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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1 02: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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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春如,李穆南,竭宝峰,刘心莲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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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名家(下)

文学名家(下)试读: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4卷136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一、政治历史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32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并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二、文学艺术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36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三、科技军事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32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四、社会民俗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36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四、宋元文学名家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宋代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年家贫好学,以至用荻草杆画地练字。后得韩愈稿,立志学古文,以期达到韩愈的成就。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景祜年间任馆阁校勘。因替范仲淹申辩,被贬为夷陵县令。庆历三年(1043)主持谏院。后出任滁、扬、颍等处知州十一年。嘉祜二年(1057)主持进士考试,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促使文风为之一变。加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升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嘉啣六年(1061)任参知政事。英宗初,主张尊英宗生父濮王为“皇”,遭到非议。他力求退职,出外为亳州、青州、蔡州知州。在青州任上,反对王安石青苗法。熙宁四年(1071)退职,次年去世。他的文学成就异常突出,为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一。发动了宋代的古文运动,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也是史学家,与宋祁合作修《新唐书》,自撰《五代史记》。还有《集古录》、《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等。

欧阳修四岁时失去父亲。母亲郑氏,誓志守节,亲自教他学习。家贫,无钱买纸笔,甚至用荻草杆当笔,以地为纸,学习写字。他自幼敏悟过人,读书之后就能背诵。到二十岁时,已有较高的名声了。

宋朝建立已将近百年,而文章体裁,还在承袭五代时风气。文字过分讲究雕琢对偶,文风萎靡不振,读书人大多因袭着这种陋习,不肯革新,文章立论卑下,气势萎弱。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这些人,都有意振作文风,但力量不足。欧阳修游历到随州,在废旧书籍里发现了韩愈遗稿,读过之后很是敬慕,遂立志刻苦地学习探索,以至于废寝忘食,决心要赶上韩愈并和他并驾齐驱。他参加会考,中礼部试第一名,被拔擢为甲科。调任西京推官。开始与尹洙往来,一起写作古文,议论时事,两人互为师友。他又与梅尧臣往来,互相之间用欧阳修像诗歌唱和,于是他以文章名冠天下。后被召入朝廷,任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向朝廷上书言事被贬谪,在朝大臣多数为他申辩救援,唯独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贬黜。欧阳修写信责备他,说他不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将信上报皇帝,因此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召请他掌管书牍文件。他笑着辞谢说:“往昔我写信指责高若讷,难道是为自己的利益吗?当初我们同时退,如今不同时进是合适的”。过了很久,恢复馆阁校勘,升集贤院校理。庆历三年(1043),执掌谏院。

当时,仁宗更换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这些贤能者都在重要的位置上,要增加谏议官名额,多用天下有名气的读书人。欧阳修是第一名人选。他每次进见,皇帝都提出广泛的政事问题,征询哪些事适宜实行。从此政事多所兴革,小人们常聚合一起非议。欧阳修担心好人肯定斗不过他们,就几次对皇帝分别陈述。

当初,范仲淹被贬到饶州时,欧阳修和尹洙、余靖都因替仲淹辨冤被赶出京城?人家说他们是“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兴起,于是他写《朋党论》上报皇帝。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君子以志同道合为“朋”,小人以利益一致为“朋”,这是自然之理。臣以为小人没有朋,只有君子才有朋。为什么呢?小人喜好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财物,当他们利益相同时,暂时伙同一起为朋,那是假的。到他们见利而争先,或利尽时,反过来互相伤害甚至残杀,纵然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他们所坚持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以此修养自身,则因同道而互相补益。以此为国家做事,则因同心同德而互相救助、接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个,心也有亿万条,可算是无朋了,商因此亡国。周武王有臣三千,唯其他们一心,可说是“大朋”了,周朝因此而兴旺。所以君子的朋,不厌其多。为君王的应当退小人的假朋,用君子的真朋,则国家定会安定清明。

欧阳修议论事情非常直率,不免得罪人,有些人把他看做仇敌,独有皇帝奖励他敢说话,当面赐给五品服饰。并对侍从大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直言敢谏,到哪里去找?”于是令他参加修起居注,并委以知制诰的重任。按照先例,这个职务必须经过考试后任命,皇帝了解他的才学品德,指示以特例直接授予。

欧阳修奉命为河东路使者。自西部打仗以来,议论这个问题的都要求放弃麟州以节省军饷。他说:“麟州不可废弃,如丢掉它,则黄河以内的郡县,人民都不能安居乐业了。不如分开兵力,驻守沿黄河以内诸堡垒,紧急时可以互相应援,平时也可以节省辗转运输,这是比较便利的策略。”由此麟州得以存留。又说:“忻州、代州、岢岚有很多朝廷禁地和荒废田土,请令百姓自由耕种它,不然,将会为敌人所有。”朝廷将这意见交有关部门研究,很久以后才得以实行,每年收获粮食几百万斛。凡是河东路地区赋税过重,人民难以忍受的,经他上书得以免除的有十几件。

欧阳修从河东回到京师,适逢保州兵乱,朝廷又命他以龙图阁直学士衔,任河北都转运使。临行前向皇帝辞行,仁宗说:“不要打算长久在那里,有话说时,就说。”欧阳修回答:“臣在谏院任职时可以批评建议。如今再议论就是越职,那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不要把在朝在外分得太清。”兵乱平息后,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自收纳民间妇女,欧阳修逮捕了博文把他投入监狱,昭亮因此惧怕,立即放出所收留妇女。兵乱刚起时,官方招抚他们说,投降不杀,但后来把他们都杀掉了,还有胁从二千人,是分属于几个郡县的。富弼为宣抚使,恐怕以后再生变乱,准备要求各地同一天杀掉那些胁从者,他与欧阳修在内黄相遇,半夜时,命随从退避后告诉他这个决定,欧阳修说:“祸患没有比杀掉已投降的人再大的,何况是胁从呢!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假若一个地方不听从,这个乱子可不小。”富弼明白了其中利害,遂避免了这场杀戮。

