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求真方法论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米丽娟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闻求真方法论研究试读：

1导论

1.1问题的由来

新闻求真与新闻本身如影随形。自从有了新闻，人类就面临着新闻求真问题，而新闻又与人类相依相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新闻传播现象，只不过最初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就是新闻传播，没有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内容就是“新闻”，后来有人称其为“信息”“消息”“传闻”“传说”“讯息”“资讯”等等。中国古代还将文字传播的新闻叫作“露布”“揭贴”。据考证，“新闻”这一称谓最早出现于《新唐书·隐逸》，唐初孙处玄曰：“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当时武周与李唐争权，孙记录为“新文”，此系中国典籍最早涉及“新闻”一词。

生存主体间的交流表现为新闻传播现象，其实质是“意见交换”。但新闻传播不是一般的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换，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其前提是人们普遍具有明确的信息及意见交换动机和一定的价值诉求。新闻事业总是随着交通和商业的发达而获得长足发展。新闻求真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则是在新闻事业成型且新闻成为学科之后。欧洲近代报业的兴起、职业新闻人的出现拉开了人类新闻事业的大幕。它以威尼斯Gezzeta的出现为标志，是地中海沿岸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新闻求真是新闻事业的根本问题，并贯穿其发展的全过程。它从萌生到浮出水面，然后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大致经历了以下七个阶段。1.1.1 萌芽期

新闻求真问题萌芽于原始人对真假信号的识别和区分。求生的共同目标把原始人凝聚起来，形成以地域为区隔的原始部落和村社共同体。面对周围神秘浩瀚的环境，他们必须交换各自的认知和态度，以便协调统一群体，整合力量共同对付来自外部的危险，获取食物和其他资源，谋求人类的延续。在狼奔豕突、刀耕火种的年代，最先发现猛兽或猎物的原始人感到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成功，便将信息传递给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并发动他们为达到同一目标而努力。他会采用群体内部约定的方式，比如篝火、狼烟、鼓声、口哨等传递信息。为了统计捕获的猎物和交流其他信息，他们还采用原始绘画、象征符号等多种非语言手段，例如：印加古国发明了一种相当复杂的结绳方法来记事；古代中国人用烽火传播敌情，在外族来犯、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最先发现敌情的士兵在城垛上点燃烽火以通知附近守军共同抗敌。

当年周幽王为了取悦褒姒，在没有敌情时点燃烽火，附近不知实情的诸侯纷纷带领军队赶来救援，褒姒大笑；但当敌人真的来临时，被戏弄的诸侯看到烽火也无动于衷，周因此一败涂地。这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失天下”的故事。这个故事让人们认识到非语言传播的不实信息可以酿成巨大灾难，信息传播的真假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它说明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就面临信息求真问题，进而证明了新闻求真问题对人类生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信号是否按照人们约定的那样准确地传达信息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方式，而这取决于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准确判断，以及对约定信号使用规则的掌握和如实运用。“真实”最初就意味着“守信”——遵守共同的约定和彼此的承诺，“不真实”就是违诺和欺骗。

假如一个部落以击鼓作为野猪来临的信号，那么首先，部落内每个成员都应该了解这一约定，并遵守这一约定；其次是发现野猪的人必须准确判断野猪出现的地点、奔跑速度和方向，估算出接近目标所需要的时间，并选择恰当的时间击鼓围捕，这样围捕才不至于落空。对付来犯之敌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准确判断的基础上，诱敌深入，形成合围之势，然后发布真实的作战信号，以歼灭敌人。现代战争中的“信号弹”就是古代“烽火”的翻版，远古时期还有许多信号传播方法一直沿用至今。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传播技术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新媒介与旧媒介可以在相当的长时期内互补共存。（口头）语言产生之后，人类迎来了传播史上的新阶段，口头传播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传播方式。与“一对多”的信号传播相比，口头传播可以“一对一”，目标更加明确。口语辅之以表情、手势、信号等等手段，传者、受者和传播内容的细分使信息传播的范围、容量和准确性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传播技术是柄双刃剑，它在使信息传播更自由的同时，也使不实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狼来了”的民间传说既是教育小孩不要撒谎的经典教材，也是口头传播虚假信息必然自食恶果的典型例子，那个传播虚假信息的孩子最终失去了周围人们的信任和救助而被狼吃掉，这种惩罚性结果警告人们必须时刻把真实性作为信息传播的起码准则。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以竹简、绢帛为载体在知识分子阶层传播，精神创造比以往相对独立，但口头传播仍然在社交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是通过口耳传授的，比如：孔子周游列国，收徒三千，奠定了儒家思想传之久远的根基；纵横家也是各国游说，散播“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等外交思想，这既是围棋技艺的高度概括，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法；苏秦奔走于七国之间，传播法家主张，先在秦国宣扬“事一强以攻众弱”，后来又在其他各诸侯国口传“合众弱以攻一强”。

