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帕斯捷尔纳克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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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作品集(套装共4册)(名家特辑)试读：
总目录
日瓦戈医生（套装上下册）
阿佩莱斯线条
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套装上中下册）
抒情诗的呼吸
版权信息■ 书名：日瓦戈医生（套装上下册）■ 作者：【俄】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ISBN：9787532756322■ 译者：白春仁 顾亚铃■ 责任编辑：陈飞雪■ 产品经理：@nachzugler■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目 录日瓦戈医生（上卷）译者序
第一章 五点钟的直达快车
第二章 另一个世界中的少女
第三章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
第四章 不可避免的命运
第五章 告别旧世界
第六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
第七章 旅途日瓦戈医生（下卷）
第八章 抵达
第九章 瓦雷基诺
第十章 大道
第十一章 绿林战士
第十二章 蜜甜的花楸
第十三章 在雕像楼对面
第十四章 重返瓦雷基诺
第十五章 完结
第十六章 尾声
第十七章 日瓦戈的诗作版权信息■ 书名：日瓦戈医生（上卷）■ 作者：【俄】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ISBN：9787532756322■ 译者：白春仁 顾亚铃■ 责任编辑：陈飞雪■ 产品经理：@nachzugler■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译者序《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
这不是一部等闲的写手小说，它的浓重的传奇色彩，说起来实属罕见，且不带一丝一毫的虚夸和做作，层层都是沉甸甸的历史真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日瓦戈医生》一出现，就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战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于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五大诗人之一，无端招来背叛国家的可怕罪名，被作家协会扫地出门。接踵而至的种种压迫，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作品流传国外，因获诺贝尔文学奖名声大噪，可在自己祖国却形同洪水猛兽，遭围堵封杀，三十年不得见天日。而在帕斯捷尔纳克方面，此书早已成了生命中的唯一念想，真可谓生也为它来，死也为它去。一九六〇年他在郁郁中因肺癌辞世。半个世纪过后，风止雨霁，该可以平心静气品味这以诗为文的胜境了，人们却又发现小说竟是如此难懂。相比五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读者，我们今天有了时间距离的优势，持论能够全面公允些了。但时光也在不断激发新思想新关注，所以依然感到文本中遍布玄机奥义，不仅需要重新去认识，更觉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呼之欲出，若能有多方位多层次的领悟，那时才解得开这个艺术世界之谜。眼下的这种阅读体验，在我们这里和在俄罗斯差不多是一样的。由此倒足可证明，《日瓦戈医生》在人们心目中，被公认是本好书奇书，唯其好而又奇，它的思想意蕴经得住不断掘进，它的艺术风致全在于不入老套，也须投以新的眼光。于是，我们重读的任务，就可以概括成破解作品思想的秘密和艺术的奥妙。
在我国，译介《日瓦戈医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此书就是当时出现的译本之一。这次再版，已是作为帕斯捷尔纳克系列文集的组成部分，希望标志着对诗人的了解和研究，正在开启一个立足于中外文化沟通的新阶段。借这个机会，我们想为中国读者贡献一些有关此书的资料和看法。《日瓦戈医生》是立意反映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命运的作品，而小说的中心设定为日瓦戈医生。首先这是情节的中心，写日瓦戈从世纪初到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乌拉尔一线上颠沛流离、漂泊的一生。小说里的诸多线索和事件，都因与日瓦戈发生联系才牵涉出来，社会动荡和时代风雨，更是折射在日瓦戈身上，间接迂回地透露出来。其次，日瓦戈医生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以长篇小说容量来看，书中出现的形象并不算多，而几个主要角色的独立性又不强，好似众星捧月，都服从于表现日瓦戈的需要。例外恐怕只有一个，就是日瓦戈艰难生活里的红颜知己——拉拉。她不仅衬托日瓦戈，自己也体现着独特的精神价值。小说聚焦于一个人而折射出一个时代，这该是怎样的人物，又该有何等的作为呢？以此衡量日瓦戈，因为与阅读习惯的期待大相径庭，也就难怪评者要众说纷纭了，这也是主题难以把握的原因之一。再次，或许是最为重要的，日瓦戈还是视角的中心。换言之，故事虽由第三者讲出，但他往往站在日瓦戈的角度看世界，以日瓦戈的情感为叙说的基调。最后这一点，坦露了作者对主人公日瓦戈的偏爱与同情。
那么，日瓦戈一生有着怎样的遭遇？他如何应对时局和命运？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日瓦戈天资聪慧，又在莫斯科一教授家庭寄养成人，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上大学时他一边攻读医学系，一边开始诗歌创作，此后便一直坚持写作，不时发表一些诗文作品，颇得读者的好评。可是由一九一五年秋应征入伍起，他完全陷入动荡、混乱、艰难的时局漩涡中。他与家人先是被战乱阻隔，天各一方。不久妻子、儿女和岳父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政府逐出国门，剩他一人漂乎无定，毕业多年不能从事专业工作。后来长年漂泊，生命里的唯一慰藉，是同心爱女人拉拉的两情相悦，而这恋情也充满变数，危机四伏，每每令人备感痛楚。最后几年日瓦戈蛰居莫斯科，几乎已是穷愁潦倒。一九二九年当异母兄弟、已晋升苏军少将的叶夫格拉夫再次出现时，日瓦戈的厄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可他却已然心力交瘁，猝死街头，完成了一次暂短的生命之旅。
日瓦戈的遭遇是他个人的厄运，却也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初二十余年间俄国的政治形势和生存环境。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意味着劳动大众翻身做主，社会公平的原则得到承认，腐败的官僚政治宣告结束。这些正是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主要革命诉求。然而新政权的稳固和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而且，今天已经很清楚，革命政权有过许多失误，也犯了许多错误，这背后往往可以追溯到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根源。这就使原本矛盾重重的局面更加错综复杂。
