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廉·德雷谢维奇,华莱士J·尼科尔斯,（英）比尔·卢卡斯,比尔·卢卡斯,达伦·布里奇,戴维·路易斯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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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是如何思考的套装共4册 优秀的绵羊+蓝色思维+聪明人是如何思考的+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法试读：
前言
从很多方面来说，本书都可以看作是一封信。而收信人，则是20岁时的我。在书中，我谈论了很多我希望在自己上大学时能有人激发我去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大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时的我与很多今天的孩子一样（当时的孩子也一样），像个僵尸一样走进大学校园。对你们来说，大学是一片空白。大学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事”。你去上大学，学点儿东西，然后再去做很多其他事情，比如说很可能去读个研究生。前方是一些你不太清楚的目标：地位、财富、往上爬——总之，“成功”。至于选择什么大学，那完全是为了满足炫耀的需要，因此你当然会选最好的大学。至于教育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读大学，大学如何帮助你找到自我，或者说大学如何帮助你独立思考，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些问题你根本想都没想过。与今天的孩子一样，我只是被动地去做那些周围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于1981年，当时美国的精英教育系统刚刚开始成型，但已经初具规模，各个环节紧密相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在本书当中，我所说的“精英教育”不仅指一些如哈佛、斯坦福、威廉姆斯之类的名校和那些处于第二层级的重点学校；还包括所有与之相关的一切，比如说一些私立学校和经费充裕的公立高中；如今正蓬勃发展的辅导行业和学习咨询服务、考试辅导以及各种荣誉项目；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大学录取流程；各种紧随本科之后的名牌研究生院和大公司抛来的橄榄枝；拼命把孩子推进这台庞大机器的父母和社区（主要是中上阶层）。简言之，我们的整个精英教育系统。
这个系统会如何影响我们孩子们的命运，孩子们该如何摆脱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消除这些影响——这就是我要在本书中谈到的话题。我曾经在耶鲁大学教过一门课，主要讲授“友谊”这个话题。记得有一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独处的重要性”。我认为，反思能力是精神生活的关键，而独处则是反思的前提。学生们想了一下，反思——独处——精神生活，之前似乎从未有人让他们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一名学生似乎恍然大悟：“所以您是说，我们其实都是一群优秀的绵羊？”
都是？那肯定未必。但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本科，后来又在那里拿到博士学位，并当过5年的研究生导师；后来在耶鲁担任10年教职——我感觉大多数学生多多少少都是如此。当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2008年，在即将辞去耶鲁教职之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些问题。文章的名字叫《精英教育的劣势》（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文章发表在《高等教育》杂志（American Scholar）上。因为这只是一家小型文学季刊，所以我想这篇文章最多只能吸引几千名读者的注意。
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像病毒一般传播开来。几周之内，它的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次（后来的累计阅读量超过了100万次）。很明显，这篇文章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人们发现，这并不只是某位离职教授在发牢骚。从我收到的海量电子邮件来看（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正在学校就读或者刚刚毕业的学生），我的文章引起了当今这些年轻的天之骄子们的广泛共鸣。他们感觉自己上当了，当前的教育系统没有让他们接受任何有意义的教育，它灌输给他们一套他们排斥却又无法摆脱的价值观，同时却又没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训练，帮助他们构建自己的未来。
从那之后，我应邀到美国各地的大学发表演讲，跟学生们交流，回答他们的问题，也向他们请教了许多问题，并倾听和了解他们的答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我的一次再教育，这本书就是我对这段经历的思考和总结。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尽量引用他们的原话，但书中的每一页都渗透了我的思考，即我对大家需要思考什么以及想要思考什么的总结。如今市场上关于高等教育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据我所知，直接面向学生的书屈指可数，能够说出他们心声的书，更是凤毛麟角。
本书一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讨论了美国精英教育系统本身，我把它简称为“一个强迫你选择是学习还是成功的系统”。教育是社会表达价值观的一种方式，也是社会传递其价值观的方式。虽然我经常批判那些挤到重点学校的孩子们，但我真正批判的是，强迫孩子们这么做的大人。
第二部分，我会阐述现在的学生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摆脱这个系统。我会谈论学生们应该在大学里做什么，应该如何找到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者”究竟意味着什么等话题。
第三部分，我会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详细讨论人文教育的意义、人文科学的价值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真正尽心的老师和小班授课等。虽然我也会指出年轻人该去哪儿，但我主要还是要说说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第四部分，我又把话题拉回到更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领导阶层，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会运营各种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司。他们运营得怎么样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太好。我们今天对孩子所做的一切，以后都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在我看来，我们早该重新思考、改造和逆转我们的整个精英教育系统了。
