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孝纪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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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试读：
那些粗糙的手工器物值得铭记
黄孝纪人生里，机缘到了，往往灵光突显般遇上巧合的事情，令人惊异。
比如我的那个迄今无人能对得工整又自然贴切的六字上联。那是一晃已近十年的往事，那时我在奔波谋生的业余，偶尔倒腾一点旧体诗和对联。一日，我从小城一酒店对面路过，看见两个穿着红衣制服的礼仪小姐，站在门口笑靥如花，彬彬有礼，一齐向来客颔首问好。猛然间，我的头脑里冒出了一句上联：“门口女子问好。”越琢磨，越妙。不过，连着好些日子，我硬是对不出合适的下联。于是，我想到了神通广大的网络，到一些论坛征联打擂台。结果依然是令人失望，甚至有人断言，这是个绝对，无解。此时，我心里反倒有点沾沾自喜：我竟然创造了一个妙极的绝对！
只是我很快就黯然了。一日闲得无聊，我思忖着，到网上搜搜这六个字。在一个网页中，我看到一个多年前的旧帖子，里面说到这个上联，称是数百年前的一个绝对。我既为与古人神通而高兴，也为自己浅薄的得意而羞愧。
我的这部专写乡村日常旧器物的系列散文《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也是出于一种巧合的机缘。
五年前，我来到远离故乡的异地谋生。工作渐趋安定的时候，没来由地害起了怀乡病，怀念着我儿时的村庄和土地。我便隔三岔五地写一篇关于旧日生活的小文。而多年不曾摸过文学书籍的手，竟然从此爱上了散文。之后我网购古今散文著作，逐一阅读，月复一月，至今五载。
我是在2015年初，完成了第一本乡土散文集《八公分记忆》的写作。那时，我有一个初步的设想，把故乡旧时日常生活的手工器物，拟一个清单，写出一两本专门的散文集，来还原远逝的旧时粗糙又简朴的农耕生活。而彼时，也仅仅是一个想法而已，并未深思。
随后，我转向了另一部散文集《时光的味道》的写作，同样地，更多的是关于故乡的人事物。出乎意料，在写作过程中，这部集子经申报评审，竟然入选2016年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选题。同年六月，《时光的味道》完稿，随即交付出版。
写作一旦上了瘾，便觉弃之可惜，不写难受。当今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于我个人而言，写与不写，多写一本还是少写一本，对这个人潮如海的社会，就如一滴微雨、一粒尘埃，是没有丝毫影响的。不过，环顾周边的几个文友，看着他们毅然前行的姿态，自觉还是要再为故乡尽些许职责，尽管渺小如一滴微雨、一粒尘埃。
于是毅然决然投身于故乡旧时器物的写作中。当我拟出一份清单，分出草叶、铁器、瓦器、石器、竹器、木器等若干篇章，这才发现故乡八公分村那方巴掌大的逼仄的山区一隅，旧时简朴的农耕岁月，日常生活的手工器物粗略统计就有上百种之多，小有惊讶。此时我也先后看到了几本描写乡村旧器物的散文集子，那些作家在两三年前，四五年前，甚至更早，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一块旧时的生活场域。显然，他们也同我一样，是害了严重的怀乡病的。
尽管已有慧人早从我的前面走过，我想，我还是要把罗列出来的那些已逝的和即将消逝的故乡的旧时器物，写出来。不为别的，只为保留我那微不足道的对故乡的一份记忆，只为我那更微不足道的个人的心安。何况，我的旧日的青砖黑瓦的偌大村庄，在早些年高速铁路的修建中已夷为平地，只剩下八九幢残破不堪的空荡旧屋，像几个失落的孤魂，在遗址上默哀凭吊随时都会坍塌而消亡。我不把它们写出来，拍成照片，恐怕若干年后，连一丝踪影也没有了。
我们的时代，正处于高速飞奔的工业化发展中，城市生活所及的种种器物，差不多都是批量生产的工业品。在“任是深山更深处”的偏远乡村，也同样不可避免。那些散发着体温的粗糙的手工器物，正一件一件消失在无可挽留的时光里。
那么，当有一天，在经意或不经意间，你看到了这本书，不妨坐下来，翻开，读下去。它会温和地向你讲述一个个旧器物背后的旧时生活片段，纯朴而温暖。倘若也勾起了你的一丝怅然，或怀想，甚至泪光，我会向你致敬。
因为我想，就像乡村失落已久的魂魄，那些粗糙的手工器物值得铭记，值得怀想。2017年5月16日写于义乌斗篷用久了，陈旧发黑，硬脆破烂，拆散了，是一扎引火的好燃料。穿草鞋不分季节，也不论天晴下雨，从春天到冬天，一年四季，都有人穿在脚上。其实在村庄，每个人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与草席肌肤相亲。一个家庭，大多有好几只瓜勺，它们各司其职。秆筒就像一个金黄厚实的大月饼，差不多有搪瓷脸盆大，三指厚。年复一年，母亲恭敬地点亮神灯，从黑发中年到头发花白的暮年。我那时最渴望的，就是也能有一把铁管枪。火柴伸向煤油灯盏，着了，屋子里顿时溅满了昏黄的光，满满当当，把母亲模糊的身影浮雕了出来。钱凿从黄纸的一角开始打，打一下，纸上就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铜钱印痕。那时村人大多用的是传统的铁挂锁，黑乎乎的，像一个猪腰子。油糍粑和灯盏这两个各具内涵的名字一组合，则既非油糍粑，更非灯盏，乃是用来泡油糍粑的一个铁质小模具。在八公分村，有一种二齿的短柄小锄，其形状与羊角砸颇为相似，名字也特别，就叫砸仔仔。第一辑草叶篇 草叶篇斗 篷村里没有楠竹林，自然也就没有专业制作斗篷的篾匠。低矮成丛的箬竹是有的，村庄的后龙山和村北的枞山尤多。
每次读到张志和的那首小词《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眼前就会清晰浮现出一位风雨中头戴斗笠的渔夫形象。这渔夫，其身份自然就是农民。他的那顶青箬笠，其形制，千百年来由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因袭了下来，直到二三十年前我的青少年时期。