正在这个时候,杜衍等人相继被污蔑为朋党而罢官,欧阳修很愤慨,上书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全国都知道他们是可用的贤者,没有听说有可以罢官的罪行。自古以来,小人谗害贤者,说法与今日差不多。想要广泛地陷害良善,无过于指为朋党。要想动摇大臣,必须诬蔑其为专权,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何在?除去一个好人,众多好人还在,于小人并不利;想要全部除掉,则善人过失又少,很难为他们一一挑出毛病,唯有说他们是一党,则可以一时全部除去。至于如自古以来的大臣,已被主上了解并得到信任,则难于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唯有‘专权’是主上所最憎恶的事,必须这么说,才可以推倒他。正直的人在朝,为邪恶的小人所忌恨。自己的谋臣不用,那是敌国的福气,如今这四人一旦都罢官,使一帮邪恶小人互相庆贺于朝内,四方夷狄互相称贺于边外,臣为朝廷可惜。”从此邪党更加忌恨他,借他张姓外甥的罪附会到欧阳修身上,为此被降为知制诰、实任滁州知州。过了二年,转任扬州、颍州。又恢复学士官衔。在留守南京时,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期满,被召回京师就任流内铨事,这时已在外地历经十一年了,皇帝见他头发已白,问候慰劳很周到。小人怕他再被重用,有人假造他的奏疏,说他要求朝廷清洗内侍中为奸利的人。那帮内侍都对他既恨且怒,在皇帝面前诬陷他,打算赶他到外地任同州知州。皇帝因接受吴充的意见而停止。朝廷升欧阳修为翰林学士,以便命他修《唐书》。一次,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国主命令尊贵大臣四人执掌宴会,说:“这不是常例,是因为你的名气大。”

嘉啣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进士考选,当时读书人还在写险怪奇涩的文章,号称“太学体”。他痛加排除压抑,凡是写这样文章的往往被黜落。考选事毕,以前那些爱吵吵闹闹的轻薄之徒等他出门时,就围聚在马头前吵闹,街上巡逻者都不能制止。可是科举考试文章的风气,从此有所转变。

朝廷加欧阳修龙图阁学士衔,任开封府知府。他在任上,承接包拯的威严作风之后,尽量减少繁琐,遵循理法,不求赫赫名声,京师也很安定。任职刚十个月,又改任群牧使。《唐书》修成,升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他在翰林院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在商胡决口,北京留守贾昌朝要开横垅故道,使黄河回头东流。有个叫李仲昌的,要导入六塔河,参加议论的人无所适从。欧阳修上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河水混浊得厉害,没有不淤的道理,下游淤塞,上游必然决口。从近期经验看,挖掘河口固然能解除淤塞,故道也不是不能恢复,但这些措施都不能持久。横垅功大难成,即使完成也将重新决口。六塔河河道狭小,而以全部黄河水注入其中,必然使滨、棣、德、博等地受害。不如因着水势流向,增高堤防,疏浚下游,以便使其入海,这样可收数十年的利益”。但是宰相陈执中力主按贾昌朝的意见治理,文彦博则赞成李仲昌的主张,因此议而不决,到底还是导致了河北的祸患。

谏议官员上书批评宰相陈执中错误,而执中还不及早求退,企图保留官位。欧阳修上书说:“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昧的宰相,这将损害陛下圣德。”不久,执中被罢官。狄青为枢密使,掌握军权,有威武的名声,皇帝有病,谣言四起,狄青处境险恶,欧阳修请求罢除狄青兵权,派他到外地任职,以保他善终,遂罢狄青枢密使,出外任陈州知州。欧阳修曾因水灾上书说:“陛下君临天下已有三十多年,还没立太子。往昔汉文帝初即位,因群臣建议,及时立下太子,而在位长久,为西汉太宗。唐明宗厌恶别人说立太子事,不肯早定,以至引起秦王之乱,国家被颠覆。历史的经验很清楚,陛下还有什么疑虑而长久不定呢?”其后立英宗为太子,原因就在于此。

嘉啣五年(1060),欧阳修任枢密副使,六年任参知政事。他在军事机关枢密院,与曾公亮考查全国兵数和三路屯戍兵的数量、地理远近,制成图籍。凡是边防长期缺少戍兵的,一定加以寻找补充。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凡是兵民、官吏、财利中主要情况,中书省应当知道的,他就搜集整理,制成总目录,遇事不再到有关部门询问。当时太子还没定,与韩琦等商定对这件大事的建议。此事记述在《韩琦传》里。英宗因病没有亲自处理政事,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侍从们交相构陷,几乎造成皇太后与英宗之间的嫌隙。韩琦报告政事时,太后哭着述说原因,韩琦以皇帝有病解释,太后心里疙瘩还没解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侍奉仁宗数十年,您的仁德为天下所称道。往时温成受宠之事,太后处理得很从容;如今是母子之间的事,反而不能容忍吗?”太后心意稍有缓和,他又说:“仁宗在位很久,所施恩泽深入人心。所以一旦去世,天下拥戴嗣皇帝,无一人敢于非议。现今太后不过一位妇人,我等不过五、六名书生,要不是仁宗留下的旨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没话可说,时间久了这事也就作罢。

欧阳修平生与人总是把话说透,无所隐瞒。到执掌政权时,人们有所请求,总是当面说清可或不可,就是与谏议官谈事,也必定问清何者是,何者非,从不模棱两可,因此怨恨他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欧阳修也极力请求罢退,遂被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出任亳州知州。第二年,升兵部尚书、改任青州知州。又改宣徽南院使、兼任太原府知府。他推辞不就,转往蔡州。

