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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1 2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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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希拉里·曼特尔,徐海铭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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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套装下册)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套装下册)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套装下册)作者:希拉里·曼特尔[著],徐海铭[]排版:辛萌哒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6-01ISBN:9786201421523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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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就是迅捷、严厉、绝不灵活的正义;与其说它是某一特定原理,毋宁说它是民主这个普遍原理运用到我国最紧迫的需要的结果……革命政府就是自由对抗专制君主的暴政。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一句话,在这些王朝统治期间,名人自然死亡是如此罕见,结果自然死亡被当成了重大事件,成了报纸上的新闻,之后,经由历史学家再传给后代。在某一领事馆,这位编年史家说,有一位名叫皮希纽斯的大祭司死在自己的床上;这居然被当成是奇迹。卡米尔·德穆兰第1章阴谋家(1792)“爸爸!”卡米尔发出一声欣喜的叫喊。他指着克劳德。“你瞧,”他邀请了一帮子人,“千万别把东西扔掉。任何东西,不管它用得有多么破旧,有多么过时,也许将来还会证明它自有用场。现在,杜普莱希斯公民,用短小简单的句子,或者诗句,或者戏剧唱词,告诉我该怎么掌管一个部吧。”“这,我做了多少个噩梦也没想到过,”克劳德说。“哦,他们还没把我本人的那个部交给我,还没有完全,在这事发生之前,非得会有一些更多的天灾人祸。消息是这样说的,丹东是司法部长,玉玺大印的保管人,法布尔和我都当他的秘书。”“一个演员嘛。”克劳德。“还有你。我不喜欢丹东。不过我倒为他感到遗憾。”“因为丹东是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所以我必须试着为他管理这个部。法布尔不会麻烦的。哦,我得写信告诉我爸爸,快点给我拿点纸来。不,等等,我要从部里给他写信,我要坐在阔大的办公桌后面,盖上公章,然后把信寄给他。”“克劳德,”安莱特说,“你的风度举止都到哪里去了?说些道喜祝贺的话嘛。”

克劳德哆嗦了一下。“有一点。技术性问题。司法部长也是玉玺大印的保管人,可他不过就是一个人呀。他一直有个秘书。一直。”“省掉了奶酪!”卡米尔说。“乔治-雅克超越了它。我们将要搬迁到万多姆广场!我们将要住进皇宫!”“亲爱的爸爸,别把这事想得有多坏,”露西尔恳求道。“不,你不懂,”克劳德对她说。“他现在已经成功,他就是政府。想要进行革命的人非得用这件事来反他。”

克劳德的错位感觉比巴士底狱沦陷的那一天还要强烈。把克劳德的话考虑过之后,卡米尔的错位感觉也是如此。“不,那根本不是真实的。前面还有许多激烈战斗。还有布利索派的人呢。”“你喜欢激烈战斗,是吗?”克劳德说。很快,他想象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在咖啡馆的谈话当中,他丢下了这个短语“我的女婿,秘书”。不过实情倒是,他的人生已被虚掷;三十年的勤奋从来没有使他跟秘书亲热过,可现在,在自家发了疯的女流之辈还有她们决定要主宰她们的人生方式的双重逼迫之下,他跟秘书亲热了。看看他们所有这些人在忙不迭地给秘书亲吻,他觉得,他要到房间的那边去,拍拍秘书的头;难道他没见过秘书低着脖子坐着,当选但尚未就任的部长,一边就爱国的主题在谈话,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用扼杀者的手指梳着自己的卷发吗?这位部长在他的公务员面前要做出这样的举动吗?克劳德做出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来对抗他表现出的这样的情感。他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女婿。看着他,难道你就不会实施暴力?那边他正坐着,睫毛低着,眼睛看着地毯。他在想什么呢?是秘书该想的事情吗?

卡米尔眼睛打量着地毯,心里却想到了吉斯。他打算要写的那封信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写好。无影无形的,他飘过了军事广场站。他融化了自己,穿过那堵逼仄白墙关闭的前门。他悄然潜入,出现在他父亲的书房里。那儿,在办公桌上,摆放着《法律百科全书》;当然,到现在,我们已经位于字母表的下半部了?

是的,确实——这是第六卷。在这一卷的上面,放着一封发自巴黎的信。是谁的笔迹写的呢?他自己的!用的是他的出版商抱怨的笔迹,用的是他自己的、别人无法模仿的字体!门开了。他父亲进来。他看上去是什么样儿呢?他看上去和卡米尔上一次见到他一模一样:他显得消瘦、发灰、严厉、疏远。

他看到信了。但是等一等,停下——信是怎么到那儿的呢,信是怎么最终放在《法律百科全书》上面的呢?难以置信啊,这个——除非他会想象到,她母亲或者克莱蒙或者不管哪位,把信拿上来,尽量不要把他们的手指和眼睛悄悄伸入信中的全部情景。

好了,重新开始吧。

让-尼克拉斯爬上楼梯。卡米尔(幽灵一般的形态)跟在他的后面向上慢慢漂移。让-尼克拉斯手里有封信。他朝信件瞥了一眼。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他的长子半认得出半认不出的笔迹呀。

他想要读吗?不——不是特别想要读。可是这户人家的其他人在楼上喊了,巴黎有什么消息来了吗?

他把信展开。有点儿费劲,他读了——可是,当他读到他儿子一定要传递的消息时,他不会在乎费这么点儿劲的。

惊奇,辉煌啊!我儿子最好的朋友(哦,他两个最好的朋友之一)成了部长啦!我儿子将要成为秘书啦!他将在皇宫生活啦!

让-尼克拉斯把信在他衬衫的前襟合上——在他背心上面一英寸,在左边,他的心脏的上方。我们误判了这个男孩!毕竟,他是个天才啊!我要立刻跑出去,告诉城里的每个人——他们会因为怨气变得恶心,他们会显得嫉妒,然后用不加掩饰的嫉妒进行讽刺挖苦。露丝的父亲会因为痛苦而生病。想一想吧,她本来现在可以做部长老婆的。

可是,不、不。卡米尔觉得——这根本不是事情未来的结局。让-尼克拉斯会握住笔,迅速写就他的贺词吗?他会把帽子扔到严厉而又苍老的锁上?冲到门外,一路截住邻居们?见鬼,他会的。他会盯着信看的,去吧,哦不,哦不!他会觉得是什么难以想象的行为方式为我儿子获得了这份恩宠青睐?自豪?他不会感到自豪。他只会感到怀疑、痛苦。他会在后背的下方感觉到一阵模模糊糊的、不断啃啮的疼痛,然后上床。“卡米尔,你在想什么呢?”露西尔说。

卡米尔抬起头。“我刚才在想,没有办法取悦某些人啊。”

女人们朝克劳德投去毒镖似的一瞥,然后聚在一块儿,羡慕起卡米尔来。“假如我失败,”丹东说,“我会被当成罪犯一样对待。”

