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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振霞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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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走出四博士试读：

自序 我家走出四博士

第一章 童年的欢乐与苦衷

放弃妙龄的潇洒与风姿

哺乳是让初到人世的孩子走向身心健康的第一步。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来到人世，他的第一个需求就是母乳。母乳是婴儿的美味佳肴，是他生命的源泉，是增强免疫力的最佳滋补品，是医治百病的“神丹”、“仙草”。

我家的四个子女，每一个都是我亲自哺乳的。我总觉得这是做母亲的神圣天职。

记得婚后生第一个孩子（长女）时，我二十二岁，正带职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怀孕后我凭借着毅力，努力使读书、学习不受影响。但因为当时我爱人也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师资训练部进修，两个学生很难在北京安家，更没有能力养育下一代。无奈，在一个金秋季节，我请假从北京回到美丽的松花江畔哈尔滨市我母亲的身边。当时生育子女，不论是否“独生”，都只享有五十六天产假。生下我那可爱的女儿后，来探望的亲朋好友，包括家人，都劝我不要给孩子哺乳。有经验的老人说，在家待不到两个月，就得去北京学习，断奶时，大人太难、太痛苦。我那些年轻的女友也都直言不讳地说，喂奶时间再短，也要多吃、多喝，体形就会随之改变，还说我会因此失去原本健美、潇洒的风姿。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我一直是校女子排球队的队员，此前曾是党校的篮球队队员，我还酷爱滑冰、游泳、打乒乓球，所以当年我的身材还算得上健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哪个年轻女子不爱美呢？可当看到那个可爱的小宝宝嗷嗷待哺时，我的心中就只有她了，完全忘却了自己，什么美丽的身材、优美的体形，也通通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孩子是我生的，就应该由自己喂奶，能喂一天是一天。第一次做母亲，没有经验，生育初期，坐着腰疼，孩子嘬着“瞎奶头”，吮不出乳汁，哇哇地哭，我也急得满头大汗。母亲心疼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装着热乎乎牛奶的奶瓶送到我手里，说：“不要再喂了，让她吃牛奶吧，不然等断奶时，因为胀疼，你也得哭。”我笑了笑，把妈妈递过来的奶瓶放在一边，说：“吃母乳的孩子健康、聪明。为了孩子，我不怕疼。”由于我的执拗，后来谁也不再劝了。而我可爱的女儿好像深深懂得了妈妈的心，同我配合得越来越好，一个多月她就吃得白白胖胖的了。

上面的一段回忆，已经是很多年前的往事了，而我却总是难以忘怀。特别是每当听到一些年轻妈妈谈论起“哺乳”时，总会勾起心中的往事。她们有种种的担忧与害怕，我也很能理解。

不过，在我看来，做母亲是要有所牺牲和奉献的。即使“哺乳”真的会把母亲变胖、变丑、变老，也应该义无反顾地去为子女哺乳。在哺乳期，不论别人怎么说“喂奶会使你改变体形”，甚至有人直接说“你胖了”，我还是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当抱起亲生骨肉、看着他紧紧依偎着自己吸吮自己饱含着爱与营养的乳汁时，做母亲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欢乐，没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由于母乳中含有一种能够促进智力发育的营养物质，所以母乳喂养能够促进婴儿智力发展，且母乳喂养时间的长短更会影响婴儿日后的智力发展。如今看来，我当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用母乳喂养孩子，的确为我的孩子们在今天拥有的智慧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顶风冒雨寻奶妈

没有健康的体魄，孩子难以成材。身为父母，当那脆弱的小生命一落地，就应该想到对他应有哪些帮助。这些帮助当然会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子女的健康，顽强克服困难，付出执着的爱。

我非常爱自己的女儿，真想一直由自己哺乳。可是，产假要结束了，必须回单位工作了。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觉得自己应准时回校报到，尽快补上耽误的功课——要知道，当年我是在炎热的夏日连续三天奋战考场，在诸多的竞争者中，凭借合格的成绩，才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录取的，机会实属难得；而另一方面，我又实在舍不得小女儿。据说，因为母乳含有免疫球蛋白，有利于增强婴儿的免疫力，而婴儿不吃母乳，免疫力就会降低，易得病。此外，我还非常心疼我那从二十六岁就开始守寡的老母亲，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和哥哥养大，现在又要让她哺育第三代。每当想到这些，我便夜不能寐。看着甜睡中的女儿可爱的小脸，想到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而停止母乳喂养势必影响孩子的健康，我的眼泪不禁扑簌簌地往下掉。

就这样思来想去，终于有一天我顿开茅塞——好，给孩子找奶妈！

可是，天地之大，上哪里去寻找奶妈呢？产生这个想法，已是女儿满月后的第十天了，时间到了11月下旬。此时在祖国的南方，依然是百花盛开，群芳争艳；而在北国的冰城，却已是草木凋零，风雪交加了。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她老人家坚决反对：“上哪儿去找？这么冷，刚满月就往出跑，会生病的。”

我劝妈妈：“放心，我多穿点儿，坐汽车去找。”妈妈深知我执拗的性格，不再多说了。

第二天，我戴着哥哥的棉帽，穿上哥哥的那件棉大衣，就出发了。

上哪儿去寻找？我首先想到了医院，足足跑了十天。其间还要在小女儿哺乳时间赶回家给女儿喂奶。幸亏女儿满月后，吃奶间隔的时间长了，从两三小时一次改为四个小时一次，中间饮水就行，这才容我在外面跑。

记得那一年哈尔滨在10月20日下了第一场雪，清晨从窗户往外一望，比我们楼低一些的楼房的房顶上积了有一寸多厚的白雪。到11月下旬，已是大雪纷飞了。我在街上跑的时候，常常是顶风冒雪，回家时又冷又饿。

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就在第十一天早晨，我再次造访哈尔滨道里第一人民医院时，终于得到了一个消息：产科病房的值班护士告诉我，前几天有一位年轻母亲，所生婴儿由于脐带缠颈，导致窒息，经抢救无效夭折。当时产妇哭得很厉害，现在已经出院了。我问清楚住址和姓名，当即往她家飞奔而去。这是一段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路程，跑了一阵就累了。我放慢脚步，心想：倘若真能如愿，我真要拜谢苍天了！当然，我同时也深深地同情这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终于，我找到了她家，敲开大门，迎面出来的是一位老实憨厚的男人。听我说明来意后，他请我进屋坐，与他爱人商量。进屋后，我环顾左右，房间不大，却整洁明亮。在东北人习惯睡的火炕上，脸朝墙躺着一位妇女。听到有客人来了，她急忙起身，擦掉连珠似的泪水，可眼泪还在止不住地流淌。

她爽直地说：“已经有几夜没睡好觉了，想孩子，奶又胀痛，打针也回不去。”

当我向她说明来意后，她说“有孩子吃，奶就不会这么胀痛了，这倒是一个解决办法”，并问我：“什么时候去？”

我说：“越快越好，可能要在我家待得久一些。”

她像是猜透了我的心，指着自己的爱人说：“他在工厂做工，厂子离这儿不远，这点儿家事他都能做，我出去多久都行。”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我就来接她。

我一踏进家门，就高兴地喊道：“妈妈，我找到奶妈了！”

妈妈似乎又开心又有几分抱怨地说：“老天有眼，保佑着你。再找不到奶妈，你非病了不可。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听说过有谁刚一满月就跑出去顶风冒雪地寻奶妈。你这是头一个。都当妈妈了，怎么还能干什么事都不顾命的！”

我抱着妈妈的脖子说：“妈妈，您看看，我这不是很好吗！”妈妈笑了。事后，我也感到很可笑，自己也已经是做妈妈的人了，还搂着自己妈妈的脖子撒娇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去接奶妈了。她梳洗得很干净，穿戴得朴素整齐，高高的个子，身材十分匀称，脸上的皮肤白白的，透着红润。我心想，难怪护士说她身体健康。我十分满意。路上她告诉我，她出生于工人世家，只读过小学就没钱上学了。她爱学习，自己在娘家时边做家务边看书，到了婆家也是这样。可能正因如此，她显得很善良，温文尔雅，十分有教养。她到我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我母亲允许她洗个澡。妈妈说“很方便的，你每天随时都可以洗”，并带她进了洗澡间。浴后她反复用酒精棉擦洗乳头。当奶妈给女儿哺乳时，我还担心女儿会有异样感觉，拒绝吸吮，可是，小家伙好像根本分不出奶妈和妈妈，大口大口地吸吮着香甜的乳汁。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精神才轻松下来，多日来郁积在心中的浓重的忧虑顿时云开雾散。我的嫂子下班后看到此情此景，说：“振霞是一旦下了决心，不达目的不罢休。奶妈历来是非常难找的。”我说：“这可能就是《全唐诗》中王昌龄所讲的‘一片冰心’吧！我这纯洁得像冰一样的母爱，终于感动上帝了！”之后，我观察了几天，这位当时哥哥寄来的小萤的照片奶妈非常爱我的女儿，她好像把对自己失去的儿子的爱，全部倾注在眼前这个小生命的身上了。她的奶水很多，人也很坦诚，说话却不多，待孩子一睡觉就急忙帮我母亲干活。

生性善良的母亲告诉她：“奶妈不是保姆，需要吃好的，少干活。”

她却说：“多干活，多活动，奶才多。”

看着她俩和睦相处，我的感觉是：两个善良的人聚到一起了。我的兄嫂也很欣赏这位奶妈。我那个可爱的小女儿，也总朝她笑。好像我这个黑皮肤的妈妈换成了一位白皮肤的妈妈，她感到格外满意。就这样，一切都安顿好了，我才放心地回到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了。

人大专为研究生准备了专业阅览室，每天早8点开门至夜里12点关门。我和同室的一位女友，经常在夜里阅览室关门后才回宿舍休息。当时，我们真像《诗经》中所说的：“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在请了奶妈之后，我虽然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但是明显感觉生活负担增加了许多。当时我和爱人都是带职学习，每月工资合起来一百五十二元。每月给母亲寄去一百元，请她按照当时哈市奶妈的最高工资酬谢人家，其余的留作家用。我们夫妻二人在北京每月的支出总共只有五十二元，必须非常节俭才能生活下去。虽然生活清苦一些，但我们心中却充满欢乐，一是专心学习获得的乐趣，二是经常接到哥哥寄来的家信，信中愉快地谈及小女儿的情况，时而附有小女儿的照片，带给我们无穷的欢乐。

当时的照片和现在不同，黑白的，非常小，可是，我们却爱不释手，而且在每一张照片的后面都写上了许多形容她如何可爱的字。真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

母乳送去安康与亲情

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呐喊——“救救孩子”。这当然是说要为孩子们着想，提倡新教育。我在这里则借用一下，希望社会要特别关爱哺乳期间的母亲，因为她们正在以自己的乳汁哺育着社会的未来。

我和我的先生非常爱孩子。家中四个孩子中有两个外号叫“小胖”，一个是长子，一个是最小的儿子。在这一节中，我要说的是长子。

长子出生于国庆前夕，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新中国的诞辰，我们给孩子起名叫金煜——“煜”是照耀、光辉盛大的意思。

金煜小时候肩膀宽宽的，虎头虎脑，圆圆的脸，身上和脸上全是肉，带出去人们都很喜欢，说孩子胖乎乎的很可爱。惹得人们总是问：“这孩子怎么养得这么胖、这么水灵？”

当年我和我先生工作的地方——沈阳已进入困难时期，胖孩子在当时着实不算多。所以，金煜在同龄孩子中就显得特别突出了。

孩子的胖和可爱是怎么来的呢？谁能知道父母为做到这一点经受了多少辛酸和苦难？我们从来没有向孩子倾诉过这段历史，可是，他自幼一直对我们特别好，似乎什么都知道，可能是我们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给予孩子的爱，产生了一种“心灵感应”吧！我很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感情磁场。

那一年，沈阳定量供应的大米白面已经很少了。面条、面包、饼干等白面制品，很少出现在商店的货架上。东北人的习惯是，妇女在产期只能吃小米，不能吃其他粗粮，如高粱、玉米等。于是，我的产期口粮只剩下一种小米了。在哈尔滨工作的哥哥知道沈阳的情况后，想方设法从他们那里用木箱寄来了挂面。哈尔滨当时的情况虽然好一些，可再也买不到别的东西了，我至今还非常感谢哥哥的倾力相助。可是，产期一天三顿面条营养也不够啊，虽然我们想尽了办法，却还是买不到鸡蛋、鱼和肉，连蔬菜也很少，“喝鸡汤”已经成了一种根本不敢想象的奢望。没多久，面条就吃腻了——一天三顿都是用咸菜把面条送进去，确实难受。后来，我不得不打破产妇不吃粗粮的常规，把小米、玉米、高粱米与面条交错食用。为了有充分的奶水进行哺乳，让“小胖”吃饱，在没有肉食、蛋，蔬菜也很少的情况下，我还是尽量多吃饭，吃不下就强吃，咽不下就硬往下咽。不过我确实觉得，我们的处境要比缺粮的人家好多了，孩子总算还有足够的奶吃。

可是，等我产假期满一上班，一系列的困难就都来了。首先是工作，我当时是沈阳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组组长。当时还没有哲学教研室的编制，组相当于室，我们组七八个人要负担全校两千多名学生的课程。但是，有的教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不能登台讲课。我作为教研组长，又是老教员（虽然才二十五周岁），只好多承担教学任务。当时我负责讲授全校文史四个系和数理五个系共九个系科的哲学课。每天上午几乎都有课，下午和晚上，会又比较多，只好熬夜备课。

工作已经令人十分疲惫了，却还要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我母亲特意从哈尔滨赶到沈阳来照顾产期中的我和煜儿，同时还带来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我的长女，另外就是一个侄女、两个小侄儿。侄女六岁，侄子一个四岁、一个三岁，而我的长女也只有三岁，再加上煜儿，一共五个孩子。下了班一跨进家门，简直像进了一个小小的幼儿园。我很心疼自己的母亲，可当时收入少，根本请不起保姆。所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一下班，不论中午还是晚上，都会竭力帮助母亲干活。我的先生当时被调到中共辽宁省委调研室工作，省委机关地点接近南湖，而家在北陵，上下班均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还经常出差。虽然他一心想帮忙做家务，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家务重担全都落在母亲和我的身上。由于每天起得早、睡得晚，整天疲于奔命，我从这时起落下一个头疼的毛病，有时犯起病来，头部剧烈疼痛。就是在这种艰难情况下，我还是坚持给儿子哺乳，开始是早、中、晚三次，外加上下午课间休息。后来从五次改为三次，慢慢地可以加一点儿米汤与稀粥了。

本来我已经感到精疲力竭，腿也肿得很厉害了，却不料又出现了更大的负担。一天晚上，在去学校开会前我对母亲说，如果回来得太晚，就只好先请她试着给孩子吃些牛奶了。可是，会议10点多钟还不散。这时，我先生推开门闯入会场，说：“你们怎么还不散会？怎么还不放李振霞回家，孩子都饿得翻白眼了！他拒绝吃牛奶，几次三番打掉奶瓶。”