新闻求真问题就这样源于人类传播的日常实践并在人们的意识中萌芽了。1.1.2流变期

文字出现后，书写传播谬误的更正比口口相传更困难，这使得人们对传播的真实性更加重视。中国西周以前人们采用“刻锲”的书写方式传播和保存信息，最早刻在岩石、龟甲和兽骨等材料上，后来刻在竹简上。从无意识的信手涂鸦到有意识的谨慎“刻锲”，人类经历了一个在游戏中提升的过程，而“刻锲”成为传承文明的方式大概是从中国的甲骨文、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开始的。后来汉字的演化越来越复杂，古人归纳出造字和用字的六种方式：形声、象形、会意、指事、转注和假借。汉字的书写也越来越规范，中国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毛笔，书写工具除了毛笔还辅之以刀和墨，书写材料除了竹简还有绢帛，司马迁就是用毛笔在竹简上写下了五十二万字的《史记》。当时如果写错一个字必须用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人在写每一个字之前都必须深思熟虑，信息传承的准确性以及《史记》的研究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人类文化生产能力和信息传播的可复制性增强，同一文本的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写书、抄书在文化人中逐渐盛行，文化以书籍为载体得到传播。书籍在传抄中谬误难免出现，再加上竹简断烂、纸张破损、战乱等主客观原因，传播的真实性变得扑朔迷离，此时的新闻求真问题体现为对书籍版本真伪和字迹正误的鉴别考证。

比如《尚书》就有版本真伪之争：《尚书》即上古之书，内容跨越1500多年，上起尧舜，下至东周，包括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由史官写成，左史记“言”成为《尚书》，右史记“事”成为《春秋》。“言”和“事”就是今天所谓的“新闻”。《尚书》真伪之争始于战国，诸子百家利用旧文献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儒、墨等学派手中都有《书》，按王朝汇编成《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还没有《虞书》一词，也没有《尚书》一词，《尚书》作为书名是汉代今文家提出的。《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儒家编造了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成为《书》，并将之作为讲堂上的历史课本。它与《诗》（文学课本）一起成为士大夫的典型读物，也是《商君书》提出要秦国禁绝的两种读物。孟子、荀子也把《书》作为儒家的五种课程之一。到汉代，《诗》《书》《礼》《易》《春秋》被定为“五经”。这部原来的古史文献《尚书》，通过儒家的经典化，成了两千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主导思想。《尚书》以散文书写典章制度（典）、君臣相告的话（训诰）、祭祀的祷告词（誓）、向大众宣布的话（号令）等。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经典多靠口耳相传。在汉代，人们将当时通用的隶字称为今文，与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古文相区别，把口传经书用隶字记录叫作今文经。《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书和楚汉战乱才传下来的，伏生以此在门徒中传授，门徒用隶书抄录流布，形成了西汉《尚书》学今文三家：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和小夏侯氏学。

汉代又曾出现几次《古文尚书》本子：第一次是《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的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本，比今文多“逸书”十余篇；第二次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中古文”，刘向用以校三家经文；第三次是《汉书·儒林传》所说的成帝时张霸献的“百两篇”，但由于是伪造的而被废黜，只有两篇“书序”流传下来；第四次是《汉书·楚元王传》中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说的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的壁中古文，多出“逸书”十六篇（其篇名载《尚书·尧典·正义》），由孔安国献上，刘歆把它和其他三部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反对，从此引起了中国学术史上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第五次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记东汉初年始有的传说，谓河间献王得到《古文尚书》；第六次是《后汉书·杜林传》所说的杜林所得漆书古文本一卷，他整理加工，并授门徒，传下同于今文篇目的二十九篇，没有所谓古文“逸书”，门徒卫宏、马融、郑玄等都作了传注，并对个别篇目分篇，共为三十四篇。

这些古文家作注，不同于今文家宣扬神学和阴阳五行等杂说，而是在尊崇“圣道王功”前提下多作文字训诂、制度名物等的解释。因此，《古文尚书》到魏晋时取代《今文尚书》立于学官，并被刻入《三体石经》。西晋永嘉之乱，今、古文都散亡，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广求经典。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包括西汉今文二十八篇，但它被拆成三十三篇，另外伪造古文二十五篇，凑成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全书各篇标有《孔安国传》的注，并有一篇《孔安国序》。“但从《史记》《汉书》看，孔安国并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又二十五篇与刘歆所举孔安国逸书十六篇的篇题也不一致，它的破绽显然存在。”汉代假托孔安国注的《古文尚书》在唐代就遭到质疑，宋代吴棫提出考辨，以后又经明清数人严密考证，最后判定这部书为“伪《古文尚书》”, 《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这一本子是“伪孔本”。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从此《尚书》就以汉代《孔传》《孔安国传》作正注，孔颖达撰的《正义》作疏，成为官定本颁行全国，且其经文被刻入《唐石经》中，但实际上是将汉晋今文、古文、伪文混编而成。宋代把汉《孔传》和唐《正义》合刻成《尚书注疏》，明清时汇刻在《十三经注疏》中；另外，代表宋代朱熹等人对《尚书》研究成果的《书集传》到明清时被刻于《五经大全》之中，成了科举法定本。

由此可知，《尚书》在传承中经历了从《书》到《书经》《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等不同阶段。版本很多，断简、脱简、错简、字体演化、排版格式、注家的个体差异等都易引起以讹传讹。《尚书》本来是用三千多年前岐周地区方言写成，此方言早成死文字，战国时人只引用少数好懂的句子，因此韩愈认为《尚书》的特点是“佶屈聱牙”。后来许多版本都是注家对它的深度阐释，与原来的《尚书》渐行渐远。清代及近世的学者段玉裁、章炳麟、郭沫若、徐中舒、顾颉刚都从事过《尚书》学研究。对《尚书》版本进行专门考证并撰写过三篇学术论文的刘起釪建议：鉴别《尚书》真伪，只需知道西汉今文二十八篇才是真的就行，或查看宋代蔡沈撰成的《书集传》，篇题下注明“今文古文皆有”的就是真的，注“今文无、古文有”的就是伪的。《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两千年来被奉为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它尚且真假难辨，其他书籍就更不用说了。《尚书》的版本变化足以说明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变异，说明文字出现后读书人对书籍版本的甄别是新闻求真问题的集中体现，文字既是传播的桥梁，又是直接交流的屏障，这使新闻求真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文字能否真实地反映人们的认识，人们的认识是否与客观世界相符合，都必须经过考证鉴别后方能判断，考证后把真知告诉世人成为新闻求真的重要任务。