最后澄清一下我所说的“精英”这个词。现在这个词经常被人们1用来指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或任何反对比尔·奥雷利的反义词，但在本书当中，我用“精英”指代那些占据社会上层位置的人，既指保守分子，又指自由主义者，既包括商务人士，也包括职业人士，既包括上层人士，也包括中产阶级上层——比如说企业经理、各种奖项获得者以及所有进入重点学校并运营各种机构来满足自我利益的人。此外本书也为当前统治阶级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画像——很明显，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一部分 优秀的绵羊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哈佛大学资深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William R.Fitzsimmoons）第1章 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经这样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学生：他们双修专业，擅长体育，谙熟多种乐器，掌握几门外语，并参加为世界某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力发展几项个人爱好。总之，于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外，扶贫济困魅力无限。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这一群内外兼修、无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种羡慕敬仰的目光。像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一样，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散发的是自信、自乐和自足。在《自由》（Freedom）一书中，约翰·弗伦岑（Jonathan Franzen）这样描述顶尖文理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度悟性”。
这就是我们对当今这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印象，他们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最后赢家。但是现实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从我教过的学生中，包括我在美国各大校园接触过的相当数量的学生以及过去多年曾经与我通信的几百位学生，再加上我曾经阅读过的学生自我心理分享的文章来看，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我们都承认，学生在高中阶段承受巨大的压力会导致精神焦虑，那么同样是这群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这一切又怎么可能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群学生根本不会自愈。一项以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大规模调研发现，大一学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评估已经跌落至25年以来的最低谷。美国心理学会曾经公布一份名为《大学校园的危机》（The Crisis on Campus）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到，接近一半的大学生觉得自己“无望”；接近1/3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中，由于心情过度低落而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大学校园的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攀升，现在几乎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在接受过服务的学生群体中，被诊断有严重心理障碍的数量翻了3倍，接近整体人数的一半。
斯坦福大学在2006年就本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组建了一支行动组，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提出警告：“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心理上出现了轻重不等的问题，有自卑、发展性障碍、沮丧、焦虑、饮食疾病、自残、精神分裂症和自杀倾向，等等。”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曾经向我表示，我们的年轻一代似乎“被一场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围”。
从高中到大学，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丝毫改善，而且事情在进一步恶化。大学给予了学生们自己决策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需要的是强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学生并未对此做好充足的准备。面对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选择依赖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来帮助自己应对困难和诸多的不适。有些学生会选择中途休学或者梦想着休学。曾经有一位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推心置腹地跟我分享：“倘若我们这群人是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汽车，要是哪天车轮子掉下来的话，那肯定会发生在大学这条路上。”
类似的挣扎绝非个案。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负责教学的老师就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他回忆道：“前几天就有一位本科生备受学习压力的折磨，在我的办公室里讨论毕业论文的时候，晕了过去。”另外有一位正在从斯坦福大学办理转校手续的学生也分享了他的心声：“如果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那么就是要完全配合并服从于这个系统。我看到过我身边不少朋友，为了成绩和简历，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情、爱情、个人探索、课余活动等等。而这些牺牲恰恰又是构建一个人内心和灵魂的基石。”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孤独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这么说：“在耶鲁就读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另外一位耶鲁学生告诉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缓脚步，结交真正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去看一场电影甚至都是件新鲜事。《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见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约会；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
