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晓峰,赵鸿燕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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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试读：

前言

随着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与深入，政治传播研究作为一个跨越了传播学、历史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旨趣。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政治传播的论文、专著也不断涌现。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关于政治传播的基本理论与实务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基于此，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研究中选择了一个相关、互动的视角，从媒介的视角研究政治传播，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审视媒介，而其中，我们更注重媒介在政治传播中的影响，或说是媒介塑造的政治环境。

媒体在政治中担当的角色是什么？媒体在政治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尽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体很重要，但是如果与政党、议会、利益集团、政治意识以及投票行动等相比，政治和媒介的关系似乎并没有这些政治实体和政治行动那么紧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媒介的行为和形态十分复杂，而且也会随着媒体所接触的政治行为主体的不同而变化。所以，要对传媒与政治的关系进行理论化的阐述是比较困难的。例如，媒介不只是连接政治行为主体之间情报的桥梁，同时媒介本身作为一个政治行动主体，也置身于政治活动之中。

政治传播研究的奠基人、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指出：“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他进而指出：“在新一代掌权者的政治生活中，劝服已然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与大众政府的常规器官。还没有人开始理解这场革命的结果，然而说如何制造同意的认识将改变所有的政治前提将毫不为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预言：“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时代，信息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空前挑战。在国内，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利益的分化、市民社会的到来都为政治治理增加了诸多变数。这都需要执政者更加自觉地意识到学习和运用政治传播的劝服艺术，已达致推进政治改革、维护社会稳定的效果。我们认为，应该认真反省传统的传播理念与政策，实现从宣传到传播的观念转变。在大众社会的时代，传统的宣传理论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粗暴的信息干涉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甚至可能造成对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削弱。因此，厘清政治宣传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关系，加强对传播媒介与政治之间的互动研究，加强对现代政治传播的政治劝服、政治象征、政治修辞的了解，学习“制造同意的艺术”是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中亟须重视的内容。

本人所执教的中国传媒大学于2006年设立了“政治传播研究”的硕士培养方向，2009年又设立了“政治传播研究”的博士培养方向。在讲授政治传播课程的时候，通过备课中阅读政治传播研究等资料，我们感觉到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很薄弱。基于此，本书拟对这个还未充分理论化的研究领域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主要梳理介绍了西方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历史、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现状，媒体与政府关系研究的概况，并以此作为全书总论；第二章梳理分析了中外报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分析了广播电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广播电视的政治传播功能，初步探索了政治传播与媒体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问题；第四章分析了新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及对政治的影响；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介绍了作为政治传播形态的政治新闻与政治宣传的研究状况；作为传播符号部分的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分别对政治修辞、政治象征、政治形象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本书是以研读政治传播学的人和以后想要从事政治传播的媒体工作者以及正在从事政治传播实务工作的群体为读者对象的。我们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提供一本教学与研究的参考教材，能够为他们进一步理解政治传播的基本理论及媒体与政治之关系提供一些帮助；对从事政治传播实务的传媒人来说，则是对自己所处位置进行准确定位的一本参考书。

本书是我主持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务研究”的结项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副研究员赵鸿燕博士为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其他参与人有：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讲师任丹、史丽琴、葛殿聪、刘姝。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研究生李放、张放、张璐曦、王文娟等同学参加了部分章节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本书部分内容同时为赵鸿燕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6批资助项目的成果之一。以上人员都不同程度地为本书的完成作出了贡献，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此外，在写作中我们也吸收和借鉴了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此我们也向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致以谢忱。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和科研处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荆学民教授审读了全稿，并为之作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编辑室主任蔡开松为本书的编辑、校对，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是我们近年来在教学与研究中的初步成果和一些思考，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望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张晓峰2011年2月于中国传媒大学

第一章 理论背景与相关研究概述

随着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与深入，政治传播研究作为一个跨越了传播学、历史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旨趣。近年来，国内关于政治传播的论文、专著也不断涌现。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研究中选择了一个相关、互动的视角，从媒介的视角研究政治，从政治的视角审视媒介，而其中，我们更注重媒介在政治中的影响，或说是媒介塑造的政治环境。长期以来，大众传媒在维护不同政治权力主体利益过程中具有重要功能，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任何一种新媒介，都成为政治权力争夺的中心，衍生出种种变相而隐秘的政治控制手段，并使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重新分配。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或说是一种微观权力，大众传媒主导着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与政治权力的交互作用下，传媒发挥自己的社会职能，履行自己的公共责任，达到权力、职能和责任的平衡。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向社会传播自己，获得大众共鸣，很大程度上借助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事实上，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的大众媒介作为行动主体的影响力很小，但是根据报道内容形成的社会舆论，或者作为舆论的辩护人的大众媒介，则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政治活动因为媒介的运作而成为集体意识与共同想象，人类共同体因为各国的政治新闻、国际救援等图像而被呈现，国家共同体因为媒介事件制造的奇观而被广泛传播。此时，传播媒介不只是与政党、利益集团、政治意识以及投票行动等相联系，其本身作为一个政治行动主体，也置身于政治活动之中。只要对现代政治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政治社会化进程、政府政策决定、公民民主意识塑造、重大国际事件等进行考察，就很难忽视媒介在政治传播活动中的影响。

第一节 西方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历史

了解西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必须首先对本领域的两个基本问题做出解答：一是西方政治传播学产生于何时？二是西方学者给予了“政治传播”哪些经典定义？对这两个问题国内各种文献均有不同的回答，每一种回答都从作者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因而答案呈现出多样化。本节将从西方政治传播学者的研究视角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考量。作为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学科的政治传播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得美国传播学界青睐，进而在其后的60年间获得长足发展。在西方主流新闻传播学院、系和政治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研究机构中，政治传播学已经获得广泛关注。但在中国，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还只是散见于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文献和少量互联网上的评论性文字，尽管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政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舆论学、说服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政治传播学仍是亟待进一步发展的学科领域。

西方学者将政治传播研究分为前现代时期（post-modern time）[1]与现代时期（modern time）两个大的阶段。如果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它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辩论与政治演讲。因而，前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可溯源到古希腊思想巨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修辞与辩论术的探究。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辩论技巧的精彩陈述。这种对于修辞学与辩论技巧的探究不仅促进了古希腊修辞学、演讲术的兴起和发展，也在客观上成为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的源头。对于政治修辞研究的偏爱至今仍是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是指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西方学者将它分为萌芽和形成两个阶段。

一、三大先驱人物的初始研究

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以及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起点是相互交错的，因为这些领域的学者都十分关注大众媒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基于此，他们普遍认为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关于印刷媒体和无线电广播宣传效果的研究。

如果说李普曼的研究为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基础理论规定了发展方向，那么拉斯韦尔则从方法论意义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传播学奠基人的拉斯韦尔，致力于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著名的五W传播模式（谁 → 说了什么 →对谁 → 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从两个方面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一方面，五W模式中的“what”，即传播了什么，使政治传播学者开始关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内容分析，为政治传播中的内容分析提出了理论上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五W模式中的最后一环“what effects”，即产生了何种效果，将现代政治传播研究推向了一个关注政治传播效果研究的时代，使政治传播效果研究贯穿于政治传播研究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今天仍有很多西方学者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他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采用的各种宣传技巧所进行的分析，为西方现代政治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建构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继李普曼的舆论研究到拉斯韦尔的方法探究之后，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又在拉扎斯菲尔德的努力下迈向了与政治生活更加紧密结合的一个新的层次。1937年，拉扎斯菲尔德主持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无线电广播研究计划（Radio Research Project）。这项计划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发展了传播学研究中的访谈法（group interview method），并将其引入到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中来。此后访谈法作为现代政治传播的主要研究方法被固定下来为后来的研究者广泛采用。随后，他在1940年对艾尔镇选举的研究中又第一次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到对公民投票行为的研究中去，这一尝试使西方政治传播学者对于调查法的可信度与科学性有了更加积极的认识。同时，“正是拉扎斯菲尔德的竞选研究及其发现结束了‘枪弹论’理论统治传播学研究的时代，此后，传播学中的效果研究可以说进入到了‘有限效果论’年

[2]代”。自此，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开始将政治行为研究（比如公民投票行为研究）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量。

二、政治传播学独立地位之形成

现代政治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究竟产生于何时？美国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Dan Nimmo）和凯恩·桑德斯（Kane Sanders）在其主编的《政治传播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 [3]Communication）导论中认为“政治传播学产生于50年代……”。作者认为在1956年出版了一部研究政治传播学的著作，书中论述了政治传播是政治家、政府组织与公民三个互动环节中的一个环节，在三者之间担当中介或渠道作用，通过政治传播在正式的政府组织与公民的投票行为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能够实现政治动员和传输政治影响力。尽管对于政治传播学独立地位形成的确切时间至今仍莫衷一是，但“50年代诞生说”已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接受。因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发展到此时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研究学科的所必备的方法体系与基础理论。同时，其后不久的一些重要事项也被西方学者视为政治传播研究的标志，并推动了此后几十年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方向，这些事项是：

1.1968年美国第一次在研究生科目中开设政治传播相关课程，为有意于从事政治传播研究的学生提供基础概念与各种研究方法。

2.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创立政治传播研究学部（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vision），为对政治传播研究感兴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提供了意见交流的平台。一些学者认为这标志着政治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式形成。

3.1974年国际传播学会政治传播研究学部创办了《政治传播学刊》（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view）。此后，各种与政治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文章有了集中的刊载平台，并因此大大促进了政治传播学者的研究热情。

4.1974年凯德（Kaid）、桑德斯（Sanders）等人编写了第一部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参考文献汇编。这部文献在当时缺少电子文献检索的研究条件下，为致力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5.1981年丹·尼谋和凯恩·桑德斯主编的《政治传播手册》一书，是最早的政治传播学专著。

这些在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中的尝试与努力，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开辟了一条通往更加科学、严谨和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同时也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开拓性的研究蓝本与可供参考的研究范式。此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传播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修辞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均成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来源。同时，政治传播的研究视野也进一步开阔：从起初的局限于个体层面的研究（如从投票行为研究）转向了社会层面的研究议题。关于政治传播与民主社会之塑造；政治传播与公众知情权的培养等也成为学者所关注的课题。

三、政治传播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自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创立政治传播研究学部至今，拥有独立学科领域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美国的国际传播学会、国家传播学会、政治学学会中均设有政治传播学部，已有1500人成为政治传播学部的注册会员。长期以来，政治传播学一直被西方学者视为传播学中的一个子领域，直到1993年阿达·菲尼特（Ada finifter）的《政治学：学科的状态》出版后，政治传播研究才被列入政治学研究范畴。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研究政治传播的相关文献仅1500篇，而到了80年代，则增加到3961篇，仅仅十年间，关于政治传播的文献便增加了2000多篇，可见其发展之迅速。现在，政治传播研究文献被广泛刊载在西方各种国际或区域性学刊上，如：《公共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新闻与大众传播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南方传播学刊》（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等。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由于网络媒体参与到政治系统中来，很多电子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也开始加入政治传播研究的行列中来，极大地活跃了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为这一研究领域开拓了更广阔的研究天地。

学者约翰顿（Johnston）在20世纪90年代展望了政治传播学在未来半个世纪的发展情景。她认为未来几十年西方政治传播学将分为四大研究支流：选举传播研究；政治传播与新闻媒体研究；政治修辞研究；政治态度、行为及政治信息研究。选举研究将包括：政治辩论与政治广告研究；政治传播与新闻媒体研究包括：总统与新闻媒体研究、议会与新闻媒体研究、投票与政治新闻研究、政府与媒体研究、外交事务报道与国际新闻传播等；政治修辞研究包括政治语汇研究和媒介修辞研究；政治态度、行为与政治信息研究包括媒介使用程度研究、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参与研究、政治信息处理与检索研究、政治广告与政治候选人关系研究。总之，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已经走向成熟，随着学者对于参与式民主的热忱以及媒介形式的不断更新，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必将迎来自身发展阶段中的又一个高峰。

第二节 西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一、研究对象

吸纳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而发展起来的西方政治传播学包含着广泛的研究范围，它包括对国内国际政治系统中政府、各种社会组织甚至个人所发出的政治信息的产生、形成、传播、处理过程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也包括对媒体在政治进程中对于社会团体及个人层面的影响的研究或国际视野中的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研究，总之，西方现代政治传播学将政治生活中的传播行为均纳入自己的研究[4]系统。表1-1为香港政治传播学者按照传播与政治两个研究坐标对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范围所进行的归纳。表1-1 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范围

根据以上对于政治传播学研究范围的归纳与划分，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1）政治学领域中的传播研究（2）政治竞选研究（3）政治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4）政治演讲术研究（5）政治心理学研究（6）政治学与政治传播学关系研究（7）话语分析研究（8）政治社会学研究（9）竞选活动研究（10）政治与文化研究（11）政府（形象）宣传研究（12）新闻报道中的总统候选人研究（13）新闻中的政治分析（14）新闻与政治（15）大众传媒与政治（16）无线电广播与政治（17）少数民族的政治活动（18）修辞学与政治（19）政治竞选中的心理研究（20）电视的政治影响力

如此众多的研究对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多元化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根据上述具体研究对象，可以将西方政治传播学研究概括为四大领域：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政治信息研究、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新闻媒体研究、政治传播与公共舆论之关系研究、政治传播与新媒体研究。1.政治信息研究

政治信息（political message）在政治传播学中通常被定义为政治行动者或非党派人士通过各种媒介手段所传达的包含有自身政治意图的一切信息。基于这种理解，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关于政治信息的研究均被置于媒介这个内容环境下来进行。琳达·李在《政治传播研究手册》一书中，把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政治信息研究分为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针对政治修辞学的研究。这一路径继承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传统，将政治修辞看作政治传播的手段纳入政治传播研究的全过程。大卫·洛伦佑又把政治修辞研究归纳为两个流派。一个是行为主义流派，以林德布鲁姆为代表，认为修辞是信息的有效传播，是机构的刺激—反应过程。另一个流派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流派假设传播更多地依赖于人们说什么，而不是如何说。可以看出，这两个流派均承认政治修辞服务于政治目的，并进一步承认政治传播的主要技巧是政治修辞。从这种意又上看，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史就是一部探究修辞与政治学之微妙关系的历史。第二条研究路径是对政治广告的研究。政治广告自20世纪50年代登上政治竞选的舞台以来，一直成为政治候选人与选民之间进行沟通的主要形式。在西方社会，政治广告一直被认为是最稳定并获得广泛认同的政治传播手段。它从形式到内容都在不断超越纯粹的政治宣讲，其中逐渐包含了文化因素与个人情感。因此对于政治广告的研究是研究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同时也是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1981年丹·尼谋和凯恩·桑德斯在《政治传播手册》一书中，第一次将政治广告定义为：“政治信息源（政治候选人或政党）的持有者，通过购买大众媒介的使用权向受众传达政治信息以改变受众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5]与政治行为的传播过程。”

西方的政治广告研究又分为政治广告内容分析和政治广告效果分析两大流派。内容分析流派以理查德·乔石林（Joslyn）等学者为代表，他们通过历史批判法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政治广告进行分析解读，以期找到政治广告中所传达出的种种特殊的政治意义。内容分析法的主要研究议题有：政治广告形式与内容关系研究、积极政治广告与消极政治广告研究、政治广告中的情感语汇使用研究等。内容分析法的目的是发掘出政治广告中隐含的各种消极的和积极的政治信息与文化因素，以促进政治广告这种政治传播形式的健康发展。此外，效果分析派的学者将他们的研究重心放在政治广告的传播效果上。受“有限效果理论”的影响，大批政治传播学者开始研究政治广告对受众产生影响的程度与范围。以理查德·普鲁夫（Richard Perloff）等学者为代表的效果分析派认为：“表意清晰的政治广告能够逐步影响选民对政治[6]候选人的评价以及他们对政治事件的理解。”这些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法或实验法来测量不同形式的政治广告对选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效果。这一流派的研究分为三个方向：政治广告对选民认知水平的影响；政治广告对选民态度的影响；政治广告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对网络政治广告的研究也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向。无论是内容分析还是效果分析的政治广告研究都致力于促进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向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2.新闻媒体研究

西方政治传播中的新闻媒体研究包括政治竞选中的新闻报道研究（news coverage of political campaigns）和媒体与总统政治研究（presidency and media）两个侧面。其中政治竞选中的新闻报道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就逐步展开。这是因为，一方面政治候选人迫切需要赢取选民的好感，他们除了通过耗费巨资制作大量的政治广告之外，还希图影响甚至操控新闻媒体；另一方面，新闻记者则希望能够记录下政治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的负面行为以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因而便出现了这样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大选期间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有多少报道是真实可信的？选民在阅读这些有可能刻意夸大或片面描述的新闻报道时会不会影响自己最终的投票行为？政治候选人面对有损自己正面形象的新闻报道时应该如何应对？西方政治传播学者早就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他们认为政治竞选就像是候选人、选民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一场游戏，实际上这是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角逐与政治资源的博弈过程。随着媒介产业的集团化，新闻记者能否客观公正地进行新闻的写作与报道？政治竞选会不会在这样一种博弈中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为了博取新闻界的好感，竞选者将自己的外表包装得风度翩翩，言谈幽默、举止潇洒，而大量的关于候选人的奇闻轶事也被新闻媒体不断曝光，但这样的新闻报道却干扰了选民对候选者执政能力、政策规划的解读与评价，这显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因而，对政治传播中的新闻媒体研究有助于知情公众社会的形成。由于其研究对象是新闻文本而非传播者个体，因而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法。

相对于以内容分析为基础的新闻报道研究来说，对于总统与新闻媒体的研究则要具体得多，它所关注的是总统或总统候选人的媒介公关技巧与总统形象的塑造。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往往是公共关系专家或是资深的新闻从业人员。虽然总统与媒体研究是西方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由于它侧重实务操作，往往能获得来自政治集团的资金支持，因而发展十分迅速。3.政治传播与公共舆论研究