青年日瓦戈刚开始接触动荡的现实，就表现出冷静思考、独立判断的鲜明个性。十月革命时，日瓦戈看到苏维埃政权第一号命令，大为振奋，称赞革命“是个了不起的外科手术”。对痛恨社会痼疾、盼望清平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发自肺腑的欢呼。可是时隔不久，一九一八年春天他对形势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他目睹了城里民生凋敝，军队瓦解，逃兵胡作非为。为避战乱，他不得不举家迁往乌拉尔地区。路上他被当作特务逮捕过，后又被游击队强迫留下医病。到处可见上级派来的首长、政委发号施令，说一不二，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对一红军军官说：“我曾经非常倾向革命，可现在我以为，靠强迫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这一点日瓦戈坚信是真理，一时一事使用暴力或可奏效，但用历史眼光看，到头来必然事与愿违。于是他在日记中表示，自己要放弃医学，也隐瞒医生的专长，为的是不被捆住手脚，失去行动的自由。从此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冷静观察的角色，不赶风头，不受诱惑，用独立思考来判断是非曲直。当时苏维埃不少举措打着“改造生活”的旗号，而在日瓦戈看来，这并不是历史的进步，倒是对进步的扭曲。他曾对一军队首长直言不讳，自己绝不赞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每次听到说‘改造生活’，我简直忍无可忍，内心绝望极了。生活从来不只是一堆物质的东西。生活本身可以说在不停地更新自己，修正自己，永远在自我改造。它比你我的那些愚蠢理论要高明一百倍。”这里，日瓦戈受到舅舅韦杰尼亚平的思想影响，在“改造生活”中听出与生命哲学不相协调的意味。革命时期宣传的“改造生活”，无异于“改造世界”、“砸烂旧世界”之类的豪言壮语。可他理解人类社会生活是有机的生命体，它不仅要与自然界相和谐，还要与文化相和谐，它只可能循着自己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发展。
在日瓦戈的同龄人中，安季波夫与他恰成对照。早在学生时代，安季波夫的思想就倾向革命，后来他参加红军，当上了指挥官、政委。他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又有果断行动的魄力。但思想过于激进，带着某种狂热性，且在行为动机中逐渐夹杂了个人功名利害的考虑，因此卷入内部的倾轧，终于被迫自杀身亡。日瓦戈虽也同情他，赏识他的忠诚和果敢，却不赞成一点：迷信乌托邦式的理想，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凡事照搬教条，好讲大话空话，甚至不符合实情却人云亦云的假话。靠讲假话过日子，这是日瓦戈所最诟病、最厌恶的。
早自家人被放逐国外，日瓦戈便预感到自己这种人在社会上注定是命途多舛，不过对此他并不太介意。让他冥思苦索的是，面对动荡、纷乱、严酷的环境，人当何以自处？他苦思和践行的结果，就是书中处处可见的坚持一个诚实正直之人的操守，任何情况下不丧失自己的本来面目。日瓦戈看待个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首先在于有自由的思想；思想自由才能产生独立见解，也才能形成自己的面目。人没有自己的面目，便成了千人一面，彼此雷同，这只能制造平庸，窒息创意。日瓦戈在新政权的作为中，在周围人们的身上，在自己写作的经验里，处处感到独立思考与随声附和、出奇与平庸两种倾向的角力。当然，个人独特面目的基础，它的核心内容，都还离不开社会追求的公平公正原则、人们普遍接受的道义精神。一个是不丢独特面目，一个是不离道义基础，这便是日瓦戈自处的原则，更可说是他自律的原则。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遇事能把握住一个公平公道的立场，是如何需要内心的良知和见识；而光明磊落地直陈己见，更是如何需要勇气和胸怀。
这样一来，日瓦戈在烽火连天的年代是一个置身世外、特立独行的人物吗？也是，也不是。从社会立场来说，他对革命政权的思想政策多有保留，并且直言不讳，也因此不肯参与红军与白军之间的严酷战事。可是他从未停止当一个观察员和思想者，也就是说从未置身世外。从生活现实来说，他却是艰难时世的亲历者，走过内战的腥风血雨，眼见了城乡的败破凋萎，经受了家庭破碎和事业夭折的打击，遍尝了种种精神煎熬的痛苦。这里他既不是冷静的旁观者，更谈不上特立独行。同别人一样，还有甚于别人，他内心淌着血，吞服这生命的苦果。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对时局的艰难还是个人的不幸，日瓦戈总是坦然处之，很少怨天尤人，把这视为历史进程中定然发生的曲折。既是这样，苦难到来，不需逃避，不必埋怨，迎上前去背起十字架。日瓦戈的态度显然透露着舍己为人的传统基督教精神，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思想者的历史眼光和坦荡胸怀。他坚持不同的观点，但没有反对革命，没有反对苏维埃政权，没有个人的怨愤，他等待历史来判定谁是谁非。激进的革命者安季波夫在思想观点上，恰与日瓦戈针锋相对，但日瓦戈没有视他为敌人，反倒同情他，怜惜他，对其自杀的结局感慨万千。就连对科马罗夫斯基这个恶棍，日瓦戈也没有动清算复仇的念头，尽管明知他在父亲之死与拉拉的悲剧上难辞其咎。
现在回到前面的那个中心问题：日瓦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为帕斯捷尔纳克作传的一位当代作家贝可夫评论日瓦戈时说：“我们无法一下子就概括出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只能说出他不是怎样的人：他不是一个蜕变了的知识分子，不是鼓吹平庸习气的鄙俗之人，不是革命的狂热分子，不是反政权的斗士，不是持不同政见者，[1]不是‘安排生活的能手’。总之，不是一个庸俗小人。”
贝可夫还说过：日瓦戈是一个平常人，但重要的是，“即或平常人也有天赋的普世性的权利：不接受时代犯下的失误，不杀戮自己的同类，不随大流”。
从反面说，日瓦戈不是庸俗小人。从正面说，他坚守住了平常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合起来看，贝可夫最欣赏日瓦戈的，还是他作为普通人的精神操守。自然，帕斯捷尔纳克眼里的日瓦戈，又是天赋极高的诗坛奇才，只是不愿（也无机会）显山露水，直到死后才渐为人知。
主人公日瓦戈其人，权当作平常人也罢，加上天赋诗才也好，出现在小说中可说是一位正直真诚的思想者。《日瓦戈医生》这部书，便是一个正直真诚思想者的生命呼喊。这里有信念也有失望，有痛苦也有欢乐，有放弃也有坚持。日瓦戈和拉拉的情思给人温暖，日瓦戈和拉拉的遭际令人痛惜。于是，这两个生命的呼喊产生了悲剧般的震撼。
小说而以情胜，是诗人为文的刻意追求。作者努力把小说写得平实质朴，简洁明快，同时着力于传达主要人物幽微的情感心境，烘托以素描般的即景深致。最关键的一招，是作者如同抒情诗里的主人公一样，毫不遮掩地与日瓦戈立场重合，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小说的客观叙事文字，演化为寄抒情意的倾诉。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悲凉、孤寂、哀婉的情调，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也倍增了艺术的说服力。