自从卡米尔和法布尔把他叫醒,告诉他要负责国家大事,到现在,已有十二个小时了。从很多没有连起来的房间,许多房间的梦里,从朝着别的房间敞开的许多门,许多门的梦里被拽出来之后,他已经在毫不连贯的感激态度中揪住了卡米尔,虽然或许它未必就是这样,或许需要摆出一丝我不愿担任要职的态度?在命运面前,需要摆出一丝谦卑的态度?不,他太累了,无法装出不情愿的样子。他指挥法国,而这才是一件自然的事。

河对面的紧迫问题就是处置瑞士卫兵的尸体,既有活的,也有死的。大火还在坑坑洼洼的皇宫中冒烟。“保管玉玺大印?”加布丽艾尔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卡米尔不能把两只白兔放在同一个窝里啊。”

这边坐着罗伯斯庇尔,簇新的,仿佛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上面没有全部抹过就被放在丹东公寓里的一张紫色扶手椅里了。丹东大声叫喊着别让任何人、“除了我的国家秘书之外”的任何人进来,并准备对这个必不可少的人的观点表示尊敬。“我希望你们会帮我摆脱困境。”他说。“当然,我会,乔治-雅克。”

当每个人本该醒来表现出不同的时候,今天上午,罗伯斯庇尔却表现出非常的一本正经、非常的专注,真是他的超级自我。“好,”乔治-雅克说。“噢,你会在部里就任某个职位吗?”“对不起,我不能。”“你不能,你是什么意思?我需要你啊。很好,你已经让雅各宾派的人去管理了,你在新公社里已经有了位置,可是,我们大家非得——”这位新部长突然中断,用巨大的拳头做了个巩固压倒一切的手势。“如果你需要一个公务头头,佛朗索瓦·罗伯特会为你把这件工作做得很好的。”“我确信他会。”丹东心想,你想到了我要让你变成公务员?我当然不会。我要把你扣在某个高薪水,但是非常不正式的身份上,做我的政治顾问、我的第三只眼、我的第三只耳朵。所以,问题是什么?也许,你是那些天生就是在野、不是当政的人中的一员。是那样吗?或者,是不是你不想在我手下工作?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刚巧接触到他未来的大师的眼睛。“放我过了?”他微笑着。“随你的便吧。”这些天来,他这么经常地意识到他伪装的文雅律师的拖腔,意识到与他拖腔相匹配的表情,意识到他的其他声音、街上的声音,都同样是精心培育的结果。罗伯斯庇尔只有一个声音,相当平稳,没有强调,是平常的那种;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需要装腔作势。“不过现在,在公社里,你要控制那里的事情?”他努力使自己的语调柔和成建议的语调。“法布尔是个成员,你应该考虑让他听从你的命令啊。”

罗伯斯庇尔似乎开心。“我没把握,我有你对发号施令的偏好。”“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卡佩家人。你要把他们留在什么地方?”

罗伯斯庇尔仔细看着自己的指甲。“有建议他们应该留在司法部的宫殿里,有人守护。”“哦,是吗?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一个阁楼,或者一个放扫帚的柜子,从那里来完成国家事务?”“我说了你不会喜欢。”罗伯斯庇尔好像有兴趣要使自己的怀疑得到确认。“他们应该被关闭在老寺院的塔里。”“是的,那是公社的观点。他们过惯了原来的日子之后,这样做对孩子们来说,有点艰苦。”丹东心想,马克西米连,你以前是个孩子吗?“我被告知有人会使他们觉得舒适。他们将能够在花园里散步。或许,孩子们喜欢有只小狗,他们可以把它带出去?”“别问我他们喜欢什么,”丹东说。“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管怎么说,有些比卡佩一家更紧迫的问题。我们非得使整个城市处于战争状态。我们非得获得寻找权利,获得重购权利。我们非得逮捕现在还是全副武装的保皇派人。监狱正在填得满满的。”“那是不可避免的。反对我们的人,最近这个星期——我们现在把他们界定为罪犯,我觉得?他们一定有某种地位,我们必须用某种方式界定他们。如果他们是被告,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进行一次审判——不过这样会使这件事相当令人困惑,因为我没把握,这将是什么个罪行。”“这个罪行正被现在发生的事件抛在后面,”丹东说。“当然,我不是什么法理傻瓜,我明白普通的法庭不行。我赞成特别法庭。你会作为法官吗?今天晚些时候我们把这事情给处理了。现在我们得让省里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有什么想法吗?”“雅各宾人想要颁布一个大家认可的——”“什么版本?”“那就是你的措辞?当然……人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卡米尔会写。俱乐部会出版,然后发行到全国。”“卡米尔擅长不同的版本,”丹东说。“然后我们必须考虑,提前考虑新的选举。照目前的情势来看,我看不出我们能如何阻止布利索的人被迫返回。”

他的语气使丹东抬起头来。“你觉得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起共事?”“我觉得,要去尝试就是刑事犯罪。瞧,丹东,你必须明白他们的政策偏向哪里。他们是支持胜利,反对巴黎——他们是联邦主义者。他们想要把国家分裂成几个小部分。要是那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他们得逞,法国人有可能抵抗欧洲其他国家吗?”“被大大减少的可能性。毫无可能。”“就是这样。因此,他们的政策偏向于毁灭这个国家。他们犯了叛国罪。他们对敌人的成功有帮助。也许,谁知道呢,也许敌人启发了他们?”

丹东举起了一根手指。“在这儿停一停。你是说,首先他们开始了一场战争,然后他们确保我们输掉战争?如果你要我相信裴迪昂、布利索和维尼奥德都是奥地利的代理人,你就必须给我拿出恰当的证据、法律证据。”他心想,甚至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相信你的话。“我会尽我所能,”罗伯斯庇尔说:热心的学童,豁出去完成这项任务了。“同时,我们打算怎么处理公爵?”“可怜的老菲利普啊,”丹东说。“做了这么多艰苦的工作,他该得到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巴黎人把他选进新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罗伯斯庇尔纠正道。“好啊,如果我们必须一定要那样的话。”“然后还有马拉。”“他想要什么呢?”“哦,他什么都没要,不是为他自己——我的意思只是,他是一位我们必须跟他相处融洽的重要人物。他在人民中拥有极多的跟随者。”“我接受这一点,”罗伯斯庇尔说。“你会让他跟你一起在公社吧。”“还有国民大会呢?人们会说,马拉太极端,还有卡米尔也是,不过,我们必须要得到才行。”“极端?”丹东说。“这个时代就是极端啊。部队就是极端啊。这是一个危机时刻。”“这一点我不怀疑。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拥有这个慰藉。”

丹东在脑子里把这个令人惊讶的说法转了几下。“不幸的是,”最后他说,“上帝还没给我们提供叉子。”

罗伯斯庇尔把脸转开。丹东心想,这像是在玩耍刺猬啊,你刚刚碰了它的鼻子,它进去了,为了商谈,你得带着的所有一切就是叉子。“我不想有这样的战争,”罗伯斯庇尔说。“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不能老是坚持说,战争属于别人。”“你信任杜姆雷兹将军吗?”“他没有给我们任何不相信他的理由。”