2004年美国最畅销的小说《达·芬奇密码》叙述的就是一个保护“真实历史文献”的动人故事：郇山隐修会为了保护教会的秘密和关于耶稣的真实记载，与罗马天主教教权及政权展开殊死搏斗。小说提醒人们质疑今天的《圣经》版本，真经到底在何处？在遥不可及的“西天”还是就在取经的路途中？《西游记》是一个求真的隐喻。人们今天看到的《史记》是司马迁被迫在说别人要他说的话，在经历了封建统治者的修改和编撰，经过特定意识形态的塑造后，透过字里行间，人们很难看到为朋友李陵仗义执言的司马迁倍受摧残的灵魂。一切文字记录都不可能脱离社会和文化的大语境，人们无法领悟作者隐藏于文字背后的心曲和真相，被遮蔽的比敞开的部分更真实。

因为有了文字，真实变得难以捉摸。也因为有了文字，真实仿佛变得更加真实，凝固于纸张上的印记让人们确信自己捉住了真实。文字让真实具有了相对的时空稳定性，不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见过的景物”“听过的声音”那样转瞬即逝。

这表明了传说中仓颉造字的功与过。文字使人类劳动有了体力和脑力之分，出现了专事脑力的知识阶层，人们对文字产生膜拜，读书人因此受到尊重。继劳动的异化之后产生了文字的异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治人的统治阶级由此产生。文字成为社会建章立制并使统治合理有序的工具，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都说明了文字曾帮助统治者毁掉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奴役他人、掩盖真相。

但文字毕竟开创了人类传播的新纪元，它既使新闻求真更趋复杂，也锻炼了人类的思维和理性。处于流变期的人们开始透过文字去寻找真实，而不像文字产生之前那样“目击道存”。人类的智力在文字使用过程中得到提高。人类也脱离了蛮荒，建立了与自然相区别的文明社会，并用文字记录文明的演进，逐渐累积文化成果，搭建起人类进步的阶梯。

邸报的失实是流变期的突出现象，它使新闻求真由隐性问题变成了显在问题，由伪问题变成了真问题。梁启超将诏书分成明谕（邸报）和廷寄（类似于内参），可见邸报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话语平台，按照统治阶级意图及其媒介伦理认识、反映和评价事实。任何言说在敞开一部分事实的同时必然遮蔽另一部分事实。没有被言说的部分就是被遮蔽的部分，也就是失实的部分，这是广义的失实。这种无意的隐瞒通常能被受众容忍。但有意地隐瞒、歪曲甚至捏造事实等行为则会被视为违背社会伦理的表现，引起受众反感。比如：宋朝邸报报喜不报忧，不报不利于统治集团的内容。杨孜曾经上书宋仁宗：“乞下进奏院，今后唯除灾任臣僚，赏罚功过，保荐官吏，乃得通过：自余灾祥之事，不得辄以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如违，进奏官吏并科违制之罪。”《宋史·吕溱传》记载：仁宗时，少数民族侬智高扰犯广州，宋仁宗下令不准邸报刊登，吕溱对此很为不满，他说：“一方有难，应当使四方都知道，共同努力，消除灾难。”清雍正二年（公元1723年）七月，飞鸦食蝗，庄稼丰收，大学士转吕松江提督高其位等人奏折，要求在邸报上登出此事，但雍正认为不妥：“蝗灾初起，又是何因。”因此没有登出。邸报失实原因有二：一是皇帝专权，统治集团对舆论的绝对控制。二是编发邸报的官员与权贵勾结，隐情不报，使邸报成为结党营私、明争暗斗的工具：就像秦桧定本，欺瞒皇帝和四方百姓；宋太宗时酒场官李益结交权贵，勾结邸吏，欺辱冯伉，皇帝迟迟不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藏有一份清朝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的邸报抄本，记载了一起天理会成员乱民戕官滋事的事件：

嘉庆十八年

奉

上谕本年九月初六日豫东交界地方有乱民戕官滋事拿获

匪犯供系天理会邪教并接同与奏称会内首匪林姓又捏刘林在

近京藏匿正在降旨饬拿间十五日忽有贼匪潜入紫禁城持械逞

凶经派番役于近京之宋家庄地方拿获林清一犯供称前生姓刘

所有十五日潜入禁城贼匪均由伊派捕获属该犯传习邪教斡众

谋逆罪大恶极今伙党残除首犯就获仰承邸报中就骚乱及缉拿过程进行了连续报道，有关官员和皇帝还作了批示。从报道之前的“奉”“上谕”和文中的“奏称”“降旨”以及文末的“仰承”可以看出，邸报主要是为皇帝和官员写的，也是给他们看的，对事实的筛选和陈述必须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倒是一些民间小报比较能反映当时的民情民意。所以说，新闻求真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

唐宋时期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提高了文本复制的效率，德国古登堡在中国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综合雕刻、冶金和化工等多种技术改进金属活字印刷术，使欧洲文明突飞猛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蔓延和扩张，并直接催生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论是《人权宣言》还是《共产党宣言》，无不借助印刷的力量，以小册子和报刊的形式传遍欧洲乃至全世界。