老金当时年轻、火气旺，主持会的人这才宣布散会。我回到家看到煜儿不喝牛奶又不肯睡觉，一副眼巴巴的可怜样，不禁热泪滚滚，心疼不已。

大家本不愿“交心”，可又受不了天天又挤又压的会议，就陆续都谈了。我谈了四条：第一，报上天天宣传取消按劳分配，提倡供给制，我认为不合适；第二，农村中劳力强的人都上山大炼钢铁去了，造成秋收缺人，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导致丰产不丰收；第三，学马列的书，不让学生在学校读，而到工厂和农村读，这不是荒废学业吗；第四，批判赫鲁晓夫，不应当和苏联断绝关系，苏联人民和我们还是友好的。

每晚开会的这段时间，老金刚好没有出差，我回家晚他都来接。当晚在回家的路上，我对他说：“不交心，就天天来开会，大家顶不住，每人都谈了。我谈了四点……”随即向老金陈述了这四点内容。

他说：“糟了，你要挨整了。”

我说：“这些想法没有错啊，我说的是‘交心’，不是检讨。”

老金说：“你是没错。但是别人说你有错，你就得挨整了。”我果然还是太天真了，不出他所料，第二天下午，教研室支部书记来找我说：“你交心讲得真实，汇报时，校党委书记说，让你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讲讲，做个样子。”当时外号叫“小胖”的金煜

我不肯上大会，说：“我那不是检查，是‘交心’，我还没有发现我的想法有什么错，不能上大会讲。”

他说：“已经在全校的支部书记汇报会上定了，党委书记拍了板。”

隔一天，当我在大会上刚一讲完，“机关枪”、“迫击炮”全来了。说我“没有一句认错的话”、“继续在会上散布右倾观点”、“不是在检讨，而是在继续进攻”，等等。我发现自己上当了，这哪是“做个样子”，分明是在开批判会嘛！

会后，我感到自己心和手脚都凉了。从此，再开会我一言不发。开会一般都晚到，会上早退是固定的，理由是给孩子喂奶，有时则借口“明天上课，我要备课”。当时，全校的哲学课我讲的是最好的，课又多，所以，别人没话说——大概这也是一种群众心照不宣的关爱吧！我的煜儿由于妈妈对这类会议的消极态度，再也没有出现过饿得翻白眼的情况，每次开会前我都给他吃得饱饱的，晚上回来得早继续吃，因而他睡觉也安稳了。待他睡着，我站在床边，久久地看着我这可爱的小宝贝。心想：我困难重重，心绪又不好，可孩子仍能白胖而又安康，真是上帝保佑！

那段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到来了，本来就每天饥肠辘辘的，上面又提出搞教学改革，学校让教师到工厂和农村上课。我是师院政教系即将毕业的班次四年级的任课教师，又是班主任。因为学生年级高，所以被分配到距学校很远的机械厂。从学校到工厂，走路需用一小时三十分钟，一天来回正好是三个小时路程。虽然那条路通公共汽车，但由于当时国家汽油短缺，汽车只能靠车上面背的大煤气包来开动。而且车很少，有时一个小时也等不来一辆。我认为提倡接受劳动人民教育、知识分子学习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在原则上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在连饭都吃不饱又没有必要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还要以政治来强制执行，不仅无益于学习，更有害于健康。但无奈，我和学生只好每天长途跋涉地来回奔波，又吃不饱，十分疲惫。

我比别人更加饥饿。因为此时煜儿已满周岁，可以吃饭了，但是定量粮只有几斤，孩子又很能吃。我只好尽量压缩自己的饮食，从自己每月二十一斤的定量中，给他节余一大部分；孩子的爸爸也节约口粮给他，在省委食堂就餐，食量也压缩到最低限度，经常是每顿一碗粥和一个馒头的伙食，只喝粥，把馒头拿回家给孩子。我经常是早、中、晚各一顿稀稀的小米粥。如果坐在办公室或在学校里上课，三顿小米粥还可以维持，但每天还要走上三个小时的路，很快就得了浮肿病。头疼加浮肿，身体很差，确实是透支了。然而每天到工厂后，还有三个小时讲哲学课的任务，其他时间则是同工人一起劳动，完成“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任务。这双重“任务”使我每晚从工厂回来，总是拖着两条沉重的腿，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到家看到向我扑过来的可爱的小宝宝金煜，心花怒放，却已经无力抱起孩子了。

此时，我妈妈已经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哈尔滨，只有长子小胖一个留在我们身边，家庭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于是我们请了一位很善良的老保姆。她对我很好，时常关切地对我说：“你脸真黄啊，把粮都省给孩子吃，你吃得那么少，又累，病了可怎么办？”

我对她说：“小胖不病就行，请你把他带好。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你能把他带得这么好，我真的很感谢你！”说完，我喝了一碗稀粥，就躺下了。我思绪万千，心想：天天工作这样累，又吃不饱，真的病倒了，可怎么办呢？国家人多，党内人多，少一个不十分明显，可是小胖少了妈妈可怎么办呢？每当想到这里，只能用被子蒙上头，暗暗流了很多眼泪。最后我想：再困难，我也要挺住，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党中央从各地调一批理论骨干来京，充实几个理论部门。我和老金有幸一起调来，同时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教。煜儿上了党校幼儿园，吃得比较好。我们的少许定量，不用再留给孩子了，大人可以吃饱。老金又属于“糖豆”干部（当时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给一点白糖和黄豆，更高级别的干部则供应一定的肉和鸡蛋，戏称“肉蛋”干部。据说是陈云同志为保护干部身体而向中央建议的，确实起到了雪中送炭的好作用），每月有一些补助，街上也可以买到一些高价食品。同年冬，由于严重浮肿，我和一些人还被中央党校送到北戴河疗养。虽然整个国家的困难时期尚未过去，但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已经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舍得生命保孪生

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关爱，是一种“天职”，是大自然赋予父母的历史使命，也是无上光荣的社会责任，为人父母，哪怕牺牲自己，也要恪守职责，不辱使命。“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原载1942年11月20日《解放日报》）周恩来总理的这些话，讲得多好啊！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这种光荣感、任务感、永恒的“天职”的信念，在我心目中交织着升腾起对子女的至亲至爱，时时准备牺牲自己，保全孩子。

金侠、金延是我们的次子和三子。在排行上，他们的上面是姐姐金萤、大哥金煜，所以，家里习惯称他们为小三和小四。中央党校大院的一些老人，记不住他们学名，却都知道小三、小四。他们一来到人间，就在中央党校的校园里出了名，主要因为他们是孪生兄弟，而且生于虎年除夕。年末我们这个大院来了两只“小老虎”，口口相传，十分引人注目。

可是，大家却不知道这两只“小老虎”尚在母腹中时就向自己生母发动了三次“攻势”，令人忐忑不安、心慌意乱。我们当时的公费医疗关系在海淀医院，也不知道这两只“小老虎”为什么总是和医生“捉迷藏”——在怀胎七个月之前，我去做妊娠检查，医生都说这是一个较大的婴儿，一切正常。到了第八个月，医生却又说“婴儿不大，腹围过宽，可能羊水太多。羊水过多，浸泡时间长，婴儿会出危险”，并让我回家每天吃三次泄水药。于是，我回到家，就开始老老实实地吃药，每晚起夜四五次，半个月内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没过多久，我又去做产前检查，怎知这两只“小老虎”还不肯告诉医生他们是小哥儿俩，继续“捉迷藏”。当时医生检查过之后，说：“摸起来有两个硬度像头颅的东西，可是听起来是一个心音，难道是畸形儿？”当时没有超声波和CT等先进的医疗检查仪器，只能靠耳听和手探，医生的怀疑吓坏了我。回家后，刚好党史教研室的一位老大姐给老金送来工资，我把这个可怕的消息跟她说了，还告诉她，自己因为吃泄水药睡不好觉，身体难受、乏力。这位老大姐曾经生过一对双胞胎女儿，颇有经验，她对我说：“不要怕，再去大医院查查看，妇产医院比较好。”

我听了她的话，很快就去了北京妇产医院。刚开始，有两个女医生也是认定：“心音只有一个，但像是有两个头颅。”随后又叫来几位医生检查，都这样说。当时我的心里又难过又恐慌，几乎连一点点希望都失去了。后来，他们请来了妇产科的女主任。但这位老大夫并没有立刻检查，可能是为带徒弟吧，她又叫来了几个学生模样的医生来对我进行探查并用听诊器进行探诊。至此，我身边已经围了一群医生。他们检查后的看法都一样：“一个心音，两个头颅。”这让我几乎哭出声来，近乎绝望地想：莫非真是一个畸形儿？于是，妇产科主任开始用手探查，她在我的腹部上左按右摸，又让我右卧、左卧，翻来覆去地听诊，为此她一直弯着腰低头操作。后来，她终于挺直身，郑重地吐出四个字：“是双胞胎。”紧张的气氛一下子被打破了，不少人都笑了，无疑，他们也在为我担心，生怕是畸形儿。我的心里当然比谁都激动，急忙追问：“那还用不用吃泄水药？”主任说：“不要再吃了，生育时，水过少，会出危险的。”

主任让医生们都靠拢些，对他们说：“为什么听起来是一个心音呢？两个头部都在前，好触摸，可是，因为婴儿身体蜷曲着，一个躯体在前，一个靠后，因此，一个心音压住了另一个心音。”她慢条斯理地指着听到和抚摸到的部位，讲得有根有据。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她，这位名医加专家，可算是搬掉了压在我心上的巨石啊！我真诚地对她说：“谢谢！”她笑了笑，说：“起来吧，没问题，是双胞胎，放心回家去做准备吧！”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真是高兴得无与伦比。虽然当时是严冬季节，而且已近年关，我却感觉春光明媚，春和景明。回到家，我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爱人和母亲，他们也异常兴奋。母亲赶紧把小棉袄、小棉裤、小棉被等又加做了一套，这已经是临产前的两周了。

在得知是双胞胎之后，我又去了一次海淀区医院，转告了妇产医院的检查结果，并要求临产转院，再拿单据回来报销，回答是：“双胞胎我们可以接产，不必转院。”可是，以前多次检查都结果错误，已经使我对这家合同医院的医术丧失了信心。为保证两个小生命的安全，我们夫妻反复商量，宁愿日子过得再紧一点儿，也要挤出钱来准备临产时去好医院。最后，我们自费到北京妇产医院，平安地生下了这对双胞胎弟兄。

为了就近、方便，产前的最后一次体查，我还是在区医院进行的。医生告诉我：“你还有一周生育。”在回来的路上，我放心地买了一些我能提得动的年货。回到家中又给长子金煜和自己洗了澡，把衣服也都洗了。没想到，两个小老虎居然又同妈妈开了第三次玩笑，急不可耐地想要在虎年来到人间。当日晚，即虎年除夕夜里11点，我破水了。住在楼上，平时像亲姐姐一样关怀我的傅玉琴医生，听到家人告急后，急促地跑下楼来，在检查了我的情况后果断要车，说：“如果让水流干了，生育就会有危险。”她亲自与老金送我到医院。我躺在产台上，医生检查后说：“双胞胎，胎位不正，是难产，赶快做好手术准备。”旁边的人一边准备刀、剪等手术器械，一边打电话，请产科主任和另外两位医生尽快赶来。

当时，我的头脑特别清醒，一切都清清楚楚。心想这两个小生命为什么这样惊吓自己的母亲，也不知是顺产，还是难产，只好祈福了。难忍的腹痛并没有让我停止思考。

产科主任一来，我就什么也不愿想了，只听到她吩咐了一声“请配合”，我就老老实实配合，又听到她说：“好，再配合。”这种话，她反反复复说了很多次。在我感到已经疼得快晕过去的时候，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还没等我喘口气，产科主任又叫我配合，于是在我疼得死去活来中，又一个小生命出世了。这时，医生告诉我：“中间隔有七分钟，一个六斤三两，一个五斤七两。”

我母亲常说：“生孩子时，女人的生命像窗户纸一样薄，一捅就破，说死就死。”我在生头两个孩子时，就听到过这些话，但没有产生共鸣，因为那是两个单胎的顺产婴儿。而这次却是一对孪生儿，胎位又不正，难产。我好几次感到“疼痛得要死了”、“自己活不成了”，但还是凭借母亲的天性，自己在心里跟自己说：“要好好配合医生，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这两个小生命降临人间。让我用自己的一条命，换来两条生命吧。就算自己没命了，只要能保住这对小双胞胎，也是值得的。”意外的是，医生并没有用任何手术器械，两个孩子就相继诞生了，而且母子平安。时隔多年，至今每当想起此事，我都从心底在深深感激当时挽救了我们母子生命的医生、护士和产科主任。

产后头三个月还算顺利，只是吃不到多少有营养的东西。因为天灾、人祸，情况还没有大的好转。由于大家普遍缺肉吃，所以不少人家开始养兔子，我家也养了。产后买不到鸡，主要是吃兔肉。记得老金骑车到乡下去花高价买了一只鸡，这是我生双胞胎后所吃的第一只，也是唯一的一只鸡。不知为什么，我吃兔肉后腹泻，所以只好停食兔肉。当时就主要是吃粮食，有时还吃粗粮，各样粗粮吃得很多。奶也多，供两个孩子吃，居然还有富余。

那一年，我二十八岁，之前已经生过两胎，这次又怀了双胞胎，加上工作又忙，经济负担也过重，于是决定做绝育手术。如果在生育后立即做，顶多二十分钟，可由于在家破水感染，产后高烧不退，不得不过了四天才做的绝育手术。这之后的三个月，我一直腹泻不止，医生说：“可能手术时，肠子暴露时间过长，着了凉。”三个月内，我一直腹痛、腹泻，日子很不好过。但这比起生产时的痛苦要好多了。特别是没有影响到“小老虎”的哺乳，这是最使我欣慰的。

但是，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三个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我得了乳腺炎，左侧乳房出现红肿、硬块。打针、吃药，都不见好，而且日益严重。医生告诉我，不能再给孩子吃奶了。这之前，我的两侧乳房不知不觉有了分工：小三食左侧，小四食右侧，他们向来不肯交换吃。因为左侧乳房患上了乳腺炎，侠儿的奶就没有了。不过，侠儿比煜儿好，饿急了，他可以吃牛奶，虽然量少，但不会像煜儿用小手打掉奶瓶。

我的乳腺炎日益严重，高烧节节上升，直到40℃。躺在床上，看一切都在动，天旋地转。老金将我送到医院，医生说需要立即开刀。在这之前，我听说过党校里有两位女同事因患乳腺炎开了刀，其中一人的一个乳房还开了两次刀，且不再有奶。想到这里，我拒绝开刀，请医生给开些消炎药。

医生说：“太严重了，吃药已经无济于事！”

我对医生说：“我不是怕开刀，我刚做过绝育手术，以前还做过其他手术。我只是怕双胞胎没奶吃，只养活一个，多难过。”

医生说：“乳腺炎的病毒会随血液流遍全身，得了败血症，就很难治了。如果保不住你，家人该多难过。”

但我还是不让老金签字开刀，于是，医生很生气，在病历上写了两行字：“本人拒绝手术，一切后果本人自负。”还让我在这两行字下签了自己的名字。老金也奈何不得，只好搀扶着我上汽车回家了。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当晚，我们的老邻居——一位姓王的食堂管理员来看我。老金见到老熟人，忙把今天看病的情况告诉了他。这是因为老金看我不肯听医生的话开刀怕耽误病情，内心十分焦虑，像是走投无路了。

