上来的——他的肚子上有个吸盘。他大约半米高，全身长着灰绿色的、皱巴巴的厚皮，除了头部和人相似之外，身体的形状很像一只巨型的青蛙。当时是清晨，打水的人们还没来，蛙人蹲在袁氏大娘面前，他似乎在哭泣，袁氏大娘正在抚慰他。“好了好了，不要哭了，你走吧，你走吧。”袁氏大娘说。
蛙人的肚子一鼓一瘪的，他啜泣着，往井沿爬去，然后他就下去了。
我简直看呆了。
袁氏大娘看见我，便招手让我过去。“这是我兄弟，他在下面太寂寞了。”她说。“他是一个人住在下面吗？”“怎么会一个人呢？他有一大家子！他们是战乱的那一年躲到地下去的。我本来也想去，可是又下不了决心。”
我想到了一件事，就开口说：“他看上去可真是年轻啊。”“是啊，他比我大两岁呢。他想上来住一阵，你看看他这个样子，他怎么还能上来呢？”“真想到下面去看看啊。”我由衷地叹道。“恐怕你去看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想去了。”袁氏大娘含糊不清地说。
我想，外孙小满一定知道某些底细，我要去找他问个水落石出。小孩子，大约不会守口如瓶的吧。
但是小满整天在外头跑，根本就不见踪影，他连中饭都不回来吃了。问玉兰呢，玉兰又像是聋了一样。
我心里有种预感，所以到了晚间，我就到厨房里等着，灯也不开就那么坐在板凳上。过了一会儿，小满就像猫一样扑到了我怀里。“乖孩子，快告诉外婆地下的那些事吧。”“不。袁太姥姥不让说。”“傻瓜，是袁太姥姥让我来问你的。”“真的吗？真的吗？问我什么呢？要不要把泥蛙的事也讲出来呢？”“要、要！她就是要你告诉我泥蛙的事。”我连忙说。“好。泥蛙有四只，全都将脑袋埋在泥洞里。”“就这些啊。”“就这些。”“为什么要将脑袋埋在泥洞里呢？地上的泥蛙并不这样啊。”“他们要听啊，埋进土里才听得见很深的地底的响动嘛。他们可不是真正的泥蛙。”“我知道。他们是人。”“你都知道了嘛。”小满扑哧一笑，将脸埋在我怀里。“快告诉外婆你是怎样钻到下面去的。”“我这就说……”
他没来得及说。因为过道里有响动，什么人站在那里了。
站在那里的是玉兰，小满一看见她，就惊跳起来跑掉了。
我看过了厨房的灶台下面，我也仔细检查了家里的墙啦，储藏间啦，地板啦，床底啦这些地方，我一无所获。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就会认为小满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了。这个小孩现在就像泥鳅一样滑溜溜的，每当我要同他讲话，他就跑掉了，抓也抓不住。大外孙很可能知道小满的秘密，因为他看见我在房里追赶小满时，他就捂着嘴笑。我就问大满是不是看见了小满去找袁氏大娘。“他还用得着去找啊，袁太姥姥每天都来房里接他呢。”“我怎么没看见？！”“他们走地下通道嘛，没人看得见他们。”
我再追问下去，大满就说：“没看见，不能乱说。”
玉兰的举止越来越怪异了。最近她丢了工作，帮我在家干些家务。她很恨解聘她的那位经理，咬牙切齿地说要报仇。只要我在家里谈起蛙人的事，或者在角角落落里搜寻什么，她马上及时地出现了，显然是有莫大的兴趣。这也难怪，因为同她儿子有关嘛。她同儿子成了死对头，当然就只有来找我探听情况了。她的热心令我很不自在，有时竟还有点害怕，我摸不准她要干什么。她和小满是睡在一间房里的，女婿另睡一间房。
刚才我同大满说话时，她又过来了。“您问也是白问。”她说，“您看，我就不问，我一觉睡到大天亮。”
如果小满夜间去那种地方，她一点都不知情么？
钓鱼的回来了，家里又热闹了，男人们是不会注意家中的微妙氛围的。我同丈夫讲过一次，他立刻跳起来，背了一把铁铲要去井边找袁氏大娘，我被他的激情吓坏了，连忙死死拖住他。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就彻底忘了这回事。我也试图向二女婿讲过小满的情况，不料他哈哈大笑，说：“蛙人的事啊，我们在外头听说得多了。难道小满同那种动物混到一起了？好事情，可以长见识！”
我说并没混到一起，只是我有这种担忧。“您千万别担忧，那孩子又鬼又精，他不会吃亏的。”
似乎是，没有一个人想了解这种事的底细，只除了玉兰。而这个玉兰，我觉得她在这事上心术不正，所以我不能与她谈论。我觉得大家似乎是完全知情的，又似乎不太知情，实在是暧昧得很。想一想，这种事是很没意思的，我在此地生活了几十年，作为一家之长，对于发生在鼻子底下的事居然是麻木到了这种程度。就连家里的小孩，都早就介入了那件事。
心神恍惚之中，又走到了井边。小满也在那里，他同袁氏大娘一人坐一块石礅，正在交谈。“我想说服小满从井口爬下去，这孩子很有出息。”袁氏大娘说。“这怎么可以，他身上没有吸盘啊。”“锻炼锻炼，就会长出吸盘来的。”“不要你管，不要你管！”小满嚷着来推我，“管闲事的人真讨厌！”
