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乔纳森·考泽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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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成为陌生人试读：
致读者
这是一本关于我父亲的书。父亲生于1906年，7年前，也就是2008年去世。这也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诚然，我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这些或许不便查阅、或许还有些混乱的回忆，也不想去掩饰这样的回忆。
我对父亲一生的回忆，并不像列队朝目的地行进的士兵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我脑海里，这些故事大多源自父亲或母亲告诉我的某些往事。此外，在我发现父亲留给他自己和其他医生的文件、信件和备忘录后，也会突然由此想起一些往事。那些资料中的大部分，他都没有机会在记忆衰退前好好进行一番整理。因此，他的经历总是以一种并非完美契合的碎片方式展现在我面前。而且，我也没有刻意将它们排出一个顺序。
关于回忆的其他问题（包括父亲提出的问题，以及精神病学家们如何以更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的问题），我会在它们逐一显现出来时分别予以说明。不可避免的是，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我还是得学着接受这一事实。
1994年，我父亲88岁。
也正是这一年，他被诊断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父亲是一位神经病学家，在精神病治疗方面经验颇丰，还在哈佛大学一家大型教学医院任教多年。为他确诊的医生，正是他曾经的学生。
他记忆力出问题的先兆约出现于4年前。有时，他绞尽脑汁也记不起某个熟人的名字；有时，他会突然忘记打算用来说明某个观点的一组论据；有时，他还会在原本具有说服力的说话过程中突然变得语无伦次。
但父亲社交能力极强，每次都能轻松化解那些尴尬瞬间。面对自己的错误，他会先自嘲地一笑，接着也许会递给我一杯白兰地，然后坐下来问问我工作怎么样；有时，他也会跟我聊聊正在看的一本书，或分享一件工作中碰到的趣事。
因为喜欢不慌不忙地卷烟，所以他有时会点燃烟斗。香烟袅袅、萦绕他周身的模样，常让我想起多年来那些给我带来安宁和抚慰的父子谈话，以及父亲在言谈间流露出的那种轻松、自信和冷静。
父亲和母亲住在波士顿。自1991年起，他晚上到附近的科普利广场散步时就开始迷路了。三个小时后，回到家的他或许会声称自己跟一对前来观光的夫妇交上了朋友。那对夫妇不是来自伦敦，就是来自日内瓦。或者，他会说自己去了公寓附近那家布登勃洛克书店，跟在那碰到的一名留学生聊了会儿天。当然，他要是出去得太久，母亲肯定会非常担心。我想，他那些有趣的描述，多半都是为了让她安心。
尽管有时会精神错乱，父亲仍旧每天非常努力地找事情做。他一直致力于追寻某些病理行为在精神病学上的起源。因此，虽然他那时已不再行医，却决定完成一些论文，总结多年研究所得。我有个朋友[1]在当地大学担任助教，他不仅帮助父亲组织思路，还会帮他梳理字句，让文章读起来更加流畅。有时，如果父亲提出要求，我也会帮他一起整理。
然而不久，父亲就因为坐立不安无法再集中精神了。工作一两个小时后，他便会把那些材料推到一边，从桌前站起身来，披上夹克（要是天冷，还会穿上大衣），穿过门厅，径直走到附近的大街上，开始另一段晚间之旅。
1992年的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叫进他公寓的一个房间——这里一直用来存放他那张老诊断桌和以前办公室里的一些东西。他说要跟[2]我商量些事，但他还没想好要不要把这些话告诉母亲。
他关上门，我们刚坐好，他就立刻滔滔不绝起来。他的用词十分形象，比如，那些被他称为“更新、更具体的迹象”，显然都是“神经学”上的问题。他再次确定门已经被牢牢地关上，之后才开始跟我解释他所谓的“更新、更具体的迹象”是什么。
他说他中了“咒语”，接着又说这种被他称为“遗忘咒语”的东西并非记忆丧失，而是某种“信息的完全重组”。这些“阵发性的意识中断”，都被他视为“突然与外界中断的联系”或“一次明显的‘能力’障碍”，持续时间“或许只有一毫秒、几秒，或稍微再长一点儿”。他说，这些情况出现前，都会先有某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预兆”，类似癫痫发作前的预警。
遇到这类事件，人们惯常的反应是迫切地为自己考虑，而父亲言谈间的口气，却仿佛在努力与之拉开距离。如此一来，他才能像个饶有兴致的观察者一样，淡定从容地谈论它们。“作为一名神经病学家，我可以做到精确定位。”
他不仅这么说，而且认为他观测自身的这些记录对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们来说是有潜在价值的。因此，他把那台曾经用来记录口述病人情况的录音机插上电，开始记录我们接下来的谈话。
他说，那些遗忘咒语是“大脑皮层和海马区细胞退化的明显标志”。他伸出手，为我指出了海马区的确切位置。此外，照他的说法，那种“转瞬即逝”的“血管现象”，极有可能就是他阵发性意识中断的原因所在。
他甚至用更具体的细节描述了发作前那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预兆”。他说，那是“一种极其罕见且极不舒服的热感，一种似乎被某人或某种力量强迫着的，从我的额头、眼睛……一路往下蔓延的‘闷热’”。还有种让我更加难忘的说法：“一种即将侵犯我的自主性、马上就要切断我与现实世界联系的感觉。”
父亲告诉我，每到此时以及随后丧失意识的那段时间里，他都会突然看见“一束极其明亮的光”，就像“车站里，火车头突然打下来的那种光一样”。不过，在回想片刻后，他把之前描述中的单数改成了复数，“不，不止一束光，是很多束光”。接着，他一步接着一步，更加细致地回忆那种经历。
他说：“现在，我能更清晰地想起那种感觉。那不是一束静止的光，而更像无数以某种频率、均匀上喷的闪电。我得告诉你，那场景可真把我吓坏了。”
这是他第一次在谈话中承认，自己对该经历感到震惊。“那些闪电就是预警信号，表示神经元或神经元之间出现了异常的脑电活动。这种活动或许会很快结束，也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就我的情况来看，它很快便结束了。”
他回忆说，该现象最近一次出现的情况是：“一开始发作，我就感到异常寒冷，上嘴唇全是冷汗。你母亲当时跟我在一起，她能看见我浑身都在颤抖。”
我问他当时在哪儿，他说：“我们正在一家餐馆吃晚饭。”随着那场攻击渐渐平息下来，他继续说，“我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句：‘哈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尽管母亲意识到他不太对劲儿，他还是没把刚刚经历的一切告诉她。他说，因为“你母亲没完没了的担心，可比海马体或许给我带来的灾难糟糕多了”。但愿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没在门外偷听……
