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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兵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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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风雨试读：

魅力中国

钟情于中国文化的希拉克总统

2003年10月6日晚，往常披着金纱的艾菲尔铁塔突然从上到下裹上了鲜红的大袍，红光四射，染红了周围的建筑物，染红了塔下观光客的脸。各国的游客们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欢呼声。红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喜庆的颜色，红色象征着热情、乐观，红色代表着中国。中国在法国的文化年就这样以“涂红铁塔”的奇特方式拉开了序幕。

2003年9月到2004年7月，中国在法国举办文化年，2004年春节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彩装大游行轰动了全巴黎。从北京来的演出队和旅法华侨在香榭丽舍大街敲起中国锣鼓，奏响乡土味十足的中国民乐，演出了高难度的杂技。中国妇女在引领世界时尚的香榭丽舍大街扭起了秧歌舞。

香榭丽舍大街是法国人的骄傲，沿街是各种名牌商店和露天咖啡馆，它代表法国文化、法国生活方式。这是寸士寸金之地，只有在法国国庆时才能封路，举行阅兵式。无人敢想象，外国人能到香榭丽舍大街游行庆祝自己的新年。但是，2004年春节中国人来了，也许是空前绝后的。来自巴黎和法国各地的群众把香榭丽舍大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渴望了解中国文化。许多人看了游行后兴奋不已。他们不仅对“古老的中国”开始有所了解，对现代中国人的面貌也有了深刻的印象。

2004年10月9日晚，在中国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的正南边，正阳楼变成了红、白、蓝三种颜色，好似披上了一面巨型法国国旗，法国文化年正式开幕。雅尼音乐会、戴高乐生平展、法国印象派画展……各种文化活动接踵而来，令人目不暇接。北京充满了浓浓的“法国味儿”，中国被法国文化的魅力吸引住了，也从这些文化活动中看到了法国人的创新精神，受到了启迪。

中国和外国互搞文化年，这是第一次。但为什么是法国，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中法互搞文化年的主意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希拉克提出搞“大”文化年

2000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时，向江主席提出了互搞文化年的建议。江主席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立即表示同意。两国元首达成协议：2003年，中国在法国搞文化年；2004年，法国在中国搞文化年。2000年3月2日在中国大使馆官邸宴请希拉克夫妇，左一为作者。

此后，希拉克一直关心着中法文化年的筹备工作。最初筹备工作进展缓慢，缺乏生气，希拉克亲自点将，让他的文化顾问泰拉·诺瓦加盟，加强领导班子。泰拉·诺瓦提出，中国在法国的文化年应突出三点：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这三点完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希拉克还提出，文化是个大概念，不是搞几场文艺演出或文化展览，要包括科技、教育等领域，也要发动地方的积极性，不仅在首都搞，在地方也要搞。可以称作“中国年”，“法国年”。他的想法赢得了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中国、法国文化年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只有热爱并懂得文化的重要性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创意，这样的点子。希拉克一贯主张文化多样化，对美国大片泛滥、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十分警惕，担忧各国独有的民族文化会因此而衰弱、消亡。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希拉克为法兰西文化感到骄傲，但并不排斥其他文化。在他的倡议下，巴黎塞纳河畔建起了一座风格独特的非洲博物馆。

希拉克喜欢东方文化，尤其痴迷于中国文化，不仅对青铜器研究颇深，还对李白情有独钟。他亲口告诉我们，他正在编写一本关于李白的电影脚本。李岚清副总理访问法国时，希拉克提出，想了解中青年学者对李白的看法。李副总理回国后，立即托人把北京大学等的高校四位大学的青年学者的论文和法语译文送到我驻法使馆。当时正好有一场授勋活动，我应邀参加，将论文交到了希拉克的手上。他拿到装着论文的大信封，第一句话就问：“有法语译文吗？”我回答说：“中法文都有。”他高兴地笑了，说：“了解当今青年学者的观点很重要。”

所以，由希拉克提出中法互搞文化年的主张，再自然不过。

“开小差”研究中国青铜器

希拉克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这同他的启蒙老师有很大关系。这位白发苍苍的俄罗斯家庭教师懂得十几国语言，酷爱东方文化，经常带着才十几岁的小希拉克到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那里陈列着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文物。老师的讲解和眼前各种神奇的艺术品，使希拉克心驰神往。他乘着想象的翅膀飞到了中国，飞到了日本，飞回了久远的年代。他思考着为什么铜器是青灰色，考古学家怎么测定这是哪个年代的器物？他越看越想了解这些文物后面的故事。希拉克上中学时，家搬到了吉美博物馆附近。这给他去博物馆提供了方便。一放学，他就背着书包到那里去，站在各种文物前左看右看。博物馆的管理员看这位男孩如此着迷，常常热心地走过来解答孩子的问题。希拉克尤其喜欢中国的青铜器。青铜器上的图像各异，它们都代表什么？希拉克想弄明白。吉美博物馆成了他最爱去的地方，有时为了去博物馆参观，还旷过课。青2006年10月2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抵京访铜器成了他的终身爱好。华。希拉克在年轻时就从政，而且十分投入。不管是在财政部当一名官员，还是后来成为巴黎市长，甚至在1995年当选为法国总统后，他对青铜器的热情丝毫未减。一位大国的总统，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去研究青铜器呢？有一次我向希拉克夫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告诉我，希拉克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每晚睡觉前必定要读关于中国考古的杂志。1999年希拉克参观编钟

其实，何止是睡觉前读呢!2002年7月，希拉克出席北约首脑会议，大概因有的发言内容比较重复，他索性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书读起来。会议厅楼上的记者厢里，一位法国记者发现总统在“开小差”，眼疾手快，立即用长镜头拍下，在法国报纸上登了出来，标题是“总统忙里偷闲，研究中国青铜器”。照片上的希拉克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在看一本书。

类似的“开小差”事件时有发生。他的顾问曾告诉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希拉克趴在桌上边听发言，边认真地在一张纸上写着。顾问以为总统在记发言要点。没料到，过了一会儿，希拉克转过身来，递给他一张纸，说：“请帮我核对一下。”顾问一看，大吃一惊，总统哪是在记笔记，他默写下了全部中国朝代纪年表!顾问自知才学疏浅，无法核对，便一个电话打到巴黎，找到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核对，居然全部正确，希拉克得了满分!

义务讲解员

希拉克对青铜器的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他参观中国出土文物展时，基本上不需要讲解。他与有关中国专家的关系，像同行似朋友，一边看，一边交换心得。对于陪他前往参观的人，包括他的夫人，他都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而真正的讲解员却“失业”了。

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是青铜器专家，与希拉克交上了朋友。1997年希拉克参观上海博物馆，原定参观一小时，结果他逗留了一个半小时。法国礼宾司长不断提醒他，该去机场了。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与马馆长讨论青铜器问题。法国总统的专机在机场多等了半个多小时。

作为国家元首，希拉克只见重要的外国客人，而青铜器专家马承源馆长是个例外。每次到巴黎，只要希拉克有空，肯定要见他，有时同他共进早餐。这时希拉克就会提出各种问题向马馆长请教。两人讨论青铜器，谈得十分投机。有一次，马馆长把他编写的一套青铜器书籍送给希拉克，希拉克爱不释手，书是用中文写的，但他还是一页一页地翻看。当他翻到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时，抬头问马馆长：“这是二里头二期还是三期的青铜器？”马馆长惊呆了，如此专业的问题，只有考古学家才能问得出来。二里头的青铜器，埋的土层有深有浅，形体也有差别，从中可看出不同的年代。一位外国总统居然对中国青铜器有如此之深的研究，怎能不令人吃惊。后来马馆长去世，希拉克还专门发了唁电，足见他对马馆长的尊重。

1999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希拉克夫妇为此做了精心安排。希拉克知道江主席也喜欢文化，所以在国宴的安排上突出了中国文化。他曾对我们说：“欢迎江主席的宴会要与众不同。”在宴会厅旁边，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中国艺术品展览，有一尊中国辽金时期的罗汉，还从塞努奇博物馆借来了镇馆之宝——中国青铜器“虎卣”(一种盛酒的器具)。听说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两只“虎卣”，一只在巴黎，另一只在东京。这两件文物是展览的“亮点”，因为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希拉克陪着江主席在展品中间转来转去，兴致勃勃地向江主席讲解这些展品的艺术价值。这时的希拉克活像一位博学的博物馆馆长或考古学家，谈起青铜器来眉飞色舞，忘了时间。法国礼宾司长在一旁干着急，出席宴会的法国部长们也只好面带宽容的微笑跟着他们的总统在展品中转悠。

“班门弄斧”，同中国人辩论中国历史问题

希拉克对中国历史了解之深，使他十分自信，敢同中国人辩论有关中国历史的问题。

2000年10月，希拉克访问中国，先到扬州。这是希拉克多年的愿望。他知道江主席的家乡是扬州，还知道江主席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的中国领导人。他常说：“我和江主席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我们都喜欢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但希拉克访问时，是10月下旬，扬州的秋季。总统专机抵达南京禄口机场时，正下着滂沱大雨，高速公路上烟雨濛濛。车队穿过扬州街道时，扬州居民几乎是倾城出动，冒雨等待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正如法国报刊所评论，希拉克性格热情，此时看到这么多人冒雨欢迎他，深为感动。他打开车窗，伸出胳膊向群众招手，整个袖子都淋湿了。

一到宾馆，希拉克换了衣服就去见江主席，进行小范围的会谈。当天晚上，江主席设宴招待希拉克，并安排演出了扬州道情等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

席间希拉克提出要看大运河，由此引起了对隋朝兴衰的议论。中方有人问：“隋朝有几个皇帝？”一位同志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两个，隋文帝、隋炀帝。”希拉克听了，立即胸有成竹地纠正说：“不，是三个。”那同志不服气，坚持说：“是两个。”希拉克寸步不让，重复了一遍：“不，是三个。最后一个是恭帝，在位时间是617到618年，李渊是摄政王。”“李渊”两字发音还很准确。这时江主席插话了：“不用争了，我看我们在座的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希拉克总统。”

第二天早上，江主席与希拉克在国宾馆的茶室共进早餐。宾主双方一边品尝扬州点心，一边轻松地交谈着。江主席对希拉克说：“昨天晚上我回去查了一下，您说对了，隋朝是有三个皇帝，第三个是恭帝……”希拉克啜一口清茶，得意地说：“当然是我对了。”他的语气容不得丝毫怀疑。

希拉克“班门弄斧”，这次胜了“鲁班”一着。2006年10月26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忆中国人民的挚友——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

在世界各国担任过驻华大使的人士中，回到本国后曾先后担任过副总统、总统并在这两个任期内都访问过中国的，恐怕只有一位，那就是印度的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

他是中国人民的挚友，为中印关系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2004年6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纳拉亚南作为前总统再次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精辟的主旨发言。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聆听了他的发言。

他说：“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的行为准则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非一个超级大国或几个国家的统治。联合国应作为这种世界秩序的核心。任何出于保护人权或民主而进行的干涉行为都应由联合国进行批准。”

他还说：“江泽民主席在对印度的历史性访问期间说，中国和印度将在21世纪建立一种新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我认为，在这个新世纪中，这两个亚洲和世界大国间的合作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发起者，我们肩负着国际主义的职责，来推动两国的进一步发展，使两国的友好关系焕发新的活力，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实现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当今的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卫多元化的世界秩序，使各国能够根据自已的情况发展、成长和繁荣。”

纳拉亚南的讲话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情赞扬。

6月15日晚，我和夫人李路前往长安俱乐部，出席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邵德仁夫妇为纳拉亚南和夫人乌莎举行的小型宴会。久别重逢，纳拉亚南同我热情拥抱。我们见到纳拉亚南和乌莎身体健康，也非常高兴。在宴会上，我们举杯向他们敬酒，祝贺他们这次访华成功，并希望他们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来中国访问。

那晚黄华同志和夫人何理良也参加了宴会。纳拉亚南谈到，他同黄华和我的友谊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我们都是中印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的见证人。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我十分美好的回忆。

初次相识

我和纳拉亚南相识在1976年。

那一年，中印关系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曲折后，终于恢复了正常，两国重新互派大使。纳拉亚南在这一关键时刻来到中国担任大使，为中印关系的改善做了很多工作，从此成为中国的老朋友。黄华同志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出任外长，同他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我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主管东南亚，并不主管印度。但纳拉亚南夫妇十分好客，也曾几次邀请我出席他们的小型宴会。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学识渊博，待人诚恳。特别使我高兴的是，我作为新中国的缅甸语高级翻译，曾长期在缅甸工作，而纳拉亚南也曾在缅甸工作，担任过印度驻缅甸使馆的一秘，对缅甸的情况很熟悉。我们常就缅甸形势交换意见。他的夫人乌莎是缅甸人，于是我和乌莎常用缅甸语交谈。纳拉亚南幽默地说，缅甸语对他来说就像“密码”一样，无法破解。由于我也会英语，同纳拉亚南交谈时便使用英语。因此，他和夫人的宴会成为“双语种”宴会，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后来我到印度工作，才得知纳拉亚南的恋爱经过。原来印度的外交官一般是不允许同外国人结婚的。但纳拉亚南埋头苦干，才智出众，深得当时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的赏识，就亲自批准了他和乌莎的婚事。

1977年国大党在大选中失败下台后，纳拉亚南于1978年从中国调回印度，出任尼赫鲁大学副校长(校长由印总理兼任)。我于1979年到中国驻印度使馆担任参赞后，曾去拜会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980年国大党重新执政后，纳拉亚南于同年出任印度驻美国大使。我同他的友好交往中断了一段时间。

平易近人

1991年我出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在同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印度会见国大党人士时，我又见到了纳拉亚南。原来纳拉亚南于1984年从外交官岗位退休后，正式加入了国大党。他在故乡喀拉拉邦连续三次赢得大选进入人民院，并曾在国家计划、外交等部出任国务部长。但在李鹏总理访问时，纳拉亚南只是一位议员。

我们在阔别多年后重逢，备感亲切。不久他就向我表示：“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无一官半职，而您却当了大使，成为高级官员。如果我为您举行一次欢迎宴会，不知您能不能赏光？”

他的谦逊使我深为感动，说：“对我来说，您永远是一位兄长。如果您为我举行宴会，将是我莫大的光荣。”

这样，纳拉亚南和夫人在他们的住宅为我和夫人举行了亲切友好的欢迎宴会，使我们结识了不少印度的政界人士和名流。其后，我们夫妇也不止一次地在大使官邸为纳拉亚南夫妇举行过小型宴会，请一些印度友人和外国驻印使节夫妇做陪。

没过多久，使我们又惊又喜的事情发生了。1992年，纳拉亚南以绝对优势的票数当选为印度副总统。印度副总统是印度政府出席各国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最高代表，按惯例是不出席使节小型宴会的。尽管如此，我在一次出席其他国家国庆招待会见到他时仍然大胆地问他：“您现在担任了副总统，您和夫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出席我们的小型宴会了吧？”出乎意料的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可以出席。”这样，我和李路又在官邸为纳拉亚南夫妇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这次宴会是我任期内最重要的一次，始终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纳拉亚南曾多次会见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1994年1月8日，他在会见应印度国大党的邀请访印的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表示，过去见过的中国领导人最年轻的也有70岁，现在见到50多岁的中国领导人，感到很高兴。他表示，印度密切注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为此感到高兴；中国的巨大变化对世界力量的对比产生了重大影响。温家宝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外交政策。纳拉亚南副总统在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向作者祝酒

1994年9月12日，纳拉亚南在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时表示，迟浩田访印使中印友好扩展到所有领域，并赞扬他作为中国军队领导人对贯彻中印边境协定做出了很多贡献。他说，迟浩田访印是唐僧西游记的继续，也是郑和作为友好使者下西洋的继续。中印关系的改善在亚洲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整个世界也有重要的意义。迟浩田表示，两国总理互访后，两国的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进行了互访，下一步应开展海空军领导人的互访。

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两件很不寻常的事，使我和纳拉亚南的友谊“更上一层楼”，结成很不寻常的友谊。

如期访华

在我1994年11月离任前，中印两国政府已商定纳拉亚南副总统于同年10月访华。纳拉亚南是1994年印方访华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访问对推动中印关系有重要作用。这也是我离任前最后一件大事，当然要全力以赴地做好。

然而，正当中印双方为纳拉亚南访问积极进行准备时，1994年9月下旬印度古贾拉特邦苏拉特市爆发鼠疫，几十万人逃离该市。9月28日，印度报纸报道，德里近日也发生了多起鼠疫病例。

鼠疫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在当今世界上已很少出现。但一旦出现，确实容易引起人们的恐慌。印度群众和报界就十分恐慌，把一些感冒病人也作为鼠疫嫌疑者统计报道，草木皆兵，使疫情报道有很大水分。例如印度报纸报道，德里鼠疫曾达到一千多病例，但最后确诊的只有几十例，而且多数是从疫区来到德里的人。

当时世界各国针对鼠疫采取了不同的防范措施，宽严有所不同。中国是印度的邻国，又是人口大国，采取的措施是较严的，印度的访华人员在到达机场后都要隔离六天。印方对此意见较大。

至于同印度的人员互访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访印后表示，各国同印度仍可进行人员互访，只需回避苏拉特疫区。因此，印度派往西方国家的代表团一般都如期成行。

正当我们等待国内关于纳拉亚南副总统访华问题的指示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了态，对纳拉亚南是否如期访华正在研究。我们分析，国内正在研究对此事的对策，使馆应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当即向国内报告，对印度疫情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指出有关数字不可靠，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且正在缓解，建议同意纳拉亚南如期访华。国内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10月21日晨，我和李路到机场为纳拉亚南夫妇一行送行，为他们如期实现访华感到高兴。然而从机场回来后不久，又从印度报业托拉斯通讯社得到使我们十分惊讶的消息：纳拉亚南夫妇一行所乘波音747专机于晨6时起飞后，因起落架的门关不上而迫降返回德里。于是我急忙给印度外交部打电话探询有关情况。中午12时半，纳拉亚南夫妇一行换乘另一架从孟买调来的专机起飞。我们得到他们当晚抵达北京的消息后，才放了心。纳拉亚南访华取得了圆满成功。

纳拉亚南夫妇访华归来后，破例为我和李路举行了欢送宴会。我们临行前，他们又再次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官邸喝茶。陪同他们访华的女儿和只有6岁的外孙女也都出来见面，气氛亲切友好。外孙女已学会几句中国话，十分可爱，还把她画的图画送给我们。我说，他们的外孙女是访华的印度客人中年龄最小的，将来一定会为中印友好作出贡献。

一言九鼎

1998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5次核试验，使整个国际社会受到极大的震动。中国开始时表态十分谨慎，仅表示“关切”。但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印度以“中国威胁”作为借口，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反应也迅速升级，对印度进行了强烈谴责。中印关系受到了新的重大挫折。

实际上，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其核试验辩护是外交上的一次失误，并不能自圆其说。印度十分清楚，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对付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并非针对印度。其后不久，印方有意转弯子，中方则期待印方能公开表明中印互不构成威胁。1999年1月，我率领中国学者代表团到印度新德里参加中印学者对话期间，出现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1月26日下午，我到总统府花园出席纳拉亚南总统的盛大国庆招待会。纳拉亚南是在1997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以绝对优势(95％的选票)战胜竞选对手，当选为第十任总统的。