这些年轻人擅长广交人脉，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真实的友情大相径庭。大学的恋爱无非就是各取所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Ross Douthat）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现象：男女之间存在的“炮友关系”就是为了在最方便满足自己性爱需求的同时，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职业的发展。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直言不讳地讲出：“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大学里，我总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欢的对象也总是很忙碌。我们根本就难以维持一段有内涵的恋爱关系。”
我们当今的名校大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被压迫式的追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再接着去追逐下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这种被动的压迫和紧张导致了这些名校生不能从容地去发展一段深刻的感情，遗憾的是，这些深刻的感情是可以化解他们身上这种无时无刻追求成就的压迫感的。更糟糕的是，这种被动的压迫并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担心自己成为一位众人眼中的屈服于压力的弱者，因此他们拒绝示弱。
这些名校生从中学到大学，是一群被公认的“斗士”。他们似乎浑身上下都洋溢着自信，而这种自信正是遭到了自我形象保护和满足社会预期的绑架。当迈入大学之后，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广泛和深入，学生们左顾右盼，环视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聪明，更加突显“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此时此刻，他们选择了谨言慎行、乔装自己，其实内心却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斯坦福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名词叫“斯坦福狂鸭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象一下，一只悠闲的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漂过，水面之上的平静掩盖了水面之下鸭掌的疯狂拨动。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学生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崩溃》（Meltdown）的文章，这是一位大二学生在发泄自己的无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压倒式的孤独感”。这篇文章得到疯传，至少有十几所高校的同学都产生了共鸣。有人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们经常有过同样的感受，但是很少会去承认。感谢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的心声公之于众。”来自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曾告诉我，在这所号称全美大学幸福指数排名第四的高校里，学校为了维护快乐的形象，费尽心思推动校园活动，学生们备感压力，却必须展现给公众一个完美的形象。
除了因朋友之间关系脆弱而感到孤单，这些年轻人与自己也没有建立起来深层的关系。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这些名校生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磨炼”，甚至是“魔炼”：学校俱乐部、乐团、大小团体（音乐，体育等等）、AP课程、SAT考试、晚间活动、周末安排、夏季课程、体育训练、课业家教、“领导能力”、“为他人服务精神”，等等。为了完成这些，为了能够“修成正果”，学生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对大学的憧憬。从小到大，这些年轻人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而奋斗。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过。当他们被艾姆赫斯特学院或者达特茅斯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之后，不少学生迷茫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么。《有目标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书作者拉拉·加林斯基（Lara Galinsky）曾经与我交谈，她指出，年轻人并不擅长关注与他们有内在联系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告诉我：“你不可能告诉一个耶鲁学生，去找你的挚爱吧。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这就是我们初到耶鲁时最真实的状态。”
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前院长曾经说过：“太多的学生，在头一两年里就如同在跑步机上循环，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机骤然降临，如美梦初醒一般，对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为了什么感到惶恐。”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生更加坦白地总结了自己的过去、现状和将来：“我讨厌自己的活动；讨厌自己的课程；厌恶高中里所做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会是令人厌恶的。我将如此度过余生。”
成年人大都对这些现象没有意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审视事物的角度错了。在过去，对于一位成绩全A的学生，我们大概能够推测，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现在同样是成绩全A的学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隐患。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牧师罗比·帕特里西娅·卡琳-纽曼（Rabbi Patricia Karlin-Neumann）曾经披露：“我们的学生，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有办法取得全A的成绩。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看清并认识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争取高分的目标掩盖了自己的双眼。”
之所以难以发现隐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擅长掩盖自己的问题。当我在耶鲁工作时，在很大程度上，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并不快乐的严重性。只有当我不在耶鲁任教，脱离了那种师生关系或者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时，不少学生才愿意敞开心扉。之前书中谈到的那位到了大四才交上真正朋友的女生，在外表看来，给人的感觉绝对是很积极正面的——风趣，友好，真实，聪颖，并且不是那么咄咄逼人。
另外有一位学生，同等的优秀，相当的合群，之后向我承认，自己在大学期间其实极其煎熬。可以想象，当这些学生在高中毕业之际，已经身经百战，他们知道如何讨好自己的老师和教练，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调侃（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毕业、小有成就的社会精英）。在这些历练之下，这些学生在大学之前已经锻炼成一群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亲和帅气、口若悬河、八面玲珑的才子佳人。而正是这些外在的形象同时被他们“内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并有成就。