说到小说的抒情，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无疑是重中之重。在他们一生中，日瓦戈遇到过三个女人，拉拉遇到过三个男人，唯独这两人的结合非同凡响，他们相互间已是魂牵梦萦，刻骨铭心，更引得别人也跟着回肠荡气。看得出就连作者落笔也小心翼翼，斟酌间存着几分虔敬。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真有某种超乎理智的情感奥秘？我们想，无论如何也未必神秘得不可言喻。如果说藏有奥秘，那多半就是这种情爱要回归生活的自然，摆脱了功利主义人生追逐的羁绊。在那变乱纷扰的年月，爱情家庭莫不经历社会离析的磨难，可人心思定，渴望回到生活的常轨。正当此时，仿佛在世外桃源，心仪已久的两人走到了一起，发现彼此心心相印。他们但求相爱相守，一起徜徉天地自然间，愿在踏实淡定的平常日子里享受心灵交流的快乐。根据小说的描写，正是这种精神的愉悦，将一对情侣同大自然，同整个世界结为一体，实现了个人精神境界的升华。作者在这里强调的一点，即自然纯真的情爱具有陶冶精神的文化意义，无疑是极富创意的见解。有了这一笔，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便不再是添补情节的虚应故事，日瓦戈的诗作（由作者捉刀代笔，主题多与爱情相关）也不再只是游离故事之外的“富有诗才”的佐证。如此一来，小说才呈现为浑然一体的完美整体。
要理解《日瓦戈医生》，只研读作品还不够。同样重要的，是了解小说成书后的命运和作者的遭遇。帕斯捷尔纳克很早就萌生念头，写一本反映自己亲历时代的小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作品的构思到一九四五年末已经成熟，动笔则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全部完成，其中日瓦戈的诗作到一九五三年夏季就已写完编好。一九五六年初，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广泛散发书稿听取意见，同时筹划出版，希望新书及早问世。他首选《新世界》杂志，但投稿后久拖不决。这时他结识了意大利一左派出版商，交出小说手稿一份，授权翻译并在国外出版译本。一九五六年九月《新世界》退回书稿，拒绝采用。在编辑部全体成员签署的回信中，严厉抨击了小说的“个人主义倾向”。十月，《文学莫斯科》编辑部也以篇幅有限为由拒登《日瓦戈医生》。至此帕斯捷尔纳克恍然大悟，告知意大利出版商可于翌年秋季出书。苏联官方得知消息后，通过作家协会要求作者不惜一切代价索回书稿，又设法向意大利出版人施压，均告失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小说以意大利文问世，随后又出了法文版，迅速成为畅销书。苏联国内对此已无可奈何，只由作协领导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本反苏小说，并送到了国外。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发扬俄国古典小说传统方面的杰出成就”。据后来的研究，诺贝尔评委会此举并无挑衅苏联加剧冷战之意，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舆论对苏联反个人崇拜、解冻、卫星上天等怀有好感，不会故意与之交恶。而选择帕斯捷尔纳克也不只是因为他一贯不从流俗，更视其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后继者，可说是向俄罗斯文化示好。而在苏联当局，既然认定《日瓦戈医生》是反苏作品，为它颁奖无疑是挑战苏联，必须作出强烈愤怒的反应。令人痛心的，是当局接下来对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无端迫害，龌龊伎俩，无以复加，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很不体面的一页。
就在获奖的当天，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苏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诽谤小说》的专门决定。决定称小说“诽谤地描写十月革命、完成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认定授予此书诺贝尔奖“是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煽动冷战的工具”。决定要求在《新世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编辑部的退稿信；在《真理报》上撰写小品文严厉批判小说本身，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掀起反动宣传的实质；还要求组织杰出苏联作家发表见解，指出授奖给帕斯捷尔纳克意在发动冷战。
十月二十四日作家费定奉苏共中央领导之命来访，劝说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奖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却无功而返。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上述中央决定的举措都付诸实行。作家协会连续开会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二十七日要求他本人到会，他没有去，但给会议送去一封信表明态度。三十五年后人们在档案中发现了此信的副本，内容如下：一、我真诚地想到会，已来到市里，但突感身体不适。请同志们不要以为我不来是轻慢的表示。此信我匆忙写就，大概不如我想的那么通畅明白。二、经过这么大风波，出了那么多文章，我现在还是认为：作为一个苏联人，也可以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我只不过对苏联作家的权利和潜力理解得较宽一些，而这一点并没有辱没苏联作家的称号。三、我完全不期望事实能得到恢复，公道能得以实现，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关于交付书稿的过程，前后的顺序被人搞错了。小说稿本交给国内的编辑部时，正是印制杜金采夫小说、文学环境总体宽松的时候。当时尚怀有小说能够出版的期望。过了半年以后，手稿才到意大利一共产主义者出版人手里。也只在这一情况为人们所知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才写了《文学报》引述的那封退稿信。人们闭口不讲同国家文献出版社签的合同，这事前后拖了一年半，闭口不讲我多次向意大利出版人请求延期并得到同意，以便国家文献出版社利用时机出版经过审查的版本，作为意大利文翻译的基础。这些机会全未被利用。而今报上普遍地只登载书中那些我主张出却不能被接受致使出版受阻的地方，结果除了危及我个人的灾祸外，并没有出什么事。为什么三年前不能加上相应的注释刊出呢？四、我不认为自己在文学中是吃闲饭的，扪心自问我多少也为文学做了点事。五、自负从来不是我的罪过，了解我的人可以证明。相反，我在个人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就要求在宁静不为人注目的环境里工作。六、我原以为，我获诺贝尔奖的喜悦，不会是个人独享，它也涉及我置身其中的群体。在我的眼里，给予我这个生活在俄罗斯的现代作家因而也是苏联作家的荣誉，同时也是给予整个苏联文学的荣誉。我很遗憾，自己竟那么眼拙，搞错了。七、关于奖项本身的实质。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我承认这一礼遇是一种耻辱，要以粗暴来回敬。至于金钱方面，我可请求瑞典科学院将钱捐给和平理事会而不必自己去斯德哥尔摩领取，或者全留由瑞典当局处理。就此我想与我们的负责人商谈一次，如同Д·А·波立卡尔波夫，过一两周，等我从已到来的与尚等待我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之后。八、同志们，我个人准备好了承受一切，我不怪你们。环境可能迫使你们在清算我时走得很远，以后又是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再给我平反，但那时就晚了。这种事在过去已经够多了。求你们不要着急。这不会给你们增添荣誉和幸福。帕斯捷尔纳克