在八公分村，这件雨天必备的竹器我们叫作斗篷，厚实的大圆盘中央，凸出一个圆锥的尖顶，由两层篾片交叉织成，中间夹一层箬叶，宛如一个大蘑菇。村里没有楠竹林，自然也就没有专业制作斗篷的篾匠。低矮成丛的箬竹是有的，村庄的后龙山和村北的枞山尤多。在溪沟边，在密集乔木下的阴湿处，箬竹长得密密匝匝，叶片宽过手掌，深绿发亮。这寻常的叶片，一年中我们只在端午包粽子时挑了宽大的摘了来，其余的日子无人问津。村人买新斗篷，或是赶村东八里的黄泥圩，或是赶村南七里的东城圩，一年里，也不时有挑了一担新斗篷的行商来村里叫卖。
每户人家的墙钉上，都会挂着四五顶斗篷，多数已经陈旧发黑，有的甚至烂掉了边缘。落雨的日子，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每有外出，比如喂猪、上茅厕、挑水、串门、上学，都是顺手拿一顶旧斗篷戴头上。斗篷下的圆口处，往往穿了一根细绳子，已被汗渍和雨水浸泡得发黑，在下巴下面系一个结，能防止被大风刮落。
春插的时候，正是雨季，春雨哗哗地下，但水田里的农事可耽误不得。犁田耙田的老农，头戴斗篷，身披蓑衣，卷着裤腿，赤着双脚，扶着犁耙，挥着竹竿，亮开了嗓子，驱着水牛，在雨幕里缓缓前行。扯秧往往是全家一齐上阵，七八岁的孩子，也是半个小劳动力，一律头戴斗篷，背上或披一袭蓑衣，或者绑一块长薄膜雨布，弓着腰，在水田里哗哗地扯秧、洗秧、扎秧，泥水溅满了身前的衣裤和脸面。一厢一厢的绿秧渐次扯光了，一扎一扎的秧苗从秧田里提到田埂上，装进竹筛子，挑往待插的水田，抛秧，插秧。这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农活，尽管戴着斗篷，披着蓑衣、雨布，一天下来，身上的衣裤往往也已经湿透。这段日子，村庄所有的新旧斗篷全都倾巢而出，在风雨里行走。
相比而言，村前小河洪水泛滥的日子，于我倒是充满了喜悦和艳羡。那么一两天里，大雨哗哗，黄汤漫漫，河的两岸，往来着头戴斗篷、腰绑鱼篓、身披蓑衣的成人或少年，背一根长篙捞网，不时在岸边停住，双手握着长篙，伸进河水里捞鱼虾泥鳅。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母亲担心我的安全，总是不肯为我买一张这样的捞网。不曾想到，二十来岁，我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一度因为失业在家，恰逢春洪漫漶，而成了一名戴斗篷、披蓑衣、背捞网的渔夫。这差不多也是我与斗篷肌肤相亲的最后记忆。
盛夏烈日，村人也有戴斗篷的，想必或是家中草帽不够，或是没有草帽。比如扯花生的日子，太阳毒辣如火，头皮晒得发麻，偶尔也能看见大人或孩子，在花生土里，或者回家的路上，不合时宜地戴着笨重的斗篷。
斗篷用久了，陈旧发黑，硬脆破烂，拆散了，是一扎引火的好燃料。
村人嘴边常挂着一句俗语：“斗篷底下藏君子”，既是励人，也是赞物。2016年7月12日写于义乌草 帽到了戴草帽的日子，自然已是烈日炎炎。
到了戴草帽的日子，自然已是烈日炎炎。
那时的太阳可真毒。早晨起床，睡眼惺忪地坐在门口的石礅上，太阳光照在墙上已然发红晃眼。额头上，脖子上，后背前胸，爆痱子，一片一片，红红点点，燥热奇痒，双手哗哗抓搔个不停。搞不明白那时是怎么回事，村人都爱生疖子，尤其是孩子和青少年，头上，脸上，胸前，后背，动辄长出几个疖子，先是发红发亮，继而越长越大，活像牛犊初生的小角，疼痛难忍。一直要长到里面胀满了脓血，抠破了，挤出来，才慢慢消肿康复，留下一个疤痕。这样的疖子在身上此起彼伏地长，往往要历经漫长的夏秋两季。因此平时外出，戴一顶草帽以避酷日，就很有必要。
我的家里当然也有几顶草帽。只是当夏季来临，这几顶草帽从墙钉上取下来派上用场时，拍拍灰尘，已经黄不拉几黑不溜秋，陈旧不堪。有的帽檐儿甚至已经脱了线，软塌塌的，掉下一截来，我的母亲便找了针线和破布来缝上。小时候，我经常在夏日里跟随母亲到山上，用竹筢子搂油茶树黑色的落叶，或者黄色的松针，母亲戴一顶宽檐的旧草帽，汗水顺着脸面溜下来，浸湿了下巴系着的草帽带子。旧草帽下这根浸泡了汗渍和污垢的发黑的带子，我有时咬在嘴里，有一股咸涩的味道。
夏季是一年里忙碌的季节，割麦子，薅红薯藤，薅禾苗，喷雾杀虫，看田水，灌菜园，这些都是在烈日下进行的。整个季节，村里的农人，常戴着旧草帽在外面忙忙碌碌。
草帽旧了，也有旧的好处，就是不必过于珍惜。在野外的树荫下乘凉，往往顺手从头上摘了草帽垫屁股，或是卷了帽檐儿扇风。有时，还成了临时摘菜盛东西的容器。有的人，甚至将草帽按进水里浸泡，甩干后，戴在头上，凉爽。这样的行为，若是换了新草帽，断然是不可想象的。实在破烂不堪的草帽，稻子黄熟时，戴在了稻草人的头上。稻草人单腿独立着，高高地站在田野中央，穿着褴褛的衣裳，拿一柄在风中摇晃不定的破蒲扇，装模作样，俨然一副老农的装扮，吓唬着飞来飞去的鸟雀。
祥伍是村里长相标致的青年，他的诸多行为举止显得标新立异，比如他是村里第一个下田打领带的人，那时我还年少，不少村人对他嗤之以鼻，甚至在背后说他的笑话：“一个农老古，摆什么臭格！”他戴草帽也与众不同，常把草帽的顶子顶得高高尖尖的，有时甚至把旧草帽的宽檐剪掉，戴在头上活像一个黄中泛黑的箭塔。他这样戴草帽的方式显得很拉风，成为村中少年模仿的偶像，因此多年过去，依然记忆犹新。
到圩场上买新草帽，一般是在双抢的前夕。双抢的那段日子，正是一年中最暑热的天气，全家大小整天在酷日下的稻田从天光晒到天黑，每人没有一顶草帽显然是不行的。新草帽大致有两种：一种颜色洁白，编织精细，帽凸的两侧留有两个金属小孔，用来系带子；一种色泽发黄，编织粗糙，当然价格也就相对便宜，村人多买这种。
盛夏时节，常有暴雨突来，雨点打在地上，像一枚枚光洋，让人躲避不及。新草帽淋了雨，会变形发黑。经了一夏一秋，到来年找出来戴时，已是黄不拉几黑不溜秋的旧草帽了。2016年7月13日写于义乌蓑 衣面下是泥水，背上是雨水，于腰腿酸痛之中，我渐渐感觉到了生活的重量。
武侠电影里，常有这样的镜头：远远地，一个大侠从风雨中走来了，他在急急地赶路，脸面冷峻，目光犀利，手握一柄长剑，头戴一顶破斗篷，身披一袭旧蓑衣。不知导演为何钟爱给侠客们这副典型的农民打扮。莫非是因为侠义之士本身就来自社会最底层，来自农民当中吗？
母亲在世的时候，曾经多次给我们讲过，她结婚的那年冬天，还是靠着一件旧蓑衣熬过来的。父母小时候都是苦命的孩子。父亲是遗腹子，少年时我的奶奶又去世了，从此与他的长兄相依为命。父亲没有上过学，从小就给别人家放牛，青年时代，他以三担茶油的身价顶替村里的一个富人去当兵抗日。那时他的长兄也正在当兵，这三担茶油就用来扶养家中的嫂子。几年后当兵回来，父亲一直在村里村外做短工长工，直到三十六岁才经媒人说合，娶了我的母亲。母亲比父亲小十八岁，她两岁丧母，是在继母的打骂中长大的。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湖南解放前夕，一贫如洗，连床板都是借别人家的。隆冬的夜晚，盖一床旧单被，母亲冻得牙关咯咯响，父亲从村里做长工的人家借了一件旧蓑衣来盖上。
