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和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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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九江地处赣北，东枕鄱湖，西连幕阜，南接洪都，北临长江。集名江（长江）、名湖（鄱阳湖）、名山（庐山）、名城（古浔阳城）于一身，得天地之独厚，自然优越，物产丰富，向为江南形胜，素称鱼米之乡。
九江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大禹治水、灌婴筑城、太史公南登庐山，皆远在先秦两汉。三国、晋宋之间，周瑜柴桑用兵，慧远开净土宗，陆修静创南天师道，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谢灵运发山水诗先声。唐宋时期，李白五上庐山，留下千古绝唱；白居易一曲《琵琶行》，牵动万古忧思；黄庭坚另辟诗径，开创江西诗派；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集理学之大成；岳飞屯兵江州，精忠报国。明清时期，九江跻身于全国“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列。近现代，辛亥革命，“九江最早响应”；湖口讨袁起义，史称“二次革命”；1927年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在修水诞生；1938年夏，中国军队在德安围歼日寇一万余人，万家岭大捷震惊中外。这些，不仅在九江历史上光艳夺目，在中国历史上亦熠熠生辉。
承千年文脉，续时代华章。今日九江，以做大九江为目标，决战大工业，打造大门户，推进大统筹，改善大民生，实现大跨越，奋力开创双核发展新征程。八里湖生态新区卓然崛起，沿江开发乘势而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公租房建设、老城区改造等各项民生实事推进有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正如李源潮副主席视察九江时所说：“九江这几年发展很快，是江西发展的一面旗帜。”《九江史话》是九江历史之述略，是较为系统地了解九江历史文化的普及读物，也是传承弘扬中华地域文化的生动载体。它有助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简明清晰地了解九江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精髓，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地域史料。《九江史话》是九江历史上第一部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图书，可喜可贺！在《九江史话》顺利出版发行之际，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与欣慰。本书的编辑，承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学者惠予指导与审阅，在此，谨致感谢！2014年2月一历史沿革 地域地理1地名由来
九江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其中，有“九江孔殷”、“九江纳锡大龟”、“过九江至敷浅原”、“过九江至于东陵”等记载。《尚书》成书于战国时期（前476～前221），是一部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着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由此可知，九江之名至少在商周之际就已经出现，并为人所熟知。在当时看来，九江是一个水道众多或水域深阔的地方。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道：“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他相信大禹曾到九江治理水患，这也说明九江自古多水。
九江之名出现后，对它的解释却不尽相同。一种解释认为九江在汉寻阳境内。《汉书·地理志》中“寻阳”县下载：“《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汉唐儒士郭璞、孔颖达、陆德明等都主此说，但对九江江源又各有见解。郭璞在《山海经注》、《汉书·地理志》注、《尚书伪孔传》中反复强调“源之大江，江自寻阳分而为九，皆东会于大江”。而孔颖达所撰的《书经正义》则认为“九江从山溪所出”，“各自别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引用六朝人《寻阳地记》所云九条江之名，即乌白江、蚌江、乌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廪江、提江、箘江，认为这九条江都“始于鄂陵（今湖北鄂城），终于江口，会于桑落洲（今九江县江洲）”。
汉儒刘歆则不以为然。晋《太康地记》中载：“九江，刘歆以为湖汉九水入彭蠡泽也。”刘歆认为注入彭蠡泽（即鄱阳湖）的湖汉水（即赣江）及其八大支流合称“九江”。
宋儒朱熹、胡旦、蔡沈则另辟新说，认为注入洞庭湖的沅、湘等九水为九江。而三人所举九水之名目又不尽相同。
孰是孰非，姑且存之。不过，从《禹贡》“导山”、“导水”二章所提“过九江”之语义来看，其地望当在大江北岸，即今湖北武穴、黄梅一带。故三说中当以第一说较为符合原意。九江最早所指当为一方多水的区域，而非行政区划或地名。
