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鸿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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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的记忆：东北抗联教导旅揭秘试读：
序言
看了《冰封的记忆》一书，有一种振奋和担忧的感觉，有一种责任感在激荡。虽然抗日战争胜利的脚步已经匆匆走过70余载岁月，那场从乌苏里江畔到黄河边上的战火硝烟早已随风散去，历史仿佛已经远离，但是，从沈阳北大营卷起的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和伤痛却是刻骨铭心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殇、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
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还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论述和描写东北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目前我国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不够翔实的问题，已经是当务之急。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有责任把完整、公正的抗联历史告诉后人，让后人牢记那英勇悲壮的抗战历史，让子孙后代记住那些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英烈，更要牢记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誓死保卫国土家园的英勇壮举，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活下来的抗联老战士唯一的愿望，也是我们对在抗战中牺牲的战友们最好的告慰。此时此刻，我们想起了一位伟人著作里的那段话：“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 李 敏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原副局长 李在德位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也拉不佳镇维·雅斯克村的抗联烈士墓地（安然 摄）引 子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田汉《义勇军进行曲》
2008年，在俄罗斯远东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市以西75公里、靠近中俄界河黑龙江的维·雅斯克村，当地居民发现了一座被雨水冲毁的二战时期无名军人墓地，墓中尸骨暴露在外。经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历史研究部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阿尔谢尼耶夫国家历史博物馆鉴定，这里掩埋的竟然是东北抗联战士的遗骨。遗骨共13具，分5个墓穴安葬，当地政府拨款保护，并立了标志和纪念碑。
东北抗联的战士怎么会被掩埋到异国他乡呢？抗联军人墓的出现，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据原苏联远东军区编制序列档案记载，当年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也拉不佳镇维·雅斯克村的这支部队，是代号为8461的一支旅级战斗部队，其正式番号为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八十八旅（以下简称“八十八旅”）。抗联内部，则称其为抗联教导旅。据考证，这是当时苏联红军编制序列中唯一一支由苏方授予苏军正式番号，而由中共东北党组织直接领导、主要由东北抗联战士组成的部队，也是一支能够遂行侦察、潜伏、捕俘、破袭、无线电侦听等特种作战任务的部队。由于当时苏日关系处在特殊时期，这支以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地区为作战地域的部队被刻意地掩藏起来。出于各自的原因，尽管双方都知道这支部队的存在，但都不愿揭穿这个事实。加之这支部队存在的时间很短，从1942年8月正式成军到1945年10月撤销番号，仅仅3年多的时间，就更显得神秘莫测，至今还不曾有系统全面的文字记载。
岁月荏苒，沧海桑田。
在抗战结束63年后，随着这13具抗联战士遗骸的出土，这支在东北抗战中浴血奋战却又鲜为人知的特别部队终于破冰而出，一段冰封了60余年的记忆，终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近些年八十八旅历史研究会会长安然先生走访、调查过的原八十八旅老战士近50位，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黑龙江省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明贵、黑龙江省原省长陈雷、抚顺电厂原行政处长郝凤武、军委总军械部原雷达局副局长于保合、广州空军后勤部燃料部原副部长卢连峰、吉林化工厂离休干部闫继哲、天津中医医院原党委书记姜焕周、辽宁省原轻工业厅厅长单立志、吉林省军区顾问王明、黑龙江省林业总局物资局原党委书记张卫国、沈阳医科大学原行政处长孟宪德、北京教育学院俄语教授王立平、宜昌市烟草公司原经理陆保平、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敏、长春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庄凤、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原副局长李在德、居住在鞍山的一等残疾军人张正恩、居住在依兰县的老兵吴玉清、居住在哈尔滨的原八十八旅二号农场战士申连玉、居住在沈阳的原苏联远东边防军野战医院护士王玉环、居住在沈阳的原苏联远东边防军野战医院警卫班长兼翻译周淑玲等等。