我有记忆的时候，青砖黑瓦的旧屋，楼上与邻居家隔着一堵乌黑的木板墙，上面挂着几件旧蓑衣，毛茸茸的，像巨大的蝙蝠，我很少去触碰它们，扎手。下大雨的日子，父亲上楼取一件旧蓑衣披在身上，戴上一顶旧斗篷，卷着裤腿，赤着双脚，肩荷一把铁锄，走出了厅屋大门。父亲一向有修路架桥做好事的习惯，每逢大雨，必定外出，在村庄附近的小桥小路巡查，疏通水流，把垮塌的地方整修一番。据说当年“四清”的时候，父亲是生产队保管，有人想整他，查不出他的经济问题，就向工作队举报他，说他修路架桥是为了积阴功生儿子。不料，工作队不但没有批评父亲，还表扬了他，倒是把举报人狠狠数落了一顿。其实，在我小时候，像父亲这样出自良善本性，默默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举之人，还是很多的。不像现在，什么事情都要把钱利二字摆在前面。
按照字面的本义理解，蓑衣是由蓑草编织的雨具。不过我从未听说过村里有什么蓑草，我所见的蓑衣都是棕树的黄棕编织而成的。小时候有一年冬闲，我家所居住的大厅屋来了一个织蓑衣的手艺人，挑了一担新棕。村里不少人家都来这里定做新蓑衣，我家也织了一件。手艺人在厅屋中央摆了八仙桌，把一块一块新棕铺展在桌面上，他手里拿着一根比筷子还长的大针，针鼻子穿着细长的棕绳，密密麻麻地在棕片上穿针引线。新蓑衣织成，棕黄棕黄的，背脊光滑，针线密实，棕毛向两侧和下摆自然伸展。父亲披在身上，后背就像落了一只金色的大蝴蝶，他笑呵呵地乐开了。
童年里，我对蓑衣没有太多的在意。倒是对棕树上的棕叶更感兴趣，用它来做打陀螺的棕鞭。可是，我们村庄少有棕树，二里地远的小村朽木溪，村后有一大片棕树林。棕树干乌黑乌黑，像一根根或高或矮的粗大螺丝杆子，树顶长着碧绿的棕叶，如同巨大的手掌，叶柄丛生的地方，裹着一圈圈褴褛般的棕毛。我们经常成群结队来这里偷棕叶，把那些讨厌的棕毛撕扯丢下，为此常被追骂。
当我披上父母和姐姐们披过的厚重的蓑衣，戴着斗篷，在雨天里跟随他们下田扯秧插田干农活，已是半大的少年。我们像背负甲壳的甲虫，弓腰曲背，在水田里缓缓移动。下面是泥水，背上是雨水，于腰腿酸痛之中，我渐渐感觉到了生活的重量。2016年7月15日写于义乌蚊 烟点燃的蚊烟，烟雾浓烈，蚊群避之唯恐不及。
上周六从义乌回永兴，早上八点多钟，我还在火车上，就接到大姐的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到，我说大约还要四五个小时。“那我就先去村里了，顺便把你的房子清扫一下，把被子晒一晒，晚上就在那里睡算了。”大姐说。我连声答应：“好。好。”
村里一个房族的堂嫂子去世了，周日安葬，邀请我和大姐去喝白喜事酒。按照村俗，客人一般是先一天下午陆续到达，村里礼客班子在村口放鞭炮吹喇叭迎接。
这些年来，自从大姐夫去世后，大姐也一直居住在永兴县城，帮她的两个儿子带孩子。她在村里的那栋大房子已经很陈旧，光线又不好，长年累月没人住，显得有点阴沉，她偶尔回去一天两天，因过于胆小，晚上也不敢一个人住在里面，说好怕。
大姐所在的牛氏塘自然村是个小村，与我的老家八公分自然村同属于八公分行政村。往日里，两村之间相隔一条小河。武广高速铁路修建的时候，八公分自然村大都拆迁了。于是削平了牛氏塘村后一座小山头，建了八公分新村。我在新村前排建了一栋一层的平房和院子，隔着一条公路，下面就是大姐家。我家只在新房子建成的那年冬天，象征性进火去住了三天，多年来就一直空置着。不锈钢大门的钥匙，给了邻居满文哥一片，以便他适时照看一下房屋。大姐也要去了一片，说她偶尔回村，可以临时睡一两晚。
当天下午四点，我才到达村里。先去了我自己的房子，见到了大姐和她刚放暑假的长孙子。大姐说，家里到处都是灰蓬蓬的，床上的被套也扯下来洗了，清理了一天。
晚上从河对面八公分老村黄氏宗祠里吃了白喜事酒回来，天空已升起一轮明月。在我的房侧，满文哥嫂和几个邻居坐在树荫下乘凉，摇着蒲扇。他们一齐招呼我们乘凉，说这里是风口，很凉快，每晚吃了饭，都来乘凉。这样的场景，自从我的父母去世以后，我已经十多年没有遇上了，此刻感到非常亲切。
我拉开房檐的路灯，开了门。雪白的灯光顿时推走了门前的夜幕，照出一片宽阔的水泥地、草坪和坡边高大的树木。大姐说，屋子里热，干脆到屋外睡算了。小时候在村里，盛夏的夜晚，村人经常在屋外的石板巷子里铺一床草席睡觉。我欣然同意。此刻，父母面容和蔼的遗像就挂在厅屋的神台上，似乎又回到了昔日里与他们同处一个屋檐下的日子。
我和大姐从屋里抬了一张能打开当凉床的木长椅出来，靠墙放在檐廊下，我睡。又抬了一床薄床垫放在门口的水泥地上， 铺上草席，大姐和她孙子睡。在隔壁满文哥家冲了澡，时间还早，我们就拿了三张木靠椅出来，坐在树荫下乘凉。
月色空蒙，山峦黝黑，树影婆娑，虫吟阵阵，时见高速列车拖着长长的如萤灯光从田野间疾驰而过，发出一阵轰鸣。此时此景，我不禁生出感慨来，对大姐说，等我六十岁了，要回村里长住，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
才一小会儿，我感觉到了不对劲。手脚身上奇痒又痛，密密麻麻。我又搔又拍，手忙脚乱，蚊子实在太多了。我连忙到坡下孝里家的小店买了一盒蚊香，点了几圈。这幽微的轻烟似乎对蚊子没有丝毫影响，照样叮咬不误，我拍得皮肉啪啪作响。邻居在树荫下哈哈大笑：“你离家太久了，蚊子都不认识你了。”又说现在的蚊香好假，基本没什么效果。“要是有蚊烟就好了。”我说。小时候，在三伏盛夏，蚊子成群。夜里驱蚊虫点的是蚊烟，长过一尺，拇指粗，方形，用黄色的粗草纸包裹，仿佛一根轻巧的大金条。点燃的蚊烟，烟雾浓烈，蚊群避之唯恐不及。大姐说，做蚊烟，用的是晒干后碾成粉末的油茶籽壳和山苍子树叶两种主要原料。这不禁让我猛然想起，我们现在乘凉的地方，原本是一座名叫圆岭的小山，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油茶树和高大的山苍子树。春天里，山苍子开一树黄花。盛夏，正是采摘碧绿如豆气味浓烈的山苍子的时候。只是如今，在我们村里，油茶树已经十分稀少，山苍子树更是渺无踪迹。2016年7月21日写于义乌套 鞋这样的套鞋全家每人有一双，新的少，旧的多，一般只在冬春两季雨雪天穿，其他的日子都是光着一双脚板。