罗布斯庇尔的嘴紧闭成一道扭曲的线条。“那还不够,是吗?他已经干过什么使我们相信他是个爱国者呢?”“他是个士兵,对于当时的政府,就设想要忠诚。”“那种设想在1789年没有道理,那时候,法国卫兵投诚到人民那边。他们追逐他们自然的利益。杜姆雷兹,还有我们其他所有干净十足的贵族官员们很快也会追逐他们的自然利益。我在考虑卡米尔的朋友迪龙。”“我没说官员们的忠诚得到保证。我说,在他们表现正好相反之前,政府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无论如何,拥有一支部队不可能。”“我可以给你句忠告吗?”罗伯斯庇尔的眼睛锁定在丹东的脸上,丹东心想,这可不是我喜欢的忠告啊。“你开始过多地谈论‘政府’。你是一个革命者,革命造就了你,而且在革命中,旧的设想已经无效。在和平稳定时期,对国家来说,通过不理睬敌人来应付他们,也许还有可能,但是在这些时刻,我们只好识别敌人、利用敌人、对付敌人。”

怎么对付他们?丹东想要知道。跟他们讲道理?转化他们?杀掉他们?可是你不允许杀人,是吗,马克西?你不会赞成。他声音很大地说,“外交可以限制战争。我在位的时候,我会尽我所能让英国不要卷入。不过,如果我不在位——”“你知道马拉会说什么?他会说,你为什么总是不在位?”“不过我打算在国民大会任职。那是我的舞台,那是我将产生影响的地方——你的意思不会是把我扣在一张办公桌上吧。代表不可能做部长,这,你非常清楚。”“听着,”罗伯斯庇尔从口袋里悄悄掏出他的那本小册子《社会契约论》。“哦,好啊,现在是读故事的时间吧,”丹东说。

罗伯斯庇尔把书翻到做有记号的一页上。“听这句话。‘法律的不灵活性在某些情形之下可能使法律更危险,在危急时刻,可能导致国家毁灭……如果危险已经到了如此程度,法律机器结果成了障碍,那么,使法律沉默的独裁者将被任命。’”他合上书,抬起眼,一副质疑的样子。“那是在陈述事实?”丹东问道,“还是在规范事实呢?”

罗伯斯庇尔一言不发。“恐怕我对这句话没什么印象,只是因为你从书中读出了这个意思。哪怕是从让-雅克的书中。”“我想你为人们可能会冲着你来的辩论做好准备。”“你已经把这个段落标注好了,我明白。在将来,别麻烦兜圈子说话。干脆直接问我,你想知道什么。”“我不是到这里来诱惑你。我把这个段落标注好,因为我对这个事情做了很多思考。”

丹东茫然地注视着他。“你的结论呢?”“我喜欢……”罗伯斯庇尔犹疑了。“我喜欢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我们不可以独裁。可是然后,实用主义又很容易堕落为毫无原则。”“他们杀了独裁者,”丹东说。“最终。”“不过,假如,在发生那样的事之前,你已经挽救了你的国家呢?‘一个人为他的祖国牺牲是值得的’。”“忘了它吧。我不想做烈士。你呢?”“不管怎么说,这完全是假设。可是,你和我,丹东……你和我,”他若有所思地说,“不同。”“我想知道罗伯斯庇尔真的对我有什么看法。”丹东对卡米尔说。“哦,他觉得你了不起呀。”在他相当紧张、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中,卡米尔尽了最大努力笑了笑。“我想知道丹东真的怎么看我,”罗伯斯庇尔说。“哦,他对你的评价高得不能再高了,”卡米尔的笑容有些勉强。“他觉得你了不起呀。”

生活即将改变。你觉得生活已经变化了吗?几乎没有现在即将要发生的变化那么大。

你所不赞成的一切,你会把它叫作“贵族的”。这个字眼可以用到食物、书籍和戏剧方面,用到说话模式方面、发型方面,还有诸如卖淫和罗马天主教堂之类的尊贵行当方面。

如果“自由”是第一次革命的口号,“平等”就成了第二次革命的口号。“博爱”具有并不那么独断的特色,必定能渗透到它可以渗透的地方。

所有人现在都是朴素的“男公民”或者“女公民”。路易十五广场将要变成革命广场,科学的砍头机器将要安装在那里;它将以“断头台”为世人所知,以示对著名公共卫生专家季乐汀医生的敬仰。亲王先生大道将要变成自由大道,红十字架广场将要变成红帽广场。巴黎圣母院将要变成理性寺庙。皇后镇将要成为共和镇。等时机完全成熟,科德利埃大道将要变成马拉大道。

离婚将会变得非常容易简单。

有一段时间,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继续在卢森堡公园散步。那里将要建一家大炮工厂;爱国噪声和臭气将会令人难以置信,爱国垃圾产品都被扔到了塞纳河里。

卢森堡区将要变成缪休斯·斯卡伏拉区。罗马人现在非常时髦。斯巴达人也是。雅典人不如他们。

在至少一个省里的镇上,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将遭禁演,如国王以前曾经禁演它一样。它描写了一种在如今被视为非法的生活风尚,它要求人们穿戴贵族服饰。“无裤党”,正在上班工作的男人们都这么称呼自己,因为他们穿着直裤,而不是马裤。穿上这样的裤子,再加上带宽大三色条纹的印花布三件套:叫作“卡马尼奥拉”粗羊毛的齐臀夹克衫。无裤党人的头上是叫作“自由之帽”的红帽子。为什么人们认为自由要求配有头饰,至今这还是个谜。

对于那些有权有钱的人而言,这个目的就是,不用穿滑稽好笑的制服在精神上会被接受为无裤党人。可是,唯有罗伯斯庇尔,还有一小撮的别的人,对失业的法国理发师还抱有希望。很多新国民大会成员总是把头发向前梳,直剪,遮住额头的两边,像是古代英雄雕像一样。马靴在任何场合都要穿上,甚至在竖琴朗诵会上。一星期中的任何一天,绅士们摆出晚饭后随时准备撂倒一个普鲁士纵队的架势。

领结变得更高,仿佛他们打算要保护喉咙似的。在公共场合的活动中,最高领结是由国民大会、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公民安东尼·圣-约斯特佩戴的。在1794年黑暗的恐怖岁月中,一种淫荡的女性倒置式穿戴出现了:围着一个暴露无遗的白皙脖子,系上一根薄薄的深红色绶带。

经济管制和最高限价将由政府强制推行。会出现咖啡骚乱和糖骚乱。一个月之后,将会没有木柴,接着就是断了肥皂或者缺了蜡烛。黑市将要成为一个兴旺发达但是风险巨大的行当,对于囤积居奇者和倒买倒卖者而言,他们面临的将是死刑惩罚。

有关从前的地主和淑女们、回国的移民们,谣言总是缕缕不断。有人已经看到一位侯爵在当擦鞋匠,他老婆在做缝纫。一名公爵在自己的屋子里被雇用当脚夫,这屋子现在属于一名犹太银行家。有些人偏偏爱认为这些事都是真的。

国民大会出现了令人伤心的情景,那些劳累过度的绅士们把手放到细长轻巧的刀把柄上。在国民大会和雅各宾派俱乐部,以拳相向和刀光剑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决斗总是被暗杀取代。

对于富人也就是新富而言,他们活得像一个人在旧政权之下想要生活的那般舒适是有可能的。卡米尔·德穆兰,在1793年的某个晚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的一次半私人谈话中这样说:“我不知道如今为什么人们总是抱怨没法赚钱。可我赚钱一点难度也没有呀。”

教堂总是遭到摧毁,雕像总是被弄得变形。处于祈求赐福祈祷状态中的石眼圣人被削掉指尖,举着一只手指根。假如你要挽救一尊圣母雕像,你在她头上戴一顶红帽,把她变成自由女神就行。很多处女就是那样拯救她们自己的;谁要那些残暴的政治女人?

