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海燕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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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文派研究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华文派研究／罗海燕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8
ISBN 978-7-5473-0818-9
Ⅰ．①金… Ⅱ．①罗… Ⅲ．①文学流派—研究—金华市—宋华～元代 Ⅳ．①I2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9180号金华文派研究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开 本：710×1020毫米 1/16字 数：333千印 张：21.25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0818-9定 价：46.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序
罗海燕的第一部著作《金华文派研究》要出版了，他一定要我写一篇序。我既乐见此书的出版，写序当然也是乐意为之的。《金华文派研究》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既是他在校三年潜心读书与思考的成果，也刻下了他这一段学术之路步步前行的印记。
2009年，罗海燕从河北大学考入南开，从我研习元代文学。他硕士论文做的是元末诗人戴良研究。戴良是元末重要诗人和文章家，同时也是宋元金华之学的重要传人。只是在元代中期，金华之学在承传中逐渐文人化，一个学派流衍而成文派。戴良是元末金华文派的重要一员，以一位诗人和文章家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在元代后期和明初，金华文派影响极大。按我的思路，博士阶段的研究尽可能与硕士阶段的研究相衔接。经过商讨，确定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金华文派研究》。
显然，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题目：金华之文由金华之学衍变来，它本身带有浓厚的学术色彩，金华之文是学者之文，金华文人之诗，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但又远不同于宋人的以学问为诗。金华之学被认为是朱学正宗，金华之文在明初主导文坛。不管从“学”说还是从“文”说，都是一个不易驾驭的题目。把握这其中的问题，没有前人的研究可资借鉴。所有认识，都需要从原始文献得来。在文献功夫之外，还需要有相当的学养和识力，否则，再完备的文献，也只是一些无意义的材料。
由金华之学到金华之文的衍变，其衍变的轨迹如何？这是必须深入考察梳理清楚的。以“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金华朱学，入元后色彩渐变，他们弟子黄溍一辈，学不及文，学者色彩淡而文人色彩浓，其代表人物有柳贯、黄溍、吴莱等，号称“金华三先生”，吴莱年岁远小于黄、柳，故也有人称黄、柳为“金华两先生”，他们终结了金华之学，开创了金华文派，是金华文派第一代。他们的弟子沿着文人化道路继续前行，出现了一批卓越之士，著名的有宋濂、王袆、胡翰、戴良等，在元明之际号称“金华四先生”，为金华文派第二代。这一代身经元明鼎革，在政治上出现分化，戴良与宋濂等人政治取向不同，成为坚定的元遗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不妨碍他们作为一个文派的整体。及明初方孝孺被杀，金华文派衰微。这种考察，大略说来似乎不难，但要做深入细致的考察，把问题说清楚，也是非常困难的。
整体把握金华文派与当时江西诗文、吴地诗文、北方诗文的同异，以彰显金华文派的特色，也是需要深细功夫与辨析之明。与金华之学一样，江西草庐之学，北方鲁斋之学，在元代都流而为文，表现了共同的趋势，但具体情形又各不相同。把握其不同，才能更清晰的认识金华之学与金华之文。这种把握，对于一位博士研究生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所有的问题，海燕都努力去把握了。应该说，也都做出了很可称道的成绩。他在掌握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深思邃索，从地域、学术、文学多视角考察了金华之学到金华之文的衍变过程，梳理了金华文脉，揭示了金华之文的学术渊源、生成背景、文派特色，以及主要成就、贡献与文学史地位。史的脉络清晰，论证辩说深入。进一步还由金华文人的人生道路、政治抉择扩展开来，思考了在专权与独裁政治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了文人的两难选择和难以避免的人生悲剧。其研究的价值也因而得以提升。
不仅如此，他还发掘了长期被遗忘或被忽视的东西，比如他发掘了王毅及其门人一脉，完善了金华之学的谱系；考察了石抹宜孙等人为主导的士人圈及其在元末独特的意义，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元末东南地区文人及民众的感情取向及其变化，并可透视这种变化的原因，澄清一些历史的误解和曲解。
总之，金华文派的研究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这一研究，不管对宋元学术史的研究还是对元明文学史的研究，都做出了贡献。具体的评价无须我多言，自有读者评说。
海燕从我学习三年，他的朴实与刻苦，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入学时基础并不是很好，但毕业时却得到了老师们一致的肯定。他在南开读书三年的进步不仅仅是学术，他的修养在三年中全面提升。我眼见他每一方面的每一进步，这些进步给我带来欣慰，从这一角度说，我是应该感谢他的。他毕业后到天津社会科学院工作，又受了多方面的历练。当然，他还年轻，不管是学术的路还是人生的路都还很长，相信他会保持所有好作风和好学风，未来的成就和进步，是可期待的。他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欣慰。查洪德2015年6月绪论
当代学者莫砺锋曾说：“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视作中国传统文学(1)中最为核心的内容，那么朱熹堪称是仅次于孔子的古代圣哲。”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而朱子后学，枝繁叶茂，宗派林立。其中金华一支，经由得朱熹亲炙的子婿黄幹，传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所谓“北山四先生”，再传至“金华三先生”黄溍、柳贯及吴莱等，(2)之后，宋濂、王袆、戴良、胡翰等又承其统绪，被目为“四先生”，入明后，方孝孺等人进一步弘扬金华朱学，时人视其为“程、朱复出”(3)。这一系较多地保留了正统朱学的色彩，且绵延数世，故号称朱学嫡脉。清代学者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论及朱学变迁，称“元、明(4)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但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学派在传承过程中发生蜕变，演变成一个文学流派，即金华之学“流而为文”，形成了所谓的“金华文派”。正如清人黄百家所言：“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他指出，自许谦（学者尊称白云先生）始，金华朱学的学术色彩有所淡化，而(5)文学意味越来越强，并一语道出其特点：“文显而道薄。”