随着时光的流逝，截至2014年，全国仍健在的八十八旅老兵仅存10位。那些老战士年事已高，有的早已经瘫痪在床，但几乎都跟我们提起过原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附近一个叫维·雅斯克的小村庄，说起木刻楞、黑列巴、大马哈鱼、白桦树、转盘枪，说起他们在异国的军旅生活，说起他们从那里出发踏上复国之路，说起他们牺牲的战友，还有他们的爱情，无不老泪横流，唏嘘不已。
2014年恰逢甲午，120年前的甲午战败成为国人回首历史的焦点，而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日本投降70周年，为了慰藉那些活着或者逝去的老兵们，笔者愿用挖掘出的真实历史讴歌他们的丰功伟绩。
关于他们的故事，还要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说起，随着柳条湖南满铁路的一声爆炸，他们的人生转向了！2015年5月，笔者在哈巴罗夫斯克市维·雅斯克村八十八旅公墓前献花凭吊第一章关外孤旅
壮士不辞关山冷，枕戈尝胆誓不回。——陈雷一、“九一八”啊“九一八”
那些抗联老兵在“九一八”之前绝大部分不是兵，只是因为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们的命运轨迹就此改变了。
在1931年9月18日那个天高云淡的晚上，东北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夜以后，东北同胞开始了怎样的长达十四年的亡国奴历史？
那一天，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中队长川岛正雄大尉兴奋得有些过了头，不时抽出那把家族传下来的野太军刀挥舞一下。他的属下知道自己的上司为什么这么兴奋，用川岛的话说，军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天刚擦黑，他就以夜间演习的名义把自己中队的百余名官兵带出了营房，每名官兵的左臂都扎上便于夜间识别的白毛巾。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每名士兵从军曹手里都拿到了一个基数的实弹，九二式机枪里装填的不仅有杀伤弹，还有指示目标用的曳光弹。
而他的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则已经悄悄带着小杉喜一军曹等7名士兵提前出发了，目标是南满铁路沈阳北面约2.5公里处的柳条湖路段。
此时的东北大地秋风习习、月光如华，收割后的田野平坦而辽阔，只有鸣虫嘈杂。
河本末守当过工兵，黄色炸药对他来说熟悉得就像小时候玩的泥巴。前几日他参加一些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在沈阳的秘密集会时，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花谷少佐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在南满铁路制造一起表面上轰轰烈烈、实则不会伤筋动骨的事件。花谷提示他，以前南满铁路上曾发生过东北军士兵拔道钉、堆石块破坏铁路的案件，都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破坏效果。这次就是要模仿以前的案例，制造出一个借口来。河本说那好办，在铁路轨道上搞一次“精巧”的爆炸，只要控制准确，用一块黄色炸药把几根枕木炸飞、铁轨稍稍弄弯，就可以让人看起来是发生了一起爆炸。仅仅是看上去像爆炸就行，否则修复起来会很麻烦，关东军并不希望为了制造一个借口就让自己的铁路大动脉瘫痪过久。
不过，这次为了坐实东北军是“罪魁”的说法，日本人还带上了特殊的“道具”——三个中国人。那是前几日从沈阳的苦力市场骗来的，晚上让他们换上了东北军制服，还喝了酒。本想爆炸后再干掉他们，考虑再三，怕发生意外，就在铁路边找个僻静的地方把他们杀了。尸体放在距离道轨十几米到几十米的范围内，身旁还丢了支东北军的标准装备——捷克步枪，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晚10点30分，柳条湖这边爆炸一响，那边以演习名义埋伏在高粱地里的川岛正雄抽出野太军刀一挥，日军士兵开始向沈阳北大营方向攻击前进。
河本末守煞有介事地向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其实在关东军司令部攻击命令下达前，日军已经开枪了。就这样，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夜事件爆发时，驻防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还在沈阳城里活动，第七旅的三个团长都回家搂着老婆睡觉去了，只有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作为总值星官在营区内。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率领主力驻守北京地区，而替张学良指挥关外东北边防军的代理长官张作相，此时正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大办丧事。“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绘制的攻击东北军北大营示意图