这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十月二十九日帕斯捷尔纳克被迫致电诺贝尔委员会：“由于我所属的社会对你们的奖励赋予了那样一种含义，我必须拒绝接受。”同日，苏共青团领导人公开表示：政府准备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
十月三十日夜，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不要取消他的苏联国籍。
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作家大会决议：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呼吁政府取消其苏联国籍。
十一月五日《真理报》刊出经苏共中央文化处修改过的帕斯捷尔纳克致编辑部的信，主要是表明拒绝诺贝尔奖，要求留在苏联生活和工作。这标志着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妥协。
不难看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始终没有屈从压力改变立场，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不得不作出妥协。《日瓦戈医生》是诽谤革命和人民吗？帕斯捷尔纳克说，苏联的作家也有权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的确，小托尔斯泰有《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有《静静的顿河》，都是写革命年代却有自己的人物、主题和视角。《日瓦戈医生》反思了革命中的矛盾、痛苦、失误和教训，提出了当时认识不到且至今也仍难有定论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就成了诽谤而大逆不道呢？《日瓦戈医生》是宣泄个人主义情绪吗？帕斯捷尔纳克推崇根据事实独立思考，不受诱惑，不随大流，特立独行。这是坚守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与自我中心、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偏爱日瓦戈这个形象，要通过医生的看似凡人常事的遭遇，诟病钳制思想、制造平庸、浪费生命的社会现实。诗人这一高远的立意，与当局的思想专制针锋相对，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歪曲和攻击，如所谓的个人主义之类。
其实，《日瓦戈医生》是好是坏，是丑化了现实还是揭示了本质，最有说服力的是生活，是历史。远的且不说，从一九五五年小说脱稿到一九六六年诗人妻子去世，十年间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前事和身后事，可说是活脱模样的日瓦戈第二。读者仔细看看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就会感到，日瓦戈的为人行事、向往追求，很像作者本人。而日瓦戈在世纪初三十年间（至一九二九年去世止）所遭受的压力和打击，比起最后十余年间作者的境遇，只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历史无情，事实俱在，谁又能说今人讲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是对苏联“解冻”时期的诽谤，今人为诗人鸣不平是个人主义情绪的宣泄？
问题的关键是，帕斯捷尔纳克喜欢历史哲学的思考，从久远的历史视角分析眼前的生活现实。这是他自由探索、独立思考的大前提。他向往的生活，第一是人应该诚实，第二是社会应该公正。但现实是很多人并不诚实并不正直，社会也往往缺乏公正和公平。依他看，原因是太多庸俗小人，或说是汉语里的卑鄙小人。弥留之际，老诗人对家人说“我满意了”，表示没有虚度此生。在这之前，又曾几次感慨：“庸俗！”“世界性的庸俗！”
逝者的遗言，该是对《日瓦戈医生》最好的注解。
我们以为，同对一切文学经典一样，中国读者对《日瓦戈医生》也一定会产生研究、对话的兴趣。愿这个或许还差强人意的译本，能给大家一些帮助。此书上卷译者是顾亚铃，下卷译者是白春仁。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出版。此次出版前作了必要的校订和修改。白春仁二〇一〇年八月于北京[1] 引自德米特里·贝可夫著《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俄文版，731页，莫斯科，2010年。一
人们走着走着，一边唱着《安魂曲》。当歌声停息时，送行人的脚步声、马蹄声和清风仿佛依然唱着挽歌，欲罢不能。
路上行人给送殡队伍让开路，数着花圈的数目，一边在胸前画十字。有那好奇的人，钻到送殡队伍中打听：“给谁出殡？”有人回答说：“日瓦戈。”“哦，原来是他。难怪这么排场。”“嗐，不是日瓦戈本人，是他太太。”“反正一样。愿她早升天国。好阔气的葬礼。”
临到了最后的时刻，连这屈指可数的几分钟也将一去不复回。神甫画着十字，将一把土洒在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口中念念有词：“主的大地和大地的一切，天地和天地间的一切生灵。”响起了《信徒的灵魂》。接着是一阵忙乱。棺木上了盖，钉牢，开始放入墓穴。四把铁铲急急忙忙朝穴里填土。泥土像雨点似的纷纷落下。转眼堆起一个小冢。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爬上了坟头。
在盛大葬礼完毕之后，人们通常会变得迟钝麻木。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大家才可能觉着这孩子站在母亲的坟茔上似乎想说些什么。
男孩抬起头，在坟头上茫然环视四周荒凉的秋野和修道院上的圆顶。长着翘鼻子的脸上，神色异常。脖颈伸得长长的。如果一只小狼崽这样仰起头来，不用说它就要哀嗥了。这时孩子双手掩面，失声恸哭起来。迎面刮来的乌云泼下冷雨，仿佛用湿鞭抽打他的脸和手。坟前来了一个男人，穿着窄袖皱边紧口的黑色丧服，这是死者的兄弟，那哭泣的孩子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他原是个神甫，自愿还了俗。他走到男孩跟前，领着他离开了墓地。二
他们在修道院里一间单身修士房中过夜，因为舅舅是这里的老熟[1]人，才让借住的。这天正是圣母节的前夕。第二天，男孩将和舅舅一起去南方伏尔加地区的一个省城。舅舅在一家发行地方进步报纸的出版社工作。车票已经买好，行李也已打捆放在屋里。火车站离得很近，寒风拂过，传来不远处机车调头时发出的凄厉的汽笛声。