西方民意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许多政治学家对民意都有论述，对民意研究的展开则是20世纪的事。罗威尔（A·Lawrence Lowell）于1913年出版《民意与民主政府》（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李普曼于1922年出版《舆论学》（Public Opinion），这两本著作是研究民意的经典之作，后者使民意研究受到普遍重视，并逐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播学以及政治传播学研究的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意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探讨民意的影响、民意与政策的关系、民意在民主过程中所扮演的实际与潜在角色；二是发掘和测量民意，研究民意如何形成、如何对民意进行控制与影响。前者研究民意如何影响政治系统，后者则侧重于研究政治系统如何影响民意。

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公共舆论研究近年来集中于三个方面的研究：沉默螺旋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公民政治习得（political learning）研究、公共舆论与政治参与研究。4.政治传播与新媒体研究

新媒体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基于新的传播手段的媒体，它主要是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网络媒体。网络媒体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到了90年代，西方国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计算机网络技术、电脑多媒体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人们带入了网络传播的新时代，同时也为政治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与渠道，政治信息得以更加广泛地流通。互联网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个体、政治组织、政治集团与政府之间相互传播政治信息的方式。这种沟通与传播信息方式的革命性改变立即引起了政治传播学者的关注。

政治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尽管这种研究领域的出现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已有大量的研究新媒体潜在政治影响力与局限性的文献出现在各种政治传播学刊物上。根据学界对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观点，可以把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分为积极学派与消极学派。积极学派认为新媒体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途径，它无疑将极大地促进参与式民主的进展；消极学派则认为新媒体只不过充当了稳固现有政治传播机制的一种新工具，他不会改变政治传播的传统模式。研究者通过对新媒体的特征、运用情况、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影响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考察它是否改变了或即将改变政治传播的传统模式。

西方关于政治传播与新媒体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公众应用互联网的程度以及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研究；西方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与网络空间的商业化之间关系的研究；网络政治竞选对政治激进主义影响的研究以及网络文本研究。与对现实世界的研究一样，新媒体研究也有自己的研究场域，只不过这种研究场域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新媒体研究也有与普通研究类似的研究方法：网络文本分析法，在线问卷调查法、在线访谈法，等等。

尽管新媒体的出现的确为政治传播带来了新的渠道与手段，但实验证明：往往是那些对政治持有高度兴趣的个体才会主动使用新媒体来进行有意识的政治活动，而一般人仍旧习惯于通过传统媒体获取政治信息。因此，对于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需要通过今后的研究来进一步验证新媒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二、概念界定

迄今为止，西方任何一本关于政治传播学的专著在界定政治传播这一概念的时候都十分谨慎，均申明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以免使自己陷入以己言概他言的尴尬。这是因为政治传播这一概念自身包含着双重要素，即：传播与政治，而这两重要素都具有来自学术界的各种各样的广义与狭义的界定。政治传播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双重要素带来了其概念界定的困难：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定义政治传播？还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定义政治传播？此外，随着政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新的研究元素也不断被引进到政治传播研究中来，原有的关于政治传播的经典概念不断受到冲击，这也为进一步精确界定政治传播概念带来了困难。

目前，西方学者在政治传播概念的界定上有两种趋向：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从政治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概念的学者往往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如：被普遍认为的关于政治传播概念的最早表述是：“政治传播是一种过程，一种有多种因素在其中相互影响的过程：政府及其辖设的社会事业机构与公民的选举行为[7]两者不断地向对方传达政治性影响因素。”再如，丹顿（Denton）与伍德（Woodward）将政治传播定义为：“（公民或社会）关于公共资源（如：税收）、政府权力（具体由谁来掌握司法权、立法权与行[8]政权）与公共裁决权（奖惩制度）的分配所进行的决议”。这一定义最终落在“决议”（discussion）这一行为上，强调了政治传播中的政治沟通与政治劝服的核心地位。美国民意研究学者默里·艾德尔曼（Murray Edelman）的定义较为抽象。他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图像，这幅图像中包含着有意识或潜意识中的政治景象。在他看来，政治传播似乎不是一种传播的流动过程，而是由公共舆论所形成的人们对于政治的种种假设或意向。此外，一些学者如路易斯·奥图拉（Louis Althusser）将政治传播看作是正在遍及社会的超阶级的传播实践中的一部分。美国政治学者缪勒（Mueller）则认为“政治传播是社会阶级、语言及社会化形态的政治结果”。也有学者从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看政治传播，如费根（Fagen）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及政治系统与其环境间的任何传播行为，因而建议研究传播网络（组织、团体、大众媒介、特殊管道等）及传播形态的经济、社会决[9]定因素。”他主张用传播的观点来研究比较政治。

上述观点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的，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是如何有目的（有时也许是无意识）地应用传播手段以达致博取公众同意与确保政治秩序正常运行。因此，政治传播能够以多种形式存在，从大张旗鼓的政治宣传广告到以国家名义创造的象征符号或神话故事等隐性政治宣传，都是以传播一定的政治信息为目的的。这些政治宣传中的象征性符号通常隐含在流行文化或娱乐新闻中，或者干脆以一种看似有用信息的形式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从传播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的最简练并被普遍接受的政治传播定义来自查菲（Chaffee）。他认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在政治过程[10]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阿尔蒙和波尔（Almond & Powell）则认为：“政治传播是一基本的系统功能，其许多结果将可维持或改变政治文化及政治结构。我们可以假设，在政治系统中所有主要的改变都牵涉到传播形态的改变，它既可为因也可为果。举例来说，所有社会化的过程都是传播的过程；同样的，在不同组织角色中人的协调与控制者需要消息传播。因此，建立新的社会化形态与新的组织都需要传[11]播绩效的改变。”在美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Brian McNair）的定义比较权威。在其经典著作《政治传播学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中，他先把政治传播的定义[12]简化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活动”，然后将西方所有传播本位的政治传播概念概括为三个层面：“1.一切党派人士与政治活动家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2.一切非党派人士（如：选民与报刊专栏评论员）针对党派人士展开的传播活动。3.一切涉及以上三类人群政治行动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文章或通过其他媒介形式展开的政治讨论。”④

综上，西方学者对于政治传播概念的各种界定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政治传播的研究范式，因为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起点，它规约着学者将从哪一个角度采用哪种方法来研究政治传播问题。

第三节 西方政治传播的研究方法

一、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方法之演进

研究方法的选择是一门学科研究范式的内容之一。在一定意义上，研究方法是由一定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研究对象的不同，往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由于政治学本身学术特质的稳定性，即：任何政治任务、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都在产生、传递着信息，进行着政治传播活动，政治生活时刻伴随着传播活动。因此，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越来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进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的最初阶段，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政治学研究者在观察与分析人们对政治事件的意见表达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是否可以被控制并在模拟出来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主要是文本分析方法（content analysis method）。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传播学定量研究的兴起，使学者能够通过量化来描述、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定量研究方法被引入到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中，使其研究方法变得更加多样化与系统化。而使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方法实现革命性跨越的是电子计算机技术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定量分析在政治传播研究中的运用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物质条件和技术保证。大量的政治信息可以在计算机的辅助之下得到精确的量化的分析；通过计算机研究模型的建立能够分析与追踪人类大脑在处理政治信息时所产生的微妙变化。这些无疑对于政治传播中的政治信息与媒介效果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再一次将政治传播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促成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进一步革新，网络分析法（network analysis method）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出现并被大量使用。关于这一研究方法，在下文中将有详细的阐述。纵观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政治传播研究方法的每一次革新都离不开传播技术手段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传播学研究方法未来还将深刻影响政治传播学研究的演进与更新。

二、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主要方法

政治传播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种。这两种方法中又包含有自身的工具选择与方法操作，如：定性研究可以采用深层访谈法、小组访谈法；定量研究可以采用实地调查法与内容分析法等。西方现代政治传播学者按照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所采用的不同的方法，把研究方法分为四大类：数据分析法（data analysis method）、调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 method）、文本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method）、网络分析法（network analysis method）。在这里，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界限被淡化，因为四种研究方法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定性与定量方法的交互使用，只有使用程度与频率之高低，而没有绝对的定性与定量方法的分离。1.数据分析法

传统观点认为，数据分析法是纯粹的定量分析方法。由于这种方法使用了大量参数与数据模型，使人们的这种认识更加坚定。典型的定量数据分析法包括普通描述与相关性统计法（common descriptive and correlation statistics）、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路经分析（path analysis）、多向度度量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以及各种数据模型法等等。典型的定性数据分析法包括对总统演讲中眼球移动频次的比较分析，历年竞选演讲使用某一词汇的对比分析等等。可以看出，定性数据分析法经常涉及到某些行为与语汇的出现的频率，因而需要建立数据库与分析模型，但由于它所针对的对象涉及到文本内容与肢体语言等非数字符号，因此西方学者还是习惯于将此类研究界定为定性数据分析，以此区别于纯粹的定量数据分析。事实上，在数据分析法中，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经常交互使用，互为补充。当研究样本的总量不够充足时，研究者往往借助定性分析中的归纳演绎法来弥补，以达到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与普遍适用性。数据分析法的局限性在于它依赖于数据本身的时效性与空间性，脱离特定地域与时间区域的数据将失去客观真实性，因而它虽然为西方政治传播学者所普遍采用，但并未被作为验证研究的科学性的最主要方法。2.调查研究法

调查研究法，尤其是大规模的随机抽样调查是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源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到20世纪初，数理统计科学的成熟使这一方法更加准确与完善。如前所述，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最早将这种方法引入传播学的研究。

政治传播研究中所采用的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研究方法，是指在政治传播学基本理论基础上，对某一政治传播现象提出一项有待证实的理论命题，然后按照研究假设的需要，确定本项调查的总体范围和样本量，进行全面普查或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这些调查包括电话访谈、实地问卷调查、网络调查等方式，它基本不受人为控制因素的影响，所以比较客观、准确和全面，因而为政治传播学者广泛采用。我们统计了2000年至2001年美国社会科学四大期刊——《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传播学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政治学学刊》（Journal of Politics）上刊载的所有与政治传播研究有关的学术文章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发现在79篇文章中，大规模调查问卷法是最常用的方法，占到全部文章总数的48%；内容分析法居于其次，被使用的比例达到20%；实验法包括控制实验法与自然实验法占到总数的16%；小规模调查法，如深度访谈法与焦点访谈法被其中9%的文章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剩下的则为其他分析方法。

现在，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者在采用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法时，普遍借助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来拓宽样本的采选范围，以增加样本的随机性。原有的网络随机抽样调查虽然具有使研究者与被访者保持即时互动的优点，但通过互联网采选的样本往往具有地区、年龄结构分配不均的缺点（由于网络问卷调查的参与者一般都集中在网络资源发达地区或是拥有一定网络经验的青少年群体）。而借助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可以在保证样本代表性的前提下，实现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即时互动。尽管如此，调查研究法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即无法充分保证抽样样本的代表性与问卷设计的严密性。随着未来研究工具的不断精密化、人工化，调查研究方法存在的这些缺陷有望得到根本性改变。3.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量化分析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它最早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情报研究，在情报战中成效显著。战后，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军事情报机构一起，对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了多学科[13]的研究，使其应用范围大为拓展。由于内容分析法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形式的手写或印刷体文献以及音像资料等文本信息，西方现代政治传播学者十分注重内容分析法的运用，尤其在分析政治信息时会大量采用此种方法。

在政治传播研究的早期阶段，由于研究技术的落后，内容分析法主要依赖于人工操作。大量繁杂的文本信息通常使内容分析研究持续很长时间，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而且研究结果也往往错误频出。现在，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借助专业的分析软件辅助内容分析研究，已成为政治传播内容分析方法的一大特点。采用专业的分析软件可以将浩繁的文本资料进行汇总与编排，然后按照文本内容的不同特征进行归类，进而生成一系列的文本检索系统，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好，选择不同的检索系统对某一文本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比如：某一词汇在总统选举演说中出现的频率，不同新闻文本在针对同一政治事件的报道中使用语言的差异等。研究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习惯创建适合自身研究的检索系统。

与数据分析法一样，内容分析法在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中既包含有定性方法的使用，也包含有定量方法的操作。内容分析中的定性研究可以被定义为，研究者对通过和研究对象的沟通所获得的各种政治信息进行分析与解释的研究方法，它主要通过文本内容分析、面对面访谈法与焦点访谈法来实现。由于定性研究能够捕捉到人们在处理政治信息时的第一反应（因为在访谈时被访者的行为与内心变化能够瞬时反馈到研究者那里），因而定性研究在分析人对政治信息的接受习惯与敏感程度时是比较准确的，这些往往是定量研究所无法处理的。

内容分析中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更加关注文本本身，比如文本的长度、文本的语言使用、文本的逻辑结构等可以量化并精确定位的文本元素，而对于人们对文本的处理与反应，则交给定性研究来处理。相对于定性研究所使用的访谈法，定量研究几乎全部用计算机进行操作，为此需要设计研究参数，建立研究模型。比如，研究小布什2004年连任美国总统前后美国新闻媒体对小布什的报道中所使用的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的变化，就要借助定量分析法进行文本语汇对照分析。

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内容分析法所具备的明显优势是：可以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说明信息来源的特征，检查传播中不符合标准的内容，分析劝服的方法，说明读者对信息的意见，描述传播模式等。但同其他研究方法一样，内容分析法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内容分析法中被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政治信息的意义应该从哪一方的角度来界定，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当政治信息包含多重含义时，内容分析研究者应该如何进行文本纪录？是就其某一意义层面进行记录，还是将全部可以推想出的含义全部记录下来？其次，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文化空间会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研究者应该以哪一种含义作为研究的参照系？最后，高昂的研究费用与高成本技术投资，使内容分析法在缺乏研究经费或计算机技术资源落后的地区难于普及。尽管如此，内容分析法仍然是对数据分析法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对于包含有文化因素的政治传播研究课题来讲，内容分析法是最好的一种方法。4.人际网络分析法

1963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在书中，卡尔开宗明义地提出内部与外部的政治传播渠道是政府的“神经”，没有通畅的政治传播人际网络，政治系统将无法正常运行。此后，对政治传播的人际网络研究开始受到政治传播学者的关注。人际网络分析法并不是政治传播学者的首创，在此前已被社会学者与组织行为学研究者广泛采用。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人际网络分析法，是指在特定的政治系统中将政治传播作为一个系统的人际网络，针对这一网络中的传者与受者的传播行为与态度展开研究以提高传播效果的研究方法。人际网络研究法与调查研究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每一个人作为相互连接着的社会成员，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个传播网络的连接点上。基于此种认识，人际网络分析法并不直接通过从每一个个体信息所反映出的情况来判断一个政治系统的状态，而是首先将每一个个体在整个人际网络系统中进行归位，厘清诸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与角色，然后将他们所反映出的信息进行汇总，以此来确定这些信息是如何影响着整个人际网络的。这种方法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以政治传播中的人际网络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如果仅是网络中的成员数量发生了改变或某些成员的行为特征出现了变化，都不会影响研究的进行。

人际网络分析法有两种研究类型，一种是以大规模的政治单位，如国际组织、大的政治组织或援外游说集团等作为研究网络，一种是以特殊群体组成的人际网络作为研究网络，但必须保证群体中的每一名成员都有着经常性的联系。第一种研究类型可以帮助政治传播学者揭示一个政治单位的传播特征。如判断这个政治单位是一个沟通顺畅的整体还是一个缺乏有效沟通的政治实体，以便调整加强其中沟通薄弱的环节，保证政治传播的效果。后一种研究形式可以帮助研究者弄清隐藏在群体内部的各种次群体，以提高组织的凝聚力进而提高政治决策的效率。网络分析法的最大局限在于，当一个研究单位的人员数目庞杂时，会使研究工作非常繁重复杂。一个有5000人的人际网络会有2500万种不同的网内联结方式。

无论是数据法、调查法还是内容分析法或人际网络分析法，都具有自身的缺陷，因此，在进行政治传播研究时往往需要借助两种或者更多的研究方法来相互补充。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信息时代在为政治传播研究带来不可思议的演进的同时，也使传播的渠道与方式更加多元化、虚拟化，从而使研究本身变得更加复杂。

第四节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

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概况

虽然政治传播的概念源自西方，且是伴随着最近几十年大众传播迅猛发展才出现的新名词，但政治传播的实践在中国其实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虽无政治传播的概念，但其政治传播实践及其理论却丰富而有特色。总的来说，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是两学东渐的结果。

政治传播学首先传入的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

香港研究者十分关注以香港和内地为社会背景的政治传播，他们的研究很多是与新闻自由、政治意识形态、权力重组、建构现实等有关的。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朱立教授对于内地的新闻自由和意识形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系统的变化等问题发表过多篇论文，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金铨、陈韬文的《大众传媒与政治过渡》（1991），对社会权力重新分配与新闻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市民对政治改革、社会现状和移民问题的态度进行了研究。香港学者的研究成为西方传播学界认识中国传播领域变革的重要渠道。

台湾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其中较早的两本政治传播学专著，一本是祝基滢1983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一本是彭芸1986年出版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这两本专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台湾的选举与西方社会的选举相联系进行研究，在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综合运用了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2002年彭怀恩出版了又一本政治传播学专著《政治传播与沟通》。

中国大陆的政治传播研究从一开始的冷冷清清，到目前随着海外研究的繁荣也逐渐兴盛起来。近二三十年来，一些政治学者、新闻传播学者也开始直接间接地涉及到政治传播研究领域。1991年，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出版，本书对政治传播学的构成、历史、现状和趋势，政治传播学体系的内在机制和外部联系，以及政治传播学在政治活动、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际政治等领域的开发和利用进行了初步阐述。此后出版的一系列新闻传播、媒体研究方面的书籍都与政治传播研究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尤其是近年来清华大学以李希光教授为首的新闻传播研究团队，对政治传播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该团队的一项985重大课题“政治传播学与国家形象构建”，其首批研究成果《新闻学核心》、《媒体的力量》、《全球新传播》和《下一代媒体》等四本专著已于2002年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镜像中国》、《中国形象》等著作进一步把传媒的历史发展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联系起来，较系统地把传播学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李元书主编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政治传播学作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其内容涉及政治传播学概述、政治传播过程、政治传播形式和目的、政治传播的环境和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前景等。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正式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反响的政治传播研究著作除前述以外，还有李智的《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2007），周宇豪的《权力与博弈：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2008）和在香港出版的许静所著的《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2004）等。在研究论文方面，截止2010年7月，通过“中国知网”以“政治传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有21篇，在“优秀硕士论文”中有273篇。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总库”搜索到相关论文273篇，其中论文题目中含有“政治传播”的117篇。

