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祥平,陈勇,姚宝权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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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六逸新闻思想研究试读：
前言
谢六逸（1898-1945）是著名的新闻教育家，还是一位新闻学者、报人，对我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已往研究较为关注其编辑思想和专业新闻教育思想，其研究材料多为《谢六逸文集》。本书在材料使用上，除了《谢六逸文集》之外，还充分运用谢六逸的新闻学专著等新材料，研究思路是紧扣谢六逸三种职业身份，从新闻理念、新闻业务观、新闻教育思想这三方面对其新闻思想体系进行研究，并考证其新闻思想来源，对其新闻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也做出初步评价。研究目的在于丰富中国新闻思想史研究，并为当下的新闻事业现实服务。
全书共四章，由绪论和正文组成。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为主体部分。第二章严密考证了谢六逸新闻思想的来源，发现四方面的源头对其新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时代思潮的影响、客观形势的孕育。第三章试图全面勾勒谢六逸的新闻思想体系，从新闻理念、新闻业务观、新闻教育思想这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力图展示谢六逸新闻思想的全貌。最后，结语部分将其新闻思想在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分别与代表性人物的新闻思想进行比较，以凸显其新闻思想的特色，并对其新闻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进行准确评价。
本书最大创新是新材料、新视角。谢六逸的《实用新闻学》、《新闻储藏研究》等四本专著，以及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文章和为新闻学著作写的序，在本书中都是首度使用。相对以往研究，本书研究视野更开阔、系统性更强：从谢六逸新闻思想来源、谢六逸新闻思想体系和对谢六逸新闻思想的评价对谢六逸新闻思想进行系统性的深度研究，这在有关谢六逸新闻思想的研究中也是首次尝试。囿于学识，本书对谢六逸新闻思想的解读和历史评价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一、研究的缘起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历来被看作是蛮荒之野，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等诸多因素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与中原及邻近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可就在这个相对落后的地方，走出了一位文化名人谢六逸——在民国时期文化领域内，曾博得“文坛宗匠”的盛誉。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文化领域内多点开花，无论文学、教育、新闻，还是出版，他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不禁引起笔者的研究兴趣，能有幸研究这样一位贵州历史文化名人的新闻思想，从而丰富中国新闻思想史研究，感觉颇有意义。具体来说，研究动因主要有以下三点：1.重大的历史贡献决定了其研究价值
谢六逸（1898-1945）在文化领域内的巨大贡献值得我们大力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点：（1）谢六逸是五四以来中国著名的新文学开拓者，致力于日本和西方文学的研究和介绍，著述颇丰。最为引人注意的是他被公认为日本文学的权威。至今文学界对他的研究贡献仍有极高的评价，“关于日本文学史研究，在谢六逸之前只有论文而无专著”，据此论断，谢六逸的四部日本文学史著作无疑具有创新意义，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和日本文学交流史上作出了贡献。这四部著作是：1927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本文学》，此书先述日本文学的发生，继述上古文学、奈良文学、平安文学、镰仓文学、室町文学、江户文学，直至明治文学；1929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日本文学史》，分上下两卷，上卷叙述日本上古、中古、近古文学，下卷叙述近代与现代文学，还有两部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中的《日本文学》和长沙商务印书馆的《日本之文学》。这些都是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的权威著作，引来文学界同仁的一致赞同，郑振铎感慨“有系统的介绍日本文学的，恐怕除他之外，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徐调孚也表示，“在国内，系统地介绍日本文学者，除了谢先生外没有第二人。”赵景深更是深为叹服地表达敬意，“六逸是日本文学的权威。”能够荣获如此多文学名家异口同声的高度称赞，足以见出谢六逸在日本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与历史影响。谢六逸还是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重要成员，并出任其机关报《文学周刊》的编辑，这份刊物后改名《文学》，又改名《文学周报》，编辑方针是崇尚为人生的艺术，这一艺术主张引领了当时的文艺思潮，使文学关注现实、启蒙大众，为旧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蹇先艾对谢六逸的这一段工作经历及历史贡献做出高度评价：“他的文章质朴而谨严，文如其人。他还主编过一年的《文学周报》，这个期刊的光芒，在上海文坛，曾辉煌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新文学奠定基石的巨匠，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比他的作品要更伟大。”对谢六逸在新文学建设中作用的充分肯定，并致以“巨匠”的称呼，不仅还原了谢六逸在新文学运动及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显示了其重要的研究价值。（2）谢六逸还是现代新闻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创办及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早期新闻教育受美国影响较大，美国模式的泛滥导致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缺乏本土化特色及办学上的独立性，在教学效果上有脱离实际之嫌，例如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系主任由外国人担任，课程设置与当时美国大学新闻系的大致相同，可以说完全是仿美式。当时中国学人与报人抱有全盘接受的态度，缺乏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办学的自觉意识。但之后新闻教育界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对新闻教育的状况进行反思和批判，结合中国实际来办学成为新闻教育家关心的话题，谢六逸就是其中的代表。
谢六逸首先严厉批评中国大学的不足之处是太过于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这种依赖心理及行为导致中国大学缺乏学术传授及研究的独立性，大学教育若只能停留在讲授知识而不是培育学术的低等层面，跟中学教育相比没有本质区别，故而丧失了大学的应用功能，谢六逸将中国大学的教育现状比喻为贩卖知识，讽刺之义油然而生，“现在办大学的人，不知道大学的本身，有完成学术独立的使命，他们只拿一点粗浅的知识贩卖给学生。就是说，他们给予学生的知识，只有半截，剩余下来的半截，到什么地方去拿呢？他们好像在说：‘到美国的大学去拿呀！’”谢六逸并不是反对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而是批判包括新闻教育在内的大学教育现状：全盘西化、缺乏结合中国实际独立办学的精神，独立性的丧失导致大学这种“最高学府不能独立地完成其学术的使命，不能使大学生在学术上的研究告一段落，殊令人有‘大学无用’之感。”因此，谢六逸坚决主张中国人不必依赖外国人、靠他们来发展新闻教育，应该在高等教育现有基础上自力更生、结合中国国情将新闻教育办好，“中国既然有国立或私立的大学，用不着等外国人到国内来替我们培植，这种新闻教育的责任，是办大学教育的人应该负担的。”谢六逸在深入考察中国实际的基础上，秉着完成学术使命的决心，创办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首任系主任，而且将其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中国人独立办学的成功典范。他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课内与课外结合、学习与研究并重的精神精心编制了课程体系；组织新闻系师生成立复旦大学新闻学会；支持黄天鹏设立新闻学研究室，收藏国内外报纸、杂志及教学模型；由校方与新闻系师生联合出资设立印刷所，支持学生出版新闻书刊；先后聘请一批知名报人来讲课，如戈公振、陈布雷、黄天鹏等，取得显著的教学效果，不仅培养了一批新闻业务精英，也产生了学术尖子，写作出版了一系列新闻学学术论著。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他的带领下享誉全国，成为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新闻教育机构，与北平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并称瑜亮。有人称赞“在战前复旦四院十三系，以新闻系最闻名于国内，课程完备，人才辈出。新闻系各年级的课程编制是六逸先生的心血，创设了全国各大学新闻系的规范。”可见自谢六逸的新闻教育开始，中国的新闻教育走上了一条本土化和规范化之路。正因为其在新闻教育领域的卓越成就，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他编订大学新闻系课程及设备标准，作为规范指导全国的新闻学教育。归因于谢六逸的功劳，中国大学在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和国外先进理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新闻教育体系。因此有学者做出中肯评价，“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立和发展为标志，中国的新闻教育逐步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一评价将复旦大学新闻系及创办者谢六逸放在应有的历史方位上，谢六逸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地位及贡献得以彰显。