用“九江”之名冠以行政建置，则始于秦代。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灭楚国时，即以楚地置三郡，其一为九江郡。再过两年，秦灭齐，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九江郡仍列其中，郡辖今江西全境、安徽淮南和河南小部分地区，郡治在寿春（今安徽寿县）。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分封诸侯，改称九江国，治于六安（今安徽六安）。汉沿秦置，仍设九江郡，治仍寿春，但一分为四郡，即九江、庐江、衡江、豫章，辖境已大为缩小，仅有今安徽淮河以南，瓦埠湖流域以东，巢湖以北之地。东汉时期，郡治迁至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划入下蔡、平阿、义城三县，辖境扩展至淮北，而九江现境则分别划入豫章郡和庐江郡。王莽篡位后，国师刘歆持“湖汉九水为九江”之说，而改豫章郡为九江郡，改柴桑县为九江亭。晋永嘉年间（307～312），寻阳郡增置九江县。隋代以降，以寻阳滨江，跨江而治，江水会境，遂改江州为九江郡，至此终于实至名归，名得其实。延至明清，改郡为府，入民国改德化为九江，终使九江地名与政区名合为一体。2地域地理“九派寻阳郡，分明似画图”。九江位于长江中下游结合部的南岸，东枕鄱湖，西连幕阜，南接南昌，北临长江，居湘、鄂、赣、皖四省交界处。全境东西长约270公里，南北宽约140公里，总面积18823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699平方公里。
九江山拥千嶂，江环九派，匡庐南峙，长江东流。诗人白居易曾以“左匡庐，右江湖，士高气清，富有佳境”描述九江的形貌。九江地势东西高，中间低，南部略高，向北趋缓，平均海拔32.2米。中部鄱阳湖平原沃野千里，水网交织。西部丘陵山地，层峦叠翠，苍莽蜿蜒。主峰武宁九岭尖，海拔1794米，为九江最高峰，庐山区蛤蟆石附近的鄱阳湖底，海拔-9.37米，为全市最低处。
举世闻名的庐山“奇秀甲天下”，一山飞峙，卓立于长江与鄱阳湖之间，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峻伟峗特，灵秀多奇。最高峰汉阳峰，海拔1473.4米。登高望远，极目江汉，长江如带，鄱阳湖似镜，尽收眼底。《徐霞客游记》称：“南瞰鄱湖，水天浩荡，东瞻湖口，西盼建昌（今永修），诸山历历，无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峰，铮铮比肩，然昂霄逼汉，此其最矣。”
明太祖朱元璋曾以诗写庐山远望，“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滚滚长江流经九江，过境长152公里，流域面积3904平方公里。与之相通的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内纳江西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河之水，流域面积16.2万平方公里。湖水面积在高水位时4500平方公里（湖口水位22.52米），其中一半以上的面积在九江境内，故被称为九江的“母亲湖”。鄱阳湖又称彭蠡，亦名宫亭湖。《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这里的彭泽即鄱阳湖。按东晋高僧慧远《庐山纪略》中的说法，因庐山在彭泽之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尔雅》又云“大山曰宫”，滨依庐山的鄱阳湖故又别称宫亭湖。
九江高山、丘陵、平原、江湖兼备，素有“六山二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全境山岭逶迤，千崖竞秀，山地和丘陵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6.4%和44.5%，森林茂密，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均十分丰富。
九江水系丰沛发达，湖泊星罗棋布，有大小河流350多条。九江处在长江断裂带上，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较好，蕴藏着丰富而多样的矿产，是江西省矿产资源大市。
九江临江滨湖，“途通五岭”，“势拒三江”，交通便利，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唐代诗人孟浩然在湖北荆州做幕僚时，曾经沿长江东下游历九江，写下了《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一诗，内有“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之句，可以想见当时九江水运的发达。孙中山先生在《治国方略》中曾构想，在长江与鄱阳湖之间建设九江港（鄱阳港），使之成为江西富省之商埠，中国南北铁路的中心。如今，这个构想已成为现实，九江现已形成水路纵横交织、公路铁路南北交错、空中航线畅达的立体交通网。九江境内，105国道与316国道交会贯通，福银高速与杭瑞高速首尾相连。省、县、乡公路四通八达，总里程达3600公里。京九、大沙、合九、铜九和南九城际高铁“五龙”会聚，总里程达389公里。水运承东启西，贯通南北，通航总里程达762公里，九江已成为长江黄金水道沿岸十大港口城市之一，也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对外开放和外贸港口城市，具有交流中转的战略地位。3远古先民与民族人口
新石器时期（距今1.5万～约公元前1350），古先越民族就在九江地区繁衍生息，过着聚族而居的原始氏族生活。《汉书·地理志》引臣瓒语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百越是秦汉以前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古先越民族，由于部落众多，种姓繁杂，分布广泛而称“百越”或“百粤”。
那时的鄱阳湖是一个“泽”，叫彭蠡泽，古长江穿泽而过，大水时汪洋一片，枯水时一片沼泽，只不过是古长江的一个泄洪洼地。古先越人沿着长江、鄱阳湖及其大小支流的广大阶地、山冈或原野，聚族而居，过着母系氏族制的原始部落生活。九江地区所发掘的大量古村落遗址，展现了那时先越人的劳动生活图景和文化生态。
位于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湖口县流泗镇西境史家桥东的史家桥遗址，1990年经考古发掘，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有陶器制作工场、石器加工场和类似半地穴的居室，存有原始房屋建筑材料，如红烧土块、木柱、木棍等，已具有聚居生活区迹象。采集到的石器有打制的，也有磨制的，如农耕用的耙、锄、斧、锛，渔猎用的网坠，还有加工粮食用的磨盘。采集到的陶器以红陶为多，间有灰陶和黑陶，纹饰以弘纹为主，兼有卷浪纹、连环纹、圆点纹、长方孔纹、三角孔纹等，既有手制的，也有轮制的，为釜、罐、壶、豆、钵、盆、鼎、杯等生活器具。遗址出土的器物品种丰富，以新石器中、晚期的居多。