那么，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客观存在，金华文派是如何形成、发展及衰落的？较之其他流派，它有着怎样的特点和价值？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一、关于“金华文派”
在论述展开之前，首先对“金华文派”作几点简要说明：（一）关于“金华”
金华，首先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古名婺州、婺城，简称婺。春秋时属越，后为楚所灭。秦时属会稽郡。东吴划分会稽西为东阳郡（因其在金华山之南，縠水之东，故名东阳）。梁始以金华（于天文为金星与婺女星争华故曰金华）名之，置金华郡。隋时因此地于天文为婺女之分野，故称婺州。有唐一代或称婺州，或称东阳，或称金华。及宋熙宁七年（1074）划归浙东路。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置婺州路，属江浙行省。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克江南，改宁越府，后改为金华府，属浙江布政司。清因之。金华府领辖金华、东阳、义乌、兰溪、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凡八县。金华既是文献之邦，又是军事要地，历来被视为浙东重镇。而所谓的“浙东”辖八府：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在地理上，金华东去台州府天台县不足四百里，西至衢州府龙游县九十里，南接处州府缙云县百八里，北面严州府建德县仅百里。因此，此数州交通密切，往来频繁，实际形成了一个以金华为中心的泛金华区域。
同时，金华又是一个文化区域概念。自宋南渡以来，金华的学术(6)与文学大盛，乃有“小邹鲁”之称。宋时金华有三大学术集群，即以吕祖谦为代表的“东莱之学”、陈亮为代表的“事功之学”以及唐仲友为代表的“经制之学”。入元以后，上述三家后学不盛，而以金华人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四先生”，秉承朱学正脉，后学大盛，遍及南北。这一脉有名姓可考者多集中于金华府（或婺州路），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到处州、台州、温州及衢州等东南之地。（二）关于“文派”
派，究其字源，约有二义：派者，水之支流，并由此引申为由政治立场、学术主张、创作方法或作风、习气等相同的人形成的小团体或派别。又，派同“脉”，义为血管，并由此引申为血统、宗派等相承的系统。文派，则指文学领域内所形成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风格等相同或相近并前后相承所形成的派别或流派。最早将“流别”的方法用于学术史领域的当推班固《汉书·艺文志》，其总结诸子百家之学，划分“儒家者流”、“道家者流”等九流。至唐宋之时，分宗别派，考镜源流，构建“道统”与“文统”。元代学术则以融通为特点。鉴于宋代文、道分裂造成的文、道具弊局面，元儒又倡导道统与文统合一。受此影响，元代的文学流派多与理学流派结合紧密。而在这一方面，金华文派堪为典型。它是一个由金华朱学衍变而成的文学派别。所以，金华文派首先是一个文学派别，因为它“文显而道薄”；但同(7)时又与理学密切相关，因为“文不离道”。可以说，金华文派就是一个与金华朱学有着直接关系的文学流派。（三）“金华学派”、“浙东文派”、“浙江文派”、“婺州文学集团”、“婺州作家群体”与“婺州文学群落”
论及金华的学术与文学，往往涉及“金华学派”、“浙东文派”、“浙江文派”、“婺州文学集团”、“婺州作家群体”与“婺州文人群落”等概念。人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比较笼统，没有详加辨析。今结合金华学术与文学的客观实际，从形成时间、地理分界、人员构成、学术承传等方面，对以上概念稍作比较与辨析。
学术文化史上有“金华之学”之称。它本来泛指金华地区的学术，是一个地域概念，类似“婺学”或“浙学”的提法，属于“画个圈”的定义，即凡是属于这个区域内的学术统称金华学术。而今日之“金华学派”指称主要有三：一是指吕祖谦所创之学，又称“吕学”或“婺学”。这种说法以《宋元学案》为代表，认为“宋乾、淳以后，(8)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视金华之学为理学之一派。今人侯外庐所主编《宋明理学史》亦主此说。这个概念接受最广，为多数学术史、文化史或文学史经常使用。二是特指作为朱学嫡传的何基等“北山四先生”及其弟子一派。朱熹之后，其高足兼女婿黄幹（号勉斋）得其亲传。黄幹又传其学于何基（号北山），何基传王柏（号鲁斋），王柏传金履祥（号仁山），金履祥传许谦（号白云）。四人均为金华人，何基讲学于金华北山，故称“北山四先生”。他们历来被视为朱学正传，是朱学中的“金华学派”。许谦为学，名重当时，门徒众多，传播很广，影响巨大，朱学亦由此而再次繁荣。许谦之后，有所谓的“金华三先生”即柳贯、黄溍与吴莱等人，三先生之后又有“四先生”即宋濂、王袆、胡翰与戴良等，四人之后是方孝孺等。除方孝孺之外，他们均为金华人。以上两个指称对象，时间上有先后：金华吕学主要盛于南宋，金华朱学则盛于元明。今人(9)又有将上述两指称和合为一者，概而名之曰“金华学派”，此为第三种指称，本书不予采用。“浙东文派”一语泛指浙东地区文学领域内林立的各派。这一指称虽被使用，但至今未见有学者明确界定。而对于“浙江文派”，王琦珍《论明初文坛的浙江文派》有过界定，认为是受儒学复古思潮影响，在明初形成的文学复古运动中涌现的大批浙江籍文人所形成的群(10)体。代表作家有刘基、宋濂、王袆等人。这一界定实指受明初金华学派影响的浙东文人群体。但是这一定义，就字面来说并不严谨。一是所谓的“浙江”包括浙东与浙西诸地，而他所列的文人皆为浙东籍，故其病在定义过宽。二是他所谓的“浙江文派”实际于元中期早已形成，明初是其发展的第二、三阶段。而仅拈出“明初”诸人名之(11)为“浙江文派”，此与事实不符。三是据严格意义上对流派的界定，所谓的“浙江文派”实际上并不具备“派”的特点，不能称之为派。
既然构不成流派，于是有学者提出“婺州文人群落”，借用生物学的概念来指称生活在婺州地区，彼此相互影响，而形成带有共同文学特点的不同时段的人物，欧阳光《从文人群落到文人集团——元(12)代婺州文人集团再研究》可为其中代表。这尽管解决了“流派”界定所产生的自相矛盾，但是“群落”更适合用于某区域内共时性的存在生物群上。婺州文人经历数代，绵延数百年，代际之间的影响则难以通过“群落”体现出来。欧阳光还曾将其概指为“婺州文学集团”，(13)见其《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一文。他将元代婺州籍作家划分为四代，始于方凤等，次黄溍、柳贯诸人，复次宋濂、王袆一辈，止于方孝孺。这一界定以地域为视角，几乎囊括了婺州之地所有作家，较之“浙江文派”更为合理。但其不足也很明显：一是集团乃是为一定目的而组成的共同行动的团体，而婺州籍作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也并未采取什么共同行动。二是“婺州文学集团”所列的作家除第一代外，在师承上几乎均为金华朱子后学，而欧阳先生的界定忽略了这一特点。三是宋濂等人历来被视为明人，方孝孺更是卒于明建文四年（1402），因此仅以“元代”无法涵盖其对象。
徐永明在“元代婺州文学集团”基础上加以完善，提出“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的概念。这一提法在时间限定上更为严谨，但是亦不无遗憾。婺州或者金华，既是行政区域又是文化区域，仅以籍贯为限，会造成金华之学成员的缺失，使得这一学术谱系不完整，此其一。“群体”一词虽然避免了“集团”所造成的名不副实，但是却忽略了金华诸人在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此其二。
相对于以上诸多指称，“金华文派”的界定更符合这一区域的学术与文学事实。（四）“金华文派”
浙江金华地区自南宋以来学术兴盛，人文荟萃，有“东南小邹鲁”和“文献之邦”之誉。吕祖谦、唐仲友、陈亮等人分别以性命之学、经制之学与事功之学同时并兴，蔚为大观。但是，就元明时期金华学术的实际情况而言，真正兴盛且绵延久远的是朱子之学，亦即以“北山四先生”等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其师承脉络相对清晰，留存文献较多，且核心人物均为金华籍。