除了专业新闻教育之外，谢六逸在针对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方面也是颇费心力，以期通过种种媒介素养教育措施提高社会大众的新闻解读力，学会在良莠不齐的信息环境中辨别信息并利用信息促进自我发展，以充分实现新闻媒介及新闻信息正面的社会效益。1935年10月，复旦大学举行建校三十周年校庆，值此时机，谢六逸与其学生舒宗侨、唐克明、夏仁麟等筹办了规模巨大的“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共33个国家的2000多种报纸。“这次报展轰动一时，数天内参观者多达万余人，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的创举’，《申报》并发表社论，赞扬‘其意义实大。’”1944年在他的发起并主持下，贵阳《中央时报》在贵阳民众教育馆举办了“全国报纸杂志展览会”，在贵阳引起轰动。这两次大型报展都有力地在社会民众中起到了认识媒介及普及新闻学知识的作用。此外，谢六逸还积极利用报刊出版物对读者进行新闻知识的普及传播，1934年9月，他与《青年界》编辑商定，在该刊连续发表十一篇文章：“（一）怎样的新闻才有登载的价值？（二）学校新闻的采访、编辑与出版；（三）采访记者的工作；（四）新闻与电报编辑；（五）报纸评论的方法；（六）新闻生产的过程；（七）新闻记者与新闻事业；（八）怎样编辑画报；（九）新闻术语与校对符号；（十）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前途；（十一）广告伦理化。”后来《青年界》刊出的文章不止这十一篇，反映了这些文章价值较大，得到读者与编辑的一致肯定，以致连续刊登。这些文章既重理论又具有较强实用性，向社会大众系统性地介绍了新闻学知识。他还针对当时新闻业的时弊发表了一些新闻批评的文章，以期矫正读者的认识。这诸多举措反映了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教育家的价值追求：新闻教育社会化，提高社会整体的媒介素养及新闻批评能力，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新闻事业的正面效应，促进社会文化的积极发展。（3）谢六逸在新闻学理论建设方面亦有杰出贡献。新闻学理论是纷繁复杂的新闻工作实践中普遍性规律的提炼与概括，是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业务活动的向导，对于新闻工作的改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谢六逸深谙此理，指出要改变当时新闻业落后的现状，“非努力于新闻学理论的建设不可。”为了发展新闻学理论以指导新闻业改革，同时为了学科建设及教学之需，他本人身先士卒致力于新闻学理论的研究，撰写并出版了四本著作：《实用新闻学》、《新闻储藏研究》、《通信练习》、《国外新闻事业》。这些书均作为当时上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教材，不论是对新闻教育还是对新闻学研究而言，都非常有意义。尤其是《新闻储藏研究》一书，论述了新闻资料开发的理论和方法，使读者知晓如何开展剪报工作去有效地收集和利用新闻资料，这样的专著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在新闻资料工作方面，仅有“谢六逸《新闻储藏研究》和中美日报读讯会《剪报经验谈》2种。”这充分显示了谢六逸眼光别具一格，为新闻学研究及教育开辟了新的领域，所得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较好基础。
为了使大学真正成为学术机构，谢六逸不仅本人积极从事新闻学研究，还组织新闻系师生成立复旦大学新闻学会、设立新闻学研究室、支持学生出版专著以促进新闻学术的发展，如陶良鹤的《最新应用新闻学》、郭箴一的《上海报纸改革论》、杜绍文的《新闻政策》等。并指导学生创办新闻学刊物，如徐叔明主编的《新闻世界》半月刊（1930）、黄焕芳主编的《明日的新闻》半月刊（1931）和唐克明主编的《新闻学期刊》（1934）。这些工作让学生成为新闻学研究队伍的一员，既扩大了研究力量，又出了一批研究成果，推动了新闻学的发展。（4）谢六逸在编辑出版领域内也是名望极高。1937年7月上海编辑人协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主席。这源自其成功编辑了多份刊物，包括《立报》的《言林》副刊和生活书店的《国民》周刊。成舍我于1935年9月创办的《立报》是大报中的小型报，成为报业大众化的代表，日销量最高曾达到20多万份。而谢六逸所主编的《言林》副刊专门登载短小精悍的言论，是《立报》吸引读者的特色之一。由于谢六逸的努力，《言林》有幸得到一批知名作家为其撰稿，包括朱自清、茅盾、巴金、夏衍、郁达夫、郭沫若等。《言林》上的小品文贴近现实、反映时代，总体表达了当时社会大众在民族危亡中奋发图存的心愿；这些文章又风格不一，富于变化，严肃口吻、平淡语气、还有辛辣批评，尽在其中。1937年9月20日在《立报》2周年之际，《言林》刊登了巴金的《我祝福立报》，其中写道“在《言林》里，大半是时代的呼声，而且是青年的呼声，短小精悍、活泼、热烈，是那些文章的特点。我们读着它们，还不会忘记是什么时代的人。”陈子展先生则把这种“文章虽短却意味深长，既有蜜也有刺”的文章称为“言林体”。这种文体“在我国杂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基于《言林》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曹聚仁说：“五四运动以后，副刊编辑名手邵力子、孙伏园二先生而外，黎烈文、谢六逸二兄也为世人所推重，他们都是善于做拼盘的好厨子，富有战斗性。”这些评价反映了《言林》在谢六逸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成为继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之后最有影响的一个报纸副刊。1937年5月创刊的《国民》周刊是谢六逸的另一杰作。当时生活书店的《新生》、《永生》相继被禁，谢六逸在危难之际担起重任、出任主编，提出“无奇不有”这四个字作为编辑方针，表明这个刊物将以广泛的读者朋友作为服务对象。这份时事性知识性的综合性刊物果然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期发行量达到10万册左右。《国民》出版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奋起抗日的历史关头，该刊密切接触现实，以短评、专评、通讯、诗歌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战救亡、爱国团结，主张进步、反对落后。既有理性分析的硬性文章，又有软性的轻松活泼的材料，如以抗战为主题的抒情诗歌，还有漫画、新闻照片、时事形势图点缀其间，使得整本《国民》周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刊登的内容取材面广，中心突出，富有特色，真正做到了“无奇不有”。
谢六逸在出版界也作出了卓越贡献。抗战爆发后他回到贵阳大后方，仍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建设，且满怀信心地说：“战争的毁灭性虽大，我国优美的文化是敌人所破坏不了的。”1940年贵阳文通书局聘请马宗荣和谢六逸分任编辑所正副主任，马宗荣于1943年去世，谢六逸继任主任。在谢六逸的主持下，文通书局业务蒸蒸日上，大大增强了贵州高原的文化氛围，为抗日时期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成立编辑所到谢六逸逝世这段时期，所出书籍2百余种，其中如曹末风评的《莎士比亚全集》、邱倬编著的《邱氏内科学》、马宗荣编著之《中国古代教育史》，董每戡著《每戡独幕集》、张世禄著《中国文字学》、萧一山著《中国通史（上册）》，都为一时畅销书。为适应需要，还编印图文、算术两种小学教科书，业务蒸蒸日上。出版的书刊，除沦陷区外，发行殆遍。”文通书局身为全国七大出版社之一，在平津沪汉等大城市先后落入敌手之后，其地位愈加重要，而谢六逸的加盟有力地促使其兴旺一时，使其出书数量销量和对读者的影响大大增强，为抗战时期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对谢六逸身处贵州这段时期的贡献，贵州著名诗人李独清评价道：“谢先生交流甚广，多全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征集到的新的文艺或学术性稿件很多，大半有较高的质量。在颠危困顿的时期，使文艺事业不因而废坠，这个贡献是不小的。”2.高尚的人格激发了研究兴趣
谢六逸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与他的家庭背景及早期教育密切相关。他出生于一个书香仕宦之家，祖父做过湖南永新知县，父亲做过湖南沅陵、贵州都匀等县知事。父母亲很重视对谢六逸的启蒙教育，亲力为之。父亲学问做得很好，特意抄写了一本《史鉴节要便读》让谢六逸诵读，母亲谙习诗文、知书达理，教给谢六逸许多诗词，尤其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给他很深的教益。这样的家塾教育一直持续到13岁，不仅培养了谢六逸勤奋好学的习惯，而且使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因为其家教读本《符读书城南》的作者韩愈就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他的作品中所宣扬的儒家思想自是从小就浸润了谢六逸的心灵，使以天下为已任、为民请命这些思想在他心中深深扎根，以至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中国处于危难之际，这些思想便支配了他的行动。在日本留学时，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所学政治经济专业之外的文学上，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充当了一员大将，崇尚为人生的艺术和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思想，意欲通过文学来启蒙大众；1937危难之际他毅然担任《国民》总编，团结民众、宣传抗日。他的这种经历与鲁迅颇为相似，因为后者也是为了通过唤醒大众去拯救国家民族，从而弃医从文。尤其可贵的是，“抗战发生以后，国内几位日本文学的权威学者，大半都做了汉奸，六逸却毅然离开了上海，回到贵州。这一点精神，这一点气节，就足够振奋人心，矜式后来了。”爱国的谢六逸在贵州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建设，使战时的中国文化不致停滞、仍得以发展。
谢六逸为人坦诚，胸襟宽大，实事求是，这一点尤其令人尊敬。这从他与鲁迅之间的交往可看得清清楚楚。1931年10月6日，朱应鹏、徐蔚楠、傅彦长等民族主义文学者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邀请谢六逸等一批作家集会讨论成立“上海文艺界救国会，”刊载民族主义文学的刊物《草野》在报道此事时，有意策划将谢六逸排名发起人之首，意欲借谢六逸的名气提高民族主义文学在文艺界的影响力，从而牵制左翼文学。鲁迅不知详情，见此报道大怒，继而进行笔伐，在左联的刊物发表《沉滓的泛起》，对“上海文艺界救国会”进行猛烈抨击，谢六逸成了罪魁祸首。谢六逸为示清白，于1932年2月1日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谢六逸声明》——“根本上我不懂得什么叫民族主义文学，我对于此种理论，既没有写文章斥骂的义务，也毫无附和称扬的意思。直到今日，我还是一个依赖教书过活的薪给生活者，自然是属于小资产阶级。……但也希望大时代的到来，静待本身阶级的崩溃。”可见谢六逸是无辜的，而且思想进步、渴望着阶级消亡的大时代和新社会的到来。
谢六逸事实上是非常进步的人士。他的思想总是基于民众利益之上，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是表现被支配阶级意识的，明快活跃的作品，是痛痛快快和过去的历史或传统算总帐的作品。”尽管谢六逸被鲁迅误解，受了委屈，但他并没有心怀私恨，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和为人依然十分推崇。编选《模范小说集》时，谢六逸对鲁迅的作品倍加称颂，将其排在第一位。当鲁迅逝世后，他在自己主编的《言林》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还亲自作了一首藏头诗，头藏八字为“鲁迅先生精神不死”。这表明他对鲁迅是无比尊崇的，也表明了他的新闻伦理思想。“报章杂志这东西，我们只能当它是一种公众的武器，而不可视为一种私人的武器。如果利用它去伤害任何个人，图遂一已的私忿，这在道德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正因为报纸是公众的武器、为公众服务，而鲁迅又正是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进行文学创作，所以谢六逸不惜版面，大力颂扬鲁迅精神；谢六逸对来自鲁迅的误解和批评根本不介怀、毫无私忿，这显示了他的胸襟非常人所能及。当他身处贵阳大后方时，仍提议在贵阳举行鲁迅逝世纪念会，还约了蹇先艾、李独清等人商量，可惜被国民党下令禁止。