说了这么多，他似乎松了口气，陷入一种更趋向于沉思的状态，语气中虽少了之前的那种警示感，却又多了几分谈话之初深思熟虑的味道。据他推测，他刚才回忆的那种光电现象——那些“以某种频率、均匀上喷的闪电”——“可能源自枕骨”，或说得更确切些，“源自枕骨后部”。接着，他仿佛把我当成他生理学课堂上的学生，详细解释道：“枕骨就是我们的大脑产生视觉体验的部位。”
他说：“这真是个让人困惑的部位，我从未在任何病人身上发现过它带来的麻烦……”
那时，我曾毫不犹豫地建议，这些话他或许应该找个同事说。我也问过他，他试图担任自己的医生是否真的明智。
他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似乎在搜寻什么。他曾跟一位神经病学家讨论过很多问题。他说虽然打算跟他谈谈此事，但还是想借此机会，自己先做一番探索。“我应该告诉过你，他曾是我的学生。”
用父亲的话来说，尽管我们提到的这个人“非常聪明”，也是“该领域一流的专家”，但他也是个“非常奇怪的家伙。就我对他长时间的了解来看，他向来都是那副拘谨又顽固的模样。过去，我经常想问问他，如此缺乏个性的生活到底是种什么感觉”。
最后，父亲以一种既非争辩又不带丝毫怒意的口吻，简单而坚定地告诉我他会找个时间去见他。“我希望，你别在这件事上逼我。”
父亲相信，我一定会尊重他的判断。正因为如此，他才会选择跟我而非母亲进行这场对话。
他又等了一年半，等意识到时机成熟后，他立刻给那位年轻的同事打去电话，敲定了咨询事宜。结果不出所料，他知道自己会听到什么样的话。他曾经的这位学生给出的诊断，只是确定了他已经意识到的事实而已。
[1] 这位帮助父亲整理文稿的助教就是迈克尔·迈耶。他既是一名诗人，也是一位宗教学者，与我父亲相识多年。因此，在父亲患病之初，两人之间便已建立起信任的纽带。
[2] 父亲虽然不愿把自我诊断的结果告诉母亲，但他随后还是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跟她讨论此事。在我看来，这是个信任问题。所以，我决定不催促他。
确诊之后，父亲又在家中住了两年。随着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人也越来越心神不定。那两年，母亲真是过得很不容易。帮助父亲整理著作的友人开始住在我家，以减轻母亲的压力，同时与母亲共同处理父亲的困惑。
有时候，父亲似乎是完全清醒的，依旧灵敏而健谈。情绪平静时，他也能谦和有礼地对待母亲。尽管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母亲还是不想失去父亲。
但1996年的一个雨夜，父亲晕倒在公寓外的大街上。一辆警车将他送进医院，他髋部移位。从手术的麻醉中醒来后，他几乎失去了记忆，不仅忘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连自己住在哪儿也不记得了。
几周后，他想起了一些事，也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但毫无疑问，那场麻醉后，他的认知能力明显减弱。手术后，他进了康复中心。之后，因为情况的急剧恶化，我只得将他送进疗养院。
这些安排基本都由我独立做出。尽管我还有个姐姐，但她40年前就已搬离波士顿，和丈夫在中西部地区定居。她的两个孩子如今都已成人，但她丈夫那边还有个大家庭，无数责任和义务让她根本无暇顾及远在马萨诸塞州的这些事。除此之外，父亲也任命我为他的合法监护人，让我逐渐适应各种事宜：从选择合适的疗养院、计算必要开支，到之后做出攸关他健康的一系列决定。当然，做其中的大部分决定时，母亲都会尽力指导我。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母亲把我叫回家，帮助她整理父亲的信件和一些别的文件。数年前，他曾把大多数病例和与其医疗事业有关的文件寄放在我家。如今，它们仍躺在那些密封完好、我从未开启过的箱子里。但在客厅一角的那个金属档案柜里，他还放着一些别的文件。
浏览这些文件时，我找到一张父亲儿时的照片。照片是1912年拍摄的，当时，6岁的他穿着紧身裤和长袖衬衫倚在他父亲身旁。他父亲穿着一身颇为正式的西装，圆领衬衫上还打了个又大又厚的领结。父子俩手牵着手。如今，照片边缘已经泛黄。
我母亲比父亲年长。父亲进疗养院时已90岁，母亲则已92岁。她虽然身体越来越孱弱，却仍是个相对健康的女性，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在父亲不得不进疗养院的那一刻，我在她眼里看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那周晚些时候，我们同坐在她卧室时，她的目光越过我，远远地投向窗外，穿过河流，越过剑桥的无尽蓝天，久久回不过神来。我只得提高音量，她这才意识到我还在跟她说话。我把找到的那张照片给她看，她说：“你祖父很英俊。但我见过的男人中，还是你父亲最帅。”
拍摄这张照片的10年前，我的祖父来到了美国。当时还是20世纪初，父亲进疗养院时却已近世纪末。祖父在乌克兰的一个村庄长大。当时，乌克兰还是俄国的一部分。他到美国两年后，我的祖母也登上了一艘从鹿特丹开往波士顿的船。
祖母抵达美国时，祖父虽然已是一名裁缝，却几乎挣不到什么钱。因此，她想方设法地租下一间小店面，卖些鸡蛋、牛奶、冰棒，以及当时有“补药”之称的苏打水和其他杂货。我至今都未弄明白，她到底是如何办到这些的。小时候，我住的地方离祖母很近。她住在罗克斯伯里的西弗街，周围几乎都是犹太人。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我进哈佛念大学后，有时也会在周五晚上去看她。
在我看来，祖母就像一个从《圣经》里走出来的女人，她为我点亮前行的烛火，为我祈祷、给予我祝福和丰盛的晚餐。即便我已经21岁，她仍会在离别时往我口袋里塞好时巧克力。
1964年，成为波士顿公立学校的一名教师后，我会偶尔在下午或周末时带着学生去她家。我的学生都是黑人小孩。祖母搬到这片社区时，还很仇视黑人。所以，刚看到我的那些学生时，可把她给吓坏了。但八九岁孩子的天真烂漫和甜美可人，很快便消除了她的偏见和恐惧，他们用纯真赢得了她的心。她替他们做美味佳肴，像宠爱我一般宠爱着他们。当然，他们也会得到好时巧克力。
偶尔，我也会带学生们去我父母家；祖母去世后，就去得更勤了。母亲越来越喜欢某些孩子，有时还会约几个女孩子一起逛街，然后再把她们带回家喝茶。后来，父亲曾帮助我的一些学生进入大学。
20世纪60年代，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政治反叛者，似乎都一度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他们一样，我也常常强烈反对父亲的观点，有时还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和意料之外的伤害。偶尔，他也会对我十分苛刻。但即便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的政治信仰发展到最激进强烈之际，我也可以十分肯定，且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不安之时，我仍然能向父亲求助，他永远都会坚定地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岁月流逝，我发现自己卷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辩论，也不得不经常出差，有段时间我并没有经常去看望父母。那也是我一心著书的几年。写作让我没有时间（或者说，给了我认为自己没有时间的借口）给予父母他们应得的关注。