位于九江县新合乡的神墩遗址，呈台地形，面积约2.5万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堆积，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商代和西周水井等遗迹。出土各种文化遗物和可复原器400余件。其中新石器时代遗物有生产工具石锛、石斧、陶纺轮、网坠等19件，生活用具有鼎、豆、壶、罐等陶制品107件。陶器上有弘纹、绳纹、凸弦纹等纹饰。
位于赣西北修水县上奉乡山背村的山背文化遗址，距今4800年左右。出土的石器磨制精细，浑厚粗壮，有石锛、石斧、石镞、石铲等，以有段石锛居多。陶器以夹砂红陶最多，兼有黑陶、灰陶。器物以罐形鼎为多，还有豆、壶、罐等，纹饰以凹凸弦纹最为普遍，几乎占到整个陶器的90%以上，还有方格纹、曲折纹等几何形纹样。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分布在赣江流域的一种具有土著特色的原始文化。
这些遗址分处长江、鄱阳湖流域的广大地区，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特征。生产工具普遍使用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生活用器以夹砂红陶为主，还有泥质红陶、夹砂灰陶等。纹饰多为绳纹、方格纹等几何印纹，器物组合以鼎、豆、壶、罐等为主。这些文化特征正是古越族文化的主体因素和主要特征，“具备古越族考古文化的主体因素”。
九江地区古先越人以氏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同一河系、同一平原、同一溪谷散处的各个氏族结合而成一个部落。他们实行集体劳动，从事农业生产，以栽培水稻为主要生产活动，兼营一些狩猎和捕鱼活动，还有适当的家畜饲养业。古先越人用磨制精细的石锛、石锄、石刀和陶质纺轮进行制作、狩猎和纺织工作，以获取衣食之需，又制作具有一定工艺装饰水平的陶器，如钵、豆、碗、杯、鼎、罐、壶等，用来盛装和储存食物与水。
男女自然分工，男子主要进行狩猎、捕鱼、制作工具和械斗作战等工作，妇女从事采集和稻作工作，还要烧煮食物，缝制衣皮，操持家务，哺育后代。稻作农业收获的稳定，妇女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突出，决定了她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和地位。一个氏族以女性血缘关系为纽带，聚居在一起。一般都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烧窑区。居住区有大小不一的氏族成员的居址，采取半地穴式或地面式建筑形态。山背文化遗址的房屋内还有用隔墙分开的套间。直到现在，江西的部分山区，还流行这种叫做“边房边厅”的建筑形式。
随着我国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人越过大江进入赣境，先进的夏文化给九江的土著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加速了本地区原始氏族制的解体，开启了华夏民族与古越民族的整合过程。九江地区有关大禹的传说不少。《史记·河渠书》载：“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庐山最高峰汉阳峰上的禹王崖传说是因大禹登临而得名的。庐山紫霄峰有大禹石室，相传大禹在此刻石记功。《水经注·庐山水》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记功。”据传大禹还登上过鄱阳湖入长江水道中的大孤山（鞋山），并刻石记功。种种迹象表明夏禹的足迹已踏遍九江，夏文化已渗入九江各地。
商周以来，中原文明迅速进入九江地区。以商代吴城方国文明为典型代表的地域文化，显示了中原华夏文化与本土先越文化的进一步碰撞交融。吴城文化以樟树市吴城乡吴城村发现的吴城遗址为代表，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与今鄱阳湖西岸一带，尤以赣北的九江、瑞昌、德安为密集区。
九江德安县石灰山遗址是吴城文化系统的典型遗存。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亦有一定数量的原始瓷。主要器物有鬲、豆、罐、盆等，普遍印有绳纹、方格纹、曲折纹等几何印纹。而瑞昌市夏畈乡铜岭矿山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处矿山，遗址时代之早、延续时间之长、保存之完整、内涵之丰富为世所罕见。
这两处遗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原文化与古越文化在九江的深度交融与发展，以及九江先民生产、生活的面貌。九江地区仍以水稻种植业为主，但在农业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农业管理等方面都有新的发明和创造，开始从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进入“耕作农业”阶段。农作物的品种除水稻外，还有粟、桑、麻，而且麻织品使用较为广泛。畜牧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养鸡业更为普遍，养羊业兴旺起来，狗成为先民忠实的狩猎伙伴，家猪也作为重要的肉食来源而被普遍饲养。
青铜冶铸业和陶瓷烧造业当时已高度发达。瑞昌铜岭遗址的发现，将我国采铜炼铜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三四百年。陶业烧制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青瓷，是先民们所取得的两项突出成就，其技术和产品输入邻近地区，给这些地区的文化与文明以巨大影响，也促进了中原地区陶瓷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带来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使集市贸易和边贸往来也日趋活跃，出现了商品交易场所，类似中原殷都的“市”或“肆”。当时，瑞昌铜岭矿工们的生产工具、生活服务器和粮食大都来自贸易市场。商品交换和发展又催生了货币，尤其是金属货币被普遍使用，这显然与发达的铜业生产有关。