谢六逸胸襟宽大、实事求是，看待问题理智客观，常发警世之言。对日本的分析是一典型，他主张从客观的立场研究日本，尽管日本在中国犯有暴行，但如因此把日本的文化一概抹杀，便不是客观的态度。他指出中国人的一些认识误区——“中国人在‘同文、同种’的错误观念之下，有多数人还在轻视日本的文学与语言。他们以日本人的‘汉诗汉文’代表日本自古迄今的文学；拿‘三个月小成，六个月大成’的偷懒心理来蔑视日本的语言文字，否认日本固有的文学与它们历经变革的语言。这些错误，是有纠正的必要的。”在批评的基础上进而赞誉日本文学的过人之处在于“欧洲近代文艺潮流激荡到东方，被日本文学全盘接受过去。如要研究欧洲文艺潮流在东方各国的文学里曾发生如何的影响，那么，在印度文学里是寻不着的，在朝鲜文学里更不用说；在中国文学里也觉得困难。只有在日本文学里，可以得到这个答案。”谢六逸没有受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宽大的胸襟和开放的眼光将中国与日本文学的差距看得很清楚，还进一步指出，日本近代的作品里确有许多值得介绍的，可供我们借鉴之用。他希望更多国人摆正态度，客观看待日本，大力借鉴学习日本的先进之处，以强大自身，因而呼吁“我希望另有许多胜任愉快的人出来，发表他们的研究（不单是文艺方面，如日本的政治、经济、史地、军事等，也该研究的）。使中国的书铺的橱架上，增添了许多研究日本文学的书籍，俨然与日本出版界里的庞然的《支那文学史》、《支那经济调查》等书遥遥竟雄。”
谢六逸的人格魅力还在于其不畏权势、为民请命。国民政府惮于日本国力强大，纵容其侵略行为，对国内抗日舆论只好采取高压政策。言论自由成为爱国人士迫切的需要。谢六逸极为愤慨，在其主编的《国民》周刊第4期刊登《论言论自由》一文，呼吁政府重视民意、开放舆论，以唤醒民众共赴国难；并用英法诸国言论自由的获得激励国内新闻界为言论自由而奋斗。这种不畏权暴的精神，谢六逸早在自己主编的《言林》副刊里就宣扬过“今后的《言林》，永远是年青的，前进的。决不畏惧任何势力的残害。这一点我们敢向我们的先进和亲爱的读者报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一千古名言正是谢六逸一生的真实写照，叶圣陶特意作诗推崇他的人格：“交流百辈春江畔，玉树堂前推谢公；谈说从容抽妙绪，教人宛觉坐春风。”但愿谢六逸高尚的人格会一直像春风一样吹进后人的心田。而本研究的旨意也正在于此。3.新闻思想史研究的紧迫性增强了其学术价值
新闻思想史是新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时代的新闻思想引领着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的认识，这些认识又支配着新闻传播实践，推动着新闻事业的演变，促成新闻制度的变更。因此新闻史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和新闻传播思想，是这三个部分的有机统一。”
新闻思想史研究需要加强。新闻思想史既然是新闻史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研究就不能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加强新闻思想史研究能给当下新闻实践以厚重的理论支撑，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指导。但研究现状是新闻思想史研究“相对新闻事业史研究而言，其研究力度还比较薄弱，研究成果比较有限。”在加强新闻思想史研究的途径中，对代表性新闻人物的新闻思想进行个案研究不失为一好办法。这种个案研究越丰富，就越有利于进行新闻思想史的整体历时性宏观研究，让世人看清历史上新闻思想演变的全貌。
谢六逸作为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其新闻思想进行个案研究无疑会丰富新闻思想史研究。二、研究意义
以谢六逸的新闻思想作为研究课题，主要有以下三点意义：1.史料意义
本书是一本新闻史专著，要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言之有据，就必须占有与谢六逸相关的历史资料，这势必要求研究者收集和整理相关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考证、梳理和合理运用，以期窥到谢六逸新闻思想的全貌和内涵。作者占有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不少是首次运用，这将为他人继续深入研究谢六逸提供有利条件。2.理论意义
谢六逸重视新闻学理论的建设，给后人留下了四本新闻学专著：《实用新闻学》、《新闻储藏研究》、《通信练习》、《国外新闻事业》。虽然他在新闻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和影响不能与同时代的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和任白涛等人相提并论，可在这些著作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对某些问题的独特见解，对其新闻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那个时期媒介生态及新闻思想水平的认识，也可为我们当下新闻学研究提供借鉴。在新闻学研究中增强历史意识，有效利用已往的新闻学者留下的思想遗产，积极建构新闻学术研究的历史整体性，可在很大程度上节约学术资源，还可有助于我们开阔研究视野。3.现实意义
谢六逸是位出色的编辑家，一生之中成功编辑了多份报刊，尤以《立报》的《言林》副刊和生活书店的《国民》周刊为代表。这两份刊物影响很大，一时成为上海的言论中心。基于这些成就，1937年7月上海编辑人协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主席。对其编辑思想的研究能为今天做好编辑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谢六逸提倡高尚的趣味，这对于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被推入受众市场的新闻业来说，更具启示意义——如何把保证报刊质量与吸引受众眼球有机地协调起来，如何做到适合大众需要又有利于人类文化向上发展的通俗，谢六逸的成功无疑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谢六逸在新闻教育事业上的心得也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中国已加入WTO，与国外联系日益频繁，全球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而新闻传播业媒体融合的出现与发展引起新闻教育体系进行相应变革的诉求。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新闻教育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外的先进理念，并有机地结合中国实际，让国内新闻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这些问题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谢六逸发展新闻教育所遇到的有些类似，谢六逸作为新闻教育的拓荒者，探索出了一条新闻教育中国化的道路并做为当时中国各大学新闻教育的准绳。他的成功经验无疑会为我们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和媒体融合的趋势下如何发展中国新闻教育提供借鉴。此外，他在社会民众中普及新闻学知识所留下的足迹和思想，为我们今天做好媒介素养教育工作也不无启示意义。
第二节 文献综述
这一节由近现代新闻思想研究、对谢六逸新闻思想的研究和对既有研究的评析三部分组成。谢六逸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研究其新闻思想需对他所处时代新闻思想进行一番梳理，进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确定其新闻思想的历史方位，即分析其新闻思想和主流新闻思想及其他学者新闻思想之间的关系，在纵向比较和横向联系中对其新闻思想进行历史定位。其次，梳理前人对谢六逸新闻思想的研究，归纳其研究发现，能为本研究提供不少便利。最后，对既有研究作出评析，总结其价值及局限，在此基础上阐明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一、近现代新闻思想研究
李秀云的《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绪论部分对有关中国新闻思想史的研究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梳理和分析。笔者以之为基础，根据本研究的需要略加修改。1.关于近现代新闻思想整体历时性的宏观研究
有关中国近现代新闻思想历时性宏观研究的主要有以下6部著作：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李秀云的《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3月）、童兵、林涵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单波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复旦大学黄旦的博士论文《“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1998）。这些研究成果虽未直接论及谢六逸新闻思想，但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参照系。
徐培汀、袭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新闻思想和新闻学术发展的通史著作，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各个时代、各种学派的新闻传播思想的发展历史。全书除绪论和后记外，共三编19章，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部分，作者对每个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和内外因素都作了综合、归纳。对论文研究有较大价值的主要是第三编现代部分中的两章：（第三章）“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闻学术研究和（第六章）中国新闻学术思想的形成期。前者介绍了当时活跃的新闻学术研究局面：新闻学术团体的兴起、新闻学著作的出版、著名新闻学者及其代表作；该书对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和任白涛的新闻思想进行了学术评介，指出了其优缺点。后者分4类介绍了现代新闻学者对一些新闻学本体理论方面的论述：关于新闻学的论述，包括新闻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新闻学研究的方法与学术体系、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与途径；关于新闻与新闻事业的论述，包括新闻的涵义、新闻的特征、什么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的性质与职能；关于新闻敏感与新闻记者修养的论述；关于新闻教育的论述。对新闻学术思想发展的介绍与评析是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
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论述了近代中国从1840—1919年近80年资产阶级旧民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该书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把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发展史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史以及当时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为统一过程来考察，尤其注重政治思想和新闻思想的制约关系。这在研究方法上给本研究提供了启示，研究谢六逸新闻思想须视野开阔，注重时代政治经济形势和哲学思潮对其新闻思想的影响。