倘若这些煎熬是出自学习本身，这也已经够让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往往容易自我陶醉于学生的优秀：他们的SAT平均成绩，来自高中前10%的占比，录取门槛的高端，加上我们崇拜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排名所出的数据等等。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仅仅从学习成绩的角度来衡量今天的这些精英学子，他们是绝对能应付所有的挑战的。
你若了解这些骄子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极其苛刻地被筛选，那么他们在学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群年轻人如果在体育竞技场上，那么他们就是全明星运动员，从小就已经接受严格训练。无论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到。不管他们面前放置了什么样的障碍，他们都会清除。我的一位在顶尖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要求她的学生背诵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写的一首30行的诗歌，她课上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而且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当她在课堂上让学生默写出这首30行的诗歌时，就如同在看一群汗血宝马竞赛。
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学分校教书的朋友交谈时，这位朋友抱怨他的学生不懂得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鲁学生虽然会思考，但也只是在我们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前提之下才会去做。进一步来说，我所任教过的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往往都是聪颖、有创意并思维缜密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跟他们交流并向他们学习。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甘于服从学校给他们设计好的框架。鲜有对思考本身抱有极大热情者。更少有人能够领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长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旅程必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
对学生的洞察并非我一人独创。我的一位在艾姆赫斯特学院任教的朋友曾经与我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一位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来找他寻求写作方面的帮助，但是这位学生之所以现在有时间寻求帮助，是因为他已经被医学院录取。倘若他现在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他肯定不会额外花时间来学习写作。另外一位在一所顶尖的文理学院教艺术的朋友说，她的学生是非常愿意接受创造类的挑战的，前提是做这些事能够帮助他们拿到A。
我在耶鲁大学的一位教计算机的同事提出了更大的怀疑：“我很难想象如今的耶鲁本科生会花整个周末的时间卧床吟诗或者是与电脑为伍，编写一套突破性的iPhone手机软件。”他难免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对各种事物激情四射的奇才和怪才遍地开花，而他们也让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
学生无止境地追求课外活动，不仅仅侵占了自己的空余时间，更牺牲了理智探索的机会，结果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能够全身心地去倾注于某种挚爱。大卫·布鲁克斯和其他一些观察者发现，如今已经再也没有那种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知识分子性质的对话了。而来自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波莫纳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大四学生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在暑假期间往往要比在平时更高效，更有创造力，做更有意思的事情。我真的想了解这其中的奥秘。”
来自另外一所学校的一位女生在写给我的信中透露了一些关于她在耶鲁就读的男友的境况：
在上大学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写短篇故事上。上大学三年之后，他已经变得极度不自信，令人惊讶。对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我的那些在公立大学读书的朋友根本不会去思索，比如独自用餐的现象是否会被人解读成是“社交弱者”，但他会去思考，并产生焦虑。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博览群书，对任何耳闻过的书籍，他都会快速阅读该书的首尾两章并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大量的书评，以便自己能够快速全面了解书的内容。而他的这些行为只为我一人所知，同时我也知道，他并非不喜欢阅读或者学习，而是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讨论，比起一个人安静地读书，在人前讨论有着明显的社会奖励。
当然，任何现象都是有例外的。那些纯粹的追寻者、思考者，甚至是“怪才”，他们不管学校和周边人群的想法如何，他们就是以最纯粹的方式去追求并获得教育的真谛。但是往往是以这种心态求学的人，在现在的大学里显得另类。一位耶鲁学生说：“耶鲁并不能够善待探索者。”另外一位学生说，她的一位朋友因为耶鲁非常令人窒息，因此选择了转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学生表达的遗憾：这种窒息是来自与周边人的强烈反差——当你身边的人并不在乎出卖自己的灵魂时，你却要去关注并滋养自己的灵魂，这几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我所列举的案例往往与耶鲁大学有关，原因并非是我有意针对该所高校，而是因为我过去的教学经历大部分时间都在耶鲁。如果读者认为我在批判耶鲁，那就误解我了。事实上，我认为相比较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那种血淋淋的职业化教育，以及相比较于反理智型的院校，如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耶鲁排在这些综合性质的顶尖大学前面，它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上是最优秀的。这里暂且不与文理学院比较。如果耶鲁在这个群体里已经算是最优秀的，那么这个最优秀的也是够糟糕的了。我所说的可能令人惊悚，但绝非危言耸听。
倘若说我在过去的几年里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这些名校大学生在迈入大学之前，既不是一群温顺的绵羊，也不是一帮无畏的机器人，更不是一些极少数的极端愤青。绝大多数学生如同他们的师哥师姐一样，处于中间地带，十分理想化并带有一份孩子般的纯真，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并试图追寻其中的奥秘。恰恰还是这群学生，同时又不得不与进入名校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相抗争。