对于日本军队近在咫尺的阴谋，难道这些守土保国的军人没有察觉吗？那还真有些冤枉他们了，其实在事变之前，东北军就已经有应变准备和预案了。有档案记载，在各方报告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后，张学良电令：“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下属们接到这个指示可犯了难，绞尽脑汁才想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定下了“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距离营垣七八百米，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警告射击；若日军强大，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
听到柳条湖方向传来的爆炸声，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即派出搜索队。搜索队很快返回报告，驻沈阳的日军向北大营发起攻击。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营房，赵镇藩向旅长王以哲请示如何应对，事到临头王以哲也没了主意，他让赵镇藩赶紧请示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而荣臻也不敢拿主意，急电北京请示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正在北京中合戏院看戏，身边是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他们陪着外国友人在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台上咣咣锣鼓正急，台下副官急报。张学良闻报略微一怔，看看旁边的人，他先对副官谭海叮嘱一番，然后向外国友人致歉，提前离场，匆匆而去。
谭海向荣臻转达了张学良的指示：“副司令早有明示，要慎重行事，遵照中央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不一会儿，回到北京官邸的张学良放心不下，又亲自打电话给荣臻，重申不准抵抗的原则，“谁惹事，谁负责”，对日军的攻击“静待国联解决”。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前左）与蒋介石（前右）于南京中山陵
北大营一共有三个兵营，驻扎在这里的东北军第七旅三个团呈品字形扎营，而进攻北大营的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驻扎在南满站。事实上，日军发起的攻击行动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步跨到了北大营，连日本人自己都不敢相信东北军的王牌第七旅竟然“坚决不抵抗”。
日本人谋本舍三在《关东军史》中写道：“因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士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 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军守备队相继赶到，日军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
东北军第七旅中，处于日军攻击矛头的六二○团在炮火中伤亡很大，与旅部的联系中断，并因此而未能及时接到“坚决不抵抗”的命令，所以仓促间与敌展开巷战，激战至凌晨三点多钟，在毙伤日军数十人（日军自称仅伤亡24人）后退出北大营。
19日天刚蒙蒙亮，连夜赶到的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九步兵联队与虎石台守备队兵合一处，分三路向沈阳城进攻。与此同时，沈阳兵工厂、东北军航空处飞机场和东大营也遭到辽阳方面日军的攻击。此时，偌大的沈阳城内，只有警察局长黄显声手下装备轻武器的警察在拼死抵抗。
战事很快就有了结果。到9月19日凌晨五点，小西门被日军攻破。 兵工厂也被日军占领，工厂大门口血淋淋地写着“进入者杀”，站岗的日本兵端着刺刀，杀气腾腾。“九一八”之夜，只有轻武器的警察被日军搜身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记载：“我们张家就在‘九一八’那天损失五六千万大洋家产。‘九一八’后，他们弄了三列火车把我的东西都送来了，我那字画很值钱呀。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给我写封信，说你那东西都是我花钱给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
在这以后的4个月时间里，日本关东军用了1万多人赶走了数万东北军，占领了东三省，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3.5倍。
然而，当日本人得意忘形的时候，东三省154个县中的93个县响起了抵抗侵略的枪声，“抗日义勇军”这个名字从此被写在东北的大地上，义勇军人数最多的时候达30多万。