尽管书写方式和传播技术的改进加速了文化的生产和复制，但却降低了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和文本的保真性能，新闻求真问题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皇帝诏书、官府告示、朝廷邸报及民间各种小报等文字传播媒介，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不同阶层的意见，具有明显的身份特征和话语性质。而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往往以言说的自由和传播渠道的畅通为标志，正如“和谐”的字面意思：口中有粮为“和”，有口皆言为“谐”，和谐社会就是吃饱喝足的人们有了说话的地方。但在纸媒时代，传播媒介的操控者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以传者为中心的单向传播使受者处于弱势地位，统治者用文字为大众洗脑，强行灌输他们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念，传播真实性失去了客观标准，新闻求真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受者的怀疑、抗争和反叛。1.1.3 演进期

新闻求真问题随着近代报业的发端而进入一个全新的演进时期，具有明显区别于流变期的特征——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使传媒业获得空前的自由。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它以市场化为表征，以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为内在权杖，支配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新闻传播也随着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近代国民性改造从封建的君权王道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市场中受制于客观规律的一个朝阳产业。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宗教改革带来的资本主义大发展中，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以理性和禁欲精神为核心的新教伦理促进了各行各业的产业化，以采集、传播和销售新闻为职业不再是梦想，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新闻业在拓宽人类认知领域的同时也衍生了全新的生存方式，成为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它满足了资本主义的效率要求和人类求知的普遍愿望。

资本主义的萌芽催生了近代报业，加速了传媒产业化的进程。《威尼斯公报》的运作流程使新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职业化特征，为公众生产新闻的职业新闻人队伍应运而生，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逐渐壮大。封建专制下新闻求真主要表现为普通民众追求话语权和言论自由，而资本主义的自由意识形态粉碎了封建专制体系，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想为自由言说提供了学理依据，谁？说什么？不再取决于当权者，而是取决于“自由意志”。马克思认为哪里有新闻出版哪里就有新闻出版自由，“自由的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人类迎来了一个无所不说的时代，上帝素来的权威地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贸然的科研结论也时刻面临挑战：地球是不是宇宙的中心？燃烧是否靠燃素？空气中有哪些化学元素？原子是不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如何才能破解生物遗传密码？苹果落地现象揭示了什么？天体之间是否存在引力？近代新闻传播在启发人们思考方面功不可没，它在开启人类智慧的同时也让人类反躬自省，寻求发展的路径，而求真的意志始终贯穿于其中。

近代报业的繁荣与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密不可分，铺天盖地的各种报纸和印刷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动了社会自由化进程，民权得到了更好的保障，自由、民主的思想为报业的繁荣创造了宽松的氛围，社会契约为公众话语权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小册子满天飞，各种假说、猜想层出不穷，思想流派异彩纷呈，学术观点错综复杂，新闻求真不再是该不该说的问题，而是该怎么说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追求真理的问题。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布鲁诺坦然面对异端裁判所的迫害，其在火刑柱上可能感受不到身体的痛苦，因为内心对真理的渴求比这更强烈，他穷其一生使哥白尼学说走向胜利。还有哥伦布、哥德巴赫、牛顿、贞德、左拉、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富兰克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4年1月刊登中国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标志中国开始新闻学术研究，中国境内出现邸报、新报并存的局面。新闻如实记录人类追求真理的过程，字里行间渗透着“理解之同情”。当今人翻阅历史时，不难看出早期新闻人求真的激情和忠诚于事实的执着态度，对历史创造者和见证者的膜拜油然而生。激发人们探索真理的热情、引领人们走向真理成了新闻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新闻求真问题在演进期被上升到追求真理的高度，这既是历史必然，也是现实需求。

随着新闻业的发展，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也逐渐兴起，新闻求真问题从实践操作层面上升到学术层面，人们从探讨新闻求真“术”转向新闻求真的“理”，大专院校报业科的设立拉开了新闻求真“学理化”的序幕，专业化新闻院校的兴办促进其学理化。“新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现代新闻传播教育源于美国。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可追溯到内战后初期。1869年华盛顿—李大学曾举办印刷工兼编辑培训班。1873年堪萨斯大学设置印刷知识课，宾夕法尼亚大学首次开设了专门的新闻学课程。”新闻的真实性、如何求真是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报业发展过程中“以师带徒”的传授也是培养新闻人才的渠道，传授内容主要是如何采写真实的新闻，如何防止虚假新闻，如何让新闻读起来更真实。在前新闻学时期，“新闻求真”的观念就散见于中国报端。1876年，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要求报纸主笔不能“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新闻报道“无论官场民间，为本人所见，将与申报”。新闻二要素是“迅速”“确实”。1872年4月30日《申报》发表《本馆告白》指出新闻价值观：“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1874年2月5日《循环日报》发表《本局日报通启》，指出报道原则之一：“必求实录”。《申报》1876年2月23日发表《访请报事人》，指出新闻要素：“采访新闻，必须事事确实，语语详明，足以广人见闻。”《申报》1876年3月14日发表《延请访事人》，指出记者素质：“务须探事则原原本本，吐辞则洒洒洋洋，巨细皆书，新奇是尚。”报章“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报道“是是非非、源源本本而一秉大公平”。