金华文派则由金华学派衍变而来。元明时期，金华之学“流而为文”，衍变为金华之文，形成金华文派。对于这一衍变趋势，清人全祖望、黄百家等曾指出，金华之学在元中后期“流而为文”。与许谦同辈的柳贯、吴师道及他们弟子一辈的宋濂、戴良等人，不再以学术名家而以文章名世，他们本身也不是理学家而是成为了文人。今人对金华文派也有所关注。如刘明今《辽金元文学史案》就有《金华文派》一章，而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所论更详。
金华文派与金华学派关系密切。综合诸家之说，联系其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说：金华文派是元明时期一个以金华学派后学为主体且籍贯多属金华的文学流派，开创于柳贯、黄溍、吴莱等人，由其后学宋濂、王袆、胡翰、戴良等人推向高潮，并在方孝孺被杀之后走向衰微。他们代际之间有着师承关系，在为学与为文方面均有着很多共同之处。金华文派前后持续百馀年，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影响。二、研究现状
最早明确指出金华之学“流而为文”衍变趋势的是清人黄百家。他在《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中案说：“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犹幸有斯。”又指出：“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这两句话至少明确了三个信息：一是指出金华之学自许谦之后“流而为文”的趋势。二是金华之学虽然流而为文，文显而道薄，但是文与道不相离。三是作为朱学嫡传的北山一派，传至柳贯、吴师道一代，再传于戴良与宋濂一辈，兼得朱熹之“文澜”。后之学者沿着清人的思路，进而提出“金华文派”的概念。刘明今《辽金元文学史案》明确提出“金华文派”一词，并指出宋濂乃金华文派的集大成者。但是，就笔者目力所及，金华文派研究并没有由此展开。不过，历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给予关注和研究，这也为我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首先是，除《元史·儒学传》与《明史·艺文志》外，吴师道《敬乡录》，宋濂《浦阳人物记》，郑柏《金华贤达传》，应廷育《金华先民传》，金江《义乌人物记》，阮元声辑《金华诗萃》，赵鹤《金华文统》、《金华正学编》，戚雄《婺贤文轨》，朱琰《金华诗录》，戴殿江《金华理学萃》，黄宗羲《宋元学案》，胡宗懋《金华经籍志》与王崇炳编《金华文略》等著作，大量记载了金华士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学术与文学创作，并从文统或道统的角度对其谱系进行建构。这对笔者界定金华文派启发很大。
今人对金华文派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一是哲学或历史视角的流派梳理；二是文献角度的整理与考证；三是学者个案研究的展开；四是概论金华之学或金华之文。分而述之：（一）就哲学或历史视角的流派梳理而言，最主要的研究当属侯外庐等人所编《宋明理学史》。其专列“朱子后学”一节，重点介绍(14)“北山四先生”的学术主张。朱仲玉《试论金华学派的形成、学术特色及历史贡献》则最早从学术与文学的双重视角，勾勒出金华学派(15)的大概。陈寒鸣《明代朱学：洪武儒学的主流》一文梳理有明一代朱学之变迁，指出明初金华朱学乃是由“北山四先生”前承后继至宋濂、王袆、苏伯衡一辈，多秉接乡贤传统，学宗程朱，是朱子之嫡传，(16)并认为“金华朱学为洪武儒学的主流”。而他与贾志刚合作的《方孝孺与明初金华朱学的终结》分别从理学与政治的角度进行论析，得(17)出结论：宋濂、王袆之后方孝孺终结了金华朱学。此外，高云萍博士的《北山学派研究》更为集中地对北山四先生进行研究，反映了宋代儒学在后朱熹时期的发展，在对北山学派梳理及北山四先生思想分(18)析的基础上，揭示出北山四先生的学术趋向。董刚博士的《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研究》，以浙东为范围，从历史学视角对浙东士大夫与元明易代的政治关系作了专门性的整体考察，反映了该群体的生存状况、内部关系、时代作用和社会影响，完整展示其形成、发展、衰落的历史过程。同时，把浙东士大夫群视为明初君主集权空前强化社会背景下全国士大夫的一个缩影，借此探讨专制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互动模式，并考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济世思想、仕隐选择、道义气节诸方面内容。金华地区属于浙东，所以文中对金华士人也多有论述。（二）在古人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对金华士人年谱或诗文文献进行梳理。徐永明《元代至明代婺州作家群体研究》下编是黄溍、胡助、吴师道、宋濂、王袆五人的年谱，附录部分又辑出宋濂九首佚诗，并考订《送许时用归越》非汪广洋所作，其作者为王袆；尤其是文末罗列了元明婺州作家的诗文别集版本及收藏单位，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黄灵庚《婺州文献述要》则对婺州历史文献从经、史、子、集四方面给予梳理，阐述婺州文献以理学为主调的基本面貌和经史并重、“文道结合”的特色，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19)文献兴衰及与学统相为表里等状况作粗略探讨。此外，近年来学者还发现、整理了诸多佚文，如陈耀东《关于柳贯研究及其佚著〈打枣(20)(21)谱〉》、龚剑锋《许谦、黄溍、宋濂佚文辑考》与《宋濂诗文掇
(22)(23)拾》及《宋濂诗文拾遗》系列论文、叶玉琼《吴师道佚诗文补辑(24)(25)五篇》、任永安《日本藏宋濂〈萝山集〉抄本考述》及《宋濂集(26)类著述新考》等。此外，近十年来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就是伴随着诗话、曲话、文话、词话、赋话等资料汇编的整理，金华文派成员(27)的相关文献亦得以整理，如《辽金元诗话全编》、《历代曲话汇编》(28)(29)(30)、《历代文话》、《词话丛编续编》等，均为我们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文献资料。（三）近年来，针对金华文派成员的个体研究相对较多。其中，(31)宋濂研究最热，专著有王春南与赵映林《宋濂方孝孺评传》，潘杰(32)《宋濂传》，中共浙江浦江县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学学会《宋濂暨(33)(34)江南第一家研究》，陈葛满《宋濂漫论》，徐永明《宋濂年谱》(35)(36)、《文臣之首：宋濂传》等，单篇论文则达百馀篇，涉及宋濂的学术、文论、各体文学创作等方面。其次为方孝孺研究，专著近十部，主要集中于传记，而单篇论文则达八十篇，但是有关诗文方面的较少(37)。戴良研究近年来也比较热。除查洪德先生《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专章列戴良外，其他主要集中为单篇论文及硕士论文。其中单篇论文约三十篇，硕士论文则有史硕政《戴良年谱》（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陈蓓蓓《戴良遗民心态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袁宗刚《抱道之遗士》（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与罗海燕《戴良及其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09年）等。其内容涉及戴良的生平、(38)气节、文学思想、诗文特色与成就等方面。此外，有关柳贯、黄溍(39)(40)(41)、吴莱、吴师道、王袆与胡翰等人的研究也渐次展开。随着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金华学人、文士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有许多金华文派成员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四）金华古称婺州，隶属浙东。