我被他推着离开了井边，他还在横蛮地对我喊道：“你走！走开！不要到这里来！”
我远远地看着那一老一小。我想，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同我离得有多远呢？这两个人的行为，其实并不像走火入魔，倒像是遵循某种召唤、某种本能呢！现在他们走到井边那里了，正在弯下身朝下看，看一会儿，又直起身来说一会儿话，很放松的样子。也许像小满说的，我真的是在管闲事。一个人对于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最好采取明智一点的态度，不要用那点可怜的常识来衡量。这种念头令我的全身冷冰冰的。袁氏大娘对我的态度也很奇怪，村里的人里头，她只同我说话，好像是将我当她的心腹，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她就要撇开我了，她宁愿去相信一个小毛头。
路上的人多起来了，我不好意思再站在那里观望，就低着头往家里走。
有人在后面叫我，是金嫂。金嫂追上来问：“华姑啊，你没有丢失什么东西吧？”“没有啊。”我茫然地看着她。“你脸上有些鬼气，我看了都怕呢。这个时候，你要把住关啊。”“你说什么时候？”我更不解了。“就是猴子的事。猴子要是都从地下涌出来，住到家里来，我们还怎么生活啊。”
她不想再同我聊下去，就走开了。这时我回转身，看见井边空空的，那一老一小都不见了。他们都没有吸盘，大概只能像蝙蝠那样抠住那些砖缝，一步一步往下移吧。想着袁氏大娘变成蝙蝠的形象，心里又觉得她很可怜。要是那一年，她同她哥哥一家一块下去了，她也就用不着天天坐在井边后悔了吧。
我终于抓住了小满，他咯咯地笑着，跳着，要从我手中挣脱。“地下通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满停止了笑，变得严肃起来。“哪里有什么通道，你不要听大满瞎说。是这样的，只要我闭了眼，什么都不想，然后用双手抱住脑袋，我就下去了。”“下到哪里？”“下到泥土里面啊。全是土，耳朵里都塞满了。眼睛呢，根本睁不开。我在那种地方好怕啊，我每次都以为自己是死了。”“那你干吗还下去？”“我能不下去吗？妈妈逼得好紧呢，我可不想做没出息的孩子。”“蛙人又是怎么回事？袁太姥姥带你去看了么？”“我倒是想看，可是袁太姥姥根本不带我去，她让我自己下去。她说我必须张开眼睛往井里跳下去，我可不敢。这比到地下去可怕多了。你看，她们都在逼我。有一回，蛙人上来了，袁太姥姥就要他给我讲了井底下的事。那人说着说着就把脑袋埋进了土里。你放手，不要这么死抓住我，我要哭了！”
我连忙放开他，他跳起来就跑掉了。这时我丈夫从门外进来了，老头子很担忧地看着我，也许他觉得我最近有些反常吧。“其实人人都有忧心事。”他开口说，“就比如说钓鱼吧，未必每回钓上来的都是鱼。有时候，钓上来的是那种异物，那就一辈子都脱不了身了。”“什么样的异物？”
我问这句话的时候感到自己真是白活了六十年，简直同三岁小儿一样。“我说不出。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比如钓上一个玻璃瓶，一只两个脑袋的金鱼这一类的东西。我当场就将它们扔回了水库里。现在我的梦里头塞满了这些东西，弄得我根本就没地方躲了。早先，我还在我们屋子的夹墙里藏过身呢。”“我们的屋子有夹墙！”“是啊，老人们在战乱的时候修的嘛。我母亲告诉过你，你全忘了。”
我不好意思继续追问老头子，他的烦恼都是真的，我看得出来。可是平时，他多么善于伪装啊。为什么家里人都在对我演戏呢？他又说，也难怪我忘了家里有夹墙，因为砌墙时没有留下一个进去的口子。再说也没必要留，这种夹墙本来就是供人做梦时进去躲藏的，而人在梦里要进入封死的夹墙易如反掌。说到这里，他脸上甚至泛起了兴奋的浅红色。
我糊里糊涂地就活了六十岁，直至最近，我才发现了一些不合常理的事。回忆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些事就曾显出过某种端倪，只是因为我太懒散，注意力也太不集中，它们就被我忽略了。然而这些事物是不可能消失的，也许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全明白这个道理。它们在暗地里孵化着，繁殖着，越来越多，占的空间越来越大，于是就破土而出，混迹于人群之中，使得很多人都对它们司空见惯了。
玉兰的眼睛居然像猫眼一样在黑暗里发出绿光。她没有开灯，也没有睡下，却是衣服穿得好好的坐在铺上。她经常令我产生幻觉，觉得她根本不是我女儿。“妈妈，你伸手过来摸摸我的腿吧。”她说。