老管理员说：“她不愿意开刀有什么办法，也不能硬按着她开刀啊。试试中药和偏方吧！如果出头、流脓后，兴许能保住奶子。”于是，他让老金买来大红枣，还有红色的高级人参，另加两味中药（名字记不住了），每天晚饭后，他都亲自来我家帮忙熬药。妈妈觉得太麻烦老管理员了，就想自己接过来熬药，一进厨房见他正在往药锅里放一块像指甲般大的黑东西。妈妈便问这是什么，他说是祖传秘方。从此，他不再来我家熬药，都是在他家熬好了送过来。即便是下雨天，他也会照样打着伞送过来。

喝了药，我周身发热，血好像都沸腾起来了。乳房上的硬块越来越集中。后来，炎症集中的部位越来越小，在最集中的地方出了头，脓一点一点地流了出来。没出两个月，病就好了，侠儿可以吃母乳了。他虽然能吃牛奶，但每次吃得不多，消瘦了不少，一吃到母乳，便嘬住不放，吃得那么香甜。我妈妈担心孩子小孪生兄弟——金侠（右）和金延（左）饮食过量，每回都是一见他小肚越长越胖皮鼓起来，就立刻把他的小嘴从我的奶头上揪下来，直接抱走。很快，侠儿胖了起来。后来，这两个孩子越来越胖。

有一位同我差不多同时生小孩的女同志来问偏方的效果，我说“效果很好”，她也看了看侠儿吃奶的情形。过了一阵，她才告诉我：“王管理员说：‘我们同老金、李振霞是老邻居，深知他们的为人，其他任何人也不敢给吃这种药。’”她还说，“我当初是不得不开刀，现在奶子废了，不能再给孩子吃奶了……”

没过多久老管理员病逝了，我们全家感到异常悲痛，他给了我们母子康宁，可以说是我们母子三人的恩人，怎能不让人万分感激！

过了一段时间，见到老管理员的女儿，我问：“你父亲治乳腺炎的偏方，是否留下了，传给了哪个孩子？”

她说：“走得急，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我们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对于子女来说，没有接过这份遗产，真可谓“抱憾终身”了。我在对王管理员这位老恩人充满了怀念的同时，也对这份秘方的失传深感遗憾——祖国有多少宝贵的遗产，不正是这样失传的吗？

生育一对小孪生弟兄，很不容易，他们多次带给自己妈妈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险情，甚至令我想着不惜舍去生命来保住这两个小宝贝。而他们所报答给我的，用古人的话讲是“虎啸风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为豪杰，奋发有为。《北史·张定和传论》曰：“虎啸生风，龙腾云起，英贤奋发，亦各因时。”这已经是我的最大满足了。

孝母之心沉甸甸，挥泪传给下一代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紧扣着父母的心弦。但问题是怎样在家教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者将原有的戒律，赋予新的内涵。“孝道”流传了数千年，除去对封建帝王、封建家长的“愚忠愚孝”，在当今的家庭中，对处理与长者、老人、父母的关系，还是意义深刻、饱含智慧的古训。

为人父母，在家教中，切不可忘却将这一信念传给下一代。我们的四个子女，都是我母亲带大的。其间虽请过奶妈，在母亲有病或需要回哈尔滨处理急事时，也请过保姆，但时间都比较短暂。四个幼儿基本上都是在姥姥的精心呵护下日益成长起来的。

我母亲是一位非常勤劳、聪颖能干，虽没上过学却能够识一些字的家庭主妇。像无数东方女性一样，她温柔、善良、能吃苦、节俭、话语不多、深思沉稳。

在我生第一个女儿前，妈妈已为兄嫂带了三个孩子：大的六岁，小的一岁，中间的四岁。繁重的家务劳动，使她在家没有停歇的时候，从不知什么是午睡。孩子的睡眠时间，正是她干活最多的时间。由于缺少必要的休息、睡眠及营养，她得了血管性的头疼病。我亲眼看到，她注意孩子们的营养，对自己的饮食却很不介意，有时急急忙忙吃几口，放下碗筷就去干活了。为了给她补充营养，我自参加工作后，每月省吃俭用，回家时将节余下来的工资，除乘火车等极必要的费用外，全部交给妈妈，请老人家吃点儿好的，或者喜欢什么就给自己买点儿。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老金了。我十九岁、他二十一岁时我们订了婚。在结婚前那几年间，我没有为自己攒下一分钱的嫁妆。每次寒暑假都要回家一次，回来后就会告诉他：“存下来的这半年的工资，我到家后全都给妈妈了。”或者说：“看来到结婚时，我是存不下钱的，也买不了什么东西，干脆从俭吧！”每回他都笑笑说：“没关系，全都由我来解决，你放心吧！”他非常理解我，因为他知道我出生后十个月大的时候丧父，母亲自那时起便开始守寡，独力抚养我们兄妹长大，我和她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母女深情。

每次寒暑假回家，除了将钱全部掏给妈妈，我还拼命帮助她老人家干活儿。这本来可以聊以自慰了，但每当假期结束，我都会十分“上火”——不是嗓子哑就是嘴破了，总是依依不舍地告别我的母亲。有时，老金写来信，希望我假期能早点儿回去，我们能利用假期多在一起玩一玩，可是我没有一次满足他，因为我不能兼顾两边。这也是我终生对老金感到抱歉的地方。每次寒暑假一到家，我就会围着母亲转，碧波荡漾的松花江和美丽的太阳岛，也同我无缘了。家乡老同学不少，但也只是他们来我家看看我，我是很少出去与他们聚会的，因为我要陪妈妈。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我当时的思绪，怎么也不愿把自己的头生女儿送给她姥姥带，再增加母亲的劳累和负担了。我同老金多次商量，总是感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因为我们是婚后来北京学习的，他在中央党校师训部，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周末只能临时借住在党校为我们提供的自家不能烧水煮饭的招待所。这里哪有容得下婴儿和保姆的空间？当时号称拥有万名师生的人民大学，已是拥挤不堪，哪里还有这种养育幼儿的栖身之所？最后，无可奈何，还得劳累我的老母了。

前面已谈到，孩子放在母亲身边后，我那么拼命地找奶妈，一是为孩子健康，二也是为减轻她老人家的负担。每月我们将夫妻二人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寄回去，也是想使母亲和家人不要太拮据，以便让老人减少一些烦恼和忧愁。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一毕业，我就急着回家了。考试、鉴定、毕业典礼的时间加在一起也没有多长，可是，我却感到是那么漫长。头一天举行毕业典礼，第二天就起程回家接孩子。因为是定向培养，我们在沈阳一直保留着一个“家”。在哈尔滨，碰巧嫂嫂的母亲来了，他们那里是由姥姥代替奶奶接管孩子，我的母亲这才得以脱身。我和母亲带着九个月的女儿回到了沈阳。而此时老金所在的中央党校，因为搞“反右派”斗争，不让大家按时毕业，所以他尚未回来。姥姥、小女和我这个三口之家，虽仍有些困难，但母亲显得轻松多了。虽然她的话还是不多，但脸上经常绽放微笑，一副安居乐业、心旷神怡的样子。

5月份，因为被下放，我们母女只团聚了十一个月，我的妈妈也只轻松了不到一年，此时她不得不满脸愁云地被哥哥接走了。妈妈又要去重复她那繁重的家务劳动，继续做四个孩子的“保姆”了，其中还包括我的长女。

当年的金秋时节，一天，主管我们“下放”干部的原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突然跑来对我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回去，主持开全校哲学课，由你做负责人。”他还说，“人事处去人民大学了解了，说你没有什么问题。”

我问：“没有问题还给处分，那个决定怎么办？”

他讲：“人大说学生支部已经解散了，决定只好放一放。”

我哭笑不得地说：“没问题竟然给处分，而且处分的决定不能改变，这算什么事呢？”心里反复想这叫什么“正义”和“公道”。但是，不必再继续劳动改造，能够回校教书，毕竟是一件好事，我还是愉快地服从了这一决定。

回来后，我又立刻把女儿接回沈阳。这次随我母亲来的不是一个，而是四个——兄嫂的三个孩子也来了。

后来，我发现母亲具有“神奇”的本领——她竟然能把四个孩子带得不哭不闹，高高兴兴，活泼可爱。而且，她还让孩子从当时仅有的媒介工具——“收音机”中学了许多歌谣、童话故事，她还把家里收拾得整齐干净、井井有条。有时，我下班时，她已经把饭都做好了。这要付出多少艰辛和劳动啊！我经常告诉妈妈：“卫生搞马虎点儿，差不多就行了，活儿留给我回来干，等我回来一起做饭……”可她总是笑笑，也不说什么，还是默默地按她自己的计划行事。她常说：“和孩子们在一起，累也愉快！”

那时好像也没有什么避孕的概念，9月份，我们又生了一个儿子。为了不让妈妈过于操劳，生完孩子的第十天我就开始洗尿布。热水不方便，只好用冷水。这个时候看得出妈妈十分疲惫，特别是冬天几个孩子同时得肺炎时，刚强的妈妈落了泪，我也流泪了。我和老金的工资月月花光，连兄嫂寄来的那些钱，也花得分文不剩，实在没有钱请保姆了。当时保姆月工资只要三四十元，可每月我们连三四元的剩余都没有。我心疼母亲，又没有办法为她解脱，就利用上班之外的时间，极力帮助妈妈干活。直到给排着队的五个小宝宝洗完澡，我才去备课，夜里两点以前从没上过床，长此以往，养成了夜里入睡难的习惯。

后来，嫂嫂得了肾炎，要接我妈妈回去，于是我妈妈又带着四个孩子回哈尔滨了。她走后，我们只留下一个煜儿，三口之家，开销相对减少，有点儿余力，于是我们请了一位保姆。没过多久，女儿到了三岁可以上幼儿园了，我立刻去哈尔滨把她接回来送进幼儿园。这时，妈妈的身边从五个小孩变为三个，兄嫂的孩子也渐渐大了起来，令妈妈轻松许多。可是，因为当时人们吃不饱，妈妈在哥哥家患上了黄疸性肝炎。知道这个消息后，我边哭边怨恨苍天，妈妈刚刚解脱一点点，怎么又如此来折磨她！

后来，我和老金因工作需要被正式调至北京，妈妈在康复后也很想来京，我们便把老人接到北京。为使她老人家更好地休息和疗养，我们将一岁半的煜儿送进幼儿园整托。

妈妈经过两年时间的康复，精神和身体都好多了，这时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两个小生命的诞生。这对孪生兄弟的到来，似乎为她增加了无穷的欢乐。

母亲在带两个孪生兄弟的过程中得了阑尾炎。我们去请保姆，谁都不肯来，说两个孩子一起带，易摔、易碰，责任重大。无奈只好请一人带老四，而将老三送至大有庄一位阿姨家委托人家带。后来妈妈的身体逐渐好起来，她坚持把老三接回家。这时，我和老金各提一级工资，家中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充满了幸福、和睦与安康。

然而没过多久，麻烦事又来了。全国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教研室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组织上决定让你去通县‘四清’。”我一听，心中一惊，脱口而出道：“我的孩子还很小啊，才一岁半，又是双胞胎。”“还有老金在家嘛！”“你别忘了，他是男同志。”“你快做准备吧，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了。”“我要去找校领导谈。”“找谁也没用。这是校长夫人、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在全校选的。副主任是女的，去当队长，需要一个既管生活又管书写的女秘书。”

于是，我只好克服种种困难，尽可能地安排好四个孩子，并嘱咐好老金，又一次挥泪向母亲告别：“实在对不起妈妈，又得让你老人家加倍劳累了。”

在我去参加工作的半年时间里，首先是我的爱女金萤得了黄疸性肝炎。工作队给了我三天假回家探望。当我赶到日坛医院的传染病区看望女儿时，按照医院的规定，只能互相隔着玻璃门说上几句话。而我带去的东西，就由护士转交。看到爱女面黄肌瘦的样子，我心里难过极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当我走下楼梯、来到庭院里时，从三楼的窗口传出了女儿的声音：“妈妈，我没事，你放心去工作吧，让姥姥带好弟弟。”

我抬头看着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眼泪更是扑簌簌地落下，半天才喊出一句：“要按时吃药，注意休息，听医生的话。”

她只有八岁啊！我当时心都要碎了，爱女命运未卜，与患病的她朝夕相处的三个小同胞手足，又将怎样？我真是不敢再想了。而当时死死地禁锢着我头脑的“纪律”，使我虽然深深感到母亲和老金的难处，最终还是带着揪心的忧愁归队了。

爱女病愈回家时，全家欢乐，经检查，她的三个小兄弟肝部无恙。可没过多久，我又接到一封老金的来信，让我整夜哭泣不止。信上说：“小四得了败血症住院了。”信是晚上传到我手的，当时回北京只有一趟9路汽车，已经停开。夜里，与我同屋的女队长见我不住地哭泣，对我说：“你明天回去看看吧！”

第二天，我赶到了医院，也是隔着玻璃看望。医生对我说：“他每晚都哭闹找家人，不睡觉，只好给他吃安眠药。”小四在我走时刚学会叫“妈妈”，此刻可能是安眠药的作用，竟然什么也不会说了，只是伸开两只小手让我抱，可是隔着玻璃我也抱不到他啊。于是，他在里面哭，我在外面哭，我们都哭出了声。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母亲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后来，我又从通县南关镇回来看过他几次，同样只能看着他，根本摸不到、抱不着自己的儿子，每次都是在失声痛哭中回到通县。

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使我的母亲更劳累更受苦，使我的孩子们深受病痛的折磨。我也非常恨自己，当时怎么那么没有骨气，如果硬不去又能怎么样？我这一走为这个幸福的家带来了多少苦楚！我总觉得对不起妈妈，一种负重的、沉甸甸的“孝敬之心”，使我在母亲故去后，时常向孩子们念叨姥姥带他们时的苦楚、劳累和心酸。特别是他们还在国内时，清明节一起去扫墓，抑制不住对母亲的怀念以及心中的歉疚，种种思绪一起迸发，我往往会在母亲的墓前向孩子们哭诉，要他们记住姥姥的恩情，挥泪把对母亲那深切的爱与中国的传统美德——“孝道”一起传递给孩子。孩子们现在以同样的真挚的“孝道”对待我们。可能这就是“一辈传一辈”吧！

孩子们出国后，时常会邀请我们到国外探亲，一切费用由他们支付；有时他们会轮流回国探望我们；2007年，金煜作为雪佛龙石油公司驻北京地球科学家商务代表归国后，常常借圣诞节等假日去美国和姐弟团聚，并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儿子，之后，又代表几姐弟匆匆飞来三亚陪父母欢度春节，给我们带回来居住在国外的孩子们的问候与爱意。这一切，都让我们共享了亲情的极大温暖与快乐。

匍匐冲锋的小战士

我很喜欢鲁迅在《热风》中所说的话：“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和我的先生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会读书，又不成为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为此，我们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密切关注孩子的乐趣，因势利导。

我们一直希望：在男孩子的身上，有一种阳刚之气，一种浩然之气，一种凛烈之气，一种“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之气。

然而，这种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培养出来的，而是需要父母自幼培育，像给小苗浇水一样地精心扶植与浇灌。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四清”时，有一次从通县回家，一位称我为“大师姐”的中国人民大学老同学同我一起回北京出差。他说：“正好到你家看看小孪生兄弟。”我这位师弟很喜欢小孩。

