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文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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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看中国试读：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总序
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国家，也是向太平洋开放的海洋大国。长期以来，中国以灿烂的内陆农耕文化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百年来，由于崛起于海洋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强烈影响，来自黑格尔的“中国没有海洋文明”“中国与海不发生关系”的论调在学术界应者甚众。这种来自西方权威的论断加上历史上农耕文化的强大，聚焦“中原”而忽略“沿海”已是中国学术界的常态。在教育体系与学科建设领域，更是形成了一个“中”“外”壁垒森严、“中国”在世界之外的封闭体系。十八大提出了包括建设海洋强国在内的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宏伟目标。2013年以来，习总书记提出以建设“一带一路”作为实现该宏伟目标的现阶段任务的重要战略构想。国家战略的转移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知识体系与新的话语体系，对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而言，建设富有中国气质的、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新知识体系、新话语体系、新理论更是刻不容缓。
从地球的角度看，海洋占据了其表面的约70.8%，而陆地面积占比不到30%，陆域成了被海洋分割、包围的岛屿。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突破海洋对陆域的分割、探索海洋那一边的世界、把生产生活活动延伸至海洋，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而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主要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远古至公元8世纪，滨海族群主要在近海区域活动。受生产力，特别是造船能力的影响，滨海人民只能进行小范围的梯度航行，进行近海的捕捞活动。除了无潮汐与季风的地中海之外，其他滨海区域的人民尚无法进行远程的跨文化交换与贸易。目前的知识体系还不足以让我们准确了解该阶段的发展状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各学科的发现与研究中大致确定海洋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它们是环中国海区域、环印度洋区域、环北冰洋区域，当然也包括环地中海区域。在这一阶段，滨海区域开始出现与其地理环境相应的航海工具与技术，这是各地滨海族群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航海储备力量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8世纪至15世纪，滨海族群逐渐拓展自己的海洋活动空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他们由近海走向远洋，串联起数个“海”而进入“洋”。海上交通由断断续续的“点”链接成为区域性、规模化的“路”。环中国海的“点”逐渐向西扩展，与印度洋进行连接；印度洋西部阿拉伯海区域的“点”向地中海及其周边水域渗透。由此，海上丝绸之路“水陆兼程”地与地中海地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跨越中国海、南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贸易与交通的海洋通道。从中国的历史看，该阶段的起点就是唐代中叶，其中，市舶司的设立是中国政府开始对海洋贸易实施管理的代表性事件。这一阶段，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共同主导亚洲海洋的时代，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南洋的各种物产是主要的贸易产品。
第三阶段是15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西方的海洋族群在太平洋上实现了汇合。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由欧亚板块边缘海域向全球绝大部分海域拓展的时代。在这一阶段，欧洲的海洋族群积极开拓新航线，葡萄牙人沿非洲大陆南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西班牙人向西跨越大西洋，踏上美洲大陆。葡萄牙人过印度洋，据马六甲城，进入季风地带，融入亚洲海洋的核心区域；西班牙人以美洲的黄金白银为后发优势，从太平洋东岸跨海而来，占据东亚海域重要的交通与贸易“点”——吕宋。“大航海”初期，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商是第一波赶赴亚洲海洋最为繁忙的贸易圈的欧洲人，紧接着是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环中国海以及东南亚海域成为海洋贸易与交通最重要的地区。但遗憾的是，中国海洋族群的海洋活动正受到内在制度的限制。
第四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至当代，欧洲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类不再只能依靠自然的力量航海；人类依靠木质帆船和自然力航海的海洋活动也即将走到尽头；中国的海洋族群逐渐走向没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关系统被英国等控制，世界上以东方物产为主要贸易物品的历史终结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区域沦为欧洲工业品的消费市场。
由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球属性。在逾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航线与滨海区域港口城市在变化；交换的物产在变化；人民及政府对海洋贸易的态度在变化……但是，由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物产交换与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从未改变。因此，对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族群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是不同的。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研究，特别是梳理前工业时代东方文明的影响力，是一种回击欧洲文明优越论的文化策略。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农耕时代中国物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交流，从其相关历史文化中可汲取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在多年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依托中国著名的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设计了本丛书。本丛书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质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丛书第一批于2015年获批为“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丛书第一批共十三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以三本专著从人类新文化、新知识的角度，对海洋金融网、海底沉船进行研究，全景式地展现了人类的海洋文化发展。