约公元前7世纪中期，楚国势力入赣，此后吴、越势力先后由东方进入九江地区。楚威王时（前339～前329），楚人“大败越，杀天元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九江遂入楚人之手。
秦统一中国后，在江西设番、艾、余汗、南壄、庐陵、安平、新淦7县，属九江郡。土著越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更深，逐渐与汉人混同，族属日益模糊。到东汉三国时期，同化进程进一步加深。这期间，九江一带曾发生多次山越人暴动，但都被剿灭平息。随着东吴对山越的镇压和统治的加深，九江的山越人基本被汉化而最终消失。
汉王朝建立后，开始对全国各地进行户口登记，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口统计。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九江境域约有人口47.71万。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受战乱和饥病折磨，人口锐减。南朝宋大明八年（464），九江境域仅有5.68万人。隋统一后，九江境域人口有所增长，但较缓慢。唐贞观之治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速加快。天宝元年（742），九江境域人口达到27.35万。
据史书等有关资料记载，宋朝是九江人口快速发展的时期，人口达38.4万。元朝统一后，九江人口继续较快增长，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已达135.36万。元末明初因战乱频仍，九江人口锐减。明洪武十四年（1381），九江境域人口降至34.06万。此后人口有增有减，弘治五年（1492）增至53.09万，万历年间（1573～1619）则减至30.18万。
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南明南宁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挥师讨伐马士英，自武昌至九江，其部属入九江城烧杀抢掠，“江州数百年居积尽归煨烬，万众赤子半化青磷”，九江人口再度锐减。康乾盛世，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整顿户籍制度，致使人口激增。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江十个县的人口为198.60万。至同治八年（1869），达到253.18万。
清末民初，九江人口缓慢发展，1916年为270.2万，此后三十年（1916～1946），由于历次革命斗争中反动派的杀害与日军的烧杀掳掠，人口又进一步锐减，据统计，1946年九江十县人口仅为133.69万。
1949年5月九江全境解放。此后，九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全民健身意识逐渐增强，城乡面貌日益改变，人口激增，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少数民族人口进一步增多，成为一个以汉族为主，多民族人口聚居的地区。截至2011年年末，九江市户籍总人口502.43万，其中非农业人口137.14万，农业人口365.29万，常住人口476.27万。全国56个少数民族中，在九江生活的少数民族达39个，人口占九江总人口的0.22%。4建置沿革
夏商时期，九江境地分属荆州、扬州；春秋时分属吴国、楚国，有“吴头楚尾”之称；战国时多有变更；周元王三年（前474），越灭吴，属越；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楚败越，属楚。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灭楚，以其地设九江郡等三郡，九江郡治设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辖区范围含今江西大部分地区。
汉高祖六年（前201），设豫章郡，治南昌，领十八县，九江境内有六县，即彭泽（治今彭泽西南）、历陵（治今德安）、柴桑（治今九江西南）、艾（治今修水渣津附近）、海昏（治今永修东）、鄡阳（治今都昌东南）。同时设立寻阳县（治所在今湖北黄梅县西南），其江南辖区一部分在今九江境内。
建安十四年（209），置彭泽郡，次年改武昌郡，彭泽县先后隶属此二郡。
三国时期，九江境地属吴，各县分属武昌、豫章、鄱阳、庐江四郡。
西晋元康元年（291），考虑到荆、扬二州疆土广远，统理困难，遂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和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等十郡合并置江州，因临江水而名“江州”，州治曾设寻阳，辖境包括江西绝大部分地区。不久，九江地区郡县有所调整，共设十县，分属于江州的豫章、鄱阳、寻阳三郡。其中海昏、永修、豫宁（治今武宁西）、艾隶属豫章郡，历陵、鄡阳隶属鄱阳郡，寻阳、柴桑、彭泽、上甲隶属寻阳郡。
隋开皇三年（583）十一月，撤郡设州、县。九年（589）废寻阳郡，立寻阳县，废豫章郡，置洪州总管府，废豫宁郡，置建昌县（治今永修艾城附近）。隋炀帝继位后，改州为郡，留下郡、县二级。
进入唐朝又废郡复州。武德四年（621），江州领湓城、浔阳、彭泽三县。贞观元年（627），依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十道，每道设采访使，江州属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全国为十五道，江州隶属江南西道，领浔阳、彭泽、都昌三县。
五代时期，包括九江在内的江淮地区，先后为杨吴、南唐统治。
北宋参照唐设“道”的建置，在各州、军之上设“路”，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时江西属江南东、西二路，九江地区设十县，分属东、西二路的两州一军，即江州（辖德安、彭泽、湖口、瑞昌）、洪州（辖分宁、武宁等八县）、南康军（辖星子、都昌、建昌）。江州、南康军属江南东路，洪州属江南西路。南宋九江地区设县与北宋相同。