我们到家后，已经是晚上9点了，小孪生兄弟洗得白白净净，换了干净衣服，正准备睡觉呢。姥姥看到叔叔很喜欢他们，就提议让兄弟俩为叔叔表演，最后还让他二人做匍匐动作，表演达到高潮，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当时，金侠和金延的年龄都还很小，不大愿意和大人对话，但很听话。站在他们身边的是匍匐冲锋的两个小战士：金侠大他们三岁的小哥哥金煜，是管发号施（左）、金延（右）令的。一声“卧倒”，两个小弟弟二话没说，听命而行，立刻卧倒。小哥哥又一声命令“匍匐前进”，他俩立刻扑地，一手侧卧在前，一手在后，向前进，很逼真。因为小哥哥没有喊停止命令，两人就一直匍匐向前，直到钻进用两张单人床合搭起的大木床下的角落里。这时小哥哥下了回转令：“转回匍匐前进。”二人从床下钻出，继续维持原来的姿势前进。从床下钻出，不仅身上是土，小脸在床下急转时，可能碰到墙了，还沾有少许白灰。因为哥哥没有下“停止”的命令，他们俩还是严肃认真地像前面真有敌人一样地匍匐着前进。直到哥哥下令“停止，起立！”，这两个小孪生兄弟才站起身来。大人看着三个孩子的表演，都笑得前仰后合，俨然看到了一位军官和两个小战士。“这三个人的口令和动作怎么都这样像？”师弟问。

姥姥说：“这几个小兄弟天天都去看解放军在操场上练兵。他们还会很多动作，都是从警卫连的军官和战士那里学来的。每天他们在外边摸爬滚打，回来总是像泥猴似的。”

我想到妈妈和阿姨为他们每天洗衣服、洗澡够辛苦的了，就说：“看来这一阵子匍匐前进，衣服又得洗了，我今天回来了，就让我来洗吧。”

三个儿子每天满身泥土回家。那时候家里没有洗衣机，每晚都由妈妈照看孩子，阿姨洗衣服。我从工作地回来后，阿姨正好因为家里晚上有事就只能白天来了。我考虑到妈妈和阿姨每天照看孩子很辛苦，于是晚上给孩子洗衣、洗澡的任务，我就自动承担起来。完成了这些任务后，才坐下来备课，一直到深夜。虽然很辛劳，但心里仍有数不尽的欢乐。

为了让衣服好洗些，或少洗些衣服，而让孩子少一些匍匐和滚打，这样的母亲是有的，可是，我们从没有向孩子提出过这种要求。可能是因为我酷爱鲁迅著作，在孩子们还很幼小时，每当抱起一个儿子，我都不禁会想：我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一个个好男儿，一个个全身正气的男子汉。当时，我脑子里的“男子汉”形象，就是：有鲁迅那种“硬骨头精神”；遇事不惊恐，不慌张，临危不惧；不懂得什么叫“低头”、“弯腰”、“屈膝”；在困难、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能够挺直身子走过去。

中央党校的警卫连，天天训练摸爬滚打等。每当训练或表演时，孩子们能够在不远地方看，跟着学，回去练。我有时看到了，就对我先生说：“这是孩子多好的课堂、多好的学习机会啊！咱们每天要上班，职业又不同，教不了他们这些，警卫战士和军官是他们的好老师。这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意志的磨砺。”我先生很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告诉妈妈和阿姨：“多带他们去看警卫战士练操，让他们学着练习。衣服脏了，我来洗。”我们从不会因为孩子的衣服脏了而抱怨他们，衣服脏了我就心甘情愿去洗，坏了就默默地缝补好，一心想让男孩子们自幼培养起男子气概。

到了“五七干校”，他们的天地更广阔了。哥哥带着弟弟和一帮男孩子爬树、打鸟、摸鱼……一天下来，身上的泥土更多了。我们照样允许他们这样做。室内没有管道，不能洗衣服，不论冬夏我都抱着一大盆衣服去外面的水管龙头旁洗。冬天手冻得僵痛，我也从不向孩子和老金诉苦。老金在干校迟迟不给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夜里不断地写自我检查，一次又一次不能过关。每天掏大粪，一个书生，掏了一天大粪，劳累一天，回到家中能够帮助做饭，已经很不简单。我母亲和阿姨在我们去“五七干校”时陆续走了。我默默忍受着劳累的艰辛和“接受改造”的委屈，期盼孩子长大了不再经受这一切。当时我就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被整得弯腰低头，裹着小脚，难以走路，绝不能让孩子再像我们一样了。

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到后来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长子金煜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前，初到美国时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因发给的生活费较少，不得不每晚外出打工，曾遇到坏人抢劫，他都无畏地予以自卫还击，并安然脱险。1995年，我们去美国探亲，他深情地对我们说：“我在国外，爸爸妈妈不必惦记，你们教给我们的男子汉气概和做人原则，足够我们用来对付各种困难了。”听了这话，我十分感动，心想作为父母，我们终于无愧于孩子们了。

其实，仔细一想，这并不是我们个人的操守问题，而是我们依据中华民族的优秀性格教育了子女。这种性格不论孩子在国内还是在外国，永远是他们的内在气质，是无价之宝。关于这种阳刚气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曾说过：“鬼神泣壮烈。……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我认为，男孩的阳刚之气，一定要自幼培养。我们的三个儿子没有辜负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一个个都成长为充满阳刚之气的好男儿了。这种“男子汉”的凛烈浩然之气，不能不说是他们每个人成才以及事业成功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气质。

这种气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我国人民最为珍贵的内涵。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也常背给孩子们听，并教他们背诵，虽然孩子们当时年龄还小，可能懂得有限，但却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根据我们的经验，父母不在这方面花心思是不行的。对待孩子们平时不妥当的举止言谈，要特别留意，在心底自问一句“为什么会这样”，但千万不要急于表态和妄加批评，而要找出症结所在，对症下药，耐心引导。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孩子尚且幼小，还不懂自己“善养”，这就需要有大人的耐心帮助与培育。

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父母对孩子自幼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是“节约”、“省钱”的问题，而且是培养他们的一种终身受用的精神。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对享乐“趋之若鹜”，那么他长大后在事业上、生活上也就很难做到艰苦奋斗，奋发向上。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父母首先要做到节俭。“一个邪恶的父亲只能造就堕落的儿女；一个腐败的社会所能提供的榜样只适于腐化心灵和精神。”这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哲学家霍尔巴赫的名言（霍尔巴赫：《社会体系》，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45页）。现代日本教育家井深大也指出：“‘孩子是反映母亲形象的一面镜子。’从孩子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父母的人品如何。”（《怎样教育婴幼儿》，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为人父母的整天想的只是怎样让孩子吃饱、穿暖，为此花费了许多心思。当时，在那种“今天最革命，明天反革命；今天台上坐，明日阶下囚；今天造别人反，明天被别人造反”、黑黑红红变幻莫测的岁月里，人们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今天谁也不知道明天的自己将会是什么样子。既没有心思，也没有权利展望未来、设计自己的人生。

然而，人毕竟是人，都有着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头脑和血液中不可能只有一些生硬的语录和“最高指示”，总是免不了会偷偷地想一想自己和全家人的命运。当时我们的工资取消了，只有靠我们两个人的双手，养活四个在泥土里跌打滚爬的小宝宝。虽然我们长着的是双一直写字的手，但是种地得来的粮食，总可以糊口。然而，没有工资，买不了东西，孩子穿什么呢？这是我每当想到未来生活时，总会遇到的一个十分苦恼的问题。

在较长时间的苦闷中，我下了决心，要自己做衣服。可这恰恰是我的短项。因为我的母亲有一手好针线活，我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的衣着操过心。她老人家也不肯向我这个唯一的女儿传艺，理由就是“学会针线以后要受累的，长大多挣些工资买着穿吧”。此刻迫于生活，我只好下决心从头学起，学着纳鞋底、做棉猴儿和单衣等。衣服做好后，正值寒冬。我把棉猴儿絮得很厚实，棉鞋则是用我的旧呢子大衣裁下来的下摆做鞋面，再加上棉花。给孩子穿起来一看，上下圆圆的，但却十分暖和。两个小孪生兄弟早晨穿得暖暖和和，高高兴兴地上了幼儿园。

但是回来后，小三金侠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早晨阿姨问他：“你们的棉猴儿和棉鞋是谁做的？”他说：“是妈妈做的。”阿姨说：“真难看！”听了这话，我的心凉了半截，倒不是由于阿姨的评论，因为我刚刚学做针线活，深知自己做得不好，只是生怕影响孩子的情绪。看着外面飘着大雪，寒气逼人，我想：如果孩子不肯再穿，明天可穿什么呢？心中不禁有些焦虑。

我问侠儿：“那你明天还穿着它们上幼儿园吗？”

侠儿毫不犹豫地回答：“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儿子小四在旁边一直听着，此时也急忙跟着说：“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从表面上看，小四金延好似在重复小哥哥的话，实际上，他是用相同的语言，表达了共同的决心。看得出他说的是那样认真，同小哥哥一样诚恳。当时他们只有四岁，却能够这样理解妈妈的心情，我真是感动极了。我当即一手搂住一个亲了又亲。我为全家设想的将来谋生的试验，得到了两个孩子的配合，怎能不让我动情？可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经常给孩子缝补衣服、做衣服穿，在潜移默化中让孩子们养成了不讲究穿着，不同别人比穿戴，专比学习的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当病魔与孩子纠缠的时候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有父母在孩子生病的时候，不会感到痛苦、焦虑，甚至寝食难安？实际上，孩子身体所受的病痛折磨，同父母心灵上所受的痛苦折磨，是同一个过程，而且后者常常更甚。问题是怎样正确对待孩子的疾病。

我家孩子的爸爸是比较理智的。在他的影响下，我在通常情况下也比较理智。我们一方面为孩子积极治疗，细心观察孩子的病变情况，悉心护理；另一方面又极力约束自己，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惶恐不安，因为这样会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在那个与疾病斗争的时刻，孩子需要的是战胜疾病的信心和顽强的毅力。而能够给予他们这一切的，没有人会取代深深地爱着他们而又被他们所完全信赖的父母。

孩子一旦康复，我们虽仍细心照料，但却尽量不让孩子觉察。这样，才能使他感到自己和别人一样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如此做的好处：一是使他们的幼小心灵在学习上，能够具有同别的孩子一样的竞争勇气与积极进取的信心；二是不依赖父母，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永远需要父母照顾的病孩子，这对于他们长大后独立闯荡事业，具有很大的有利的影响。

我们的长女金萤得过黄疸性肝炎，小儿子金延得过败血症，病得很严重，而我们都是按照上述的方式进行护理与关爱的。

这里特别谈一谈我家老三金侠。

他幼年时心脏有毛病，现在是完全好了。可当时看了许多医生，都说他患有慢性心脏病。

女儿、小四患病，以及小三得病，我都非常难过，夜里哭泣是经常的事情。因为我毕竟是个女人，不是圣人，作为女人的弱点我都具有。但是我从不让孩子觉察到我爱哭的弱点，绝不当着孩子的面哭泣。我向来入睡较晚，有时备完课就坐在熟睡的孩子身边，一个个地看着孩子，而当视线一落到侠儿的脸上，我常常会扑簌簌地流下眼泪。这是因为，女儿和小四得的都是急性病，治好了就能让人放心了。可是心脏病却是慢性病，总怕拖下去会后患无穷。

后来，我背着孩子，想方设法地求医问药。直到后来，我从地处河南省西华县的“五七干校”，被临时抽调回北京参与编写六本经典著作辅导读物。趁此机会，经人介绍，我找到了阜外医院著名的心脏科专家、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胡旭东。在说明了情况之后，胡医生提出要当面看到病人。我赶紧又托人把孩子从河南带来北京进行诊治。此后多年，我们就是一直按照这位名医的医嘱，治疗和护理着侠儿的疾病。

后来，孩子进行了心脏检查，检查结果表示他的心脏完全正常了，考大学时也顺利通过了体检。其后他在上大学期间还成为校篮球队队员，至今还经常进行打球、游泳、滑雪等体育运动，身体一直很好。这都是后话。在当时，为了不使孩子有任何心理负担，我虽然已在北京找好了给侠儿看病的医生，却还是让他和小四金延（左）和幼时心脏有杂音的小三金孪生弟弟一起进京，只说是来玩侠（右）玩。

在带着他俩玩了几天之后，我就说要给两个孩子一起检查身体。所以，整个过程中，金侠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紧张。而真正感到紧张的却是我这个妈妈，但表面上我还是极力控制住自己，表现得泰然自若。因为两个孩子都聪颖、机敏，他们很容易看出情况不对。我平时总是教育孩子要诚实，但在当时我却需要深深地掩藏住内心的苦痛和忧虑，面对孩子需要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需要时时对他们呈现笑容。演这种戏让我感到十分痛苦，也很艰难，但为了不给孩子带来长期精神上的负担，我又不能不这样做。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那种为了让孩子老实、听话地静养，而在孩子面前刻意夸大孩子病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的。当年对孩子疾病的检查和治疗详情，以及我们的种种安排，至今我们也没有向孩子们倾诉过。记得那时小三刚刚六岁，如果当时我们不是这样做，而是经常在孩子面前哭哭啼啼，势必给孩子造成“自己患有严重的慢性病”的心理负担，那么很可能就没有今天这样勇气十足、睿智灵活的金侠了。他的气质很不一般，因他性格内向，做任何事都是沉稳、缜密、机智，却又信心十足。记得在高考的第一天，他发烧到38.9℃，在打了退烧针后，他仍然满怀信心地去参加考试了。

从考场回来后，我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今天你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我在即将进门时，在门口停了一下，往里面望了望，心想：我若是考不上，你们都考不上。”

我说：“这岂不是太骄傲了吗？”

他笑笑说：“不，我这是在给自己打气。别人头脑清醒，我刚发过烧，头还晕，得有点儿精神啊！”

他就是这样带病却充满信心地通过了高考，并取得优异成绩，考上了八年制的协和医科大学。当年，协和医大只招收三十名学生，而且是面向全国，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作为一个中学生，许多人不敢报考协和医大，而他不顾父母担心他考不上的顾虑，勇敢地报考了自己理想的大学，而且一考即中，一直读到毕业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又出国继续学习，在剑桥大学医学院继续攻读并荣获博士学位。后来，他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跨大西洋，到美国同他的专业对口的世界上著名的艾滋病研究中心去开始了博士后的训练，做了一名研究员。现在，他已成为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副教授。

幼儿演出后的不安与哭泣

怎样对待孩子的自尊心？这是值得每位父母深思的。自尊心是要求受到合理的、正当尊重的情感，是激发孩子积极向上的内驱力。满足孩子这种精神上的需求，他会产生欢乐的情绪，能够正确接受和对待教育。不随意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而是小心翼翼地培养，像园丁栽培心爱的花木一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一种艺术。