李秀云的《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探讨了1919—1949年中国新闻思想的演变。作者尝试改变目前以政治史、革命史的分期来划分新闻思想史演进阶段的研究格局，以新闻思想自身演进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来划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演变阶段。该书细致考察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理论来源，精辟论述了新闻编辑思想、新闻教育思想等，是目前现代新闻思想史研究中份量最重的一部专著。
童兵、林涵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以清晰的线条、丰富翔实的史料，论述了20世纪百年中国理论新闻学的发展历程。对本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的主要是第五章“新闻学研究蜂起和流派纷呈”的前两节：第一节“理论新闻学著作出版高潮”介绍了当时出版的新闻学著作，具有重要的文献索引价值；第二节“美英新闻思潮和新闻学研究的展开”介绍了1949年以前在中国新闻学界和在中国新闻学子课堂上传授的5类美英新闻思潮：报纸起源于人的“新闻欲”、报纸的性质是公共性和营利性、新闻定义和新闻价值、新闻自由、新闻法制与新闻理论、新闻学是一门科学。
单波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在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背景中，从中国新闻业务观念演进的内在规律着眼，呈现了20世纪中国新闻观念发展的历史图景。第3章“走进新闻本位时代：新闻观念的现代化与系统化”对本研究有着较大参考价值：这一章论述了黄远生、邵飘萍、徐宝璜、任白涛、戈公振、黄天鹏等人新闻研究的背景、新闻观，还对他们新闻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做了评介。
复旦大学黄旦的博士论文《“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立足于新闻思潮的角度，以新闻本位的“耳目”论和宣传本位的“喉舌”论为切入点，总结了我国百年新闻思想在不同阶段的主要理论观点、特点和形成原因。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是第2章“新闻为天职社会之耳目”，集中论述了四个问题：第1节“现在是新闻的时代”论述了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对于报纸的认识，说明言论本位已演进到新闻本位；第2节“社会之公共机关”论述了徐宝璜们眼中的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应为全社会服务；第3节“消息与意见的交换”展示了徐宝璜等对于新闻传播的基本认识：传播者以担任社会“耳目”为职业、传播内容以事实为骨干并以兴趣为血肉、传播目的是消息、意见的互换和融化；第4节对新闻本位思想的基本背景和思想来源做了探讨。以“耳目”论和“喉舌”论切入新闻思想演进的内在规律的研究，显得研究视角独特，同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也有些发表在学术类期刊上的论文对中国新闻思想的发展从宏观视野进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力丹的《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现代传播》，1996年03期）。陈力丹在其论文中将中国新闻学的早期发展一分为二：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在这个阶段受到极大重视，他们对于报刊的认识均与国事联系在一起，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给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得以创立。2.关于新闻思想演化某一特定侧面的研究
与本论文研究主题有关的著作主要是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该书集中探讨了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演变进程，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及实践的产生、发展和悲剧结局置于广阔背景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独到的阐释。其中对徐宝璜等人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探讨对理解谢六逸的某些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新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不多，属于研究薄弱领域。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新闻教育思想的著作；本人以“新闻教育思想”为题名检索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进行搜索，时间跨度为1980-2009，仅得论文9篇。对谢六逸、戈公振、陈望道、何微这四人的新闻教育思想各有2篇论文加以探讨，还有一篇是对燕京大学新闻教育的述评。近年随着新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学者加强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研究成果趋于厚重。但就目前对新闻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而言，深入系统研究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能直接参照的不多，这对深入剖析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的内涵构成了一定的难度。3.关于代表性人物新闻思想的研究
相对中国新闻思想宏观、整体的研究而言，对代表性人物新闻思想的研究则成果较多，尤其是对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新闻思想的研究。这与本论题相关度不大，因此不予深究。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新闻思想的研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研究最为深入。如张昆在《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中，用第四章专门探讨梁启超新闻思想体系，包括7个方面：报刊使命、新闻功能、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宣传策略、党报理论、新闻史论。最后得出以下结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内容宏富，涉及了当代新闻理论的各个领域，俨然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该书还专设第五章对梁启超的党报理论与出版自由观进行探讨，力求对其新闻思想研究既全面又深刻。本文也是对人物新闻思想进行个案研究，所以张昆等学者的研究范式为研究谢六逸新闻思想体系提供了参照模本。二、对谢六逸新闻思想的研究
对谢六逸新闻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一些研究论文，集中在报刊编辑思想和专业新闻教育思想两方面。总体看来，这两方面已有成果较多，研究较为全面、深入。1.报刊编辑实践及思想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①编辑生涯。对这方面加以探讨的主要有3篇论文：陈江的《谢六逸编辑生涯述评》（《编辑之友》，1988年05期）、陈勤的《谢六逸的编辑和编辑思想浅说》（《编辑学刊》，1996年05期）、朱健华的《论谢六逸的报刊出版活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01期）。其中又以陈江的论文最具代表性，该文将谢六逸的编辑生涯分为8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编辑工作做了说明。
②所编的代表性刊物。在谢六逸的编辑生涯中，《立报》的《言林》副刊和生活书店的《国民》周刊最为成功，引起了研究者的诸多注意。主要有4篇论文：陈江的《谢六逸编辑生涯述评》（《编辑之友》，1988年05期）、陈勤的《谢六逸的编辑生涯和编辑思想浅说》（《编辑学刊》，1996年05期）、王建辉的《编辑风格精悍的胖子谢六逸》（《出版广角》，1999年11期）和章玉梅的《立报·言林》（《新闻大学》，1985年10期）。这四篇研究论文一致认为，《言林副刊》是谢六逸精悍隽永编辑风格的杰作。而章玉梅的《立报·言林》又较为细致地归纳出《言林》副刊的四个特点：一是短小精悍、简洁有力；二是密切配合时事，有新闻性；三是诙谐风趣、发人深思；四是通过看书读报、叙事论物来借题发挥。
至于对《国民》周刊的研究，陈勤的《谢六逸的编辑生涯和编辑思想浅说》论述得较为详细，该文指出，谢六逸在创编《国民》周刊时，将自己办刊物“务求其杂”的一贯主张加以概括，提出了总的编辑方针——无奇不有；阐明《国民》周刊有两大基本任务：其一是对于人民群众，积极宣传抗日、抗日必胜；其二对于国民政府，则义正词严地揭露它违背民意的不抵抗主义和抨击它压制言论自由的专制独裁。对《国民》周刊落实“无奇不有”编辑方针的措施作了归纳：既重视时政新闻，也刊登与时事政治关系甚微、甚至毫无干系的历史小品、医学知识、语言知识等。设有多种多样的栏目，如评论、专论、日本研究、报告文学、随笔、读者信箱、短简、新闻漫画等；在刊发的文章中，有把读者认识提高到理论层次的政论性文章，也有配合宣传抗日的文艺性、抒情的文章。使得整本《国民》周刊内容丰富多彩，涉及面广，确实“无奇不有”。
③编辑思想。代表作有2篇：陈江的《谢六逸编辑生涯述评》（《编辑之友》，1988年05期）和胡正强的《谢六逸的报刊编辑思想》（《编辑之友》，2003年03期）。陈江指出，谢六逸办杂志、编副刊的主张就是“杂”：谢六逸主张杂志内容宜求其杂，硬性的文章和软性的文章搭配使用，使读者调剂精神，增添读书之乐；也主张杂志的形成和编排要力求其杂，时时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胡正强则比较全面地归纳了谢六逸的编辑思想，主要有5点：反映时代、为民喉舌；实行精编主义、重在提高质量；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满足读者需要、通俗而有个性；尊重作者、认真负责。2.新闻教育实践及思想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①谢六逸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这以秋阳的《谢六逸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新闻大学》，1997年03期）为代表：对谢六逸创办新闻系的经历作了详细考证；说明其办学宗旨是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能起到指导社会的作用；培养目标为养成本国报纸编辑与经营人才；教学方法为理论与实践并重、课内与课外结合、学习与研究并重，课程设置为先基础课后专业课，循序渐进。
②谢六逸有关新闻教育的各种举措。徐培汀的《谢六逸与新闻教育》（《新闻与写作》，2007年10期）对其新闻教育举措做了较好归纳。谢六逸在新闻系课程设置大纲上精益求精，创系之初给本科生安排4类课程：第一类为基础知识（必修课），如中国文学、英语、心理学等，第二类为专门知识课，如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新闻编辑等，第三类为辅导知识课，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等，第四类为写作技术课，如评论练习、通讯练习、速记术等；一二年级学生主要学习基础知识与辅导知识两类课程，三四级年学生则注重专门知识与写作技术两类课程；1937年谢六逸又特意修订了该课程设置大纲，首次规定本系学生以政治系、经济系为辅系，必须在其中一个辅系修满12个学分才能毕业——首倡正辅系选课制，这表明新闻人才的培养日趋完善和新闻教育的水平日益提高。该文还指出，谢六逸主持新闻系系务期间，十分注重与报界的联系，聘请名报人、名记者为兼职教授给学生上课；为学生实践考虑，1931年成立复新通讯社，作为新闻系大学生的实习机构；因重视新闻学理论研究，1929年组织新闻学会，1930年成立新闻工作学研究室，出版过一批新闻学会丛书与刊物，并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名义创办了一些期刊，由学生负责编辑，他本人亲自指导。