不但学术研究重视真实问题，新闻教育也把真实作为重中之重。中国的新闻教育发端于1918年北京大学的新闻研究会，北大政治系还开设了新闻选修课。但系统的新闻教育工作始于新闻系科的正式设立，“中国第一个新闻专业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办的报学专业”，这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1920年9月，该校校长卜舫济（Fran-cislister Pott）提议在普通文科内附设报学专业，1924年独立成为报学系（后改成新闻系），课程基本与当时美国大学新闻系相同，有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新闻采写、编校、社论、广告等。1925年停办过一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停办近6年，1947年复办， 1952年9月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是中国开办时间最长的新闻系之一，美国校董会派武道（M.E.Votaw）先后于1924年和1947年担任系主任。“从1920年—1949年，全国共有59个新闻教育机构”。新闻业的发展使新闻求真从流变时期的显在问题成为演进时期的显著问题，人们对该问题的研究越来越专业化。1.1.4 澄清期

启蒙带来了思想的自由，同时也带来意见的混乱，人本主义被资产阶级改造为“个人主义”。康德所说的“爱你自己甚于一切，而爱上帝和你的邻人却是为你自己的缘故”。这种思想助长了个性和思想的多元化，也易导致社会的无序。流派林立，纷繁芜杂的观点难免让人莫衷一是，经历了启蒙的人们在自由的乱相中更需要“逃避自由”，正本清源的时候到了，求真的理念在思想廓清之后愈发根深蒂固。“有”和“无”构成了世界的一对基本矛盾，二者相生相克、对立统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们对这种“天下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宇宙观在感悟中了然于心；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揭示的同样是有产者与无产者、有知者和无知者的矛盾，这对矛盾始终在勾勒人类社会斗争的基本脉络，按照资产和知识的多少，人类被分为不同的阶层，各阶层之间形成“差序格局”。

当然，在错综庞杂的社会结构、交叉缠绕的交往关系中，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时隐时现，从未消失。两种立场、两种思想在各种行为者身上越发体现得泾渭分明，各种话语交织汇聚成两股力量的抗衡，各种思潮的争鸣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潮的深度交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程，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把思考人类命运的任务交给了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思想家，解决人类大多数人面临的生存问题成了这些人肩上的责任。他们把大众传媒作为思想斗争的阵地，作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武器。从《莱茵报》到《新莱茵报》，从《德法年鉴》《派尔——麦尔新闻》《前进报》到《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从《纽约每日论坛报》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媒体争取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他们用实际行动向资产阶级阵营宣战，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在这个过程中渐成主流。

在传媒领域，两种新闻真实观一直困扰着大众，而新闻真实观决定传播媒介的根本导向，进而决定社会大众的思考内容和行为方式。新闻真实观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人类文明的塑造，因此，澄清认识，让大众走出困境，树立正确的新闻真实观是新时期新闻求真研究的首要目标。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澄清思想认识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对报刊的真实性原则作过阐述。他认为，人民报刊是真实的、纯洁的。它说的是“事实”，而不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它代表社会舆论，而不是歪曲社会舆论，因而它的报道应是真实的、直率的，没有矫揉造作，给人以强烈印象。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把真实性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报刊的一条根本原则确定下来，严禁报道失实。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中指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也成为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原则，“新闻必须真实”，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 “不要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强调新闻记者应当“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 “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 “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正确地认识、反映、影响世界，也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新闻真实观是人们对新闻真实的基本观点和看法，而对新闻真实性的把握是新闻真实观的核心要素，不同的人对新闻真实性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从而产生不同结论。比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尽管铁证如山，有媒体报道表明是美国精心部署的，但美国还是以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说地图有误、目标模糊，硬说是“误炸”，以逃避罪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思想为无产阶级新闻真实观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从业经历和革命斗争实践为无产阶级新闻真实观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科学注解。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马恩新闻学思想的重要方面，也是新闻求真理论的基本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报刊记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李卜克内西曾说：“再没有任何比马克思更忠诚老实的人了，他简直就是真实的化身……马克思就从不虚伪。”马克思的文章“每一句话都经过对事实的认真的核对，每一句话都不是轻易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检验”。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真实观也经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型。龚自珍、魏源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认识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国民性的改造成当务之急；严复把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中国的参照和目标；变法维新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移风易俗，重塑国民新形象；辛亥革命把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作为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指南，以取代家族主义的封建宗法传统；陈独秀也曾从人本主义立场推崇个人本位主义而鞭笞家族伦理原则。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法控制的巴黎和会成为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让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看到了资本主义侵略扩张、巧取豪夺、利己排他的本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人看到新的希望和出路，中国首先在思想界实现了跨越，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呼应人类意识的回归，又契合中国的传统思想，所以很快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国民性改造的目标迅速从“立人”转入培养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新人，“他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基本的社会取向，体现着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道德意识，代表了中国近代国民性发展的方向；这种崭新的国民性模式的提出反映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宣传机器刻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挑动好战情绪，不明就里的百姓狂热追随纳粹分子，新闻成了希特勒所谓的“第四种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也是真假莫辨，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曾经撰文分析汉奸报刊主编的分裂人格。