在政治传播研究机构和学科建设上，中国传媒大学于2009年设立了政治传播研究所，并分别创设了“政治传播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在近年来发表的政治传播研究论文中，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教授发表在《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对目前学界争议较多的“政治传播”的范畴界定、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标准、政治传播的本质与政治社会化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同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思路。该文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该所学者近年来致力于政治传播研究，发表了《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述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研究》、《我国近几年政治传播研究述评》、《重大危机事件中我国政府形象传播存在的问题》等一批论文，成为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一个较为活跃的平台。

从总体上看，国内政治传播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但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二、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了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目的，在于为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汲取和参照，以推进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1.致力于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科学化

西方政治传播走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的研究范式，虽然政治传播学仍需要不断汲取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但正是由于拥有科学完整的研究范式才确保了自身的独立发展。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科学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其他学科理论置于政治传播学的框架下进行再思考，如把政治学中的政治市场理论放在政治传播活动中进行思考，形成了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政治市场学。另一方面，注重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主要研究方法的数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人际网络分析法等之所以能够得到丰富与完善，正是因为每一种方法都经过了学者不断的使用与反复的验证。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缺少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并且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未能实现从“应然”向“实然”、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根本转变。2.致力于政治传播学科建构的“视界融合”

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走到今天已经跨越了包含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在内的十多种学科体系，它的研究范围遍及政治传播过程中的方方面面。由于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不少重大政治传播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如对政治传播学的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的各自界定，虽然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政治传播”范畴注入了必要的本质要素，但却未能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这正反映了仅从政治学或传播学界定政治传播的局限性。而且，从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来看，这种局限所带来的学科褊狭贯穿于研究的整个过程。再如，对于政治传播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对政治传播、传播、政治、大众传播、公共领域、参与式民主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政治系统与政治传播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传播研究回答的问题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国际政治传播是政治传播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虽然中国加入WTO，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传播渠道日益全球化，但关于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和国家形象传播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对国外政治传播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尚未做到分析、批判、借鉴。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的研究体系中借来一个个新颖的概念套用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之中，却未能清晰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含义、产生的背景和它承载的方法论意义。在不能精确理解政治传播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研究都将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以及参考上的误解。因此，中国政治传播学亟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3.致力于建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路径

我国政治传播研究视野局限性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西方政治传播的很多议题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比如竞选研究等。但通过对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各个领域的分析，我们可以探讨一些新的研究切入点。比如，在我国虽然没有西方所谓的政治广告，但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弘扬主旋律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制播。为了提高这些节目的传播效果，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政治广告学中的相关研究方法与原理，并运用到这些节目的创作中去，为增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传播的效果找到新的突破口。

国内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文献虽然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政治传播”这一概念，但实际上缺少对政治传播理论体系的认知。因此，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亟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唯有从整体上对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进行把握，对其研究体系，包括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动态进行清晰的梳理，才能够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范例。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往往是一种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我们了解西方研究范式并非要否定中国的研究范式，而是希望两种研究范式能够相互补充，根据我国的国情与现实发展需要，从西方的研究范式中汲取必要的研究养分，丰富我国自己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框架。在考察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同时，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治传播学科结构，比如在高等教育中开设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方向和相关课程，在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培养政治传播研究的专门人才。

西方现代政治传播学历经近一个世纪的积淀与发展，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式。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也同样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它是以维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与政治制度为旨归的，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套用它的所有理论。对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应该从宏观上把握其理论结构与研究方法，从微观上把握每一研究所采用的科学有效的工具，进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

三、政治传播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我国现行的传播模式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断演进，新媒体的出现，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更具时代特色的、更为有效的传播方法和机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知识分子和民众传播并被广大民众接受和实践的过程。一种思想是否能深入大众，不仅取决于思想理论的正确与否，而且，传播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治传播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借鉴政治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考察，从中探寻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因素对传播方法的要求，探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规律，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新传播方法和途径。其研究进路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原理和方法和现代政治传播学的方法有着相通之处，需要用传播学方法加以提炼和阐释。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理论，其宗旨是谋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从自身走出，融进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才能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并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次是挖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些基本原则。通过提炼马列经典作家关于理论传播的经典论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方法论和基本立场对其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影响，认识马克思主义具有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诉求和人民群众具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际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最后再结合史实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它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大众中不断传播，不断为他们所理解、接受并运用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

第二，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分阶段探讨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个历史过程可分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新时期几大阶段。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第一阶段理论成果的历史时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的努力，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道路，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经验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合法意识形态并传播到全体民众的过程，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也出现过重大的失误，其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新进展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第三，从政治传播视角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进行考察，运用传播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进行系统分析。

第四，从政治传播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行机制，可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新媒体传播等不同传播途径探讨建立更有效的传播机制，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传播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为快捷、覆盖范围更为广泛、理论说服更为到位。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实现从“宣传”到“传播”的观念转变。“宣传”强调灌输，传播则注重“互动”。“魔弹论”式的灌输传播虽然适合于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大众社会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必须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有所转换，传播主体必须考虑受众的实际需要和接受程度才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应考察在不同时期的信息源、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方法、接受者的历史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要素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传播学奠基人李普曼指出：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或经济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政治传播视为是通过对政治信息的传播和政治文化的培育向执政者提供执政合法性的理论。

在当代中国与世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实效性问题，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更具时代特色的传播方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借鉴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方法，既要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又要运用政治传播理论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重大传播现象进行整体考量，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和成功经验。从政治传播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史与理论传播史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不断发展，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及规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中国化到化中国的过程，即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中国化，再如何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效地传播给大众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传播内容和方法选择的不同，而传播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受众特征的不同认识，也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四、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传播之演进

研究传媒与政治的关系绕不开社会政治背景。传媒的作用始终是受社会政治因素限制的，如果抛开社会政治因素去谈传媒的作用，我[14]们就很容易陷入“传播的本质主义”的陷阱。戈尔丁（P.Golding）和默多克（P.Murdock）指出：“大众传播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探究媒介信息的意义，而是通过研究信息的建构和解释以及形成这些建[15]构的语境和压力来分析社会过程”。具体到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社会最明显的一个分水岭就是改革开放，在这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媒体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1.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政治传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取代人伦亲情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社会价值[16]。在这个年代中，政治生活是时代的主旋律，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年代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1）对领袖的神化和个人崇拜贯穿着这个时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成为了全国人民崇拜的偶像。这种崇拜一方面来自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率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这种自豪感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真实表达，这种情感的表现不仅仅体现在广大劳苦百姓身上，而且广大知识分子也都发自[17]内心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新中国由衷的期许。而迈斯纳在对毛泽东崇拜的历史考察中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1945年党的七大不仅使毛泽东的最高政治领导地位得到巩固，而且也使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七八年的建设，中国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观，此时[18]党和新制度的威望是非常高的，这也逐渐形成了这种良好愿望基础之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也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在人民不停地表达对领袖的崇敬时，领袖也逐渐改变了对自我的认知。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就是通过对自己权威的维护以期达到对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维护，也就是说将自己的意见视作全党的决定，不容许出现不[19]同的声音，否则被视为对党执政的质疑与否定。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看，这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与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即“要求人必须以实现这种合理性为生存的终极目的，同时又否定个体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这种合理性的可能，在逻辑上必然推导出外在权威控制和操作个体精神世界的合理性，进而还可以推演出外在权威[20]全部或部分的占有和支配社会主要稀缺资源的必要性。”对领袖的崇拜可以看作是百姓对领袖的一种习惯性依赖，对个人独立性的习惯性的忽视。这种特质受到大众的极力推崇，并可能导致中国成为出现集权主义的沃土。毛泽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信仰诉求的一个新的符号。（2）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的突出和对毛泽东的崇拜与神化是相互推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充满了期许。中国人民在战争时期受到的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的压迫，对以帝国主义列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深恶痛绝，加上媒体不断地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抨击，就在国内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的政治氛围。当时的民族情感也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两极对立，是一种“列宁式”的民族情感，这种民族情感最主要的诉求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anti-[21]capitalist revolution）。这种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中心的民族身份定位，在当时发挥了维护新生政权的重要作用。首先，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自豪感，使人民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其次，更好地维护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再次，时刻保持着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警惕。最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成为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作为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经济贯穿了毛泽东时代。尽管毛泽东试图超越“制度拜物教”，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

[22]制度，但在已经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背景下，却没有能够将自己的理念深入下去。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共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成为了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工具。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已经多多少少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已成为重塑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3）这个时代是一个群众运动和群众参与的时代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群众参与和群众运动在后“文革”时代的话语建构中，成为了“集体暴力”、“群氓政治”、“民粹主义”以及柏拉图式的“平民民主政治”在中国活生生的例证。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结构可以允许民粹主义轻易地[23]和极权主义相结合，群众运动因此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的运动。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传统和民主决策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载入了党纲和党章。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确定群众路线是“党的[24]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建设是非常必要的。那个年代中国需要迅速恢复生产力来增强国力。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路线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人民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提高，乡村的公费医疗体系也已经初步建立[25]。这一系列成绩都说明了正确的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之一。但在这个时期的后一个阶段，群众运动被错误地利用了，造成了“文革”这一严重的历史错误。

以上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三个贯穿始终的特点也规定了这个时代传媒的特点和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新闻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26]为指导的。但马克思所强调的对真理的追求不应该受到限制的思想，一方面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成为只有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才能够代表真理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如施拉姆所说，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威权主义，坚定不移、明确严格地区分是非曲直，以及凭借一小部[27]分人就能对巨大的人类行为领域做出解释的令人吃惊的信心。而列[28]宁则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行了详细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论述。中国的新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联继承过来的。列宁把传媒的角色定为：一是集体的宣传者（collective propagandist），二是集体的鼓动者（collective agitator），三是集体的组织者（collective organizer）[29]。同时，列宁对资本主义传媒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它（资本主义传媒）不是自由的传媒，但它确实对有钱人和[30]资产阶级来说是自由的，并欺骗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群众”。而且列宁强调文学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服从于中[31]央委员会的纲领。

研究者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媒体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概括。施拉姆认为，大众传媒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以下特点：与其他国家权力工具和党的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维护国家统一和党的统一的工具；国家发布指示、党开展“揭露”的工具；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32]鼓动的工具；具有严格执行的责任。斯帕克斯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媒体不反映社会变化；政党和媒体是一体的，不会反映对政党不利的消息；没有商业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首要的旨趣是政党的

[33]利益。汤森和沃马克将改革开放前中国传播系统的特点概括为三点：第一，所有信息实际上都是由中央或下级领导为了实现中央意图而批准公开传播的，几乎每一条新闻都具有准官方的性质，发布它是因为它对现行政策有积极意义；并且一种权威等级制意识渗透于该体制中。第二，意识形态及其特殊词汇具有支配性影响，通过“二级传播”[34]途径进行扩散。第三，中国大众传播的风格特别具有教育性。

从以上对该时期传媒特点的分析和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传媒特点的概括中，可以看出我国这个时期的传媒特性。即这一时期的传媒只对执政党负责，主要构成包括了各级党报党刊、党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传播的手段以宣传为主，主要内容是围绕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展开，包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痛斥；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各种报道与歌颂；动员、发动和鼓励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后来对这种宣传和鼓动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三多四大”：典型多、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35]大。

可以看出，媒体的这种内容结构和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将与人民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报道放在了次要地位，甚至有时被忽略了。这是从战争时期继承下来的宣传传统，但是却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变。其原因首先和主要领导人对时代特点的判断相关。在一个仍以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政治背景下，传媒有时不得不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下，在特殊的情况下，绝不是满足了人民的利益就实现了国家的利益那么简单。如果国家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人民的利益就无从谈起。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就是对人民利益的保障，这两者是一致的。但在后来的“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传媒完全与领导人的声音保持一致，视真实情况于不顾，这就是传播过程中的不正义了。而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政党媒体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媒体，完全没有对舆论环境的监督，这种不正义就更加被放大。此时的党报就难以发挥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了，而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但这种斗争却通过传媒使不知情的人民群众抱着各种目的卷入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这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这一时期的媒体更像是一种在全民信仰年代的一种神谕。媒体在这个时期扮演的确实是一个中介（medium）的作用，它负责将“神的旨意”传达给信徒，让信徒了解“神”的最新的指示。在这种性质的媒介眼中，它只对“神”负责，信徒只是神的附属而已，没有自己的地位。2.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传播

经过了“文革”的十年动乱和“文革”后的两年过渡，时代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平反把毛泽东晚年的意识形态网络撕开了一条缝。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离开这30多年的重大变革去谈论传媒是否正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传媒的变革已经成为30多年变革的重要部分而深深地融入这次变革之中了，尽管中国传媒业习惯以一副苦命者的姿态出现，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传媒业在这次变革中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的，[36]尽管有不少缺乏竞争力的、根植于旧体制下的传媒在变革中死亡。

改革开放使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公平”理念转变到邓小平时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经济理念，从大的历史角度看，中国[37]完成了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社会演化的前所未有的转型。（1）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几个基本特征和传媒变化的关系更加紧密

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力就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了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在世界上的地位。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如果再这么下去，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随着和世界交往的逐渐增多，普通老百姓也意识到了曾经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原来有那么大的差距，美丽梦幻的破灭带来的失落感也是我们迫切要求变革的一大动力。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获得大解放。黄平认为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在三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指导思想层面，即要不要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是政策层面，即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农村是要不要分田，工厂是要不要搞物质奖励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三个层面是文学[38]艺术理论。而有学者将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归结为解放思想和解放[39]生产力。从高层到基层对改革的一致呼吁，思想观念的大解放，加上改革又是从已经被证明集体合作化体制无法带来活力的农村开始的，所以改革在一开始的阻力非常的小，并且很快取得了成效，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出现了减少的趋势，从改革开放前的2.4倍减少到了[40]1980年代中期的1.8倍。

改革开放最集中的领域是经济领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第一大变化是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激活给经济整体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刀阔斧相比，[41]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前行艰难。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才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变形。在看到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利益后，一些政治权力无法经受住金钱的巨大诱惑，迅速参与到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去。一旦权力进入了分配而没有监督，权力阶层就可能凭借自身的权力和新获得的财富优势控制改革的进程，从而使改革发生异化。历史证明，中国的权力阶层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具有和任何体制结合的特性。中国政治体制领域在改革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权力集团在没有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直接参与了经济利益的分配。他们凭借权力和资本的天然亲和力，在利益瓜分中占据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与权力结合的既得利益者群体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化的范围，通过市场对经济体系进行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组织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它意味着社会的管理仅仅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根植于经济体系[42]中，而不是经济根植于社会关系中。这也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不公正的出现埋下了隐患。例如，在农村，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在城市，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业岗位匮乏，大量的弱势群体被[43]无产阶级化了。

第二大变化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公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是生活在一种大体平均的状态下，身边的人不管优秀与否、有权力与否，生活的差距不是很大。尽管当时也有利益集团，但总的来说社会之间的差距并不算大，人们的心态也较平和。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明显分化。这个分化可以简单地概括出以下特征：一是社会精英集团凭借其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迅速崛起。二是知识分子集团开始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抓住了时代和所从事专业带来的机遇和精英集团形成了合谋之势，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留在了中间阶层甚至有向下滑动的趋势；社会上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上至部分没有提升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的经理和业主、外企白领、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下至一般知识分子、干部、中小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新闻从业者等等；而曾经是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及主要盟友的农民的地位迅速下降，甚至出现了边缘化的危险。三是生活在城市内但又被城市所排斥的边缘人群，包括从事各种犯罪活动或非法活动的人，这部分人也是社会的最活跃的不安定因素。这里还想再提一下中国的中产阶层。媒体一直把中产阶层挂在嘴边，但其笔下的中产阶层更多的是一个基于消费主义的概念，更多的是从商业价值上建构出的一个具有一定的购买能力的社会群体。袁剑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非常软弱的阶层，他们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层诞生于一个全面失范的转型时期，这导致了中国中产阶[44]层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

第三，再看看知识思想界的变化。经过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共同寻求自我解放思想解放运动的美好的时光后，知识分子出现了上述分化，于是各种思潮开始在中国涌现。声音最强的应该是代表主张市场化进程的学者的声音。这些学者多是从欧美发达国家留学归来，受到了很好的西方教育和市场化精神的培养，他们是从根本上支持市场化和对政府的作用进行限制的。由于他们声音的出现正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以观点就被放大了。但随着市场化进程中越来越多问题的暴露，单纯追求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受到了很多的人质疑。韩毓海指出，当代知识状况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缺乏一种通过讨论、批判和说服来达成社会团结和社会一致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欧美世界的主流知识，恰恰是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它用于动摇一个社会有余，用于凝聚[45]一个社会不足。进入1990年代后的另一个变化是，我国学习欧美的学科划分，把专业划分得更加细致了，这样一来，学者出现的一种趋势就是专心做自己领域内的学问，对社会的监督和批判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消退，演化成为了一个具有职业技能的匠人。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基础的坍塌，公平、正义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且这些是通过制度化的安排而逐渐消失的。

最后需要总结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文革”彻底否定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却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噤若寒蝉。正如韩毓海所言，我们的研究缺少历史态度，好[46]像新中国成立30年，全国人民都受害了。叶维丽说得更是尖锐：“历史终究是无法欠账的，越不勇于正视，就越容易导致对历史‘非[47]黑即白’式的全盘抹杀、全盘否定。到头来，恶果还是要自己吃”。很多有意义的思考不能够在国内通过正当的渠道面世，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遗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惑。当代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人又开始鼓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但是对于没有“文革”经历的人却很难对各种言论进行有益的判断，这样就会造成思想意识的混乱。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对真实的历史交代不清、人们无法对过去产生恰当认识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领域的这些变化对传媒的变化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改革开放后关于传媒研究的变化。

