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百年（第三版）——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的选择和评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义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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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百年（第三版）——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的选择和评介试读：

书名：经济学百年（第三版）——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的选择和评介

作者：李义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9-05

ISBN：978730019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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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一切愿意从人类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宝库中汲取营养的人们。——李义平

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

对于一个历史上是自然经济、集权的社会，又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不可能产生现代经济学，而又必须脱胎换骨、步入市场经济，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社会，学习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现代经济学，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我们更需要经济学，在历史上，这是我们的短边。一、学习在先期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现代经济学，对我们而言无异于免费午餐

人类的很多认识都是后发的，是在经历了以后的认识。我们是后发展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具有后发优势，而且在经济学的学习方面同样具有后发优势。先期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发展过程有最初的探索、有波澜壮阔的发展，有顺利、有曲折、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作为记录、反映、归纳、总结、前瞻的现代经济学虽抽象而栩栩如生，虽具理论特质却彰显着实践的精髓。先期发展的经济实践基础上诞生和发展的现代经济学，像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成就一样，是人类共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光照人类的。当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不仅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了解到市场经济运行的相关规律的时候；当我们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魅力和必然性的时候；当我们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理解了宏观调控的时候；当我们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把握了微观经济运行和个人决策的基本原理的时候；当我们从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明白了经济学是理解人生的艺术的时候；当我们从新制度经济学中了解了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的时候，我们感到了经济学内容的博大、精深、丰富、饱满、枝繁叶茂和生命力，今天的经济学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帝国。基于此，我们也感觉到了在学习经济学方面的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借鉴，可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学，我们不必所有的事情都从头走一遍。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学习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走向——市场经济不仅有特殊性，而且有共同性。学习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不可能产生的，对于我们又十分重要的现代经济学，无异于免费午餐。面对着发展中的经验，特别是教训，我们更应当充分认识到学习经济学的迫切和重要。二、经济学的研究帮助人类选择了市场经济，学习经济学有利于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大的方面、社会方面而言，经济学在比较中选择了市场经济。现在看来，市场经济确实如亚当·斯密所言，可以富其国而裕其民。三次伟大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市场经济国家。凡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无一例外的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选择市场经济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之所以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因为实践证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效用最大，原因在于：其一，各种资源的所有者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从而使总体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其二，资源配置是通过交易和竞争的方式完成的，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种资源的潜能。其三，市场配置资源的信息是横向传递的，内容真实，传递速度快，社会组织成本小。在行政力量主导的情况下信息是纵向传递的，不仅失真，而且有时滞。其四，市场经济下配置资源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使他们最清楚应当如何配置资源。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在最少，从而也可能最佳的职能范围内高效地发挥作用。市场和政府各自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二者的有机组合可以实现体制效率的最大。当然，“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如何组合取决于一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时面对的任务。“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在给定的条件下发挥好作用。三、经济学揭示了规律的特质，告诫我们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如果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首当其冲的条件是选择了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那么，几乎和这个条件并列的就是是否遵循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人们遵循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包括人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在不知不觉中的遵循，经济就健康发展，人与自然就和谐相处。人的总福利，即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自然界赋予的福利就会最大。而任何有意无意地对规律的不敬和违背，都会毫无例外、或迟或早地遭到规律的惩罚，并最终由人民群众承受惩罚的后果。由于计划经济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维方式，人们在无知和不断夸大自我能力的情况下，丧失了起码的规律意识，不断违背经济规律，最终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和贫穷而淘汰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而不计自然成本，片面追求GDP，一些地方政府血拼GDP的做法则违背了自然规律，严重的污染造成了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就是对违背自然规律的惩罚。人们在心灵深处对规律必须有最高的敬畏，在实践中必须有规律意识和自觉地遵循规律。

经济学揭示了规律的特质。规律深藏在现象的背后，在无数偶然中展示着必然，在无序中潜藏着有序。所谓的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可谓一语中的。人们即使限制了“自发”在某一方面、某一时空的表现，“自发”还会从另外的角度、另外的时空表现出来，这就是通常所讲的遭到了规律的惩罚。

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告诫人们，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震惊世界。报告认为快速的、为了增长而增长的经济增长已经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1992年，英国学者理查德·杜思韦特在其《增长的困惑》中再一次详细论述了快速的增长对自然界，从而对人类自身福祉的冲击。该书反思了GNP，认为作为一个交易额的GNP没有反映自给自足的部分，掩盖了无奈的购买、掩盖了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分配不公，一些不好的东西，例如车祸也能增加GNP。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了新的衡量发展的标准。这些标准不仅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教育、文化活动的水平，以及公平的享有权、人们获得工作的难易程度、用于休闲的时间以及社区的和谐等，新标准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清新的空气、卫生的饮用水、优质的食品以及动植物的多样性。人类与自然界是一个大系统，丰富多彩、充满生机的自然界本身就是人类福祉，破坏了自然界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的福祉，也破坏了子孙的福祉。

经济学的研究告诉人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容易遵循经济规律，原因在于分散的个体谁也不能左右市场，只能顺应市场，这就在冥冥中遵循了经济规律。前提是把政府职能限制在最小从而最好的范围内。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行政力量强大到无所不能、为所欲为的程度，又觉得自己“似乎有知识”（哈耶克语），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就成了逻辑必然。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靠制度。靠着制度的制约和平静而自然的心态最容易遵循规律，没有制度制约的亢奋和头脑发热，最容易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不仅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要遵循经济规律，作为个体的人也要了解大势，遵循经济规律。就微观层面而论，包括企业和个人，必须把思维方式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基本要求出发去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简单地说，这些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法则可以概括为：（1）只有在社会承认你的产品和服务的时候，生产者才能实现价值和盈利。这是一个惊险的跳跃。你必须以清醒的头脑前瞻性地面对市场，而不是政府。（2）你必须发挥你的比较优势，在社会、组织、市场中寻找到你的最佳位置，但你不能故步自封，陶醉于低层次的比较优势，而要不断地提升自己。（3）你必须有核心竞争力。工业文明的基因是精细化，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没有核心技术，仅仅有资本是支撑不了一个产业和一个企业的。（4）你必须遵循投入和产出的定律，如果不能盈利，而是一直亏损，那将难以为继。（5）你必须了解大势，认识大势，把握大势，顺应大势。经济学是理解人生的艺术，除了上述谈到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之外，经济学还探讨了婚姻、家庭、歧视、犯罪等等，经济学的学习可以使我们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四、学习经济学，有助于把人们特别是干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

美国学者查尔斯·都希格在其《习惯的力量》中指出，我们每天做出的大部分选择似乎都是精心考虑的决策结果，其实不然，这些选择都是习惯的结果。在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由于习惯的力量，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干部，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不协调，依然习惯于“拍脑袋”决策，动辄大手笔的政绩工程。由是我们必须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习惯，塑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学习现代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市场经济，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经济学百年》（第三版）选择和评介了百年来经济学的经典，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方面，相信会对理解市场经济体制，理解经济趋势，理解和把握经济规律、经济政策，塑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极具帮助。

第三版前言

1999年12月27日，在世纪之交，我应邀为《经济日报》撰写了回顾经济学百年发展的长文——《经济学百年回眸》，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此后即应天津人民出版社之邀，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就了《经济学百年——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的选择和评介》，于2002年出版。2007年，我在天津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版本的基础上又做了扩展和修改，在三联书店出版。

现在呈现给大家的，是我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邀，在三联书店版本的基础上扩展和修改的第三版。第三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经济学本身的逻辑，新加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史上第二次伟大的综合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庇古与福利经济学”、“预见了新近一轮经济危机的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的创造性”、“杜思韦特：增长必须慢下来”这几章，重写了“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及其现实意义”一章。

第三版一共20章，总的指导思想是要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现实意义，而不是一部经济学说史。各章排序大致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时间顺序；二是内容板块。其中从第一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及其现实意义”到第六章“庇古与福利经济学”，基本上是遵循时间顺序即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后的各章既遵循时间顺序，又使得内容上相对集中。其中从第七章“凯恩斯革命：通向繁荣的经济学”到第九章“预见了新近一轮经济危机的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的创造性”为一个单元，介绍的是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和发展。从第十章“企业理论：对古典式企业和现代公司最初的但却影响深远的研究”到第十一章“企业理论：钱德勒关于企业发展的历史考察”，讲述的是企业理论的发展。从第十二章“关注发展：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到第十三章“杜思韦特：增长必须慢下来”，介绍的是经济发展理论。第十四章介绍的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第十五章介绍的是新制度经济学。从第十六章“哈耶克：自由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到第十八章“萨缪尔森：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综合”，分别介绍了几个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影响甚大的经济学家。第十九章、第二十章则分别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价值理论的发展两个方面介绍和评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