《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从全球的角度理解人类从陆域进入海域之后的文明变化。《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以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侨批档案为中心，对中国海洋族群在海洋移民、贸易中形成的国际金融网络进行分析。如果说侨批是由跨海成功的海洋族群编织起来的“货币”与“情感”的网络的话，那么，人类在海洋上“未完成”的航行也同样留下了证物，《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整理出一条“水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早在欧洲人还被大西洋阻隔的时代，亚洲的海洋族群就编织起亚洲的“海洋网络”。由中国滨海区域向东海、南海延伸的海洋通道逐步形成。从中国沿海出发，有到琉球、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新加坡、环苏门答腊岛区域、新西兰等的航线。中国南海由此有了“亚洲地中海”之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而我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一直是这些海洋交通网络中贸易的主体。本丛书有五本专著从不同的方面讨论了“亚洲地中海”这一世界海洋贸易核心区的不同专题。《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以明清近六百年的“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研究对象，“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在向琉球人传播中国文化与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在逐渐地琉球化，最终完全融入琉球社会，从而实现了与琉球社会的互动与融合。《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和《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三本著作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来讨论印度洋、太平洋交汇海域的移民、文化与贸易。《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中英文对照）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更加丰厚的内涵，100余幅来自新西兰的新老照片，让我们在不同历史的瞬间串连起新西兰华侨华人长达175年的历史。
第三，以三部专著从海洋的角度“审视”中国。《海上看中国》以12个专题展现以海洋为视角的“陌生”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民间亚文化一直是必不可少的资源。就中国的海洋文化知识体系建设来说，这三种资源有着不同的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就有重中原、轻边疆的特点，只在唐代中叶之后，才对东南沿海区域有了关注。然而，在此期间形成了海洋个性的东南沿海人民，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陷入茫然、挣扎以至于反抗之中；同时，欧洲人将海洋贸易推进到中国沿海区域，无疑强化了东南沿海区域的海洋个性。明清交替之际，清廷的海禁政策更为严苛；清末，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民汇流于17世纪以来的全球移民浪潮之中。由此可见，对明清保守的海洋政策的反思以及批判是我们继承传统的现实需求。而《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与《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就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审视传统中华主流文化中保守的海洋政策与民间海商阶层对此的应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家海洋政策的失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此外，在对中西海商（海盗）进行对比的同时，为中国海商翻案，指出对待海商（海盗）的态度或许是中国走向衰落而西方超越的原因。
第四，主要是战略与对策研究。我们知道，今天的国际法源于欧洲人对海洋的经略，那么，这种国际法就有了学理上的缺陷：其仅仅是解决欧洲人纷争的法规，只是欧洲区域的经验，并不具备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资质。东方国家有权力在21世纪努力建设国际法新命题，而中国主权货币的区域化同理。《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与《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就对此展开了研究。
从全球的视野看，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在突破海洋的限制后，以海洋为通道进行物产的交流、思想的碰撞、文化的融合进而产生新的文明的重要平台。我们相信，围绕海上丝绸之路，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都有言说的兴趣。而对中国而言，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农耕时代中国物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交流，源于汉唐乃至先秦时期，繁荣于唐宋元时期，衰落于明清时期，并终结于1840年。今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寻找话语权的努力，在相同的文化语境之中，不同的学科与专业都有融入海洋话语时代的责任。欢迎不同领域与学科的专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讨论、加入我们的航船：齐心协力、各抒其才。海洋足够辽阔，容得下多元的话语。苏文菁2016年12月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建设海洋强国”之国策，中国进入了海陆统筹发展的新纪元。如何从“内陆文化中心论”和“欧洲文化优越论”的观念牢笼中解放自己？如何获得多样化的知识与全球性的视野？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海洋的视角来看看！本书选择了十二个司空见惯的对象，从“大历史”到“微物品”，看看这“十二张”面孔是否“变形”；在变形之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种新的视角。
从长时间段、全景式地观察海洋与中国的关系，千百年来，中国有三次向海洋发展的历程，中国海神的女性身份原来与海洋族群中女人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从全球文化视野看，中国海洋族群经略海洋的历史非常悠久，他们携文化在东南亚区域形成多处“文化飞地”，造就了多元文化融合的“土生华人”；同时，中国产品丝绸、茶、瓷器成为贸易的主要产品；中国的文化与造船、航海技术更是影响了全球海洋活动的大发展。当然，开放的海洋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因素，中古时期阿拉伯人的音乐涵化成中国的“南音”，土楼能够发展为建筑精品源于通过海洋贸易传来的烟草。“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以及所表达的文化“实质”是什么？中国数千年的航海史为何只有“郑和”被记忆？真正的中国海洋英雄是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思维的“三级跳”：跳出欧洲文化优越论的圈子、跳出中国农耕文化一元论的桎梏、跳出学科规划的小圈子，发掘本土的海洋文化资源，展现中国海洋族群悠久的历史和中国海洋文明厚重的积淀，建立具有中国气质的话语体系。第一章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向海”一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
从太空俯瞰地球，在深邃的天幕下，四大洋——70%的水面把地球装点成一颗蓝色的球体，而七大洲——陆地只是浩瀚大洋中的一个个岛屿。
