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冰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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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的美好时代：北广“77摄”口述实录试读：
引子·唯一的“77摄”
被歌德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的历史，尽显人物的关键时刻，他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闪耀着光辉，普照着人类自身。
以抽象、简练的线条在由三个圆圈代表的镜头组中间嵌入77两个阿拉伯数字，这个精妙的创意来自一枚由“31”个人秉持的群体信物——班徽。
三十年轮流转，“77”卓然而立，精致而简洁，协调而神秘，深沉而隽永。它，到底有着怎样的寓意？
77——1977，就是这31个人命运中的关键时刻。也因了这个关键时刻，他们的个体故事与历史走势交相映照，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唯一”性。
1977年高考：他们是“文革”后的首批高考生，也是“唯一”一批在冬季参加高考、于春季入学的中国大学生。
1977年建制：他们是中国高校历史上“唯一”的“77摄影班”，因北京电影学院77级未招收摄影专业，于是便先有了他们的身影——北京广播学院77摄影班，半年之后，才有了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的78摄影班。
他们是一群被时代和命运选中的人，这31个人，他们将共同的生日定于1977，他们以班徽作为共同的信物，他们享有中国高校唯一的名号——77摄影班。
让我们走近这个唯一的“77摄”，走进一个只有在1977年才有可能出现的奇特组合，触摸一段尚未走远却盘根错节、明暗交错复又渐渐模糊的时光。
上篇 重启·广院有多远
1977年，是中国国家命运的大拐点。1977年，也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这一年，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对于每一位77摄影班的同学来说，堪称个人命运系统的一次大大的重启……
01 骄子前传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今日中国最大的现实是超现实，当我们将回溯的目光放至比1977更为靠前的年份，忽然发现60年代中国版本的超现实更为决绝。
好像在奔腾的大河中间陡然竖立起一道大坝，隔断了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的一切。如此的变故，就好像一场场来来去去的疾病，在刚刚17岁的青春中国肌体上反复发作。这样的疾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政治运动。
只不过，肇始于1966年的这场运动，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拖入了长达十年的疯狂之中。“始”于1966
1966年5月25日，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贴出了署名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激烈抨击北京大学领导班子。大字报一贴出，立即轰动全校。6月1日，毛泽东看到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表态说：“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开始爆发。
可谓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革”造反之火。
伴随着“造反有理”的汹涌浪潮，6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加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随之停止招生。“读书无用论”像夏日的疾风暴雨生生将校园内的学子们裹挟进去。
这一年，任金州13岁，刚刚小学六年级毕业。对于一个在二炮大院长大的北京男孩，他最得意的不尽然是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而是结交比自己见多识广的大朋友们。好成绩、好人缘再加上“话痨”，使得他成为学校有影响力的小小的意见领袖。当全面停课的消息传到任金州所在的学校，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放下书本，积极追随高年级那些穿着军装、威武无比的“红卫兵”大哥哥们，和他们一起投入到火热的大串联中去。任金州：我跑到公安部的门口，就是现在公安部门口的接待室给家里打电话，跟我老爸说，我要到北京站，上火车，我要去重庆，寻访红岩村和白公馆，给我点钱。我爸在电话中大吼你马上给我回来，我一听不妙，立即把电话挂了，马上往北京站跑，就怕我爸派人把我从北京站截回来，跑到北京站身无一文地登上南行的列车。“文革”串联，天下大乱，红卫兵们带着介绍信，走遍大江南北，车票不花钱，吃饭有公家接待。还是个大孩子的任金州跟随着这支队伍向西南进发了，火车上没有座位，就睡在火车的座位底下。四天后到了重庆，瞻仰了江姐被囚禁的渣滓洞；最后从重庆坐船沿长江一直到武汉，在武汉转了一圈，然后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家中，向母亲要了20元钱，又继续南行，串联到了南京和上海：参观了南京雨花台、总统府、中山陵，上海江南造船厂，鲁迅、宋庆龄故居，外滩、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一看过去……返回北京后，任金州身上的20元钱竟然原封未动。
貌似解放的狂欢给一代年轻人带来了短暂的行动自由，但同时将知识领域的求索之路彻底堵死。从1966年到1968年，任金州和他的同班同学只是勉强继续上了一年课程，也就是初中一年级，之后，他们就完全告别了学校的书桌，走入了另外一个天地。1968年，15岁的任金州在父亲的安排下，参军入伍，来到天津郊区成为一名步兵。也是在同一年，18岁的初二学生岑传理被迫中断学业，从学校直接入伍，奔赴青岛成为人民海军的一员新兵。1970年4月任金州于河北兴隆平安堡1516部队3营8连1班
高校停止招生，学校全部停摆，全民闹革命让几代人的脚步停滞。若干年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老三届”的名词，岑传理作为一名“老初二”成了其中的一分子。但对于大多数亲历者来说，这个词和背后[1]的故事，日后都成为蹉跎青春那欲说还休的符号记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遇连年自然灾害，加上高考废止，大量初高中生滞留在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全国在校“老三届”学生超过一千万人，国家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苏联号召青年到边疆开荒，既解决粮食问题又解决就业问题的做法，很快被中国借鉴。[2]1968年12月，上山下乡开始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69年，钟大年加入了这个后来被称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庞大队伍。钟大年：15岁，在现在算是未成年人，需受“妇女儿童保护法”保护。而我在15岁时，被“上山下乡”的大潮裹挟，从北京到了陕西一个只有十二户、六十多口人的小山村劳动。
也许是命运的关照，在和同辈人一起慨然奔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当口，16岁的马国力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当兵的机会，而更加幸运的是，他被分配到中国民航飞行总队从事航空摄影工作。也是在1969年，作为在总参大院长大，有着军界父辈的孩子，和任金州一样，叶青醇入伍似乎是情理之中的正常安排。叶青醇：1969年底，我算是69年的兵。我们部队有着传奇的经历，唐山大地震，这支部队第一个冲进现场。抗震救灾后，驻守在唐山旁边的一个凤山水库，是离唐山最近的一个部队，番号是北京军区炮兵五师50团，我当了一名通讯兵，干的工作就好像《英雄儿女》中手持报话机的王成那样。
当兵，这是“文革”中知识青年最好、最令人羡慕的出路，也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家庭地位的凸显。在77摄影班这个集体中，1954年之前出生的有9名，其中7位都有参军的经历。除4名北京学生之外，贵州的李讯、云南的周五一以及江西的柳春江也在其列。解读当时每一名77摄影班同学的选择，他们和今日同龄人一样，各自的落点都是时代、家庭、个人等诸多因素角力的结果。只是，当他们在一个本该属于书桌旁的年纪而过早地成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时，用幸运和不幸来概括都未免过于简单。
1957年出生的程鹤麟，曾应《凤凰周刊》约稿，写下一篇名为《少年程鹤麟的“文革”岁月》的文章：1966年5月中旬伟大的那一天，不到10岁的程鹤麟正在跟小伙伴玩滋尿窝。1968年10月月尾的那段伟大日子，广播里传来特大喜讯，一个大人物被抛弃了，小学生程鹤麟高高兴兴地戴着印有“红小兵”字样的红袖章跟着大人一起上街游行乱叫打倒狂呼万岁。青年和少年的程鹤麟，其“文革”岁月基本上就跟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常在日记中所写的那句话一样：“无事可记。”
可叹政治风暴中的少年意气竟然如此鲜活不已。无论是到军队的大熔炉里历练，还是投身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修行，开始于1966年的浩大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永远定格成77摄影班或大或小成员的青春期背景。
也许荒诞至极，所以无事可记。70年代
对于77摄影班的50后们，上世纪70年代是身体和思想双重发育的时期。“前有六十年代，后有八十年代，而七十年代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两团狂飙相继卷来时候的一小段间歇，一个沉重的喘息。”这是《七十年代》主编李陀描摹70年代的一段话语。50后们虽然在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但他们都是在70年代成长，在这两个狂飙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者青年时期。
从校园来到社会的广阔天地，军队和农村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任金州、钟大年们的好学生特质，那就是凡事要拔尖的冲动。这种由家庭滋养而成的生而优异的习惯已经嵌入了他们的骨子里。
任金州入伍一年之后就担任了部队教导团的班长，1968年参军的他管理着1966年入伍的兵，于是，他的班长生涯从16岁就拉开了帷幕。只是，相比做管人的干部，精进于专业技艺更让他有满足感。任金州：我是军事训练的尖子，是全能特等射手，步枪、冲锋枪、班用轻机枪都擅长。比赛投弹，我们连最远的一个投72米，为了赶超他，投的时候用力过猛，结果使胳膊受了伤，不过还好，70米，得了第二名。钟大年：农民干活讲求实在、基本功好。当年在农村，农活里最难的“提耧、下籽、入麦秸，扬场使得左右锨”我样样精通，也算是一方佳话。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对于实务的要求从未放低水准，这也许促成了他们日后成为电视领域“顽固的手艺人”。无论是务实，还是务虚，他们是一群从未放低过自我要求的人，这在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份，一颗顽强的学习进取之心分明是一股股自我进步、社会发展的深流。岑传理：父亲为我起这个名字意为“传播真理”。 在青岛当兵的时候，我办了一张青岛图书馆图书证，那个图书馆员说你是当兵里唯一来办图书证的。虽然教育中断，但是文化有很强的传承性，希望能够继续学习的强烈愿望始终没有断。每到放假的时候，部队有一天可以休息，上午还有执勤，下午可以出去，基本一天时间，我能在那儿坐好几个小时看书。
当时大量的读物被当作毒草收缴封存，能读到的都是规定图书。1970年毛泽东倡导高级领导干部读读哲学，任金州写信让自己的家人直接将老父亲的书邮寄到部队。黑格尔、费尔巴哈系列，以及《西方哲学史》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大部头成为任金州和叶青醇的枕边读物。读累了哲学，两人都还自学起了英文，以至于战友们大惑不解，丢给他们一个问题：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答案，但答案似乎已然在他们心里。正如作家韩少功的反思：“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改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叶青醇的枕边书
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的念头好似奔腾的地下河，于流落各处的知识青年们心中川流不息。这样的感觉，对于一批正在“劳其筋骨”的77摄影班成员而言显得尤为强烈。
1955年俞建成出生于杭州，高中毕业后插队去了浙江淳安农村，之后返回城中成为一名工人。大学时代的俞建成（徐佳伦摄）俞建成：这个工厂，也许你们不太清楚，叫混凝土厂，干什么呢？造马路的，我在里面拌混凝土。这个工作是极其极其累的，比农民还要累，没想到工厂比农村还要辛苦，所以就很希望自己的处境能有所改变。
段晓明1954年出生于江西萍乡，高中毕业之后也是插队，开始在一个采石厂采石头，后来又去养猪。大学时代的段晓明（徐佳伦摄）段晓明：1972年开始有了推荐上大学制度，但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本来推荐上工农兵学院，是个大学，最后被人家挤掉了，挤掉了以后我就上了个中专，学的是电厂的锅炉检修，毕业以后就和锅炉打交道了。那个时候钻锅炉比在农村待着还难受，极想跳出去。
1970—1971年，中国开始推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招收工农兵上大学，一系列非客观选拔标准不仅造成了“走后门”现象丛生，而且“唯成分论”也严重挫伤了出身不好的青年们的学习积极性。
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工厂，在命运的流转中，知识青年们在困惑，在思考。这是一群看似被时代卷裹着前行的人，但他们的心从未随遇而安。
乔保平祖籍河北，1956年出生于保定，自小便跟随父母支边来到甘肃。70年代初期，他作为回乡知青在太行山下的家乡陪伴年迈的祖母，经历了五年的农村生活。返城后他每年都回家乡探望老人，因此希望能有机会转到离家乡近点的地方便于照顾祖母。
这样的愿望，对于在北京出生的军队大院子弟刘建新而言，更是一个具有宿命意义的英雄梦想。刘建新：我光上小学就上了四个：在北京的北锣鼓巷上了一个小学，在三里河上了一个小学，之后在外地上了两个。因为我要跟随父亲的工作流动。四年级的时候我跟随父亲在嘉峪关卫星基地过了一年，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父亲就到了西藏，就这样，我在四川完成了中学。高中毕业以后下乡了，两年半后返回成都，在成都市果品公司卖水果。当时我们是因“文化大革命”被赶出北京的，那么我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我要凭自己的努力再回到北京！