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奋力向前，终于同纳拉亚南夫妇握了手。我对此已深感满足。不料，当晚纳拉亚南总统办公室就给我国驻印度使馆打电话，表示总统希望在次日傍晚会见我。

1月27日傍晚，我在中国驻印度大使周刚的陪同下，再次前往总统府会客大厅。纳拉亚南和乌莎出来接待，气氛十分亲切。

纳拉亚南在谈话中表示，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印度一向认为，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对于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极大的支持，对世界和平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对印度没有威胁，印度对中国也没有威胁。他表示，希望印中两国能共同隆重庆祝印中建交50周年。

纳拉亚南的谈话诚挚友好，富有感情。回到使馆后，我和周刚大使立即召集我国驻印度的各新闻机构记者，向他们吹了风。他们连夜将稿件报回国内，国内各新闻机构做了显著报道。

纳拉亚南这次谈话对推动中印关系走出低谷、重新恢复和发展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后，中印两国的友好来往得以恢复。

2000年5月，在中印建交50周年之际，纳拉亚南作为印度总统偕夫人访华，使中印关系走出了低谷，两国最高层的互访从此恢复。他的访问可以说是他亲自参与培植的中印友谊之树的果实。

5月30日晚，我和李路应邀参加了印度驻华大使南威哲夫妇在他们的官邸为纳拉亚南夫妇访华举行的盛大宴会。官邸灯火辉煌，院内树枝上挂着一串串彩灯，使晚春之夜更加迷人。

由于来宾众多，官邸大厅场地有限，多数来宾都在院内用餐，只有少数贵宾能进入大厅，分坐在几个圆桌旁。其中有一桌是总统夫妇所在的主桌。

我和李路进入大厅后，根据“官本位”的礼宾常识，在其他圆桌寻找我们的座位。这时，使馆官员迎上来，将我们领到主桌，并告诉道，总统夫妇说我们是他们的老朋友，希望安排在主桌，以便叙旧。为此我们十分激动。纳拉亚南副总统夫妇参加作者夫妇举办的宴会

这就是纳拉亚南!对他来说，友谊高于一切。他待人总是那么谦虚诚挚，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他担任副总统前是如此，担任副总统、总统后仍是如此。

令人难忘的时刻来到了。纳拉亚南总统夫妇进入大厅，同来宾一一握手。当来到我面前时，纳拉亚南和我热烈拥抱。入座后，我们座位相邻，交谈很方便。纳拉亚南和往常一样，身穿印度制服，虽年事已高，但仍神采奕奕，思维敏捷。他谈到，这次访问正值中印建交50周年，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同江泽民主席的会谈十分成功，令他非常兴奋。他又说，和1994年作为副总统访华时相比，北京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地方他都认不出来了。乌莎夫人笑着说，只有印度大使官邸和纳拉亚南任驻华大使时一样，没有改变。

纳拉亚南总统这次访华后，2002年1月，朱镕基总理访问了印度。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两国总理在联合宣言中重申“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互不为威胁，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两国总理的互访使中印关系步入全面、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友谊之树需要精心培育。为了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中印两国领导人、两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纳拉亚南已离开我们，但他所作的重大贡献将永远为中印两国人民所铭记。

欧洲人看中国

我在欧洲工作了多年，接触过不少欧洲官方人士，也和许多老百姓打过交道。总的感觉是，欧洲公众普遍对中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些人甚至对中国存有不少误解。

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优越感　我在英国学习和工作时，深切感觉到，欧洲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白种人比其他种族优越的情绪。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是别的欧洲人，他们大都不会承认这种优越感的存在，但许多中国人还是在生活中隐约感受到了。例如，在英国，中国留学生即使学习成绩优异，就业时也往往处于劣势。

先入为主的欧洲观念　一些欧洲人总想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衡量中国人，觉得中国人缺乏修养，甚至粗鲁、野蛮。比如，狗是欧洲人喜欢的宠物，人对狗感情挺深。我有一位英国议员朋友，他把自己死去的狗埋在自家的院落里，还树了个碑，并把狗的遗像挂在屋里纪念。但在中国，长期以来养狗大多是为了看家护院，有的地方还把狗肉当做美餐佳肴。前几年，英国一家销路很广的小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中国福建某地杀狗卖狗皮的事。消息刊出后，使馆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我个人就收到一麻袋的抗议信件。有一位老太太给我打电话，哭着责问：你们怎么能连可爱的小狗都杀了吃呢？欧洲人普遍认为，他们对待动物的观念是正确的，不符合这种观念则是不人道的。此外还有关于中国人杀猫、取熊胆诸类报道。类似消息一多，许多欧洲人就形成了中国人野蛮的印象。因此，我们对外报道某些风俗人情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外国民众的接受心理。

欧洲人对祖国的观念普遍不如中国人那样强烈　欧洲人也很爱国，对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的情绪也相当强烈。但我感觉到，欧洲国家一般都较小，现在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祖国的观念正逐渐淡化。对普通百姓而言，今天是一个英国人，明天成为德国人或美国人，并不是什么特别紧要的问题，跨国、跨洲婚姻习以为常。但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传统文明的古国，对国家的归属感很强。即使是在国外居住多年的华人，已经取得居住国国籍，但中国也一直是他们心目中的“祖国”，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我们在国外工作时，时常会遇到某些欧洲人不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其中有的人并非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敌意。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文章，作者认为中国那么大，分成几个国家也无所谓。后来我批评过这个作者，他辩解说他不是敌视中国，就是觉得中国太大了，并且认为不仅中国，美国、俄国、加拿大都可以分成几个国家。我曾问过一些英国人：“如果苏格兰要独立出去，你们能同意吗？”他们却回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去独立吧，我们无所谓。”话虽这么说，真正碰到这种事时，态度就不同了，北爱尔兰问题就是个实例。不过，确实有部分普通百姓不那么重视这个问题。

人文思想的差异　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强调“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已成为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中国在重视个人的同时，更加看重国家利益和集体的利益。人文思想的差异，自然造成认识上的不同。我在英国时，经常有朋友赞叹中国办大事的效率，有什么事，只要是集体动员，马上一呼百应，事情能够很快办成。而在欧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同时又认为中国缺乏自由，总在中国人权问题上说三道四。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固然主要是政治的因素，但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欧洲和平主义思想流行　二战之后，欧洲安全长期依赖美国，日子过得比较舒适，公众中逐渐滋生了浓重的和平主义思想。特别在冷战结束后，欧洲人更感到安全已不是迫切的问题，而更关心自己的福利。所以，一般欧洲老百姓一听到“战争”这个词就感到紧张，对国家增加军事开支反应强烈。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感到他们普遍对打仗很害怕，觉得不管什么理由打仗死人都不应该，对美国甚至本国政府动武的举动都很反感。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比如，有些人就觉得中国历史上打过许多仗，是个“好战”的民族。我反问：“你们欧洲人不也是打过许多仗，而且还多次打过中国？”不少人回答：那都是我们先辈干下的愚蠢事。

政治上的偏见　长期的恶意宣传和歪曲，特别是当年德国法西斯也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起家以及前苏联的一些做法，造成欧洲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顽固偏见，至今未见根本改变。他们往往不加分析，一律把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与“独裁”、“专权”、“没有民主”画等号。许多欧洲人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却深存先入为主的看法，单凭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就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人民缺乏“自由”。马振岗大使在英国同大法官、上院议长欧文勋爵交换看法。

美国因素及舆论的影响　欧洲与美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道德价值、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相同或相似，又长期深受强大的美国舆论影响，深深妨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客观认识。总的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少得可怜。抓住某些片面现象甚至谣传大做文章，是多数西方舆论领域的惯用手段。

我曾与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讨论过。他认为中西舆论理念不同，西方媒体的原则是暴露为主，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本国也是如此。我深刻地感到，这种不良的舆论宣传对我国的形象“破坏力”极大。一则歪曲报道造成的危害，往往花很大精力都难扭转过来。英国一家小报散布过北京一家小饭馆卖“人肉”包子的谣言，还真有人给使馆打电话询问：中国是不是有人吃“人肉”包子？有的英国友人问我对英国媒体关于中国报道的看法，我坦率而诙谐地说：哪一天报纸上没有中国的消息，对我来说就是“好消息”。因为点滴的所谓对华客观报道，实在难以抵消大量消极报道的恶劣影响。近些年对华的客观报道确有增加，但整体上还是坏的太多而好的太少。

欧洲人看中国的确像瞎子摸象　以上种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应当看到，这种情况是长期形成的，而且涉及一些深层原因。要改变这种情况，根本改变欧洲人的看法尚需时日。令人鼓舞的是，随着我国的持续健康发展，中欧关系不断加强，双方往来增多，对华舆论正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凡是到过中国的人，除了对华怀有深刻敌意的，对中国的看法都会有些转变。

毫无疑问，争取对我国客观友好的舆论环境，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挑战。这不仅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而且更需要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到国外工作、学习和旅游的人，把具有悠久文明素质、优良道德传统和崭新精神面貌的中华民族形象，以自己的实际言行展现在广大世人面前。

希思的中国情结

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去世的噩耗传来，我感到很难过。其实对他的谢世，我并不是毫无思想准备。2002年7月我离任前，他举行家宴为我们夫妇送行时，已显得虚弱。我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再访问中国，我可在北京接待他。他笑了笑，无可奈何地说：“这恐怕由不得我了。”意思是要看他的身体状况。

关于希思，我很早就有不少听闻，对他也心仪甚久。但因工作上一直没有牵连，长期无缘得会。直到我1997年3月到英国担任大使后，才有机会与他相识。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任不久，英国一些友好团体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里为我举行欢迎招待会，前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杰弗理·豪主持。出席的人很多，我自然是招待会的“中心”人物，许多人围上来打招呼，气氛非常热烈。我周旋在那些名字熟悉却面孔陌生的英国朋友中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招待会快结束时刻。主人告诉我，希思答应要来，但一直未见他的身影。时间已经挺晚，我不便再逗留，就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热心的主人把我送到博物馆楼后门。晚上九点多，初春的伦敦天色已经昏黑。影影绰绰间，我见迎面蹒跚走来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使馆的同志悄声告诉说：“大使，那是希思。”我一听，急步迎了上去。他停住脚步，打量了我几眼问道：“你就是新到任的中国大使？”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认真地说：“有件事要向你说一下，所以会议一结束我就赶来了，幸好还不算太晚。你可能已经知道，达赖在英国影响很大，许多英国人对西藏的事毫不了解，中国在宣传上做得还很不够，你来了以后，应该更重视这项工作。有时间我再给你详谈，我先进去和他们打个招呼。”不等我表态，他已握别朝里走去。

不过三分钟的第一次会面，却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对我到任讲任何欢迎或祝贺的话，却率直地提出工作建议，实在不同凡响。他关心的是中国的事，虽是初识，却没把我当成外人，一见面就坦诚而恳切地谈出自己的意见。只有中国真正的朋友，才能这样做。马振岗大使与布莱尔首相交谈

希思先生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身体力行。听英国朋友说，希思曾多次在西藏问题上替中国讲话，揭露达赖散布“谈判”的假象。后来，我还真亲身经历了一次。那次是曼彻斯特工商界请我去介绍中国发展的情况，同时被邀的还有希思先生。他先讲，我后讲。他站在讲台上，生动地回顾着与我国几代领导人交往的情况。我坐在台下第一排，和二百多人一起恭听。讲者津津有味，听者全神贯注。突然，从礼堂左门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手里拿着一张画像，嘴里喊叫着：“西藏!西藏怎么办？”她冲到我面前，一下子把那张画像塞给我。我瞥了一眼，见是被达赖“封”为所谓“班禅”的那个男孩像，愤怒地高声说了句“无耻”，顺手抛了回去。画像落到地上，她匆忙中在上面踹了一脚，在一片不屑的嘘声中惶惶地从右门窜了出去。

经过这阵骚乱，礼堂又恢复了平静。希思清了下嗓子说：“这个女人太没礼貌，也太无知。她根本不了解西藏的真相。”接着，他离开讲稿，谈起了他的一件经历。他说，达赖曾多次找他，希望能在西藏问题上给予支持。我告诉他，西藏很早就属于中国，西藏“独立”是绝对不行的。达赖说他不谋求西藏独立，而只是要求就西藏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一再要求我向中国领导人传话。我信以为真，专门向邓小平谈了。邓说只要达赖放弃“藏独”图谋，不再继续搞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央政府愿意和他谈判。我听了很高兴，特地到纽约向达赖讲了。不料他听后毫无反应，只是要我支持他。我这才明白，他说要谈判是假，实际还是要搞西藏独立。我当然不会同意。以后他再也不和我见面了。所谓西藏问题，就是达赖闹独立造成的。希思刚讲完，台下立即响起一阵掌声。

希思继续做完报告，轮到我讲话。我自然要对那女人的行为做出反应。我扼要讲述了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并详细介绍了“金瓶挚签”的传统做法和新班禅的遴选过程。会后，许多人称赞我的介绍，并对藏独分子的无理取闹表示愤慨。希思握着我的手说：“讲得很好，我也了解到不少东西。你应该多向英国人讲讲，他们对西藏太无知。”

希思先生的中国情结，西藏问题不过是一例。从1974年5月起，希思到中国访问了26次，基本上是一年一次。他对我说，第一次访华后他内心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感情，特别钦佩中国领导人的才能和机智。“每次同他们交谈，都感到他们有智慧，有远见，看问题深刻，受益匪浅。中国是一个变化中的伟大国家，我要争取每年都到中国一趟，亲身体验中国的进展。”对他的中国情结，我1997年6月底应邀到他家做客后更有了深刻了解。1974年5月25日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及其随行人员，在北京参观工艺美术展览。

他家住英国南部的索尔兹伯里，是在一所由两个不同时期建筑合并在一起的三层老楼里。我在这所古老建筑门前深喘了口气，才谨慎地按了下门铃。第一次到一位前首相家里做客，我多少有点紧张。他开门慈祥地迎上来，问我路上是否顺利，接着问我要不要先去“休息室”(Rest room，另一意思是盥洗室)。我一愣，他又问了一遍，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老人是怕我坐车跑了两个多小时，路上没地方方便。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而真正是体贴入微。我心头一热，原有的拘谨也彻底消除了。我随他走进客厅，迎门是一架钢琴，钢琴上面摆着十几张照片，都是他和各国知名领袖的合影。我发现他把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合影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希思感到最兴奋的是，他与中国三代领导人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自豪地说：“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交往的，在英国只有我一个，在世界上也不多。中国人把我叫做老朋友，我为此称呼感到骄傲。”席间，他津津乐道地回顾起几次访问中国的情况，言词中充满对中国的浓厚感情。

饭后，他带我上楼看收藏的礼品。楼梯周围的壁纸上，全是关于孙悟空的画图。他颇为得意地说：“我很喜欢中国猴王这个形象，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摆出的礼品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的，他一一讲述哪件是谁送的，记得很清楚。书橱里，我看到不少是关于中国的书。他告诉我，他一直很重视中国，从理性上认为和中国发展关系符合英国的利益，所以在担任首相时推动英中关系从代办级升格到大使级。后来到中国访问，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感到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同他们交谈很有收获，也很轻松。访华次数越多，对中国的了解越深刻，就越有感情，越愿为英中关系做些事。希思在许多场合都为增进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做出努力，并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包括推动香港问题的解决。我想除了理性的认识外，他的中国情节是一个重要因素。

1989年春夏那场风波发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对华采取“制裁”行动。不少人对华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甚至有些过去对中国“友好”的人此时也加入“谴责”的行列。希思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家，自难对中国发生的事完全理解。但他觉得自己是中国的朋友，无法为中国讲好话，可也不能公开讲中国的坏话。于是他选择了沉默，不再公开讲话，并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在当时西方反华言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这实属难能可贵。

1999年，我们按他的要求做好了访华安排，他却主动推迟了。他见到我时表示了歉意，解释说，科索沃打仗了，他觉得作为前首相离开国内不妥，“也许政府需要我的咨询”。这就是希思。英国的利益始终在他心里占主导地位。他1950年进入议会，一连当了50年下院议员，为此他放弃了受封勋爵(LORD)的机会。因为成了勋爵，就只能进入几乎无任何实际作用的上院(贵族院)，无法继续发挥政治作用，结果到临终他也只是个爵士(SIR)。他后来虽年迈体衰，却仍积极参与议会的活动，受到人们的尊敬，被称做“议员之父”。2000年大选时他退下来，却仍关心世界和英国政坛上的事，经常参加政治活动。2001年，撒切尔夫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出，英国应退出欧盟。不久在议会里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恰好坐在希思旁边，就问他的看法。他气愤地说：“英国加入欧盟是她当首相时实现的，她现在这样说，大概是疯了。她早就应该闭上嘴!”马振岗大使与希思一起接受采访

我在英国当大使期间，他已经八十多岁，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但有关中国的重大活动，他都要不辞辛苦地参加。我国领导人访问英国，他总要求会见，并认真而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有关见解。1999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英国，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英国女王、政府和各界都特别重视，希思自不例外，参加了好几场活动。结束访问的头一天晚上，江主席在使馆举行答谢宴会，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应邀出席。这是女王第一次到中国大使馆，英方戒备森严，离使馆很远就不让汽车靠近，许多政要和名人都不得不步行很长的距离。宴会即将开始，就剩下下院女议长和希思两个人未到。我正有点着急，女议长匆匆赶来了，告诉我她和希思同时到达的：“我和希思都挺着急，我一气小跑赶来了，他跑不动，恐怕要费些力气。”不料刚过了几分钟，希思却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来了。他虽然晚到，我内心却对他油然产生出一种难以述说的敬意。他年岁很老，身体又胖大，这段路是他克服多大困难才如此快走完的!那晚的宴会气氛非常热烈，宾主都很愉快。江主席高兴地唱了两支歌和一段京剧，特别是与女议长合唱的英文歌更把宴会带入欢乐的高潮，连一向表情端庄的女王也乐得前俯后仰。还是希思有心机，他提议与会的英国客人集体唱首歌，以表达对江主席的谢意。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热烈响应，一齐高唱了英国的传统民歌《因他是个好小伙》。宴会就这样在歌声中圆满结束。

希思与中国直接交往三十多年，对华友好的事例不胜枚举。我写下这几件亲身经历的事，算是对他逝世的悼念。我常想，一个外国政要，一时一事对中国友好并不难，一贯地对中国友好却不容易。希思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对华友好，这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希思走了，英国丧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真诚的老朋友。

美国人看中国

亲历与想象的中国差异大

几年前，作者陪同美国议员团访华。第二天吃早饭时，一位成员就感慨道：“我在美国听到的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戒备森严，百姓没有自由。可昨天我一下飞机，立即知道不是这样的。从机场到北京饭店，除了维持交通的警察，我没有看到一个武装警察。街道上老百姓人来人往，毫无恐惧的神色，他们都自由自在，只是稍微显得有些匆忙。”我说：“可惜，好多美国人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以前，作者陪同一个美国代表团到重庆访问。星期六上午出发参观时，两个成员左等右等就是不出来。大约二十分钟后，一男一女才气喘吁吁地赶到。一问，才知道他们偷偷去教堂了。因为相处得比较好，我略带嗔怪地跟他们说：“想去教堂早点告诉我，可以安排。干吗要偷偷摸摸的？”两位说：“我们在美国听说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做礼拜的人都受到警察的监视。我就想搞个突然袭击，看看你们的教堂是不是摆设。”我问道：“怎么样？碰上警察啦？”“没有1984年7月3日，美国希德威尔友谊学校中呀，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和文班师生在四川重庆参观著名的大足石刻。美国没有两样，警察没找我，倒是我刚才找警察帮忙问路了。”说完，哈哈大笑：“警察问我是不是OK，我连说了三声OK。”