胡正强的《试论谢六逸的新闻教育实践与理论贡献》（《煤炭高等教育》，2003年02期）除了谈到其专业新闻教育实践外，还涉及了谢六逸向社会普及新闻学知识的举措：1935年10月，他在上海和学生筹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世界报纸展览会”，1944年6月，在他的发起并主持下，贵阳《中央日报》举办了“全国报纸杂志展览会”；重视社会性的报刊批评工作；强调向社会广大民众灌输反对新闻业垄断的观点。
③新闻教育思想。秋阳的《谢六逸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新闻大学》，1997年03期）、朱健华的《谢六逸新闻思想简论》（《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03期）、胡正强的《试论谢六逸的新闻教育实践与理论贡献》（《煤炭高等教育》，2003年02期）均对其有所阐述，这里以胡正强的论文为代表：谢六逸所说的新闻教育，包含着两种意义：“（1）就普通的学校来说，应该设新闻学的学科（Journalism Course），由教师讲授新闻学的常识，并指导学生为学校办学校新闻。（2）就专门以上的学校来说，应该开办新闻学系（School of Journalism），为本国报馆培植人才。即是说，第一个层次是将新闻学常识纳入中等教育的课程内容，让广大中学生接受初级的新闻教育；第二个层次是在高等学校进行专门的新闻教育，开设新闻学系，培养专门的新闻人才。”
朱健华的《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简论》则从新闻教育的必要性、新闻教育的目的、新闻教育的内容和新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这四个方面探讨了谢六逸的新闻教育思想。总体来看，对谢六逸新闻实践和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创办和专业新闻教育这一领域。
此外，还有三篇比较有份量的论文。一篇是余家宏的《新闻学者、一代报人——谢六逸——谈<谢六逸文集>》（《新闻大学》，1995年04期），该文论及了谢六逸的新闻观，指出谢先生是早在30年代前期就向国人介绍过报纸、杂志是社会的“心的交通机关”“精神上的交通机关”等新观点，且在抗战初期完成了报刊观念的转变——认为新闻的本质原本就是社会的、政治的斗争武器。另外两篇是胡正强的《谢六逸新闻思想论略》（《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3期）和《谢六逸，不应被遗忘的新闻批评家》（《新闻知识》，2004 年04 期）前者从新闻的性质与功能、编辑风格与特色、新闻教育实践与思想3大点展开分析：第一大点谈到谢六逸认为新闻原是事实的报道、具有新鲜性，本质上是社会的、政治的斗争武器，其功能主要有2种：人类精神上的交通机关和社会教育机关；后两大点是其另外2篇论文的汇总——《谢六逸的报刊编辑思想》和《试论谢六逸的新闻教育实践与理论贡献》，上面已经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胡正强的《谢六逸，不应被遗忘的新闻批评家》一文探讨了谢六逸的新闻批评实践与思想，认为他是新闻批评学的首倡者，并指出其新闻批评的主要特点：评论新闻活动中的非理性现象是主要努力方向；通过具体的新闻批评，力图匡正人们头脑中不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念，进而规范新闻发展的方向和轨道，这是其主要目的；其强烈战斗性是将批评的锋芒直指新闻腐败现象的制造者；其重要特色是以读者为起点开展批评，追求新闻传播有益的社会效果。
除上述研究论文外，还有一些著作的部分章节用一定篇幅涉及到谢六逸的新闻思想，主要有三本：（1）胡正强的《中国现代报刊活动家思想评传》（新华出版社，2003），该书有一章讨论谢六逸的新闻思想，但所有内容是其上述论文的汇总，没再提供新的内容和观点，因此不再赘述；（2）李建新的《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涉及到谢六逸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并对其新闻思想有所提及；（3）秋阳的《谢六逸评传》（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该书第八章论说了谢六逸在复旦大学创办新闻系的经历，涉及到其教育宗旨、教学措施和丰硕成果，颇为详细，还有2章探讨其担任《言林》副刊和《国民》周刊编辑的经历，重在其实践活动，对其编辑思想着墨不多。三、对既有研究的评析
上述研究为本课题的开展打下了基础；但从研究成果总体来看，绝大部分已有研究成果只研究谢六逸新闻思想的一个侧面，不是编辑思想就是新闻教育思想，以“谢六逸新闻思想”为题的代表性论文是胡正强的《谢六逸新闻思想论略》（《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3期），该论文从新闻的性质与功能、编辑风格和特征、新闻教育实践与思想3方面展开分析，给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但由于只用一本《谢六逸文集》为研究资料所以未能窥到谢六逸新闻思想的全貌，如对其新闻事业性质观、新闻资料开发思想和新闻思想来源等都没有提及，而且我们认为还须将谢六逸置于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与其他新闻学者进行比较，确定其新闻思想的特征和历史贡献，方能深度挖掘谢六逸的新闻思想内涵。由此可见，系统性研究谢六逸新闻思想的还没有。
上述对谢六逸新闻思想方面的研究有个很大的不足，就是大多以《谢六逸文集》为研究资料来源，对其新闻学著作没有使用到，如胡正强对谢六逸新闻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堪称代表，但看其参考文献，主要就是一本《谢六逸文集》。这本文集的确是研究谢六逸新闻思想的好材料，但只用一本文集进行研究难免有结论不够全面深入之嫌，这或许是由于谢六逸的专著出版年代已久、难以觅到的缘故。本人从国内几大图书馆找到其4本专著：《实用新闻学》、《新闻储藏研究》、《通信练习》、《国外新闻事业》，对这4本专著进行细读，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和分析其新闻思想，所得结论显然会更加细致而全面。此外，对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的研究集中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和专业新闻教育方面，对其针对社会大众的普及新闻学知识的新闻教育实践和思想或加忽略、或一笔带过，其实谢六逸既重专业新闻教育，也重大众化新闻教育，他的新闻教育思想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而且前者需要后者作为基础方能得以长足发展，所以，在其新闻教育思想代表作《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中，他把在普通中学进行新闻常识教育列为第一点，将在大学开办新闻学系列为第二点，显然对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的研究不能不重视其大众化新闻教育实践与思想，因此，本书将从媒介素养教育这个角度对其该方面的思想和贡献进行挖掘。
第三节 研究方法、难点与创新
一、研究方法本书主要采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1）文献分析法。本书首先充分搜集有关谢六逸的文献资料：其著作和散见于报刊的文章，还有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他那个时期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笔者已找到谢六逸的四本专著和已往研究未曾使用的一些文章。在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归纳、评述的基础上，梳理出谢六逸新闻思想的全貌。（2）个案研究法。谢六逸一生编辑多份刊物，成功的例子很多，其中尤以《立报》的《言林》副刊和生活书店的《国民》周刊为代表；他在新闻教育上的成功亦可给我们提供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所以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具体事实、尤其是对诸如1935年大型报展、1937年“七君子案”等重大事件的征引和考证，分析和探究谢六逸新闻思想的真正内涵。（3）比较研究法。在对谢六逸的新闻思想进行历史评价时，采用比较研究法。梁启超、徐宝璜、谢六逸等均为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这增强了他们新闻思想之间的可比性。因此在历时纵向上，将其新闻思想与梁启超等前人的新闻思想加以比较，看出谢六逸对前人新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共时层面上，同一时代的报人或新闻学者，他们的新闻思想有很多相近之处，将谢六逸的新闻思想与同时代其他学者进行横向比较，可以看出谢六逸新闻思想的特色，从而更好地理解其创见和贡献。二、难点与创新1.本研究的难点
搜集资料是首要之难。要寻到谢六逸的新闻学专著和散见于报刊的文章，笔者须奔赴国内几大图书馆细心查阅，这费时费力，也难保搜全所需资料。
其次，对谢六逸的新闻思想进行历史评价时，本书从历时和共时这两个层面进行比较：在历时层面，将其新闻思想与梁启超等前人的新闻思想加以比较；在共时层面，将其新闻思想与徐宝璜等同时代新闻学者的新闻思想加以比较。这要求笔者不仅具有深厚的新闻学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史学学识，还须具有开阔的视野，这些要求对笔者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2.本研究的创新
新材料、新视角是本研究的最大创新。以此为基础，本书力求在研究成果上有所创新。（1）材料创新
谢六逸的新闻思想是一个研究薄弱领域，有分量的成果鲜见，且相关成果的研究材料主要就是一本《谢六逸文集》。本书相对于以往研究，很大的一个创新就是发掘了不少新材料，其中有谢六逸的四本新闻学著作：《实用新闻学》、《新闻储藏研究》、《通信练习》、《国外新闻事业》，对这四本专著进行细读，所得结论显然比仅用一本《谢六逸文集》更加细致而全面。此外，本书收集到谢六逸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和给一些新闻学著作所写的序，这些材料在本文中也是首度使用，如：《大众语和报纸》（《社会月报》第1卷第5期，1934年10月15日），戴广德编的《新闻语汇》（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12月）、管照微编的《新闻学论集》（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3年8月）、郭步陶的《编辑与评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等新闻学著作的序。有这些新材料做基础，相信本研究能弥补以往研究所留下的空缺，也为将来类似的研究提供便利。（2）视角创新
相对以往研究，本书的研究视野更开阔，系统性更强：全书从谢六逸新闻思想来源、谢六逸新闻思想体系和对谢六逸新闻思想的评价这三方面对谢六逸的新闻思想进行系统性的深度研究，这在有关谢六逸新闻思想的研究中属于首次尝试，对谢六逸新闻思想的探究会更全面更深刻。其次，在对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的研究中，以往研究多集中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和专业新闻教育方面，忽略了其为了普及新闻学知识而针对社会民众的新闻教育实践和思想，因此，本书从媒介素养教育这个视角对其大众化新闻教育思想和贡献进行研究，这也是一创新之处。