欧阳修以高风亮节立身处世,既然几次被污蔑,且年已六十,当即连连请求辞官,皇帝常常是温言相劝,不许辞职。在青州任职时,又因请求停止散发青苗钱,被王安石诋毁,因此请求归乡的心意更切。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退职回乡。五年去世。朝廷赠他太子太师衔,赐谥号“文忠”。

欧阳修开始在滁州,自号“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知陷阱在前,也勇往直前而不顾。几次被放遂流离,志气并未消磨。当他被贬到夷陵时,因无所消遣,遂取出旧的案卷反复观看,见其中的冤枉差错多得数不清,于是仰天长叹说:“以这样荒僻小城,尚且如此,天下的事由此可知。”从此,遇事不敢忽略。读书人求见,和他们谈话,未曾涉及文章,只谈政事。他认为文章只能有益于自身,政事可以有益于老百姓。他先后任职几个地区,虽看不出显著政迹,也不求声誉,作事务求宽简以不扰民为准,因此所到之处人民都得到便利。有人问他:“您做事既宽且简,而事情也不松弛不废置,是什么原因?”他说:“以放纵为宽,以粗略为简,那政事必然弛废,老百姓受害。我所谓‘宽’是不作苛刻峻急的事;所谓‘简’,是不作繁琐的事。”他自幼失去父亲,母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官,常常在灯下整理案卷文书,屡次停下叹息。我问他,他说:‘这是死刑犯的文书,我要寻找可以不杀的根据,找不到啊!’我说:‘既已判死刑,怎能再找到不杀的根据呢?’他说:‘寻求生的根据而不得,则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恨。常常为他们找生路,尚且有冤死的失误,而世间办案却是寻求判死罪的根据。’他平时教育其他子弟,常说这番话,我听熟了。”欧阳修听到后终身恪守这个原则。

欧阳修写文章率性自然,详略得当。语言简要而明白,准确而通达,广泛征引事物以说理,努力使人心服。他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越众人,所以全国的读书人都以他为中心,尊他为师。他奖励引导后进者,唯恐做的不多,只要他赏识的,一般都成了有名气的人。曾巩、王安石、苏洵及其儿子

苏轼

、苏辙,都曾经是平民,住处好象隐蔽着,没人知道他们。欧阳修就到处称赞,以扩大他们的声誉,说他们日后必定显名于世。他对于朋友情深意厚,朋友活着时尽力扶持举拔,死后则照顾他们的家属。

欧阳修还特别喜欢研习古代文化,凡是周朝、汉朝以来刻在铜器、石头上的文字,以及断残的书简,全都收集起来,研究考察他们的异同,在旁边写上自己的见解,非常清楚准确,名为《集古录》。他又曾奉皇帝诏命纂修《唐书》中的记、志、表,自己撰写《五代史记》,章法严谨,用词简约,多采取《春秋》的文意。苏轼为他的文章作序时说:“论述基本道理像韩愈,议论事件像陆贽,记叙事物像司马迁,所作诗赋像李白。”见识高明的人都认为这是最了解欧阳修的话。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调福昌主簿,授凤翔府签书判官。治平二年(1065)入京师,任登闻鼓院判官,经过考试,得以直史馆。熙宁(1068~1077)年间上书,指出王安石新法不合实际,因此,被赶出京师,任杭州府通判,又先后调任密、徐、湖三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因作诗讽刺新法,下御史台狱。出狱后,以黄州团练副史安置。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元祐二年(1087)兼侍读。四年(1089),又出任杭州知府。六年(1091),召还为翰林承旨,不久又出任颍州、杨州知州。七年(1092)召还,官至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哲宗亲自执掌政权,又派他出京任定州知州。绍圣初年,御史劾奏他掌管皇帝诏令时所作文词“讥斥先朝”,被贬谪到惠州、琼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常州病逝。

他学识渊博,文章广大深沉,纵横恣肆,为我国“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还擅长诗词。又是著名的书画家。他著述很多,诗文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外地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人物成败得失,他能说出其中要点。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因感慨而叹息,苏轼问:“我若是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准许还是不准许?”程氏回答:“你能如范滂,我难道不能为范滂的母亲吗?”到二十岁,博通经史,撰写文章一日可得数千字,喜爱贾谊、陆贽的奏议。又阅读《庄子》,赞叹道:“我先前有所思想,嘴说不出来,今天读到此书,正与我的心思符合。”嘉祐二年(1057)到京应礼部考试。正值当时文章为追求奇特而不惜割裂文义的弊病盛行,主持考试的欧阳修早想纠正这种弊病,现在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又惊又喜,要拔擢为第一名,因试卷糊名,还怀疑是自家客人曾巩所作,为避嫌疑,只好放在第二名;苏轼又以《春秋》答题得第一,苏轼像殿试中乙科。后来,欧阳修见到他的书信,对梅圣俞说:“此人文采将比我高出一头。”听到这话的人开始反应强烈,都不满意,日子久了才信服。

苏轼为母亲去世守孝。嘉祐五年(1060),调任福昌县主薄。欧阳修因他才识兼优,推荐到皇家图书馆。考试“六论”,先前人们都不起草,因此文章大多不够精细,苏轼开始起草,文义十分精彩。又对制策,入三等。自宋朝初年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个人而已。

苏轼升大理评事,以京官身份出任凤翔府判官。关中地区自元昊叛变后,百姓十分贫穷,而且劳役很重。陕西岐山一带每年输送南山木排,自渭水入黄河,中间经过砥柱险区,损失极大,需要赔偿,使得负责此事的衙吏相继破产。苏轼调查这事的利害所在,修改衙规,让他们自已选择水工,根据时间宜进则进,宜止则止,从此损失减少一半。治平二年(1065),调入京师主持登闻鼓院。英宗在藩府时就听说苏轼大名,打算以唐代事例召入翰林院,任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诏令等文书。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可能成为国家栋梁,日后自当为国家所用。关键在于朝廷注重培养他,使天下官员心悦诚服,都希望朝廷用他,然后再任以要职,那时人人都没有别的话说。今天骤然放置重要地位,人们未必认为任用得当,这样,恰恰对他不利。”英宗说:“暂且让他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记注与制诰事极相近,也不可骤然交给他。不如于馆阁中接近皇上地方给他以兼职事务。还请让他经过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能否通过,如苏轼不能通过怎么办?”韩琦仍坚持考试,及至考试“二论”,又列为三等,这才得以入史馆任职。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韩公可算是爱人以德了。”