现在，由于双方往来人员大量增加，美国人如此不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美国媒体长期负面报道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仍以负面为主。我在美国坐出租车时，曾有意识地了解出租车司机对中国的看法。结果大多数司机对中国的印象首先是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不允许生育二胎。看来，要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前面的路还很长。

中国功夫“吓”坏美国小伙

曾几何时，中国对众多美国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不少美国人是从成龙、李连杰的武打片中了解中国的。过去好莱坞电影当中的动作片只有手上功夫，没有脚上功夫。成龙的电影引发了中国“功夫热”，中国人的脚上功夫如今已被美国人所接受和模仿。

在纽约华人当中，流传着一个经典故事。纽约市中心的中央公园是散步和锻炼的好地方，但治安不太好，抢劫时有发生。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国青年人也喜欢到中央公园锻炼身体。一次，他在跑步时突然有个黑人小伙从旁边擦身而过。他怀疑这是美国强盗的伎俩，赶紧伸手摸口袋，发现手表不见了。照理说他应该认了，路遇强盗，自认倒霉吧。可他就是不信这个邪，一个箭步追了上去，拦住对方的去路，伸出手大喊：手表!手表!见对方没反应，他急中生智，想起美国人怕中国功夫的说法，便摆出马步，做“少林武功”状。美国小伙见状，赶紧从手上摘下手表，扔了过来，然后拔腿就跑。中国青年捡起手表一看，不是自己的，再摸自己的另一只口袋，发现手表在里面呢。这下他明白了，自己的功夫把美国小伙吓坏了。

现在，中国功夫仍是美国民众津津乐道的“特产”，但许多神秘感却已消失。比如，“紫禁城”(故宫)、长城、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等对美国人来说，仍是中国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来中国的美国人没有不想看一看的。但这种愿望更多的是旅游者的渴望，而不是过去那种带着神秘莫测的心态去向往。因为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随着接触的增多和了解的增加，中国已日益成为一个普通国家。

担心中国发展抢了美国风头

掀开神秘的面纱之后，许多美国人又对中国担心起来：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抢了美国风头，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产生浓厚兴趣，从而使美国的吸引力下降。中国的产品，从初加工的棉布到高科技的电脑，都很有竞争力，让这些领域的美国工人面临饭碗丢失的问题。中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为了争能源和原材料而与之对着干。在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环保的背景下，美国许多人指责中国“不负责任”地大量排放污染。当然，还有一些人担心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对外扩张。

正如一位研究中美贸易关系的美国权威人士近来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中美之间已经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美国既担心中国强大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又担心中国衰弱连累美国经济。他的话代表了美国政界许多人的共同心理。

美国的理念是美式民主与自由，并自认为肩负着将其推向世界并“惠泽”全人类的使命。在一些美国人，特别是从政的人看来，中国并非一个民主国家，至多在民主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小步；中国在强大过程中，必然会重走世界上所有强国所走过的道路：对外扩张。其实这也是美国所走过的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是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一条非常明显的思路，那就是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让中国成为与美国配合的建设性合作伙伴。

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

作者长期从事美国国会的研究工作，美国人总是推销三权分立政体。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不实行议会民主、不实行直选。我反问他们，不到40％的参选率能说明美国的民主制度完善吗？“胜者得全州”的总统选举制度，导致支持当选总统的选民人数还少于落选总统的选民人数，这公平、民主吗？国会与白宫相互制衡，导致政府关门，这是负责任的行为吗？对方无法回答，却从未放弃让中国学美国的冲动。

于是，美国人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戴上自己的眼镜观察中国，对自己看不惯和不接受的，不管中国国情如何，一概加以反对。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地广人稀、劳动力相对不足的美国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于是，这一政策常常成为美国政客和媒体攻击的话题。

尽管许多美国人对中国这也不满、那也不满，但他们毕竟是世界上最现实的人。他们知道，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他们必须面对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国，必须与中国打交道；没有中国的参与，不仅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难以实现，人类面临的其他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如反恐、跨国犯罪、缉毒、防控疾病、不扩散、环境等问题。

美国各界对中国看法各异

在美国，我们总能在中国问题上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主张。比如，工商界是中美友好最大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对中国的看法积极面多于消极面，更多的是把中国视为现实的且潜力巨大的合作伙伴，支持中美友好的声音就大。而在国会，因为受各种非政府组织影响较大，加之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党派斗争激烈，对中国的消极面看得更多，对中国的发展担心更大，甚至经常听到污蔑中国的言论。学术界则两面都有，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而这派占上风，时而另一派占上风。对此，我们不必看得太重。你只要到美国百姓当中与他们聊聊，就可以理解这一现象了。其实他们对美国自身的看法也类似。

就像谁都爱照镜子一样，哪个国家的民众都想知道别国怎么看自己的国家。但正如镜子有凹镜、凸镜、哈哈镜和普通化妆镜一样，同一个人照出来的样子并不一样，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眼中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必太当回事，还是先把自己的事做好。

戴高乐的中国梦

戴高乐十分向往中国，爱慕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关注这个正在重新焕发青春的古老国家。“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同它在过去多少世纪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样。”他也企望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硕果仅存的两巨头——戴高乐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1973年，蓬皮杜总统访华时特意对毛主席说：“我过去是戴高乐的同事，戴高乐生前非常希望见到你。”确实，有朝一日前往中国，这是戴高乐的一大夙愿。

可惜，戴高乐作为总统正式访华的计划未能实现，垂暮之年以私人身份访华的打算，也因死神突然降临而落空。戴高乐终究没能圆他的中国梦。这不能不说是他毕生的一大憾事，也是中法关系史上的一大憾事。个中情由，国内外说法不尽一致，有的重要情节甚至以讹传讹。这里，我想以亲历亲见亲闻，说明原委。

1964年中法建交，法国成为能同中、美、苏三国直接对话的唯一西方大戴高乐(1963年)。国。“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戴高乐想趁中法建交的势头，尽早实现两国领导人互访，以开拓法国外交的新局面。

中法建交当年，法方就向中方放出试探气球。曾作为戴高乐特使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建交谈判的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表示，“高层对话，以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开始为好，戴高乐是喜欢迈大步的人”。法国驻缅甸大使说得更具体，希望戴高乐总统和周总理互访。与此同时，法方派出戴高乐的得力助手、政府第二号人物、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先行访华，为中法高层直接对话投石问路，并为法国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埋下伏笔。

1965年7月马尔罗访华时，戴高乐特致刘少奇主席亲笔信，称：“委托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向阁下和毛泽东主席转达法国人民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情谊。马尔罗先生将乐于就中法两国的重大问题，亦即与世界前途有关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就加重了马尔罗此行的政治色彩。马尔罗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了他。马尔罗向中国领导人强调，戴高乐希望通过政府领导人之间接触来促进中法关系的发展。

1966年2月，法国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亚澳司长艾蒂安·马纳克正式向中方提出：法国政府已派出仅次于总理的主要部长访华，为使中法关系继续发展，经最高当局决定，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法，法方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总理。这是我听马纳克亲口说的。不言而喻，这是戴高乐的决策。

我方迟迟未做答复。于是，戴高乐只好亲自出马，主动约见中国驻法大使。这自然是非同寻常之举，足见戴高乐切望早日实现两国领导人会晤。

会见于1966年5月16日在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进行。由我陪同大使前往，担任翻译。这次约见专门商谈发展中法两国关系问题，特别是两国高层交往问题。

谈话行将结束时，戴高乐画龙点睛，亲口邀请周总理访法。其用意显然是加重邀请的分量，以促成周总理早日访法。法方一再邀请周总理访法，意在密切中法关系，加强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并为戴高乐正式访华铺路。

法国是个很注重尊严的国家。戴高乐对大国地位、大国形象尤为敏感和执著。戴高乐对领导人互访的原则，是“你先我后”，不愿先迈第一步，以免给人以有求于人或移樽就教的印象。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赫鲁晓夫无一不出访法国在先。当时中国领导人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互访，也有一条原则：“彼先来我后往。”周总理指示：根据当前国际形势我国领导人不宜先行访法。

1966年6月22日，我国驻法大使奉命约见法国总理蓬皮杜，回复法方对周总理的邀请。我陪同大使前往总理府。蓬皮杜在总理办公室门口迎接，把我们引到围着一张小圆桌的沙发旁就座。他自己坐到圆桌的另一边，不拘形式地交谈起来。蓬皮杜中等身材，有些肥胖，两道浓眉十分引人注目，嘴角上总是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显得比较随和。但他目光锐利，又给人以精明强干的印象。

大使按国内指示回复法方：“周总理表示高兴访法，并感谢法国总统阁下的邀请。但遗憾的是，由于今年下半年周总理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周总理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于今年下半年访华。”

蓬皮杜显然胸有成竹，当场把球踢给中方。他说：“如周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中国政府和周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这也是我的希望。但我的日程也很紧，下半年议会要讨论预算，1967年初要举行大选，选举期间，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就这样，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搁置下来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使中法关系一度跌入低谷。中法间频频交涉、抗议，两国间官方来往几乎完全停顿。高层互访自然无从谈起了。

1969年1月，戴高乐任命马纳克为新任驻华大使，意在修复两国关系，重新打通堵塞了的对话渠道。他在召见马纳克时仍念念不忘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这件大事。他强调：“法国人和中国人应当就世界问题交换意见。”“过去曾邀请周恩来访法，由于形势变化，未能成行。当然，如果有一天中国方面愿意重新实施类似计划，我们将乐于接待中国政府高级人士访法。有机会时，您可以向中方说明这一点……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你都可以以我的名义邀请，来访者将受到我很好的接待。”

同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公民投票中处于少数而自动引退。以总统身份正式访华成了他的未遂宏愿。

离职后，戴高乐曾多次在人前提到访华的打算。马纳克曾积极筹划他的访华事宜。1970年3月2日，他在给戴高乐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建议：“将军，有一件大事可做。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他还特意强调：“过去，我由于您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死亡竟破坏了伟大的事情。现在毛主席还健在。”访华正其时也。

戴高乐在1970年4月10日的复信中没有明确表态，只含蓄地表示：“至于您向我提出的建议，尽管我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请您至少了解，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间了。”这种典型的戴高乐式的语言，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的信息。

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询问了不少有关访问的细节。最后他表示：“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戴高碧离开科隆贝时深信，戴高乐确实很想访问中国，虽然具体安排尚待确定。

后来戴高乐曾向至亲好友私下吐露，他具体设想1971年6月成行，在中国度过“6·18”这个历史性日子。1940年的这一天，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发出抗德号召，一跃登上了历史舞台。戴高乐的女婿德布瓦西厄将军在接受中国学者周剑卿采访时透露，戴高乐生前曾对他说过：“你先不要对任何人说，明年(1971年)6月18日我要到中国去。”1972年7月，法国外长、前“自由法国”发言人莫里斯·舒曼访华时，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十分肯定地说：“戴高乐想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很大。他本来打算1971年6月来。”

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死亡竟破坏了伟大的事情。”马纳克不幸言中了。

需要澄清一点。法国记者、作家让·莫里亚克在《戴高乐将军之死》一书中很具体地谈到，中国政府准备向戴高乐发出访华邀请，为了事先确知他会接受邀请，曾于1970年10月极秘密地派遣一直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联系的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作为使者前往巴黎，通过法国友人向戴高乐传递这一信息，以便发出正式邀请。莫里亚克还引用韩素音的所谓传话：“中国期待戴高乐将军来访。这是正式邀请。是周恩来要我来完成这项任务的。”这种说法在国内外流传颇广。事实上，这纯属误传。

事实是，戴高乐为人高傲，自尊心极强，他虽有访华之意，但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向中方表示过。中方对戴高乐访华一事也持慎重态度，没有采取主动步骤，中国领导人从未有所表示，更谈不上邀请。有一回，马纳克大使利用外事活动的机会向周总理表示，他在北京曾收到戴高乐将军的信，有意把话题转向戴高乐，探一探周总理的口风。总理沉思片刻，很有分寸地说：“我们十分敬仰戴高乐将军，你能替我把这话转告他吗？”马纳克确实把这话传给了戴高乐。仅此而已。

关于派遣秘密使者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中国驻法大使早在1969年5月就返回任所。他与戴高乐多有交往，与戴高乐周围的人士过从甚密，正常的接触渠道是畅通的，何须局外人代劳？实际上，韩素音也不是什么秘密使者。

且听韩素音本人是怎么说的。1972年9月，她在法国戴高乐研究所出版的《希望》杂志撰文称：“我不是一个中间人……我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不过，我深信，接待戴高乐的这种想法和意向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见，这是一种群众性的、对戴高乐崇敬的表现。”

德姆维尔1970年10月的中国之行，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印证笔者的论断。他曾在戴高乐手下当过十年外交部长，又是戴高乐任内最后一位总理，称得上是戴高乐的亲信和得力助手，自然是为戴高乐传话的合适人选。外界曾纷纷揣测，此行可能为下一步戴高乐访华做准备。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他行前曾致函戴高乐告以访华计划。戴高乐在9月22日的回信中表示：“我亲爱的朋友，您的中国之行对您来说，将有很大的益处，对法国来说将有重大意义。当您从那里回来时，我极愿同您见面……”只字未提自己的访华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委托。10月30日，德姆维尔返回巴黎。他同友人谈及中国之行时强调，中方什么也没有委托他；同他谈过话的中国人士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戴高乐将军访问中国的事。

据我所知，德姆维尔此话属实。访华期间，中方给予他高规格礼遇。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同他两次长谈，但双方只字未提戴高乐访华事。周总理会见德姆维尔时，一开始就提到戴高乐，试探对方反应。德姆维尔没有接茬儿，只简单表示，他行前没有见到戴高乐将军。戴高碧作为法国驻华使馆参赞会见时在座，也一言未发。机敏的周总理话锋一转，言及其他。1972年7月16日，周总理会见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时，对方谈到戴高乐曾打算访华事。周总理不无遗憾地表示：“那次德姆维尔来的时候很不幸……我们没有谈到戴高乐访问中国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德姆维尔回国后并不急于前往科隆贝向将军报告中国之行的成果和观感。10天后，戴高乐撒手西归，德姆维尔竟未及同他见面。

中法建交20周年之际，一位法国的“中国通”问过德姆维尔：戴高乐将军为什么没有访问中国？回答是：“当时条件下，国家元首出访外国不像今天这样司空见惯。”这位资深外交家语焉不详，倒也约略点出了症结所在。

说白了，问题的核心是：戴高乐和中国方面都期待对方迈出第一步，但最终谁也没有迈出这一步，从而铸成历史憾事。

周恩来雄才伟略魅力震万隆

2005年4月18日是第一次“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纪念日。50年来，世事历尽沧桑，不论是在亚非大陆还是世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亚非会议所倡导的万隆精神，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当前与今后的国际局势，继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代表团紧密合作，共同努力，为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卓越贡献。会议期间，周总理以决策人、指挥家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他以非凡的智慧和才华、豁达的外交风度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使新中国的外交大放异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推崇和普遍赞誉。

身负重任赴万隆

召开亚非会议是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于1953年8月首先提出的。1954年4月，印度、印尼、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时，根据印尼总理的建议也讨论了召开亚非会议问题。1954年12月底印尼总理邀请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4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举行会议，具体落实召开亚非会议事宜，一致同意亚非会议由他们联合发起召开。

根据5国总理茂物会议决定，印尼总理于1955年1月15日代表亚非会议发起国致电周总理，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定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总理正式复函印尼总理，通知他中国政府同意亚非会议的宗旨，决定派遣代表团出席会议。2月21日，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前来中国外交部会见章汉夫副部长，递交了印尼总理对周总理2月10日信函的复电。复电对中国政府接受邀请深表谢意，并希望周总理兼外长亲自率团去印尼出席会议，而且恳切地说：“您的出席必将有助于会议的成功。”

中国接受邀请后，就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各项工作。

就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夕，美国竟指使蒋介石集团派遣特务，阴谋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妄图暗害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破坏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原定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取道香港前往印尼，后因周总理应邀参加印度总理和缅甸总理在仰光的约会，临时更改了航班，得以幸免。而按原计划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中国代表团3名工作人员、5名记者及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等11人及机组人员7人全部罹难。

面对这样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形势，要完成好如此艰巨的使命，真是如履薄冰，没有外交家纵横捭阖、巧于周旋的伟大才干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雄气概，是绝对担当不起这一重任的。周总理就是集这些雄才伟略于一身的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但正当紧张地筹备参加亚非会议之时，周总理却于1955年3月12日突发阑尾炎住进了北京医院，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决定要及时动手术。周总理突发急病住院，无疑给会议的准备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万一周总理手术后需要休养而不能如期率团赴会，那么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一职由谁来接替就成了一大难题。对此，中共中央经慎重研究后做了两手准备，并由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于3月15日通知陈毅副总理说：因周总理刚刚动了手术，如4月中旬不能率团出席亚非会议，由你率团出席。陈老总当时深感“替人最难”，加上时间紧迫，“难于接手”。但他认为“中枢负责人的健康关系甚大”，虽感到有些勉为其难，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十分认真地做了一番准备。后来，由于手术十分顺利，周总理于3月28日出院，陈老总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出院后，周总理在身体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于4月1日召开了外交部领导人会议，讨论了出席亚非会议的方案和代表团名单，并于4月4日分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5日，在毛主席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和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上呈方案对会议形势进行了客观、深入、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亚非各国虽然在社会制度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他们在历史上都有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统治的共同遭遇，都有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共同愿望和反帝、反殖、捍卫亚非与世界和平的共同基础。因此，中国代表团与会的总方针确定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为此，提出了最高和最低两个纲领。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果之一。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代表团确定，在会议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性问题，而不突出中国的特殊问题；在向会议提出要求时，要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共同要求出发，再联系到中国的要求；中国支持其他与会国的合理要求，而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中国代表团不向会议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攻击、污蔑时，中国则应采取正面申述立场和说明情况、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此外，估计到会议期间可能会有人提出台湾问题，因此确定如下方针：中国主张通过国际协商，缓和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经过一系列的紧张准备之后，毛主席于4月13日根据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了代表团的组成名单，任命周总理兼外长为首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第一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外交部欧非司司长黄华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埔生为顾问；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倬如为秘书长。