一群人，一群时刻准备着的人，一群渴望重生的人，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
一切为了明天，但明天何时到来？“生”于1977
一个时代怎样开始，一个时代就怎样结束。
仿若十年前《人民日报》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告了“文革”的开始，1977年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消息：取消大学推荐制，全面恢复高考。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这个消息的爆出看似突然，其实已经酝酿了数年，它的出炉和一个大人物密切相关——邓小平。伴随着70年代初期邓小平政治命运的起起伏伏，他的“三上三下”也牵涉着中国知识青年们的命运变迁。1977年夏天，教育部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场从8月13日到9月25日，持续44天的会议充满了争鸣的火药气息，其焦点就是要不要保留推荐制的人才选拔制度。刚刚复出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关键时刻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决定：当年恢复高考！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于是，就有了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的这则爆炸性的消息。
这个消息好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是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3]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当远在新疆的王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还是乌鲁木齐县一个公社的下乡知青。作为1976年毕业的高中生，他和当时广大的知识青年一样选择了到农村插队。王政：在乡下，磨地都是晚上磨，坐在拖拉机上在那里耙地，尘土特别大，所以人就留两个眼睛，用布把脸都蒙上，灰尘特别大，一般一干就是一晚上，把高的土坡磨下去，在那儿干了一茬子，这一茬子也就算是一季了，把这个干好了以后才能播种，将一百多斤的麦子背着走到地里头，送到播种机上，再扶着播种机开。冬天就是挖渠，一榔头下去一个白点，挖渠完了淘粪，到厕所里打粪便的冰块，因为冬天粪便就像水柱子一样，我们把它打掉，再把它运的地里头，是这样一个过程。乔保平的高考数学复习笔记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投进水面的一颗巨大的石头，搅动了青年王政平静的心湖。为了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特意购买了茶叶、方块糖等少数民族极缺的东西，找到维吾尔族生产队长，队长很照顾王政，就安排他做了一项清闲些的工作——放羊。王政：在山上放牧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放牧前，我都要带着一个行军水壶，但很快就喝完了，开始只有强忍着，后来有了诀窍：就是要想方设法抓有奶的母山羊，并将羊奶挤在自带的水壶中，以此解渴。也正是放牧使我有了时间和精力读书、学习。
为了抢时间学习，知青们的智慧真是“可歌可泣”。在新疆长大的75届高中生刘新荣也曾经是公社里的牧羊人，也是利用这种公私兼顾的方式，拼命温习着中学的课本。
因为1977年高考10月份宣布恢复，12月就开考，所以留给考生们的复习时间非常短暂。刹那间，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
1977年，乔保平已经是兰州师范的一名干部，在校办厂任车间副主任。为了复习好文科生都发憷的数学，他专门请了20天假，光数学复习就用去了半个月。他找来几册弟弟中学用过的课本，在自己装订的政治学习笔记本里，把所有的例题似懂非懂地抄写了一遍，还请本校的数学老教师孙金铭重点辅导过几次，并工工整整地在封皮写上了“数学复习笔记”。历史和地理只复习了5天，语文来不及复习就上了考场。
当时，社会上有一句名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复习好数学，对于每一位准备高考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数学课本的问题，黑龙江双鸭山矿建公司工人胡立德从自家装煤的仓房中找到了一本老教材。胡立德：自己文科有点基础，就选择了报考文科。语文、政治、地理这些科目，根据复习材料，自己基本可以搞定。最要命的是高中数学课本，如果没有老师讲解，单凭自己看，根本看不懂。家境贫寒，也没钱请老师辅导。好在我比较喜欢书，不管什么书，是书我就留着。我在装煤的仓房里发现有一本哈尔滨教育学院1964年编印的《高中数学》。这是一本函授教材，函授以自学为主，考虑到自学的需要，教材对例题的各个步骤就展示得特别详细。每天吃完晚饭，按照教材的顺序，我慢慢啃起来，学累了，就休息一会再学。
复习第一，政治第二，这是程老汉的玩法。1977年秋天，程鹤麟还没成为程老汉，20岁，刚从地处南平市的一座隶属于福建省广播事业局的电台转发台调到福州，任省电视台值机员。局机关就把他们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年轻人留在局机关，负责监管“清查对象”。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程鹤麟的耳朵里，他立马和自己负责监管的对象——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老李谈了一次话：
程：我想去听辅导课，你不会趁我不在逃跑吧？
李：不会，我问心无愧我跑什么？
程：你不会自杀吧？
李：不会，我清清白白不会自杀。
得，小程听课去了，放任老李一个人爱咋地咋地。老李够意思，没逃跑，没自杀，乖乖待在那间小屋里听收音机看报纸，等着年轻的程鹤麟听完课“回家”。
与“文革”期间正常高中毕业、基础较好的的学生不同，任金州的备考之路进行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1977年，任金州已经走过了五年军队、五年工厂的历程。1974年，他从北京电影机械厂转到了厂所属的技工学校担任班主任，兼政治课教师。任金州：当时大中小学校万马齐喑，谁都不愿意当老师，“臭老九”待遇，知识分子是非常压抑的。我想学习，上大学不成，我通过当老师可以学习，所以只有我去了。教完政治课之后，我就改变了身份，改做学生，坐在最后一排，和技校学生一起学习数学和物理。授课老师们也希望我去听课，因为我是班主任，可以帮助他压阵。就这样，技校两年我把初中到高中六年的课程全补了。上大学是我的一个梦想，当时心中始终有一个情结：一定要上大学。
大学，对他们来说，曾经是不可企及的梦想，而当报考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摄影专业呈现在他们的面前时，对当时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更是一个既陌生又奢侈的名词。因为当时的国人很少有接触照相机的机会。1974年，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前纺车间辅助工张艺谋花了186块6买了一台相机，海鸥四型双镜头反光相机。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元钱的他，是个大花销。献血的钱攒了三年，加上点母亲的资助才圆了他拥有照相机的梦想。说到普通人家与摄影的关系，作家方希打了个比喻：上世纪70年代拍照是件大事，借个相机，换上衣裳，拖家带口奔公园拍一天，跟今天去欧洲旅游一趟差不多。
在1977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选择“北京广播学院”这个艺术类院校，选择“新闻摄影”这个专业的考生注定会有那么几分不同。无论是任金州的“热爱摄影这门技艺”，岑传理的“宣传真理，传播知识”，刘建新的“爱玩相机”，还是程鹤麟的“摄影好拉风”等各个版本对于“摄影”的初认知，77摄影班同学到底共同拥有哪些先天特质？任金州班长的话一言以蔽之：与77级其他专业的大学生相比，在进入这个专业大门之前，他们已经是一群“出身较好，知识面广，视野开阔”的人。
进入一个非凡的专业，必定经受一番非凡的折腾。与其他高校不同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对于当年录取的学生还要进行一轮特别的考核——专业面试。刘建新：当时就在四川招一个，报名的就是好几千人，光我那天面试就好几百人。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面试是怎么回事，就进了四川广播局的院子，一抬头看见迎门墙上书写着标语：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结果考试时考官就问了我：你知道毛主席给广播事业的题词是什么？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考官很满意。到了图片分析这一环节，因为我很早就接触摄影，自己也深爱摄影，所以很自信地对一幅林县红旗渠铁姑娘队人物特写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考官们也很满意。面试完毕，双方感觉都不错。
因为摄影专业对考生视力有特别要求，那就是裸眼视力必须1.2以上。广西壮族考生黄著诚小时候因打石头仗，把右眼打伤，视力只剩下0.8，另一只视力尚好。为了抓住难得的高考机会，他硬是把视力表上0.8至1.5的几行“E”的方向全记了下来，忐忑中过了面试。有一天，正在工地干泥水工的他忽然接到通知，招生办找他有事。黄著诚：我一听差点没从墙上掉下来，心想八成是被招生办看出破绽来了，一路上失魂落魄，硬着头皮回去等待发落。我一进屋就觉得气氛紧张，其中一位北方模样的人眼光特别犀利地盯着我，他先是翻开一本画报，让我评说几幅照片，最后把一张报纸按在墙上，让我离远一点念报上的文章给他听，好在我的另一只眼视力超群，很轻松就念下来了。客人没说什么就走了，这不就更酷、更深不可测了吗？可是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广院的录取通知书，并且是对视力要求像飞行员一样高的摄影专业。
黄著诚的背表秘笈任金州也用过。当时任金州的左眼1.2，右眼1.0，面对考官叶家铮老师，心中有些紧张，但依靠过人的记忆力顺利通过了视力测试。大学时代的黄著诚（徐佳伦摄）任金州：回到单位里，我的心里有点忐忑，我那时候知道学校地址，就给学校写了一个信：北京广播学院招生领导，我实事求是地讲，我的眼睛只有1.0和1.2，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专业，在考试的时候，我就背下来了后两排，结果我的测试成绩是1.5，实际我眼睛没1.5，但是我很喜欢摄影。如果你们认为我1.2和1.0可以上这个学的话，就录取我吧；如果觉得不能录取，我希望你们迅速把我的档案投放到下一个档。
据说，当时这封信转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摄影教研室主任矫广礼那里，他当场表态说：就凭诚实这一点，录他了。从此北京广播学院摄影专业入学视力要求也改为双眼裸视1.0。
一步步走近北京广播学院，对乔保平来说纯属偶然。初始报志愿时他填写了三个学校：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当他向在甘肃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工作的姑妈说起报考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离家乡近方便探望照顾祖母时，姑妈非常欣慰，并向他建议再报一所北京的高校，这个学校是北京广播学院，其中有个摄影专业当年在甘肃有一名招生指标。乔保平：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听说北京广播学院的名字，但我听从了姑妈的建议，决定去改志愿。我愣是跑到区招办，调出来报名表把第三志愿划掉，在第一志愿后面加了北京广播学院，以此作为第二志愿。乔保平在兰州师范学校时的工作证
高考之后，北京广播学院优先招生，乔保平被提前录取。78年元旦过后不久，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他的工作单位兰州师范学校。这时，离学校放寒假的日子很近了。乔保平就赶紧办各种手续，办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很快就回了河北老家与奶奶以及女朋友团聚去了。春节过后，按照开学的日期，乔保平从老家又直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报到。
暑假期间，乔保平返回兰州师范看望同事，学校政工组组长向已经是北京广播学院大一新生的他告诉了一个意外的消息：你走后，单位又收到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原来春节前后，就在乔保平离开兰州的日子里，其他大学正常录取开始，招办也许忘记了在登记册上划掉他的名字或做备注，兰州大学招生人员翻名册一看，这个考生报了兰州大学没人录，就这样又把他重复录取了。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只是就那么几日，便注定了乔保平同学与北京广播学院有缘而不是兰州大学。
阴错阳差，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只是就那么几日，便注定了乔保平同学与兰州大学终是无缘。
在77摄影班的群体里，有两名女生特别引人瞩目，她们的加盟也颇具戏剧性。一个是有警察背景的福建姑娘温化平，高考分数可以直达北大，但就因为北京广播学院提前录取，她没有经过面试，就被爱才的任远老师直接截留了下来；另一个是在北京郊区某小学任数学老师的王桂华，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被系领导作为“农民生”招进了77摄影班，以表明考试的公正与平等。高中毕业，当了三年农民、一年半警察的温化平，青春逼人的温化平
1977年冬季高考，570万人激情参考，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录取比例达29∶1。这一年被后来的诸多评论家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当然，它更是许多个人命运重生的拐点，它给予知识和知识分子以应有的尊严和地位，重启的是一个国家走向复兴的伟大梦想。
自此，一众来自四面八方，背景五花八门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踏进了同一个门槛——大学，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骄子。当时的准考证
02 定福庄的早春
如果把1977年高考比喻成一列晚点多时的列车，将大学录取通知书比喻成车票，有幸拿到票，并且能够登上这班车的乘客，一定是不辞辛劳的早行人和守候者。
如同在不同地点和时刻上车的旅客，77摄影班的31位同学从中国的23个省市奔向北京东郊的同一个目的地——定福庄，北京广播学院所在地。
这是1978年3月，北京的早春季节。老校门