熙宁二年(1069),为父丧守孝期满,还朝。正值王安石当政,安石平素厌恶他与自己政见不同,就命苏轼到官告院任职。四年(1071),安石要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兴办学校,皇帝命两制、三馆人员议论。苏轼上书反对。……神宗看了他的意见,顿然明白,说:“我原来对此就有怀疑,得轼议论,心意坦然了。”即日召见苏轼,问道:“当前政令得失在哪里?纵然是我的过失,也可直接指出。”苏轼回答:“陛下生而知之,天赋予文武兼备才能,不怕不明察,不怕不勤劳,也不怕不能独断,只怕求治太急,听取意见太广泛驳杂,进升人才太急速。愿能以静制动,待事故、问题出现,然后相机处理。”神宗当即有所警惕:“卿的三句话,朕当仔细考虑。凡在馆阁任职的,都应当为朕深入思考如何致治防乱,不要有所隐瞒。”他出来把这番谈话告诉同事。安石不高兴,遂命他暂任开封府推官,企图让他事务缠身,无暇再考虑国家大事。苏轼断决公务又精确又敏捷,声名更加远播。适逢元宵节,皇帝令开封府购置浙江所产彩灯,而且令压低价格。苏轼上书说:“岂是陛下喜爱看灯?这不过是讨两位太后的欢心罢了。可是百姓不会都明白。必定说是为满足陛下的耳目欢娱,夺去他们衣食必须的钱物。此事虽小,关系甚大。愿能够追还命令。”神宗即令停罢此事。

这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论述它的不便。

他又见王安石赞美神宗独断专任,因借考试进士出对策题机会,问:“晋武帝平定吴国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讨伐晋国因独断而亡国,齐桓公因专任管仲而为五霸盟主,燕哙因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功效各异。”对此,王安石暗中非常恼怒,唆使御史谢景温论述苏轼的过失上报,可是终于没有找到能定罪的事实。苏轼知道后,就请求到外地任职,得为杭州府通判。

当时实行新政的命令几乎每日下达,苏轼在执行新法过程中,以便民为准,百姓赖以安宁。又调到密州任知州。在任期间,司农实行“手实法”,并规定不按时实行的以违制论处。他对提举官说:“处以违制之罪,若是命令来自朝廷,谁敢不从?出于司农,这是擅造律令啊!”提举官很吃惊,说:“您暂且缓办。”不久,朝廷知道此法害民,罢除了它。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漫到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如果水只能上涨而不能及时下泄,城墙将会倒塌。当地有钱人争相出城避水患。苏轼说:“有钱人一走,百姓都会动摇,我还和谁守城!我在这里,决不能任水败坏城池。”苏轼到武卫营,告诉将士们水的危害,请求武卫营帮助护城。卒长说:“太守尚且不避泥水,我们这些当兵的理当效命。”遂即率领部下带着工具出来筑东南长堤。从戏马台起到州城止。雨日夜不停地下着,城墙在水面上仅剩下三版。苏轼住在城上棚子里,过自家门而不入,派官吏分段把守,州城终于得以保全。又请求朝廷调来当年的工役筑老城,修木岸,以防水再来,得到了批准。

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表谢恩。在这期间,苏轼看到有些事对百姓不便,又不敢说,只好以诗寄托讽劝,希望有利于国家,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引表中的话,又任意曲解他的诗句,加他以诽谤朝廷的罪名,把他逮捕到御史台监狱,定要置他于死地,然而罗织罪名很久,也无法定案。神宗可怜他,最后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他在黄州,与田野父老结伴,活动在溪水、山野间,建造房屋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1080),神宗几次有意起用苏轼,总是被当权者阻止。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纂修国史最重要,可以让苏轼完成它。”王珪显出不同意的表情。神宗说:“苏轼不行,暂且用曾巩。”曾巩呈进《太祖总论》,神宗有些不满意,遂亲自写书札调苏轼到汝州。上面有这样的话:“苏轼被罢黜后反思自己的过错,经历年岁已多,人材确实难得,不忍心长期废置不用。”苏轼没到汝州,上书陈述饥寒,并说有田地在常州,愿意在那里居住,很快得到准许。他到常州,神宗死,哲宗继位,恢复他朝奉郎官衔,任登州知州,后又召为礼部郎中。

当初,祖宗时代,实行差役制度,时间长久发生了弊病,让编入户籍的平民充任无法胜任的差役,官府残暴地驱使他们,大多致于破产,小地方百姓甚至终年应付差役,不得休息。王安石任神宗宰相时,改为免役,使每户根据不同情况出钱雇用差役,执行这个办法的人往往超额索取银钱,因此又为百姓祸害。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的害处,不知道它有利之处,想要恢复差役制度,派遣官员,设置机关,苏轼为人选之一。苏轼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害处是搜刮民财,以致十室九空,聚敛财物于上,而下边的百姓总是缺钱。差役的害处是,人民常在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农业,而且贪官污吏得以借此为奸弊。这两者的害处轻重,大略相等。”司马光说:“你以为如何办好?”苏轼说:“法制相因袭则事情容易办成,办事情能循序渐进则人民不受惊扰,夏、商、周时代,兵农合一,至秦始皇才分开,至唐代中叶,全部变府兵为长期征战的士卒,自那时以来,百姓不了解兵,兵不了解农,农民出钱粮养兵,兵拿出性命保卫农民,天下都得到方便。纵然圣人再出世也更改不了。今天免役的办法,实在与这相类似。您想骤然罢免役行差役,正如罢长征兵而复民兵,那是不容易的。”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在政事堂又陈述这意见,司马光忿怒起来。苏轼说:“从前韩魏公要铲除陕西义勇,您做谏官,谏诤的很厉害,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从前听您说过这事的详情,难道今日做了宰相,就不许我把话说完吗?”司马光笑了。不久升苏轼为翰林学士。