1931年春，与冯仲云相恋多年的未婚妻薛雯终于来到了哈尔滨。高高大大、戴着副眼镜、整天笑眯眯的哈尔滨商船学校教师冯仲云，急切地牵起薛雯的手，说了一句“回家吧”，就把他的新娘带到了松花江一个叫牛甸子的江心岛上，进了一幢小木屋。那一年冯仲云23岁，却已是有着4年党龄的“老”党员。自从在清华大学因参与组织地下党的飞行集会而被逮捕，后趁阎锡山撤退、张学良打进北京前的混乱逃出监狱，冯仲云便只身来到了哈尔滨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的掩护身份是教师，因性情温和敦厚、知识渊博，很快受到学生们的爱戴，时间不长就在学校里发展了范廷桂等学生党员。下令不抵抗，丢掉的是国土，保住的是自家财产“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接受祝贺
冯仲云（1908—1968），江苏武进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曾任中共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八十八旅党委委员、新闻情报科科长。抗战胜利后，曾任苏联红军沈阳卫戍区副司令。“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巡视员罗登贤正在哈尔滨，他紧急组织召开了北满地下党干部会议。为贯彻中共中央9月20日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精神做出紧急部署，提出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人一定和东北人民共患难、同生死。这次会议就是在冯仲云的新房里召开的。“九一八”那年陈雷刚14岁，那时他还叫姜士元，是个尚未褪去婴儿肥的学生，脸和眼睛都圆圆乎乎的，在桦川中学读书。地处三江平原的桦川紧邻佳木斯，繁华一时，桦川中学聚集了许多有志青年，姜士元班上就出了好几个抗联名人，像赵敬夫、马克正、郑志民等，学生时代的他们曾一起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示威游行。“八女投江”的抗联指导员冷云，当年也是姜士元的同班同学。
陈雷（1917—2006），原名姜士元，黑龙江桦川人，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宣传科长，第二师政治部负责人。1942年至1945年任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员和政治教员，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1945年9月，任绥化中心县委书记的陈雷青年时期的冯仲云
热血沸腾后却是迷茫，姜士元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长春失守，马占山部江桥保卫战失利，哈尔滨和佳木斯失守……姜士元望着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率领他的残部绝尘而去，撤入苏联，眼里只留下落寞和惆怅。
后来成为姜士元妻子的李敏，原名李晓凤、李明顺， “ 九一八”那年才8岁，家住汤原梧桐河朝鲜族聚居村，刚刚上小学。她幼年时吃了很多苦，营养不良，长得瘦瘦巴巴，是个跟在参加了儿童团的哥哥身后的小尾巴。但是到了1935年，她12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山里的抗日游击队。“九一八事变”时，行伍出身的李铭顺已经是东北军驻牡丹江铁岭河的独立第二十六旅六七五团二营五连的一名排长。战事消息传来，人心惶惶。他随部队参加了哈尔滨保卫战，战斗失利，团长要向日本人投降，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李铭顺拉了自己的一排弟兄上山打鬼子，报号“天德队”。
李铭顺（1906—1987），原名李田德，别名李明顺， 1929年参加东北军，“九一八”后揭竿而起。1935年率队加入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翌年任四师三十二团团长。1939年1月赴苏联，在苏联内务部远东边防军系统内接受特种训练和侦察任务，并领导特遣支队从事小部队越境侦察活动。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光复后，归建八十八旅。
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军衔的王明贵，“九一八事变”时还是东北汤原格节河金矿的一名采金工，每天在荒山野岭之中淘沙金。山里闭塞，东北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他还什么都不知道，直到11月在上工的路上捡到一张油印的传单，才知道山外出了大事。开始王明贵还想靠自己采金的技术讨生活，后来金矿被日本人占领，他实在受不了日本工头的压榨，便上山打游击去了。抗战胜利后的李铭顺
王明贵（1910—2005），吉林磐石人。1934年在金矿做工，参加汤原游击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某部连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八团团长。1937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三师副师长、师长。1939年春在第三路军任支队长。1942年8月八十八旅成立后，任三营营长。1945年9月起，历任齐齐哈尔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嫩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骑兵师师长、独立八师师长、中央警卫师师长。
后来成为抗联第七军军长景乐亭妻子的王玉洁，“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才11岁。她的父亲是义勇军交通员，后来被汉奸出卖，身份暴露。1936年，在父亲的带领下，全家人都参加了抗联。