傍晚，天气骤然变冷。从屋里两扇落地的窗子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败落的菜园一角，菜园四周丛丛刺槐；凭窗还可以看到大路上冻冰的水洼，墓地中白天安葬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那个角落。菜园里除了几畦冻青了的卷心菜外，周围一片荒芜。劲风吹来，叶落枝疏的刺槐，便狂摇乱舞，伏倒在大路上。
深夜，尤拉被窗子的响声惊醒。黑暗的小屋闪烁着一种神奇的、飘忽不定的白光。尤拉只穿着衬衣跑到窗前，把脸紧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既看不见道路，也看不见墓地和菜园，只有暴风雪在肆虐，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飞旋。也许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暴风雪意识到自己有无限的威力，洋洋得意地显示自己如何震慑住了孩子，它呼啸着，狂吼着，千方百计想吸引尤拉的注意。白茫茫的风雪巨浪，一层又一层从天空不停地倾泻到地面上，仿佛是一块块白色的裹尸布，笼罩在大地上。此刻世界上唯有暴风雪在大施淫威，没有什么堪与它相匹敌。
尤拉爬下窗台，第一个念头就是穿上衣服，跑到院子里去做点什么。他一会儿担心修道院的白菜被风雪埋住，再也挖不出来了，一会儿又害怕母亲被埋在雪里，无力反抗，会越陷越深，离他越来越远。
结果他又哭了一场。舅舅从梦中惊醒，给他讲基督对人们的保佑，安慰了他一番。然后舅舅打个哈欠，走到窗前沉思起来。他们开始穿衣。天光渐渐发亮。三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并不知道父亲早已遗弃了他们母子俩。父亲浪迹于西伯利亚和国外形形色色的城市，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且早把万贯家财挥霍一空。人们总是告诉尤拉说，他父亲有时在彼得堡，有时去参加商品交易会，最常去的是伊尔比特。
后来，一向多病的母亲发现得了肺结核。她开始常去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治疗，尤拉陪她去过两次。他常被托付给别人照料，这些人又常常更换。就在这种动荡和不断的猜测中，尤拉度过了童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类变化；在长期不安定的生活环境里，父亲不在家，对他来说也不足为奇。
他小时候还赶上了日瓦戈家族的好时光，那时他家的姓，常被人们用去给许多极为不同的事物命名。
当时曾有过日瓦戈纺织厂、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系领带和别领带用的日瓦戈佩针，甚至有一种浸糖酒的圆形蛋糕也叫日瓦戈；有一个时期，在莫斯科对马车夫说一声“去日瓦戈家”简直就像说了句“去爪哇国”，车夫就会拉着雪橇把你送到一个遥远的“国度”，你会进入一座宁静的花园。低垂的云杉枝，挂着白霜，乌鸦飞落枝头，霜花簌簌而下。乌鸦的呱呱声传到远处，仿佛是树枝折断的声音。几只纯种猎狗，从林中通道后边的新房子那里，穿过大路跑来。那里已时近傍晚，灯火通明。
然而，转眼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他们的家业衰败了。四
一九〇三年夏季，尤拉和舅舅坐着四轮马车去乡下的杜普良卡庄园，探望教师兼科普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波伊尼科夫。这庄园是丝绸厂老板科洛格里沃夫的产业，他同时又是热心的艺术赞助人。
那时正值喀山圣母节，收割大忙的日子。他们到时，田里一个人也没有，也许去吃午饭，也许过节去了。太阳热辣辣地晒着没割完的麦地，仿佛是给犯人剃的阴阳头一般。鸟儿在麦地上空旋舞。田野上没有一丝风，麦秆笔直地挺立着，坠着沉甸甸的麦穗；割下的麦子一垛垛高高地摞在路那头很远的地方。久久细望过去，它们仿佛成了一个个走动着的人，正在地平线上测量，一边记录着什么。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侧身坐在赶车座上的帕维尔说：“这里的地是谁家的？”帕维尔是出版社的听差和看门人。他坐在那里，弓着背，跷着腿，表示他并非马车夫，驾车不是他的本分。“这片地是地主老爷的，”帕维尔答道，一边点着烟，“前边那些地，”他点着了烟深吸一口，过了半晌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道，“那些地是农民自己的。驾！怎么睡着了？”他不时对马吆喝着，眼睛总瞟着马尾和后臀，就像火车司机盯着压力表一样。
然而，这两匹马拉车也和普通的马一样。也就是说，驾辕的那匹很卖力气，另一匹拉边套的马，在不懂行的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救药的懒虫。它只知摆出漂亮的架式，伴随着串串铃声，不停地跑着。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去给伊万·伊万诺维奇送他的新书校样。这是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小册子，出版社迫于书刊检查日益加强的压力，希望作者再作些修改。“县里的人们太胡闹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在潘科夫乡把一个商人给杀了，地方自治局的育马场也叫人给放火烧了。你对这有什么想法？你们村子里人们说些啥？”
帕维尔的看法竟比要求伊万·伊万诺维奇在土地问题上收敛锋芒的书刊检查官更为严厉。“村里人说些啥？他们说，把老百姓给惯坏了。不加管束。对我们这些人哪能这么干。一给农民自由，他们就要互相残杀，一点没错。驾，又不走了！”
今天，舅舅和外甥是第二次去杜普良卡庄园。尤拉本以为自己认得这条路。每当田野向两边伸展开去，前后的地边出现细条林带时，尤拉觉得他马上能认出该从哪儿向右拐，接着眼前会闪过科洛格里沃夫的十里庄园全景，以及远处波光粼粼的河流和庄园后的铁路。谁知他竟一次又一次地弄错。田野连着田野，穿插着一片又一片森林。无穷无尽的旷野令人心旷神怡，尤拉情不自禁地思考和幻想起未来的生活。
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的作品，那时还一本也没写出来。但他的思想已臻成熟。他不知道成名之时已经为期不远。
他即将跻身当代文学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中。他和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同样的，然而除了一些通用的术语之外，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那些人全都固守着某种教条，满足于词藻和假象。而当过神甫的尼古拉，却熟悉托尔斯泰主义，了解革命，并且不断地深入研究。他渴望有一种鼓舞人心而又实实在在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给人指出一条非常明确的道路，使世界多少变得美好一些，并且要让孩子和无知识的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就像电闪雷鸣一般。他如饥似渴地探求新思想。