第二章 谢六逸新闻思想来源
谢六逸的新闻思想主要源自其求学经历、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时代思潮的影响和客观形势的孕育。他出生于书香仕宦之家，自小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深受日本新闻的启发。而中国新闻学理论是在学习、借鉴欧美新闻思想的过程中形成，这样的学术渊源使谢六逸受到欧美新闻思想的颇多影响。谢六逸还是五四时期的活跃分子，身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这时代思潮对其新闻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作用，主要有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现实主义文艺观、新闻本位思想和实益主义新闻观等思潮。同时，抗战形势的严峻和新闻业现状的不尽人意也使谢六逸的新闻思想孕育而生。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谢六逸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体系。
第一节 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
谢六逸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与其家庭出身和时代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谢六逸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书香仕宦之家，其父学问深厚，母亲谙习诗文、知书达礼。夫妇俩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亲自对谢六逸启蒙，同时亦请教师到家中对其进行辅导，这种教育方式相当于旧时所称的家塾。父亲善作楷书，特意抄写了一本《史鉴节要》让谢六逸诵读，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成功激发了谢六逸的读书兴趣。后来谢六逸回忆道：“这书是他手抄的……很工楷的写在雪白的厚棉纸上，装订得很精致，引起我对于书籍的嗜好。”母亲亦致力于谢六逸的启蒙教育，教给他许多诗词，尤其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这首诗宣扬了儒家思想，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强调勤奋对人生有着重要作用，可提高人生境界，培养一个人高尚的道德素质，“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由此可见该诗极力提倡通过勤奋来使一个人修身养性。其次这首诗还宣扬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这通过诗中所举的例子看得十分清楚——两家各生了一个儿子，可长大后，命运殊异，原因就在于学习了没有，是否有学问。“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这首诗让谢六逸懂得学问的重要，“认定读书的重要同于空气米麦”，从而决心勤奋学习，养成良好的治学习惯。他经常跑到父亲的藏书楼，津津有味地翻阅书本，“从早晨到天晚，只下楼吃两顿饭。”如此勤奋的学习使得谢六逸旧学底子十分扎实，中学时代已写得一手好文章，为其将来在文学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由于具有浓厚的旧学底子，谢六逸必然受到旧学里所宣扬的传统文化的深深影响。除此之外，谢六逸所处时代也使其传统文化心态十分强烈，因为他出生于1898年，有十多年时间在晚清时代度过。尽管他于1917年渡日留学，接受了一些新思想，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一员大将，但中国传统文化之印迹在他心中恐是难以抹灭的，因为“五千年的延续性是中华文化的第一特性。”华夏大地丰富的文化沉淀长达几千年，厚重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无论外来文化如何侵略，都难以奏效，这在历史上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源远流长、毫无间断地传承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是其支柱”，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深深内化于中华仁人志士的信念之中，在国家危难之际便外化为实际行动，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地进行着可歌可泣的斗争。谢六逸热爱民族文化，在上海沦陷回到贵阳后，仍充满信心地说：“战争的毁灭性虽大，我国优美的文化是敌人所破坏不了的。”自强不息的文化传统基因在他身上适时而发，危难之际他毅然担起重任，出任《国民》周刊主编，旨在消灭中华国民各阶层的摩擦，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携手走向民族复兴的大道。
谢六逸是一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与士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就是在几千年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士文化精神中熏陶出来的。”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与“士”这一阶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余英时认为：“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独一无二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中，士为四民之首，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承担着社会教化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功能。”士大夫文化精神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从而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家在政治制度上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儒学在宗教化、政治化和制度化等方面得以实质化的大发展。儒家思想成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同时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中处于主体地位，是传统文化的内核。士大夫追求“道统”，孔子说：“士志于道”。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些教义在历史上发生了深远影响，激励着读书人追求真理、评议天下和推行仁义，甚至在关键时刻要能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维护他们所信仰的“道”，即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见危受命。”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孔子推崇的“道”提升至更高境界；舍弃个人荣誉，献身于国家繁荣昌盛成为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号召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满怀理想和豪情，以天下为己任，尽己所能去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西学东渐的兴起，士大夫逐渐转化为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就是标志着这一转换完成的社会仪式。谢六逸自小便受到士大夫文化精神的熏陶。他出生的家庭为一书香仕宦之家，而父母亲对他进行家塾教育时，受韩愈影响很大，以其《符读书城南》为家教读本，让谢六逸从中获取教益。韩愈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成就颇高，影响深远。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享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美誉。他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因此他的作品除了给谢六逸以学问的熏陶之外，其中所宣扬的儒家思想更是浸润了谢六逸的心灵，让他自小便勤奋读书，并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他以后的种种爱国行为和不畏强权、为民请命之类的举止。但学而优则仕和追求出将入相的儒家思想却并没有在谢六逸身上体现出来，相反他没有步先辈两代为官的后尘，转向文学，积极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要从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谈起。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大夫们通过科举实现仕途的价值取向变得不可能，他们被迫进行转型、寻找着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而西学的兴起恰好为他们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创造了条件，新式学堂就是这一转型的直接推动力量。谢六逸虽在家接受庭训，学习了韩愈的儒学，但在13岁时，便进入贵阳达德学堂，完成小学学业后，进入贵阳模范中学。在这两所新式学堂中，教师教的是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这种新学与谢六逸之前在家所受的教育完全不同，让其视野大开。在新思想、新知识的冲击下，儒家信条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日渐淡化，学而优则仕的价值桎梏被打破，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化。在庙堂意识的旧梦流失后，出现了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广场意识指知识分子运用报刊等大众传媒影响公众舆论以完成思想启蒙的使命；岗位意识则是知识分子寄托了价值理想的谋生职业，并具有批评的职能。在后2种价值取向成为知识分子的主导价值观后，谢六逸放弃先辈为官的经历便很容易理解，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一员大将显然是广场意识所起的作用，他主编的《言林》副刊和《国民》周刊更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广场意识：在亡国亡种的危难时刻，他秉承并发扬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对时事大加议论，以言论报国，以期拯救国家民族和指导社会文化向前发展；之后他创办复旦大学新闻系，并将其办得有声有色，则又是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体现。
第二节 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