一方面，正如赵月枝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传媒研究面临着双重的理论遗产：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更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权力概念在该理论表述中的缺席及其“媒体中心”和“传播本质主义”影响。美国的实证研究以“自由多元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识”为前提，它不但有很强的社会科学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传播现象与过程中忽视权力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符合“文革”后的中国学者希望纠正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的趋势，[48]迎合了他们希望建立学术相对独立性的要求。这种实证性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祛价值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传媒学界的研究将焦点更多的集中到了传媒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上。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促使传媒产业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政策和法规有利于传媒产业的发展，全球化的趋势更是给中国传媒产业提供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机会。面对这样一个朝阳产业，众多学者不去研究是不可能的，也是有悖于学术敏感要求的。但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的浮躁心态。与产业结合的研究一方面比较容易获得各种研究资源，而且也容易与相关的产业充分结合，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研究无疑会出现更多的利益偏向。理论研究是慢工出细活，和学术界的市场化趋势是相悖的。（2）这一时期的中国传媒充满了商业化色彩和消费主义的冲动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消费主义的理念[49]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媒运作的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就对由消费带来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批判。资本制造了人们消费的欲望，使人沿着物质的方向单向度的发展。伴随着这种消费主义逻辑在中国传媒业的流行，将导致传播内容的相应变化。一是文化中的价值向度。这部分文化更多地会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而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建设，是多元文化中的中流砥柱。黄平认为，多元文化如果缺乏一个基本的价值，就有可能走向文化虚[50]无主义。二是文化中的左翼部分。这部分包括两个基本的内容向度，一是批评文化，二是穷人文化。而消费主义传媒文化市场的主流是一种相互吹捧的文化，是一种面对有消费能力人群的文化。而价值向度文化和左翼文化都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正义相关，消费主义趋势的扩张必然压缩正义的空间。（3）媒体除了受市场理念的渗入和影响外，政府和公民的诉求也对媒体产生了压力

赵月枝教授指出，作为权力的不同矢量，国家和市场力量都具有既能限制也能赋予社会表达的双重功效。这两种力量有对抗的可能，也有相互叠加而形成合力的可能。比如，国家为了维护权利集团的自身利益或者迎合国内外资本利益和促进出口，可能会限制下层劳工和农民的话语权力，以保持社会稳定或者是降低工资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传媒可能因下层劳工与农民这两个社会阶层不是广告商的目标受众而忽略他们的话语表达和社会传播需求。这样一来，媒体的政治控制就可能与媒体的市场逻辑形成合力，同时压制这两个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力。同样，政治控制和集团化经营的经济模式也可以在权力的集中方面相得益彰[51]，逐渐成为资本利益集团和权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媒体为谋求更加安全、舒适地生存而选择“双亲” 道路的现象绝非中国所特有。许多研究表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与财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整体层面上与政府的声音保持一致。日本学者小森阳一对媒体选择的“双亲”道路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大众媒体利用一整套巧妙的话语机制剥夺了民众的主体表达权利，混淆了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实际上留在压倒性多数人的印象中的并非是历史的事实，而只不过是通过大众传媒被大量传播而形成的社会、集体的记忆。我把这种通过操纵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来掌握日常政治领导权的这种权力形态称为“心脑控制社会”。[52]

媒体在选择“双亲”道路的过程中，失去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失去了有意义的政治辩论，失去了为各阶层民众代言的职能，实现了[53]“去政治化”的蜕变，成为资本和权贵的代言人和合作者，完成了[54]“重新封建化”的过程。

除了市场和国家外，公民的诉求也成为了影响传媒的关键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也越来越强，要求媒体为自己服务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媒体逐渐在市场、政府和民众之间形成的[55]三角关系中寻求平衡。网络言论表达的盛行使传统媒体在对民意的表达中所处的位置更加微妙，稍微处理不慎，就会引起民众强烈的反应和质疑，从而加重了人们对媒体正义与否的怀疑。尤其是在目前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等已经深深刺痛大众神经的时候，媒体又面临着网络民粹主义、激进、偏激情绪的挑战。这两种因素对传播的正义有消极影响。3.媒体与传播的正义

以上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对媒体传播的影响。可以看出媒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变化非常大。中国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一时期一直受到集权政治的束缚，后一时期则受制于政治和市场两个因素，还加入了公民意见和信任度的缠绕。媒体在不断被各种因素束缚的发展过程中，难以对社会发展深层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淡化了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建构，弱化了对党和政府高层的监督，挤压了民意表达的渠道，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心有时会做得好大喜功而不切合实际。总之，传播过程中的正义未能被充分体现出来。

如何改进这样一种局面？在研究层面上，我们应该汲取戈尔丁和默多克在传播学框架中提出的建议，第一，关注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和更大背景下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模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众传媒和社会分层的轴心——阶级结构的关系；第二，关注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呈现为自然和不可避免并进而[56]被合法化的过程；第三，彰显抗争。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首先要关注和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57]传媒业的改革和中国社会层面的改革是同步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为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空间。而现在中国传媒业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和与政治体制不相适应有关。可以设想，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给传媒业一个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而实施舆论监督本身就可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淡化和失语对传播的不正义也是负有责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入世”和“兼善天下”，通过自己的所学所知实现改变社会的愿望。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打压，正直者选择了以死明志，更多的人要么选择了沉默，要么选择了为权力服务。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选择，不仅可以和政治权力结合，而且可以和经济权力结合，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也为知识分子自身带来了知识权力。但知识分子地位和境遇的改变却使更多的人选择了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或淡化。萨义德认为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就是转移明知道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58]的立场，而决定不予理睬，“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莫此为甚”。传媒人应该从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出发来观察世界，提供报道，记录真实，传达民意。在中国，市场化以来，都市报的出现给人带来了一丝虚幻的希望，但是随着过度的追逐市场，其公信力也无法令人满意。而新兴的商业化媒体，更多的是从中高端受众出发来记录社会，多了几分做作的精英气息，少了几分真诚的民间关怀。我们以为，不管是作为传媒人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都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要敢于说真话，表达民意。

同时，媒体还应该扬弃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遗产，即集体主义和群众路线。经历过对“文革”的反思和自我的重新建构后，集体主义和群众路线一夜之间成为了万恶之源。在“文革”结束已有30多年的新的时代条件下，恢复这两者的历史本来面目也许有助于对当前问题的理解。集体主义并不只是对自我发展的一种限制，集体主义还应该更加强调自我对社会、对集体的一种责任意识。至于群众路线，我们也应重新审视，但是这就涉及到前文所提到的必须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进行深刻全面的认识，研究群众路线在实行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有哪些教训，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换和发扬这些经验，怎样避免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一味地回避历史，只能使我们失去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第五节 政治与媒介关系研究

在西方社会，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媒体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新闻记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一直都是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早期研究侧重于大选中政党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及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以及媒体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其中，《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披露成为研究媒体与政府关系的经典案例。21世纪以后，西方学者在该领域不断拓展新视角、新观点，更集中在如媒体公关、危机传播、政府传播等方面，尤其是政治传播学更是发展为一门理论研究与实证方法紧密结合的系统学科。相较之下，我国学界起步较晚，相关论著大多是本世纪才陆续问世，并参照西方的经验和我国的现实问题需要，逐渐在研究中加以细化并发展。综合国内外近10年的研究，按其学术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以三大类：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力研究、政治机构应对媒体的实务研究、政治传播中的媒体与政治关系研究。

一、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力研究

西方学者将媒体对政治传播的影响视作“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即劝服，研究多联系着选举政治，近10年来更是明确强调媒体对政治选举的强大影响力，并把媒体的高关注度视作是一把双刃剑。此外，他们的研究经常涉及自由民主、公共领域等讨论，往往从新闻自由与媒体社会责任的角度，批判性地探讨西方各国政府的传播实践，媒体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及媒体的影响与作用，如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学教授鲍勃·弗兰克林（Bob Franklin）的《包装政治：英国媒介民主中的政治传播》（Packaging Politic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Britains Media Democracy，2004）。近年来他们尤其关照传播领域变革中电视与互联网对政府传播的影响。

相对而言，国内学者翻译、引进西方原著，观点较多，本土化的成果较少。但可贵的是，已经有学者将媒体作为沟通民情、反映民意、汇聚民智的传播载体，尽量呈现其在政府传播中的积极作用。著作如刘华蓉的《大众传媒与政治》（2001年）、李宏的《传媒政治》（2006年）、陈堂发的《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政府政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2008年）等。相关论文有仰和的《新闻发布制度与现代政府》，张诗蒂的《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的动态平衡》等。

影响力（Influence）是指“文化活动者以一种所喜爱的方式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更本质地看，影响力是一种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收受者在其认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表行为等方面合目的性的控制作用。传媒影响力是通过信息传播过程实现的，因此，其影响力的发生势必建立在收受者关注、接触的基础上，因此，传媒影响力从内涵上看，是由“吸引注意（媒介及媒介内容的接触）”+“引起合目的的变化（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的受动性改变）”两大基本的部分构成的。那么，传媒影响力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它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这种“渠道烙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传媒的物质技术属性（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作为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在传播资讯时所打上的各自的物质技术烙印，并由此产生的对于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二是传媒的社会能动属性（如传媒通过其对于资讯的选择、处理、解读及整合分析等等在传播资讯时所打上的各自的社会能动性的烙印，并由此产生的对于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当一个社会的“传媒生态环境”相对稳定的格局下，传媒的物质技术属性对于其影响力的发挥是一个基本恒定的常量；而传媒的社会能动属性对于其影响力的发挥[59]则是一个因传媒不同而异的变量。

影响力是在传媒最基本的属性——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包含两个维度：其一，因自身载体的物质手段和技术途径而对人们的被动影响。其二，因资讯的选择、处理、解读及整合分析而对人们的能动影响，这两种影响力交织为一体而以能动影响为主。能动影响有赖于信息和知识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作用，其有效性可以通过[60]受众对传媒的信任和依赖，也即传媒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来判断。霍尔从语言和内容层面来描述传媒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他认为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传媒所具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得以发挥出来，而传媒所设定的“议题”是一种高度的人工合成物，它依存于其“非学派性”和“中立”的招牌之下，给人一种可信赖感，从而能对受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传媒担负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勾连角

[61]色。

对于大众媒介的影响力资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形成舆论的能力。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在舆论的定义中，关键要讨论的是，舆论的本体是“意见”还是“态度”。由大众媒介所形成的“舆论”，是对某个个人或者集团的同情心、愤怒、不满、喜悦，或者是对政治系统的整体不满等等。大众媒介在整个社会中支配着这样的“舆论”。比如，日本媒体对于政治腐败所进行的广泛的大众传播揭露活动，就在国民中引起了对自民党统治的正当性的疑问。这就给政府施加了必须改善现状的压力。由大众媒介所形成的或者是放大了的“舆论”，会引发政治的波澜。所谓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实际上就是用新闻舆论去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以媒体的立场和观点去改造公众的观点和立场。简言之，就是导致公众“态度改变”。在舆论引导方面，媒体的作用不仅是“反映”、“传达”，更应该是做出有意义的评价，以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公众的立场和观点。

一般来说，大众媒介舆论形成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是大众媒介自身的包容性、中立性以及信息的可靠性。当然，包容性和中立性是相互关联的。大众媒介具有将社会上所有群体都平等地容纳进来的倾向，因此，大众媒介工作者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持中立态度，独立于统治集团，并为保持社会组织的多样性而努力。但是多数情况，基于统治者的合法性， 传媒一般扮演保护被统治方中的弱者的角色，一般情况如此也不否定其价值中立的性质。

在西方，传媒通过“议程设置权”、“话语权”、“审判权”、“信息掌握与传播权”、“政治形象塑造权”等，对社会进行着控制。传媒决定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以及报道的数量和质量，引导公众和政府关注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传媒决定话语的强弱、一元多元、时空、选择不同的话语，从而影响舆论，对“政治社会化”发挥作用。传媒决定舆论监督的范围、对象、重点、方式和价值标准、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体系良性运行。传媒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其中的重点之一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传媒通过对内容、语言和过程的操纵，最终达到意识形态一致化和思想规范化，使个人和社会承认既定意识形态的权威，并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服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不过，“服从”并不等于“同意”。恰恰在这种意义上，传媒才真正体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威力，它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而且能渗进人的心理结构，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彻底失去内心的[62]独立与自由，从而自愿地接受这种控制。

二、政治机构应对媒体的实务研究

2004年迄今，随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国内政府新闻发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作如张东霞、刘江所著《如何面对记者》（2004年），杨正泉所著《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践》（2005年），汪兴明、李希光主编的《政府发言人15讲》（2006年），曹劲松、庄传伟的《政府新闻发布》（2009年）；相关论文如肖燕雄《美国新闻发布制度及其实践》等。有学者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中西新闻发布制度的历史演进及不同之处；有学者将新闻发布与知情权相联系；有学者具体地分析了新闻发布的技巧，新闻发布会组织策划的方式、规制，并从政府与媒体的互动角度总结了政府官员应对媒体的问答策略等。总体来看，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大多数研究侧重于技巧与策略。2.媒体公关

21世纪伊始，更多的西方学者把研究视角转向了实用的政府媒体公关策略。一些著作认为新闻当事人或发布者必须与媒体积极互动，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如英国学者伊安·泰勒（Ian Taylor）和乔治·奥兹（George Olds）的《永远不要说“无可奉告”》（Never Say “No Comment”，2003）一书，探讨了政府官员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特别是回答媒体提问的技巧，详细阐述了如何发布新闻、如何回答记者提问，如何避免媒体报道造成的伤害等具体问题。国内也出现了如刘守刚的《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媒体公关之道》，曲济容的《信息公开制度下的政府媒体公关》等相关研究。特别是2006年以后，政府官员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成为研究热点，著作如洪向华的《媒体领导力——领导干部如何与媒体打交道》（2009年）等，论文有闫金久的《领导干部要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等。他们开始研究政府官员与媒体沟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致力于提高政府的新闻执政能力。其中，一些论文着眼于培养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如朱金平的《增强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一些论文讨论地方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必要性与方法，如陈芜的《看香港政府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调查问卷、统计等实证研究也开始出现，如郑欣的《政府官员: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认知及其应对行为研究——以700名处级以上干部媒介素养调查为例》，黄琳斌的《领导干部“新闻执政”调查及分析》等。3.危机传播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突发事件增多，政府与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关系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如美国学者乔治·哈道（George Haddow）的《变化传媒时代中的灾害传播学》（Disaster Communications in a Changing Media World，2008），详细阐述了在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其他紧急事件发生时，政府该如何利用媒体渠道让信息得到有效传播，将危机的影响最小化。“政府作为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已经不复存在，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其所扮演的可靠信息来源的角色和信息过滤的功能也在减弱。……尽管传播的方式在改变，灾害传播的有效原则并没有改变，即公开透明、可信可靠、[63]容易接近、并与媒体保持合作。”我国学者也相当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典、地震、雪灾、矿难等新闻报道的背后，都有相应的反思与总结。相关著作如史安斌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2004年），潘知常、彭伯林的《怎样与媒体打交道:媒体危机的应对策略》（2008年），邹建华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2009年）等；相关论文如任姗姗的《汶川大地震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考量》，熊玉文的《新闻发言人在危机报道中的话语博弈》等。4.形象传播[64]

政府形象指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相关著作有刘小燕的《中国政府形象传播》（2005年），彭伟步的《信息时代政府形象传播》（2005年）等。论文有廖为建的《论政府形象的构成与传播》，方延明的《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研究》等。研究者围绕政府形象的定位与内涵、系统构成、塑形与矫形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还阐述了政府形象传播面临的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市场化的挑战，提出了政府形象建设的模型设计，概括了政府形象传播的方式方法。5.政治沟通

卡尔·W.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1965）一书主要运用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原理对政治系统输送、获取、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过程进行研究，将“政治沟通”定义为政治系统进行输入—输出的工具。多伊奇认为，“政治系统与其他诸系统一样，是借信息的获取、传送、处理、利用而实现其自我维持之目标的。可以把政治系统的运行抽象为一个信息的变换过程和控制过程。”“每个政治系统都有一个沟通的网络，它由几条主要通道和无数子通道组成，从决策者通向系统内部组成部分和外部环境，正是通过这个沟通网络，政治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才能连接在一起，整个系统才能得以维系，政治系统与环[65]境才能进行互动。”戴维·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指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通道只能处理极其有限的事宜。因此，“在一个民主的系统中，这就意味着，要求的通道网络必须足够广大，能够把要求提高到有关公众[66]面前加以讨论，也能引起政治领导人或政府的注意。”伊斯顿特别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在整个政治沟通通道中的重要地位。“比如像报纸这类大众媒介在某些系统中就是以‘第三力量’而著称的。它的作用之一就是提供一种表达要求的途径，而用其他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是困难的或根本是不可能的。就某条通道对另一条通道保持了相对独立[67]性而言，这条通道也间接地扩大系统传递要求的能力。”台湾学者祝基滢也表达了这一观点：“政治人物不仅依赖政治团体而且利用大众传播媒体，作为表达政见、沟通民意和争取民众支持的工具。同样的，社会大众也以大众传播媒体作为表达意见，取得政治人物注意的[68]工具。”

三、政治传播中的媒体与政府关系研究

21世纪伊始，除了技巧性研究外，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政治传播学，结合全球化时代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不同国情分析媒体与政府的具体关系，并分析了政治传播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改变和挑战，指出政府需要选择更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其传播目的。例如，英国学者雷蒙德·库恩（Raymond Kuhn）的《政治新闻学：新挑战，新实践》（Political Journalism: New Challenges， New Practices，2002），详细分析了美国、英国、意大利、泰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政治家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有别于之前的大部分政治传播研究侧重于归纳与媒体接触的策略和技巧，作者从记者的角度出发，重新探讨了政治传播过程中媒体工作者的角色与作用。“记者在处理与政治家和公众的关系时，可以采取主动策略。他们既不是政治专业运动中软弱无力的[69]受害者，也不是传播机器上一个被动转动的齿轮。”另外，澳大利亚学者萨利·扬（Sally Ann Young）的《澳大利亚政府传播》（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in Australia，2007），结合澳大利亚的具体国情分析了媒体与政府在政治传播中的互动关系。英国学者詹姆斯·斯坦耶（James Stanyer）的《现代政治传播》（Moder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ediated Politics in Uncertain Times，2007），研究了当代欧美多国的政治传播体系，指出政治传播者所选择的传播途径和媒介策略将直接影响到目标受众对信息的接收。书中尤其强调，“媒体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大众传媒时代，媒体的信息功能正在减弱，反而是娱乐功能在增强。受众对于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在降低”，“在英国，新闻媒体已经意识到受众对于政治的胃口非常有限。传统的以政治新闻为主的议程设置已经很难吸引受众。[70]……面对激烈的竞争，连BBC也在改变他们对新闻价值的选择。”还有学者把研究视角投向中国。例如，2007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英国学者童静蓉（音译：Tong Jingrong）发表了《中国政府与媒体关系中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Media Relation: How Powers Struggle in Journalistic Field in China）一文，探讨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指出中国社会的分权化导致了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分权化。