尤拉很愿意和舅舅呆在一起。舅舅很像母亲。他和母亲一样自由不羁，对任何陌生事物从不抱偏见，对任何人都怀有一种高尚的平等相待的态度。他也和她一样，遇事一眼就能看穿，善于用头脑中最初想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舅舅带他到杜普良卡来，他十分高兴。这里景色异常优美。美景同样令他想起母亲。她也热爱大自然，常常带着尤拉一起出去玩。此外，尤拉还高兴能在这里见到尼卡·杜多罗夫——一个借宿在沃斯科波伊尼科夫家的中学生。尤拉觉得尼卡大概看不起他，因为尼卡比尤拉大两岁，握手时，尼卡总把手伸得低低的，还垂下脑袋，头发搭在前额，遮住了他半边脸。五“劳动大众赤贫乃问题之关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着修改过的手稿。“我觉得改为问题的‘实质’好些，”伊万·伊万诺维奇说，一边就在校样上作了必要的改动。
他们在镶着玻璃的昏暗的阳台上改稿，那里堆放着浇水壶和各种园艺工具。一把破椅的靠背上搭了一件雨衣。阳台角落里放着沾有干泥巴的高筒靴，靴筒歪倒在地上。“与此同时，死亡率和出生率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着手稿。“应该增加‘统计年度’。”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着记了下来。
阳台上有点过堂风，他们在校样上压了几块小花岗石，以免风给吹散了。
校完稿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急着要动身回家。“快来雷阵雨了，我们得走了。”“这不行，我不放您走。马上就喝茶了。”“天黑前，我得赶回城里去。”“说什么也不行。我听都不想听。”
花园里飘来茶炊散发的焦炭味，冲淡了阳台上的烟草和芥菜花的味道。仆人们正把酸乳、浆果和甜点心送到花园里。这时突然又听说帕维尔去河里洗澡了，还把马也牵了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遵命留下来。“趁茶点还没备好，咱们先去河岸峭壁那儿，在长椅上坐会儿，”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说。
作为富翁科洛格里沃夫的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借住在总管厢房中的两间屋子里。这幢带小园子的厢房，位于庄园杂乱偏僻的角落。厢房前入口处有一条半圆形的旧林荫道，现已杂草丛生，不通车马，只有运送建筑工地上的泥土和废料的车经过这儿，往堆垃圾的深沟里倒土和废砖石料。科洛格里沃夫是个思想开明、同情革命的百万富翁。现在他和妻子在国外。庄园里只住着他的女儿娜佳和莉帕，还有一位女教师和几个仆人。
总管房前的小园子和整个庄园是隔开的，中间有一道稠密的阔叶绣球树丛；池塘、草坪以及主人的宅邸都在小园子外边。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沿着林墙外侧走着。每隔距离相当的几步，树丛里就飞出一小群的麻雀。里面鸟儿多得难以计数。绣球树丛里一片啁啾声，仿佛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前面，沿着林墙有条水管在流水一般。
他们走过花房、花匠的住房和一堆不知派什么用场的碎石子，谈论着科学界和文坛上的新秀。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有的人很有才华。可现在盛行各种各样的团体、协会。其实任何团体不过是庸材的庇护所而已，不论他信[2]仰索洛维约夫、康德还是马克思。只有独自探索的人才是真正的真理探索者，他能摈斥一切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世界上有没有值得我们信仰的东西呢？为数甚少。我认为应该相信灵魂的永生，这也就是对生命的另一种强而有力的称呼。应该坚信灵魂的不朽，虔诚地信仰基督。唉，您又皱眉头了，真是可怜，您对我讲的又是丝毫也没懂。”“嗯，”伊万·伊万诺维奇哼了一声。他一头浅色卷发，身材细高灵活。蓄着的一小撮胡子，带点讥诮的味道，有点像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不时地把那撮胡子捏在手里，用嘴去抿须尖。“是啊，我不想说什么。您也清楚，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您完全不同。对了，顺便问一下，请告诉我，他们怎么免了您的教职，让您还俗的？我早想问了。大概，您当时吓坏了吧？是他们把您革出教门，对吗？”“咱们不要岔开去谈别的。其实……革出教门？不，现在也不兴这个。当时有过不愉快，后来也受到影响。例如，很长时期不许我担任公职，不许进入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些我都无所谓。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我刚才说了，应该信仰基督。现在我再解释一下。您并不明白，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不知道是否有上帝，以及上帝存在的目的，不过他应该懂得，人不是生存在自然界，而是生活在历史过程中。现在看来，历史是基督缔造的，福音书是历史的基础。历史又是什么呢？若干世纪以来，人们一代又一代地系统探索死亡之谜和将来如何战胜死亡——这就是历史。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发现了数学中的无穷大和电磁波，创作了交响乐。如果没有某种热情，这样的探索是难有进展的。为了创造这种伟绩，需要精神上的武装。而福音书就包含精神所需的武器。它们是，首先，爱你周围的人。这是人们内心精力的最高形式，这充沛的精力要求得到宣泄。其次，作为现代人必不可少的思想包含这两部分：即个人自由和生活即牺牲的观点。人缺乏了这些思想，是不可想象的。您应该知道，这种观点至今仍很新鲜。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古代人是没有的。古代有的只是丑陋的罗马暴君们的疯狂兽性，他们从来不曾想到任何奴役者都是愚蠢的。古代只有青铜纪念像和大理石圆柱，然而它们的不朽是夸张了的、没有生命的。只有基督以后的世世代代才能自由地喘气。只是在基督以后人类才开始了生活，人们不再倒毙在大街的栅栏旁，而是瞑目于历史进程中，在探索如何克服死亡的紧张劳动中，把自己献给了这一课题。嗐，我怎么高谈阔论起来了。这全是对牛弹琴。”“这是玄学，老兄。医生禁止我谈弄玄学，我的胃口受不了。”“那就随您啰。不谈了。您真有福气呀，这里景色多美。可您却身在福中不知福。”
阳光照在河面上，银波荡漾，使人目眩。突然，河面上涌起一层层波峰浪谷，一艘满载着马匹、大车、妇女和农夫的渡船，沉重地离开岸边，驶向对面。“您看看，现在才五点多，”伊万·伊万诺维奇说，“您瞧，那是从塞兹兰开来的直达快车。经过这里是五点过几分。”
远处平原上，从右向左驶过一列十分显眼的黄蓝相间的专车，因距离太远而显得很小。他们意外地发现列车停了下来。火车头上冒着团团蒸气。稍后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汽笛声。“奇怪，”伊万·伊万诺维奇说，“出什么事了？列车不该在那片沼泽地停呀。咱们回去喝茶吧。”六
尼卡既不在花园里，也不在屋里。尤拉想，大概他躲着他们，因为觉得和他们呆在一起无聊，看来尤拉高攀不上他。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去阳台工作了，让尤拉在屋外随便玩玩。
这里真是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时刻都可以听到黄莺三种音调唱出的清脆歌声，当中间断一会儿，仿佛要待柔润的鸣唱全被周围吸收，才唱第二声。闷热的暑气，使花坛上缭绕着的花香无法四散开去。此情此景使尤拉想起他陪着母亲去过的几处国外疗养地。尤拉不停地东张西望。在那里的草地上空，在鸟儿的啼啭、蜜蜂的嗡嗡声中，尤拉恍惚听到母亲的声音。她在寻找他，呼唤他。尤拉因为幻觉感到一阵阵的惊颤。