19世纪美国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曾经说过，所有的教育体系都会教出有着自己特点的人才。如果你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那么你从小就学会了去争取并珍惜那些能够衡量你在每个阶段向精英迈进的指标，比如成绩以及奖杯。获得这些你将会被认可并得到赞美，你的父母将为你沾沾自喜，你的老师将颜面有光，但你的对手将咬牙切齿。当然，顶尖大学的录取将会是最具分量的，最能彻底地向世界展示，你已经成为精英的一分子。当我们认为顶尖大学的录取终于给自己的奋斗画上句号时，其实这才是这场游戏的序幕。在进入大学之后，游戏愈演愈烈。这次游戏中的筹码是GPA、优等生联谊会、富布莱尔奖学金、医学院入学考试、哈佛法学院、高盛等等。这些游戏的筹码不仅仅代表了你的命运，也代表了你的身份，可能更代表了你的价值观。这些筹码就是你和你的价值。
这场游戏的最终信条就是资质至上。每个人的课外活动无节制的忙碌，忽视学习和探索，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为自己的简历加分，生命就是不断地积累证书，就是不断地竞争。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曾经建议：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一个活动，那么一个高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入门门槛。
多纳特在个人的哈佛回忆录《特权》（Privilege）一书中提到，学术上的偷工减料普遍存在，知识分子们不再为了学习而学习。以前学生或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学术领域自由探索，随心选择并尝试一些专业之外的选修课，他们可能在这个自由的探索过程中偶遇自己喜欢甚至热爱的新鲜事物。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魅力所在。但是现在不同了。如今的学生必须要取得一个认证，因此双学位盛行。一个偶然机会，我遇见了一位同时修4个专业的学生，他以此为豪，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资质至上的心态限制了人对教育的理解，使人们把教育的价值用短期的回报率或实用性的狭隘目光来衡量。因此，在众多的顶尖学校里，经济学成了众人皆爱的专业。
1995年，在排名前10的综合性大学以及文理学院中，经济学专业是其中30%的学校最受欢迎的专业。到了2013年，经济学专业已经成了8～14所顶尖高校人气最旺的专业，特别是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教育关注度不同的文理学院，排名前10的文理学院中的4所——威廉姆斯，米德伯理，波莫纳学院以及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经济学也独占鳌头，很有可能在阿姆赫斯特、索思摩学院、卡尔顿大学和卫斯理也是如此。不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文理学院，在各自排名前20的学校里，经济学在其中的26所（共40所）里都是最受人追捧的专业，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类似和一致啊。
与此同时，金融和咨询不约而同地也成了最受人追捧的职业选择。2007年的哈佛毕业生，在所有已经落实全职工作的大四学生中，从事金融和咨询者占了一半。随即而来的金融风暴虽然短暂地影响了第二年的招聘和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仍有将近一半的哈佛毕业生选择了这两个行业，超过一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生以及超过1/3的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同样也是如此。2011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中，仅仅从事金融行业的毕业生就高达36%。
相比较而言，耶鲁大学2010年的毕业生中，只有25%的学生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虽然“只有”25%，听起来是一个相对较低的百分比，但是耶鲁的一位大三学生——玛丽娜·齐根（Marina Keegan）就此写了一篇公开论文，严重质疑在耶鲁这么一个如此多元的校园里，为何还是有如此高比例的人选择了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关系到毕业之后的发展，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我对大一学生进行一次科学并可靠的调研时，问他们对毕业之后的计划和憧憬，没有一个人谈到咨询或者投行。
那么根源何在？为什么如此多的名校毕业生最终选择了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行业？这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仅仅是欲望吗？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人的成长之路，你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迎接挑战，因为克服种种困难才能够出人头地，才让人觉得有安全感，才让人觉得有价值。比如说在高中期间，这群优秀的学生都以进入最顶尖的名校为共同的目标，也经历了种种类似的挑战。当进入大学之后，目标就不那么明确了。方向多重，道路多样。
申请大学，如齐根所说，有一张统一的申请表格，但是成为音乐家是没有表格可言的。一个人如何成为一名企业家、一名政治家或一名剧作家？如果想在国会，硅谷或者《纽约时报》工作，那又如何去争取呢？还有哪些工作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工作怎么找。因为没有统一的表格，没有统一的挑战去克服，当毕业在即，不难想象有那么多学生四处奔波，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追逐。
你将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这些名校年轻人肯定听说过，他们的选择是无限的。他们对这种说法司空见惯。当然，一旦你做出选择，那么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我的一位耶鲁学生，在毕业多年之后给我发了一篇原创文章，标题是《潜在可能性的自我矛盾》（The paradox of potential）。耶鲁的学生，如同干细胞，在决定成为什么之前，事业的选择是无限的。但是一旦决定了，那么无限就转变成了有限。“我和我的朋友并非去尝试过上千种职业道路，游遍了世界各地，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我们都是抱着从众心理，在一条久经测试过的职业道路上，步步谨慎，步步为营，确保自己能够在几年之后有所收获。同时还是能做回干细胞，与大家一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顶尖的咨询公司完全利用了这种心态。首先，它们每年会空降到顶尖学府的校园，鼓励多数人来申请，但最后只招聘少部分人，整个过程让人觉得竞争门槛很高。这些工作经历不仅仅能够为你的个人简历增色，同时在你从事咨询工作之后，还是照样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这样的机会简直太吸引人了。咨询性质的工作本身极其类似于大学：深刻的研究分析，各类信息的融合，清晰有效的沟通。完成这类工作并不要求经济学背景，甚至咨询公司经常会招聘一些人文学科的学生，只要你聪慧、勤奋并精力充沛。当然，我们不能不提，这样的工作会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
我的一位学生曾经告诉我：