童年的记忆里，对套鞋的印象尤为深刻：浅口，黑胶皮，污渍斑驳的白布里衬与胶皮紧紧粘连，穿在里面宽宽荡荡，或许，这是姐姐们已经穿过几年轮给我的。这样的套鞋全家每人有一双，新的少，旧的多，一般只在冬春两季雨雪天穿，其他的日子都是光着一双脚板。事实上，那时的村人，无论年龄大小，是男是女，基本都是如此。从夏到秋，我们上山捡柴，下田干活，上学走路，奔跑追逐，两只光脚板拍打着泥土和砂石，自如自在，并未感到有什么不适。不像现在，光脚在公园或河边的鹅卵石健身便道上走几步，就痛得龇牙咧嘴。
直到严寒天气来临，我们惯于光裸的一双赤脚才不得不穿上旧套鞋。鞋垫是没有的，为暖足，扯一小扎稻草，估摸着鞋内的长度，反顺折上几折，垫进鞋内，按压平了，穿进去松软又暖和。下雨的日子，或者套鞋破了，进了水，鞋内的稻草往往踩成了臭气浓郁的淤泥，扯出来扔了，重新垫上干爽的稻草。
村里不时会出现一个外来的鞋匠，我们就叫补套鞋的。不下雨的日子，他的一担小木箱放在村前的空地上。下雨的日子，就在某个大厅屋。他坐在矮凳上，双腿并拢，上面搭一块沾满胶水的腿布。打开的木箱里，有小铁锤、木柄长锉子、大剪刀、乙字形的扁铁架、胶水罐、小刷子，更多的是大小各异的破套鞋，已经裁剪得破破烂烂的套鞋皮。村人提着破套鞋闻讯而来，鞋匠的生意出奇地好，需要按先来后到约定了时间来拿。爱看稀奇的小孩子，则围观他补套鞋。他动作娴熟，一手拿着一只套鞋搁在腿布上，一手拿着锉子在破烂处反复锉，皮屑纷纷，锉出一个粗糙的黑印子来。随即从木箱里翻出一块套鞋皮，在破烂处反复比画，剪出一个或圆或方的补丁，又将补丁的里衬反复锉。之后，在套鞋和补丁上刷上胶水，胶水扯着白丝丝，气味浓烈。他嘟噜着嘴吹吹气，稍稍晾干，黏合在一起，套进扁铁架上，对着补丁锤上几锤子，一只烂套鞋就算补好了。
穿套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清洗。沾满黄泥巴的套鞋，走到沟渠边、池塘边，拿一个稻草球，或者扯一把草叶，擦擦洗洗，油光黑亮。
破得无法再穿的套鞋，我们也不会丢弃。扔到灶屋灶旁的宽板长条凳下面，与柴火杂物为伍，任其蒙垢生尘。哪一天收破烂的来了，一并搜出来卖掉，能换几分油盐钱。2016年7月23日写于义乌草 鞋走长路挑担子，穿草鞋尤其适合，透气，柔软，不烂脚。
现在想来，颇有点后悔。小时候司空见惯的草鞋，我这大半辈子竟没有穿过，于今，恐怕村里也很难找到了吧。
那时候，村里的中老年男子是经常穿的。穿草鞋不分季节，也不论天晴下雨，从春天到冬天，一年四季，都有人穿在脚上。草鞋是用稻草编织的，编草鞋是一件简单的日常手工活，很多男人都会。因此庄户人家穿草鞋，再经济适用不过。
走长路挑担子，穿草鞋尤其适合，透气，柔软，不烂脚。草鞋磨破了底，烂掉了，脱下来随手扔了，换一双新草鞋，继续赶路。小时候，在黄泥巴小路旁边，草丛中，我们经常看到路人丢弃的破草鞋匍匐在那里，像一只巨大的黄色虱子。
草鞋防滑，下雨下雪，甚至石板路上结了冰，穿一双草鞋就能行走自如。村里向来有个习俗，老人出殡，孝家会给抬棺的“八大金刚”每人发一双新草鞋，就是为了防备脚下滑溜，出个什么闪失。寒冬里从油榨坊打了新茶油，挑回家，或者赶集，多是穿草鞋，稳当。
记忆里，我曾看到过父亲在厅屋里编织草鞋，我们叫打草鞋。那时幼小，也不曾太多留意。父亲跨坐在长条凳的一端，另一端钉上两颗长钉，相隔两三个指头宽，身旁是一把梳掉了稻衣（稻叶）的干净稻草。父亲搓一根细小草绳子，挂住铁钉，一边添加稻草，一边编织。这时父亲嘴巴常说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要不了多久，一只金黄色的草鞋就打成了，穿脚上试试，刚好，父亲一脸满足的笑容。
后来，村里渐渐流行穿解放鞋。解放鞋是熟胶底，有牙齿，耐磨，鞋面是厚实的帆布，经穿，样子朴素大方，一年四季能穿，深为村人喜爱。草鞋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乃至于无。2016年7月23日写于义乌秆 铺一铺床的秆铺通常是两块，稻穗子朝里，两边缘是稻草鞭子，铺在床上，厚薄均匀，干净整洁。
倘若我的姐姐给我点拨一下，我想，我现在还能编织出秆铺来。编织秆铺，我常给她们打下手。
村人的睡床，大致相差无几。两条长条凳，一端紧靠墙壁摆开，上面搁置五六块两厘米厚的沉重发黑的杂木长板，紧挨着，恰好与条凳的长度同宽，就是一铺典型的凳床。小时候青砖黑瓦的旧房间比较狭窄，一般人家子女都多，一个卧房多是丁字形摆放两铺凳床。我家就是这样。
到我青少年时代，村人新建的红砖瓦房日渐增多，住房宽敞了。这时候，乡间流行一种组合式的床架，杉木做成。既可以请村里木匠师傅做，也可以到圩场购买，购买的更多，方便，便宜，随时都有。因此，在赶圩的日子，经常看到有村人挑着白色的床架床板回来。
相比凳床，组合式床架更美观、宽敞、稳固，而且两端还有插孔木架子，夏天的时候，用来搭蚊帐竹篙，更加实用了。不变的是，床板上依然铺着秆铺、圆木状的秆枕头和草席。
秆铺是用稻草编织而成的。
晚稻收割之后，有一项农活叫剪秆，就是用一小扎稻草，将田野里散落成堆的稻草在稻穗颈部捆勒成把，成圆锥状摆开，任其在太阳下晒干，远远望去，犹如排兵列阵，颇为壮观。这样一把捆勒而成的稻草，就叫一剪秆。晒干后，一担担挑回家，堆放在杂屋里，或者猪栏牛栏的阁楼上。
编织秆铺多在秋冬，挑几剪好秆来，扔在地上，一人双脚踩住秆头，一人双手拿着三齿锄，从上而下反复梳去杂乱的稻衣，剩下光亮金黄的秸秆，干干净净。我姐姐编秆铺的时候，我就给她当下手，一小扎一小扎，拿秆，递秆。她双手灵巧，秆铺的边缘编得就像她头上的大辫子，光洁整齐。一铺床的秆铺通常是两块，稻穗子朝里，两边缘是稻草鞭子，铺在床上，厚薄均匀，干净整洁。再放上秆枕头，铺上草席，就是一铺正宗的农家床。照现在时尚的观点，自然又环保。
只是小时候，我有遗尿的毛病。天晴的日子还好，母亲会把秆铺草席被子抱到太阳底下晒干。阴天或者下雨下雪的日子，每晚睡觉前，母亲就在灶桌上插了木烘架，先是烘秆铺，再是烘草席，最后烘被子，湿气滚滚，尿味弥漫。这个时候，我的姐姐们就常笑话我，弄得我很没面子，尽管我的学习成绩远比她们好，屋墙上奖状也远比她们多。
有时候，我姐姐甚至会指着尿湿过无数遍的秆铺说：“都成淤泥了，不要了，明天编一床新秆铺算了。”
这样，第二天编织秆铺的时候，我便满脸羞愧地蹲在姐姐面前，无可奈何地给她们递稻草，随时要领受她们嘻嘻哈哈的取笑和奚落。2016年7月24日写于义乌草 席炎热的盛夏，在簇新的草席上午睡后，常看到村人睡眼惺忪，身上脸上满是一排排一片片席草深深的印痕。
村里妇人骂巷子的时候，往往脱口骂出这样一句恶毒的话来：“你个炮子打的！黄狗婆（豺狼）拖的！席子裹的！”愤恨之情，句句欲诅咒对方于死地。