他来到深沟旁，慢慢往下走去，穿过坡上稀疏干净的树林，来到了沟底的赤杨丛中。
沟底阴暗潮湿，铺满枯枝败叶和烂果。花儿很少，多节的木贼草梗，很像雕有埃及图案的手杖，和他那本《圣经》插图中的图案一样。
尤拉心里越来越感悲苦，忍不住想哭。他跪倒在地，泪珠滚滚而下。“上帝的天使啊，我神圣的护法神啊，”尤拉祈祷着，“保佑我永不迷途。告诉我妈妈，我在这里很好，请她不要惦记。如果死后真还有生命，上帝啊，送妈妈进天国吧，愿她与光辉如日月的圣徒同在。妈妈是个非常好的人，她不会有什么罪孽的。上帝，你发发慈悲吧，别让她受折磨。我亲爱的妈妈啊！”他在极度的凄楚中仰天呼唤母亲，像在呼唤上帝新收容的侍者。而后他突然支持不住，晕倒在地。
他晕倒一会儿又苏醒了过来，听见舅舅在上面叫他。他应了一声，便从地上爬起来。蓦地，他想到刚才没有为久无音讯的父亲祈祷，妈妈过去常嘱咐他要为父亲祈祷。
不过，经过那阵昏厥以后，他觉得心头十分松快。他想继续保持这种轻松的心境，怕它消失。他想不妨下一次再替父亲祈祷，没有什么不好。“让他耐心等一等吧，”他迷迷糊糊闪过了这样的念头。尤拉已经完全不记得父亲了。七
在火车二等包房里，十一岁的二年级中学生米沙·戈尔东正与父亲从奥伦堡一起前往莫斯科。米沙沉思的脸上有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格里戈里·戈尔东是奥伦堡的律师。这次调到莫斯科任新职，米沙也转到莫斯科的中学学习。母亲和姐妹们在他们之前已经抵达莫斯科，正忙着安顿新居。
米沙和父亲乘上车已经过了两天多了。
车外，被阳光晒得灰白的俄罗斯，田野和草原，城镇和乡村，在尘土飞扬的灼热空气里一一掠过。络绎不绝的马车在路上移动着，沉重地拐向铁路道口。从奔驰着的火车上看去，马车好像停在那里一动不动，马儿犹如在原地踏步。
火车一到大站，旅客们蜂拥奔向车站的小吃部；夕阳从车站公园的树后斜照过来，照到旅客匆匆移动的脚和车厢下的轮盘。
世上的一切活动，单独看都是有目的的，明智的，然而联系起来看，就被整个生活洪流卷到一起，变得不很清晰，不很明智了。人们被各自的操心事所驱使，劳动着，忙碌着。然而，如果不以一种最高、最基本的超然感为主调，来调整人们各自的动机，那么一切动机都无法实施。要有这种超然感，就应让人感觉到人类生命是连续的，相信人的存在是由一个行程转到另一个行程，并且有一种幸福感，因为这一切不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发生在别的地方。那地方有些人称为天国，有些人称之为历史，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称呼。
米沙·戈尔东却是不在此规律内的一个痛苦伤心的例外。他的生命动因是一种焦虑感。他从未因无忧无虑而感到轻松和变得高尚。他意识到自己身上遗传下来的这种性格，并且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种性格的流露，为此他不胜懊恼，感到自卑。
他从记事开始就经常困惑不解，为什么有的人四肢五官、语言和生活习惯与别人一样，却还是与众不同？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对他有好感，大多数人却不喜欢他？他无法理解：如果你比别人差，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遇。做个犹太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存在的意义何在呢？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挑战，它只会带来痛苦。那么，做了犹太人，如何补偿又如何解释呢？
米沙·戈尔东去向父亲求教。父亲说，他提问题的出发点是荒唐的，这种想法也不对。但父亲没有讲出任何深刻的道理能引起米沙深思，能使他在无可更改的事实面前心悦诚服。除父母外，米沙对大人们都渐渐产生了轻蔑和反感，因为是他们把问题弄乱的，他们自己却又无力解决。他深信自己长大成人以后，一定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说眼前发生的事吧，谁敢说父亲做得不对呢，谁敢说不该刹车呢？车上一个疯子突然冲到平台上要跳车，父亲追过去。疯子推开格里戈里·戈尔东，拽开车门，从全速行驶的火车上一头扎了下去，就像从游泳池踏板上跳入水中潜泳一样。
格里戈里·戈尔东拉了紧急制动阀。这事是他干的，而不是别人，所以人们就认为火车无故长时间停车是他的过错。
谁也闹不清火车迟迟不开的原因。有人说，由于紧急刹车把蒸气制动机弄坏了，有人说火车正停在一个陡坡上，火车头没有足够冲劲把列车带动起来。还有人认为，那死者是个大人物，所以和他同行的代理人要求从附近的科洛格里沃夫火车站请来见证人做现场记录。所以那位副司机爬上了电线杆打电话。检道车可能已经开出来了。
尽管洒了香水，隐隐约约还可以闻到厕所的臭气；油腻纸包里的烧鸡，也在车厢里散发出变质的气味。几位从彼得堡来的、头发花白的太太们，还照样在脸上扑粉，用手帕擦手掌，声音低哑地交谈着。火车的煤烟和浓重的脂粉，把她们一个个都打扮成了黑发的吉卜赛女人。她们从戈尔东的包房门口走过时，用披肩裹紧肩头；狭窄的甬道使她们有机会忸怩作态一番。米沙觉得她们在不满地嘟哝，或者说从她们咬嘴唇看得出是在不以为然：“嗐，你们倒说说看，太感情用事嘛！我们可不同别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铁道路基旁的草地上。已经凝固的一道黑色的血迹，骇人地从死者的额头和眼睛上流过，仿佛把这脸一笔勾销了。这血又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而是贴上去的橡皮膏、溅上去的一道泥浆，或是附着的一片湿漉漉的桦树叶子。
围观尸体的人群，走散了一些，又来了一些，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出于同情。有一个身体敦实、满脸傲气的人，俯下身观察着。这是死者同一包房的旅伴，一个律师，他像只血统高贵的动物，穿着汗湿的衬衫。他蹙着眉，木然地站在那里。大概热得难受，他不停地用软帽扇风。不管人们怎么问，他只是耸耸肩，甚至头也不回，爱答不理地哼一句：“酒精中毒，这还不明白？这是酒鬼常有的事。”
一个身材瘦削、穿件毛线裙衣、披着钩花三角巾的妇女，有两三次走到尸体近前观看。她是寡妇季韦尔辛娜老太太，两个儿子都是火车司机。她和两个媳妇凭职工免费票坐在三等车上。那两个头巾扎得低低的安静斯文的妇女，不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仿佛是两个跟随修道院长的修女。她们一行三人，使人们肃然起敬，大家给她们让出道来。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现在她站在离尸体几步远的地方，透过人群看到了死者，不停地唉声叹气，好像在比较两次惨祸的情境。她仿佛在说：“人人都命有定数啊，这都是上帝的安排。瞧，他因为太有钱发了疯，竟干出这样的事。”
旅客们都到尸体跟前看了一眼，然后就回车厢去了，怕行李叫人偷了。
他们从车厢跳到路基上，活动活动手脚，采朵野花，小跑几步。他们似乎觉得，只是因为在这里中途停车，才出现了这块土地；如果不发生刚才的惨祸，这些土岗草泽、宽阔的河流、对岸高坡上教堂的漂亮的房子都是不会有的。
甚至太阳也是属于这块土地的。西沉的斜阳怯生生地照着铁路两旁的情景，就像一头母牛从附近的牛群里来到路基旁，朝人们张望着。