耶鲁毕业生和同等级学校的毕业生总是觉得，如果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挣不到10万美金的年薪，那么自己的名校文凭就等于浪费了。很多常春藤盟校毕业的学生都有这种心态，他们认为哈佛、耶鲁以及同等的学校的文凭，就应该获得认可，咨询类工作完美地满足了这种心态。从我身边加入咨询行业的同学和朋友中我了解到，他们加入咨询公司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能做”。极少数人有了这样的机会，还有勇气做出其他的选择。
相比咨询工作，投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另外一位学生说道：“华尔街对大学生的心态了如指掌。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是一群极其聪明，但是又完全缺乏方向感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拥有最强的大脑和无可挑剔的敬业精神，但是严重缺乏对自己的洞察力。”大学毕业之后倘若选择法学院，虽然需要再等几年才能兑现经济上的高回报，但是法学院对学生的吸引力类似于咨询或者投行。华尔街、咨询公司和法学院如果都被归纳为营利系列的话，那么“为美国而教”就是非营利系列中认可度最高的代表。虽然该组织跟华尔街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对大学毕业生的意义是一样的：紧锣密鼓的招聘会，高门槛的筛选机制，清晰的职业发展道路，短暂的时间投入，个人简历炫目的光环。完成“为美国而教”之后，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加入贝恩咨询公司或者摩根士丹利。因此“为美国而教”其实是在非营利系列中的投行或者咨询公司。
在这几个选择中，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这些职业本身并没有问题。虽然在表面上这些工作的背后是丰厚的收入，也因此让我们错误地认为，名校生受钱所驱使才选择了这些工作，但是学生选择这些职业的最根本动机并非个人欲望，而是一种行为惯性，是在大学之前以及大学期间所形成的生活、做事和思考的惯性。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并没有了解自己内在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对这些年轻人来讲，最大的疑问是：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有哪些工作是值得去做的。
这些优秀的学生在求学期间一直被灌输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思想，被教育要拥有“只要想做，都能做到”的信心，但是最后，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从事一些极其类似的事情。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在他们的眼前消失，如教会、军队、政治、教学，甚至连基础科学的学术研究也不再受关注。如果做个横向对比，我承认，现在的年轻人作为一个群体确实比几十年前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参与度，他们更关心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并愿意为之投入精力。我也承认，现在的年轻人更具有创新或者创造的激情。就算这些年轻人在离开大学时，能够保有对将来的憧憬或者奋斗目标，但是，当他们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去实现那些憧憬的时候，往往还是受制于“三驾马车”：财富、资历和声誉。至少在最顶尖高校出来的学生正是如此。
我在耶鲁的所见所闻，在美国的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每个人看起来都极其正常，每个人看起来又高度一致；没有披头士，没有“小混混”，没有艺术学校类型的学生或者文艺青年，没有女汉子形象的女同性恋者，也没有穿着卡西基的黑人学生。极客看起来不再是那么极客范儿，时尚的也不再那么时尚。每个人的穿着似乎在时刻准备着去工作面试。我很想告诉这些学生，你们都很年轻，为什么不闯一闯呢？
表面上我们在呼吁“多元化”，但现实就是香草味，只不过是挑出了32种不同口味的香草而已。我并不是惋惜那个已经消逝的学生运动年代，那时大学曾经被公认是一个尝试和挖掘不同自我的舞台，但是如今的大学生似乎都在向一个方向靠拢，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模仿中上阶层的白领。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写信总结耶鲁：“不论耶鲁的大一新生有多么多元，耶鲁的毕业生都严重同质化。”
每个人都从事同样的事，是因为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这种现象就如同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描述的“三文鱼赛跑”或一位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生所说的“生产线的运输带”。这背后的驱动因素就是“三角欲”：当你观察到众人都在追逐同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判断它肯定是有价值的。作家迈克尔·路易斯（Michael Lewis）把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称为从众心理——法不责众。这里的“法”是自然界的法，因此大家都会觉得安全。
所有决定动机的关键在于安全感。剥开“安全感”这件外衣，你看到的是应得利益。方向感的缺失以及不想失去机会，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恐惧。在精英学生光鲜亮丽的外衣之下，是一双“害怕失败”的魔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精英学生，通过了目前竞争白热化的大学选拔，被名校录取，他们的人生简历上只有成功。因此他们最恐惧的是，将来自己不成功。他们无法从失败的恐惧感中挣脱出来。他们一直被不成功的可能性套上枷锁，害怕失败，这种心理从他们的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将来不成功时就已经播下了种子。对于精英学生来讲，失败，哪怕是短暂的失败，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定。
当你的生活中没有被给予犯错空间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错误任何机会。这一切使得人对风险极力回避，这也是为什么精英教育阻碍个人成长的一大原因。
前任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Harry R.Lewis）曾经写道：“由于学生们都不愿意去上一门自己没有把握取得优秀成绩的课程，因此大家无法拓展并超越自己已经熟悉的领域。大学教育的本意是提供机会给年轻人去尝试和探索，让其发现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内在的新的能力，但是因为学生们都不甘落后于他人，而且每个人都要保证自己多才多艺，因此大学教育的本意已经荡然无存。当波莫纳学院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她很想有机会去深入思考自己现在所学，但又对没有时间很无奈的时候，我建议她是否考虑放弃争取全A成绩的念头，这样便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她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似乎在责怪我试图向她灌输某种邪恶的想法。”