后来成为八十八旅旅长的周保中来历不凡。他是云南白族人，有着白族人少有的高身材，15岁就从军参加了蔡锷发动的护法战争，后来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当过副师长。年纪轻轻就当大官的他心思缜密、不苟言笑。他的真名叫奚李元，1928年他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时，奚李元这个名字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在上海的地下党碰巧找到了一本署名“周保中”，照片中的人与奚李元年纪、长相相仿的护照，于是奚李元变成了周保中。几年之后，东北大地上出现了一个让关东军头疼十几年、脑袋值几万块，名叫“周保中”的人。
周保中（1902—1964），本名奚李元，云南大理人，白族。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受党指派，赴东北参加抗战，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绥宁反日同盟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八十八旅旅长。抗战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后的王明贵将军
这些热血的青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赶走侵略他们家乡、屠杀他们亲人的日本鬼子。他们坚守着这个信念，看着自己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一直坚持到鬼子投降那一天。二、东北抗战的第一滴血
哈尔滨陷落后的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扶持溥仪成立了“满洲国政府”。为庆祝“建国”，扩大“满洲国”的影响，日本人在3月9日这天专门出动了一架飞机，绕着哈尔滨全城和周边乡村撒下五颜六色的传单。
看到街道上许多人争相传看传单，日本人洋洋得意。不料，没多久就有特务报告，街道上发现有反满抗日的传单，而且范围很广。日本宪兵队立刻派出搜索队，最后才搞明白，这些传单是跟着庆祝“满洲立国”的传单从天上撒下来的。日本人狼狈不堪，花了很大力气去清理传单，让这次宣传成了一场闹剧。
翻开众多有关东北抗战的史料，其中都有这样的记载：在1931年9月23日，就有辽宁省盘锦的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等血性的东北汉子，率领400余人揭竿而起，袭击了日军控制下的田庄台镇、营口市发电所等。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东北首次遭到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应该算是东北民众武装对日本侵略者打响的第一枪。
一本日方的史料《昭和六年乃至九年满洲事变写真大鉴》，上面披露了1932年4月12日夜晚，在距离哈尔滨火车站约17公里的一个叫“成高子”的小镇子，发生了一起列车出轨事件，有50余名日军伤亡。经过日方调查，事情竟是有人破坏造成的。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的周保中
是日夜晚，一列满载日军的军列，在滨绥铁路去往哈尔滨的方向奔驰。据日方的报道，列车所运部队是日军第二师团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第三大队、炮兵第三中队等。来自北海道的日军第二师团，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带领下，风卷残云般侵占了东北的大部分城市，在齐齐哈尔嫩江桥受到马占山部阻击的就是这支部队。
这股日军在4月4日占领了方正城，12日刚从方正、延寿前线“凯旋”。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夜里，整趟列车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还有人哼起了日本家乡的拉网小调。军官们默认并放纵这种气氛，自从第二师团从北海道调防到“满洲”，他们占领了一座又一座城市，战功一个接着一个，不仅为自己的肩章上添了星星，还能寻机塞满个人的钱袋，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着对下一次战功的盼望和期待。夜幕慢慢降临，闪耀着灯火的列车像一条长龙在战火蹂躏后的东北大地上移动，谁也没有想到一张死神的大网已经张开。
晚上10点40分左右，列车行驶到哈尔滨郊区成高子站丁家桥涵洞上方一处弯道时，按照规矩，坐在车头里的车长命令司炉多添几锨煤，好提高锅炉的蒸汽压力，使列车达到规定的转弯速度。就在车头驶向弯道的那一瞬间，车长忽然发现列车并没有按照他预想的那样倾斜转弯，车头灯下雪亮的铁轨不见了。列车像脱缰的野马径直冲下六米高的路基，几节车厢挤压碰撞在一起，紧接着是一声巨响，装载在车厢里的弹药和汽油发生了爆炸并燃起大火，断肢、残骸飞散，烈焰蒸腾。随后，又发生了数次爆炸。据1932年4月14日的《盛京时报》报道，这次事故中，日军浅妻大尉以下11人死亡，93人负伤。
后来旅日学者萨苏在日本偶然发现了一本日本军人在1932年出版的《满洲事件写真集》，里面正有成高子列车颠覆的照片，照片下的注释写道：“军用列车爆破大惨事，4月12日晚10时40分，北满东支东线成高子隧道附近，我军用列车，因俄罗斯兵悄悄挂上炸弹而爆炸起火，出轨后，最终造成54人当场死亡，93人获轻重伤。”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列车残骸仍余烟袅袅，车厢已被烧成黝黑的框架，残片和物品散落一地。