国内学者也立足在政治传播学的视域下拓展政府传播研究。相关著作如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2005年），叶皓的《政府新闻学案例:政府应对媒体的新方法》（2007年），高波的《政府传播论》（2008年）等。相关论文如鄞益奋的《政治传播的传播控制分析》，鞠丽华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治传播研究》，程曼丽的《政府传播机理初探》，汪名鸣的《政府传播与政府形象》，田军的《政府传播概念探析》，张宁的《信息化与全球化背景中的政府传播》等。有的研究试图将政治传播学系统化、专门化与本土化；有的研究注重将实际案例与政治传播理论结合并深入；有的研究锁定于政府传播，将政府视作媒介化社会的超级传播者，对政府传播的概念、类型进行了界说，阐释了其历史图景与理论基础，并提出了政府传播的新调控观。研究者认为，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政府传播既是一种传播行为，也是一种管理行为，传播行为是管理行为的延伸，是管理行为落到实处的必要步骤。” 还有学者提出了政府新闻学的概念与思维方式等，并试图将其学科化、系统化。近期，我国政府在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上，又提出了“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指导方针。 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政府传播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因此，确立现代科学的媒体观，善待用善管媒体，适应新的媒体环境，进行传播策略上的改进与调整，成为我国政府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已经过去的20 世纪，大多数国家做到了使民主成为可能之事，民主正朝着广度和深度的方向进化。广度民主与深度民主是衡量民主的两个重要尺度，前者关注的是全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数比例，后者则关注参与者参与的性质及其是否达到充分的程度。深度民主建立在一定信息的基础上，它对信息的距离、分配、来源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信息不能仅仅局限于身边或者附近；作为一种“公共财产”，信息应当平等地分配；呈现给公民的信息应当全面、真实，包括更多的话题和观点。深度民主所取得的成就借助了大众传媒的力量，它的深化也要依赖大众传媒的技术和公信力的提高。因此，随着传媒实力的发展，传媒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更进一步地提高。[1] Lynda Lee Kai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p.3.[2]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3] Dan Nimmo， K.R， Sanders.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age Publication Inc.1984.p.12.[4] 黄智诚、李少南：《香港的政治传播研究》。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4987[5] Dan Nimmo，K.R，Sanders.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age Publication Inc.1984.p.112.[6] Perloff，R.M.，& Kinsey，D.Political advertising as seen by consultants and journalists”.Journal of Advertsing，32（3），pp.53-60.[7] Lynda Lee Kaid，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p.15.[8] Denton.R.E，Woodward，G.C.，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merica.New York Praeger.1990.p.14.[9] Mueller C.The Politics of Communication〔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转引自彭芸：《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36页。[10] Lynda Lee Kai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xiii.[11] Almond， G.A.and C.B.Powell， Jr.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s Processes and Policy〔M〕.Boston: Little Brown.1978.p.152.转引自彭芸：《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36页。[12] ④Brian McNair：《政治传播学概论》，林文益译，台湾风云论坛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5页。[13] 邱均平：《我国内容分析法的研究进展》，《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4期。[14] 〔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作者指出：“任何一门学科都会面临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挑战，本质主义倾向于将现实化简为学科的中心要素”。在传播学中的本质主义主要表现为“人们倾向于将认识论与社会分析化简为传播——即将认知行为与认知对象化简为论述，化简为对文本的解读”。[15] P.Golding，P.Murdock.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ories of Society.2007.[16] 王绍光、潘毅、潘维等：《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17] 雷颐：《“万岁”故事》，《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作者在文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体制和崇拜毛泽东的，包括最先喊出“主席万岁”的彭真。邓拓和翦伯赞在以死抗争之时，仍然表达了对共产主义事业和毛泽东的忠诚、在遗书中均写有“毛主席万岁”的字样。[18] 〔美〕 费正清、R.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页。[19] 参见张晓峰：《晚年毛泽东失误的特点与原因的再思考》，《山西师大学报》2009年第2期。作者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放入时代的政治转型中去考察，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从领袖魅力型权威向法理性权威的政治转型之初。从历史政治角度观察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为突破权力斗争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0] 杨阳：《极权政治的逻辑原点与价值基础》，《天津社会科学》 2003年第2期。[21] Wang, Chaohua.A Tale of Two Nationalisms.New Left Review 32 Mar Apr 2005,p87.[22] 刘智峰：《中国政治：当代中国政治若干问题分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23] 参见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24]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568页。[25]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122页。[26] Altschull, Heibert.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New York & London: Longman Press.1984.p.91.[27] 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28] Altschull, Heibert.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New York & London: Longman Press.1984.p.98.[29] Ibid，p.100.[30] Ibid，p.101.[31] Sparks, Colin.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ss Media.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8.p.47.[32] 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33] Sparks, Colin.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ss Media.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8.pp.39-42.[34] 〔美〕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152页。[35] 袁鹰：《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 ，《炎黄春秋》2008年11期。作者从自身的经历回顾了《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动乱年代如何被人利用，误导舆论，以致“误党误国误民”的。文章最后引用了刘少奇的话，“人民日报要付一半责任”，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忏悔。[36] 传媒业在改革开放后的迅猛发展和地位的提高从一点就可以看出端倪，全国新闻传播专业每年报考的人数在文科中排前三名。数据来自首届两地三岸媒介批评研讨会，2008年11月1日-11月2日，中国传媒大学。[37] 王绍光、潘毅、潘维等：《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38]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39] 郑必坚：《改革开放30年的根本历史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求是》2008年第20期。[40]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41] 尽管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是改革30年来一直存在的声音，但是步伐确实较慢。直至今日，作者仍然在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寻找比较容易的突破口。[42] Polanyi, Karl.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 Beacon Press，2001，pp.45-58.[43] 特伦斯·J.拜勒斯：《新自由主义和欠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载〔英〕 A.萨德-费洛，D.约翰斯顿编：《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陈刚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18页。[44] 参见：Zhao, Yuezhi.Who Wants Democracy and Does It Deliver Food The Evolving Politics of Media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2005.与此观点相似的姚洋指出，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和扩大中产阶级画等号，尽管中产阶级的扩大可能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副产品。如果把扩大中产阶级作为目标，我们就可能忽视低收入者的福利。“中产阶级”多半是一些人造出来的托词，部分原因是为了阻碍当前的社会和政治改革，部分是为了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辩护。参见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415页。[45]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46] 同上，第161页。[47] 叶维丽：《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后记，《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48] 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2008年。[49] Lieberman，Trudy.In the Beginning：From a Consumer Movement to Consumerism.CJR.2008.p.5.这篇文章为我们展示了消费主义在美国的发展。消费主义可以说是资本运作带来的必然结果，全球资本化也导致消费主义在全球的蔓延。[50]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51] 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 id=5848.2009-06-01.[52] 陈多友、〔日〕小森阳一：《大众媒体墙与心脑控制》 ，《开放时代》2007年第5期。[53] 汪晖、许燕：《“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54] 〔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天涯》1997年第3期。[55] Hu Zhengrong.“The Chinese Model and Chinese Paradigm of Media Studies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3 , No.3, Dec.2007.[56] P.Golding，P.Murdock.“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ories of Society.”2007.[57] 胡正荣在2008年11月4日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论坛上的演讲。[58] 〔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5页。[59] 喻国明：《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国际新世界》2003年第2期。[60] 钟虎妹：《从媒介机理来看新闻传媒影响力及影响力经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61] 李宏、刘佳：《传媒政治研究述评》，《现代传播》2006 年第1 期。[62] 李宏：《传媒政治研究的几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1 期。[63] Pxvii，Disaster Communications in a Changing Media World，George Haddow，Kim Haddow， Butterworth-Heinemann，2008.[64] 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的本质内涵》，《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6期。[65]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3页。[66]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67]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68] 祝基滢：《政治传播学》，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第65页。[69] Political journalism: New Challenges， New Practices，Raymond Kuhn， érik Neveu，Routledge Publication， 2002.p2.[70] Moder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ediated Politics in Uncertain Times，James Stanyer，Polity Press， 2007.p109.

第二章 政治传播载体——报刊

报刊是最早出现的大众媒介，主要包括报纸和期刊。它是指“以刊登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向公众发行的散页连续出版物，通常有[1]固定的名称和刊期”，是通过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字、图片、色彩以及版式等符号向受众传递信息的一种媒介载体。尽管其不断受到后来的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但报刊仍具备很多优势，如无需专用设备、便于携带与阅读、阅读成本低等。千百年来形成的阅读习惯，使人们对纸质媒体形成了一种依恋感和信赖感。报刊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大众传媒，在政治传播中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西方报刊与政治

16世纪末、17世纪初，报纸类的印刷品在西方出现了。其问世之初，西方主要国家的报纸由官府自己出版，或者是政府授权民间创办，或者通过专门检察机关审查报刊的内容，使得报刊几乎完全为政府控制。如根据英国政府的规定，不得报道国内政治新闻，所以这类新闻刊物的政治新闻仅限于国外。日本明治初期出现了由官方经办的报纸，同样也是作为政府的御用工具用来宣传执政者的意图的。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立之初，报纸的力量逐渐显示出来，报纸最初都是在旧秩序正崩溃的时候，由于支持激进[2]的反对派而取得显著地位的。后来，随着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报刊得以逐步摆脱政党、政治派别的控制，转而成为监督政治行为、监测政治环境的相对独立的力量。

一、美国报刊与政治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几乎全部报纸都划分为立场明显的两派，或支持独立，或宣布效忠英国，由于人民的呼声，大部分报纸都属于爱国派，其中最著名的是本·埃兹主持的《波士顿公报》，报纸的作者们还形成了以亚当斯为首的“自由之子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美国的独立宣传，其他较著名的爱国派报纸，如《马萨诸塞侦察报》，该报首先报道了莱克星敦的第一枪。

18世纪末期，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初，面临着国家未来政治体制等诸多问题，争论中形成了相对保守的联邦党和比较开明的反联邦党。两个政党展开舌战，为了扩大本党派的影响，都以各自党报作为阵地攻击对方。1789年4月15日，联邦党人出版了芬诺主编的报纸《合众国报》。1791年，反联邦党人的报纸《国民公报》出版。报纸内容也多为政党各派观点，以至于《纽约独立新闻报》上的文章后来出集刊时竟被命名为《联邦党人文集》。以报纸为阵地，两派的争论日益白热化，以至于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直接卷入了论战。

19 世纪后期，随着两党制的形成，政党的主要职能集中于组织和赢得竞选。在竞选中，大众传媒一直被政党当做宣传自己、攻击对手的工具。整个19世纪直到20 世纪上半叶，政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时的报纸大都忠于某一个党派，各政党则为报纸提供资金帮助，传媒只是被各政党利用来为自己服务的工具。

20世纪20年代，西方报纸讨论公共事业的政治类专栏兴盛起来，30年代，有些专栏作家开始写作“揭丑”性政治专栏，对美国政治的阴暗面及政治人物的丑闻予以不留情面的抨击，创立了专栏文章中咄咄逼人的新形式。不过大多数的政治类专栏还是对国家政策等进行理智评论。李普曼是美国最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他的政治专栏从30年代起之后的50多年里一直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决策。当年华盛顿有一种说法，每当一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重新更换后，新大使肯定会遵照惯例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但与此同时也会持自己国家元首的亲笔书函向李普曼报到，可见当时李普曼个人地位之高和受人重视的程度。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赫斯按照美国传媒和联邦政府的关系，将美国传媒分为三类，即内环、中环与外环。内环是全国性媒体，联邦政府最重视这类媒体，定期向他们透露消息，也注意了解它们的有关报道，“内环”中的几家报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几乎是政府高官每日必读的报纸，也是多数记者每日必读的报纸。这几家报纸是华盛顿新闻报道的标准，美国政府通过这几家报纸同新闻界保持接触，并为广大记者定调。《纽约时报》是美国传统的严肃刊物的代表，是一份在全世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报纸。它在1851年创刊，最初名为《每日时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纽约时报》是坚定的“主战派”，报纸在战争中出动战地记者34人，其中32人随联邦部队活动，2人打进南方部队内部采访军情。其组织的新闻报道快速有效，甚至林肯的军事部长斯坦顿在正式得到谢尔曼打算穿越佐治亚、向海上进军的情报前十四天，就从《纽约时报》上读到了这一消息。

一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刊登文件和演说的原文。1914年8月的第1期《纽约时报》以6个整版的篇幅为美国读者刊登了英国的白皮书。《纽约时报》是第一家获得英国外交部给德国和奥地利信件原文并且予以全文转载的报纸。《纽约时报》还发表了德国方面关于导致宣战的理由的辩解，是由驻外记者从柏林带回来的独家报道。1918年，时报以一战的系列战争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的公共服务奖。1919年，时报独家刊载了《凡尔赛协议》全文。这些报道使其成为了记录历史的档案式报纸，对学者、官员和其他报刊编辑来说极具参考价值。二战期间，由于曾经预见战争即将来临，进而预先明确自己立场的《时报》也成了一份国际性大报，成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权威性的喉舌。 此后，独家发表丘吉尔论战争的系列文章，刊登了该报记者对原子弹在长崎投放的目击性描述， 1955年5月17日发表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官方文件，《纽约时报》再次显示其“档案报”的本色，同时也已经无可匹敌地成为美国最富影响力的报纸。

越战期间，《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军方杀害大批僧侣，引起轩然大波，政府先是否认然后被迫公开承认错误。1971年3月，《纽约时报》获得了数千页美国政府关于越南战争的五角大楼机密文件，这些文件讲述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始末，以及政府在有关越南战争的议题上如何误导民众等。6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了连载的第一部分，并在随后两天连续刊登，文件引发全美反战浪潮。司法部找到法官，以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为由在6月15日发布了一项临时约束令，迫使《纽约时报》在发表第三部分后停载。时报为此与美国政府之间展开了权利冲突的诉讼。这个关系国家最高机密不容泄漏，以及新闻自由不容政府干预与限制的抗争，最后经由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决断，支持时报继续刊完这份最高机密文件。在媒体与政府的较量中，媒体第一次获得判决胜利，在美国新闻史上意义非凡，被认为是对政府“存疑”的开始。《时报》改变了新闻在美国的作用——也改变了新闻在整个西方世界的作用。《华盛顿邮报》1877年作为民主党在首都的喉舌由哈钦斯创办。该报第一期就说明“要尽其所能，使民主党在众议院保持多数，在参议院保持崇高的少数”。到19世纪80年代，报纸发展成了一份有独立见解的出版物。二战之初，该报不断发出敦促美国做好战争准备的社论，到1940年10月，该报头版每天都冠以“当你想到战争已为时过晚”的标题，社论不断发出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声音：“不管你或是称它为战争，或是防御，反正我们已处于战争状态。……唯一可作的选择要么是投降，要么是抵抗。”70年代，在关于越南战争的争论中，约翰逊总统说，《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的支持“比得上两个师军队”的支持。《华盛顿邮报》在选举中支持过艾森豪威尔。报纸当时的所有人尤金·迈耶曾飞往欧洲，说服艾森豪威尔站出来，并为他在华盛顿寻求支持和筹措资金，并在选举年连续发表神化艾森豪威尔的传记文章《阿比林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水门事件的问题上获得了国际声誉。英国报界巨头诺恩克利夫曾说，“美国所有报纸中，我就喜欢《华盛顿邮报》，因为它在国会议员早晨进餐时，就被送到了餐桌上”。1972年6月17日清晨， 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总部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一开始，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到了1973年5月，这个微不足道的破门偷窃案却成为一件众人皆知的政治丑闻，这就是有名的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揭露了白宫与水门事件之间的联系。随后的调查表明尼克松政府为破坏选举的进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结果尼克松黯然离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任期未满下台的总统。1972年下半年，整个美国几乎只有《华盛顿邮报》一家报纸单枪匹马地报道水门事件，甚至由于报道的深入，白宫对《华盛顿邮报》的威胁也越来越多，但该报仍坚持要把调查进行下去。2.杂志

美国拥有世界最发达的杂志工业，杂志已成为美国十分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不仅因为数量上比报纸和广播电视台多，还因为有些杂志，如新闻和政治性刊物，内容详尽，分析深透，读者多为文化程度较高，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影响较大。美国的大众化杂志也在1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19、20世纪之交，杂志业出现了被称为黑幕揭发的运动，杂志的调查性新闻将大商业和大政治的腐败和无耻暴露在美国公众面前。人们一般认为《麦克卢尔》刊登艾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一文是这场运动的开端。《麦克卢尔》也刊载了林肯·斯提芬的《城市的羞耻》，它揭露了国内许多市政府的腐败。1906年《世界主义者》杂志发表了大卫·格雷厄姆·菲力普的《参议院的叛国罪》，描写国会如何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20世纪最初12年间的黑幕揭发运动直接促成了《纯净食品和药物法》这样的立法、人寿保险的改革和广告的改进。