4月7日，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离京飞昆明，并按预定行程于4月14日换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离开昆明南飞，在仰光停留和参加小型会议后，途经新加坡于4月16日抵达“千岛之国”印尼首都雅加达。走下飞机，炽热的空气扑面而来。这里既有来自赤道的高温，也有发自当地人民内心的热情。为了迎接亚非会议的召开，整个雅加达用热带的花木装扮一新，色彩斑斓的与会国国旗迎风飘扬，象征“亚非”的“AA”图案标记到处可见，大街两旁聚集着笑脸迎接贵宾的人群。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代表团的汽车，常常在人墙和掌声中穿行。4月17日，中国代表团如期抵达避暑胜地万隆。会议东道主、印尼总理到机场迎接。周总理在万隆机场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指出亚非会议的召开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一起讨论共同的有关问题；尽管有人正在力图破坏这个会议，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这次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为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与合作，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周总理简短的谈话既指出了亚非会议的重要意义，也预示了会议将会遇到的困难，但对会议的成功表达了充分的信心。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会议会场，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求同存异拨航向

1955年4月18日，是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开幕的日子。

会议开幕时，乐队奏起印尼国歌。随后，由印尼总理以会议主席身份邀请苏加诺总统致开幕词。苏加诺总统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发表了50分钟热情洋溢的讲话。

4月18日下午和19日全天举行全体大会。在这两天里，除了印度等几个代表团外，报名要在大会上发言的23个代表团团长都在会上发表了意见。绝大多数发言者都谴责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表示了促进亚非团结的良好愿望。会议充满了友好与和睦的气氛。但是，和声中也冒出了很不协调的杂音。4月19日上午，周总理没有发言，他知道还会有人出来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辩护，攻击共产主义。他要掌握最好的时机，做最有针对性、最有说服力的发言。他沉着、耐心地听着，不时在纸上记着什么。果然，19日上午的发言中又有人对美国大唱赞歌，攻击中国搞“渗透”、“颠覆”。当会议主席以洪亮的声音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时，话音刚落，会场中突然响起了一阵少有的暴风雨般的掌声，离开了会议室的人们迅速地回到了他们的座位上。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人，没有座位的地方也站满了人。这时，周总理同随从的翻译浦寿昌一起，健步走上了讲台。霎时间，会议大厅里的水银灯一齐亮了起来，人们手中的照相机一齐咔嚓咔嚓地响起来，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意识到这一时刻对会议的成败和全世界和平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周总理在讲台上站定之后向会议主席点了点头，用他炯炯有神的目光看了看全场，便开始发言。他首先声明，他的主要发言已经印发给大家了，不再重读。但表示，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后，他愿意补充几句话。这时，不仅是记者们、代表们和会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们，连来宾席上的一些外交使节们也掏出笔记本并拿起了笔，准备记下周总理的即席讲话。

周总理一开头就宣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此言一出，会场上的气氛顿时起了变化。周总理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周总理不卑不亢、合情合理的讲话像一块大的磁铁，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宽敞的会议厅里一片寂静，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着。接着，周总理阐述了被称为“万隆精神”主要内容之一的著名的“求同存异”的命题。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确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代表们听到这里感到似乎雨过天晴，立刻心宽气畅，好像找到了使会议团结、成功的金钥匙。这就是著名的“求同存异”的方针。

根据当时会内外的情况，周总理估计到今后几天的会议中会有人提出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因此，在这篇讲话中，他使用了高超的外交技巧，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及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立场。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5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周总理这番话，既说明了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和合理的，又体现了中国从大局出发，不使会议陷入争论和对立。许多人边听边点头，对中国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表示赞许。

接着，周总理就两天来会议所谈到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自由和所谓颠覆活动等问题，根据求同存异的精神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为此不应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关于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700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数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阿訇(指中国代表团顾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埔生)。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的内部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关于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他说：“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1000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个少数民族共4000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就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周总理又引用一句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周总理以洪亮的声音讲了最后一段话：“16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发言结束时，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当周总理步下讲坛回他的座位坐定后，许多代表纷纷走过来与周总理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周总理这短短18分钟的发言如同一阵清风，驱散了两天来笼罩在亚非会议上的阴霾，为会议成功指出了方向，从而使会议有可能绕过前途中的风浪和暗礁，沿着既定的航向朝着预定的目的地前进。同时，这个发言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攻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我喜欢他的演说。”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甚至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西方通讯社也不得不承认周总理获得了极大成功。1955年4月18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首届亚非会议。这是出席会议的埃及总理纳赛尔(左)乘飞机抵达万隆。

趋利避害显奇才

4月19日周总理发言后，亚非会议出现了宽松和乐观的气氛。万隆人民的注意重点开始从“独立大厦”转到了“红白大厦”。从20日起，亚非会议下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在这里开会。然而，人们最关心的是政治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由各代表团团长参加，而且讨论的是人们最关心的人权、自决、附属地、促进和平与合作等主要问题。20日全天政治委员会会议进行得比较顺利，讨论和通过了人权和自决问题决议、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支持印尼对西伊里安主权的决议、支持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和突尼斯3国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的决议，坚决反对一切种族歧视、深切同情和支持种族歧视受害者的决议。

到21日，会议又出现了麻烦。在散会前出现激烈争论时，周总理仅表示：不能同意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所发表的一些言论，要求保留第二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周总理以弯弓不发的策略，采取了在会下进行说服和摸清科特拉瓦拉真实意图的方法。周总理不仅在政治委员会散会后留在会议室与科特拉瓦拉当场个别交换意见，而且还趁热打铁，在当天晚上又与会议主席、印尼总理联袂拜访他，以耐心说服的方式向科特拉瓦拉系统阐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周总理严肃地问科特拉瓦拉：“你是发起国之一，把我们请来，又来破坏会议，什么意思？”科特拉瓦拉连忙解释说：“我就是说说而已。”22日政治委员会会议一开始，科特拉瓦拉就声明，他的讲话无其他意思，只是想说出他的“心里话”，既无意引起争论，也不提什么动议和决议。根据这一情况，周总理在会上只做了一个简短发言。他说，中国不能同意科特拉瓦拉总理昨天关于新殖民主义的提法，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的国家制度，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或者进行新的辩论，都将无助于这个会议，最好的办法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愿望。周总理说，中国希望这次会议和谐地达成协议，昨天科特拉瓦拉总理发言以后，我们宁愿在会后阐明自己的意图，而不在会上进行争论和答复。接着周总理提出了几点意见：(1)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2)对殖民主义的解释，那是各人的见解问题；(3)我们是以合作的态度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周总理发言后，科特拉瓦拉接着表示，他昨天的发言只不过是表示他自己的不同见解，并没有意思要引起一场争论，更没有意思要把这个会议引向失败。

本来，周总理在会下的工作和会上发表的既坚持原则、又十分和解的简短发言以及科特拉瓦拉总理的表态，可以缓和会议的紧张气氛，避免在会上再次发生争论，但树欲静而风不息。4月22日下午和23日讨论起草关于世界和平和合作决议的过程中，又一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缅甸总理吴努建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来指导各国之间的关系。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此表示支持，并谴责“巴格达条约组织”和“马尼拉条约组织”。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出了7点建议，强调和平取决于大国共处，呼吁全面裁军和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巴基斯坦总理则提出和平的7个支柱，除五项原则外，增加了“所有国际争端用和平方法即谈判或仲裁解决”及“各国有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的权利”。伊拉克、菲律宾、土耳其等国也强调集体自卫，说它们是小国，必须依靠大国保护，极力为参加军事集团辩护。黎巴嫩代表则反对用“和平共处”一词，说它是“共产党的名词”。会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相持不下，会议气氛又显紧张。

两天来，周总理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冷静思考着解决分歧的途径。23日上午，他综合了大家的共同意见，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总理明确指出：“29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这种表示，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我们在这次会议中讨论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问题，就应该根据这样的立场。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接着，周总理根据上述精神，就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和平共处”这个名词问题，他说，在座的有些代表认为，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黎巴嫩代表把对这一点的讨论引到思想意识的讨论上去，那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和合作。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周总理说：“我们基本上是反对对立性的军事集团的，但是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在我们中间先团结起来。”关于五项原则问题，周总理首先指出：他访问印度和缅甸以后，就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共同提出并承认五项原则，彼此受此约束。这就消除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接着他又说：“在座的所有国家的代表不会都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随后，周总理综合了各国代表的意见，提出了和平宣言的7条建议：(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3)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的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周总理对以上7点都做了详细解释。

除了上述7点，周总理在发言中还提出了3个问题：第一，中国在提案中还加上了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第二，关于中美关系，他说：“中国人民是不愿意同美国作战的，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如果都愿意推动中美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那就会大大有利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大大有利于推迟和阻止世界大战。”第三，关于裁减军备问题，他说：“中国同意许多代表团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对于这些问题所最后通过的决议应该放在《和平宣言》之内，使宣言成为一个完整的宣言。”周总理最后表示：“我们希望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抽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

在周总理发言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接着指出，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大家最大的重视。他说，中国总理说的话是有权威的。果然，在23日下午举行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顺利批准了经济委员会提出的经济合作报告和文化委员会提出的文化合作报告，通过了支持也门在亚丁和也门南部地区问题上立场的决议，还通过了主张联合国成员应该具有普遍性、安理会代表应该以公平的地理分配原则为根据的决议。

4月24日，是亚非会议预定闭幕的日子。闭幕时间定在下午3时，但由于发生了争论，闭幕式会议推迟了3个半小时。6时35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刻来到了，亚非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终于在独立大厦隆重开始。会议主席、印尼总理首先请秘书长宣读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全体代表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一致通过了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接着，各国代表团团长按国家英文名称字母的排列顺序一一发言。人们还记得，当这些代表团团长几天前在会上发言时，大家听到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而今天则异口同声地强调会议的成就，指出会议通过的决议的意义，欢呼会议取得的成就与加强亚非人民的友谊和维护世界和平所做的重要贡献。周总理在闭幕式发言中指出：会议的成就是开始了、或者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了解的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的帮助。这个会议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愿望。北京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40周年

广交朋友结硕果

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在会外与各国代表团进行了广泛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对会议成功起了积极作用。其中，与印尼签订关于华侨双重国籍条约和关于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声明两件事特别重要。这两件事虽与亚非会议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亚非会议成功乃至对当时国际形势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亚非会议前以及会议期间，常有人利用这个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与会的东南亚国家也对此表示某种担心和疑虑。1955年4月23日上午，周总理以外长身份与印尼外长苏纳约在万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同时具有两国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就中国国籍和印尼国籍选择一种国籍。条约还规定：双方同意勉励本国侨民尊重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双方愿意各自依照本国政府的法律互相保护对方侨民的正当权益。这个条约的签订证明中国毫无利用侨民来颠覆他国政府的意图，消除了东南亚国家在华侨问题上的担心，粉碎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挑拨。印尼外长在条约签字后说：“虽然这个条约是个别国家签订的，跟亚非会议无关，但是它是一个良好的迹象，并且在亚非会议与会各国之间激发了互相信任的精神。”

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一手制造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何才能既争取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了解真相，又达到孤立与打击美国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关系的目的。

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不仅在会上重申了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这一严正立场，而且在会下先后对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做工作，反复阐明了台湾问题的由来、性质和中国的立场，得到了许多国家代表团的理解、同情与支持。4月23日中午，周总理应邀出席由印尼总理举行的，有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午宴。席间，周总理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宴会后，应八国代表团团长的要求，周总理发表了69个字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总理这个简短声明不仅在亚非会议广大与会国代表团中和世界上赢得了广泛支持和强烈反应，而且使美国十分被动和孤立。亚非会议后不久，美国在各方的压力下，终于被迫通过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于1955年7月13日向中国传话，表示希望中美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举行会谈。这是周总理通过巧妙的斗争艺术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和打击美国阴谋的又一成功范例。

在万隆期间，周总理除参加安排得很紧张的会议外，还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开展了大量的会晤和宴请活动。他的这些活动早的在清晨7时半就已开始，晚的竟至凌晨一两点钟还未结束。有人曾计算过，在7天亚非会议的168个小时中，周总理只睡过13个小时，平均每天睡眠不超过两小时。

在与各国代表们的交往和接触中，周总理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在国际上树立了平等待人、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并使人乐于与他交往。周总理的这种外交风格，不仅对推动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消除了某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和疑虑。会议期间，周总理辛勤播下的友谊种子，终于结下了累累硕果。在亚非会议之后不久，我国同亚非会议与会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迅速发展。中国先后与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柬埔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和老挝等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中国与参加亚非会议国家的正式建交国已由亚非会议时的六个发展到二十多个。中国与亚非其他一些与会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到当年举行万隆会议的会址(现为“亚非会议博物馆”)参观，是外交官们的必修课。图为作者在当年的会议大厅留影。

亚非会议的巨大成就，是亚非各国代表团排除美国的干扰、破坏，克服重重障碍，共同努力所取得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周总理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黎巴嫩代表团团长查尔斯·马立克1955年4月25日拜会周总理时曾当面赞誉说：“我想可以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得了胜利。”应该说，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对周总理的这番赞誉，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确，周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那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灵活机动的策略、善于解决难题的卓越才能以及顾全大局、平等待人的态度，不仅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尊敬，而且对推动亚非会议的成功，对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对发展新中国同亚非国家的正常关系和友好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为亚非会议成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垂青史!

胡志明来中国避寿

胡志明主席生于1890年。他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淡泊名利，甘当人民的公仆。由于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每年5月19日胡主席生日前后，越南领导人和干部、群众都要通过各种形式为他祝寿。而胡主席则不赞成这样做，1965年5月，他曾对前来为他祝寿的越南领导人说：“我感谢大家有这份心意。但在我们全民正艰苦抗战、各项工作都十分紧张的时候，却来为一个人组织这样的祝寿活动，是不应该的。”为此他曾多次到中国避寿，这里讲述的是其中一次的故事。

1965年5月15日清晨，胡主席秘密离开河内，到中国度假、避寿，随行的有越南中央保健局局长茹世保和秘书武奇。身为国家主席，但出国的行李只有一个小手提箱。胡主席本人则仍穿着那套熟悉的棕色丝绸衣裤，外面加上一件咔叽布中山装。

经过近三小时的飞行，专机抵达广州。1924年至1927年，胡主席就曾化名阮爱国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这次来到广州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而广东省委迎接胡主席也就像迎接一位远方归来的亲密朋友。在短短的一天中，广东省委请胡主席在白云山疗养院下榻，为胡主席举行了欢迎宴会，还安排了一场小型的文艺演出。参加表演的有著名的粤剧演员红线女。

5月16日上午，胡主席离开广州前往长沙，同正在长沙的毛主席见面。当天中午，毛主席为胡主席举行家宴，两位领袖就越南的抗美斗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毛主席对越南南方的战场情况十分关心。就在这次会晤中，除商定许多重大问题外，毛主席还决定中方将为越南南方的战士每人配备一顶蚊帐。下午，湖南省委请胡主席到避暑胜地白鹤泉游览。当地群众认出胡主席后，都围了上来。胡主席用流利的中文同大家亲切交谈，介绍越南的抗美斗争，并逐一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就像在国内一样，气氛极为热烈、融洽。

5月17日上午，胡主席离开长沙飞往北京。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亲自到专机舷梯前迎接，并请胡主席在西郊玉泉山宾馆下榻。下午，朱德夫妇和陈毅夫妇陪同胡主席散步。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和胡主席举行会谈。晚饭后请胡主席观看电影。

第二天吃早餐时，胡主席看见宾馆的人员跑来跑去，像是在忙碌什么重要的事情，便让秘书武奇去了解情况。武奇秘书报告说，是在准备为胡主席过生日。胡主席便将宾馆负责人请来说：“我在这个时候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躲避国内的祝寿。因此，我请你们也不要安排为我祝寿。”接着，叶剑英同志前来陪同胡主席去参观中国的武器展览。这时，胡主席再次提出，希望不要为他安排祝寿。叶剑英同志表示，中国同志很理解胡主席的心意，不会组织什么祝寿活动。但周总理却为胡主席在北京期间的日程做了极为精心细致、周到的安排。北京上演反映越南人民斗争的歌舞《椰林怒火》。

中午11时，胡主席步入餐厅就餐时，只见里面坐着许多女同志和少年儿童。大家看见胡主席，马上起立，热烈鼓掌、欢呼。其中有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李富春副总理的夫人蔡畅、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等。而且每位夫人都带来一两个孩子，使这次聚会更增添了家庭气氛。在整个午餐期间，没有人提到祝寿的事，没有人致欢迎辞，也没有献花。但每张餐桌上都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摆有寿桃、寿面。人们欢声笑语，感情十分亲切、真挚。特别是孩子们的到来使胡主席格外高兴。胡主席走到每张桌前，同女同志握手，同孩子们亲吻，同许多人开怀畅谈，度过了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中午。

晚上，中方又安排了一场宴会，出席的有全体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夫人，谈话中也没有人提及胡主席的生日。饭后还有一场文艺晚会，但主持人说，这是为了庆祝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其中，反映越南南方抗美斗争的歌舞剧《椰林怒火》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演员们身穿越南南方妇女的衣服，头戴越南南方妇女的围巾，感情十分投入。胡主席两次用手帕擦拭眼泪。演出结束时，胡主席走上舞台，向演员们献花，同大家亲切握手。

5月19日，即胡主席生日的当天，越南《人民报》和《人民军队报》都在头版套红刊登了胡主席的照片。同日，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祝贺胡主席75岁寿辰。贺电称颂胡主席是“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久经考验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老战士、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祝愿胡主席健康、长寿，祝越南人民在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当天上午，胡主席由董必武副主席和夫人陪同飞往山东省会济南，下午乘火车到曲阜参观孔子故里。早在1921年，年轻的阮爱国就曾在法国《共产主义杂志》发表文章，论述孔子的学说。他写道：“伟大的孔子提倡世界大同和财富的权利平等。孔子认为天下太平只能产生自世界大同。”阮爱国还特别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1960年5月，胡志明在广西南宁看《广西日均。”可见，胡主席很早就对孔报》。上面刊有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致他七十寿辰的祝寿信。孟学说怀有浓厚的兴趣。

下午2时，胡主席步履矫健地走进孔府，只见这里的气氛极为庄严、肃穆，周围安静得几乎连自己心跳的声音都能听到。走到三关，胡主席在院子中间停下脚步，同秘书武奇谈起了孔子的身世。胡主席说，孔子的父亲有三个妻子，第一个妻子生了九个女儿，第二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第三个妻子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孔子。胡主席说，中国宋、元、明、清历代王朝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孔府进行维修，连慈禧太后也曾献礼朝拜。这些都证明孔子的学说历经各个时代，早已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和正统的思想体系。我们不能排斥一切，而应该有选择地接受和吸取美好的东西，用来丰富自己和子孙后代。

站在孔庙内一棵据说是2400年前孔子亲自栽种的古树下，胡主席继续说，孔子主张财富和生活平等。他说，当年他引用过的孔子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完整的语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离开孔庙，胡主席来到孔林。他一边漫步，一边说，孟子发展了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胡主席告诉秘书武奇，他在1921年曾把孟子的这三句话翻译成法文，意思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次之，君主的利益无足轻重”。

说着，胡主席把这几句法文又背诵了一遍，并问武奇秘书：“你看我这样翻译可以吗？”

经过三个小时饶有兴致的参观，胡主席于下午5时返回济南。在火车上，望着远处山坡上渐渐淡漠的夕阳，胡主席轻轻地读着他刚刚写完的一首汉文诗：五月十九访曲阜，古松古庙两依稀。孔家势力今何在，只剩斜阳照古碑。