以太空的视野来看，地球上最广阔的空间就是海洋。我们需要用一种宏大的视野来看当今的国际形势，以及未来中国的走向和今天中国的任务。从中华文明与海洋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蓬勃的“向海”过程。唐宋元时期是一次“正向的向海”过程，如果我们将中国社会上下齐心作为一个“正向”的标准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的第二次“向海”则是一个曲折与被动的过程；第三次“向海”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过程。
中国的地形分为三级，由最靠西部的高原到中部高地，逐渐深入海洋，到达沿海平原。回溯历史，这一地形特征与中华民族的三次顽强“向海”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西北高东南低的走势，与大江大河的流势一样，也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势一样——奔流入海。从唐代开始，约1500年间，中华民族有三次机会走向海洋，特别是太平洋。“太平洋够大，它能够允许有一个大国（美国），也能够接纳崛起的中国。”以大西洋为中心，是欧美人的世界观。21世纪必须要换成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观。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向海。
第一次“向海”是在唐、宋、元三个朝代。这三个朝代在“向海”的过程中所携带的文化力度和物产不同，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各不相同。先来看看第一个时期——唐代。从海洋的角度来说，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时代，也是中华文明在黄色系中融入深蓝色系的开端。唐中叶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特别是由官方所主导的部分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实现的。早在“安史之乱”（755～763年）之前的751年，唐朝与大食阿拔斯王朝爆发了怛罗斯战役。怛罗斯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是当时唐朝的一处边关。这个战役意味着在唐朝中国的西边崛起的新的帝国——阿拉伯帝国开始挑战中国的“权威”了，意图与唐朝争夺陆地上的贸易控制权。而这一战，唐朝的军队败了。接下来就是“安史之乱”。这两个连续的历史事件促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逐步向东南沿海转移。这是中国“向海”重要的国内契机。在国际上，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古兰经》的感召之下很快由分散的游牧族群变成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不仅迅速在陆域上建立起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大帝国，而且在海上也开始了它的霸业，它把海洋贸易线路慢慢地推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从海上拉动了中国“向海”的过程。由于“陆地丝绸之路”的断绝，从先秦时期就存在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凸显、勃兴起来了。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当时在中国的沿海出现了三大港口。这三大港口从北到南依次是扬州、福州和广州。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特别任命了“福建经略使”，使得闽地获得了“福建”的新命名。而在漫长的历史上，北方人对福建的命名是带有羞辱性的“闽”。此后，就把“闽”用来命名闽地最长的河流——闽江。这也造就了闽江的特殊情况：闽江的每一小段河流都有自己的名字，同时，又有一个总体的名字——闽江。其实，在闽地生存的当地人对身边的河流有着自己独特的命名；统治者再给它一个新的命名、进而将之纳入另一种知识或管理体系之中。至于“福建”二字的由来，一般认为是统治者把闽江最上游的一个州“建州”（今天的建瓯）和闽江下游最重要的一个州——福州各取一字而成。由“闽”而“福建”，使该区域以及人民在唐朝统治者的整盘棋中获得了一个新的定位：这个定位与国家对“海洋”的认识息息相关。由于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在中国“向海”的历史过程中，一旦有了“向海”的信号，福建的独特性就会得到凸显。从唐代第一次“向海”，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过程。
唐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在官僚体制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位——市舶司（使）。唐代设立了市舶使，也就是今天的海关。在唐代中叶之前，中国经济活动的主体都在陆地上，来自海上的经济支持微不足道，是微小的、区域性的。但是，到了唐开元年间，市舶使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在传统陆域经济之外，有了海洋经济的强力补充。海洋经济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国人来华的贸易，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对外的贸易；它们是一个互通的过程。可见，从唐朝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了一个强烈的“向海”过程：一方面是因为内陆的情形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海上的其他国家，如阿拉伯国家的外在拉力。二宋代：“开洋裕国”
对于宋代，从内陆文化的视野来看，它是一个风雨飘摇、不值得一提的朝代。在我们的印象中，经常有的是岳飞抗金、内忧外患；就如李清照的婉约词——凄凄惨惨戚戚。但是，从海洋发展的角度来看，则是另一番景象。宋代中央政府提出了“开洋裕国”的政策，这是当代改革开放能从中国传统中找到的一脉相承的国策与口号。“开洋裕国”不仅秉承了唐代市舶使向海开放的传统；更重要的，它是一个价值观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中心重建的过程。唐宋以后，闽商作为一个海商群体出现了。近几年，福建在大力推广闽商的文化符号，很多人在问：中国历史上有晋商，有徽商，那么，闽商和晋商、徽商相比，独特性在哪里？闽商的历史有多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晋商的历史很悠久，其产生跟明太祖朱元璋要追逐蒙古部队的残余势力从农耕地区进入漠北有很大的关系。朱元璋的部队主要是生活在南方的人，不太熟悉漠北的气候。山西的地理条件是：连接着内蒙古草原与农耕文化，于是，朱元璋与山西的士绅达成了一个约定：山西的士绅帮助朱元璋的部队给养马匹、支持他们走到内蒙古草原；明朝政府给予山西的士绅一个重要的专卖权——盐的专卖；晋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闽商是海商，他们的经济活动不是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域里进行的，而是突破陆域、走到海洋上跟其他的族群进行物产交换。闽商与其他商帮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泉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的示范区，早在北宋的1087年就设置了市舶司。有不少人认为福州自古以来都是“闽都”，其实并非如此。从宋代到元代，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不在今天的福州，而是在今天的泉州；到了明代初年，市舶司才从泉州迁往福州。福州作为“闽都”的地位从明代延续到当代。
宋代“开洋裕国”之时，福建的经济模式在全国就已经有自己的个性了。豪放派诗人苏东坡认为：“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当时福建在全国比较性的优势与特色，既不是农业也不是其他的制造业，而是海洋贸易。早在宋代，中国的很多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就已经“现代化”了。这跟宋代“开洋裕国”的总体国策有密切的关联。在“开洋裕国”的过程中，福建总体的经济形态多以海洋贸易、海洋经济为主的特色就凸显出来了。