成高子军列颠覆事件发生后，关东军高层大为震动，严令军警部门彻查此案。因为发生事故的这条铁路属于苏方管理的中东铁路范围，所以起初这起案件的线索是指向苏方的。在这之前日军曾破获过一起试图炸毁松花江铁路桥的案件，收缴了一颗炸弹。所以，这部写真集写上了“因俄罗斯兵悄悄挂上炸弹而爆炸起火”。调查就沿着这个方向深入下去，逮捕了中东铁路的苏方管理人员巴萨诺夫，并通缉丹斯凯维斯基。
后来现场勘查的结果出来了，原来火车出轨倾覆竟是因为几颗铁轨上的道钉被拔掉了。日军特高课迷惑不解：那么重、那么快的火车，就因为几颗道钉被拔出来就翻车了？满铁株式会社的人来到现场一看，说这肯定是铁路上的内行人干的，而且巡道工的嫌疑最大。特高课按图索骥抓到了三名中国铁路工人，他们的名字是王和、尹承才和李良予。通过这个线索，特高课发现一名中国学生有重大嫌疑，这名学生叫范廷桂，是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个矮个子同伙，已经跑掉了。
日军万万没有想到，那个逃走的“小矮个子”，日后给他们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竖起大拇指感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对，那个人就是赵尚志。成高子日军列车颠覆现场（图片来自萨苏收藏的《满洲事件写真集》）被日军逮捕的中国铁路工人
赵尚志（1908—1942），辽宁朝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武装斗争，领导创建中共巴彦抗日游击队。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是东北抗联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率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遭到内奸的袭击，壮烈牺牲。
当时这条铁路归苏联管理，而中共满洲省委与苏联方面联系密切，“九一八事变”前，周恩来、瞿秋白等出入国境就是通过苏联控制的滨绥铁路。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从中东铁路的苏方人员那里获得情报，占领方正县的日军第二师团将乘坐军列返回哈尔滨，遂决定趁此机会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鉴于之前一次爆破行动的失败，为保证这次行动成功，赵尚志找到了中东铁路的三名铁路工人，把事情一讲，工人们说，你就别担心了，俗话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事搁我们手上，妥啦！他们沿着滨绥铁路一路走来，走到成高子车站500米外的一处高坡，打量了一下地形，说这儿就成。原来，这处高坡下面是涵洞，足有六七米高。碰巧，过了高坡涵洞后就是一个铁轨转弯的地方。外行人可能不知道，过去的铁轨都是一截一截的，靠道钉固定在枕木上，而火车拐弯不是靠转动车轮，而是靠一定的速度和铁轨内外轨的高度差，所以当火车从坡上冲下来的时候，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好拐弯，这时候，只需在列车到来前拆除弯道道轨上的道钉，当火车车轮快速经过时，车轮对铁轨接缝的极大冲击力将使没有道钉固定的铁轨移位，可想而知，车轮还能在铁轨上转吗？道理虽简单，选准地点绝非外行人能够做到的，所以满铁职员一眼就看出了门道。高达六米的路基，下坡时的加速度，火车不翻才怪。
日军后来抓到了范廷桂，把怨气发泄到这个年轻人身上，最后将他处死。
赵尚志这次行动没费一枪一弹，却取得了毙伤日军147名的战果。后人绘制的赵尚志遗像三、“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
2005年安然去天津蓟县，联系办理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景乐亭追认革命烈士的事，闲唠嗑时发现民政局优抚科的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东北抗日联军，其中一个还很客气地说：“东北抗日联军是干啥的？给我们讲讲！”
其实他们不知道抗联还真不怪他们，不仅现在人知道抗联的不多，就是在“九一八”以后的东三省，知道抗联这个名字的都不多，更多的人是顺着日本人和伪满洲国警察的话，称“红胡子”或“马胡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大地最先兴起的是义勇军，这还要从《义勇军抗日军歌》说起。“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的1931年10月19日，在辽宁省清原县大苏河乡，400余名热血志士在孙铭武、孙铭寰、张显铭和李栋材的号召下，集合在东北血盟抗日救国军的旗帜下，血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抗日救国，杀身成仁。孙铭武被大家推举为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孙铭寰散尽家财为队伍购置枪弹等军用物资。
就在队伍拉起来的时候，孙铭寰与曾一同留学东瀛的张显铭，坐在湾甸乡中寨子村自家的大院里，心潮澎湃地为东北血盟抗日救国军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
歌词是这样的：“起来，不愿做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他们就是唱着这首军歌打响了东北民众抗战的第一枪。
时间刚刚过了两三个月，1932年1月17日，孙铭武、孙铭寰领导的东北血盟抗日救国军遭到东北军降将于芷山部猛烈攻击，只得向通化的大山里转移。