1946年，胡主席在一次会见记者时说：“我丝毫不贪图功名富贵。”“我只有一个愿望、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完全独立，我国人民能获得完全自由，每个同胞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能上学。”“至于我自己，我将造一间小屋，那里有青山绿水，可以钓鱼、种菜，终日同打柴的老人和放牛的儿童结为朋友，与名利不发生任何关系。”我想，胡主席不赞成为他祝寿，就是这种崇高精神境界的具体表现。

阿基诺总统“回娘家”

1988年4月14日至16日，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她就任总统后首次访华，也是中国七届人大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所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我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工作期间，曾多次近在咫尺地见过阿基诺夫人。她的风采与魅力，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名门望族的闺秀

1933年1月23日，科拉松生于菲律宾打拉省一个名门望族。她的闺名叫“科拉松·许寰哥”，昵称“科丽”，婚后随夫婿姓氏加上阿基诺，全名为“科拉松·许寰哥·阿基诺”。

科拉松的曾祖父是华人，名叫许尚志，又名许玉寰，菲律宾华人尊敬地称他为许寰哥。久而久之，许寰哥成了许家的姓氏。许家祖籍是中国福建省龙海市角美镇鸿渐村。公元1861年，年仅20岁的许寰哥，因生活所迫，漂洋过海，历尽险阻，到达当时还在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菲律宾。他最初在马尼拉落脚，1865年辗转到布拉干省马洛洛斯镇，在当地租赁小片土地耕作兼顾承包一些建筑工程，后来种植与建筑业规模日益做大。

许寰哥勤劳精明，善于经营，后又到打拉省发展，渐渐地成为该省首富。到科拉松的父亲何塞·许寰哥二世这一代，许家已是菲岛有名的望族。科拉松的母亲出身于菲律宾赫赫有名的“苏慕隆家族”，科拉松的外祖父是参议员，曾竞选菲律宾副总统。科拉松的母亲生于富足的家庭，但仍勤劳节俭，恭亲家务，相夫教子，与人友善。她的美德对科拉松影响很大。科拉松很幸运地出生和成长于这样优越而温馨的家庭中。“科拉松”实际上是西班牙语，意思是“心”。虔诚信仰天主教的父辈给她起名“科拉松”，是希望她将来成人后有一颗爱国家、爱人类的心。科拉松兄弟姐妹六人，她是老四，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都学有所成，事业兴旺。

1954年10月11日，科拉松与菲律宾政坛明星阿基诺结为秦晋。阿基诺年轻有为，在菲律宾政坛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当时，菲律宾人一致预言他是最有可能取代马科斯总统的人。为了拔掉这颗眼中钉，除掉这个对自己最具威胁的政敌，马科斯独裁政权大搞阴谋恐怖活动。1983年8月13日，阿基诺被杀害后，整个菲律宾陷入了狂怒和动乱，群众和反对派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彻底清查凶手，国际舆论纷纷抨击马科斯政权的法西斯行为。1988年4月，阿基诺总统访华前夕到中国大使馆做客，作者(左三)等在门口迎接。

在这种情况下，科拉松不仅被推进政治漩涡，也被推上了丈夫的政治继承人的地位。那时，科拉松性格中勇敢、坚强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完成了从一个淑女到巾帼英雄的飞跃。在1986年菲律宾总统选举中，她击败了老谋深算、不可一世的马科斯。2月15日，科拉松面带微笑向欢呼的人群公开发表声明，她以压倒的优势在菲律宾大选中获胜。她从一名普通家庭妇女，一跃登上菲律宾权力的顶峰，成为这个“群岛之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鸿渐村寻根问祖

1988年4月14日上午9时许，科拉松乘坐的专机飞抵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开始她对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当日，厦门春意正浓，暖风轻拂。机场上飘扬着中菲两国国旗和各色彩旗，停机坪上铺着红色地毯。两旁聚集着几十名中外记者，几名菲律宾留华学生代表举着有“我们热爱你，科丽(人们对她的爱称)”字样的标语牌。科拉松微笑着缓步走下舷梯，福建省省长王兆国、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陈嵩禄等在舷梯旁，同她亲切握手，一名中国儿童向她献上一束鲜花。然后，在王兆国等首长陪同下，科拉松乘车前往她的祖居地鸿渐村。

当日上午10时许，科拉松一行抵达鸿渐村。鞭炮齐呜，锣鼓喧天，早在村头迎候的乡亲们热情地挥动着中菲两国国旗、花束和彩带，向他们尊敬的客人致意，热烈欢迎科拉松及其访问团的到来。村里的一名儿童向她献了鲜花。在村委会接待室里，村委会主任许行务致欢迎辞，并代表全村乡亲向她赠送一套宫廷酒具、一对龙凤挂盘和一本鸿渐村风光影集。接着，科拉松带着两个女儿，由许行务主任和许源兴堂叔引路，来到“许氏家庙”，焚香祭祖，拜谒科拉松曾祖父许玉寰的故居，并在故居亲切会见了许氏同宗亲友。

从故居出来后，科拉松兴致勃勃地前往村幼儿园参观，并在村中的小花园里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种下了一株象征着中菲友谊的南洋杉。随后科拉松由王兆国省长陪同登上广场中央的讲台，向乡亲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她是菲律宾国家元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鸿渐村的女儿。她到中国访问的第一站选择鸿渐村，因为她的家庭是从这里发祥的。她为在鸿渐村能寻到自己祖先的足迹感到高兴，并对许源兴堂叔和乡亲们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科拉松在她的演讲中说了两句华语，激起了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时，她宣布向鸿渐村捐赠一个“儿童乐园”，并当即将这个乐园的模型交给了许行务主任。许主任代表乡亲们向她表示感谢，并说，中菲友谊将通过孩子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科拉松一行在村里停留了约一个小时。上午11时，当客人们离开时，村里又响起了鞭炮声和锣鼓声，乡亲们拥向村口，深情地目送菲律宾总统、“鸿渐村的女儿”的车队渐渐远去。阿基诺总统在“娘家”的场院里对乡亲父老们说：“我不仅是菲律宾的总统，还是鸿渐村的女儿。”

紧张繁忙的一天

结束在鸿渐村的“探乡访友”，4月15日科拉松到北京进行访问。当时的京城刚刚开始展现春姿。上午9时许，身着红色西服套裙的科拉松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在明媚的阳光下出席杨尚昆主席主持的隆重欢迎仪式。随着21响礼炮轰鸣，手持鲜花、彩带、彩扇和花环的少年儿童跳起了欢快的迎宾舞蹈。在杨尚昆主席陪同下，科拉松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杨尚昆主席关切地对她说：“先休息一会吧，访问日程安排得很紧。”的确，那天从早晨9点到晚上9点，科拉松要参加欢迎仪式，会见杨尚昆主席，同李鹏总理会谈；下午参观故宫、长城；晚上会见政协主席李先念，出席欢迎宴会；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很少有休息时间。看了这张日程表，连精力充沛的记者们都有些发憷。但是，科拉松却笑着回答说，“没有关系，我习惯于紧张的工作”。在一系列会见中，两国领导人共商如何发展已有一千多年交往历史的中菲友好关系，纵论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无论是会谈还是会见，气氛都十分融洽、亲切。科拉松充满激情地说，我们两国的目标都是实现国家强大、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正是这种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铸造着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未来。

在会谈等官方活动之余，科拉松一行分秒必争地参观游览中国名胜古迹。当日下午，游览了雄伟壮丽的故宫三大殿和只对贵宾开放的帝王寝宫。从故宫出来后，总统的车队径直奔向八达岭长城，科拉松一口气登上北路的第三敌楼，仍毫无倦意。晚上，总统会见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时，兴奋地说，长城给她和所有随行人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先念主席含笑称赞道：“不到长城非好汉嘛，你们都是好汉咯!”

朋友加亲戚

科拉松访华前，为能否见到邓小平同志(时任中顾委主任)而惴惴不安。她当时对记者说，如果见不到邓小平，她的中国之行就不算圆满。科拉松期待的重要时刻终于来到了。4月16日上午10时，当科拉松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同志走上前去握着她的手，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欢迎你，我很高兴见到你。”接着，邓小平问：“你的女儿呢？”当总统的两个女儿从随行人员队伍中走到邓小平面前时，邓小平微笑着问：“你们可不可以叫我爷爷啊？”两个女儿都点了点头。邓小平高兴地说：“那我们今天就认亲了!”在邓小平与她们母女三人单独合影后，两位千金兴奋且略带几分害羞地说：“谢谢爷爷!”邓小平随即问科拉松：“这样你比我低了一辈，你不在意吧？”科拉松不假思索，干脆利落地回答道：“那我就叫你‘伯伯’。”这时，聚集在大厅门口的记者们立即用纸笔和相机录下了这一动人场面。

宾主落座后，科拉松就对邓小平说：“您看上去非常健康。”邓小平回答说：“我84岁了。去年我提出完全退休，大家不赞成。我现在是半退休。”科拉松说：“我很高兴您没有完全退休，否则，我恐怕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同您见面。”邓小平笑着说：“即使我退休了，我也会同你见面的。因为中菲两国人民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有着特殊的亲戚关系。”会见中，邓小平坦诚地对科拉松说：“你当选总统以来，我们知道你的处境并不轻松。但你处理得很好，使菲律宾由动乱走向现在的比较稳定，对此，我们很赞赏。”邓小平强调说，中国希望有一个稳定和繁荣富强的菲律宾。在谈到一些国际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更好的朋友。他还指出，国际问题，最好都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对于中菲关系，两位领导人一致表示要积极努力地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科拉松表示，她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功，希望能从中汲取经验。邓小平说，中菲两国都应该抓紧利用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的经济。会见过程中，邓小平拿着一支烟，对科拉松说：“我能抽烟吗？”她含笑回答：“我不能对您说不可以抽，因为我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在菲律宾，我们内阁开会是不允许抽烟的。”听到这番话，邓小平笑着向客人透露：“这次七届人大开会时，我违反了一个规则，习惯地拿起一支烟来准备抽，结果就有一位代表递条子提出批评，我只好马上接受。”他的话引起了满场的笑声。近一个小时的会见在亲切、活跃、幽默和笑声中结束了。

整个访问结束时，科拉松深情地对记者说：“尽管这次访华时间很短，我本人和全体菲律宾人民将会永远地怀念这次访问。”

拉宾夫妇与中国交往秘闻

中以农业合作的开创者

自1992年6月上台后，以色列总理拉宾一直积极推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他常说，以中建交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并表示：“伟大的中国同小小的以色列合作符合双方利益。”1992年6月26日下午，以色列工党领袖拉宾在特拉维夫举行大选获胜后的首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

1995年3月，以色列外交部和对外关系协会联合举办“过渡中的外交”研讨会，笔者作为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应邀出席了会议。3月3日，拉宾出席了闭幕式。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笔者被安排在第二桌，同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埃及前总理哈里勒在一桌。拉宾被安排坐在我们旁边的主桌。他一入席就看到了笔者。我们当时并不熟悉，只是1992年笔者陪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访以时，同他见过一面。但是，他显然看出我来自中国。在致闭幕辞时一开始就说：“以色列是个小国，我看到在场的有12亿人口的中国的代表，我相信中国的一个小城镇就能容纳整个以色列的人口。”这几句开场白同他那天讲话的主题毫无联系，但表达了以色列人对同中国这样的大国建立正式关系的欣喜心情。

1993年，拉宾应李鹏总理邀请访华。这是第一位以色列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时，拉宾决定援助中国在北京建立一个示范农场。这是两国间的第一个农业合作项目。

这个示范农场占地1200亩。以方以提供设备、种苗、派遣专家的形式投资，中方则提供土地、办公用房，负担中方工作人员的工资。经过努力，农场运行良好，为中以今后一系列的农业合作开了好头。

不让李登辉入境

拉宾在推动以中关系时，也注意防止“台湾当局”的干扰。1995年初，“台湾当局”为了破坏我国同中东国家的良好关系，加紧策划李登辉的中东之行。以色列就是他们想打开的缺口之一。

台湾方面多次派人到以色列活动，采用经济利诱的手段，疏通拉宾身边的官员。据透露，双方交易的主要线人是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泰英和以色列总理府秘书长阿巴斯。经过一番策划，1995年1月，刘泰英通过阿巴斯的安排，到特拉维夫秘密会晤了拉宾。台湾方面许诺在以投资两亿美元、购买一家贴现银行以及同以国防工业部门成交几笔生意(包括签订一项将两架台客机改装成货机的约七千万美元的合同)。经过拉宾拍板，以方同意李登辉当年4月去耶路撒冷进行“私人访问”。

此事很快被泄露，我国政府当即同以方进行严正交涉。一些以色列朋友也对拉宾和外长佩雷斯做工作。最后，拉宾再次拍板，取消了李登辉的访问。事后，拉宾尽管对“失去几亿美元投资的机会”有所抱怨，但能做出第二次拍板，说明他毕竟看到了以中关系的大局，看到了以色列的长远利益所在。

在笔者2000年离任前，阿巴斯因涉嫌受“外国”贿赂及其他问题，受到以色列司法部门的起诉。刘泰英后来也由“台湾当局”的大红人变为阶下囚。

不幸遇害

1993年9月，拉宾不顾国内反对势力的阻挠，毅然决定同巴勒斯坦签署《奥斯陆协议》，走上了中东和谈之路。当时，以色列的反和势力加紧煽动反对拉宾的各种活动，甚至酝酿杀害他。以色列国内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1995年11月4日，拉宾不幸倒在一个犹太狂徒的枪口下。拉宾1995年11月4日遇刺当天在和平集会上演讲

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主要领导人首次被谋害。以色列举国上下沉浸在愤慨和悲痛之中。当时，共有一百多万以色列民众和来自八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政要出席了追悼仪式，中国政府派出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作为特使赴以吊唁。

以色列政府特地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公墓内砌了拉宾墓。墓的外形以黑白两色的花岗石相拼合，呈人字形。据说，这象征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现在虽然分处阴阳两界，但最终将在天国团聚。

杀害拉宾的凶手名叫阿米尔，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笔者在以色列期间，曾多次在电视上目睹他受审的情景。他在法庭上百般为自己辩护。1996年3月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他不服而提出上诉。后来，以最高法院驳回他的上诉，决定维持原判。

2000年11月，以色列电视台记者采访了这个杀人凶手。当问及他是否对谋杀拉宾有遗憾时，他竟然嚣张地说，他遗憾的是为何没有早点杀死拉宾。这激起了以国内很多人的愤慨。王昌义大使在拉宾墓前致哀

拉宾夫人的住所

1995年12月初，笔者到以色列赴任前夕，钱其琛副总理特地嘱咐道，抵以之后尽快约见以政府领导人和拉宾夫人，再次转达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对拉宾遇刺的哀悼。笔者抵以后的第三天，向魏茨曼总统递交国书时，就转达了我国主要领导人的致哀。不久，笔者又去拜访了拉宾夫人莉娅。

在以色列，总理卸职后就搬回原来的私人住宅居住，政府平时只为其配备一名警卫人员。拉宾私人住宅在特拉维夫近郊的一幢公寓楼内。我拜访莉娅时，门口只有一个警卫值班，没有其他特别安全措施。住宅并不大，约有二百平米；客厅也不宽敞，约有四十平方米。除了一些以色列和外国的工艺品外，家具和陈设都比较简单。男主人生前的俭朴由此可见一斑。

拉宾夫人身穿惯常的黑色衣服，瘦削羸弱。笔者入座后，转达我国家主席和总理对她的问候和对拉宾的悼念。她表示感谢，并要笔者转达对我国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敬意。同时，她坚定地说，拉宾虽然走了，他的事业还在继续，更多的人将继承他的遗志，和平的潮流不可阻挡。她还形象地说：“和平就像一列单向行驶的火车，可能停顿一下，但不可能倒开。”

让儿女也投身和平事业

1997年工党选举新领导人，巴拉克当选为主席。拉宾生前很器重巴拉克，这是他当选工党主席的重要背景。

事后，拉宾夫人公开宣布，巴拉克是拉宾亲自决定的接班人。她曾对笔者说，她对选举结果很满意，巴拉克当选符合拉宾生前的愿望，相信巴拉克能带领工党和以色列人民实现和平。

后来，巴拉克在推进中东和平方面做出不少成就，但是未能实现同叙利亚的和平。特别是同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会谈的失败，使巴拉克在国内的政治威信受到很大损害。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巴拉克的和谈政策是失败的。

这时，拉宾夫人公开发表讲话指出，“如果拉宾在九泉之下知道巴拉克的做法，会感到痛心”。由于种种原因，巴拉克不得不提前大选，并在选举中输给了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

拉宾夫人对巴拉克的态度之所以前后不同，一个重要考虑是在于维护拉宾的政治遗产及和平路线。为此，她不顾疾病缠身，忙着写回忆录，在国内外进行社会活动，宣传拉宾的和平路线。她的儿女也继承了拉宾的事业。大女儿参加了新成立的主张和谈的“中间党”，并且被选为副议长。一个儿子参加了以色列的和平组织，从事争取和平的工作。

接待中国领导人

对于中国，拉宾夫人也非常友好。她曾于1993年和1998年两度访华。特别是1998年来华时，她专门参观了拉宾援建的农场，并称之为“是丈夫生前最关心的项目”。

2000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以色列时，去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陵园拜谒了拉宾墓。当时拉宾夫人正患严重腿疾，行走很不方便。但她坚持要到现场接待，并在拉宾墓前与江泽民主席亲切交谈。

不幸的是，就在2000年11月笔者离任回国的前夕，病魔夺去了拉宾夫人的生命。这对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夫妻终于在天国聚会了。拉宾夫人和王昌义大使在中国使馆国庆招待会上

金扬家族四代中国情

金扬何许人？韩国新任驻上海总领事。对他的任命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金扬生于1953年，从首尔延世大学毕业后，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经过几年努力奋斗，获该校研究生院国际关系硕士学位。被任命为韩国驻上海总领事前，在韩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任首席执行官。

金扬深谙中国文化，这与他祖父金九和父亲金信同中国的不解之缘有关。他的祖父金九是朝鲜半岛抗日运动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为朝鲜摆脱日本的殖民枷锁而流亡中国，在上海和浙江等地度过26年没齿难忘的艰辛岁月。

金九，朝鲜半岛的抗日先驱

1876年，金九出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邑。真是生不逢时，就在这一年，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订立不平等的《朝日修好条约》，将朝鲜半岛划入日本势力范围。朝鲜开始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沦陷。在那样环境中长大的金九，产生了为国抗争的思想。18岁时，他加入了具有进步倾向的东学党，身为先锋官，率兵“斥洋斥倭”，反抗贪官。金九青年时代，有两件事对其成长和思想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件是，1894年日本为霸占朝鲜，不惜冒着风险向中国开战。然而，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另一件是，1895年10月8日凌晨，百余名日本浪人、军人突然对朝鲜王宫卫队发动袭击，冲进王宫，杀害了明成皇后闵妃。