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使人们的思想由分裂走向了统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澄清了人们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求真务实的作风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中共早期新闻宣传提供了科学准则和行为规范：以事实为新闻宣传的基础，真实地报道评论事实。李大钊提倡“真（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理解事实，寻出它的正确的真理”。毛泽东把“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原则广泛运用于党报工作中，解决了新闻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加强了新闻队伍建设，为新闻工作者坚持真实性原则、真正取信于民提供了有力保证。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激烈交锋，两党报刊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往往迥然不同，引起人们思想混乱，由《晋绥日报》开始的反“客里空”运动，澄清了认识，确立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第一生命。无产阶级“客观公正真实观”的确立，提倡“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统一”，与资产阶级早期自由主义报刊“观点即真实、引语即真实”的新闻真实观形成鲜明的对比。“本质真实论”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五六十年代成为我国新闻真实性理论的基石。1956年，刘少奇同志提出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全面，澄清了错误认识，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中国化过程。1.1.5 高潮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内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极右极“左”的思想一度主宰党的宣传舆论阵地，占据大多数人的头脑，导致一系列错误的决策，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极右极“左”思想使我国现代新闻史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真实观，对新闻真实性有两种评价标准，对新闻事实的选择有迥然各异的价值体系，这在党报党刊和宣传手册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极端新闻真实观泛滥成灾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被抛到九霄云外，报刊记者以凭空捏造为能事，观念第一、事实第二的采编理念使谎言大行其道。为了刹住歪风，党的宣传部门在延安开展反“客里空”运动，党内对新闻真实性的讨论达到高潮。但极端思想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难以肃清。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它与封建宗法制的残渣相结合而演变成现代迷信，领袖被尊奉为神，代表“绝对真理”,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最终造成了“文化断裂”，一些人思想更加极端，一些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的新闻见于报端，错误的新闻真实观把人们引向狂热。

物质上的赤贫需要精神上的刺激来弥补，紧随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中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始“大跃进”。“报纸上宣传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对实际工作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在生产建设成就方面也宣传了很多高指标，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也宣传了很多瞎指挥，在政策和理论宣传方面也讲了很多片面性的话，这些缺点错误，对实际工作也起过很不好的作用”，造成浮夸新闻漫天飞的舆论气候。对此，毛泽东要求宣传工作要压缩空气，要留有余地，记者要头脑冷静、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对工作中的问题、成绩，不要说假话，不能虚夸。刘少奇1960年在湖南农村蹲点调研后发现报纸上对长沙县广福公社一个全省先进红旗大队的报道不真实，于是对参与调查的记者先后讲了两次话，围绕报道真实性问题，要求记者深入细致地做调查研究工作，以得到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做宣传工作。针对宣传报道弄虚作假的浮夸习气，千家驹建议整顿文风。

狂热之中也不乏冷静的头脑。1962年4月12日《文汇报》刊登陈翰伯文章《关于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引发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1962年—1963年许多报刊纷纷载文响应。陈翰伯分析了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对前人燃素说的“扬弃”，阐明了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和谬误之间的相互转化。许多专家学者据此发表文章，各抒己见。

余培源认为错误不是相对真理，错误是对客观现实不正确的反映，与真理是对立的，错误不包含客观真理的因素；虽然“认识客观真理是从相对真理逐步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但不始于错误，相对真理不包含错误因素。“相对真理尽管是对客观真理相对地、有条件地反映，但其中包含客观真理的因素。”余培源还引用列宁的话进一步驳斥陈翰伯文章中的错误观点：“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成为错误。”丘权辩证地表明这种对立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并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绝对对立的有限性，还指出真理和错误的相互转化。

这次大讨论犹如给当时狂热盲从的人们打了一针，让浮躁的心灵镇静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讨论，冷静地思考根本的问题。

围绕“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运用实践标准”，何祚庥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一方面坚决反对不可知论，另一方面又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划清界限。”文中用列宁的话指出实践标准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 ‘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 ‘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杜雷、吴俊光在《正确运用历史观点探讨真理的问题——并与何祚庥同志再商榷》一文中指出何对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绝对性及相对性的论述的理解是错误的：“何同志在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之间，也要给两者划下一条只是 ‘确定’的界限。”何又在《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一文中辩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论述都是贯串着历史发展的观点的。”