元祐二年(1087),兼侍读,每每给哲宗读书,到历史上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总是反复开导,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哲宗虽恭敬而默默不语,却常点头肯定。有一次读《祖宗宝训》,因谈及时事,苏轼说:“现今赏罚不明,对善恶没有劝勉阻止的措施;又有黄河水势正往北流,而勉强使它往东;夏人进入宁夏固原一带,杀戮掳掠几万人,主帅却不向朝廷报告。如果长此以往,恐怕要逐渐成为国家衰落的开始。”

三年(1088),苏轼暂时主持礼部进士考选。四年,因多次批评时政,为当权者所忌恨。他恐怕不能被容忍,请求以龙图阁学士衔出外,任杭州知府。既到杭州,正值大旱,饥荒与瘟疫同时发生。他请求朝廷减免本地上供米三分之一,得到批准,又得到赐给的度僧牒,用它换米以救饥荒。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卖出常平仓米,多做厚粥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头治病救人,因此被救活的人很多。他认为“杭州,是水路陆路的交汇点,过往人多,得疫病死的人常常比别处多。”于是收集官库盈余银二千两,又拿出自己积蓄的黄金五十两,建造病坊,再积蓄部分钱粮,以备收养贫病的老百姓。

在杭州疏浚茅山河与盐桥河以便通漕运。又修造低坝闸门以便蓄泄湖水,江湖也不再进入市区。以剩余力量修复六井。又取杂草淤泥堆积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人。堤上种了荷花杨柳,远远望去,如图画一般。杭州人名为“苏公堤”。苏轼二十年两次任杭州知府,对人民有功德,百姓家有他的画像,饮食之前必先为他祝福,甚至建生祠来报答他。

六年(1091),朝廷召他为吏部尚书,未至京师,因弟弟苏辙任右丞,兄弟不能同在尚书省,就改任他为翰林承旨。苏辙要求辞去右丞,希望兄弟同为皇帝侍从官,未被采纳。他在翰林几个月,又因谗言请求到外地去,于是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颍州知州。七年(1092),转扬州。不满一年,召回京师,任兵部尚书兼侍读。……后升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任礼部尚书。八年(1093),宣仁皇后死,哲宗亲自主持国政。苏轼请求仍到外地任职,遂以两学士衔出任定州知州。当时国家形势将大变,他想面见皇帝辞行已不可能。离开以后,上书哲宗,劝他“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又提出国事不能“轻有改变。”

绍圣(1094~1098)初年,御史论定他在掌握皇帝诏令时,所起草文词,有讥讽指斥上代皇帝的,遂以原两学士衔改为英州知州。接着降落一项官衔,还未到英州,又贬谪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发遣到惠州居住。在那里住了三年,他心地坦然无所遗憾。当地人无论贤者或愚人,苏轼都能相处得很融洽。又被贬谪为琼州别驾,住在昌化,昌化是原儋耳地方,异常落后荒凉,不是适于人们居住的地方,药物、补品全部没有。开始租赁官府的房子住,行政长官还不准许。他只好买地盖房子,当地人运砖挑土帮助他。当时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与他同住,他平日以著书为消遣,与当地父老往来游玩,像是要终身在这里居住。

徽宗即位,苏轼迁到廉州,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再次迁徙到永州。其间经历三次大赦,仅得任玉局观提举,恢复朝奉郎。他自元祐以来,十几年间,从未因按年岁课考而请求升迁,所以官位仅至于此。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常州去世,年六十六。

苏轼和弟弟苏辙,自幼以父亲苏洵为师学文,后来也靠自己天资聪颖。他曾经说自己“作文如行会流水,开始并没有一定的安排,只是常常当行则行,到了不可不止的地方就结束。”虽然是他嬉笑怒骂的话,都可以记下来当文章诵读。他的文体广大深沉,足可称雄百代。

自有文章以来,如苏轼这样杰出的很少。父亲苏洵晚年读《易》,作《易传》没完成。命苏轼接续完成。他写成《易传》,又作《论语说》;后来住在海南时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那一时期的文人如

黄庭坚

、晁补之、

秦观

、张奉、陈师道都还没出名,他对待他们像朋友,从不以师道自居。

他自中举人直到为皇帝的侍从文臣,总是以爱君爱国为本,忠心的规劝和正直的议论,都表明他大节正直,当时在朝诸臣没有比得上他的。但被小人忌恨厌恶,不断受他们排挤,不让他安稳地在朝廷做事。

高宗即位,赠苏轼资政殿学士衔,命他的孙子苏符为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放在身边,读起来终日都不觉疲倦,说这是文章的典范。还亲自为他的文集作赞语,赠给他的曾孙苏峤。并推重他,赠太师衔,赐谥号“文忠”。他的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宋代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治平(1064~1067)年间进士,任叶县(今河南叶县)尉。他的才能为文彦博所重视,再任江西大和县知县。哲宗时,召至京师任秘书郎、参修《神宗实录》。《实录》修成,升起居舍人,后任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章惇、蔡卞劾奏《实录》“多诬”,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却安置到黔州等地。徽宗初年起用,后又屡次遭受贬谪,羁管宜州,在那里去世。他工于诗文,擅长行、草书法。贬谪所到之处,读书人从他学习诗文的很多。早年以文章诗词为苏轼所推重。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著作有《豫章黄先生文集》、《山谷琴趣外篇》等。