撰写此书颇有难度，我必须把所涉及的著作和材料阅读数遍，才能抓住其精髓，并力求准确地介绍给大家，这是我所遵循的原则，并且为此竭诚努力。

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高晓斐、商晓辉的职业精神所深深感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第二版前言

笔者现在呈现给读者的是《经济学百年——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的选择和评介》。

撰写本书的直接诱因是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12月27日，《经济日报》发表了笔者回顾经济学百年发展的长文——《经济学百年回眸》，此后，即有不少读者包括出版社希望我能将这些内容写成一本专著。促使我写成本书的深层次原因是通过这几年的实际接触和实际调查，我深感我们的企业家、干部甚至一些研究人员需要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经济学知识。有了这些知识，我们的企业家、干部的行动就会更为自觉，就会少走一些摸索的弯路。此外，这些已有的探索还可以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仅仅停留在从政策到政策的层面，才能从深层次上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趋势，使我们的政策设计更为合理、科学。当我再一次为了写作而认真阅读相关资料的时候，我甚至感到对于我们的一些所谓“研究”，已有的学术著作其实已经讲得明明白白，只是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读过，还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一种新的发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至少是“时间”这一最宝贵的资源的浪费。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读一点书。

从2001年开始，我在研究生课程中开设了“经济学百年”。其间深深地感到，现在大学里开设的西方经济学确实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但这门课程只是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的理论概括，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已经很难从中看出闪现着智慧的、作为经济学灵魂的思想性的东西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轨迹。而对于一个正在步入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固然需要技术，但更需要思想。即使是试图研究一些问题的学生，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思想层面的知识可能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深感开设“经济学百年”这门课程的意义重大。

本书里所讲的“经济学百年”，只是一种大略的、相沿成习的叫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百年”，而是指一个阶段、一个历史进程，有时可能超越了一百年。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但却对此后的发展影响深远；又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虽然出版于1776年，但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同样感到了它影响的深远。由于学说和思想本身的沿革，这些诞生在百年以前却对百年来的经济理论进程和经济实践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学说，是不能不介绍的。

这样一个历史跨段涉及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家实在太多，一一介绍和评价并非本书之目的，也为笔者的能力所不及。于是，我给自己确定了选择和介绍的原则，这就是本书的副标题：“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的选择和评介”。也就是说，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从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造、企业经营的实践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和介绍经济学家的思想，并且把该书的读者对象确定为企业家、干部、学生以及相关部门的研究人员。从这样的原则和读者对象出发，本书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说史，这是笔者必须予以说明的。我期望这样的选择既能把经济学百年来的大体（只能是大体）进程串起来，又能把相关学者的主要思想介绍出来，并且有强烈的现实感。

从上述原则出发，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篇章结构是：

1. 马克思的经济学对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的起源、本质、构成、运行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当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使英国率先崛起的时候，马克思即到英国研究商品经济。那么，到底是什么条件使市场经济最先发生在英国？马克思为什么强调只能从市民社会出发去理解市场经济、强调产权和自由劳动对市场经济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说明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体系，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条件的。

即使从运行层面而言，马克思的很多见解也是极富现实意义的。例如，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及平均利润的形成在于资本在部门之间的竞争和资本在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的论断完全可以构成判断市场经济体制是否成熟的标志。它告诉我们，打破垄断而平等进入才能造就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市场经济体制。

2. 书中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亚当·斯密、李斯特、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学说。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经济体制的走势、选择过程的描述。亚当·斯密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从“利己心”和“比较优势”出发，证明了市场经济体制是最符合人类本性的、富国裕民的康庄大道。而所有这一切得以成立的前提则是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亚当·斯密进而把“比较优势”原则推向全世界，主张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认为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对各国都是有好处的。但德国当时比较落后，实行无保护的自由贸易显然不利于德国的发展。于是，德国当时的经济学或者说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就强调“国家”的重要，强调一国历史的重要，强调一国发展的特殊性。亚当·斯密和李斯特的思想完全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现状的理论反映。当我们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上的这些争论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古典经济学有一个暗含的前提：生产会自动创造需求，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然而，20世纪30年代确实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于是有了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的理论把消费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首次区分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开创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先例，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有效需求的理论体系和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以减少失业、治理萧条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的理论使经济学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凯恩斯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

使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名声大噪，并使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以来最迅速地施展了政治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背景是长期的旨在解决失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或交替上升。弗里德曼的贡献在于对这一现象给予了全新的说明，认为存在一个不可消除的“自然失业率”，恢复了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弗里德曼逝世后，弗里德曼基金会的负责人认为弗里德曼对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酷爱影响了无数人。拉弗等供给学派的人物则从供给学派的角度作了自己的说明，他们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

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发展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经济不断成熟的过程，说明了市场经济是怎样从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到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及调控手段不断成熟的过程。

3. 本书用两章的篇幅向读者介绍了有关企业的理论和企业发展的历史。我们首先介绍了古典意义上的企业理论。这就是美国学者凡勃伦的相关思想，他认为企业的目的是为了盈利，商誉等无形资产同样构成企业的资产，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绝对明确和绝对自由的产权。伯利和加尔布雷思对股份公司的产生、内在治理结构等作了入木三分的研究。这对于我们了解本来意义上的股份制、认识我们的股份制改造为什么相当多的是换汤不换药是很有帮助的。

美国学者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考察了美国企业发展的历史，以大量史料为背景，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工商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论述了通过纵向联合和横向联合做大企业的过程，论述了职业经理的产生和作用，并且认为在现代的大型工商业企业里，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的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远见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促进企业的竞争能力。

4. 随手翻阅经济学教科书，可以说无处不见“边际”概念和“边际”分析。为此，我们在本书的第四章详细介绍了“边际革命”（之所以将此安排为第四章，主要是以发展的时间为序）。

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差不多同时但却是各人完全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一影响深远的概念和原理后来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成为宏观经济学进行总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被誉为“边际革命”。这一革命标志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发生了重要的转移——转向着重于主观因素、心理因素、需求和供给，并且把需求而不是供给、生产和分配提到了空前的地位。

5.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再也没有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为此，我们介绍了大量的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刘易斯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的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关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一系列观点至今依然使我们这些正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换的国家的人们读起来倍感亲切。我们可以把罗斯托关于经济起飞的观点想象为飞机的起飞。这样的起飞条件和表现是：（1）先出现几个主导部门，然后带动其他部门；（2）产业不断更迭，产业结构不断提升。至于熊彼特，则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往往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各方面差距的拉大，资源浪费伴随着巨大的环境污染。本书还介绍了赫西曼的非均衡发展理论，介绍了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人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论述。针对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书中介绍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最新观点。

6. 当今社会，经济学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泛，甚至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于是本书集中了相当多的篇幅（本书第十章）来介绍和评价舒尔茨、贝克尔、布坎南的研究。舒尔茨的研究领域为人力资本与穷人经济学。舒尔茨用“人力资本”这一概念说明了美国农业何以迅速发展，断言高收入与低收入各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农田和其他资本的经济重要性在下降、技能和知识的重要性在上升。改变穷人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贝克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应用在对人的全部经济行为的分析中，包括婚姻、犯罪、歧视、时间的价值等，以至英国学者J．R．沙克尔顿在介绍贝克尔时曾经写道：“当代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在扩展经济理论的普遍性和应用范围上，做出像芝加哥大学贝克尔教授那样的贡献。”而另外一位学者布坎南则着重于经济学与人们的政治行为的研究。

7. 最近几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连连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首先以笔者自己的研究概括和介绍了有关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在我国学者中颇有知名度的R．科斯教授和道格拉斯·诺思教授。R．科斯教授的杰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篇论文中，一篇是《企业的性质》，另一篇是《社会成本问题》。在第一篇文章中，他进行了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管理费用的比较，证明了企业是有其合理边界的，规模经济应当是适度规模。而《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则向人们证明，只要产权明确，市场自然会使资源合理地配置，并且还可能会比政府更为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

道格拉斯·诺思教授是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兴起的考察，断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思认为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原因在于：（1）制度本身是一个体系；（2）制度变迁的知识具有累积性，前面的知识积累影响着后面的选择。所有这些都说明“历史是重要的”。一国现实的选择是历史上已有选择的延续。

8. 当我们在反思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研究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推进旨在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利用所有分散的知识的市场取向的改革。