我挨着她坐下，伸过手去。我什么都没摸到。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所以虽然吃惊，也并没有习惯性地恐惧起来。毕竟，这是我女儿的声音，我看见她的眼睛了，还有她的身影。她肯定是在这屋里。“你不要把小满逼得太紧啊。”“你全知道了？”她笑了笑，“我们的房子据说有三百多年了，当初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些夹墙和地道呢？我还没有想通。即算造了这些东西，悄悄地，不让后人知道也不会有事啊。而现在，我们这些上面的人好尴尬，进又进不去，出又出不来。”“妈妈，我在这里呢。”声音是小满发出来的，他像是被装在一个瓮里头。
我很难受，霍地一下站起来离开了她的卧室。
客厅里的灯光很亮，像有客人要来似的。“她下去了呢！”我听见女婿在说。“谁？下到哪里？”“袁太姥姥啊，她巴在井壁上一动不动了。”
一夜我都醒着。天刚亮，我就同大女婿一块去井边打水。
我们都看见了她。她穿着白衣，巴在井壁上。也许，她真的有吸盘，要不早掉下去了。来打水的汉子们也都看见了她。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仍然如此。井那么深，她是巴在近水的最下面，即算掉下去，也是掉在水里，她大概是会游水的，我们就可以将她捞上来。我想，她也可以去她兄弟家看看，同他们一起生活也不错吧。可是她，几个月过去了，还是巴在同一个地方。要是她死在井里，我们就不敢喝井水了。她没有死，我们就还是照常去井里取水。
庭院
年复一年，我总想去访问一个那样的地方。那是一个深深的庭院，院里有银杏树。要在树叶覆盖的小道上走好久好久，才会到达青砖砌成的两层楼房。当我在梦里看到那个庭院时，我就在心里说，哈，又是它！我究竟在哪里见过它呢？每次都是这一式一样的幽深小道，小道两旁长着参天古枫。可是我真的说不出到底是在哪一次见过它们。也许是因为梦醒之后，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我为不能确定自己的记忆而沮丧不已。
星期五，我的同事景兰来了。景兰近几年衰老得很快，先前的一头秀发不见了，露出半个秃顶。景兰属于那类没有体味的人，他坐在我对面，他身上的制服散发出肥皂的味儿。他有好几套各式各样的制服，就是在夏天，他也穿着这种衣服。“这是很正常的，不必为此而焦灼。”他说，“虽不能确定，但能感到事件的连续性，这对你很重要。要是你没改变想法，下个星期我可以带你去那里。”“还是有那么一个地方吗？”我吃惊地问。“当然有。人不会无缘无故就做梦的。”
景兰的指头枯瘦细长，当他说话时，那些指头在桌面上弹奏着听不见的音乐。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我的这位同事总是神出鬼没，有时一连失踪好些天，班也不上，却没有人追究他。
景兰走了之后，我激动得不能自已，什么事都干不成了。我努力地回忆，想记起庭院里那栋楼房后面的一个天井的样子。我仅仅记得那个天井不大，湿漉漉的墙上长着青苔，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隔了一会儿，我又觉得那种样式的房子是不可能有天井的，一定是我将另外的记忆插到这个庭院里头来了。说不定那个记忆来自我十年前写下的一本书。那么是我写的哪本书里头有天井呢？我又细细地梳理关于书的记忆。似乎是，我从未写过天井。那院里很阴暗，有些颓败，当你走在长长的小道上时，你没法确定前方究竟有没有那栋两层的青砖小楼，因为它被大片的洋槐密密实实地遮住。我在心里打定主意，如果景兰带我到了那里，我一定要去那楼上坐一坐。我是否去那里头看过了呢？我没有印象，却老是认为客厅的墙上有一幅寿桃的水墨画。
然而景兰来过我家之后就失踪了。他没去上班，公司里也没人问起这件事，他在公司里是一个特殊人物。这一失踪就失踪了半年，多么漫长的半年啊。我都差不多已经快把自己和他之间的约定忘记了。
星期二，景兰突然又出现了。他进屋时天已黑下来，他在屋里站了不到两分钟就催我快走。当我匆匆同他走出门时，我才发现他衣服左边的袖管空空地晃荡着。“天哪，你怎么搞的？”“喂了狼了。在树林里，它要来咬我，我就给了它这只胳膊。是一只母狼，眼神比较忧郁的那种。不说了，要快走，不然那里就要关门了！”“那里到了夜里就会关门吗？”“是啊，里面住的那家人家有这个习惯。”“我从未见过里头有人！”“你不是连去没去过也不能确定么？”他的声音有点嘲弄。“我？啊，你要带我去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地方吧。”“就是那个地方。”他强调说，“你看了就知道了。”