由于面临大学之后的人生选择，这赋予了大四那年某种特殊的意义。学生们在求学时期步步为营、做事谨慎，面对毕业后的生活他们更加求稳，因此很大部分学生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你是否记得我的一位学生曾经说过，在众人做出相似的决定之时，能做出一个不同的选择绝非易事。许多学生向我讲述，在大四那年备受来自同伴的压力，说服自己追求不一样的生活价值，要经历一番挣扎，自己往往会被认为很另类。人们经常告诉他们，放弃那些稳当的机会是不可思议的，而他们自己所追寻的虚无飘缈的“另类”追求将是不会持久的，甚至从刚开始就不应该有那样的想法。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毕业而远去，尽管有一部分学生或是出于理想或是无奈，在做出决定之后，不再回头，持之以恒地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更多的学生则会长期深陷于那种选择的迷茫和压力之中。我身边就有不少聪慧的年轻人，不愿意屈就于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但同时也一直没找到自己的挚爱。其中有一位不仅深陷焦虑和恐惧，也深陷对成功的渴望。他们并不是不想追求卓越，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同伴的压力：他们总是在对比和观察之前的同学都在从事什么伟大的职业，如果自己不能继续取得名誉或利益的话，那么自己将会是一个失败者。
我的另外一位学生在几年前加入了一家咨询公司。每当他返回母校招聘时，我们总会小聚。在每次的言谈中，他总是表示自己想离开咨询行业，去做一些更具创新、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要放弃他久已习惯的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知道如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言外之意，他已经迷上了金钱。
与之相对比的另外一位学生，是一位具有写作天赋并且看淡名利的人。在毕业之后，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初衷。她曾经写信给我：
每日我都有一种冲动，想寻找一支往上爬的楼梯，然后把我接下来的15年贡献于它，但是每日我都会战胜这种冲动，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恐惧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那并非是我想要的。如果能够让我不费力气地成为《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那么我将不会满足。但是，罪恶感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就如同一张网笼罩了我，捆绑了我。我必须要找到新的办法挣脱这种难以控制的情绪，一旦它袭来的时候，我感到窒息，我无法思考，更不用提写作了。我知道很多耶鲁毕业生都深受远大抱负的痛苦，我直到现在才如此深刻地有所感受。
精英的矛盾心理是一种全球现象，并非美国专属。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和条件已经影响了全世界，无论是上海的、首尔的还是孟买的学生，都在按照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来规划和准备。目前美国已经有大约10%的学生来自海外，他们主要来自加拿大，英国，尤其是东亚和南亚，比如印度、新加坡、中国、韩国、菲律宾和日本。“我为你的这本书对现代教育的完美诉讼表示由衷感谢，”一位在加拿大读医学院的学生与我通信时这么说，“你的书里所描述的精英心理状态超越了常春藤盟校。”“在印度，我们有自己的常春藤盟校，它们是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你书中所讲的每个现象我都曾经在印度目睹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到最后就会导致“成功者”的中年危机。哈佛大学资深的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有几句很精辟的评语：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夺目靓丽的精英高校，倾国倾城的国色天香，无数学生和家长愿意为它的美而付出一切。当我们认为这些名校能够为你带来无限机会的同时，我们是否考虑过，这种对名校的一厢情愿也伤害了我们自己呢？
比如它们限制了我们对生活的遐想。我们不再去考虑成为一名教师、一位神父或者一位工匠。从事这些职业简直就是浪费名校的教育。我的父母会怎么想？我的朋友又会如何看待我？在毕业后20年在纽约举办同学会之际，当初的同班同学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富豪或者高高在上的社会名流时，我又该如何面对他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难道我不应该在这些人之上吗？当你一旦陷入了这种思考的深渊，你就给自己的双眼蒙上了一层布，整个世界都在你面前消失了。
就算是你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有一丝领悟，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告诉耶鲁学生，去寻找你的挚爱吧，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何去找。当然，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挚爱，那么还不如在华尔街上叱咤风云。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培育出了高智商、有成就的二十几岁年轻人，但却没有教育他们领悟生命的追求，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缺乏新生活的想象力，在内心深处，他们也缺乏勇气和自由来创造自己的道路。第2章 「哈耶普」的上位史
这一切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呢？我们的大学招生录取标准支撑起了整个教育系统，或者说教育围绕着招生而运转。学生从孩提时代到青春期，从大学到进入职场，不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育结果，无不受制于大学招生这根指挥棒。你是否好奇，今日的招生标准从何而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能仅看过去10年或者15年的情况，而应追溯历史。毋庸置疑，今天的精英学生相较于20年或40年前的精英，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程度。因为教育这个系统工程影响了几代人，当今的美国职场人、中产阶级、精英阶层，那些掌控我们政府、经济、文化的人都经历了教育的洗礼，追溯教育系统的根源也就是研究这些人的根源。要做好这件事，就要回到起始。
追根溯源，我们要回到之前的那段时间——镀金时代，具体来讲就是19世纪末。这里有一点不同于大家的认知，常春藤盟校并非一直以来就是富家子弟的专属。在南北战争之前，常春藤盟校是规模较小、区域性较浓的学校。在校就读的学生中，有少部分人确实是绅士的后代或他们本身就是新绅士，但更多的富家子弟并不会考虑选择这些学校。在当时那个年代，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整个国家的经济仅由几大块区域性经济构成，因此富家子弟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E.迪毕·波茨尔（E.Digby Baltzell）在他的著作《新教当权者》（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中谈到了慢慢改变的格局。工业经济的爆炸式发展，催生了新的财富以及财团控制的政府。铁路系统把原来分散的区域连成了整体的网络，区域经济演变成国家经济。原有的地方性精英开始意识到，应该成为全国性的精英，并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新贵们需要通过交际让自己成为被众人接受的贵族；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南欧和东欧汹涌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所有的新贵为了竭力保护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层社会开始了强大的反犹太教和反天主教的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阶层是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