如今，父亲进了疗养院，母亲则越来越足不出户，在护工们的照料下成天待在家里。我对前几年错过跟他们在一起的机会而感到悔恨不已。父亲辩才渐失时，我最想做的事，却是跟他说话。但随着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事似乎全被他忘掉了，我只能竭尽所能帮他回忆往事。
父亲的一生丰富而多彩。他曾在职业选择的重要时刻，做出极有戏剧性的转变。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南波士顿度过的，因为祖父母从俄国来到这里后，首先便在那里安顿下来。随后，他在罗克斯伯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就读于波士顿英语高中。1923年被哈佛大学录取后，身为大一新生的他靠在波士顿南站做冷饮柜台售货员来维持日常开销。因为住不起学校里的宿舍，所以那年他只得选择通勤，住在罗克斯伯里的家中。上大二后，父亲开始住在哈佛园的斯托顿堂，替有钱的同学辅导。照他的说法，那些人经常旷课，“喝得烂醉如泥”，似乎离了他就没法通过考试。
大学期间，父亲沉浸在了文学的世界中。他告诉我，他尤其钟爱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和戏剧，却主修心理学，大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名叫“麦克莱恩”的精神病院实习。在此期间，他还以照顾一[1]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经历为基础，写下了名为《宗教与疯狂》的荣誉论文。
尽管很想继续研究精神病学，但迫于祖母的压力，大学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哈佛法学院。祖母希望他能效仿他的哥哥，提前一年结束学业。某一年夏天，他靠奖学金去了趟欧洲。在那里，他不仅有幸一窥精神分裂症专家们的工作，还在瑞士一家疗养院见到了“精神分裂症”一词的创始人——伟大的精神病学家欧根·布洛伊勒。接着，他又在巴黎萨尔佩替耶医院，跟癔病研究领域代表人物、老年神经病学家皮埃尔·雅内探讨之后，终于决定放弃法学院，重返哈佛本科学院，异常艰辛地学了两个学期化学、生物学和有机化学。那年年末，他进入哈佛医学院，开始了另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求学生涯。
在法学院待了两年后再次辜负祖母的期望，对父亲来说并不容易。就因为见过两位年长而卓越的欧洲医生，对他们谈及的精神病理学着迷不已，便决定放弃现有的学业，从头学习进入医学院必须掌握的基础科学课程，在老师和祖母眼里，这似乎都是太过冒险的举动。然而，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那条路。不知为什么，这一冒险举动似乎真的激发出父亲足够的精力和才智，让他不仅获得了最后的成功，还在随后的数年里功成名就，荣誉等身。
父亲的经历让我更加尊敬那些并不那么墨守成规、不会非要提前知道自己此生会去向何方的人。他致力于脑损伤与肿瘤诊治多年。与此同时，在试验一种名为“苯妥英”的药物期间，他跟现代神经学先驱——杰出的斯坦利·科布和以专制出名的新西兰裔神经病学家德雷克·丹尼–布朗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事实证明，该药物在预防癫痫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随后，他在精神病实践方面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据父亲以前的同事说，他是一位诊断能力超凡，又极其敏锐的医生，神经病学上无论多么复杂的病情，都能被他抽丝剥茧，逐一击破。
比如，很多著名艺术家、作家和学者都是他的病人。尤金·奥尼尔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剧作家和妻子——前演员卡洛塔·蒙特雷——搬到波士顿，住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附近。父亲行医的那间小洋房位于湾州路。1951年春，他们住进了父亲办公室斜对面一家小旅馆的套房。奥尼尔此时已患上一种神经性疾病，该病呈现出的震颤反[2]应曾一度让他被误诊为帕金森病和严重的抑郁症。从那时候起，父亲每天都会去给奥尼尔诊治，直到1953年他因肺炎逝世为止。
父亲每天都会详细记录奥尼尔的精神状态，也留下了很多谈话记录。从那些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两个人越来越投缘。后来，父亲把那些记录都交给了我。当然，父亲比奥尼尔年轻得多，而当时的他，看起来甚至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病人和医生间发展出这般亲密的关系，或许是始料未及的，尤其这个病人据说还是矜持寡言、在感情方面颇为内敛的奥尼尔。让我备感惊讶的是，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似乎将父亲视为弟弟或儿子。在成为父亲病人的大约8个月前，奥尼尔的一个儿子自杀了。此外，他跟另一个儿子和唯一的女儿也早已疏远。跟我父亲的亲密接触，对奥尼尔来说，也许是某种形式的补偿。
我依然十分清晰地记得父亲讲起奥尼尔时，那种虽然兴奋，却往往苦恼的样子。他也常跟我讲起和奥尼尔妻子打交道的挫败感。我还记得，那个女人经常和她的丈夫争抢父亲的时间和忠诚。
我也记得奥尼尔在波士顿附近的一家公墓下葬时的情景。那是12月的一天，到墓地悼念的只有三个人：奥尼尔的护士、我父亲和他的妻子卡洛塔。奥尼尔在纽约的亲密同事一个都没来。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是因为卡洛塔遵循丈夫希望葬礼简单而私密的遗愿，没有[3]邀请他们。
奥尼尔死后，用母亲的话来说，无论从持续时间还是从爆发强度来看，父亲度过了一段几乎快达到临床标准的悲伤时期。“我握着他的手腕，感受到他的脉搏越来越弱，心脏渐渐停止跳动。”父亲在当时的一本备忘录里这样写道，“我不想让他死，我感[4]到一阵绝望……”后来，《长夜漫漫路迢迢》开始在波士顿上映后，父亲带我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去看，却心烦意乱地中途离开了剧院，以平复他悲伤的心情。
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对奥尼尔和其他病人的记忆时有时无，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但他对在三四十年代，神经损伤领域的记忆却几乎完好无损。直到跨越脑损伤和麻醉画下的那条分界线，从发病早期进入深度脑退化后，他的那部分记忆才急转直下。