我惴惴不安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们七弯八拐地在小胡同里穿行，一会儿就到了景兰的家。景兰家我只来过两次，最近一次距现在也有五年了。这座房子的式样很怪，先前只盖了两层，后来因为住的人多起来，便又往上盖了三层，而且上面的楼层比下面的还要大，因为怕坠下来又修了几根水泥柱支撑着上面那凸出来的一大块。我不明白景兰为什么要先将我带到他家里来。
楼里头吵得很厉害，似乎正在开舞会。我有个感觉，仿佛那窗口里晃来晃去的不是青年男女们，而是一些巨大的蟒蛇在灯光里头乱舞。实际上，隔着玻璃窗我分辨不出那到底是什么。
景兰的家在这座大房子的东头，是属于后来加盖的那三层中的一套，在四楼。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我走在他家的地板上感觉到有点摇晃，当时他说：“习惯了就好了，这房子垮不了的。”我们进了房之后，景兰没有开灯，他说怕吵醒了他老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上一样。景兰在黑暗中凑近我的耳朵说，等一下就要出发，然后他就进卧室去了。他在里头不断弄出响声，像是在清理行装。
他终于弄完了，但他并没有马上和我走，而是又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我记得他家除了客厅外还有三间房。他进入那间房之后仍然没开灯。忽然，我听到一声奇怪的巨响，那是一张被锈住的大铁门重新开启时发出的声音，既刺耳，又意想不到。接着景兰就在房里大声叫我了。
我同他并排站在铁门的门口，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门外是一条无限延伸的地道，但它又不是真正的地道，因为那“地”其实是钢板连接的吊桥，桥上面的三方都是封闭的拱墙，微弱的灯光照着桥面，桥下却是空的，透过钢板的接缝可以看到下面是一片刺眼的白茫茫。“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景兰。“时间不早了，你去还是不去啊？”“我当然要去。”
于是他粗暴地将我用力一推，我就跌倒在铁桥上了。慢慢地，我开始习惯桥上的晃荡了。抬头一看，景兰已经将通往他家的铁门关上了，他自己也进去了。我试着扶住边上的拱墙站起，一会儿就成功了。我往后退到景兰家的铁门那里，用拳头去擂门，又用脚踢。铁门纹丝不动，一点响声都没有。回忆刚才的情形，似乎是，他想让我从这吊桥去我想去的地方。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桥，然而在这上头走一走又何妨呢？即算走不到我心中的那个地方，退回来再请求景兰开门总是可以的吧？这样一想就决心尝试迈步了。
桥虽是钢铁制成的，可只要我有所动作，它就厉害地晃荡起来，我只能扶着拱墙一点点地移动。这桥像个敏感的、懂得我的心思的家伙，死死抓住我的注意力不放。我不敢从钢板的缝里往下看，我要是看的话，一定会晕过去的。我就这样扶墙走了好久，越走越怀疑自己的举动，而且我的双臂也越来越酸痛得厉害。这时我停下来看了看手表，才一点二十分，还是半夜呢。我想，我还是回去吧，这种没有尽头的铁桥，怎么会通向我梦里的静谧的庭院呢？要是再不回去，我的力气就要用完了。于是我又扶着墙往回走。
不知过了多久，累得头昏眼花之际，我听见远处有人惊呼着火了。这种钢铁的桥和水泥的墙怎么会着火呢？不容我多想，滚滚的浓烟已从桥的前方涌过来了。很奇怪，这种烟并不呛人，只是弄得你什么都看不见。我干脆在桥上坐了下来，伏着花格的铁栏杆打瞌睡。反正走不了，心里也就不那么着急了。时梦时醒中听见有人在旁边讲话，是两个女孩子，她们似乎是在我右边的房子里面，一会儿进屋，一会儿又出来，老在那里走呀走的，说话声也老不停止。我挣扎着醒来想看她们一眼，可是我眼里只有那些烟。我摸了摸桥面的钢板，心里明白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房子。还没容我想清这种问题，我又疲倦地睡着了。一睡着，那两个清脆的声音又在耳边说话，她们说的是我很熟悉的一个案件，那案子拖了好多年，结不了案，后来主要嫌疑人突然失踪了。两个女孩子，居然对这种事有莫大兴趣，分析来分析去的。她们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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