黄庭坚幼小时即警敏聪悟,读书几遍就能背诵。舅舅李常到他家去,取架上的书问他,他没有不通晓的,舅舅很惊奇,以为他读书进度是一日千里。中进士后,调任河南叶县县尉。熙宁(1068~1077)初年,考试选拔东西南北四京学官,黄庭坚的文章排列优等,遂任北京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看他很有才能,留下再任。苏轼曾见过他的诗文,以为远远超越于众人之前,独立于万物之外,世上很久没有这样的佳作了。由此,黄庭坚的声名大震。任太和知县时,治理县里政事以平易为本,不从事繁苛。当时考查颁布食盐人的户口册籍,其他县争相占多数,唯独太和县不这样做,为此办事人员不高兴,而人民却得以安定。哲宗即位,黄庭坚被召至京师,任校书郎兼《神宗实录》检讨官。过了一年,升著作佐郎,加集贤院校理。《实录》成,提升为起居舍人。为母亲守孝。庭坚生性异常孝顺,母亲生病整一年,他昼夜观察颜色,衣不解带。母亲亡故,他住在墓旁棚子里,因过分哀痛得一场大病,几乎病死。服丧期满,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绍圣(1094~1098)初年,出外任宣州知州,后改鄂州。章敦、蔡卞黄庭坚像和他们的一伙人批评《实录》多诬罔不实之词,让原先修实录的史官分别住在京师附近等待询问,他们摘出一千多条让大家看,说是没有事实证据,后来实录院人员考查阅读发现大多数都有根据,剩下的仅32件事。庭坚执笔写过“用铁龙爪治河,如同儿戏”的话,到这时首先责问他有何依据,黄庭坚回答说:“我那时在北都做官,曾经亲眼所见,真是儿戏啊。”凡是问到他的,他都据实回答,听说这事的人都认为他直率坚强。可是黄庭坚终究还是遭到了贬谪,他被派任涪州别驾,却指定在黔州居住,行动也受一定限制。即使如此,言官还认为是把他安置在好的地方,说是枉法。因为有亲戚的嫌疑,又把庭坚迁移到戎州。对于这些迫害,庭坚淡然处之,不把迁徙贬谪放在心上。四川的读书人仰慕他的学问文章,都跟他往来,向他学习。他讲学不知疲倦,凡是经过他指教的,写出文章来都有一定水平。

徽宗即位,召黄庭坚任鄂州税监,签书宁国军判官,又任命他为舒州知州。后来,以吏部员外郎官职,召他回京师,他都辞谢不赴任。只请求到州郡地方任职,遂得为太平州知州,到任九天又被罢官,让他主管玉隆观。黄庭坚在河北时与赵挺之有小的隔阂,此时正是赵挺之当政,转运判官陈举揣摸上司意图,呈上庭坚所作《荆南承天院记》,说是幸灾乐祸,因此又被除名,被羁管在广东宜州,不能自由离开。三年(1104),命令他迁徙到永州,这命令尚未接到,庭坚已去世,年61。

庭坚的学问文章,是先天生成本性所得,陈师道说他的诗得杜甫之法,学杜甫而不模仿杜甫。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跟苏轼往来密切。天下称为“苏门四学士”,而庭坚在文学方面更擅长作诗,四川、江西一带的读书人以庭坚和苏轼并列,因此称“苏、黄”。苏轼为皇帝文学侍从时,曾推举庭坚代替自己,荐举的文词,有“宏伟的文章,在当代无与伦比,孝友的行为,可与古人相媲美”这样的话,就是如此推重他。当初,黄庭坚曾游历安徽霍山县、潜山县的山谷寺、石牛洞等,很喜欢那里林泉的胜美,因此自号“山谷道人”。秦观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又字太虚,号淮海居士。宋代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元丰年间进士,调定海县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年,由苏轼推荐为太学博士,升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元年(1094),因名列元祐党籍获罪,被逐出京师任杭州通判。又被诬告对《实录》有增减罪,贬到处州(今浙江丽水)监酒税,后被借端陷害,以请假写佛书为罪行,降职调郴州,管制在横州,又迁徙到雷州。徽宗即位,放还,召为宣德郎。在回京途中去世。秦观像他所著《黄楼赋》为苏轼所赞赏。王安石认为他的诗清新流畅,可比鲍照、谢灵运。秦观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著作有《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

秦观少年时就性格豪放,才智出众,慷慨之情常流溢于诗文之外,但考进士未中。他志高气盛,向往远大,见解独特,读兵家书籍常与自己的意见相合。在徐州见到苏轼,所作《黄楼赋》,苏轼读后认为少游有屈原、宋玉的才气。还把他的诗推荐给王安石,安石也说他的诗清新流畅像南朝诗人鲍照、谢灵运。苏轼勉励他参加科举考试以奉养双亲,于是秦观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浙江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1086~1094)初年,苏轼以贤良方正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授给他太学博士官职,让他校正秘书省书籍,后升任正字,以后又兼国史院编修官,皇帝差不多每天都赏赐给他砚、墨、器皿钱币等物。

绍圣(1094~1097)初年,因被人指为名列党籍而获罪,被赶出京师,任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指责他有增删《实录》内容的罪过,因而被贬谪到处州主管酒税。朝廷派出的人揣测上边的意图,总在监视他是否有过失,但终究没有找到,只好以他请假写佛书当作罪行上报,因此被革职,迁徙到湖南郴州,继而转往横州管制,行动失去自由。后又迁徙到雷州。徽宗即位,恢复秦观宣德郎官阶,放还京师,走到滕州时,到华光亭游赏,为同伴讲述自己梦中所得的长短句,忽然想要喝水,等水送到面前,笑着看看,随即死去。以前他曾自作悼词,语言异常哀伤,读到它的人都十分悲切,秦观逝世时53岁。著作有文集四十卷。