他那次受伤前，我们还有过一些让我颇为触动的对话。他曾向我解释，为何最近的记忆会越来越容易受到影响，而很多较为久远的记忆却不仅容易想起，还无比鲜活，仿佛那都是他刚刚经历过的人与事一般。比如，他记得小学一年级跟他一起玩耍的那些男孩，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他在哈佛最敬仰的老师——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5]、威廉·麦克杜格尔和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也是父亲大二政府课教师的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
他说：“洛厄尔有条大约12磅或15磅重的小狗，他会牵着它到哈佛广场散步。到了路边，他就把拐杖挂在狗身下，然后抱起它穿过马路……”
有一次，他说起曾听过乔治·莱曼·基特里奇的课。我大四写论文时，乔治的注释版莎士比亚曾帮过我大忙。于是，我很自然地问他是否有机会结识此人。“没有，”他说，“我记得，那是个很大的讲座班。当时我才大二。现在想来，或者我也可能才大一，根本没勇气跟他说话，也完全想不出该说什么。”
但数年后，父亲和母亲前往苏黎世看望布洛伊勒医生时，在日内瓦看见了这位“伟大的教授”在湖边散步。“他就在我们前面，我多半一直盯着他看，但就是没有鼓起勇气介绍自己。他对我说：‘小伙子，大胆说吧！’我才说：‘我还在念本科时，曾经上过您的课。’他对我们很友好，还带我们去喝咖啡，甚至还推荐了一家不错的餐馆。他说：‘那的价格也不会贵死人！’但等我们透过橱窗往里望，还是发现那真是太贵了……”
重新回忆起这些细节，给父亲带来了很多乐趣，即便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忘记最近发生的很多更重要的事。但让我尤其触动的，还是他关于医学教学和神经功能评价术语的记忆。因为，过去他常常用那些术语来形容自己的情况。
即便住进疗养院后，父亲仍保留了部分谈论大脑机能的能力。无法找到需要的词语时，他似乎也不是特别恼怒，反而像个科学家一样充满好奇，饶有趣味地在自己身上辨认多年前的观察所得。我可以想象，20世纪50年代他带着一群年轻医生在波士顿城市医院或麻省总医院（在波士顿，该院常被简称为MGH）巡房的情景。他会领着众人，在一张又一张病床前逐一讨论那些病例，然后停在一个最典型的病人跟前，详细阐述某个观点。即便在某种情况下，那个病人是他自己，他也会这么做。
此类经历对我产生了两个影响。它们让我更加尊敬他超越眼前困境，至少找到尊严和某种精神力量的能力。要知道，在同等情况下，其他人或许已陷入自艾自怜的境地。不过，这些经历当然也暗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治疗方式。据我所知，他对大脑功能的观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很快，他就从医生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继续作为一个病例，供其他医生观察研究。
父亲髋部的伤势痊愈后，他能在没有护士和护工的帮助下站立和行走。天气好时，我会带他沿着疗养院旁边的那条小径散步。小径旁那条绿荫掩映的小溪一路蜿蜒进一个小河湾。大大小小的鸭子在里面游来游去，争抢着孩子们投向水面的面包屑。我们会沿着灌木丛和空旷的田野走上差不多半英里，然后爬上一处小坡，那里有座旧石头教堂和一片苹果林。
这些愉快又悠闲的散步时光让我想起了很多童年的记忆。我10岁左右时，我们住在波士顿以西约10英里的地方，父亲常在傍晚时分带我到家附近散步。如今，那片区域已经彻底成为郊区，但我还在上幼儿园时，那里更像一座乡间度假村。我家街对面有座萧山，有头名叫黛西的奶牛总在那吃草。我7岁时，黛西所在的这片草场被三间砖房瓜分了。到20世纪40年代，附近几条街区的绿化带边纷纷建起看上去造价不菲的仿都铎式房屋。以前，那里都是农场或大型地产。有些仿都铎式房屋气派非凡，相当漂亮，就跟已有百年历史一般。不过，其他街区也有一些现代的迷你豪宅。那些宅邸都建在精心规划过的草坪上，带有明亮的露台和游泳池。它们坐落在那片区域，显得过于庞大而奢华。
父亲有根两侧钉有铜质纪念章的手杖，那是他数年前去瑞士拜访布洛伊勒医生时得到的。我们散步时，他很喜欢拄着它，“啪嗒啪嗒”地走在人行道上。有时，他会停下来，用它指着我们经过的某座房子，告诉我屋主的一些逸事。有一次，他指给我看一个私酒走私犯家庭的房子。他说，20世纪20年代，财政部官员在马布尔黑德附近的海滩“射杀”了这家的某位成员。但从此以后，这家人却名正言顺地拥有了一家酒类进出口公司。说起这些人时，父亲并没有半点贬低之意，而是客观地讲述他们精彩生活里的种种起伏波折。
附近的很多人都会在自己或孩子们遇到麻烦时，前来寻求父亲的专业协助。因此，有些家庭不同寻常的关系，父亲知道的比他能泄露的更多。但或许因为我还小，所以父亲跟我分享的东西，总是比跟同龄人分享的多一些。
在我的记忆中，他会以一种极具小说特性的方式，向我讲述自己对其中某些家庭私生活的观察，仿佛这些人都是托马斯·曼、契诃夫或福楼拜笔下复杂的主人公一般。讲起那些集聚了大量财富、生活却在极短时间内每况愈下的人们时，父亲的描述方式非常丰富，时而扼腕叹息，时而充满悲悯，有时又会温和地嘲讽几句。
父亲在那段职业生涯中的思想状态曾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随后的几年中，母亲曾向我解释过当时的某些背景，她说正在从事的工作和上门求诊的病人让父亲越来越矛盾。慕名前来的病人中，有些还是从其他城市长途跋涉而来。
此类病例中，很多都涉及至少两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或许彼此充满关怀和保护，却也会表现出明显的恶意或残暴行为。与此同时，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家族病理学案例中，也可能存在脑肿瘤之类的神经性疾病。父亲对这类病症的警醒能力与他处理其间紧张关系的专业能力一样出色。无论是处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还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他显然都游刃有余。但即便如此，据母亲所说，父亲对自己在这些家庭中要扮演的角色，还是让他越来越不舒服。他觉得，换个时代，这个角色或许应该由专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宫廷医生来承担。
这并不是说他曾经违背自己要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的责任感，更确切地说，为那些生活在波士顿最贫困的社区、入住波士顿城市医院的穷人和附属麻省总医院的波士顿精神病医院门诊部的病人服务。不过，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己多关注某些病人，并觉得他有义务利用自己的社交技能满足他们复杂的要求。所以，他会觉得，自己这种兼收并蓄的能力反而让他深受其害。我母亲说，这似乎就是让父亲在傍晚坐立不安，并迫使他邀请我一起散步的原因。
直到我更大一些，父亲才开始着手对奥尼尔的治疗。他对奥尼尔的依恋，以及有幸治疗和照顾这位当时最受尊敬的剧作家给他带来的荣耀感，显然大大弥补了卡洛塔带给他的挫败感。不过，她的专横仍让父亲觉得低人一等。他大部分的不适正是源自这种感觉。