1978年3月6日，惊蛰刚过，周五一就从昆明动身，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终于从千里之外的边城来到了北京。尽管如此漫长，在77摄影班的新生中，周五一的旅途还算不上最远。当时，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火车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之间，车速比较慢，王政买的又是硬座，经过80多个小时硬板凳的煎熬，新疆学生王政就这样颠簸一路到了北京。王政：到了北京以后已经晚点，学校的接送车已经没有了，我下了火车以后，就和我的同学刘新荣遇到一起了。下车以后就问，你是哪个学校的？结果一问正是同班的新疆同学，还有一个同学是播音班的，叫马玉坤，所以三个人就在火车站住了一晚上。要好的王政和马玉坤
和周五一、王政相比，来自南方沿海广东的仇绍强运气好一些，从广州乘坐特快北上，38个小时后到达北京。在那时候，特快已经是仇绍强能坐的最快的交通工具了。广西壮族小伙黄著诚已经不记得自己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只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第一次到首都北京。当年的学生证当年的学生手册黄著诚：虽然年轻时有过一年在南宁当工人的经历，但上大学以前从未出过远门，甚至连火车都没坐过。若不是恢复高考，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够来到北京，并且和母校结缘。
和母校的初接触，从对校门的初印象开始。在杭州学生俞建成的第一印象中，1978年，北京的初春，北京广播学院的初春，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蓬首垢面。学校接新生的校车到火车站来接新生，笑容自然热情，但那场景却很不配合，满眼望去，车站的广场被斑斑点点移动的蓝黑色填充着，并且还与那灰茫茫的天色互相挤兑，似乎在争辩，谁更惨淡。驶往学校的路上，眼见，墙是灰黄色的，路是灰黄色的，高高耸立的白杨也是灰黄色的，白杨的树叶永远是耷拉着脑袋，任凭风沙扑打，毫无怨言。印象更深的，还是学校的校门，车渐渐驶近，印入眼帘那校门，不是黑色铸铁的那种欧式，也不是牌坊式的中式，与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鲁伟在老校门留影俞建成：78年，北广的校门是用直径大约4—5公分的钢管焊接而成的长方形钢管门，上方是半弧形，主色调是油漆漆成的暗红色，又有点斑驳陆离，如果一旁没有那块校牌指点，你说是哪里都可以，具有使用价值，而没有灵魂。
校门是一所学校历史文化的展现，对广院有着很高期望值的俞建成通过校门的外表解读着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校门，也许联想到了毁掉的圆明园，透着西式建筑之风；北京大学校门，纯粹的传统建筑，简直就像颐和园的一个牌坊，向世人传递一个讯息：“我就是中国教育界的皇宫！”复旦大学校门，曾经也想复古，但抵不过京邦的原味，只好西化；东北大学校门，受俄式建筑影响，厚重；哈佛大学校门，不求规模，注意艺术细节；牛津大学为了体现海纳百川的教学理念，所以不设校门。而北广的校门，准确的描绘是令人熟视无睹。高考之前，俞建成是杭州一家建筑材料工厂的混凝土工人，天天走进走出的是工厂大门，而如今第一次迈入大学的校门，因为那扇门的似曾相识，竟也觉得如此的自然。生平第一次踏入北京，踏入北广，从兴奋的期待，瞬间落入平常。从校门复又踏进校园，广院的面积堪称袖珍，广东学生王小幸对于母校的第一印象就是“小”，校园还没有自己的中学校园大。刘建新拍摄的蓍名的广院白杨树
广院所在的定福庄位于京城偏僻的东郊，那时的定福庄是真正的村庄，出北京站沿东行，再出了二环建国门之后，立马风景大变，通往广院的道路两旁树木很高，周围都是乡村田野。土气的周边环境、简陋的校门、局促的校园让学子们少了些兴奋，但他们不知晓的是，这所1959年挂牌的中国唯一的广播电视高等学校几乎比他们所有人都年轻。从建校时起，广院一直以位于定福庄东街的西门为主校门，因为门口较窄，很多车开进校门的时候可谓是“挤”着进来，进进出出的班车被戏称为“考茨基”（考司机）。但广院的风范与个性就在于此，正是从这所小小的校园里走出了众多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大专家、开创者和奠基人。和其他高校一样，广院在“文革”中也未能免于政治风暴的侵袭，校园被工厂占用，教室变成了车间，运动场变成了堆料场，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课桌课椅荡然无存。70年代末，当广院和“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相遇的时候，它正经历着白手起家的二次创业阶段。外表不那么光鲜的母校其实就好像历经浩劫之后的中国，期待着和它的师生来一次热烈的拥抱，彼此鼓励，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余义宁：回头看那个冬天，能够记起的细节十分有限，但是有一道门，却牢牢地钉在了我的记忆深处，那是广院的大门。为什么很多细节我都记不起来，却对一道门的记忆如此清晰？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最近，当我有机会静下心，重新梳理自己的轨迹，我才突然明白，那个影像不仅仅是广院的大门，它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道门。是的，在1977年，高考恢复，大学校门重新打开，虽然还处在将开未开的阶段，但是对于我来说，也已经足够了。
从一个激荡的动乱时代跋涉而来，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各自生命的一个舒缓的出口。老大哥
矫广礼老师是钟大年进入广院认识的第一个人。3月10日入学报到那天，钟大年一早来到学校，矫老师对他说：“你去接待新生吧。”没有任何交待，好像钟大年就不是新生，天经地义知道应该怎么做。其实，矫老师对于钟大年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作为一名插队陕北九年的北京知青，钟大年参加高考时已是工作过数年的公社干部。当年的《新生入学注意事项》
人际之间不经意的一次巧遇，往往由此建立起某种特定关系，并为今后的人生之路带来意想不到的机缘和变化。
1978年3月，来自甘肃的乔保平由北京站乘坐学校接站的大轿车抵达广院门口，正巧被参加迎新工作的钟大年热情接下车来，两人结对各提一头抬着每位新生报到必带的大体积铺盖卷，朝着紧临校门的宿舍楼走去。“老师您贵姓？” 乔保平误以为他是年轻教师。“我不是老师，我也是新生。因为家在北京，被学校通知提前到校帮忙迎接新生。”钟大年连忙解释。“啊，你是哪个专业？”“我是77级摄影班。”“我也是这个班，”说话间，两人很快便走到了宿舍楼口。“你去哪间宿舍？”“哪间有空就去哪儿。”“我那间就我一人，就去我那间吧。” ……
就这样，钟大年成了乔保平踏进广院校门遇到并结识的第一位同学，而且住进了同一间学生宿舍，成为四年朝夕相处的“大学同窗”。俩人都曾有过知青和工作的经历，是同宿舍五人中的两个“烟民”，加之其他的一些相近因素，后来两人自然成了交往融洽、相处默契的好友。
有趣的是，在当天报到的同学中，山东的韩国强竟然将钟大年误认为学校的“老校工”。韩国强：入学报到那天，我一进校门，就遇到了一位“老校工”。他身着黑棉袄，脖上扎着一条灰围巾，略显沧桑的脸上挂着微笑：“七七摄的吗？”我忙说：“是。”他赶忙接过行李就带我来到宿舍。“你住上铺还是下铺？”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我的同学——钟大年。
听到新来的同学有半数见自己先叫“老师”，这时钟大年才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形象：灰衣灰裤，满脸沧桑，实在不像个新学生。于是，一笑憨然。
怀着对学校生活强烈的渴望，马国力由自己的老师，清华大学摄影组组长郑永泽专门驾驶着一辆三轮摩托车送到了广院，郑老师还专门送给了马国力一件皮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两人终于到达了广院的门前。当马国力拍打着身上的“老羊毛”时，走过来两个人，热情地帮助他拿起了行李，并送他到了自己的宿舍。马国力连声说着“谢谢！”他们只是含含糊糊地答应着，马国力心中就一直在想：他们到底是学生还是老师啊？当晚才知道，他们是自己的同学，其实只比自己早几个小时到校。
为了让新同学们早日感受到广院的温暖，学校不仅组织了校车到车站迎接，早到的同学们又自发组织起来，亲自到车站迎接自己的同学。在温暖情意的氛围里，刚刚到校的马国力积极加入到了迎接新同学的队伍中。周五一：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坐了三天火车的我从车站出来，短短的路程，已冻得我双脚麻木，第一次领教了北方冬天的滋味。很快让人感到温暖的是，当时学校居然派了汽车来接站，而且还有先到校的同学前来帮忙。记得挤在车上一同入校的同班同学是厦门来的温化平，而来接站的是后来很有名气的老哥马国力。他俩成了最早认识的同班同学。
河北鲁伟同学的亮相独具个性。作为一名“生下来就挨饿，上学没有课，毕业就下乡”的插队下乡知识青年，鲁伟在广阔天地里修炼成了一副“身体健壮、头脑简单、生猛无忌”的麻辣范儿。为了保护好远离家乡的自己，他挑起扁担，带上被褥、脸盆、网兜之类就第一次进了京。之所以带根扁担，目的就是为了防身，谁若敢惹事，鲁伟同学会毫不犹豫抄起扁担朝他抡过去……挑着根扁担站在北京站前，他才感觉自己用力过猛了。不过他很快在北京广播学院新生接待站附近发现了一个同类项，原来是同车来的河北另外一名新生严翔，是学播音的，他的行李是两个大包袱，中间系着，前后像褡裢似地背个大包袱，狼狈样子比自己好看不到哪去，于是，鲁伟同学一下子释然了……刚入校时的鲁伟（徐佳伦摄）
到校早了一两天，鲁帅哥就被通知到西校门迎接新生，帮人家拿行李。接了很多人，唯独记住了一个人的面孔，后来知道她的名字叫杜宪。看到她第一眼的印象是，身着小翻领蓝布褂上衣，梳着运动头发型，朴朴素素、清清爽爽。心想天下还有长得如此标致的女孩儿，这在我们大队乃至全公社也找不出一个来。再后来，帅哥的眼光被得到验证，她的面孔和形象果然让全国人民都看着舒坦、顺眼。刚刚任央视《新闻联播》主播的杜宪
随着报到阶段进入最后尾声，77摄影班的同学终于全部到位：29位男生，2位女生。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光北京的生源就有7名，浙江、福建和新疆分别有两名，其余省份只有一人。31个同学，来自23个省市，轨迹连起来，几乎是整个中国，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几乎每个人的嘴里都有一种方言。班里藏龙卧虎，光是中共党员就近半数。最大的岑传理28岁，最小的王小幸18岁，全班1954年之前出生的有岑传理、任金州、钟大年、柳春江、马国力、周五一、叶青醇、段晓明和李讯，他们堪称77摄影班中的“老大哥”级人物。77级入校资料
任金州上大学前就已经有十年工龄，刚入学，就被系里指定为班长。原来，广院面试伊始，在系领导矫广礼的安排下，北京的招考老师就特别留意从考生中选拔班干部，选拔标准是政治好，有能力，专业也不错，文化成绩过关。当来自北京电影机械厂的团委书记任金州出现在面试现场的时候，叶家铮老师立刻认定了他就是班长的最好人选。任金州：我是工厂团委副书记，工作十年，入党七年，老党员了，照片分析的好，又爱摄影，文化考试又过关，这些条件让老师们很满意。在复试现场，除了专业问题，叶家铮老师还问了我许多专业之外的问题，例如，在厂里具体负责什么工作？管理多少人？工作状态怎么样？我回答完之后，他告诉我，挺好，如果你能被录取你是否考虑当个班长。
正式入了学，任金州的职务除了班长，还兼任党支部书记。岑传理入学后，班主任白老师找他谈话，让他在班长和支部书记两个职务之间选择一个，任金州经过权衡，本着“远离政治”的原则，选择了“班长”，再经过党员会的举手表决，岑传理当选了支部书记。就这样，77摄影班拥有了一个内定的班长和选举产生的书记，钟大年担任副班长，马国力担任学习委员，柳春江担任生活委员，周五一担任文体委员，班委会正式宣告成立（大三后两年，乔保平、徐佳伦分别接任生活委员和文体委员）。刘建新：在班里，我只是中间年龄段的，任金州、钟大年、马国力，他们真的像老大哥一样，照顾和帮助我们这些年龄稍小的同学。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叫任金州班长。说句老实话，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也是部队子弟，我也是部队子弟，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共同点。
因为同班同学存在着从18岁到28岁的年龄跨度，所以班里会出现非常特殊的情况，甚至刘建新同学和叶青醇同学还有着“辈分”之说。叶青醇：现河南电视台总编辑刘建新比我小不了几岁，却比我小一辈儿，呵呵。我们有一次聊天说起他爷爷刘其仁（原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少将），我很开心地告诉他以后叫我“叔叔”了。他很惊讶问为什么？我说刘其仁的小儿子刘海虹是我小学同学。
不仅仅是年龄元素，更有因地域和阅历等等差异而形成了心理上的互相比照，也就是在这样的比照中，77摄影班的同学们认识着彼此，阅读着社会。王政：到校入班，我被分配与任金州、刘建新、程鹤鹤、张旭奎、李迅同一间宿舍，开始了朝夕相处的生活。在同学们办理手续的过程中，我发现全班31同学中，竟有13人是中共党员，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差距和不足。再则，由于在新疆的生活和学习中，书籍读得较少，信息又匮乏。因此，在认知社会、分析问题中显得孤陋寡闻，更感自己才疏学浅。田广：那个时候同我们班上其他同学相比，我是从最穷、最落后的一个小县城来的，而我们班家在北京的就有7个，占近四分之一，其余的也都是从省会城市或地级市来的。我们班家庭出身高干的有一多半，而那时候我老爸只是一个县农机局的干部，当然了，班里也有一两个家庭出身地位同我差不多的，但人家可是从省城里来的，所以我还是有自卑感。
与田广的自卑感不同，王小幸加入这个集体后大呼“意外”。77年恢复高考时，王小幸刚好高中毕业，于是，他成为77摄影班唯一的一名应届毕业生。入学时王小幸刚满18岁，到广院后才知道自己在全班年纪最小，同班同学多是在社会上工作多年的成年人了。入学的初期，王小幸开始感到很不自在，总觉得与这些成年人之间缺乏共同语言，但他很快发现，这些大同学们和他一样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对校园生活的渴望，对新生活的创造激情。无论年龄大小，无论地域差异，彼此之间都有着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幸运感和自豪感，一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精神风采。徐佳伦习作中的王小幸“我怀念上大学的日子，那是在青春里散步、憧憬中成长，张大口吸着早晨新鲜的空气，连空气都是甜的。”王小幸的回忆里充满着春天的气息。
定福庄的春天来了。
千山万水，殊途同归。当77摄影班的同学们一个个走入母校的大门，各自的命运系统版本已经在定福庄东街1号开始了加速度升级。
03 穷人美
2010年，意大利著名时装品牌Prada的少女副线品牌缪缪(Miu Miu)春夏秀场将假领子重新搬上T台，淡出人们视线很久的假领子突然王者归来！
假领子的回归，也许只是时尚界的小把戏，但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诞生于物质匮乏时代的这个小物件，道尽了国人内心对于时尚和美好的追逐。
穷，但有追求，人人有股力争上游的劲头，正所谓“穷人美”。这也正是77级大学生特有的潮和酷，一个重生国家的激情与梦想。当学习成为欲望
当77级大学生刚刚展开大学生活的当口，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隆重召开，邓小平操着那口熟悉的四川口音，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著名论断，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被摘掉，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这个春天召开的大会不仅解放了人，更解放了智慧！