因为街道名字的变更,要在全城给人们指路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日历也要变更。一月份被废止不用,对六月要说声再见。人们总是互相询问:“在实际天数中,今天是几号呀?”

1792、1793、1794。自由、平等、博爱或是死亡。

丹东在司法部的头一个举措就是召集他手下的高级公务员开会。他把他们扫视了一下。一个咧嘴大笑把他破了相的脸分开了。“我建议你们这些绅士,”他说,“选择早点退休。”“我会特别想念你,”路易丝·吉力对加布丽艾尔说。“我要到万多姆广场来看你?”“皮克广场,”加布丽艾尔纠正道。她笑了:一个非常细微的笑容。“是的,当然你一定要来。我们很快就要回去,因为乔治只是在紧急情况之下就职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她把这些词语咽了回去。她把紧急情况叫作诱人的命运。“你不应该感到心悸,”路易丝边说边轻轻地拥抱了她。“你眼睛里应该有个神情,这神情在说,我知道,虽然我丈夫在城里,但是敌人不会来的。”“哦,路易丝……你真勇敢。”“丹东相信。”“不过一个人能独自做得了这么多事吗?”“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她走开了。有时候,不被加布丽艾尔惹烦是很难做到的。“这是很多人需要有最优秀的领袖的问题。”“我不觉得你喜欢我丈夫。”

路易丝扬扬眉。“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尽管如此,他为我父亲做了些事儿,他还算不错。”

吉力先生在海事部得到了一个新职位。“哦,这没什么,”加布丽艾尔说。“他给从前当过他文员的所有人都找了职位,还有——真的,每一个人。就连我们并不喜欢的考洛特·德·艾尔博瓦也有。”“他们表示及时感激了吗?”大概没有,路易丝心想。“他喜欢的人,他不喜欢的人,一点都不重要的人——假如他能,我觉得他会给整个城市的每个人一份工作。这真有意思。我此前还在纳闷,他为什么把公民弗雷农打发到梅兹去呢?”“哦,”她不安地说,“这与那里的执行委员会有关系——他们从事革命活动,需要有人帮忙,我觉得。”“梅兹位于边界地区。”“是的。”“我此前在纳闷,他是否已经把这当作好处给了公民卡米尔·德穆兰。弗雷农一向四处跟随着他,是吗?充满深情地望着他,向他致意。丹东不喜欢这样。对他来说,既然弗雷农走了,这样生活更加轻松了。”

出于选择,加布丽艾尔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话。她觉得,就连这孩子也注意到了,就连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什么都知道了。

8月10号的政变消息传到他的军事总部时,拉法叶特将军试图组织他的部队朝巴黎进军,把临时政府赶下台。只有少数军官愿意支持他。8月19号,他越过靠近塞丹的边界,不过立刻被奥地利人俘虏了。

司法部喜欢大家一起吃早饭,为了方便制订白天的工作计划。丹东除了老婆之外跟每一个人都打招呼,毕竟,他在那天早晨之前已经见过她了。他们两人都在心想,这原本是做出改变分房的时刻;可两个人都没有心情最先提出这事儿。结果呢,还是按照通常的夫妻房间做了布置;他们在皇冠和华盖下醒来,紫色床罩比土耳其地毯还要厚,他们感到窒息。

今天上午,露西尔穿了一身灰。鸽子灰:素净得痛快啊,丹东心想。他想象自己把身子侧过去在她嘴上狂吻。

没有什么事儿会影响到丹东的胃口,一阵突如其来的色欲不会,国家的紧急大事不会,国家床帘上的历史尘埃也不会。露西尔呢,什么都不吃。她在饿自己,设法恢复怀孕前思考问题的角度。“姑娘,这样你的身子会瘦下去的,”丹东对她说。“她想努力看上去像她丈夫,”法布尔解释道。“她不愿承认这一点,不过正是出于唯有她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她才这么做的。”

卡米尔吸吮了一小杯的浓咖啡。在他拆他们的信时,他妻子偷偷地注视着他——用剪纸刀和他那又长又细的手指裁出的令人讨厌的小缝口。“佛朗索瓦和路易丝在哪儿?”法布尔问。“一定是有事情拖住他们了。他们多奇怪,总是肩靠肩地醒来,总是一起开始上床?”“够了!”丹东说。“我们得有个规矩,在早饭之前不要闲聊色情的事。”

卡米尔把咖啡杯放下。“对你来说,也许是在早饭之前,可是我们有些人对于我们日常定量供应的丑闻、背后说坏话和刻毒急不可耐啊。”“我们一定要希望这里的高雅氛围将会最终渗透到我们心里。甚至渗透到法布尔的心里。”丹东转过来面对着他。“这儿不像生活在科德利埃派当中,你一出门,你的每一个小小的堕落下流行为就有人为你鼓掌欢迎。”“我不是下流之辈,”法布尔埋怨道。“卡米尔才是。偶尔,我觉得卡洛琳·芮美搬进来挺合适的?”“不,”丹东说。“根本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埃罗不会介意的,他可以到处叫人啊。”“他介意还是不介意,我不管。你认为你打算要把这地方变成窑子吗?”“你当真了?”法布尔问道。他朝卡米尔看看,想得到支持,不过卡米尔还是在读他的信。“跟你的尼克拉离婚,娶卡洛琳,她会受欢迎的。”“跟她结婚?”法布尔说。“你肯定没当真吧。”“好了,如果这是如此不可思议,她就不该跟我们的老婆结伴。”“哦,我明白了。”法布尔的态度好战好斗。他也说得非常对呀;他总是不相信他正听到的话。今年夏天,部长和他的同僚,另一位秘书,两人都已经相当频繁地利用卡洛琳了。“对你来说,有一个法律,”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法律。”“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正在提议这里要养个情人吗?”“是的,”法布尔嘟哝道。

卡米尔放声大笑。“请你认识到,”丹东说,“假如你把卡洛琳搬到这里来,一个小时之后,几个部和国民大会将获悉,会有一些非常严厉但是很有道理的批判。这事儿将会把我们毁了,把我毁了。”“很好,”法布尔不耐烦地说。“换个话题。部长,你想要听听今天的报纸上孔多塞对你的晋升不得已说了什么话吗?”“我希望你每天早上不要用布利索派人的胡言乱语来教育我们,”露西尔说。“不过。继续说。”