小时候村北的那片枞树山，树木阔大密实，从外面看，里面黑沉沉的，常有猫头鹰和乌鸦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不祥叫声。这里也是埋“豆子鬼”的地方，村里有小孩夭折了，往往叫来单身汉涛老倌，一床破草席裹卷了小小的躯体，扛到枞树山的深处，挖一个坑埋了。曾有许多年，我们这些村童可不敢贸然走到枞树山里去，怕。甚至从这山边小路过，也是跑步飞奔，生怕有“豆子鬼”从后面追打。这也应验了村里另一句骂人的话：“鬼打一样走！”
村南的石大桥头的江岸边，也有一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名字，叫江塘坪里，是一个低洼处。石桥的两端各有两条分叉的小路，分别通往不同的村庄。这里距离我们村庄有一两百米远，村前的小河水圳从这里经过，桥两边是广阔的水田。从村里走到这里过桥，还要下几级石板台阶。这里也是我们村庄专门给刚死去的人烧稿荐的地方，全是死者生前的遗物，一床秆铺，一床草席，一双鞋子，一些衣物，再加纸钱香烛鞭炮。许多日子，我们从这里路过，看到那片长方形焦黑的草皮和残留物，便加快脚步，心跳怦然。
亦因此，我们在野外，尤其是山林路旁，看到有丢弃的破草席，是认为不吉利的，要绕道而行。在家里，在床上打滚玩耍，用草席把自己包裹起来，是要遭父母责骂，要被立即制止的。
其实在村庄，每个人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与草席肌肤相亲。
听父母说，村前的一些水田曾经种过莲藕和席草。据此推断，当有村人曾掌握编制草席的技艺，甚至以此作为谋生的职业。不过当我有记忆的时候，这两种植物都已经在村庄绝了踪迹。我们睡觉的草席，都是从离村七八里山路的黄泥圩或东城圩购买。新草席光洁致密，席草根根分明，黄中泛着草绿，闻之有着淡淡的植物气息。
那时村人的床铺，不像现在有垫毯床单，一年四季都是直接睡在草席上，且多数是裸身而睡。炎热的盛夏，在簇新的草席上午睡之后，常看到村人睡眼惺忪，身上脸上满是一排排一片片席草深深的印痕。冬天的夜里，裸体钻进被窝，躺在草席之上，起初冰冷彻骨，冷得牙关咯咯作响，须赶紧把被子卷到身下，才渐渐暖和起来。
一床草席从黄中泛绿到油光红亮，从簇新到补丁重重，烂得经线纬线分明，往往要睡上多年。烂的地方，多是草席中央，屁股经年辗转磨损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恐怕是家中孩子多，经常遗尿腐蚀使然。
实在破烂不堪的草席，最终当然要从床上光荣退役，代之以一床簇新的草席。即便如此，烂草席也不会轻易丢弃，而是去了它的一个新去处——村边茅厕门上的挂帘子，这也是村庄一景。
我家曾经在村里有两处茅厕。先前住在青砖黑瓦的旧厅屋时，茅厕在村北，一条水圳从此流过，一条小路从此经过。我经常蹲在里面，透过草席的破洞，看外面水圳里有泥鳅拍水，小路上有村人匆匆走过，有水牛缓慢走过，有大狗小狗跑过；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从宗祠旁的村小学木窗里传来。之后，我家在村南建了新的红砖瓦房，茅厕也建在了村南的自留菜地里，依然是挂一床破草席门帘。从经线纬线分明的孔洞里，我认真数过辣椒树上白色的花朵，茄子树上紫色的花朵，以及飘忽而过的蝴蝶和飞鸟。2016年7月25日写于义乌棕 绳拉出棕绳，掩上黄土，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生，就此回归地母的怀抱。
村庄没有棕树，棕绳家家都有。长的、短的，细的、粗的，新的、旧的。
我们村庄周边一些山沟里躺着的小村子，十几、几十户人家的，在他们村前或村后，能看到独立或成丛的棕树，光杆黑溜，树顶像野鸡屁股上成堆的漂亮长翎，散开着巨掌般的长柄绿叶，长柄下端披散着一圈棕黄乌黑的杂乱的棕毛，像一个多年不曾理发洗头的浪人。我曾经纳闷过，这样的棕树，为什么我的村庄没有呢？
棕树经年可以没有，棕绳一日不可或缺。
早晨起床，睡眼惺忪，眼角上两团黄白色眼屎还没有擦去，套用村人一句夸张的话“眼屎能打土砖”，便从门后墙角里顺手拿了一根铁钩扁担，挑了两只木水桶，出了门，走在石板巷子里，走向村前柏树下汩汩流淌的老水井。两桶清亮的井水挑上肩，一前一后两股棕绳把扁担拉得弯弯，咕叽作响。挑水的人络绎而至，往来交错，打着“早啊”“挑水啊”这类顺口而出的招呼，板结的脸面渐渐生动起来。
村庄的箩筐有两种，大的叫谷箩，小的叫米箩。双抢割水稻之前，村人往往会在赶圩时买来新箩筐，新棕绳。在剪刀尖嘴的配合下，撬开箩筐四面外侧中央预留的穿绳篾孔，一根长长的新棕绳依次穿过，在箩筐底呈十字形交汇，打结。提起棕绳，犹如箩筐的双耳。挑谷，挑米，挑炭，挑花生，挑红薯，甚至走亲戚时挑着一双小儿女，箩筐棕绳的长度可以根据挑者的身高挽结调整。
那些用旧了，甚至已经断过很多次的棕绳，会派上别的用场。比如套在窗外墙钉上，用来挂晾衣的竹竿；套在木梁上，挂菜篮，挂箩筐，挂需要躲避老鼠的物件；也可以用于别的使用棕绳的地方。总之不会轻易丢弃。
长长的棕绳，也在村庄禁锢着自由，摧残着生命。牛永远被一根棕绳牵住了鼻子，狗脖子被买狗人套进了棕绳套，一命呜呼。就在我们的上一辈，用棕绳捆人斗人，几乎是习以为常。在我少小的时候，偶尔有想不开的村人，用一根棕绳了结余生。
有一种粗如手臂的棕绳，每户家庭差不多都有一根。一端打了一个死结，比拳头还大。这根棕绳用来将箩筐的稻谷和米扯到楼上，倒入谷廒或米缸。在我十几岁之前，家里是父亲干这个活。他双脚跨站在楼梯口，附身朝下，从楼上垂下粗棕绳来。我们站在下面，将谷箩筐的细棕绳挽一个大活结，挂在粗棕绳的死结上。父亲用力将粗棕绳一下一下往上拉，最后提住活结，把沉重的箩筐稳稳地放在楼板上。少年时代，我成了干这个力气活的接班人。
村里也有这样粗大的公用棕绳，每次使用，要同时用上好几根，那是用来绑扎出殡的棺材和抬杠的。抬棺的“八大金刚”脚步缓缓向前移动，沉重的棺材在两根圆木大抬杠的裹挟下，一沉一浮大幅度晃荡，与粗大的棕绳发出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到了新挖的墓穴边，抬杠拆了下来，村人拉着粗大的棕绳，将棺材缓缓放进墓坑。
拉出棕绳，掩上黄土，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生，就此回归地母的怀抱。2016年7月26日写于义乌瓜 勺新做的瓜勺，表皮还有着淡淡的果绿色，年岁用久了，成了油光的橘红。“偶然节日朋亲至，襟下藏瓢出侧门。”