一月的东北，大雪皑皑，部队来到了柳河县的红石镇休整。汉奸于芷山派人来找孙铭武和张显铭，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幌子，邀请他们下山到三源浦镇谈判。
这是一场血淋淋的鸿门宴，孙铭武、张显铭和他们带的20名卫兵，都被于芷山砍了头。临刑前，孙铭武为儿子留下遗言：“父今为国而死，子必继父志，父死九泉瞑目矣。”
1933年2月，仍坚持抗战的孙铭寰在从天津潜回大连的船上被日本关东军抓捕并杀害 。但他创作的令人血脉贲张的《义勇军抗日军歌》却流传到关内，后来经过田汉再创作，成了共和国的国歌。
2014年，民政部公布300名抗日英烈名单，第一个就是孙铭武。
1937年，日本华北派遣军天津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逮捕了一个人，从他身上搜出一份文件，那是东北抗联报送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秘密报告，特高课如获至宝，很快转给了关东军司令部。这份秘密报告详细记录了成立抗日联军的经过，各军军长、副军长名单。应该说从这份报告中，日军才正式获得了抗日联军成立的书面证据。
其实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奋起反抗，关东大地狼烟四起，先后出现大小上千支抗日武装，名称林林总总，对外统称“抗日义勇军”。义勇军曾11次袭击奉天（今沈阳）、6次袭扰新京（今长春），杀过天皇的小舅子，砍掉过日军联队长的脑袋。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勇军
抗日义勇军虽多达30余万，但上千支武装各自为战，如一盘散沙，仅仅过了不到一年，至1932 年的秋天，各支义勇军便相继失败溃散，余部进关的进关，上山的上山，还有一些退到了苏联境内。
话说1936年2月，在黑龙江与吉林交界的汤原，鹅毛般的大雪悄无声息地下了好几天。在这滴水成冰的时节，吉兴沟老林子一间被大雪覆盖的马架子里却洋溢着兴奋和激动的情绪。
根据1935年10月东北抗日武装达成的共识，来自东三省的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各部队代表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100多人，还有群众团体代表70多人，齐聚在这里，情绪激昂地讨论着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特派员杨松提议的改编东北各部抗日武装力量的主张和他起草的《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经过热烈讨论，2月20日，与会人员联合发表了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改编东北各部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日军特务机关在天津截获的抗联给中央的报告各种武装力量交织的抗日义勇军
这时抗联的名字才算正式诞生。为了这个名字，东北抗战的领导者——东北地下党组织也是走了很大的弯路。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之一冯仲云后来回忆说：“北方会议（指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6月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对东北的影响不好，不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当时反日是主要任务，但却没有提出反日的口号，反而提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口号。这些口号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对的，行不通。”
1932年北方会议之后，由东北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大都变成了红军，片面实行打土豪分田地。这样一来，地主也成了抗日武装的对头，结果使抗日游击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1933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收到了一封署名中央的密信，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足足有一万多字，中心意思就是党在东北的抗日力量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变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信落款日期是1933年1月26日，这就是东北抗战史上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由红军改称东北人民革命军，到1936年即进一步演变成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是个总的称呼。1936年1月，由赵尚志率领、实力最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率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下辖10个师。