通过作家波茨尔的笔，这一教派不仅众所周知，其性质也慢慢清晰化。既讽刺又矛盾的现象是，当盎格鲁-撒克逊在美国成了新贵之后，他们重蹈覆辙，充当了当年他们自己为了追求平等而反对的英国贵族阶级。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为自己的阶层创建了形式丰富的学府和机构。到了1880年，私密会所开始出现，如巴港和纽波特已经建立起来。第一家乡村俱乐部于1882年成立。格罗顿学校于1884年成立，它虽然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所大学预备学校，但它却是第一所模仿英国贵族学校而建立起来的学校。《社会登记》（The Social Register）于1887年开始出版。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于1890年成立。在很短的时间内，贵族们开始逃离大都市，向乡下搬迁，如费城的主线（Main Line）就是新的聚居地，全国性乡村学校的创建也拉开了序幕。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设立了不少机构，其中有一种机构虽然并非是他们建立的，但是他们对它却有绝对的影响。当时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各自都开始招兵买马，书写自己的历史：哈佛是“黄金海岸线”富家子弟的聚集地；《耶鲁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是当年相当有名的一本关于耶鲁本科生生活的小说；普林斯顿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这类精英学校为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平台，方便了他们与来自全美各地的类似背景的家庭搭建人脉，巩固自己的价值系统，并相互认可彼此在社会顶层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学为了吸引新贵，着手弱化自己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大力鼓励课外活动。而体育，特别是竞技类运动，比如能够充分彰显“男子汉”形象的美式橄榄球，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诞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这一手段果然奏效，大学普遍都成功扩招：哈佛从19世纪60年代每年招收100名学生扩展到1904年每年招收600名学生。学术被抛到了窗外，只有少数人会认真对待它。派对、恶作剧和高人一等的心态开始在学校的主流生活和社交圈蔓延，同时来自大学预备高中的学生成了大学主力军。借用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话，“哈耶普”三驾马车，正是在19世纪的80年代奠定了它们龙头老大的地位，为其他学校设立了风向标。
没过多久，问题接踵而至。卡拉贝尔教授在她的著作《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YP）中揭露，虽然录取是根据入学考试成绩而定的，但是有些科目，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公立学校根本就不提供，因此美国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被名校录取，但是来自“对口学校”的学生，不管他们成绩有多糟糕，还是有机会被录取。比如说格罗顿学校在1906年到1932年期间，有405位高中毕业生申请哈佛，402位被录取。
这种录取方式保证了学校与上层社会的关系，但是导致学术水平直线下降。面对这种变化，这三所高校开始有所行动，到了1916年，学校取消了古典语言作为大学入学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公立高中申请人数的井喷式增长，其中大城市的公立高中生很多是犹太人。随后，哥伦比亚大学在两年内的时间，减少了近一半的犹太学生，但这还是不能阻止上层家庭抛弃哥伦比亚大学。
目睹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三驾马车有了前车之鉴，想尽办法不重蹈覆辙。为了阻挡犹太申请者，一系列新的入学要求开始实施：教师推荐信，校友面试，对运动员或者有“领导特质”学生的偏好，给校友的子女加分，更加强调家庭背景，减弱学术能力的比重等等。学校宁愿录取来自美国中西部新教背景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录取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勤奋的草根”，即便中西部的孩子不是最聪明的。
由于仅仅依赖于申请者的名字无法辨别学生的身份，因此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要求申请者提供照片。“气质”成了新的代名词，包括申请者的举止、形象、语音语调，等等。“耶鲁人”的气质，之前只需从固定的几所高中录取学生就会有所保证，但在这个新的时代，则由主观的审核来判断并维持。从此，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应运而生。
这种“生态系统”一直完好无损地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三驾马车的生源主要还是来自大学预备高中，而这些学生往往都是富家子弟。学校虽然没有官方说法，但是犹太学生常常被有意限制。原来的老男孩俱乐部那一套文化还在继续发展，诸如闭门握手言事、对口学校输送学生等等。即便到了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平均10个位置也只有13位申请者竞争，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为46%。一般而言，在申请之前，你就知道被录取的概率，如果概率不大，那也就没必要申请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表面平静之下的暗流，已经聚集了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原来的“生态系统”。詹姆斯·B.柯南特（James B.Conant）时任哈佛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开始逐步提高学术标准来为更多的学生打开哈佛之门，以便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学生。为了能够识别出那些聪慧的学生，弥补原有固定渠道的生源，他把目光转向了刚出炉不久的心理测量学测试——SAT。
柯南特校长是一位改革者，但不是革命家。他所主张的改变是逐步进行的，在接下来的30年循序渐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顶尖大学的SAT平均分为500分，是美国SAT的中间值，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顶尖大学的SAT平均分已经高达625分。
哈佛进行了改革，耶鲁则选择了革命。当时的耶鲁校长是小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他认识到，如果精英阶层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想继续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必须能够更好地接纳处于上升期的社会团体，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当时社会的众多变化是由不得这三驾马车忽视的。
布鲁斯特于1963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学术潜能提到录取标准之首；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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