争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在中国的一段解读历程，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看，读者中心论者会认为什么样的解读都是有道理的，在阐释学循环中，阅读成了误读。德里达的翻译理论表明：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通天的巴别（变乱）塔即使让不同地域的人们会聚在天堂，他们也无法沟通，翻译是对符号的误读。因此，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障碍不可能完全消除，翻译的过程就是阐释的过程，阐释的过程可能是误读的过程。列宁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与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中国的阐释更是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的阐释，儒道文化、历史条件和现实境域成就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对真理观各执一词在所难免。“真理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大讨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23篇文章被《真理问题讨论集》收录，《文汇报》驻京办还召集北京哲学界部分同志座谈，《解放日报》《安徽日报》《教学与研究》等十几家报刊也载文讨论。其中有些观点因认识不清、措辞不准、论证不严而引来驳斥，也有断章取义、钻牛角尖的文字游戏，但毕竟初衷是好的，基调是积极的，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潮流和追求真理的氛围，对当今人们的新闻求真也有启发。辩论本身不但促使人们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使“真理越辩越明”，这就是“求真”的必由之路。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澄清错误认识，为正确的新闻真实观的弘扬奠定了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一股反文化的潮流在全世界蔓延。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把这场扬言“要嘲弄资产阶级的假正经”的恶作剧推向了高潮，资产阶级的孩子们指望通过街头运动来实现“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的红卫兵以空前的激情与之遥相呼应，在解放的旗帜下释放生命的冲动。在霍克海墨、阿多诺、马尔库塞、毛泽东等精神领袖的指引下，青年们要打破幻想与现实的界限，抛弃墨守成规的传统文化习俗和道德观念，大众传媒的电子共鸣放大了革命的呼声，使生活以超真实的状态脱离了革命的初衷，变得连领袖也难以掌控。是“文化革命”还是“假文化”下的本能骚动？是反传统还是政治斗争？是真信仰还是偶像膜拜？感到迷惑的不仅仅是理性的思想者，还有置身革命的小青年。经过60年代革命，年轻人确实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权利，美国1971年生效的宪法修正案将未成年人从以前的21岁降至18岁，这意味着几乎全部在校大学生都成了“政治人”，而此前“他们只被看作一群孩子，仿佛他们的任务就是学知识、长身体”。“但这种知识本身却是反身体的，把身体看作一个羞耻的、危险的、低下的东西……”“作为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先导，是放纵身体……”而关于身体的观念源于作为“意义给出中心”的高级文化，尤其是宗教部分。因此，“要解放身体，就必须解放文化”, “身体的解放，在传统生活方式最隐蔽的地方撕开了一个大裂口。正是私人生活方式的革命，才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感性基础，因为它直接瓦解了传统文化和道德得以建立和保存的私人心理基础”。中国文化革命的生物学、人类学动因与此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表现形式，儒家理学的卫道使命和当时特定的政治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潜藏的私人冲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把人们导向了公共领域的革命，这体现在媒介话语权的分布和对事实真相的控制。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敬重人的民族，神不过是人的化身，神话影射种种现实境遇。尽管人们会祈求上苍给予风调雨顺，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会放弃自力更生，不是坐着等、靠、要，而是排除万难改变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万里长城、都江堰、敦煌莫高窟等人间奇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炎帝、黄帝和蚩尤，还是少暤、颛顼、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等，都是活生生的肉体凡胎，做着常人所做的造福于常人的事，成就丰功伟绩。他们生活于芸芸众生之中，带领众生奔向幸福的彼岸。他们具有亲和力，他们不像西方人心中的上帝，不是印度人心中的佛陀，也有别于阿拉伯人的真主。因此，中国人整体上没有统一的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心中没有对神的敬畏。出于现实的功利需求，他们往往造出护佑自己的神灵，这些神灵是人化成的，比如关公，不少老百姓把他当作财神，民间还供奉土地爷，天上有玉皇大帝，海底有龙王爷，阴曹地府还有各类判官及小鬼。这些敬仰对象身上都有明显的人性和人情，皇帝常被看作是神的代表，良相也被当成是神的化身。相比之下，“鬼”的传闻会更多，形形色色的“鬼”与众多的人更有数不清的对应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是将人神化的典型。没有绝对至上的信仰，难免把现实中的英雄变成高高在上的“神”来供奉。“举头三尺有神明”，对虚拟的“神”敬畏，心中就有所顾忌，“神”成为普遍的约束和监督，世人就能平等相待，彼此都不为非作歹；相反，对人的迷信会滋生等级观念，还会激励人们不择手段地爬到万众景仰的地位，封建迷信加上个人崇拜很容易导致是非不分。“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体炮制假新闻后，“造谣新闻”漫天飞，重演了一幕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历史惨剧。陈力丹在研究传播学者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中的纳粹基因时，提醒人们注意有“文化大革命”经历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与有纳粹经历的德国一样具备该理论发生作用的先决条件。该理论的核心是：如果社会没有营造一个言论自由的氛围，没有人人平等言说的民主空间，强势意见会越来越强，弱势意见会越来越弱，人们会选择随大流，附和多数人的意见，到最后，弱势意见持有者由于害怕被孤立就不敢表达意见，形成“沉默的螺旋”。当然，强势意见并不是生来就强，它必须借助意见领袖和大众传媒的强大力量制造舆论，甚至可以把假的说成真的，把黑的扮成白的。“本质真实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钻了空子，被利用为法西斯新闻理论——性质说的基础，否定事实对新闻的作用，片面强调“新闻的性质”使新闻成为新闻。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新闻真实观使新闻真实失去客观标准，违背“新闻性”来自新闻事实这一基本规律，无视新闻事实，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刻意歪曲和捏造事实，把新闻当成政治和阶级斗争工具。“四人帮”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把符合他们篡党夺权需要的都说成是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造谣新闻”泛滥。张铁生交白卷，被媒体吹捧成“为了教育革命”敢于“反潮流”的英雄。1976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总理的人们被描写成“暴徒”和“受蒙骗的群众”。大众传媒成了造谣滋事的工具，成了坑害忠良的帮凶，谎言弥漫，真理难寻，人民再也不愿意被愚弄下去了，极端新闻真实观与科学新闻真实观的对立已经达到高潮。1.1.6 总结期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一个全面总结和理性反思的历史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指南。自1979年起，新闻“本质真实论”再度引起长达六年的广泛争论，波及全国新闻理论界，观点分肯定和否定，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是否只有事物的本质才是真实的，本质和主流是否一致，真实性和政治性是否一致。人们在争论中明确“本质真实论”的缺陷，提出“新闻真实是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统一”，新闻报道第一步是对事物的感性认识，要做到现象的真实；第二步是对事物的理性认识，要做到本质的真实。

事物的本质和现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事物本身的一对矛盾。事物的存在表现为现象，包括假象和真相。客观真实的“假象”虽与事物本质相左，但也是获知本质的依据，它从反面反映了事物本质，通过逆向思维或推理等逻辑方法，就可知本质。刘少奇认为了解真相不易，因为人的主观世界要反映客观世界很难，要经过漫长曲折的过程。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分属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二者的对立决定了客体的本质不可能一目了然地显现给主体，它往往被现象所遮蔽；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新闻报道通常是从现象到本质来展示事物，如果要做到实事求是地报道事实，就必须正视现象和本质的矛盾。由于事物始终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一次报道不可能完全揭示事物的本质，有时报道出来还可能是事物的假象，因此，新闻总是“未完待续”，逐步地逼近事物的本质。事物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现象，但事物的本质却有相对的稳定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搞清楚事物现象得以生成的原因和条件。