法布尔把报纸折好。“首席部长非得是位具有蛊惑人心者的自信的人,他们近期已造成君主制度被颠覆。他非得是位具有充分的个人权威之人,为了控制这个最有利、最辉煌,而且最有必要的革命最被人蔑视的工具。那就是我们哪,卡米尔。‘他非得是位拥有如此雄辩口才、如此精神和如此品格之人,他不能有损他所担任职位的尊严,也不能有损国民大会那些曾经被要求跟他来往的成员。丹东不过是把这些品格结合在一起而已。我要为他投票,我不会为我的决定后悔。’”法布尔把身子朝加布丽艾尔那里倾过去。“喏,在这件事上——难道你没有印象?”“中间有些地方不够大度,”卡米尔说。“盛气凌人。”露西尔伸手到法布尔那里去拿报纸。“‘要求跟他来往。’这话听起来好像你在笼子中,他们要用一根长棍子穿过栏杆来捣你似的。他们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好像孔多塞是不是后悔,”卡米尔说,“这倒蛮重要似的。好像他首先做出了选择似的。好像布利索派的观点对大家来说重要似的。”“你会发现,国民大会选举时它确实重要,”丹东说。“我喜欢你性格中的这一点,”法布尔说。“如果他看到你把曼大从市政大厅拖进来,结果会怎么样?”“让我们努力忘掉这事,”丹东说。“哦——我原以为这是你更美好的一个时刻的,乔治-雅克。”

卡米尔把他的信分类成几小摞。“没有从吉斯来的信嘛,”他说。“也许他们被新地址搞晕了。”“我认为他们简直就是不信我。他们认为这是我精心编造的谎言之一。”“难道他们没拿到报纸?”“是的,不过谢天谢地,他们不至于愚蠢到相信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吧。既然我为他们写了。你知道的,我父亲觉得我会被绞死。”“不过,你也许会被绞死,”丹东开玩笑似的说。“这也许会使你感兴趣。有一封来自我堂弟福奎尔-汀威尔的信。”卡米尔把目光投到他最好的亲戚的笔迹上。“不安、阿谀奉迎、妄自菲薄、不安,最亲爱的最可爱的卡米尔,不安不安不安……‘爱国部长的选举……我完全是通过名气认识他们的,但是,我是如此不幸,结果我被他们知道了’——”“他被我知道了,”丹东说。“有用的家伙。叫他干吗他就干吗。”“‘你要把我的利益向司法部长提出,给我谋个位置,我内心在自我吹嘘……你知道,我是一个大家庭的父亲,家境并不富裕……’就到那儿为止。”他把信掉在丹东面前。“我为我谦卑听话的用人福奎尔-汀威尔提出利益。在家里,他向来被当成很有能力的律师提到。如果你有意,就雇用他吧。”

丹东捡起信。大笑。“奴性,卡米尔!只要想一想,三年之前,在这个春天,他会理睬你吗?”“绝对不会。直到巴士底狱沦陷甚至才跟我搭上一点点亲戚关系。”“而且,”丹东边看信边说,“你堂弟对于我们成立的专门用来审判失败者的特别法庭也许有用场。把这事交给我,我会找到事情给他做的。”“那些是什么信啊?”露西尔指着另外一摞。“那些都是讨好的信。”卡米尔挥了挥手。“这些都是黄色下流的。”她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上;手看上去几乎是透明的。“你知道,我过去常常给米拉波写这样的信。他存档了。”“我能看看吗?”法布尔请求。“以后吧,”丹东说。“罗伯斯庇尔拿到过这些东西吗?”“拿到过一些吧。莫利斯·杜普莱把信筛选过了。当然,这户人家是贪婪想象的精彩猎物。那些姑娘,还有两个年轻的男孩。莫利斯非常生气。我被他经常提到,好像是。他向我抱怨。好像我能采取什么措施处理似的。”“罗伯斯庇尔应该结婚了,”法布尔说。“结婚好像无济于事。”丹东转过来面对自己的妻子,一副嘲笑婚姻的样子。“我亲爱的,你今天打算干吗?”加布丽艾尔没有答话。“你对生活的热情没有止境,是吗?”“我想家了,”加布丽艾尔说。她低头望着桌布。她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度过自己的私人生活。“那你为什么不去花钱呢?”她丈夫建议道。“别想那事了。到裁缝那里去,或者去干你自己爱干的事。”“我怀孕三个月了。我对衣服没有兴趣。”“对她别那么凶,乔治-雅克,”露西尔温柔地说。

加布丽艾尔把头向后一甩,瞪着眼看她。“我不稀罕要你保护,你这个小婊子。”她从桌边站起来。“对不起,请让我走一下。”他们望着她走了。“忘了吧,洛洛特,”丹东说。“她有点反常。”“加布丽艾尔具备这些写信人的气质,”法布尔说。“她总是从最坏的角度看待一切。”

丹东把信推到法布尔那边。“满足你强烈的好奇心吧。不过要把它们带走。”

法布尔朝露西尔过分夸张地鞠了个躬,高兴地离开房间。“他不会喜欢那些信的,”丹东说。“就连法布尔也不会喜欢。”“有不少人向马克西提婚,”卡米尔出乎意料地说。“他每周收到两三份提婚建议书。他把它们保存在自己房间,用胶带系着。你知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分类归档。”“这是你的胡思乱想吧,”丹东说。“不,我向你保证。他把所有的信都放在床垫下面。”“你怎么知道的?”丹东仔细地问。

他们开始大笑。“别出去传这个故事,”卡米尔说,“因为马克西会知道这故事是从哪里来的。”

加布丽艾尔又出现了,挡在门口,一脸的愠怒和紧张。“你们话说完了吗,我要跟我丈夫说几句,就一会儿工夫。你们能不能给他让出空来?”

丹东站起身。“今天你就是司法部长,”他对卡米尔说,“我要处理加布丽艾尔所说的‘外国事务’。是的,我亲爱的,你到底想要什么呢?”“哦,见鬼,”他们走了之后,露西尔说。“婊子,我是吗?”“她不是当真说的。她很不高兴,她糊涂。”“可我们没办法,是吗?”“哦,你有什么建议?”