2001年母亲去世，一个感伤的日子，情不能已，写下了一首题为《忆母》的七律。写完这句尾联，搁下笔，已是泪流满面。
在八公分村，瓢的通俗叫法是瓜勺，是用自家种的老水瓜（学名匏瓜）风干后，锯成两半，去掉中空的瓜瓤即成。新做的瓜勺，表皮还有着淡淡的果绿色，年岁久了，成了油光的橘红。童年里，我们常把瓜勺戴在头上，扮和尚，扮老寿星。笑闹追逐中，被玩伴按着敲：“咄咄咄，咄咄咄，敲你妈妈的老瓜勺。”
一个家庭，大多有好几只瓜勺，它们各司其职。
我家装米糠的那个宽口巨腹的大瓦缸里，长年躺着一只老旧发红的大瓜勺，并且还缺了个小口。每天煮好了猪潲，父亲或母亲就会舀一两瓜勺米糠，倒进大锅子里，用竹潲勺子搅拌均匀，给猪增添美味和营养。
夏秋季节，烈日炎炎，烤得菜园的泥土裂开一条条大缝隙，能侧着手掌往里伸。辣椒树，茄子树，豆角，丝瓜，叶子耷拉，奄奄一息。那段日子，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能看到挑水灌菜园的妇孺。多数人是拿一只瓜勺，这样蹲在水圳边往木桶里舀水，提着木桶在菜园里边走边灌菜，比拿一只长柄竹淤勺轻巧方便。
相比而言，我们村庄水资源算是丰沛的，灌溉有小河与水圳，饮用有好几口长年不息的水井。或许正是如此，才成就了我们这座近千人口的大村。而在一岭之隔的小村长洲头，既无江湖，也无水洲，甚至连长年不断流的小溪小圳也没有，夏秋季节饮水都极其困难。他们村前的大路边，有一口大大的水井，名字就叫瓜勺井，像一只直径五六米的巨大瓜勺，深深嵌入大地，由青石砌筑而成，勺柄是拾级而上的台阶。春日里雨水足，瓜勺井汪着满满的积水，像淼淼的深潭。长久天旱，井可见底。我偶尔路过的时候，看见有人蹲在井底，拿一只小瓜勺，把黄泥浆般的浊水舀入木桶。每当此时，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出生地。
我的母亲是一个好客的人，即便家贫，待客之道不薄。童年的时候，我曾数次看到，来了远客，母亲笑脸相迎，烧水泡茶，端上红薯片，炒一点豆子花生。由我的父亲陪着说话，她则悄悄地拿了一只瓜勺，藏在旧蓝布衣襟里，放开侧门，去找村邻借米借鸡蛋鸭蛋或别的干菜。然后悄无声息回家，满面含笑，一边与客人说话，一边煮饭做菜，满怀敬意和盛情。成年后，我每次念及，都眼泛泪光。
我上初中那年，家里新建了红砖瓦房，在村庄的南面，紧靠水圳边。而且水圳下的一块秧田刚好是我家的，打土砖的时候，挖成了一个长方形深坑，便放满水，做了一口小鱼塘。那些年，我家每年都在池塘岸边栽几株水瓜，叶蔓爬满池上的瓜架，开满了一枝枝白色的小花，日渐长大的一只只水瓜，吊在瓜架下，倒映在池水中，煞是可爱。我们每年都要留几只水瓜，任其长老，用来做瓜勺。
父母去世后，武广高铁修建，偌大村庄拆迁，只剩下古老的宗祠和几栋青砖黑瓦的老屋。我家的这栋红砖瓦房和池塘，也夷为平地。
这个月初回了一趟老家，在废墟一般的村庄遗址上走了一圈，断壁残垣，湮没在茂盛的草木之中。在一处残墙边，一株水瓜的藤蔓匍匐在地上肆意生长，顿生黍离之悲。2016年7月28日写于义乌扫 帚去籽后的高粱穗，成捆绑扎起来，存放楼上，在往后的一年里，可随时拿一些下来，扎成高粱扫帚。
三伏盛夏的日子，也是做高粱粑的日子。
石板小路像看不到头的大蛇，朝村庄南边的山脚游去，弯弯曲曲。与之相伴的，也是游蛇般的一条水圳。在晴朗的夏日早晨，童年的我，经常跟着母亲去一个名叫丰产庙的地方。这里并没有庙宇，只是一片开阔的旱土，也是不少村人的菜地。这是我们村庄的最南边界，石板小路穿过这片旱土，就游进了别人的村庄。水圳却在此汇入村前的小河。
夏日的这片菜地，色彩斑斓，生机勃勃。除辣椒、茄子、豆角、南瓜、冬瓜、苋菜，诸般日常菜蔬之外，还有开着黄色圆盘大花的向日葵、成片的红高粱。高粱穗又长又大，籽粒圆润饱满，沉甸甸的，压弯了高高的茎秆，看着叫人喜爱。母亲常会拿镰刀，挑成熟的高粱穗子砍下。我则寻找甜味足的高粱秆子，砍成一截一截，嚼得津津有味。
高粱穗子挑回家，铺在禾场上晒干，或者一扎一扎挂在墙钉上风干。晒干或风干的高粱穗，用洗衣的木杵敲下籽粒。母亲隔一段时间，会量三两升红红的高粱，浸泡后，到臼屋里捣成粉，蒸高粱粑。刚出锅的高粱粑，紫红，糯软，是夏日里村庄的一道美食。凉硬后变成紫黑色，用油煎了来吃，更香。去籽后的高粱穗，成捆绑扎起来，存放楼上，在往后的一年里，可随时拿一些下来，扎成高粱扫帚。
我的父母都会扎扫帚，每当此时，我常站在旁边观看。扎扫帚只需一人即可，先是用锋利的镰刀，把高粱穗金黄光滑的圆秆子一律削去半边，苎麻绳子紧紧缠绕在洗衣木杵的中间。绑扎时，俯身站立着，双脚踩在木杵的两端，扯出苎麻绳头缠绕在一小扎高粱穗上。高粱穗一小扎一小扎横着添加，每添加一次，双脚要放松一下，木杵转动着，抽出一段绳子。然后踩住木杵，双手横握逐渐成形的扫帚柄，往上拉，绷紧绳子。再一圈一圈向下转动扫帚，绳子便密密斜斜地在扫帚柄上勒出一圈圈深痕。如此反复，一个高粱扫帚才最终扎成。扫帚柄大如手臂，被绳子紧紧缠绕捆绑着，结实、笔挺。扎好的扫帚，用柴刀将帚柄顶端砍整齐，削尖一根小指粗的木棍，从圆圆的截面中心竖着打进去，扫帚柄便更加坚硬、好使。有时，也会扎一两个微缩版的小扫帚，捣米粉、捣高粱粉时用来清扫石臼。
扎扫帚的时候，我们一帮村中小孩经常做高粱风车玩耍。取一小段削成两半的高粱秆，用一枚大头针在其正中插一个小孔，与一根去了穗子的圆高粱秆连接起来。然后裁两小片同样大小的方形白纸，用饭粒反方向贴在横杆的两端，一个风车就做成了。手握长杆迎风奔跑，纸片带动横杆飞快旋转，呼呼有声，宛如飞机的螺旋桨。
家里建新瓦房时，我已上初中。曾有好些年，我养成了每天扫地的习惯。尤其是寒暑假里，我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了高粱扫帚，先把屋里每一间房逐一打扫干净，然后扫街沿，扫屋旁的小禾场。我家门口水圳边一段小路，我也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扫的灰尘，用木灰斗装了，倒在我家池塘岸边的树根下、瓜藤的根部，做肥料。我迄今有着良好的卫生习惯，做事条理分明，或许与此有关。
家里还另有一种高大的竹扫帚，是用竹枝子扎的。竹扫帚笨重，使用时需双手握着，主要用于特定的清扫。比如晒谷时，扫禾场，扫谷子；摘油茶时，扫晒坪，收茶籽。下雨，下雪，清扫室外的地面，更是用得着它。只是我们村庄没有竹林，这种扫帚只能从圩场购买。