从一定意义上讲，哈耶克的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经济哲学。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组织所能获得的知识是有限的，社会科学所涉及的知识（信息）分散在一种社会群体的所有方面，只有允许单个行为者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各自的目标，这些知识才能被允许充分利用。由此出发，哈耶克推崇市场经济体制。

西蒙的《管理行为》是研究管理的人们不能不读的。西蒙思想的重要理论前提是有限理性。这有点像哈耶克。他本人也非常推崇哈耶克。以知识有限或者理性有限出发，西蒙提出了“管理人”的概念以区别古典经济理论中无所不在的、理性的、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家。由于理性有限，他们的行为能力既受他们决策时的知识的限制，又受个人和社会联系的限制，于是这些决策人通常很难有一个最好的方案，而是只能寻找一个次优的相对满意的方案。

9. 在选择市场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讨的重点。本书详细评介了自奥斯卡·兰格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涉及诸多有代表性的人物的重要思想，以及曾经在实践中出现或试图出现的模式。回顾这一探讨过程，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推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10.　劳动价值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讨论的另一基本问题。本书的第二十章进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价值理论、价格理论的比较研究。关于价值问题的演化历史的回顾会给我们许多启迪。

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市场经济，这是后来落后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寻寻觅觅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彰显了无限的魅力。为了顺利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学习、借鉴和发挥后发优势。基于此，我愿将本书献给一切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并且愿意从人类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宝库中汲取营养的人们。

百年来经济学的发展波澜壮阔、绚丽多彩，实非区区20多万字所能概括。这是应当请读者谅解的。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书虽然只有20多万字，但写起来实在不易，因为涉及的资料实在太多。我必须把相关资料读完，再用比较简洁明快的语言将其主要思想概括出来。我期望是这样，但不知效果如何。我愿意以此就教于同仁与读者。

本书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里谨表示真诚的谢意。

第一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倾其毕生精力写就了三卷《资本论》，旨在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资本论》是通过研究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的运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在当代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尤其应当从经济运行的层面研究《资本论》。

1818年出生于德国一个上层犹太人家庭的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无疑是至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社会主义国家，他的思想是指导思想，并且是最有实践意义的指导思想。

尽管马克思的父亲立意培养他的儿子走上学术或官吏的道路，送他到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专业，但他自己却酷爱哲学。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曾经在《莱茵报》工作过，正是在这段经历中对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的关注促使他去研究经济学。他的经济学是自学的，并且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服务意识，是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经济思想是最核心的思想。列宁曾经评论道：“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三卷《资本论》里和为《资本论》的写作做准备的一系列手稿及《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仅于1867年7月25日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其余两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并分别于1885年9月出版了第二卷、于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至于《剩余价值理论》，则在后来由考茨基于1905—1910年整理出版。《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做的大量准备的读书笔记，从中可见马克思治学之严谨。

我们将尽可能简洁明快地介绍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并且尽可能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相结合。

一、马克思的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为枢纽，旨在推动社会变革

马克思的经济学（准确地讲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由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这种伟大的社会变革的经济学。马克思自己在1867年7月25日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所写的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方式其实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商品经济。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及其走势，最终得出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为此，马克思选择了英国，因为英国当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实际上，生产方式也可以理解为经济体制。就是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组织社会生产。马克思所讲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从生产的结果看是商品，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从组织运行方式看，是通过市场组织生产运行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三卷《资本论》中。《资本论》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在第一卷里，马克思研究了商品、货币，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合乎逻辑地得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趋势——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以及剥夺剥夺者的历史结论。马克思区分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所谓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在劳动生产率不变从而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是在总的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生产方法。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本质上在于创新。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其更多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为什么是一个创新的机器。《资本论》第一卷共7篇25章。马克思以“商品”为第一章，将其作为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和起点，开始他的栩栩如生的论述。其实从第一章“商品”到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创立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写了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证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羊吃人”，是圈地运动，是用血和火的文字写入人类编年史的。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则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如果没有劳动力成为商品，仅仅有货币是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而仅仅劳动力成为商品，就是一副壮观的世界经济史。《资本论》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由3篇共21章组成。其中第一篇讲的是资本的形态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变化及其循环，证明了资本循环的条件是资本的货币资本形态、生产资本形态和商品资本形态必须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第二篇“资本周转”则旨在研究如何提高预付总资本的周转效率或使用效率。为此，马克思又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具体研究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转，认为经济危机有利于固定资本的更新，而这种更新则是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标志。“危机”也是一种机制，有强制挤出泡沫、强制兼并重组和激励创新的功能。第三篇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研究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社会总资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顺利地卖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顺利地买进，即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此即著名的马克思的实现论（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的第三个问题的第四点中详细介绍）。《资本论》第三卷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由7篇共52章组成。第三卷研究的是价值如何转化为市场价格、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以及利润如何转化为平均利润，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分配。马克思在第三卷里提出的关于平均利润形成的机制、关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理论、关于面对资源约束的变化农业是怎样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的理论、关于信用和虚拟资本的理论、关于股份公司只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点”的理论、关于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发挥着不同作用的理论，对我们理解现实经济运行都极具启发意义。

在三卷《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了劳动价值论，即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即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一部分价值。以这些基本理论为枢纽，继而围绕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分配，层层展开，得出了剥夺剥削者的历史结论。

马克思通常用“鲁滨逊的故事”、“自由人联合体”、“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来表述这样的社会。马克思构建了完美的社会变革的理论大厦。

我们要理解马克思笔下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不指出马克思以下的强调：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准备。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的个体发展的程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三种形态。第一种社会形态是指人的依赖关系，这种社会形态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诸社会形态，盛行人身依附。第二种社会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有了多方面选择的自由，较第一种社会形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它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强调：“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就不可能有第三个阶段。为什么第二个阶段可以为第三个阶段准备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呢？因为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竞争力、所特有的优胜劣汰可以促使经济技术进步、企业不断创新、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所造就的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尽管这种平等是形式上的，但人类历史的发展毕竟要经历这种形式，而且这种形式较以往的人身依附，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较以往的人身依附，使得个体本身能得到较全面的发展。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如上论述，我们才可以说，对于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自然经济历史的文明古国，欲步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选择。这一选择的伟大历史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二、商品：马克思全部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

我们浓墨重彩地介绍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一系列论述，旨在使人们从最基础的层面理解市场经济。《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是“商品”，正文的第一段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在此，马克思紧扣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构架了他的极富力度的、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在于社会分工，在于社会分工条件下的交换。有必要介绍一下什么是社会分工、什么是工场内部的分工。依据马克思之见解（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第四节：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工场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的主要区别是：（1）工场内部的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所有者手中为前提，是单一产权主体；社会分工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为前提，彼此是独立的产权主体。（2）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每个生产环节的产品只是中间产品；而在社会分工中，各个生产主体的产品都作为独立的商品而存在。（3）由于社会分工中各生产者都是独立的产权主体，彼此之间通过交易发生关系，产品以买卖为媒介；工场内部的分工则因为是一个统一的所有者按照工艺序列的分工，因而理所当然地把所有的劳动力作为一个综合的劳动力。（4）工场内部的分工是一种基于生产工艺的技术性分工，调节生产的是产权主体（企业所有者）的统一意志和计划；而在社会分工中则是市场或价值规律在起作用。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既可以说明在他看来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经济（不同产权主体），又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传统公有制下不存在商品经济（同一或统一的产权主体），更可以说明当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如果不讨论产权问题，简直难以深入推进。我们实际上是要把相当于工场内部的分工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变成相当于社会分工的市场经济体制。

马克思用一种与工场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等价的说法，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进一步揭示了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源。所谓私人劳动，即商品生产者作为产权主体，以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由私人生产者自己决定。然而，在商品经济的情况下，进行商品生产肯定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即所谓的社会劳动。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被社会所承认或者说把商品卖出去，从而达到自己盈利的目的，是所有商品生产者的美好愿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然而开始生产时只是基于商品生产者的一种想象、一种预测，能不能成为事实上的盈利还取决于商品交易的“惊险的跳跃”，如果跳不过去，那么摔坏的将不是商品，而是生产者自己。这就是说，一个企业生产了很多卖不出去的、不适销对路而库存积压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安然无恙”地躺在仓库里的，生产这些产品的厂家、企业以及这些厂家和企业的所有者会因为资不抵债而破产。如果心理承受不了，他们还可能跳楼，因为亏损、破产全由他们自己承担。在货币出现以后，马克思又十分风趣地告诉人们，商品总是要与货币谈恋爱的，然而真爱情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看一看今天躺在一些国有工厂里“安然无恙”却卖不出去的产品，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真爱情的道路的不平坦。而这些工厂的“领导班子”之所以不跳楼，是因为工厂不是他们的，破产的也不是他们。这就是说，明确的、人格化的产权对市场经济特别重要，否则就谈不上交换，也谈不上对交换的结果负责。