他们的手碰在一起,温柔地。他们没打算放弃这场游戏。

盟军已经踏上法国领土。“巴黎这么安全,”丹东对国民大会说,“我连我的小儿子和老母亲都被带到巴黎来了,到了我位于皮克广场的公寓里。”

他在杜伊勒利宫花园会见公民罗兰;他们在树丛中漫步。一盏绿色的、有斑纹的灯惹烦了他同事的脸。公民罗兰的嗓音颤抖了。“也许这是离开的时候了。政府必须团结一致,不惜一切代价。加入到我们中来,当巴黎被占领的时候,要转移到洛瓦河外,那么也许,——”

丹东恶狠狠地面对着他。“你说到逃跑的时候,要小心,罗兰——人民也许会听到你的话。那时候,继续啊,老家伙,你跑啊。假如你无心战斗,你自己走算了。可我无处可去,罗兰,我就留在这里,管理。巴黎被占领?永远不会被占领的。我们首先要把它烧毁。”

你知道恐惧是怎么扩散的吗?丹东认为,一定有个恐惧扩散机制,有一个恐惧扩散过程,那是人脑或者灵魂的一部分。他希望,勇气通过同样的过程,沿着同样的路径,也可以扩散;他就站在扩散中央,勇气就从他那里扩散出去。

雷考丹太太在一张高背椅上坐着,把司法部长豪华的宫殿扫视了一番。之后,她用力吸了吸鼻子。

他们开始围着城墙挖战壕了。

在部里的头几个星期,马拉医生经常来访。他不屑于为了出席这些场合而洗澡,也不肯预约。他希望,经过这些走廊时,迈着他那紧张变形的大步,带着一种厌恶,他会口齿清楚地喊出“部长,秘书”,然后,与任何试图阻拦他的人打斗较量。

这天上午,两名高级官员正在秘书德穆兰的门外交谈。他们一脸痛苦,语调怒气冲天。他们没有努力去阻拦马拉。他应该见你,他们的表情这么说。

这是一个又大又豪华的办公室,卡米尔在里面成了最不显眼的东西了。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肖像,年深月久,颜色变成了牛脂色和烟色;许多一脸严肃的部长的脸,在假发和敷粉下面,全是一模一样,毫无差别。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坐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办公桌边的人:这完全是我们的办公桌呀,我们死了。不把卡米尔放在眼里似乎没有给他们带来麻烦,没有一丝的麻烦。“龙威已经失守,”马拉说。“是的,他们告诉我了。那边有张地图,他们给我的,因为我不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下一个将是威尔顿,”马拉说。“就在本周之内。”他在卡米尔的对面坐了下来。“你手下的公务员有什么问题吗?他们站在外面那个地方,神神道道的。”“这地方让人感到压抑和窒息。我希望我再去办一份报纸算了。”

在这个时刻,马拉没有用寻常方式出版他自己的报纸;相反,他在海报上写上自己的观点,然后把海报在全城张贴。这不是一种提倡含蓄、严谨辩论的风格;他说,这使恩人对自己的同情要节制。他扫了卡米尔一眼。“你和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会被人家开枪打死。”“我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事了。”“你觉得你将如何处理?你要倒下来哀求宽恕吗?”“我期望如此吧,”卡米尔现实地说。“不过你的命值钱。我的命,也是,尽管我不指望很多人同意我的看法。在这个关头,我们对革命都有义务和职责。布朗斯维克已经完全被动员起来。丹东说什么?形势紧急,但不是不可救药。他不是个傻瓜,我带他看了几轮,去寻找希望。可是,卡米尔,我担心啊。敌人说他们要毁掉整个城市。人们将要遭殃,你知道,也许在我们的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你能想象出来保皇派的人要实施的报复吗?”

卡米尔摇摇头,意思是说,我不要去想象。“普罗旺斯和阿特瓦将要回来。安托瓦内特也是。她将恢复她的地位。神父要回来。眼下还在摇篮里的孩子们会因为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而遭殃。”马拉身子前倾,他驼着背,眼睛全神贯注,样子如同他在雅各宾派论坛演讲时那般。“这里将要成为屠宰场,国家的屠宰场。”

卡米尔把臂肘撑在办公桌上,注视着马拉。他无法想象马拉指望他要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阻止敌人的进攻,”马拉说。“我把那事留给丹东,留给战士们。这座城市才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是内部的叛徒,是颠覆者,是挤进我们监狱的保皇派人。这些监狱并不安全——你非常熟悉,我们把人们关在修道院,关在医院,我们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关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使他们处于安全状态。”“很遗憾,我们把巴士底狱给砸毁了,”卡米尔说。“我觉得。”“还有,如果他们冲出来呢?”马拉说。“不,我不是在异想天开——囚禁这个武器,囚禁整个概念,需要得到受害人的某种同意,某种合作。假设合作被取消了呢?随着我们的部队加入战斗,这座城市就交给了妇女、儿童和政客,贵族们从监狱里涌出来,找到他们的武器的暗藏之处——”“武器暗藏处?别傻了。为什么你觉得公社一直在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你能对我发誓,他们没有漏掉一个吗?”

卡米尔摇摇头。“那么你想要我们干什么呢?到监狱里,把他们统统杀光?”“最后,”马拉说。“我本会以为我们永远不该走到这一步的。”“冷血状态?”“随你怎么样。”“你会组织这一切,是吗,马拉?”“哦,不是,这只会即兴式地发生。你明白,人们处于这样的恐怖中,对敌人是这么义愤填膺——”“即兴式地?”卡米尔说。“哦,很有可能。”可是,他却在心里想:我们拥有一座随时面临危险的城市,我们拥有一群怒气冲天的民众,我们拥有一个无用的没有专一目标的、充满憎恨的海洋,不断地抽打国家制度,冲刷公共广场,我们拥有受害人,我们拥有那种憎恨的中心,我们拥有叛国者随时准备投降,是的,随着分分秒秒的过去,这更有可能。“哦,好了,伙计,”马拉说。“我们俩都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干的。”“我们已经开始使保皇派的人受审了。”他说。“我们还有一年,两年,你觉得?我们还有一个月?我们还有一个星期?”“不,不,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马拉,我们从来没有——我的意思是,为了这种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畏缩过。这就是谋杀,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它。”“把你的手从你脸上拿开。虚伪的家伙。你怎么看我们在1789年的所作所为?谋杀成就了你。谋杀把你从穷乡僻壤带了出来,使你坐到了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谋杀!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单词嘛。”“我要把你所建议的话告诉丹东。”“是的,你告诉他。”“不过他不会为此感到高兴。”“随他去吧。不管怎么说,它会发生的。要么我们尽我们所能控制它,要么就是它发生,超出我们的控制,而且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丹东要么是主人,要么就是奴仆——他会成为哪一种人呢?”“他会丢尽他的好名声。他的尊严。”“哦,卡米尔,”马拉轻声地说。“他的尊严!”他摇了摇头。“哦,我可怜的卡米尔。”

卡米尔猛地向后,坐回到椅子上,看看天花,看看挂在房间两边肖像上的脸;部长们的眼睛在他们的铜绿之下黯然无光的样子,因为年深月久已经泡成了白色。他们有老婆、孩子吗?他们到底有感情吗?在他们的绣花短套外衣下,肋骨动过吗,心脏跳过吗?肖像画盯着他回视;他们没有做任何手势。官员们已经从门外走开。他能听到钟声,听到很多分钟滴滴答答地过去。“人们没有尊严,”马拉说。“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尊严的代价。尊严是件奢侈品啊。”“假如其他部长阻挠呢?”“其他部长?省省吧。其他部长算什么东西?太监。”“丹东不会喜欢这样。”“他没必要喜欢这样,”马拉恶狠狠地说,“他必须懂得这个必要性。那对他来说容易简单,我应该这么认为吧——一个孩子也能懂得这个必要性。喜欢这样吗?你认为我喜欢这样吗?”卡米尔没有答话。马拉停下沉思。“哦,我不在乎,”他说。“我根本就不在乎。”