记得一次中央党校全校性的节日晚会，好像是一次“红五月”联欢会。各教研室、行政单位以及小学和幼儿园，都上演节目。金侠和金延所在的幼儿园中班，演的是很多孩子参加的大合唱。金侠和另外一个女孩站在队前的麦克风边领唱和领读。现在身高一米八四的金延，自幼就是班上的大个子，站在排得整整齐齐的合唱队的最后一排。金侠和小女孩有声有色的清晰领读和高声领唱，以及孩子们的合唱队发出的悦耳清脆的童音，显得十分协调、动听。这凝结着老师们的心血和孩子们的全身心投入训练的成果，精彩的演出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而金侠的一个动作显得那么惹眼：他在完成领读和领唱时，常常会把两只小手合在一起，放到腹部下方，轻轻地动一动。我们教研室那些熟悉金侠的阿姨和叔叔为此笑得前仰后合，不住地叫我：“快看你儿子的那个小绅士风度。”

但是，作为一个熟悉孩子的母亲，常常会看到自己孩子身上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金侠的这个动作不止一次地出现，自然也就不止一次地获得了叔叔阿姨们“聪明、伶俐、大胆的小绅士”的赞誉。可我却发现了问题，并深深地感到内疚。原来，演出前在家里换衣服时，金侠曾说过“罩裤的松紧带松了”，我们忙着给金延换衣服，却把金侠会遇到这种情况的事给忘了，不得不让孩子在舞台上采取这种应变措施。虽然这证明孩子非常机敏，却也说明了妈妈粗心，没有尽到责任。

按照事先的约定，孩子们演出后，要到后台去等家长来接。因为演出十分成功，掌声阵阵，我本以为去接时他们会高兴得欢蹦乱跳。可是出乎我的意料，我看到的情景却是：他们一个在哭，一个站在旁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赶紧问：“怎么了？”

金延说：“爸爸批评我了。”

金侠说：“我差一点儿掉裤子。”

我忙对金侠说：“那是妈妈的责任，妈妈忘记给你系紧罩裤的松紧带了。你觉得自己演得怎么样？”

金侠说：“不知道。”

我诚挚地赞美道：“演得很好。领读得清清楚楚，一字不错；唱得清脆好听。”金侠的自尊心一向很强，此次演出前就一再问我：“妈妈，我能不能演不好？”听到我这样一说，他终于笑了。

与此同时，孩子的爸爸也正在后台和一些年轻人说着话。等他转过身来时，我问他：“为什么批评小四呢？”

他说：“演出得很好，我们到后台慰问一下。可小四还没等演完，一转头看见了我，就叫着爸爸往台下跑。”

我没有抱怨爸爸批评孩子扫兴、煞风景，而是对金延说：“爸爸批评得对。他是校团委书记，上后台来慰问大家。你们合唱队还没有演完，怎么一个人就往下面跑？我坐得远没有看到，看到了也得批评你。”

爸爸也对他说：“我也不是批评你演得不好，你哭什么？”

我也忙说：“你演得也很好。合唱队唱得很齐，没有人出错，说明你也唱对了，一点儿也没有走调。”金延最爱听这种话。因为他平时唱歌常走调，哥哥姐姐一说他唱得不对，他就会不好意思。这次上台前，他也曾问过我：“妈妈，我会不会唱走调？”我说：“肯定不会走调的，老师已经带你们练了好些天哪。”

当时我想，几个孩子的自尊心都很强，他们做得好就应该多鼓励，这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于是乎，我一再鼓励他们，那个晚上真是走一路夸一路。等回到家时，孩子都显得十分高兴和快活了。这张照片，很像当时小孪生“破涕为笑”的样子

这件事虽然不大，可说是一桩小事，但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深刻。这包含着一个对待孩子们比较适用的普遍道理。须知，孩子们都在成长中，正在追求上进，所以好的表现总是多数的。家长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会伤孩子的心，因此家长们要多多鼓励、夸奖、赞美和表扬孩子。当然，鼓励也要掌握适当的方式和分寸，不能将错的说成对的，该批评时不能以鼓励来代替。而这可能就是我和老金时常采取的“恩威并重”的教育方式吧！

不把孩子庇护在父母羽翼下

勇敢精神特别是大智大勇，是孩子克服一切困难、通向成功之路的盾牌。做父母的一定要随时随地培养孩子的这种精神，不要总想着把自己变成一块盾牌，去保护孩子在家或学校里免遭不测。那是把孩子变成懦夫、胆小鬼，甚至奴才之路。“文革”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破坏了人们平静的生活，这场大灾难大破坏的强烈冲击，波及了每个家庭，波幅之大很少有幸免者。我们的四个孩子，也没有幸免。怎样让孩子在不平静中求得平静，使他们的幼小心灵在强烈的冲击下不受更大的损伤，仍然能够勇敢地站立和顽强地生活，这是我们头脑中经常萦绕的问题。讲抽象的道理孩子们很难理解，也难以见诸行动。所以，我们就注意抓住具体的事情，帮助孩子们逐步培养起优秀的品质。

我家孩子的爸爸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作为中央党校的第一批揪斗对象被揪出来，在一段时间里，接连挨批斗、写检查。又过了几个月，我们组里又专门给我召开了所谓“反康生反动组织”的交代会，使我也处于被批判的逆境中。

一天晚上将近11点了，我和老金从各自的单位出来，在校园内不期而遇。两人会合到一起，默默地走着。到家打开门锁，一进屋就看见长女和长子躲在桌子下面，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两个孪生兄弟则趴在大床的下面，看到我们进来了，这才爬出来。

我们抱起两个小孪生兄弟时，他们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他们的姐姐和哥哥从桌子下面钻出来，告诉我们，整整一晚，外面的孩子一直在往窗子上甩泥巴，边甩边叫着“打黑帮崽子”。

听到这个情况，尽管我们的心里很难过，也很担心，但却掩藏起这种情绪，而是告诉孩子们不要怕，要有胆量，勇敢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只是抽象地这样说，是不能解决孩子们的根本问题的。于是，我们就告诉他们：“你们看，窗户上只是些泥巴，没有谁敢扔砖头的。扔砖头打碎玻璃、破坏公物，就会有人去抓他们。不扔砖头，玻璃碎不了，谁都进不来，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们的，不要害怕。”可爱的四姐弟：金萤（后中）、金煜（后右）、金侠（前右）、金延（前左）

尽管当时全国一片混乱，破门、破窗而入的情形屡有发生，我们也非常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不能跟孩子们说这些，否则带给他们的只能是惊恐和胆怯。由于我们经常说的是如何勇敢地应对困境与危险，孩子在后来又遇到此类情况时，就显得从容多了。

拾取爆竹尾巴的小长兄

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夜晚，天上的月亮很圆、很亮，可是我的心底却暗淡无光。因为我接到造反派组长的通知今晚开会，议题就是要我揭发我深深爱着的丈夫，我告诉我的爱人：“今天要参加一个特别‘晚会’了。”他已经知道此次会议的议题，当然心领神会。

一散会，我赶紧下了楼，正见我的先生在月光下徘徊，那早已熟悉的身影、那被“文革”运动整得有些驼背的身姿，让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每次晚上开会，不用事先约定，他都会来接我。我们一起默默地走回家。

当我们在离家不远处时，只见从我家住的门洞里蹿出一个小小的人影，蹲在地下，好像用手从地上拾起了什么，很快又钻进门洞里。我们打开锁着的家门，进了屋，看到其他孩子都睡了，只有七岁的小金煜，正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地上，高兴地数着刚刚拾来的、别人已燃放过的爆竹尾巴。

当时，因为心情不好，我们根本没有心思欢度节日，所以连一根爆竹或一挂小鞭都没给孩子买。而金煜又特别喜欢两个孪生小弟弟，平时，有一个不高兴或哭泣，他都哄来哄去。这次因为生怕他们看到别人放鞭炮而不快乐，他居然可怜兮兮地在寒冷的黑夜中出去拾取爆竹尾巴，不就是为了给弟弟们带来欢乐吗？

可是，心情极度糟糕的我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呢？我对孩子的爸爸说：“刚才在外面看到的原来是他啊。”爸爸问他：“你拾这些干什么？”沉浸在喜悦中的金煜根本没有看出父母脸色有什么不妥，还笑呵呵地回答：“明晚带小弟弟们去放鞭炮。这些一点着，还都能响，弟弟可爱听了！”接下来，却是父母的一顿呵斥——“快上床睡觉去！”我说。“这么冷的天，穿着背心裤衩往外跑，回来还坐在水泥地上，你不想活了？”爸爸说。“冻病了怎么办？只想着自己玩。”我看到小姐弟们都已入睡，又补了这么一句。

金煜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急忙钻进被窝里，合上了眼睛。我坐在他身边想：“我们的话说得都很重，尤其我最后那一句‘只想着自己玩’，显然是委屈了孩子。他不是‘只想着自己玩’，而是想带好小弟弟，给他们放放鞭炮，好让他们开心。我们自己的心情再不好、家里的钱再紧张，也应该在节日里给孩子买点儿鞭炮，哪怕是只买几挂小鞭也好，何必搞得孩子这样可怜，半夜去拾取爆竹尾巴，还挨训斥。”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刷刷地落了下来。开会时，听到那么多关于我和丈夫的“不实之词”，我都没有一滴眼泪。可这件小事却不知为何引起了我内心深处的酸痛。也许，这是由于对孩子进行了无理指责后所产生的一种愧疚之感吧。从那时起，我就总是想弥补这种愧疚。

不久，中央党校的干部全都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了。学校规定：不许带孩子。大家的孩子只能留在北京请保姆照看，或者送到亲友家，托别人照顾。此时，我哥哥也从哈尔滨市被下放到黑龙江省通河县了，我的母亲随同前往，于是，我们就把四个孩子送到了那里。后来由于备战，黑龙江省变成“反修”前线要疏散群众，我只好又去通河县把孩子们接到河南。

去黑龙江接孩子之前，我从河南买了不少爆竹。“爆竹之乡”的鞭炮做得特别好，放起来五彩缤纷，又有各种美妙造型，腾空绽放。虽然按规定火车上是不允许携带这些的，但我还是蒙混着带上了。那几天，哥哥的三个孩子和我的四个孩子，每晚去结了冰的松花江面上燃放鞭炮，回来后都高高兴兴的，年纪最小的孩子还蹦蹦跳跳地告诉我：“鞭炮好看极了，有大船、有火箭、有降落伞、有……”他们的欢快让我感觉到无限温暖，平复了我内心的愧疚。

写到此，我联想到鲁迅在《风筝》中记述的故事：他不让弟弟放风筝，还用脚踏破了弟弟亲手糊起来的风筝。后来，他感觉自己对不起弟弟，颇为惭愧。但弟兄俩一起长大了，没有办法再补偿。每当想起踏破风筝一事，他的心里总是感到难过，不是滋味。我的心情很像当年的鲁迅一样。幸亏时间还是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弥补了过失，平复了不安，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当年，金煜这个小哥哥为了维护两个孪生弟弟，有时候在外面挨小朋友打，回家后又受到父母对他打架的斥责。而当我们得知实情后，那种对不起长子的内疚心情，也会久久不能平静。幸好长子金煜为人忠厚、善良、大度，对父母充满理解，爱得深，对小时候的事从不介意，一直对我们非常好。

我们的长子金煜对两个小孪生弟弟也爱得很深。只比他们大三岁的他，从没有打骂过弟弟，更没有申斥过弟弟。从小到大都是他带着弟弟玩，哄着弟弟玩，长大又一起学习，至今还像当初那样，深切地爱护着两个弟弟。

我们夫妇在家经常鼓励孩子们相亲相爱。不论是弟兄之间，还是姐弟之间，每当发现他们之间互助、互爱时，无论事情大小，都予以表扬。同时，我们也鼓励在外面大孩子做小孩子的“保护神”。因而在“文革”期间，孪生兄弟少挨了很多打，而孩子们之间的感情更深了。我们告诉孩子们：“在外面不要忍受欺侮，该反抗就反抗，有事我们顶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告诫孩子们不许无端出去惹祸，更不要欺侮别人。孩子们虽然年纪小，但都懂得爸爸妈妈深深地爱着他们，也非常明白“有事父母顶着”是什么意思。他们从不在外面惹事，对人很有礼貌，而对于那些故意打人的孩子也知道如何回避、保护自己。

一把爱的“金锁”在那种极为困难的时期，把全家的心紧紧地锁在一起，而这还是一把永不生锈的“锁”！

先礼后兵，该出手时就出手

教育孩子分清是与非、对与错、优与劣，是家教中的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课题。对于这个课题，任何有责任心的父母都不会回避，但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好。

依据我的体会，关键是把握周围所发生的具体事情，从具体的人和物入手，把道理讲清楚，使孩子慢慢学会认识清晰、处理得当。而要做到这一步，前提就是要教育孩子有敢于分清是与非、对与错、优与劣的勇气。父母不能让孩子怕这怕那，养成一种逆来顺受的奴隶性格，而是要懂得做人的尊严，要以一副豁达大度的气概去对待矛盾。而且，首先必须教育孩子要懂得讲道理、讲和谐。

我们平时经常向孩子们进行“齐鲁英豪”的性格教育。在他们刚刚能看电影和小说的时候，虽然字还认不太全，我们就引导他们看《铁道游击队》、《红日》、《沂蒙颂》，还有《水浒传》等影片及文学作品，而这些都是描写和歌颂齐鲁英豪的。

他们的爸爸还常常向孩子们讲述家史：他那世代生活在山东的祖辈，因灾荒背井离乡，到北大荒寻找生路。靠着两个肩膀和一条扁担，一路打工，后做店员，又给人家做管理山林的“经理”，这才挣扎着活了下来。苦干苦拼，经济上有了点儿积蓄，成了亲，又有了自己的七个后代。接着就是克勤克俭地供一个个孩子念书。令人欣慰的是七个第二代皆已成才，“齐鲁英豪”的性格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闪耀着金光。

我们让孩子记住祖辈的过去，教他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退缩、不怯懦，不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要精神硬朗，永远做个“齐鲁英豪”。

也许正是这样的教育，给孩子小小的心灵打上了烙印。当年，金侠就在一个小本子的扉页上抄录了鲁迅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这种勇气，在“文革”期间，是难能可贵的。当时，许多父母自身难保，孩子真需要有一种“自我前进，什么也不怕”的胸怀。我校有的孩子，因为承受不了“黑帮崽子”的叫骂声，令人痛心地寻了短见；有的女孩还患上了精神疾病。而作为“黑团委书记”、“三反分子”、“反革命黑帮”子弟的我家的四个子女，学校只要不停课他们就去上课，他们大踏步挺起胸膛去图书馆借书、阅览；照样和小朋友一起打篮球、乒乓球。当然，他们其实也在默默地忍受着各种叫骂声，有时甚至还会无缘无故地挨打。

不过，具有齐鲁英豪气概的他们，是不会一味忍让的，在一忍再忍最终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就会挺身而出，采取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击，彰显自己的正义感。

记得有一次，长子金煜对我说：“我们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了。”

我听了不禁一愣，脱口问道：“什么问题那么严重？”

他说：“张××已经用皮带抽了陈××好几次，陈××现在都不敢出来玩了。”“为什么抽他？”我问。“为了要烟盒。张××非要让陈××在一周内交他多少多少烟盒，交不上就用皮带抽他。我们都帮陈××找烟盒，也凑不齐张××要的数。”他说。“张××果真这么霸道？”我又问。

三个儿子异口同声地说：“是！”

我打电话询问陈××的父母：“陈××为什么这几天都不出来玩了？”