元统一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中央设中书省掌管全国大政，各地设分支机构——行中书省，下设路（府）、州、县三级。江西行省下辖十八路九州，九江地区设十县分属江州路、龙兴路、南康路。其中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隶属江州路，星子、都昌、建昌隶属南康路，武宁、宁州（即分宁）隶属龙兴路。
入明，改江西行省为江西承宣布政使司，设五道十三府，其中九江道辖九江、南康、饶州三府。九江府下辖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五县，星子、都昌、建昌隶属南康府，宁州、武宁则隶属南昌府。
清代，九江境内各县隶属仍依明制。至清末，九江地区设九县一州，即九江府所辖的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五县，南康府下辖的星子、都昌、建昌三县和南昌府管辖的武宁与义宁州。
民国元年（1912）废除府州，次年改设省、道、县三级管理体制。江西设豫章、浔阳、庐陵、赣南四道。九江地区属浔阳道，所辖有瑞昌、湖口、星子、彭泽、都昌、德安、永修、武宁、修水、九江等十个县，道尹公署设九江。1926年废道，各县直属省政府。1932年以后，江西省设行政区，区划变更频繁，数量时有增减。1942年以后，九江地区所属湖口、彭泽、都昌三县和武宁、九江、永修、瑞昌、星子、修水、德安七县分属第五、第九行政区。
1949年5月，九江全境解放。7月19日成立江西省人民政府九江分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辖九江、瑞昌、武宁、永修、星子、德安、靖安七县，又单设九江市，直属省政府。不久，建置调整，九江分区形成了十县（九江、彭泽、都昌、湖口、星子、德安、永修、瑞昌、武宁、修水）一市（九江市）的行政建置规模。之后区划有所调整。迄今，九江市管辖十县（九江、彭泽、都昌、湖口、星子、德安、永修、瑞昌、武宁、修水）、二区（浔阳区、庐山区）、三委（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八里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代管两个省辖县级市（瑞昌、共青城）和一个省管副地厅级局（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二江湖锁匙 军事重镇九江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雄踞于长江中游末端，上控蜀楚，下扼吴越，南连粤桂，北承燕秦，素有六朝重镇、吴楚雄关之称。其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备受统治阶层所关注，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周瑜还备宫亭，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建安十三年（208），赤壁大战后，程普驻兵柴桑桂林桥。吴黄武初，孙权命徐盛任柴桑县长，率五百人守柴桑，以抵御黄祖的入侵。赤乌九年（246），升陆抗为立节中郎将，屯守柴桑。东晋咸康八年（342），褚裒出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移武昌（今鄂州市）之江州州治于半洲，亲自镇守半洲城。南朝齐永明元年（483），萧道成之子萧赜占据湓口城，阻断叛军向下游国都进军。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先后两次屯兵江州，清咸丰年间太平军为保卫天京，镇守九江达五年之久。同时，九江还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活动舞台。东汉建安十三年，刘备遣诸葛亮出使东吴，在柴桑与孙权缔结军事同盟。是年冬，周瑜、程普率东吴3万大军，大破曹军于赤壁，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奠定了基础。东晋咸和二年（327）苏峻、祖约起兵反叛，翌年，叛军攻掠京师，驱役百官，迁帝于石头城。庾亮奔寻阳，与温峤共推陶侃为盟主，组织盟军一路讨伐，平息了苏祖之乱。梁太清二年（548）八月，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梁天正元年（552），讨侯军兵发寻阳，陈霸先、王僧辩在白茅湾登坛立誓，平息了长达四年的侯景之乱。此外，九江还有过三次暂短的建都历史。一是南朝宋泰始二年（466），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建都称帝，改元义嘉。二是南朝陈永定二年（558），梁湘州刺史王琳引兵拥梁永嘉王萧庄为帝，即位湓城，改元天启。三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陈友谅杀赵普胜，迎徐寿辉居江州。后陈友谅灭徐寿辉，自己当皇帝，定都江州，国号“汉”，改元大义。“六朝之间，寻阳未有三十年无事者”。然何止六朝，实际上，历史上发生在九江的战争，大小多达数百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孙策与刘勋争夺江南之战、徐盛抵御黄射之战、周瑜擒邓龙之战、王敦讨华轶之战、周访败杜弘之战、刘裕和卢循长江水上之战，南唐时胡则守卫江州城之战，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湖之战，太平天国的九江保卫战，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万家岭之战等著名战争，都发生在九江。1岳飞屯兵江州
绍兴元年（1131），岳飞被南宋朝廷任命为江淮招讨副使，讨伐李成，大胜，收复江州、筠州，从此与江州结缘。
绍兴二年（1132）正月末，岳飞被任命为知潭州兼荆湖东路安抚使、都总管，讨伐湖东路的盗匪曹成。当时岳家军的兵力为一万两千余人，岳飞以两千人驻守吉州（今江西吉安市），余部进攻曹成，迫使曹成向韩世忠投降。岳飞以功升三官，为中卫大夫、武安军承宣使。七月，岳飞接到南宋王朝的命令，率部屯戍江州，控制长江天堑，以防伪齐刘豫南犯。这是岳飞第一次屯兵江州。
岳飞视江州如故乡。在镇守江州两年的时间里，为安置随军人员，稳定军心，岳飞在庐山西北麓赛阳购地建房，把军中家属及汤阴老家的亲人接来居住，后形成岳家市。其遗址至今仍保留有“岳氏名园”、“牡丹亭”、“蒙井”、“漱石”等南宋石刻。岳家军驻江州，纪律严明，“寄宿市廛，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字，洗涤釜盎而去”，在九江留下了千古佳话。“德泽及民，百世不斩”，岳飞驻军江州的“岳师门”之名，至今犹闻。