米沙被眼前发生的事惊呆了，起初他由于害怕和对死者的同情流下了眼泪。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位自杀者几次来他们包房，和米沙父亲坐在一起，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说，在他们纯洁高尚的宁静气氛中，他的心得到了宽慰，他们理解他、体贴他。他询问了格里戈里·戈尔东有关证券、馈赠、破产和伪造之类的法律上的种种细节和诉讼方面的问题。他听完戈尔东的详细解释后，惊奇地说：“啊，原来是这样！您所说的法律比较宽容，但是我的律师的说法就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位神经质的来客逐渐平静下来，与他同行的那位律师，就从头等车厢里出来找他，拽着他去餐车喝香槟酒。
他就是现在站在尸体旁那个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律师。此人个头敦实，表情轻慢无礼，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戴讲究。人们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感觉：他的委托人经常性的激动亢奋，对他可能有利。父亲说，死者是个大名鼎鼎的富翁，心地善良的舍拉普特教徒，但已经近乎神经失常。他毫不避讳米沙，当着他面谈到和米沙同年的儿子和已经去世的妻子。后来又谈到他第二个也被他抛弃了的家庭。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吓得脸色煞白，语无伦次。
他对米沙表现出一种难以解释的疼爱，也许反映了他对另一个人的感情。他不时送礼物给米沙。为此每到大站，他总要去头等候车室一趟，因为那里有书卖，还有各种玩具和地方名胜纪念品。
他不停地喝酒，并且诉苦说，已经两个多月没睡觉了，每当酒醒过来，哪怕时间不长，便觉得极其痛苦，这是一个正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寻短见的前一分钟，他跑进他们的包房，抓住格里戈里·戈尔东的手，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然后就冲向过道平台，纵身跳了下去。
米沙正仔细端详装在木匣里的一套乌拉尔矿石标本，这是那死者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突然，周围骚动起来。另一条铁路线上驶来一辆检道车。上面跳下来一个制帽上饰有帽徽的侦查员，还有医生和两名警察。他们冷漠地打着官腔，提出一连串问题，一边做记录。列车员和警察笨手笨脚地拖着尸体，磕磕绊绊地上了砂砾路基。有个女人号啕大哭起来。乘务人员请旅客回到车上去，汽笛一响，火车又开动了。八“教堂那个讨厌的神甫又来了！”尼卡恼火极了，在屋子里急得乱转。客人们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他出不去，再无退路。房间里放着两张床，一张是伊万·伊万诺维奇的，一张是他的。尼卡来不及多想，就钻到自己床下。
他听见他们到别的房间找他，喊他，见他不在都感到奇怪。后来，他们进了卧室。“瞧，没办法啦，”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尤拉，你自己出去走走吧，也许过会儿你的朋友就会来的，那时你们再一起玩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先谈了一会儿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闹学潮的事，尼卡也只好在他那难堪的、不体面的防空洞里呆了二十来分钟。好不容易他们才去了阳台。尼卡轻轻推开窗户，跳到外面的花园里跑了。
尼卡今天精神不佳，前一天夜里没睡着觉。
他已经过了十三岁，不愿再当孩子了。一夜没睡，他一大清早就从屋里出来。太阳冉冉升起，花园地面的露水还没有干，处处摇曳着歪歪斜斜的修长树影。影子不是黑色的，倒像湿毡那样透着深灰色。清晨醉人的清香，仿佛正是从湿地上的树影里散发出来的。影子缝里映出的长条光带，仿佛女孩纤细的手指。
蓦地，离他几步远的草丛里，有一股水银像草叶上的露珠闪烁着滑了过去。这股银色的水柱，一直往前蹿动，没有渗进泥土里。突然，它一个转弯消失不见了。原来这是一条方花蛇。尼卡不禁打了个寒战。
他是个奇怪的孩子。每当感到兴奋，他就大声自言自语。他也学着母亲，喜欢谈些高深的问题，发表点奇谈怪论。“世界是多么美好！”他想道，“可是为什么人们生活在世上总是痛苦呢？上帝当然是有的。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这上帝就是我。瞧，我可以对它下命令。”说罢他瞧了瞧微微颤动着的白杨树，树上闪着水亮的叶子，好像是剪碎的薄铁片。“现在我要对白杨树下一道命令，”他使出全身力气，不是简单低语一声，而是以整个身心迸发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停住！”白杨树立即听话地纹丝不动了。尼卡高兴得大笑起来，拔腿奔向小河去洗澡。
他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还在服苦役，原判绞刑，后蒙皇上特赦，改为苦役。他母亲是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的一位乖张任性的公爵小姐，而且也还年轻貌美。她总是为一些事情所着迷，例如暴动、暴乱分子、激进的理论、著名演员、贫穷的失意者。
她疼爱尼卡，把他的正名英诺肯季变着法儿叫，想出一串别人想不出的稀奇古怪的爱称，像什么“英诺契克”，或叫“诺钦卡”；母亲常带他到梯弗里斯娘家去炫耀。那里，在他们所住的庭院中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株粗大的热带树。宽阔的叶子犹如大象的耳朵，把院子上空南方炎热的阳光都挡住了。尼卡总感觉这棵树不是植物，而是一只动物。
尼卡用父亲可怕的姓氏是危险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准备上书沙皇陛下，让尼卡改用母亲娘家的姓。
尼卡躲在床底下，对天下一切忿忿不平的时候，他也想到要他改姓这件事：伊万·伊万诺维奇凭什么干涉人家的事，他算老几！他尼卡要狠狠教训他一番。
还有那个娜佳！难道她凭着十五岁了，就可以谁也不放在眼里吗？她对他说起话来，就好像是对一个小孩子！他也要给她点厉害看！“我讨厌她，”他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我要杀了她！我让她跟我去划船，然后淹死她！”
妈妈也不怎么样。她当然是骗了他和伊万·伊万诺维奇。临走时，她说她去高加索，其实到了下一站她就转车北上去彼得堡。现在她倒心安理得地在那里同大学生一起和警察干仗，而他却只能在这穷乡僻壤给活活地闷死。他可饶不过他们。他要把娜佳淹死，自己从学校逃跑，去西伯利亚的父亲那儿策划一次暴动。
池塘四周长满了睡莲。小船摇进睡莲丛里，发出干爽的簌簌声。不长睡莲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泓塘水，就像西瓜切成三角瓣渗出来的瓜汁。
尼卡和娜佳摘起了睡莲。两人同时抓住一株睡莲，莲茎柔韧难折。一使劲他们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脑袋一碰，船就像用篙撑了一下，猛地滑到了岸边。边上的睡莲被小舟碰得东倒西歪。朵朵白莲花，带着黄中透红的花芯沉进水里，挂上滴滴答答的水珠又从水里钻了出来。
娜佳和尼卡不歇手地采着睡莲。小船倾斜着，他们两人几乎是趴在船帮上采花。“我念书念腻了，”尼卡说，“应该独立生活了，我要去挣钱，到社会上去。”“可我正好要问你二次方程式呢。我代数学得太差，糟得差点要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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