6年后，1910年8月22日，日本威逼朝鲜傀儡“总理”李完用在日方拟就的《日韩合并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韩国皇帝陛下将关于韩国全部之一切统治权完全让与日本国皇帝陛下”。日本从此正式吞并朝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倡导“民族自决”，这极大鼓舞了海内外的朝鲜人。3月1日，朝鲜人民通过“独立宣言”，朝鲜全境爆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起义，先后共有200万民众参加。日本统治者动用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起义群众实行残酷镇压，导致两万多起义者伤亡，五万多人被捕。这次起义史称“三一运动”。三一运动后，为保存抗日斗争实力，数十万朝鲜志士仁人先后流亡海外，其中绝大部分聚集在中国。在俄罗斯的海参崴，美国的夏威夷，中国的上海及朝鲜境内，先后成立了6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19年4月13日。金九就在此时来到上海，参加了临时政府的工作，成为一名重要成员。

当年7月17日，“韩国临时议政院”举行第五次会议，决定合并各地的临时政府，以便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会议确定上海为合并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临时政府就设在马当路306弄，离两年后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会址不过百米之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又把目光转向上海。翌年1月28日，日军兵分三路，向驻守上海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国民党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的统率下，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然而，蒋介石却采取消极抵抗政策，竟然在中方占优势的情况下，执意与日本媾和。日本裕仁天皇趁机增兵两个师团，并派老谋深算的白川义则大将担任派遣军总司令。

十九路军等部苦战月余，终于寡不敌众，不得不放弃江湾、闸北等阵地，撤至上海市郊。

日军占领上海后，狂妄傲慢，忘乎所以，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坚持要借4月29日庆祝日本“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之机，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炫耀皇军的武力，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

当时陈铭枢及蒋光鼐、蔡廷锴等气愤不过，决定采取一次特别行动，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那么谁来实施这一特别行动呢？人们想到了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但未几，日本人在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放风说，此次“祝捷大会”只许日本和朝鲜侨民参加，中国人不得入内。这样，届时王亚樵就难以施展身手。特别行动的策划者决定委托朝鲜人去完成这项任务。王亚樵受命找到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察厅长的金九，密商拟在虹口公园举事的方案。金九认为，为打击日寇，承担这一任务义不容辞，便一口允诺。

接受这项任务之后，金九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他通过朝侨王雄与上海兵工厂厂长取得联系，定制形似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的炸弹，并决定派爱国团团员尹奉吉去执行这项神圣使命。

尹奉吉1908年生于朝鲜半岛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梁里，是一名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他11岁时亲历三月起义，经受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斗争的洗礼。当他获知有大批朝鲜志士仁人在海外开展反日独立运动时，就离别家乡，一路辗转漂泊，终于1931年8月来到中国上海，投奔“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直接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事业。金九对尹奉吉颇为器重，与他谈了在日军“祝捷大会”上发难的重要性后，尹奉吉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况且，他在这年年初，还曾策划派人赴东京行刺过日本天皇。

1932年4月29日，是朝鲜人民抗日史上难以忘怀的一个日子。这天，尹奉吉身穿新西服，肩挎水壶，手提饭盒，一副日本阔公子的派头，顺利进入会场。上午11时30分，只参加“天长节”活动的各国领事退场后，“祝捷大会”开始进入高潮。就在这时，尹奉吉向检阅台奋力投弹，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顿时烟消云散，“祝捷大会”成了凄惨的哭丧会。朝鲜人所办的《独立评论》报道说：“该青年两手一挥，一便当(饭盒)高飞台上，霹雳轰炸，天地震动，台上人物，应声纷扑。”腹部被炸破的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不到十分钟即命归西天；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身中204块大弹片，小片无数，在上海苟延残喘至5月26日断气毙命；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球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腿骨炸断；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虽未丧命，然亦成残废。

尹奉吉当场被捕。日本上海先遣军军法会议判他以死刑，后秘密押送至神户。同年底，尹奉吉在日本金泽一兵工厂内壮烈捐躯，时年25岁。

虹口公园的爆炸事件震惊世界，中外媒体纷纷加以报道。上海影响很大的《申报》以整版篇幅报道该事件；国民党的中央社也频发专电进行连续报道；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做了报道，甚至中国共产党人在法国巴黎办的《救国日报》也赞颂尹奉吉的壮举，称其为“沪战殉国烈士”。

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肆意扩张、侵吞朝鲜的重视，国际正义舆论纷纷谴责日本侵华。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功领导这次爆炸事件也在全体朝鲜人民、特别是旅居海外的朝侨中重新树立了威信，从而使一度处于低潮的抗日独立运动有了新的转机。

爆炸事件发生后，日寇疯狂报复，大肆逮捕在沪朝侨和中国人，韩国独立党领袖安昌浩也未能幸免。金九出于保护无辜同胞的目的，通过路透社，发表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声明虹口大爆炸是其主谋，一律与他人无关，警告日军不得滥捕无辜。公开信被中外各大媒体登载。日本对金九恨之入骨，先后悬赏20万和60万大洋缉拿。金九处境极为险恶。

赴浙避难，获国民政府相助

5月20日，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浙江省主席、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褚辅成冒着个人和家人的生命危险，掩护金九和其他几位临时政府要员及其家属从上海紧急转移到他的家乡浙江嘉兴避难。

临时政府要员李东宁、金毅汉、朴赞翊等及家属居住在嘉兴南门日晖桥17号建于清末的一幢宅院内。后来，金九的母亲金老太太带着两个孙子金仁、金信也居住于此。

金九来到嘉兴后，经褚辅成安排，单独居住在梅湾街76号褚的养子陈桐生的家中。两处住地相距里把路，但他们多数不知道金九就住在附近。南门日晖桥17号就成为韩国临时政府的秘密活动据点。

过了一月有余，日本人在上海搜捕不到金九，怀疑他躲在沪杭线一带，派密探到铁路沿线到处侦察。于是褚辅成决定让金九到他儿媳娘家海盐暂避，住进位于县城西南方40公里处的南北湖的一幢避暑山庄，即载青别墅。

1933年2月，金九在海盐的行踪暴露。恐有不测之虞，他又重返嘉兴，先后住在梅湾街76号、陈桐生亲戚孙永宝的老家严家浜。但很多时间，金九是在一位名叫朱爱宝的船娘的掩护服侍下在内河的船上度过的。

在嘉兴期间，不能到处抛头露面，金九静下心来，对以往抗日独立运动的经历做了全面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他认识到，抗日独立运动要从韩国的实际出发，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必须团结起来统一对敌，还要把民众组织起来，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是韩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韩中两国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侵略者。

同年5月，金九等人专程从嘉兴赶往南京，晋见了蒋介石，要求援助。蒋介石同意提供一笔必要的经费。10月下旬，金九筹划在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秘密会议，韩国临时议政院有16名议员与会。经过商议，金九、李东宁和赵流九3人在会上被补选为国务委员，组成了韩国历史上第13届临时政府，由金九主持临时政府的运转。这次会议对处于低谷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来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1939年，金九出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成为海外反日流亡运动的中坚。1940年，金九创建独立军(光复军)，准备将来收复朝鲜半岛。在1945年回国前的5年中，这支部队得到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援，在成都等地进行了武装训练。但这支部队的总指挥权在国民政府，金九负责具体的实际工作。

二战结束后，由于美苏对峙的冷战体制，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1945年11月5日，金九结束了在中国的26年流亡生涯，回到了他为之光复而英勇献身的祖国。

金九回国后，继续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奔走。1948年4月，他越过“三八”线，前往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商讨建立统一国家问题。但不幸的是，次年6月，金九遭亲日极右势力暗杀。

为纪念这位为民族独立奉献毕生的英雄，韩国在汉城龙山区孝昌洞的一个山丘上修建了一座供人瞻仰的陵墓，墓旁有座规模宏伟的纪念馆。纪念馆馆长就是金九的次子、现已年逾八旬的金信。

金信、金扬父子中国情

金信曾任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等要职。他1922年9月生于上海，母亲在他呱呱落地后便去世。他是由祖母在中国带大的，一度曾被送到孤儿院。后来随父亲辗转镇江、南京、武汉等地，最后到达重庆，亲历了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目睹中国平民的惨重伤亡，中国内战爆发后回到韩国。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中韩两国人员长期不相往来，直到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可是在这之前的几年中，总有不少韩国高层人士想方设法搞到另纸签证，私下访问中国。金信1988年访华，大致情况也是如此。以后他年年都来，算来已有三十余次。1995年12月金信访问嘉兴时，曾动情地说，我个人和中国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在韩国恐怕找不到第二个。我生在上海，在中国读小学、中学，后来又读西南联大。抗战时，我又参加了中国空军。现在，我经常来中国开同学会。在韩国，我没有一个同学，我的同学都在中国。再说，我们家的三代人，我的祖母、母亲和哥哥，都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所以，我对中国的感情跟一般人不同。我是半个中国人，来中国没有出国的感觉，就像回家。

金信这次到嘉兴，是为参加褚辅成墓迁葬仪式。嘉兴市领导会见金信时表示，嘉兴市愿与韩国江原道江陵市结好，希望金信促成此事。1996年1月4日，新年刚过，金信回国后两周即函告，他已与江陵市政府取得联系。江陵市有关方面得知韩国临时政府和金九在嘉兴避难这段历史友情时，答应立即报告市长，尽快促成此事。以后两市经过多次信函往来和代表团互访，终于建立了友城关系，金信自然功不可没。

1996年5月嘉兴的“金九避难处”，即梅湾街76号修复，同时还修复了日晖桥17号宅。“金九避难处”室内安放金九的半身铜像，陈列金九和褚辅成的单人照片及金九与陈桐生等人的合影。这年9月30日，为表彰褚辅成救助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功绩，韩国派人在嘉兴举行隆重仪式，追授褚辅成“大韩民国建国勋章”。翌年1月4日，金信再度访问嘉兴，与家人一起到梅湾街76号瞻仰父亲的避难处。

海盐县也在1996年修复南北湖的载青别墅，向公众展览金九生平事迹。这年6月，金信第一次来到载青别墅凭吊，面对父亲的避难之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当年(1932年)在上海，3元大洋可以让一个普通人生活一个月，而日寇悬赏60万大洋捉我父亲，中国人民不为金钱所动，从上海到嘉兴到海盐，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保护，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他在纪念册上挥笔写下“饮水思源，韩中友谊”八个大字，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一片真诚之心。

从1996年至今，先后有数十批访问团来到载青别墅，来访的友人中不乏韩国政府要员。1988年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委派特使权丙铉来到金九避难处题字“韩中友谊”。1999年，韩国前总理李寿成专程从韩国赶来瞻仰金九避难处。2002年，多位韩国议员前来此地参观。

1999年，金信和韩国无穷花(韩国国花，中国称木槿花)爱护会不远千里从韩国水原市将一棵无穷花带到海盐，栽在载青别墅内，如今已长得枝叶茂盛，成为中韩友谊的见证。

不久前，金信曾向中国记者谈及他的童年往事，感慨地说：“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我是半个中国人。”他说：“我已年逾古稀，为了韩中友谊世代相传，为了永远不忘记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了解这段历史，传颂这段韩中友谊的佳话。”

了解了上述情况，就不难理解韩国政府为何要任命金扬为韩国驻沪总领事了。金扬就说过，上海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与他的家族四代都息息相关。他说能在其祖父金九流亡过的上海为祖国服务，感到很荣幸。他到任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曾祖母曾在上海生活，其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他们全家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从小就在浓浓的中国氛围中长大，中国的生活习俗、饮食习惯，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许多韩国朋友都说他更像中国人。

金扬还说，他的一双儿女现在美国读书，他一定要让孩子们也来中国学习，再续家族的中国情缘。

六百年还乡路——古苏禄东王后裔万里寻根

菲律宾是我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中菲人民之间的交往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到明清时较为频繁，通商贸易往来相当密切。明朝永乐年间，我国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时，其船队曾抵达菲律宾南部。所到之地“三宝颜”，即是作为纪念三宝太监郑和的地名。郑和的部将费信对此行曾有过生动的记载。在广袤的南海群岛中，就有一座岛礁以费信的名字命名。苏禄群岛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西部的苏禄海上。1417年，苏禄第二任苏丹(国王)东王巴哈剌率西王、峒王及眷属、臣僚三百四十余人，历尽艰辛，来华觐见明朝皇帝朱棣，在返程中客死山东德州。明成祖派大臣为其举行国葬，立碑并亲撰碑文以表哀悼。

关于“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这一中菲传统友谊佳话的来龙去脉，读者可参见《山东外事》2005年第3期《苏禄余韵永流芳》。不过，笔者介绍的毕竟是发生在600年前的一段中菲友好交往史，而且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菲交流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停滞甚至隔绝，直至1975年6月9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么多年来，中菲两国人民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来的亲戚般的深厚情谊，也在新时期得以发展。不少菲律宾贵宾包括菲驻华大使盖威利等几任使节、已故总统马科斯之子、在华的菲律宾商人、青年人以及旅游者，都慕名到德州瞻仰苏禄东王墓。菲律宾苏丹王(苏禄东王第16代传人)也曾前往拜祭祖先。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玛·科拉松·叶巴金对笔者说过，她的婆家在苏禄，其丈夫也是一名外交官，曾多次表示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苏禄东王墓瞻仰祈祷。她叹息地说：“可惜，我的夫君三年前病逝。我要在离任前专程去趟德州，为我的丈夫还愿。”笔者被这位老外交官的诚意深深感动。

2005年适逢中菲建交30周年，两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举办了一系列隆重的庆祝活动，展示两个友好近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美好未来。在体现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源远流长的活动中，苏禄东王在中国的后裔不远万里前去先祖故地寻根，实现了数百年来的夙愿，再次谱写出两国人民友谊的佳话。

76岁的山东老人安金田，作为古苏禄第二任苏丹(国王)东王巴哈刺在山东省德州的后裔(第17代家族“掌门人”)，带着两个晚辈(第18代孙安砚春和温海军)，随歌舞团访问菲律宾。6月10日，来到万里之遥的祖先故地祭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菲建交以来，在菲律宾的苏禄东王后裔多次应邀到德州，拜祭先王陵墓、探望异国同根。然而，中国的苏禄东王后裔探访在菲律宾的亲人，588年来还是第一次。他们途经棉兰老岛首府达沃，然后越海到达苏禄，出席了由苏禄省副省长主持、上百名父老乡亲参加、在省政府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参观了苏禄王国最重要的历史遗迹——苏禄王宫遗址。在先王墓碑附近，三名来自中国的苏禄后裔也立下一个纪念碑，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铭刻于上。

他们在菲律宾期间，阿罗约总统和罗慕洛外长在百忙之中分别接见了他们。阿罗约指出，三位中国苏禄后裔重返故土，使菲中建交30周年庆祝活动更加有意义，充分证明两国友谊源远流长。阿罗约还详细询问在中国的苏禄后裔的工作、生活情况，并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对德州的苏禄王陵园和清真寺的保护。罗慕洛外长在外交部亲切接见他们。他说：“今年初春应中国外长李肇星邀请访华时，我就很想到德州参观苏禄王墓，可惜因故未能成行。”他表示，下次到中国去，一定要到德州。笔者记得，罗慕洛外长2005年3月2日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发表的《菲中关系：悠久的友谊，崭新的气象》报告中，一开头就提到中国山东省德州市“有一座(苏禄国王)纪念碑，见证着菲中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茶歇交谈时，他对笔者说：“中国中央政府和山东省德州市对古苏禄王墓保护得很好，可见中国对菲中友谊的高度重视。我往后要亲自到陵园看一看，回国后要向菲律宾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介绍，让大家都来珍惜来之不易的菲中友谊。”

安金田一行在德州侨联主席张悦英和德州苏禄王御园管理处副主任杨玉梅陪同下，6月8日下午到建于马尼拉的华裔文化传统中心参观菲华历史博物馆。他们饶有兴趣地观看图片、书籍和实物，了解菲中悠久的友好关系和华人在菲律宾的历史。看到有关苏禄东王1417年率团访华和德州苏禄王墓这部分展览时，他们心潮澎湃，格外激动，特地在展台前面拍照留念。他们远在南洋看到这些十分熟悉的场景，感到格外亲切。他们作为苏禄东王的后裔，世世代代在德州休养生息，而且展览图片中的两位王陵守墓者、第16代孙安庆山和温寿岭分别是安金田的父亲和温海军的祖父。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的伊斯兰研究所主任卡门·阿布贝克和10年前曾访问德州的《马尼拉时报》、NBN电视台的两名记者(苏禄人)，也特地赶来同他们愉快相会。参观博物馆后，德州侨联主席张悦英和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会长洪泽智还分别代表这两个单位签署了促进合作交流的友好社团协议。

笔者还想借此机会介绍当天双方互送的、有象征意义的礼品：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向德州苏禄东王后裔和苏禄王御园管理处，赠送1753年苏禄老苏丹致乾隆皇帝请奉纳版图表文的复制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12件清代有关苏禄与中国交往的档案复制件；德州苏禄王御园管理处则赠送华裔青年联合会清代康熙刑部侍郎谢重辉所作《苏禄东王墓》诗的书法。诗曰：“生做朝贵客，死做郡先贤。万里家难返，遂埋官道边。丰碑成祖记，遗事野人传。太息松楸尽，牛羊上墓阡。”中菲友好的史迹——苏禄东王墓

数百年来，无数中国人由于种种原因漂洋过海，在菲律宾这个“群岛之国”落地生根。他们中有许多人加入菲律宾籍，融入当地社会；与此同时，来自远方苏禄的菲律宾人也在清朝时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国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当然，无论是菲律宾华裔还是苏禄东王后裔，尽管光阴荏苒、岁月远逝，始终没有忘记他们各自的祖先和祖籍国。中菲两国建交后，他们更可以自由来往，旅游经商或走亲戚、看朋友。俗话说，亲戚越走越亲。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民间各方面的交往有助于促进两个友好邻邦关系的发展。“走亲戚”的民间使者，成了联结中菲传统友谊的纽带。

尼罗河连接长江和黄河——记穆巴拉克第七次访问中国

1999年4月5日上午，北京首都机场蓝天白云、阳光灿烂，一架专机徐徐降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胡尼斯·穆巴拉克魁梧的身躯出现在机舱口，此时晴朗的天空忽然小雨淅沥。我陪同外交部杨洁箎副部长走向舷梯，欢迎穆巴拉克总统。杨副部长风趣地说：“春雨贵如油，总统带来了好雨。”穆巴拉克总统回答：“埃及人最喜欢雨水。”“这预示总统阁下此次访华必将圆满成功。”杨副部长边说边陪同总统走向前来机场迎接他的中方人员和阿拉伯及非洲国家驻华使节。穆巴拉克与他们一一握手，阵雨也停了下来。

这是穆巴拉克第七次访华，我作为中国驻埃及大使先期回国全程陪同访问。穆巴拉克总统第一次访华是在1976年，当时他任埃及副总统。2002年他又第八次访华。近三十年来，他先后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并建立良好的友情。在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有此经历者实在不多。1999年见到江泽民主席时，穆巴拉克十分动情地说：“在出访其他大国时，我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一到中国，则感到亲切和放松。”

穆巴拉克是埃及1952年革命推翻王朝、成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后的第四任总统。第一任总统纳吉布于1954年被解除职务，由纳赛尔接替。纳赛尔是1952年革命的领袖，埃及共和国的实际奠基人。纳赛尔于1956年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发了法国、英国和以色列联手对埃及的武装入侵。这被史学家称为“苏伊士运河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纳赛尔总统领导埃及军民奋起反击入侵者并在国际社会的声援下取得反侵略战的胜利，捍卫了国家的主权。纳赛尔由此声名大振。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核心，纳赛尔被视为阿拉伯的民族英雄。当时美国和苏联争夺中东，在阿、以冲突中，美国鲜明地支持以色列；埃及等与以对阵的阿拉伯国家则借重苏联与美、以抗衡。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闪电战，埃及、叙利亚、约旦惨遭失败。1970年纳赛尔在悲愤中病逝，萨达特接任总统。

穆巴拉克生于1928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军事学院，1949年毕业，以少尉军衔到机械步兵第二旅任职，后又到航空学院受训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先后三次去苏联学习飞行技术和军事指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穆巴拉克任埃及空军学院院长。在被动和不利的情况下，他奉命参加战争，表现勇敢，受到表彰。1969年纳赛尔总统提前晋升穆巴拉克为准将，出任埃及空军部队参谋长。萨达特总统于1972年任命穆巴拉克为空军司令并兼任国防部副部长。1973年萨达特总统决定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即“十月战争”，对以色列占领的埃及西奈半岛发动了突然袭击，突破以军“巴列夫防线”，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场战争中，穆巴拉克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战争的指挥，战功显赫，被授予埃及共和国勋章，并荣获“杰出英雄”称号。1975年萨达特决定从“十月战争”将领中挑选一位共和国副总统，穆巴拉克中选了。萨达特在解释这一历史性的重大抉择时说：“我挑选他为我的副手，是因为他是我们全国人民灵魂的代表，他是具有埃及军人本色、能力和经验的战士。他代表了十月战争的一代。我希望他走上国家最高领导岗位。”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竣工通航。这是苏伊士运河上的“穆巴拉克大桥”。“十月战争”后，美国调整政策，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74年埃、美恢复外交关系。这使苏联深感不快，向埃施压，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埃及转而采取“联美、抗苏、和以”政策。在美国的帮助下，埃以进行和谈，于1979年签订和约。翌年两国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其他阿拉伯国家无法接受埃及的对以政策。阿盟决定对埃及实行政治和经济制裁，总部从开罗迁往突尼斯。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总统在庆祝埃及胜利日时在主席台上遇刺身亡，历史把穆巴拉克推上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当一外国记者问他“将会是萨达特第二，还是纳赛尔第二”时，他沉稳而自信地回答：“我的名字叫穆巴拉克。”从此埃及开始了一个新时代——穆巴拉克时代!