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闽商热爱家乡，热爱自己的土地。这是一系列文化教育的结果。“开洋裕国”口号提出之后，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过程中，福建区域性的一个小神——海神妈祖，被中央封为“灵惠夫人”，成为中国海洋文化体系里的海神。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妈祖在1123年才通过获赐“顺济”庙额得到中央的承认，其间存在一个文化上的“断代”。五千年的历史，难道更古远的时候没有海神吗？有的。中学课文中《精卫填海》中的精卫也是海神。只不过后来精卫的职责已经跟海神无关了，已由海神变为了农业神；它所做的是填平海湾、围海造田的工作。在传统的典籍里还有几个海神，如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在《西游记》里也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也是海神，但他们跟今天所说的作为渔业、盐业、交通业和海洋运输业的重要平台的海洋之神不是一回事。这些海神是我们传统的宇宙观的体现。中国传统宇宙观认为——天圆地方，中国在中间，东西南北住着不同于中原人民的野蛮的、未开化的族群：南蛮、东夷、西戎、北狄；他们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完全教化，仰慕着中国文化。传统以来“闽”处于南蛮和东夷之间，是一个敬仰中国文化、受到中国文化部分熏陶的族群。在南蛮、东夷、西戎、北狄之外就是“海”。四海龙王是在这样的宇宙观下形成的，跟人们出海打鱼航行的海没有关系。这些海神在中国历史上的职责并不是保佑航海者，而是保佑陆地上的“风调雨顺”。风调雨顺为的是农业的丰收，“四海海神”仍是农业的保护神。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之中，妈祖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中华文明里显得格外有意义。她是海洋族群千百年来自己信奉的神，她实实在在地从文化习俗上、从人们的出海做法甚至造船工艺上，从点滴细微处渗透进中国的海洋文化，促进了中国一系列海洋知识体系的形成。如今妈祖还是中国海洋族群普遍信奉的最高神祇。
根据莆田学院妈祖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全球已经有了1万多座妈祖庙。各处妈祖庙设立时，都需要到福建莆田祖庙来分灵，也就是注册。中国内地只有2500座妈祖庙，更多的妈祖庙分散在世界各地，也包括港澳台地区。这反过来证明了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庙的说法。在世界各地打拼、生根发芽的人大都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妈祖的故乡——福建。这是妈祖作为“灵惠夫人”在宋代被封的伟大意义。2009年，妈祖信俗作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里信俗类的遗产在联合国登记，这是一个把妈祖文化、中国海洋文化在新时代里重新弘扬、解读的契机。2009年也是中国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时候，得益于中国30多年发展带来的变化。在这30年中，中国的产能70%以上是通过海洋贸易来实现的。妈祖在这样的时代重新从福建区域文化走到主流文化的层面，其意义与宋代一样，为不断“向海”的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
妈祖是一个区域文化反哺主流文化的例子。中国作为文化如此悠久、疆域如此广阔的国家，每个区域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不可或缺，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某一个历史阶段都曾是文化的主流。以妈祖为代表的福建海洋文化，在宋代“开洋裕国”时代便反哺了主流文化；当今，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重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福建的海洋文化和福建人携带的海洋文化遗产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不可或缺的本土文化基因。
人类要突破海洋的控制需要一定的生产工具，造船技术的高下有时就决定了一个族群的航海能力以及能走得多远。“福船”——以福建命名的这种船只，构成中国海洋文明的一个华美篇章。宋代“开洋裕国”，官员吕颐浩记录了各地所生产船只的优劣，在他的记载里，“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广西生产的船是第二等的；温、明的船次之，温，指温州，明就是今天的宁波港，即浙江生产的船是第三等的。从宋代开始，“福船”就成了木质帆船时代的世界典范。李约瑟被喻为20世纪伟大的科学技术史专家，他在著作《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在对中国的科技史进行一番总结后认为，中国对世界做出了五大贡献，第五大贡献就是造船，而且是以“福船”为代表的木质帆船。在福建这么大的空间里，“福船”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建造的呢？在今天的闽东地区。该地在汉代末年被设为温麻县，更早之前，是“温麻船屯”。“温麻船屯”是三国鼎立时期吴国在福州闽江口以北，连江、罗源、宁德、霞浦、福鼎、苍南海岸线上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造船基地。在这个基地里生产的船只，支持了三国中人才、资源最缺乏的吴国。吴国能够跟蜀、魏鼎立，成为三足鼎立的一支，靠的便是东南沿海人民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左思在《吴都赋》中描绘过这样的场景：“槁工楫师，选自闽禺。”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向海洋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
从造船技术、妈祖信仰，从福建经济的特色——“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来看，福建文化代表了宋代中国海洋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在当时就是中央政府“开洋裕国”一个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反哺了宋代“开洋裕国”的大国策。三元代：打通欧亚贸易通道
元代蒙古人第一次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两端，东端是中国，西端是西欧，结束了阿拉伯人作为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中介的历史，从此“海上丝绸之路”走得更顺畅。泉州在宋代是一个跟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到了元代成为世界第一大港。这跟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关联。除此之外，元代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国内实行了海上漕运。元代之前，海上漕运通道也就是从宁波到天津、从泉州到天津的航路没有打通。元代之前还没有天津。元朝把首都定在了大都——现在的北京。北京位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的农耕民族拉锯的地方，它在地理条件上有一定的缺陷。它不在海边、不在河边、不在湖边，这使得它在调度来自南方的物资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元代在离北京最近的一条河的入海口找到了一个据点，这条河叫海河，这个据点，就是今天的天津。天津就是“天子的渡口”的意思。天津的设立就是为了来自泉州、福州、宁波向北运送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北京，满足元代大都人的生活。当时无论是船老板、船长，还是船工都是福建人，元朝的统治者为了管理这些负责漕运的人，在海河入口的地方盖起了第一座建筑物——妈祖庙。第一座妈祖庙很快成为经营漕运的闽商表达精神信仰和解决世俗事务纷争的场所，也成为元朝统治者和漕运阶层互相沟通的办公场所。