绍兴四年（1134）五月，岳飞离开江州，挥师鄂州，开始收复失地。两年后，绍兴六年（1136）三月二十六日，岳母姚氏去世。岳母姚氏是中国四大贤母之一，曾以“精忠报国”训导岳飞，德高望重。姚氏逝世后，高宗赐葬庐山。岳飞携岳云等光脚扶灵，徒步江州，葬母于庐山西麓株岭，建叠翠亭以悼。葬毕，岳飞上书朝廷，请求留在东林寺为母守孝，按礼法“丁忧”三年。但满朝上下均希望岳飞“起复”回军。宋高宗以当时金兵蠢动为由，未准，命岳飞还军。岳飞终以国事为重，告别母墓，重返抗金前线，并将姚氏“刻木为像，行温凊定省之礼如生时”。
绍兴七年（1137）三月，南宋朝廷曾举行过一次军事会议，因军事部署意见与当局者不合，抱负不展，岳飞把兵权交给部属，愤然离开军营，仍回江州庐山故居，筑室守墓。但在高宗多次诏令催促下，岳飞无奈只得又回到军中，领军再驻江州。这是岳飞第二次屯兵江州，直到绍兴八年（1138）再调鄂州为止。
岳飞调鄂州时，其水师仍留在江州，其目的是为方便声援淮浙。绍兴八年二月，岳飞在鄂州提出再次北伐的主张。南宋王朝乃下令，命岳飞“统率一行官兵人船回归鄂州本司”。于是岳家舟师从江州悉数北上。
绍兴十年（1140），因奸佞谗言，岳飞被夺兵权，返回江州居住，后从江州家中被秦桧骗往杭州下狱治罪。岳飞死后，其江州家属被充军岭南，房屋地产被没收，直到冤案昭雪，他们才得以返回。2朱元璋、陈友谅鄱阳湖之战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陈友谅率领水陆大军60万，战舰5000艘，载着家属百官，倾巢出动，进攻洪都府，欲与朱元璋决一死战。围攻三月不克，军中粮草吃紧。此时，朱元璋率20万大军已进入九江湖口，陈友谅只得撤除洪都之围，以水师自鄱阳湖阻止朱元璋大军，两军相持于余干县康郎山下。
七月二十一日，陈朱摆开了决战的架势。陈友谅率领的巨舰为三层新式楼船，最大的竟长达15丈，宽2丈，高3丈，船身外面还用铁皮包裹。朱军远望，只见其甲板上有骑兵往来。下层只管划船，与上层相隔开。上面打得天翻地覆，下面还能保持动力。而朱元璋的战船不仅数量少，个头也小得多。朱军小舟迎战陈军巨舰，仰攻无法挡住俯射，朱军败退，伤亡惨重。有一次，朱元璋的指挥船搁浅，差一点被陈将张定边活捉。
当天夜里，陈友谅召开作战会议，提出把船只用铁索连起来，采取集群突击。二十二日，在陈军凶猛的进逼下，朱军右翼抵挡不住，战船纷纷后撤，朱元璋连斩十余名队长也未能止住败退。撑到下午，东北风起，朱元璋与将领们暗喜，赶紧出动备好了薪柴与火药的快艇，命敢死队驾驶，乘风冲入敌阵，迫近敌舰便放起火来，一时烈焰飞腾，湖水尽赤，一会儿工夫就烧毁陈军数百艘巨舰。陈军死伤过半，朱元璋挥军乘势发起猛攻，又毙敌2000余人。陈友谅之弟友仁、友贵等重要将领被烧死。
接下来的几天，朱军愈战愈勇，陈军则颓势益显。朱元璋为控扼长江水道，乘夜移军左蠡，陈友谅也移舟泊于诸矶。相持之中，陈军左、右金吾将军见大势已去，相继投降。陈友谅为泄愤，尽杀俘虏。朱元璋则相反，放还全部俘虏，并医伤悼死，以分化瓦解陈军。为阻止陈军逃遁，朱元璋下令移军湖口，以断绝陈友谅的补给线，命常遇春等率舟师横截湖面，又令一部在长江两岸修筑寨栅，并置火筏于江中。
八月二十六日，陈军因粮食奇缺，将士饥疲，遂冒险向湖口方向突围，又陷入朱军的包围，朱军乘机四面猛攻，陈军混乱溃逃，在泾江口复遭朱军伏兵截击，陈友谅中箭身亡，残部5万余人投降，太尉张定边同陈友谅儿子陈理逃回武昌。鄱阳湖大战以朱元璋的胜利而告终，为朱元璋最后战胜陈友谅扫平了道路。3太平军湖口、九江守卫战
清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军50万将士在洪秀全的指挥下，放弃武昌，沿江东下，三月十九日占领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为了打退清军的追击，扩大战果，推翻清王朝，五月，太平军发动了北伐和西征，九月，西征军再次夺取九江城。西线主帅翼王石达开鉴于九江的战略地位，委派智勇双全的殿右十二检点林启荣镇守九江。
次年十二月，曾国藩率湘军攻占武汉后，突破太平军鄂东田家镇、半壁山防线后，乘胜东攻九江。逾月未能得手，遂移师转攻梅家洲、湖口两地，企图先占九江外围要点，凭水师优势摧毁鄱阳湖内太平军水营，孤立九江。
湖口位于鄱阳湖入长江口的东岸，其对岸是梅家洲，再向西25公里为九江城。时林启荣守九江，罗大纲守梅家洲，翼王石达开亲驻湖口，坐镇指挥。
咸丰五年（1855）一月三日，湘军水师进泊鄱阳湖口、八里江等处。罗大纲鉴于湘军水师的优势，难以力胜，乃于是夜出小船百余只，三五一连，纵火下放，两岸布兵千余人呐喊助威，并兼放火箭火球，施行火攻，袭扰湘军，使其夜不能安枕。为阻止湘军水师攻入湖内，又在鄱阳湖口设置木簰数座，严密封锁。还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堵塞航道，仅留一隘口，拦以篾缆。二十九日，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率120余只轻便战船伺机冲入湖内，直达大姑塘以上。石达开等把握战机，将隘口堵塞。湘军水师被分割于外江和内湖两处，在外江者均为“长龙”、“快蟹”等笨重战船，运棹不灵。当晚，石达开派小划子数十只冲入湘军水师大营，放火焚湘军船40余只，其余败退九江。二月二日，罗大纲率军渡江占领九江对岸之小池口。十一日夜，太平军从九江、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复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焚毁大量船只，曾国藩坐船亦被夺获。曾国藩投江自杀，被左右救起，狼狈逃往陆营。
同年，一月十四日，曾国藩部胡林翼、塔齐布攻打九江西门。林启荣指挥若定，三退敌师，湘军死伤甚重，十八日湘军再次发起全面进攻，分别进攻西门、南门、东门和九华门，均为太平军所击退。清军提督塔齐布气愤郁忧成病，不久气绝身亡。
咸丰六年（1856）底，清军提督衔湖北郧阳镇总兵杨岳斌自蕲州抵九江，会同按察使李续宾合围九江，兵临城下。林启荣面对清军咄咄逼人之势，选择战机，主动出城迎敌，破坏了敌人的包围，遏制了汹汹的攻势。咸丰七年（1857）一月，林启荣因功封贞天侯。
这时太平军发生了“韦杨内讧”。咸丰七年（1857）六月，石达开因洪秀全猜忌，擅自率十余万太平军西走，使太平天国的形势发生了险恶的变化，九江的防守面临严峻形势。八月小池口失守，九月石钟山、梅家洲相继失守。九江外围据点均被清军占领，包围圈日益缩小。