对父亲早年的那些不满情绪，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喜欢傍晚带我一起散步，而且散步时，他跟我的交谈也比其他时候坦率些。我们的散步向来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我喜欢那种漫无目的的感觉，我们会一直走到他不再心神不定为止。
如今，50年已经过去。现在，我们沿着疗养院旁边的小径散步时，他也会时不时地跟我聊天，并常常就引起他注意力的一些小事发表一些轻松的看法。他很喜欢看孩子们喂那些大大小小、呱呱直叫的鸭子。有时，我会带上面包，让他也喂喂它们。他喜欢看它们涌向堤岸，又因为害怕而转身游开的样子。不过，他再也不会用小说式的语言描述这些场景了。此时，他已经丧失了连贯叙事的能力。
但对我们来说，那些时光依旧是快乐的。他会不时拉住我的胳膊，用另一只手指向一朵野玫瑰、一株大向日葵，或一只优雅地掠过我们头顶的鸟儿。他并不容易疲惫，所以我们会沿着河岸一直走到红色的夕阳完全隐没为止。
[1] 1927年，父亲在著名变态心理学专家莫顿·普林斯医生的指导下，完成了这篇毕业论文。1926—1928年，莫顿·普林斯医生在哈佛大学任教。
[2] 父亲认为，从奥尼尔的家族史来看，这种震颤反应主要是某种神经退化的结果。而且，这种退化似乎具有遗传性。1953年11月28日，应卡洛塔的要求，对奥尼尔做出的尸检和神经病理学评估均未发现任何帕金森病的证据。神经病理学家这样写道：“他不时服用的各种控制帕金森病的常见药物，无疑加重了他的病情。”
[3] 关于尤金·奥尼尔之死，父亲在1953年11月30日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11月27日，星期五下午4点39分，尤金在其谢尔顿旅馆套房的床上与世长辞……那天早上，我已经预测他撑不过日落，事实果然如此。”父亲还写道，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是支气管肺炎。奥尼尔的葬礼于1953年12月1日在波士顿的森林山公墓举行。
[4] 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剧作。——译者注
[5] 父亲说，他于1924年上过怀特黑德教授的哲学课。此外，他还说自己有时会跟其他学生一起，在周日下午登门拜访教授。不过，这一点我无法证实。
住进疗养院的第二年，父亲的腿越来越没力气，所以我们散步的距离也越来越短。在疗养院内，他虽坚持自己走，有时也会接受护工的帮助。但对他来说，要是走到院外陡峭的车道和下方崎岖不平的山路，都有摔倒受伤的风险。所以，我们沿着乡间小径的晚间散步也即将结束。
父亲向来喜欢在客厅消磨夜间时光。一个冬夜，看见我走进来，他虽然非常高兴，却以为那是1912年。他先是谈起“那个高大的男人”，接着又提到一个名叫“天堂之门”的罗马天主教会。他曾对我说，这个教会令人印象深刻。南波士顿差不多只有他们一个犹太人家庭，该教会里的一个牧师还曾是祖父母的好友。
关于那个牧师，他说：“过去常在周五晚上与我们共进晚餐。他喜欢我母亲的手艺！母亲把晚餐端上桌前，他会先跟父亲在厨房来杯荷兰杜松子酒……“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一场贯穿南波士顿的大游行。他把我举到肩上，让我能看到人群之外的一切。有个高大的男人站在一辆敞篷车里，不住地冲人群挥手。我很想知道他是谁。那位牧师说：‘你正在看的那个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就是坐在车里的那个男人，他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现在，我才意识到，那个高个子男人来波士顿多半是为了竞选连任。当时，我只有6岁。所以，那年应该是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另立门户，靠麋鹿党的投票与对手平分秋色，也是在那一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也是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的原因。”“当时，我自然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那位牧师也想让我分享当时的快乐。我很喜欢他。数年后，我曾试图寻找他，却被告知他已过世……”
如今，待在疗养院的父亲虽然记忆力逐渐衰退，6岁时让他惊叹的种种细节，以及与那位友好的牧师打交道时被举到肩上的事，他却依然记忆犹新。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刚去看望父亲时，他似乎没有认出我，但一个护士进屋时，他却让我吃了一惊。“我想，我还没有向你介绍我儿子吧。”他说。
他那依旧温和的声音，不禁让我想起10年前跟他在哈佛俱乐部共进午餐时，他的一位医生朋友顺道经过我们餐桌的情景。
后来，那天晚上，他还跟我讲起一个名叫丹尼·苏利万的男孩——他是父亲小学时的玩伴。他一度问我：“你看见妈妈了吗？”说起我母亲时，他不是直呼其名，就是说“你母亲”，却叫他自己的母亲“妈妈”。我想，那一刻，他多半把我当成了他的弟弟。
他看上去并不忧郁，所以跟他在一起还是很快乐的。困惑显然让他不安，却似乎并未使他害怕。而且，在疗养院中，他对周围偶发事件——比如紧急医疗事故——做出的迅速反应，还会时不时让护工们大吃一惊。一天夜里，一位前来看望病人的女士突然昏厥，看样子似乎已经进入休克状态。父亲立刻蹲下来，抓起她的手，去探腕间的脉搏。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一直守在她身旁，直到护士赶来为止。
还有一天晚上，我刚准备离开时，他突然拽住我的胳膊，用意第
[1]绪语说了些什么。这种只有祖母才会说的语言，我已经很多年没听他说过了。于是，我问他：“爸爸，你还能用意第绪语念自己的名字吗？”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赫谢尔·勒本。”（在英文中，他的名字应该念作“哈里·利奥”。）然后，他一把搂住我，哭了起来。“我这一生过得还行，对吗？”他问。“是的，爸爸，”我对父亲说，“你这一生过得精彩极了。你对我们都很好。”
每次去疗养院，我都会尽量带上我的狗。因为只要有它在，父亲都能完全平静下来。这是条名叫“小淘气”的金毛猎犬，从小就常常跟父亲一起玩。它非常喜欢父亲，当然不在乎他是否清醒。“哦，它又来了。”他会边说，边伸手去摸它的脑袋。
一天晚上，刚走到门口，我就解开了“小淘气”的皮带。它绕着走廊里的病人跑了一圈，接着便冲进客厅，跑到父亲最喜欢的沙发旁，一屁股坐在了他跟前。
它抬起爪子。“乔纳森来了吗？”
那一刻，我还在门口呢……
见到我来，他通常都会叫我的名字。有时，他也会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跟前，努力望着我的眼睛问：“近来怎么样？”如果我告诉他自己之前一直在纽约，他就会非常宽容地找些我为何会待在那里的理由。他可能问：“事情都办完了吗？”或者是：“那里的人对你怎么样？”如果看见我有些疲惫，他会催促我休息；如果看见我有焦虑的神色，他则会说：“放轻松。”
有时，到了临别之际，他会温柔地拉着我的胳膊说：“别成为一个陌生人。”十几年前，跟某些亲近之人告别时，这是他经常都会说的一句话；如今再回想起来，我想，对任何一个来家中做客的人，他其实都会这么说。
一天夜里，他捧着狗狗的头，仔细打量它。一位非常喜欢“小淘气”的护士说：“它真是个天使。”