时代的推波助澜，点燃了77级大学生心中被雪藏了十年的渴望，当他们有幸在科学的春天里步入大学的校园，珍惜和奋进便成为一代人的座右铭。
……珍惜和奋进便成为一代人的座右铭。任金州：“文革”打碎了传统的师道尊严，教育秩序大乱。77级上学后，首先恢复了上课时学生起立向授课老师问好等课堂仪式。我们前两年的基础理论课——如广播概论、英语、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古汉语、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77级三个班都是一齐上的，上课的教室就是一号教学楼的208教室(现在此教室已经改为咖啡厅了)，我、胡欣欣、江良作为三个班的班长就轮流值班喊起立，英语课还用英文喊。我清楚地记得给我们讲现代文学的黄侯兴老师、讲古汉语的张相如老师、讲古典文学的马群老师走进教室看到起立声中一百多个学生(中间不乏二十八九岁和三十多岁的老学生)齐刷刷地站立着向他(她)们喊“老师好!”时，两眼含着热泪，捧着教案的双手颤抖着。张相如老师说：“好多年没见到这种景象了，老师得到了尊重，知识得到了尊重，心里真是非常激动。”他们在讲课中也极为认真、极为投入。马群老师讲台上全版本古典作品的背诵，张相如老师上课时不停走动中的故事讲解，黄侯兴老师娓娓道来的文化大家的精品解读，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遗憾的是，现在纠正“文革”错误已经三十多年了，大学生们在课堂起立向老师问好的礼仪又不见了，一些课堂上出现的倒是老师一边在上面讲课，学生们一边在下面看电脑、玩手机，门口处出出进进的学生，课堂如同一个自由市场，师道尊严再次消失了。马国力：我太希望叫一声“老师”了。小学毕业正赶上那不堪回首的十年，25岁我才有了重新叫老师的机会。我胸中怀有对学校生活的渴望，和对已经失去时光的补偿，我真觉得生命就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对于已经流逝的时光，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徒然地感叹，但77级的大学生们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夺回”！时代已经不会再阻止77摄影班的求知欲望了！
夺回的方法有千百种，其中之一就是马不停蹄地读书。
北京广播学院77级只招收了新闻系编采班、摄影班和播音班三个班，入学前两年的许多基础理论课是三个班在阶梯教室一起上大课。自这一阶段开始，阅读成为同学们学习的主要方式，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籍就好像一盘盘大餐，被猛然端到了一群患了知识饥渴症的人面前。《大众摄影》杂志1979年1月刊封面王桂华：经历“文革”之后，想读书，想尽快丰满自己，嗷嗷待哺的学生以最快速度冲进图书馆，冲进阅览室。课后、饭后就要想着去阅览室抢占一个座位。全国的图书出版少得可怜，史书、名著在“文革”中销毁得最严重。因此，想要在图书馆借一本好书就要等，就要轮流，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轮到你。也许是缘分，我和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汪永晨老师在借书还书的过程中逐渐熟悉。汪老师会在恰当的时候通风报信给我，告知哪本书回来了，赶快来借。钟大年：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新鲜，这正是我进入大学后的心态。在农村时，只能找到《薛仁贵征东》或是《麻衣相术》之类的书看看，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就是通过《自然辩证法》、《大众摄影》一类的杂志。广播学院有那么大的图书馆，有那么多的书和杂志，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真的觉得既新鲜又兴奋。
对于钟大年同学的刻苦精神，室友韩国强记忆颇深。韩国强：大年住我上铺，他的床头有一盏台灯，总是熄得最晚。为了不影响寝室同学休息，他便用报纸遮住灯光读书。他读书很杂，文学、历史、哲学、美学无不涉猎，记得当时他读《东周列国志》到了着迷的程度。那时，我们都省吃俭用，攒钱买再版名著，订专业杂志，为学外语买“半头砖”录音机。学习可谓如饥似渴。大年平时话语不多，但是我们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以及对时局的看法。我感觉大年分析问题很到位也很务实，身上有那么一股农民知识分子的韧劲。他常说，眼下只有打好文化功底，专业才能学习好，我们这些人的弱项就是读书太少。
深夜学习的灯光不仅闪亮在寝室里，还闪亮在阅览室，闪亮在教室中，有时候老师们要出面一个个去教室巡逻，将熬夜学习的同学们撵回寝室休息。任金州：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疯狂地学习，真像一块块干干的海绵浸到水里拼命地吮吸。唯恐没有学习的地方，我们拼抢图书馆的座位，拼抢教室的座位。从静悄悄的图书馆，到静悄悄的核桃林，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抱着书本认真读书的同学。王政：大一到大二期间，那时候都是理论课，所以看书特别多，看书的过程当中有两次，看得我眼睛忽然看不见东西了，失明了。我非常害怕，急忙叫同学把我搀到医务室，医生说“眼睛太疲劳了，要注意休息”，给我开了药并嘱咐说近段时间不要再熬夜看书了，回宿舍睡觉。睡到早上一睁眼，可以看到东西了，过了两三月以后又看不见了。任金州：我们77摄有个极特殊的同学，孙林，课余时间他很少与大家在一起玩儿，而是经常一个人在教室的门后，占着每个班仅有的一台开盘式录音机，头戴耳机反复听英语口语教材，旁若无人陶醉似地朗读。他的英语口语和精读是全班最好的，但他依然不满足，在三四年级时他还一人跑到一墙之隔的二外旁听学习了日语，据说到大学毕业时他还考下了一个日语学历证书。
77级学生有个群体性的特点：大家在学习上都彼此暗暗地叫劲，每一个人都不希望在专业上、在知识面上比别人差，每一个人内心都怀揣着一个远大的抱负，希望在今后的事业上能有所作为、出人头地。有意思的是这些想法他们之间从不交流，而是在学习过程中成为一种“潜意识”、“潜规则”，直至成为一种班风，并将这种风格一直带到工作中。
学习这件事，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努力。正如这句哈佛校训的名言，学习成为77级大学生们内心最深的欲望，与时间竞争，与同学竞争，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中成为灿烂的篇章。
77级大学生中有工作经验者居多，他们十几岁走出家门，被推进一个无边无沿、无亲无故的“广阔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工农商学兵，他们什么都干过；酸甜苦辣咸，他们什么都尝过；悲欢离合，他们什么事都经历过；三教九流，他们什么人都接触过……以至于当他们迈进大学校门时，表现出来的竟是出奇的平静，但平静只是一种表象，与其说是曾经沧海的老练，不如说是重新出发之前的镇静。高考彻底改变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走入一个“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新格局中，忽然发现身边的他们各具优势，或朴实、或狂狷、或内敛、或潇洒，有的文章写得棒，有的摄影水平高，可以说各具风采、意志风发，颇有同道中人大集合的兴奋。这种兴奋之余，也有一种互不示弱的暗暗较劲，但这种较劲体现在学习的竞争中。可以说，学习成了他们的欲望，也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单纯、刻苦、孜孜不倦是那个年代大学生们最主要的特征，也是他们一直秉承的理念和彼此之间共同励志的手段。温化平：沉积了十年，我们这一群人才有机会进入正规大学学习，虽然不曾看见有谁为此欣喜若狂，但心里都知道我们耽误得太多了，每一个人都迫不急待投入到知识的海洋里。在我们那个年代，没人偷懒翘课，没人浑水摸鱼，教室里、图书馆里、洗印车间里、演播室里，无处不是我们的身影。
社会是最好的大学，77摄影班的同学们几乎都经历过社会上的摸爬滚打，他们吃过很多种苦：艰苦的苦，磨难的苦，被压抑的苦……，但正是这些历练和苦难赋予了他们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约束力。胡立德：大学四年，我自己没有过旷课记录，对学校的规定，也是严格遵守。有一年开学，学校规定9日报到，我在哈尔滨车站排队买票时，轮到我已经没有8日之前的车票了，连站票都卖光了，我只好买了一张9日的坐票。当时哈尔滨到北京，特快列车也要十七八个小时，为了不耽误报到，我就拿着9日的车票上了8日的火车。火车上人非常多，过道都站满了人。我挤了三节车厢，挨排问都到哪里下车，想提前预约个位子。有三个人是在沈阳下车，但都告诉我已经有人提前约了他们的位子。我放弃了努力，就站在那节车厢，一直站到北京。虽然站了一晚，坐公交还要换一趟车，赶到学校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但并不觉得特别累，同学们凑到一起居然还打了一场篮球。
摄影专业既要动脑，又要动手，还要跑路，这三样是必备的职业功夫。所以和编采班、播音班相比，摄影班的同学除了要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有副好身体。
在班长任金州和书记岑传理的督促下，77摄影班每天坚持全班集体晨跑，风雨无阻，日复一日。黄著诚：我们每天早上都被书记和班长从床上撵起来出操，像培训保安一样督促我们进行晨跑。最初，谁都不太情愿在大冷天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可是据老师说，我们将要从事的职业需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大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坚持。没想到坚持了一阵子，大家都养成了爱运动的习惯，同学们个个锻炼得身强力壮。
于是那个时候，播音班同学的吊嗓子，和摄影班的撒脚丫子就成了清晨的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军服风
1970年代末期，中国流行假领子。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领子下面有前襟、后片、扣子、扣眼，衬衫的上半截全齐了，但没有下半截没有衣袖。张旭奎指着假领子说这叫“穷人美”。当然，这是后来成为程老汉的程鹤麟同学的举证。
77摄影班的同学们是否流行过戴假领子不好求证，但在他们中间曾经风靡过军服风。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着装风格被外媒称为“蓝蚂蚁”，意为颜色和样式单调。在当时，有件军装是件很牛的事情，借身军官服，戴着军帽，挎军用挎包拍张照片是很时尚的行为。流行穿军服，其实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崇拜，因为军服，尤其是四个兜的就意味着军官身份，象征着地位和权威，是尊严和体面的表现。上大学前的柳春江是空军战士
在77摄影班31位同学中，就有7位有过军人的经历，而且来自海陆空各兵种：任金州、岑传理、马国力、叶青醇、李讯、柳春江、周五一。当他们从社会上重返校园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穿军装。任金州：穿军装给人一种感觉是，我是从部队回来的；我当过兵，那么当过兵的人，等于是很成熟的干部和很成熟的社会精英回到大学，说明我两头都行，我当工农兵行，学习也行，是全能型人才，所以穿军装也有一种优越的感觉。刘建新：我是部队里长大的孩子，父母都是军人。我在广院最喜欢穿的衣服，也就是父母留下来的军装。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其实衣服的颜色和款式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千篇一律了，可我的军装还是天天穿、年年穿，自己也觉得很自豪、很开心。
浸润于军服当中的优越感和雄性之美不仅让77摄影班里曾为军人的同学继续穿着，也吸引着从未当过兵的同学们喜欢穿着，再加上男生占据全班大多数，穿军服便成为摄影班区别于编采班和播音班的一个外在特点。任金州：编采班的同学就不爱穿军装，如有穿的，只是零零星星地穿，而且绝少上下穿，就是又穿裤子又穿上衣那种，一般穿一件，混搭着穿。我们有不少是上下穿一身军服式的。
编采班的同学主要来自工厂，还有的是插队知识青年，播音班的同学家庭背景就更加多元，干部、工农家庭、知识分子家庭的都有。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处于匮乏期向丰富期转化的当口，77摄影班对军服的选择，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心中强烈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以及对自身这个团队的高标准期许。柳春江：全班有很多位同学当过兵，其他同学也大多有军人亲戚，每天都有一多半人穿军装。学校开运动会，我们班做出决定，全部穿军装。我们班当过兵的借给少数几个没有军装的同学参加运动会。全校就我们班服装最为统一，大家特别高兴。
外在透射内在，标准化的流行，在77摄影班整齐划一的外表下，是心态的健康与平等。没有攀比，没有较量，即使是帅哥级的王政，在大学时代也是“犀利哥”版本。王政：我过去放羊的时候，衣服扣子不齐，老掉，尤其是到了冬天，棉衣的扣子也掉，外面衣服的扣子也掉，所以里面的衣服就用麻绳扎上，到了学校以后依然保持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在学校的时候，长的衬衣下面烂了以后，就把下面剪掉，成了短袖了，生活过得特别朴实，在那个年代也是社会的一种风气吧，而且我们进校的时候，有的同学还穿补丁（衣服）。
衣服上有补丁，但心态绝对淡定。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特别为77级大学生定制的奢侈与幸福。柳春江：当年我们的心态与现在的大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入校就知道毕业后的工作岗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思想比较单纯，充满了自信和憧憬。
俞建成用“平等”两个字来描述70年代末的校园生态。在他看来，这种平等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就的，因为那个时代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还很落后，由此形成同学之间的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平等。无论是所谓的高干子弟还是来自边陲小城的同学，彼此之间的经济条件不会相差很大，况且贫困一点的同学还有国家补助。所以，同学之间所能显摆的财产，没有太大的差距，因为大家的穿着饮食和日常开销基本一样。这种平等当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可恰恰是这种经济上的平等造就了同学之间的政治上的平等。没有特别的羡慕嫉妒恨，而这些情绪往往会扭曲人性，所以同学之间的相处都很真诚。当时学习的动力就是为了增长知识，以后到了电视台好好工作。MiuMiu品牌假领子>
进取与淡定，幸福与单一，就这样纠缠着，呈现于77摄影班的学习和生活的两个领域。当我们习惯于拿比照的视角去分析一代人的外在和内在时，其实就像去购买一Miu Miu 版的假领子，可能纯粹是为了矫情一下下。
伊夫·圣罗兰说过：时尚易逝，风格永存。
让我们向77版本的学习风和军服风致敬!