他父亲说：“不知道。只见他整天在家背历史书，看地球仪，记各国地名……”看来，陈××没敢把这件事告诉父母。

当时，孩子们都没有什么玩具，“烟盒”是他们的重要玩物。主要是向大人要那些抽完烟的空烟盒，叠成三角形，手心手背地来回翻着玩，不落地，就算赢；或在地上拍打，玩法很多。

陈××是我的长子金煜从幼儿园入整托时，就床挨着床睡在一起的好朋友，至今，他们俩的关系还非常好，陈××出国留学，回国后就应聘到公司工作。现在，金煜从国外回来时，还经常去陈××家里玩。

张××是中央党校卫生所一位老护士的儿子，比陈××大好几岁，长得比他结实。他们住的楼很近，这个大男孩常常欺侮小孩子。我的长子见自己的好朋友受到欺侮甚至是被张××用皮带抽打，决定再联合几个小朋友一起揍张××一顿，教训教训这个大孩子。

我听到这个“计划”后，告诫他们：“不要动手，要想别的方法教训他。”

孩子们问：“有什么办法？”

我说：“晚上再告诉你们。”

傍晚吃过饭，我给卫生所的老护士打了个电话，说：“请你到我家来一下，你儿子在外面惹祸了，请把他也带来吧。”这位女同志很有素养，立刻把孩子带来了。当着这位妈妈和她的儿子，以及坐在一边旁听的我的儿子们，我客观地讲述了她的孩子所犯的错误，然后直接问他：“张××，你做了这种打人的事情没有？”

张××态度很强硬，头一歪，答道：“做了，打了，怎么样？你管得着吗！”

我说：“你做了坏事谁都能管，我今天先同你讲理，以后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我对他讲了不少“不该打人”、“大哥哥不该欺侮小弟弟”的道理后，很严肃地告诉他：“你如果再打人，我会采取三个办法：一是告到派出所；派出所若是不管，就用第二个办法，找一群大哥哥揍你一顿；你如果还不改，我们家的大人和陈××家的大人，再联合几个叔叔、伯伯一起揍你，揍到你改了为止——这是第三个办法。张××，你今后不许再打陈××，也不许打别人。”

张××的妈妈是位老同志，历来待人和气、温厚、善良，可就是管不住儿子。张××在党校是出了名的淘气孩子。那天晚上，他的妈妈同我配合得很好，一方面严厉斥责儿子，另一方面也当面表示感谢我帮助她教育孩子。后来，我经常看到陈××到我家来玩，有说有笑的，也敢出门了。我听说张××此后再也没有打过他。而老护士有一次见到我时说：“过去经常有人跟我说我的儿子在外面打人，最近，来我家里告状的人少多了。那次在你家的谈话，好像对他震动很大。”我虽然始终没有告诉她我三个儿子的“计划”，但也明确地告诉她：“大人可以教孩子们忍让，不要去打架，但是小孩子的忍让是有限度的。经过一忍再忍，直到忍无可忍时，他们就要一起用武力解决了。可是，打坏了谁家的孩子都不好啊。”这位妈妈很同意我的看法，再一次向我表示感谢。

第二章 少年的烦恼与督导

“读书无用论”撞击着小小心灵

掌握未来的人才，需要有知识。而有丰富知识和创造力的人物，不会从天而降，他只能生长在我们人间的知识沃土上。他要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就必须博览群书，向社会学习。“文革”期间，成才的劲敌是“读书无用”的歪理。突破这种阻力，是开启孩子的智慧，引发其好奇心、求知欲，引导其热爱学习的唯一门径。

孩子要想读书好，首先要懂得读书有用，即为什么而学习、学习后能干什么。只有明确了读书的目的，才能在学习中有毅力，才能百折不挠地面对困难，也才能迎难而上、孜孜以求。“文革”开始的那年夏天，学校就停课了。“读书无用论”严重地撞击着正迫切需要学习的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一天，两个大孩子背着书包回来说：“老师说从明天开始不再上课，要停课闹革命。那我们今后每天干什么呢？”本来天天上学，已经形成了习惯，现在学校突然停课了，孩子们自然不知所措，心绪不宁，有很大的失落感。

孩子们的爸爸和我虽然理解他们小小心灵所受到的撞击，但对他们提出的明天“干什么”的问题，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接着又问：“老师说‘停课闹革命’，那要怎么闹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更不知如何回答。其实在当时，大人们对“文革”也是很不理解的。但不管理解还是不理解，大势所趋的局面让所有人都无可奈何。因为当时的口号就是：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长子金煜有点儿着急，催促道：“爸爸、妈妈快说话呀！”

爸爸说：“拿不准，看看再说吧。”

我说：“可这一下子谁能说得清楚呢？”

我默默地将长女和长子的书包挂在门后的挂钩上。接连几天，只要一关门，看到门上孩子的书包，我就总会联想起八年前我被下放到农村时，看到农民们“挂锄”的情形。但是，那是夏锄过后，“挂锄”也只有一年，第二年就又要开始夏锄了，可如今孩子的书包要挂多久呢？真是天晓得！

一开始，只想随着孩子玩吧。当时从哈尔滨来北京“串联”的孩子们的小表姐、小表哥有时带他们出去玩。

此时幼儿园还照常开班，因为党校的大人们都还在上班。不过，整天也是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大游行、大辩论、看或写大字报等。于是，我们将两个小儿子照常送幼儿园。而两个大孩子每天都不知该干些什么，于是：长女就喜欢在房间里描绘各种宣传画与图书的插图，或是找她仅有的一两个小女朋友在一起玩；长子金煜喜欢球类，党校的张叔叔后来还教他打篮球。

孩子们有时也会出去看看大字报。然而，令他们震惊的是，党校内一些令孩子们崇敬的叔叔、阿姨被贴了大字报。

孩子们心目中的几位活生生的爱读书、爱学习的偶像，一一被打倒了。特别是那位“自学成才”的叔叔，在“文革”前不久还与妈妈一起在中央党校被评为校级“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如今怎么这样惨？顷刻之间，一切过去倡导的目标、方向和真实的楷模都没有了！孩子们显得很彷徨和疑惑，经常向爸爸妈妈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听得出来，“读书无用”的社会思潮也在撞击着他们幼小的心灵。

由于“读书无用论”的猛烈冲击，孩子们确实有段时间心散了，尤其是在党校成员刚去“五七干校”的那个阶段。社会上不仅小学停课，中学和大学停课，中央党校也不再招收学员。

在“五七干校”允许孩子们复读后，孩子们都上了农村小学。长子金煜进入河南省西华县尹坡小学，孪生儿子就读于郭庄小学，女儿进入中学。

初去干校时，孩子们效仿着农村的孩子，放学后打鸟、摸鱼，四处疯跑，两个小弟弟跟着大哥哥玩得很开心。我们开始认为，只要不影响学习，让孩子多玩玩也有好处，既可多跑多吃，身体健康，又可以养成一个开朗、乐观的性格。但到后来，我们发现，孩子在学习上有些不专心，对学习的兴趣转淡了，有时甚至会完不成作业。尤其是我的长子，他在班上一贯学习好，热情、心地善良，结交的小朋友也较多。下乡后又增加了本事——用弹弓打麻雀，他比谁都打得准；摸鱼他比谁都摸得多，于是他的小朋友也更多了。干校坐落在颍河畔，有一条水渠，直接流过干校院外。长子金煜“创造”了一个玩法，即晚上去“堵鱼”，他们三兄弟，晚上有时一堵就堵回来一盆小鱼，我就用这些小鱼给他们做成菜，吃得很高兴。可到我检查作业时，发现金煜的作业本上，有的题抄上了却没有做，本子上有不少地方是空着的。作业只抄不做，这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决定开始同金煜进行谈话。“你怎么不完成作业？”我问。金侠（前左）、金延（前右）、小表姐李力刚（后右）、小表哥李铁松（后左）在颐和园游玩“妈妈，我在班上作业完成得最好。”金煜性格很活泼，此刻笑呵呵地对我说。“什么完成作业最好？这作业本上很多地方都空着。”我说。“你不信就去学校了解了解，我在班上成绩是最好的。”他坚持说。（后来我到小学校去了解，老师说金煜确实是他们班上学习最好的一个。）“咱们现在是谈作业，不是谈成绩。”我说。“那学习好，完不成作业怕什么？”他说。“不完成作业，你今天学习好，明天会不好，慢慢地就会越来越不好！”我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会一直学习好的。”他有几分委屈地辩解说。“从今天开始，放学后必须先写完作业再出去玩！”我斩钉截铁地说。他可能觉得我一点儿也不让步，提出来的条件太苛刻了，起身就要走。“不能走，你这是什么态度？坐下！”我对他下命令了。“好好！我去完成作业。今天是语文作业，要做课文朗读。”他随手摘下挂在他身后墙上的书包，拿出语文书念了起来。可是，他朗读时并不集中注意力看课本，而是嬉笑着，一会儿看我一眼，一会儿又看我一眼。“看什么，我脸上有字吗？不好好念书！”我说。“好，好，我给你念……”他说。“怪不得这次谈话，从开始你就顶，原来是‘给我念’！”我原本就一直憋着火，现在实在是按捺不住了，抬手就去打他。他笑着举着两只小手在空中比画，让我没有办法接近他。可是，当看到妈妈真的动怒了，他也就再不敢继续顽皮了。“妈妈，以后我一定按时完成作业，你别生气了。”长子金煜虽然脾气有些犟，但他心肠特别软，懂得心疼爸爸妈妈，他平时就很怕我们生气。事后我才意识到，当时他一边念课文，一边笑着看我，其实就是怕我生气，想故意逗我笑的。

这之后，金煜便告诉小朋友晚些再来找他。每天晚饭后，他就和小弟弟一起写完作业再出去玩。后来，我在检查作业时发现，孩子们每天的作业确实都完成了，但有的地方还是写得不够认真，我反复思索，觉得需要引导他们自觉学习，特别要让他们懂得珍惜光阴。从此，我和孩子们的爸爸就经常给他们讲些“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教导他们一定要有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做事必须坚持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至今，我们的孩子提起这些还说印象很深。

围起一块小小的平静乐土

只有“乐在其中”，才能在学习时拥有永不消失的内在动力。而要培养起孩子的学习兴趣，仅仅靠老师与家长的指点和说教，往往是难以奏效的。这特别需要孩子们的自我培养、自我寻找和自我体验。

学习，还需要精力极度集中，要有“闹中求静”的本事。当然，这首先需要有顽强的毅力。

依照我们的体会，对于孩子，无论是学习兴趣的培养，还是精力集中的训练，都离不开博览群书，虽然这不是唯一的道路，但趣味横生的书籍必将让孩子们爱不释手。

我家有个好的条件，那就是藏书多。只因我和我先生从走出校门、开始工作，便一直教书，几十年如一日，他教党史，我教哲学。工作需要我们多买书，看起来勾勾画画、写写眉批方便；我们的兴趣也使我们多买书，一看到好书，两人都喜欢，就要买。即便是在我们生了四个孩子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时，也还是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都用来买书了。日积月累，家里的书越来越多。记得一位朋友来家里玩时对我们说：“你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财产就是书。”我先生说：“我家就是书多，书香扑鼻。”

书多，的确有收拾或搬运起来“累人”的矛盾，但在当时可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那全国上下一片混乱的日子里，我们夫妻就是用这些书圈住了孩子，用书围起了一块小小的“平静乐土”。

在精挑细选下，我们找出那些能够引起孩子兴趣的书整套整套地介绍给他们阅读。这里包括了《十万个为什么》、《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红旗谱》等；还有各种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以及传记类文学，如《居里夫人传》等。最小的孩子开始看书难，我们就买来带连环画的小人书给他们看。“文革”开始时，我们的长女金萤十岁，长子金煜七岁，小三金侠四岁，小四金延四岁。到“文革”结束时，金萤二十岁，金煜十七岁，孪生弟兄金侠、金延也已经十四岁了。在这十年中，孩子们逐渐长大。一开始是我们选书给他们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所读的课外书日益增多，读书兴趣也越来越浓，都学会自己寻找书看了。有时他们感到家中适合自己阅读的书已经不够用了，就干脆向小朋友们借阅，待中央党校的图书馆重新开放后，他们又主动去图书馆借阅。

孩子们读书相互影响。小弟弟看不懂的书，姐姐、哥哥看完后会讲给他们听。记得我家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最早是哥哥、姐姐看，而一对孪生兄弟还不认字。由于哥哥、姐姐时常讲起，耳濡目染之下，一到认字的年龄，小孪生兄弟便迫不及待地一本一本地阅读起来。这两个小弟兄在北京没有读完，又缠着让我们帮他们把书带到河南“五七干校”去继续读。读完了还绘声绘色地讲给小朋友们听。

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甚至吃饭时，要连催几遍才肯将书放下。有时，我们夫妻生怕他们连续阅读时间太长，会累坏眼睛，所以经常要催他们放下书，出去打打球、锻炼锻炼。

记得有一次，小四金延问我们：“爸爸、妈妈，我看有的阿姨、叔叔打着、骂着让孩子学习，你们怎么总催我们出去玩，而不让我们看书呢？”

爸爸说：“你们连续看书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怕你们累坏了，再说眼睛会受不了的，长大后也得像爸妈一样戴眼镜了。”

我说：“你们出去运动运动，让血液流通，回来后，书看得会更快、更好。”

我们从孩子们经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相互谈论的话题中看出来，孩子们对书之所以发生兴趣，不在于字面上，而是在于字里行间表达的意思，也不是在比谁多看了几本，而是注意每本书上的情节。他们或是尊崇哪位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或是崇敬哪位革命先烈的铮铮铁骨与豪情满怀的性格；或者是喜爱书上的名言，将其提取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或者喜欢哪一本书中的曲曲折折的故事情节……

当孩子们到达一本书接着一本书阅读的程度，他们的精力就会非常集中，能够自觉排除外面的干扰了。有时小朋友来叫他们出去玩，连叫了几遍他们都听不到；大人要他们帮忙做事时，他们会放下书，一面做事情，一面提出书上的问题，同我们一起研究。

不久党内发动了“批邓”运动，规模大，来势凶猛。当时的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支部书记，向我布置说：“你平时喜欢鲁迅作品，运用鲁迅的思想，写写‘批邓’文章。现在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写。”

我当即推辞说：“我不过是出于喜欢，随便翻翻看的。咱们是搞哲学的，对于鲁迅研究是外行。这种文章还是让语文教研室的同志写吧！”

他却坚持说：“谁都可以写文章，大家都可以学习鲁迅嘛！”

我只得说：“运用不好鲁迅的东西是会出丑的。如果一定要我写，那么我有个要求，能不能让我好好读一读鲁迅的书再写？”他答应了。

当时抄上鲁迅几条语录，写写批判文章，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我却做不到。主要是思想不通，感到难以理解：“毛主席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怎么刚刚过去一年就变了呢？”因为心里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我根本没办法动笔。

不过，借助于支部书记的布置，我有了一个名正言顺地阅读《鲁迅全集》的机会，这是我向往已久的了，而过去只是在业余时间零零散散地读了一些，根本不能系统地阅读。于是，我打着支部书记布置工作的旗号从图书馆借来《鲁迅全集》，开始一卷一卷地阅读，读到十几卷时，“四人帮”被粉碎了，写“批邓”文章一事随即作罢。我真感谢当时的支部书记，在读《鲁迅全集》的过程中，他没有干扰我，没有威逼我写“批邓”文章。这就使我避免去写那种言不由衷的、违心的文章，同时还赢得了系统地阅读《鲁迅全集》的时间。