秦观擅长议论,文字华丽而思想深邃。苏轼得知他的死讯后叹息到:“少游不幸死在路上,真是可悲啊!世上难道还能有这样贤良有才的人吗!”秦观的弟弟,一位叫秦觏,字少章,另一位叫秦觏,字少仪,都擅长写文章。

陆游

陆游(1125~1209)字务观,号放翁。南宋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应试,名列第一,秦桧孙秦埙名次在后,秦桧很恼怒,主持考试的和陆游都被黜落;秦桧死后,他才被任命为福州宁德县(今福建宁德市)主簿,后由人推荐授敕令所删定官。升大理寺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陆游任枢密院编修官,赐进士出身。因向大臣张焘建议遭贬谪,出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接着被免职回乡;乾道六年(1170)召起为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八年(1172),任川陕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向宣抚使王炎陈述抗金策略。改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的参议官。后升江西常平提举。绍熙元年(1190)升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1202)被召修孝宗、光宗实录。次年书成,升宝章阁陆游像待制,后退休。嘉定二年(1209)去世。他才气超群,文学、史学都很有成就,尤其擅长写诗,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四大家。著作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陆游12岁即够写作诗文,以祖上有功绩得补登仕郎。参加考试,主管部门推荐为第一,秦桧的孙子秦埙的名次恰巧在他的后面,秦桧很恼怒,竟加罪于主持人。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主持人又置陆游于前列,秦桧干脆把他黜落,从此陆游为秦桧所嫉恨。秦桧死后,才到福州宁德县任主簿,又因有人推荐被任命为敕令所删定官。

当时杨存中掌管皇帝禁军已经很久,他极力陈述这样不合适,皇帝称赞他说的对,遂罢去存中职务。宦官中有人买北方珍玩进贡给皇帝,他上书说:“陛下以‘损’为书斋名字,除经史书籍笔墨以外,都撤除不用。小臣不体察陛下的意思,每每为陛下私买珍玩,必然亏损皇上德行,请求严行禁绝。”他还响应皇帝的诏令,上书言事说:“如不是皇家宗族和亲戚,虽然真有勋劳,也不得动辄加给王爵。近来有以太师、太傅名位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还有以太尉官衔负责閤门事的,这样就亵渎混淆了国家分别等级的规矩,请求加以订正。”陆游又升任大理寺直兼宗正簿。

孝宗即位,陆游升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向孝宗推荐他善于写文章,也熟悉国家制度规定。孝宗召见他,说:“你学问深厚是有名的,言论也很切实。”遂赐他进士出身。还有一次,陆游被召进宫回答皇帝问话,他说:“陛下刚刚即位,是以诏令示信于人的时候,如今官吏将帅对待诏令有轻慢玩忽的习气,宜于找出其中阻止诏令严重的,罢他的官,并让大众都知道。”

与金人的和议将要完成,陆游又写信给国家军政二府陈述意见说:“江左自吴国以来,没有舍弃建康,建都城于别处的,皇帝暂住临安,是出于权宜之计,这里地势不险固,运送粮草军饷也不方便,海路又逼近都城,很担心会发生意外的忧患。和议完成之后,双方都立下盟誓,常常会受到拘束限制。如今应与他们约定,建康、临安都是皇帝暂住之地,北方使节来朝聘,或到建康、或到临安,如此则我方得以在空闲时建都立国,对方不会怀疑我们。”

当时龙大渊、曾觌擅权,陆游对宰相张焘说:“觌、大渊招揽权力,培植党羽,扰乱皇上的视听,您不及早说话,他日将无法除去他们。”张焘迅速将此话上报皇帝,皇帝诘问这话是从哪来的,张焘如实回答皇帝。皇帝很生气,把陆游赶出临安,打发他出外任建康府通判,接着调到隆兴府。谏议官员说他的罪行是结交台谏,搬弄是非,极力鼓动张浚用兵。又因此被免官还乡。很久之后,才被召起,任夔州通判。

王炎为川、陕宣抚使,征寻陆游为干办公事。他向王炎陈述进取的策略,认为要治理中原必须从长安开始,要取长安又须从陇右开始。应当积粮练兵,有挑衅者则进攻,无事则守卫。吴磷的儿子吴挺代掌兵权,相当骄横恣肆,并把所有财产用来交结官员,屡次杀掉仅有过错失误的人。王炎无可奈何。陆游建议他以吴璘的儿子吴拱代替吴挺;王炎说:“吴拱胆怯而少谋略,遇敌必败。”陆游说:“假如吴挺遇到敌人,怎能保证他不败呢?即使他取胜有功,将愈加难以驾驭。”后来,到了吴挺的儿子吴曦暗地叛变时,陆游的话终于得到验证。

范成大负责四川军务,陆游为参议官,因为他俩是文字之交,互相间不拘礼法,有人讥笑陆游颓靡放纵,他就因此自号“放翁”。后来经几次升迁,任江西常平仓提举。江西水灾,他上书皇帝,请求“拨义仓粮食赈济灾民,行文各地发粮给老百姓。”皇帝要召他回临安,被给事中赵汝愚驳回,遂罢官闲住。后来应召出任严州知州,陆游路过临安向皇帝辞行,皇帝告诉他:“严陵是山水很美的地方,职事闲暇时,可以赋诗消遣。”皇帝再召他见面,说:“你写文章能回旋自如,非他人所能及。”遂封为军器少监。

绍熙元年(1190),升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1202),因孝宗、光宗朝实录和《三朝史》没有完成,皇帝命他代理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去参加朝见皇帝礼仪。接着兼任秘书监。三年,书成;遂升宝章阁待制,后罢职退休。

陆游的才气远远超越众人之上,尤其擅长写诗。晚年再出任官职,为韩侂胄撰写《南园阅古泉记》,为舆论所讥笑。朱熹曾经说过:“他的才能太高,行迹离权贵太近,恐怕被势力大的人所拉拢,不能保全晚节。”真是有先见之明!陆游于嘉定二年(1209)去世,年85岁。