04 胶片的美好时代
2012年1月19日，伊士曼柯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胶片供应商之一，这家百年老店不幸折戟数码时代。
技术的更新换代也许是无法阻挡的潮流，但手艺的炉火纯青却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当古着风和怀旧调成为文艺圈和文化界的主打时，且让我们回眸77级摄影班——这群专业级手艺人美好的胶片时代。堆胶片
1979年秋季，77摄影班结束了理论课程学习，全班分为五个小组到省级电视台见习了一个月时间，10月份回校之后就正式进入了专业课的学习。从此，他们的学习除了啃书本，又多出了一项内容，那就是——堆胶片。
摄影专业课从学习感光胶片开始。刘恩御老师讲授的感光材料，是77摄影班开设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学校给每位同学提供了一台135单反相机，机型多为苏制卓尔基和少量的国产海鸥。
电视系的暗房始终弥漫着显影液和定影液散发出的酸味，照片拍完之后要在这里完成胶卷的冲洗和放大工作，照片质量如何，暗房技术尤为重要。首先要在暗袋或暗室里小心翼翼地把拍好的胶卷装进显影罐里，此过程虽无技术含量，但要十分熟练和细心，操作不当就会使胶卷粘连，导致冲卷失败。显影液和定影液的温度以及显影、定影的时间都有要求，每个环节都要按规范程序完成，否则，将会影响冲卷和洗印的质量。1979年任金州摄影构图课习作《未来的记者们》（被拍摄者均为77摄影班同学）基辅135—4型照相机任金州：两三个人一台放大机，有的人占的时间长，动作慢，洗不出来，就容易手忙脚乱。当时胡芳是暗房实验员，天天给我们弄水弄药，同学们和胡芳老师的关系很融洽。
暗房的显影液和定影液分别装在两个塑料桶里。一次，有一组同学在完成胶片冲洗之后，将显影液和定影液倒回桶里时发生了错误，显影液的桶里装进了定影液，后一组同学的胶卷未显先定，全部报废。刘建新镜头前的仇绍强刘建新摄影习作（被拍摄者为李讯）
为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实验室把小瓶装的显影液和定影液分发到每个人手里。此后，宿舍就成了暗室，大家经常关了灯在被子里装卸胶卷，在洗漱间和宿舍的晾衣绳上也常能看到一条条垂挂的胶卷，这也是摄影专业学生宿舍独有的一道风景。
每次拍完摄影作业，大家都把自己最为满意的照片贴在教室的一面墙上，老师在这里点评，同学们在这里交流，也常引来其他班级的学生来这里观看。挑照片的不足和缺陷，是作业点评的主要内容，所以每次作业上墙，同学们都像经受一次不寻常的考试，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听老师对作业问题的分析，同学之间的点评也单刀直入、毫不留情，没有掩饰和做作，只有真心爱护和关心。
摄影行内有句话：摄影家是用胶片堆出来的。每次摄影作业学校发一盒或两盒胶卷，经常是将发的胶卷拍完，也挑不出一两张满意的照片。为了能交出理想的作品，同学们只能自己掏钱买胶卷再拍。当时，一盒黑白胶卷就是三块多，这对于大多数靠助学金学习和生活，每个月只有十几元补助的穷学生来说，买胶卷着实是一项奢侈的开支。
鲁伟有一位女同学在河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她赞助鲁伟几盒“代代红”牌35毫米电影胶片，用现在的话说，“代代红”胶片也是那个年代的著名品牌，国产电影大多都用这个牌子的胶片拍摄。同学们分享了鲁伟获得的赞助，把大盒的胶片化整为零，截成1米5长一段，然后再分装成小盒。胶卷盒都是一次性的，冲完胶卷后胶卷盒都弃之不用，为了能够让它继续发挥作用，老盒装新卷，大家每次取胶卷都格外注意，不损伤盒盖，如果重复使用胶卷盒，盒盖发生变形会使胶片漏光，在当时的生活中废物利用最多的物品当属小小的胶卷盒了。阿里弗莱克斯16SR型16毫米摄影机程鹤麟：虽然照相机暗房设备均由校方提供，但胶片相纸这些材料校方只能限量提供，实在玩得不过瘾。来自厦门的温化平同学是个活雷锋，她找到厦门感光材料厂的路子，买下处理相纸，不辞劳苦背到北京，转让给同学们。80后90后或已不知啥叫“处理商品”，程老汉简单做个名词解释：所谓“处理商品”简而言之就是：一、达不到一等品但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二、边角料。相声《卖布头》卖的所谓“布头”就是边角料，就是“处理品”。化平兄弄到的处理相纸，有不大合格的（比如相纸小局部漏光），也有边角料。
刘存志老师的摄影艺术课和朱羽君、任远老师的电视画面编辑课，把77摄影班的学习带入电视专业课阶段，此时他们扛起了能拍16毫米电影胶片的红旗摄影机。鲍莱克斯16毫米手持电影摄影机
红旗摄影机是甘肃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当年国内电视台普遍使用的是这个设备。拍照片有“电影厂”胶片做后盾，拍电视作业只有学校发的几盒电影胶片，每盒胶片的长度是100英尺，拍摄时间约2.5分钟，如果拍不好，连补拍的条件和机会都没有。所以每拍一个镜头，都要认真揣摩、精心设计，不能随意按动开关，一旦开拍，心里还要默数着秒数，不能多拍一秒的多余镜头。乔保平灯光照明课作业（被拍摄者为王政）(乔保平电视画面编辑课笔记任金州：甘光厂红旗牌摄影机是手摇发条作为动力的，手摇摇满了拍一次也就拍30秒钟，一个片盒时长是2分半，一拍起来，我们当时喜欢这种咔咔声，摄影机的抓片爪往下一拽就有机械转动的咔咔声，就跟打枪一样，我们拍摄的时候，听到这种声音就特别兴奋。
由于学校设备有限，红旗摄影机也是由几名同学合用。从那时起，任金州和马国力就成了“黄金搭档”。有一次，为了分配好摄影机，马国力同学专门给任金州留了封信：金州：因这几天天气不佳，是否你能先拍，我等到下星期五六再说。摄影机放你家里，里面有一盒片子未拍，你可用，摄影机完好，我已试过，你如需要帮忙，请告诉我……
两人的默契和情谊，从信中可见一斑。大学期间马国力写给任金州的一封信
电影胶片的负片依然要自己冲洗，在颇似作坊的暗室里，同学们先要把一盒盒胶片均匀整齐地缠绕在一个木制的胶片洗印架上，然后放进显影槽里。一切皆为手工作业，既要细心，也要有耐心，每个步骤都不可粗心大意。
拍照片的时候，宿舍是暗室；拍电影片的时候，宿舍就成了剪辑室。本来就不宽敞的宿舍，每人的床边又放了一个布制的折叠式片兜，宿舍显得更加拥挤。片兜是用来放置胶片的，只要剪辑电影胶片，片兜是必备物品，不能缺少。几百英尺的胶片素材，依据镜头内容分段剪开，然后再用曲别针或夹子把剪开的胶片别在片兜的边沿上，剪辑的时候就从片兜里挑选镜头，当片兜里的胶片所剩无几时，就意味着剪片工作即将大功告成。徐佳伦作品《“教学相长”的钟大年和余义宁》
剪辑切刀、看片机和透明胶带，就是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完成电影画面剪辑工作。同现在相比，当时的教学条件堪称简陋，甚至有点“寒酸”。但这非但没有影响77摄影班同学们对学业的专注和探求，反倒成为他们最为怀念的校园记忆和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柳春江摄影习作《刘新荣和孩子在一起》柳春江大学习作（被拍摄者为鲁伟）刘建新摄影构图课作业程鹤麟：摄影班的同学还就是拉风啊有木有！77编采的杨建军跟我一样来自福建，酷爱摄影，可是校方不给他们配照相机啊有木有！16毫米电影摄影机就更木有啦！有次做电影作业，程鹤麟一时抽风想到去天安门广场拍升旗，就拉了杨建军同去，这哥们二话不说就跟着走啊有木有！我从住校的福建籍老师黄炜那儿借了辆自行车，下半夜驮着杨建军还有摄影机从广院出发去天安门。事件以悲剧收场：开始升旗了，摄影机发条不行了，我请杨建军帮忙手摇，摇得不匀，片子冲洗出来，那国旗是哆哆嗦嗦往上升，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拍完回校，刚到郎家园自行车轮胎爆裂，臊眉耷眼去修车，修车店还没开门有木有！刘新荣：朱羽君老师的摄影构图课，让我们真切体会到摄影创作的辛劳和乐趣。为完成作业，我们起早贪黑奔波于北京各大景区、艺术院校、工厂和乡村，能拍出一张得意的照片是最感欣慰和惬意的事。
从照相机到摄影机，从感光材料到胶片洗印，在这个系统地学习知识和掌握实际操作技能的过程中，77摄影班的同学们以笨功夫习得了真手艺，那就是不辞辛苦地付出，不计成本地打磨，只是为了生成一个好作品。周五一灯光作业（被拍摄者为鲁伟）李讯：记得我和王政为拍日落照片，下午4点，才从北京城东的学院所在地辗转几路公交车，急匆匆赶往地处西郊的颐和园，在昆明湖畔寻找最佳角度和最佳构图。拍摄完成，在暮色中一个面包一瓶啤酒，美滋滋地享受着。
对胶片摄影的怀念，实际上是对一种学习氛围的想念，是对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与相处的怀念。来自77级摄影班关于影像的那些启蒙记忆也许是对胶片时代最好的纪念。行走与发现
呵！这一切，
从自己的眼睛里看到的世界，
我把它们都记录了下来！
这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曾经的感慨，它生动表达了摄影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那就是：观察与记录。
当77摄影班在校园内忙于堆胶片的时候，中国社会也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轨道，从国民生活到社会百态，都发生着奇特和奇妙的变迁，一幅幅鲜活的社会图景为走出校门的摄影班同学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在考量着同学们的发现力和观察力。“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77摄影班是最直接的获益者，这个变革的时代给予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也给予了他们创造新事业的激情。用手中的照相机去记录社会，他们积极地深入到了北京城中的角角落落，奔波于取材的空间内，活跃于事件的现场内。刘建新：我在更多的时间就是围着北京转，我围着北京转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坐车到郎家园，完了从郎家园下来以后我就开始走，走到东单，从东单走到东四，从东四走到西四，从西四走到西单，再从西单走到东单，再走到郎家园，再坐车回学校。就这么一天一天这样走，因为在走的过程当中，你不是简单的沿着这条线走啊，这条线你可能还插过去了，你从东四到西四的时候，你可能要经过北海，你可能就拐到北海里头去了；你可能要经过景山，你可能就上了景山了，反正这中间不断地去扩展，所以我当时有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拍的。
刘建新不仅脚力棒，观察力也非常棒。在北京动物园内，一座拱形桥洞下的风景吸引了他，于是，他以此景为素材，拍摄创作了一幅名为《光阴》的作品：公园的一角，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光影从拱形的桥洞斜射过来，树枝、荷叶、流水都闪动着金色的阳光。然而，在这宁静的小景中，作者敏锐地想到了大自然的发展规律，看到了光和影的变化，仿佛听到了时间匆忙的脚步声。作品题名《光阴》，正是强调了年华似水的感受，提醒人们珍惜时光。由于视角独特，构思奇巧，《光阴》被中国老牌的专业摄影杂志《大众摄影》选中，刊登于1981年第6期，编辑部特别给予了点评，称赞《光阴》具有“委婉含蓄”的韵味。
在一群以摄影为职业的同学当中，学生时代的刘建新就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永远走在前面。但这个目标不是那样容易实现的，因为77摄影班的每个人都是不甘落后的家伙。每次拍摄冲洗完毕，将各自的作品挂在墙上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一轮意味深长的“暗斗”，看到其他的同学作品有内容，自己技不如人就会感觉很没有面子。在这种情况下，柳春江同学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出发，继续拍摄，以求一鸣惊人。从阳光美女到王府井淘粪工，他的取材范围可谓宽泛至极。功夫不负柳同学，他的作品《独林画家》还入选了首都大学生摄影展。刘建新习作《光阴》及其说明文字《大众摄影》刊登《光阴》的原始版面
恰如刘建新为自己作品《光阴》的题词：谁不珍惜青春？谁不热爱人生？切勿忘光阴似箭，珍惜，热爱她吧，一寸光阴一寸金！百废待兴的中国催生着年轻人的学习热潮。“与时间赛跑”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再加上国门初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探求更是如井喷样爆发。这样的趋势与潮流一次次生动地呈现在了77摄影班同学的镜头中。(柳春江作品《王府井的女清洁工人》(柳春江作品《王府井的淘粪工人》任金州：当时，在劳动文化宫举办一个国际风光展览，是与国外某个机构联合举办的，很多中国人都想看，得买票。当时买票很不正规，卖票人被挤得站在台阶上，一人多高，就站在台阶上往下卖票，人就往上涌，队形已经全乱，所有人把手伸出去，像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一样。我正好在现场，就急忙选取了一个侧边的角度，将这个热烈的场面抓拍了下来。那个如潮的人海仿佛知识的海洋，买票人渴望的目光恰如点点波光，这个场面一次次感染着我、感动着我。我为自己的这个作品起了个名字《求知的浪潮》。
80年代初，在《北京晚报》和香港《摄影画报》联合举办的摄影比赛中，任金州的作品《求知的浪潮》脱颖而出，荣获了优异奖。抓拍式创作对于一位摄影者而言，考量的职业功夫不仅是对生活的敏锐，还有对现实认识的深刻，这正是77摄影班用手中的照相机参与现实生活的出发点，它完全背离了过去媒体富有宣传意味的组织拍摄。从摆拍到抓拍，从宣传到纪实，77摄影班的学习和实践越来越贴近社会发展的脉动。韩国强：我曾经拿着相机跑到北京大学，去关注北大竞选，观察胡平、王军涛们如何参与社会生活，我也曾经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实地观察，再思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大学生不一样，我们经过下乡、工厂，然后再上大学，77级对国情比较了解，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