咸丰八年（1858）初，有一个名叫洪炳奎的庠生，精于风水，对九江的形势比较熟悉。为了讨赏，他向清军献出了手录的《浔阳蹠醢》两编，内载九江地形如龟，四面多石，坚不可破，仅东门一带“地如腹胁，可通土循”。他指引清军从城东南开挖地道。清军统帅李续宾用其策，命人潜挖五条地道，亲自督办，日夜施工。后三条遇水，两条成功。“三月二十五、二十九两日，地下地道成，轰坍东南门十余丈”。守城太平军隐身城堞，以火器为御，杀退登城清兵700余人。四月六日，迤东而南的地道复成，清军水陆16营，四门进攻。七日凌晨，地雷骤发，砖石飞腾，东南城垣20余丈立塌，清军蜂拥而进。林启荣、李兴隆率太平军将士浴血巷战。城内百姓见进城清军恣意屠杀，亦同太平军一道在街巷与清军搏斗。一时间，九江城内烟焰蔽日，杀声震天。经过四个小时的血战，太平军17000多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4万家岭抗战大捷
1938年7月，日本侵华军开始进攻武汉外围地区，先后调集第二军、第十一军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从南北两翼合围武汉，以实现其攻占中国抗战中枢的企图。国民政府决定以第五、第九战区所属部队，总兵力约100万人，投入武汉保卫战。
8月，武汉会战全面展开。至9月，双方呈胶着状态。此时，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发现日军一〇六师团孤军冒进至德安万家岭地区。他立即抓住战机，调遣第六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第一八七师、第九十一师、新编第十三师、新编第十五师、第一四二师、第一三九师、第六十师、第十九师、预备第六师，会同正面阻击日军一〇六师团的第四军，合围日军一〇六师团。
10月1日至3日，薛岳调遣的部队已陆续靠拢，形成了对一〇六师团的合围之势。
这时，在九江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发现了薛岳给一〇六师团布下的口袋阵，立即命令一〇六师团向北转移，朝第二十七师团靠拢，企图把一〇六师团救出重围。薛岳发现敌二十七师团动向后，立即命令从瑞武路转来的李汉魂部进行阻击，指挥其他各部迅速进入指定位置。
10月5日，第七十四军等部与日一〇六师团激战。一〇六师团在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三飞行团的掩护下，企图突围，但未奏效。10月6日，薛岳认为歼灭正面日军的时机已到，13时，他下令吴奇伟指挥第六十六军、第四军、第七十四军向右堡山、万家岭、箭炉苏、长岭、雷鸣鼓一带被围困的日军发动攻击。令李汉魂部死守阵地，切断敌二十七师团和一〇六师团的联系。
10月7日，第六十六师、第一五九师以及第一六一师展开于金娥殿、公母岭一线，向石堡山攻击前进。第七十四军经数度猛攻，终将长岭完全克复，并包围了张古山之敌。8日，第六十六军进占石堡山、老虎尖，并以一部与第四军协力攻占狮子崖西北高地。从瑞武路前来增援的日军，亦被阻于来龙岭。这样，敌一〇六师团已被四面包围，成瓮中之鳖。
9日，敌我仍在激战中。薛岳考虑到敌人的援军正源源不断地赶来，德星线日军亦在西进，围攻一〇六师团的时间不宜过长。这时，蒋介石亦命令薛岳，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全歼该敌，结束战斗。薛岳遂令部队迅猛推进，命令各部队选拔勇壮士兵组成奋勇队突击，各部长官一律靠前指挥，薛岳自己也亲临一线。
19时，奋勇队出击，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向箭炉苏、万家岭、田步苏、雷鸣鼓刘家山、杨家山等地全线进攻，前赴后继，浴血猛冲。经过一夜的血战，一〇六师团的防御阵地彻底崩溃。激战至10日3时，第六十六军击溃敌军，克复万家岭、田步苏。第四军收复大金山西南高地和箭炉苏以东高地。10日拂晓前，第七十四军攻占张古山，第九十一师攻占杨家山东北无名村高地，第一四二师攻占杨家山北端无名村，俘敌军官田中善藏。10日晚，以肃清残敌为目的，各攻击部队继续攻击，至次日，攻克箭炉苏以西等高地。
11日，鉴于基本歼灭一〇六师团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各部队伤亡均极惨重，薛岳遂命令各部撤出战斗。
这次战役，日军一〇六师团被基本歼灭，共歼日军1万余人，缴获机枪200多挺，步枪3000多支，大炮近50门，战马300余匹，生俘日军官兵100余人。中国军队取得的胜利和英勇杀敌的精神，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抗战士气，震惊了日本朝野和国际社会。一代名将叶挺盛赞万家岭战役说：“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永垂不朽。”三九省通衢 来商纳贾九江自晋代起，便是来商纳贾的都会。当时的江州漕运成了维持南方政权的经济命脉。官府利用这条漕运线行商做生意，为自己广敛钱财。如江州刺史刘胤，曾以官经商。苏峻之乱后，“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到了唐代，繁盛的封建经济和文化，使国内市场空前扩大，商品贸易活动异常活跃。控扼长江中下游的江州，其航运地位非一般州县可比。这里“地方千里，江湖九派，缗钱粟帛，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至，驾车乘舟，叠毂联樯”。车船百货运输量大，各方人物来往众多，港口码头十分繁忙。宋初，朝廷在此设立了铸币机构广宁监，每年铸铜钱约30万贯。南宋时又设立了会子管理机构——江州会子务。这些金融机构的建立，显示出江州经济和商贸活动的重要地位。宋时，江州栽桑养蚕业很是兴旺。德安义门陈氏就有蚕桑生产的“都蚕院”。北宋孔平仲寓江州时，曾发出“见蚕成茧能几日，缯帛输官千万匹”的感叹。同时，江州水资源丰富，鱼苗业很发达。江州鱼苗主要产于湖口、九江、瑞昌，运销福建、浙江等地。那时绍兴府会稽、诸暨等县农村，养鱼之风盛行，“大家多以凿池养鱼为业”，所需鱼苗多由江州运贩。明王朝针对当时水运商业的不断发展，为扩大财政收入，景泰元年（1450）特在九江设立了钞关，专门负责征收过往商船税银。经由九江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竹木、食盐、茶叶等项为大宗，同时还涉及江西本省所产的瓷器、纸张、夏布、药材等。明清时期，九江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茶市与四大米市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瓷器市场。