父亲说：“我估计想不到那么远。”
护士望着父亲，很乐意听听他的看法。“医生，如果不是天使，那它是什么？”“正在练习成为天使。”父亲说。
然后，他依然捧着它的脑袋……
仅仅一周后，我再走进他的房间，他却似乎根本没注意到。他闭着眼，仿佛睡着了。但蹲在他面前的“小淘气”对他的无动于衷越来越不耐烦，开始舔他的手。他睁开眼，摸摸它的头，抬起另一只手中握着的曲奇逗它。最后，它几乎爬上他的大腿，一双大前爪更是干脆搭在他膝上。“小淘气”睁着那双温柔的棕色大眼睛，舌头上的口水直接滴到了他脸上。他涨红了脸，出于自卫，猛地将曲奇扔向地毯那头。狗狗立刻钻过椅子，追了上去。然后，父亲从旁边桌上的茶碟里又拿了块曲奇，继续逗它玩。看上去，“小淘气”似乎非常高兴，不仅对这项游戏热情高涨，父亲要是把曲奇拿得太久，它还会伤心地叫唤几声。“它多大了？”“快7岁了。”我说。
他朝我坐的那把椅子又扔了一块曲奇。“嘿，它追上去了！”
父亲把茶碟里的最后一块曲奇也扔给了“小淘气”。一番追逐后，它又跑了回来，蜷起身子趴在父亲脚边，仔仔细细地舔起爪子来。终于，它舔得有些烦了，闭上眼睛，呼吸很快便粗重起来。不久后，父亲也闭上了眼睛。一人一狗都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们比平常多待了一会儿。父亲被带进卧室休息时，狗狗也跟了进去。一名护工帮助父亲爬上床，“小淘气”也一骨碌爬上去，躺在他身旁的亚麻床单上。“你想跟我一起睡？”
它咕哝了一声。“我觉得，它或许曾经是头狮子，”他对那名护工说，“它会让我给它梳毛吗？”“小淘气”一下子坐了起来。“要是聪明的话，”他对它说，“你一定会说‘好’。”
它低头看着他。“你要亲我一下吗？”
它舔了下他的脸。“你住在哪儿？”
它又舔了他一下。“和这小家伙在一起，”他对护工说，“对信仰有益。”
它猛地打了个喷嚏。
父亲赶紧说了句：“祝你健康！”
住进疗养院后的数年里，父亲依然可以大声读出印刷的文字。至少在头两年，一般来说，他似乎都能理解那些文字的含义。我每次来，都能发现他正坐在桌旁，颇为老练地翻阅着《波士顿环球报》。到第二年年末，很显然，他只能理解一些独立的小故事了。然而，他仍乐此不疲地保持着替他人阅读的习惯。
他读的故事通常来自报纸或我去看望母亲时，顺便从他公寓带过[2]来的《英国神经病学杂志》。要是一不小心读了两页，他便会沮丧地再次回头翻看前一页，以保证阅读的连贯性。无论所读内容多么晦涩，只要文本摆在面前，他似乎都非要把它读完不可。有时，他还会发表一些或赞同、或看似争论的反对意见。
除了疗养院安排的护工，我还替他雇了一位名叫亚历杭德罗·戈麦斯的看护。这个人是古巴的一名医生，因为还没通过美国考试委员会的考核，他每次来照顾父亲时，都会带上教材。因为熟悉父亲所读杂志的语言，所以他会在父亲发表那些评论时，努力给出一些实质性的回应。不过，他充其量也只能根据自身所学，尽力猜测父亲真正的意图。虽然这种交流或许很不准确，两人却有种相谈甚欢之感。“我很喜欢你父亲。”亚历杭德罗说。
晚上，他有时会把女儿也带来。这个10岁的女孩十分早熟，是个勤学好问、性格直率的丫头。她不仅喜欢听我父亲说话，还会在他急于清楚地表达某个观点时，努力推测他到底想说什么。她很擅长这件事。当她坐在父亲身边时，父亲常常抬起一只手，轻抚她那头棕色的长发。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子女经常谈起寻找并留住可靠看护的难处。这样的看护不仅要专业过硬，还得风趣友善，有与病人建立情感联系的天赋。我便有幸找到了几个这样的护工，他们不仅知道如何激发父亲思考，往往还能通过回应他想起的某些记忆片段，刺激他再想起别的细节。
所有看护中，最擅长此事的或许就是亚历杭德罗，但也有其他精于此道的人，比如一位来自尼泊尔的研究生在父亲住进疗养院的头一年里，每周都会从艾默斯特市驱车前来，陪他两三天；一位来自沿海城市格洛斯特、喜欢戴一顶漂亮蓝色贝雷帽的艺术家性格火辣，常让父亲倍感活力；还有热情而坚韧的西尔维娅·加西亚，父亲生前的最后几年里，这个有着美丽心灵的女人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坚决的拥护者。
疗养院的员工们反而让我非常吃惊。他们大多数都是机械地照章办事，跟病人打起交道来，有时还颇为冷漠。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其中，就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护士，她曾偷偷告诉我很多疗养院领导或许并不愿让病人家属知道的事，所以为了保护她的隐私，我就叫她露辛达吧。
父亲住进疗养院的那天，第一个跟我说话的就是露辛达。短暂接触后，她察觉到了父亲的不安和他希望有人陪伴的渴望。于是，她帮助我挑选了一个专门招募医护人员的机构。她认为，该机构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那种全天候看护，即从白天一直陪伴父亲到晚上睡觉后才离开。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和我之前提到的那几个人，都是这么找到的。当然，那个机构也为找到这些人而收费不菲，因此最终开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不过事实证明，对父亲来说，这是幸事一桩。而且，大多数晚上露辛达都在那里。所以，我知道，围在他身边的都是真心喜欢他的好人。
从一开始，露辛达就承担了大量超越本职工作的事。比如，她很快决定去波士顿见我母亲，以便尽可能多地了解父亲前几年的家庭生活状况。我母亲立刻便喜欢上了她。她也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到城里跟母亲一起消磨夜晚的时光。有时，她会带上自己烹饪的鸡肉晚餐，供两人一同享用。
因父亲的缺席而最感孤寂的那几个月里，露辛达的到来大大舒缓了母亲内心的失落感。因为觉得母亲或许会喜欢，她便跟她分享各种琐碎的新闻和父亲依旧记得的趣事。如此一来，她就成了他们两个人力量的源泉。
她慷慨给予父亲的医疗护理不仅一丝不苟，还总是充满温情。一天晚上，发现父亲眼睛有些分泌物、眼角微红时，露辛达说他应该是患上了轻微的结膜炎。于是，她替他上了些红霉素软膏。趁她上药时，父亲仰着头对她说：“我16岁时，叫过一辆出租车……”“哈里，那车把你载到哪儿去了？”露辛达问。“我正想问你呢！”父亲说。“但叫车的人又不是我。”她答道。
我很喜欢她这种跳转的方式，用一句绝妙又活泼的回应将问题又抛回给父亲。“我想……”
他对她，或许也是同时对这天晚上跟他独处的我俩说。但接下来，他似乎就迷糊了，光顾着动嘴，却无法将自己想说的话完全表述出来。“你想干吗？”她问他。“我想活7周。”他说。“哦，哈里！这点儿时间可不够长！”她睁着那双闪亮的黑眼睛，直视着他说，“要是没了你，我在这儿还能做什么？”
另一个晚上，露辛达和同事在楼下开完会后来到客厅。父亲抬头望着她，问她是否有5美元。因为她没带钱包，我便抽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递给父亲。他举着那张纸币，盯着中间那个皱巴巴的总统头像看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开口道：“我就是花了这么多钱，才来到这里。”“哈里，”她说，“我向你保证，在这么贵的地方，你顶多能用5美元买到一杯咖啡和一包不新鲜的饼干！”