技术课学习感光控制、曝光、影调，构图课学习构图、主体陪体、远全中近特的景别变化，77摄影班的同学并没有将专业领域的领悟停止于此，他们要把这种形式赋予一种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对生活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曾经的阅历和积累，使得他们更愿意以社会观察者和新闻记者的身份表达内心的观点与想法，记录生活，反映生活，提炼、表现生活，而不是组织生活、不去艺术加工，这是与北京电影学院78摄影班“艺术的深刻”迥然不同的“纪实的深刻”。温化平：1980年，我在《摄影构图》课的作业《第一天》在第一届首都大学生摄影展上和北京电影学院78摄影班学生张艺谋的作品《中国姑娘》同获特等奖。那是我第一次获专业奖，既不知道当时的张艺谋是何人，更不可能知道日后的张艺谋会成为第五代的领军人物，但那领回来的小奖状也着实让我得意了很久。要知道上学前，我不仅没有见过电视，而且极少有机会摸到过照相机，和班里的同学比起来，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很自卑的。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后，我在学习电视新闻摄影这条路上，在新闻上、在摄影上开始找到了感觉，有了自信，渐入佳境，与此同时也有了成就和成就感。摄影班素描课（美术教师贾国士正在给任金州讲授人像素描）
有了成就感的77摄影班以自办展览的方式公开秀自己的作品。每个同学自己准备硬纸板，将自己的作品裁切好，贴在硬纸板上，数量不限，只要是本人认为拿出手的就尽管拿出，最后用铁丝将所有的照片串联起来，挂在了广院人气最旺的学生食堂。甫一亮相，惊动全校，一看不过瘾，又继续转移到了教工食堂。
77级摄影班一朝成名全院知！温化平摄影作业（被拍摄者为仇绍强）生活的哆咪嗦《生活的哆咪嗦》是班长任金州同时期的一幅摄影作业。任金州：一个盲人老人坐在那儿，两个恋爱青年在他的背后，幸福与不幸，温暖与孤独，来自生活深处的冲突与对立在《生活的135》这张照片上构成对比。朱羽君老师看了以后挺激动，她建议不应该用生活的135，应该把135底下再加三个点，不是激昂的135，是低沉的哆咪嗦，我就加了三点，是低音的135。
行走与发现，在行走中发现生活，也发现着彼此和自我。时代的多重印迹、生活的丰富层次在77摄影班社交与集体生活中渐次彰显。王政：在大学期间，班长任金州年龄较长，事事都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无形中成为大家的楷模。记得在上大一和大二期间，任金州曾两次邀请我到他家，并和他家里人一同共进午餐。由于在他家的饭菜如同今日的饭菜数量和质量，使我为之感动。毕业后，我曾问过任金州：“当时同学们是不是经常去你家做客。”他答：“不是，也就请你去过。”看来是对小弟我的格外体贴和关照。(任金州与柳春江在校内聊天
在王政眼中很是热情大气的任班长，在王桂华同学看来，却有些“守财奴”的架势。王桂华：上学时任金州和程鹤麟住在同一个宿舍，程鹤麟肯定是遇到了很急的事情，张口向带工资上学的任金州借20块钱。任金州思想斗争了一夜，最后的答复是不借。在毕业30年后，我已经看清楚，看家守财一定要找任金州。
30年后，重提“借钱事件”，班长任金州终于为这个事件解了扣。
话说1979年，徐悲鸿奔马邮票发行，一个小型张就5块钱，文艺青年兼集邮迷程鹤麟心向往之，但就是手中没钱。无奈之下，向带工资上学的任班长求援。任金州：程鹤麟说借20元钱买“奔马”邮票，当时我身上没那么多钱，家在礼士路，我还得骑车回家拿，就没答应借他。一是当时懒得跑，但是最主要的是不想借他，太奢侈了，这邮票太贵了。当时12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最贵的菜才两毛，拿20元钱买邮票，简直太奢侈了！我个人也喜欢集邮，但我自己都不舍得买。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最终没有借钱给他。不过事后我一直抱着歉意怀揣着这份记忆。
对于自己“老抠”习性的形成，任班长的反思很有时代的典型性，这也许是徘徊于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阴影使然。
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当时任金州正在上小学，“吃不饱饭，有点钱全攒着”是他对那个年代刻骨铭心的记忆。任金州：我们小时候用完牙膏，把牙膏皮收集起来，好长时间才攒七八个牙膏皮，将它们卖了可以换几分钱，60年代的广州一两分钱可以买一块木瓜。木瓜是绿的，泡在白醋瓶子里，一般是两分钱一块，用竹子签扎出来吃，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那东西，我爱吃醋也是那个原因。老母亲给我钱买一壶醋，五分钱的醋，我抱着醋壶往回走边走边喝，到家以后一壶醋就喝完了。那个时候的一分钱算是珍贵物了，也养成了我生活中“抠”的这么一个习惯。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的任班长，显然与程鹤麟同学超前消费的观念截然不同。但班长就是班长，钱可以借，但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若是借钱买粮票吃饭，自己绝对会毫不犹豫骑车回家取钱，而且借出去根本没打算要回；若是买奢侈品，概不出借。消费观超前而被“驳回”的程鹤麟（徐佳伦摄）
没有借到钱的程同学就这样遗憾地与“奔马”擦肩而过，但也将两份遗憾留在了任班长心中。任金州：没有借给他20块钱，我觉得很后悔，其实我当时有那个财力；后来，徐悲鸿“奔马”邮票特别值钱，我就发现程鹤麟是很有投资眼光的，而我却没有这样的先见。遗憾有两个：一是没帮到人家，二是我也没买。
这个遗憾可能程老汉早不记得了，他能记得的不是话剧就是美女。
有一次，校方组织77级同学去北京人艺观摩话剧——莎士比亚的名剧《请君入瓮》。有播音班的美女陪同，还能看到自己心中的话剧表演之神，程同学幸福得一塌糊涂。但就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即将结束在一片祥和的大结局中时，那位被程同学视为话剧表演之神的名角把“白头偕老”口误成“白老偕头”，字正腔圆还掷地有声，整个剧场都被惊呆，台上台下霎时间万籁俱寂，空气凝固。散场后同学们议论纷纷，播音班有女同学痛心疾首说：哎，现在最难过的就是他自己了。但有谁知道，更有难过者就在身边，面对偶像的失常，程同学怕是有无法承受之重……程鹤麟：我们还看过美国杨百翰大学学生的访京演出，美国的同龄人穿着花里胡哨的衣裙，男男女女互相搂着抱着跳舞令人印象深刻。还记得有次看啥晚会，女报幕员上台报幕时，坐我身边的班长任金州端着相机对她瞄来瞄去，嘴里说：“程鹤麟，你说要是她这会儿摔一大跟头会怎么样啊？”任金州真坏啊有木有！
再说77摄影班仅有的两位美女——王桂华和温化平，作为“稀有动物”的她们却“独属”于第四小组的五个男生——钟大年、乔保平、韩国强、余义宁、 徐佳伦。乔保平：刚入学分组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女生分到了我们组，我们宿舍五个男生，加上她们两个是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小组。后来班里有同学就提意见，说咱们班就两个女生，怎么分到一个组了？应该调出来一个分到我们组。但是没有拆开，没拆开的原因就是她们不同意，她们两个女生希望在一起做个伴。所以她俩就没分开，四年来始终在我们小组，别的组都非常羡慕我们。
第四小组让人羡慕的原因除了有两位女生，还有一个很大方的大款——钟大年。在77级摄影班年龄稍大一些的学生中，只要在上学前有五年工龄就可以带着工资上学，当时任金州已经是三级工，每月工资47元多，是班里带工资上学的同学中最高的一位。钟大年每月工资稍微低一些。对比大部分依靠助学金上学的其他同学，他们称得上是学生中的大款。任金州：钟大年很豪爽，他们组经常花他的钱，掏钱请客吃饭多，一直到现在同学们聚在一起吃饭时，但凡有钟大年，都是他主动买单。
来自于人民公社，习惯了集体所有制生活的钟同学，也习惯了同学们和他共同享有自己的私人财产。钟大年：我的工资基本上成了我们小组的活动经费。经常我的工资刚从陕西汇来，我还没见到，余义宁已经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去了。韩国强：大年自己在生活上十分节俭，吸烟舍不得买烟卷，而是用旧报纸卷着烟丝抽。他常说：“我们这些下过乡的人，什么苦也能吃。”但和同学们在一起，他花钱却很大方。那时我们上街打牙祭，大都是大年买单。
有热心人张罗，又有经费支持，第四小组的摄影创作和业余活动多姿多彩，七个人常常结伴而行，八达岭、香山、颐和园、北海，直至北京的大小胡同，都留下了他们拍摄的足迹。钟大年和王桂华家都在北京，只要大家一行动，他们就在家里备好吃喝，与组里的同学一起分享，其乐融融，宛如一家人。有一次用电影摄影机拍摄作业时，为了拍摄真实的海景，他们一起远赴北戴河。为了拍到壮观的长城日出，七个人选择了晚上出发，夜宿长城。徐佳伦：当时想要拍长城的日出，但是交通工具很不方便，晚上开始坐汽车，然后坐火车，坐到长城脚下一个车站，我们自己带了煤油炉和锅，在候车室里头做饭，引得车站管理员过来看我们究竟在干什么。当时天已经很冷了，唯恐错过日出，我们晚上没敢睡觉，就在那儿聊天，聊到天蒙蒙亮爬上长城，不幸的是既没看见日出，也没拍到好照片，因为天气的原因太阳没出来，再加上学校发的普通照相机，没有变焦镜头。
当时北京广播学院地处郊区，远离城市，学生们出行是个大问题。按当时北京市公交月票的分类，到达北京广播学院需买通用月票。市区、郊区都可用，5元钱一张。这种月票还分“通工”和“通学”；“通工”是5元钱一张，“通学”是4元钱一张。就是这4元钱要花去一个学生一个月生活费的四分之一，尤其是外地来的学生一般都不会买月票。只有北京的学生因为每个周日都要回家才会买月票。地处偏僻的广播学院，学生想进一次城且不说路途遥远、搭上时间，车钱也是不小的数字。在那时，学生之间月票借来借去是常有的事情。也是因为地处偏僻，北京电影学院因为有个美术专业，画月票便成了他们的特色，那时的做法也成为每个学生记忆当中的一道风景。啧啧，看看那时候的身材！——密云水库游全班的密云水库游，“贤惠”的周五一在做饭王桂华：北京广播学院在定福庄，北京电影学院在朱辛庄，这两所地处偏僻郊区的学院，一所是培养电视人，一所是培养电影人，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说在少有的摄影展、画展上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就是常客，因此我和电影学院78摄影班的女生在摄影展相识，至今都是好友。
为了看一次画展或影展，有同学拿着借来的月票或是自己画的月票进城。月票一般是男生跟男生借，女生跟女生借。但是，更夸张的是，竟然有大胆的男生，拿着女生的月票也敢蒙混过关。
同过班和同过小组的不一样，同过小组的和同过宿舍的又大不一样，在一起“睡过的”印象就格外深刻。且让我们共赏鲁伟同学的妙笔生花——《在同一宿舍睡过的那些人》。(大学时代的鲁伟大学宿舍里刘建新的床
——黄著诚，来自壮乡广西，我们亲切地叫他“阿黄”，可能是套用“刘三姐”中的“阿牛”来的吧。压根儿就没想做官的他，参加工作后却一直在做官，他荣获“韬奋奖”的时候，我还在干着“淘粪”似的蓝领苦累活儿。在校期间，阿黄睡在我的上铺，他熟睡后的样子很特别，眼睛始终是微睁的，想对他下手干点什么坏事儿得掂量一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看得见呢。阿黄还有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画面，就是他看书时的姿态，可以用“端坐”来形容，腰板儿很直，眼睛和书的距离保持着教科书式的规范，且神情极为专注。最雷人的事，算是他最初与大家一起在公共大澡堂洗澡……算了，此处省去25个字，还是给现在做局领导的黄局长留点隐私吧。
——马国力，宿舍里唯一的一个北京人，带工资上学，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外地愣小伙儿，与他始终有一种距离感。当时，在我眼里他既是个大哥也是个“大款”，可夏天穿着后背尽是窟窿的“和尚领儿”，没个款样儿。他刚开始还总主动让我和田广抽他的不带过滤嘴儿的“香山牌”。打那儿以后，不管他主动还是不主动，反正我是再也没买过烟抽，“香山牌”始终放在他的床头，从未断过档。临毕业之前，老马不无欣赏看着我说，小伙子这几年被熏陶的啊……说半截话是老马的习惯，下半句我想可能是“有个人样了”吧，在老马眼里，我在没“熏”之前，还指不定是啥样子呢。
——柳春江，一个脑容量很大的江西“老表”，一个性情宽厚的兄长。据说他的一篇题目叫做“九月九”的高考作文还被选为77年的高考范文。“聪明绝顶”的他，在校期间的发型就已经酷似毛主席，心想真的不愧为革命老区的革命后代，连发型都要追随革命领袖。老柳是个电影篓子，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电影没他没看过的，说起电影那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人啊，有长项就有短板。智力超群的老柳体能一般，胳膊柔软得像个女人，遇到体育课玩单、双杠，老柳绵软的双臂艰难地支撑着大头的样子，甚是让人同情。鲁伟镜头前的柳春江