有必要讨论一下使用价值和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商品的自然属性。社会财富通常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堆积。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商品的社会属性（这不同于当今人们通常所讲的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商品生产者要想挣钱、盈利，首先应当使自己商品的使用价值符合社会的需要，如果使用价值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价值就不能实现，盈利就只是空想。

那么，如何解决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呢？解决的途径在于商品交换的成功，即私人劳动真正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事实上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在私人决策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总有一些私人劳动即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不能及时或者根本不能被社会所承认，于是产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十分关注这种危机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浪费。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简单的商品生产或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生长的商品货币关系的萌芽等同于商品经济。在他看来，商品经济必须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如果不生产商品，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生产，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无限的社会剩余。这里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问题。发生这一质变的关键是劳动力成为商品或者说是劳动力的市场配置。为什么必须如此？首先，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使劳动者个体同他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相分离，才使得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能够冲破狭小的、自然经济的羁绊，把投入和产出、生产和消费都尽可能地工业化、商品化。其次，劳动力要素市场配置的平等性、流动性、竞争性使得置身于其中的人们的观念较自然经济中的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造就了以起点平等、优胜劣汰为核心的竞争意识和信守信誉的契约精神。所有这些又反作用于商品生产，使其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总之，劳动力所有权的确立实在是一幅壮观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人类历史画卷，它既可以解释西方社会的商品经济何以发达，也可以解释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社会的东方专制社会的商品经济何以不发达。事实上，我国当今的市场经济也是从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开始的。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一部制度变革的历史。市场经济是立体的，是一个制度体系。我们应当对市场经济有更深的理解，而不是采用简单的工具主义。

三、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意义

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通过研究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运行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更应当从经济建设、市场运行的角度研读《资本论》。当马克思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时候，他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很大程度上是在论述市场经济的共性——因为他只认为资本主义存在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汲取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建设意义的启迪，我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资本论》作为市场经济理论去读。

现在看来，起码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以下观点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1）马克思曾经给市场经济以热情洋溢的肯定。例如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写于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给市场经济以热情的讴歌。他们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所以以上论述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只是当他看到最初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认为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不能解决的时候，才得出了应当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很多地方论述了市场经济的创造性。当我们初步尝到市场经济带给我们的甘甜的时候，重温这些论述难道感受不到市场经济的无穷魅力吗！（2）“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这就是说，人们通常考虑和处理问题的思路反映的是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超越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的人是不存在的。这起码说明两点：其一，如果经济结构不变，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经济角色是很难变化的；其二，各种不良现象包括社会丑恶现象的产生，其实是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下人们从利益角度出发思考和选择的结果。（3）商品经济的所有权关系和契约精神。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商品交换必须是两个不同的所有权主体之间的交换，这是一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有利于我们科学地理解市场经济，科学地理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的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可以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国有经济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即从竞争性领域适当地退出，还包括构建混合所有制等。没有适当的产权变革和契约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不起来的。（4）马克思在魁奈之后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提出了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此即马克思的实现论。

在马克思之前，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曾经用简单的图表说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马克思对魁奈的这一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当时来说是天才式的贡献。魁奈的《经济表》对马克思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是很有启迪的。

马克思从高度抽象的层次把社会总资本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马克思都认为两大部类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不仅在数量上适当，而且在结构上适当，即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公式里包含着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这实际上是讲产业结构提升的问题。种种破坏这种平衡的做法都会导致危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演变成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并由此引起了两个方面的问题：1）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增加生产，另一方面压低工人的工资，形成了生产与消费之间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弥补的差额；2）私人生产者的预期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使得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所要求的比例总是不能保持，存在着不适销对路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保持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于是就爆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并由此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这是马克思所不能容忍的。当然今天看来，这种经济周期可能正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调节经济运行和提升经济结构的一种机制，因为经济观察表明，更多的创新都发生在经济处于低潮的时候，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讲就是，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这就是说，没有淘汰就没有进步，没有淘汰就没有创新。“危机阶段”既然也是经济运行的“机制”，那么面对危机，千万不能反应过度，以致错失结构调整之良机。（5）如果说马克思关于结构平衡和总量平衡的理论对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极具启迪作用，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的理论对企业平稳健康运行就很有意义。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告诉我们，正常的资本循环的条件是资本必须同时保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形态，它们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现实中不少企业的资本循环不能顺利进行，通常是停在或积压在了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的形态上。究其原因，或者是经营不善，适销不对路；或者是盲目扩张，产能过剩，战线拉得太长，力量过于分散，力不从心。如此看来，高明的企业家首先应当保持循环的正常进行，追求资产的运行质量，在正常进行中滚动发展。为此，应当保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适当比例。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经营绩效不错的企业回流资金充裕，厂房、设备可以租借，比自己直接购买设备作为固定投入要好得多。资本三种形态的理论还告诉我们，对于国有资产，国家不一定非要持有生产资本的形态（企业）或者商品资本的形态，可以以大量货币资本的形态持有，相机决定如何使用，以期产生更大的效益。马克思的资本周转理论旨在说明应当努力提高资本周转速度、提高资本利用率。企业应通过各方面的创新，千方百计地缩短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充分提高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加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转。（6）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的有形损耗、无形损耗以及固定资本的更新的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理论。固定资本的有形损耗是指由于使用以及自然力的作用等造成的实实在在的物质损耗。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包括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使原来的固定资本更便宜了，也包括由于新的、更先进的机器的出现而淘汰了既有的设备。据此，在经济运行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固定资本的有形损耗，更要重视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

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无形损耗的理论还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对待资产交易中资产的估价问题。资产交易并非按会计账面价值交易，而是对未来预期收益的评价，是一种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在买卖双方的估值中都既包括对有形损耗的估值，也包括对无形损耗的估值，且更重视后者。

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实际上，这才是市场经济最有力的调节机制。没有淘汰、没有破产，就不会有竞争、进步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周期，我们可能还不会看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今天经济和技术的如此进步。因此，推动经济发展必须着重于技术创新，也就是用高技术含量的固定资本代替旧的设备，用更先进的工作母机代替旧的、过时的工作母机，这种代替和更新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7）平均利润与完全竞争。马克思认为每个投资者的等量资本应当得到等量利润即平均利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随着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各种生产要素能否最恰当地分配给各个部门、各个产业，即利润平均化，是市场经济成熟与否的标志。平均利润的形成以资本在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为条件。平均利润的获得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过程。劣的、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的生产者被淘汰，有利于促成一个国家名牌的形成和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企业配置。利润平均化的前提是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

率先创新者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利润的平均化又有了再一次的率先创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按照这样的分析，在一个国家内部，应当排除行政性的地方保护和源于部门利益的行政性垄断，力建统一市场，倡导平等进入的、全方位的有效竞争。

和谐社会的建立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在不能平等进入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不和谐可能是最初的也是最难在宏观调控层面加以解决的不和谐。可见平等进入、给人们创造公平的起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多么重要。（8）马克思曾经指出，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看来，失业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因为产品如果不能实现“惊险的跳跃”，生产者就会自动减员，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也使人们存在着技术上的不适应。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例如机器和工人的比较、采用何种组合成本更低的问题等也会引起失业。以上假定都是非自愿失业，实际上还存在着由于再就业的工资低于社会救济以及人们的个人偏好等因素而产生的自愿失业。正是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等）才认为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这是指在价格与工资稳定不变时的最低失业率，或者说是在经济运行极为正常的情况下的失业率。这些分析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目前的就业现状，也启示人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掌握新的知识应当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9）级差地租与级差收益。级差地租是指由于土地等级的不同而使租种优等地和中等地的人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级差地租Ⅰ是指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和距离市场的远近不同所形成的级差收益。级差地租Ⅱ是指由于连续投资而形成的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级差收益。级差地租Ⅱ在租约有效期间归承租人所有，在租约到期后归土地所有者所有。我们可以把级差地租引申为一切级差收益，例如城市中心的房价更高一些，从一定意义上讲，房价问题既是一个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级差收益问题，那些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人机会更多一些。如果这些级差收益不是来自个人的努力，而是来自公共的例如政府和单位的“牌子”，那么向其征收调节税或费就具有逻辑必然性了。级差地租Ⅱ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种承包制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短期行为，短期行为的程度同承包时间成反比。（10）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看来，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形态。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使用价值是作为物质产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由这样的前提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他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性劳动不仅是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且是要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社会总产品和社会总产值概念都属于反映实体经济的经济学范畴。社会总产品是指一个生产周期内两大部类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和。而社会总产值即全部产品的价值的总和。同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被严格限制在物质生产部门，即在总产品的价值中，扣除掉一年内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后余下的那部分价值，亦即当年创造的新价值，可分为V＋M两个部分，其中作为V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自己的消费创造的价值，M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社会所做的贡献。M中用于积累的部分是要进行再分配的，参与再分配的有社会所需要的非生产部门。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剩余价值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各得其所的分割都是对实体经济的探讨。