美国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周刊以《时代》的创办为起点，经过80多年的发展，美国的新闻周刊已经相当成熟。《时代》周刊是美国影响最大的世界性新闻周刊，素有世界“史库”之称。1923年3月由亨利·R.卢斯和布里顿·哈登在纽约创办。刊名最初为《事实》，后改用现名。该刊的宗旨是要使“忙人”能够充分了解世界大事。对于杂志而言，封面是它呈现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时代》开创性地将封面与重要报道结合起来，依照新闻与历史并重的原则，制造了一个独特的封面模式“cover story”（封面报道），时代版大多会选择当年的著名人物作为封面报道的对象，能够登上时代封面的人物一般也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份时政类新闻周刊，时代选择的人物以政治人物居多。尽管新闻周刊的时效性不如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但是由于新闻周刊的出版时间较为宽裕，使得它能够遴选出这段时间最有报道价值的事件，挖掘其中的内幕、背景和与之相关的内容，进行一些深度的分析，现代社会，读者的信息源过多，新闻周刊可以为人们筛选出值得关注的事件，甚至阐述自己的观点，成为“伟大的注释

[3]者”。《时代》正是通过对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赢得了大批读者，获得了权威的地位和影响力。《时代》的封面报道几乎都是内容充分的深度报道。2006年第17期的封面人物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他是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候选人，是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人物。《时代》选取他为封面人物，并为他写了三篇文章：《新鲜的面孔》通过采访民主党人、奥巴马的支持者和普通民众，从侧面显示奥巴马获得众多支持的原因；《奥巴马的精神之旅》则是直接采访奥巴马本人，表现了他的精神世界和为人；《奥巴马特写》体现了时代史料库的特点，从奥巴马的家族历史以及现在的家庭情况等各方面，让读者对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甚至刊登了奥巴马大学时期的部分论文来展示他的风采，让人不得不感叹《时代》在资料搜集上的水平，这是其他新闻周刊难以企及的。

作为一本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新闻周刊，《时代》大约有60多次封面报道以中国人和中国事为主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1986年1月6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照片再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该年度首期的封面上，成为《时代》周刊评出的1985年“年度风云人物”。《时代》的长篇报道说：“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相比，邓小平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仅隔几年又重到中国作故地重游的外国人，几乎难以相信自己来到了同一个国家。”

二、英国报刊与政治

政党自形成之日起，就与报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报纸成为各个政治党派的代言人，各为其主，为了党派的正当性原则远没有确立。美国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的党报从政治争论发展到人身攻击甚至对骂殴斗，报道远无真实性可言。政党利用报刊与民众进行信息沟通，向社会大众说明自身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解释现存政策实施的意义，从而增加民众的理解和宽容，为解决现有社会问题提供必要的舆论基础。

18世纪初，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都创办了自己的报刊，以影响选举，争取公众的支持。1710年8月，《观察家》成为托利党的党刊，由著名作家斯威夫特任主笔；辉格党也不示弱，于同年创办《辉格观察家》。托利党于1720年创办日报《每日新闻》，这是最早的政党日报；辉格党则补贴英国的首家日报《每日新闻》，使其成为实际上的党报。在以后的较量中，由于辉格党代表的势力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其报刊的势力亦相对大些。英国政党报刊时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各党都以半公开的形式津贴报刊的主办人或编辑，用这种方式使得许多报刊在一定时期倾向于某个党，以至于这种做法形成一种传统。

英国工业革命后经济迅速发展，报刊的广告急剧增多，收入大增，已经不再需要政党的津贴维持生存，政党色彩减弱。1855年便士报的普及，报纸价格下降，标志着大众报刊时代的来临。在美国新闻史上，一般以《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格里利于1872年发表“独立报业宣言”作为美国党报时期结束的标志。

现代商业化的报纸出现后，报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广告，追求的是销量，因此非常注重读者，报道内容从读者角度出发。报纸进入了商业报刊的时代。英国报刊种类繁多，读者层次分明。发行量大的报刊在国外派驻大量记者，报刊中刊载的文章影响往往波及众多国家。在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有四家：《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最有影响的周刊有三种《经济学家》、《旁观者》、《新政治家》。这些报刊大都经过长期努力和积累，而且不断创新，才能形成品牌，获得公信力和权威性。《泰晤士报》1785年创刊，素有消息灵通可靠，言论权威的声望，是目前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日报，至今被视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虽然《泰晤士报》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选择支持南方，美国总统林肯认为“除了密西西比河以外”，他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拥有像《泰晤士报》那样强大的力量。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数年内，《泰晤士报》派出的记者及时报道了革命时期发作的重大事件，满足了英国对这方面新闻的迫切需求，从而在英国形成了良好的声望。19世纪30年代起，《泰晤士报》成为英国影响舆论的最大报纸，无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的内阁，为了赢得舆论都要考虑《泰晤士报》的支持。《泰晤士报》报道了许多世界重大事件和战争，例如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克里木战争、美国内战、奥普战争和普法战争等。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泰晤士报》多次谴责英国政府和陆军部对战争的错误处理，揭露了由于官僚主义造成数万伤病员死亡的事实，报纸还为战场上的伤员送去了读者的捐款和冬衣，这些举措促成了阿伯丁内阁的垮台、远征军总司令的撤职和红十字会的诞生。当俄国人最后接受了《泰晤士报》提出的和平条件时，新的英国政府是从该报获悉这个消息的。马克思曾多次评价过《泰晤士报》，1858年他说该报是“一家极有威望的英国报纸”。

三、日本报刊与政治

日本是世界上的报业大国。2009年，发行量在100万份以上的报纸有10家以上，每1000人中就有600余人阅读报纸，居世界第一位。日本的全国性报纸主要有《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五家，地方报主要有《北海道新闻》、《中京新闻》、《西日本新闻》等。

由于日本报纸的普及率高，它成为了日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社会舆论方面有较强的优势。在1960年日本广大国民反对修改并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运动的初期，新闻媒介大多对这一运动持支持态度，其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但到新《日美安全条约》在国会被自民党强行通过后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及《东京时报》等七家大报发表共同声明，一致宣称反对暴力冲突和遵守议会主义原则，支持强行通过方式，结果对反安保斗争迅速走向低潮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1992年5月2日，《朝日新闻》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表明，54%的被调查者反对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这对《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最终冻结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日本新闻媒介最具影响的政治报道是对特定政治事件、尤其是政治丑闻的连续报道，这种报道不仅具有很强的新闻性，而且更具有煽动性，促使社会舆论的形成，迫使政治过程发生变化。具体说来，就是新闻媒介对特定政治事件、政治丑闻的连续报道及评论可以引起公众对该事件或丑闻的广泛关注，影响他们采取某种政治行动（如利用新闻媒介发表意见、散发传单、示威游行、集会宣传等），来阐明自己对该事件的态度，甚至用选票迫使直接决策者保持或改变原来的立场。

1987年2月4日执政的自民党提交国会审议的《销售税法案》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1987年2月销售税提交国会审议后，该月《朝日新闻》的有关报道高达223件，3月份又上升到279件，其他报纸也用较大篇幅报道此事。与此同时，各家大报不断地就销售税问题进行舆论调查与民意测验。据1987年2月23日《每日新闻》社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有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认为实施销售税是中曾根首相违犯选举公约之举，80%的被调查者反对实施销售税；3月12日《朝日新闻》社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中曾根政权的支持率已从1986年8月的48%下降到24%，不支持率从30%上升到56%，自民党的支持率也从1986年8月的55%下降到48%，而同一时期社会党的支持率却从15%上升到24%。各家大报还连续发表社论批评销售税的许多不成熟之处，表明其支持社会各界反对销售税的态度。大众传播媒介的这些举动不仅动员了广大国民，使社会各界反对销售税的活动不断高涨，而且促使各在野党的反对态度逐渐强硬，并在国会中联合行动，甚至自民党内的大多数国会议员也转向了反对派，结果使正在国会审议的《销售税法案》最终作为废案加以处理。《朝日新闻》1879年1月25日创刊于大阪，报名的题字来自中国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真迹，一向被认为是“雅而不俗”的高端报纸。最初它以通俗小报的面目出现，之后一贯坚持“不偏不党”的方针，逐渐发展为发行量在日本数一数二的大型报业集团。根据2004年报纸读者基本调查显示：在“值得信赖”、“社会评价高”、“能够代表日本”、“有社会影响力”、“积极应对社会问题”、“报道正确”六个方面，《朝日新闻》获得的百分率均为第一。

1912年7月明治时代结束后，日本进入一个短暂的民主主义时期，这就是大正民主主义时代。这一时期，《朝日新闻》在引导民众拥护宪政，反对藩阀元老干涉国政，实现普通人民参与选举，支持妇女运动，鼓吹缩减军备等大众运动的同时，以其充实的出版活动，为培育大正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16年，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时任京都大学教授的行政法学者佐佐木葱一的《立宪非立宪》的“大正民主主义宣言”，此后不久又从贫富差距显著、贫穷救灾的角度，刊登了京都大学另一位教授河上肇的《贫穷物语》。这两个人都是大阪朝日新闻的社友。河上肇从人道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探讨贫穷问题，提出试图通过社会变革来探索解决问题的策略。这是日本经济学者首次从正面探讨贫困问题的著作。大正中期到后期是所谓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潮期。《朝日新闻》开展三大宣传运动：促进实现普通百姓选举权，提倡裁军，反对军备扩张，启蒙劳动运动。从1920年启蒙运动开始到1924年3月议会通过普选法案的长时间里，《朝日新闻》以一贯的立场对抗贵族院操纵下的政府及执政党拖延抵制该法案的意图，大大提高了报纸在广大读者中间的威信。

在日本政界酿成重大政治风波的利库路特行贿案，是由《朝日新闻》首先披露的。1988年6月18日，《朝日新闻》刊登了利库路特公司下属的房地产公司“宇宙公司”通过将公司未上市交易的股票低价转让给川崎市市长助理，从而获得了川崎市黄金地段一块地皮的调查报告。6月25日，该报刊登了前文部省大臣森喜郎接受利库路特公司股票一事，日本政财界一片哗然。7月6日，该报再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现任大藏省大臣宫泽喜一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助手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未上市股票的情况。同一天出版的《朝日周刊》报道了《日本经济新闻》社长森田康也曾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未上市股票，迫使森田康在当天辞去社长职务，利库路特公司的会长江副浩正亦辞去会长职务以消除舆论的压力。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又继续报道了时任首相竹下登的秘书购买未上市股票之事，结果竹下登首相成为反对党的攻击对象。7月9、10、11日发表连载。此案最终导致竹下登首相等一批政界要人辞职，部分政界人士以受贿罪被起诉。

日本报刊对于曝光政治类丑闻、监督政府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非同一般。政府是执掌政治权力的主体，它的一举一动既有新闻性、又有政治性。政府成员是否守法、政府的政策是否合理，这都是国民非常关心的事情。日本大众传播媒介常常利用各种方式将政府的活动、施政方针以及某些高官的违法乱纪行为等公布于众，连续报道并加以评论，或者进行舆论调查和民意测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从而形成社会舆论，构成一种政治压力，迫使政府采取措施挽回影响。

1974年11月，月刊杂志《文艺春秋》刊登了两篇关于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的文章，一篇是立花隆的《田中角荣研究——他的金脉与人脉》，揭露了田中及其亲友偷税漏税、以权谋私、倒卖土地攫取大笔金钱的内幕；另一篇是和儿玉隆也的《越山会的百无聊赖的女王》，介绍了田中后援会越山会的女司库佐藤昭与田中的关系以及她在田中派内的地位。两篇文章共占去60多页，立刻在日本引发了对田中政权金权政治的批评。10月26日，《读卖新闻》上午版在头版亮出一个大标题：《田中首相，是进是退，下了决心否？》，对田中的资金来源问题穷追猛打，一追到底，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此时，全国一片讨伐之声。结果，11月末，田中首相被迫退任。

1989年6月，接替竹下登上台的自民党总裁是宇野宗佑，内阁成立后的第三天，《周日每日》就刊登了前情妇的告发信，引起政坛的风暴，宇野内阁的支持率急速下降，导致该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的议席从69席跌落至36席，宇野最终被迫辞职，仅仅当了两个月零七天的首相，创下日本战后之最。小泉纯一郎内阁中，2002年也出现了“周刊政局”的状况。参议院议长井上裕、自民党的田中真纪子、社民党的辻元清美两众议院议员，都卷入了周刊引发的献金丑闻报道中，这些人都被迫辞职。

有时，政治家也会通过报刊对政治产生影响。如细川护熙在《文艺春秋》1992年6月号上发表了《“自由社会联合”结党宣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建议和构想，这就是之后日本出现新政党的契机。

第二节 中国报刊与政治

一、近代报刊与政治

中国近代报纸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最早由来华的西方人创办，是西方报纸的舶来品，最早由传教士和教会在靠近中国的南洋和中国沿海一带办报。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由一个统一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本被禁止的外国人办报也发生了变化，凭借着坚船利炮的威力带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人获得了在中国办报的特权，他们办的报刊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出现，影响较大的有《申报》。与鸦片战争前相比，这时的报刊把主要篇幅都用来宣传所谓“和平”、“友谊”，或是夸耀自己国家的科技水平、政治民主，同时也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人文思想，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中国近代的处境使得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开眼看世界，为了寻求强国之道，选择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国人认识到报刊对近代文明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政治的巨大影响，他们在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时，往往通过报刊，为自己制造舆论，鼓舞民众。中国人自己主办的近代意义上的“ 报刊”，经历了从译报到办报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到1839年，为了搜集西方的信息，林则徐组织创办了译报《澳门新闻纸》，重点是介绍“禁烟”和“兵事”。

近代中国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报刊一诞生就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清政府自发的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为国人自办近代报刊创造了条件。许多中国人在西方人在华开办的报馆中工作，学习了西方近代报纸的观念、办报技术等。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王韬、郑观应、容闳等人通过著书、办报等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希望通过促进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以商战的方式自强，并积极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科学观念。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由此开始出现。

第一批国人自办的报纸中，较为成功的是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张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他们政治主张的重要阵地，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上变法自强的道路。

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蓬勃开展起来，适应维新运动的需要，出现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办报高潮。1895年，康有为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和《强国报》，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陆续创办了《时务报》、《国闻报》、《湘报》、《湘学报》等，介绍西学和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思想的震动。其中，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时务报》刊登的政论文章，传播了民权、议院等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色彩的政治观点，从而初步宣传了“设议院”、“伸民权”等政治主张。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推行其立宪主张，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进行保皇和君主立宪宣传，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将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在上海、香港、广州、武汉等地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中国日报》、《大江报》等，不断地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预备立宪骗局，批评立宪派的改良主张；鼓吹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创办的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概括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并通过革命派的《民报》和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宣传了革命的思想。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也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民办报刊，如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1904年创刊的《京话日报》等，以严谨的态度，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党，同时政党报纸和各种政治倾向的报纸也随之登场。但是，不久后袁世凯窃国，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对报业采取高压手段，报业发展陷入低潮，但是中国的近代报业还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努力生存下去。辛亥革命失败后，思想界陷入混乱的局面，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应该从思想文化方面着手，开展一个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随之兴起。其主要阵地就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创办的杂志《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开始宣传民主、科学。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同人在《新青年》纷纷发表著译，认为只有实现民主，中国才能进步。

中国最早的新闻期刊应属于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每周评论》，在它的带动下五四时期一批以时事政治评析为主的新闻期刊出现，《国民》，《新潮》，孙中山领导创办的《星期评论》，毛泽东主笔的《湘江评论》，以及《钱江评论》等，推动了思想界的巨大变动。民国时期还产生了如《国闻周报》、《生活周刊》、《观察》等对社会影响巨大的新闻期刊。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激励，马克思主义逐渐传入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改组为无产阶级刊物，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大量涌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各地陆续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开始通过报刊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1920年，为了建党的需要，《共产党》月刊创刊，内容包括介绍有关共产党的知识，报道欧美各国的共产党成立消息，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运的资料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宣传革命主张，唤醒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启发民众，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如大革命时期的《向导》、《热血日报》、《中国青年》、《劳动周刊》、《中国工人》、《工人周刊》、《革命工人》、《湖南工人》周刊等，土地革命时期的《红旗日报》、《布尔什维克》、《上海报》，《红色中华》等。《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机关报，1922年9月创立于上海，主要任务是集中宣传中共“二大”的路线，指导工人运动。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向导》周报将党的统一战线作为宣传的重点，反复阐明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发表一系列文章，向孙中山先生阐明以往革命失败的原因，论述只有联合无产阶级、发动广大民众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在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利用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主持下的政治报纸如《政治周报》（毛泽东、沈雁冰、张秋人等先后担任主编），结合军队的实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当时的革命报纸如《中国农民》月刊和《农民运动》周刊，与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千万个农民协会一道，普及革命理论，报道政治形势。农民们大多数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4]四个月中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依然成立通讯社，创办各种报纸，正如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刊词所说的：“不仅要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同样要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报纸，宣传革命的理论，传达真实的革命构造的消息，建立在革命斗争中之一个[5]伟大的推翻国民党的言论机关。”在国统区出版的《红旗日报》、《布尔什维克》、《上海报》，以地下状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苏区的《红色中华》、《红星》报等，积极配合党的工作，开展宣传组织报道，内容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生活和根据地建设为主。红军长征期间，《大公报》的范长江以旅行记者的名义，采访发表了长征中的一些真实情况。除此而外， 长征前后全国出现了数百种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就是上述这些进步报刊报道事实真相并批驳谣言的。

抗日战争中，党的报刊系统旗帜鲜明地发出抗战的号召，积极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对国民党在抗日相持阶段的反共摩擦进行批判驳斥。1937年在国统区创刊的《群众》周刊和1938年创刊的《新华日报》向国统区人民宣传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政治路线。1942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闻和评论被国民党查禁，周恩来同志悲伤交集，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报刊网也有发展，在党和军队的建设、革命事业的推进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军事宣传是这一时期报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在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通过精心选择宣传重点，组织有力的宣传队伍，报道剖析战局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必胜的信心，瓦解了敌人的军心，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二、现代报刊与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报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有步骤的进行了新闻事业的恢复和改造工作，二是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6]体系。”“文革”时期，报刊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中国的报刊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报刊业的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实力增强，出现了众多报业集团。改革开放以来，报刊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在对于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对于国家政策的宣传解读、报道重大事件和应付突发事件以及舆论监督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热点问题方面，报纸宣传总体上发挥了正确思想引导和政治动员作用，为改革开放做好了舆论准备。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中国报纸始终注意做好热点引导工作，积极化解矛盾，使热点问题降温，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1.宣传改革开放