天津就是以妈祖庙为中心，沿着海河向上游发展起来的城市，只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先有妈祖庙后有天津卫”，天津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如果说唐宋元是整个政府支持的、全国上下同心的“向海”开放的时代的话，在这样的时代，福建人做得很好，有“海上零公里”的泉州，有“福船”，有妈祖信仰，有以海洋贸易为主的经济形态。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向海”的过程则十分曲折。明清的主流社会，中原庞大的农耕文化代表者朝廷和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性的人民之间的诉求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明清两代是禁海的时代，虽然在某个历史阶段有局部性的开海，但总体是禁海的，是不支持人民进行海洋贸易的时代。这个时候中国人还“向海”吗？如果只看朝廷官方的正史，会认为中国的海洋史在这一段断掉了；因此，必须从中国东南沿海民间的海洋发展历史中去寻找中华正统文化被遮蔽的章节，这就是下一节标题里“曲折”一词的意义。在那个时期，东南沿海的人民处于非常矛盾的状况：一方面，内陆的政权不允许他们出海，闭关锁国；另一方面，海上却有了一群人，比当年的阿拉伯人更有力地拉动中国人走向海洋，他们就是如今依然掌握着世界话语权的欧洲人。16世纪的欧洲人有了技术力量，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标志性的英雄人物是哥伦布。哥伦布接过西班牙女王为他写的三封介绍信，其中有一封的收信人，即中国大汗。也就是说，哥伦布并不是去发现美洲的，而是要去寻找旅行家马可·波罗游记里描述的那个东方国度——铺着金板、一条街的蔬菜蛋肉就够里斯本的人民吃一周。
欧洲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寻找东方，寻找中国，寻找马可·波罗的航线。阿拉伯人到中国的沿海做生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甚至成为福建人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宋代至元代都是这样的。但是后来，阿拉伯人不愿意这样做生意了，他们等着闽商下南洋，跨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以后，再把船上的货物搬到他们的船上去，然后再过红海运到欧洲。欧洲人不是这样做的，葡萄牙人、荷兰人直接来到中国，免去了中国海上贸易要去马六甲海峡卸货的麻烦。这样，来自海洋的拉力远比唐宋时期的要大。但是，国内的阻力更大。因为禁止私人海洋贸易的海禁就如同“开洋裕国”一样是一系列的国策，从个人的惩戒，到船舶建造的限制，如曾规定船舶只能有两个桅，这样的船只只能在近海航行。更重要的是对人员的种种限制：明朝的子民不允许出海，否则将面临人头落地的境况，甚至整个家族被发配充军；碰到“严打”的时候则是满门抄斩。由于这一系列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是拎着脑袋在闯海。遗憾的是，虽然他们创造了中华文明中海洋文化的辉煌片段，但是，这些片段在今天主流文化里不仅依然是失语的状态，甚至是以被污名化的方式存在着。四明清：第二次曲折“向海”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以铜钱做货币，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有“满身铜臭”这一俗语；但从明代中叶一直到1943年，中国的货币体制是以银为本位制的。中国是贫银国，作为货币的大量储备，包括近代史上割地赔款用的都是白银，银从哪儿来呢？从对外贸易中来。这要从福建漳州月港说起，这是中国海洋文明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篇章。当明代政府在禁海时，漳州月港却是唯一的“特区”：允许中国人进行对外贸易的特区。这也使得整个中华文明在这里留了一个海洋文明的“气口”，使得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篇章里，海洋文明依然薪火相传。从漳州月港出发途经菲律宾的马尼拉，跨过整个太平洋到达美洲，再跨过大西洋到达欧洲，这条航线我们很不“熟悉”。在今天各种版本的“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中，我们只看到欧亚大陆东南方的航线，这些是中国第一次“向海”的航线网络，也是基于中古时代，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共同编织“海洋亚洲”时代的历史事实。但对于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而言，在不久的将来，以漳州月港为起点的新航程必将为全面复兴的中国提供了不起的本土文化资源。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到非洲、欧洲的航线密密麻麻，这就是今天说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外交布局和区域性布局的第一步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定要全球布局，这是它的第二步棋。第二步的全球布局，就是从月港到马尼拉跨过整个太平洋，驶向美洲、跨越大西洋的航线，这是东南沿海海洋族群独特的区域性资源。这些资源必将在建设海洋强国、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其文化上的影响力。
明代，泉州作为港口已经毁了。海洋贸易的中心基本上转到了九龙江入海口区域、浙江洋面的舟山群岛，以及与闽粤相邻的南澳。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漳州月港不仅仅是一个白银贸易港，而且也是中外商品交换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明代的海洋活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闽人三十六姓使琉球”，“使”是一个动词，即出使。明代在成立初年有一个外交程序，就是派出使节告知周围国家，并做好外交关系。在这样的过程中，当时在中国东南洋面上的琉球群岛特别愿意和明代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琉球在远离中华帝国几千里的海外，在烟波浩渺之处，琉球人民既不善于造船又不善于操舟，到中华帝国来很麻烦，便决定让中华帝国最善于造船、操舟的一个族群移民琉球，帮助琉球人民造船，再将中华文化传播过去。谁承担了这个任务？闽人，也就是福建人。在明朝统治者的眼里，闽人“多谙水道，操舟善斗”，是海洋族群的形象。“三十六姓”是一个约数，从现在的史料看来，闽人移居琉球者远不止三十六姓。大量的福建东南沿海造船的船户、开船的技工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带着明朝的使命移居琉球，并且世代相传，在琉球也就是今天的日本冲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福州方言区与带有福建特色的中华文明遗存。这些遗存得到了世界的公认，2000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琉球牵涉今天的钓鱼台——钓鱼岛，就在福州闽江的出海口到琉球的途中，它处在福州往返琉球必经的水道上。台湾地区的人称之为“钓鱼台”，大陆称之为“钓鱼岛”。最早中国人是以“台”还是“岛”来命名它的呢？应该是“台”或“屿”。从福建地区的方言命名看，福建地区和台湾地区有很多“台”“屿”。古代，航海族群的福建人，并没有很严格的科学观，没有“水中间的陆地叫作岛”的概念，当时的航海者认为行船时水中间能有一块地方让自己的船只靠一靠，能够上岸补充一些给养、补给一些淡水，这种地方就叫作“台”“屿”；“岛”则是受正统教育的官吏的新命名。嘉靖年间陈侃出使琉球后所作的《使琉球录》是现今留存下来的最早记述钓鱼台（屿）的记录，明确记载了“钓鱼屿”这一名称。从这些命名上就能看出海洋文化或海洋资讯与东南沿海区域的关系。琉球大学图书馆典藏部的一些材料记载着最早的、不迟于1371年的第一批使琉球的闽人后代所保留下来的史料。其中《指南广义》值得一提，“闽人三十六姓”之后代程顺则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撰写《指南广义》，作者在《传授航海针法本末考》中云：“康熙癸亥年（1683年），封舟至中山。其主掌罗经舵工，闽之婆心人也，将《航海针法》一本，内画牵星及水势山形各图，传授本国舵工……惟是旧本，相沿日久，或有传讹，应俟有心者参互考订，汇集成书，以涉大川，不无少补。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遣闽人三十六姓至中山。内有善操舟者，其所传针本，缘年代久远，多残缺失次。今仅采其一二，以示不忘本之意。”按此，成书早于1392年的《闽人三十六姓针本》应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文献中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海域的最早记载。而遗憾的是，这些最早的以汉语记载的关于钓鱼台、琉球方面的典籍，目前还不被中国学术界所广泛掌握。