于今，这两种扫帚恐怕在村里都不大见得着了，代之以随时可从便利店买到的塑料扫帚。尤其是高粱扫帚，几乎绝迹。早在很多年前，村庄就没人种植高粱了，又哪来的高粱扫帚？谁还愿意学扎费力又麻烦的高粱扫帚呢？2016年7月30日写于义乌蒲 扇品貌周正的包了布边的好蒲扇，入夏后，村人便从收藏的角角落落里，找了出来，摇在了手中。“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唐朝诗人杜牧的这首《秋夕》，描述了一个寂寞宫女的形象。流萤，夜色，牵牛织女星，这些自然的物象，古今皆然，人所共仰。不同的是，宫女手里拿的是轻罗小团扇，民女则大多摇的是粗糙大蒲扇。就比如我的家乡八公分村，直到二三十年前，村夫村妇扇风所用，莫不是棕树阔叶所做的枯黄色的长柄蒲扇。
在八公分村，每户人家的灶屋，都有一个砖砌的大灶台，俗称正灶。正灶的两旁，靠墙安放了宽边长条凳，形如大曲尺。这里，一年四季都会有一把旧蒲扇，或放在条凳上，或插在条凳与墙壁的缝隙间，或者干脆丢在条凳下的地面上，与干柴干茶籽壳炭块为伍。一日三餐，主妇生火做饭做菜，满屋子烟尘弥漫，呛得咳嗽不断，双眼流泪，顺手拿了蒲扇往灶坑不停扇风，拍打灶砖啪啪作响。灶膛里的火光便熊熊燃烧起来，烟尘渐小渐淡，往楼上升腾，从木格窗户游出，在瓦屋面上飘浮起长长袅袅浓浓淡淡的炊烟。这把蒲扇经年累月地使用，早已破烂得不成样子，不管从哪户人家拿出来，都是一把标准的济公扇。
品貌周正的包了布边的好蒲扇，入夏后，村人便从收藏的角角落落里，找了出来，摇在了手中。漫长的炎热天气，全凭它扇凉，驱赶蚊子，哄孩儿安睡。尤其是年迈的老妪，整日里一把蒲扇不离身，有一下没一下摇着，打着小盹。便是颤巍巍出个门，出个恭，也要拿一把大蒲扇在头顶搭个凉棚，遮挡白晃晃的太阳。
童年里，我家住在老厅屋的两间旧瓦房，房子逼仄，又无蚊帐，夏夜躺在床席上，背如火烤，蚊子又多。每晚睡前，母亲从床底下端出那个破旧的大瓦盆，装一盆秕谷点燃，放在卧房中央，敞开与巷子相通的侧门。房里巷外，浓烟弥漫。母亲咳呛着，拿一把蒲扇在屋里扇烟，把浓烟扇向卧房和灶屋的每一个角落，熏得蚊子仓皇而逃。我们提了长凳矮凳，在石板巷子里乘凉。巷子里坐满了村邻，大人们坐着摇蒲扇，聊天，讲古，吸土烟。孩子们或席地坐卧，或笑闹追逐。每一阵突来的夜风，都会引来一阵赞叹。常有人趁着夜色，从老井里提一茶壶凉水来，大伙你一碗我一碗，喝得心里舒泰。石板巷子的上空，天湛蓝深远，星光闪烁，偶有流星和夜鸟飞过。通常夜很深了，我们呵欠频繁，才进屋睡觉，任凭房门大开。母亲常说：“心静自然凉。”她摇着蒲扇，一扇一扇给我扇风，我安安静静躺在床上不动，慢慢就不热了，能睡到天亮。
我上中专的那两年，曾经很喜欢唱歌。那时我家早已住在村子最南面的新瓦房，暑假在家，每到入夜，我从门前的水圳里提了水，把屋旁的小禾场泼一遍，降一下暑热。吃过晚饭，我们一家人提了凳子到禾场上歇凉。在皎洁的月色里，屋旁的杨树和苦楝树的枝叶在南风里哗哗作响，田野空蒙，蛙噪虫吟。对此良辰好景，我心情愉悦，常引吭高歌。一首接一首，要唱上很多首从学校学来的流行歌曲。我的父母和姐姐，都说我唱歌好听，我也自认嗓音不错。我唱歌的时候，母亲常会不时给我扇上几蒲扇。
母亲去世不久，我写了一首《月夜》的十四行诗，忆及了她摇着蒲扇聆听我唱歌的这段难忘时光。
月 夜
不久前还散着欢笑的我的老家，在这月夜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也许我亲手所栽的苦楝的落花，又铺满了那座大门紧闭的瓦房。
遥想我那不知忧愁的快乐少年，每到傍晚便在临溪的屋前歌唱。一位老人常静静地坐在我身旁，手中挥一柄替我驱蚊虫的蒲扇。
我的歌在蒲扇的风中翻飞停留，直到那轮皎月向西天微微斜坠。可是如今，温馨的场面不会再有，这美好的月色又怎能把我抚慰?
因为对面林中覆盖花圈的新坟，那里埋着我的眷恋，亲爱的母亲。2016年8月2日写于义乌秆 筒到了深秋，坐在宽板条凳上已然发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这时候就更需要垫上秆筒了。
在我家乡八公分村周边的方言里，收割后的稻草，叫作秆。稻草烧的灰，叫秆灰。稻草搓的绳，叫秆绳。稻草编织而成的蒲团，就叫秆筒。
秆筒就像一个金黄厚实的大月饼，差不多有搪瓷脸盆大，三指厚。它不同于寺庙里的蒲团，用于跪拜行礼。在我家乡及周边村庄，旧时的秆筒，是专门放在宽板条凳上，用来垫坐的。
往昔湘南乡村的普通民居，形状布局基本相同。青砖黑瓦，马头墙，进大门是厅，厅后两个小耳房，厅的两侧是厢房。厢房又一隔为二：里间是卧房，由一架木板楼梯连通楼上；外间则是灶屋。这样一栋民居，通常是血缘相近的两户人家居住。
灶屋是一户人家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场所。正中是一个方形的两孔大砖灶，灶门口朝向窗户，俗称正灶，代表一家之主。一日三餐，生火泡茶，做饭煮菜，袅袅炊烟从这里升起。窗旁一角，挨墙摆放两张长长的宽板条凳，犹如一把大曲尺，框住灶台的正面和里侧。灶台的背面，靠着一张高条桌，用来放砧板切菜。从厅屋进来，靠隔墙一角放着水缸，有的是瓦水缸，有的是砖砌水缸。砖砌水缸上，通常立着一个小碗柜。旁边是一个高脚碗柜。在两个碗柜之间一拳宽的缝隙里，侧立着一块长方形的宽大接手板。碗柜和接手板，暗红发黑，油漆剥落。接手板起着饭桌的功能，喝茶吃饭的时候，前端插入高条桌的二指宽的长缝里，悬空在灶台之上，后端与灶门平齐，用来摆放茶点、菜肴和碗筷。来了客人，也是如此招待。
那时的宽板长条凳，全是厚实的原木做成，多数人家并不上漆。年岁一久，条凳粗糙发黑。有时坐在上面，不小心磨蹭一下，木刺就扎进了屁股。这凳上长年累月地放着两件宝贝：吹火筒，旧蒲扇。柴火光冒烟，顺手拿起吹火筒，伸进灶膛里呼呼一吹，或者啪嗒啪嗒往灶灰坑扇上几蒲扇，就燃了，火舌熊熊。
这逼仄的灶屋里，数十年烟熏火燎，楼板是黑的，四壁也是黑的。那个两条宽边条凳交汇的墙角落，俗称凳角，就更黑。光线昏暗，黑咕隆咚。有行动不便的老人的人家，那里差不多是老人的专座。
到了深秋，坐在宽板条凳上已有了凉意。尤其是家中有老人，这时候就更需要垫上秆筒了。稻草是乡村寻常之物，空闲的时候，挑选几把好稻草，用不了多久，就能编织几个新秆筒。垫了坐着，松软又暖和。
在漫长的冬日，窗外雨雪纷飞，灶里燃着柴火，一家大小围灶而坐，烤着火，暖意融融。吃些粗茶淡饭，讲些古，做些针线，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安静的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