作为行政区域，其范围历代以来多有变化。这就造成了虽指涉对象大致相同，但是指称名目多不一致的状况。如廖可斌《论浙东派》认为：“所谓浙东派，是指元末明初由以金华为中心的浙东地区的许多文人所组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宋濂、刘基、方孝孺等。”他所言之浙东派其实与本书的“金华文派”概念相近。廖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指出这一流派在当时文坛上占有显著位置，对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发展变迁曾起关键作用，并呼吁“当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浙江文化史的学者，应对之(42)予以足够重视。”查洪德先生对金华学派之学、之文多有关注，其(43)《元代理学“流而为文”与理学文学的两相浸润》、《金华之学的衍(44)变与戴良的诗文成就》分析了“流而为文”的原因，并把戴良、宋濂等视作“浙东派”，肯定了他们的诗文成就。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研究》上编概论篇对婺州代表作家的文学思想、诗歌创(45)作和散文创作进行了描述。较之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粗线条勾勒婺州作家群体的传承情况，徐先生一书则更为详尽和完善。但是，后者更多的是侧重文献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涉及诸多金华文派成员，尤其对宋濂及方孝孺两代人作了相对集中的论述。不过，就金华文派学术与文学的创作实绩而言，对于其文学研究方面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此外，还有不少有关元代文学、文献学、史学、教育学、民族学、哲学的专著、论文，涉及本研究所论及的一些内容，具有启发意义、参考价值。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一一罗列。三、本书的学术意义
经过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笔者发现，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从地域、学术与文学的层面综合去观照金华文派。本书则尝试在现有基础上，在地域与学术的综合视野上对金华文派进行观照。
本书的学术意义在于：（一）界定金华文派，并对其衍变情况进行梳理。金华文派是一个与地域有关的流派，而“金华”既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区域概念。其成员以金华士人为主体，但并不限于这一区域。本书首先对金华文派加以界定，并对其衍变的原因、轨迹及影响进行深入探究。（二）金华文派是由理学流派衍变而来的，而前人的相关研究，或是没有将学术与文学结合起来综合进行考察，或是仅择其部分成员展开个案研究。针对这种情况，梳理金华文派的学术主张，并考察其对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将作为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三）金华文派的文学创作可谓繁盛，它前后持续百馀年，承传数代，成员众多，今存别集数十部，并且涉及诗词、古文、辞赋、笔记等众多方面。而现有的研究，或是从历史演变角度梳理金华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或是侧重考证金华文献，或是偏重于哲学方面的整理，文学本位研究相对薄弱。故本书将立足于文学本位，对其诗文创作进行全面梳理与研究。（四）金华文派由隐至显，后趋于式微，其中政治力量对它的影响很大，这尤其值得我们思考。元末金华文人注重教化，强调文学对政治的参与，但是其影响限于江南之地。及入明，金华士人身居高位，作为文臣，乃至主持文宪。可以说，正是凭借朱元璋的政治力量，金华之学趋向鼎盛，天下文人靡然从之。但同样也是朱元璋使得金华文人多死于非命，及至后来方孝孺被朱棣腰斩，更是在一定意义上宣布了这一流派的彻底衰落。联系现实，我们发现历史似乎总在不断重复。政治与学术或文学，以及政治与文人之间的深层关系颇值得研究。故笔者也以相当篇幅对金华文派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展开论析。
在中国学术史上，金华文派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虽然以地域冠名，但却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它又是一个有着较为严格师承关系的学术统绪。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复合性内涵，金华文派研究的展开，必然涉及两大视角：一是从地域文化角度进行观照；二是从学术统绪的源流正变方面加以考察。但是，金华文派本身比较复杂，再加上前人研究相对薄弱，所以说，这种综合性研究并不轻松。首先，宋元明时期金华学术繁盛，各派别之间彼此多有交叉，这为金华文派谱系的梳理带来一定难度。其次，金华文派成员众多，著作留存丰富，涉及哲学、史学及文学等方面，但是仅黄溍、宋濂等少数几人的别集被点校、整理出来，因此有大量的原始文献需要整理。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方能展开进一步的文本研究。再次，研究金华文派必然会遇到如何区分和确定“一般”、“特殊”、“个别”的关系，这一流派具有其他流派的一般特征，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各成员之间情况也不尽相同。这些都是本书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针对研究现状以及可能遇到的难题，本书将采取以下思路与研究方法：
首先，尽力搜集、整理大量一手材料，并加以谨严考订和梳理，在叙述中尊重客观事实，将金华文派的真实面貌展示出来。具体而言，又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对已经点校出版的诗文别集如《柳贯诗文集》、《吴莱集》、《吴师道集》、《戴良集》、《陈基集》等加以分类。二是搜集、标点如胡翰《胡仲子集》、王袆《王忠文集》、张丁《白石山房遗稿》、苏伯衡《苏平仲文集》等尚未整理的诗文别集。三是对于有关金华的地方学术、诗文的总集与选集加以甄别与梳理。四是对所涉及的诗文作品系年以及考订作家年谱，并编“金华文派文学活动编年”作为附录。
其次，运用比较的方法，在与中原学术、江西学术的比较中，彰显金华学术的特点。又将金华文派与吴中、江西作家进行比照，以此把握其独特性。
复次，综合考察金华文派。一是历时性地考察金华文派的形成、发展、地位与影响，以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参与元代至明初文学变迁的过程。二是共时性地考察每一代人在学术、诗文方面的共同之处以及所存在的差异。