穆巴拉克接过的担子并不轻松。萨达特总统遇刺使埃及陷入暴力和恐怖之中；经济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债台高筑；政府部门腐败成风；埃及被开除出阿盟，在阿拉伯世界孤立无援；埃、以关系发展缓慢。经过几年的努力，穆巴拉克逐步稳定国内政局。他实行改革并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在严厉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同时，缓解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矛盾。他奉行的“和平、民主、稳定和发展”战略取得明显成果。对外穆巴拉克奉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埃及一方面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争取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支持和援助，继续执行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政策；另一方面恢复与苏联的正常关系，对华友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主动改善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1987年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决定，任何一个阿盟成员国都可以根据本国的宪法和法律做出与埃及复交的决定。1989年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决定正式全面恢复埃及的阿盟成员国资格。1990年阿盟外长会议决定阿盟总部和秘书处由突尼斯迁回开罗。穆巴拉克领导的埃及重新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和旗手。

1999年陪同穆巴拉克访华的有他的夫人穆巴拉克·苏珊、次子贾迈勒、总理詹祖里以及电力和能源部长、新闻部长、外交部长、国营企业部部长、计划和国际合作部部长、情报局长、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政治顾问等重要官员。可见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江泽民主席于1996年正式访问埃及。穆巴拉克这次访华也可看做是对江泽民主席访埃的回访。中、埃长期友好，双边合作不断扩大，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两国有着相同和相似的立场，一直相互支持和配合。近年来埃方希望中国增加在埃及的投资，增加进口埃及产品以减少两国间贸易的不平衡，还希望中国将埃及列入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国。对这些要求，中方表示愿做出努力，逐步解决。两国元首的会谈气氛热烈、融洽，就涉及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江主席比穆巴拉克年长两岁，是同代人。两人都具有豪爽、热情的性格。1996年江主席访埃时，两人就交谈甚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次老友重逢，分外高兴。1999年中国驻埃及大使安惠侯陪同埃及总统参观开罗博览馆中国馆

两国元首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4月5日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中埃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两国元首认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不论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情况发生何种变化，中、埃关系始终健康地向前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和南南合作的典范。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两国愿继往开来，密切合作，携手共进，将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双方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为之奋斗的目标，“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睦相处，增进信任，发展合作，和平解决争端，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安全的新世纪”。双方决定加强合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双方致力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愿为缩小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差距而努力。双方重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并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到地区和地域平衡，确保发展中国家享有公正的代表数，以便安理会更有效地履行其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双方认为，实现中东地区的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定、土地换和平原则、马德里和会精神以及以色列与阿拉伯方面已签署的协议，是解决中东问题应遵循的原则和基础。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和在其国土上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双方认为，在中东地区实现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禁止生产、试验核武器的要求和建议，特别是穆巴拉克总统关于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倡议，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和充分支持。双方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将在面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加强交流，保持合作。双方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积极发展感到十分满意。双方支持非洲国家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维护独立和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呼吁国际社会给予非洲应有的重视并在经济上帮助非洲。双方强调：“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的长期友好互利合作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双方鼓励两国有关机构就双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发展及双方在21世纪的作用进行研讨，以加深相互信任和了解，促进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持续发展。双方将共同努力，不断拓展经贸合作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双方同意抓紧、抓好埃及西北苏伊士湾经济特区建设项目和其他在建项目。最后，双方认为穆巴拉克总统此次访华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穆巴拉克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再次访问埃及，江主席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埃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表明了中埃关系的良好发展，更表明了中埃关系对两国来说日益重要。当时我国与之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国家屈指可数。我记得唐家璇外长于1999年1月访埃时在会谈中提出，21世纪即将来临，中埃关系应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领导人应从战略高度进行思考和界定。唐部长的意见得到埃方的呼应。经过多次交换意见，中方起草了联合公报文本。文本先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亚非司与埃及驻华大使之间讨论，最后我受命在开罗与埃及外交部定稿。我与埃及负责亚洲事务的部长助理加特里菲大使经过几次协商，顺利地就联合公报文本最后定稿，等待穆巴拉克总统4月访华时与江泽民主席正式签署。

联合公报在有关中埃经贸合作的段落中，提到西北苏伊士湾经济特区建设项目。1997年4月埃及总理詹祖里访华提出要借鉴中国深圳特区的模式在埃及建设特区并要求中方参与这一项目。中方同意由天津市开发区与埃方合作在西北苏伊士湾经济特区建设一个面积为两平方公里的示范区。江泽民主席在与穆巴拉克总统举行大组会谈前，举行了小范围交谈。江主席专门向穆巴拉克总统介绍了建设经济特区的三点经验：一、向外商提供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并保持政策稳定；二、为外商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三、成立一个能直接得到最高领导支持，能有效地解决特区建设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工作班子。穆巴拉克总统衷心感谢江主席向他介绍了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知灼见，表示受益匪浅。然而把别人的经验转化为自己的实践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观念、国情、发展阶段、人员素质上的差异，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合作建立经济特区的实践中，中、埃双方都有一个适应和磨合的过程。令人高兴的是，埃及苏伊士湾经济特区终于有了一定的规模。1999年4月6日，北京大学授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国际关系名誉博士。

穆巴拉克总统还亲往北京大学接受北大授予他的名誉博士证书并发表精彩演讲。我陪同他抵达北大时，许多学生夹道欢迎。我们先到客厅，北大校长请总统穿上博士大袍，戴上博士方帽。当穆巴拉克总统出现在主席台时，在场师生起立鼓掌，十分热情。我转身观看总统，见他那英武的脸庞上绽出由衷的欢笑。校长致欢迎辞后，请总统发表演讲。总统以多数阿拉伯人拥有的宏亮嗓音首先指出中埃两国几千年的历史“有着几乎是一致的相似”。“两国文明对周围地区的文化影响和科学文化辐射一直持续了几千年。”1949年伟大的中国革命和1952年光荣的埃及革命“宣布了两国人民为解放和摆脱殖民主义和对外剥削进行的斗争圆满结束，在政治社会领域实现了伟大转折，这在第三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反响”。总统强调，我们站在新的千年的门槛上，这“要求我们给予未来更大的关注”。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同样也有新的机遇”。总统认为“人类各种文明不是相互斗争和相互疏远的”，“人类文明是建立在多样性相互融合和相互作用的概念上的”。“我们在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加深和巩固的价值观应是和平、正义和各民族和人民间创造性合作，实现世界各地全面的平稳与发展，坚持高尚道德，建立一个良好社会。没有这些因素，人类所创造的各种巨大科技成果就不能将人类生活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发展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总统指出，中、埃古老文明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复兴以及西方科学进步。他说，科技进步的成果不应被垄断，而应属于整个人类。“国际社会应向南部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方便。”“世界新秩序如果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和解的基础上，这种新秩序是脆弱的。”总统批评有人鼓吹“消减国家主权”并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之下，扩大对一些国家内政的干涉，强调不能容忍“某一国家集团”违背整个人类社会承认并参加制订的法规，自行其是。总统重申“要致力于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建立在尊重权利、尽心、尽责、遵循法律程序、平等相待、毫无偏倚基础上的和平”。最后总统对北大授予他国际关系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决定感到非常荣幸，视之为对埃及人民的兄弟般友好情谊的表示。总统强调，埃及人民对中国也心存友好和尊重，并以两国人民历代之间的深厚友谊而深感自豪。总统充满了智慧和哲理的讲演深深打动了北大学子，他们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1999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第七次访华时在上海东方明珠与作者(左三)合影。

朱镕基总理在会见穆巴拉克总统时，就中埃联合生产K8教练机项目达成原则协议。现在这个项目已取得丰硕成果，第80架飞机已投入使用。

胡锦涛同志时任国家副主席，他会见并宴请了穆巴拉克总统。这是两人第一次结识，交谈甚欢。2004年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正式访问埃及，与穆巴拉克总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穆巴拉克总统一行前往天津，专程参观天津开发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将协助埃及建立西北苏伊士湾经济特区的任务交给了天津开发区。埃及客人参观了天津开发区的规划和当时的规模，还参观了开发区的摩托罗拉手机厂。天津市领导设午宴欢迎埃及客人。天津开发区所取得的成绩给埃及朋友留下深刻印象。然后代表团乘专机赴上海。在上海，代表团参观了浦东开发区，登上东方明珠电视塔，饱览黄浦江两岸风光。在上海还举行了中埃投资洽谈会，两国企业家达成多项意向性协议。总统夫人苏珊·穆巴拉克专程前往上海外国语大学向该大学阿语系赠送阿文书籍并发表演讲。穆巴拉克总统曾多次访问上海，这次见到上海的新发展，特别是浦东的巨大变化，赞叹不已。上海陪同官员与总统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上合影留念。我至今保留着这张照片。

穆巴拉克对我国6天的访问在上海结束。4月9日我和上海市负责人将穆巴拉克总统一行送上专机，目送专机消失在天际。此时我想起埃及人爱说的一句话：“喝过尼罗河水的人还会回到尼罗河畔。”而尼罗河水不是连接着长江、黄河吗？穆巴拉克总统先后八次访华证明了喝过长江、黄河水的外国朋友还会回到长江、黄河哺乳的国度。中国与埃及人民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如同长江、黄河、尼罗河的滚滚流水，后浪推前浪，永远奔腾向前。

古巴用我的名字命名黄瓜

1995年4月，古巴农业部在哈瓦那举行隆重仪式，将一种中国黄瓜命名为“徐贻聪黄瓜”，以表彰我对推动其农业发展及促进古中友谊所作的贡献。这在我出使古巴的经历中留下了一段佳话。

古巴政府用我的名字命名黄瓜，并非因为我培植或发现了什么新的黄瓜品种，而完全是体现对中国友好的举动。

我1993年9月12日出任我国驻古巴大使职务，直至1995年12月8日陪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结束其首次访华，历时两年三个月。其间，我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副主席等许多古巴领导人来往甚多，关系密切。他们多次应邀到我们使馆做客，既品尝中国饭菜，也就双边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当然，他们也经堂邀请我去他们那里，有时在政府所在地革命宫，有时在接待外国政要的“小湖区宾馆”，同样都是为了熟悉对方国家的近况。我被他们视为可以信赖的朋友。

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劳尔·卡斯特罗副主席带领一批军队领导人再次应邀到使馆做客。就餐前，我陪他们在使馆的院里散步，信步走到馆员种菜的一角。我们使馆位于哈瓦那市的一个重要街区，占地约一万平方米。馆内除几栋楼房和一块5000平方米的草坪外，还有点闲散地块被馆员开垦种上蔬菜，品种还很多。在菜地旁，劳尔·卡斯特罗看到架子上结有细长的黄瓜，是古巴没有的品种，问我那是什么植物。我告诉他那是来自中国的一种黄瓜，馆员们种着调剂生活用的。他们听后产生了兴趣，问可不可以尝尝。我告诉他不仅可以品尝，而且馆员们会对他能品尝他们种的蔬菜而感到非常高兴。他走近去摘了一条，用手抹了抹就咬，边吃边说从未尝过这么美味的黄瓜。他问我，是否能让同行的其他几位将军也见识见识。我上前把大体上能吃的黄瓜都摘了下来，但仍然不够每人一条，只得掰成几段分给了他们。大家也都说从未吃过味道这么好的黄瓜。劳尔·卡斯特罗开玩笑地对华裔将军、国家物资储备局长、古中友协会长邵黄(出生在古巴，本名莫伊塞斯，父姓邵，母姓黄，故按当地习俗取姓‘邵黄’。上世纪50年代参加过游击战争，任司令部的供需官，胜利后曾担任过劳尔·卡斯特罗办公室主任)说：你在古巴生活五十多年了，怎么从未跟我们说过中国有这么好的黄瓜。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邵黄将军和我都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话若有所思。

1994年8月我和我的夫人徐丽丽回国述职并休假时，买了几种蔬菜种子带去古巴，也包括黄瓜种子，因为那里的蔬菜品种甚少，当地产的又短又粗的黄瓜大家很不爱吃。晚上我把此事告诉了徐丽丽，她说还剩有一些这种黄瓜种子，建议我考虑要不要送给邵黄。第二天，我把剩下的黄瓜种子找了出来，打电话问邵黄是否需要。他在电话里大笑起来，说我一下子就治好了他的失眠症，因为昨晚一直在想着黄瓜的事情而未睡着觉。

邵黄的办公室离我们使馆不远，开车大约五分钟即可到达。由于工作的关系，可能还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又属同庚，脾气也很相投，所以我们的交谊甚厚，来往非常密切。他给我的信笺往往只书“兄弟”。我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他也经常到我们使馆来，相互走动不拘形式。我与卡斯特罗兄弟的许多交往都是他帮助安排的。我记得，他的办公楼前有一块约五百平方米的菜地，是既当试验田又作为局机关工作人员蔬菜供应点的几块土地之一。有时候，他还派人将生产的菜给我们使馆送去，让馆员改善生活。因此，我有机会看过他的所有菜地。如何种好蔬菜，往往也是他和我交谈的话题之一。那天，我们约定，当天晚些时候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我给他送去黄瓜种子，顺便告诉他怎么种。到他的办公室时，不仅他，还有他的好几位助手在等着我。我把种子交给了邵黄将军。他们向我详细地询问了这种黄瓜的特性以及种植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我是有备而去，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古巴是个热带国家，除一、二月份稍微凉爽点，大部分时间很炎热。最热的时候是八、九月份，热得连蔬菜都不长。所以，邵黄的菜地都用黑尼龙线网罩住，以减少阳光的照射，有利蔬菜的生长。在类似的气候下，随时均可下种，也随时都可收获。未过多久，邵黄就告诉我，黄瓜苗出来了。其后，他又不断地打来电话，告诉我黄瓜每个阶段的生长情况，谈及他的喜悦心情。由于此事直接与我有关，所以我也理所当然地对这些种子特别关注，并对它的顺利发育和茁壮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我绝对没有想到，这种黄瓜会在古巴传播得那么快，古巴人会那么重视它。

1995年4月的一天上午，邵黄直接给我打电话，问我第三天的上午能否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翻了翻日程表，看那天没什么重要的活动，就答应他可以去，也没有问要我去干什么。是日，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国家物资储备局，只见楼前聚集有好几百人。这令我感到惊奇和纳闷。邵黄在大门口等着我，没有像往常那样领我去他的办公室，也没有回答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问题，而是带着我直接走向主席台，并将在那里的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业部长霍尔丹及该部的另外几位部领导、哈瓦那市和邻近的几个省的负责人等介绍给我。我和他们都不陌生，且与其中的一些人，包括霍尔丹部长还是老朋友，所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参加一次内部活动，邵黄要我顺便见见他们。我向他们问候后正想离开时，霍尔丹部长拉住我说，你不能走，今天这个会没有你可开不成了。他边说边示意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同时领我上了主席台。主持人讲了会议的目的后，我方恍然大悟，明白会议与我的关系，但感到忐忑不安。不过，我想，大家都是朋友，更何况会议已经开始，除了出席也别无退路，只能“既来之，则安之”。邵黄局长、霍尔丹部长先后在会上讲话，介绍了我带给古巴黄瓜种子的过程及在古巴培育、生长、传播等情况。霍尔丹部长宣布：经商有关部门并报国务委员会批准，决定将这种在古巴从未有过的黄瓜品种命名为“徐贻聪黄瓜”，以表彰他对古巴农业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也肯定他为推动古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的具体努力。霍尔丹部长结束讲话时，代表古巴政府将一份很正式、上面写有“徐贻聪黄瓜”字样的证书授予了我，并请我致辞。

登上主席台时我就想到，在他们讲话以后，一定会邀请我说几句话，因而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我边听边想应该说些什么。霍尔丹部长宣布要我讲话后，我没有也无法推辞，就走近话筒，做了即席发言。在大约二十分钟的讲话中，我讲了我的感受和祝愿，讲了对古巴人民所遇困难的理解和同情，还讲了我与众多古巴领导同志的友情及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帮助。最后我说道，这次活动令我吃惊，这项荣誉令我意外，实际上是“无功受禄”。在中古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中，我所做的其实真的微不足道，何况其中的主角并不是我，而应该是我的夫人，因为是她带来了种子。我的讲话赢得了广泛赞赏和肯定，还引起了阵阵友好、会心的笑声。

1995年底我结束在古巴的任职回国后，把象征中古两国人民友谊的“徐贻聪黄瓜”证书珍藏起来，因为它确实有着非常特殊的纪念意义。1999年霍尔丹部长来华进行考察访问期间，我曾去他下榻的建国饭店看望他，与他共同回忆了许多往事。其间，他提起了“黄瓜证书”。他还告诉我，那种黄瓜在古巴更为普遍，也更受欢迎了。