清朝以天朝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几千年来沿袭的农业文化和相应的宗法制度使得广大农民固守于一块土地，生活圈子即狭隘又封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朝耕晚归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像我们现代社会这样的联系和交流便能自然地持续下去，这使新闻信息需求和新闻信息传播缺乏滋生的土壤。由于缺乏产生现代新闻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这就注定了中国不能自然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业，只能由西方文化的入侵来催生。”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报刊活动把西方的办报理念、报业思想引进了中国，启蒙着以王韬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报纸进行关注和思考。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大大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早已不是像当初那样充当宗教传播的工具，而成了对中国进行文化、经济侵略的大炮，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为了富强中华、救亡图存，仁人志士们于十九世纪末开展了维新运动，亦形成了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一系列论述办报思想的文章有力地推进了新闻观念的启蒙。随着国人办报活动的开展，人们对办报活动的认识和对报业理论的探讨为中国新闻学的建立积累了便利条件。之后徐宝璜的《新闻学》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的出现，成了国人研究新闻学划时代的作品，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建立。纵观中国新闻学的萌生到形成，西方新闻学自始自终起着源头的作用，学者童兵一语中的说道：“学从西方来。”谢六逸做为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其新闻思想中不可避免地留有西方新闻思想的烙印，主要是受到日本和欧美新闻思想的影响。一、日本新闻的影响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在教育界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扫除了封建体制对教育走向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新式学校教育从而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飞跃发展。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得以在校园里广为传播，活跃了学校的空气。这一改昔日科举教育封闭僵化、死气沉沉的局面，为新型知识分子的培育创造了历史条件。这类新式学校培养的人才最终有三大流向：“一是流向社会，这些人接受新式教育后，成为一支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二是流向国外，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或公派出国或私费求学，到外国去接受深造，或半公半读。这些人最直接地感受到西方国家的人文环境，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后来回国后，成为国家社会、知识界领头人物；三是留在学界，成为中国学术、知识界的中坚或后备力量。”
谢六逸属于这其中的第二种。1917年于贵阳模范中学毕业后，他接着参加了留学日本的考试，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生。日本，一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岛国，历史上一度贫困落后，甘心臣服为中国的藩属国，可19世纪的明治维新令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封建政权被废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产方式让日本迅速强大起来，于20世纪初已成了亚洲强国。正因为日本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当时前往日本的留学生络绎不绝。
谢六逸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选择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这恐怕是他爱国心之热切所致，意欲通过这门专业的学习将来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强大做出一份贡献。可很快，他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他发现文学在启蒙大众上具有很大作用，这在他所撰写的《妇人问题与大众文学》一文中有鲜明流露：他认为妇女解放的思想可由文学加以推广，从而启迪妇女去争取自身的平等地位，“此等思想，以有近代文学传布至愈广。”为了启蒙大众，他开始将主要精力用在文学研究上。在阅读大量日本和西方文学论著后，他选择用现实主义文学启蒙大众，即通过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来唤醒民众起来抗争。据秋阳统计，谢六逸在早稻田大学求学其间发表的专业论文有3篇，但文学著译有22部，而且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文学方面的，可见他在文学上下的功夫之大。这与鲁迅的经历非常相似。鲁迅到日本开始是学医，可后来发现中国人的思想更需医治，便毅然投身文学进行启蒙工作。把文学当做改革社会、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利器成了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选择。
要想让文学更好地发挥思想启蒙作用，就必须将其普遍化。谢六逸发现报纸刊载文学作品可迅速使其大范围地传播，“令文艺普遍化，其他出版物断乎比不上新闻纸。”再加上日本学生新闻十分发达，他所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就办有《早稻田学生新闻》和《早稻田大学新闻》等刊物。这些因素使他转而关注日本的新闻事业。他惊叹于其新闻事业的发达：“日本的出版物占世界的第三位，铅字文化的泛滥，在日本社会的各处，播下了Journalism的种子”。日本的新闻事业已进入报业大众化时代，这正是谢六逸等先进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把发达的新闻事业用于进行大众思想启蒙是再合适不过了。谢六逸同时感慨于日本新闻工作者的敬业精神：“《读卖新闻》（此为东京出版的注重社会记事与文艺的报纸）某次派飞机送达新闻照片到北海道，飞机因入雾在途中失事，及发现时，司机者已死其一，一人垂毙，但仍出怀中所藏新闻照片，托人转送。”谢六逸进而指出，这种职业精神所体现的“责任感实为日本民族的特征”，“可为我国报界的借镜”。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谢六逸怀着富国强民的理想来日本留学，希望取到真经报效祖国，所以当他目睹日本新闻事业的发达后，便自然地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希望中国效仿日本，以发达新闻事业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样的观点在他所著的文章中比比皆是，比如当他看到我国报纸的读者新闻学知识贫乏，对于报纸的好坏完全没有辨别能力，而报馆的许多记者新闻学素养也不高时，便欲借鉴日本的新闻批评这一做法来改善局面，“在目前我们希望有力的批评出来，如像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大宅壮一之流，将国内的报纸痛快地批评一下，一方面促进各报的改善，一方面使阅者知道辨别报纸的好坏。”又如他注意到许多中学生因为学校经济困难不能为学校办刊物，只得去办壁报，但壁报的文字多为调笑轻佻之类，真能传达消息，发表言论的，实属少见；身为教育者，出于对青年学生的关心，他对他们提出中肯的建议和殷切的期望，这在其所撰写的《日本的学生新闻》一文的附记中表现无遗——“看了日本学生新闻的概况，我们便知道学生新闻的重要，同时希望有为的青年们在自己的学校里能够认真出版学生新闻，不必将可贵的精力去消耗在花花绿绿的‘壁报’上。”由此可见，日本新闻界的许多做法给了谢六逸颇多影响，为其针对中国新闻事业缺憾对症下药提供了不少启示。
日本的新闻学研究亦给谢六逸颇多启发。由于其新闻事业的发达，自然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日本的新闻学研究由此得以展开。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是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于1899年出版。出版后很快引起中国新闻界的重视，于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将外国新闻学专著介绍给国人的译作。自然影响了那一代国人，让他们知道了新闻不仅有学，而且还可以写成一部专著加以探讨。之后，中国学者陆续向国人译介日本新闻学著作，如：“1930年王文萱译日本杉村广太郎著的《新闻讲话》，俞康德译日本后藤武男著的《新闻纸研究》，1937年袁殊编译日本杉村广太郎著的《新闻法制论》。”这些译作的出版在中国新闻界产生了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进展，因为中国的新闻学研究由术入学，开始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层次的探讨，“是以撰写新闻学专门著作为标志的，而国人撰写新闻学专著，又是从译介西方第一批新闻学著作起步的。”谢六逸作为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不可避免会受到日本新闻学研究的影响，更不用说他在日本留学4年，比国内人士更深刻地感受到日本新闻学研究的脉搏。这些影响在他的著作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如他在《新闻储藏研究》的最后一章推荐读者去阅读上述杉村广太郎著的《新闻讲话》和后藤武男著的《新闻纸研究》；又如在《实用新闻学》中，他多次引用日本新闻学者杉村广太郎和栋尾松治氏等人的学术观点，且谢六逸一直所提倡的新闻是精神交通机关的观点也是源自栋尾松治氏——谢六逸在其专著中提到，栋尾松治氏所著的《新闻学概论》的第一编讨论“新闻的本质”中便指出“新闻的本质，即社会之精神的交通机关”。从他的著作可看出，有着留学日本经历的谢六逸，在日本新闻学的启示下，努力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新闻学研究。二、欧美新闻思想的影响
从世界新闻史发展历程看，欧美对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报纸和新闻学均诞生于欧洲，在美国得以发展。