李清照

南宋女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早期生活优裕,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侵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少女少妇的闲适生活,格调明快,语言清新婉丽,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善用白描,刻画深刻。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代表作有《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为人传诵的名句。著有《易安居士文集》、 《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洪迈

南宋文学家,字景庐,别号野处,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洪皓第三子,绍兴十五年(1145)中进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淳熙十三年(1186)拜翰林学士。光宗绍熙元年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二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迈学识博洽,熟悉典故,一生著述极为繁富,据(《四库全书》所载有:《野处类稿》二卷、《史记法语》八卷、《经子法语》二十四卷、《南朝史精语》十卷、《夷坚志》四百二十卷、《万首唐人绝句》九十卷。还有《容斋随笔》最为著名。

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南宋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绍兴三十一年(1161),他召募两千人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起义,为掌书记。第二年奉耿京命令南下归宋,高宗授他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后返山东,听说耿京已被张安国杀害,遂抓获安国再到南方。初任江阴佥判、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提点江西刑狱时,镇压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起义。后历任湖北、江西、辛弃疾像湖南、福建、浙东等地安抚使。在湖南任上,曾上书说,民为国本,贪官污吏迫使为盗,从政应以惠养百姓为出发点。又创置“飞虎军”。他先后三次被人诬劾罢官。开禧三年(1207)升枢密都承旨,没有受命就去世了。他为人豪爽,崇尚气节,一生坚决主张抗金。文学方面,他善于做词曲长短句,风格悲壮激烈,为豪放词派的杰出代表,与苏轼并称“苏辛”。著作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年少时以蔡伯坚为师,与党怀英是同学,当时号称“辛、党”。开始做官时,曾用蓍草占卜吉凶,怀英遇着八卦之一的“坎”,因此留在金国做官,弃疾得“离”卦,以南方为吉,遂决意回南方任职。

金主完颜亮死后,中原豪杰并起。耿京在山东聚集兵马,自称天平节度使,调度管束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担任主要撰写文字的掌书记,即劝耿京决策往南方发展。当时,有个叫义端的和尚,喜欢谈论军事,弃疾有时与他往来。到弃疾在耿京军中时,义端也聚集一千余人,弃疾说服他,使他归属耿京。义端在一天晚上偷窃印鉴逃走,耿京大怒,要杀弃疾,弃疾说:“给我三日期限,如不能抓获他,再杀我不迟。”他揣度义端必定是把这里的军事情况报告给金国主帅,就急速追赶,终于把他抓获。义端说:“我识别出你的真相,是像牛的青兕,力大能杀人,希望不要杀我。”弃疾割下他的头回来报告耿京,耿京更加称赞他勇武而又讲信用。

绍兴三十二年(1162),耿京命令辛弃疾捧着表章前往杭州,请求归向南宋,高宗到建康慰劳军队,召见了他,赞许并同意接纳他们,授予弃疾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官职,让他带回节度使的印信,并让耿京来杭州。这时,正巧张安国、邵进已杀掉耿京投降金国。辛弃疾回到海州与大家商量说:“我是奉主帅命令来归顺宋朝,没想到事情会出现如此变化,怎么再去回报我的使命呢?”于是约统制王世隆和忠义人士马全福等直奔金人军营。安国正与金国将领喝酒作乐,弃疾等人当着众人把他捆绑起来,押回营地,金将没有追上。弃疾将俘虏押送皇帝驻地,皇帝当即将安国斩首示众。朝廷仍授弃疾承务郎,改任江阴佥判。当时弃疾年仅23岁。

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任建康府通判,乾道六年,孝宗召他在延和殿谈话。当时虞允文执掌国家政权,孝宗一心一意恢复失去的土地,所以,辛弃疾论述了南方和北方的形势以及三国、晋、汉各朝代人才。他的论据有力,论点直率,不去迎合皇帝的心意。又撰写《九议》及《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给朝廷,讲述顺应与违反天意的道理,敌我力量消长的形势,彼此战术的长处和短处,各自所处地理位置的要害,论述得很完备。因为和金国讲和一事刚刚确定,他的建议没有实行。随后,弃疾被晋升为司农寺主簿,到外地任滁州知州。州里遭受战火灾害,市镇凋零残破,弃疾在人力上宽大征召,在物力上减免赋税,以减轻百姓负担,招回流散在外的人,教练民兵,议行开垦土地,以充军饷,于是创建奠枕楼,繁雄馆。后来弃疾被征召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留守叶衡很重视他,叶衡入朝为宰相,极力推荐弃疾有慷慨的志气和远大的谋略。皇帝召见了辛弃疾,升他为仓部郎官、提点江西刑狱。因平定大盗赖文正有功,加官秘阁修撰。调任京西转运判官,差遣到江陵任知府兼湖北安抚。

改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不久以大理少卿官衔被朝廷召回,随后再出任湖北转运副使,又改任湖南转运副使,接着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盗贼接连在洞庭湖和湘江一带发生,弃疾全部平定了他们。随后,辛弃疾给朝廷上书说:“如今朝廷清明,连年以来李金、赖文政、陈子明、陈峒相继暗地起事,都能够高喊一声即聚集干百人众,杀掠官兵,死活不顾,以至于烦劳国家军队翦除消灭。他们之所以能聚众起事,确实是因为州里催促办理财赋太急,下级官吏残害民众之举,而州里不敢过问,县里也因征收税捐太急,办事差役有残害民众的事实,而县里也不敢过问。田野村民苦不堪言,州郡以搜刮财物残害他们,县里派收税捐残害他们,办事差役以索要财物残害他们,大地主以兼并土地残害他们,盗贼以剽窃掠夺残害他们,在这种形势逼迫下,老百姓不做盗贼,又能往哪里去呢?民众为国家的根本,而贪官污吏逼迫他们成为盗贼,今年剿除,明年扫荡,就好象树木,日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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