——刘新荣，一个新疆来的汉族小伙儿，一个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纯爷们。这个纯爷们天生不怎么长胡子，说话声音小却节奏快，走路步幅小但步频快。他在平常拿物件时，不经意间小手指就很自然地翘起来，这时总会让我抓个现行。私下里，我就叫他“荣荣”。荣荣性情温和，心地极为善良，与世无争，观察力很强，记忆力很好。荣荣经常揪住我说，你看你看，怎么能这样！久而久之我发现荣荣还是有“脾气”的，这个“脾气”源于他对事物的一贯看法，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他很坚守。在校期间我们关系很好，记得我打篮球时被打断了门牙，只有他三番五次陪我往返于学校和北医大附属口腔医院。大学时代的刘新荣
——田广，一个来自宁夏的回族小伙儿。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一年四季都堆在床铺上的那件老羊皮袄，实际上那是一件军大衣，是长城以北的解放军冬装的标准装备。在那个年代，那是件不是谁都能搞得到的奢侈品。田广很安静，囿于自己的世界里，不大与人交流。大学时代的田广
——王屏，一个来自河南的江苏人。此仁兄除了鼻梁有一点点不易察觉地偏左以外，可以算是一表人才、风流倜傥。与我这样不到20岁，还有些天真稚气的人相比，他显得成熟老练得多。在宿舍里虽然我和他床铺相对，但却有咫尺天涯之感。大学时代的王屏大学时代的刘惠东大学时代的余建成
若把77摄影班比喻成一个江湖，来自浙江的俞建成和湖南的刘惠东显然不属于少林武当大派系，而是独门小道上的少数派。在一个“文革”余温尚在的年代，他们来去自由，保持独立的个性做派显然是奇葩两朵。俞建成：无独有偶，学校上学的四年，居然还有一个刘惠东和我相似，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们的行为却如出一辙。记得夏天军训时，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趴在烈日暴晒的野地里练射击，唯独我俩在宿舍的房间里悠哉悠哉休闲着。我俩都是学校乐队的，在晚上九十点钟，同学们都想静下来看书，而我俩把铜管吹得无比嘹亮，气得住在楼上编采班的学友们直摔脸盆，可也没人前来当面说我们，而住在我们隔壁宿舍的我们班的同学，当然更不会有话了。
从上小学开始，俞建成同学就是一个要求上进的学生，在班里一直当班长，直至高中毕业。到了农村，又是知识青年的小组长。到了工厂，第一年就评上整个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但是进了大学，他似乎改头换面，当了一回后进。若干年后，俞同学将自己的后进总结为体制范畴内的后进，在道德范畴，他一直是一个先进的人。体制范畴中的后进，却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如此地自由自在，这是俞同学万万没想到的。现在想来，在体制内后进的人，属于靠墙站着的，无路可退，无可竞争，于是乎会博得更多的同情而不是为难，这样的日子当然好过，这可能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境界。
无论是以小组为圈子，还是以宿舍为单元；无论是主流党干，还是边缘文青，77摄影班的每一位同学和着一个时代与一所大学的律动，演奏出各自人生的哆咪嗦。那些纯真和复杂，朦胧与真实，独属于他们，独属于一个美好的胶片时代。
人生漫长，只此一段。
05 我为什么要赞美你
用影像记录和发现社会；
用行动参与和呼应时代；
用文字迎接和拥抱春天；
在路上，77摄影班曾经和一个于反思中求变的大国一同辗转……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
1978年之于中国，就好像1977年高考之于77摄影班，堪称一个大转折的时刻。这一年的中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在做着同一个事情，自上而下叫做拨乱反正，自下而上叫做民主觉醒。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一个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一个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是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标准提出来的。“唯一标准”针对的就是“两个凡是”。两者尖锐对立，一时间，理论界和政界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文革”虽然结束，但如何评价“文革”？上层的争鸣如黄钟大吕，坊间的动静也从未消停。若把76年天安门事件看做民众意志的初体现，那么稍后的星星画派、朦胧诗、伤痕文学浮出水面，恰恰是民间各方力量自下而上的觉醒与反思。77摄影班同样被卷入到这股汹涌的思潮中。任金州：我们这一代人生于毛泽东时代，是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中成长的，同时又切身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重创。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面对各种思潮，我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与辨别。
比任金州年龄稍小的另外一位老大哥钟大年，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他的反馈有着一贯的持重。钟大年：我还穿着老棉裤老棉袄时，交际舞、喇叭裤已经被风行、被礼赞；我还贪婪于巴尔扎克、爱森斯坦、斯坦尼体系这些艺术传统时，星星画派、伤痕文学、朦胧诗等等已经强烈地冲击着那时的文艺青年；当我在为终于脱离了政治有一个专业可学而庆幸时，民主墙、三角地、竞选学生会主席一类的政治游戏成为大学校园的一道风景线……农民毕竟是农民，面对一个全新的校园生活和变化的时代，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大哥们都在思考，都在观望。和钟大年同岁的叶青醇同学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率性与高调。
正如人本心理学家罗杰斯在《个人形成论》的开篇从自身家庭背景谈起，这绝对是观察了解一个人的方法论。出生于世代华侨家庭，父辈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首个航空大队，自小在三里河总参大院长大，入伍期间最好的伙伴不是战友，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英文。以上信息虽然只是叶同学家庭和个人背景的只言片语，但足可以让我们看到大院子弟——叶青醇的些许底色：骄傲、激进、文艺、感性、敏锐，还有一点，用当下的话说，就是“潮爆”。
70年代末，国人渐渐有了文艺生活，交谊舞和国标舞开始风行。周末把书架子一收，广院的老图书馆于是就成了临时舞厅，在一众潮男潮女当中，叶同学凭借潇洒的外表和出挑的舞姿，很快成为全校大名鼎鼎的舞会王子，吸引了很多漂亮女生的青睐与追捧。由于父母在香港工作，叶同学真是大有潮的资本，不仅第一个将双卡录音机拎进了广院，也是广院第一个拥有日本进口摩托车的学生。
叶同学的潮不仅体现在外在，他的潮更在骨子里。天安门“四五运动”爆发时，还是工人的他不仅给予积极关注，而且还动手写了多首激情昂扬的诗歌。当北岛在诗作《回答》中以一句石破天惊的“我──不──相──信！”震醒茫茫黑夜时，叶青醇对于社会和时代的思考进入了更深层和更强烈的悸动。
随着国人对于“文革”反思和争鸣的不断深入，1978年11月出现的西单民主墙，彰显出人民要求民主的迫切愿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叶青醇发起组织了一场“民主讨论会”，在校园搅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叶青醇：我作为摄影班的代表和播音班的白羽、编采班的郑固固共同策划和组织了这次讨论会。我们顶着被开除党籍的压力，承受着一些同学的冷嘲热讽，也面对着广大师生的热情期待。
11月28号上午，叶青醇与77播音班的白羽、77编采班的郑固固商量之后，在学院贴出了“新闻系民主座谈会”的海报。时间是晚饭后，地点在一号教学楼二层大教室。但是没有落实重点发言的人，因为敏感，所以名单无法确定。
晚饭前，支部书记岑传理找到叶青醇谈了话，暗示系里不同意这个座谈会。叶同学听完心都凉了，但是通知已发，只好硬着头皮开了。叶青醇：晚上6点半时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虽然很多人是来观望的，但也是一种支持，心里多少有些安慰。我先做了一个说明：这次座谈会是响应《中国青年报》关于开展“民主与法制”讨论的号召，在同学中对关乎国家命运的民主与法制问题进行讨论。
叶青醇讲完之后，有片刻的冷场，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坐着、期待着……谁是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人？此刻，多么需要一个富有勇气的同学打破这个局面。于是，叶同学又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这时忽然有人大声说：小宋要讲！76级艺术系的小宋心一横走到前面的麦克风前。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应该对毛主席有个正确的评价，如果不破除对个人的迷信，在中国就不可能建立起法制和民主。他很好地开了头一炮。
接着是白羽发言，他重点讲了“民主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他以南斯拉夫为例子，因为政治上的民主，该国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快的，基本达到了欧洲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随后是外语系的一个毕业生，他讲得趣味横生，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特别是他在模仿反对学生讨论民主的一个校领导时，更引起一阵爆笑。严肃的话题变得轻松了。
班长任金州以参加座谈会的实际行动支持了叶青醇的这一激进之举。任金州：叶青醇他们的讲话我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但是叶青醇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没有现代化的思想，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社会。’其意是首先要解决思想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的思想很受禁锢，有什么思想？党中央、毛主席、国家早把思想路线弄完了，你的任务就是学习和执行，不能对现行体制进行思考，而叶的意思是对现行体制思考，这个体制不是现代化的，此类的碰撞思想对我们启发都很大。虽然我也是学生，但我是班长，稍稍有点责任感，我不希望这个班的同学们出现一些事情。“文革”中对我毕竟有些修炼，希望在稳妥中发展，所以我在发言中强调对毛泽东要一分为二，对现行体制也要一分为二。
在任金州、马国力发言之后，播音班的老大哥汪良终于克服了犹豫，发表了一通不断引起掌声的演讲。气氛越来越活跃，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最后一个是程鹤麟，他谈的是我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其言辞之激烈令人瞠目结舌。
广院的民主座谈会在一阵喧嚣的激昂中结束，没有结束的是师生们对于中国“文革”和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再思考。77摄影班的这一动作，在广院上下引发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有“开除叶青醇党籍”的声音，但这样的声音已经成不了主流，77级再一次以自己的特立独行表现了一代大学生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独立思考。
若干年后，叶青醇同学撰文，回忆“广院民主座谈会”，30年风雨磨炼，率性和赤诚依旧未改：一年后，“西单民主墙”被推到了，但在人民心中却竖立起了一座民主墙。记得当时流传着一首西单民主墙上的诗：“我的朋友，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再见！我能对你说些什么？说春天的严寒？说枯萎的腊梅？不！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我们应该带着尊严告别，不是吗？”异端是生活的诗歌
人世间有许多奇迹，人比所有奇迹更神奇。
这句话是盗用大诗人歌德先生的，也间接盗用了文字研究者程老汉的，因为它出现在程老汉的著名大作《喇叭裤礼赞》中。“西单民主墙”风潮中，广院一下子就涌现了两个奇人，且形成了北南呼应之势，“北”指的是北京学生叶青醇，“南”即指福建学生程鹤麟。
叶同学的民主座谈会未及落幕，程同学就赞美起了喇叭裤。民主很严肃，喇叭裤是什么？
为什么赞美喇叭裤？这个听起来很酷的问题回答起来却一点儿也不酷。
歌手艾静有首歌《艳粉街》：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也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已被撕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这首歌现在听来有种三流惊悚片的滑稽，但却是70年代末期的真实版暴力。程鹤麟：国人喜欢为别人的穿着打扮操心，这份操心在“文革”十年里，演变成一种准政府行为，穿什么衣服变成思想问题作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衣服宽了窄了，裤腿肥了瘦了，裙子长了短了，全被上纲上线。“文革”期间曾流行窄小裤管的“铅笔裤”，红卫兵不爽，满街拦人，拦住就剪裤管。“文革”结束，喇叭裤顺着吱呀打开的中国国门的门缝溜进中国，迅速风靡全国。一夜之间小裤管变成大裤管，操心的人又开始操心了。虽然再没人上街剪人家裤管，但报纸杂志上讨伐喇叭裤之声此起彼伏：喇叭裤代表虚幻、代表没落、代表腐朽……