他歪着脑袋，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要我说，那瞬间爆发出的快乐简直点亮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
父亲曾给露辛达写过一封信。信中，他对她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那天，露辛达在走廊尽头跟一个看起来颇为年轻、多半是某个病人家属的男子聊了很久。“亲爱的露辛达，”父亲这样写道，“我写这封信的时间，或许比别人想象的更久。提个建议：我们向来相处愉快，希望你的朋友也能从中受益良多。另外，下次跟别的绅士在一起时请告诉我一声。”
露辛达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封信，并将此视为一种长辈式的关爱……
出差或把自己关在家里为截稿日期奋笔疾书时，我便无法去看望父亲。此时，露辛达就会经常给我打电话，或飞快地写下一些小纸条，告诉我父亲的最新情况。“你父亲今天很早就上床睡觉了。”一天晚上，她下班回家后写了张字条给我，“上周我不在时，曾叫你带着‘小淘气’来看望他。那些拜访对他来说太有意义了。只要‘小淘气’来过，之后几天，他都会一直念叨着它。”
此外，露辛达也会时不时给我一个惊喜，发来在她的鼓励下父亲写给我的信。那些信虽然都是父亲的笔迹，但我非常确定，她肯定也帮了不少忙。“亲爱的乔纳森，”她发给我的最初几封信里，父亲会这样开头，“上次，就是最近那次见面后，你过得怎么样？那次见面让我非常愉快，直到现在我也很愉快。希望能尽快再见到你。届时，我一定能留下更多印象，也能得到更多帮助。希望你也能从中得到快乐。愿你、你的父母、你的朋友和周围所有人都幸福快乐！”
他写这封信的笔迹跟在家时的笔迹相比，并未改变多少。尽管有些地方明显不连贯，但措辞依然清晰，句子也基本流畅。只有写到最后一句时，他似乎开了小差，忘记自己正在给谁写信。他并未像以前给我写信时那样落款“爱你的，爸爸”，而是采用了过去常给同事写信时的落款——“此致敬礼，哈里。”
三个月后，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亲爱的乔纳森，请告诉你母亲，她是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值得将时间浪费在陌生男人身上。”叮嘱我要尽快转达这条消息后，他继续写道，“希望能尽快见到你，我们俩都这么希望。”但接下来，他又以商务信函的方式结束了这封信，似乎写完这么几句话后，他又忘了他是在给自己的儿子写信。“非常感谢您在此事上给予我的帮助……”
还有一次，我本打算前去看望他，却因为咳嗽和胸腔感染不得不改变了计划。然而，露辛达那次或许极不明智地提前告诉了父亲我打算去看望他的消息。第二天下午，露辛达打电话问候我时，父亲恰好坐在她的办公室。听她说了一会儿话后，他开始担心起我来，于是，他写了一封信。露辛达一忙完工作，就赶紧用办公室的传真机把那封信发给了我。“对于某个不能前来陪伴自己的人，很多人都会关切地询问一番。此时：11月6日。希望你能尽快好起来。运气很重要。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此事。”
这一次，他的落款是“你唯一的父亲”。
露辛达后来又发了封稍微长一点儿的信给我。那封信虽然没有日期，但显然也是那时候写的。从信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自己正在给谁写信。信以“致我亲爱的儿子乔纳森”开头，然后讲到了一些他刚得知，或以为自己刚得知的新消息。“不到一个小时前，我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或许有助于改善我目前的情况。但很多超越我自身治愈能力的事，已经发生……“不久前，妈妈刚来过电话，这让我的精神振奋了不少。我已经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你可能就此事得到的任何信息都请告诉我。请记住年纪和相关情况。“我很想你。”
最后，他再次落款“爸爸”。
如果他真的接到一通电话，那多半是我母亲打的，尽管他不太清楚到底打来电话的是谁。他发给我的那些信中，这一封是最直白，也最有自我意识的信件之一。这封信虽然既不连贯，也没有格式，但他“此时此刻”混沌不清的理解力似乎突然变得明朗起来。从信中那句“但很多超越我自身治愈能力的事，已经发生”可以看出，其他信里那种语焉不详的笼统表述和支离破碎的表意几乎全都不见了。
6个月后，露辛达又发给我一封父亲写的信。然而，这封信与她之前发过的那些大不相同。与其说它是一封信，不如说它是一张备忘录，或者是医生在观察完病人后写下的一系列评注。[3]“反复修正。”备忘录的第一行这样写道。“希望：建议继续治疗计划。”“希望：严重后果。”“腿部：已经康复。”“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笔记：丧失部分数据。”“清单：心脏、肝脏与肾脏（HLK）相关数据提供了大量历史数据和上好阻化剂……”
即便已经丧失连贯性，父亲在写这则备忘录和同年晚些时候的其他备忘录时，仍在努力确认自己已经丧失的能力（“反复修正”“丧失部分数据”）。这一事实让我惊讶地发现：他仍保持着一名临床医生的思考模式，并如一名行医多年的从业者那般，组织自己的所思所想。
露辛达给我的另一张备忘录再次加深了我们的印象：虽然知道自己是个病人，父亲仍未停止从医生的角度看待他的情况。“尽管遇到各种障碍，我还是在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帮助当地所有人。除了继续观察（也就是说“继续检测”），我也没有其他的事可做。不知其他机构（我想，他指的应该是麻省总医院）是否也在做同样的事？今天，我要试着再确定一下。”
父亲把疗养院当作他应该尽一份职责的医院，而且说出这样的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事实上，他写下的很多符号指示都很明确：“全面检测B.P.（血压）。Pt.（病人）此刻正十分安静地坐着，没有明显痛楚。是否解除：不确定。请给予建议。”
在另外一些简短的注释中，父亲似乎以十分隐晦的方式记录了疗养院病人从下午到黄昏阶段常有的失望和不适之感。“我觉得，”12月末的一张备忘录上，父亲这样写道，“我们在下午的感觉比此刻灵敏。已分别参考多个样本……”
1999年8月2日，父亲93岁。过去的三年里，母亲虽已尽力来看望他，这次她却觉得不太舒服，无法驱车前来。已经开始在其他疗养院上夜班的露辛达也因为那边恰好有事，无法前来。于是，除露辛达外，目前与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西尔维娅计划和我一起替父亲庆祝生日。自然，我也带上了“小淘气”。
西尔维娅带了一个巧克力蛋糕，上面用柠檬糖霜写着“祝哈里生日快乐”。屋子后花园的黑莓已经成熟，所以我摘了整整两小盒，一起带去参加生日派对。
蛋糕被拿出盒子时，“小淘气”当然兴奋无比。于是，西尔维娅用纸盘盛起切下来的第一块蛋糕，放到地板上。父亲拿到了第二块蛋糕。他的胃口一如既往的好。等他吃完第三块时，我把黑莓端到他跟前。他用手指夹起一颗，赞赏地看了一会儿，才放进口中。“好吃！”他边说边又伸手去拿。接着，他估计又吃掉了十几颗。
那些黑莓已经完全成熟，闪亮饱满，鲜嫩多汁，大多数都非常可口。“小淘气”也喜欢在花园的灌木丛里找黑莓吃。这会儿，它又突然警觉起来，端端正正地坐到父亲面前，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像往常一样发出一连串越来越响的咕哝声。尽管知道他不会视而不见，它还是紧接着轻轻地“汪”了一声。