被马克思称为虚拟资本的资本是服从且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这是虚拟资本发挥正常功能的边界。超过这种边界，其作用可能就是负面的。马克思警示，虚拟资本容易造成泡沫，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危机。

马克思把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即纸质复本叫做虚拟资本。虚拟资本一旦作为相对独立的形态，就有了相对独立的运行。马克思指出：“作为纸质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

马克思观察到，虚拟资本的运行并非像实体经济那样清晰和简单，而是因为虚拟而带有赌博的性质。他说，“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虚拟资本构成了银行和私人资本的相当部分。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信用为综合利用社会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杠杆。然而，信用的膨胀会使信用的功能适得其反。信用的膨胀使得信用失去了扎实的实体经济的基础，并且把想象中的实体经济不断放大，最终在某一个环节突然断裂，危机随之爆发。

那么，虚拟资本是如何借助于信用迅速膨胀的呢？信用是在互相之间以为有真诚的“信用”为前提的，信用是在反复存贷中膨胀的。马克思以一张500镑的银行券为例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过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的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在这无数的既存又贷的链条中，一个支付行为是以另一个支付行为确实无疑的完成为前提的，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支付行为就会中断，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当前的经济危机就是由于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信用膨胀、天马行空而产生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抓好实体经济，只要实体经济结构合理、健康发展，就会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抗衡危机的基础。

西方经济学中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概念是GDP。GDP是在一国或一地区的本国（或地区）居民和外国（或地区）居民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以现行价格计算的，只管生产出来不管卖出去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和，不仅包括实体经济，也包括非实体经济。GDP的概念掩盖了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的区别和贡献，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信用膨胀乃至泡沫经济对GDP的贡献都是正的效应。单纯以GDP作为衡量标准，容易超越产业发展的现实，甚至过度地使经济虚拟化，过度地进行金融创新，形成诸多金融衍生产品，以致雾里看花，经济结构头重脚轻。我国个别地方所谓的虚拟经济走得更远，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成了空手套白狼式的赌博。这是必须予以认真纠正的。

2008年爆发的美国的次贷危机，正是因为经济过度虚拟化而产生了严重泡沫，华尔街的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绑架了美国经济，并且几乎波及全世界。美国痛定思痛，高调表示要回归实体经济。当我们重温马克思当年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论述时，我们甚至感到马克思说的正是当下的事情。与美国经济形成对照的是德国实体经济发展良好，经济基础扎实，在经济危机中表现良好。我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良好的表现，主要还是因为我国GDP的构成基础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命脉。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免费的午餐，我们要下工夫进一步抓好实体经济，抓好装备制造业，提升整个工业的产业链；抓好农业，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抓住机遇，积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夯实我国的经济基础。

四、马克思经济学的比较优势

在西方经济学普遍盛行的今天，马克思经济学的地位如何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导思想，而且即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马克思经济学依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1. 研究对象和揭示问题层次的比较优势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研究资源配置、经济运行、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微观基础、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以及人们的行为和选择。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都颇具比较优势。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包括：（1）透过物的关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2）揭示社会的经济规律。他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实际上早期的经济学大家无一不研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亚当·斯密所推崇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种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要求“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而“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限制，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只提供公共产品。大卫·李嘉图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的分割上，认为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分配应当有利于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则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真正的生产性领域，经济政策应当有利于从事农业而生产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至于把研究重点确定为经济运行，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确立之后，经济学的任务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这些分析说明，当社会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时，尤其要研究生产关系的变革，因为变革首先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任务，研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并使之科学、高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2. 研究方法的比较优势

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所讲的抽象法，是从最简单的范畴开始，从大量的现象出发，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归纳总结、改造制作，从中概括和寻找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的东西。

马克思给我们树立了应用抽象法的典范，《资本论》通篇贯穿着抽象法。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内在矛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所需要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如果没有抽象法，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各种社会矛盾就可能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是一种现象，人们很难把握它的头绪和走势。

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着重于数学方法，着重于建立模型。试想，用数学和建立模型这种近似于“化学试剂”和“显微镜”的方法，能研究《资本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要揭示的问题吗？大概很难完成，因为这些理论无法数学化。建模适用于经济学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即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经济学的研究更着重于经济运行的情况。如果不弄清问题的性质，为了建模而建模，反倒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加大研究的成本。凯恩斯曾经批评道，把一组经济分析用符号的假数学的方法变成公式，加以形式化，其最大弊端乃在于这些方法都明确地假定：其讨论的各因素绝对独立，而只要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则此等方法之力量与权威便会一扫而净。近代所谓的“数理经济学”太多只是杂凑，陷入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信息相通性置于脑后。

3. 立体感和历史透视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又一比较优势

美国学者E·雷·坎特伯里在他所著的《经济学简史》一书中指出，历史是研究思想的基础……在经济学家眼中，历史从来都不会被忽略。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学无疑是一个标杆。马克思经济学坚持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具有立体感和历史透视力。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围绕着工作日的长短和工作环境的好坏，个人与资本家以及政府博弈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的。如果没有这种限制，资本主义的正常经济运行就不能进行。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力量不断博弈的结果，这个博弈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依次考察了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几个阶段，证明只有当机器大工业统治了社会生产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居于统治地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通过个别资本家率先创新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实现的。因此，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不断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创新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

在马克思的笔下，就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立体的。据马克思考察，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是因为土地资源变得稀缺，是稀缺的土地资源逼迫的结果。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方式下，“牧羊业或整个畜牧业中，几乎都是共同利用土地，并且一开始就是粗放经营。”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化，是“由于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已经发达到一定的水平，地力已经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在这里同时指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才会成为土地耕作上的决定要素。”换言之，此时的资源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土地稀缺了，资本和技术变得相对充裕，资本和技术可以替代土地的稀缺，于是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今天，我们面临的资源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历史的、必然的趋势。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立体感和历史透视力，告诉我们经济学不是一把简单的螺丝刀，不是放在美国能用，放在中国也能用的。我们不可能隔断历史、隔断体制沿革。从哲学层面看，任何优秀的都是相对的，在彼一条件下是优秀的，在此一条件下就不一定是优秀的，在给定的条件下有着特定的优秀。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寻找自己的优秀之处，而不是片面地照搬别人的优秀，这才是最难的。一句话，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经济学，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阅读了大量资料，感知了英国的商品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马克思借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向马克思学习的。

第二章 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无与伦比的先驱

当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给率先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带来了如同率先进行技术创新的个别投资者的超额回报的时候，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经过苦苦的体制比较和体制探索最终几乎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由衷地感谢亚当·斯密，钦佩他的经济思想的伟大和影响的深远。他的最伟大的思想贡献就是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可以富国从而也可以裕民的经济体制和康庄大道。

一、人格魅力极佳的第一位经院式经济学家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他的父亲是当地海关审计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比斯密早去世6年。斯密终身未娶，同母亲相依为命，在长达60年的岁月中，斯密对母亲尽心侍奉，报答了她的养育之恩。

斯密教授（曾经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为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是第一个经院式的经济学家。1759年他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这是他此后学术研究的必要的伦理道德方面的准备。使他后来名扬四海的，则是他出版于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影响深远，即使就学科建设而言，也是首次为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奠定了基础。

斯密治学严谨，堪称楷模，《国富论》是他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从44岁到53岁的这段时间，他呕心沥血，全身心地写作《国富论》。用他自己的话讲，即“研究的事情一直是自己唯一的事情，自己埋头里面，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海滨散步，现在的境遇是从来没有的幸福和满足。”斯密从不肯把不成熟的作品公之于世，唯恐贻误后人。1787年，他曾委托友人在他去世后将他的著作草稿全部烧毁。1790年7月17日，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市场经济理论无与伦比的先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留给我们的思想、留给我们的严谨的科学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市场经济是“富国裕民”的康庄大道

斯密给政治经济学确定的任务是“富国裕民”。他说：“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那么何以富国裕民呢？答曰市场经济。这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斯密从多方面展开了对这一思想的深刻论述。

1. 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利己心

利己心是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如果没有对利己心的确认，也就没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在斯密的全部论述里，其实都是以人们的行为模式去设定经济体制的。这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倒是如出一辙。