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冤假错案和探索新的正确的路线，成为新闻工作的主题。1978年1月1日，中国三大媒体《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刊发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月10日，青年刊物《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上，首篇文章是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章引用毛泽东在1954年讨论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讲过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也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否定了对“两个凡是”的鼓吹。与这篇文章相对应的是著名理论工作者邢贲思的力作《“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中国改革的气息从报纸这个社会的风向标首先传递开来。

1982年5月24日，《深圳特区报》创刊了。这张报纸从出现伊始就站在潮流的前端，大力传播特区的新事物和新观念。198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喜看深圳新面貌》一文，通过展示深圳推行改革和扩大开放之后发生的变化，鼓励各地加快开放的步伐。198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长篇报道《对外开放八年，勇敢迎接挑战，广州经受冲击更有生气》，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总结了广州开放的经验，有力地回答了质疑者。1991年9月，《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百家“三资”企业调查表明：在华投资大有可为》，对于稳定外商在华投资的信心收到了相当理想的宣传效果。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局势，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有关改革姓“资”姓“社”的疑问出现。1991年1月18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上海考察，发表了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依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上海《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了署名为“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争论。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 2月20日至3月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猴年新春八评》，准确地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3月26日，该报发表了陈锡添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作者采访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全部过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随稿配发500多字，向海内外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美联社、路透社等全文转载或者摘要刊登，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用45分钟时间全文播发。3月12日，《深圳商报》发表社论“八论敢闯”，从解放思想、快马加鞭、防右更防左、实事求是、敢用他山之石、险处敢攀登、胸怀大局等方面阐释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日报》发表《中国拒绝金融风暴登陆》等文章，《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币为何敢说不贬值》等文章，在国际上为中国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内解除了人们的担忧和疑虑，宣传了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199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经济日报》组织《西部大开发决策出台前后》等重要稿件，产生了广泛影响。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表决。加入世贸是中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自1986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开始，中国入世谈判进行了长达15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入世的成功，各家报纸除了表达喜悦的心情，也对入世之后对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新华日报》发表《金融开放意味着什么》、《中国为什么要加入世贸组织》等深度报道，分析入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两方面的影响。《经济日报》在入世成功之后，也开辟了“直面WTO行业述评”、“面对WTO企业怎么办”等栏目，对入世后中国企业和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深圳商报》出版72个版的“中国入世”特刊，不仅见证了中国入世成功的全过程，还深入分析了入世对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国成了欢乐的海洋。第二天，《人民日报》出8个版，其中4个版与申奥成功相关；《光明日报》出4个版，几乎全是申奥成功的喜讯；《解放日报》出8个版，7个版与奥运相关；《北京晚报》出9个版的专号报道这一喜讯；而《成都商报》在申奥成功两个小时后，即将题为《北京申奥成功啦》的纪实专版送到了成都的大街小巷，30万份特刊被一抢而空。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展示和平发展形象，沟通内外文化的重要机遇。报纸进行了立体全面人性化的宣传报道。其中，7月25日创刊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会刊》作为奥运历史上首次批准用主办国家语言制作的奥运会会刊，共出47期；《人民日报》从2005年开始就推出了《全景奥运》，至7月1日开始出版《奥运特刊》，初为4版，后为12版，唱响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解放军报》奥运期间出版了《奥运特刊》，加上奥运前后的报道，共历时150多天，刊发稿件2047篇、图片989幅；8月1日开始，《中国日报》推出英文《奥运日报》，成为北京奥运会官方英文会刊，日发行30万份，受到国际奥运委主席罗格的赞扬；《广州日报》开创了“编辑部前移”的全新报道模式，将208名采编骨干投入到北京编辑部工作，并实现了跨媒体、跨地区整合。各种创新，既弘扬了奥运精神，又展现和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2.农村政策报道

1978年12月份，安徽小岗村的生产队队长严俊昌等18户农民决心开始实行土地包产到户，揭开了被称为“大包干”的农村改革序幕。随着中央一系列关于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下发，报业开始了相应的宣传工作。1979年8月8日，《安徽日报》介绍了小岗村“大包干”经验；1980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为了反驳对于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的指责，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文章《莫把开头当过头——关于农村形势的述评》，《人民日报》于1979年5月16日在头版头条以《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为题全文转载。针对农民关于政策是否会改变的疑虑，报纸根据中央文件开始宣传和解释中央关于农业政策的连续性，比如1983年11月15日《中国农民报》的《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不会变》，1989年8月《农民日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大部分地区仍适宜》、《不信谣言，信政策》等。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开展，“三农”问题的报道涉及面更广，报道也更有深度。1994年初《湖北日报》推出了“农民负担千里行”系列报道，为减轻农民负担提供了调查资料。2000年8月，《南方周末》报道了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农民负担问题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措施。报纸也相应地进行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报道。2003年11月，《人民日报》推出《新农村》周刊，以为农民排忧解难、做农民的知心朋友为宗旨，服务新农村建设。地方报纸也加强了对新农村建设的信息服务。同时，报纸也开始关注进城务工的农民。《总理为农民工讨薪》是2003年媒体报道的热点，并由此引发了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如何为进城务工农民服务等问题的讨论。3.国企改制报道

1982年11月到1983年2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七篇“论不能再吃大锅饭”的社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的联名呼吁书，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问题，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和响应。1986年4月22日到5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系列报道《青年厂长经理改革探索启示录》，对改革者“中箭落马”的现象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同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提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的问题，收到各界人士的来信1500多件。1987年6月至7月，《经济日报》组织了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触及了经济改革性质的深层问题，让人们逐渐摆脱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旧观念影响。

198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艾丰撰写的《社会公平的辩论》，讨论分配改革问题；10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深度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两篇文章，从改革的全局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关系，做了全面、深入的解说，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8年，新华社记者王志刚经过历时70天、行程8000里的采访后，写下了《中国走势探访录》，向中央进言：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新华社立刻将这篇稿子上报中央，中南海震动了。8月28日，中央领导决定改变原来会议议题，专门讨论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大政方针。

1997年4月至6月，《经济日报》参加中宣部组织的10家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宣传活动，组织了40余篇报道，发稿4万多字，成为发稿最多的单位。东北各报报道了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的经验，《长江日报》报道了武汉钢铁公司等国企改革的先进经验，《邯郸日报》报道的“邯钢经验”，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职工下岗和再就业是国企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各级报纸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下岗再就业政策。1994年，《工人日报》发表《待业记》、《就业记》等报道，引导职工转变就业观念。1997年，该报推出《再就业：实话实说》系列报道。报纸还积极为下岗职工寻找工作，《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文章称赞说，上海80万人再就业，报纸宣传立了大功。《北京青年报》创立的“小红帽”公司就安排下岗职工上千人。4.政治改革与监督报道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渐提上日程，报纸上关于党务政务公开、开展协商对话的新闻宣传多了起来。其中，《北京日报》邀请市体改委和物价局的同志就物价问题与普通市民展开对话，邀请国家体改委、北京市体改委就先富问题与普通工人进行对话，摆事实、讲道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1985年4月，时事政治类综合月刊《南风窗》创刊，策划了“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有奖活动，发动广州市民就交通、教育、治安、就业等问题向广州市政府提建议，由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和有关部门领导面对面与市民讨论这些意见和建议。持续一年的活动影响非常大，每个提议至少有相关部门务实的回应。这个活动被国际传媒称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新气象”。之后又有评选广州地区十大杰出公仆、南风窗民意调查、评选广州地区十佳校长活动等。

2005年，在中宣部统一组织和协调下，中央各新闻单位开展了“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宣传活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新闻单位先后派出记者600多人，对全国31个省市区做了集中采访，共刊播各种新闻报道8000多篇。《人民日报》发表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社论，并先后刊载了6篇评论员文章，深入阐述了“五个统筹发展”的重要意义。《经济日报》2006年推出了“科学发展看五湖”、“城市河流，让我们如何认识你”和“探访京杭大运河”系列报道，来反映沿湖地区、主要城市和运河两岸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主题。《新华日报》刊登了系列报道《江苏：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测评省市发展水平》等，反映了江苏发展“以人为本”的经验。《解放日报》宣传了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深圳商报》推出了“建设效益深圳”系列报道，对深圳推出“效益深圳”指数、告别“唯GDP论”的做法进行了宣传，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2007年，该报又推出了“深圳指标”、“深圳符号”、“深圳表情”、“深圳标杆”、“深圳数据”系列报道，深刻展示了深圳转变政绩观、践行科学发展观取得的成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优良传统逐渐得到恢复，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重新确立，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加快，这使报纸开展新闻批评、加强舆论监督的功能有了更好的发挥空间。1979年11月24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因为错误指挥严重违章，在渤海湾翻沉，船上职工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700多万元。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推诿自身责任，甚至说什么“要奋斗就要有牺牲”。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同时披露了这一事件，中央和地方报纸进行连续报道。事后查明，这是因官僚主义瞎指挥而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最终，国务院对此事做了公开检讨，并解除了石油部长宋振明的职务，给予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1985年2月28日，刚刚创刊一月有余的深圳《蛇口通讯》刊登了文章《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列举了蛇口工业区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并尖锐地发问：“袁庚同志，请您学习一下管理，注重一下管理，好吗？”这是党报第一次批评同级党委，在中国舆论监督史上是一个典型事件。

尽管在实践中面临各种困难，中国报纸的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还是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其中，《中国青年报》1988年4月报道了甘肃武威收报事件，公开批评了武威地区领导；《河南日报》1988年5月9日发表《许昌二内厂“内战”激烈，书记取消厂长预备党员资格、厂长将书记夫妇辞退出厂》的新闻，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中国报纸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一时期报纸舆论监督的特点，一是监督主体众多，既包括党报，也包括都市报和各种分众报纸。《人民日报》于1998年10月6日推出了舆论监督专栏《社会观察》，成为党报加强舆论监督的代表。《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纸更以高质量的舆论监督闻名。二是监督常态化，许多报纸设立了舆论监督的专版、专栏，《黑龙江日报》还成立了专门的舆论监督部门。三是内容广泛，既有对腐败官员、重要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也有有关群众生活等情况的监督。四是影响力大，“山西假酒案”、“南丹矿透水事件”等等，均影响全国，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重视。

这一时期的舆论监督工作逐渐有了制度保障。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中，均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工作。有了党委、政府制度上的支持，加上记者的职业化努力，中国报纸的舆论监督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出现了许多值得载入新闻史册的事件。

2002年6月，山西省繁峙县发生金矿爆炸事故，相关责任人破坏了爆炸现场，并将37具尸体冒雨掩埋，毁尸灭迹，县政府上报“死2人，伤4人”。《中国青年报》、《华商报》等揭开真相，使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这是中国有关矿难报道中的知名案例，揭示了中国安全生产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2003年3月17日晚“孙志刚事件”发生，直到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克服重重阻力，率先将此事曝光，发表了报道《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其他媒体纷纷转载，全国舆论哗然，三位法学博士联名提出了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问题，媒体再借助法律界继续发表意见，直至推进中国法制进程。8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一次舆论监督推动了旧法规的废除和新法规的出台，这在中国属于头一回。《南方都市报》的先驱性之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黑社会老大刘涌死缓，引起社会舆论哗然。8月21日，上海《外滩画报》发表了《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跟进报道，社会舆论也对此判决予以质疑。最高人民法院于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第一次提审民事案件。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刘涌死刑，即日执行。

2007年5月，河南媒体首先揭露了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某黑砖窑场使用“黑窑奴工”的问题。《南方周末》等报纸迅速做了大量深度报道，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震惊。中央领导和山西省各级党委、政府迅速解救了374名少年，逮捕了相关责任人，29人获罪，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受到处分。5.抗灾救灾报道

在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时，中国报纸大力报道党的政策和救灾行动、各地的支援帮助等，对于鼓舞抗灾士气、增强胜利信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998年，中国气候异常，长江、松花江、珠江、闽江等主要江河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一线指挥抗洪救灾，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万众一心保平安。报纸宣传对抗洪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日报》从7月1日至9月10日，共刊登抗洪抢险报道1300多篇，照片210幅，使用整版114个，出版专版30多个。在抗洪抢险最紧张的日子里，该报连续发表《众志成城抗洪灾》等38篇评论，传达中央精神，鼓舞军民士气；《解放军报》派出500多名记者到抗洪救灾一线采访，共发表各类稿件3000多篇、照片500多幅，合计使用版面200多个；《湖北日报》共派出120多名记者深入一线，运用200多个版面、2100多篇稿件，成为长江抗洪抢险取得胜利的见证；《黑龙江日报》动员了200多名记者，发表稿件2100多篇，照片956幅，全面反映了黑龙江灾区军民的抗洪斗争；《吉林日报》则发稿2000多篇，出版专刊100多个，为吉林灾区的抗洪抢险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各地报纸动员当地干部群众积极为灾区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

中国新闻宣传工作对于突发事件往往采取报喜不报忧或是滞后报道的方法，这不仅影响了人民的知情权，导致由于不了解事情而出现民众的恐慌或是谣言四起，也常常使自己在国内外舆论中处于被动地位。2003年初，“非典”疫情出现后，地方政府、媒体等依惯例隐瞒消息，疫情没有得到重视而不断扩大，导致中国在各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报纸每天报道非典疫情、中央应对非典的政策，降低了社会的恐慌情绪，发挥了巨大的报道、组织动员力量。由于信息公开在战胜非典疫情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要求各地及时发布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出台了监督和保障的条文，为中国报纸进行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信息报道提供了政策和法规支持。在这些政策指引下，中国报纸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起到了报道事件真相、通报信息、稳定人心和组织动员作用。

2008年初，中国南方遭遇了大范围的暴风雪灾害。各级报纸及时通报灾情和天气情况，报道国家应对雪灾的措施，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解释，调动最广大群体积极支持、共同应付公共危机。报纸发表多篇文章，关怀受雪灾影响的广大民众。比如《佛山日报》1月30日发表评论《冰冻时刻，我们互相温暖》，《广州日报》还发行了《春运特别报道》和《春运服务紧急指南》，服务滞留群众。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报纸及时通报灾情和抢救工作的进展，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各界人士对灾区的支援、灾区人民的抗灾自救，特别是展现了抗震救灾中众志成城、互相支援的伟大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巨大灾难时的坚强和团结。6.港澳回归报道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的一件盛事。中国报纸全方位报道有关新闻，让读者了解香港回归的全过程和盛况，虽然有电视的全程实况转播，但由于电视的稍纵即逝，读者可以从报纸上获得更详尽的、可以反复阅读的信息。《人民日报》派出20名记者，采写了近200篇新闻稿件，260多幅新闻照片，推出了“香江漫笔”、“来自香港的汇报”等专栏。《解放军报》发表《神圣的时刻》，报道了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进驻香港的情况。7月1日，《广州日报》分上午、中午、下午3次出报，实行滚动报道、滚动印刷、滚动发行，全天出版97个版，创下了215万份的发行纪录。这些报道，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盼望祖国统一、为香港回归而欢欣鼓舞的夙愿和心情，体现了 “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也稳定了香港居民的心理。至今仍有众多读者保存了记载这一盛事的报纸。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成为各报聚焦的热点。《人民日报》澳门采访团从12月10日至25日，发表报道121篇，11万字，照片160多幅，出版了24个版的专版，全面、准确地报道了澳门回归的情况；《广州日报》出版了60个版的特刊，除了报道新闻外，提供了大量背景新闻和历史资料。《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也积极报道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并借此批驳了李登辉等人的台独言论。

此外，在中国举行的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六方会谈”、中非合作论坛的报道中，报纸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宣传了中国和平互利的外交政策，对内对外构建了中国提倡创建和谐世界的良好形象。

第三节 报刊对政治的影响

一、传播政治信息

报刊有自己独特的表意符号和叙事语言，以文字将现实抽象地显示在读者面前。在这里，“一切东西各有其位，一切东西井然有序。这不仅是排字工人铅字架的特征，而且是人类知识和行动整个组织安[7]排的特征”。波斯特曼也指出，“出版物以逐行逐页的方式展示了[8]一个严肃而有序的世界”，从而促成了“特定的思维习惯”。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报纸是“现代人的早祷”，因为“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9]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因而在政治信息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不少受众的长期选择。

报刊早于其他大众媒介问世，是早期社会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逐渐出现后，报纸仍然有自己的优势，受篇幅的限制小，信息量比较集中。比较起来，一次广播或电视新闻节目远不及一页报纸的容量可以反复阅读，便于携带保存等。报刊是人们获得政治信息、了解政府活动和政策的重要途径，满足了大众的知情权。自报纸诞生直到广播问世，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报纸一直是人们获知信息、交流思想的基本媒介。另一方面，报纸还是记录历史的“教科书”，除一些官方文件外，许多历史事实，正是通过报纸串联并记录下来的，正如英国学者马丁·沃克在《报纸的力量》中所说：“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

所谓知情权，指公众有在第一时间了解政府及官员行政状况及其他社会信息的权利。国家机构有义务为公众享用这一权利提供一切方便。具体地讲，由国家机构向公众赖以能够享用这项权利的传媒的代表即记者提供相关的一切情况，由记者或新闻机构向公众在第一时间加以报道，这也是媒体的义务和责任。人们生活在政治现实之中，而政治世界又是千变万化的。世事的变幻不仅影响到社会未来的发展，而且还会直接地影响到个体利益及其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物质需求之外，人民先于一切的要求，就是把握外部世界的变化。只有在了解世界变动及其节奏的情况下，才能在政治上作出合适的反应，适应社会变化，跟上进化的步伐。在这个意义上，报刊等媒介正好成为瞭望世事变幻的哨兵，成为了人们的耳目。大众媒介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展现世界的轮廓。

人必须和外界保持信息交流才能得以生存。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的第一前提是必须获得足够的有关信息。在广播电视问世之前，报纸是最基本的信息渠道，对于一般人“实在是他们政治知识之唯一的渊源，也许是他们唯一的读品。并且新闻纸又是继续不断的；它是天天发表的，个个星期发表的，它的报告也是天天发表的，个个星期发表的”。正因为报刊的这个功能，政府和政党的政治意见、政策也是主要通过报刊等大众媒介向人民宣传的。毛泽东主张，“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怎样才能使群众知道呢？基本的渠道就是报刊。所以“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刊上或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二、增进政治说服