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由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左二）和年仅8岁的抗联战士何畏（右一）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同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由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改编成立，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师、3个游击团。
1936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辖4个师。
张寿篯（1909—1946），原名李超兰，化名李兆麟，八十八旅政治副旅长。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5月调到奉天特委做士兵运动委员会工作， 9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1935年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团团长， 1936年9月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1939年2月任中共北满省委组织部长，5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滨江省副省长、中共松江地委书记、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46年3月 9日被害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水道街9号。
同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由东北民众救国军改编成立，谢文东（后叛变）任军长，滕松柏（后叛变）任副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改编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
1936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团。
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由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改编成立，李华堂（后叛变）任军长，魏长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张寿篯
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由抗日联军独立师改编成立，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个师。
不久，第一、二军组成抗联第一路军，由杨靖宇、王德泰、魏拯民率领；第四、五、七、八、十军组成抗联第二路军，由周保中率领；第三、六、九、十一军组成抗联第三路军，由张寿篯率领。此时的抗联人数接近4万，对外号称10万，可谓兵强马壮，活动区域从20个县扩大到72个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巅峰时期。但抗联的领导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危机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日本关东军从“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极度扩张的过程。
1931年9月，关东军兵力10500人，由日本陆军第二师团（包括步兵第三旅团、第十五旅团，骑兵第二联队，野战炮兵第二联队，独立守备队等）、旅顺重炮兵大队、关东军宪兵队等组成。
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关东军兵力已经发展为13个师团，约50万人。所辖部队有：
第三军司令部，辖4个师团、1个独立守备队、4个国境守备队、1个战车团。
第十三野战防空队司令部，辖4个野战高射炮大队、1个野战照空大队、2个独立工兵联队。
第四军司令部，辖1个师团、1个独立守备队、4个国境守备队、1 个野战重炮兵联队、1个独立重炮兵大队、1个野战高射炮大队、1个野战照空大队、1 个工兵队司令部。
第五军司令部，辖3个师团、1个独立守备队、3个国境守备队、1个战车团、1个骑兵旅团。1935年8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成立地方人民自卫队大会，李延禄（前中）与战友合影
第七炮兵司令部，辖4个野战重炮兵联队、2个独立重炮兵大队、1个独立野炮兵联队。
第十二野战防空队司令部，辖2个野战高射炮大队、1个野战照空大队、1个工兵队司令部、3个独立工兵联队。
第六军司令部，辖1个师团、1个国境守备队。
1945年8月15日前，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总人数约75万人，下设2个方面军、2个军、1个航空军，共有24个师团（其中第五十九、一三七师团驻在朝鲜咸兴地区）、1个摩托化旅团，9个混成旅团、2个坦克团，有各种飞机（约1/4为作战飞机）1200架、坦克160辆。由于日军驻朝鲜方面军7个师团于1945年8月隶属关东军总司令部，日本关东军此时实际拥有31个师团。关东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清田部队驻齐齐哈尔营地关东军扶余守备队驻地关东军第十六师团驻北安部队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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