闽人三十六姓使琉球是官方的外交活动，虽然也有很多商人借着这样的形式来做一些小贸易，但比起唐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只是小规模的走私，无法对海禁制度形成大的冲击。
明代，郑和为什么要在福建开洋？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是怎么走的？郑和是航海家吗？自从梁启超在20世纪初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后，后代学者经常被其观念所影响，把郑和跟文明史上堪称航海家的那些人进行对比，如哥伦布、达伽·马等。更有甚者认为下西洋的航线就是郑和开辟的。其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民从唐宋元以来第一波“向海”时开辟的航线，成就了郑和下西洋。宋代有一本书叫《诸蕃志》，元代有一本书叫《岛夷志略》，这两本书都记载着从福建的口岸出发进行海洋贸易的航线。《诸蕃志》是时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赵汝适所著。赵汝适非常忠于职守，每天在收税的时候都问船长与水手来自何处、当地有什么特产、到中国走了几天、海上又如何走等问题，然后加以记录与整理，形成了《诸蕃志》。《岛夷志略》是航海家汪大渊跟随从泉州港口出发的海船历经二次航行，并把其亲身经历的事情记载下来而成的一部典籍。这两本书记载的知识体系，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基础。这个结论可从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随从马欢所著的书《瀛涯胜览》中得知。郑和下西洋的所有官方资料都被毁了，《瀛涯胜览》是亲历者最权威的记载，书中提到“《岛夷志略》所著不诬”，由此可知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早就有一个标准，他的路线就是《岛夷志略》和《诸蕃志》所载路线。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郑和下西洋是靠着前一波“向海”的过程中留下的文化遗产完成的。这也是为何第三次“向海”时要回顾前两次“向海”的过程，看看它们留下了什么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对于今天还有着怎样的意义。
1990～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在内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路线第一站从马可·波罗的家乡——意大利威尼斯开始，一路向东，航行到了中国，停靠了中国的两个港口：广州和泉州。接着继续向北，经台湾海峡，前往韩国与日本，最后在大阪结束。考察共经过了16个国家、21个城市。将联合国的考察路线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相比较，我们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与联合国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有18个城市的重叠，达到了近九成的重叠。当代知识体系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唐宋元期间的航海路线也达到了近九成的重叠。五清代：“闭关自守”、“十三行”与闽商
清代的对外海洋贸易最常被提到的就是“广州十三行”。讲起“广州十三行”，我们知道其与中国最典型的海商群体闽商有着很深的关系。“郊”与“行”都是闽商在贸易过程中的组织形式，是中国海商行业组织的雏形，可以是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人组织，或者是经营某一个区域的商业活动的商人组织。“十三行”是福建闽南区域的商人对行商具体空间的称呼，和具体的商贸集散地有关，并不特指“十三”的数目，只是代表“很多”。至今，漳州九龙江区域依然保留着当年的“十三行”地名；同时，台北大稻埕区域也保留有“十三行”之地名。这些区域都是当年闽商进行海洋贸易的“据点”。“广州十三行”中，组织“十三行”成立和引领行商的主要商人无不是闽人。明代海禁期间有一个特殊的港口漳州月港，清代也有一个特殊的港口广州。福建和广东同为海洋大省，有区别吗？清政府对“广州十三行”的规定是：外国商人能够进来做生意，但中国商人不能出去。《清圣祖实录》记载：“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其外国夹板船照旧准来贸易。”明政府对漳州月港的规定是中国人可在这里领护照出去做生意，但外国人不能进来。明代隆庆开海法令：“许其告给文引，于东西诸番贸易，唯日本不许私赴。”张燮（1574～1640年）在《东西洋考》中记载：“闽在宋、元俱设市舶司。……然市舶之设，是主贡夷，及夷商来市者。”这就是福建的海洋文化与广东的海洋文化的差异。一个是外向型的海洋文化，一个是吸纳型的海洋文化。在改革开放第三次“向海”的时候，同样能看到福建和广东这两个不同的特点，广东作为一个吸纳型的大省，它对整个中国来说，在人才吸引方面造就了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很多内陆的人才迁徙广东，内陆机构到广东去设置分支机构；广东“广交会”还像当年的“广州十三行”一样请世界各地的人到这里来订货。福建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在改革开放30多年内，福建人在其他区域经商的达1100万人，这是福建人独特的开放、流动、外向的海洋文化所造成的，应该也是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应该具有的先行先试的气质，也引领着、代表着中国的企业家抱团“走出去”的气势。六当代：第三次“向海”闽粤先行
明清时期的曲折“向海”，是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海洋族群的选择。我们的祖先以海洋族群的惯性，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今天依然值得记忆、极具价值的建设海洋强国的本土文化资源。其实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人民，是真正的海洋族群。在中央政府支持“向海”、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它做得很好；当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从海上退缩的时候，它还依然“向海”，拎着脑袋“向海”，且客观上造就了该族群在海外的大量迁播。
我们认为，第三次“向海”的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2012年，改革开放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策划之下奋力地推开了中国的南大门，使得海外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进入中国，使得中国从与世界“隔绝”许久的民族重回国际大家庭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大陆人民以不到一代人的工夫把中国从过去工商业基础极端薄弱的状态一下子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到骄傲，我们是这些事件的亲历者，我们是这些成绩的建设者，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者。我们有理由骄傲，也有理由使我们这次“向海”走得更好、更健康。