这一时期九江还出现了一批闻名遐迩的商业集镇，如吴城、姑塘等。吴城镇，位于江西省永修县东北部，鄱阳湖西汊，地处江西五大水系交汇处。沿内河直达全省各地，经鄱阳湖入长江，可抵皖、浙、苏、沪、鄂、湘、川、渝等省市。自汉晋以来，吴城镇一直是南北官道（鄱湖—赣江—大庾岭—北江）的水运码头。宋代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吴城镇客货运量迅猛增加，使其成为江西盐业、纸、麻、糖、木材、海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埠和交通枢纽，享有“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之赞誉，与景德镇、樟树镇、铅山县的河口镇并称江西四大名镇。姑塘镇，地处庐山东麓，鄱阳湖之滨。清雍正元年（1723），九江榷关在这里设立了分关，进出鄱阳湖的大小货船，都要在此缴纳关税。从此，这里便成了鄱阳湖入长江唯一的通商口岸和商品集散地。至清嘉庆、道光年间，这里已有商号店铺数百家，人口达3万多，呈现出“日对千桅杆，夜观万盏灯”的繁荣景象。近代开埠以后，九江因其地“扼沪汉交通之咽喉”，一跃而成为江西近代贸易的中心，进出口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商贸的兴旺繁荣，使九江成为与上海、汉口相比肩的商埠城市。1江州漕运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通过漕运的方式，将所征田赋的部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
江州漕运的主干线为长江漕运线，上达蜀楚，下至三吴。其支线通过鄱阳湖、赣、信、修、抚、鄱、潦、昌等诸江河水系连接江西全境。岭南广州亦属于江州漕运的范畴，其漕运方式是水陆转运，先入溱水，越横清关（小梅关），经南野县（南康）而进入赣江漕运线。
漕仓是漕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漕运贮备的中继站。江州有三大漕仓，均设在交通要冲之地。豫章仓为全国三大漕仓之一，设在南昌赣江南岸。钩圻仓，又称钓矶仓，亦为全国三大漕仓之一，钩圻仓先后设在湖口县治西和都昌县治北钓矶山。湓口仓则设在交通便捷的湓水入江处，也是江州最重要的州仓。
隋炀帝开通南北大运河，为中国开出了一条南粮北运、商旅往来的水运通道。这对于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和物流的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全国的交通形成了以水运为主的大网络。江州湓口港是这个大网络中重要的中间港、枢纽港。漕粮依旧是江州码头的大宗货物。《新唐书·食货志》卷五十三载：贞元初“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米亦百二十万石……运至东、西渭桥仓”。此时江州依然是江西漕运的重要中转站。
到了明代改路为府，九江地区境内设九江、南康二府。明清时，九江每岁贡输的漕粮依旧不少。据史籍记载，明万历间，江西岁运漕粮40万～47万石，及至清代，数量略有增加。顺治年间为57万石，乾隆年间为50.33万石。九江漕粮为江西漕粮的一部分，据清同治《九江府志》卷十七记载，九江府岁运漕粮为79749石6斗，再加上南康府的漕粮，九江地区的漕粮约占江西漕粮总数的20%以上。2九江明清钞关
钞关是明政府为维护大明宝钞的信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自明宣德四年（1429）起，在长江、运河沿岸设立的一种税收机构。最多时总数达到10余所。到万历年间，只保留了最重要的8所，其中7所在运河沿线，唯有江西九江关是个例外。
九江钞关，设立于明景泰元年（1450），其征税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经九江港前往各地的船只。九江钞关设立之初由户部主事任关督，不久改由地方官府委官监收官税。弘治六年（1493），九江钞关被确立为全国7个户部直辖钞关之一，重新改由户部遣主事督关，并成定制，终明世而不改。
九江钞关税收从始设到万历初年，均不是很高，始额仅7000两。万历二十五年（1597）增至25000两，天启元年（1621）为37500两，天启六年（1626）关税额剧增至57500两，在全国钞关中仅次于崇文门、浒墅、北新、临清等关而居第五，成为全国性大关。
清前期是九江关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清政府的财政中具有重要地位。顺治二年（1645）九江关即恢复征税，始仍属户关。康熙五年（1666）九江关归九江道。九江道仅管了三年时间，乾隆四年（1739）又改归地方管理。清前期九江关关税增长极为迅速，1656年额征99800两，1682年额征120906两，1686～1723年额征153889两。这时九江关税收在内陆关中已跃居全国第二位。此后九江关税收又呈飞跃式增长，1804年达539281两，1841年又增加到562932两，居全国内陆诸关之首，仅次于全国唯一的外贸港——粤海关。西门口外九江钞关（1870）
鉴于九江在交通及外贸上的重要性，清前期的九江关又添设了很多关卡，“龙开河、北关、清江口、老鹳塘、八里江、白石嘴、扶山、马家湾、梅家州、龙华寺设役巡查，二套口向有土埂，阻截舟楫”，这些关卡并不征税，只负责巡查逃税之船。征收税银的权力只有九江关拥有。
由于九江港地处湖口上游，距湖口30公里，而进出江西内河的船只经湖口即可往返，不必进入九江港。这样九江钞关因距湖口较远，过往船只“纵之脱然”，不纳税亦可过关。九江关设立之初，关税收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便与此有极大的关系。为解决“遗算于湖口”的问题，明王朝曾先后两次在湖口增设钞关。但都因湖口“地当峭石巉岩，回流冲击，泊舟候榷者，多葬鱼腹”而被迫撤销。终明一世，“遗算于湖口”的问题始终未能圆满解决。
清前期的九江关同样存在“遗算于湖口”的问题。雍正元年（1723），清王朝决定在距湖口之南约20公里处的鄱阳湖西岸大姑塘设立分关，这样，“不由九江经过之江南、江西商船，于大姑塘别设口岸征收”，而“湖广往江西船，若在九江纳税，至大姑塘即验票放行，江西至湖广船在大姑塘纳税者亦如之”。至此，“遗算于湖口”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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