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怎么还搞“文革”那一套呢？报纸杂志干吗跟年轻人的裤子较劲呢？我不服，我偏要！愤怒出诗人，程鹤麟拿起笔做刀枪，直指“中山装卫道士”。
喇叭裤礼赞
我为什么要赞美你？我赞美你，就和欢呼邓小平在休斯敦戴上牛仔帽一样，——我欢呼新生活的来临，我赞美新生活的来临。你，喇叭裤，和牛仔帽一样，报告了一个时代面貌的即将改变，你随着柔和的一阵暖风来了，复苏了我们心中的活力。我从你这里，好像看到，在我生长的土地上，到处是生命的光波，到处是新鲜的情调。
我为什么要赞美你？你也许感到惊奇？是了，你自己不曾有过这个愿望。这正如你从来没有想到有那么无聊的编辑，会在报上不厌其烦地谈论你一样。然而，正像人们穿上你，是凭了他们的意志，我赞美你，完全是凭了我自己的意志。
我为什么要赞美你？因为我从你这里，领悟了启蒙文学的“宙斯”歌德这句充满自豪感的话：“人世间有许多奇迹，人比所有奇迹更神奇。”饮食起居，多么平常的事，有几个艺术家从这里产生过灵感？而你却超越群雄，把美带到了我们最具体的生活中来，在平凡中创造了奇丽！——你一定是缪斯的化身，抑或是她神圣的使者？你唤起了我们对生活的向往，你唤醒了我们的审美情趣。——我们的生活内容，原先只是贪温图饱；我们的审美情趣，曾经为中山装和标准服所麻痹，以至于迟钝得就像布什门人。是你，缪斯啊！振作了我们的精神，培养了我们的高尚情操。
假如春天没有花，假如人生没有爱，假如人生没有美，那还成个什么世界？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喇叭裤呀，缪斯！我赞美你！因为我从你这里，看到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依照它所属的物种尺度和需要来造形，而人类却不断地依照美的发展规律来造型，并在美的创造中自我享受。
你是美的。——这并不因为你受到了一些正襟危坐的中国人的白眼而稍有逊色；恰恰相反，正由于你的美好，你畅销世界，风靡全球。你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确认，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人人对你笑脸相迎！——你的线条，飘洒自在，优雅浪漫，给人以和谐自然的感觉。我记起了一个美学家的话，和谐是生存和繁荣保证的表现，和谐是事物的合理、完善的结构的表现。那些留恋中山装、甚至希望穿马褂留辫子的人，说你癫狂。然而在我的眼中，你的蹁跹风姿，好像一个青春常在的歌女，你有一种无形的节奏，而“节奏正是我们正常生活的表现”。——原谅我，又一次引用美学家的语录。
哈，喇叭裤，我还为你的性格赞美。——你受到了中国的林彪、“四人帮”的狠狠打击，这群歇斯底里的革命狂，把你也当成“专政对象”，大张挞伐。于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某些城市的大街上，出现了代表法律的警察，领着工人民兵（大约是代表道德的）截住一个无辜的少女，剪破她的喇叭裤——就是你，让她的两腿忽隐忽现地在大街上飘荡而过……你虽受到这样的非礼，却不作太多的计较，当中国人再度向你招手时，你便翩翩而来，热诚地施美和施惠于中国青年。
我还要纵情地赞美你的落落大方，出人头地。——这正是马褂们最嫉妒你的地方，它们因为受到人类的淘汰而深感不幸，它们想死守中国的土地以苟延残喘，它们看到你施施而行、洋洋得意，受到新一代的垂盼，禁不住妒火中烧，好像一个失恋的情妇。但是，这有什么？让它们说你是恶少、是异端吧！秋后的枯草，还配来嘲笑春天？我要用歌德的话来赞美你，“异端是生活的诗歌”。
……
令人赏心悦目的你，令人精神轻松的你，我要赞美你！我赞美你，就是赞美我自己，就是赞美我的生活，就是赞美奇丽神妙的人类！
让我在这里高声朗诵：人，是按照美的法则进行创造的；人，是在创造的作品中自我享受的。——说这话的人也是个异端，是个为正人君子们所痛恨的怪人，因为他竟敢留着那不可饶恕的大背头。但，尽管他的大背头被今天的中国的正直的、最男最女的、性别清楚分明的、一上街就关心人家是男是女的（郑重声明：他们决不是不怀好意的）漫画家和写信的读者们痛斥为不男不女，他还是写出了不朽的科学巨著——《资本论》。（读者一定奇怪，说笔者写到这里似乎跑了题。不错，因为下面接着另一篇小文《大背头之歌》，想用这一段来做个过渡。因版面之限，《大背头之歌》便不发表了。若哪位读者有兴趣，去写个《大背头之歌》，也是很有意思的，内容可能会与我不谋而合。）
北京广播学院 郑辛之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喇叭裤礼赞》原稿之一《喇叭裤礼赞》原稿之二
写完之后还得发布，不发布就是白写。
据温化平同学的回忆，《喇叭裤礼赞》是程鹤麟为77编采班那本油印刊物《秋实》写的。化平兄是刻蜡版的好手，蜡版字漂亮清晰而且刻写速度快，是《秋实》的特邀主力刻写手。《喇叭裤礼赞》就是由她刻写。
那时《秋实》已经非常有名，在全国高校学生刊物里名列前茅，因此很受校方重视。这一重视，《喇叭裤礼赞》就被和谐掉了。
不让在刊物上发表，那就在墙上发布。程鹤麟一不做二不休，抄成那会儿尚属合法的大字报，贴到一号楼东墙右下角。回头看看化平兄刻好的蜡版，程鹤麟杀得性起，把它按上油印机，印成小字报，请《秋实》编辑部夹带在《秋实》里，寄发到全国部分高校。还不过瘾，上街，把它贴上西单那面历史名墙。一不小心，程鹤麟跟历史发生了一次暧昧关系。
程同学为何又取笔名“郑辛之”？这背后也大有故事。程鹤麟：出这么大风头，不好意思用真名儿，又懒得动脑筋想，写稿那天刚好收到高中好友郑新芝的来信，就顺手将他名字改头换面做了笔名。老同学后来看到我用这笔名，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坐言起行。不光写，不光发布，我还穿。写完发布之后，为了对自己表示声援，程鹤麟上街买了条喇叭裤，恶狠狠穿上，凶巴巴满校园乱窜。大学生时代的“愤青“程鹤麟
穿起喇叭裤的程鹤麟险些被校方开除，但最后还是虚惊一场。程老汉曾把自己与电视的相遇比喻成误撞，评价自己是“左脑使用过度的恋字癖”。这一次，文字狂人真正用文字的才情彻底愤青了一把。
和程老汉的“以笔做刀枪”不同，周五一同学用先锋影像表达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周五一：1980年春天，我在昆明市翠湖边进行摄影作业，看到农业展览馆前立着一尊毛主席塑像，是昆明仅存的几尊之一，且个头最大。我们这一代也受到过“文革”的冲击，看到那个巨大的造型，心中就会泛起颇多记忆与感怀的涟漪。很想把这种感受传达出来，引起大家的共鸣，于是拍摄了这张照片。选择从背面拍摄，并在当时抓拍到了一个孩子在画面中，那大与小强烈的对比产生的压抑和冲击，似乎更能表达我对“那时”的感受。
领袖像永远是政治，它象征着无法撼动的权威。“文革”当中，北京广播学院一个老师因为在报纸正面裁减一个文章，没有注意到背面是毛主席头像，无意间就把毛主席头像给剪了，结果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差一点没被打死。而周五一的镜头是如此具有颠覆性，他不仅拍摄了主席像的背影，还抓拍到了一个在画面中的孩子，她在画面中扭头望向主席塑像，似乎在审视着这位历史巨人。这张照片在学校展览之后，引发了多种不同观点的争论。有的同学从构图去分析领袖与孩子的关系，有的同学从主题来解读“文革”与当时的对照，图片中的种种复杂意味无人能够一言以蔽之。周五一作品《那时……》之一
后来，周五一给照片取名为《那时……》。
30年过去，当我们有幸看到周同学翻箱倒柜找出的这张《那时……》时，遗憾的是当时设备条件差加之失误，底片上前后两张有部分重叠了，本来是全身的取景只留下了半身可用，不过还算幸运，还能裁剪出不差的构图。英语凶猛
77摄影班有两个英语迷：孙林和田广。前者出身学者之家，沉迷英语，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后者来自小城市，自立自强，渴望通过学习英语接触更广阔的世界。韩国强：我喜欢散步，和孙林两人经常一起边散步边聊天，关系挺好。他父亲孙尚青先生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所长，老一代经济学家。当时孙林想法挺多的，学好英语，就是想出国深造。
为了实现理想，孙林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安排给了英文学习，埋头读书，将别的干扰统统排除，几乎不在同学交往上花费任何时间。
田广与英语的深度结缘，则来自与一个外交官家庭的交往。田广：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点英语，自己以为还学得不错，会用英语说几句革命口号，而且还会用英语讲半夜鸡叫的故事，当然了说的什么大概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那个时候广播学院外语课是分成快班和慢班的，经过考试我参加了快班的学习。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原来还自以为自己的英语不错，哪里知道同其他班级以及我们班的英语好的同学相比，我的英语水平简直就是拿着头发串豆腐——没法提了。开始，我也就认了自己不行，也没有想如何很快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觉得只要能考试通过就行了。后来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在现在看来是个鸡毛蒜皮的事，而在当时却似乎是一件天大的不得了的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春的一天下午，田广在东单的委托商行门前碰到一个大约50岁上下的外国老太太，大概是迷失了方向，在那里急得团团转：“Can any one speak English？”周围围观的人中大概都听不懂她说的什么，田广似乎听懂了她的意思，就上前用英语问她我能不能帮忙。原来那老太太是原西德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舍佛上校的太太，他们的女儿和女婿刚从德国来北京，对北京还不是很熟悉。田同学连听代猜地终于搞清楚了原来老太太喜欢收集中国的古董，就让女儿和女婿带着外孙女去友谊商店了，说好下午两点钟他们再到东单，可是现在已经两点半了，还不见他们的影子。老太太的意思是让田广在那里等着她的女儿和女婿，她去友谊商店找他们，她怕走差了就想让田广帮帮忙，转告她的女儿和女婿直接回家去，就不用等她了，她会从友谊商店直接回家。
刚刚进入80年代的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围观外国人。在田广同老太太说话时，旁边围了一大圈人看热闹，田同学当时的自我感觉一方面良好，因为自己毕竟能拿英语同别人交流了；另一方面看着旁边的人们那种警惕的眼光又觉得不妥，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阶级斗争观念还很强的时候。田广答应了老太太，她很高兴，给了他一张她丈夫的名片还要给10元钱，是外汇券，田同学当然没有要。后来等了大约不到10分钟，她的女儿和女婿抱着他们的女儿果然坐着一辆出租车来了。田广同他们进行了简单的对话，并转达了老太太的口信。
小两口很客气，一定要田同学去他们家，还称赞他的英语很好等等。出于好奇，田同学也就跟着他们到了三里屯外交人员公寓。那是田广生平第一次到一个外国人家玩，看到门口的哨兵微笑着冲他点头，田同学受宠若惊。外交官家干净整洁的房间让田广感到难以想象，他留下来和外交官一家共进晚餐，有水果、面包、蔬菜沙拉等。武官还给田广拿了一杯啤酒喝。田广：饭后，武官和他的女儿开车送我回到了学校。我怕有同学会认出我坐着外国人的车回来会惹麻烦，就在路口下了车。说Good Bye时，他们一再希望我再访问他们，希望我打电话跟他们约好时间等。后来，我就陆续去他们家两次。以后，我每次去他们家就都用自己的学生证登记，也很顺利地就进去了。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自己的英语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也让我感觉到了文化上的差异。由此，我觉得一个中国人交往外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员，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我也傻乎乎地把自己的经历当作故事，给同学们讲了。
后来麻烦就接踵而至，班主任谈话，团总支书记谈话，系主任谈话，系总支书记谈话，一时间流言四起，似乎田广已经成了间谍。再后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也来了，找他谈话。田同学很无畏，心想：我敢于拿自己的学生证登记，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隐藏的？国安局的人非常客气，其实他们是想知道那武官都问了些什么问题，田同学如实回答他们，那就是武官很希望我给他买一件当时的军用雨衣。国安局的人听后笑着说：许多外国驻华人员，都喜欢我们的军用雨衣，这没什么。
这件事终于就这样有惊无险地 Pass 了。从那以后，田广不但不害怕同外国人交往了，反而铤而走险，更大胆更主动地同外国人接触，认识了许多外国朋友，有西班牙的，有英国的，有美国的，也有伊朗的，田广同学的英语口语在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也练得越来越精到，英语水准有了质的飞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