在那段时期里，年仅十三岁的小儿子金延每天看我乐滋滋地读鲁迅的书，也提出要跟我一起读：“妈妈你读完先别还，你读一本我跟着读一本，然后再还给图书馆。”我想，鲁迅作品含义深邃，小金延才十几岁，刚读初中，怎么可能理解呢？但我转念一想，无论如何，“开卷有益”，让他早一点儿接触些鲁迅的作品也好。于是，我读一卷，就让他接着读一卷。

我怀疑他是不是都读了，有一次就问他：“你是不是一目十行、蹦蹦跳跳地读书啊？”

他说：“不是的，那样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我想试试他，就让他把看过的书合起来，我也把书合上，随便抽一篇文章，让他说说大概意思，他还真能说得上来。过去，他读《红旗飘飘》多卷本时，读得很快，他爸爸也有些怀疑，就曾提出问题抽查过他，想不到他回答得很好。他那出众的阅读能力和记忆力，常令我们夫妻感到吃惊。金延在阅读《鲁迅全集》的过程中，还经常向他的姐姐、哥哥或小朋友们讲起书中的故事与人物，说到阿Q、祥林嫂、闰土等时津津乐道。不过，当时的他对于鲁迅作品中的深刻含义，并不理解。孩子毕竟是孩子，父母此刻对于他的期盼也只能是那句“开卷有益”。

经过“文革”十年的折腾，以及多年的“停课闹革命”，孩子们少学了很多课内知识，然而，由于我的先生和我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使孩子们自觉自愿地用书筑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块小天地，这是在我家用图书“圈起来”、与闹哄哄的大社会隔离开的一块小小的“平静乐土”，孩子们在此读了许许多多很好的课外书。也正是有这块“乐土”的存在，让孩子们因爸爸当了“黑帮”、妈妈成了“反动组织红战团”成员所带来的惆怅、郁闷、惊恐的心情，逐渐得到缓解，慢慢地，在我家能够听到孩子们因谈论书上趣事而发出的欢声笑语了。在那时，没有进入我家、没有踏进这一小块“乐土”的人，不会看到，也想象不出孩子们每人捧着一本书专心阅读的可爱形象，以及在孩子们互相谈论自己所看图书中的有趣情景与动人故事时脸上那种欢快与由衷的笑容。只有他们的爸爸和妈妈才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孩子们这种欢愉的情形，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正是我们亲手在自己的小家里围起的小小的“平静乐土”上，他们不断走进“黄金屋”，又从中走出了一小群充满希望的未来的栋梁之材。

恢复高考后，我们的女儿在第一批参加高考的报考人员中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而三个儿子在高中毕业后，也都以优异的成绩相继考上了他们各自理想的大学。

我家的孩子们一个个顺利地通过高考。首先要感谢他们所读过书的学校和老师，正是令人尊敬的“园丁”们，为孩子们提供了校内所应掌握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其次，也得益于父母煞费苦心地为他们筑造了那一小块“平静乐土”，而正是这十年中大量的课外阅读，使他们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感谢“上帝”的启迪，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及时地为孩子们想出了“闹中求静”的好办法！

欠债与还债中的哈哈趣闻

没有学习毅力的孩子，是不可能成才的。培养孩子的学习毅力，当然要强调刻苦钻研。但也不能立足于苦，片面地强调“苦”，欢欢乐乐地掌握知识，岂不是更“酷”吗？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需要玩、需要欢乐、需要交友，“关禁闭”式的学习，只会在孩子和大人的心灵深处都留下遗憾。知识的积累，需要“集腋成裘”，需要记忆和背诵。然而，强迫孩子“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做法并不可取，而鼓励孩子创造一些寓学于乐的方式如对讲、背诵、比赛、复述等灵活的学习手段，可能会赢得更大的益处。

我们那一对可爱的孪生儿子，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他们喜欢故事，爱听故事，也爱讲故事，甚至连读过的书上的有关章节，凡是能够编为故事的，也都作为故事来讲。他们活泼的思考、牢实的记忆，以及丰富的想象力，经常使我们做父母的感到诧异。而他们本人的故事，我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尽管时间的流逝冲淡了我的记忆，然而，他们那一次又一次的有趣的言谈举止，却一幕一幕地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家有一张很大的床，是用中央党校60年代给职工发的两个大的、朱红色的木板单人床拼凑而成的，这对孪生兄弟生下来后用的就是这张床。上了小学的他们放学后，无论冬夏，到家后一个习惯动作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大床上，互相讲故事。其实，他俩那会儿对书上的字还认不全，有的故事是从书上读来的，有的是过去听大人讲的，也有的则是他们自己编的。

两个小秃头坐在床上的姿势，和后来大家所熟悉的小一休一模一样。当然，这种盘腿动作并不是从一休那里学来的，因为看《聪明的一休》是后来的事。这种动作，我想可能来自他们的外婆。我母亲是东北人，东北老人休息时就是盘着腿往炕上一坐。由此可见，孩子永远是大人的一面镜子。

有一天，放学回来的两个小男孩，从外面跑进来，按照惯例一屁股坐在大床上，盘着小腿面对面地坐好。可出人意料地，听到对坐着的两个小宝贝突然吵起来了：“你还欠我一个。”“是你欠我一个！”正在忙碌中的我根本没有听懂他们说“欠”是指什么，心里以为指的是他们小孩之间玩的那些纸烟盒，也就没有往心里去，只说了句：“好好儿玩，别吵！”小三冲我笑笑，说：“我们没有吵，是在玩。”小四也笑了，对我说：“妈妈，放心，放心！”于是，我就继续忙自己的事了。虽然我并不真正清楚孩子们所说的“欠”究竟是什么，不过知道肯定不是相互“欠”钱。因为我们家的四个孩子在读小学时，我们做家长的是一分钱都不给他们的：一是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二是不愿让孩子学会花零钱；三是不希望孩子们在花钱上费心思，从而导致无法集中精力学习。

第二天，这小哥儿俩刚刚面对面地坐下来，就又吵了起来。我听到老三叫了声“你还欠我一段”，心里觉得纳闷：上次是老四说老三欠他的，这次又是老三说老四欠自己的，究竟“欠”的是什么？原以为是烟盒，可烟盒又不能论“段”算啊！我越想越感到蹊跷，干脆搬把椅子坐到大床边，直接问他们：“你们说的‘欠’是指什么？怎么两个人天天都要还债呢？”小孪生兄弟金侠（左）和金延（右）爱在一起讲故事

听他们把原委一说，我这才弄明白这个诡秘的“债”谜。原来，两个孩子白天在学校上课，下课又跑跑跳跳地锻炼身体，放学的时候感觉疲倦了，就在上楼梯时轮换着背对方。背上一层就要讲一段故事，背两层就要讲两段，背三层则要讲三段，以此类推。待回到家坐到床上时，若不能按层数讲完相应数目的故事，就算欠“债”，下一次还“债”。讲的故事内容则是大人给他们讲过的《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情节片段，结合自己看书能够“猜明白”的、“小人连环画书”中有的，以及其他书里的故事。两个小家伙相互背着上楼梯，所以彼此都是“债权人”，又都是“债务人”，到家后也顾不上别的，直接坐到床上互相讲一段段精彩的故事用以“还债”。尽管当时的他们对书上有些字还认不全，但他们仍会把多少明白点儿的故事情节“猜懂”，大致讲述出来。

当我把这个已揭开的谜底告诉我的先生时，他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说：“这两个小家伙，办法还真多。”

我对此事进行了思索，认为两个孩子的这种“独创”，倒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这是一种极有趣味的促进记忆、主动思索的好方法。我们读书最忌讳的就是“狗熊掰棒子”——读得不少，但丢得也很多，有时几乎是“一个不剩”。而这两个孩子采用的学习方法则是将书上的内容通过记忆用自己的语言述说出来，这样做不但能够增强记忆，更能使思维活跃起来，再加上他们相互补充，完全可以在彼此脑中留下更多、更深的记忆。据说，关于人脑的最新医学研究表明，对某一事物的多次重复，特别是有意识的重复可以加深记忆，而且可以使人善于记忆。这可算是科学依据吧。

我主张读书要背、要记，但并不提倡死记硬背。而活记、活背的方法很多，这对孪生小兄弟所用的方法，可以算是“活”起来的、有乐趣、有味道的方法之一吧！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对他的儿子音乐家傅聪，自幼要求极严，从小就把他关在家里进行读书、写字、弹琴等文化艺术方面的教育，绝不允许他随便出去玩。有时，小傅聪因贪玩而不听爸爸的话，就会受到惩罚。虽然在这种严酷的教育下隐藏着傅雷作为父亲那深厚的舐犊之情，但后来当他回首往事时，也免不了会产生严厉的自责和沉痛的忏悔之情。在傅聪赴波兰参加第五届肖邦钢琴比赛以及到波兰留学深造后，他在写给儿子的第一封家书中就曾谈道：“孩子，你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脸’！……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远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罪，不能洗刷！”（摘自《傅雷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页）

有一位女博士的父亲在寄给女儿的信中，写了一首诗：胸有成竹画自工，心存前贤业必精。悬梁刺股诚可敬，读书未必到三更。（摘自《博士生的父母谈家庭教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我认为这首诗写得很好，情真意切，同时又很有见地。作为望子成龙的父母亲们，真的要为自己的孩子着想的话，就不要苛刻地剥夺他们的天性，而应在生活中关爱他们，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运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方法在玩中学习，在玩中记忆。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快乐地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取得“强迫学习”所无法达到的意想不到的成果的同时，不会给自己和孩子造成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

循序渐进，不“跳级”

望子成龙、盼女成凤，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更是人之常情。然而，学习必须“循序渐进”，这是适应人的智力发育的一种客观规律。如果违背这个规律，势必会在某一时期受到惩罚。以学校教育来说，高年级的功课，是以低年级的知识为基础的。如果只图让孩子快速升班而跳过基础知识的学习进程，将来他再学更深的功课时，势必会感觉困难重重，甚至影响一生的学习；比如说，如果不在初中掌握好X＋Y＝Z，以后的代数、微积分、高等数学就很难学得好。很多事实都摆在眼前：有的孩子就是因为小学时期跳级升班，基础没打好，原本轻松的学习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致后来未能如愿考上大学。

当年，我们的女儿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来家访，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智力超群，上课时总是喜欢画画，好像没有听讲。可叫起来提问时，她都回答得很好，作业完成得也好，考试成绩也挺好。学校提出可以让她跳级升班，请家长予以考虑。”我和我先生都说：“请让我们好好研究研究后再回话吧。”

老师走后，我先生和我反复研究，一致认为不能让孩子跳级升班，否则会破坏“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很可能造成“欲速而不达”的结果。于是，我们专程到学校向老师阐述了我们作为家长的意见和看法后，还特别表示：今后我们会配合学校加强管教，绝不让金萤在上课时再画画了。

回家后，我们向孩子要来她画的图画。她果然画了很多，有仕女连环画，也有少数民族少女图。我们在问清她的确是在课堂上画的这些图画之后，并没有向她转述老师对我们说她“聪明”、“学得好”之类的溢美之词，而是批评她上课不专心听讲、搞“小动作”，同时明确指出：“这样做，既影响了你的学习，又不尊重老师的劳动，对其他小朋友的学习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他们很可能会仿效你上课不专心听讲而做别的事。”针对这件事，我和我先生对她管教得十分严厉，曾多次找她谈话、讲道理。

当时，女儿颇有几分委屈，时不时地还闹点儿小情绪：“想不到自己学习好，非但没受表扬，还要挨批评”，“那些和自己学习成绩差不多的同学，一个个高高兴兴地跳级了，唯独自己的爸妈不允许”。有几天，她回来就讲“××跳班了，×××也跳班了”。我们仍是一次又一次地给她讲“学习要循序渐进”的道理。正是坚持按部就班的学习，使她小学和中学的基础知识掌握得十分牢固。这也为她插队三年之后在全国恢复高考时，成为第一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的大学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可能有人会认为，孩子喜爱绘画，家长却非要强令她不准在上课时画画，会影响孩子的“个性发展”。的确，我们多次出国探亲也亲身体会过，美国朋友就曾多次提出此类问题。其实，我们制止孩子在上课时绘画，并不意味着不让她绘画，而是要让她专心致志地上课，学好规定课程。这样做，并非限制孩子的个性发展，反倒是让孩子能够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我们并不像有的父母那样，听到老师说孩子上课绘画，就把她所画的一切图画都要来撕掉，而是拿来看看后再还给她，同时告诉她除了上美术课，在上其他课时不能画画，只能在金萤读小学时喜爱画少数民族少课余时间画。后来，金萤每当写完作业女图或假日都习惯吟诗作画，对于她的这种雅兴，我们都积极予以鼓励。

现在想来，金萤童年与少女时期的素雅和文静的气质，其实与她的这种爱好关系很大；而在她做外科医生后，手术针缝得很漂亮，与此应该也不无关系吧。

至于金萤上大学所选的专业是医学而不是美术，这并非因为当年我们不让她上课时画画而刻意压制她的个性发展，而是我们尊重了她个人的选择。在他们报志愿时，我们是希望长女金萤和三子金侠学社会科学的，因为他们的思路清晰、文笔好。可是，他们在征求做医生的伯父、伯母的意见后，决定报考医学专业，我们也就尊重了他们的选择。

奠定孩子们个性全面发展的良好基础，理应成为家长“视野之内”，而不是“视野之外”的问题。这是因为，儿童、少年，包括青年，都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可塑性比较大。在这一阶段，他们的个性很难一下子确认。而个性的发展其实又是一种过程，每一阶段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如果在某一阶段就过早地确定培养他们某一方面的个性发展，在这一方面花费大量时间，而不注意他们在学校安排的课程上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与训练，很有可能会白白浪费家长和孩子的时间与精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徒劳无功。

据我们了解，那几年有几个孩子跳级升班后，多数成绩都从原来班级的名列前茅滑了下来，在恢复高考后，有的孩子竟然没有考上大学。当然，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多少也与不适当的“跳级”，即人为的“拔苗助长”有些关系吧。这是值得深思的。

其实，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大人们的各种夸奖，有的来自学校老师，有的来自亲朋好友和叔叔阿姨们。孩子们年纪小涉世不深，容易飘飘然，自我感觉很好。但是作为父母，在众人对孩子的夸奖下，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平静的心态。要知道自己孩子的分量和短长，切不可听到一些溢美之词，就过高评估孩子的状态。“阿姨、叔叔都说我好，爸妈还总批评我！”即使孩子表示不公平，做父母的也不能心软退缩，仍要冷静地看待孩子的缺点，该批评的还是要批评。当然要注意以充分肯定其优点为前提。总之，使孩子多一些自知之明，学会客观冷静地看待自己，这对于他们一生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裨益。

有的父母盼望子女成才的心情十分急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急”要有个度，有些父母希望孩子一下子成为“尖子生”，一夜之间跳入尖子班，于是同孩子一起“攻关”，帮助甚至代替孩子做习题，有的口述作文让孩子记，都分不清这究竟是孩子的作业还是父母的作业。其实，每位做父母的都应该首先明白，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学习要“循序渐进”，这是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