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在斯密看来，人类行为是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及以此易彼的倾向。他这里所讲的“自爱”，实际上就是利己心。他注释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和主要关心自己。”亚当·斯密的“利己心”的思想在《国富论》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斯密指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

斯密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就人类本身而言，人们都有追求个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倾向。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自我利益，首先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就不会需要你的产品和服务，自我利益也就不能实现，这多少有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意思，亦与马克思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过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冥冥之中的经济秩序的指导。

大量事实证明，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科学，一系列分析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是否有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假设。现在看来，斯密关于利己心的确定是符合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的。他的理论体系后来一再被实践所验证，道理全在于此——因为人们总是要选择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才是投入最小、产出最大从而最为有效的经济体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所暗含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人类本性是相逆的，这种体制的组织成本将是非常大的。计划经济下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一系列爱厂如家的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概出于此。

斯密以利己心为前提进行分析的观点或者方法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以至于“经济人”的假设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这无疑是斯密的功劳。熊彼特曾经高度评价道：“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

2. 分工与效率《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在这一章，斯密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作为第一段，开始了他的全部经济学分析。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的时代，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相对充分的展示，而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却初见端倪。斯密有一段时间一直住在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是当时苏格兰的工业中心，而苏格兰的制铁工业和纺织工业比英格兰发达，所以斯密有可能实际观察了工业区的经济生活，感悟到了分工的真谛。

尽管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经成为公理，然而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把分工和效率、分工和比较优势、分工和市场范围、分工和自由贸易联系起来，展开多层面、多角度地论述，实在不失为“高瞻远瞩”。特有的生活背景使他满怀豪情地讴歌分工。

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将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而加以研究的。由于目的在于效率，因而他没有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

对于分工与效率的关系，斯密做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循循善诱的教导。他以扣针制造业为例，指出如果十多个工序由一个缺少专门训练的工人承担，则可能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更不用说20枚了。但如果10个工序由专门工人分担，这10个工人每天可以制造出48000枚。分工在促进了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在未开化社会中一人担任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担的工作”。历史已经走过了漫漫长河，在自然经济的时代，由于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致使社会长期停滞；而后来工业社会的效率提高和社会进步则是分工使然。俯瞰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叹斯密在当时所展示的远见卓识。

那么，分工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斯密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开始时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时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

其实，如果说人们都在“计算”，都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大的，那么真正的最大大概就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许多“穷人”之所以花很长的时间等公共汽车，而“富人”则为了节约时间而买小汽车、坐出租车，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穷人的资源优势是时间，穷人的时间最不值钱，富人的资源优势是钱，富人的钱最不值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都在于寻找到了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发挥了资源的优势，因为只有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才会使得成本最小、收效最大。而东施效颦、抑长扬短、缺少自己的特色大概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特别要予以注意的。

斯密把个人之间的交换扩展到国家之间的交换，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都有自己的国际分工。一种商品如果由其他国家来生产所需的成本比本国低，那么本国就不要生产，用输出自己最擅长生产的商品所换的钱来购买别国的廉价商品会更划算。因此，他不仅主张国内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主张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后来，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支配国际贸易的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当然，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显然都是从发达国家的现实出发去思考国际贸易的，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心态。这种主张在当时就遭到了相对落后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反对。

分工引起交换，以比较优势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分工具有如此的伟大功绩，因而在斯密的笔下当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细、越专业化就越好了。然而，分工能否越来越细也是有条件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斯密举了很多生活中近乎琐碎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例如，搬运工只能生活在大都市里（就像重庆的“棒棒”），因为大都市市场广阔，而农村市场狭小。斯密这里所讲的市场范围，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交换的依存度、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是一国经济进步与否的标志。当然，分工与市场范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在我国，当前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提高、需求的拉动，涌现了很多新兴产业，这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现代证明。

然而分工和专业化都是需要法律保护的，实际经济行为与法制建设在反复的博弈中不断完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分工和交易将很难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契约精神。

斯密的研究之所以从分工开始、高度讴歌分工，是因为他直接感知了他的时代，感知了分工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他的经济学研究充满活力的根源所在。对于我们现实的经济学研究来说，这是具有启迪意义的——经济实践永远是经济理论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斯密看来，当然是分工越细、越专业化越好。然而161年以后的1937年，R．科斯教授却在他的《企业的性质》这篇著名论文中对斯密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或者修正。在这篇论文中，科斯以“交易费用”概念为枢纽，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化的分工不是越细越好，而是应当有适度的规模。或者说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用大型企业内部管理的“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企业史学家钱德勒通过对企业史的考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

斯密的“比较优势”原理在今天也遇到了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的挑战。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里认为，斯密所处的时代产业比较粗糙。对于比较粗糙的产业，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到了当代，产业已经相当精细，面对精细的产业，高级生产要素如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等发挥的作用更大。波特告诉我们，应当特别重视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及时提升产业结构。其实即便是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更大，各国、各地区的高级生产要素也依然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合理地配置资源

斯密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1）产权是重要的。只有产权与决策者的利益休戚相关时，决策者才会把利润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放在首位，才会在做出决策时慎之又慎。（2）每一个活动于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掌握的信息做出在他们看来是最佳的判断，在市场和投资者的相互博弈过程中使社会稀缺资源达到最佳配置。（3）由于信息和认识能力方面的原因，集中决策往往不能保证最佳的资源分配。就我们的经济实践而言，联系历史和现实，斯密的上述论述实在应当引起我们深刻的思索。

四、自由劳动是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基础

其实，分工、交易、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都是以自由劳动为前提和枢纽的。

对于自由劳动，斯密从财产权和资源配置的角度做过十分精湛的论述。让我们不嫌啰嗦地把这些“原始”的论述介绍给大家吧！斯密指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地是在侵犯这神圣的财产。显然，那不但侵害这劳动者的正当自由，而且还侵害劳动雇用者的正当自由。妨害一个人，使他不能在自己认为适当的用途上劳动，也就妨害另一个人，使他不能雇用自己认为适当的人。一个人适合不适合雇用，无疑地可交由有那么大利害关系的雇主自行裁夺。”他批评欧洲的政策“妨害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会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斯密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只有承认劳动所有权，劳动者才是独立的，才会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反面就是依赖国家、依赖组织，这样就无法搞市场经济）；只有承认自由劳动，才谈得上劳动者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谈得上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事实上，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才能发挥它的应有功能。如果不承认劳动所有权，窒息劳动力的流动和交易，就很难有大规模的其他商品交易，也就很难有与从低层次的酬劳到高层次的酬劳相对应的劳动者的努力，也就难以带动其他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劳动成为商品，货币才能成为资本，商品生产才能普遍化，在马克思的这个论述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意思。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正是通过大量的人员流动发育起来的。据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劳动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基础。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不承认劳动力所有权和自由劳动。

除了对自由劳动的论述之外，斯密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人力资本也有着高瞻远瞩的论述，只不过他在概括其内容、阐述其意义时用的是固定资本的概念。斯密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看做是“固定资本”的重要内容。他说：“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与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做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仔细地想一想，斯密把这些内容归结为“固定资本”似乎意义更为深远。

五、自然秩序：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取向和政策建议的深层依据

英国学者罗杰·巴克豪斯曾经在他的《现代经济分析史》中指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广泛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

从哲学层面讲，斯密信奉自然秩序，这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时髦的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自然秩序（不管这种秩序究竟是什么），这种秩序要比人类人为地创造出的秩序优越得多，自然规律优于人造规律。

在斯密以前，重农学派（法国的一个认为只有农业才真正地创造财富的学派）就坚持自然秩序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自然规律所统治的，而自然规律永远不是统治者的独断法律所能改变的。他们具体阐述了自然规律的内容，即享受财产所得的权利、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享有不妨碍他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把自然秩序翻译成现代语言，即是说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其各个因素之间深藏着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规律。斯密与重农学派过从甚密。在《国富论》里他把自然秩序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阅读《国富论》，可以发现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自然秩序”的思想，以至于很难单独把一段话引出来作为他对自然秩序的论述。

由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斯密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工商业一般事务进行干预，主张保护私人产权，主张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扮演“守夜人”角色的自由市场经济。

斯密具体规定了国家的职能或公共产品的范围。这些公共产品是：其一，公共安全。斯密说：“君主的义务，首先在于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其二，法律秩序。斯密说：“君主的第二个义务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其三，其他公共产品。斯密说：“君主或国家的第三个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斯密这里所讲的，实际上是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公共产品，除了上述的国家安全、法律秩序以外，还包括主要是为了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