全书共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为绪论、正文与附录。其中正文又析为十章。前两章讨论金华文派的生成背景与金华之学到金华之文的衍变。第三章集中阐述金华文派第一代人的学术与文艺。在第四章论述金华文派第二代的政治遭遇与心态变迁后，第五、六、七、八章以专题形式分别讨论宋濂、王袆、胡翰与戴良的学术与文艺。第九章补充了金华之学被遗忘的王毅一脉。第十章则就金华文派的式微、文人参与政治的悲剧以及金华文派的地位与影响展开讨论。附录部分是对金华文派的文学活动进行的简单编年，列于文末以方便读者了解金华文派。(1) 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前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2) 宋濂，字景濂，学者称潜溪先生，卒谥文宪。王袆，字子充，世称华川先生，谥忠文。胡翰，字仲申，卜居长山之阳，学者称长山先生。戴良，字叔能，自号九灵山人。黄宗羲《提举戴九灵先生良》云：“时以潜溪、华川、长山与叔能称‘四先生’。”参见《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3) 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4) 阮元：《揅经室集》下，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页。(5) 黄宗羲：《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卷八十二，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1页。(6) 关于金华“小邹鲁”之称，言者甚多。代表有三：一是明人章懋《与张冬官用载》（《枫山集》卷二）云：“吾金华自昔号‘小邹鲁’，士生于其间，上者以道学相传，其次则以孝行、忠义、勋业、政事、清节著称，又其次则为文章。大家项背相望，皆表表名于一世，他郡莫敢望而拟焉，可谓盛矣。”他认为得名于金华之地的人文荟萃。二是清人戴殿江《金华理学粹编》转明人董道卿语：“仁山先生受学鲁斋，从登北山之门。北山亲炙黄文肃公勉斋。仁山又以其学授白云先生。推原统绪，四贤实朱门世嫡。始东莱吕子，与朱子、南轩友，允矣东南鼎峙。盖百五十年，五硕儒相望挺生，咸以斯道为己任，世称金华小邹鲁云。”他认为得名于五硕儒（何基号北山，王柏号鲁斋，金履祥号仁山，许谦号白云，是为“北山四先生”。吕祖谦号东莱，张栻号南轩，两人与朱熹为笃友）。三是清人王崇炳《金华征献略》卷五论：“吾婺自北山何氏得朱子之传于文肃黄幹，再传而为鲁斋王氏，三传而为仁山金氏，四传而为白云许氏。北山清纯，鲁斋弘博，仁山英迈，白云更平粹通广。一时婺州之学显于天下，有‘小邹鲁’之目云。”认为得名主要在于“北山四先生”。(7) 参见黄宗羲《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卷八十二中黄百家按语：“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犹幸有斯。”(8) 参见《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全祖望所作案语。(9) 如今人石夫、蔡东兴将“吕学”、“北山学派”乃至“永康学派”等统归为“金华学派”。参见其《谈谈金华学派》一文，见于政协浙江省金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所编《金华县文史资料》第3辑（文化专辑），1990年，第49页。(10) 王琦珍：《论明初文坛的浙江文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11) 刘扬忠认为，流派必须具备如下的几个基本的条件和因素：一、必须有一位创作成就卓特、足为他人典范且个人具有较大的凝聚力与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作为宗主；二、在这位领袖人物周围或在他身后曾经聚集过一个由若干创作实践十分活跃并各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追随者组成的作家群；三、这个作家群的成员们尽管各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采，但从群体形态上看却有着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和相近的艺术风格。而“浙江文派”并不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参见《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12) 欧阳光：《从文人群落到文人集团——元代婺州文人集团再研究》，见黄天骥主编《中国古代戏曲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31页。(13) 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见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页。(14)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5) 朱仲玉：《试论金华学派的形成、学术特色及历史贡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16) 陈寒鸣：《金华朱学：洪武儒学的主流》，见朱子学刊编辑部编《朱子学刊》第1辑，黄山书社1995年版。又见其《明代朱学述论》，《燕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17) 参见陈寒鸣、贾志刚：《方孝孺与明初金华朱学的终结》，《沧州师范专科学校》1999年第3期。(18) 参见高云萍：《北山学派研究》，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19) 参见黄灵庚：《婺州文献述要》，《浙江社会科学》第6期。(20) 陈耀东：《关于柳贯研究及其佚著〈打枣谱〉》，《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21) 龚剑锋：《许谦、黄溍、宋濂佚文辑考》，《浙江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2) 龚剑锋：《宋濂诗文掇拾》，《文献》1993年第4期。(23) 参见龚剑锋、蒋英根与潜苗金《宋濂诗文拾遗（一）》、《宋濂诗文拾遗（二）》、《宋濂诗文拾遗（三）》，分别发表于《文献》1993年第1期、第2期、第3期。(24) 叶玉琼：《吴师道佚诗文补辑五篇》，《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25) 任永安：《日本藏宋濂〈萝山集〉抄本考述》，《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26) 任永安：《宋濂集类著述新考》，《殷都学刊》2011年第1期。(27) 吴文治：《辽金元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28)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黄山书社2009年版。(29) 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0) 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31) 王春南、赵映林：《宋濂方孝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2) 潘杰：《宋濂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33) 中共浙江浦江县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学学会：《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34) 陈葛满：《宋濂漫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35) 徐永明：《宋濂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36) 徐永明：《文臣之首：宋濂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37) 其中代表作有左东岭《元明之际的“气”论与方孝孺的文学思想》（《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汪正章《方孝孺文学思想初探》（《渤海学刊》1989年第3期）等。