2006年11月20日，古巴骑兵为12月2日的革命纪念日庆典阅兵式进行演练。

缤纷世界

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其人其事

2005年年初以来，德国政局发生急剧变化。执政的社民党相继在石荷州、黑森州、北威州选举中失利，导致以施罗德为首的红绿联盟政府执政基础削弱，社民党内部发生分裂。为防止局势进一步下滑，社民党领导层建议提前举行大选。反对党基民盟和基社盟(合称联盟党)遂于5月30日推举基民盟主席安吉拉·默克尔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与施罗德争夺联邦总理一职。大选于9月18日举行，默克尔以微弱优势胜出。经过与社民党多番讨价还价之后，11月22日组成大联合政府，默克尔终于成功登上总理宝座。

默克尔何许人也？尽管媒体对她有所报道，但她对个人历史很少袒露心扉，外界对她的私交圈也知之甚少，因此人们对她感到有点神秘莫测。

东德时代的“团干部” 对个人生活守口如瓶

现年52岁的安吉拉·默克尔出生在西德的汉堡市，不到半岁即随父母迁居东德，落户在勃兰登堡专区一个名叫特姆普林的小县城。父亲是基督教牧师，在当时的东德显然不受当局重用，但默克尔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还担任过团组织的文化委员；中学八年级时曾获得“优秀学生”称号，并因在俄语奥林匹克竞赛中成绩优异而得到乘友谊列车去苏联参加学生交流的奖励。

1973年，默克尔中学毕业后进入著名的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物理，197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德社会科学院工作，并在那里得到继续深造，1986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德国人认为，她小时是个乖乖女，从她撰写的博士论文看，也曾是当局政治路线的“忠实支持者”。

根据笔者观察，默克尔是一个头脑冷静、很会算计的人，对个人生活一向守口如瓶。她在大学毕业前一年曾与乌尔里希·默克尔结婚，但1989年两人即办了离婚手续，平静地分手了。媒体还称，她曾承认当时结婚主要是出于现实需要，因为只有两人结婚才能分配在一起并得到住房。她也曾表示，自己加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并担任团干部只是为了有机会参加免费的文化活动。

默克尔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与现在的丈夫、柏林洪堡大学教授约阿希姆·绍尔邂逅，两人同居了很长时间，直到她出任基民盟总书记后才举行婚礼。但夫妇俩很少在公众场合一起露面。

初涉政坛加入反对党 科尔提携进联邦内阁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统一进程加速。默克尔抓住时机，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她预计在社民党和基民盟两个大党里难以出人头地，便加入了新成立的东德反对派组织“民主觉醒”，并成为该组织发言人。

1990年3月，“民主觉醒”与基民盟等政党组成“选举联盟”，共同参加东德人民议院选举获胜。默克尔因组织竞选工作出色，被任命为东德“末代政府”的副发言人。同年8月，“民主觉醒”并入基民盟。12月，统一后的德国举行首次大选，默克尔作为基民盟候选人当选为联邦议员，从而在其政治生涯中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0年选举斗争正酣之际，时任联邦总理的科尔在波恩召见默克尔，不经意地问起她对妇女问题了解的程度。默克尔一时猜不透科尔的用意，便随口表示还可以。大选揭晓当晚，年近36岁的默克尔被科尔提名为新一届联邦政府的妇女和青年部长。之后不久，她被提拔为基民盟唯一的副主席。就这样，默克尔一举成为德国政坛令人瞩目的一颗“新星”，被人称为科尔的“小姑娘”。

不言而喻，没有执政经验的默克尔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但她的高智商和潜质很快地显露了出来。她成功地修改了《青少年救助法》，为职业妇女解决了孩子入托困难，并有条件地放宽了堕胎政策。1994年大选后，默克尔改任联邦环境部长。她主持了在柏林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一次大会，推动通过了“柏林授权”，为《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基础。1989年11月，柏林墙拆除工程进入最后阶段。

首位基民盟“女掌门” 党内斗争中显露本色

1998年大选后，联盟党在连续执政16年后下台，科尔辞去党主席职务，由朔伊布勒接任，默克尔担任党的总书记。这使她在党内的实权和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2002年10月11日，共庆中德建交30周年，梅兆荣大使在钓鱼台宾馆与德国前总统谢尔交谈。

不久，科尔因“政治献金案”陷入困境，默克尔带头要求党与科尔划清界限，甚至公开撰文要求科尔辞去党的名誉主席职务。不少人对她如此冷酷无情表示不解，科尔对此也深感痛心和失望，默克尔却称这是为了党的利益，别无选择。“政治献金案”余波未平，朔伊布勒因卷入接受捐款案被迫放弃党主席职务，默克尔众望所归，于2000年4月以96％的高票当选为基民盟主席，成为该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门人”。

2002年德国举行联邦大选，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贝尔争当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克尔因自己在党内的根基尚不稳固，只好同意由施出马。施托伊贝尔未能为联盟党赢得胜利，而默克尔却因其谦让姿态而在联盟党内赢得了好感，这对她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颇有裨益。

2002年9月，默克尔将党内的竞争对手、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梅尔茨强行挤走，亲自兼任该职，还先后撤换了两任基民盟总书记，逐渐掌握了党内人事大权，显露了“铁娘子”本色。从此之后，德国舆论对她刮目相看，称她已不再是面带腼腆微笑的“小姑娘”。

内政形势错综复杂 改革任务艰巨难办

应当说，默克尔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之时，正是德国和欧盟均处于困境之际。而德国又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其内政形势和政策走向对欧盟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为此，笔者于2005年10月上、中旬访问德国时，拜会了几位德国前政要、资深议员和高官以及若干著名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了解他们对默克尔政府面临问题及其政策趋向的看法。所接触的人士政治背景和社会地位不同，分析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各异，可谓各有侧重和特色，但观点和结论却大同小异。普遍认为，这次大选结果表现了三大特点：

第一，选民希望保持高福利现状，对经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虽有所感悟，但不愿意落到自己头上。施罗德虽然进行了“成功”的竞选活动，使社民党的得票率提升了一些，但“红绿”联合政府最终还是被抛弃，根本原因是他的改革触犯了部分选民的利益。改革的倡议来自社民党，而阻力也主要来自社民党，导致该党左翼另立山头，与民社党联合组成“左翼党”。而联盟党虽以第一大党胜出，但得票率低于预期近10个百分点，用前总理科尔的话来说，默克尔领导下的联盟党实际上是“输了”。情况表明，选民对两大党都不大信任，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大党取得压倒优势。而两大党力量旗鼓相当，就会相互掣肘，难以进行大手术式的改革。

第二，政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联邦议会里出现了5个议会党团、6个政党，预示着党派斗争将更加复杂，执政难度加大。两个大党，即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得票率之和不到70％，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3个小党中，绿党失势明显，自民党得票增多，而代表东部地区人民和左翼力量的“左翼党”一举成为全国性政治力量，令人瞩目。代表不同利益和不同阶层的6个政党相互角逐，德国政坛不会平静。两大党的改革理念不同，联盟党主张“效率”优先，社民党则强调社会“公正”，因而只能在妥协基础上推行折中的改革措施，回旋余地不大。而且，社民党为了阻止党内左翼进一步分裂出去，在政策上将更多照顾左翼的诉求，同联盟党的分歧更难以弥合。

第三，组成大联合政府是不得已的办法，默克尔在组阁谈判中不得不做出较大让步，加上她在这次大选中成绩不佳，因而引起了党内部分力量的不满。默克尔必须小心谨慎，既要防止社民党发难，使大联合政府破裂，又要警惕和防范党内竞争者借机取而代之。

普遍认为，默克尔将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前总理施密特指出，当前德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失业严重，全德平均失业率保持在10％上下，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20％。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有因为富裕而不思进取的因素。占第二位的问题是东部德国因两德统一时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而造成严重后果，默克尔也束手无策。第三个问题是社会福利太高，财政上难以为继，削减势在必行。还要延长工作年龄，以解决人口萎缩造成的问题。因为，为社会保障制度作贡献的人越来越少，而享受高福利的人却越来越多，导致财政赤字越积越多。占第四位的是要改革联邦制中的弊端，但阻力很大。障碍不仅来自各州，各党内部和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也存在严重分歧。

一位资深议员指出，默克尔政府面临的改革任务，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多种改革，促进工业结构转型和企业投资积极性，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在面临的问题中，最难解决的是人口萎缩和老龄化严重。受价值观念变化和婚姻状况不稳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30年来德国人口出生率减少了一半。统一前西德每年新生儿160万，统一后全德每年新生儿只有80万。因此，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不断增加，而20岁以下的人口比重不断减少。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在经济上刺激生育，制度上保持妇女产后就业，还要解决价值观问题。

2006年9月，笔者有机会再次访问德国，在同一些人交谈中得悉，人们对默克尔在改革问题上的作为表示失望，她的民意支持率跌入低谷。前总理施密特说，看来默克尔未接过施罗德的改革政策，她只抓了一下医疗改革，尽管这不是最亟须改革的领域，但即使是这项改革，亦已推迟了。另一位前政要说，德国亟须进行改革，医疗改革本来不难，但执政两党的主张不同，达不成协议，只好宣布推迟三个月再议。一位曾担任过柏林市副市长的经济界人士指出，问题的关键是默克尔怕冒风险，她不是力主改革，而是模棱两可，她不是撒切尔式的“铁娘子”。

调整对美、俄、欧盟政策，纠正施罗德的“错误”

发迹于前民主德国的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会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又会在哪些方面做出何种程度的调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二战结束以后，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保持着两条主线或者说两根支柱：一是融入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一是保持同美国结盟的大西洋政策。但当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施罗德总理率先站出来反对，并同法国和俄罗斯联合行动。他这样做反映了当时德国民众的情绪，也是出于竞选斗争的需要，却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当时，默克尔作为反对党领袖曾对施罗德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并在德美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访美向布什政府示好，虽然赢得了美国的赞赏，在国内民众中却没有得分，在国际上则造成了“亲美”的形象。

默克尔的对美态度究竟怎样呢？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说，施罗德在伊克拉问题上向美表明自己的不同立场是必要的，也符合德国乃至欧洲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但施的一些做法不理智，造成了“反美主义”的印象。德国应与美国进行开诚布公、平等伙伴式的对话，同时又要避免反美印象。默克尔政府会执行理智而友好的对美政策，但不会充当美国的“哈巴狗”。2006年11月29日，在北约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布什(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谈。

一位了解内情的专家说，德国新政府将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主张强大的欧洲不应成为美国的对手，并注意保持德、美、法三角关系的平衡，但也无法接受美国的单边主义。事实上，默克尔政府继承了施罗德政府不向伊拉克派兵的方针，但以默克尔为首的联盟党领导层批评施罗德为迎合群众的反战情绪和捞取选票而不惜与法、俄联手同美国唱对台戏，造成了“反美主义”印象，使德国失去了美国的信任，并导致东中欧国家对德国产生疑虑。联盟党领导人认为，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仍需美国的“存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欧洲的“和平、自由、安全以及促进民主与社会公正”仍具有“突出作用”。由此而得出的政策结论是：⑴德国应在法美之间保持平衡，避免在法美之间进行选择，尤其不应搞“德、法、俄轴心”。⑵必须在公众舆论中停止“反美主义”做法，如有必要对美国提出批评，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比如默克尔访美时就曾向布什总统提出，希望关闭关塔那摩监狱。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应通过具体的合作行动体现德美友谊，如支持和配合美国反恐和防核扩散。⑷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令会伤害美国，而对德国和欧盟不会带来明显好处，因此新政府以“这是一个需要在欧盟内部达成一致解决的问题”为由，采取不积极推动解决的立场。

在欧盟政策上，默克尔与施罗德相比，主要做了以下调整：⑴在同欧盟主要国家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避免造成“法、德”轴心主宰欧洲的印象，特别要纠正施罗德忽视东中欧新成员国的“错误”。⑵继承科尔总理的传统，注意尊重小国，照顾其利益，以缓解中小国家反对大国主宰的心理。⑶重视做波兰的工作，消除施罗德同普京关系过密而冷落波兰所造成的后果。默克尔作为新总理先去波兰访问，后去俄罗斯会见普京这一精心安排，就是向波兰做的一个姿态。⑷针对公众中存在的疑虑并考虑到欧盟的消化能力，主张严格按照标准审视欧盟的扩大。⑸主张按欧盟宪法推进欧盟一体化，2007年上半年德国轮值欧盟主席国时将重新推动欧盟宪法讨论，争取多数公民予以接受。⑹认为欧洲共同安全防务政策应是“大西洋合力的一种手段”，而不应是欧洲的“解放”，反对把欧盟发展成为美国的“对立面”。上述调整的目的是弥合欧盟内部大小国家之间和新老成员国之间的裂痕。为此，2005年12月17日默克尔在欧盟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竭力在英法之间斡旋，促使力保“农业补贴”政策的法国和坚持“特别还款权”的英国达成妥协，波兰等东中欧国家获得较多的财政援助，而德国却为此增加了净支出。2006年11月29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中)参加北约峰会的圆桌会议。

默克尔重视同俄保持“战略伙伴关系”，既合作又防范，并不回避批评俄的“民主缺陷”。对德国来说，俄是一个具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大邻国。安全上，俄虽不再构成对德的现实威胁，但从长远考虑，德对俄仍有防范心理，还担心俄国内出现不稳定殃及德国；政治上，德俄双方互有需求，俄支持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德既为俄在欧洲提供活动空间，又在一定程度支持美国在独联体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参与挤压俄的战略空间；经济上，德俄有互补性，德消费的1/3天然气靠从俄国进口，俄也是德的传统市场和投资场所。俄想在经济上融入欧洲，需要德国的合作与支持，德也是俄能源出口的可靠市场。因此，默克尔重视同俄建立“健康的关系”，但不像施罗德那样同普京发展亲密的私人关系，在车臣、人权、民主等问题上不时同俄发生一些摩擦。2006年初默克尔访俄时，就曾在德国驻俄使馆会见了一批俄非政府组织代表，引起了俄方的不快。

与此同时，默克尔政府与英法两国一起积极开展预防性外交，介入黎以、巴以、伊核等热点问题，施加影响，推动和平解决，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地区稳定发挥作用，受到国内舆论的好评。

对华政策上虽保持连续性，但在某些问题上态度后退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发展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是德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方针，也是其实际利益之所在。中德经济上互补性很强，2005年两国贸易额超过中国同英、法两国贸易额总和，占中欧贸易的1/3。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德国在政治上视中国为越来越重要的伙伴。2004年两国总理把中德关系定位为“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2005年10月默克尔以候任总理的身份声明，她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将继续执行科尔和施罗德的对华政策。应中国政府邀请，并在德国经济界的敦促下，她于2006年5月访华，显示了对中国的重视。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前民主德国造反起家的默克尔对中国还缺乏了解，而且或多或少带着看待过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眼光来判断中国，缺乏施密特、科尔和施罗德那种发展对华关系的热情，在人权、民主、法制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偏见和成见。迫于美国压力和意识形态偏见，她在“解禁”问题上持消极态度，对我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有不正确的理解。在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默克尔政府的立场亦有所后退。

总的看，中德关系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将继续发展，合作领域会进一步拓宽，但出于种种原因，也会不时地出现一些“摩擦”。最近德国《经济周刊》主编巴龙撰文批评默克尔“对华施压政策”。他写道：在默克尔的心目中，中国不过是她曾经历过的民主德国而已。只要德国的“蓝领”工人和“白领”职员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默克尔似乎就不得不在本党利益的驱使下对中国表示强硬。这一状况将在明年八国集团峰会上达到顶峰。默克尔已以八国集团轮值主席身份为明年的峰会提出议题，包括世界经济不平衡、能源供应和知识产权保护三个议题，以图分别针对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倾销”、“中国在非洲掠夺能源”以及中国“剽窃技术”和“盗版”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看来，该文并非空穴来风，值得注意。2004年4月，德国驻华大使在德国驻华大使馆授予梅兆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星级大十字”勋章。

一跪泯千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60年了，但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颠倒历史，到甲级战犯灵前顶礼膜拜，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与日本不同，发动战争的另一个国家——德国，在二战问题上敢于面对历史，承担历史的罪责，承认历史的判决，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向受害国人民认罪。他们这种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赢得了受害国人民的谅解和信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称赞。

说起德国的认罪，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起1970年12月7日。就在那一天，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跪拜请罪，形成了化解波德民族仇恨的历史瞬间。

当时，我正在华沙工作，见证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纳粹占领 血雨腥风

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坐落在以英雄莫·阿涅莱维奇命名的大街边。阿涅莱维奇是1943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起义的领导者。当德国纳粹血腥镇压起义占领了起义指挥中心的时候，阿涅莱维奇及其同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表现出一个民族不可侮辱和欺凌的高贵的尊严。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就是用这种高贵的民族尊严，用数以万计的牺牲者的热血铸造的。它从1948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起义5周年落成之日始，就高高地耸立在华沙犹太区的废墟上，记载着民族的苦难和悲愤。

如今犹太区的废墟早已不见踪影，代之以开阔的广场和宁静的草坪。但人们不会忘记德国侵略者占领时的残暴和屠杀。德国纳粹曾在这里修建起3米高的围墙，将45万犹太人集中在一片狭小的街区，称之为犹太区，实行其种族灭绝政策。他们日复一日地从这里将犹太人用火车押送到奥斯威辛等地的集中营，不分男女老幼，实施集体屠杀。他们杀人手段之凶残，远远超出人们的一切想象。仅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焚尸炉，一日之内即可焚烧尸体近万具。

在波兰的土地上，有多少个大大小小的奥斯威辛!在一个只有3000万人口的国度里，纳粹德国的杀人机器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全波兰死亡人数600万，首都华沙死亡80万。可以说波兰家家户户都有殉国者和死难者，无一幸免。这是德国纳粹以其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在波德之间制造的仇恨，挖掘的鸿沟。

边界争端 伤口涂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正义战胜了邪恶，历史做出了结论。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安排，跻身战胜国行列的波兰的疆域西移了，战前德国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十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给波兰。奥得-尼斯河成为波兰和德国之间的边界线。

1949年在德国的土地上诞生了两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个德意志国家对奥得-尼斯河边界问题持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即同波兰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承认奥得-尼斯河是波兰的西部边界，是两国间“友好的边界”、“和平的边界”。

与民主德国相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奥得-尼斯河边界持有异议。他们援引波茨坦议定书中的有关规定和提法(即波德边界的“最后划定应由对德和约解决”，战前属于德国的东部领土只是交由“波兰管辖”)，不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是波德之间的最终边界，不承认波兰对收复地区的主权，不同意将战前德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波兰，也不承认1950年民主德国和波兰签订的边界条约具有合法性。

波兰认为，在联邦德国存在一股企图修改边界的势力，这股势力始终没有放弃恢复1939年德国版图的愿望与活动，直接威胁着波兰的边界安全和领土完整。波兰强调，波兰和联邦德国之间“只有和平问题，没有边界问题”，联邦德国是否承认波兰西部边界线，是检验联邦德国是走和解之路还是走复仇之路的试金石。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勃兰特同波兰总理约·西伦凯维兹在华沙签署《波德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联邦德国承认波兰西部边界。

俗话说“冤家易结不易解”。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70年波兰和联邦德国“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签订，奥得-尼斯河边界问题一直是波德双方争执的核心和关系紧张的根源。在边界问题上的长期争吵，无疑是在充满仇恨的波德关系的伤口上不断地撒盐巴。25年了，旧仇和新恨困扰着两个国家、两个民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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