他从最大的那些黑莓中挑出一个来，举到它面前。它立刻一口吞下，又盯着他，看来想要更多。于是，他开始逗它，将另一颗黑莓刚好举到它鼻子上方，等它伸着舌头凑上来后，就把黑莓又举高一点儿。于是，它只能爬到他身上。父亲这才动了恻隐之心，把黑莓投入它口中。
和往常一样，只要负责的是西尔维娅或亚历杭德罗，父亲一定是刮好胡子、衣着整齐。西尔维娅通常给他穿宽松的斜纹棉布裤或灯芯绒裤，搭配一件深蓝色衬衫、一条帅气的领带，最后再从他那些上好的外套里挑一件出来。天气较冷时，她会选虽然稍微有些旧，但依然漂亮的粗花呢外套（其中的一些还带皮护肘）；若是夏天，她便经常选那件浅蓝色的绉条纹薄外套。
黑莓汁顺着父亲的嘴唇滴下来。西尔维娅赶紧找来一张餐巾纸，擦掉他下巴上的果汁，以免弄脏衬衫。然后，他舒服地靠回沙发里，“小淘气”则蜷起身子，趴在他脚边的地毯上。
这是个温暖的夜晚，蟋蟀的鸣唱从窗外传来。父亲环顾了一下四周，似乎对一切都非常满意。
当然，并非每个夜晚都同样安静，有时，一些潜在的担忧也会侵入他平静的内心。比如，他会莫名其妙地担心我的母亲。那年初秋的一天，他突然抬头看着我问：“你母亲真的在阴沟里睡觉吗？”“不，”我说，“她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她住哪儿？”他问。“老地方——公寓里。”我应道。“她还好吗？”“她很好。”“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父亲说。
几天后，他花了很长时间，试图重复我说过的某一个词，却只能发出一个与之类似的音。
我问他：“找不到想说的那个词，你是否会很生气？”“当然。”他说。“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捉弄你？”“没错！”他应道。
他伸出一只手，在空中画了个半圆。“那就像……”接着，他结巴了一下，但终于还是努力想出了一种表述，“就像一个周而复始的东西。”
我知道，这句话没有完全表达出他的想法。“那是一个词吗？”“不完全是……”“那……是球体？”
他抬起手，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仿佛我马上就要猜中答案似的。“半球？”“没错！”他说。
但那自信的一刻很快便消失了。所以，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猜中了那个词。总之，说起大脑功能时，他经常用到的词语不是“半球”就是“脑叶”。
从那时起，我发现父亲偶尔谈起自己时，无法使用第一人称。他知道自己该用单数词，知道那个词并非“你”，他最终选用的词却是“他”。“他很想你。”我间隔很久才去看他时，他或许会对我说出这句话。
有一次，在回答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时，他说：“他似乎想不起来了……”“‘他’是‘我’的意思吗？”终于，我还是问出了口。
看起来，他似乎很高兴，仿佛我终于把一件模棱两可的事弄清楚了。“在某处……还是有联系的。”他说。
接着，他似乎又觉得为了弄清楚这一切，我们已经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于是，他不由拿自己的糊涂开起玩笑来，“如果有人能搞懂那该死的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就能在某处找到联系。”
虽然他会突然觉得不耐烦，但他显然并不痛苦。他只会摇几次头，就像人们暗示自己认识的某个怪人又“重操旧业”了一般。他的目光依旧纯净湛蓝，对探索自身情况的好奇心也丝毫未减。令人困惑的是，这迷人的困境不仅吸引着他，也吸引着我。而且，儿时那熟悉的感觉也再次袭上我的心头：10岁左右的秋日黄昏，父亲带着我长长地漫步。我觉得，跟父亲的同行，仍在继续……
[1] 意第绪语，属日耳曼语族，大部分的使用者是犹太人。——编者注
[2] 1999年6月末，我发现父亲正在读《英国神经病学杂志》中一篇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文章，还给文章标题和正文前几行加上了下画线。这时，他住进疗养院已经快3年了。
[3] 父亲的备忘录里经常出现我无法解释或语意不详的省略表达。我确实无法读懂他写的一些东西，或他自己一时兴起写的偏离主题，类似上述这样的表达，我在本书其他地方也有所提及。
到2000年4月为止，父亲已经在疗养院度过了3年10个月。尽管可以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独自走上一小段路程，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和其他照顾他的人还是知道，久坐对他并不好。大多数没有私人看护的病人，都会面临这种糟糕的情况。现在，他睡得比以前多，早晨往往都是在卧室里度过的；但下午和晚上，他经常待在客厅，天气好时，就待在外面的阳台上。
阳台有圈齐腰高的木栅栏，把桌椅板凳都围了起来。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一片斜斜的草坪。棕色的小兔子在草坪上蹦来跳去，欢快地吃着青草。因为有栅栏，所以我可以把“小淘气”放开，任它在阳台上自由漫步，在访客、疗养院员工或病人中任意穿梭。不过，对它来说，兔子显然是个不小的诱惑。要是有人偶尔忘了闩上阳台门，它就会用鼻子将其顶开，撒开蹄冲过草坪，徒劳却欢快地追逐那些小东西。
对此，我并不担心。因为下方小路上的车并不多，而等它发现兔子们轻而易举就能超越自己时，也会很快灰心丧气。但父亲若是发现它从我们身边溜走，四下打量一番后，看见它在草地上奔跑或猛嗅山底的那些小花儿时，就会变得不安起来。
有一次，我们都坐在阳台上，“小淘气”突然从父亲身边跑开，张腿趴到栅栏上，将鼻子伸过上方横栏，盯着下面的一只兔子，哀哀地叫唤着，这让父亲越来越不安。最后，我只得起身将它带了回来。
我对父亲说：“你刚才看起来很担心。”“这个嘛，”他边说边伸手去摸它的头，“他不想让它受到任何伤害……”
那年晚些时候，“小淘气”的鼻子上方开始出现小肿块。于是，父亲对它的喜爱便让我面临了一个难题。起初，那个肿块并未引起我的警觉。它的兽医认为，那可能是过敏引起的炎症，不久之后便会自行消退。但当肿块并未消退，反而越长越大、越变越硬时，我又把它带回兽医那里。这次的诊断显示，它患上了鼻腔癌。
现在，肿块已经非常明显。疗养院有些工作人员很喜欢它，经常蹲下来（一些病人也会如此）摸它，跟它一起玩。此时，他们纷纷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小淘气”接受了一次探查性手术，并因此剃掉了一小块毛发，露出红通通的皮肤和一条缝针后几乎长至眼睛的伤疤。可父亲像往常一样捧起它的头仔细打量，却没有察觉到这些变化，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病灶所处的位置不宜进行手术。为了赶在日益增大的肿瘤压迫其视神经、破坏保护脑腔的骨骼组织之前，“小淘气”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化疗，以减缓肿瘤的生长速度。医生说它并不痛苦。但鼻子表面开始发炎后，它总是用爪子去挠，经常把受伤部位挠出血来。医生说它或许还能活8个月，也可能12个月，或者稍微再长一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