(38) 除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外，仅有王振生《柳贯的文学思想初探》（《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与张文澍《清歌袅袅余悲音——论元代中期作家柳贯》（《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39) 如有徐永明《黄溍与婺州学风》（《电大教学》1997年第5期）、查洪德《在矛盾中求融通——黄溍学术思想探讨》（《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纪兰香《黄溍交游考》（《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与《论黄溍的题画诗》（《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与陈博涵《论黄溍的诗学思想》（《北方论丛》2011年第1期）等。(40) 如有李新宇《论吴莱的辞赋理论与创作》（《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等。(41) 如叶志衡《论吴师道的诗学观》（《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与《评吴师道的诗论》（《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雷恩海《唐宋元时期三位吴师道考》（《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雷恩海与石瑰硕《义理之正与性情之真——吴师道诗文创作理论的内蕴暨批评史意义》（《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等。(42) 廖可斌：《论浙东派》，《浙江学刊》1992年第2期。(43) 查洪德：《元代理学“流而为文”与理学文学的两相浸润》，《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44) 查洪德、李艳：《金华之学的衍变与戴良的诗文成就》，《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第5期。(45) 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 金华文派的生成背景
在探讨金华文派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元代的社会背景以及金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浓厚的文化传统。元代学术文化格局最大的特点是各种文化多元并存。朱熹之学被悬为功令，其他学说依然与之并行不悖。在理学范围内，文道离合，随世而迁，至元代，出现了要求“文与道一”的呼声。这些都对金华学派与金华文派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节 天崩地坼的时代与道德重建的使命——论金华文派生成的时代
陆秀夫负宋帝蹈海，张弘范崖山勒石，宋代宣告灭亡。自此，中国进入了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时代。这种变化，对于汉族士人而言不啻天崩地坼，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教危机。元代具有广阔的疆域，但蒙古统治者“内北国而外中国”。这对元代士人，尤其是南方汉族士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浙东金华，为世代学术奥区、文献之邦。在元代多元化的学术文化格局中，金华学人既秉承程朱之学，又博取各家学说，形成了金华学派，其学术精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大元一统与元明鼎革的政局
自13世纪起，一支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崛起。其首领成吉思汗不断发动征服战争。前后八十馀年间，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创建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陆上帝国。正如《元史·地理志》所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其疆域之广，国力之盛，超轶汉唐盛时。继秦、隋唐后，元朝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一统。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自唐衰亡以后近四百年分裂扰攘的局面。这为南北交流、东西沟通、各民族之间大融合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学术、文化及科技的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环境。至元中期，出现了所谓的“盛世”。
元人有一种超越往古的自豪感，认为大元之版图与文教，超越两宋，比肩汉唐，追配成周。许有壬《大元大一统志·序》即称：“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1)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一书对元廷多有批判，但是亦尝言：“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2)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夫！”辽阔疆域以及大国盛世赋予了元人跨越千古的自信，多有着恢宏的气魄、开阔的视野与宽广的心胸，形成了一种与宋人明显不同的人格气度。这在元季诗人戴良身上可体现一二。戴氏论有元诗歌：“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盖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盖至是而本(3)朝之盛极矣。”可以看出，他论诗绝不拘限于宗唐或宗宋，而是纵论汉唐，直追成周。伴随其中的则是戴氏因元代旷古未有之舆地及雄浑之气所激发出来的自豪与激情。
遗憾的是，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社会极为不公平。及至元后期，腐化败坏，官吏贪污成风，军队因累世承袭而丧失战斗力。朱元璋曾说过：“当元之季，君宴乐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4)征敛日促，水旱荒灾，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最终导致元至正十一年（1351）农民抗争的大爆发。韩山童、刘福通起事后，全国各地响应者众多。解缙尝言：“元之季世，天下四分五裂，(5)其间盗名字者，无虑千百计。”其中朱元璋一支不断壮大，先占领江南，并于至正十四年（1354）称“吴王”，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建元洪武，定国号为明。随后攻占大都，元室北迁，中国正史中的元王朝至此灭亡。
从严格的时间界定来说，元明鼎革发生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起兵至明洪武元年（1368）之间。实际上，这一时段的范围应更广，红巾军爆发之前，元朝已经陷入了飘摇与动荡之中。一般认(6)为“开河”与“变钞”是致乱的直接原因。自至正四年（1344）至十一年（1351），黄河持续七年泛滥。贾鲁提出治河方案后强征河工开河。洪灾、饥荒和瘟疫，劳役沉重，更加上官吏腐败贪污，天怒人怨，弥漫于大元帝国。至正十年（1350）时元政府为摆脱因挥霍而造成的财政危机，变更钞法，结果滥发新币，引发物价飞涨，乃至在京师大都，钞十锭（每锭十五贯）买不到一斗粟。其实，元朝的灭亡，源于其深刻的社会矛盾。诚如《元史》卷六十六《河渠志三》所言：“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此外，尽管朱元璋称帝，元顺帝北逃，但是，新王朝的彻底统一尚未完成，在军事上，元朝残馀势力依然强劲。至洪武三年（1370）明军方击溃西北地区的扩廓帖木儿，八年（1375）平云南，二十年（1387）平东北，至此实现全国的基本统一。在政治上，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政权，如整顿官吏，加强文教控制，招纳旧朝人员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屠杀有可能对自身政权构成威胁的大臣，以及强力征召不仕新朝的元遗民。所以说，广义上元明鼎革涵盖的时间还应向前后各延约十馀年。