至此，斯密完成了他的市场经济思想的全部论述，而且由于这种论述深入浅出（熊彼特说斯密的论述从来未使哪怕是最呆笨的读者听不懂）、占有材料十分丰富，故影响特别广泛和深远。

六、斯密对当时中国社会耐人寻味的评论

在《国富论》里，斯密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有着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评论。在此，我们摘其主要者而论之。

1. 中国与近代欧洲产业政策取向的对比

斯密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他强调，“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我们确实特别重视农业，并且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欧洲确实特别重视制造业，特别是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制造业，结果欧洲发展了，中国落后了。就中国今天的情况来看，那些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区域依然落后，而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却经济发达。原因在于制造业附加值高，而且必须进入流通领域甚至是国际贸易领域，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产业。而斯密所讲的当时的中国农业即传统农业附加值低，而且进入流通领域的比例极少，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产业。这些分析告诉我们，为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在产业选择上应当遵循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注重所选产业的附加值弹性，并且尽量扩展和提升所选产业的产业链和附加值。由此出发，我们应当改造传统农业，使之尽可能地产业化和市场化。

2. 中国应当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并重

斯密指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斯密的这些评论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国内市场，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开发而仅仅依靠对外贸易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中国同样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国外贸易，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3. 中国历史上的落后在于缺少市场经济，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国富论》里，斯密有一段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法律构架的评论，这一评论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斯密说：“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负担这样的利息。”斯密的这段论述起码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特征：（1）封闭或闭关自守；（2）不是市场经济及与之相应的法制；（3）保护大官僚的垄断利益；（4）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5）这样的制度安排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斯密的这些论述切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揭示了中国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严复曾以《原富》的译名翻译《国富论》并于1902年出版，然而并没有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因为清末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与《国富论》的精神相差太大了，根本没有对《国富论》所倡导的精神和制度变革的需求。今天，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我们才感到了斯密思想的深邃和伟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斯密当年所批评的现象有望得到根本的改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使中国同样富国裕民，中国人民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

第三章 李斯特：关注历史分析、强调一国特色的经济学

我们由衷地赞叹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我们也同样不能不赞叹李斯特强调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强调一国特色、强调适度的保护和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的经济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对后来步入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重要，是另外一种模式的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是产生于当时的发达国家英国的经济思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思想是产生于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的经济思想，因而是两种不同风格和不同政策取向的经济思想。

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动荡，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重新认识被人们几乎淡忘了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一位名叫迈克尔·林德的美国学者在一篇重新认识斯密经济学和李斯特经济学的文章中做了如下推论：如果李斯特还活着，他会以实行全球贸易的时机不成熟为理由反对建立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他还会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迫使所有发展中国家采纳往往不合适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应当说迈克尔·林德的这些推论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我们这个刚刚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如何迅速赶上发达国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不无启迪。

一、李斯特的坎坷一生和其独具风格的经济思想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出生于德国罗伊特林根城的一个皮革匠家庭，他当过教授，从事过铁路经营的投机活动，办过报纸，发表过许多评价自由贸易的文章。他虽终身为德国的利益而奋斗（熊彼特甚至说李斯特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和感情上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是一个民族英雄），但却命运多舛，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并最终由于德国反动政府对他的不满和迫害而被迫自杀，时年57岁。

1827年，李斯特出版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这是一本文集。李斯特具有深远意义的代表作是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这部著作里，李斯特对当时各国的历史做了对照，评述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说，特别是批评了被他称为“流行学派”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和保护贸易的政策主张。这是一部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动的、闪耀着光芒的学术专著。

1. “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已经说过，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里，国家只生产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的原则也适用于国家之间的交换，各国不分贫富都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斯密的这种思想是与当时英国经济相对领先的地位分不开的，是这种领先的国际地位在经济学上、精神状态上的反映。而当时的德国则比较落后，境内各邦之间互设壁垒，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建立，因而对所有国家敞开胸怀的不设防的自由贸易思想及相关政策建议显然对德国不利。李斯特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批评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体系以捍卫德国的利益，探索德国经济发展的可行模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体系。

那么，在李斯特看来，斯密的学说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只有世界（世界主义）和个人（个人主义），没有国家。于是，必须引进“国家”这个中介。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自序里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李斯特的“国家”至关重要的思想同样体现在他的书名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国家的作用为什么如此重要？在个人和整个人类之间为什么还要有一个中介者？因为一个国家有它独特的传统、文化、法律、疆土，各区域集合着一群有相同习惯的人，离开了这样的组织（国家），个人将很难生存。李斯特做了十分精湛的论述，他说：“各个国家各有它特有的语言和文字、传统和历史、风俗和习惯、法律和制度，它需要这一切来求得生存、独立、改进以及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存在，它有它自己的疆土；这是一个团体，是由千头万绪的精神关系和利害关系结合起来，把自己合并成一个独立整体的，它承认它自己的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利法则，但与别的同类团体在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生存和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如果没有国家，个人只是个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属于一个国家的公民或成员，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李斯特认为，“流行经济学派”（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只讲个人与世界，目的是让人们只服从于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

李斯特在他的专著里一开始就回顾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在以这些回顾作为基础的、带有总结性的“历史的教训”一章的第一段，他就总结性地写道：“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简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只有国家才了解各国目前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才知道如何发展自己的经济。他实际上在告诉人们，个人的地位与国家的地位永远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作为这个国家的政府的战略引导和政策引导。当从历史、理论回到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并联系到我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时候，更可见李斯特所论寓意颇深。

2. 与新制度经济学见地极其相近的生产力理论

在古典学派看来，财富很重要，财富使一个国家富裕起来。生产财富的是劳动。对此，李斯特亦表示了极大的不同意。他认为财富形成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固然重要，但“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他认为德国过去备受灾难，之所以能尽快恢复，就是因为保住了生产力使之没有消失殆尽，而西班牙总不能摆脱贫困，且越陷越深，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生产力方面的缺陷。（132年以后的1973年，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风靡世界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同样认为西班牙在当时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专制而没有建立起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那么，什么是李斯特所讲的至关重要、能够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呢？对此李斯特有一段很长的论述。为了理解它，有必要原原本本地加以引证。李斯特说：“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钟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源泉。如果对这个说法有疑问，只要把欧洲各国的情况与亚洲的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影响很大，要在这方面获得适当估计，只需看一看英国的然后再看一看西班牙的历史。司法公开、陪审制度、国会立法、公众监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论自由、有益目的的结社自由——这些都足以使立宪国国民及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这种效果是难以用别的方法取得的。”李斯特强调，“英国工业与权力的增长，只是从英国的国家自由奠定实际基础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的；而威尼斯、汉撒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与权力的崩溃，是与自由的丧失同时发生的。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地勤奋、俭约、富于创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弥补。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

李斯特关于生产力的上述见解在中国人所编写的《经济学说史》里通常是受到批评的，认为李斯特不懂生产力，把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等归入生产力是不对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李斯特关于生产力的见解具有如下的特点：（1）李斯特所讲的生产力或者国民的生产力，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者在内的与生产关系相对应并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他所讲的生产力，要么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一种表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标志，要么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了通常所讲的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生产力的蓬勃发展。（2）李斯特所讲的生产力，酷似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既有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对不动产的保护、司法公开和国会立法等，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即与之相适应的精神力量，而这一切的枢纽点都在于倡导和推崇自由。（3）李斯特特别强调一个社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于个体生产力的影响，个体的生产力受制于制度和环境。制度、氛围、环境可以激发或压抑一个人的激情和创造力。（4）李斯特和诺思都用英国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制度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用西班牙的例子说明僵化的制度将阻碍经济的发展。诺思向世界宣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于1993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李斯特的论述与诺思的论述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后发展国家缺乏的正是这种能够促进生产力（并非与生产关系对应的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发展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的欠发展首先是先进制度的欠发展。

3. 应当重视具有激励性的制度的培育

李斯特认为，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一个国家要想有长足的发展，不能仅仅看重眼前的财富，而是应当着重于生产力的培育。

李斯特以两个地主的不同选择为例，说明了着重于眼前的财富和着重于长远的生产力培育的截然不同的后果。这两个地主都是一家之长，每年可以积蓄1万元，各有5个儿子。前一个地主将他的积蓄存储生息，叫他的儿子从事普通力作，而后一个地主将积蓄用于培养他的儿子，把其中两个培养成有技术、有知识的地主，让其余三个随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行业。前一个家长看重眼前的财富，后一个家长看重未来的生产能力。前者在临终的时候，如果就财富而言可能比后者富裕得多，但如果就生产力而言，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把他的地产分成两份，由于改进了技术和管理方法，结果产量是原来的两倍；而其余的三个儿子由于各有专长，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前者把地产分成了五份，且生产方法依旧，五份的总产量与之前相比毫无增益。后一个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获得了巨大的、不同的培养和发展，而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财富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而前一个家族地产越分越小，愚昧和贫困情况的演进就势难避免。李斯特的结论是：“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