不时也会有闲得无处可去的村邻相访，家里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家长和孩子，立时起身让座，笑脸相迎。直到来人在恭敬不如从命之下，坐在了灶门口最好烤火的座位上，秆筒上，一家人又才重新坐定。
柴火燃得噼啪作响，鼎罐里上了水，正在泡茶，新的话题也就此扯开……2016年11月14日写于义乌火 把大姐、姐夫拿了火把走向石桥，在河面投下火光的红影。我们站定，目送他们过了桥，融进无边的漆黑里。
那时三月的春夜黑得真像一面锅底。水田犁耙过了，蓄着一层清清的浅水，阡陌交错，插早稻已然临近。在这个时节的漆黑的夜晚，吃过夜饭之后，常有照泥鳅的青壮年男子，腰扎鱼篓，一手提着松柴灯笼，一手握着长柄的泥鳅叉子，在村前阔大的水田间缓缓游移。灯笼的松柴熊熊地燃烧，滴着油脂，火光通红，在无边夜幕的背景下，如豆，如星。
我家的楼上，也有这样的灯笼和叉子，铁锈斑斑。这是我父亲曾经用过的工具，他在青壮年的岁月里，也是一个喜爱照泥鳅的人。父亲成家迟，近四十岁才生我的大姐，五十六岁生下我。因此，在我的童年里，父亲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不再照泥鳅。我也不曾有过亲自提着灯笼在春夜里照泥鳅的经历，只是远远地看着黑夜里游荡的灯笼，充满羡慕。
父亲曾是照泥鳅的好手，尤其是在我大姐童年的时候。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平素的日子，总要设法捉一些鱼虾泥蛙团鱼之类的荤腥，做我大姐碗里的菜肴。父亲左脚的大脚趾，就是在一次春夜里赤脚照泥鳅时，据说是踩着了蛇骨头，中了毒。之后红肿溃烂，无法行走，整整在床上坐了几个月，连脚趾骨头都烂掉了一大块。那段时间，母亲又忙又愁。忙着白天的农活，全家的一日三餐，父亲的护理；愁着父亲的病痛，愁着无钱又无药。为了让父亲打发无聊的日子，母亲将上一年收的棉花拿出来，要父亲每日里剥棉花籽。当年，经父亲一双手去籽的棉花足足弹了两床棉被。父亲脚趾好了后，严重变形。
大姐十八岁就出嫁了，大姐夫是我父亲相中的，住河对面的小村，为人忠厚老实，当过兵，后来转业先后做了铁路工人、火车司机。过年的时候，大姐夫探亲回家，到夜里，常过河来我家里喝酒吃饭，有时同我大姐、外甥一起过来，有时就他一人。大姐夫可称得上是我父亲喝酒的知音，谈谈讲讲，细酌慢咽，自家酿造的红薯土酒，在炉火上热了一砂罐又一砂罐，菜也是凉了又热，往往要喝到夜深方罢。
一条石板路，一座石板桥，就把两个村子连接起来，中间相隔就一两里路。只是在严冬漆黑的深夜，伸手不见拳，独自走在村外，却也阴森可怖。何况，石板桥头两侧河岸，是村人去世后烧遗物床铺的地方，一摊方形的黑灰，常常要数月才消去踪迹，每每见了，心里难免发毛。而谈仙说鬼，也是村人日常的话题。由是，每逢喝酒夜深，大姐和姐夫必要母亲相送。
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已经从楼上拿了几根长长的葵花秆子或烟秆下来，点上火。
葵花秆子和烟秆是村里每户人家必备的照明燃料。夏秋时节，烤烟田里的烟秆顶端开着红白的喇叭花，烟叶收获了最后一茬，砍下青色的烟秆子，一根一根，浸泡在稻田的水稻植株之间，沤烂表皮和内心。多日后，收了，清洗，晒干，一捆一捆绑扎，堆放家中。深秋里砍了葵花秆子，也是如法炮制。
有时我也一道相送。母亲拿着烟秆，走在前面，大姐抱着外甥，姐夫也拿着烟秆，随后跟着。一前一后两支火把，火光熊熊，在呜呜呼叫的寒风里，不时掉落绯红的余烬。村庄寂静空落，石板路上只有我们急促的脚步声，零碎的说话声。光晕随着脚步推进，推开前面厚重的夜色。
送至石桥边，母亲接火又点燃了新的烟秆，火把更加明亮。大姐、姐夫拿了火把走向石桥，在河面投下火光的红影。我们站定，目送他们过了桥，融进无边的漆黑里。一火游动，绕过水田和溪水，上了高坎，直到对面的小村口。如豆的火把停住了，黑夜里传来姐夫的喊声：“你们回去吧！”
转过身，我走在前面，母亲举着烟秆火把跟着。
寒风呼呼刮着，火把游动。2015年12月18日写于义乌神 灯白瓷调羹，白色灯草，神灯明亮，如豆，如星，如微小的太阳。
过节，过年，家人过生日，早稻尝新，肥猪出栏宰杀，这些一年中重要吉祥的日子，母亲必定洗净双手，从厅屋的神台上拿下那只干渴蒙尘的白瓷调羹，添上金色的茶油、一根白色的灯草，重新放回神台搁板中央，点亮。空阔的神台，顿时充满了神秘和凝重。
母亲一脸肃穆，低着头，双手举过头顶，端着一只装肉的大碗，热气缭绕。她恭敬地站立在神灯前，嘴里念念有词。末了，她收手抬头，脸色和悦，端着肉碗，跨过门槛，回灶屋继续做菜做饭。
我曾经问母亲，敬神时嘴里说些什么？母亲微微含笑，说：“就是保佑你们啊。”我也曾无忌地说，神台上是空的，又没有人，碗里的肉也没吃。母亲顿时有了愠色，责备我说：“要打你蠢子嘴巴！这样说话有过的。奶奶爷爷祖公祖婆都在神台上坐着。你不看见他们，他们会看见我们，保佑我们！”
年复一年，母亲恭敬地点亮神灯，从黑发中年到头发花白的暮年。我们在母亲肃穆的祝祷中，成长，成家。
2001年暮春，门前的小溪静静流淌，溪岸一排高过人头的橘子树，开着一树树细小白色的繁花，花气浓郁。曾有一个多月，我不停地往返县城和村庄之间。
这一次母亲病得很重，算是彻底病倒了。她的腹部鼓胀，剧痛。母亲预知去日不多，坚决不肯去县城就医。她担心死在外面，按祖辈传下的说法，这样的人，魂魄归不了家。好在我的大姐是乡村医生，大姐夫也在家。平时，白日里就由他们照料我的母亲，打针，吃药。晚上我父亲陪着母亲。我断断续续在单位上班，随时按照大姐的吩咐，买来针剂和药品。我曾经看到母亲痛得双目紧闭，大汗淋漓，几个小时双腿笔直地伸着，一动不动。我心如刀割，却又无法。我甚至默默地念叨，如果可以，我愿意缩短寿命，换回母亲的健康。大姐叫我赶紧去药店买杜冷丁，说母亲可能已是肝癌晚期。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剧痛就靠注射杜冷丁暂时压下去。
有一天，母亲气色好了很多，在床上躺了差不多一个月后，竟然能起床了，腹部也没那么鼓胀，似乎消了很多，只是脸上依然苍白而憔悴。她要大姐给她梳了头发，背了一条长凳，坐在屋外禾场上晒太阳。母亲虚弱地笑着，说已经好久没看到太阳了。她甚至拿出我买的药品给前来看望她的村邻看，说这些药要五元钱一粒，贵，是我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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