在元末的三四十年里，为镇压反抗者，元政府自身做出了一些调整，如在地方创建了各种独立性较强的军事与行政机构。其直接结果有二：一是大都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各行省的自主权力增强，导致“元政府成了一个只能控制京城及其周围地区的地区性政府”(7)。二是加剧了地方割据，尤其是元末江南，元政府对其基本失去控制力：朱元璋占据浙东，据有形胜；张士诚攻占平江，控制吴中；陈友谅自立汉王，统治江、汉；方国珍治于庆元，兼领温（州）、台（州）；明玉珍于四川建立夏政权……各据一方，形成群雄割据之势。
正所谓“天能亡一代之国，而不能亡一代之人，即能亡一代之人，(8)而不能亡一代之人之心”。相对于政治的改换，人情感的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元明易代，士人们又要在情感归属与政治态度上面临一次艰难的抉择。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第八章《元明之(9)际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于此多有论述。但是，萧先生仅以进士为考察对象，今笔者则对全体士人的政治动向略作分类：一是忠于元廷者。他们或以身殉节，或组织“义兵”、“义旅”、“乡兵”、“乡勇”、“团练”、“团社”、“兵社”等不同名目的地方武装以保家、卫境、勤王。前者如泰不华、余阙、李黼、唐元嘉等，后者如吕文燧、陈显道、王毅等。二是由忠元转向反元者。元政府对汉族士人怀有戒备，多加压制，于是不少汉族士人转向反元。如青田之刘基，龙泉之胡深、叶琛、章溢、季汶、曾贯，温州之陈麟、杜和等。三是应征加盟新朝以实现被压抑之理想者。如宋濂、王袆、胡翰等。四是不仕新朝甘为遗民者，如戴良、王逢、丁鹤年、杨维桢等。在政治时局的影响下，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士人的人生必定发生巨大变化。易代之际士人的遭际，又必然会改变一时的士人风尚。随之，交替之际的学术与文化、文学亦必然发生改变，不免会呈现出变异性、过渡性与转折性等特征。二、内北国而外中国下的政教危机
叶子奇尝言“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10)而外南人”。大一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深化了各种文化或制度的互动融合，为民族大融合提供了契机与环境。但是，尽管元代诸帝对中原汉文化都曾表现出一些热情，如忽必烈即位后大量采纳中原王朝典章制度，重用中原文士；成宗“壬戌诏中外崇奉孔子”，“甲子建文宣王庙于京师”；武宗“勉励学校，蠲儒户差役”，“辛巳加封至圣文宣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泰定帝开设经筵，“择名儒辅太子”，“戊子进袭封衍圣公孔思晦阶嘉义大夫”。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元朝以蒙古为本位的国家性质。
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蒙古铁骑席卷中原，摧毁了故有的制度、礼法，在中原士人看来，这无异于“天崩地坼”。宋子贞之论表达了当时大多数汉族士人的共同焦虑，他说：“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11)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趣向之不同。”他们的焦虑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必然反映。
就政治制度来说，元朝统治者自成吉思汗时就强调，其子孙必须恪守草原习惯和祖训。及元世祖忽必烈更是坚持“内蒙外汉”的二元(12)政策。《中统建元诏》称“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强调其施政宗旨乃既要继承蒙古世代相传的体制，又要吸收采纳中原王朝的制度。成宗曾诏令“诸王、驸马所分郡邑，达鲁花赤唯用蒙古人，(13)三年依例迁代，其汉人、女真、契丹名为蒙古者皆罢之”，按民族等级分配宰执。武宗所依赖的多是一批骁勇的蒙古、色目将军及世臣子弟，而这些人中原文化修养普遍较低。
尤其在人事任用上，为保障蒙古民族的权利与地位，元政府将国人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其中南人被完全排除在中央诸机构负责职位之外，所谓“自世祖以后，(14)台省之职，南人斥不用”。叶子奇曾指出：“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15)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汉人官僚在中央的决策作用大大降低。他们极少能跻位平章政事，大多只是簿书奉行而已。此外，元朝在许多方面多依尊与中原大不同的制度，如朝廷仍袭用斡耳朵制度、怯薛制度以及四斡耳朵处后妃制度；在宫廷宗亲宴飨、大臣赐宴、生育节丧、节日宴乐等都用蒙古旧制；在地方统治方面，依然保留采邑分封制、行政机构中的达鲁花赤制；在经济和生产领域里亦沿用斡脱制、五户丝制和驱奴制；尤其在漠北蒙古地区仍保留部落制，千户、百户仍隶属于各诸王、贵戚、勋臣等。
就文化制度而言，历代重视祭祀之礼，在汉族儒士看来，“国之(16)大事，唯祭与戎。王道可观，在于祭祀”。祭祀是“礼”的重要内容与集中体现。元代皇帝修建太庙、地坛、社稷坛，以汉礼祭祀，并进行一系列颇具规模的尊孔礼圣活动。但是，作为主祭者的帝王，却很少亲自参加此类活动。忽必烈就不亲祀太庙，不行南郊亲祀之礼。《元史·郊祀上》卷七十二曾载“自世祖迄英宗，咸未亲郊”。《元史·祭祀志》亦称：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其郊庙之仪，
礼官所考日益详慎，而旧礼初未尝废，岂亦所谓不忘其初者欤？
然自世祖以来每难于亲其事。英宗始有意亲郊而志弗克遂。久之，
其礼乃成于文宗。至大间，大臣议立北郊而中辍，遂废不讲。然
武宗亲享于庙者三，英宗亲享五。晋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尝一庙
见。文宗以后，乃复亲享。岂以道释祷祠荐禳之盛，竭生民之力
以营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则有所轻欤？或曰，北陲之俗，
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为能亲见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
非有察于幽明之故、礼俗之辨，则未能亲格，岂其然欤？
蒙古皇帝对于汉族祭祀典仪往往淡漠。语言方面，忽必烈令帝师八思巴以吐蕃字母拼蒙古语而创制八思巴蒙古字。当时，朝廷内外各族官民频繁接触与交流，汉人懂蒙古语，蒙古、色目人学汉语，蔚然成风。忽必烈却不懂汉语，他不甚提倡和鼓励蒙古人学习与使用汉语，反而督促汉人和南人官僚学习蒙古语，还曾亲自命令降元南人将领管如德学习蒙古语，强调用八思巴蒙古字译写一切文字，甚至有用八思巴蒙古字统一全国文字的想法。至于伦理习俗方面，元代礼部明令元代不同民族实行各自的礼仪，无须向汉法看齐。据《元史·顺帝纪七》载，儒学教授郑咺曾针对蒙古族“不行三年之丧”及收继庶母、叔婶、兄嫂的习俗，建言“宜教之以礼”，“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但是，当权者却“不报”，不加理会。
蒙古统治者所奉行的草原民族的政教、礼俗与中原社会的礼法制度多悖谬。上行下效，上层对“礼”的轻蔑带来的是“礼”在整个社会中的动摇。延续千年的文明礼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面对如此巨大的危机，元代的汉族儒士，往往从两个方面进行挽救：一是外向性的不遗馀力地向上劝谏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行“中国之道”；二是内向性的强化自身的修养，凭借其人格魅力或通过讲学，感召、教化普通士人，以此维系儒家礼教。一则广为流传的有关元人的故事，恰可以说明这两种努力。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载：中书左丞魏国文正公鲁斋许先生衡，中统元年，应召赴都日，