李斯特的论述似乎正在批评广泛存在于当今中国的一种现象：为了在短时间内增大GDP，不惜竭泽而渔，而忽视了对李斯特所论的生产力的培育。我们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但后来却落后了，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李斯特所讲的生产力，或曰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设有效的、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安排。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前的行政体制，一些地方着力于GDP，着力于短期行为，而忽视了必须有长期行为的生产力建设。看来，欲使中国强大，我们必须着眼于长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例如改变干部考核和选拔体制，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使人们能够着力于生产力本身的建设。

4. 贸易保护：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必然逻辑

李斯特的经济学里有了国家，有了各国生产力水平的不同，有了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发展中国家最终要赶上去。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肯定是保护贸易，且保护的重点是工业——因为李斯特认为工业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农业的发展取决于工业的发展，农业还有自然屏障的保护，而工业连自然屏障都没有。李斯特明确地告诉人们，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取得与优势国家、发达国家同一地位的唯一办法。

李斯特向人们分析了后发展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交往中没有保护的尴尬境地。当时英国经济最发达，因而自由贸易是最适合英国的，英国人会把他们的剩余资本用在他们认为法规制度、资源状况都比较合适的国家和地区去发展自由贸易，以至整个英国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落后国家的命运如何呢？“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播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一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尽管后来的情况并不像李斯特所预测的那样（可能正是实行了保护政策的结果），但李斯特的理论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是有理论的震撼力的，看一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展开的激烈争论，我们就现实地感受到了它的震撼力。

应当指出的是，李斯特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自由贸易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反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谓的自由贸易，认为这样的自由贸易是不平等的，只会对发达国家有好处。他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也不是要永远保护。他把保护当作一个发展的条件、发展的过程，当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与发达国家同等水平的时候，就可以自由贸易了。他把这样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阶段，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他甚至提出了区别保护的观点，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保护的是重要的部门。李斯特的这些论述向我们说明，保护是在与发达国家接触中的保护，决不是闭关自守；保护是为了学习、为了发展，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内部的统一市场和自由贸易，学习发达国家保护专利的政策、保护发明创造的政策，学习他们先进的法律制度，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使自己的国家最终成为发达国家，并最终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实行无边界的市场经济。

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状况下，不仅后发展国家需要保护，发达国家也需要保护。1861—1865年担任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道：“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如果我们购进商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商品，那么我们不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钱。”1897—1901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也说：“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应当说，李斯特的论述和美国两任总统的陈述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的方略是极具启发意义的，特别是在需要自主创新的背景下。

5. 对外保护，对内排除各邦的壁垒，健全法制，吸引外资

无疑，保护是为了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发展呢？李斯特其实认为自由贸易或者说市场经济是可以促进先进、淘汰落后的，他只是认为在国际竞争中这样做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这是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在一国内部，他绝对主张统一市场和自由贸易，进而在一国内部通过市场机制推进优胜劣汰，并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企业、配置到社会效用最大的地方。他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采用统一的对外商业政策，以此来努力达到别的国家凭借自己的商业政策在工业发展上所达到的程度。为此，他想到了全国统一的商业协会，并为建立国内统一市场而竭尽全力。

要知道，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对当时德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19世纪之初，德国在政治上还是分散的，被分为数百个小邦。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小邦的数目虽然减少到38个，但是其中的每一个小邦仍然都有自己的关卡，每过一道关卡都要纳税，这就极大地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和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竞争难以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展开，优胜劣汰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在李斯特的努力下，德国成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熊彼特在他四卷本的《经济分析史》中对李斯特的这一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上和感情上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这是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各州建立关税同盟，而这正是德国国家统一的萌芽……”

在李斯特看来，不仅要建立统一市场，促进国内商品流通，让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而且要建立法制社会，创立吸引外资的条件。当然，李斯特并没有使用这样的语言，但他却完全是这样的意思。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这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这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它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它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它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做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1998年，笔者到某地讲学时，一些民营企业家告诉笔者，他们都办了外国绿卡，有的把资本也转移到了国外，原因是当时还没有修宪，法律还没有保护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他们缺少安全感，他们要“流向”安全的地方。1999年3月，我国修改了宪法，增加了相应条款，情况可能就要好得多了。笔者最近了解到，有些地方政府做法很不聪明，一方面它们缺少资金，另一方面它们又以各种“苛捐杂税”逼得当地民营企业要么干不下去，要么“流”向政策比较宽松的地方寻求发展。对照李斯特的论述，这是一种多么不聪明的行为！

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一个有效的政府就是一个好的公共产品，政府所提供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环境可以使每个人、每个企业受惠。面对西部大开发，西部的政府应当创造安全而宽松的社会人文环境。

6. 现实的启迪

面对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现实，重新捧读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我感到亚当·斯密只能在英国产生，李斯特只能在德国产生，他们都是“民族英雄”。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思想还是李斯特的观点，对我们都有现实意义。从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不搞市场经济，而从李斯特的思想出发，我们又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搞市场经济。换言之，我们不能不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我们也不能不保护自己。我们应当寻求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均衡和最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切入点，而作为不同省市和地区的领导和人民，也应当从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均衡中寻找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切入点。目前最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应当有一个全国的统一市场。现在我国一些省、市、区、县等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而在一个国家内，地方保护往往是保护落后，享誉全国的“名牌”不能畅通无阻地畅销全国，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另一个重点问题是消除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行业垄断。行业垄断遏制了竞争，使社会分配不公，不能形成马克思所讲的“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的形成以资本的自由转移为条件，我们可以把能否形成平均利润看做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健全和成熟的标志）。另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已经加入WTO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多研究一下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最后，建立和健全一种能使生产力、财富和人才源源不断地脱颖而出的机制，这是最为重要的。

二、值得重视的历史学派

介绍历史学派的直接动因有四：一是由于李斯特经济思想的逻辑惯性，二是由于1993年研究经济史的诺思和福尔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三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实都是历史积累的结果，现实的选择都是在历史上已有选择基础上的选择；四是经济学不是简单的工具主义，不是一把螺丝刀，而是必须和一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等联系起来才能发挥作用的。

李斯特是历史学派的先驱，但还不属于历史学派。真正的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从罗雪尔开始的（旧历史学派），到19世纪70年代的古斯塔夫·施穆勒（新历史学派）达到顶峰。

新旧历史学派的主要特点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分析。熊彼特对此评价道：“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基本方法和独特的信条是：科学的经济学和致知方法应该主要地——原来说是完全地——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所做的概括。就经济学专业的科学部分而论，经济学家应该掌握的首先是历史的技能，依靠这种技能——他所需要的一切装备均在于此——他应该扎入经济史的海洋，去调查研究各时各地的具体类型或过程的活生生的细节，并学会如何品味这些资料。社会科学中所可以获知的一般知识，只有从这样的工作中才能慢慢产生出来。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谓‘历史方法’的原始核心，由此派生的态度与纲领，就是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的‘历史主义’。”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由于是通过研究历史去研究一国的国民经济，所以自称为“社会经济或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而新历史学派由于利用了历史资料和当时相当发达的统计学方法，因而又自称为“历史统计方法”。由此出发，他们都强调归纳，反对抽象和演绎。

历史学派的上述研究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强调一国经济的特殊性。例如，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一般规律是超时间、超空间的，自然科学可以探索这种规律，而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所以不能探索这种规律，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各国和全人类的历史发展动态，以及如何才能进入高涨的阶段。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依然是德国当时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相对地位的产物。

现在看来，经济学的研究应当注意各国历史的不同是可取的，但如果停留在历史的“描述”上则是没有意义的，而是应当从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一般的东西，抽象出更扎实、更有说服力的理论。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福尔格、道格拉斯·诺思就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得出了一般性的命题。

历史学派的影响据说一直波及到马克斯·韦伯，影响到新制度经济学。要透彻分析一国的经济，不了解历史是不行的，但没有理论更是不行的——这是历史学派的不足。

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对我国的现实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它告诉我们，任何优秀的都是有条件的，在此条件下是优秀的，在彼条件下就不一定优秀。任何国家的现实选择都是历史上已有沉淀的延续，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决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历史、文化、习俗、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学不是简单的工具主义，不是“螺丝刀”——放在美国能用，放在中国也能用。总之，我们必须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均衡点，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可能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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