第三次“向海”的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当下正在经历的阶段。第二个阶段的预热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国家战略。中国东南沿海像30多年前一样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在这样的情形下，福建又有一个新的历史责任承担在肩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区。福建人能够为这个民族“先行先试”、为这个民族积累起更多“向海”的文化资源，以此来武装整个民族的“向海”，使中国不仅在物质上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而且在文化上、在民族自信心上、在话语权上，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是“向海”的第二个阶段比第一个阶段更加艰难。第二阶段再次“向海”的过程，不仅仅要把海上的国门打开，更要探脚入海；不仅仅要走到近海，更要走到太平洋的深海。这样的过程，其解放思想、勇于创造的精神不亚于30多年前提出的改革开放。同样需要一批文化的先驱者，一批富有魄力的、对这个民族富有责任感的各界领袖和精英来实践国家的宏伟战略。它不仅仅是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话语和知识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中国有深厚的内陆文明历史，几代人的知识结构都建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上；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海洋人文的体系。因此，我们需要在全球化的角度清理、再造新的理论与知识，这一阶段的任务会比前一个阶段更艰巨。第二章“海上丝绸之路”的“名”与“实”一“海上丝绸之路”之名从何而来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之“名”的来源，我们要回到过去的一个年代，那就是1840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得神秘的中华帝国向整个欧洲重新敞开了大门，让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高潮。1860年，当年的普鲁士帝国组织了一个远东考察团，其中有一个刚刚从柏林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学生，他的名字叫作李希霍芬。李希霍芬跟随远东考察团来到中国。一年后，他并没有随着考察团回国，而是转道去了美国。在美国的几年时间里，他看到了新兴的美国向中国投资、“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热潮。1868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考察。后来，他又获得上海的外国人组成的上海商会的资助。李氏精心设计了七条考察路线，对大清帝国18个省份中的13个省份进行了四年的考察，他以一个学地质的人的严谨和敏锐，为当年上海的外国人商会以及欧洲人打开了认识中国的一扇门。
外国人认识中国有几个阶段。在元代之前，远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与西欧之间的互通需要一个媒介：居住在中东的那群人。到了元代，豪放的马蹄把欧洲亚洲连成了一个大帝国。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著名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晚年为欧洲人留下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从此，在欧洲人的脑海中，对中国形成了充满财富、戴着神秘面纱的东方国家形象。这个形象让欧洲人几个世纪都有一个梦想：到东方去，到中国去，去获得财富和神秘的文化。这也构成了16世纪整个欧洲大航海的重要文化背景。
大航海时代，欧洲人进入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早已在此谋生的一个领域——东南亚，或者称之为南洋。在这里，欧洲各个东印度的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有了诸多的接触。由于中国迁移至东南亚的多是带有浓厚东南区域“口音”的中国海洋族群，欧洲人对中国东南区域的人文较为熟悉。1840年之后，欧洲人需要对中国包括内陆有一个较好的了解，李希霍芬的知识体系应运而生。他为当时强烈地想知道那个已经在文化上显现出衰败和停滞，而在历史上仍然很神秘的东方国家的欧洲人提供了新途径。
李希霍芬将一系列在中国考察的资料带回欧洲，整理出版了五卷本的《中国》，由此，欧洲人又建立起了认识中国的新的知识体系。在这个知识体系里，李希霍芬从古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中梳理出一个概念：“丝绸之路”。从这个角度上看，“丝绸之路”是一个外国人认识中国的视野和知识体系。李希霍芬认为：“丝绸之路”是欧洲人需要东方的丝绸而开辟的商贸通道；而且是西方文化影响东方的通道。而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并没有去对应这个知识。李希霍芬是1872年离开中国的。他回到德国以后，因为关于中国的这一套知识体系，他一下子站在了欧洲地理学和中国学研究巨匠的位子上。他的知识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且至今仍有不小的影响力。今天，当我们使用这个来自西方汉学的知识概念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界真的需要万分的谨慎与小心了。特别是，经济上强大起来的中国需要建设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始终使用他人的知识体系从而导致自我的“失语”。
在李希霍芬离开中国15年后，另外一个汉学家登场了，他的中文名字叫作沙畹（Emanuel 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1887年，当时只有22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翻译的身份进入中国。沙畹年轻的时候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已经接受了古典汉学的教育，甚至对满语也略懂一二。当时他来到中国，在一些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做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翻译中国的《史记》。《史记》的翻译以及一系列发表在欧洲的报道使他在多年以后有了汉学家的身份。1893年，沙畹得到了法兰西学士院的“汉文和满文语言文学”学士一职。随着20世纪法国的汉学研究在整个欧洲甚至世界占据领先地位，以及沙畹所处的这样一个职位，沙畹的知识体系成为整个欧洲甚至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沙畹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他继承了李希霍芬的观点。李希霍芬主要考察了西方通往中国西北以及中国西部陆地对外交往的交流通道。沙畹认为，古代中国向外交往除了“陆地丝绸之路”之外，还应该有一条海上通道。从学术史上来说，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即将诞生的重要前期准备。由此，我们可以再一次确定：“丝绸之路”是西方人理解世界、理解中国的知识体系与概念。
而“海上丝绸之路”之命名者是日本学者。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这种变化可以从20世纪50～80年代日本经济的比较数据中看出来。195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9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31美元，分别是当时美国的3.8%和6.8%。到了198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2950亿美元，人均产值达到11296美元，分别达到了美国的32.4%和63.9%。从这组数字中可以看到日本战后30多年经济突飞猛进的状况。经济复苏之后，日本必须要完成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在文化上重新审视自己。这可以说是东方国家的“宿命”：日本的经济复苏不再是东方传统社会的自然延续，而是欧洲工业革命成果的移植！做得再好也是西方的学生而已。如何摆脱这种“世界二等公民”之感、重新获得民族的自信心？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之下，“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成为日本人审视自我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重要对象。