有一本书叫《名人家教集锦》，其中有一段文字很有趣味，标题为“让‘拉兹’走自己的路”。当年，印度电影《流浪者》曾在我国红极一时，许多人都非常喜欢。在影片中扮演拉兹的演员名叫卡布尔，他的父亲帕里维拉是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帕里维拉就曾恳切地告诫卡布尔：“在我的房间里，你是我的儿子，你可以同我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但是，一旦走出这个房间，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你要同许许多多普通演员一样，自己去走生活的道路。”（《名人家教集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卡布尔正是按照父亲的严教，走自己的路，而且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直至十八岁才以一名记者的身份进入影视界。卡布尔步入影坛后，先是演了许多三流角色。但他奋发图强，刻苦努力，一步一步地登上了艺术表演高峰，成为蜚声世界影坛的著名演员。这是一个异常优秀的楷模，他所走的正是一条踏踏实实的成才之路。

更名改姓使不得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家中一定要教育孩子学会尊重每一个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家庭就像社会一样，需要一种权威的力量。一旦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建立起父母的权威，家长在进行家教时就根本不需要打、不需要骂，自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家庭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父亲的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尤其是在中国，一个家庭如果失去了父亲的尊严和权威，那就像航船失去了舵手、乐队失去了指挥。在我和我的先生相濡以沫的感情生活中，在我们为建立自己幸福、和睦、温馨的家庭环境的努力中，作为妻子，我在培育孩子们心目中的“权威力量”上进行了特别的努力。对于那种在孩子面前夫妻吵架、妻子图一时之痛快或争强好胜极力揭先生短处的做法，我始终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更不能苟同。

我的先生平时在孩子的心目中是很有权威的。这种权威的建立，不是靠棍棒和拳脚，也不是靠变形金刚或美丽的洋娃娃的物质诱惑，而是靠他的操行。他做人和做学问都非常老实——做学问老实体现了博学与睿智；做人老实则形成了很高的威望。尽管他在家庭生活中对待子女都很慈祥和蔼，但孩子却都很佩服和尊敬他。我家孩子们心目中的这种“好爸爸”的权威，正是由他们父亲自己的言行树立的。而作为母亲的我，所提供的也只不过是维护这种权威的力量。正像苏联伟大的教育家马卡连柯所指出的：权威是由父母自身决定的，“不过权威绝不是一种特殊的才能。权威的根源只出于一个地方：那就是父母的操行，包括行为的各方面”。

然而，“文革”把一切都搞乱了，孩子们的心也被搅乱了，竟然弄得孩子们不知自己的爸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父亲在孩子们心目中的权威似乎动摇了！

一天晚饭后，女儿金萤要求同我单独谈谈，那副模样显得心情十分沉重，同她的年龄很不相称。

她对我说：“张××的爸爸是保皇派，她要改姓、改名，她随她妈妈的姓了。我爸爸也是保皇派，比她爸爸还严重，又是黑帮，所以我也要改名，不再叫金萤了，就叫李永红吧。”

听到之后，我非常吃惊，情急之下不禁脱口而出：“跟黑帮老婆姓李，也不比跟‘黑帮’姓金光荣多少啊！”

她哭了。看得出这在孩子心中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我决定认真地同她谈一谈。如今回想起来，这次谈话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作为父母，应当用自己的真诚与耐心使孩子养成愿意向父母吐露真情的习惯，而不能一听到孩子说出不顺耳的话就顶回去完事。

著名的教育家穆尼尔·纳素夫说：“小孩子应该养成对父母直言不讳的习惯，父母应从他的言谈中结合家庭情况，引导他。父母的耳朵应永远俯在孩子的心灵上，他们的智慧火光应该永远照耀着孩子的前进之路。”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几多父母能够将耳朵“永远俯在孩子的心灵上”呢？平心而论，我在很多时候也是做不到的，要做到“永远”，还需要做极大的努力，甚至要努力终生。

那一天，我和女儿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一直谈到深夜。她把憋在心里的许多属于孩子们的稚气问题都提了出来，我当然只能耐心地一一回答。而且，我向她详述了她爸爸的历史，告诉她真相：“你的爸爸在1947年刚满十五岁就参加革命，表现一直很好。他是小革命，而不是反革命。”

为了不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我只好胡乱地解释说：“那是有人思想跟不上，有人不同意贴大字报，有人不同意冲击校委”等。孩子好像明白了，情绪也平静了。我极力不把“黑帮”说得严重，因为这牵扯到她的爸爸。

经过这番长谈，她显然轻松了许多，最后说：“那我不用改名了！”

我抓住时机对她说：“你要记住，你爸爸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

几十年来，我在孩子面前从来没有说过爸爸一句坏话，都是讲爸爸如何如何的好。我们夫妻也从不在孩子面前争吵，遇到有意见分歧时，我们两个人就会避开儿女单独交谈。

由此可见，家庭权威的力量，固然要由父母自身的自律、自我严格要求来自然形成。但父母双方互相维护权威的努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当然，维护权威，要有基础、有前提，即父母要言行一致，身体力行，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这样，美好的言行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只有在美好言行的基础上建立起的权威，才不是形式的、表面的、夸张的，而是能够经得起“面前”与“背后形象”的考验。正如日本教育家井深大所说：“父母无论装得多么了不起，只要他们在‘背后的形象’中存在着不严肃的生活方式的真面貌，那么，孩子将不会从内心尊重父母。作为父母，必须严格地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以便孩子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来观察自己‘背后的形象’也不会感到羞愧……都将以一种美好的东西深深地印在孩子的心灵里。”我的先生、孩子们的爸爸，无论是“正面的形象”，还是“背后的形象”，都是非常高尚的。而这正是我这个母亲在家中“维护父亲权威”的前提。

黄帅究竟“帅不帅”

师道尊严，是我国千百年教育成功的古训；吾爱吾师，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家庭教育的成功范例是让这种古训和美德在孩子的心目中自幼扎根。

从孩子背起小书包，走进他们心目中的圣殿——学校起，他们便在一生坎坷的成才长途中，时时刻刻离不开老师了。有人可能对此感到困惑：“难道孩子已从学校走向社会还离不开老师吗？”我说的“时时刻刻”是指孩子从童年到成年，甚至终其一生，在他们成才的道路上，老师给予他们的有益的教诲、训诫以及音容笑貌，都将始终伴随着他们。

我国的革命领导人对教育过自己的老师都是极其尊重的。比如，毛泽东就曾于1950年10月亲自写信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请他对自己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校长和教员们给予关照，“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见《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而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视察云南省时，也专门宴请自己在讲武堂读书时的老师。这些都是很好的榜样。

老师为培养学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尊重。可是，在“文革”期间，这些好的传统都被当作“四旧”砸烂了。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又制造了“黄帅事件”，给少儿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因为与班主任发生矛盾，于1973年10月21日写信给《北京日报》社。在“四人帮”的指令下，《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日记摘编，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黄帅的信和日记，并加了类似的编者按。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师道尊严”的浊流，很多教师受到批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也令许多孩子的思想变得混乱不堪。

黄帅究竟帅不帅？当时，社会上的看法有分歧。不少报刊文章按照“四人帮”的调子，极力夸奖这位小姑娘，以及她的所谓“革命精神”。而更多的人，特别是像我们这些终身执教的教师，则认为学生爱戴和尊敬自己的老师，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对这种违背常情的表彰与倡导，感到不可理解。

那时，我家的孩子们放学回来常说“今天上课时有的学生在座位上往老师脸上扔粉笔头”，“有的学生突然跑到老师面前，坐在讲台桌上，弄得老师没法讲课”，“课间时，有的学生还在院子里揪着老师的头发打老师”。每当听到这些情况，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也身为教师，更主要的是，我金煜（右）和他当年的小学老师（左）们痛心地意识到“中国的教育要被毁了”。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虽然我们注意到孩子们在家中没有一个说黄帅是对的，但心底还是担心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每当听到他们讲述上面的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形时，我们总是会严厉地追问他们：“那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孩子们的回答都是：“我们在上课，不能上课时就看书”，“那都是平时学习不好的孩子干的”，“那些孩子真是发疯了，我们绝不干那种事情”。

孩子们平时爱学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了，而且又听到孩子们说出如此诚挚的话，本来我们应该放心了。但是，“文革”中自上而下的那种大肆批判“师道尊严”、倡导“停课闹革命”的恶风，令我们仍放心不下。于是，我们反复叮嘱孩子们：“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不要参与他们的胡闹。你们的成长环境就像万紫千红的百花园地，而老师就是辛勤的‘园丁’。”

果然，我们的孩子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反对“师道尊严”的闹剧中，他们始终坚持“尊师重教”，而且，一直以来都非常尊重自己的恩师。长子金煜常说：“一日为师，终身父母。”即使在他荣获世界名校博士学位并成为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的地球科学家后，也要借回国之机代表姐弟去看望他们的小学老师，当年的年轻老师已白发苍苍并晋升为校长，然而师生情依旧浓厚，满怀欣喜地留下了纪念照。

在培养孩子尊师重道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家长要怎样教会孩子自己正确化解师生中发生的不愉快。我的看法是，家长应从正面多加引导，反复叮嘱孩子，感谢自己的恩师。使他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老师是辛勤的园丁，自己从幼儿教育到成为硕士、博士的教育程度，甚至于成长为受人尊敬的专家，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自己的老师。如果没有老师的谆谆教诲，他们就不可能学到并掌握所需要的知识；如果没有学生对老师诚挚的爱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解与默契配合，成才更是无从谈起；“严师出高徒”，严格要求是好事，受教育者必须懂得教育者的良苦用心。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不断地调整孩子和老师的关系，特别是当孩子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和指责而产生对立情绪、拒绝接受时，家长进行这种调解和沟通的工作更是不可缺少的。而对于社会上有轻蔑老师或对老师进行人格污辱的思想行为，作为家长应义正词严地予以批评，排除这种社会现象对孩子心灵上的影响，并及时告诫孩子绝不能发生这种不良行为。当然，有些时候如果是老师有错误，家长与学生也可以予以批评，但切记应以友善的态度。

我个人的经验是，“园丁”思想，在孩子们的头脑中，一旦扎根，对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思考，以及处理具体问题，将终身受益。

在金侠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每颗心上都镌刻着你的名字。你们共同的名字——‘红色园丁’。人有百岁之翁，树有千载之栋，然而，那使他们从一棵‘幼苗’开始茁壮成长起来的‘园丁’，却永远不会从人们的心坎上磨灭掉。”

孩子们有时也有对老师的不满情绪，或者怨气，然而，有了关于“园丁”的基本认识后，经常会自觉地进行自我心理调整。比如，金侠考上重点高中（人大附中）的第一学期，期中考政治时，顺利地答完几道大题后，被几道小题难住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一股怨气从心中升起直冲脑海，又从脑海里溢出来，变成一句怨言‘老师干吗不带我们复习呀’。……就这样我交了一张‘败卷’。”“从考场出来，我一口气爬上一座小山。我站在这山顶上，想借着徐徐吹来的春风，拂散我心中的郁闷。”“当我从山上缓步往下走的时候，刚才波涛翻腾的脑海渐渐恢复了平静。因为我找到了我惨败的原因：问题在这，在我而不在老师”，“这几道题多半是前两年学的，可那时学的真和狗熊掰棒子差不多，学多少丢多少，所剩无几，就连生产关系及这一类基本常识我也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想着这些，不由得又引起我一阵阵心焦。我痛恨罪恶深重的‘四人帮’这些‘偷时间的人’，偷走了我们宝贵的时光”，“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才挽救了我们青年一代，使我们的宝贵时光不再被‘偷掉’”，“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用加倍的努力，夺回被‘四人帮’偷走的时间”。

我的儿子从小山上下来时，已经是另外一种心态。他抛掉了对老师的抱怨，抛掉了怨天尤人的情绪，而愉快地迎接未来了。在他的日记里，我欣喜地看到这样的话：“随后，我的脑海里又开始拟订学习计划了：一定要把政治赶上去！当我的计划考虑成熟之后，不觉山路已完，而脚已踏上宽阔的大路，迎着‘早晨’的太阳，理想又给我插上了一双金翅膀。”

如果家庭教育时刻注意帮助孩子能够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老师，那么，就不会出现像有的孩子那样，处处挑老师的毛病。相反，会时时注意老师的长处和优点，诚心地接受恩师的言传与身教。最近搬家，清理孩子们出国前的书稿时，意外地发现金侠起草的一封有许多同学签名的给人大附中校长的信。这封信有点像草稿，不知是否抄写后寄出了？但是，孩子们对老师深沉的爱，溢于言表，看起来很感人。信较长，下面只引述几段：“我们是高中八〇级一班的毕业生……五十二名考高中考进这一班的，全部都通过了高校招生考试。而其中考取全国著名学府清华、北大两校之学生达三十人。“我班学生之所以在高考中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方面之一，是学生们的刻苦努力；方面之二，便是全体教工的辛勤劳动，特别是我们的郭老师。”

这位郭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信上接着列举了这位“园丁”辛勤劳动的感人事迹，而且概括说：“郭老师的模范工作，不仅我们这些学生，就连家长们也都交口称赞。”“郭老师就是这样，身教重于言教，他的行动，感染着我们，教育着我们。”“整整两年，老师头上白发又增多少！”“我们的成功里，倾注着老师们的多少心血啊！”“我们愿意在将来评选先进教师、特级教师时投上我们的赞成票，希望组织上加以考虑。”“最后，为人大附中母校有这样的好老师而高兴！”

我仔细查了一下，信上的签名者有三十人之多。这也是考上清华、北大、协和医大的一批好学生。这说明一个道理，即学习越好的学生越爱自己的老师，爱老师的学生，才容易得到老师的“真传”，而且，这些学生深深懂得学到老师“真传”的深远意义，老师们言传身教的知识和榜样，能够使他们长上“金翅膀”，能够使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鹏程万里。

苦度四壁虫鸣之夜

有人认为，才子就是那种随随便便、放荡不羁的人。其实，真正有“大才气”的、“成就大业”的人，都是有严谨科学态度的人。他们不仅懂得一个小数点不能差，毫米不能差，连纳米（十亿分之一米）也不能差。真正能够成才的人，在学习上、生活上、工作上、业务上都是以科学的计划、严格的纪律、严谨踏实的学风作为底蕴的。

孪生兄弟虽然最终一个考入清华大学，一个考入八年制的协和医科大学，但他们的成长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年夏天，是在河南农村的“五七干校”，小孪生弟兄在读小学三年级。整个假期在我们的督促下孩子的作业都完成较好。开学前的四五天我大意了，没有检查作业。在临开学的头一天，发现两个人的作业没有做完。

我对孩子说：“晚饭后写作业，我陪你们，熬夜也得做完。”

机灵的小三金侠笑了笑对我说：“妈妈，我问同学了，他们都没做完，我们两人做的算是最多的。”

老实的小四接着说：“妈妈，不怕，老师不会说我们。”

我告诉他们：“怪妈妈近几天作业检查不严，也怪你们没有主动做。假期作业一定要在假期完成。不要管别人，咱们晚上一定要做。”

吃过晚饭，稍事休息，他们二人就开始写作业了，我在一旁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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