道谒文靖公静修。刘先生因谓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大速乎？”
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征刘先生至，以为赞
善大夫。未几，辞去。及召为集贤学士，复以疾辞。或问之，乃(17)
曰：“不如此则道不尊。”
这段记载叙写了许衡与刘因对于出仕元朝的不同态度：许衡出仕蒙元，一生竭力于推行汉法；刘因退守家中，精研义理，讲学授徒。其实，这则记载应是讹传。因为刘因小许衡四十岁，中统元年他刚十二岁，已是五十二岁的许衡理应不会去拜谒刘因。但是，这段话却广为流传，后人一再转述。后人在评价两人的出处之道时，能以同情之态度去理解，故多分别持肯定的态度。
在严峻政教危机之下，元代士人往往怀有一种道德重建与维护礼教秩序的自觉。这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更为独特的士人精神。三、儒士的境遇
元王朝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获得了极其广阔的版图，但国力强大却国运不长。社会不公平可以说是其国祚不永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但是元政府在这三点上都没有做到。由元入明的叶子奇针对有元一代的社会不公曾论道：古之圣贤立心，至公无我。其官人之道，必曰禄罔及私，官
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此其所以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也。元朝天下，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
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其海宇虽在混一之
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间。不过视官爵为己私物，其视古圣立贤
无方之道，果何如哉？不知天位天禄，天以命有德，岂能屯膏吝
赏，久蔽于汉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乱继踵，而爵禄皆(18)
归中原之人。在他看来，圣贤之用人之道在于“至公无我”，但是元朝统治者任用官员以蒙古人为尊，起监督作用的“风纪之司”亦无汉人、南人。这使得当时卖官鬻爵、贪污行贿成风。叶氏由衷感慨国家只有“均平天施，无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贤是使”，方能国运“悠久”。
儒士的不公平境遇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地位的边缘化与仕途的不畅通。
对于元代儒士的地位问题，历来争议颇多。“九儒十丐”之说，流传既久且广，而清魏源在《元史新编》卷八十《选举志》斥之“皆无稽之谈”。元代统治者对儒士的态度并非是一以贯之的，每个时段不尽相同。如忽必烈虽重用儒士，但亦时而心存戒备，加以掣肘。故叶子奇称：“世祖既得天下，卒赖姚枢牧庵（按当为雪斋）先生、许衡鲁斋先生诸贤启沃之力。及施治于天下，深仁累泽，浃于元元。惜乎王以道文统行吏道以杂之，以文案牵制，虽足以防北人恣肆之奸，(19)而真儒之效，遂有所窒而不畅矣。”此外，尽管元代曾多次下令蠲免儒户之徭役，但是在法令松弛的环境中，遵命行事者只是少数，反而如《庙学典礼》所载“指挥被县吏不问元系免役儒户，亦作投下户(20)计，与民一体科差勾扰”。“投下”指蒙古诸王、勋臣所属的人户或封地。最初的投下户来自战俘，有奴隶的意味，须向朝廷及隶属的领主纳赋服役。
元代儒士被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独尊地位丧失。王恽曾论及元初社会对儒士的普遍看法：“金季丧乱，士失所业。先辈诸公绝无仅有，后生晚学既无进望，又不知适从。或泥古溺偏不善变化，或曲学小材初非适用，故举世皆曰：‘儒者执一而不通，迂阔而寡要。’于(21)是士风大沮。”较之颇受优遇的宋代士人，元代儒士所遭遇的尴尬困境，可以说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所未曾有。
儒士入仕及转任升迁都很艰难。学优则仕的传统进身路径已在“儒者无用”的治国观念下阻断。及科举恢复，录取偏重蒙古、色目人，占国家大多数的汉人所获名额极其有限。据统计，自1315年恢复科举到1333年，总共只录取五百五十多名进士，最多只占官员人(22)数的百分之二。其中汉人、南人的比例则更低。叶子奇对此尤为痛恨，他说：“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藻太平之具，(23)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再加上考场中的贪污作弊、欺诈不公横行，直接导致科举取士质量的下降，更是大大挫伤了士人的仕进热情。有元百年间，汉族知识精英获居高位者屈指可数。对于南方儒士来说，其处境更加艰难。余阙曾论及有元一代儒士人生道路和地位的变化：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
者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
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识文书者，得入台阁，共笔札，累日积月，
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
不能自至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用者尤寡也。
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
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24)
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是可惜也。一方面，他们寻求出路，往往借助为其所不屑且不愿为之的途径——充任胥吏。明初方孝孺曾说：“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25)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出任最近本业的儒学教职以登仕。尤其是南方儒士多有教职经历，这是元代士人生存境况的一大特色。并且，教职取之不易，升迁同样艰难。儒士充任教官，多数属无资品的流外职，薪俸既低，又升迁极慢。《元史·科目》卷八十一曾载记汉族士人的仕进困境：“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向上的路既然不畅通，拥有知识以及儒道尊严的元代士人开始分流，重新定位自己而进入社会。这样一来，儒家的圣贤信仰与民间的世俗精神相互激荡，形成了元代社会的两大景观：一是儒士沾染世俗，趋向所谓“俗”，出现了一大批“以文章为戏玩者”，他们自称“浪子”，后人则称他们为“浪子文人”。查洪德先生《元代作(26)家队伍的雅俗分流》一文对此论述甚详。二是出现与儒相关的多种职业。身为儒士从事其他职业，于是出现儒与匠或吏的结合的特点。有元一代，所谓儒吏（儒生出身的吏员）、儒侠（有侠义之风的读书人，如宋濂笔下的邓弼等）、儒医（儒生之行医者，如朱震亨等）、儒卜（儒生从事占卜，如袁珙等）等大量出现。四、科举与书院
论及元代科举，持批判与否定态度者居多。无论是元人还是后人，往往指责有元科举的不堪状态与负面影响。所谓“不堪状态”，是指科举时断时续，并存有民族歧视等；所谓“负面影响”，是指科举选拔人才功能的丧失，而人才压抑，精英沉沦，“天下人才绝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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