报刊的政治传播优势的保持与报刊擅长于深度传达信息的本质特性密切相关。报刊是适于深度解释信息、诉诸理性的媒介。同一事件，广播电视的报道可能只有几十秒或几分钟，大多流于事件表面现象的报道。报刊则可以深入展开，不惜笔墨，不厌其详地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它可以采用政治修辞、政治象征等多种手法来达到政治沟通和政治说服的目的。通过文字与图片，受众们对有些政治信息一目了然，心领神会，而对另一些政治信息则需要细细品味，施展自己的思考力与想象力，才能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理解隐含在文字与图片背后的深刻含义，这使得阅读报刊可能成为一项多姿多彩的身心活动。

早期的新闻，较多地强调对现象的报道，而对现象背后的原因发掘不够，而且所报道的信息多是单独的，缺少连续性。一些突发性的重大新闻通过媒体进行报道之后，读者对新闻事实发生的原因、性质、背景、趋向等，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常常读过之后仍有不得要领的感觉。针对这种情况 ，西方新闻界提出“in depth reports”这一概念，意为“深度报道”。具体阐释有以下多种，如，是一种阐明事件因果关系，预测事件发展趋向的报道形式；是一种通过系统地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用客观形式解释和分析来延伸和拓展新闻领域的一种报道形式；是介于动态新闻与新闻评论之间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是一种以“深”见长的新闻体裁，等等。深度报道的种类一般包括解释性、调查性和分析性等。1938年，麦克道格尔教授在他的著作《解释性报道》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解释性报道”这一概念，并预言说，在今后半个世纪中，毫无疑问，新闻记者将集报道者与解释者于一身，同时发挥二者的智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公众知识水平的提高，读者不仅想知道事件本身，更希望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解释性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理念，满足了读者这方面的需求。何为解释性报道？《怎样当好新闻记者》的作者美国新闻学家杰克·海敦是这么说的：“解释性报道是一种作解释或者作分析的报道，也就是那个被过多地滥用的词语‘有深度的报道’。它是一种加背景给新闻揭示更深一层意义的报道。” 在《中国新闻实用大词典》中解释性报道的定义为：报道并解释新闻事实的本质、新闻价值或有关知识的新闻。

解释性报道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篇幅上与通常所说的“新闻”，也就是“消息”有明显的区别，它已超出了一般新闻报道的范畴。“消息”的报道重点在事件，而解释性报道侧重于揭示和说明新闻事实的原因和结果，着眼于“新闻背后的新闻”，向读者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事件的含义与社会影响，也包括对事件发展趋势的分析。解释性新闻经常需要运用大量背景材料，作必要的解释和议论，也就比一般的“消息”有“深度”。

竞争是解释性报道增加的主要原因，广播、电视的普及，网络等新型媒体的迅速崛起，对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现在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打开电视、电脑，发生在全球的各类新闻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消息传播得很快，方式也各有所长，但由于这类媒体在传播时间和原创内容方面的一些局限性，因此仍然难以满足受众的需求。于是，增加解释性报道，填补这方面的空缺，成为通讯社和纸质媒体扬长避短、提升竞争力的手段之一。

对于美国纽约“9·11”事件的报道是很典型的事例。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但是，9月12日，就连平常不大读报的美国人也被报纸上的深度报道，包括一系列的解释性报道所吸引。这些报道有诸如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的历史；关于本·拉丹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世界贸易中心的设计和为什么会在瞬间倒塌；4架失事飞机的详细情况，包括77号航班上的乘客怎样为避免飞机撞击华盛顿的某个目标而让飞机坠毁等。这些报道使当天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据有关统计资料，9月12日《华盛顿邮报》售出了100万份；《明尼阿波尼斯明星论坛报》多出售了17.5万份，比平时增加了50％，《洛杉矶时报》是“能印多少就能卖多少”。它平常的星期三刊可卖100万份，那天它多售出了22.7万份。

在信息量剧增的时代，受众需要一种引导，这是解释性报道日显重要的另一个原因。现在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这么说，现在人们不是缺乏信息，而是在汹涌而来的信息面前有强烈的难以判断的感觉，也就是说缺乏经过归纳和梳理的信息。解释性报道的作用就在这里：为读者将孤立的、分散的、表面的信息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和分析，给读者以清晰的整体印象，揭示事件所隐含的真正意义。日本《读卖新闻》在决定增加解释性报道版面时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即使在信息时代，读者需要的也不是信息的洪水，而是以正确的方式接收有用的信息。因此，对泛滥的信息加以‘交通疏导’，将新闻背后、新闻事件深处的东西反映出来，便是报纸的任务。”

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整体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同样是解释性报道发展的重要原因。有知识的受众不再满足于了解发生了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和“怎么样”。解释性报道在报道新闻事件的同时，带入了前因后果、横向纵向联系等材料，满足了受众希望了解更多与新闻事件有关材料的需求。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曾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个时期，‘为什么’变得同‘什么’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华盛顿的记者只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没有告诉原因并指出意义，那么他只干了他工作的一半”。在广播电视的冲击面前，报刊正是利用了它可以深度挖掘事实内涵的这一优势，充分开发事件报道的深度，大量刊登解释性报道、分析性报道、调查性报道以及对新闻背景的分析介绍，跨越时空，纵横捭阖，以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19世纪中叶，美国、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报纸，每份报纸的价格便宜到只是本国货币的最小单位（美分、便士）。当报纸面向公众之时，它们开始最大限度地争取公众，为了扩大发行量，在与电子媒介的竞争中，报纸新闻的深度报道得到更多的重视。

三、强化舆论监督

代表社会舆论监督政治权力，成为报刊重要的政治功能之一。随着近代大众报纸的兴起，报纸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在权力监督方面的潜在能量逐渐释放出来，资产阶级赋予了报纸为政府的“第四机构”或“第四权力”的美称。报刊将各种事件源源不断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和分析、解释，影响人们对这些政治事件的看法，引导政治舆论的焦点和走向。马克思曾经说过，“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10]法、形成舆论、给共同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当政治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新闻媒介就成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的纽带，不仅要宣传政府的政策指示，也要做到反映民众的声音，特别是表达对政府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督促政府更好地行使其职能。

1849年2月7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审理关于《新莱茵报》发表《逮捕一问》、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的案件。在马克思的发言中，他提到：“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认为，报刊有揭露社会现象的权利，报道他所目睹的事情，不以政府当局的利益而改变，这是对读者的知情权负责。在恩格斯的发言中，他进一步重申了揭露的重要性。认为媒介应起到事前揭露的作用。在这里，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使其客观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

报刊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早在20世纪初，中国报刊的舆论监督功能就已得到重视。梁启超认为报纸应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一张报纸抵得上三千毛瑟枪”。《大公报》的创立者英敛之则认为，“夫报纸者，国民之耳目，社会之回声也”，“善者，则政府监督，国民导向，为人群豪杰”。《大公报》以报纸媒体介入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的形式，开启了普通公民知晓政治新闻，塑造政治意识的先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众深深地意识到政治对个体利益的意义，通过参与政治获得和维护个人以及社会利益，推动社会公平公正，对政治的热情正在逐步苏醒，个体的事件也会引发社会层面的关注和思考。报纸在报道个体事件时，往往在解读时延伸到政治权利层面，引发公众的关注，比如在公民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而不是相反。近两年的重要社会事件“房屋拆迁”，传媒报道最终将其处理为政治事件，以宪法保护私产为内容的公民个人权利为诉求点，为这个主题的报道寻找到了一个完全政治意义的基点。

报刊一个重要的力量来源在于它拥有大量的读者。在这个生存环境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报刊成为民众无处不在的眼睛。代表着公众行使起监督社会、监测环境的权力。以近几年的中国传媒实践看，报刊在一些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实践中扮演了重要和关键的角色。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报刊通过自身的报道和政治层面的解读，引发公众的关注，并将广大读者的意见组织、集中并加以升华，形成很大范围的社会舆论，推动政治制度的建设。当然，舆论监督报道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各种力量为了自身的利益，始终在阻挠舆论监督的进行，新闻媒体自身在监督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舆论监督者自身应该如何接受监督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四、设置政治议程

议程设置是报刊对政治的又一个重要的影响。早在1958年，诺顿·郎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报纸是形成所在地议题的最主要的提议者，它在决定大多数人将要谈论什么，大多数人对事实会有什么看法以及大多数人对处理面对的问题有什么想法起着重要作

[11]用”。1963年，政治学家伯拉德·柯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出了经典性的名言：“告诉人民去想什么往往难以奏效，但[12]告诉人民该考虑什么，却会惊人地成功。”这一论断被看成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滥觞。议程设置理论对于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从多个方向启发着现代政治传播的研究与实践。首先，议程设置理论从新的角度启发了人们对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效果的认识。政治认知是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基础，人们是根据自己头脑里能够调动的政治信息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的，而能够被调动的政治信息则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接受、记忆的政治信息量是有限的。新的政治信息只能在人们头脑中的有限空间此消彼长，这种此消彼长的结构能够决定人们注意力的主次。议程设置理论说明，大众传媒不仅是信息源，而且是影响源。它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多寡、强调的轻重，会对受众在特定时刻的注意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受众所要采取的政治态度和行动。

议程设置理论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理论之一，在今天的传播学各个领域中已被广泛应用。但是，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提出时就是一个政治传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的开创性研究还是以后的深化扩展，无不围绕着选举、政治人物形象、政治议题、政治决策等问题展开。所谓议程设置，指的是大众媒介有能力选择并强调某些话题，造成这些话题被公众认可是重要的印象，或者说是大众媒介确定辩论的范围以适合有权势者利益的过程。换言之，报刊等媒介可以通过其对信息内容的选择，能够决定什么内容可以讨论，什么内容不能讨论；什么是热门话题，什么会被排除在讨论的议程之外。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提供给公众的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新闻媒介的议程——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选择的报道”。

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McCombs）最早提出“议程设置理论”的定义。他认为，就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一般人而论，这种关于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通常来自大众传媒，传播媒介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影响源。有关议程设置的直接表述最先见于诺顿·朗在1958年写的一篇文章，该文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纸是设置地方性议题的原动力。在决定人们将谈论些什么，多数人想到的事实会是什么，以及多数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是什[13]么这些问题上，它起着很大作用。”此外，美国政治学者科恩关于报业威力的一句名言是：“在许多场合，报刊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14]功。”这些观点都被看作是议程设置理论的萌芽。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假说得到了美国传播学者M．麦库姆斯和D．肖（D.shaw）实证研究的证实。他们通过美国总统大选的定量分析，证明了“受众通过大众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及其他事情，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论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如反映候选人在一次竞选运动中讲了些什么内容时，大众媒介显然决定了哪些是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大众媒介决定了竞选运动的议题，这种影响个人认知变化的能力是大众传播效力的最重要方[15]面之一”。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D.肖提出并确定下来的。麦库姆斯和肖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展开了一项调查研究，并在1972年的《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此后又出版了《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一书，这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

议程设置理论对政治传播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既然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对某个信息显著性增加而“引导”或“转移”受众的注意，从而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那么，推而广之，政府的决策管理也是有议程和重点的，传媒可以帮助政府“引导”和“转移”民众的关注。人们对政治的了解或者关注往往来源于报刊等媒介提供的影像，并渐渐习惯于将这些影像看做是真实世界，这又相应增强了媒介的权威性。报刊在政治议题中首先依据自身的标准确定事件的轻重缓急，再讲自己确定的议题告诉公众，让公众了解、体会报刊正在谈论的事件，最后得到的效果是公众的话题与报刊话题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几乎是完全的同步。社会大众在纷繁的政治事件中，通常由报刊等媒介为他们指明方向，帮助他们决定超出了他们实际感受范围的那些事件和问题，究竟哪个是“值得关心和加以注意的”。当然，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主观性功能，而是一种间接的、客观的媒介效果；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还要看公众对媒介的接触频率、公众对媒介的需要程度，以及当时人际交流的情况和不同公众的兴趣等因素，需要对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

五、沟通政治渠道

所谓政治沟通，就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形式——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16]会化或是利益动员——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美国学者多伊奇在《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一书中把政治沟通看成是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存储、分析和处理。他认为，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和控制是在沟通中实现的。在当今的现代化国家，政治沟通的基本工具是大众媒介。而在前报纸时代，口头传播是政治沟通的主要手段。现在，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制约着政府的决策行为和过程，而且也在更大范围内左右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和选择。

政治沟通对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政治理论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改革维新时代，梁启超就指出了沟通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消息不通则陋。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17]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原因就在于不通。所以要振兴国家，必须去塞求通，而办报纸乃是基本的途径。正如梁启超所言：“通则强，塞则弱，报纸乃是一个国家的耳目喉舌”。对一个政党和领导者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听到了不同的意见，而是鸦雀无声，无从知晓自己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无从知晓民众的呼声。大众媒介通过报道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呈现出国家的意见生态，并且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这样不仅能够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实现人民的利益。

大众媒体还提供了新的政治表达途径和渠道，推进了公民政治表达的普遍性，包括扩大政治参与的主体和政治表达涉及的范围、促进政治表达渠道的畅通，为社会成员的意见表达提供更多有效的途径。报道民意调查的时候，媒体常常声称自己代表了公共舆论，以批判的口吻劝诫某一个政治家。而政治家们则会认真地看待这些报道，通过它们来评估政治形势，政党也会依此拿出相应的对策。报纸还会刊发读者来信，为民众讨论政治事件提供一个平台。有些报纸的读者来函专版，往往成为政府官员的必读材料和决策依据。

综上，报刊自诞生以来就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报纸的特性使得它在政治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假使没有报纸，那么比上古城市国家大一点的国就不能行民治政体了。报纸的能力可[18]使政治家的言论直接传达到全国人民。”报纸的力量来自于它报道的客观、真实和公正。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无[19]论它的派系如何）都不敢违背这种公正”。这种公正意味着报纸在报道事实、提供消息和各种意见时，能够保证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姿态。正是由于这种品质，“报纸可以用来充当政府的监督者、混沌世界的照明灯、商品及服务情况的市场发言人、提供娱乐消息的介绍人、重[20]大事件和不可预测事物的旗手、符合大众趣味的常识传播发源地”。报刊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包括政治信息的传播和反馈、对政治权力的舆论监督等。各国政府大多重视报刊媒介，希望报刊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传播信息、解释事件，关注报刊的反应。

与此同时，报刊与政治之间也有相当程度的合作关系。因此，报纸的绝对独立性是理想的、不存在的。报纸的独立性总是受到媒介生态系统中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制约。报刊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必须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框架内运作。“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它们只是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新闻[21]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日本传播学者井上俊也认为报纸的背后总会有权力的影子。尽管历代报人一直以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报纸从来没有摆脱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完全的自由。“报纸作为文字媒介始终带有权力的[22]影子……是专制权力利用的工具，这是不容否认的”。[1] 王宇：《大众媒介导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2] 〔英〕马丁·沃克：《报纸的力量——世界十二家大报》，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3] 端木义万：《美国传媒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5] 《〈红旗日报〉发刊词——我们的任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6] 方汉奇：《世界新闻传播1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7] 埃里克·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8页。[8] 尼古拉丝·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9]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8页。[11] 转引自〔美〕沃纳丁·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特：《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陈韵昭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页。[12] 转引自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13]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14]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15]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页。[16]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17] 梁启超：《论报馆之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1卷，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0页。[18] 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上册），张慰慈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19] 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68页。[20] J．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黄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21] 同上，第336-337页。[22] 井上俊等：《媒介与信息化的社会学》，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52页。

第三章 政治传播载体——广播电视

广播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一定范围传送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按传输方式，可分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从传播信号看，只播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简称广播；同时播送图像和声音的，称为电视广播，简称电视。广播电视与政治向来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体现在政治传播中，广播电视与政治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广播电视从产生开始就介入到了政治和政治活动中，是展示政治主张和政治实力的重要舞台。随着广播电视的发展，政治呈现在公众面前的面貌不断地发生变化。

第一节 广播电视发展与政治介入

一、广播电视初创时期（1920-1928）

20世纪广播电视史的开端通常定位于1920年11月2日美国KDKA电台的开播。1920年广播正式诞生以前，已经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实验电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范围的战争，而且也引发了新闻史上规模最大的宣传战。战争的需要促进了无线电技术的发展，为广播电视的诞生做好了技术准备。一战后，各国的广播电台纷纷建立，为基础设施及传播规模层面的准备。1.一战推动广播电视的兴起

经过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100多年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并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更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勃勃野心下，军备竞赛疯狂展开，局部战争频繁发动，国际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时时发生……由于当时还未出现足以遏制战争的力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战争的需要使无线电技术得到空前发展。

一方面，无线电通讯成为战场上的“新式武器”。一战爆发后，交战各国纷纷采取了保护本国电缆、破坏他国电缆的策略，使本国在通讯及联络上处于有利地位。同时，无线电还直接服务于战争，如用定位仪确定潜水艇和舰艇发出的无线电波位置；用无线电报指挥舰队前进的方向，进行侦察机和炮兵部队之间的联络；用电话联络指挥部和前线军队；电报成为“指挥与控制”的最重要的设备，被广泛地应用于运送武器、俘虏和士兵、管制轻轨铁道等。另一方面，无线电技术与宣传结下渊源。英德宣战后短短四小时内，英国就成功切断了德国与美国之间的电缆，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审查和宣传的首要任务，[1]这样一来，就可支配美国人对战争的想法了”。虽然收音机的缺乏限制了广播的宣传效果，但无线电被用于宣传的可能性已得到确认。

一战后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平息了各列强之间的争斗。经济发展的相对平稳，政治局势的相对平静，为广播电视传播营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速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参数，传统的传播体系难以满足“瞬时”乃至“共时”传播的需要，广播电视的产生成为众望所归。2.广播电视传播的政治功能逐渐显现

早期广播电视传播政治功能的实现可以视作一种自发行为。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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