国民大会选举的初始工作已经开始。那么,看来生活是在向前。第二天的面包还在烘烤着,各色各样的戏剧还在排练之中。

露西尔把她的孩子接回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回响在宽敞的套房里,回响在被粉刷过油漆的天花下面,在文件中间,在用皮革装订的法律书中间,以前,在法律书中间可从来没有孩子啼哭过。

威尔顿在9月1号沦陷。敌人如果现在选择进攻巴黎,只要行军两天就能抵达。

罗伯斯庇尔:他现在不断地想到米拉波,想到那个人一向怎么说话的样子,用力挥动着手臂,同时嘴里说“这个米拉波会做的”或者“米拉波伯爵会回答的……”:把自己当成他正在导演的一出戏中的一个人物。此刻,他意识到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了:罗伯斯庇尔出演了。或者,罗伯斯庇尔没有出演。罗伯斯庇尔坐着,动也不动,同时注意到他们正在注视着他。

他已经拒绝在丹东的特别法庭担任法官。他注意到丹东脸上很快就表现出来的恼怒:“我的朋友,那么,你还在反对死刑吗?”不过,丹东本人向来仁厚大度。对于公民桑松来说,活儿一直很少。一名国民卫兵长官被处死——被新安装的砍头机器——文官薪俸秘书也被处死了,但是有个贵族身份的新闻记者,他的死刑还没执行。卡米尔把手滑到丹东疲惫的肩上,带着哄骗的口气说,把新闻记者处以死刑可是不好的先例啊。丹东大笑道:“随你。你总不能取消法院的判决吧,因此推迟执行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我们将在某个地方失去此人。干你认为最妥当的事吧,反正你有我的签名图章。”

换言之,这是任意妄为:法布尔说过,此人的性命取决于卡米尔,那个记得1789年与他互相辱骂时得胜的卡米尔,因此,取决于感觉要宽宏大量,然后上演他不耗钱财,不过却令人满意的这一出戏的卡米尔,他为了让丹东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开心,哄他恢复好脾气。(法布尔说,这个秘密卡米尔可以有利可图地卖给丹东的老婆。)法布尔对于此事可是酸溜溜的:不,罗伯斯庇尔心想,因为他热爱正义,可他没有类似的让自己办事得逞的办法。是他,罗伯斯庇尔,仅仅一个人才感觉到法律不该这样被使用和滥用吗?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引起一阵轻微的抵触和反感、一种精神上的不安。不过,这种感觉源自往昔、在革命之前。眼下,正义成了政策的奴婢;没有其他立场与生存相容。但是,听到丹东为了很多像恶魔马拉之流的人在怒吼,这会让他反感。如果要有什么不同,就是丹东精力不足:容易受到个人甜言蜜语的影响,不仅仅是受到来自卡米尔的影响。

还有布利索。维尼奥德。布卓。孔多塞。罗兰,还有,又是布利索。在他梦中,他们一边在等待,一边在大笑,要用网逮住他。丹东不会行动的……

这些人都是阴谋家:他问(因为他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道,为什么在没有其他人实施阴谋的地方,他却惧怕阴谋呢?

哦,已经回答了,我害怕因为过去的原因而感到害怕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在的阴谋家:紧张不安的心脏、让我疼痛的头、无法消化的内脏,还有越来越受不了强光的眼睛。他们的背后是阴谋大师,是大脑神秘的那个部分;早晨四点半钟,梦魇总是把他弄醒,之后,除了躺着,便无事可做,装作睡觉的样子,要睡着,却毫无希望,就这样一直到了天亮。

内心这个人策划阴谋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晚上放松一下,阅读一本小说?为了拥有更多的朋友,为了被人家更喜欢上一点点?可是,人家说过,你见过罗伯斯庇尔怎么喜欢那些有色眼镜吗?这副眼镜肯定给了他一副阴险凶残的模样。

丹东身穿一件红色外套。他站在国民大会前面。人们欢呼;有人哭泣。从画廊那边传来的噪音在河对面都可以听到。

巨大的共鸣容易被控制:照法布尔教会他的那样去呼吸吧。两个思路在他脑子里静静地流淌:计划订好,部队部署妥当,外交斡旋业已进行;我的将军们能够控制他们两个星期,之后呢(他在脑子里说),之后呢,我就干别的事,之后呢,如果他们愿意购买,我就把它们卖给女王或者我母亲,或者我投降,或者我割断我的喉咙。

第二个思路:各种行动正从演讲中编造出来。言辞怎么能够挽救国家呢?言辞制造神话,好像是的,之后,为了神话,人们战斗,为了获胜。路易丝·吉力:“你一定要引导他们该干什么。一旦他们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面对形势,对他们来说,这就容易了。”她说得多好啊,孩子……形势简单。就连一个十四岁的孩子都能明白。需要言辞简单。少而短。他挺直了身子,朝听众伸出一只手。“不要畏惧,”他说,“向来不要畏惧。再一次,不要畏惧。以这样的方式,你们将会挽救法国。”

在那个时刻,有人写道,那个阴险毒辣的家伙真美啊。

那个时刻,他觉得自己像是罗马皇帝,出现在他本人神化的时候。现在许多活生生的神在街上行走:下凡的天神在给大炮装炮弹,被崇拜的偶像们却在装骰子。

雷让德勒:“敌人已经兵临巴黎的几个大门。丹东来了,他挽救了国家。”

时间已经很晚。烛光下,马拉的脸呈铅灰色,布满了愁云。法布尔找到聊以嘲笑的事。他的肘边摆了一瓶白兰地。在这个时段,房间里还有大概十来个人。他们不是彼此直呼姓名打招呼,而是互相回避对方的目光。也许,从现在起,一年之后,他们都不能发誓,谁到过那里,谁没到过。一个装腔作势、毫无教养的区领导人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上,因为参加会议的人不喜欢他的烟斗气味。“这不会是随意,”来自公社的一个人说。“我们将会信任爱国者、来自区里的人,我们会把全体人员的名单交给他们。他们将能够跟每一位囚犯面谈,把那些无罪,但是我们尚未释放的人都给放了,然后对其他人判刑。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马拉说。“只要有个唯一可能的判刑。”“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你觉得会有何益处呢?”卡米尔问一位来自公社的人。“难道你不觉得你也不妨介入介入,然后毫无分别地进行大屠杀?”

马拉说,“毫无疑问,不管怎么说,最终将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必须摆出个有程序形式的样子。但是要快,公民们,我们必须行动要快。人民渴望获得正义。”“哦,马拉,”卡米尔说。“就让我们结束你的口号吧。”

拿烟斗的无裤党人把烟斗从嘴里拿出。“卡米尔,你对此并不擅长,是吗?你为什么不干脆回家算了?”