陈力丹认为，现代报刊的起源可划分为三个环节，其中“德国中世纪的印刷新闻纸是最初的源头”。正是在德国这个近代印刷术的诞生地，新闻学研究最早得以开展。17世纪的德国大学里有一些大学生以报纸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1845年德国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史专著——普尔兹所著的《德国新闻事业史》。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学研究的开展，专门的研究机构陆续成立：1916年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研究所，之后明斯脱大学、柏林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相继成立新闻研究所，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研究的开展。而美国对世界新闻事业的一个杰出贡献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廉价报纸，且获得迅速发展，在报纸大众化方面走在各国前列，对当时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报业产生了影响，对之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亦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廉价报纸是现代报纸的先声，揭开了现代新闻事业史的序幕。”新闻事业的发达促进了新闻学的发展，1903年美国学者休曼出版了《实用新闻学》，这是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新闻教育亦同时开展，尤其是1908年和1912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相继成立，成为传授新闻学知识、培训新闻从业人员、研究新闻学的活跃基地。20世纪的美国使新闻学获得较大发展且产生较大影响，总统杰弗逊竭力提倡的新闻自由和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所提出的社会责任的报业理论，均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以德国为代表的理论新闻学流派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实用新闻学流派成为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新闻学研究的两大流派，影响至今。
西方传教士把新闻观念带入中国，中国新闻学理论在学习、借鉴欧美新闻思想的过程中形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童兵教授的结论较有代表性，“对大量研究性著作分析的结果以及从20年代开始兴起的中国新闻教育，都可以说明美英新闻思潮对当时中国学界的影响是大量的、主要的、深刻的，也是中国最初向新闻学子们灌输和传授的主流新闻观念。”在1949年以前主要有五方面内容：“一，报纸起源于人的新闻欲”、“二、报纸的性质是公共性和营利性”、“三、新闻定义和新闻价值”、“四、新闻自由、新闻法制与新闻理论”、“五、新闻学是一门科学”。徐宝璜在其标志中国新闻学成立的著作《新闻学》的自序中坦言：“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而蔡序更是明言说出徐宝璜的新闻学研究源自欧美的启示，“新闻学之取资，以美最为便矣。伯轩先生游学于北美时，对于兹学，至有兴会，归国回来，亦颇究心于本国之新闻事业。今根据往日学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蔡元培为徐宝璜的《新闻学》所作的这篇序“指出了徐氏之研究，实源自于西方，又加上对中国报业之新研究，说明中国新闻研究的渊源。”在这样的渊源下，谢六逸自是受到欧美新闻思想的颇多影响。例如：在其所著的《新闻储藏研究》的第十四章“新闻书提要”中，他推荐、介绍了18本关于新闻的理论、管理、编辑、采访等方面的代表性新闻学著给剪贴储藏报纸者阅读，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闻学知识。其中前8本都来自英美学者，英国1本，美国7本。可见谢六逸不仅自己接受了这些欧美学者的新闻思想，还欲将其传播给更多的新闻学子。在其代表性著作《实用新闻学》中，欧美新闻学者的观点亦被大量引用。此外，身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始人和中国新闻教育开拓者之一，谢六逸在阐述新闻教育思想的论文《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中，不忘附上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系课程，以资比较。此足见欧美新闻思想、新闻教育对他的深刻影响。
第三节 时代思潮的影响
谢六逸是五四时期的活跃分子，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时期的社会思潮主要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现实主义文艺观、新闻本位思想和实益主义新闻观，对其新闻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一、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杜威（1859-1952）是一位世界级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发展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并将其运用到教育领域，成为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开创人。在实用主义哲学方面，他表现出过人的天赋，1903年他和一些有志于从事哲学研究的同事结集出版了《逻辑理论研究》一书，一问世便受到美国实用主义第二代大师詹姆士的极大赏识，预言“该书所提出的观点将支配以后25年的美国哲学界。”杜威引进了进化论等学说，把实用主义推广到教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多个领域中，从而有效地发展了皮尔士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理论，因此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和最重要的代表，让实用主义哲学“成为20世纪前半叶美国最时髦、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哲学思潮。”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称赞道：“就杜威在哲学史上的相应地位来说，我把他放在仅次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位置上。至于他在教育哲学史上的地位，依我看来，他是世界上还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人物。”就连鼎鼎大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一般公认他是美国现存的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这个评价我完全同意。他不仅在哲学家中间，而且对于研究教育学的人，研究美学的人以及研究政治理论的人，都有深远的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反映了美国人务实的特点，这种哲学思想主要有4点：“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真理观、方法论：思维‘五步法’理论（大胆怀疑、实证为主）、社会历史观：多元决定论和社会改良论”。风靡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实用主义，顾名思义，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注重和追求实际经验效果，正如有些学者所总结的——“实用主义哲学，以追求实际利益和‘兑现价值’为核心，以效用、成功为目标，本质上是一种哲学价值理论。实用主义又被称为实效主义，这个名称突出了它的实质、核心和目标。这一点在杜威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五四期间系统传入中国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相当于15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在启蒙和救亡的主题下，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各种学说涌入中国，知识精英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对这些西方学说各有选择、各抒己见、相互论战，整个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尽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学说上各有所爱，观点难以统一，但目标是一致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消除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的流毒，把人民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民主共和建立思想文化上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力主通过学习西方来强大中国。先是洋务运动使中国在物质文化层面发生改变，之后的辛亥革命在制度文化层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以代替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从而成为中国奋斗的目标。但辛亥革命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胜利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紧接着的称帝之举使民主共和成为镜中水月，尽管他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反对之声中黯然离世，但问题并没有因此得以解决，张勋复辟的丑剧很快又上演，这一切让知识精英们认识到只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彻底清除掉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才能实现启蒙、唤醒广大民众的目标，也只有这种国民性的改变方能确保革命的成功，从而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而杜威实用主义学说恰好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上述需要——大胆怀疑的批判精神、实证为本的研究方法等成了知识精英们挑战和批判旧思想旧文化的武器。对此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齐有过很好的评价：“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因此也就成为五四文化中的天之骄子。”瞿秋白也认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胡适之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二者的表述尽管不一样，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实用主义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非常有用。在胡适等一批知识精英的大力宣传下，中国迅速掀起一股实用主义热潮，使其成为影响最大、为知识界普遍接受的一种思想学说。《晨报》等主要报刊热情刊登杜威的演讲稿，使实用主义理论高涨，影响剧增；《杜威五大演讲》一书更是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印刷发行了13版，每版都在1万册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之高，这也促使中国人撰写了大量有关实用主义的文章，如杜威的高徒亦其中国代言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文中“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的务实主张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如毛泽东当时就支持胡适的这种观点，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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