1966年，东京大学的教授三上次男发表作品《陶瓷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他为何将“陶瓷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并提？这其中包含着非西方国家当代“宿命”的焦虑。其实，当时不仅日本人对本民族的文化定位感到焦虑，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焦虑。这种焦虑形成的原因与人类不同的文明阶段和形态有很大的关联。
人类的文明史至今已经走过了两个发展历程，通俗地说就是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
农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人跟自然高度的契合；换句话说就是人类所有的创造都受大自然条件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日本、印度等，其土地和气候方面的资源使其植物、动物有多样化的可能。在农耕时代，中国以及亚洲所在的区域可以说是地大物博。而西欧土壤贫瘠，对植物生长有许多限制，再加上在大西洋洋流的影响下，夏季炎热干旱，冬季寒冷多雨，和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相反，使得西欧在农业文明时代并非人类生存的天堂，这促使西欧人只要技术手段成熟时，就一定要突破大海对陆地的封锁，到海上、其他的陆域去进行殖民掠夺。
因此，欧洲人在16世纪技术成熟之后走向海洋，通过海外殖民发展出工业革命并创造出一系列的制度，带领世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在工业文明时代，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大自然的限制，比如气候、土壤。在工业文明时代，谁是工业文明的创造者和话语的制定者？毫无疑问是欧洲人。后来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经济腾飞”，其成果是“移植”了欧洲的技术而获得的，也就是工业化的成果。那么我们都应该反省：当东方的农耕文化衰弱，一定要“移植”西方工业革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时，我们的文化在哪里？我们的价值观与文化是否都要被抛弃？我们今天所碰到的难题和感到焦虑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遇到过。于是，他们就重新回到农业文明时代，回到由亚洲民族来制定世界游戏规则的时代去寻找非西方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三上次男的著作《陶瓷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通过当代的考古现场，将我们带到了以陶瓷为主要贸易商品的农耕文化时代。那是一个东方人有自信心的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东方人的物产支配了这个世界，东方人的价值是社会的主流。当时的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共同构建了比西方文化优越的农耕文化。三上次男的探索不是个例，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其著作中直接用“海上丝绸之路”代替了“陶瓷之路”，这本书的名字为《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这是日本学术界第一次正式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有意思的是，三杉隆敏著作的序正是三上次男先生所作。对于日本学术界与大众传播界，这仅仅是开始。从更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作为非西方民族文化的自信，以海洋为通道理解世界文明的交流与相互启发，一直是日本当代学界的着力点。而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也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学者的学术观念进行影像传播。至今，NHK完成了五个“丝绸之路”系列，它们分别是1980年与CCTV联合制作的“丝路系列”第一部《丝绸之路》（12集，从长安到帕米尔）；1983年“丝路系列”第二部《丝绸之路·通往罗马的道路》（18集，从帕米尔到罗马）；1988年“丝路系列”第三部《海上丝绸之路》（12集，从地中海到长安）；2005年与CCTV合作的“新丝路系列”第一部《新丝绸之路·中国篇》（引子+10集，中国境内丝绸之路）；2007年的“新丝路系列”第二部《新丝绸之路·动荡的大地纪行》（7集，中国以西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仅是组成世界史基干的重要交易路线，而且肩负过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大使命。在拍摄过程中，日本传播界与学术界协力，我们前面提到的三杉隆敏教授也是系列节目的顾问与剧本写作者。在约30年的时间里，NHK“丝绸之路”摄制不仅完成了踏遍沙漠、草原、海洋的壮举，构建了亚洲第一工业国家新的世界观与知识体系，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理解“丝绸之路”的系统知识。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在内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无疑就是接受了日本人的知识体系。“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何时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呢？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学术界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只局限于大陆、局限于本国史，必须具有一种开放性的格局与全球化的视野。1981年，在厦门大学成立了中外关系史学会。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当选第一任会长，他首次借用外国汉学的观点，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来称呼中国历史上的“中外关系”。1990年至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分为两个部分，陆上的与海上的。此次考察活动中国有两个城市被列入考察站点里，一个是广州，另一个是泉州。特别是泉州，联合国教科文考察组织在当地召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国际研讨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个概念才慢慢地进入中国新闻界，并为大家所了解。对于那个时候的新闻界与学术界来说，借用海外汉学的名称来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有足够的合理性。因为中国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并没有作为迫切性的问题被提出。但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中国需要重新为自己的利益布局，学术界也必然面临一个问题：中国的话语体系在哪里？中国在重新崛起的时代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语言体系来和世界对话，来展现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的气度和中国的文化特征？这几年，中国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除了是经济全球布局、中华民族利益诉求的全球化过程外，也应该是文化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重新建构的过程。学术界应共同探讨，中国是否应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为什么在唐代以前中国人在外国的知识体系中是“丝国人”，后来又被称为“瓷器”（china）？这些和“海上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如今已经到了中华民族该去梳理这些文化遗产、用本国的文化遗产来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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