卡米尔的手指戳着桌上的文件。“这是我的公事,这是部长的公事。”“瞧,假如这样对你有益,”这位无裤党人说,“就把这当成是我们在8月10号所作所为的延伸吧。那天,我们开始了什么大事业;现在我们正在了结这桩事业。如果你不能采取必要行动来维护共和国,成立它又有何意义?”“我跟他讲过这个,跟他讲过这个,”马拉安静地说。“我跟他说了,跟他说了。笨孩子。”

桌子中央,像个奖品似的东西是司法部长的签名大印。要把男的或者女的从监狱释放出来,这是必不可少的全部。诚然,作为内政部长的公民罗兰,在监狱所发生的事务上应该有发言权。可是,感觉罗兰既不熟悉也不过问;过问吧,他又不熟悉;熟悉吧,他又不过问;过问吧,他又不敢采取任何措施。再说,罗兰算什么东西?来一个更为紧迫的决定也许就会让他心脏病发作了。“把名单表给我们吧,”公民埃贝尔说。

名单很长。毕竟,约有两千多人在监狱中;要确定一个准确的数字真有难度,因为有很多未获解释说明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他从名单上被划掉,今晚就会被释放;其他人必须碰运气,他们要站在他们的临时法官面前。

他们来到一名神父那里,一个叫作巴拉尔蒂尔的人。“我要把他放了,”卡米尔说。“一名倔强的神父,他拒绝对宪法发誓——”“放了他,”卡米尔气势汹汹地说。他们耸了耸肩,给释放令盖了图章。卡米尔性格无法预料,太让他下不了台,不行;此外,总有这个可能,某一特定的人是政府特务,是卧底。丹东已经把他自己要释放的人员名单定好,并且把它交给了法布尔。卡米尔要看;法布尔拒绝。卡米尔暗示,法布尔已经把名单改了。法布尔问他把他当成什么人了。没人回答。法布尔暗示,一位中年律师,卡米尔已经得到释放其人的命令,曾经是他八十年代的情人,那时候他非常漂亮,但不是很有钱。卡米尔厉声答道,也许是这样,不过,那样要比为了丰厚的钱财去救一条人命更好,法布尔可能就是在干这样的事。“真精彩,”埃贝尔说。“我们继续到另外一条街上好吗?”

信使在门外等候执行紧急释放的命令。一旦笔在一个名字上面跳过,明天或者后天再把这个名字跟它也许对应的尸体联系起来,真有难度。在这个房间里,毫无罪恶感,有的只是疲惫和小小的争吵之后的回味。卡米尔喝了法布尔的许多白兰地。到了拂晓,一种并不愉快的同志式的感情来临了。

当然,向来就存在谁该杀人这个问题,而且,显而易见,这个问题不会是手持名单的那些人,甚至连拿烟斗的那位无裤党人都不是。招募一些屠户,向他们许诺,干这个活计得到一份费用,倒是英明睿智。这样做的本意倒不是嘲讽人或者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是理性,并且还人道。

不巧的是,关于贵族阴谋的谣言在全城扩散恐慌的时候,热情的新手们却都加入进来。对于这些新手在解剖方面了解不多,屠户们不免嘘嘘嗤嗤的。除非他们的意图是折磨并且肢解犯人。

到了正午时分,令人恼怒的事来了:“我们何妨不劳神,整夜对着那些名单坐着,”法布尔说。“我有把握,犯错的人正被处死。”

卡米尔想到马拉说过的话:要么是我们自己控制它,要么是它超出了我们控制的范围发生,要么超过了我们的控制能力。随着难以言说的消息不断传来,好像,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我们得到的是两重世界最坏的东西。现在,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怕是一个小时都没罪的时刻;眼下我们永远无法恢复我们曾经拥有的名声了;可是,我们既没有精心筹划,也没有想要整个事情,一半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啊。我们只是转身,洗洗手,制定了一份名单表,然后,我们按照日程安排,我们回家睡觉,而那些人却干尽了最坏之能事,然后,这些人(卡米尔认为)从英雄被转变为清道夫、野蛮人、食人者。

起码,在早期阶段,还有按照命令执行的努力,摆出一种合法的架势,不管它是多么令人好笑。一群无裤党人,戴着红帽,手里拿着武器,他们坐在他们能找到的最大的桌子后面,嫌犯就在他们面前:外面,拿着弯刀、斧头和叉子的刽子手们守候在大院里。因为某种理由,或者出于某种感情,或者因为正好及时发现弄错了身份,他们把一般的嫌犯释放了。随着白天的时光在慢慢流逝,整个认证识别问题变得愈加糊涂,人们声称丢了文件,文件被人家偷了;但是身处囹圄之人必定要有个理由才能待在那里呀,难道不是这样吗,而那个理由必须是对抗公共利益,就像有个人说的那样,所有贵族在我看来样子全是一样,我无法识别他们的脸。

有些人知道他们被判了死刑;有些人还有时间祈祷,其他人呢,死的时候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拼命抗争到最后一口气。一个气呼呼的刽子手跺着脚跑进了特别法庭——“用你们的头,给我们一个他妈的机会,难道你们就不能吗?我们坚持不下去了。”就这样,囚犯们被法官们轻率地挥手示意离开——“走吧,你们自由了。”门外,一个从容镇定的人在等着要把他们砍倒。自由是他们最不熟悉的事。

下午过去了一半的时候:新闻记者普鲁多姆在等待丹东的会议散会。他不知道丹东已经嘲笑奚落过监狱监督代表机构,也不知道他已经骂过罗兰的私人秘书。自从1791年的那天以来,当时一帮国民卫兵原以为他是卡米尔,差点儿把他给杀了,普鲁多姆就感到自己有权对丹东和他的朋友们发生兴趣。

丹东的目光把他尽收眼中:有些茫然地。“囚犯们正遭屠杀,”普鲁多姆对他说。“操这些囚犯们的蛋。他们一定要好自为之。”他大步流星地走开。卡米尔仔细打量着普鲁多姆,一如往常,未能把普鲁多姆正在消退的疤痕调换到他自己的脸上。“好吧,”他说。他看上去既紧张又有负罪感;这就是普鲁多姆效应,而不是更大的环境效应。他用自己的手把普鲁多姆握紧的一只手拂到了一边。“这是完全组织好的。无罪的人一个都没联系到。假如他的区为囚犯担保,他肯定会被释放。这是——”“卡米尔,”丹东停下,转过身来,对他怒吼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到这里来,赶快。”

他本想揍他。或者揍普鲁多姆。他的官方态度是:对此我一无所知。

蓝鲍尔公主在拉福斯监狱遭人谋杀了。可能她遭到了强奸。当暴民把她的绝大多数内脏拉出来戳到叉子上的时候,他们把她的头割下,然后把它拿到理发师那边。他们强迫这个恶心得要呕吐的男人面对着刀尖,把公主漂亮的金发处理成卷发,并且剃好。然后,他们分队游行,来到大庙,那里锁着卡佩的家人。他们把人头戳到叉子上,然后把人头高高举起,在又高又大的窗户外面摇晃。“过来,对你的朋友说你好啊,”他们对里面的那个女人规劝道。

伏尔泰:“理性首先一定要在领导人的头脑中确立,然后依次往下,最后统治人民。人民虽然意识不到理性的存在,但是在感受到他们的统治者温和的同时,他们学会了模仿统治者。”

一个人可以通过九种办法来分担另一个人恶行的罪孽:

通过出谋划策

通过命令指挥

通过准许答应

通过寻事挑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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