通过大规模的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讨论，“两个凡是”的思想、本本主义的倾向、主观主义作风丧失了立锥之地，一度被“四人帮”破坏了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得以恢复。通过对极端新闻真实观的反思，科学新闻真实观得以建立，新闻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新闻媒介在党中央和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中心就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帮助群众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作为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内涵之一，要求新闻宣传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要排除极“左”和极右思想的干扰，当实事求是派，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新闻工作要用事实来说话，不要以势压人，强词夺理，要充分说理，科学分析。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要提倡本本主义，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单靠本本，更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是对中国特色新闻真实观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与中国新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新时代新闻理论研究的宝贵成果。

在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新闻真实观的激烈交锋之后，新闻真实观得到澄清，人们把真实性当作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生命，视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对极“左”极右新闻真实观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人们对这一原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李彬对此作了更科学、更准确的表述：新闻以真实为灵魂，以时效为生命。灵魂附着于生命，二者缺一不可。“以真为魂”的理念不单在新闻采写中得到深入贯彻，在传媒运作的其他环节也被奉为圭臬。王梅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真实的传播过程”，意味着“不可排练，不能作假”，应体现真实性原则，话语、说话过程、人和事都必须真实，“唯其真实，才能在荧屏上呈现正常状态的交谈，才能真正实现情感点的双向交流”。她认为谈话节目应该“还自身和对方以真实状态”, “把那些真实而又各异的东西有效地展示或挖掘出来，以促进人们彼此真正的认识、理解、沟通和关怀”。有的东西可能不美，可能不善，但是它却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就是因为它“真”，真实的力量是人们无法抵挡的，特别是在虚拟缥缈的网络化时代。1.1.7 深化期

进入21世纪，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比现实更显得真实的超真实拟态环境，生活被“比特”事无巨细地复制，梦想被高科技逼真地再造，思想被物象生动地模拟，原本庞大的、难以驾驭的宇宙万物在小小电脑中变成更好把握和分析的微缩模型。新闻求真的理念非但没有被削弱，相反，在一切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别无选择地适应着传媒化生存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实在感，以证明自己活着、存在着。人们沉溺于电脑，寻找置身宇宙、成就自我的真实感觉。对虚拟宇宙的控制很容易让人们体认自身的真实存在，网络中的互动使主体间性以多种方式真实生动地显现，主体在对他者的观照中映出自我的原型。

鲍德里亚从符号本体论思考当代社会的虚拟性。他把如今的现实社会归结为一种由符号和模型所构造的“超现实”或“超真实”（hy-perreality），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等媒介观异曲同工。他认为图像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它是对某种基本真实的反映；它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它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缺场；它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它纯粹是自身的拟象。这样，在读图时代，现实生活离人们越来越远，而大众传媒拟仿的“现实”成了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真实”。媒介真实取代了客观真实成为人们的生存环境。这个拟态环境，正在剥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剥夺他们亲近本真生活的权力，成为二者之间无形的隔墙。在此，传媒与文字一样天生的两面性暴露无遗：“它既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又是直接交流的屏障，它横亘于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了媒介，主体就通过媒介去认识客体，而不是直接与客体打交道。这种两面性也是 ‘中介物’的本质属性，它引发了人们对传播媒介的 ‘两难’态度——既依赖媒介，又反感媒介，既享用媒介的便利，又怀疑媒介的真实。”

人们一旦把判断是非的权力交给传媒之后，传媒在监督周遭世界的同时也受到无所不在的监督；人们一旦把获取真理的希望大部分寄托于媒介之后，对媒介真实的质疑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媒介成为人们可以把握生存机遇和寄托情感的现实替代物，人人都可以对这个替代物指手画脚，进行反复掂量和比较。当然，新闻真实观也受到空前的挑战，拘泥于细节的传统新闻真实观被解构，这除了超真实拟态环境的因素外，还秉承西方文化思想界在20世纪后半叶曾经掀起的一股声势浩大的解构思潮，传统形而上学的真理观、认识论、价值观受到怀疑、解构和颠覆。21世纪是个建构的世纪，语言的碎片化、权力的去中心和思想的断裂等现象让许多人面临心灵崩溃的绝境，心理疾病成为21世纪初的流行病。种种迹象表明：文化建构的总体目标又开始回归到解构之前形而上的层面，人们需要在理性的思考中重新打点自己的知识，在冷静的分析中寻求人性的复归。

总体上和逻辑上的心理真实感正在成为新闻真实性内涵的深化和拓展，成为新时代特定传媒生态环境中的新闻真实性的重要补充，也是传媒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转型并最终转向传受双方平等共建共享的标志和注脚。

因此，确保受众的整体真实感是当今传媒面临的核心问题，它将把新闻求真问题最终化约为语言问题，并将秉承20世纪人类哲学的第三次转向，把新闻求真从哲学的玄思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传播交往行为中的关键问题——语言的使用，符号的合规则性成为新闻求真的重中之重。新闻求真就是要探讨新闻话语生成机制和机制中的符号普适规则。只有通约性机制和普适性规则才是整体真实感的可靠保证，从而使新闻求真摆脱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在现实境域中具有可操作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